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警方的卧底探员马雷尔.麦卡洛首先冲到受害者身边，拿起一条清洁车上的毛巾，想要堵住下巴上的巨大流血伤口。金的领带结被吹到了阳台上。疯狂的求救电话毫无结果，因为洛琳.贝利一直奇怪地拍打着自己的头并且喃喃自语，而不是去操作汽车旅馆的总机，嘴里反复念叨着：“有人打了那辆白色的老卡车。”她也被送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她遭受了致命的脑溢血。A.D.金在警笛声中失魂落魄，其他人将他送到了凯尔斯家，这家人原本准备好的宴席摆满了一桌子却无人品尝。“他们终于把我哥害死了，”A.D.空洞地说道。格温.凯尔斯认为黑人是“为真理而生”，被迫在白人世界当中面对艰难的现实。她支持建立了孟菲斯寻找意义委员会，这是一项跨越种族界限的显著公民承诺，旨在为这场震惊世界的当地悲剧收集每一片可能增进理解的记忆或者事实碎片。

委员会的志愿者们甚至设法获得了通常被当地电视台丢弃的未使用新闻录像。在圣约瑟夫医院急诊室外拍摄的片段中，一位年轻的记者没能从精神紧张的拉尔夫.阿博纳西那里得到任何关于犯罪现场或者金如何被宣布死亡的回应。但是他随口提出的一个关于金的个人历史的问题却打开了阿博纳西的话匣子，让他陷入了对于1954年1月一个寒冷早晨的遐想。在那个早晨，即将与他成为挚友的金在布道坛传奇人物弗农.约翰斯的陪伴下来到了他位于蒙哥马利的牧师办公室。阿博纳西开始大谈特谈约翰斯这位暴躁的天才，尽管记者迫切要求他评论一下华盛顿的抢劫与芝加哥的纵火，他却充耳不闻。一百一十个美国城市爆发了骚乱。亚特兰大举行了规格相当于国葬的葬礼，棺材车由骡子拉着。葬礼过后第二天，悔恨的国会通过了住房交易反歧视法案。在约翰逊总统的命令下，联邦调解员解决了孟菲斯的罢工。环卫工人得到了每小时10美分的加薪与组织工会的权利，勒布市长则宣称是市议会不顾他的反对强行批准了环卫工会的建立，企图借助这套说辞保住一点颜面。亚特兰大的遗嘱检验法庭确定金死时没有留下遗嘱，身后留下的净资产不到六千美元——他的遗产中最大的一笔资产是古怪的诗人兼散文家多萝西.帕克遗赠给他的12351.36美元，而且这笔遗赠还颇有争议。

1970年，阿拉巴马州的选民推选了朗德斯县自由组织的三名创始成员担任全县职务，该组织当时已与全州的民主党合并为一体。新任警长约翰.胡莱特连续服务了二十二年，在2001年退休前连续当选了三届县遗嘱检验法官。朗德斯县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贫困县，部分原因在于缺乏更广大的视野，但是种族恐怖的高压气氛早已从海尼维尔的法院里荡然无存了。

1972年12月12日，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缓缓走进了LBJ图书馆的捐赠仪式现场，在民权时代留存下来的名人当中——包括罗伊.威尔金斯、克拉伦斯.米切尔、惠特尼.杨和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激起了一片惊讶的涟漪。老迈虚弱的前总统起身赞扬了前一位演讲人，佐治亚州众议员朱利安.邦德——“我对他不太了解，但非常钦佩”——然后又谈到了为什么关于平等权利的总统文件对他来说在政府本质这一方面具有“最深刻的意义”。接下来他警告各位听众切忌自满，否则他们后代还要经历暴风雨。演讲结束后，气喘吁吁的前总统一边大口吃着降压药一边找来了惊魂未定的邦德。约翰逊对于邦德在自由问题上的独立信念给予了私下鼓励与衷心感谢，不过同时也忽略了邦德针对越战的明显异议。越战在约翰逊总统任期结束四年多之后仍在肆虐。六天后，尼克松总统下令向河内与海防投放三万六千吨炸弹。这一轮“圣诞轰炸”杀死了大约两千一百九十六名北越平民，代价是二十六架飞机与九十三名机组成员。至于这场轰炸的真正目的则是迫使南越盟友假装美军的撤退是一场胜利转进。约翰逊于一个月之后去世，就在1973年1月27日越南解决方案正式签署前夕。

1974年7月，宝莉.默里律师颤抖着跪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倡导者教堂里，接受新晋牧师、七十九岁的化学家兼高空气球飞行先驱珍妮特.皮卡德（Jeannette Piccard）的祝圣。一名男牧师在背景当中喊道，女性神职人员是针对基督和平的严重罪过：“上帝此时此刻作为父亲和法官看到你们试图把石头变成面包。”圣公会主教院很快通过紧急法令宣布皮卡德的特立独行团体的圣职任命“无效”。默里本人在只有男性神职人员的神圣动荡当中坚持完成了神学院教育。1977年1月8日，在华盛顿大教堂的仪式上，她成为圣公会官方认可的第一批女牧师当中唯一的黑人先锋。此时距离她与查尔斯.摩根在朗德斯县打官司已经过去了十年，他们的诉讼为许多州的女性赢得了参加陪审团的权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教会斗争恰好赶上了冷战时期针对腐败政府秘密的特别调查——政治操纵、暗杀阴谋、间谍游戏以及高官的小规模暴政。1969年穆罕默德.阿里拒绝征兵审判期间抖落出来的联邦调查局窃听内幕压制住了针对金的婚外情指控。金遇害之后，调查局马上投入了侦破工作。日后针对案件调查的全面审查表明，联邦调查局探员有能力履行纪律严明的公共职责，但是同时也会做出一系列令人麻木的违反宪政行径，包括滥用窃听器、私仇报复以及各种犯罪。几天之内探员们就追踪到了与刺杀步枪一起被遗弃的T恤衫上的标记，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洛杉矶的家庭服务洗衣店；同时他们还在亚特兰大找到了疑似逃跑车辆，根据车上的服务贴纸也追踪到了洛杉矶的某个住址，登记在这个住址下的假名与T恤衫上是同一个。邻居们都记得这位住客，此人性情孤僻，上过调酒师学校。出售凶器的伯明翰店员在一张毕业照片中认出了此人。凶器上的指纹牵连出了逃犯詹姆斯.厄尔.雷的匹配照片。行凶之后两个月里，此人一直依靠笨拙的抢劫以及在街头精明地获取假身份来逃避追捕。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政治部门则厚颜无耻地向约翰逊总统暗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或者拉普.布朗指使人杀害了金。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更是栽赃说金在洛杉矶的情妇的家人安排了这次谋杀——甚至安排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与这对夫妇对质。

刺杀发生后不久，悲痛欲绝的斯坦利.利维森抱怨说，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扭曲了“将要保护他们免遭黑人怒火的石膏圣徒塑像”的损失。骄傲与恐惧从各方面颠覆了金的遗产。詹姆斯.贝弗尔无视生命的脆弱，迅速宣布詹姆斯.厄尔.雷只是一个小卒子，因为“一个身价十美分的白人小子不可能制定计划来杀死价值百万的黑人”。1978年，雷在狱中举行了一场阴森的婚礼。詹姆斯.劳森主持了婚礼，贝弗尔担当了见证人。这场婚姻并未持续多久，女方是一位法庭素描师。贝弗尔与劳森的这样做的动机与其说是宽恕，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断言某些比雷更巨大的邪恶必须为所有痛苦负责。此外阴谋论的暗流还吞没了民权运动当中的许多伤亡。丹尼斯.斯威尼在密西西比州的示威活动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1980年，他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谋杀了他的导师阿拉德.洛文斯坦，随后被送入精神病院。拉普.布朗成为了穆斯林教派领袖，更名为贾马尔.阿明。后来他莫名其妙地谋杀了一名治安副官，被判处终身监禁。1997年，德克斯特.金公开宣称詹姆斯.厄尔.雷在其父亲的谋杀案当中是一名无辜者——“在某种奇特的层面上，我们都是受害者。”他引用了基于基督教教条的奇妙理论，认为真正的罪责应当归于联邦政府。

与民权阵营互成镜像的是，许多民权运动的批评者同样不信任政府。他们基于这份不信任创造了政治历史。1983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宣布，他相信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总有一天能够确定金究竟是忠诚的美国人还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但是既然他们似乎一心想要把它（金的生日）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节日，那么我相信这一天的象征意义足够重要。当提案摆上我的办公桌时，我将签署这项立法。”里根的阳光性格缓和了他的政治纲领，即政府是坏的——事实一再证明了政府的专制、无能与浪费——至少在涉及民权时代的斗争目标时确实如此。里根的理念成为了美国政治当中的主导思想，历史的周期性调整将爱国主义语言的重点从公民身份转移到了服从命令，从而压缩了公共空间。

一个悖论至今依然存在。尽管自拿破仑以来的两个世纪当中越发致命的“整体战争”表明，暴力在现代世界维持治理的力量一直在愈发减弱，但是在此期间的主流治国之术依然惯于将刺探与强力当做杠杆。就连军事领导人也经常强调战争的政治局限性，但是政治却迟迟没有认识到非暴力的显著影响。于是学生们涌上1987年的韩国街头，迫使独裁者认可了选举的永久结构；于是1989年的码头工人罢工以及在柏林墙残垣边上高唱“我们必胜”的天鹅绒革命促成了苏联的突然解体，政治专家们事先毫无预警，世人恐惧了几十年的核武危机也并未出现；于是同样在这一年，【】；于是在接下来的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结束了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现身在了开普敦的阳台上。他并未采用灭世复仇来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铁腕统治，而是呼吁充满希望的认同：“在一个统一、民主、非种族化的南非，在共同的选民名册上进行普选，是实现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途径。”

就像美国的开国元勋一样，那些为民权而游行的人们将权力拉低到了每一位个人的层次。他们将深切的希望寄托于胸怀简单理想的普通人们建立公民权纽带的能力——“我们作为人民”——以及由公共信任支持平衡自治的强健设计。他们把自由作为美国在这个严酷世界安身立命所需要的唯一故事。金经常引用废奴主义者西奥多.帕克的话：“道德世界的弧线很长，但是终归会向正义弯曲。”他的演说在非暴力的共同基础上挖掘了平等灵魂与平等选票的双重教义。正义完善了历史，直到它的火焰暂时黯淡下来。

金本人坚持非暴力，以至于他在厌倦了牺牲的同事们中间几乎孤立无援。到最后，他抵制了暴力、愤世嫉俗和部落心态的煽动。他抓住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自由，扎根于普世的信仰，维持着爱国主义，为所有人照亮了他的国家的遗产。这笔宝藏正是金时代的美国留下的持久承诺。

最后的选择对于上层政界的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压力。对于金来说吊诡之处在于，这些选择同样也考验着被广泛视为愚昧或者软弱的非暴力承诺。一位著名的黑人编辑责备他不该不带保镖就穿越三K党势力把持的乡村地区，金则认为武装护送带来的安全感不过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幻觉：“我会觉得自己像笼中之鸟。”他还带上两个儿子——不过没有带上他们的姐妹——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家庭旅行，乘坐包租的塞斯纳飞机穿越了佐治亚州的农村。这架双引擎飞机的一台引擎在梅肯与韦克罗斯各自熄火一次，致使金在平安落地时感到格外如释重负。他在某座教堂告诉会众们：“现在马蒂和德克斯特也都去过奥尔巴尼了。”他回忆起1961年到1962年的斗争，当时蹒跚学步的德克斯特曾经“来到城市监狱探望爸爸”。他对迟到表示歉意，但是又再次高调激励人们跨越文化界限与穷人联合起来：“总有一天骨骸会重新组合成型。”就像《以西结书》中描写的枯骨生肌一样，来自黑土带的骡车队将与来自贫民区、煤田以及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大篷车连接起来，在华盛顿焕发出生机。“最后，这是一场非暴力的运动，”金这样说。“我不为非暴力道歉。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

第二天3月24日星期日，金一大早就来到哈莱姆区第116街的一座由废弃剧院改建而成的教堂，为新近在此成立的教会进行布道，以此祝贺怀亚特.T.沃克牧师在这家教会的正式就职。并非巧合的是，与此同时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也带着一千名追随者来到剧院门外游行，口中高喊“犹大！”以此指责沃克从他附近的巨大会众当中挖人。这种声嘶力竭的布道坛政治表演并未引发广泛关注，因为鲍威尔终于结束逃亡返回美国的新闻远远更加轰动。逃亡期间他一直试图推翻将自己驱逐出众议院的诉讼，眼下最高法院还在审理他的上诉。不久前一心想要打通门路的鲍威尔从比米尼岛溜到了纽约县警长的临时拘留所，然后又溜到某位法官的公寓，为自己背负的各种藐视法庭罪判决预先安排假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流亡十八个月之后重新获得牧师身份以及政治上的优势。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报纸都以头版报道了他在阿比西尼亚浸信会的半圆形大理石平台布道坛上的戏剧性亮相。跟随他一起登台的还有十几位面色阴沉的保镖，他将这些人称做“未来的潮流”。鲍威尔谴责了一幅浅色皮肤的耶稣画像——“把它弄出去！”——并命令在整个教堂里的耶稣画像都必须是黑人形象。闻听此言，一群来自哈莱姆区矛矛党社团、由一位查尔斯.37X.肯雅塔率领的“亚当突击队”登上台前热烈拥抱了鲍威尔。还有一名突击队员举起了砍刀，向众人展示扎在刀尖上的圣经。《时代周刊》报道说：“观众的反应不一。”

“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或许是我，”鲍威尔在布道中喊道，“但是耶稣仅仅碰上了一个犹大，而我却碰上了大约五千个！”他预言当年秋天将会发生席卷全世界的革命，恳求会众不要“像猪一样死在某个不光彩的地方”。他承诺将会粉碎初露端倪的教会叛乱，还嘲笑说他就算聘请米老鼠充当竞选经理也能赢得缺席的国会改选。鲍威尔面向二百位记者宣称：“我在这里为你们白人宣扬黑人的领导力。”这其中许多人接下来又赶到沃克的新教堂，想要知道金对于鲍威尔的言论作何反应。鲍威尔刻薄地宣称非暴力抗议已经死亡，金的看法则截然相反：“我认为它这才刚刚开始。”他拒绝发表其他评论。这一表态在鲍威尔的大鸣大放之余赢得了篇幅简短的报道：“金为非暴力战术辩护。”

金的顾问们于周一聚集在纽约，对反贫困运动进行了一次充满争议的审查。筹备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在艰难地进行，特别是筹款。一些顾问对于金打算在星期四再次绕道孟菲斯（现在积雪已经融化）的承诺很不放心。为了巩固最近联系上的一条捐赠途径——华盛顿的多家宗教团体和公民联盟表示愿意为反贫困运动提供后勤支持——哈里.瓦赫特尔带着几个人先行离开，前往一个私人机场。只有金、安德鲁.杨和飞行员愿意和他一起乘坐一架单引擎包机。不久前的经历致使金一看见这架飞机就面露难色，表示他更希望飞机至少有两个引擎。一行人在飞机上争论了半天，并在傍晚时分匆匆赶赴卡茨基尔参加第六十八届美国拉比大会，众多保守派拉比正在那里等待金的登场。亚伯拉罕.赫歇尔在介绍金的时候宣称：“今天在美国，我们在哪里还能听到堪比以色列先知的声音？马丁.路德.金的存在是一个征兆，表明上帝尚未抛弃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穷人的处境是我们的困境，我们的疾病。对他们的呼喊充耳不闻就等于诅咒我们自己。”

为了回应赫歇尔的热情介绍，金登台之后首先描述了两人五年多之前在芝加哥的第一次相遇。当时正值伯明翰运动箭在弦上之际，来自赫歇尔的宣讲“激励了我国所有宗教信仰的神职人员……去做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金在台上没有发表演讲，而是回答了由埃弗雷特.根德勒拉比（Everett Gendler）主持的质询。台下的拉比们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分离主义、“反以色列的黑人”以及实际政治的问题。有人想知道“近来犹太人给你们的捐款是否显著减少？”也有人想知道“如果我们参加了某个委员会，其中有一个黑人激进分子和一个黑人温和派”，那么其他不是黑人的成员在这两人发生冲突时应当作何表现。还有人认为支持战争的社会能量远大于支持正义的能量，不知金对此有何看法。金回应道应当以非暴力作为交往准绳。以色列需要安全的外部环境来建立充满活力的民主前哨，流离失所的阿拉伯人也需要稳定的立足点来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两者都不可能通过暴力得到保证。金虽然一贯主张要勇于斗争，但是又认为斗争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在于达成平衡，而不是诉诸暴力。他沉思道，伯明翰的种族隔离看起来曾经坚不可摧，约翰逊总统也曾经主张投票权法案不可能得到通过，然后塞尔玛就释放出了自由的潜力。现在金恳请各位拉比们在华盛顿再来一次信仰之跃。“我们需要机构带来我所提到的压力，促使国会和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杨在会场里走来走去敦促各位拉比宣誓参与华盛顿运动，金则感谢根德勒拉比很久以前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响应他的号召，早在第一丝胜利曙光出现之前仅凭奉献精神就成为了志愿入狱的见证人。拉比们为金合唱了一曲希伯来语版的“我们必胜”。

