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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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战争为国际政治造成了持久的震撼。最终埃军的残兵败将头破血流地狼狈撤回了尼罗河西岸，此前几个小时埃及居民还在广播里收听着清算“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取得光荣成功的公告。这一仗埃军阵亡了一万五千人，被俘了五千人。多年以前，胡志明曾经与戴维.本.古里安套过近乎，表示愿意在河内为草创阶段的以色列政府提供栖身之地——当时是1946年，胡志明已经当选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而本.古里安尚未成为第一任以色列总理；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越南独立运动的形势看上去要比试图建立以色列的犹太游击队更加巩固。如今胡志明的立场彻底调转了过来。六日战争的第一天他就宣称以色列人作为“美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注定要落得可耻的失败下场”。事实证明他的预测并不比开罗电台的播报更加准确。经此一役，支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几乎消散殆尽。对于在1954年突然将支持对象从以色列转向阿拉伯国家的苏联来说，这场惨败尤其浪费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并且打破了共产主义赞助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场奇迹般的胜利也改变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用正统派神学家大卫.哈特曼的话来说：“整个世界都爱上了我们。身为以色列人一下子成了一件很性感的事情。”随着以军占领耶路撒冷，圣经当中记载的地点重新进入了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战火刚刚熄灭，世界各地的无数犹太人就蜂拥来到希律王圣殿的西墙遗址祈祷，其中也包括赫歇尔拉比。他记录下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无数灵魂当中升起了巨大的惊讶，就像先知们纷纷从坟墓中复活过来一样。”战争结束后仅仅两天，纽约的犹太裔社区就带头掀起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在庆祝现场，为了感恩另一天的生活所做的传统祷告融入了一波又一波哭泣，阿瑟.赫兹伯格事后指出，这些泪水席卷了无数曾经“远离犹太会堂”、对以色列漠不关心、一心只想融入美国的犹太裔公民。在华盛顿，经济机会办公室的官员海曼.布克宾德（Hyman Bookbinder）参加了一场户外庆祝，并且负责看管了众多捐款摊位当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摊位总共收获了惊人了一亿美金捐款。尤其令布克宾德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气质谦逊的妇女在他的摊位上捐出了一千七百美元。后来他得知这笔钱是这位妇女的全部积蓄。布克宾德是一位世俗化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于波兰的一户同盟主义者家庭。他很快就辞去了政府工作，转而投向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并且将会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首次加入犹太会堂。

战士们的欢呼声使得犹太精神的觉醒变得更加刚硬起来。大卫.哈特曼观察到：“我们如此迅速地长成了人所共见的核心强国，以至于傲慢的种子也随之而来。”艾毕.福塔斯大法官得知以色列大获全胜的第一条消息之后忍不住在最高法院办公室里爆出了粗口：“我要用阿拉伯人的包皮来装饰我的办公室！”这场战争的意义如此奇妙，以至于美国上层在战后闭紧了嘴，因为他们麻木地意识到，小小的以色列不仅不顾华盛顿的劝阻，单枪匹马地击败了周边一圈阿拉伯国家，而且还狠狠地戳刺了一下冷漠的恩主。在战争第四天，以色列战机在埃及海岸外的国际水域冲着标志明显的美国间谍船“自由号”开火了三个小时，不仅用机枪扫射，还投下鱼雷，造成三十四名美国水手死亡，一百七十人受伤。两国官方的遗憾声明将这次袭击的来龙去脉笼罩在一片神秘当中，仿佛双方都觉得丑事不可外扬。作家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后来指出，在流离四方的千百年间，零落分散的犹太社区只能依靠犹太教义来敦促东道国施行宽容与社会正义，因此犹太民族精心培育了一套劝人向善的道德主义信条，但是如今在这套信条旁边却又滋生出了一套雄赳赳气昂昂的新兴“肌肉型犹太教”。六日战争结束后，一贯直言不讳的美国学者I.F.斯通（I. F. Stone）指控称，强大的参孙令人陶醉的重生实际上让以色列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觉得只有武力才能保证正义。一切民族中心主义运动都伴随着某种道德低能。在民族中心主义者看来，其他民族要么低于人类，因此理应无视他们的利益，要么高于人类，因此非常危险，必须消灭他们。”

