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序言

非暴力是众多民主思想当中的孤儿。如今非暴力理念几乎已经在公众话语当中销声匿迹，即便自由政府的最基本要素——投票——除了体现这一理念之外就再无其他意义。每一张选票都是非暴力的化身，表现了来之不易的共识，即政治理应高于火力压制与血腥征服。这份社会契约的效力在不同的国家强弱各异，各国都通过商业与公民社会当中基于投票的机制获得了力量，但是代议制民主的整个架构依然源于非暴力的成果。

美国的创立者们将政治责任寄托在了公民本身。但是将近二百年后，谁也没想到一个大体被忽视并且依附于人的少数族裔群体居然会以坚定的勇气点燃政治抗议之火——抵制，静坐，自由乘车，入狱游行——在这些极富戏剧性的抗议活动当中，主动步入仇恨的血盆大口的抗议者们彰显了令人瞠目的克制与镇静。身为非暴力运动的象征，小马丁.路德.金的政治生涯从1954年起，到1968年止。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非暴力民权运动将美国的爱国精神朝向建国之初用来自我定义的目标推进了一大步。

1788年，詹姆斯.麦迪逊在主张批准新的《美国宪法》时呼吁“每一位自由的信徒都要将人类的自治能力作为我们全部政治实验的基础。”这一革命性的前提挑战了曾经司空见惯的君主-臣民等级体制以及伴随该体制而产生的顽固假设，即唯有通过更强大的力量或者权威才能约束民众。麦迪逊还大胆地将希望寄托在了广大公民的智慧之上。势均力敌的选举尤其考验人们对于公众的信任。就理论而言，一个大国的统治权柄的归属确实可能由最后寥寥几名走进投票站的边缘选民来决定。但是当理论变成现实的时候，人们的政治信念依然会遭到考验。按照麦迪逊的说法，倘若缺少了“民众普遍具备的美德，任何理论上的权力制衡机制或者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无法保障我们的安全。”

时至今日，将自治与公众信任当做宪法设计基础特色的做法依然颇受争议。这样的宪法设计究竟是否巩固可靠？民主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更容易遭受集体意志丧失或者民众判断力欠缺的负面影响？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们都嗤笑道，自治与公众信任根本不足以让一个国家维持以朝代为单位的长期稳定运行；民主体制内部的怀疑者也在寻求威权主义的庇护。但是民权运动时代的非暴力先驱们却做出了高大的榜样，不仅决心自治，还努力在陌生人之间发展了政治纽带。青少年与儿童在伯明翰的监狱里唱起了自由歌曲。各种讲习班训练出了无数非暴力朝圣者并且要求他们凭借民主信念来抵抗相互敌对的心理。示威者们在种族隔离主义的压迫者面前展现出了最严明的主动接触精神。他们宁愿遭受痛苦甚至死亡也不肯破坏身为民权接触见证人的规矩。神秘的学生领袖鲍勃.摩西在1964年的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运动期间招募了一批大学志愿者前往南方，像替罪羊那样甘心承受残酷对待。在运动正式开始的第一个晚上就有三名志愿者遭到了私刑谋害。受害者当中有一位迈克尔.施维尔纳在三K党徒扣动扳机之前留下了一句令周遭凶徒们全都无法忘却的遗言：“先生，我理解您的感受。”

马丁.路德.金曾经著名地劝诫美国“奋起实现立国信条的真正含义”，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向一马当先的学生们表达了敬意，因为他们教会了他一项事实：仅凭演讲不足以推动民权进步。他以政治牺牲强化了民主的呼声，兄弟情谊的梦想与种族关系的残酷现实在在他痛苦的声音当中相互碰撞。为了对抗历史观念的扭曲，金在追求平等投票权的当务之急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初预言之间寻求着平衡。他一只脚踩着爱国主义，另一只脚踩着事工布道，两只脚下都踩着非暴力。 1963年，当约翰.肯尼迪总统宣称种族隔离是一个“与《圣经》一样古老……与《美国宪法》一样清晰”的道德问题时，金领导的运动逐步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境地，攀升到了美国政治的中心地位。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废除性别与种族隔离立法之后，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说：“我相信手无寸铁的真理与无条件的爱将在现实当中做出最终发言。”这句话回应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于自由的抒情希望。麦迪逊写道：“政府本身如果不是针对人性的所有反思当中最深刻的一项，还能是什么呢？如果人们全都是天使，那么他们根本不需要政府。”

在马丁.路德.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当中，金将会从美誉的巅峰走向下一场运动的深谷，为黑人谋求投票权。他将会在1965年初的塞尔玛发动长达两个月的艰辛示威，期间再一次遭受殴打与监禁。这一次示威的高潮依然将会是由儿童组成的入狱游行队伍，还将会有一位黑人青年在守夜时中弹身亡。塞尔玛当地的示威将不会得到多少关注。尽管自由运动在争取民主支持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与此同时也在政治权力——既投票权——的肤色分界线附近激发了足以致命的反对力量。根据宪法的第十五项修正案，平等投票权是美国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曾几何时美国也曾将这条修正案奉为圭臬，但是此时这条修正案却被美国抛到了脑后。

游行者第一次试图穿过塞尔玛的埃德蒙-佩特斯大桥时险些遭到暴力镇压，之后将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美国人响应金的号召，连夜前往塞尔玛参加非暴力朝圣之旅，这些人当中将会有三个人惨遭谋杀。这段跨过佩特斯桥的征程将会从人类自由的核心当中释放出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能量。这场运动将改变国家政治，赢得投票。塞尔玛将会吸引全世界的良知，使得早已陷入重围的民权联盟更加不堪重负，还会将金卷入与美国政府所有三大权力分支的谈判当中。它将重振美国革命的远见实用主义。

尽管黑人居民在邻近的朗德斯县占多数，但是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人敢于投票。这一回就连当地的佃农们也将会冒着生命危险涉足政治。来自遥远的越南战场的煎熬将会破坏金和林登.约翰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历史性合作——在是否应该通过武力追求民主的问题上，二人的立场针锋相对。各方的行动者都将面对暴力与种族领域的顽固盲点。在最好的情况下，就像开国元勋们那样，非暴力运动的联盟将会拉低统治者，抬升臣民，让所有人都变成不分彼此的同胞。从字面与比喻两方面来讲，他们的功业至今仍然还在改变着我们所继承的国家的面貌。

恐怖沿着学校系统逼近了朗德斯县。 J. T. 海恩斯（J. T. Haynes）是当地一名教授实用农业课的高中教师，他从他的白人上司那里听到风声，说是当地的三K党徒发誓，只要某一位巡回布道人胆敢再次踏入当地的教堂，他们就非得宰了此人不可。对于海恩斯来说，这条可怕的消息在朗德斯县只能算是中小学级别的基础教育。朗德斯县风光秀丽，民风残暴；天上白鹭成行，地上肉牛成群，一片祥和之下藏匿着紧绷的暴力神经。朗德斯县广阔的七百平方英里土地上保留着朦胧不清却又几乎无可比拟的种族私刑历史。海恩斯的学生们都是最早一批黑奴的第三四代后人，从小就听惯了各种民间智慧——比方说如果母鸡的脚发冷，它们就不会正常下蛋；又比方说玉米只会在寂静的夜晚生长，训练有素的乡下耳朵可以听到它们在阿拉巴马黑土地上噼啪拔节的声音。海恩斯只得勉力在大学传授的科学方法与民间智慧之间寻求和谐。

警告海恩斯当心三K党的白人上司是一位言辞直白的胡尔达.科尔曼（Hulda Coleman）。她的父亲当年身兼二职，既是当地中学校长，也是前任治安官。1939年，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间当地法院的办公室，从此就开始在这间办公室里管理县学校。海恩斯原本是一名军人，二战结束后驻扎在摩洛哥。退伍前夕，美国陆军向他下达了最后一条命令：作为一名合格的退伍军人，如今他应当回国投票。来到朗德斯县任职之后，海恩斯向胡尔达坦诚了这段经历。校长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任何重视人身安全或者需要在她的教室里工作的有色人种都不应该抱有这种想法。海恩斯继续与妻子一起在极其贫困的环境里留校任教，他的妻子乌拉丽是一名南方赠地学院的工程师的女儿，两人忠诚地共同履行着工作职责。夫妻二人都是塔斯基吉大学的毕业生，学校里的教授委婉地将他们的工作地点称作“问题县”。在过去二十年里，当地黑人从来没有讨论过选举权的问题，直到马丁.路德.金在西边的塞尔玛开展投票权运动以来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自从一月以来，黑人居民一直在偷偷谈论投票的话题。海恩斯夫妇曾经在1945年咨询过投票事宜，某位年迈的盲人牧师也曾做过类似努力，不过遭到了阻挠。人们纷纷讨论这些活动算不算最近一次的选民登记尝试，但是谁也不记得当地曾有任何一名黑人实际投出过选票——朗德斯县共有一万五千名人口，其中黑人占80%。

身为当地教会执事的海恩斯将这条凶险的情报转达给了遭到针对的巡回布道人洛伦佐.哈里森牧师（Rev. Lorenzo Harrison），告诫对方切莫以身涉险。但是在1965年2月28日，一辆引擎轰鸣的卡车还是停在了卡梅尔山浸信会教堂门外。洛伦佐.哈里森牧师曾经承诺，每个月的第四个周日都会来到这座教堂布道，显然他并不打算违约。哈里森前脚刚进门，打探消息的执事们就立刻带回了坏消息：好几个当地黑人都很熟悉的三K党徒已经手拿猎枪与步枪钉在了教堂四周。不过早在坏消息抵达之前，恐慌就已经席卷了全体会众，哈里森则双手紧紧抠住布道坛一动不动。他住在三十英里之外的塞尔玛，平时也认识几个加入了非暴力运动的朋友，但他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参与其中。当天他原定的布道主题是呼吁会众们保持冷静，“我们怎能让希望绕过我们身边？”但是眼下的局面促使他转而大声疾呼：“他们已经把苦杯端到了主的门口！”他认为自己在布道当中提到投票的消息肯定会传回白人耳朵里。海恩斯则报告说，门口有些三K党徒喊道，无论会众是否投降，他们都会在日落前抓住这个到处流窜的黑鬼神棍。

哈里森不断敦促唱诗班高声歌唱，让歌声盖过混乱的哭泣与呻吟，为会众们带来安慰。有些信徒在座位上缩成一团，有些人贴在窗户附近倾听外面的声音，有些人祈祷上帝出手拯救，还有些人祈祷上帝赐予他们勇气与力量，让他们不至于抛弃自己的牧师，哪怕三K党很有可能一把火将教堂里的全体信众统统烧死。人们大呼小叫，不知道门外的武装人员究竟是打算包围教堂还是干脆冲进来。哈里森仍在坚持布道，不过语速越发急促，慌乱地猜测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承认自己早已做好了直面危险的准备，既不怕电话威胁，也不怕驾车夜袭——除了在周日上午的光天化日之下袭击布道场所之外，几乎所有的迫害他都能忍受——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一句话：在朗德斯，糟糕的意外总能让你的恐惧相形见绌。执事们汇报说他们在门口的三K党徒当中认出了若干老熟人。这其中有一位杂货店老板，此人有时会在店里殴打赊账的黑人；一位坐拥一万英亩土地的骑手，此人曾经在路上射杀了一位名叫巴德.鲁道夫（Bud Rudolph）的年轻佃农，然后肆无忌惮地将尸体扔在他母亲的门廊里，只因为死者应征入伍离开他家田地时的态度似乎太高兴了一点；汤姆.科尔曼（Tom Coleman） 是高速公路路政局的雇员，此人惯于以治安副官的身份自居，1959年他曾在某监狱劳役营的休息区杀死了一位名叫理查德.李.琼斯（Richard Lee Jones）的囚犯。仅仅是这几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更何况他们还有后台撑腰。前任治安官杰西.科尔曼（Jesse Coleman）——此人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就是中学校长胡尔达，三K党徒汤姆.科尔曼则是他的儿子——曾经成功地抗拒过阿拉巴马州州长的命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朗德斯曾经发生过一起臭名昭著的种族私刑，被害人威尔.琼斯（Will Jones）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帮就连面具都懒得戴的暴民吊死在了电报杆上。州长十分少见地要求当地治安官科尔曼彻查此事，科尔曼则毫不客气地宣布这起案件完全是当地事务，查不查、怎么查都轮不到州长发表意见。

突然间，教堂外的嘈杂声意外地平息了下来。执事们不清楚三K党为何撤退，也不清楚三K党撤退到了多远之外，因此想破头也想不出怎样将全体信众安全撤离。教堂里足有二百多名信众，汽车却只有几辆，而且还没有求救的手段——全县只有五分之一的家庭装了电话，几乎都是白人少数派。执事们首先派出一辆房车前方探路，车里都是患病体弱或者腿脚不便的信徒。这辆车顺利离开了教堂，没有遭受埋伏。接下来又有探马来报，说是教堂附近眼下只有一辆皮卡，车主虽说确实带着枪，但是当地人都知道此人与三K党素无瓜葛。至于安全送走哈里森牧师的任务则落在了执事约翰.胡莱特（John Hulett）身上，据说正是他的同名奴隶祖先在1819年阿拉巴马州建州时创建了卡梅尔山浸信会。胡莱特曾是海恩斯的农业课学生，在教会内部声望很高，因为他坚持自耕自种而不去当佃农，而且还曾经在伯明翰以城市居民的身份投过票。胡莱特招募了另一位执事驾驶哈里森牧师的车充当假目标，遭到针对的牧师则被他藏在自己的汽车后座。到下午时分，他将卡梅尔山教堂的全部十辆汽车组成了紧密的车队，沿着17号公路向北行驶了大约十五英里，把哈里森送到了位于80号公路旁充当紧急转运站的吉拉德山传教士浸信会教堂。哈里森的父亲是这座教堂的牧师。

众人在中转站偷偷摸摸地简单庆祝了一下——鉴于他们还没离开朗德斯县地界，公开而热烈的庆祝实在不合适。然后胡莱特开车去接依然滞留在卡梅尔山的其他会众，而哈里森则一直在惊惶而又歉疚地念叨着他们二人当中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人将黑人投票的理念贯彻到底。“如果我不得不离开，你就接下这项任务吧。”他带着一丝遗憾告诉胡莱特，说话语气就像假死脱身之人反过头来参加自己的葬礼一样。

命运攸关的三月正在前方等待着民权斗争的每一位参与者。届时马丁.路德.金与林登.约翰逊总统都将面临艰巨的抉择；届时三K党将会在朗德斯县大开杀戒，不过受害者并不是当地黑人，而是来自密歇根与新罕布什尔的白人；届时朗德斯县将会激发出许多国家级的象征。黑人将会与“尼格罗”一词分道扬镳，约翰.胡莱特执事将会建立一个以其黑豹标志而闻名的地方政党。哈里森牧师将会见证他从未梦想过的奇迹：他不仅将会在塞尔玛投票，还会在当地竞选，甚至在当地担任多年的民选职务。但在二十世纪期间他再也未曾冒险涉足过卡梅尔山教堂周边十英里之内的范围。

