主题：推荐：如果这是宋史－－三百年的沧桑与疑问 -- hwd99
家园 不完全同意 四、2000年以來，中國史學界再次轉型，注重底層史、心態史、後現代史、性別史、醫療史的研究，解構nation-state觀念，其深度廣度都已經超越目前國內大師隕落、心態浮躁、抄襲成篇的史學界。
美国学界搞文化史研究，引入一些新潮的东西，什么后殖民之类，虽然有些新意，但很大程度也落入为新求新，立论不扎实的窠臼。依我看，如今的美国中国史学界，很多人也当得上“心态浮躁”这四个字。
尤其是新清史研究，更是重灾区。
- 复 不完全同意
家园 要一分為二的看 所謂“为新求新，立论不扎实”的缺點某些論著確實有，但更多的是國內學者酸葡萄心理。論史料紮實，新清史的作者（除了Evelyn Rawski）之外，大多掌握滿文，直接研究滿文檔案甚至蒙文檔案。
哈佛學清史的學生，跟Mark Elliott的要學滿文才能過關。國內各大學搞清史的有幾個有這種要求。
後殖民很正常，國內十分追捧的Frank的《白銀時代》、Pomeranz的《大分流》，R. Bin Wong的《轉變的中國》都有後殖民下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要不是後殖民主義，現在何來對荒謬的“普世價值”的抨擊？所謂普世價值，無非是歐洲殖民者對自己血腥發家的裝扮，把自己都不真正具備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口號拿來罵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國內歷史學界反倒是不少人現代化史觀當道，西西河網友反的恐怕應該是國內這幫人。
說到心態浮躁，一次在哈佛旁聽中國手稿傳統學術會議，開會前幾個國內的訪問學者聊天聊個不停，無非是誰剛買一個ipad，誰家大學更有錢。通篇沒人討論一個學術問題，只是問問誰是包弼德，待會可以打招呼。開會後更是無人發言。反正訪問學者回國後只要在系裡放幾個ppt，展示一下照片就夠了。每天接觸的訪問學者，除了旅遊購物，就是把老婆孩子接過來，甚至還有一個人來了一個月就偷偷回上海的。國家現在每年浪費這麼多錢送這些訪問學者過來，真是不值。
上個月參加某國內學術會議，共85篇論文，印的厚厚一大本。恕我直言，其中有價值的不超過十幾篇，剩下的也就是美國大學生本科term paper的水平。可是作者全是國內各大學的副教授以上級學者。每篇論文宣讀完，評論者都是“本著學習的精神”來的，就差鼓掌通過了。至於出版發表，反正一堆論文agency，都是明碼標價。
兄應該是來自國學數典的，“數典樂園”之前常有這方面的討論，兄應該不陌生。
- 复 要一分為二的看
家园 这个嘛，熟悉了就不会崇拜他们 首先要说的是，您对于国内学界的批评，是很严肃真诚的，这我也认可。我只是说，对于国外学界，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才是正确的态度。
就说新清史吧，只不过从后殖民的思路出发，把满文当作一个求新的路径，不少人都是半路出家的，学得并不扎实。有人说过，真正学得好，用得好的，就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Mark Elliot。相反，在很多人身上，后殖民主义预设立场、死扣身份认同的毛病倒是非常明显。何炳棣论汉化的雄文，固然不无偏执，但新清史的学者，到现在也没有好好地回应。我看到柯娇燕在Translucent Mirror的脚注里面骂何泄愤，实在啼笑皆非。
另一个问题是，使用满文、蒙文当然丰富了思路和视野，问题是就必然导致更加深刻的思想么？未必。Perter C. Perdue是憋出了China Marches West这种大师级著作，框架宏大是没得说，对历史图景的重建也很生动，要说思想水平，也不过尔尔。说到这里，顺便回应一下您说的另外一个，“大师陨落”，自史华慈之后，治中国思想史的美国学者也一样地没了大师。艾尔曼跟史华慈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没怎么上国学数典（知道有很多好书，但没阿堵物下不了），因为师承关系，非常熟悉后殖民的价值和弊病。您说的反普世价值，当然有后殖民的贡献，可是也不完全是这一家，我甚至认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才是最根本的。至少，《转变的中国》并没怎么征引后殖民的观点，主要还是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批评现代化线性史观的谬误。您想想，后殖民研究界出了几个思想巨人？除了萨义德可算半个之外，还有么？那几个印度人，我觉得只能说，“还行”。
家园 哪裡是“罵何洩憤”？ 看到兄寫到何炳棣被柯嬌燕在腳註中罵且洩憤，自己沒有印象，就找來書查閱一下。柯嬌燕在A Translucent Mirror一書中共有兩個腳註提到何炳棣：