在美国，六日战争明确了犹太政治文化的两场历史性转变——两场转变都伴随着赤贫的犹太移民家庭来到美国，在意识形态发酵的大熔炉当中燃烧了一个世纪。大部分不断进化的左派内部辩论都将神秘拗口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应用于竞争性的论战，左派分子们争论着究竟是哪个派别发明了、拯救了或者背叛了抬举世界各地受压迫人民的最佳综合计划。无数理论适应了大萧条和大屠杀的冲击，进入了冷战时期，但是并没有多少专家或者思想家能够预料到南方黑人会掀起一场重要的群众运动。虽然犹太活动家大量参与了以教会为基础的非暴力政治的奇特内部运作，但是主要的犹太作家们却一边充满戒备地表示赞同，一边与民权运动拉开了距离。早在1963年伯明翰运动之前，《评论》编辑诺曼.珀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就撰写一篇关于种族疏离的开创性文章。珀德霍雷茨承认，尽管他在成长过程中在口头上为民权运动说了几句好话，但是“我仍然害怕黑人。我仍然全心全意地憎恨他们。”珀德霍雷茨认为认为无论是种族融合还是民主制度都只能为“这个国家的黑人问题”提供虚假的希望，这个问题在“肤色在事实上消失”之前根本无法解决。他还承认了自己怀抱的绝望幻想：“这意味着——说句难听的话——种族杂交。”1967年初，《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了一场辩论，辩论双方对于种族关系本质的假设存在着显著分歧。黑人思想家詹姆斯.鲍德温撰文高呼“黑人反犹，因为他们反对白人”；犹太神学院的罗伯特.戈迪斯（Robert Gordis）则回敬道：“黑人反犹，因为他们想找替罪羊。”六日战争加速了一种全新的进步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仰赖而非反对根深蒂固的美国势力，并且还与在中东地区彰显强大民主模式的以色列结盟。在这种意识形态眼中，黑人权力无非是遭到浪费的潜力，只配充当真正进步的陪衬。突如其来的武运昌隆致使先锋派犹太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更加好战，对于少数族裔与穷人的关注也在消退，但是他们仍然向往着富有远见的世界观。在《新保守主义：一个理念的自传》当中，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将自己奉行的理想主义政治哲学从追随托洛茨基的青年时期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华盛顿的全国政治中心，完全没有提到非暴力民权时代。

另一条并驾齐驱并且同样富有影响力的犹太思想路线遵循着马克斯.夏克曼（Max Shachtman）的非凡人生经历。这位出生于波兰的政党领袖曾经参加过1925年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当时他满怀希望地称赞共产国际是“资本主义黑暗当中的一道亮丽红光”。根据第一手资料，夏克曼首先与斯大林决裂，然后与托洛茨基决裂，因为托洛斯基低估了斯大林对于工人运动的恣意扭曲，再然后又与诺曼.托马斯和A.J.穆斯特等等“二流”反苏竞争者决裂，最后还与美国政治当中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理念决裂。1965年，作为纽约书斋辩证法圈子里的杰出人物，夏克曼在“我们位于第14街的社会主义阁楼”里面发表了一句不经意的评论，让他的座上常客们目瞪口呆。他认为目前管理南越的美国傀儡 “与河内的暴徒相比恐怕也差不到哪里去。”贝亚德.拉斯廷是当时正在美国工人运动当中建立 “夏克曼基地”的众多夏克曼门徒之一，如今他十分不安地得知，新的工会雇主要求工人支持林登.约翰逊的越战政策。1967年，《异议》杂志创始人欧文.豪（Irving Howe）记录了拉斯廷在团体压力下的痛苦。工人运动的同事们不仅要求他违背奉行终身的和平主义立场，还要求他为了美国的战争事业多说美言。拉斯廷恳求工运同事们手下留情，别让他在民权运动那边失去容身之地。例如考特兰.考克斯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这样非常年轻的民权领导人多年以来一直以拉斯廷为榜样，如今他们却指责拉斯廷率先背叛了非暴力，这才刺激得他们有样学样。与拉斯廷不同，社会主义领导人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越战问题上与夏克曼彻底分道扬镳，还创造了“新保守主义”一词来形容夏克曼的联盟主旨。这个词很快就在曼哈顿知识界流行了起来。它暗示了强烈的军事目的，还伴随着专注以色列的乌托邦理念残余。新保守主义流派很快就会成长为美国政坛的强大势力，工人运动阵营的夏克曼追随者们很快就会融入欧文.克里斯托尔代表的更广大政治运动。