在距离卡梅尔山约五十英里的卫理会锡安礼拜堂——位于塞尔玛的另一侧——詹姆斯.贝弗尔在同一个周日针对佩里县的恐惧爆发进行了布道。他背诵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一章讲的是犹太王希律如何“下手苦害”耶稣运动的追随者，“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接下来希律王意识到自己的迫害行径很得人心，于是他又进一步“拿了彼得收在监里”。贝维尔主张现代的希律王就是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现代的殉道者雅各则是吉米.李.杰克逊。这个名字在会众当中引起了一片悲愤，因为此人曾与他们一起走出这座教堂参加守夜，结果遭到了艾尔.林戈上校手下州骑警的袭击。甚至就连种族隔离主义立场的《阿拉巴马州日报》都认为随后的混乱是“州骑警的愚蠢与残暴导致的噩梦”，因为警方一出手就射灭了路灯，然后又砸烂了到处找掩护的新闻摄影机并且下死手殴打记者，好几名记者因为伤势严重进了医院，其余记者则都被赶到了远处。《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不得不凭借听觉报道随后的暴行：“可以听到黑人的尖叫，响亮的鞭打声响彻广场。”在这次袭击当中，一名警员将两颗子弹射入了吉米.李.杰克逊的腹部。杰克逊是一名二十六岁的纸浆木材工人，他的投票登记申请已被拒绝了五次。

“我不再担心雅各了！” 贝弗尔在讲坛上喊道——两天之前伤重不治的杰克逊刚刚离开了人世，成为了投票运动的第一位殉道者——“我担心的是彼得！”贝弗尔本人时年只有二十八岁，不过已经成为了一名天赋非凡的浸信会演讲人。他嗓音洪亮高亢，如同口吐烈火一般，许多既崇拜金也崇拜他的人们都认为他的演讲风格比金更加淳朴自然。他身上穿着一条牛仔布连体裤，这是参加非暴力运动的学生们常见的衣着。不过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犹太小帽，标志着他对希伯来先知的古怪认同。贝弗尔所说的彼得是指所有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将会经受“恐吓，胁迫，殴打，甚至谋杀”，但却能在精神上取得胜利。他说他在星期五的死亡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就去了乡下，发现杰克逊的母亲仍然裹着警方袭击为她留下的绷带包扎，杰克逊的祖父卡格.李同样遍体鳞伤，但却坚称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一定要参加下一次游行。贝弗尔说，虽然他现在应该已经习惯了像这样直言不讳的勇气，但不知为何与吉米.李.杰克逊的家人们的接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受”。接下来贝弗尔又宣讲了另一段圣经文本，也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以斯帖是古代波斯的王后，她原本一直隐瞒自己的希伯来人身份，直到朝臣哈曼阴谋灭杀她的同族为止。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不惜一死的以斯贴闯进了王宫，“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 贝弗尔认为没有投票权的黑人应该效仿圣经先例向吉米.李.杰克逊致敬，不惜花费数天时间进行大规模朝圣也要来到阿拉巴马州的统治者面前请愿。“我们必须去蒙哥马利面见国王！”他喊道。“准备好步行前往蒙哥马利！准备好在公路上打地铺睡觉！”他的宣讲升级成了嗓门全开的高呼，会众们也以全心全意的呼喊应和着他。

贝弗尔当晚回到塞尔玛的布朗AME礼拜堂主持了另一场布道。正当他向会众们重复宣讲当前面临的挑战时，惊魂未定的洛伦佐.哈里森牧师突然冲进了教堂大门。挤满了七百名会众的教堂顿时一阵骚动，L.L.安德森牧师赶紧把这位逃亡者请上布道坛述说详情。哈里森讲述了自己在当天白天如何被朗德斯县的三K党徒赶出了卡梅尔山浸信会教堂。他的情绪近乎歇斯底里，全凭咬牙逞强的一腔意气才强撑着没有彻底失态。他宣称他原本很乐意留在朗德斯县直面威胁——就算是现在他也不怕再次杀回卡梅尔山——只不过执事们已经向他支付了三个月共计一百美元的遣散费。“我说你们不应该哭，你们应该拿出男子汉的气概！”他喊道。“我告诉他们我不是被吓跑的，我离开是因为我不能同时既与白人斗争又跟黑人作对！”喊完这句话哈里森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地上。

见此情形，安德森牧师不由得愤怒地喊道：“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阿拉巴马州的黑人传教士就连布道坛都保不住！” 他提醒众人，在不到两年前的1963年，正当金在伯明翰举行撼动全国的大规模示威之际，塞尔玛也曾见识过几乎同样极端的暴力行径，当地黑人们也曾被吓得动弹不得。正当此时，一位年轻的民权工作者伯纳德.拉法耶特找上了安德森，不顾执事们的强烈反对，说服安德森为第一次关于投票权的教会会议开放会幕浸信会的大门，致使吉姆.克拉克治安官带着一队治安副官气势汹汹地闯进了会堂圣所。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早期创伤，塞尔玛民权运动依然缓慢发展起来，如今已经成为了雷鸣般的见证，自从金于1965年1月抵达塞尔玛以来，共有将近四千名示威者遭到监禁。安德森发誓要把这股新近发现的勇气带到塞尔玛周边环境最严酷的农村地区。

在发给总部的一份电报中，联邦调查局的观察员们淡化了来自朗德斯县的兴奋情绪，认为哈里森的说辞不可信，“因为哈里斯[原文如此]无法描述白人乘坐的任何车辆，也无法描述据称与他的教会执事们接触过的任何一名白人。”更准确地说，探员们通过私人线报得知，詹姆斯.贝弗尔对哈里森的逃亡感到心烦意乱。最近贝弗尔和同事安德鲁.杨在沿着80号公路侦查朗德斯县，引起了当地人的一丝兴趣。他们弯腰低头钻进临时的佃农商店——此类店铺的屋顶是低矮的白铁皮，墙壁由粗糙的木板拼凑而成，墙上挂着用来出售的夜壶和饮水器——告诉一脸茫然的顾客们：“金博士让我们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来这里勘察土地，寻找巨人。” 大多数联系人都匆匆消失了，也没有哪家教堂敢于打开门来举行关于投票的会议，但是有一位执事承诺 “尽我所能”。一位农民表示他在电视上听到过关于金博士的谈话，其他人则谨慎地估计，如果黑人将自己限制在小团体内部，当地白人兴许会容忍他们进行选民登记。现在，三K党徒先发制人的突袭表明他们已经察觉到了当地黑人对于民权运动的胆怯兴趣，并且决意要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一轮冲击很可能将朗德斯县这个阿拉巴马州最孤立的部分重新封闭在县边界的传奇防火墙背后。对贝弗尔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务实的马丁.路德.金可能会因此拒绝批准他的孤注一掷计划，也就是从塞尔玛步行五十四英里，穿过大沼泽与朗德斯县全境来到蒙哥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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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同一个星期天，金正在从亚特兰大返回阿拉巴马州。之前他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一次筹款旅行。“我在这里度过的几天与塞尔玛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比，”他对洛杉矶的人群说道。他说这话是为了撇开一路尾随着他的危机泡沫：有好几个人已经打来了针对他的死亡威胁电话。这些人都自称隶属于一个新近成立的白人组织，名叫基督教民族主义国家军队。于是金在洛杉矶期间足有一百名当地警察护卫左右，跟着他前往了以色列圣殿、胜利浸信会以及好莱坞帕拉丁音乐厅。新闻报道追踪了针对这一邪教组织的领导人的追捕，据说此人盗窃了超过半吨炸药。另一方面，咄咄逼人的记者们也向金抛出了一连串难以回答的问题。比方说有传闻称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刚刚亲自警告金，在阿拉巴马州还存在其他好几起谋杀阴谋，不知可有此事？金对于上周日马尔科姆.X在纽约遇刺作何感想？他是否怀疑其中有阴谋？如果金“万一遭遇不测”，他是否已经安排好了继任事宜？金是否担心对于非暴力学说的支持正在全国范围内消散殆尽？在胜利浸信会的布道当中，金谴责了将快枪手当成英雄的流行文化，这样的文化甚至从小就告诉孩子们，谋杀是对付异见的有效方式。他说：“这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知道暴力不是答案。”

紧张的气氛既激发了新闻界的关注，又使之两极分化。金在洛杉矶的一次采访中把非暴力定义为公共行为的领导纪律，并且表示他可以凭良心保护他的家人不至于在家中受到攻击。当地一家黑人报纸随即谴责他是“现存最大的伪君子”，因为他把自己的亲人排除在他要求别人奉行的痛苦见证之外。这份报纸还宣布金的非暴力主张够不上马尔科姆.X的提出的男子汉标准。与此相反，一向矜持的《时代周刊》在纽约公开蔑视了马尔科姆的死，认为他 “可怜地浪费了”自己的性命，一辈子只会“无情且狂热地相信暴力”。

金取道亚特兰大回到阿拉巴马州。他在塞尔玛落脚的第一站是当地唯一一位黑人牙医苏利文.杰克逊家里。在正式投入工作之前，他需要首先在这位朋友家中休憩几个小时。杰克逊总会为他准备好一间小小的客房，还会从自己的替换衣物当中挑出几套符合金的尺码的衣服放在客房里，从西装到内衣再到配套睡衣一件不少。此外客房里肯定会有两张床，另一张是给金的副手拉尔夫.阿伯纳西牧师准备的。金经常自嘲自己没能说服杰克逊加入非暴力示威——“我的手段在你身上全都不管用，萨利”——但他也很珍惜在知根知底的朋友家里稍作喘息的机会。杰克逊博士的妻子珍是阿伯纳西的妻子胡安妮塔的童年朋友；她的姑母曾是科瑞塔.金的音乐老师之一。大学时期的同学关系与布道人之间的职业交情扩展了家庭之间的社会纽带，从而缓冲了金重新加入塞尔玛运动的过程。他已经听说了吉米.李.杰克逊的死亡——早在他前往加利福尼亚之前，医生们就认为吉米.李.杰克逊这回凶多吉少——但现在他又得知了向蒙哥马利游行的新提议。他预定要在3月1日星期一上午——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律要求，法院每月仅有两天开放选民登记，这是其中一天——巡视塞尔玛外围的农村地区，他也很清楚这次活动必定会遭遇危险危险。但现在他又得知了三K党在朗德斯县的袭击。助手们认为，金不应该冒险前往当地以个人名义呼吁白人官员接受黑人申请人，因为这样做是自杀式的徒劳无功。有些助手甚至认为民权阵营即将在多条战线上遭遇惨败，祸根则在于詹姆斯.贝弗尔的疯狂倾向。

金的贴身小圈子里有很多人都不信任贝弗尔。贝弗尔经常声称自己能听到上帝的声音。他的对手、萨凡纳的何西阿.威廉姆斯经常在金面前谴责贝弗尔情绪不稳定，尽管他本人也曾经在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下率领会众穿过三K党横行的城镇进行夜间游行，以至于同事们开玩笑说此类行为肯定是异物刺激大脑的副作用——二战期间威廉姆斯在德国作战，头部受了重伤，不得不植入了一块金属板，至今未曾取出。从1960年到1964年为金担任幕僚长的怀亚特.沃克之所以辞职，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坚持要求金解雇贝弗尔，理由是贝弗尔性情顽劣无法约束，而金则始终不同意。金一直都在纵容贝弗尔，因为他觉得民权运动需要一丝疯狂——他在布道中称之为“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说到底，民权运动的基本盘是毫无权力且奉行非暴力的黑人，要想依靠这个基本盘在美国讨伐根深蒂固的种族种姓结构，多少总要发一点疯才有胜算。事实上，金之所以会来到塞尔玛，主要原因就在于一年半之前的伯明翰教堂爆炸案敦促他进行一次堂吉诃德式的信仰之跃。当时贝弗尔和他的妻子黛安.纳什.贝弗尔构思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希望通过确保黑人的选举权来回应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这对夫妇发誓不成功决不罢休，哪怕付出毕生努力也要告慰死者。金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在1963年5月的伯明翰示威运动当中大量运用学生、青少年乃至儿童——主要是女孩，其中许多人的年龄甚至比教堂爆炸案中的四名受害者还小——从而最终赢得了美国与国际社会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良心支持，贝弗尔夫妇的劝说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金知道贝弗尔一直行走在先知天才与自我毁灭之间的狭窄边界上，但是贝弗尔在非暴力领域确实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突破，因此他迟迟不愿以疯狂或者不成熟为理由拒绝贝弗尔的任何计划。

刚刚来到塞尔玛，金就听到人们又在七嘴八舌地数落贝弗尔办事不靠谱：有人看到他在星期五的黎明时分徘徊在塞尔玛街头，因为他的妻子将他赶出了二人在火炬汽车旅馆的住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朋友们都认为这对夫妻的感情破裂只能算是个小意外，更大的意外在于三年前这两个看上去毫不般配的人居然真能结为连理。男方是个沾花惹草毫不掩饰的密西西比浸礼会布道人，女方是个作风矜持的芝加哥天主教清教徒；男方是火急火燎的急先锋，女方是心怀远大的圣女贞德。他们在非暴力大学研讨会上结识，纳什从1960年的静坐示威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纳什维尔先锋学生组织的铁腕领袖。痛苦的共同经历让两人获得了精神上的彼此尊重，起初他们正是凭借这份尊重克服了彼此之间大大小小的各种不相容之处。在两个孩子先后出生期间，纳什一直对丈夫的四处留情视而不见——一切关于贝弗尔的调侃与谣言她全都当成耳旁风，甚至就连某位民权运动同事直接抱怨贝弗尔勾引他老婆时纳什都不予理会。二月早些时候在塞尔玛，克拉克警长因为投票权示威而勃然大怒，抡起警棍将贝弗尔痛打了一顿，然后把他关进监狱。警方不仅故意收走了贝弗尔牢房里的被褥，还在晚上往牢房里喷冷水，害得贝弗尔患上了病毒性肺炎高烧不退。纳什赶紧向司法部打电话求救，这才迫使克拉克把犯人转移到医院。纳什来到医院探望丈夫，发现他被镣铐锁在了病床上，于是又打了一轮电话，敲开了好几扇门，这才将贝弗尔营救了出来。这段情节再次让朋友们大惑不解，一方面惊叹她的炽烈忠诚，另一方面困惑于这对夫妻之间异极相吸的神秘情愫。

现在这对夫妇突然感情破裂，金在震惊之余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夫妻二人都坚称婚姻破裂并非由投票运动导致，只是两件事凑巧赶在了一起而已。金手下的其他工作人员也不太清楚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夫妻反目的导火索发生在周四深夜，当时早已抱有疑心的纳什为孩子们找了保姆之后溜进一家夜总会的后门，果然看到贝弗尔没有按照原本的承诺赶紧回家，而是与一位情人打得火热。等他回到旅馆之后瞎话张口就来，声称自己回来得晚是因为汽车故障。纳什当场拆穿了他的谎言，结果贝弗尔一巴掌就抡在了她脸上。“你怎么敢先对我撒谎然后还打我！” 纳什喊道。极度的愤怒致使她一整晚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这一点令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因为在示威之前她已经习惯了因为焦虑而私下哭泣。这次她非但没哭，反而还去找了律师，但是离婚的残酷现实终究还是让她犹豫不决。纳什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贝弗尔的影响，在两人的感情关系当中始终处于攻势的贝弗尔则将这场冲突也包装成了教学工具，用于履行二人对于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终身承诺。讽刺的是，他还厚着脸皮引用了纳什本人的言论，将非暴力比作核能科学。通过这种科学，正确应用的真理可以在更广大社会当中释放出巨大的治疗能量。