1. For a diatribe on this see Ho 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which argues that since assimilation and acculturation have happened in China and its environs in historical times, "sinicization" is proven. Not much of the current critique of sinicization is addressed by the essay. "Sinicization" is simultaneously a characterization of and an explanation for cultural change, and accepting it entails accepting an ideology of historical causation to which Ho subscribes (attributing it to weaknesses in non-Chinese cultures, strength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magnanimous spiri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e facts would license others to dissent. (引自p. 13n23)
2. The emperor is aware of but dismisses the disturbing effect that Mencius' statement had had upon scholars over a millennium. Ho Ping-ti has called the classical passage " startlingly iconoclastic," indeed, "so iconoclastic that for ages it has baffled Chinese classical commentators" (see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earch for the Roots of Its Longevity"). Above quotation from the Mengzi follows Ho, 553, who follows Legge, trans., The Works of Mencius, 316. In 1998 Ho returned to this
passage, still following Legge, but now finds it not the least startling and interprets it to reflect the broad-mindedness of the "ancient Sinitic world" (see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129). As I have suggested earlier, the passage seems to be about leadership (Chapter 5, n 71). (引自p. 303n32)
個人覺得雖然觀點有別，但還看不出這樣的寫法是“罵何洩憤”，可能兄因喜愛何炳棣（我自己也是何炳棣的追隨者，所以不喜歡韓明士。郝若貝晚年思想轉變，所以還能贏得我的尊敬）而反感柯嬌燕吧？
家园 “泄愤”还是有些过了 diatribe虽然语气强烈，但我自己觉得尚可接受。记得当年第一次读罗友枝的发言之时，看到后来何炳棣写了一篇文章，兴奋的想要知道，何炳棣会如何的回应这种观点。可是诚实的讲，何炳棣的东西确实让人很失望。攻击新清史的态度固然有意义，但是何炳棣提交的成果连我看了都没有说服力。
柯娇燕批评美国的史学界有时过于强调“满族特性”，她对新清史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家园 您真的觉得可以接受么？ 您写了一篇旁征博引，讲道理的雄文，别人说您的文章是“恶骂”“辱骂”，读您的文章是浪费时间，把您的论述几乎完全dismiss掉，您如何感受？我说她泄愤，就是因为她用了语气如此强烈的词，但并没有认真回应何的文章。如果何的文章有偏见，那也是深刻的、有根有据的偏见，新清史学者的态度让我觉得他们是用一种偏见反对另一种偏见。——这倒是美国人文学界常见的毛病。
其实何炳棣之所以被激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罗友枝搞诛心之论，说他是民族主义者。我最最讨厌西方左派这种一贯的抢占道德高地的做法。何炳棣的认识不准确不全面，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列史料做分析把满族的影响讲清楚就好了，干嘛要给对方定性？说别人是“民族主义者”，潜台词自然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是什么呢？普世主义者。普世价值的代表。明着说普世价值，这些深受文化相对主义熏陶的西方左派肯定跟着你一起嗤之以鼻，但这不等于他们不会下意识地那么想。此外，一边批汉民族主义，一边就为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摇旗呐喊，自以为站在所谓“弱势族群”一边就伟光正，这种人也不少。比如Perdue。——他下半辈子来不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家园 同意您的讲法 其实后来重新回帖，显示在楼下，看发帖时间可知。