另一方面，中东战争的爆发也让越南和平运动瞬间陷入了政治困境。马丁.路德.金从日内瓦回国之后遭到批评，人们认为他放弃了非暴力，因为在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曾经与雷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及其他宗教领袖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警告人们关注阿拉伯世界针对以色列的敌意包围。在克利夫兰和芝加哥之间来回奔波的金抱怨说，“《纽约时报》把这则广告渲染成了对于以色列的完全认可。”金回国后的第二天，斯坦利.利维森告诉他，眼下的人们过于情绪化，看不到战争除了生存问题之外“什么都解决不了”。第五天，埃德加.胡佛匆匆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金身边一心从事颠覆活动的顾问们不惜危害以色列也要在越战问题上削弱约翰逊总统的立场。与此同时，赫歇尔拉比也在以色列问题方面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色列的使节警告说，他对于越战的抗议威胁到了美国为以色列提供的重要保护，同时支持两场战争的犹太神学院同事们更是进一步排斥了他。运动领袖们将通常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痛苦反省压缩到了充满战斗的短短一周当中。安德鲁.杨告诉金，他担心以色列在征服耶路撒冷的问题上不会妥协。利维森和哈里.瓦赫特尔表示，各个大国应该在中东强加全面和平，但是它们肯定不会这样做。6月11日，也就是停火后第二天，金向顾问抱怨说，他把自己的非暴力主张解释为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但是“现在反而是以色列面临着自以为是与不肯让步的危险。”

关于立场一致性的顾虑严重困扰着反战教士们，以至于他们几次秘密聚集在《时代周刊》反战广告的主要组织者约翰.贝内特的联合神学院办公室里交换意见。教士们想要知道，他们能否真诚地反对一场战争并且赞扬另一场战争？他们究竟应该如何区分战争之间的差异？赫歇尔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以色列、基调欢乐的冥想书。在聚会期间他第一次努力从品行与处境两方面为以色列战争开脱，反响非常糟糕。他几乎有些眩晕地声称犹太士兵不仅不情愿作战，而且几乎无意伤害任何人。哈里.瓦赫特尔回忆说，赫歇尔因为这番言论而遭到了一贯尊敬他的同事们的“粗暴对待”。赫歇尔与丹尼尔.贝里根牧师（Daniel Berrigan）甚至一度闹翻了脸。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别人发言。巴尔福.布里克纳拉比认为，CALCAV小组应该尝试着同时解决越战与中东战争的问题，立即进行和平宣传是防止合法自卫为暴力大开方便之门的最可靠方法。但是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这两项任务单独执行起来已经困难重重，捆绑在一起更是毫无希望。赫歇尔曾经在梵蒂冈理事会内部担任过犹太事务联系，他基于这段微妙经验认为，针对以色列开展宗教和平运动难免会激起反犹主义。约翰.贝内特给阿尔.洛温斯坦和其他人发送了一份关于两场战争之间对比的事项清单，但是又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建议将两场战争分开处理。赫歇尔在他的新书当中保留了跨越教派的憧憬——“人人生而平等，但是没有两张面孔一模一样”——还收纳了一段塔木德的严厉斥责。“当奴役以色列子民的埃及人溺毙在红海时，天使们欢欣鼓舞，想要歌唱赞美与胜利之歌。但是上帝，众人之父，却对天使说：‘我的造物溺毙了，你们却在唱歌！’”