金知道，贝弗尔虽然整天神神叨叨而且私德有亏，但是他设想的斗争方法的确蕴含着深思熟虑的政治策略：计划当中的蒙哥马利示威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华莱士州长，而是华盛顿的国家政府。自从1955.56年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之后的九年以来，金的团队一直在尝试各种精神与政治手段，目的是将原本渺小的灵感火花——例如罗莎.帕克斯的被捕——培育成足够大的运动。按照金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当中的说法，这场运动将会促使美国“站起身来履行其立国信条的真正含义”。对于金来说这意味着要将民权的大船引向一条错综复杂的航道。他不仅要考虑到贝弗尔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塞尔玛的入狱志愿者还剩下多少实力，以及洛伦佐.哈里森逃进弥撒大会一事可能造成什么影响，还要考虑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国家领导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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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金最需要读懂的关键人物就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他与金的关系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肯尼迪一方面同情金，同时又老练地保持着不冷不热的态度。约翰逊与金的关系则远远更加情绪化。肯尼迪一方面凭借个人魅力与金周旋，同时又始终与金保持着安全距离，私下里还会念叨几句民权运动当中所谓的颠覆者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危险。而约翰逊入主白宫之后与金打交道的方式则远比前任更加个人化并且阴晴难料。有时他会给金来一个结结实实的得州熊抱，然后与金畅谈共同的梦想，也有时他会以居高临下的受伤口吻呛得金没法接话。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后，约翰逊专门与金通过电话。他在电话里流露出了迫切的亲近感，承诺要让金好好看看“我究竟能不能配得上你所有的希望”。身为新任总统的约翰逊确实巧妙利用了全国哀悼的氛围，趁势推动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64年民权法案。然后约翰逊突然变得胆怯不安起来。他有意疏远了自己所属的民主党内历时百年的种族隔离主义基础；他拒绝与金见面，并且假装金从未为了自己的提名大会而到处奔走操劳；他还在私下里将金的黑人和南方白人放在一起批评。同样突然的是，在去年十一月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后，约翰逊顾不得与前来道贺的金多做客套就吐露了为黑人赢得投票权的最高抱负。他在新年一月表示：“这将解决你们百分之七十的问题。”他以极快的速度排练了一篇演讲，敦促金抓住投票权问题大做文章，要让人们全都意识到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像有权战斗那样有权投票；我们要把投票权扩大到所有人，无论是黑人还是墨西哥人又或者是别的什么人。”遭到气场压制的金只得在总统的脚跟底下喃喃地表示赞同。他并没有提到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即将前往塞尔玛——他知道约翰逊肯定不会欢迎他的街头抗议战术，而且约翰逊一直在向他施压，要求他定立一个比常规民权运动更高的目标，例如将第一位黑人官员送进内阁。约翰逊对金说：“不过搞什么别的都不如让所有人都能投票更有效。这件事要是成了，肯定能传达出一条全世界的口才都传达不出来的信息……我认为投票权这个事比64年的法案更大，因为它能起到许多64年法案起不到的作用。”

最近约翰逊的情绪又恶化起来。1965年2月5日，憔悴的金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这里是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在这里和我一起坐牢的黑人比投票名单上的黑人更多”。这一天他交保出狱前往华盛顿磋商，而白宫助手们则责备他擅自占用约翰逊的日程，严重增加了国家领导人的负担。约翰逊先是将金打发给自己的某位下属应付，然后又假装“意外”地与金碰了个头，在会面期间他坚持认为自己有权选择任何投票权法案的内容与时机。这最后一次会面致使金与约翰逊的关系重新变得紧张起来。在2月28日星期日离开加利福尼亚之前，金打电话给中间人，敦促各界知名人士为他发电报，恳求约翰逊为他的生命提供联邦保护，以免他第二天在阿拉巴马受到死亡威胁。他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探员窃听了他在纽约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的电话，从而得知了他的意图；他同样也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截获这通电话之后的反应是玩弄手段逃避职责；他更不可能意识到在同一个周末将要面对两项重大决定的约翰逊总统此时心里多么紧张。

在这个周末，总统命令他的幕僚们评估了一项提案，内容是在黑人投票率大大低于其人口比例的地区暂停地方识字测试，并规定由联邦官员直接负责选民登记。高级演讲稿作者贺拉斯.巴斯比立即警告说，南方白人选民肯定会对如此激烈的措施表示遗憾并且将其视作“战后重建的回归”。巴斯比还认为，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为受教育程度低以及不识字的黑人争取权利的立场 “在南方以外的地方恐怕也不会受欢迎”，因为这是针对国家事务的“最激进干预”；这样做可能触及美国人对于政府统治的恐惧热点，以至于危及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公众信任。巴斯比的反对意见在周日流传开来，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对此写了一份痛苦的答复。卡岑巴赫本人强烈反对在眼下抛出任何新的民权倡议，理由是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美国刚刚开始消化1964年的反种族隔离立法——公共场所正在逐渐遵守新法律，但是在几乎所有的学校以及包括新闻媒体和政府本身在内的就业部门，种族隔离仍然存在，只不过现在成了非法现象而已。他担心眼下抛出另一项有争议的种族立法将会破坏本已十分艰巨的执法任务，同时还会让国会连续两年陷入长达几个月的立法泥潭。然而在另一方面，卡岑巴赫又十分勉强地回避了巴斯比的诱人立场。巴斯比认为更明智的策略是立法禁止州政府官员“滥用”合法职责任意设定选民资格标准，卡岑巴赫对此则不敢苟同。他指出，此类滥用职权的行径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早就在法律层面遭到了取缔。但是地方官员在最近几十起马拉松案件当中一直在拖延、阻挠以及逃避司法部的起诉，以至于让法律沦为了一纸空文。鉴于南方各州政府与各地法庭当中普遍存在层层障碍，假如“听任投票机制的控制权留在州政府手中”，那么单纯依靠法律来有效扭转局面的胜算并不大。“因此，”卡岑巴赫总结道，“虽然我同意巴斯比先生的观点，即这一提议将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但我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如果约翰逊真想确保黑人投票权，那么他就必须尝试扩大国家政府的权力范围。至于这样做究竟是增强了自由还是助长了暴政，只能任由后来人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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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岑巴赫的备忘录在周一提交给了白宫。此时白宫官员们一个个正在愁眉不展，因为他们还面对着另一项抉择：美国的力量该不该以及能不能在世界另一端塑造政治秩序。在一层层官方保密的包裹之下，早在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遥远的越南具有任何重要意义之前，令约翰逊总统饱受折磨的决定性思想斗争就已经进入了尾声。他在星期五对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感叹道：“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四节，比分是78比0。”尽管约翰逊在公开场合总是自信饱满，但在私下里他却面临着暗淡的现实：越共游击队正在击败派系林立一盘散沙的南越政权，除非美国迅速干预，否则越南很快就将统一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更糟的是，他的军事专家们也给不出令人振奋的建议。他们认为如果愿意投入鲜血与财富，应该可以避免南越政权直接倒台——但也仅此而已。根深蒂固的假设认为美国可以凭借强大军力在落后的越南取得胜利，然而机密的军事预测却顽固地提出了反驳。而战略计划也预测道，无论采取怎样的设计，无论规模有多大，无论持续时间有多久，对越战争都不可能取得持久成功。约翰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退一步就要遭受迫在眉睫的羞辱，进一步则要卷入徒劳无功的战争。此等困境气得他时常大发雷霆，绝不肯屈服在共产主义的胜利面前。这样做对于他个人来说是没有骨气的投降，对于大国领导人来说则等同于政治自杀，因为美国选民“什么都能原谅，唯独不肯原谅软弱”。但是与此同时，未来的血腥僵局也让他感到退缩：“我们准备做的事情实在太可怕了。”而且将美国士兵派往亚洲的前景“让我背脊发凉”。

恶劣的天气仍然还在推迟美军针对北越的持续轰炸，这场轰炸作战注定将要持续八年。在南越政权即将崩溃的警告下，约翰逊于2月13日秘密批准了这项行动（正是这场危机提前消磨了他对于金从塞尔玛来访的耐心）。在这期间，南越盟友发动了另一场军事政变，建立了过去一年半以来的第六届政府，就像前五届一样摇摇欲坠。神经紧绷的总统终于使尽全力做出了一个推迟许久的决定。“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轰炸那些人，我们要越过这个障碍。”他私下里对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如失败那样糟糕，可是我也看不到任何获胜的方法。但我肯定希望感到每个有想法的人提出的建议都得到了充分探讨。”

3月1日星期一，麦克纳马拉向总统解释了最近因为天气而推迟轰炸的情况，总统批准“今晚开始”第一轮新的空袭作战。他发现总统正在专心阅读《纽约时报》上关于连续空袭以及随后派出地面部队的计划的报道。“我说这些报道几乎犯下了叛国罪，我说错了吗？”约翰逊在临近中午时问道。有关越南决策的新闻有可能暴露出他的政府内部堆积如山的疑虑以及残酷且坦率的悲观情绪——约翰逊和他的大多数顾问都不敢肯定空中力量在这场游击战当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驻南越大使、美国最杰出的现役军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严厉警告了将美国军队派到越南的设想。约翰逊的成功政治第一规则就是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控制。但是只要略带坦率地描述一下关于越南战争的实际考量，“美国尊重越南主权”的表象就会被抹消殆尽。他渴望就事论事地、信心饱满地、甚至尽可能安静地将美国卷入越南军事冲突的情况介绍给美国公众。在这个星期一早上，他恳求麦克纳马拉将那些胆敢向媒体泄露战争消息的人全都挖出来。“应该有人为了这事被撤职，鲍勃，”他强忍着情绪说道。“我真是——你真是不能——决不能容许这种事情的存在……决不能与这种事情共存。”

此时距离金走访洛杉矶已经过去了令人心力交瘁的十二小时，阿拉巴马州迎来了三月份的选民登记日。这一天刚开始，金就在国家舞台上明确预言这个日子将会很不寻常。他在清晨时分来到AME布朗礼拜堂——这座双尖塔造型的教堂是塞尔玛示威活动的聚集点——向人群宣布：“我们将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街道上提出一项投票法案，约翰逊总统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授权。”然后他带领约三百名志愿者有序地排成两队，踏上了塞尔玛市中心熟悉的短途步行路线——出教堂左转，在西尔凡大街向南走两个短街区，在阿拉巴马大道上右转五个街区，来到达拉斯县法院大楼。一队治安副官在台阶上挡住了队伍的前端。在街对面，成群的记者和旁观者正等在一排当地警察组成的缓冲线后面想要看看警方准备了怎样的接待仪式。克拉克治安官之前采用过的对策包括选择性或大规模逮捕，精心设计的迟滞手段，以及各种形式的骚扰，包括一次性突然驱散约二百名青少年黑人示威者，用电牛棒强迫他们步行三英里走出城市边界前往考茨比-卡迈克采石坑。周一这天，一场冷雨不疾不徐地洒落在观察者和示威者的身上。金穿着雨衣，戴着毡帽，沿着人行道向一排志在成功登记的人们传递鼓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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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塞尔玛的人们等待着游行队伍与警方交手的同时，朗德斯县法院周围也三三两两地聚拢了越来越多的黑人，致使法院周围陷入了一片寂静。多达三十七位显然十分紧张的公民走进雨中，在法院门外逡巡不去。他们不知道怎样或者在哪里才能找到选民登记员，也不知道是否应该直接走进法院，只敢从法院广场的各处透过法院大楼的窗户往里打量。黑人们组成了一个五人志愿代表团，摘下帽子走进了雄伟的法院大厅，在每一处走廊门口都要驻足片刻。一位白人秘书见状询问同事，“那个在大厅里走来走去的小个子是谁？”约翰.胡莱特趁机与这位秘书搭上了话，向对方询问登记员的情况。他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群白人把五人代表团赶回外面，然后有人拿出一个记事本，要求所有想登记的黑人写下他们的名字，并在两周后再来。

前来登记的黑人们聚拢在屋檐下偷偷讨论起来。这几名白人男子真的是登记员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些人——其中有一位当地黑人都很熟悉的汽车经销商卡尔.戈尔森（Carl Golson）——拒绝表明自己的姓名或头衔？五十九岁的铁路工人埃尔兹.麦吉尔（Elzie McGill）与女儿莉莉安一起从吉拉德山教堂附近的白厅地区赶来参加登记，洛伦佐.哈里森牧师前一天曾在那里避难。事后他回忆道，这几名白人男子全都“不肯表明自己的身份”。麦吉尔并不认识胡莱特或者跟他一起从从卡梅尔山浸信会逃出来的一车人——事实上，白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些来自17号公路另一头的胡莱特的戈登维尔教区的黑人同胞说话口音很奇怪。尽管面临着三K党的恐吓，他们还是跨越社区界限达成一致，就像普通公民一样在登记日来到法院，没有外来的民权工作者在一旁没事找事地挑衅法院的权力。根据登记官员们冷嘲热讽的态度来看，这样的谨慎做法显得尤为慎重：登记官员们话里带刺地质问这些黑人，是否期望马丁.路德.金作为当地选民来代表他们的“良好血统”——当地法律规定，每一位选民资格申请人都要有当地选民为他们的品行作保才有资格登记。这道障碍有助于将黑人投票限制在一片“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云山雾罩当中，致使他们对于白人手里那个记事本的看法产生了分歧。有些人担心留下签名的人都暴露了身份，很快就会遭到报复。其他人则认为他们在大白天站在法院门口就已经暴露了身份，反而是没有签名的那些人才会沦为报复对象，因为在白人看来这些黑人要么公然挑衅不肯签名，要么软弱怕事不敢签名。白厅的艾玛和马修.杰克逊夫妇（Emma/Matthew Jackson）率领大多数人签了字，胡莱特的五人代表团回到法院大楼里面，把记事本交给白人官员，以便他们可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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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玛，登记申请人的队伍到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已经在劳德代尔大街上延伸了一个多街区。雨水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于是金敲响了紧闭的法院大门，恳求克拉克治安官允许申请人进到法院大楼里面避雨。记者们挤上前去想听听两人之间的对话。“看在人道的份上，”金喊道，"我们请求您让他们进来。” 法院的走廊和楼梯间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等待。“看在常识的份上，”克拉克反唇相讥道，“没叫到号的人都得留在外面。”联邦法院规定的选民登记申请编号是民权运动与司法部律师最近取得的法律成果，旨在防止登记人员在登记顺序上做手脚或者故意拖慢登记速度。于是这一天克拉克治安官即兴发挥，在喊号的时候故意含糊不清降低音量，然后宣布那些没有及时应答的申请人都放弃了他们的号码，必须到另一条队伍的队尾去排队领取新的号码。治安官与民权义工们就这样展开了不动声色的较量，直到金带领大部分浑身湿透的人群撤退到布朗礼拜堂为止。没有人知道是否会有新的申请者被接受成为注册选民，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或者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确定这一点。每一个问题都代表着又一场迎难而上的斗争。然而总的来说，记者们都认为民权阵营这一天的努力没有白费，示威者取得了成功。没有人被捕或者，而且足有266人成功完成了复杂的申请程序——这个数字是之前记录的两倍。