另，自己当初读所谓新清史四大名著的时候，就已经觉得Manchu & Han和The Manchu Way明显比另两本好，就是您所说的按照史料出发，有理有据，自然有其价值。
家园 呵呵 "diatribe"？
您觉得这是在讨论吗？是认真对待一位学界前辈的态度么？想一想，您在什么情况下会把别人列举大量史料的争鸣文章说成是diatribe？
家园 回應 十分同意“对于国外学界，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才是正确的态度”一句總結。我自己在數典其實反而是常常罵美國人的，不過這裡看到不少圈外網友了解不多，以情緒帶動寫作，才會不由自主的針對發言。
我自己看何炳棣和羅友枝的辯論，也是對羅氏頗有看法。她的Last Emperors水平不行。不過我們說來說去也都是美國學術界的事情，這裡沒有大陸學者的太多參與。
艾爾曼跟史華慈不是一個級別，不過，現在國內科舉學的研究連艾爾曼的水平也達不到，更不用說他那本On their Own Terms的科學史著作了。
Peter Perdue轉去耶魯，相比史景遷水平差了一些。兄可以多舉舉Richard von Glahn，R. Bin Wong，Peter Bol，Patricia Ebrey的例子。最近的Bettine Birge做宋元法律史的也相當出色。這些人的平均水平都比國內相應學者高一個數量級。
比如Richard von Glahn的那本Fountain of Fortune和汪聖鐸的《兩宋貨幣史》相比，寫作強的就不是一點半點。
您是解構主義的愛好者，我倒是覺得解構還是不脫歐洲話語權。後殖民主義的大家也是被歐美學術圈捧出來的。像那個Chakrabarty的Provincializing Europe，還是潛意識的歐洲中心觀。思想巨人現如今有一個就算不錯了。可惜，國內史學、特別是官方史學連後殖民批評的問題都達不到。
《轉變的中國》和《大分流》不算後殖民，更類似“歐亞相似論”的觀點。不過基本精神和抨擊Eurocentric的態度是一致的。
剛才看到往復論壇上對張廣達的採訪，您如果還沒看過，我也推薦一下：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4c6b0f32220d772bddec83d812c85000&threadid=25425
- 复 回應
家园 谢谢，我们应该都是在追求“分寸” 即怎样认识中国学界的既有成果，怎样看待海外中国学的成就。和你一样，在别处我可能是对中国学界大加挞伐的（当然也有很多时候干脆就不屑于说了），只是如果看到别人特别推崇美国中国学的东西，就会跳出来“平衡”一下——这是学术人士的职业病。
要比烂的话，国内学界的烂人烂事那的确太多了，不过以前有一个哈佛毕业的台湾老师曾经跟我说，大陆学界良莠不齐，但有高手，需要自己去观察、评判。我觉得这个描述是中肯的，至少我一路走来，还是遇到了很多学术做得不错的教授。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学问就非常深湛，只不过没什么虚名。一个不算是普遍适用的诀窍，就是看哪些中国学者被西方学者普遍征引。我最近也读了一本优秀的法律史著作，作者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对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等级研究评价就很高。
说我是解构主义的爱好者，这个我就
了。我对后结构、后现代、后殖民这些后学系统的东西，多少都看过一些，总体感觉贡献是有的，但有限，不像某些人吹得那么玄乎。您说国内史学赶不上时代，可我怎么觉得很多人热衷于赶西方时髦，已经开始走火入魔了呢？比如搞性别研究的一些人。但不管怎样，沉浸在现代化理论不能自拔也好，三句不离后学也好，从根本上说，都还停留在初刻拍案惊奇的状态。对于后殖民理论的使用，我也有一点粗浅的思考，请指正：
家园 一点想法 您的博文我拜读了，很有启发。美国现在史学进入新阶段，就是全球史当道，这和北美的移民社会分不开关系。国内这些年的身份研究也正如您所讲的，是现实的反映。
我自己更关注的後殖民话题，其实是科学史方面。近来史学界已经基本认为，所谓科学不过是殖民压制的工具，科学研究从来也不是客观、真实、可信的，而是处处跟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其实，起初的科学史研究融合了福柯的理论，但是这不够，添上後殖民因素才能深刻反映出科学的荒谬性和不可依赖性。这种研究我觉得意义很大（看看“全球变暖”就知道了）。其实“全球变暖”可笑、那些打着科学理性旗号的其它研究就真实吗？
至於中美比较问题，个人认为：作品对作品、个人对个人，目前国内史学界比不上美国的中国史学界的活跃、认真和开拓。我们直接比具体学者和单本作品就可以看出。以楼主发起的宋史话题来说，两边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更不用说日本学者的贡献了）
- 复 一点想法