不管怎么说，中东战争点燃的激情确实严重打击了反越战抗议运动的动员能力，金对此表示十分遗憾。他对利维森抱怨道：“约翰逊这回在越战问题方面得到了他想要的片刻喘息机会。”对于金来说，越南战争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美国人必须承担反对这场战争的公民责任。他自然无从得知政府内部的疑虑。6月13日，哈里.麦克弗森向约翰逊总统介绍了他对越南的原始印象。他强调了南越当局的公然腐败与美国士兵的坦率看法。一位中将告诉他：“我一年半之前来到这里，没来的时候我还认为我们正处于零度低温的状态。我错了，那时候我们处于零下五十度，现在我们才上升到零度。”麦克弗森在报告当中一方面努力理解敌军令人费解的凶猛战意，另一边也在极力避免妖魔化北越方面。他直言不讳地假想道，如果他不是美国人，而是此行考察过的某个小村庄里的年轻农民，而且眼前就有机会“反击我的法国化压迫者以及他们的美国盟友，顺便在越共当中爬升到领导地位，那么我肯定会参军入伍。”话虽如此，麦克弗森依然忠心耿耿地投支持越战。他向约翰逊保证：“我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及我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都与越南息息相关。许多人都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当成赌注押在了那边，我觉得我无非仅仅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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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说当中的1967年夏天，希望与恐怖交织在一起，其中许多事件都以特殊的力量渗透进了金的生活。6月12日星期一，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拉文等人诉弗吉尼亚州政府一案推翻了十六个州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该案源于一次警方针对居民卧室的突袭，致使理查德和米尔德里德.拉文（Richard/Mildred Loving）因为假借婚姻同居的罪名而被定罪。在本案之前弗吉尼亚州一直宣称，倘若一对夫妻当中仅有一人按照弗州书面法律标准划分为白人——“除高加索血统外没有任何其他血统”——则二人的婚姻无效，可是米尔德里德.拉文却同时具有欧裔、非裔和切罗基印第安裔血统。弗吉尼亚州的上诉法院在反异族通婚法规当中发现了合法的国家目的，即预防“血统的败坏”、“公民的杂交“以及”种族自豪感的泯灭“。对此大法官们裁定，这一罪名的种族定义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对于法律平等保护的保障。大法官们的裁决直指长期处于白人至上主义暴力核心的性禁忌。1967年足足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反对跨种族婚姻，下一代人美国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觉得这种看法陈旧过时或者不可思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文字记载的最疯狂想象也没能预测到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将会面目全非，届时关于同性婚姻权益的激烈分歧将会彻底取代眼下关于种族通婚的激烈分歧。

同一个星期一，大法官们在结束他们的年度任期之前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支持了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诉求，重新监禁了金与七名同工，因为他们违反了法院禁止抗议的命令。这一起沃克诉伯明翰市案源自1963年伯明翰运动早期关键的耶稣受难日决定。尽管金等人的藐视法庭罪刑期仅仅还剩下五天，但是这一裁决带来的影响远比具体判罚更加严重。安德鲁.杨在第一次震惊的电话会议上指出，眼下金依然背负着好几起类似的上诉官司，相应的刑期要长得多。斯坦利.利维森则认为这项裁决足以削弱任何运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强烈反对这一裁决结果并且斥责了同事们的立场。投下赞成票的五位大法官认为，尽管伯明翰禁令确实非法限制了抗议权利，但是在过去四年关于禁令效力的诉讼期间依然应该得到遵守，”在此期间其效力甚至完全高于美国宪法。“

“现在连最高法院都和我们作对了，”金在私下里感叹道。《纽约时报》社论认为针对金的追溯性监禁“对美国的良好声誉来说确实非常尴尬”，但拒绝了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反对意见。“多数大法官认为——我们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对于法律与法律规定的正常程序的服从必须高于一切。”

对于示威活动的新闻报道加剧了美国人的厌倦情绪以及对于混乱的恐惧。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早已不再费心宣称奉行非暴力的过去五年多么难熬了。他在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的监狱里得知了周一最高法院的决定。他这次被捕的罪名是煽动暴乱。警察没收了一个新闻摄影师的影片，显示他在周日下午的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二十名年轻妇女坐在浸信会教堂门外树荫下的折叠椅上听他讲话。他针对自己遭受的持续监视发表了十分尖锐的言论——冲着警察巡逻队大喊“黑人权力”，还要求警方将他称作“卡迈克尔先生”——致使他遭到了逮捕。当天夜里黑人社区内外枪声大作，有谣言说他遭到了私刑处死。约翰.胡莱特从邻近的朗德斯县赶来调查，结果在周一早些时候的安陶瓜县法院附近遭到了殴打。非学委主席拉普.布朗在亚特兰大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我们觉得这是美国盖世太保战术的一部分，旨在摧毁非学委并且针对黑人进行种族灭绝。我们呼吁全美国的黑人社区进行全面报复。我们谴责林登.约翰逊。”星期一下午，布朗为卡迈克尔交纳了保释金。两人走出监狱，穿过两排年轻的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队员，这些年轻人站姿僵硬，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联邦法官弗兰克.约翰逊将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分类整理阿州政府与民权阵营相互提起的指控，并且得出结论：“双方都有过错。”