当晚回到曼哈顿，金不顾瓦赫特尔的反对，执意要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提前下车，步行走过最后一个十字路口。瓦赫特尔认为在单行道上绕行会更安全，金对此不以为然：“哈里，如果他们连肯尼迪都保护不了，又怎么能保护我呢？”他很快就不请自来地敲响了老朋友阿瑟.洛根（Arthur Logan）的房门，为的是继续上次的未完争论。洛根是享誉纽约上城区名流圈子的名医，从艾灵顿公爵到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都是他的客户。金经常找他讨要安眠药，也经常抱怨他的安眠药根本斗不过自己的失眠症。洛根的女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是麦克乔治.邦迪在哈佛大学的门生，已经成为约翰逊政府中的一名黑人先锋执行官。洛根虽然是黑人，但是肤色却浅得近乎白皙，以至于他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打招呼时都带着讽刺意味——“我们黑人要团结起来！”——不过他也认为鲍威尔的绝望街头叛乱已经走得太远了。洛根设想了一套精妙的操作，一方面能够终止鲍威尔的职业生涯，同时还能维护他在众议院的合法权益。金对此表示欣慰，但是他这次登门拜访的主要目的还是与洛根的妻子当面理论个明白。玛丽安.洛根（Marian Logan）是协进会领导人沃尔特.怀特的表妹，还曾经是咖啡社和蓝天使俱乐部的歌手。目前她是领导大会领导机构中唯一的女性，被同事们昵称为“理事会夫人”。她将多年舞台生涯磨炼出来的勇气都注入了一份长达六页的备忘录，主张金应该放弃华盛顿反贫困运动。她的反对让金痛苦不堪，他质问她为什么要把这份私人备忘录传给所有其他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金呻吟道，一旦这份备忘录对外泄漏只字片语，就肯定会遭到大肆炒作，说什么领导大会陷入了内乱。他感到自己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他怀疑玛丽安与贝亚德.拉斯廷有勾结，而拉斯廷自从投效了支持越战的工会之后就一直“不太对劲”。

“马丁，我这么做是因为很多时候你都不听我的，”玛丽安.洛根回答道。她反过来指责金只会跟她讲大道理，却不想想实际工作当中的难处。金劝说她重新考虑一下，而她则一直哭了一个通宵。阿瑟.洛根不停地在两人之间打圆场，提醒他们别忘了这么多年来的同甘共苦，并且不住脚地端上滋润喉咙的伏特加与橙汁。他恳请金暂且少说两句，因为焦虑已经伤害了他妻子的健康。金停顿了一下，同意她看起来确实很糟糕，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列举了好几个理由来说明玛丽安应该支持他的事业从而彻底摆脱焦虑。金承认，玛丽安备忘录当中预测的华盛顿反贫困运动的每一条缺陷都言之有理。这场运动的确很可能将会加剧紧张局势，招致镇压，暴露民权阵营的内部分歧，使得局面更加恶化。但是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他策划的每一场运动都伴随着上述所有问题：“如果一味瞻前顾后，那么我们就永远也搞不成任何一场运动，玛丽安。我真没想到我居然还必须向你解释这一点。”金尤其愤愤不平地抗议了玛丽安的书面指控，即他“准备把暴力作为最后手段”，因为他死也不会这么做。反贫困示威活动将会一如既往地承受各方各面的打击迫害，唯有非暴力才能帮助每一场运动找到突破政治冷漠与蔑视的方法。金承认反贫困运动可能会失败，但他恳求她不要放弃努力。

阿瑟.洛根在接近黎明时分恳请二人休战。争论双方暂时同意虽然每场运动都令人生畏，但是一场跨越文化与阶级障碍的经济运动似乎比以往更加棘手。金从他最喜欢的沙发上站起身来。洛根家的客厅可以容纳三百人，平时用来在优雅的洛根家砖石公寓举行招待会。此时的金彻夜未眠，精疲力竭，只得取消了3月26日星期二上午的早期招募活动。不过他还是强打精神前去拜访了哈莱姆区某一户预先约定的租户家庭。这户人家的户主、八岁孩子的母亲本尼.福勒夫人（Bennie Fowler）事后接受采访时难耐激动地表示：“我这兴奋劲还没过去呢。”她在厨房的晾衣绳下为金摆上了一份家常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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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顾问小组的十几名成员——也就是约翰逊的“智囊团”——挤进了白宫官邸的家庭餐厅，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与克里顿.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发言，后者将接替韦斯特摩兰担任越南战场指挥。面对压力的惠勒最终还是放弃了向越南增兵二十万五千人的要求：“凭借我们现在拥有的部队就不用担心全面失败。”艾布拉姆斯预测将有一年的艰苦战斗和消耗。周二午餐后，约翰逊总统邀请将军们来到西翼与智囊团磋商，看看能否在周日晚上的总统电视讲话当中宣布战争决定。

麦克乔治.邦迪的开场白让内阁会议室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总统先生，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我们的大部分立场都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他严肃地报告说，尽管去年十一月智囊团还一致认为战争进展缓慢而稳定，但是现在相反意见已经占到了多数：“我们必须开始采取脱离接触的步骤。”接二连三的知名嘉宾纷纷示意道，邦迪的总结代表了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嘉宾包括二战将领奥马尔.布雷德利、朝鲜战争主帅马修.李奇微、麦克纳马拉的副手赛勒斯.万斯以及共和党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伦（Douglas Dillon）。这一势头直到轮到陆军将军、前驻南越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发言的时候才被打断。身为坚定鹰派的泰勒对于自己刚才听到的话语表示震惊：“总统先生，我的一些朋友在这里表达的观点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总统似乎已经麻木了。会上有传言认为智囊团拿到的机密战争简报一定有偏差，所以他们才会提出这种观点。闻听此言约翰逊略微兴奋了一下。他恹恹地开玩笑说：“待会你们都走了以后，我首先就要把昨晚那些简报拿出来再看一遍。”但是在各个政府高层机构，类似的表现将会一再重复，毋庸置疑地体现了某种一致且平衡的立场。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美军与南越盟友这次给越共军队造成了巨大伤亡。春节攻势之前的越共军队估计有二十三万人，现在约有八万人阵亡，负伤人数还是死亡人数的三倍。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根据小学数学就能发现的新问题。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在前一天晚上听取威廉.德佩少将（William DePuy）的五角大楼汇报时提出了一则立刻人尽皆知的疑问：“那边他妈的到底还剩下什么人需要我们继续打仗？”这则疑问的答案很令人不安：一方面北越势力已经渗透进入了南越境内，另一方面对于外国驻军的敌意也刺激得许多南越人主动投奔了北越。分析家们一致认为，后一点的根源在于政治，基本没法解决。

但是在内阁会议室，战争的支持者们却扼杀了警报。沃尔特.罗斯托后来表示他并不信任智囊团，因为他在其中“闻到了奸细的气味”。泰勒将军认为五角大楼的异议者一定“用自己的疑虑浸染了他们”。好几个人都大声建议采取更加偏重防御的军事战略，以弥补自四月份以来从南越农村的广泛撤退。前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建议放弃搜索与摧毁任务，转而在人口密集地区采取“屏蔽”态势。拉斯克认为美军仍然可以“剥夺越共与北越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福塔斯和惠勒都断言美国的目标始终是强迫南北和谈而不是实现军事解决方案。

闻听此言的迪安.艾奇逊当场就失去了耐性，对着惠勒将军大发雷霆起来。“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真按着你的说法，那我们送过去五十万人究竟为了干啥？让他们整天泡妞吗？！这不是文字游戏，将军。如果部署这么多部队不是为了实现军事解决，那么无论说什么话都是白说。”

一贯以霸道闻名的艾奇逊是冷战的主要设计师，在朝鲜战争期间始终是杜鲁门总统的亚洲危机国务卿，此前他一直凭借自身威望支持越南战争。谁都没想到他居然公然叛变到了主和派那一边，致使智囊团陷入了阴燃不熄的新一轮僵局。约翰逊试图通过表达感激来控制局面。他总结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综合考虑你们各位的发言，国会可能会批准的决策，还有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采取的行动，并且努力使我们在这里的行动尽可能有效。”当天晚上艾布拉姆斯将军把总统拉到一边，紧张地表示安慰。他很遗憾地看到总统手下的指挥中枢陷入了进退不得的窘境：“我知道战场上有很多人正在送命，但是您应该了解我。早在几年前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必须面对这种事也依然要继续在军中服役。当时我就认定了这世上还有比死更糟糕的下场。现在这一摊子事我会咬牙硬撑下去。我不喜欢现在的局面，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以正确的判断来回应前线官兵们的英勇，约翰逊一直在苦思冥想，几乎要被这份压力压垮。他认定任何和平倡议都不可能从河内方面得到值得赌上士兵性命的认真回应。但是他依然通知惠勒与艾布拉姆斯，自己不打算增兵二十万五千人，只打算再派出大约一万四千人。即便如此，增兵后的驻越美军也达到了五十四万九千人的高峰。出于这两个原因，他在周日越南问题演讲的最新草稿当中响亮地叫响了战争主题：“我们早已直面了敌人，而他必将失败。”

然而约翰逊知道，这种姿态肯定会暴露出三年多之前战争升级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与亲密顾问的秘密缺陷：他之所以咬牙坚持作战只是为了不输而已。美国与南越人民之间的政治纽带远远不如共产主义者驱逐外国势力的运动那样强大，而且美国人仍然严重缺乏理解越南文化的能力或者与越南人打交道的技巧，以至于这些政治纽带根本得不到滋养。美军的军事力量依然可以避免失败，但是自从越南这个国家在美国还鲜有人知的1965年直到当下，战争的国内成本早已急剧上升。自从越战以来，民意调查显示的反战比例已接近了20%。政治主管劳伦斯.奥布莱恩恳求总统采取激烈行动来解决他的支持者当中“日益加深的失望”，然后又直言不讳地警告称，约翰逊将在距今不到一周的4月2日威斯康星州初选当中输给尤金.麦卡锡，这对一位现任总统而言无疑是危险的羞辱。约翰逊呻吟道，现任总统在选举年既要求征收新税又要求大幅削减国内开支无异于自断手脚。约翰逊告诉惠勒和艾布拉姆斯，“我根本不在乎选举，大不了把我冲进下水道里得了。”他说这番话时的愤懑情绪要比这番话的字面意思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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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这天金走访了皇后区、哈莱姆区以及长岛罗克维尔中心，期间斯坦利.利维森通过电话联系了他。这通电话为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者提供了公开谈论党派政治的机会。利维森向金转达了亚特兰大方面的意见询问。亚特兰大方面打算以金的名义发布一封公开信，要求各家媒体机构在针对总统的民意支持情况进行调查时不要提到他的名字——例如《时代》杂志就是信中提到的媒体之一，最近刚刚针对大学生进行过这方面的调查。金欣然批准了这封公开信，并且告诉利维森，他不想削弱已经在麦卡锡与罗伯特.肯尼迪之间分裂的反战意见。虽然他目前还没有支持任何候选人，但是“我们必须足够现实地看到，如果还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林登，那肯定是肯尼迪。”（胡佛急忙将这句煽动性言论掐头去尾之后送到了白宫。他刻意忽略了金在其他公开场合的评论，即如果约翰逊解决了越南战争，很可能赢回离心离德的选民。）在电话中金认为麦卡锡在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以及少数民族当中的实力远远不及罗伯特。利维森也同意，金在本次总统大选当中的立场选择应该打开眼界，不应该仅仅因为麦卡锡率先挑战了约翰逊就将宝全都押在他的“加拉哈德式”勇气上面。

“我们总还可以让他当国务卿嘛，”金打趣道。他让安德鲁.杨陪同利维森前往波士顿进行了一次支线访问，从安妮.法斯沃斯那里寻求另一笔资金捐助，条件是他们必须在星期四及时返回，以配合金的孟菲斯之行。金告诉利维森，“我们重新安排了那次游行。我从未见过哪个社区像孟菲斯这样团结，而且那里的运动还没有得到多少报道。”周日《时代周刊》的一篇深度报道——“孟菲斯的抗议避免了暴力”——提到了亚特兰大南方地区委员会对环卫工人罢工的中期研究，该研究发现，持续了六个星期的每日游行已经具备了十年前民权运动的“基调和大部分精神”。

在利维森的陪同下，杨回到了纽约，参加星期三晚上在哈里与朱莉.贝拉方特夫妇的公寓举行的筹款活动。他们很高兴看到不少曾经的捐款人在几年后又回到了活动现场，也许他们在深思熟虑之后终于认定金并没有被黑人权力所左右，也没有在越南问题上遭到误导。利维森和客人们直到深夜才回家，金与杨则借宿在贝拉方特夫妇家里。依然无心上床休息的金只穿袜子不穿拖鞋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手里提着一瓶哈维斯雪莉酒边走边喝。这瓶酒是他寄放在贝拉方特家吧台里的，多年以来每当他授权提取经费推进民权活动的时候都要煞有介事地从这个酒瓶里喝几口。金谈到了当天在新泽西北部的反贫困集会——地点包括帕特森，奥兰治、泽西城，特别是纽瓦克，他在那里走访了教堂，被暴乱破坏的废墟，高档电话公司的主管，两个福利家庭，以及愤怒的黑人剧作家勒罗伊.琼斯。金滔滔不绝地宣称贫困运动是一头比种族运动更复杂的怪物，这场运动诚然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但前提是他们在反对越战与克服阶级分化这两方面首先取得进展。他引用了贝弗尔的一句话：挨饿并不违反宪法。极度疲劳致使此时的金几乎有些语无伦次，他与杨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杨认为他们不能让世间的全部重担把他们压倒在地，他想把华盛顿运动推迟到六月。此外他还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再度投身于孟菲斯的斗争，因为这样做只会消耗有限的精力。杨不紧不慢的坚持态度激怒了金，使他感到沮丧，忍不住一巴掌拍在吧台上，把酒杯震得哗哗作响。他表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情绪更接近纽瓦克的愤怒而不是杨的条分缕析。他承认，“我们可能正在整合一座燃烧的房子。”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前推进。金的怒火让朋友们都陷入了沉默。

第二天早上，即3月28日，只有旅行助理伯纳德.李陪同金回到了孟菲斯。由于从亚特兰大起飞的航班延误，他们直到上午十点半才降落在孟菲斯——比预定的游行开始时间晚了半个小时——此时AME克莱伯恩圣殿门外的人群中已经出现了不耐烦的声音。在金抵达之前，早早赶来的罢工环卫工人们已经欢迎了两支出人意料的援军。首先是由当地黑人教师组成的代表团，这些冒着被解雇风险来到现场的人们获得了一片欢呼；然后又有几十名白人工会支持者以及四十位牧师修女结伴而来。众人接受了田纳西州天主教主教约瑟夫.杜里克（Joseph Durick）的祝福，然后游行正式开始。几乎全部一千名罢工环卫工人走在队伍最前列，许多人都带着亲属，包括孩子。一位走在垃圾工人队伍当中的布道人提出了新的口号——“我也是人”——以纪念被活活挤死的同事科尔和沃克。雇员联合会的威廉.露西将这条口号印在大量标语牌上，用来补充常规的示威主题例如“同进同退”与“催泪喷雾挡不住真相”。不守规矩的无聊青少年也在马路另一边高举着手写标语跑来跑去：“洛布去死”，“黑人权力驾到”，还有“洛布吃屎”。十点十五分，詹姆斯.劳森跑到距离游行队伍大约五十英尺开外，喝止了一群试图用肩膀顶开一家关门的酒类商店的学生。劳森亮出自己的教士领子震慑并且驱散了他们，然后愤愤地回到了发令员的位置上。一个回到围观人群当中的少年挥舞起了一根树枝，上面系着一根绞索。他阴阳怪气地叫道今天可是非暴力的大日子。闻听此言的成年人们要么害怕要么困惑，这位少年的同伴则纷纷乐不可支。