下午晚些时候，一支由记者和联邦观察员组成的小车队跟随金离开塞尔玛走访周边地区。一行人首先向南前往威尔考克斯县的所在地卡姆登，该县于1842年成立，得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同名城市。许多早期的威尔科克斯定居者都从南卡罗来纳州带来了著名的“食火者”狂热，这个词指得是当年那些拥护奴隶制以及南方各州独立建国的人们。当时曾有一位孤身居住在南卡的联邦主义者刻薄地指出，南卡这个州“作为共和国嫌小，作为疯人院又嫌大”。黑人上一次在威尔科克斯县投票还是1901年的事，投票人是一位很讨白人欢心的理发师。*尽管如此，黑人投票的可怕景象依然时常吓得当地的少数派白人失声惊叫。一位著名的当地参议员发表公告声称，如果没有新近提出的品行认证规定，仅凭目前黑白双方选民数量的差距——“白人注册选民2250名，黑人一个都没有”——并不足以抵御“汹涌而来的黑人群落”；通过品行认证才能投票的规定是“我们维持白人至上的唯一希望，我们安享和平的唯一希望，我们在种族战争面前的唯一保护。”昔年的幽灵在这个直到1925年才通电灯的县里仍然挥之不去。当地人的气质摇摆不定，时而展现出朴实亲切的绅士风度，时而如同部落蛮人一般凶猛无情。第三十九任阿拉巴马州州长本.米勒（Ben Miller）1930年竞选的基本政策就是反三K党，时人赞誉他是“威尔考克斯县的强健橡树”。当选之后他将一头奶牛牵进了州长官邸，从而为自己供应新鲜牛奶。四年之后大萧条来临，一队骑马的白人在威尔考克斯县清算动产抵押权，没收了六十八户黑人佃农的所有动产，包括庄稼、鸡、马车和犁，然后将他们打发到阿拉巴马河上自生自灭。这六十八户黑人当中还是有些人存活了下来。不过直到金在1965年抵达当地的达卡姆登法院的时候，仍然有不少幸存者一辈子从来都没见过水龙头。他沿着二百名在雨中等待的黑人排成的长队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鼓励等待登记的申请人们——“做得很好。你感觉如何？”在队伍的最前端他找到了自1937年以来的县治安官P.C.“鲁米”詹金斯（P.C. "Lummie"Jenkins）。詹金斯性格豪爽，指挥若定，自诩从未带过枪。眼前黑人排长队的景象显然令他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他告诉金，要想进行登记，申请人不仅需要通过识字测试与公民身份测试，还需要找一名当前的当地选民来保证其品行良好。

*【这位理发师名叫弗兰克.贝克（Frank Beck）。当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宴请布克.T.华盛顿，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此期间贝克站在了维护种族隔离的立场上。据说贝克留下了以下言论：他认为布克.T.华盛顿只是在与社会公平的概念眉来眼去而已，“听任总统将他引向了邪路。再见了，布克！”某家白人报纸主张贝克理应投票，因为他手里这最后一张孤零零的黑人选票是白人社会对于他的循规蹈矩的奖励，毕竟他“从来都支持民主党。” 】

“好吧，您能为他们充当担保人吗？”金问道。

“规则不允许，”詹金斯答道。当选官员不得成为担保人，以免与选民之间发生利益与选票的交换。

“介意我在城里找找看吗？”金又问道。

“不妨四处打听一下，”詹金斯客气地答道。他称金为 “布道人”，并且坦率地提醒金，任何胆敢为这些新选民提供担保的人都有可能损害“个人形象”。

经过练习的欢快戏谑掩盖了紧张的话锋。一位受惊的妇女用她自己的话总结了金的悄声请求，金让他们收起任何可能造成伤害或者成为暴力借口的东西，“甚至就连头上的发卡也要全都摘下来。”排队的人们注视着手握枪械警棍、同样淋得全身湿漉漉的五十名阿拉巴马州骑警。许多人都知道，吉米.李.杰克逊之所以在附近的佩里县遭到枪杀，正是因为一支类似的警队恣意施暴。金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遭受的威胁正在加剧，部分原因在于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刚刚秘密通知他，在他上次访问塞尔玛周边地区时曾有两名枪手打算向他开枪。在县监狱门前，金站上一张凳子，向这些“冒雨出门”的人们表示敬意。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几十年来没有黑人投票的地区，这次仍然勇敢地站了出来，金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只有十个人被允许申请登记，但这在威尔科克斯县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憾的数字。“继续走，孩子们，”金引用了他熟悉的灵歌结尾：“不要感到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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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的最后一站没有闹出任何惹人注目的乱子。当金抵达海恩维尔时，昏昏欲睡的法院草坪上除了恐惧之外别无他物，至于约翰.胡莱特的队伍几个小时前就被打发走了。朗德斯县与邻近的威尔科克斯县一样都传承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遗产，但在针对黑人的恐吓程度上排名要比邻居更高。县政府所在地以罗伯特.Y.海恩（Robert Y. Hayne）命名，他曾是南卡罗来纳州约翰.C.卡尔霍恩的初级美国参议员，县城本身以南卡罗来纳州议员威廉.朗德斯命名，他是阿拉巴马州食火者参议员威廉.朗德斯.扬西（William Lowndes Yancey）的亲戚，此人曾在1848年代表南方各州提出要求，打算在一切新开拓的美国领土上都施行奴隶制。时至今日，种族团结仍然是当地白人的首要公民义务，这项义务建立在记忆和实践之上，有时在外人看来过于奇特或者干脆隐而不显。比方说朗德斯县的商人全都不愿意出售万宝路香烟或者福斯塔夫牌啤酒，因为五十年代的一份报告指出——南方其他地区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早就忘了这份报告的存在——这两家公司曾经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捐款。金一行人在法院走廊里

3月2日星期二，金飞到华盛顿参加霍华德大学的建校百年纪念活动。这所大学当年由自由人管理局（Freedmen’s Bureau）批准成立，学校名称源自亚伯拉罕.林肯时期任命的第一位负责人奥利弗.霍华德将军。金身披博士袍再次发表了他在去年十二月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现场的演讲，迫切建议用非暴力来对抗在他看来相互勾连的人类三大祸害：种族不公、贫困和战争。他宽泛地谈到了在一个不断缩小的世界当中的生存与道德进步问题，并且回应了当天美国在持续攻击北越的新政策下首次发动大规模空袭的简略报道。“我知道约翰逊总统面临着棘手的问题，我自然对此表示同情，”金在霍华德大学毕业典礼上承认道。但是他依然认为暴力并非解决之道，“越南的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这是金第一次公开评论越南问题。这条评论以及他在霍华德大学的演讲本身都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因为当时的新闻氛围主要期待他在南方种族问题方面再搞几条对抗性大新闻，对于他在其他方面的发言则没那么上心。按照日后的标准，此时美国国内对于战争本身的关注仍然微不足道：有一条简短新闻指出那一周有两名美军死亡，致使五年军事支援以来的战死美军人数达到了402人，其中124人死于意外。在某些方面，金和约翰逊总统都不想将各自的策略在己方阵营内部引起的矛盾广而告之昭示天下。约翰逊确保了美国与南越都不会正式宣布新的轰炸政策以及当天早些时候的实际轰炸情况——美军为这次轰炸派出了104架空军喷气式飞机，其中6架被击坠——以至于记者们不得不通过间接信息拼凑这方面的新闻。金也没有提及他对于拟议中的塞尔玛游行的担忧，或者存心考虑其他某些不能细琢磨的问题：例如他在华盛顿收到了太多死亡威胁，以至于即便在访问霍华德大学校园的时候都有四十名警察陪同。如果他在林肯的首都的一所黑人大学里都不安全，那么在阿拉巴马州的农村进行徒步游行又能带来什么好处？

私下里，金在这个周二跑遍了首都，到处寻求如何脱困的建议。他安排在本周晚些时候与他的北方顾问会面，并寻求再次觐见约翰逊总统。事态发展促使他尽快作出决定，但是争端与混乱又让他犹豫不决。3月3日星期三上午，恶劣的天气推迟了他经亚特兰大返回蒙哥马利的航班。当两千名哀悼者经过塞尔玛布朗礼拜堂的吉米.李.杰克逊的灵柩时，他还在空中盘旋。金错过了礼拜堂在上午举行的仪式，也错过了灵车与陪同车队的送葬游行——车队从塞尔玛出发，沿着西北方向驶向了三十英里之外的佩里县——但他及时到达了杰克逊的家乡马里恩，加入了下午的葬礼队伍。送葬的终点是锡安卫理会礼拜堂，当队伍抵达时门外已经聚拢了上千名黑人。教堂四壁都由粗割木板拼凑而成，狭小的内部空间原本只能容纳二百人，现在却挤进来了四百人。杰克逊的母亲维奥拉和他八十二岁的祖父卡格.李在前排长椅上公开哭泣，他们身上还留有两周前离开这座教堂时遭受暴力袭击的伤痕。

金习惯于参加葬礼，而且通常总能在布道坛上保持他训练有素的镇定，但一位记者注意到“当他站起来讲话时，眼角闪着泪光。”他这次重复使用了之前为了死于伯明翰教堂炸弹袭击的年轻女孩所写的简短悼词，将葬礼的责任归咎于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仇恨、温和派的被动、联邦政府的“胆怯”，以及“在争取正义的斗争中袖手旁观的……每个黑人的懦弱”。他承认此刻的深不可测——“有时生活确实很艰难，就像身处熔炉一样艰难”——并且四方求索寻找安慰。他认为“上帝总有办法从邪恶当中挤轧出正义。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无辜遭受的苦难具有救赎的力量。”最后，金表达了个人的敬意并且在总结发言当中谈到了他自己的窘境。“吉米.李.杰克逊正在棺材里对我们说话，他对我们说，我们必须用勇气代替谨慎……我们绝不能怨天尤人，我们绝不能怀有暴力报复的想法，我们绝不能对我们的白人兄弟失去信心。”

金跟在抬棺人后面，穿过法院广场，经过杰克逊被枪杀的咖啡馆，踏着泥泞的道路离开小镇，前往赫德公墓。“一千多人冒雨走了三英里，把他埋在松树山上，”《纽约时报》如此简略地记录了杰克逊的安葬。送葬长队当中有些人自一月起就参加了塞尔玛运动，包括年仅九岁的希恩.韦伯（Sheyann Webb），她的榜样作用融化了她父母不敢参加民权活动的恐惧。“他们什么时候游行？”她的父亲约翰.韦伯（John Webb）最后这样问她。送葬这天约翰.韦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穿了一件新西装。不过这件西装实在太薄，以至于雨水冲掉了蓝色的染料，染蓝了西装里面穿的白衬衫。由两个县的最卑微公民共同组成的送葬队伍绵延了近半英里。面对致命的半官方暴力的威胁，依然有这么多人敢于站出来，此情此景激励着民权阵营进行更加大胆的信仰之跃。金传出消息，要安排一场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五十四英里游行。他把出发日期定在3月7日星期日，距离当天只有四天时间，贝弗尔当晚在塞尔玛宣布了第一个详细计划。然而金再次决定不在弥撒大会上发言。为了给自己在朗德斯县的进一步活动留出些许回旋余地，他告诉记者他可能不会全程参加这场为期四天的朝圣之旅，而是会在蒙哥马利与游行队伍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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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过后，金匆忙赶到机场飞向纽约。他关于周日游行的发言在他走后引发了疯狂的后勤准备工作和激烈的争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认为金的这次发言又一次专横地背弃了双方共同决策的工作协议。在塞尔玛的一次紧急员工会议上，费.贝拉米表达了非学委的普遍观点：拟议当中的游行无非是个宣传噱头而已。贝拉米时年二十六岁。起初她受到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新闻画面吸引，从旧金山赶到东部投奔了民权阵营，这一年1月她刚刚获得了第一项实地任务。自从金在塞尔玛开展运动以来，已经有十几名非学委员工来到了这座城市，如今贝拉米也加入了他们。这批人的落脚点是尤金街2021号的非学委自由之家，屋里横七竖八地打满了地铺，没有电话，几乎没有暖气。幸运的话，他们每周可以从非学委领取9.64美元的工资。在过去五年里，非学委积攒了一肚子针对金的怨气，贝拉米与其他新来者则充分吸收了这股怨气——站在非学委的角度来看，自从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以来，他们这些人一直是冲锋陷阵承受牺牲的突击队，可是这些运动与牺牲换来的公众关注却全都被金一个人收割走了；长期以来他们这些人一直在努力建设地区性的民权领导层，但是金这位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明星牧师却一直在给他们拆台捣乱。或许是因为青年人的脾气本来就更加火爆，又或许是因为长期暴露在苦难当中已经耗尽了他们的涵养，总之这些人对于非暴力原则同样颇有微词，尽管这是非学委与金手下以牧师为基础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共同公开主张的原则。在不久前的二月，贝拉米在塔斯基吉向马尔科姆.X介绍了自己，并大胆地请他前往塞尔玛讨论非暴力原则的替代方案，这一举动将支持与反对民权运动的人们全都吓得不轻。在吉米.李.杰克逊遇害之前，她与绝大多数非学委员工都曾极力反对夜间游行这一创新做法，现在他们则认为金的长途徒步游行计划将会招致更加惨烈的打击报复，纯属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话虽然这么说，但是非学委确实缺乏阻止这场游行的手段，除非不惜分裂民权阵营也要公开反对金的做法。至于是否真要做得这么绝，非学委内部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与激烈的战术争论，最后项目主任西拉斯.诺曼只得安排非学委的全国骨干于星期五晚上在亚特兰大开会解决这个紧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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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哥马利那边，种族隔离阵营也正在紧闭的屋门后面紧锣密鼓地召开着作战会议。乔治.华莱士州长与一帮手下们——特别是州骑警队的阿尔.林戈上校——针对一条出人意料的奇谋展开了辩论：或许他们应当让这场游行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在参谋们看来，这条计策就好比为金布下的捕鼠器。他们建议把他的游行队伍引到高速公路上，然后让骑警设下路障，切断塞尔玛和蒙哥马利之间的所有车辆交通，甚至不允许记者跟随游行队伍，除非他他们也愿意步行。这样一来，金手下那群衣衫褴褛的朝圣者将会发现自己得不到机动车的支持或者救援，面前还有穿越敌对国土的五十英里漫漫长路，必然士气涣散不战自溃。新闻秘书比尔.琼斯（Bill Jones）自信地预言，黑人将放弃投票权并且作为“全国的笑柄”一瘸一拐地回到塞尔玛。这次金想要什么，阿拉巴马州的官员们就会给他什么，不过他们给他的将会是精心炮制之后的特供版。倘若真能用这种手段击败金，必将产生无可估量的宣传价值。因此与会官员们全都十分热心，并且在谈笑间提出了不少改进措施，例如为这些行人设置临时路标，将80号公路标记为“杰斐逊.戴维斯步行道”。到了星期四午夜，华莱士批准手下人放出假消息，谎称阿拉巴马州政府将会禁止星期天的游行队伍离开塞尔玛。这招障眼法或许能诱使黑人以为游行肯定会胎死腹中，因而从一开始就不会携带足够三天步行之需的饮水与给养。而且如果华莱士州长改变了对于笑柄方案的看法，预先造势也有利于他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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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3月4日星期四中午12点31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仔细注意到斯坦利.利维森乘坐电梯来到美国酒店的43层，然后走进了4323房间，安德鲁.杨和金的旅行助理伯纳德.李正在那里等候。探员们记录到，金本人在12点56分也从某个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演讲活动现场赶了过来，随后金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在1点25分到达，演员奥西.戴维斯在3点20分到达。自上周六戴维斯为马尔科姆.X致主要悼词以来，探员们通过监听琼斯的电话截获了一些对话，其中戴维斯担心金在阿拉巴马州受到生命威胁，他说："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刻失去他。"这些零散信息被传送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然后调查局就从自身角度出发提炼出了一则针对约翰逊总统的连夜警告：即将提出的对于金的联邦保护请求将会源自颠覆势力。胡佛局长写给总统的情况说明包含了模板式的指控。据报道，克拉伦斯.琼斯曾经属于一个可疑的大学青年团体，1963年的某个消息来源则声称奥西.戴维斯是美共成员。