6月13日星期二，约翰逊总统通知他的黑人助手路易斯.马丁与克利福德.亚历山大，他即将对最高法院进行种族整合：“你们要知道，这样做在政治上对我没有一点好处。”总统一边抱怨一边抛出了一大堆不该这样做的理由来为自己造势。紧接着，总统看中已久的黑人大法官候选人、现任司法部副部长瑟古德.马歇尔就在精心隐蔽行迹瞒过媒体之后来到了约翰逊面前。约翰逊半开玩笑地指出，当年杜鲁门总统曾经因为一则不利的法律意见而与即将退休的汤姆.克拉克大法官决裂，日后恐怕他自己也注定要因为政见不合而毁掉自己与马歇尔之间的美好友谊。马歇尔答道，如果总统原本指望在最高法院安插一名唯唯诺诺的应声虫，那么他的担心确实有几分道理。这句不卑不亢的答复让约翰逊大为满意，感到自己任命了一位和他本人一样富有常识的人。总统习惯性地对亚历山大吐槽道：“他可不像你一样有哈佛学位，克里夫。可是你看看人家。”当天中午约翰逊在玫瑰园宣布了马歇尔的任命。新闻报道中闪现了民权领袖们的欢欣鼓舞：一名奴隶的曾孙即将成为第一个在政府三大宪政部门之一担任最高职务的少数族裔成员。至于报纸上的其他文章几乎全都围绕着六日战争之后的世界稳定。

这一周的周日，金参加了全国广播节目《问题与答案》并且接受了一次相对平和的采访。他谈到了两场艰难战争对于种族关系的影响。关于中东问题，金认为要想走通曲折崎岖的和平之路，既需要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也需要顾及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全世界和所有善良的人们必须尊重以色列的领土完整。”他列举了对于以色列至关重要的港口和贸易路线。他还提出应当在中东推行“马歇尔计划”，从而缓解众多阿拉伯公民和难民的绝望贫困：“只要他们发现自己沦落到了希望的边缘地带，就一定会发表激烈的言论。他们将会保持战争心理的活力。”主持人提出了民权领袖主要关心越南黑人士兵的说法，并且指控金曾经愚蠢地将约翰逊总统作为侮辱对象。金围绕前一点与记者争辩良久，至于后一点更是让他十分不快。他坚定地宣称：“我在针对越南战争提出异议时从未提到约翰逊总统的名字。”在金看来，越战的责任要追溯道从哈里.杜鲁门在1945年决定不承认越南独立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到现在的四位总统要为这场战争承担集体责任。科瑞塔在参加反战活动时同样强调了这一论点。她在旧金山的反战动员会上将约翰逊称作“举棋不定的总统”，受困于相互矛盾的建议。听众们对于这番言论的反应莫衷一是。