家园 继续探讨 全球史的确是个新趋势，而且美国史学界对各国国别史的研究也已经积累到了一个足以支撑全球史书写的程度。然而，问题也显而易见。现在我们都知道历史书写与权力建构密不可分，那么美国热衷于全球史的叙述，是不是在为帝国霸权服务呢？固然这一代全球史书写者的平台要比斯塔夫里阿诺斯好很多，但在立场、方法上完全可能有很多被指摘的地方。随举一例，前面提到的柯娇燕最近就在写全球史，但我根本不认为气量如此狭小的她是一个合格的全球史书写者。
您提到后殖民理论对科学史研究的介入，坦率地说，我在这一点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您说：
近来史学界已经基本认为，所谓科学不过是殖民压制的工具，科学研究从来也不是客观、真实、可信的，而是处处跟殖民主义联系起来。不知您可否给个出处？的确，我也隐约知道这种观点在美国史学界颇为流行，但我不认为这是美国史学家的过人之处。同样，美国史学界后殖民和性别研究占据霸权地位，文化史研究压倒政治经济史研究的现象，虽然有美国国内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脉络在里面，可以理解，但在我看来是美国学术的悲哀：
尤其是在英语世界，文化史已经主宰了历史研究和书写。根据美国历史学会成员在2006年对其研究主题的介绍，文化史是研究人数最多的，其次是宗教史和妇女史。政治史就不用提了，连社会史研究都望尘莫及。从1992到2006，致力于社会史的人下降了百分之六十，而专攻文化史的学者则上升了百分之七十八。《澳洲历史研究》1996年到2005年间发表的210篇文章中，49篇为性别史，36篇为文化史，33篇为社会史，29篇为原住民史，12篇为移民史，8篇为宗教史，11篇为史学史，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这些传统史学重镇分别只有15篇、9篇和28篇。我以前只是隐约听说美国史学界做gender成癖，这次看到美国和同属英语世界的澳大利亚两国史学界相关数据，也不禁为之惊叹。我相信您并不熟悉自然科学。我也不熟悉，但我有非常要好的科学家朋友，机缘巧合，对科学思想还比较了解。我建议您不要轻易跟着西方的科学史研究者说“科学的荒谬性和不可依赖性”，不然刚才因为不熟悉文史研究被您轻易批驳的fullerene和其他理工科出身的西西河河友，转身几大块板砖，咱们都受不了。在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许多科学家的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现在的科学研究也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但科学作为一个学问体系的有效性，在实证过程中经受了考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人类最可靠的智慧结晶。欧美搞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以“政治正确性”画地为牢的脑残很不少：
一位警惕的反帝国主义学者攻击“西方的数学”（western mathematics），认为它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秘密武器”。他所运用的这种推理人所共知。尽管西方的数学主张普遍性，但是它的确是一种支配和控制的工具。西方的数学一直都在“用普遍性和文化中立性的假设强加于种种本土文化之上”。不过，世界也产生了其他的，而且同样有效的计算体系。“所有的文化都产生了数学观念，这正如所有的文化都产生了语言、宗教、道德和亲属关系体系一样。”按照教育学教授阿兰·毕肖普的看法，存在着“可选择的数学体系”，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有人报告了大约六百种计算体系，包括手指计算法、身体计算法、结绳计算法、念珠计算法等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将“种族的数学”（ethno-mathematics）视为主流数学之外，或反对主流数学的一套“更加本土化，而且更加特殊的数学观念”。
“种族数学”的另外一位拥护者公然抨击“欧洲中心的”方法，因为它假装具有普遍性。数学教育家马瑟罗·C·波巴认为，欧洲的数学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体现着西方学术界的“符码和理解力”。事实上，世界人口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使用它。“因此，‘学院的’数学不是普遍的。”多样的文化所发展出的“种族数学”要好得多；本土的算术超过了学院的数学，“因为由给定的一个文化团体发展出来的种族数学同这个团体中出现的障碍是密切相关的。”
- 复 继续探讨
家园 1 理性主义大盘巩固的阵地呼唤文化党入侵以增加饭碗。
国际关系研究的模式也可以从欧美学者的研究主题与方法中得以考察。形式化的理性选择研究在
《IO》、《ISQ》分别占8.7%、21.2% , 而在欧洲的《E-
JIR》、《RIS》中分别为2.9%、0%。
