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埃德加.胡佛于7月10日向白宫派出了他的联络员，并附上一份秘密报告，声称金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反对越南战争的诸多阴险动机之一是为了“补充他们空虚的食品储藏室”。德科.迪洛克向总部汇报说：“报告指出，一般公众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些人的民权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弄虚作假。”作为回应，约翰逊总统敦促迪洛克安排针对卡迈克尔而不是金的消息透露。总统小心翼翼的回避让胡佛倍感失望，因为约翰逊不仅仍然包庇金，而且拒绝自己承担透露消息的责任。胡佛抱怨道：“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我不喜欢这样。”他知道，只有总统才有资格在不牵扯到联邦调查局的情况下炮制贬低金的故事。

两天后，约翰逊在内阁会议室强行要求在越战政策方面意见相左的双方暂时休战。麦克纳马拉部长最近一次视察越南之后认为，“当地不存在军事僵局。”厄尔.惠勒将军（Earle Wheeler）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附和了对方想要听到的话语——“并未出现僵局。”于是他们将待定的出兵要求削减了十万人。麦克纳马拉坚持认为更少的兵力其实也够用，但是他依然在内阁首次宣布，预先规定的稳健路线将会赢得这场战争。他和惠勒都认为美国的战争记者们“心情非常糟糕”，以至于在战地报道当中掩盖了美军的进展。约翰逊总统在宣布暂停磋商之前语气阴冷地安慰了各位内阁成员。他指出自从1965年以来美军在越南已经战死了一万人，他时时刻刻都记得这一点，而北越仅仅在过去六十天就战死了一万人，因此他确信北越方面对于战损的感受只会更加深切。

当天晚上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有人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正在跟踪一辆巡逻警车。此前史密斯的驾照因为一系列八次轻微事故而被吊销，不过就算没这回事，身为黑人的他主动招惹警察的举止也依然十分怪异。晚上九点半过后不久，出租车调度员传达了来自现场的目击证词：趴在地上的史密斯被警察拖进了第四区警察局，他的乘客走在前面。多达两百多人随即聚集在警局门前，几枚自制燃烧弹砸向警局外墙。一个由市民和警察指挥官组成的联合代表团驳斥了关于私刑的谣言，但是确认史密斯被转移到了医院。黑人社区的领导人试图在午夜举行游行示威，从而疏导针对警方的敌意，结果游行沿途的商店橱窗纷纷被打破，碎玻璃撒满了路面。

纽瓦克市长休.阿登尼佐（Hugh Addonizio）在7月13日星期四早些时候宣布，昨晚的骚乱只是一起孤立事件并且已经结束。《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纽瓦克种族暴力爆发”——概述了史密斯事件发生之前当地的争议情况。最近几年纽瓦克全市学校系统黑人学生的占比陡然上涨，达到了70%（自从1960年以来，白人居民就开始纷纷离开人口四十万的纽瓦克市），可是市长不久前却任命了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白人区工作人员担任纽瓦克学监。该市百分之八十的犯罪发生在同一片破落的贫民区，而且市政府官员们此前主张要在当地征用一百五十英亩土地修建一所医学院。到了星期四下午，市政厅门外的抗议人群不再声讨警方施暴，转而要求市政府为搬迁人员提供住房。市政府放出消息声称该市同意雇用第一位黑人警察队长，试图以此安抚人群，示威者则轻蔑地报以“黑人权力！”的呼声。然后远处的商店亮起了火光，警察、记者与示威人群随即一起散开。