十点五十六分，金刚刚赶到罢工现场就碰上了一场大混乱。无数年轻人组成的人潮转眼间就吞没了他借来的白色林肯车。与金一起坐在车里的拉尔夫.阿博纳西假模假式地向金道歉，表示自己也没想到当地人居然这么热情：“这事都怪我，肯定是因为我昨晚的演讲太鼓舞人心了。”金笑了起来。阿博纳西于周三来到这里宣传集会游行，眼下的游行人数少说也有六千，多说足有两万。而且还有无数围观者聚拢在赫南多街两侧的人行道上，进一步掩盖了游行队伍的实际规模。随着白色林肯车驶入示威的风暴眼，金和伯纳德.李意识到了现场气氛异常紧张的第一丝迹象：无数面孔压在车窗玻璃上，使得他们无法下车。劳森奋力挤过人群靠在车窗一侧告诉金，眼下的人群已经充溢了过于旺盛的压抑能量。他和李扯着嗓子在一片嘈杂声中达成一致意见：金应该立即离开现场，取消原定的初步演讲。尽管如此，金还是花了九分钟才脱身。劳森把他塞进了横跨两条车道的游行队伍最前排，让他双臂挽住阿博纳西和H.拉尔夫.杰克逊走在队伍前方，他们面前是一辆装满摄像机的平板新闻采访车，再往前还有几辆警方的摩托车轰鸣开路。庞大的人群开始沿着赫尔南多街的一个长街区向北延伸，来到著名的比尔街，在以蓝调音乐先驱W.C.汉迪命名的公园旁边左转。

汉迪于1958年去世，眼下正是他去世十周年。在手持小号的汉迪雕像旁边摆放着一个新鲜的花圈以示纪念。在上空中，乘坐201号警用直升机的警员看到三十个学生正在拿着石头棍子，沿着比尔街向西小跑，准备在转弯处合并。然后天上的警员们又在电台里疯狂抱怨说，有一架电视新闻直升机“离我们不到一百英尺”。年轻人在环卫工人中间挤来挤去，口中高呼“让我过去”。一个大学生看着一群高中生把扔在路边的旧床架拆成了金属条，然后一人一根拿在手里。当游行队伍右转进入主街，前往通向市政厅的最后十个街区时，一股激流突然推动着前排队伍陡然加速到了令人不舒服的程度，几乎小跑起来。一阵阵推搡与拍打从后方传到了前方。在此起彼伏的致敬呼喊声中——“我们很高兴你们能来到孟菲斯”——阿博纳西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过于熟悉的敌意。不出片刻四周便传出了响亮的砰砰声，焦虑的人们纷纷竖起耳朵想要分辨是哪里在打枪。但是他们听到的却是一声声撞击的闷响，紧跟着就是刺耳的碎裂声。毋庸置疑这是沿街店面橱窗遭到洗劫的声音。游行队伍当中登时响起了一片呻吟，罢工者们意识到出了问题。打砸抢的年轻人们冲过人数远少于他们的法警，冲到游行队伍前头，开始肆意攻击各家店面——谢恩伯格百货公司、约克武器公司、佩雷尔和洛文斯坦公司——有时需要反复打击才能砸碎沉重的平板玻璃。十一点二十四分的直升机公告称十五名年轻人破坏了几百码外停放的汽车。法警们转达了停止行进队伍的喊话命令。孟菲斯历史学家琼.贝弗斯写道：“此时队伍已经走过了七个街区，游行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

眼看事态紧急，一直走在金身边二十英尺的孟菲斯警察局副局长亨利.拉克斯赶紧将自己的扩音喇叭借给了劳森。劳森在一片混乱中高声喊道：“我是劳森牧师！我希望所有参加游行的人，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马上转身返回教堂！”劳森在主街中央卷入了一场激烈辩论，周围人声鼎沸，有人在恳求大家保持冷静，也有人在叫嚷着“黑人权力！”与“全都烧光！”的战吼。金发誓弃绝暴力，但却绝不肯弃绝运动的忠实参与者，眼下这两种立场几乎要将他撕裂。大多数人都嚷嚷着赶紧将金撤离现场，免得有人趁乱起意加害于他。伯纳德.李拉着金和阿博纳西穿过人流的漩涡，沿着麦考尔大道向密西西比河靠拢。一路上李时而猛冲时而闪躲，拦下了一辆庞蒂亚克汽车，恳求车上两位吃惊的妇女施以援手。然后他又拦下一辆警用摩托车，恳请警官为金开道。这位M.E.尼科尔斯中尉（M. E. Nichols）通过警用电台评估了危险。他得知通往洛林汽车旅馆的道路已经被路障封锁，于是拉响警笛声护送庞蒂亚克汽车来到了上城区的里弗蒙特假日酒店。

在环卫工人正规罢工队伍的两翼，疯狂抢劫的行径放射着混乱。罢工人员克制着恐慌情绪，秩序井然地原路折返了回去。金离开四分钟后，警方在电台里下达了驱散游行队伍的命令。好几支战术警察部队在现场汇合，将刚才还在横冲直撞的年轻人驱赶得四散奔逃。这场骚乱将会导致九名警察受伤，其中一人将会遭到五名青少年的围殴，凶器是举着标语牌的扁平棍子。将会有二百八十名黑人被捕，另有六十多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急救——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但也有十二岁以下以及七十五岁以上的女性。一名巡警将一名十六岁的抢劫嫌疑人逼到楼梯间，用锯短的猎枪向他开了一枪。（二十名目击者声称这位骚乱期间的唯一死者在遭到射击之前已经举起了双手，但是城市官员在同一天宣布开枪警员是在自卫，然后以不打算进行调查为由处理掉了所有实物证据）。年轻的骚乱者们投掷石块砖头，然后躲进了附近的居民区。就连容纳了两千名避难游行者的克莱伯恩圣殿都没能幸免。警员们向教堂内部投掷了催泪弹，为的是将骚乱分子驱赶出来。一名无畏的记者发现遭到围困的劳森依然在努力与警方建立沟通渠道，但是没能成功。同一天下午，田纳西州立法机构迅速提出并颁布了自从1866年重建时期以来的第一次紧急状态——1866年那次是为了应对驻扎在孟菲斯的黑人联邦士兵与白人警察发生冲突之后引发的骚乱，那一次的骚乱持续了三天，充斥着强奸与劫掠，最终导致四十八人死亡。眼下在天黑之前，在布福德.艾灵顿州长的动员下，第一批装甲运兵车带着三千八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驶入孟菲斯，执行勒布市长宣布的七点宵禁令。

被困在里弗蒙特酒店的金眼看着不间断的电视新闻将孟菲斯推到了全国面前。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的官员宣布巴拿马号列车将跳过新奥尔良和芝加哥之间的孟菲斯站。当地的新闻机构赞扬了少数几位黑白双方陷入困境的和平人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告诉观众，他“今天第二次意外地挨了一记催泪喷雾”。几乎所有报道都汇集了各路政客赞扬当地警方在这场无谓且可耻的危机当中的担当与作为。有些民权领袖指责媒体夸大其词，诋毁“好客之城”，另一些民权领袖则斥责这场骚乱抹杀了四十年的进步：“这些黑人根本成为不了你想要的那种公民。”所有这些主流态度金早已耳熟能详，在他看来这些态度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电视里循环播放的画面：流血的警官，打碎的橱窗，兴高采烈的黑人将成箱的酒水拖出被洗劫的店铺。他穿着内衣躺在床罩下面，嘴里叼着烟，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新闻。

电话铃声不绝于耳。从亚特兰大领导大会办公室发出的秘密消息传到了华盛顿的安德鲁.杨那里。金原本要在周五赶赴华盛顿的行程已经取消。杨又给斯坦利.利维森打电话。鉴于他本人最近在孟菲斯之行的问题上与金多有摩擦，杨恳求利维森抚慰一下面对灾难的金。根据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的窃听日志，利维森在星期四晚上九点十五分接通了金所在的801套房。金承认自己很绝望。他告诉利维森，这次似乎是似乎年轻的黑人激进分子挑起了骚乱，致使警察和黑人旁观者互相对立。他指责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缺乏先见之明，还说他自己的抑郁症如此严重，以至于开始考虑取消华盛顿反贫困游行。

利维森摆出四个简洁的观点理清了当前事态的轻重缓急。首先，急性疲劳致使金的抑郁症过度严峻。第二，金应当坚持主张对于非暴力的积极态度，还要一口咬定暴乱都是捣乱分子的过错。第三，华盛顿的反贫困运动肯定不至于发生这种错误，因为参与者将会得到领导大会员工的直接培训和监督。第四，金不该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而是应该等到星期六在亚特兰大开会，给自己留一点休息时间。

金批准了推迟会议与评估，但是依然无法入眠。他冲着阿博纳西和李嚎叫了一个通宵，直到接近黎明：“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暴力的日子到了。也许我们不得不放弃，让暴力顺其自然。”

2月1日，摇滚巨星“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顶着倾盆大雨逃出了他位于孟菲斯市格里斯兰的豪宅。在遮蔽视线的雨幕掩护下，一辆担任诱饵的豪华轿车一马当先地咆哮驶出，但是由于车速太快，反而未能吸引多少追兵。狂热的歌迷与盯梢的记者争先恐后地跟上了另一辆拥挤的蓝色凯迪拉克，车里坐的是猫王本猫、他的待产妻子普丽西拉以及被猫王称作“伙计们”的喧闹随行人员。这帮人七嘴八舌地给开车的司机、猫王的密友兼吉他手查理.霍奇（Charlie Hodge）乱出主意，有人催促他加快速度甩开追赶的车队，尽早将正在承受产前阵痛的产妇送到医院；也有人要求他开得再稳一点，不要在湿滑路面上拿着母婴安危冒险。到了下午，猫王妻子即将分娩的消息每小时都会为浸会医院的总机吸引一百多通电话。有些歌迷在电话当中高兴地指出，此时距离猫王在拉斯维加斯成婚正好九个月。猫王的随行人员占据了医生休息室，孟菲斯警察局副局长亨利.拉克斯（Henry Lux）宣布猫王将会自掏腰包为守卫五楼产房的两名警察支付加班费。一位记者找到了一位主动搬到隔壁病房、为普莱斯利一家提供额外空间的产妇。这位刚刚完成分娩的迪娜.卡斯蒂内利（Deena Castinelli）对记者说道：“告诉他我为他搬走了，我不介意他在我离开之前顺便过来打个招呼。”

在孟菲斯的另一处地点，另外三个人围绕该市下水道与排水部门的麻烦展开了会谈。第一位是搭乘飞机从外地赶来的P.J.切姆帕（P.J.Ciampa），此人的身份是正在快速发展的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AFSCME）的全国现场主任。孟菲斯环卫工人工会的领导人T.O.琼斯（T.O.Jones）带领一群工会支持者前来迎接。琼斯首先向切姆帕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高调护送对方前往了市中心的会谈地点。琼斯组织的工会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孟菲斯市政府的认可，他本人更是在不久前遭到解雇，失掉了环卫工人的身份。因此能将雇员联合会的现场主任请来很是让琼斯感到扬眉吐气。等在会谈地点、代表孟菲斯市政府立场的第三位会谈参与者是公共工程主任查尔斯.布莱克本（Charles Blackburn），他一上来就向切姆帕诉苦说自己之前干得是保险业务，担任眼下这份工作还不到两周。这次会谈的主题是孟菲斯市黑人环卫工人的不平等待遇，尤其是雨天停工政策。自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孟菲斯市长亨利.洛布（Henry Loeb）就推行了一项非正式政策，每当下雨天都要将大部分环卫工人打发回家，从而节省人工经费。黑人环卫工人很反感这项政策，倒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在下雨天从事又脏又累的重体力工作，而是因为被打发回家意味着少赚一天原本就十分微薄的工资，更何况少数白人环卫工人“无论下雨、晴天、下冰雨或者下雪”都能照常工作并且拿到全额薪水。布莱克本一方面表示他确实认为雨天停工名额的分配可以更加公平，另一方面又在他的工作简报中婉言否认了琼斯提出的一项强硬主张。琼斯声称他的工会得到了几百名垃圾工的支持，布莱克本则指出这其中只有大约三十人定期缴纳会费，而且无论如何市政府都不会承认环卫工会。布莱克本接下来又表示，孟菲斯市的整体劳工政策是他的朋友勒布市长的责任范畴，而市长更乐意在每周四的公开论坛上亲自处理这些问题。（当天下午勒布接见了所有五十四位排队等待提出诉求的市民，其中包括一个来自谢尔比县的代表团。勒布告诉代表团，孟菲斯市的车库没有能力为谢尔比县救援队修理车辆。）切姆帕提出要给勒布市长写一封信，介绍其他城市与雇员联合会建立更有效人事协议的经验。布莱克本同意接受这封信，然后就离开了会场。在赶赴机场飞回华盛顿的路上，切姆帕向琼斯坦诚道，他认为这种程度的进展对于第一次会面来说已经足够，并且阐述了这么想的理由。几分钟后，两辆垃圾车突然从琼斯眼前疾驰而过，速度甚至比救护车还快，紧急闪光灯明灭刺目。大吃一惊的琼斯顾不得继续护送切姆帕，赶紧调转车头跟上前去想要一探究竟。他在科隆纳路与昆斯街路口附近看到了一片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

片刻之前，工头威利.克莱恩（Willie Crain）正在率领一支五人小组乘坐一台按钮式压缩机卡车前往垃圾场。这辆卡车是孟菲斯市在1957年最早引进的一批新式垃圾车当中的一辆，旨在取代老式平板卡车。克莱恩手下有四个垃圾工，他们要徒手抬起每家每户门前的垃圾桶倒进车斗里。然后他们当中只有两名资历较老的工人才有资格挤进驾驶室，资历较浅的另外两名工人通常只能凭借手把与脚踏板挂在车斗外面。他们在恶劣的天气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因为市政规范禁止在居民区内设立环卫工收容站——此前曾有市民投诉黑人环卫工人在自家附近进行有碍观瞻的“野餐”。周四晚些时候，两位挂在外面的工人实在顶不住瓢泼大雨，于是就从车斗侧面的装载口钻进了巨大的储存缸。缸里的绝大部分空间都被一座挤压密实的垃圾山占据，唯一还能容人栖身的狭窄空隙位于活塞式压实板后方。突然间，驾驶卡车的克莱恩听到脑后传来一阵惨叫。他赶紧踩下刹车跳出驾驶室冲到后方，按下了压缩机的停机按钮，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日后调查人员得出结论，事故的直接原因或许在于压缩机铲板的意外移位致使电线浸水短路，从而启动了压缩机的独立马达。一位通过厨房窗户看到事故过程的目击者心有余悸地表示，她看到一个人差点就挣扎着爬了出来，然后机器挂住了他的雨衣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又把他脑袋朝里拽了回去，只剩两条小腿暴露在外。

这辆垃圾车直接开到了约翰.加斯顿医院。经过一番血腥而又繁琐的清理，人们从垃圾压缩机当中掏出了两团骨骼尽碎血肉模糊的尸首，并且宣布这两位名叫埃乔尔.科尔（Echol Cole）与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的环卫工人已经死亡。这两个小人物的遇难很快就会促成马丁.路德.金平生参加的最后一场民权游行。孟菲斯市为他们降半旗致哀，但是他们从未像猫王的女儿丽莎.玛丽.普雷斯利那样成为公众人物。下午五点零一分，丽莎的祖父母格拉迪丝和弗农宣布了这位新生儿的降生。科尔和沃克不会被列入民权烈士的行列，也不会像罗莎.帕克斯那样被后世研究人员视为新运动的催化剂。相比起来，他们的命运也许过于卑微可悲。电视新闻节目对他们视而不见，当地黑人报纸则将矛头对准了孟菲斯邮局，试图将其打上“歧视堡垒”的烙印，从而点燃更有尊严的丑闻。该邮局长期以来一直将黑人雇员压制在文员职位之下，换句话说就是不让他们经手现金业务。在城市的另一头，主流白人报纸《商业呼吁报》的报道口径则侧重于预防另一场卡车故障的技术努力。这份报纸有一项颇受读者欢迎的特色专栏，名叫“汉邦的思考”，专门从人性维度讨论种族问题。这个专栏一直被有色人种协进会视为眼中钉，但是读者们却广泛认为专栏表达的民间智慧并没有什么危害。2月2日，“汉邦的思考”刊载了一幅民间漫画，画面上有一句汉邦的日常谚语：“汤姆的儿子八成是个那什么脑力劳动者，他整天双手插兜在街上转悠！” T.O.琼斯在私下里提醒他手下那些目瞪口呆的工会成员，根据孟菲斯的城市政策规定，两位死者属于“未分类工人”，因此他们的家人拿不到死亡抚恤或者遗属津贴。洛布市长颁发了特别法令，向两家遗属赠与了五百美元。怀孕的寡妇艾尔琳.沃克（Earline Walker）领取了罗伯特平生最后两张工资支票。为了表明态度，她利用其中一张支票将丈夫廉价地安葬在了密西西比河对岸的塔拉哈奇县，他们曾是那里的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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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星期天，金在以便以谢教堂布道，题目是《军鼓领队的本能》。他大刀阔斧地改编了布道人前辈华莱士.汉密尔顿（Wallace Hamilton）在他攻读神学院期间发表的同一题目布道词。这篇布道词基于圣经当中两个门徒的故事。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门徒雅各与约翰曾经恳求耶稣应许他们天堂当中最重要的永恒席位，“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金认为这二人的愿望源自某种普遍的出人头地冲动——“对于他人认可的追求……军鼓领队的本能。”在他看来，从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到现代威士忌与香水广告都体现了人们内心深处渴求引领游行的那一丝痒感。他警告会众们，极端的军鼓领队“最终将会试图推倒别人从而垫高自己”，以至于推动文化当中的种族主义与国家层面的傲慢。然而耶稣并没有因为雅各和约翰的抱负本身而责备他们，而是教导说真正的回报位于谦卑的服务之后：“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说到这里金的话锋一转，宣称“人生的重大问题就在于如何驾驭军鼓领队的本能”。他勾勒了基督教最高牺牲者的传记，并且毫不掩饰地呼应了他本人经受过的动荡生平。耶稣早在青年时期“就承受过公众舆论的浪潮”——“他们骂他是个煽动犯，因为他施行了公民抗命，因为他违反了当局禁令。”在人生之路的末尾，他被朋友出卖，遭到众人唾骂，惨死在酷刑之下，然后被身无分文地送进了借来的墓穴；到了一千九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他又“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世俗宣传将他尊奉为“万王之王”。但是在金看来，耶稣身上从来都没有过一丝一毫的皇家气派，“他只是一个四处服务的人而已。”