6月19日星期一晚上，约翰逊总统再次派人去找拉塞尔参议员问计。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即将访问联合国，总统想知道是否应当趁机与对方举行峰会。但是历来“知道他厌恶孤独”的拉塞尔却在日记当中写道，他认为总统问计是假，想要找人陪自己说说话是真。身为佐治亚州参议院代表的拉塞尔借此机会哀叹道，总统不该选择瑟古德.马歇尔担任大法官，但是他并不打算发动参议院否决总统的任命。他声称自己只是希望最高法院的新任大法官能够引用一些“第十四修正案以外的内容，因为这条修正案现在仅仅被人拿来充当推翻宪法其他部分的借口。”拉塞尔告诉总统一句谚语：失去传统意味着扼杀了“至少一半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这句谚语为总统留下了些许印象。总统随后在新泽西州的格拉斯伯勒与苏联总理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这座城市位于华盛顿和联合国之间的中点。这样的安排出于精心策划的预感，即苏联在中东面临的一塌糊涂局面可能会诱使这位古板乏味的的苏联官僚敦促北越实现停火。然而柯西金与约翰逊秘密交谈时的表现却象是个气急败坏的叔伯长辈。他表示他从直接报告中得知美国士兵在越南战场上打得很好——事实上就像他对于苏联士兵的期望一样勇敢——但他不明白，除了在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让无数年轻美国人致残之外，约翰逊究竟打算达到什么目的。美国在六月份的战斗死亡人数超过了一千人，1967年全年平均每月阵亡七百七十人，明显高于1966年的四百一十二人。来自格拉斯伯勒的联合声明表示会谈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不过进展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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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在约翰逊与柯西金会谈期间，金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给斯坦利.利维森，讨论他的新书《我们往何处去，混乱还是团结？》的营销策略。利维森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即向所有一万八千名捐款额度超过二十美元的领导大会捐款人发送一份宣传稿，从而起到促销的作用。但是金的情绪要沮丧得多，此前他“在全国各地、克利夫兰和芝加哥来回奔波”，却发现人们对于他的新书没有多少兴趣。《纽约时报》杂志曾发表过关于梅雷迪思游行与黑人权力的新书内容节选，结果仅仅激起了早已令人厌倦的争议。哈利.贝拉方特参加了金的电视采访，为‌新书宣传增加了明星效应，但是书中涉及的内容究其根本而言本来就十分困难。贝拉方特告诉观众：“我反对暴力，我真的反对，无论出自黑人之手还是白人之手。”他表示他相信，尽管相当比例的黑人愿意咬紧牙关奉行非暴力斗争来应对美国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但是回应他们的白人社区的抵制态度才是美国民主进程的致命弱点。”金在书中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是历史上始终存在的力量，这是黑人怨愤与暴力的原因而非结果。另一方面他又警告人们，在孤立的朗德斯县勇敢推进的全黑人政治 "不能充当衡量整个美国的标准"。他反对一切情况下的暴力，以至于一位电视观众尖锐地质问道，既然共产主义者是美国的敌人，那么任何逃避越战战场的人们都是叛徒：“先生，你对此怎么看？”

评论界对于新书的点评来得很慢，点评的口吻充其量算是不温不火。《时代周刊》的艾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Eliot Fremont-Smith）认为，”回归非暴力“并不比金所倡导的其他奇迹更令人怀念，"也许在他本人绝望之前，人们不应该绝望。" 一些评论家认为，作者在一个更单纯的时代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之后，如今又遭遇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或许有些不知所措了。一位评论家认为金的方法被美国人当成了“史前遗迹”，而另一位评论家有气无力地肯定了金“强烈反对使用暴乱和暴力来追求种族变革”的立场。几乎所有评论家评估金的非暴力政治论点的标准都是这些论点是否适用于除了他以外的别人，尤其是城市里的黑人。纽约的一位评论家说：“黑人男性现在也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似乎认为暴力能够比非暴力更有效地证明这一点。”最严厉的白人评论家指责金对于黑人“无关紧要”。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为《公益》杂志写道：“他好像在错误地定义黑人权力，以便使其更容易遭到拒绝。他灾难性地得出了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错误结论。”安德鲁.科普金在《纽约书评》中指控道：“白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也不再真正关心他；黑人则几乎不听他说话。”科普金列举了许多金“原本可以看到”或者“原本可以领悟”的见解，如果他不是如此轻信的话。全文最后是一则根本性的断言——“道德就像政治一样，从枪杆子开始。”根据这则断言，他在任何右翼评论家大胆开口之前就从左翼立场否定了金的承诺。科普金德总结道，越南战争与黑人叛乱“在这个夏天设法谋杀了身穿官方袍服的自由主义。哀悼者寥寥无几。”