也是在星期四这天，约翰逊总统将新闻摄影师召集到白宫官邸的一间起居室，以此展示他所谓的“思想交锋”。他在记者面前逐一询问了麦克纳马拉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意见，让他们说明数量未定的增援部队是否能满足越南战场的所有军事需求。摄像机记录下了每一个人着重申明的同意。在内政方面，昨夜接连接到不断升级的骚乱公告之后，约翰逊与坚定的政治盟友新泽西州州长理查德.休斯（Richard J. Hughes）达成一致：州政府的武装力量足以应对纽瓦克的局势，无需借助联邦紧急援助。周五黎明时分，州骑警进驻了市中心的贫民区。到了下午，国民警卫队在城内设置了一百三十七处路障。零星的枪声点缀着火灾与随处可见的抢劫，此起彼伏的流言声称城里藏匿着不知多少狙击手。纽瓦克警察局长多米尼克.斯皮纳（Dominick Spina）日后作证表示，大部分所谓狙击其实都是警察、州骑警与国民警卫队误射的流弹，他们各自的无线电频率不允许他们相互交流。一个小女孩被穿透卧室墙壁的子弹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听力。斯皮纳低头猫腰地来到海斯廉租房视察，一位居民告诉他，四楼的青少年正在往楼下投掷樱桃炸弹，来自街头的大规模报复杀害了十楼的两位母亲和一位祖母，那里的一名孤儿正在目光空洞地拿着咖啡罐收集弹壳，已经攒了十几颗。暴力事件直到接下来的周一才宣告平息，在此期间纽瓦克统计有一千二百人入狱，六百人受伤，二十三人死亡，包括两名白人警员与两名儿童。骚乱现场的画面传遍了世界各地，画面上的士兵们站在烧得只剩焦黑空壳的贫民区商店门外，被制服的抢劫者匍匐在他们脚下。约翰内斯堡的主要报纸《祖国报》幸灾乐祸地表示，顽固的美国人这回终于应该理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在道德上的必要性了：“美国对于种族融合的痴迷只会造成混乱、纷争和破坏。”

接下来的星期天，底特律警方在黎明时分突击检查了五家“瞎猪馆子”，也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地下酒吧。前四场突击检查仅仅发现了寥寥几位醉酒的赌徒，但是第五家酒馆里却挤满了足足八十二名酒客，他们正在庆祝两名黑人退伍军人从“终极暴乱”——这是一部分美军士兵对于越战兵役的称呼——当中安全返回。警方没怎么费力就与这帮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们企图拖走全部被捕人员的拖沓努力充斥着拳脚相向、警笛嘶鸣以及呼叫增援的紧急呼叫。大约五百四十名警察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之前赶到现场，只见飞石如雨，劫掠四起。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在骚乱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但却被骂下了台，他的地区办公室也被洗劫一空。抢劫者活活打死了一名试图保护自家商店的黑人男子。一名暴乱者在胆怯的记者面前撕开衬衫，袒露了胸前的丑陋疤痕：“这是我在德国留下的。朝鲜我也去过。我今年四十二了，却找不到工作。”乔治.罗姆尼州长乘坐直升机飞临底特律上空视察过后命令七千名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进驻了底特律。他声称地面上的城市看上去好像遭到了轰炸一样。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在7月24日星期一凌晨2点45分叫醒了约翰逊总统，表示罗姆尼正在询问能否派遣联邦部队。约翰逊随即将刚刚退休的赛勒斯.万斯拉到底特律担任临时特使，麦克纳马拉则匆忙派出两个空降旅奔赴了底特律城外的塞尔弗里奇空军基地。

金在当晚的顾问电话会议上指出：“以前也有过黑暗的日子，但这是最黑暗的一次。”他批准了斯坦利.利维森的悲观声明，警告称任何不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国家最终都将无法治理。金将会提醒人们，大萧条时代瘫软无力的美国曾经将糟糕的就业环境当作国家紧急状态，而纽瓦克与底特律的黑人面临的就业环境甚至要比那时还恶劣得多。不过金也很清楚绝大多数美国人肯定听不进他这番话，他们只有在他尽职尽责地谴责暴力犯罪以及支持联邦干预恢复秩序时才肯听他开口。巧合的是，正当金在国内的责任似乎越发紧迫之际，关于是否取消中东之行的决策也逼近了最后期限，而且他的非暴力主张必定会让刚刚大获全胜的以色列极为尴尬。金意识到，将遭到吞并的耶路撒冷当做中心的访问必定会激起中东各国的对立情绪，“无论你怎么说，他们都不打算放弃这座城市。”所以他取消了访问。

周一晚些时候，约翰逊总统为了是否向底特律城内部署空降旅的最终决定而苦恼不已。他丧气地说道：“好吧，依我看不出几分钟联邦军队就非得开始射杀妇女儿童不可。”万斯报告说城里的火势已经失控，目前共有一千二百人被捕，至于密歇根州警卫队不仅组织混乱，而且训练不足。福塔斯法官正在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底特律种族骚乱期间确立的先例起草法律公告*。一部分犹豫出自政治考量，因为罗姆尼州长是1968年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他很不愿意宣布眼下局势已经超出了州政府的控制。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在指责与干预的阴影下争论不休。万斯敦促将警卫队联邦化，从而使其得到更有经验的指挥。约翰逊对此非常担心，唯恐批评者们会说：“我们在越南杀的人还嫌不够多，还要去底特律射杀平民。”负责指挥空降旅的军事主官约翰.瑟克莫顿将军（John Throckmorton）坚称他的手下只有在遇到威胁生命的挑衅时才会开枪。胡佛则带着不祥的情报冲进椭圆形办公室，声称底特律已经失守，哈莱姆区也将在半小时内被“撕成碎片”。万般无奈的总统只得在午夜前夕登上国家电视台，解释了派遣军队的理由。