这几乎是金在公开演讲当中第一次欲说还休地提及殉道者的意象。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关于他的一份早期侧写指出，他在私人谈话当中往往贯穿着“明显的死亡观”。在这个周日金则流露出了针对军鼓领队本能带来的外部与内部负担的沉思。他告诉会众们：“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的死亡。”在布道的尾声，他情绪激动地指示了会众们如何操办他的葬礼——“告诉他们悼词的篇幅不要太长”——希望有人会提到“小马丁.路德.金努力试图用他的生命为他人服务。”悼词应该忽略他所有的荣誉与成就，仅仅主张他曾经努力试图爱护敌人，努力试图安慰囚犯，努力试图“在战争问题上站在正确一边”，以及努力试图为饥寒交迫的人们带去衣食。越说越动情的金高声疾呼，“是的，如果你想说我是个军鼓领队，那还不如说我是一面正义之鼓！说我是一面正义之鼓！说我是和平的军鼓领队——说我是正义的军鼓领队——至于所有其他的浅薄之物全都不值一提！”金在雷鸣般的节奏当中完成了这场演说，用他独特的声音将狂喜与绝望融为一体。这场布道的录音很快就会在他的葬礼上播放并且举世周知。

不过就目前而言，金还要在近距离之内竭力驾驭手下各位眼高于顶的下属们的军鼓领队本能。他派遣从亚洲返回的拉尔夫.阿博纳西凭借循循善诱的天赋去执行这项棘手的任务。于是阿博纳西来到何西阿.威廉姆斯面前，假装坦诚地表示他已经说服了金，完成华盛顿反贫困运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何西阿.威廉姆斯带回来”。然后两人合作制定了一个新的分阶段领导总计划，指定威廉姆斯为农村地区的高能招募负责人。经过这一番周折，金终于安抚了领导大会当中三位心怀不满的主管的第一位。

金本人于2月5日飞往北方寻求支持，然后就遇到了东道主有意安排的“一场大型心理战”。金刚刚抵达芝加哥基督教青年会就掉进了埋伏圈，三十位恭候多时的福利母亲一拥而上，将金与另一位怀抱孙辈的老妇人团团围在当中。她们每人都高举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金恳请各位女士让路放行，来自纽约的比尤拉.桑德斯（Beulah Sanders）打断了他的呼吁，要求他对于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发表见解。她从肯尼迪修正案一直追问到了最近的H.R.12080修正案，金的回答则有些含糊其辞，于是女士们的质问变得越发具体尖锐起来，最后金只得温顺地同意倾听。在会堂的一角，紧蹙眉头的安德鲁.杨眼看着这支娘子军“不管不顾地扑向马丁”，而且她们的宣讲还对金产生了额外的冲击力，因为金在家里的时候总是受制于母亲的自然权威而不是金老爹的咋咋呼呼。在另一个角落，忍无可忍的伯纳德.拉法耶特愤然质问人们凭什么指责金逃避斗争，毕竟这里提到的反贫困斗争此时才刚刚起步，发起斗争的团体成立还不到六个月。这个团体名叫全国福利权利组织，创始人兼执行董事乔治.威利（George Wiley）是第一个获得常春藤盟校化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学者。此前他被挤出了平等大会，一度曾考虑过前往领导大会求职，然后又利用基金会资助发起了全国福利权利组织。拉法耶特知道正是威利精心策划了这场对抗，用意自然在于强化他的社会底层福利领取者基本盘。拉法耶特与每个斥责金的女人搭讪并且反问对方，当金的蒙哥马利住宅遭到炸毁的时候，或者他在芝加哥游行期间挨石头砸的时候，敢问她人在哪里。金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沉默，不过后来还是调侃了一下拉法耶特，感谢他这位仁慈天使缩短了自己的公开处刑。威利很快给杨写信提出了讨价还价的条件：全国福利权利组织愿意支持金的反贫困运动，前提是反贫困阵营必须接纳一批全国福利权利组织的女性成员。

当天晚上金一行人飞到华盛顿，然后又陷入了另一场危机。第二次全国性教士动员会再度聚集了众多宗教界人士共同反对越南战争。一本由CALCAV赞助的新出版书籍《以美国的名义》分析了一千多份新闻报道，表明美国的战争活动在十六个方面常规性地违反了国际法，包括毁坏森林、空中轰炸平民以及强迫村民搬迁。尽管国务院声称这本书对于美国战争罪行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但是书中提到的罪行依然伴随着春节攻势持续流血的冲击登上了头版新闻。在离白宫三个街区的人行道上，一个支持战争的宗教团体在纽约大道长老会教堂门前示威，抗议CALCAV正在举行的大规模会议。近百名抗议者当中有一名牧师认为使用核武器“维护自由以及减少生命损失”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教堂里的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则断言“刚硬之心意味着自由的中止”。赫舍尔恳求说，如果所有美国人都能承认越战的错误，那将是非常伟大的，简直等同于“上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最后一位发言者安德鲁.杨哀叹了弥漫在美国国内的暴力气氛：“贫民区的游击战已经成为了某种日常对话。”杨敦促CALCAV的听众不要把越南的毒害归咎于环境甚或林登.约翰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切算在某个可怜的得克萨斯中学教师的头上？”每个公民在民主制度当中都具备一定份额的所有权，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效仿那些在伯明翰与塞尔玛为了纠正民主的错误而采取行动的游行儿童，尽管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种族隔离的未成年受害者。杨呼吁道：“我们的异议一直以来都太过于温和，也太过于体面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挺身而出挑战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CALCAV计划在第二天（2月6日）上午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战争死难者举行一小时的仪式。围绕这一企图的法律周旋也愈发加剧。在预定开始的前一刻，美国上诉法院抛出一项紧急禁令，支持了政府禁止“党派式”使用爱国主义场地的请求。但是CALCAV并不打算就此罢手。两名拉比匆匆忙忙地去寻找仪式上要用的托拉经，理查德.费尔南德斯和其他人则向两千五百名愿意在中午时分乘坐巴士穿越波托马克河前往公墓的CALCAV成员发出了修改后的指令。两名拉比加入了默默引领人群的并排八人队伍。尽管犹太习俗反对将经文带入墓地，但是他们依然举起了托拉经卷。一行人在无名战士墓前停住脚步，金喊道：“在这段绝对安静的时间里，让我们祈祷吧。”屏息静气的记者们测量了随后静默的时长，以此推测各位教士们愿意将藐视法庭的风险推高到何种程度；一位记者描述了士兵们在附近更换仪仗队时发出的阴森的高跟鞋声。六分钟后，赫歇尔率先打破了静默：“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然后一位天主教主教为一行人的沉默离开进行了简短的祝祷。“让我们和平地离开。阿门。”新闻报道将赫歇尔的发言翻译成了英文——“我的神，我的神，您为什么抛弃我？”——并且指出这句话引用自马可福音当中的耶稣受难故事，原文是阿拉姆语，内容则引用自大卫王的诗篇。

金在动员会与救主长老会教堂之间穿梭，他的领导大会理事会正在那里辩论是否批准金的反贫困运动。金趁着坐车的工夫浏览了一下斯坦福大学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赶在最后一刻口述完成的讲稿，然后就把这份已经发布给媒体的演讲稿放到了一边。他表示：“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回到纽约大道长老会教堂之后，他在CALCAV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表示，美国针对越南国内局势的干预“危及了整个世界的命运”。面对涌入教堂的归来游行者，金即兴发言宣称：“我前段时间说过——新闻界为此对我大加挞伐，但我今天还是想要再说一次，尽管这样说令我十分悲哀——我们生活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传播者。”他的演讲渐渐指向了和平与人类事业之间的基本统一——“当我说到穷人时，我说得不仅只有黑人”——然后突然结束了讲话。《新闻周刊》认为金“似乎正在全神贯注于他的‘穷人动员’计划”。威廉.斯隆.科芬以《以西结书》的布道结束了CALCAV的抗议活动：“你因荣光败坏智慧。”

当天晚上领导大会理事会休会，金趁此时机抽出一支人马私下前去接洽华盛顿的黑人联合阵线，这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耗费五个月考察第三世界国家之后刚刚创建的一个试点团体。美国情报机构向白宫发送了卡迈克尔从阿尔及利亚到北越的激烈言论摘要；联邦调查局编制了一份名为 “非学委与黑人权力”的秘档，其中充斥着危言耸听的夸张内容；律师们则围绕着他被没收的护照争论不休。自从去年十二月回国以来，卡迈克尔从未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这一招为他带来了堪比马尔科姆.X的神秘光环，黑人权力文化的传播更是进一步放大了光环的效力。在作为会面地点的教堂外围，金一行人遭遇到了充满敌意的对待。金的一位助手后来声称“突击队凭借对讲机和保镖占领了这个地方”。一名白人领导大会员工与记者一起遭到了粗暴驱逐，布道人们则被非学委员工骂做汤姆叔叔，卢瑟福的秘书更是因为受不住针对个人的贬损而流泪离开。两边的骨干成员同样不给彼此好脸色。何西阿.威廉姆斯重新提起了梅雷迪思游行时的对立意见，斥责非学委领导层搞出来的这个劳什子黑人权力根本毫无建树，只会硬蹭金的名声。一位非学委女性老兵则指责金在第二次试图穿过佩特斯桥的时候就出卖了塞尔玛运动，金对此表示强烈否认。不过金本人与卡迈克尔之间的谈判氛围倒是融洽得多，两人都抛开了互不相让的做派，回顾了此前的运动经验。然后金描述了构想当中的春季华盛顿反贫困运动。卡迈克尔赞扬了金的构想对于底层社会贫困的关注，但是又认为这一构想带有“严重的战术错误”。根据他的分析，金为这场运动构想的多种族联盟纯属误入歧途，专一促进黑人团结才是正道；露天扎营这一招也过于大胆，有可能让参与运动的穷人陷入无法体面撤退的窘境；至于将反贫困运动的胜算寄托在国家政治上面更是失策，因为美国的政治体系根基就在于剥削穷人。一番辩论过后，金呼吁达双方本着善意达成休战：“好吧，如果你反对这么做，那能让我们试试吗？”

卡迈克尔表示自己要思考几天再做决定，而金回去之后则还要与各位同事们继续掰扯。领导大会理事会的某些成员担心，反贫困运动如果被视为针对黑人权力的解药就难免失败。领导大会的华盛顿代表沃尔特.方特洛伊本人就是卡迈克尔的黑人联合阵线的领导人。主持理事会会议的杰斐逊.罗杰斯牧师将激进思想的新趋势与他对神秘主义神学家霍华德.瑟曼的终生敬佩相协调。不久前哈莱姆的《阿姆斯特丹新闻》刚刚取缔了“Negro”一词，今后统一使用black。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的做法似乎已经过时了。其他理事会成员支持拉斯廷的立场，认为华盛顿的示威活动只会加剧公众反感并且激怒历史上最好的民权总统。同事们的一致反对让金憋了一肚子火，更令他难受的是卡迈克尔在2月7日星期三宣布中立，宣称黑人联合阵线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反贫困运动。另一方面，卡迈克尔也发誓原则上不在会公开场合批评其他黑人领袖。这是金的员工们所希望的最好结果。可是金却对员工们的满足情绪大发雷霆，致使各位员工们全都一头雾水。

金责备他们不该如此轻率地同意卡迈克尔只要不攻击他本人就可以恣意嘲笑非暴力，他坚称员工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保护非暴力而不是保护他本人。金的这一轮发作如此猛烈，以至于吓得比尔.卢瑟福在事后去找别人问计。他在斯坦利.利维森的窃听电话线上抱怨说，“马丁对我非常不满，他开始大喊大叫，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卢瑟福想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让金如此大动肝火：“他对我说，‘敌人是暴力，暴力产生暴力’，然后他就进入了某种布道状态。我根本不敢吭声。我一直保持安静。”卢瑟福觉得如此突如其来的愤怒让人既不安又奇怪，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独立战争以及二战都清楚证明了暴力也能起到好作用。利维森则提供了金的错处来安抚卢瑟福：“敌人是阻止我们获得权利的力量，而暴力是他们的方法之一。因此我们试图发展一种对抗暴力的方式。但是暴力不是敌人。如果他们不必使用暴力就能使所有人遭受奴役呢？马丁会支持奴役吗？”

这些都是位于政治核心的信念投下的影子。亲密顾问之间的共识致使金遭到了孤立。他执着地相信非暴力仍然是一种比所有征服力量更强大的自由力量。周三晚些时候，他在佛蒙特大道浸信会教堂举行的民权领袖大规模会议上宣讲，呼吁人们摆脱绝望的魔爪：“如果我今晚能让你们记住任何信息，那么我想说不要失去希望……现在看来我们可能无法摆脱这一切，可能看起来非暴力已经失败，国家也不会对它作出反应。但是先不要放弃。先等到第二天早上。”当天晚上他又向华盛顿的商会发表讲话，认为美国富人要想保障自身利益就需要在穷人当中创造机会。这场演讲延误了金前往纽约的行程安排，以至于他几乎错过了在国家广播公司《今夜秀》节目上的全国亮相。节目直播地点是洛克菲勒中心，主持人哈里.贝拉方特延长了金登场之前的电影宣发环节，这才让金有惊无险地赶上了这场标志着媒体历史敏感过渡的广播节目。金把关于他的家庭和疯狂的日程安排的小谈话与关于殉道和越南的坦率想法混在一起。身为黑人的贝拉方特接替上一任主持、娱乐偶像约翰尼.卡森，在这一周里保持了高于卡森的收视率。但是在电视节目的其他方面贝拉方特却遭遇了原始的丑闻：英国歌手佩杜拉.克拉克（Petula Clark）结束一段二重唱时将一只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然后赞助方克莱斯勒公司的代表就发起了一场低调运动，从最终播出的节目当中剪掉了这几个包含跨种族肢体接触的镜头。