胡佛还将另一封标注为机密的信件亲手递交给了白宫。信中指出金又恢复了与斯坦利.利维森的联系。此前迫于肯尼迪总统的强大压力，金曾与利维森中断所有通信长达一年半。胡佛掌握的信息表明，利维森在五十年代初曾是一名美共筹款人。他将这些信息秘密保存下来作为官方凭据，从而通过肯尼迪向金施压以及授权针对琼斯、金和其他认识利维森的人进行窃听。除此之外，胡佛还会基于这些信息对金进行法律之外的骚扰。例如，联邦调查局总部在这次窃听之前一天刚刚指示波士顿分局主任，要求破坏定于4月举行的“马丁.路德.金日”，具体的破坏手段则是为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沃尔普（John Volpe）安排一次旨在贬损金的简报，而且“此事必须高度保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牵扯到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没有机会在美国饭店的墙壁上安装麦克风窃听器，因此没能记录下这两天的闭门讨论，电话窃听也错过了利维森回归金的核心圈子的庆祝活动。但他们确实发现了摩擦的暗流，因为金身边的志愿顾问们现在必须学习如何重新接纳金在民权运动当中最亲密的白人战友。自从二月以来，金一直在恳请顾问们“批准”利维森回归到他们当中。他说当初美国政府专横且毫无原则地逼迫他放逐了自己的密友，无论自己在高压面前的屈服是否有助于确保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如今他都依然会因为这次屈服而悔恨不迭。而且他还一直渴望重新与利维森在深夜时分电话聊天。利维森是一位终身活动家以及半退休的投资家，为人直言不讳且天性温厚。两周前，他在一封典型的简短手写信件当中向约翰逊总统进言：“以最近的方式进行的[东南亚]局势升级更适合小男孩之间的嬉闹而不是大国决策。沃尔特.李普曼断言，我们的国家利益尚未深度卷入越南的丛林，特别是因为我们的海军力量在其海岸线上畅行无阻。他的这一说法百分之百正确。您的胜选是自二战以来最明确的和平授权，恳请您无畏地行使这份授权。”

克拉伦斯.琼斯带着他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件的草稿来到美国饭店。他这封信的用意也是为了“表达我对目前美国在南越的外交政策的强烈异议与震惊”。琼斯在一户司机家庭成长起来，后来又接受了来之不易的娱乐行业法律培训。这样的出身背景使得他的行文风格与利维森明显不同——更正式也更圆润。但是在北方顾问团目前的阵容当中，琼斯还是被利维森的立场吸引了过去。顾问们全都想当然地认为华莱士将会阻止周日的游行，因此游行队伍在没有联邦干预的情况下肯定无法到达蒙哥马利。他们激烈地争论着如何在出身与处境截然不同的民权运动参与者之间分摊风险和困难。是否应该为了安全而推迟游行，同时寻求联邦保护令？又或者他们应该硬着头皮尝试游行，也许通过忍受另一次大规模监禁来争取民意支持，然后再与阿拉巴马州政府对簿公堂？

在另一场次要争论当中，利维森的 "双胞胎 "犹太顾问哈里.瓦赫特尔（Harry Wachtel）自告奋勇要成为金与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之间的指定联络人，利维森对此表示反对。这场争论进行得十分尴尬，因为不久前瓦赫特尔刚刚受命劝说利维森结束流放回到金的身边。诚然，金的驻华盛顿代表沃尔特.方特洛伊如今已经力不从心，应付不了国会的立法事务，但瓦赫特尔太急于取代这位年轻的黑人教士，却忽略了凭借自身作为华尔街律所合伙人的身份来提携后进。此外利维森还与琼斯一起批评了贝亚德.拉斯廷最近的倾向，即认为学生们针对塞尔玛运动的抱怨无非是出于天真或者存心碍事。瓦赫特尔与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的设计师拉斯廷一起怂恿金在国家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利维森和琼斯则倾向于维持民权阵营参与各方的团结外观。一方认为金受到了同事们的拖累，另一方则认为他遭到了同事们的利用。

听过了意见尖锐的顾问们的建议，金终于选择了一条道路。他在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带着方特洛伊前往白宫，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经过一排身穿制服高举标语牌的纳粹分子——“打倒马丁.路德.黑坯”、“谁需要黑鬼”——来到白宫西翼的罗斯福会议室并且受到了气氛截然相反的欢迎，然后他与约翰逊总统单独会谈了一番。金听从了瓦赫特尔的建议，认为任何有效的投票权法案都必须包括一项不可动摇的条款，即必须用对总统负责的选民注册登记员取代地方登记员。约翰逊也认为此类技术性立法与拟议的宪法修正案相比更能确保黑人投票权，因为宪法修正案将会十分缓慢且难以得到批准，而且与现有的第十五修正案相比还显得多余，但他拒绝采取超出公开承诺之外的行动：总统将会在国会提出关于黑人投票权的“消息”，仅此而已。金则始终小心拿捏着分寸，既没有明确要求总统提交新的法案，也没有请求联邦法警出面保护周日的游行，以免迫使约翰逊要求游行延期，或者提出其他附加条件，或者干脆完全反对本次游行抗议。相反，金在周五晚上离开白宫时小心翼翼地强调，他和约翰逊总统就各自关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只差一点就将达成共同的议程。“总统告诉我，参议员[埃夫特.]德克森已经承诺要支持一项投票权提案，”金向记者们抛出了这位关键的共和党领导人的名字，但他不能明说究竟是什么提案或者提案会在什么时候问世。他错过了当晚预定的回家航班，只得慌忙改签了晚些时候的另一半。航空公司的线人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金预定了周日上午8点35分从亚特兰大飞往蒙哥马利的航班，以便及时到达塞尔玛参加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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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10点前，非学委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亚特兰大总部附近召开了一场会议。具体开会地点是弗雷泽炸物咖啡馆的地下室里，会议内容则是关于议事规则的复杂辩论——如何制定章程、认证、法定人数、投票资格等等。会议一直持续到午夜，其间还夹杂着考特兰德.考克斯的一声大喊：“这个罗伯特到底是谁？”他狡黠地指出，参会人员都在引用亨利.马丁.罗伯特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此人却并非非学委成员。五年来，年轻的非学委活动家们面对了各种长期以来困惑着老一辈政治家的种族问题，而他们做决策一直靠得是非正式共识，这种共识来自于他们愿意入狱乃至承担生命危险的共同意愿，而这一意愿也顺便扬弃了组织内部争权夺势的无谓内耗。考克斯是来自霍华德大学的资深战略家，他感叹自1964年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发起自由之夏项目以来，组织内部的大家庭战友氛围正在丧失得越来越快。成员之间的分歧正在不断发酵，有人认为当前的项目是革命变革的典范，也有人认为这是贸然涉足国家政治的错误冒险。组织的内部管理也陷入了瘫痪，一方面因为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则因为意识形态冲突——非学委的领导层既希望崭露头角的新员工充分发挥影响力，也希望最贫穷的黑人能积极参与运动，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掌握。近百名夏季志愿者在民权运动形势的激励下主动留在了南方，致使非学委的长期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就人员构成而言，这个由南方黑人大学生创建的组织眼看就要被大部分都是白人的北方各州大学生淹没。

鉴于非学委是倡导种族和谐的先锋，关于组织管理权可能易手的焦虑被掩饰成为了其他问题。谁都不会公开声称他们担心组织管理权会从黑人学生转移到白人学生手中，只会认为问题在于中产阶级与贫农阶级出身的学生之间、甚至北方学生与南方学生之间争夺管理权。鲍勃.摩西是少数几个致力于解决组织内部种族敌对的非学委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在上次会议上惊人地宣布退出民权运动，此后就消失在了一片矛盾的云雾当中。摩西是非学委内部的无冕之王。多年以来他一直深潜在密西西比农村，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各种迫害。尽管他接受过哈佛教育，但却情愿让民间智慧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些资质让他获得了定义非学委基层文化的地位。他的轻声细语在非学委内部远比金的古典演说更有力。他回避了金的领导层采取的牧师等级制度，从而成为一位安静的偶像，足以完成“自由之夏”这样的大规模项目——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旨在通过精英学生的牺牲来刺痛美国的良知。通过提高每一位公民的先天能力，他发现并且提携了许多开创性的民主领袖，例如来自密西西比州且不善言辞的演说家范妮.路.哈默。但至少已经有五位以他为榜样的民权同事在密西西比州遇害殉职，尽管他坚持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以身涉险。当同学们在校园里完成学位时，摩西却背负着这些英年早逝的生命压在他身上的道德重负。此外非学委的成员都期望他能仅凭一人之力弥合非学委内部三大流派——佃农、圣徒以及词锋尖锐的辩论家——之间日益加剧的裂痕，这份期待同样令他不堪承受。在二月中旬的一次非学委辩论期间，摩西终于崩溃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葡萄酒和奶酪举行了一场神秘的最终仪式，宣布从此放弃姓名，企图借此逃避自己的魅力。如今摩西已经不在了，竞争者们提出了更紧迫的问题：现在非学委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应该由谁决定？

主席的一项裁决中止了程序争执，为得是先听取一下新任塞尔玛项目主任西拉斯.诺曼的意见。诺曼在去年夏天离开威斯康星州，在塞尔玛为潜在的选民秘密进行识字辅导。在一次自发示威期间，他在克拉克治安官的电牛杖下失去了掩护，然后在秋天加入了非学委，在金东奔西走时主持了急速膨胀的非学委当地办事处。诺曼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接受的家庭训练为他养成了浑厚深沉的声音和准确的措辞*，他建议非学委为周日的游行提供最低限度的合作——为路上的后勤工作提供对讲机，提供炊具，提供医疗支持——这些都可以通过联系已经从纽约赶来的志愿护士和医生来完成。虽然诺曼明确表示塞尔玛项目完全反对贝弗尔的计划，但他在面向非学委全国干事的第一次演讲当中还是缓和了批评意见。他说：“我们必须去，”哪怕仅仅是为了尊重非学委与金之间的公开结盟。

*【诺曼的妹妹杰西将会成为一位著名歌唱家。】

作为回应，几位干事无视他的警告，直截了当地质问为什么非学委非得参加金的三日游行不可。诺曼在塞尔玛的前任认为这次游行是金想要“兜风”，为的是有助于他日后筹款，代价则是牺牲当地黑人的利益。执行主任詹姆斯.福尔曼自从1961年以来就是非学委的组织骨干，他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阿拉巴马州争取选举权的任何运动是否真能收效。要想获得成功，联邦政府必需做出原则性承诺并采取行动，可是在自由之夏运动结束时非学委内部对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希望，故意的牺牲和风险看起来就毫无意义。福尔曼和其他人建议非学委寻找一条更独立的道路。于是执行委员会投票决定对塞尔玛的战略提出更广泛的异议，诺曼在星期五晚上与牙买加裔的运动老手艾凡赫.唐纳森一起起草了一封致马丁.路德.金的信。当初唐纳森在威斯康星大学举行过讲座，他分享的故事讲述了非学委的经典非暴力时代的苦难与欢笑怎样转变了无数民权参与者。在这些故事的吸引之下，诺曼决心放弃微生物学的研究生学习，来到南方投身民权斗争。仅仅一年后这两人就进行了合作，试图解释民权运动当中的一代人为什么会消逝得如此迅速。

星期六，约翰逊总统在白宫顶着高压费力工作。他与他的密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通了电话："好家伙，今天早上比起耶稣的声音我更想听到你的声音。”拉塞尔此前因为肺气肿与肺水肿而住院，已经通过气管切开术插管呼吸了一个月。约翰逊习惯性地在讨论严肃事务之前先袒露了几分真诚的同情。“迪克，我身边已经没有你这样的人了。我这几天为你祈祷了很多次，上次我这么用心祈祷还是伯德夫人在我们结婚两年后威胁要与我离婚的时候……我很高兴你能挺过来。”他提出派一架空军飞机充当拉塞尔在休养期间的出行工具——“那东西能飞得比云彩还高”——然后就向拉塞尔倒起了苦水。眼下约翰逊在向越南派驻作战部队的问题上已经陷入了窘境。尽管他已经开始定期轰炸并且建立了支持轰炸的空军基地，但却迟迟不肯派遣海军陆战队前去保护基地。“我想我们别无选择，但是这样做依然让我很害怕。”

拉塞尔认为总统在两方面做得都对。“海军陆战队员去到那里就肯定会杀死一大批友好的越南人，"他在病床上用沙哑的口音告诉约翰逊。“他们会射杀那些飞机周围的所有活物。他们已经被训练成这样了。这就是他们的本行。”

“飞机根本没个屁用，迪克，”约翰逊说。他和拉塞尔交换了关于派遣轰炸机徒劳打击丛林目标的故事。“该死的，我派了一百六十架飞机轰炸了一片有二十七座建筑的营房，”约翰逊说，“最后仅仅炸毁了两座。我就没见过这么扯淡的事情。”他补充说轰炸只会“让你抱有虚假的希望，误以为空军足以保卫我们。”

“不，他们根本没这本事，”拉塞尔说。“根本没有。我知道他们没有。”

接下来约翰逊总结了“我遇到的巨大麻烦”。他告诉拉塞尔，“只要一个人能远远看见道路尽头的光明，他就能坚持战斗下去。可是越南这条路上根本没有光明。”

“这条路就连尽头都没有，”拉塞尔附议道。

“你扔的炸弹越多，你吓到的国家就越多，”总统说。“被你惹恼的人就越多，被你惹恼的大使馆就越多——”

“我们肯定会……，”拉塞尔打断说。"我们肯定会惹恼一大帮我们打算救助的人，尽管我们在当地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救了他们。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最糟糕的烂摊子。你从别处根本继承不来更糟糕的烂摊子。”

“好吧，如果他们愿意承认这个烂摊子是我继承来的，那我还算走运，”约翰逊感叹道。“但他们都说这一摊子根本就是我闹出来的，你知道……”

总统停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全速转向重新拾起了客套话。“你先去养病，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为你准备了一张大床。我想见你，我们家有三个女人都想见你。”他以自家三位女眷——他的妻子伯德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的名义结束了这段通话。

星期六这天约翰逊的情绪忽高忽低，时而阴郁地拖延着派遣海军陆战队的最终命令，时而热切地追求着立法议程。他打电话给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发出了游说指示。这次国会收到了足足104项提案，创下了历史记录。总统强调要着重推进那些已经在争议中煎熬了长达四十年的提案案，例如为老年人建立医疗护理系统（Medicare）以及首次为公共教育提供联邦援助的里程碑式提案，再就是约翰逊一直心心念念的扶贫提案。他急切地要求汉弗莱：“就算别的什么都通不过，也要拿下教育、医疗和阿巴拉契亚。我们在这方面有过记录，国会议员可以凭借这些提案获得连任。”