*【1943年夏天美国总共发生了五场种族骚乱，底特律骚乱是第一场。随着底特律汽车制造业转向战时大生产，大量工作岗位在1941到1943年间吸引了将近四十万来自东南各州的黑人与白人移民以及欧洲移民涌入城内，导致了就业机会紧张与住房紧张。6月20日，城内有谣言称一伙白人青年将一位怀抱婴儿的黑人母亲扔进了底特律河，骚乱随即爆发并且持续到22日。罗斯福总统派出了六千联邦部队前去平乱。骚乱共造成三十四人死亡，其中有二十五名黑人，大多死于白人警察之手；四百三十三人受伤，其中黑人约占四分之三；财物损失两百万美元（折合2020年约三千万美元）。绝大部分骚乱发生在城里最贫困的天堂谷黑人聚集区。】

两千名陆军伞兵的进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五天内这些职业军人总共发射了微不足道的二百零五发子弹。仅有一名士兵死亡，此人在途径一处标记不清的路障时与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发生了交火，而且缺乏实战经验的警卫队无视了瑟克莫顿关于枪支一律退膛的命令。警卫队的无能还不止于误杀友军。一支警卫队部队得到消息称暴乱分子躲藏在某栋公寓里，于是冲着房屋发射了数千发子弹，将门口的石柱都打断成了两截，然后从屋里揪出了三名战战兢兢的年轻人交给由警察组成的“小巷法庭”，警察则试图刑讯逼供他们承认自己是暴乱主谋。其实这三人分别是这栋别墅的房东以及他的朋友与弟弟。房东与租客闹了矛盾，于是更换了门锁想要将人赶走，没想到租客却抢先向警卫队谎称公寓里藏着狙击手。结果房东被警察打成了脑震荡，他十七岁的弟弟被打得颅骨开裂，差点流血而死。但是某家远离底特律的地方报社却很快就将这场闹剧转悲剧总结成了耸人听闻且充斥着捏造内容的电讯报道：“两辆国民警卫队的坦克在星期三晚上用机枪撕开了一处狙击手窝点，逮捕了三名蓬头垢面的白人青年……警卫队在现场收缴了枪支弹药……在窝点发现了周边被洗劫店铺的货物……底特律的种族骚乱创造了现代的流血记录。”新闻报道主张此次骚乱造成了五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是根据随后针对民间骚乱的全国调查，这一数字被夸大了二十倍。7月27日星期四，约翰逊总统宣布成立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领导的两党研究委员会：“我们对于那些依靠恐怖言辞与行径的少数人表示遗憾。”底特律市中心有四十三人死于骚乱。《纽约时报》的一篇震惊社论随即指出，纽瓦克与底特律的骚乱虽然看上去极其骇人，但是累计伤亡人数却远远低于五角大楼公布的同一周最新越战伤亡统计：一百六十四人死亡，一千四百二十二人受伤，就这还是1967年前七个月的最低数字。选择性的恐慌掩盖了当局暴力机构的野蛮行径，但是同时又放大了人们的怀疑。长篇纪实文学《广岛》的作者约翰.赫西接受克纳委员会的委托前去调查暴乱之谜，并且很快就受到了一起案件的吸引。警方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围捕了十名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与两名年轻的白人妓女进行审讯，之后所有嫌疑人都遭到殴打，衣不蔽体，惊恐万状，还有三人被放倒在地并且遭受了处刑枪决。

在加州，里根州长谴责了“与人民为敌的疯狗”。在洛杉矶，警方再一次收到了黑人穆斯林藏匿武器的错误线索，一百名警察再一次突击了清真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指责约翰逊总统没能看到或者控制住“叛乱模式”，愤愤不平的约翰逊向胡佛打电话诉苦，胡佛当即抓住机会在回电当中向约翰逊指控马丁.路德.金本人与摧毁芝加哥鲁普区的计划有牵连。但是胡佛的荒谬攻讦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因为芝加哥在动乱期间始终保持安静。尽管如此，约翰逊依然坚持认为自己眼下的苦境是人为策划的结果。他指示内阁：“我现在不想排除阴谋论。”