正当金参加《今夜秀》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发生了一场悲剧。奥兰治堡是一个两万多人的农村小镇，当地的主要娱乐设施是一座全明星保龄球馆。尽管民权法案早在1964年就已经颁布，但是这座球馆仍然保持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奥兰治堡有两所黑人大学，学生们早在1960年就曾经在球馆门前举行过静坐示威。八年过后，又有一批黑人学生要求进馆打球。球馆老板哈里.弗洛伊德（Harry Floyd）成功地叫来了五百多名州骑警与国民警卫队士兵帮助警察根据州法律捍卫他的财产权利。2月6日，执法人员暴力击退了一批想要打球的黑人学生。两天后的晚上，他们又赶赴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封锁校园，因为学生们在操场上点起篝火举行集会——一些人唱着“我们必胜”，另一些人高喊“你妈是鸡”，还有一些人扔起了各种投掷物。一阵刺耳枪声过后，三名学生倒地身亡，另外二十七名学生被送进了奥兰治堡医院的隔离急诊室。但是美联社的第一份公告使得公众的反应陷入了沉默，即学生是在“激烈的交火中”被击中的。美联社的电传省略了随后的更正：没有学生开枪，而且近一半受害者的中弹部位在背部或者脚底。日后将会有两名记者合著一本令人心悸的书，讨论为什么大屠杀的故事因为公众缺乏兴趣而消失，或者干脆从未遭到注意，甚至在《时代周刊》上都没能得到提及。司法部的律师悄悄进行了干预，结束了医院落后的种族隔离。他们还获得了一项法院命令，使得抗议活动的幸存者成为了全明星保龄球馆的第一批黑人顾客。与此同时，新闻以暴乱和报复为主题讲目光转向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死囚牢房，非学委领导人克利夫兰.塞勒斯刚刚被关押进来，左肩还带着一处枪伤。州长的发言人宣布他是奥兰治堡黑人权力叛乱的外部煽动者——“人群当中最大的黑鬼”——尽管塞勒斯在接受联邦法院的抵制征兵罪审判之前已经离开校园，搬进了他父母位于附近的家中，学生保龄球危机期间他仅仅充当了外围顾问，而且他还认为这场斗争不合时宜。到了三月，塞勒斯将会因抵抗征兵而被判处五年的最高刑期，还会因为在奥兰治堡进行的未指明犯罪活动而被州政府定罪并且被加刑一年。他在1974年9月得到释放，此时他有了一个新的家庭，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还养成了某种触底反弹的淡然气质。他在1990年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因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身陷囹圄确实很有些令人沮丧。”

针对奥兰治堡惨剧，金向美国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发出了一份孤独的呼吁：“我们要求您现在就采取行动，将南方近代史上以法律为幌子进行的最大规模武装袭击的肇事者绳之以法。”这份呼吁的依据是反对学生示威的大学管理人员的私人报告，但是三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却提交了虚假声明声称他们没有亲自目睹这一事件，从而阻碍了任何联邦调查。周六，金继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招募反贫困运动志愿者，并且在当地因为疲惫而短暂地病倒了一阵。2月11日，即“军鼓领队”布道一周后，他召集了十七名高级员工到亚特兰大进行罕见的周日训话。金直截了当地列举了准备工作的失败：工作人员工作不积极，进展微不足道，新兵力量薄弱。他希望为华盛顿运动建立一支铁杆穷人军团，但是目前仅仅看到了几个半信半疑的中产阶级年轻人。“我抛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让我们足够震惊，从而开始干正事。”他补充说他宁愿取消四月的运动，也不愿意发起必定半途而废的努力。工作人员发誓要做得更好。伯纳德.拉法耶特提出了推迟运动的后备方案。

在孟菲斯，公共工程主任查尔斯.布莱克本答应做出一点让步。例如有一位环卫工人吉恩.福克纳（Gene Falkner）最近更换了雨天专用的清洁用具，结果他的工资被扣除了6.97美元，布莱克本同意审查一下这项扣工资决策。但是他又认为在更大的项目上没有谈判的余地，包括加薪、认可环卫工会、升级安全设备、提供雨天作业补贴或者健康福利。“好吧，这些人想要个说法，”一位工会管理人员说。他邀请市政府官员亲口向环卫工人们解释他们的立场。这使得布莱克本第一次意识到环卫工人会在周日晚上集合并且等待他露面。他认为没有理由重复自己的主张，也没有察觉任何紧迫的危险。但是工会管理人员的报告却在会场上触发了一阵关于埃乔尔.科尔与罗伯特.沃克的教训的激烈发言。“这是一次我们召集的罢工，”一位资深垃圾工事后回忆道。“不是工会号召的，是我们自己发起的。” 周一上午，一千一百名环卫工人当中的九百三十人与下水道和排水管部门二百三十名附属人员中的二百一十四人一起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P.J.切姆帕却在华盛顿的雇员联合会总部毫不客气地打消了当地领导人T.O.琼斯的兴奋之情。切姆帕抨击了琼斯的基本战术错误：这场罢工事先毫无计划，根本没考虑过财务问题；罢工时间选在冬未去春未至的时节，垃圾就算堆积起来也难以发臭；更何况孟菲斯市长最近刚刚上任，尚未四面树敌。不过到了下午，切姆帕还是带着工会的支持者飞了过来。洛布市长宣布罢工非法并发誓在必要时雇用替补人员：“谁都别搞错了，孟菲斯的垃圾绝不会无人打扫。”

当金正在努力激励他手下规模不大的员工团队时，主流政治领导层的冲突正在席卷全国。11月26日，远离弗罗格莫尔度假地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参加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节目。他的态度在愧疚与厌恶之间来回摇摆。他对电视观众说道，“我们正在杀害无辜的人，要么因为我们不想在美国本土进行战争，要么因为这些无辜者身处在一万一千到一万两千英里之外。我们有权这么做吗？”主持人逼问他如何调和他对越战的严厉指责与他对约翰逊总统连任的公开支持，罗伯特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预防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我应该采取哪些不同于当前的做法，除了试图以某种方式离开地球之外。” 如此病态的坦率致使演播室陷入了一片沉默，主持人愣了半晌才开口打圆场：“参议员，显然没有人希望您离开地球。”

罗伯特表示他与约翰逊总统的过往纠葛过于复杂，因此他拒绝在1968年与已故兄长的继任者竞争总统之位，因为一旦他也投入总统竞选，“这将立即成为一场人格之争”，届时媒体一定会将他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之辈，试图从当之无愧的约翰逊总统手中夺走提名。”然而他欢迎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参加选举，从而为数百万反战美国选民提供一个健康的政治选项。12月3日，也就是接下来的周日，主打“抛弃约翰逊”旗号的活动家阿拉德.洛温斯坦在《与新闻界见面》节目当中庆祝麦卡锡同意竞选。一位嘉宾提出异议：“你不是还在等鲍比吗？”这条质问暗指了洛温斯坦长期以来对于罗伯特的招揽。洛温斯坦赌气地答道：“事实上，麦卡锡参议员不是也还在等鲍比吗？”他坚持认为，任何公民想要挑战现任战时总统都经不起犹豫。前一天晚上，准备给现任总统造反的人们在芝加哥的喜来登-黑石酒店举行了关注民主人士会议，洛温斯坦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民主基础的火热雄辩，一万两千名参会代表则起立鼓掌表示敬意。他抨击越南战争是行政暴政造成的隐秘道德腐败，而准备参选的麦卡锡参议员则坐在台下生闷气。不甘心被洛温斯坦比下去的麦卡锡登台之后针对战争的愚蠢与异议的危险发表了大掉书袋的演讲。他的发言投射出了某种异想天开的矜持，暗示约翰逊对于权力的渴望本身就是造成越南灾难的根本原因。公众尖锐地审视了麦卡锡的诗意超然立场，有些人因此而崇拜他，也有些人因此而诋毁他。他这样的超然态度看上去要么是新鲜的美德，要么是虚伪的缺陷。政坛大环境点燃了他和罗伯特之间的摩擦。这两人都是清教徒，虽然不甘不愿，但是依然成为了竞争对手——一个勉强跻身竞选，另一个依然尚未涉入。

在远离选举叛乱的其他政治领域，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长任期只剩下了高度紧张的最后一个月。随之笼罩降临的失落感令伯德.约翰逊夫人悲叹不已。麦克纳马拉连续两天独自来到约翰逊面前，呼吁减缓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总统对所有国家安全官员隐瞒了麦克纳马拉的突兀转变，就连批准升级战略的智囊团顾问们也不知情。对于麦克纳马拉来说，总统压制他的观点的做法破坏了两人之间的信任，致使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对于约翰逊来说，麦克纳马拉情绪低落的迹象导致人们窃窃私语：“我们手头上可能还有另一个福雷斯特。”这句阴险不详的评语指的是美国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在任期间崩溃自杀的旧事。约翰逊命令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整理了麦克纳马拉提交的书面异议，然后在不透露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结果遭到了智囊团几乎众口一词的拒绝。艾毕.福塔斯法官写道：“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建议的方案更糟糕——说什么我们要‘稳定’我们的军事努力水平并且停止轰炸，这简直是在为屠杀大开方便之门。不过这样做确实会在美国本土产生撤军的要求——事实上必须实话实说地评价这一做法：这就是撤军过程的一个步骤。”得到秘密共识支持的总统再度振奋精神，向记者透露国防部长将去领导世界银行。这相当于针对越战首席设计师进行了巧妙的政治安乐死，麦克纳马拉的疑惑在将近三十年后的回忆录当中仍然没有解开：“我至今不知道我究竟是主动辞职还是遭到了解雇。”

尽管约翰逊总统赶走了转变立场的麦克纳马拉，但是他却保留了对方已经私下表达许多年的的令人不安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于炸弹的效力的怀疑。其他人反复主张可以依靠更多更大的炸弹在越南取得胜利，麦克纳马拉却不肯相信这一承诺，总统也逐渐失去了信心。约翰逊告诉军事指挥官：“我开始同意鲍勃.麦克纳马拉的观点，看来这些目标不值得损失飞机。” 约翰逊既不肯撤军，又不肯接受僵局，于是他转而要求维持国内公众的信心， 希望美国人相信美军的战斗正在确保对越南的控制，而麦克纳马拉已经不再相信这种信心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了。官员们遵循了总统智囊团的主要建议，决心向美国公众“展示一些进展”。他们强调军事局面一片大好的主题，以此取代麦克乔治.邦迪所谓的消极聒噪，“母亲和父亲的儿子们面临的死亡与危险，以及一眼看不到结果的困境”。威斯特摩兰将军公开预言美军可以在两年内开始回家。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Ellsworth Bunker）宣布了“加快进展速度“的势头。军方也很少在这方面做出铿锵刺耳的不同判断。约翰.保罗.范恩上校（John Paul Vann）是一位在越南花了五年时间制定反游击战略的传奇战士。他在回国休假期间一开始受到了欢迎，直到沃尔特.罗斯托要求他私下保证最糟糕的战斗可以在六个月内结束。范恩在12月8日回答道：“可不能这么说，罗斯托先生。我生来就是乐观主义者。要我说我们肯定不至于坚持不到六个月就认输。”如此耿直而又丧气的态度刺痛了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罗斯托，事后他直截了当地评论道范恩这样的不敬权威之辈不适合从事政府服务。（范恩回到越南执行任务，并于1972年阵亡。）

约翰逊总统克制了给战争批评者打上不爱国烙印的冲动，但是他确实敦促政府人员在私下里骚扰他们。例如他对于金为华盛顿反贫困运动发出的第一次筹款呼吁就作出了强烈反应，该呼吁以斯坦利.利维森起草的语言框定了领导大会的运动战略：“非暴力可以适用于体现创造性破坏的激进抗议形式，同时避免肉体或者道德上的破坏……骚乱于战争的毒瘤足以破坏美国生活的民主核心。然而我们总还可以组织起建设性的力量。”总统在这封公开信上亲自写下具体指示，要求针对领导大会展开税法调查，从而加以报复。国税局局长谢尔登.科恩（Sheldon Cohen）在空白信纸上回复说，他的手下人“在过去三四年里”一直在针对金和他的领导大会基金会进行审计，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足以用来发力的法律把柄。福塔斯法官和他的妻子、税务律师卡罗尔.阿格（Carol Agger）秘密地表示同意，两人都指出金的行为并不构成欺诈罪，政府也无法合理合法地撤销在双方交往更愉快的时期帮助领导大会争取到的免税地位。几乎与此同时，约翰逊又收到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报告，声称福特基金会不久将宣布向金提供二十三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培训分散在各大城市的少数族裔教士的领导能力。碍于麦克乔治.邦迪的情面，总统不愿意直接询问福特基金会，因此要求胡佛给个说法。胡佛也是有苦说不出，他实在没脸告诉总统，主管基金会的邦迪卡死了联邦调查局破坏本次捐款的手段。于是他授意迪洛克向约翰逊讲述了一个大胆的故事：心肠软的邦迪一开始为金拨出了不少于四百万美元的专款，直到联邦调查局暗中干预之后才骤减到如今的数字。

不过胡佛这次还算有所收获：他注意到总统正在对金强压怒火，尽管金此前大力支持了他的伟大社会议程。这一点使得联邦调查局在进一步秘密攻击金的时候获得了额外的安全余地。胡佛在下发给联邦调查局所有办公室的正式指令当中将金与领导大会列为突出目标，号令全局上下“揭露、破坏、误导、诋毁或者以其他方式消解黑人民族主义仇恨组织的活动。”这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第三次全面发动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在此之前探员们已经展开了行动。他们向受宠的记者泄露宣传内容——“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报告准备就绪”——还为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在国会的长篇演讲提供素材，其中将金描绘成了一个“渴望权力的暴君”。到了十二月，胡佛还探讨了如何才能恢复针对金的电话窃听，此前这些窃听器根据约翰逊的命令遭到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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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星期天，金再一次来到了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这一天是这座他在事工生涯开端执掌的教堂建成九十周年，他的到来吸引了大量人群前来参加纪念仪式。现任本堂牧师默里.布兰奇（Murray Branch）开玩笑说：“甚至有些本教会的成员今天也是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在布道坛上，金诊断了美国这个同时患有种族主义、“强迫性物质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这三种大病的国家，宣称美国正在“走向精神层面的灭亡”，然后又宣讲了希望的意义。他重点讲解了使徒保罗关于信仰、希望和爱的长篇大论，从而在社会层面上区分了希望和欲望，并且认为真正的希望不可能是自私的：“你可能渴望一座漂亮的新房子，但是你希望获得自由。希望比渴望多出了‘我们’这一层品质。你可能渴望性爱，但你希望和平。”他认为将希望与乐观主义以及神奇期望区别开来的关键在于内在承诺：“真正的希望包括承认你所希望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他举了几个例子，还引用了耶稣的话：“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回顾了与“我的一些民族主义朋友”的讨论，声称自己在开合不定的希望之门面前指出了暴力学说与非暴力学说之间的致命分歧。最后他请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希望专家——“他们就是我们的奴隶祖先，想想吧。” 金对比了残酷的奴隶世纪与诞生在灵性当中的奇迹般的活力，然后向听众们坦诚道：“有些时候我也会因为每天都生活在死亡威胁之下而感到灰心。”他将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宣讲一段以基列的香膏为题的布道词。结束这段阴沉忧郁的讲话之后，金跟随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的会众们来到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脚下，近距离观察了正在进行的三K党集会现场。大龙詹姆斯.斯皮尔斯谴责了逃避兵役者、枪支管制法、“马丁.路西法.金"以及迪安.拉斯克允许异族通婚的丑行。一名身强力壮的三K党徒身穿带兜帽的礼袍，高举着拼写错误的标语牌——“我们的祖先为我们争取到了陪带武器的权利”——面无表情地游行。

金当晚赶到芝加哥进行了另一次演讲，然后赶回了家。在星期三的亚特兰大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们介绍了新任领导大会项目主任伯纳德.拉法耶特，授权他协调1968年春天的“穷人争取工作或者补贴运动”。新闻报道强调时年二十七岁的拉法耶特是非学委创始人之一，也是自由乘车者，而且他“在非学委接受黑人权力学说之前就离开了”。金还介绍了负责内部管理的新任执行董事威廉.卢瑟福。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窃听到了这项任命带来的影响涟漪。金在那天下午告诉斯坦利.利维森：“他不出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我们两三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他工作起来真是太拼了。”在卢瑟福的鞭策之下，员工们逐一拆阅了随意堆放在箱子里的大批邮件，不仅发现了几个月前就已经寄来却一直没拆封的捐款，还发现了一封很久以前卢瑟福本人寄来的求职介绍信，信封已经发黄了；卢瑟福派遣的追踪人员在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发现了好几辆此前一直去向不明的租车；卢瑟福本人则解雇了一位非学委理事会成员的女儿，因为她在贝拉方特巡回演唱会期间开出了巨额娱乐账单。他还与亚特兰大唯一的黑人金融经纪人发生了冲突，因为此人自行决定拿着非学委的资金投资克鲁格金币，全然不顾这款金币的发行方是奉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这位经纪人很不服气地辩称分红的时候从来没人质疑他做得不对，于是卢瑟福把他也解雇了。