三种理性主义研究( 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的理性选择研究加上定量研
究 ) 总 共 占《IO》的 68.4%、《ISQ》的 73.2%, 而 在
《EJIR》与《RIS》上分别占36.8%、22.8% 。
（注：1995-97的比例是63.9、77.9、42.3、17.4）
理性选择
方法仍然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维弗尔认为,《IO》强调软理性选择方法和建构
主义, 但定量研究在《IO》所占比例为25.4%而占有
优势地位。《ISQ》仍然强调定量研究, 以事实证据
判断不同理论的真伪。分析结果也可证明史密斯假
设的正确性, 即“特别是在美国, 实证主义占据主导
地位, 某种程度上使其他方法处于边缘的地位”。①
把理论与定量的经验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成为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模式。
在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中, 三种形式的理性选择
理论所占的比例却有小幅下降的趋势( 1995- 1997
年的《EJIR》与《RIS》分别为42.3% 、17.4%) 。维弗
尔曾思考理性选择理论是否像其在美国那样成为
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理论的问题。这种状况不
仅没有出现在欧洲国际关系研究, 而且受到更少的
关注。
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的知识霸权 外交评论
据说搞中国的饭碗可能潜在机会大大的
我对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中的文章进行了有关题目和提要的关键词的3次搜索。在3种不同类型的文章中,
搜索涉及的某个国家或地区名称,例如美国、欧洲(涉
及欧洲或英、法、德)、苏联/俄罗斯、中国或日本。先
用关键词“国际关系学+国别”进行搜索,接下来搜索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别”,最后,在美国的三大
国际关系杂志(《国际研究季刊》、《国际安全》、《国际
组织》)中搜索某个国家。这里的假设是这些杂志中
所有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
结果显示,在3次搜索中,涉及中国的文章大大少于美
欧,仅多于日本。在三大杂志中,少数文章在标题中提
到了中国。考虑到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大西洋欧洲中
心特征,这一点不难理解。只有在《国际安全》杂志
中,涉及中国的文章数目超过了苏联/俄罗斯和日本。
而在《国际组织》杂志中涉及中国的文章比例最小。
总的数据显示,关于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
兴趣始终很小。
我把有关中国的文章进一步分为中国问题专家和
非专家的文章两大类。这么做是想测试一下,看看是
否是中国问题专家们自己不能或不愿意面向国际关系
理论的读者写作。
结果表明,《国际安全》上68%的与
中国有关的文章都是中国问题专家所写,而《国际研
究季刊》和《国际组织》的数字分别是33%和38%。
这一差别是有道理的,因为与另两种杂志相比,《国际
安全》更侧重于政策分析,因而没有理论方面的负担。
简而言之,数据证明,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始终孤立于
国际关系研究之外。
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例如,这3本国际
关系杂志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文章都是在近15
年以来发表的。《国际安全》上相关的35篇文章都是
1992年以后发表的。《国际研究季刊》上的12篇文章
中只有1篇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1987年)出现
的,而《国际组织》上关于中国的8篇文章中只有2篇
是在90年代以前(1966年)刊登的。《国际安全》的
数据表明,在安全研究和政策研究领域,对“中国崛
起”的兴趣正在上升。这个解释对《国际研究季刊》和
《国际组织》同样适用。总体看,有关中国的文章在最
近10~15年中出现的频率在稳步增加。另外,在非亚
洲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中对于中国的兴趣似乎也
在上升,这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作品包含的中国
章节可见一斑。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 江忆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