黑人权力的热情拥护者们也互不相让地撂下狠话，助长了无端猜测。身在比米尼岛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预测，在“黑人革命的一个必要阶段”将会有十三座新城市发生暴乱。他还称赞了骚乱人群针对约翰.科尼尔斯众议员的袭击——此人曾在调查他的众议院委员会任职——并且调侃说：“难怪他被石头砸了。”拉普.布朗在纽瓦克和底特律两地成为了名人，因为有消息称他半开玩笑地主张现在可能是“针对白种人打游击战”的大好时机。约翰逊总统则因为布朗在华盛顿圣公会化身教堂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而打电话给胡佛——“如果你给我一把枪，让我射杀我的敌人，我可能会打死伯德夫人。”布朗在在这次演讲当中还创造了一句震惊全国的警句，有些人将其视为真理，其他人则将其当成恶魔般的诽谤：“暴力是必要的，它就像樱桃馅饼一样是美国的风味特色。”7月26日，在底特律骚乱期间，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机场逮捕了非学委主席布朗，此时公诉方已经针对他提出了大约十四项煽动罪指控。（胡佛在呈交白宫的行动成功报告当中流露出了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种族改革的低声暗示：“我借此机会让一名黑人探员参与了逮捕行动。”）第二天，非学委前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作为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客人抵达哈瓦那并且在当地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正在组建城市游击战队伍，以便在城市当中进行自卫。” 新近被任命为克纳委员会成员的罗伊.威尔金斯作为嘉宾登上电视并被问及了关于卡迈克尔的问题，他的身体随即几乎肉眼可见地颤抖了起来。接下来主持人又询问坐在一旁的金能否为观众们解释一下卡迈克尔发表这番骇人言论的时机或者目的，金答道：“不行。”

约翰逊总统喘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在8月3日发布了严厉的夏季新闻。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并且减少预计超过二百八十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他呼吁征收10%的所得税附加费。他还宣布他决定再向越南派遣五万五千名士兵，争取在1968年中期达到五十二万五千人的新上限。五角大楼提出的加派二十万部队的要求仍然是官方机密，政府仍然在煞费苦心地宣称美国正在越南缓慢取胜。但是《纽约时报》的一篇重要报道“越南：僵局的迹象”在几天后揭穿了这一主张。这篇报道激怒了约翰逊，他立刻给西贡的军事新闻办公室打电话，谴责这篇流毒深远的报道必然得到了共产主义势力的授意。总统要求采取行动，根除那些向记者R.W.艾普尔（R.W.Apple）透露口风的指挥官。这些人告诉艾普尔，他们预计接下来还要在越南耗上好几年，因为尽管三十个月以来美军的杀敌人数有增无减——北越方面估计已经战死了二十万人，美军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万两千二百六十九人阵亡，另有七万四千八百一十八人负伤——但是敌人的兵力实际上却增加了。另一方面，《会见新闻界》的主持人逼迫金进行二选一，要么寻求恢复针对越南的非暴力示威，要么努力预防下一场种族骚乱。主持人认为两者不可兼得，因为两股激情的碰撞会同时削弱两边的事业。金回答说：“悲剧的是，我们今天参与了两场战争，而且两边都在失败。我们在国内的反贫困战争正在失败。我们在越南的战争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也都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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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曾经承诺在领导大会年会上澄清自己的全新战略角色。年会前夕他飞往旧金山，在这里他私下谈论了自己怀抱的宏伟希望，然后向一个黑人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表讲话，主题是关于他们对“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义务。第二天金飞回东部，面向一群少数族裔电台主播赞扬了他们当中精神昂扬的先驱翘楚，例如普维斯.斯潘（Pervis Spann）、华丽的蒙塔古（the Magnificent Montague）以及费城的乔金娜.伍德（Georgia Wood）。金指出：“没有人知道‘高个保罗’.怀特（Paul “Tall Paul” White）在1963年伯明翰青年的大规模非暴力示威期间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还轻松地补充道，他很高兴听到他自己年轻时喜爱的“欢乐节奏”传遍全球，如今“带着英国口音穿越大西洋回到了美国”，这一点着实堪称奇迹。他赞扬广播从业者利用黑人音乐的活力，以非暴力的力量为基础建立跨界的桥梁。“是的，你们挖掘出了老山姆埋藏在他灵魂深处的力量！”金在一片笑声与掌声当中高声喊道。他意兴飞扬，用词也越发夸张起来：“通过惊人的科技发起的当代文化征服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与古典希腊文化的古代征服。” 然而金同时还指出，他们对于自由的更大追求这才刚刚开始。他告诫他们要在身为黑人的过程当中得到安慰——“我们要从自己做起，解放我们自己的心灵”——并且坚决反对贫穷、种族主义和战争的邪恶三合一。