“何西阿再次提出要辞职，”金告诉利维森。威廉姆斯以一反常态的大量备忘录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辩护，其中仅12月15日就提交了三份长篇备忘录。他告诉卢瑟福：“我还想对于你试图评估我的性格表示愤慨与不满。”同一周，杰西.杰克逊缺席了关于贫困运动的第一次行政人员会议，卢瑟福随即针对无故缺席和迟到的员工实行了罚款制度。他在一封写给杰克逊的通知信中抱怨说：“你向我保证过你会充分合作。”信中虽然承认罚款“显得有点幼稚”，但是又反问道，如果领导大会甚至不能准点召集自己的员工，还怎么指望组织整个美国。接下来卢瑟福与安德鲁.杨一起飞往芝加哥与杰克逊会谈，留下了一份关于他从金那里领受的第二项秘密任务的积极报告。现在詹姆斯.哈里森的财务办公室上了锁并且新开了一个办事窗口，这样一来领导大会的员工们不必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能办理业务，自然也就不必在堆满现金的办公桌旁边徘徊。使卢瑟福感到满意的是，谨慎的审计表明每天的现金流都做到了出入平衡，哈里森与何西阿.威廉姆斯没有挪用一分一文的运动资金来供养他们的隐蔽公寓。得到准信之后，金对于两人私下享受的神秘奢侈品也失去了继续追究的兴趣。他以及领导大会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没有怀疑哈里森两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线人——此人偷偷摸摸地与联邦调查局探员见面，奉上各种小道消息与偷出来的内部报告。联邦调查局为他开设了代号为AT.1387.R的账户，这笔外快比金开给他的工资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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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星期五晚上，一百名知识分子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举办论坛，讨论暴力与权力的核心问题。这个话题吸引了媒体的不寻常兴趣。《人类状况》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作者汉娜.阿伦特宣布：“一般来说，暴力总是源自无能。”诚然，权力与暴力从来都联系密切，例如政府本身就被普遍定义为对于合法武力的垄断。（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写道：“所有的政治都在于争夺权力；权力的最终体现是暴力。”）但是阿伦特却主张人们不应当将这种联系视为理所当然。许多经典学说都将暴力置于自然过程的核心，例如卡尔.马克思主张暴力是历史诞生的阵痛，乔治.索雷尔主张暴力是对于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冲击，阿伦特同样针对这些经典提出了质疑。她嘲讽地指出：“现在萨特甚至告诉我们，不是劳动而是暴力创造了人。”她反对“暴力的海市蜃楼”，并且引用了非洲反殖民战争代言人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令人惊讶的警告：暴力往往会蜕变成冤冤相报。其他参会人员赞扬了阿伦特的态度，不过同时又为暴力辩护了几句，从而缓和她的感性论述。作家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诙谐地引用了一位爱尔兰独立运动活动家的言论：“暴力是确保温和意见得到倾听的最佳方式。”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则主张他可以轻松指出“在哪些情况下暴力确实可以消除更大的罪恶”。

作家苏珊.桑塔格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上述讨论都是炫技的理论体操，却回避了他们这个时代的紧迫问题：“这个房间里的各位，以及我们认识的人们，是否应该参与暴力？”乔姆斯基坚定主张一切抗议者都应该保持非暴力，并且提出了三个有力的理由：面对政府压倒性的力量，暴力对抗实属徒劳；在政治层面，“暴力会促使尚未表态的人们走向对立面”；最后人们必须意识到“参与暴力行动的个人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反对乔姆斯基的人们引用了自从沃茨骚乱以来不断增强的反叛暗流。事实上《纽约时报》在同一个周末的头版发表了调查结果——“白人自由派在种族融合问题上的转变”——表明黑人权力学说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根据黑人权力理论的主张，种族暴动与黑人抛开白人的单独发展可以有效化解黑人遭受的屈辱，而且美国知识界也正在逐渐欢迎这套主张。参会人员对于这一趋势则十分不以为然。哈佛大学的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叹息道，就在社会上的反对者终于开始让步的时候，学术界的支持者却转向了反对种族融合的道路。《时代周刊》援引丹尼尔.莫伊尼汉的话，模仿教授们对肤色界线的嘲讽。“好吧，你们刚攻占了纽瓦克，那么我们就拿下普林斯顿好了。”诺曼.梅勒表达了宽慰人心的打气言论：“战争可能是（种族压迫的）最后一计补药。”贝亚德.拉斯廷哀叹道，利用烟幕弹转移注意力的手法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当年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美国原本承诺要为得到解放的四百万黑奴没人提供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但是事到临头才发现“这很难实现，于是人们就将兴趣从黑人身上转移了开来。”

学生领袖汤姆.海登（Tom Hayden）在格林威治村论坛上向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挑战：“你们不妨拿我当成麻风病人，但是我依然认为在和平运动当中运用暴力并非全无道理。”海登时年二十七岁，曾在1962年协助创建了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在此之前也曾投身民权运动并且入狱。出身于纽瓦克的白人贫困工人家庭的海登为种族骚乱的暴力辩护，认为骚乱者只想“搞几张床垫，几套衣服，再搞几瓶烈酒留着过冬。”他援引了西班牙和古巴的历史先例，坚持认为只要有了持不同政见者预先奠定的坚实政治基础，那么暴力也可以是合法且积极的。此外他还认为美国的抗议者已经用尽了和平的民主渠道。他告诉阿伦特：“在我看来，除非你能开始展示——不是在语言上，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你能结束越南战争，结束美国的种族主义，否则你就不能谴责那些等不及你采取行动的其他人诉诸暴力。”就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一样，海登凭借着新锐的激情赢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身为著名哲学家的阿伦特努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历史依靠非暴力的力量上向前推进，但是她的论点却令人遗憾地遭到了忽视。阿伦特补充说：“如果我们看看已经发生的革命，我完全不确定它们的成功基于暴力”。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战争与几乎遍及全球的政治危机的刺激下，阿伦特将会重新思考她的立场，并且意识到“单纯主张权力不等同于暴力是不够的”。诚然，上至高级理论，下到日常生活的普通本能，关于暴力的假设可谓根深蒂固。然而在《论暴力》一书中，阿伦特却针对这一假设提出了一则原创论题。她断言：“权力和暴力相互对立。在一个人绝对统治的地方，其他所有人都会缺位……暴力可以摧毁权力；它完全不能创造权力。”阿伦特驳斥了暴力。她省略了披挂在武力身上的仪典外皮，也不顾武力可能抱有怎样的崇高抱负与道德遗憾，转而宣称无能毁灭的历史现实正在到来。她将暴力定义为对于自愿认同的否定，而自愿认同又是建设现代政治的原材料。她还否定了军队与电影英雄的暴力是实现更大利益的必要之恶的信念，将其称为 “哲学偏见”。阿伦特写道：“这种历史悠久的观点已经变得越发危险，原因很简单。它激发了希望，驱散了恐惧——但是这种希望十分奸诈，被它驱散的都是合乎情理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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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一周，约翰逊总统围绕着麦克纳马拉针对政府的越南战略的书面背弃撰写了一份独特的“档案备忘录”。他写道：“我已经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这篇文章，”然后阐述了为什么他认为麦克纳马拉主张的稳定战局计划“在河内和美国都会被视为意志衰退的标志”。约翰逊把这份备忘录当作最后的遗嘱，并未将其交给员工们审阅，而是单独保存起来并且附上一张便条，要求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非常仔细地阅读附件”。第二天总统出国访问，首先来到澳大利亚出席了已故总理哈罗德.霍尔特的葬礼，然后在墨尔本与亚洲领导人举行了战争会谈，之后他转向北方，经过十个小时的飞行来到泰国的霍拉特空军基地，在午夜时分向匆忙集结的美军飞行员致敬：“你们这寥寥几十人就死死钉住了几十万北越敌军。” 在黎明前他又对航空机械师发表了类似的讲话。12月23日星期六上午他飞往南越检阅部队——“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也不会摇摆不定！”——然后拖着一飞机因为行程盲目而满腹火气的记者们出其不意地往西飞去。总统专机首先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着陆，总统在跑道上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了峰会。与此同时，总统访问团的先头部队也从罗马秘密传回了航空路线纠结不清的状况。听说约翰逊临时有意访问罗马的传闻之后，无数意大利反战示威者纷纷聚集了起来。为了避开这些人，约翰逊在周六晚上改乘直升机降落在梵蒂冈城墙以内的一片花园里，驾驶员事先甚至从没进行过演习。然后他在一名助理的陪同下匆匆赶到教皇图书馆会见了保禄六世。

在接下来的七十五分钟，约翰逊向教皇描述了自己的战争政策。他声称自己的决策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实现和平，以便让美国尽快回到教育、健康以及社会正义等等优先领域。他告诉教皇：“我的右手保持着稳定的压力，而我的左手则寻求谈判。”鉴于“河内根本不打算坐到会议桌前”，总统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请求，希望梵蒂冈出面说服南越的少数派天主教统治者——包括新任总统阮文绍与他的大多数手下——让他们自行与越共私下秘密和解。这是一项艰险的计划，旨在从政治层面分裂越共，将越南分裂成南北两部分。正当约翰逊极力拉拢教皇协助的时候，保禄六世却注意到了约翰逊为记者们预先起草的联合声明当中的一句话：“我们永远不会把南越交给侵略者或者攻击者。”教皇针对这句话提出了温和的反对：“我非常清楚地理解了您的良好意图和美好希望，但是您必须明白我永远不能认同战争。”相反，他建议美国从今往后停止轰炸——“使之成为一场更加防御性的战争，而不是一场进攻性的战争。这将加强您在世界的道德地位。”约翰逊拒绝了教皇提出的延长即将到来的假日休战的请求，理由是他手下的军事主官一致认为胡志明会抓住任何机会派出“前保险杠挨着后保险杠的卡车车队”，将援军安全地运送到战线上。总统声称在三十七天的轰炸暂停期间，越共已经积累了足够消耗七个月的军需物资，只为尽可能多地杀死美国士兵。

保禄六世间接质疑了战争逻辑的钳制力：“他们的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物资都来自哪里？”

这句质疑暗示越南人民正在与越共合作反对约翰逊，而约翰逊的回答则回避了教皇的暗示：“他们的人马全都是通过恐怖手段从南方招募的，他们的兵源现在只剩下了十四岁的男孩。”总统坚持认为他的敌人在军事层面已经走上了绝路。尽管如此，他依然恳请教皇敦促他的南越天主教盟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和解谈判，尽管这一设想在政治层面同样孤注一掷。教皇表示他愿意竭尽所能，但是他们两人都很清楚，南越领导人认为主动接触共产党人无异于自杀式的叛国行径，他们更愿意依靠美国的武器。获得教皇许可之后，约翰逊发布了两人的联合声明——其中“删除了一句话”——然后匆匆回到空军一号。1967年12月23日就此成为了有记载以来最长的美国总统工作日。一位强撑困意目光呆滞的白宫助理后来声称这次出访堪称“菲尼亚斯.福格一般的冒险”。返航的空军一号再次追逐着地球自转，于12月24日早些时候到达华盛顿，带回了约翰逊总统的圣诞夜信息，其核心内容宣扬了总统对于解决越南冲突的不竭渴望。然而总统很快就被梵蒂冈方面的新闻报道气得暴跳如雷，因为教皇质疑了他对于和平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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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新年庆祝活动彰显的美国社会文化显现出了某种被焦虑阴影笼罩的青春活力。进入1968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表骄傲地记下了两亿公民这个数字。这一年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执行死刑的年份，无论是在各州还是联邦层面。一等邮票的价格在1月7日从五美分上涨到六美分。自从出现第一个正式伤亡人员算起，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六年之久，并将在几个月内超过1775年至1781年的独立革命，成为美国历时最长的战争。但是这个计算起点始终被争议笼罩，因为美军在亚洲的早期死亡人数一直模糊不清。因此众多美国人也理所当然地将越南视为了来自遥远阴霾的可怕暗流。1967年的年终审查显示美军在越南的累计死亡人数为一万五千九百人，另九万九千人受伤。此时还很少有人预料到1968年的伤亡人数将会就会逼近过去几年的总和，或者这一年将会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暗杀与动乱的分水岭，但是弥散的疑惧还是暗示了这一年的血腥前景。威斯特摩兰将军派出六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去守卫孤立的溪山要塞，抵挡四万名北越士兵的围攻。这样的作战态势难免促使人们不安地回想起当年法军在奠边府的决定性投降。

白宫的国内顾问们正在展开辩论，论题是总统在一月份关于民权的讲话是否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完全不歧视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实现”。反对者担心如此缓慢的时间表“会给认为伟大社会是骗局的黑人权力之流提供弹药”，支持者主张奉行现实主义而不是沉湎于儿童读物式的美好幻想，希望培养人们不顾挫折和伤痕，对于长期进步保持耐心。在密西西比州，霍尔姆斯县的罗伯特.G.克拉克（Robert G. Clark）在当月坚持不懈地成为二十世纪第一位黑人州议会众议员——上一次黑人加入密州州议会还是1894年的事。他因没有收到邀请函而错过了庆功典礼宴会；新任众议员举行官方游行的时候，他借了一辆车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其他众议员坐在平台上参加就职仪式时，他独自一人站在台下；最后他在单独摆设的另一张桌子面前完成了宣誓仪式——所有人对于这一切全都视而不见。他在密州州议会坚持存在了几十年，然后于1992年成为了临时议长。*

*【克拉克于2003年退休，就此成为了密州众议院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议员。2004年，他又成为了第一位以姓名为密州州政府办公建筑命名的非裔美国人。】

在纽约，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于1968年开始就电视、报纸、地铁和广告牌广告当中缺乏少数族裔面孔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媒体高管们一方面申辩称自己无力影响广告客户究竟采用怎样的图像，同时又强调他们一直致力于机构内部的种族多元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总裁威廉.菲茨（William Fitts）作证说：“二战结束后我们立即决定积极寻找非白人员工。”但是他也承认种族多元化在高于收发室的岗位层级上几乎毫无进展。听证会后第九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第一位黑人摄像记者哈尔.沃克（Hal Walker）。《纽约时报》的人事主管约翰.莫蒂默（John Mortimer）遭受了尖锐的质问，因为人们注意到这份报纸的全白人员工队伍昂然征讨种族问题的报纸社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被问及《纽约时报》是否曾经雇用过一名波多黎各记者时，他回答说：“我并不这么认为。”新任命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克利福德.亚历山大证实，确实有一家投资公司刚刚打破了禁止派黑人文员或或者送信员进入交易大厅的肤色限制。巴奇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表示：“据我所知我们是第一家这样做的公司。”证人证实，纽约市九十一家职业中介机构当中有六十家仍然愿意接受 “非犹太裔白人秘书”的招工要求，还有好几家著名广告公司口头声称追求种族多元化，但是就是不肯雇用任何少数族裔专业人士。金融领域的状况也大同小异。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弗雷德里克.莫斯利（Frederick Moseley）作证说：“本公司不存在种族隔离的职业设施。”197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会认可第一位黑人成员*，在此之前国会领导人将会确保亚历山大提前从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辞职。逼他辞职的理由是他紧紧纠缠各位雇主加快平等就业进度，超过了雇主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步调。

*【此人名叫约瑟夫.L.希乐斯（Joseph L. Searles）。金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在纽约某证券公司担任合伙人期间与此人合作密切。此外在196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接受了第一位女性交易员莫丽尔.希伯特（Muriel Siebert）。在所有权层面之下，美林公司于1965年雇用了三名黑人，从而整合由两千二百五十名股票经纪人组成的销售队伍。】

在华盛顿，J.埃德加.胡佛声称共产主义领导人“回顾1967年的时候想必颇为得意”。新闻分析家们注意到，胡佛的年度报告综合了来自颠覆、反战抗议和种族煽动的可怕威胁。尽管美国社会此时一直认为正牌美共成员已经少之又少，胡佛却将这一点包装成了更加精妙的危险。他警告称美国的敌人非常乐意“看到政府的越南政策遭到持久且广泛的反对，特别是来自非共产主义者的反对。”他还认为与此同时黑人权力的激增“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气氛，对于许多黑人来说这意味着暴动、纵火、抢劫和杀人的‘权力’。”私下里，胡佛还发起了一场协同警报。1月2日，他正式要求针对金进行新一轮电话窃听。第二天，他向约翰逊总统发送了一份基于詹姆斯.哈里森的线人报告的机密蓝图。为了即将于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公民不服从示威，金正在招募志愿者。胡佛的蓝图列举了作为招募地点的十五座城市以及五个农村地区，以及迄今选定的四十六名招募专员的预定分布。1月4日，在没有通知白宫的情况下，胡佛命令联邦调查局外地办事处为一项新的秘密行动建立每一位员工与志愿者的档案，代号为POCAM（代表“贫困运动”），企图以此阻止金。这是联邦调查局针对“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反情报计划的专门方向。