平时颇为健谈的汉弗莱费力插了一句：“瞧好吧总统先生，我马上过去，今天一下午都要扑在它们上面。”

"接下来四年你都要扑在它们上面，”约翰逊催促道。时不我待是他的主题。他不止一次地劝说他的内阁不要浪费他在1964年选举中获得的一千六百万票的压倒性优势，因为根据他本人的预测，他将以每月一百万票的速度在民意调查中失去力量。他曾告诉过马丁.路德.金，他急于抓住短暂的历史机遇窗口，“在各路邪恶力量会师之前……完成这几件大事。”

现在总统又告诉汉弗莱，他没有任何借口，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我们精力更充沛，我们工作得更快，我们还掌握着全套政府机器。" 他为汉弗莱挂出了一幅荣耀的愿景：只要这次取得成功，今后汉弗莱就能得到代表总统处理国会事务的全权授权。当初约翰逊还是副总统的时候，肯尼迪就不肯将这项任务交给他，因为约翰逊曾经是参议院领导人，肯尼迪担心公众会将工作成绩归功于约翰逊而不是自己。如今约翰逊则宣称："你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承担这项责任的副总统——就算将来人们管这项计划叫做汉弗莱-约翰逊计划，我也无所谓。”他敦促汉弗莱必须拿下好几张关键选票，具体来说就是要拿下这些选票所代表的议员，比如俄勒冈州众议员伊迪丝.格林（Edith Green）。总统认为她之所以不肯支持联邦教育援助提案，无非是因为她与国会里的其他俄勒冈州议员之间存在着顽固的竞争关系：“她讨厌【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约翰逊指示汉弗莱多管齐下，一定要将格林争取过来：“伯德夫人刚刚带着她去佛罗里达玩了一圈，我也请她进过白宫做客。我跟她已经说尽了好话。但她可是个刻薄的女人，肯定会抡起鞭子抽你。如果她真的动了手你就受着，今后再有什么好事我肯定想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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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下午在塞尔玛，圣约翰路德教会的L.詹姆斯.荣斯塔德牧师（L.James Rongstad）遭遇了一场意外：来自阿拉巴马州各城市的白人代表突然出手干预了他的传教事务。他发现七十二名白人尽可能不显眼地聚集在了诺克斯改革派长老会，这是一座为黑人建立的古老传教会，位于塞尔玛的白人区。于是他自报家门之后走进屋内，向这群白人发表了强调黄金法则的警告讲话：“我们没有干涉你们的问题，我们也不需要你们来干涉我们的问题，”他恳求他们不要挑起进一步的冲突或暴力。接下来他认出了人群当中有一位同属路德宗的约瑟夫.埃尔旺格牧师（Joseph Ellwanger），于是以个人身份提醒埃尔旺格别忘了自己是塞尔玛的阿尔伯特.G.帕里什高中的毕业生。假如埃尔旺格在家乡的种族危机当中越界，他的童年朋友们肯定会感到不安，更不用说他的父母仍然住在三个街区之外，还是朗斯塔德的教众。为了收紧压力，他宣读了一份公告，声称只有通过真正的皈依而不是政治手段或者恣意搞事，阿拉巴马州的人民才能达到“全心全意地情愿爱邻如己”的理想状态。这份公告的签名人包括当地路德宗教会的黑人牧师，以及最近接替了埃尔旺格的父亲的新一任阿拉巴马路德宗学院院长（这是一所黑人院校）。埃尔旺格是伯明翰某个全黑人教会的牧师，上级明确指示他不应该在路德教会的传教范围之外“入乡随俗”，以免危及黑人本身以及否定他父亲的宗教服务传统。

“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将矛头指向塞尔玛，”埃尔旺格回答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将矛头指向美国与全体美国人。" 他带领白人示威者从教堂出发，分成十八组，每组四人，间隔三十英尺，以避免违反当地的游行条例。与他并肩引领游行队伍的是一位马乔莉.林恩（Marjorie Linn），尽管队伍中有少数人抱怨说，尊重一位没有经验的女性分享领导权的请求既不明智也没有骑士风度。多数人都普遍认为没有人比林恩准备得更充分：她是伯明翰郊区一家报纸的记者，而且还充分代表了游行团队当中为了实现眼下这一时刻而努力的女性成员。当初金的助理何西阿.威廉姆斯曾经举行过一场半地下式的秘密演讲，本次游行的女性成员都坐在台下。她们当中有人站起来询问她们可以如何帮助塞尔玛运动，威廉姆斯邀请她们“带上几个活生生的白人到现场露个脸以示关切”。于是这几位隶属于阿拉巴马州人际关系委员会的女性发起了为期十天的电话突击，旨在招募各种各样的自由思想家参与游行。最终响应号召的白人包括一位来自亨茨维尔美国火箭项目的科学家，一位牙科教授，一名卫理会牧师（曾有人因为他在布道当中支持种族融合而毒死了他的狗），几十个一神论者，还有塔斯卡卢萨大学艺术系主任。这些人都同意在必要时入狱，尽管此前他们当中没有人坐过牢，至于埃万格本人更是从未参加过种族示威。

他们走过了十二个街区，从杰斐逊.戴维斯大道上的教堂走到塞尔玛的主要大道布罗德街；他们走过熙熙攘攘的周六购物者，这些人一般都对他们视而不见；然后他们在阿拉巴马大道上向右拐向达拉斯县法院，这时队伍前端的人们遭遇了大约一百名手持钢管、棍棒和铁链的敌对白人——用某位在场记者的话来说，“其中大多数人身材魁梧，衣着粗俗。”他们一看到埃尔旺格的队伍就狂呼乱叫起来，这幅做派与站在街对面的五百名黑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一言不发地端详着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白人代表团替他们出头，此情此景使得有些黑人颇为惊讶。根据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记录，一辆老旧的破车在一分钟后停在了街上，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司机跳下车，掀开引擎盖，将某种粘稠液体倒在化油器上，刺鼻的烟云随即向外飘散，先是遮蔽并且呛到了黑人，然后又随着风向变化飘回了愤怒的拦路白人那边。眼看着原本的威胁变成了意料之外的笑料，好几名黑人都在强忍着不要笑出声来。这一幕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埃尔旺格一行人的前进。

首席治安副官L.C.克罗克（L. C. Crocker）在法院前方的劳德代尔街拐角处拦住了他们。他举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宣读了密苏里会南区路德教会主席埃德加.霍姆里豪森博士（Edgar Homrighausen）的电报，宣称 “埃尔旺格牧师绝不代表教会”。对埃尔旺格来说，这条严厉否定的迅速与公开程度都很不寻常，但确实与霍姆里豪森以前的命令一致——实际上来说霍姆里豪森可以算是他的主教。在为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遇难女孩举行大型葬礼之前，霍姆里豪森已经发出通知，声称埃尔万格出席浸信会的仪式将会违反针对“联合主义”的禁令，——所谓“联合主义”也就是与路德宗以外的基督徒共同举行礼拜活动。但是埃尔旺格还是在他的黑人路德教宗教友的邀请下参加了礼拜，这位教友是其中一名受害者的父亲。这第一次公开见证不仅使他成为了伯明翰警方照片当中的一张孤零零的白人面孔，还让他在自己的事工岗位上沦为了异见者。“我们承认，他的目标的确是在公正立法之下实现所有人的自由，”霍姆里豪森的电报继续说，“但我们既不同意、也不支持他的理念或者他在当前情况下采取的示威行动。”

克罗克副官读完后大声质问埃尔旺格：“你怎么看？”

“他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我们来此是为了表明我们的立场。”埃尔旺格如是回答道并且要求通过。克罗克耸了耸肩，用秋风扫叶一般的怜悯眼神示意他前往法院台阶上靠近一群粗汉的位置。在那里集合后，埃尔旺格试图喊出一份准备好的声明：“即便在阿拉巴马州也依然有许多白人愿意仗义执言……我们认为，阿拉巴马州仍有某些县里没有登记注册的黑人选民，这是令人震惊的不公正现象……”后来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发给总部的电传里写道，埃尔旺格刚刚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就被压制了下去，因为“周围的白人叫嚣吵闹，以至于听不见他的发言。”埃尔旺格的团队试图高唱《美丽的美国》来屏退嘲笑者，但是人多势众的围观白人随即很有精神地唱起了《迪克西之歌》，再次压制住了他们。街对面的黑人也自发地加入了斗歌大战，比围观白人更加响亮地唱起了《我们必胜》。还有几位愤怒旁观者的嗓门甚至要比嘈杂的斗歌声更高，他们大声威胁要把埃尔旺格这帮种族叛徒扔进附近的阿拉巴马河，乃至于满嘴污秽地猜测起了示威者的性爱偏好。美联社记者报道称：“泪水顺着几位妇女的脸颊淌下来，因为人群正在咒骂、侮辱以及嘲笑她们。”

塞尔玛的公共安全主管威尔逊.贝克（Wilson Baker）匆匆穿过大喊大叫的人群来到埃尔旺格身边，在他耳边低语道自己认识他的父母。贝克认为眼下的明智之举是赶紧沿教堂街返回，而不是穿过嚣张的白人原路退回布罗德街。“你最好快点，”贝克建议道。

在附近其他人的帮助下，埃尔旺格直接唱起了他们决心一定要唱出来的结尾歌词：“用兄弟情谊为你的美好加冕，从东岸直到西岸。” 然后他带领游行者向教堂街走去，这时愤怒的白人一拥而上与队尾的游行者们推搡起来。其中有一位詹姆斯.罗宾逊抓住了走在队伍旁边的两名非学委摄影师当中的一个，贝克见状赶紧上前逮捕了罗宾逊。这位詹姆斯.罗宾逊是暴力反黑人反犹太人的国家州权党的一员，塞尔玛在一月份发动第一次投票权示威的时候，他让马丁.路德.金饱尝了几记老拳，此后就成为了塞尔玛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正当贝克盯着周围人群时，两位摄影师挣脱了人群跑向一辆路过汽车，车里坐得是他们的朋友。结果几十个罗宾逊的同伙包围了他们并且开始摇晃汽车，企图将汽车翻个仰面朝天。在贝克赶过来逮捕另一名男子逮捕之前，他们已经将一边的车轮抬到了齐腰高度。脱困的汽车赶紧驶离了现场。

埃尔旺格一行人虽然摆脱了塞尔玛的暴徒，但是更微妙的报复还在前方等待着他们。卫理会牧师在失去了宠物狗之后还将会失去他的布道坛，而马乔莉.林恩不仅将会失去工作，还会失去一辆车——几天之后破坏者将会把她的车从停车位推向陡峭路堤的底部。不过就眼下来说，躲进诺克斯改革派长老会教堂的白人示威者们全都彻底放松了下来。詹姆斯.贝弗尔就白人自由游行的天大意义进行了一场充满溢美之词的布道，惹得全场听众时而大笑时而落泪。埃尔旺格的妻子，此时正怀着第一个孩子的乔伊斯.埃尔旺格（Joyce Ellwanger）也从遭到围攻的游行队列尾部安全抵达了教堂，起初她的丈夫将她安置在队列末尾是希望那里能更安全一点，不想却事与愿违。讽刺的是，她手里举着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正派的阿拉巴马人抗议警察暴行”，可是当天恰恰正是身为警察的威尔逊.贝克勉力维持住了局面。不过贝克本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游行结束后他气喘吁吁地向他的上司、塞尔玛市长乔.史密斯曼（Joe Smitherman）报告情况，却得知史密斯曼同意让华莱士州长而不是塞尔玛市当地警方来处理第二天朝向蒙哥马利的游行。听闻此言贝克当即火冒三丈，他断言无论华莱士州长嘴上说得多么好听，他的手下人都必定会凶残加害示威者。

贝克大发雷霆，甚至威胁要辞职。他是一名精明老练的警队领导，曾经的身份包括大学教授、殡仪员以及业余圣经学者。他周身散发着指挥若定的强大气场，警队里都尊称他为“贝克队长”（不过他同时还对家猫抱有近乎病态的恐惧，这个毛病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他的硬汉形象）；另一个不那么尊敬的绰号将他称作“那个胖子”，因为他一紧张就忍不住大吃特吃，“任何不会反咬一口的东西”都会被他塞进嘴里。史密斯曼表示自己只是个缺乏经验的新手市长，而华莱士州长在他眼里则是一位高大伟岸的政治导师，因此他愿意信任华莱士的决策。贝克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华莱士就算真想约束吉姆.克拉克治安官或者他手下那帮志愿武装分子的举止也是有心无力。袭击黑人根本就是克拉克的原始本能，恰似难耐的瘙痒，非得挠几下才痛快。当初在吉米.李.杰克逊被杀的那个夜晚，克拉克曾经只身赶赴事发地佩里县，只为参与一下州骑警的暴乱。至于州骑警的领头人阿尔.林戈上校在贝克看来也是一路货色，甚至更糟。贝克指责史密斯曼过于天真：他们原本已经商量好了这次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非暴力方式击败马丁.路德.金，不成想事到临头之际史密斯曼却突然决定另起炉灶。他们的原定策略是通过克制的执法来捍卫某种进步式的种族隔离，旨在让克拉克警长的暴力倾向不至于伤害到塞尔玛的声誉以及金手下的示威者。如果必须采用强力手段阻止黑人示威者，贝克更倾向于让自己手下的城市警察赶在示威者们抵达克拉克的管辖区——包括法院周边以及市区以外的所有县城地区——之前就下手逮捕他们。然而对于史密斯曼来说，这个选项不仅意味着他要打破对于华莱士的承诺，还意味着他得自行承担与金作对的法律与政治负担。

与此同时，一场论题类似的辩论也正在州长官邸私下进行。乔治.华莱士征求了一下各方面对于“笑柄”计划的看法，结果是一边倒的差评。州议会议员们很不待见州长希望依靠体力不支与物资匮乏来战胜抗议者的想法。有些人怀疑林戈上校能不能长时间保护游行者直到他们失败位置。众议员比尔.爱德华兹（Bill Edwards）特别指出，他的朗德斯县选民当中有很多坚定独立的神枪手和炸药专家。上面的大人物尽管可以谋划各种虚虚实实的妙计来对付黑人，但是这帮人从来只知道不服就干，根本不会在乎什么大局计策。见此情形，华莱士不得不重新考虑封锁方案，可是就在此时对面的民权阵营也发起了反击。周六中午，马丁.路德.金在亚特兰大发表了声明。他宣称如果周日的游行者遭到阻止，他们将会“躺在路上”并向联邦政府寻求救助。华莱士也知道这番话很可能仅仅是在虚张声势，但他不愿被卷入与约翰逊总统的对峙，因为他比总统更弱势。为了提高赌注来对付金，华莱士在下午四点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他亲口放出狠话：“塞尔玛和蒙哥马利之间将不会发生游行，”并且表示自己已经指示林戈上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防患于未然。他的助手们也很快促使史密斯曼市长公开支持了州长的立场，“不应该允许黑人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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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星期六下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报告说，在岘港的新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越共部队。这样一来约翰逊总统彻底没了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派遣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来守卫该设施。麦克纳马拉既担心基地遇袭，更担心自己要为遇袭担责，因此迫切要求总统赶紧批准派兵。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话，”总统回答说。他引用一项形势估测来安慰自己，认为亚洲发生大规模陆地战争的几率不太大。但他又焦躁不安地向麦克纳马拉抱怨道，将海军陆战队作为第一批正式登陆越南的作战部队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心理影响”——“我知道每一位母亲一听到这条消息都肯定会说：‘哎呦，这下坏了。’”在总统看来，美国人对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印象是“手拿匕首的杀手，他们的出现就意味着局势不妙。”