为了参加《会见新闻界》，金进行了一次短途过夜旅行，然后回到亚特兰大参加8月14日的领导大会年会开幕宴会。伊万.艾伦市长在亚特兰大新凯悦酒店的宴会厅欢迎一千四百名客人。艾瑞莎.富兰克林表演了她的热门歌曲“尊重”和“宝贝我爱你”，这两首歌与披头士乐队的《佩珀军士长》专辑以及民谣歌手斯科特.麦肯锡以繁荣发展的旧金山青年运动为题创作的《旧金山》共同占据了当前流行音乐排行榜的首位。演员西德尼.波蒂埃描述了他多年前滞留在亚特兰大长途汽车站的“有色人种”一侧的经历，以及从那以后他先后饰演的开创性银幕角色，并且宣称金是“一个旧世界的新人”。接下来的三天会议议程期间，本杰明.斯波克在关于越南和平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金则在一场黑人文化遗产研讨会上解释说，本届年会打出的“黑人很美”海报标志着将深埋在英语当中的负面含义加以提升的努力*。金在自己的布道坛上发表了年度主席报告，他回忆说，当年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过后，寥寥几位黑人布道人聚集在以便以谢教堂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当时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个组织居然能张罗一场如此华丽的宴会，而且还有三百名白人宾客参加。图书馆、白领工作以及“公共公园的新鲜空气”一直是黑人的禁区。即使是种族之间的随意交往，即使不违法，也充满了危险。“十年前，除了搬运工或者司机之外，没有一个黑人能够走进南方立法机构的大厅。”诚然，民权战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法律成就。不过为了基于现有成果进一步对抗贫穷和战争，金呼吁重新致力于非暴力。他再一次阐述了关于贫弱之爱与滥用权力之间的狭窄道路的哲理。他的语气听上去好像正在接受公共布道的考验，而听众则是他自己。“今天上午我想让你们看到，一个人可能在自我否定的同时依然目中无人，在自我牺牲的同时依然自以为是。他的慷慨可能喂养他的自我，他的虔诚可能喂养他的傲慢。因此如果没有爱，仁慈就会变成自我主义，殉道就会变成精神上的傲慢。”

*【《纽约时报》很怀疑金的语言学改革目标：“他并未说明这一目标要如何实现。”】

金将这些困难的想法与关于自由的励志演说联系起来，但是他的演讲主题缺乏实际的方向。困难、疲劳、骚乱以及外国战争带来的复合创伤打散了年会的优先事项。一位来自伯明翰的代表抱怨说，他听不懂关于扶贫研讨会的任何一个字。前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彻夜不眠，与斯坦利.怀斯（Stanley Wise）以及威利.利克斯争论不休，反对对方提出的“异化政治”主张。这两人认为黑人激进分子应该抛弃死气沉沉的自由派，支持海外政治联盟。个人纠纷和酒精困扰着幕后的领导人。贝亚德.拉斯廷和肯尼思.克拉克没有出现在原本应该由他们主持的城市危机研讨会上，于是金就独自上场了。他用异常强烈的语言抨击了国会，因为国会否决了约翰逊总统的适度控鼠法案，该法案旨在减少每年报告的一万四千起老鼠咬人事件，其中大部分受伤者是儿童。“悲惨的事实是，美国国会现在与美国人民相比更加因为种族主义而疯狂。”关于贫民窟的状况，金认为：“告诉黑人在他们应该愤怒的时候不要愤怒是毫无意义的。”他勾画了一个将不满情绪转化为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的计划，并且断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可以将愤怒作为富有建设性与创造性的力量。”示威活动可以遏制暴力，“如果我们着手进行这方面工作的话。”