1月5日，政府的压力从另一面向金袭来。司法部针对去年秋天登门上交近千张征兵卡的五位成年人提出了刑事指控。金在谈到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时——“斯波克被起诉”——非常怀念明确的道德选择。他在周日布道时宣布：“我希望我没有身为牧师的征兵豁免权。我要敬告联邦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人，他们怎样对待斯波克博士和威廉.斯隆.科芬——我的好朋友，耶鲁大学的牧师——也可以怎样对待我。他们可以准备好给我定罪。”在接下来的一周，金的巡回演讲路线从明尼苏达州延伸到北达科塔州，期间他回绝了与斯波克一起参加新的越战集会的提议，因为斯波克依然还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相关团体拉扯不清。去年八月劳工节全国新兴政治会议在芝加哥召开，结果只能用乌烟瘴气来形容，出席会议的金也落了个灰头土脸，现在他只想对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敬而远之。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金还拒绝要求五名被告接受监禁而不是针对起诉提出异议，但是他确实允许跟随他出行的法律顾问哈里.瓦赫特尔在1月11日的纽约核心会议上如此主张。瓦赫特尔认为标准的辩护策略只会给这场旨在诉诸良知的正剧拆台，使其沦为旷日持久的拉锯官司，官司的焦点也会变成关于异议的技术限制，失去放大反战情绪影响的难得机会。科芬至少在一开始同意了这一策略，因为他在司法部举行上交征兵卡仪式的原本目标就是与其他寂寂无名的年轻拒服兵役者一起接受监禁。然而新聘请的辩护律师团一想到要向政府的严厉阴谋起诉书投降就感到羞愧，他们的职业热情——战斗，胜利，确保客户不用坐牢——压倒了被告的创伤与矛盾。金对于这一转折仅仅表示了泛泛的支持，并且向瓦赫特尔解释了他的沉默：“我不能告诉另一个人他应该什么时候进监狱。”

第二天上午，科芬在贝尔蒙特广场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决心“在美国法庭上以传统的美国方式对抗政府”。记者们随即失去了对于本案的兴趣。还是金挽回了新闻界的兴趣——“金博士呼吁在首都举行反战集会”。他宣布CALCAV神职人员将在二月举行第二次和平朝圣，“要么我们结束越南战争，要么我们许多最敏感的公民必须被送进监狱。”斯波克.科芬案件将会于当年夏季在波士顿进行审理，公诉方将会指控五名被告阴谋勾结，而为被告辩护的知名律师将会指出五名被告不仅先前从未参与过反战抗议，而且彼此都不认识。这一招让辩方牢牢掌握了庭审主动权。科芬的律师詹姆斯.圣克莱尔（James St. Clair）提供证词，声称被告收集征兵卡的行为非但没有妨碍征兵，反而加快了征兵进程，因为这一做法提前甄别出了不适宜当兵的无赖汉。激进的律师伦纳德.布丁（Leonard Boudin）是斯波克的辩护人，他针对斯波克受到的每一条指控都提出了异议。至于斯波克则发现自己在受审期间的轻松心态令他本人都感到惊讶：“像我这样从小循规蹈矩的人，如今不仅遭受了联邦罪行的审判，而且竟然还在庭审现场打起了瞌睡。”曾经担任纽伦堡首席检察官的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这次担任了马库斯.拉斯金（Marcus Raskin）的辩护人，并且赢得了陪审团的无罪判决。他的当事人听到判决之后当场瘫倒，眼里流下了遗憾的泪水。其余四名共同被告则欢迎了法庭的定罪，尽管他们的罪名都在后续上诉当中遭到了推翻。最后，辩护方的法律策略牺牲了公民不服从的原则来维护第一修正案。相比之下，CALCAV纽约分部的神学院学生巴里.约翰逊（Barry Johnson）在回应夏季征兵通知时将自己与八名成年支持者用锁链拴在一起——其中包括巴尔福.布里克纳拉比以及一名越南阵亡士兵的母亲——并且祈祷军方做出选择，要么将他们一起逮捕，或者将约翰逊与他的“同谋者”分开。白厅征兵中心的军官们无视这些纠缠不清的影响，从未起诉约翰逊，因为政府律师不希望为了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而宣扬军事胁迫的手段，以免激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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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胡佛于7月10日向白宫派出了他的联络员，并附上一份秘密报告，声称金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反对越南战争的诸多阴险动机之一是为了“补充他们空虚的食品储藏室”。德科.迪洛克向总部汇报说：“报告指出，一般公众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些人的民权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弄虚作假。”作为回应，约翰逊总统敦促迪洛克安排针对卡迈克尔而不是金的消息透露。总统小心翼翼的回避让胡佛倍感失望，因为约翰逊不仅仍然包庇金，而且拒绝自己承担透露消息的责任。胡佛抱怨道：“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我不喜欢这样。”他知道，只有总统才有资格在不牵扯到联邦调查局的情况下炮制贬低金的故事。

两天后，约翰逊在内阁会议室强行要求在越战政策方面意见相左的双方暂时休战。麦克纳马拉部长最近一次视察越南之后认为，“当地不存在军事僵局。”厄尔.惠勒将军（Earle Wheeler）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附和了对方想要听到的话语——“并未出现僵局。”于是他们将待定的出兵要求削减了十万人。麦克纳马拉坚持认为更少的兵力其实也够用，但是他依然在内阁首次宣布，预先规定的稳健路线将会赢得这场战争。他和惠勒都认为美国的战争记者们“心情非常糟糕”，以至于在战地报道当中掩盖了美军的进展。约翰逊总统在宣布暂停磋商之前语气阴冷地安慰了各位内阁成员。他指出自从1965年以来美军在越南已经战死了一万人，他时时刻刻都记得这一点，而北越仅仅在过去六十天就战死了一万人，因此他确信北越方面对于战损的感受只会更加深切。

当天晚上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有人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正在跟踪一辆巡逻警车。此前史密斯的驾照因为一系列八次轻微事故而被吊销，不过就算没这回事，身为黑人的他主动招惹警察的举止也依然十分怪异。晚上九点半过后不久，出租车调度员传达了来自现场的目击证词：趴在地上的史密斯被警察拖进了第四区警察局，他的乘客走在前面。多达两百多人随即聚集在警局门前，几枚自制燃烧弹砸向警局外墙。一个由市民和警察指挥官组成的联合代表团驳斥了关于私刑的谣言，但是确认史密斯被转移到了医院。黑人社区的领导人试图在午夜举行游行示威，从而疏导针对警方的敌意，结果游行沿途的商店橱窗纷纷被打破，碎玻璃撒满了路面。

纽瓦克市长休.阿登尼佐（Hugh Addonizio）在7月13日星期四早些时候宣布，昨晚的骚乱只是一起孤立事件并且已经结束。《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纽瓦克种族暴力爆发”——概述了史密斯事件发生之前当地的争议情况。最近几年纽瓦克全市学校系统黑人学生的占比陡然上涨，达到了70%（自从1960年以来，白人居民就开始纷纷离开人口四十万的纽瓦克市），可是市长不久前却任命了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白人区工作人员担任纽瓦克学监。该市百分之八十的犯罪发生在同一片破落的贫民区，而且市政府官员们此前主张要在当地征用一百五十英亩土地修建一所医学院。到了星期四下午，市政厅门外的抗议人群不再声讨警方施暴，转而要求市政府为搬迁人员提供住房。市政府放出消息声称该市同意雇用第一位黑人警察队长，试图以此安抚人群，示威者则轻蔑地报以“黑人权力！”的呼声。然后远处的商店亮起了火光，警察、记者与示威人群随即一起散开。

也是在星期四这天，约翰逊总统将新闻摄影师召集到白宫官邸的一间起居室，以此展示他所谓的“思想交锋”。他在记者面前逐一询问了麦克纳马拉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意见，让他们说明数量未定的增援部队是否能满足越南战场的所有军事需求。摄像机记录下了每一个人着重申明的同意。在内政方面，昨夜接连接到不断升级的骚乱公告之后，约翰逊与坚定的政治盟友新泽西州州长理查德.休斯（Richard J. Hughes）达成一致：州政府的武装力量足以应对纽瓦克的局势，无需借助联邦紧急援助。周五黎明时分，州骑警进驻了市中心的贫民区。到了下午，国民警卫队在城内设置了一百三十七处路障。零星的枪声点缀着火灾与随处可见的抢劫，此起彼伏的流言声称城里藏匿着不知多少狙击手。纽瓦克警察局长多米尼克.斯皮纳（Dominick Spina）日后作证表示，大部分所谓狙击其实都是警察、州骑警与国民警卫队误射的流弹，他们各自的无线电频率不允许他们相互交流。一个小女孩被穿透卧室墙壁的子弹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听力。斯皮纳低头猫腰地来到海斯廉租房视察，一位居民告诉他，四楼的青少年正在往楼下投掷樱桃炸弹，来自街头的大规模报复杀害了十楼的两位母亲和一位祖母，那里的一名孤儿正在目光空洞地拿着咖啡罐收集弹壳，已经攒了十几颗。暴力事件直到接下来的周一才宣告平息，在此期间纽瓦克统计有一千二百人入狱，六百人受伤，二十三人死亡，包括两名白人警员与两名儿童。骚乱现场的画面传遍了世界各地，画面上的士兵们站在烧得只剩焦黑空壳的贫民区商店门外，被制服的抢劫者匍匐在他们脚下。约翰内斯堡的主要报纸《祖国报》幸灾乐祸地表示，顽固的美国人这回终于应该理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在道德上的必要性了：“美国对于种族融合的痴迷只会造成混乱、纷争和破坏。”

接下来的星期天，底特律警方在黎明时分突击检查了五家“瞎猪馆子”，也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地下酒吧。前四场突击检查仅仅发现了寥寥几位醉酒的赌徒，但是第五家酒馆里却挤满了足足八十二名酒客，他们正在庆祝两名黑人退伍军人从“终极暴乱”——这是一部分美军士兵对于越战兵役的称呼——当中安全返回。警方没怎么费力就与这帮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们企图拖走全部被捕人员的拖沓努力充斥着拳脚相向、警笛嘶鸣以及呼叫增援的紧急呼叫。大约五百四十名警察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之前赶到现场，只见飞石如雨，劫掠四起。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在骚乱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但却被骂下了台，他的地区办公室也被洗劫一空。抢劫者活活打死了一名试图保护自家商店的黑人男子。一名暴乱者在胆怯的记者面前撕开衬衫，袒露了胸前的丑陋疤痕：“这是我在德国留下的。朝鲜我也去过。我今年四十二了，却找不到工作。”乔治.罗姆尼州长乘坐直升机飞临底特律上空视察过后命令七千名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进驻了底特律。他声称地面上的城市看上去好像遭到了轰炸一样。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在7月24日星期一凌晨2点45分叫醒了约翰逊总统，表示罗姆尼正在询问能否派遣联邦部队。约翰逊随即将刚刚退休的赛勒斯.万斯拉到底特律担任临时特使，麦克纳马拉则匆忙派出两个空降旅奔赴了底特律城外的塞尔弗里奇空军基地。

金在当晚的顾问电话会议上指出：“以前也有过黑暗的日子，但这是最黑暗的一次。”他批准了斯坦利.利维森的悲观声明，警告称任何不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国家最终都将无法治理。金将会提醒人们，大萧条时代瘫软无力的美国曾经将糟糕的就业环境当作国家紧急状态，而纽瓦克与底特律的黑人面临的就业环境甚至要比那时还恶劣得多。不过金也很清楚绝大多数美国人肯定听不进他这番话，他们只有在他尽职尽责地谴责暴力犯罪以及支持联邦干预恢复秩序时才肯听他开口。巧合的是，正当金在国内的责任似乎越发紧迫之际，关于是否取消中东之行的决策也逼近了最后期限，而且他的非暴力主张必定会让刚刚大获全胜的以色列极为尴尬。金意识到，将遭到吞并的耶路撒冷当做中心的访问必定会激起中东各国的对立情绪，“无论你怎么说，他们都不打算放弃这座城市。”所以他取消了访问。

周一晚些时候，约翰逊总统为了是否向底特律城内部署空降旅的最终决定而苦恼不已。他丧气地说道：“好吧，依我看不出几分钟联邦军队就非得开始射杀妇女儿童不可。”万斯报告说城里的火势已经失控，目前共有一千二百人被捕，至于密歇根州警卫队不仅组织混乱，而且训练不足。福塔斯法官正在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底特律种族骚乱期间确立的先例起草法律公告*。一部分犹豫出自政治考量，因为罗姆尼州长是1968年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他很不愿意宣布眼下局势已经超出了州政府的控制。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在指责与干预的阴影下争论不休。万斯敦促将警卫队联邦化，从而使其得到更有经验的指挥。约翰逊对此非常担心，唯恐批评者们会说：“我们在越南杀的人还嫌不够多，还要去底特律射杀平民。”负责指挥空降旅的军事主官约翰.瑟克莫顿将军（John Throckmorton）坚称他的手下只有在遇到威胁生命的挑衅时才会开枪。胡佛则带着不祥的情报冲进椭圆形办公室，声称底特律已经失守，哈莱姆区也将在半小时内被“撕成碎片”。万般无奈的总统只得在午夜前夕登上国家电视台，解释了派遣军队的理由。

*【1943年夏天美国总共发生了五场种族骚乱，底特律骚乱是第一场。随着底特律汽车制造业转向战时大生产，大量工作岗位在1941到1943年间吸引了将近四十万来自东南各州的黑人与白人移民以及欧洲移民涌入城内，导致了就业机会紧张与住房紧张。6月20日，城内有谣言称一伙白人青年将一位怀抱婴儿的黑人母亲扔进了底特律河，骚乱随即爆发并且持续到22日。罗斯福总统派出了六千联邦部队前去平乱。骚乱共造成三十四人死亡，其中有二十五名黑人，大多死于白人警察之手；四百三十三人受伤，其中黑人约占四分之三；财物损失两百万美元（折合2020年约三千万美元）。绝大部分骚乱发生在城里最贫困的天堂谷黑人聚集区。】

两千名陆军伞兵的进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五天内这些职业军人总共发射了微不足道的二百零五发子弹。仅有一名士兵死亡，此人在途径一处标记不清的路障时与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发生了交火，而且缺乏实战经验的警卫队无视了瑟克莫顿关于枪支一律退膛的命令。警卫队的无能还不止于误杀友军。一支警卫队部队得到消息称暴乱分子躲藏在某栋公寓里，于是冲着房屋发射了数千发子弹，将门口的石柱都打断成了两截，然后从屋里揪出了三名战战兢兢的年轻人交给由警察组成的“小巷法庭”，警察则试图刑讯逼供他们承认自己是暴乱主谋。其实这三人分别是这栋别墅的房东以及他的朋友与弟弟。房东与租客闹了矛盾，于是更换了门锁想要将人赶走，没想到租客却抢先向警卫队谎称公寓里藏着狙击手。结果房东被警察打成了脑震荡，他十七岁的弟弟被打得颅骨开裂，差点流血而死。但是某家远离底特律的地方报社却很快就将这场闹剧转悲剧总结成了耸人听闻且充斥着捏造内容的电讯报道：“两辆国民警卫队的坦克在星期三晚上用机枪撕开了一处狙击手窝点，逮捕了三名蓬头垢面的白人青年……警卫队在现场收缴了枪支弹药……在窝点发现了周边被洗劫店铺的货物……底特律的种族骚乱创造了现代的流血记录。”新闻报道主张此次骚乱造成了五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是根据随后针对民间骚乱的全国调查，这一数字被夸大了二十倍。7月27日星期四，约翰逊总统宣布成立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领导的两党研究委员会：“我们对于那些依靠恐怖言辞与行径的少数人表示遗憾。”底特律市中心有四十三人死于骚乱。《纽约时报》的一篇震惊社论随即指出，纽瓦克与底特律的骚乱虽然看上去极其骇人，但是累计伤亡人数却远远低于五角大楼公布的同一周最新越战伤亡统计：一百六十四人死亡，一千四百二十二人受伤，就这还是1967年前七个月的最低数字。选择性的恐慌掩盖了当局暴力机构的野蛮行径，但是同时又放大了人们的怀疑。长篇纪实文学《广岛》的作者约翰.赫西接受克纳委员会的委托前去调查暴乱之谜，并且很快就受到了一起案件的吸引。警方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围捕了十名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与两名年轻的白人妓女进行审讯，之后所有嫌疑人都遭到殴打，衣不蔽体，惊恐万状，还有三人被放倒在地并且遭受了处刑枪决。

在加州，里根州长谴责了“与人民为敌的疯狗”。在洛杉矶，警方再一次收到了黑人穆斯林藏匿武器的错误线索，一百名警察再一次突击了清真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指责约翰逊总统没能看到或者控制住“叛乱模式”，愤愤不平的约翰逊向胡佛打电话诉苦，胡佛当即抓住机会在回电当中向约翰逊指控马丁.路德.金本人与摧毁芝加哥鲁普区的计划有牵连。但是胡佛的荒谬攻讦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因为芝加哥在动乱期间始终保持安静。尽管如此，约翰逊依然坚持认为自己眼下的苦境是人为策划的结果。他指示内阁：“我现在不想排除阴谋论。”