年轻人在这个越界的夏天主导了大众文化，当时十八岁以下的婴儿潮一代美国人达到了七千万人的高峰。6月25日，在伦敦献艺的披头士乐队登上了有史以来第一场通过卫星向世界大部分地区传送的完整电视节目，演唱了一首新歌《你所需要的就是爱》；在加州蒙特雷音乐节，从詹尼丝.乔普林到吉米.亨德里克斯等等一众流行音乐新秀纷纷闪亮登场。六月还进行了一连串以年轻被告为卖点的高调公开审判。陪审团判定理查德.斯佩克犯有大规模谋杀八名芝加哥护士的罪行。军事法庭判处霍华德.利维上尉（Howard Levy）三年苦役，罪名是拒绝在越南执行医疗任务。利维辩称即便仅仅在越南担任医疗兵也会使他沦为凶残暴行的帮凶，至于此类暴行的具体内容可以参看军事小说《绿色贝雷帽》，作者罗宾.摩尔在书中漫不经心而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美军为割下的人耳朵支付赏金的情节（“在那里，残暴是一种生活方式”）。军事法庭驳回了他的辩护。利维的辩护律师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也是穆罕默德.阿里的辩护人，后者在6月20日因为逃避征兵被顶格判处了五年刑期。两年后，摩根针对一名联邦调查局证人的质询首次正式揭露了政府监听民权领袖的行径。当时特别探员R.R.尼科尔斯（R. R. Nichols）在上诉法庭上承认，他曾经通过窃听电话线听到了阿里与马丁.路德.金的谈话，当时他的身份是亚特兰大金窃听小组的主管。胡佛局长随即将尼科尔斯驱逐到了俄克拉荷马，因为他的坦白撬松了联邦调查局的隐秘政治机制。

胡佛在金生前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参议院针对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与入室窃听行为的调查本来就时断时续且有气无力，然后一篇《生活》杂志的报道就彻底叫停了调查。文章指控腐败的参议员们只想削弱联邦调查局，从而保护卡车司机工会老板詹姆斯.霍法。洋洋得意的胡佛随即给调查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朗（Edward Long）寄去了一封皮里阳秋的祝贺信。《纽约时报》对此发表了一篇行文平淡的社论：“像胡佛先生这样的职业公务员以这种方式拍打美国参议院成员的脑袋，这种事很不寻常——或者说理应很不寻常。”这一结果与其他呆板的成人政治一起徘徊在新闻背景当中。密西西比州某陪审团宣布被控在开学第一天殴打格林纳达黑人入学儿童的八名被告无罪释放；南方浸信会在六月召开的主要宗教教派会议上主张，“除非实现了光荣且公正的和平”，否则教会对于任何形式的越南撤军都将持有保留意见；南方长老会不顾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反对，投票决定结束教会内部不同种族各自管辖的体制；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北方长老会完成了历时八年的艰辛传奇，通过了自从1647年《威斯敏斯特忏悔录》以来的第一份信仰声明。来自华盛顿特区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长老提议删除声明当中的一部分语句，理由是担心这些话语会禁止长老会成员担任政府中敏感职位。这项提议以微弱劣势遭到挫败，声明正文由此保留了这些语句：“教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被要求实践宽恕敌人的原则，并且向各国推荐寻求合作与和平的务实政治。这种探索要求各国跨越每一道冲突界线，追求全新的、负责任的关系，哪怕为此要承担危及国家安全的风险。”

被勒令返回伯明翰监狱的八名布道人当中就包括金家老二A.D。长期酗酒抑郁的A.D.找到大哥并且再次威胁要自杀。金赶紧打电话唤起路易斯维尔的朋友前去干预，直到A.D.平静下来为止。他于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在以便以谢教会发布了一篇名为“忘恩负义”的布道，谴责了一种 “尖酸”的普遍痛苦。他告诉会众们，芝加哥某个富有的黑人刚刚在听众面前吹嘘自己的成就，却从未承认过父母对于自己的帮助。金重复了一段布道词，宣称绝大多数人每天在吃早餐之前就要“依赖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们”——洗手的肥皂来自法国，搓澡的海绵由太平洋岛民打捞出水，提神的咖啡则是南美的物产。千百万人都过着像这样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生活，“如果没有三千多名儿童挤满了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监狱，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民权法案。”金宣称忘恩负义是一种罪孽，既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纽带，也忽视了仍然在分裂人类的累积伤害。“最后，忘恩负义之所以是一种罪孽，还因为它使人无法意识到自己对于上帝的依赖。我不介意你怎么称呼祂，但是在这个宇宙当中存在着创造的力量。”在金看来，每天的休憩与第二天的精神焕发都是上帝的奇迹：“你闭上眼睛，然后你的意识与心智不知不觉就消失了，这其中有何奥妙？而且接下来还会发生一连串过程。你会做梦，梦见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东西，并且远离了一切。但是到了清晨你又会醒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奇迹。今天早上我想为睡眠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