这些言论在各地的报纸头版引发了不友好的反应。8月16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是“金博士计划举行抗议活动以‘破坏’大城市的秩序”。第二天的社论“不和谐的公式”认为金正在“在目前的过热气氛当中”招灾惹祸。《时代周刊》补充说，“无论金博士是否继续他的危险项目，”仅仅这一宣布就已经损害了他的事业，因为它加强了“强大的国会成员的立场，他们已经确信解决城市动乱的办法在于镇压。”类似的反应接踵而至，金自己的员工也承认对于他提出这样一个未经消化的计划感到震惊。既然芝加哥运动的目标都不得不从一开始的消灭贫民窟缩水到削弱住房种族隔离，那么全国性的城市运动怎么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斯坦利.利维森在领导大会年会之后猜测，金一定是从公众对于种族骚乱出乎意料的温和反应当中看到了机会——寄给国会的选民邮件当中涉及种族骚乱的信件数量很少，此外还有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仍然赞成采取积极措施来消除贫民窟。一些助手认为，金正在打算将下一步的运动地点从北方城市转回南方城市，或者将运动方法从街头抗议转为政治行动，或者将运动诉求从反贫困转为反越战，他的年会发言是为了进行铺垫。为了理清各种选择，金在芝加哥的劳工节会议过后与主要顾问们安排了一次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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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森敦促金不要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兴政治会议。这次会议的筹备历时两年，汇集了来自三百七十二个政治改革团体的近三千名代表。但是种族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已经使会议的赞助人们陷入了瘫痪。一位理事会成员愤然辞职以抗议黑人权力倡导者的过度行为，另一位理事提议成立一个内部休战委员会来处理“民粹主义的古老腐败”：白人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哈佛大学教师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是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主要设计师，他曾将年轻的活动家赶出家门，因为他们在六日战争期间唱起了反以色列的歌曲。佩雷茨希望金为1968年的总统选举培养一个支持越南和平的选民集团，但是其他人要么撺掇金自行竞选，要么骂他是汤姆大叔。利维森警告说：“你将要面对一帮根本不理解政治常识的人们，跟他们打交道久了你肯定不沾光。”金则表示现在才与斯波克以及威廉.斯隆.科芬割席断交已经太晚了，尤其要考虑到这两人都支持他在困难城市进行非暴力反抗的主张。于是金在8月31日发表了大会开幕演讲，心中暗自希望一切顺利。

芝加哥体育馆之外的抗议者们一边敲响邦戈鼓一边嘲笑金的到来，并且有节奏地高呼：“杀光白皮，杀光白皮。”拉尔夫.阿博纳西坦言，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受到了参会代表的威胁。当金为越南和平提出新的主张时，预先安插的小团体在会场边缘大放嘲讽。金直截了当地主张美国应当从越南全面撤军，因为无论呼吁谈判、停止轰炸还是缓和局势都仅仅只是回避了必要的艰难决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金甚至挑战了越南战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与反共越南人保持民主团结。（“我不想参加任何‘仇恨约翰逊’的活动，”他在一条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坚称。）他的克制立场反而激起了体育馆里的对抗情绪。会场外的示威纠察队打出了“打倒非暴力”的横幅，会场内故意捣乱的人们高呼“为拉普.布朗让路”来分散人群的注意力。金在木然地完成演讲后告诉利维森，这次演讲的体验“非常可怕……黑人民族主义者一直在找我的麻烦。他们不停地打断我，不停地冲着我大喊大叫。”一份警方监控报告指出，金在离开体育馆时显得“害怕、担心且疲惫”。第二天一早他就逃离了芝加哥。不祥的预感与走廊上的冲突致使朱利安.邦德也放弃了这次会议，尽管他是会议的全国联合主席。