约翰逊回忆起了去年六月的情况。那是非学委开展夏季项目的第一天，三位民权义工在密西西比州下落不明。当时他也曾派遣海军陆战队前往密西西比州搜寻失踪人员，却没想到宣布这一决策的白宫新闻公告引起了极其火爆的反响。约翰逊回忆道：“当时我他妈的差点就要疏散白宫全体人员。”

“我知道，”麦克纳马拉说。

总统接着回忆道，当时白宫方面赶紧用海军部队代替了海军陆战队，这才平息了骚乱——“我一说要来的人其实是身穿白色套头衫的小伙子们，他们的态度立刻来了个大变样。”吃一堑长一智的总统觉得在越南也应该采取类似的姿态。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当真需要海军陆战队执行任务，那么兴许可以给他们换个软化一点的头衔，将他们称作宪兵。

“这些人不是宪兵，”麦克纳马拉说。“我们不能用这个称呼，但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作保安营。”

“那你能不能管他们叫做保安营然后再补充一句‘类似于宪兵’？” 约翰逊不肯松口。

“不能，先生，”麦克纳马拉说。“我们真不能这么说，但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保安营。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与宪兵完全不是一回事，所有媒体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那么他们肯定会指责我们编造假新闻。”

“好吧，”约翰逊阴沉着脸说道。他很响亮地咽了口唾沫：“好吧，那我们就这么办。我们知道我们将会遇到什么。与其让他们说什么‘我们想保护我们的飞机，而你却不肯提供保护’，我还不如先一步把话撂下：‘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我的判断是否定的。’”

“好吧，我同意您的看法，”麦克纳马拉说。他声称他在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通气时强调了自己也不情愿这样做——曼斯菲尔德在私下里强烈反对军事介入越南。麦克纳马拉告诉总统：“我说，‘我自己对与这种做法也很冷淡。我只能告诉您，前线的军事主官建议我们这么做，而且谁也想不出其他解决办法。我想知道你怎么想。’他说他不想看到我们这么干。然后他——好吧——然后我们继续聊。然后我——我试图把他逼到勉强同意的地步。最后我让他有了点骑墙观望的意思，但是只要有人戳他一下，我敢说他肯定又会从墙头上掉下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发布命令？”约翰逊打断了他的话。

“嗯，今天下午就应该发出去，”麦克纳马拉说。“我只是很担心外面还会发生别的什么事。”

“你打算几点宣布？”

“我们会在今天很晚的时候发布，这样一来明天的早间版报纸肯定不会全都注意到这条消息，更何况周日的报纸没有下午版。”麦克纳马拉表示他会处理好公示的问题，从而尽量减少关注。

麦克纳马拉承认派遣作战部队的消息将会不可避免地登上头条新闻。闻听此言的总统发出了一阵压抑而又疯狂的笑声。“这还用得着你告诉我？” 约翰逊呻吟道。他用这句呻吟给国防部长下了逐客令。麦克纳马拉随即发出电报，敦促预先已经完成动员的海军陆战队在三十六小时内登陆越南。但是五角大楼却一直拖到夜色深沉之际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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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特兰大的弗雷泽咖啡馆，非学委在周五举行了关于塞尔玛项目的辩论并且一直持续到周六晚上。执行委员会来来回回地修改着写给马丁.路德.金的信的草稿，信件的重点也逐渐偏移，起初只是单纯地想要在金面前保卫非学委的组织范围，后来则转向了针对金的用意的各种忌惮猜度。传播主任朱利安.邦德提议信中应去掉一切论证，仅仅单纯地通知金，非学委将会在哪些方面与蒙哥马利游行合作，在哪些方面不会。考特兰德.考克斯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这封信的重点在于体现非学委的思想深度，要让金看到非学委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不同意见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产物。詹姆斯.福曼则试图在信中说明金与非学委的工作技巧有哪些根本区别。金为了争取投票权而进行危险的街头示威，非学委则正在众议院提出挑战，试图援引宪法罢黜密西西比州的五名议员，理由是1964年的密西西比州众议员选举将黑人排除在外。金试图与约翰逊政府就投票权进行谈判，而非学委的塞拉斯.诺曼和其他人则建议被剥夺权利的黑人提交他们自己的投票法案，以此主张正式公民身份。

福曼认为非学委的方法更安全也更接近人民，但批评者提醒他，鲍勃.摩西本人就曾经反对过在国会挑战密西西比州的做法，认为这样做看似大有可为，其实却是自寻死路，只会将基层员工引向华盛顿公关人员、律师以及政客的血盆大口。其他人质疑密西西比州的工作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自从自由之夏以来，非学委的老资格员工都在向其他州迁移，因为密西西比州的争论令他们感到厌倦。摩西——现在自称鲍勃.帕里斯——有一段时间拒绝与白人交谈并且消失在了阿拉巴马州，为的就是躲开驻留在南方的白人志愿者，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令他难以集中精力。这批白人志愿者当中的五个人——包括斯坦福大学的丹尼斯.斯威尼以及德国留学生乌苏拉.容克（Ursula Junk）——刚刚在密西西比州的麦库姆与四十名黑人一起被关进监狱。发给非学委总部的报告显示，逮捕他们的警官“对待白人义工的态度尤其粗暴”，还会格外虐待他们。

在弗雷泽咖啡馆，几乎只有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一个人支持向蒙哥马利进军。坚定不移、不苟言笑的刘易斯在非学委内部很受尊重，连续三年被选为全国主席。然而针对刘易斯这个人也汇集了许多批评意见，就好像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关于非学委的组织性质的矛盾论点一样。五年前，二十岁的刘易斯成为了非学委创始人之一。他来自纳什维尔的美国浸信会神学院，这是一家深切投入非暴力运动的院校。当初非学委通过静坐示威与密西西比自由乘车运动一跃成为了民权斗争战线上的后起之秀，而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则因为参加斗争的学生数量众多而成为了这两场斗争的化身——当时学生们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而金则躲在后方布道。伯纳德.拉法耶特是刘易斯在纳什维尔神学院的室友，他早在1962年就为非学委在塞尔玛创建了一个民权项目。一开始没有哪个黑人家庭愿意为民权工作者提供住所，他只得独自一人睡在汽车里。刘易斯也曾在塞尔玛被捕——比金更早且更频繁。最后他还有根红苗正的优势，出身于阿拉巴马州附近农村一个共有子女十人的佃农家庭。所有这一切都让刘易斯成为了代表非学委反对金的战略的最理想人选，但是眼下他却利用这份基层历练的资历来反对疲惫的同事们。他坚称：“如果这些人想游行，那么我就和他们一起游行。你们想做什么你们自己决定，但我要参加游行。”

双方的怨气都在涌动。其他非学委成员指责刘易斯藐视他自己创建的组织并且歪曲了组织的形象。受伤的刘易斯则辩称非学委的根本承诺是与广大黑人民众站在一起共同直面危险，现在他们反对蒙哥马利游行的做法则是“抛弃了这些人”。有人反驳说金很可能是在蒙骗群众去做无用无益之事，并且建议非学委最好像工会会员那样作为组织者融入群众当中。少数人认为盲目地献身于穷人的物质抱负是意识形态上的退缩，在他们看来许多黑人胸无大志，只想要“山上的别墅与两辆凯迪拉克”；其他人则认为非学委现在接受了来自美国体制之外的变革目标。一位成员更是尖锐地问道：“我们为什么非得操心投票这回事？”这句质问集中表达了年轻的非学委工作人员的幻灭感。美国向他们承诺了平等政治权利，而他们一方面为了促使美国履行承诺而饱尝苦痛，同时也近距离感受到了美国政治体系的最原始缺陷。一位执行委员会的战略家在筹备会议时写道，指望在美国实现根本性改变只会为另一次失败“埋下伏笔”。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Jack Minnis）补充说，由于1964年的《民权法案》“遭到削弱”，如今他们依然会因为从事民权活动而坐牢。在他看来，强有力的投票权法律根本不可能得到通过、签署、维护乃至执行，“因此我这样认为：有些人或许以为我们仅仅需要尝试着让国会通过另一项投票权提案就足以实现我们所主张的任何目标，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简直愚不可及。”针对政府的怀疑态度已经成为了非学委内部的主流新情绪。相比之下刘易斯的态度未免有些过于认真、过于坚定——或者说与金过于相似——他的非暴力宗教乐观主义已经太过单薄，不足以在塞尔玛再次承受一顿殴打。

鉴于双方僵持不下，执行委员会在临近午夜时分投票决定在正式层面上不认可本次游行，但是允许非学委员工“以个人身份”参加游行，前提是他们不得暗示自己得到了非学委的认可。委员会并不打算投票决定刘易斯是否应当继续担任主席，因为这样做会将组织内部的分裂广而告之，而且非学委成员们也很清楚刘易斯是个倔脾气，最好不要试图通过劝说或者命令来限制他的行动。刘易斯的心思随即从责备同事们转向了实际问题：他必须在没有执行委员会帮助的情况下在早晨之前赶到塞尔玛。他本人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驾照，于是设法招募了另外两位非学委成员与自己同行，其中一位是年轻的通讯员威尔逊.布朗（Wilson Brown），因为他有一辆白色道奇车，另一位是来自亚特兰大的鲍勃.曼茨（Bob Mants）。曼茨在高中时期就被他家附近的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的热闹气氛所吸引，先是当了一名志愿看门人，然后在辛普森路滑冰场担任自由乘车运动的宣传海报主管，并且短暂地参加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示威活动。现在二十一岁的曼茨仍然受到运动人士的吸引，因此他抓住机会离开了他在摩豪斯学院的医学预科学习，从未想过一个塞尔玛的周末将会导致他在朗德斯县度过一生。他和威尔逊.布朗护送着刘易斯在黎明前到达塞尔玛的非学委自由之家，并且赶在游行开始前钻进地板上的睡袋里打了个盹。

3月7日星期日上午，汽车喇叭声响彻了卡佛廉价住宅区。来自佩里县的约二百人安全、放心且准备妥当地来到了布朗礼拜堂，其中许多人都是在星期三参加过吉米.李.杰克逊的葬礼游行的民权斗争老兵。他们的到来很快就引起了法院内部某个房间的关注。这个房间门口挂着醒目的标志：“请安静，我们正在努力监控三个无线电台”。克拉克治安官派遣一队女助理在房间里居中联络，向城市警察和林戈上校的州骑警传达前线敌情汇报。她们一律身穿白色衬衫，胸口别着邦联旗帜徽章。其中一位女性告诉记者，她觉得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因此特别用心妆扮了自己的形象。电台里传来了噼里啪啦的讲话声：“又有三辆车的黑鬼过了桥，车上还坐着几个白人混蛋。” 这里的桥指的是埃德蒙.佩特斯（Edmund Pettus）大桥，此人是当地的一位邦联将军兼美国参议员。大桥位于塞尔玛商业区的边缘，南北向跨过阿拉巴马河指向蒙哥马利。

安德鲁.杨驾车带着一位白人圣公会牧师进入塞尔玛，途中遇到了好几辆治安副官的巡逻车。越往前走他就越害怕。当他看到大批黑人正在布朗礼拜堂附近徘徊，有些人还带着背包和铺盖卷的时候，他的恐惧感更是陡然蹿升了一大截。杨很快就找到了何西阿.威廉姆斯，要求对方说清楚为什么没有按照马丁.路德.金的指示将游行推迟到星期一进行。布朗礼拜堂的牧师P.H.刘易斯牧师衷心地支持杨。刘易斯也是之前深夜电话会议的参与者，他不明白为什么威廉姆斯整个上午都在他的教堂里转悠，为即将到来的游行者做动员讲话。威廉姆斯承认，“博士”不仅明确表示不同意自己的安排，而且还认为目前只有自己还在坚持反对他的意见（“何西阿，你没有与我想到一起去，你需要祈祷。”）——但他本着一贯的豪迈气概一口咬定，金一旦意识到“我把这件事组织得多好”，肯定会重新授权游行。他恳求杨向贝弗尔核实自己的说法，因为贝弗尔最近与金谈过，所以只要有人能找到他，他肯定会为这项战术变动作担保。

气急败坏的杨一时竟无言以对，他知道威廉姆斯不会轻易地援引他的死对头的权威。自从伯明翰运动以来，威廉姆斯一直渴望取代贝弗尔成为金的首席行动顾问。他贬斥贝弗尔反复无常满腹奸计，一心想要篡夺金的位置；贝弗尔也礼尚往来地公开诋毁威廉姆斯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前农药化学家，对于非暴力战略毫无概念，只知道“把黑鬼往监狱里送，好上电视”。金故意将这两人以及其他好几对针锋相对的死对头保留在了自己的贴身小圈子里，从而确保辩论足够激烈。杨知道威廉姆斯肯定不愿意乱说大话，以免受到贝弗尔的反驳。不过与此同时杨还意识到威廉姆斯正处于某种临战之际的激动状态，他本人曾经见识过这种状态下的威廉姆斯，因此十分警惕。1963年，杨前去访问佐治亚州萨凡纳的反种族隔离示威活动，威廉姆斯当时是当地的一名领导人，访问期间杨首次被捕。1964年，杨又被金派往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并且得到明确指示要抑制住刚刚开始的抗议活动。他走进一场弥撒大会现场，却听到威廉斯邀请“教堂里最漂亮的女孩”和杨一起走在夜间游行的最前列——这是杨第一次亲身参加民权游行——这项邀约很快就为他导致了三K党的殴打。其实杨也知道这些洗礼考验实际上促使他更加深刻地投入了非暴力运动，并且提升了他在非暴力运动中的地位，如今再没有人可以仅仅将他视为一名温和的教会管理者了。但他还是严厉警告威廉姆斯，塞尔玛的赌注太大，容不得威廉姆斯恣意乱来。

杨一边派信使去找贝弗尔一边躲进了教堂隔壁的牧师宅邸。许多人急切地向他询问游行的日程安排，都被他搪塞了过去。阿尔伯特.特纳（Albert Turner）是一位在上个月刚刚被卷入投票抗议活动的瓦工，此人声称包括他在内的佩里县志愿者都决心一定要在当天举行游行，哪怕只能在布朗礼拜堂周围转几圈。此外很多人都想知道，那个代替马丁.路德.金与杨一起到达现场的戴着教士领口的白人究竟是谁。这位约翰.B.莫里斯牧师（John B. Morris）碰巧与杨搭乘同一班客机从亚特兰大飞来，然后与又杨一起从蒙哥马利匆匆开车赶来，为了是跟进前一天的街头好戏——《纽约时报》在第一版称其为“第一次完全由南方白人组成的团体在街头为了黑人平等举行示威”。莫里斯是圣公会文化和种族团结协会（ESCRU）的创始人，埃尔旺格的游行对于莫里斯来说是一场意外之喜。同样令他感到惊喜的是，这次游行在国内得到了广泛报道，各家报纸都将这条新闻与海军陆战队刚刚部署到越南的消息摆在一起。