黑人权力的热情拥护者们也互不相让地撂下狠话，助长了无端猜测。身在比米尼岛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预测，在“黑人革命的一个必要阶段”将会有十三座新城市发生暴乱。他还称赞了骚乱人群针对约翰.科尼尔斯众议员的袭击——此人曾在调查他的众议院委员会任职——并且调侃说：“难怪他被石头砸了。”拉普.布朗在纽瓦克和底特律两地成为了名人，因为有消息称他半开玩笑地主张现在可能是“针对白种人打游击战”的大好时机。约翰逊总统则因为布朗在华盛顿圣公会化身教堂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而打电话给胡佛——“如果你给我一把枪，让我射杀我的敌人，我可能会打死伯德夫人。”布朗在在这次演讲当中还创造了一句震惊全国的警句，有些人将其视为真理，其他人则将其当成恶魔般的诽谤：“暴力是必要的，它就像樱桃馅饼一样是美国的风味特色。”7月26日，在底特律骚乱期间，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机场逮捕了非学委主席布朗，此时公诉方已经针对他提出了大约十四项煽动罪指控。（胡佛在呈交白宫的行动成功报告当中流露出了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种族改革的低声暗示：“我借此机会让一名黑人探员参与了逮捕行动。”）第二天，非学委前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作为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客人抵达哈瓦那并且在当地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正在组建城市游击战队伍，以便在城市当中进行自卫。” 新近被任命为克纳委员会成员的罗伊.威尔金斯作为嘉宾登上电视并被问及了关于卡迈克尔的问题，他的身体随即几乎肉眼可见地颤抖了起来。接下来主持人又询问坐在一旁的金能否为观众们解释一下卡迈克尔发表这番骇人言论的时机或者目的，金答道：“不行。”

约翰逊总统喘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在8月3日发布了严厉的夏季新闻。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并且减少预计超过二百八十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他呼吁征收10%的所得税附加费。他还宣布他决定再向越南派遣五万五千名士兵，争取在1968年中期达到五十二万五千人的新上限。五角大楼提出的加派二十万部队的要求仍然是官方机密，政府仍然在煞费苦心地宣称美国正在越南缓慢取胜。但是《纽约时报》的一篇重要报道“越南：僵局的迹象”在几天后揭穿了这一主张。这篇报道激怒了约翰逊，他立刻给西贡的军事新闻办公室打电话，谴责这篇流毒深远的报道必然得到了共产主义势力的授意。总统要求采取行动，根除那些向记者R.W.艾普尔（R.W.Apple）透露口风的指挥官。这些人告诉艾普尔，他们预计接下来还要在越南耗上好几年，因为尽管三十个月以来美军的杀敌人数有增无减——北越方面估计已经战死了二十万人，美军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万两千二百六十九人阵亡，另有七万四千八百一十八人负伤——但是敌人的兵力实际上却增加了。另一方面，《会见新闻界》的主持人逼迫金进行二选一，要么寻求恢复针对越南的非暴力示威，要么努力预防下一场种族骚乱。主持人认为两者不可兼得，因为两股激情的碰撞会同时削弱两边的事业。金回答说：“悲剧的是，我们今天参与了两场战争，而且两边都在失败。我们在国内的反贫困战争正在失败。我们在越南的战争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也都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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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曾经承诺在领导大会年会上澄清自己的全新战略角色。年会前夕他飞往旧金山，在这里他私下谈论了自己怀抱的宏伟希望，然后向一个黑人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表讲话，主题是关于他们对“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义务。第二天金飞回东部，面向一群少数族裔电台主播赞扬了他们当中精神昂扬的先驱翘楚，例如普维斯.斯潘（Pervis Spann）、华丽的蒙塔古（the Magnificent Montague）以及费城的乔金娜.伍德（Georgia Wood）。金指出：“没有人知道‘高个保罗’.怀特（Paul “Tall Paul” White）在1963年伯明翰青年的大规模非暴力示威期间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还轻松地补充道，他很高兴听到他自己年轻时喜爱的“欢乐节奏”传遍全球，如今“带着英国口音穿越大西洋回到了美国”，这一点着实堪称奇迹。他赞扬广播从业者利用黑人音乐的活力，以非暴力的力量为基础建立跨界的桥梁。“是的，你们挖掘出了老山姆埋藏在他灵魂深处的力量！”金在一片笑声与掌声当中高声喊道。他意兴飞扬，用词也越发夸张起来：“通过惊人的科技发起的当代文化征服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与古典希腊文化的古代征服。” 然而金同时还指出，他们对于自由的更大追求这才刚刚开始。他告诫他们要在身为黑人的过程当中得到安慰——“我们要从自己做起，解放我们自己的心灵”——并且坚决反对贫穷、种族主义和战争的邪恶三合一。

为了参加《会见新闻界》，金进行了一次短途过夜旅行，然后回到亚特兰大参加8月14日的领导大会年会开幕宴会。伊万.艾伦市长在亚特兰大新凯悦酒店的宴会厅欢迎一千四百名客人。艾瑞莎.富兰克林表演了她的热门歌曲“尊重”和“宝贝我爱你”，这两首歌与披头士乐队的《佩珀军士长》专辑以及民谣歌手斯科特.麦肯锡以繁荣发展的旧金山青年运动为题创作的《旧金山》共同占据了当前流行音乐排行榜的首位。演员西德尼.波蒂埃描述了他多年前滞留在亚特兰大长途汽车站的“有色人种”一侧的经历，以及从那以后他先后饰演的开创性银幕角色，并且宣称金是“一个旧世界的新人”。接下来的三天会议议程期间，本杰明.斯波克在关于越南和平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金则在一场黑人文化遗产研讨会上解释说，本届年会打出的“黑人很美”海报标志着将深埋在英语当中的负面含义加以提升的努力*。金在自己的布道坛上发表了年度主席报告，他回忆说，当年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过后，寥寥几位黑人布道人聚集在以便以谢教堂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当时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个组织居然能张罗一场如此华丽的宴会，而且还有三百名白人宾客参加。图书馆、白领工作以及“公共公园的新鲜空气”一直是黑人的禁区。即使是种族之间的随意交往，即使不违法，也充满了危险。“十年前，除了搬运工或者司机之外，没有一个黑人能够走进南方立法机构的大厅。”诚然，民权战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法律成就。不过为了基于现有成果进一步对抗贫穷和战争，金呼吁重新致力于非暴力。他再一次阐述了关于贫弱之爱与滥用权力之间的狭窄道路的哲理。他的语气听上去好像正在接受公共布道的考验，而听众则是他自己。“今天上午我想让你们看到，一个人可能在自我否定的同时依然目中无人，在自我牺牲的同时依然自以为是。他的慷慨可能喂养他的自我，他的虔诚可能喂养他的傲慢。因此如果没有爱，仁慈就会变成自我主义，殉道就会变成精神上的傲慢。”

*【《纽约时报》很怀疑金的语言学改革目标：“他并未说明这一目标要如何实现。”】

金将这些困难的想法与关于自由的励志演说联系起来，但是他的演讲主题缺乏实际的方向。困难、疲劳、骚乱以及外国战争带来的复合创伤打散了年会的优先事项。一位来自伯明翰的代表抱怨说，他听不懂关于扶贫研讨会的任何一个字。前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彻夜不眠，与斯坦利.怀斯（Stanley Wise）以及威利.利克斯争论不休，反对对方提出的“异化政治”主张。这两人认为黑人激进分子应该抛弃死气沉沉的自由派，支持海外政治联盟。个人纠纷和酒精困扰着幕后的领导人。贝亚德.拉斯廷和肯尼思.克拉克没有出现在原本应该由他们主持的城市危机研讨会上，于是金就独自上场了。他用异常强烈的语言抨击了国会，因为国会否决了约翰逊总统的适度控鼠法案，该法案旨在减少每年报告的一万四千起老鼠咬人事件，其中大部分受伤者是儿童。“悲惨的事实是，美国国会现在与美国人民相比更加因为种族主义而疯狂。”关于贫民窟的状况，金认为：“告诉黑人在他们应该愤怒的时候不要愤怒是毫无意义的。”他勾画了一个将不满情绪转化为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的计划，并且断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可以将愤怒作为富有建设性与创造性的力量。”示威活动可以遏制暴力，“如果我们着手进行这方面工作的话。”

这些言论在各地的报纸头版引发了不友好的反应。8月16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是“金博士计划举行抗议活动以‘破坏’大城市的秩序”。第二天的社论“不和谐的公式”认为金正在“在目前的过热气氛当中”招灾惹祸。《时代周刊》补充说，“无论金博士是否继续他的危险项目，”仅仅这一宣布就已经损害了他的事业，因为它加强了“强大的国会成员的立场，他们已经确信解决城市动乱的办法在于镇压。”类似的反应接踵而至，金自己的员工也承认对于他提出这样一个未经消化的计划感到震惊。既然芝加哥运动的目标都不得不从一开始的消灭贫民窟缩水到削弱住房种族隔离，那么全国性的城市运动怎么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斯坦利.利维森在领导大会年会之后猜测，金一定是从公众对于种族骚乱出乎意料的温和反应当中看到了机会——寄给国会的选民邮件当中涉及种族骚乱的信件数量很少，此外还有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仍然赞成采取积极措施来消除贫民窟。一些助手认为，金正在打算将下一步的运动地点从北方城市转回南方城市，或者将运动方法从街头抗议转为政治行动，或者将运动诉求从反贫困转为反越战，他的年会发言是为了进行铺垫。为了理清各种选择，金在芝加哥的劳工节会议过后与主要顾问们安排了一次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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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森敦促金不要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兴政治会议。这次会议的筹备历时两年，汇集了来自三百七十二个政治改革团体的近三千名代表。但是种族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已经使会议的赞助人们陷入了瘫痪。一位理事会成员愤然辞职以抗议黑人权力倡导者的过度行为，另一位理事提议成立一个内部休战委员会来处理“民粹主义的古老腐败”：白人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哈佛大学教师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是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主要设计师，他曾将年轻的活动家赶出家门，因为他们在六日战争期间唱起了反以色列的歌曲。佩雷茨希望金为1968年的总统选举培养一个支持越南和平的选民集团，但是其他人要么撺掇金自行竞选，要么骂他是汤姆大叔。利维森警告说：“你将要面对一帮根本不理解政治常识的人们，跟他们打交道久了你肯定不沾光。”金则表示现在才与斯波克以及威廉.斯隆.科芬割席断交已经太晚了，尤其要考虑到这两人都支持他在困难城市进行非暴力反抗的主张。于是金在8月31日发表了大会开幕演讲，心中暗自希望一切顺利。

芝加哥体育馆之外的抗议者们一边敲响邦戈鼓一边嘲笑金的到来，并且有节奏地高呼：“杀光白皮，杀光白皮。”拉尔夫.阿博纳西坦言，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受到了参会代表的威胁。当金为越南和平提出新的主张时，预先安插的小团体在会场边缘大放嘲讽。金直截了当地主张美国应当从越南全面撤军，因为无论呼吁谈判、停止轰炸还是缓和局势都仅仅只是回避了必要的艰难决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金甚至挑战了越南战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与反共越南人保持民主团结。（“我不想参加任何‘仇恨约翰逊’的活动，”他在一条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坚称。）他的克制立场反而激起了体育馆里的对抗情绪。会场外的示威纠察队打出了“打倒非暴力”的横幅，会场内故意捣乱的人们高呼“为拉普.布朗让路”来分散人群的注意力。金在木然地完成演讲后告诉利维森，这次演讲的体验“非常可怕……黑人民族主义者一直在找我的麻烦。他们不停地打断我，不停地冲着我大喊大叫。”一份警方监控报告指出，金在离开体育馆时显得“害怕、担心且疲惫”。第二天一早他就逃离了芝加哥。不祥的预感与走廊上的冲突致使朱利安.邦德也放弃了这次会议，尽管他是会议的全国联合主席。

开幕式之后，为期五天的会议在帕默尔宫酒店举行——结束了芝加哥运动的住房政策和谈去年夏天就在这里举行。在宴会厅吊灯的映照下，会议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大约三百名黑人代表因为不满议程安排而撤到了海德公园卫理公会教堂，然后威胁要烧毁这座教堂，直到本堂牧师以及所有白人访客全都离开为止。接下来一位发言者提议烧掉那些仍然拒绝为他们提供空间的黑人教堂。其他人提出了十三项相互不搭界的决议，从“谴责奉行帝国主义的以色列政府”到“要求立即重新安置亚当.C.鲍威尔”。这些决议被发往帕尔默宫，作为黑人代表重新加入主要会议的硬性条件。主会场随即就这些决议进行了混乱喧嚣的投票，最后默然接受了决议内容。身为少数票代表的全国新兴政治会议创始人阿瑟.沃斯科（Arthur Waskow）感叹道：“一千名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阉割自己而成为激进分子。”接下来黑人党团又提出了全新的最后通牒：除非在每次正式投票当中获得一半的选票配额，否则他们将会继续留在海德公园，以此纠正种族主义的遗留问题。一位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认为这个条件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只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黑豹的尾巴尖而已。”在他与其他几人的说服下，参会主体终于认下了这个沉重的方案。此时的帕尔默宫已经化作了一座充斥各种党团与宣言的迷魂阵。粗壮的警卫只允许黑人参会代表入场收听拉普.布朗的冗长演讲：“林登.约翰逊和乔治.华莱士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其中一个人的老婆得了癌症……我们应该向白种人学习暴力。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白人。杀害八名护士的白鬼也是白人……你看，在美国生为残疾人也比生为黑人更强。”在舞厅里，詹姆斯.福曼不顾一切地强行通过关于非洲的决议，不顾台下“反对”呼声四起。两名女性代表提出今后一半参会代表都应该是女性，台下的男人们则报以嘘声与口哨，将两人驱离了话筒面前。查尔斯.谢罗德（Charles Sherrod）此时已经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开展了整整六年的非学委实地工作，他恳求人们不要玩姿态游戏：“我在这里提醒你们，南方还有人在为自由而战。”后来将代表们称作“受虐狂法西斯”的詹姆斯.贝弗尔则表示，会场的愤怒人群撂下狠话声称，如果他胆敢阻挠反以色列的决议就宰了他。他相信这帮人真敢下手。

在不参与派系之争的媒体当中，只有《纽约书评》宣称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商议堪称闪亮的政治探索成果。安德鲁.科普金德（Andrew Kopkind）写道：“会议组织者就是‘运动’本身。”其他所有人眼中的会议都是一场愚蠢的惨败。《纽约客》记者雷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有时对于民权运动感到困惑，但是依然受到了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长途远征的吸引。她嘲笑会议组织沉湎于自我陶醉，一厢情愿地疏远了广大公民：“在整个大会期间，满嘴飞沫。浑身颤抖的代表们似乎不断地从拥挤的电梯、辱骂的洪流、针对事实的马拉松式歪曲、无意义的极权主义手法或者不留余地的诡辩当中冒出来，宣布自己已经‘激进化’了。”大多数参会人员都陷入了痛苦的悔恨或者虚火上升的妄想。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在给安德鲁.杨的信中表示：“我担心我们的许多朋友都被吓坏了，他们认为在芝加哥发生的事件简直不可思议。”全国新兴政治会议执行董事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则不管不顾地盛赞本次大会是“独立宣言以来美国人最重要的聚会”。

为了回应犹太政治领袖的抗议以及至少三十封拉比的来信，金忙着否认了全国新兴政治会议一边倒式的反对以色列决议。* 关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少，缓解了更大的尴尬。代表们放弃了在越南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的任何托辞或者他们的既定议程，特别是在1968年选举当中团结在某一位总统候选人背后或者干脆成立第三党参选——这一目标尤其富有新闻价值——然后主流记者就迅速丧失了对于争吵不休的党团小组的兴趣。不过，公民群众运动的不体面解体对金来说依然造成了沉重打击，因为它提高了两场备选新运动顺利开展的难度。此前金的河畔教堂反越战演讲以及在暴乱城市进行非暴力抗议的呼吁都遭到了抵制，现在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失败只会让抵制愈发加剧。与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相比，这次会议更加公开地揭示了全新的跨文化联盟如何受困于种族与战争的积年陋习并且备受压力。安德鲁.杨在信中写道：“在当天的反动气氛当中，联盟几乎不可能存在。”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胜家缝纫机公司的女继承人安妮.法斯沃斯（Anne Farnsworth）以及她的丈夫马丁.佩雷茨，前者是领导大会的主要捐款人之一。杨在9月6日补充说，抑郁情绪已经将他逼到了放弃的边缘，“距离‘嬉皮士解决方案’还有三步之遥”。但是他又回忆起了塞尔玛的突破，因此认为也许他们还能找到另一个突破口。

*【金在写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的信中宣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安全存在的权利无可争议。同时各个大国有义务承认阿拉伯世界处于强加的贫困落后状态，这一点必然威胁到和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