开幕式之后，为期五天的会议在帕默尔宫酒店举行——结束了芝加哥运动的住房政策和谈去年夏天就在这里举行。在宴会厅吊灯的映照下，会议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大约三百名黑人代表因为不满议程安排而撤到了海德公园卫理公会教堂，然后威胁要烧毁这座教堂，直到本堂牧师以及所有白人访客全都离开为止。接下来一位发言者提议烧掉那些仍然拒绝为他们提供空间的黑人教堂。其他人提出了十三项相互不搭界的决议，从“谴责奉行帝国主义的以色列政府”到“要求立即重新安置亚当.C.鲍威尔”。这些决议被发往帕尔默宫，作为黑人代表重新加入主要会议的硬性条件。主会场随即就这些决议进行了混乱喧嚣的投票，最后默然接受了决议内容。身为少数票代表的全国新兴政治会议创始人阿瑟.沃斯科（Arthur Waskow）感叹道：“一千名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阉割自己而成为激进分子。”接下来黑人党团又提出了全新的最后通牒：除非在每次正式投票当中获得一半的选票配额，否则他们将会继续留在海德公园，以此纠正种族主义的遗留问题。一位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认为这个条件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只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黑豹的尾巴尖而已。”在他与其他几人的说服下，参会主体终于认下了这个沉重的方案。此时的帕尔默宫已经化作了一座充斥各种党团与宣言的迷魂阵。粗壮的警卫只允许黑人参会代表入场收听拉普.布朗的冗长演讲：“林登.约翰逊和乔治.华莱士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其中一个人的老婆得了癌症……我们应该向白种人学习暴力。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白人。杀害八名护士的白鬼也是白人……你看，在美国生为残疾人也比生为黑人更强。”在舞厅里，詹姆斯.福曼不顾一切地强行通过关于非洲的决议，不顾台下“反对”呼声四起。两名女性代表提出今后一半参会代表都应该是女性，台下的男人们则报以嘘声与口哨，将两人驱离了话筒面前。查尔斯.谢罗德（Charles Sherrod）此时已经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开展了整整六年的非学委实地工作，他恳求人们不要玩姿态游戏：“我在这里提醒你们，南方还有人在为自由而战。”后来将代表们称作“受虐狂法西斯”的詹姆斯.贝弗尔则表示，会场的愤怒人群撂下狠话声称，如果他胆敢阻挠反以色列的决议就宰了他。他相信这帮人真敢下手。

在不参与派系之争的媒体当中，只有《纽约书评》宣称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商议堪称闪亮的政治探索成果。安德鲁.科普金德（Andrew Kopkind）写道：“会议组织者就是‘运动’本身。”其他所有人眼中的会议都是一场愚蠢的惨败。《纽约客》记者雷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有时对于民权运动感到困惑，但是依然受到了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长途远征的吸引。她嘲笑会议组织沉湎于自我陶醉，一厢情愿地疏远了广大公民：“在整个大会期间，满嘴飞沫。浑身颤抖的代表们似乎不断地从拥挤的电梯、辱骂的洪流、针对事实的马拉松式歪曲、无意义的极权主义手法或者不留余地的诡辩当中冒出来，宣布自己已经‘激进化’了。”大多数参会人员都陷入了痛苦的悔恨或者虚火上升的妄想。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在给安德鲁.杨的信中表示：“我担心我们的许多朋友都被吓坏了，他们认为在芝加哥发生的事件简直不可思议。”全国新兴政治会议执行董事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则不管不顾地盛赞本次大会是“独立宣言以来美国人最重要的聚会”。

为了回应犹太政治领袖的抗议以及至少三十封拉比的来信，金忙着否认了全国新兴政治会议一边倒式的反对以色列决议。* 关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少，缓解了更大的尴尬。代表们放弃了在越南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的任何托辞或者他们的既定议程，特别是在1968年选举当中团结在某一位总统候选人背后或者干脆成立第三党参选——这一目标尤其富有新闻价值——然后主流记者就迅速丧失了对于争吵不休的党团小组的兴趣。不过，公民群众运动的不体面解体对金来说依然造成了沉重打击，因为它提高了两场备选新运动顺利开展的难度。此前金的河畔教堂反越战演讲以及在暴乱城市进行非暴力抗议的呼吁都遭到了抵制，现在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失败只会让抵制愈发加剧。与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相比，这次会议更加公开地揭示了全新的跨文化联盟如何受困于种族与战争的积年陋习并且备受压力。安德鲁.杨在信中写道：“在当天的反动气氛当中，联盟几乎不可能存在。”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胜家缝纫机公司的女继承人安妮.法斯沃斯（Anne Farnsworth）以及她的丈夫马丁.佩雷茨，前者是领导大会的主要捐款人之一。杨在9月6日补充说，抑郁情绪已经将他逼到了放弃的边缘，“距离‘嬉皮士解决方案’还有三步之遥”。但是他又回忆起了塞尔玛的突破，因此认为也许他们还能找到另一个突破口。

*【金在写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的信中宣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安全存在的权利无可争议。同时各个大国有义务承认阿拉伯世界处于强加的贫困落后状态，这一点必然威胁到和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