频繁的新闻曝光使得塞尔玛成为了又一个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打入公共话语的新词汇，上一个同样流行的民权热词还是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当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张吉姆.克拉克治安官的照片，搭配照片的文章是一场发生在英国的公开辩论，论战双方是詹姆斯.鲍德温和威廉.F.巴克利，论题是“美国梦是否以牺牲美国黑人为代价”。作为反方的巴克利抨击了“因为我们尚未达到我们的崇高理想而急于向前虻虫，不惜推翻我们的文明”的倾向；作为正方的鲍德温则断言，出于某些比起位于社会边缘的过度仇恨更深刻的系统性原因，“美国的土地之下塞满了我的先辈们的尸体。”鲍德温在二月份在剑桥学生联合会发言时说道：“不能把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的克拉克治安官当作一个完全的怪物来看待。我确信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我相信他平时也喜欢买醉。人们不得不假设他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但是人们不知道是什么驱使他抡圆棍棒殴打别人，挥舞枪支威胁别人，以及手握电牛杖戳刺别人。”

克拉克治安官的形象也在那个周日的早晨登上了国家电视台——美国广播公司“话题与答案”节目采访了他。克拉克面向全国电视观众解释说，他大约在1957年开始使用电牛棒，他最初是为了处理劳工纠纷才组建起了这支两百人的志愿武装队伍。克拉克对采访者断言，金来到塞尔玛“其一是为了报复我，其二是为了扩充他的个人银行账户”，具体手段则是在无中生有的黑人投票问题上挑起事端。之所以说黑人投票问题是无中生有没事找事，是因为“黑鬼们几乎只要愿意登记就都能登记”。克拉克告诉电视观众，公众骚扰已经迫使他让妻子孩子暂住在监狱里以保安全，尽管“目前还没有人企图要我的命。”在塞尔玛当地，广播电台每隔半小时就会播放他的声音，敦促市民在那个星期天呆在家里。至于克拉克本人前一天在华盛顿录制“话题与答案”后也赶了回来，从蒙哥马利机场与阿尔.林戈上校一起开车前往市郊佩特斯桥东侧的集结地。他们的人在那里备好了战马，发放了作战装备——包括宽喷嘴催泪瓦斯喷雾枪与催泪瓦斯罐发射枪。

警方打算使用催泪瓦斯的消息在游行者当中迅速传播开来。他们一边在布朗教堂内部以及周边填写油印的风险告知单，一边试图安抚自己的情绪。有人建议他们尝试改道阿拉巴马州14号公路，而不是沿着美国80号公路冲着佩特斯桥上走，从而避开州骑警的围堵。但当地的牧师L.L.安德森和F.D.里斯对此嗤之以鼻，两人都认为指望步行示威者能够包抄摩托化警方部队的做法纯属愚不可及。来自纽约的阿尔弗雷德.莫尔多瓦医生（Alfred Moldovan）是人权医疗委员会的十名志愿医护人员之一，他召集即将上路的游行者们即兴科普了一番催泪瓦斯的医学特性进：“通常来说催泪瓦斯不是危险的毒气。它能使你暂时失明并且陷入恐慌。如果催泪瓦斯击中了你，请走到路边安静地站着。不要惊慌。” 来自加州的白人青年弗兰克.索拉科也补充了一段强调非暴力纪律的巡回演讲。他告诫游行志愿者们切莫恐慌，因为恐慌会让他们看上去好似暴民，这样一来州骑警就有了恣意妄为的借口。自去年十二月以来索拉科一直在塞尔玛开展工作，四处游说，随机应变，还曾经进过监狱。那天早上他下定决心，无论本次游行最终将会如何发展，他都要参与其中。之前非学委的投票结果勉强容许了他这样的做法，但是他的选择依然致使他在非学委同事们当中遭到了孤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站在谴责的立场上远远观望着游行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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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过后不久，约翰.刘易斯来到布朗礼拜堂，发现杨、贝弗尔以及威廉姆斯正在激动地凑在一起。这一回贝弗尔难得地让威廉姆斯高兴了一回（威廉姆斯后来声称自己当时“简直都想亲他一口”），因为他确认了威廉姆斯的说法：金确实希望取消自己当天早上派杨单独前往亚特兰大机场时下达的指示，现在他打算重新授权游行活动。三人在一脸茫然的刘易斯面前争执起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鉴于佩特斯桥对面的敌方势力太过强大，是否要向金通报这一变数并且最后再请示他一次？眼下金正在亚特兰大的以便以谢教会进行冗长的讲道，如果需要向金通报请示的话，就必须设法穿透金老爹与忠诚的教会执事们在他身边设下的重重屏障。三人都很清楚，与金共同执掌以便以谢教会的金老爹多年以来使尽了各种明暗手段，时而诡计百出，时而诈唬作态，只为阻止儿子亲身赶赴民权斗争第一线直面风险——这次金老爹首先责备儿子长期在外奔波，忽视了以便以谢教会的牧养工作，紧接着以此为切入点哄骗儿子履行身为牧师的主要职责，最后干脆声称自己突发急病虚弱无力，因此儿子必须留在亚特兰大替代他主持以便以谢教会的布道坛。何西阿.威廉姆斯承认自己人微言轻，无法在礼拜期间打通紧急电话联系上金，但是他还可以呼叫场外援助——他设法将正在亚特兰大西亨特街浸信会教堂主持礼拜的拉尔夫.阿博纳西从礼拜活动当中拉了出来。威廉姆斯宣称现在已经有“好几千人”做好了游行的准备，并且以这些人的名义恳请阿博纳西出面斡旋一下。

阿博纳西的面子确实不小，很快就在以便以谢教会礼拜期间打通了联系金的电话。此外杨与贝弗尔也在塞尔玛当地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金。两人一直认为推迟游行将会严重挫伤士气，对于来自佩里县的大量志愿者来说尤其如此。等到周一金本人固然可以亲自到场，但是士气受挫造成的损害足以抵消这一点带来的好处。贝弗尔重申，如果今天他们打算送五百人入狱，那么明天也必须再送五百人入狱。无论结果如何，他们的努力几乎肯定需要重复。因此最好仿照伯明翰运动时期的战术，不要急于让金登场，而是等到未来几天斗争进入发力阶段再说。金认可了两人的意见，然后又提出一项新要求：他的三位副手中当中也应当留出两个人不参加游行，以便处理后续后勤工作。放下电话之后，威廉姆斯、杨与贝弗尔决定通过掷硬币来确定分工。三人同时掷出了各自的硬币，其中只有威廉姆斯掷出了正面，于是他就成为了代替金领导周日游行的领队。尽管大事将近气氛庄严，但是三人依然像平时那样相互挖苦了一通。杨祝贺威廉姆斯没能第三次蒙骗自己站到队列最前头，威廉姆斯则指责贝弗尔掷硬币时出千坑害自己。

三人匆匆忙忙地带领着聚集在布朗礼拜堂的志愿者们回顾了非暴力实践的应急措施。如果有人拦路，他们应当就地坐下开始祈祷，直到被逮捕或者被催泪弹击中为止，这样一来民权阵营就有了在联邦法院寻求救济的充足理由。杨告诉记者，自从华莱士州长宣布他打算阻止游行开始，金就决定留在亚特兰大，以便更好地在北方寻求政治支持。刘易斯宣读了一份关于游行用意的声明。他背着一个背包，里面胡乱地放着一个苹果、一个橙子、一把牙刷以及一本《美国政治传统》。在最后一曲“上帝会照顾你”的大合唱之后，刘易斯和何西阿.威廉姆斯率领游行队伍于周日下午1点40分从布朗礼拜堂出发，结果一出门就遇到了满脸怒容的威尔逊.贝克。当天上午种族隔离阵营再次发生内讧，气得贝克威胁要辞职，不过终究还是没辞成。眼下贝克要求游行队伍遵守游行条例的每一个细节，直到他能把他们从他的管辖范围内打发走为止。不过游行队伍并没有一鼓作气地直接离开，而是首先在卡佛廉价住宅区的操场上休整了一下。他们在操场上组成了大约二十四个五五二十五人的方队，每个方队都配备了一名工作人员来保持方队之间的适当间距。下午2点18分，游行队列改换成两人并排的长队再次出发，后面跟着一列车辆：一辆载有四个便携式厕所的平板卡车，两辆医疗委员会志愿者搭乘的救护车，以及三辆借来的灵车，车上装得都是补给品——游行队伍显然并不指望能够及时到达预定的户外宿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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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阵势走出了塞尔玛，各个小队收拢成一长列，由北向南沿着左侧人行道上爬上了空荡荡的佩特斯大桥上坡。警察拦住了跟在后面的救护车和灵车，声称这条道路不允许车辆通行。然后一位州政府官员通知救护车上的外州志愿者，他们没有在阿拉巴马州提供医疗服务的执照。黛安.纳什原本在游行队伍的后方巡行，寻找落单的游行者。看到支援车辆被拦停在桥头之后，她随即赶上前去与州政府人员争执起来，双方的争执焦点包括红十字会臂章的法律地位以及州法典某一节对于“紧急治疗”的定义。但是直到游行队伍的前部抵达了桥顶拱形钢梁下面的时候，支援车辆仍然没能得到放行。桥顶高出河水近百英尺，三月的凛冽寒风刮得河面波涛汹涌。

在刘易斯和威廉姆斯面前的下桥坡道上是一片令人望而却步的阵势。在坡道中点，巡逻警车首尾相连组成一堵车墙，封锁了80号公路的所有四条车道。在车墙正对游行队伍的一侧，大约一百五十名警员、治安副官与民团人员混杂组成了预备队，这批人的前方则是一道由二十五名州骑警组成的警戒线。警方列阵的位置距离南岸桥头大约二百码。民团人员一律身穿卡其色夹克，头戴白色头盔，其中还有十五人骑在马背上；警员则身穿蓝色制服，头戴蓝色头盔。南岸桥头一侧有一家“米奇汉堡之家美味炸鸡店”，店门口的停车场上挤满了几十位白人观众，有些人嫌离得远看不清，干脆站到了汽车顶上；在桥头另一侧，几十名黑人也小心翼翼地聚集在一辆旧校车后面观察着桥上的情况。在两支队伍对峙的前线附近，州骑警在车墙后方守卫着一片为记者们与联邦调查局观察员保留的观察区——共有二十余名探员被派驻到了塞尔玛，当天来了五六个。

随着游行队伍出现在桥上，原本在观察区里嗡嗡作响的传言与小道消息渐渐平息了下来。联邦调查局的通讯人员正在分析两份来自芝加哥的死亡威胁，其中一份谎称一名受雇枪手在塞尔玛发现了金。一位比其他同行更了解情况的电视记者认为，金的缺席证实了自己的政治猜测，即民权阵营幕后存在“某种权力斗争”。换句话说，是更激进的非学委学生强行以金的名义发动了这场周日游行，金本人其实不情不愿。记者们并不知道非学委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仅并不支持这次游行，而且还认为这是金在犯蠢*。不过在塞尔玛采编跨种族新闻本来就难免变化无常的混乱，因此至少有一位某电视台摄像师事先采取了非常务实的适应措施。州骑警与治安副官们承诺保证他的安全，他也老老实实地遵从了警方的指示。但是考虑到身穿同样制服的当局执法人员之前也曾经攻击过记者，就怕万一的摄像师这回特意穿了一条弹力运动内裤收紧要害，外面还罩着一具护裆以防不测。有些摄制组步行跟随游行队伍，也有些摄制组站在临时搭建的平台上俯瞰现场。他们拍摄图像很快就消除了许多关于游行队伍的先入之见，同时又将许多细节提升成为了传说——何西阿.威廉姆斯声称当年在德国打仗时夺取过这样的桥梁；一个靠近前排的游行者喝得微醺，身边人不得不扶着他走过桥顶；刘易斯和威廉姆斯注视着桥下面的阿拉巴马河水，两人都意识到待会儿很可能要被迫跳河，并且相互向对方轻声承认自己不会游泳。

*【游行当天非学委寄给金的信中称：“我们强烈相信，本次游行涉及的危险以及耗费的资源过于高昂，为了达到游行目的而承担这样的代价殊为不智。”有人代替缺席的约翰.刘易斯签下了他的名字。】

威廉姆斯和刘易斯率领着秩序井然的队伍踏上了下桥的坡道，摄像机记录下了一片阴森的沉默，其中夹杂着几声马匹打响鼻的闷响。游行队伍走过大约一百码的平地后，一道悄然发出的命令传遍了警方阵列，游行队伍面前随即展开了令人不安的新场面：随着一阵噼啪声扫过警方的封锁线，警官们纷纷戴上了防毒面具，护目镜凸出如同虫眼，口鼻部位扯出半截橡胶管子，乍一看去简直像是异世界的怪物。威廉姆斯和刘易斯在距离封锁线五十英尺的地方叫停了游行队伍，这时一名没戴面具的警官拿着高音喇叭走了过来。“继续此次游行将会损害你们的安全，”约翰.克劳德少校（John Cloud）说道——他是阿尔.林戈的副手之一，长相颇为斯文——“而且我要指出这是一次非法集会。你们要解散。我们命令你们解散。马上回家或者回到你们的教堂。这次游行不会继续。你们听清楚没有？我对你们就说这么多。”

“我们能和少校说几句话吗？”何西阿.威廉姆斯问道。他没有扩音喇叭，附近的记者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

“这事没什么可说的，”克劳德漠然答道。他给了游行者两分钟时间后撤。两支队伍静静地对峙着，远处的背景里矗立着海斯登床垫与遮阳篷公司的办公楼门脸。刘易斯和威廉姆斯直视前方，两人分别穿着浅色和深色的风衣，领口的按扣紧紧按住，将风衣前襟紧绷在胸前的领带上。在刘易斯身后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位鲍勃.曼茨（Bob Mants），此人身披大衣，裹着大学生风格的围巾，穿着在亚特兰大大学校园里很时髦的“趟水裤”，裤口位于脚踝以上五英寸。威廉姆斯身后站着穿着农村牛仔裤的阿尔伯特.特纳，他背着一个塞满的背包，证明了佩里县的游行者希望能一路支撑到蒙哥马利。曼茨和特纳都戴着漫画人物斯拉格（Sluggo）戴的硬檐软帽，也被称为大苹果帽。

一分零五秒之后，克劳德少校没有吹响号角就向阵势前排的武装单位下达了命令：“州骑警，前进。”蓝衣蓝盔、戴着象鼻面具的警方阵列迈着缓慢且不规则的步伐向前推进，前后几排的警员重叠聚集在一起，迫使游行队伍的前几排两翼突出中央坍塌。州骑警们将警棍举到胸前与地面平行，强行插进了衣冠整齐的游行队列。只见游行队伍先是凹陷了近乎暂停一般的四秒钟，然后前排的人们就在高压之下转身向后溃逃，将后排的游行者越来越快地接连撞倒在地，州骑警则踩着倒地者的身体冲进了人群当中。几乎在一瞬间，恰似好莱坞电影当中印第安人战吼的高亢尖叫声撕破了寂静。游行队伍尖叫不止，白人观众激动不已，其中有些人甚至跑到警队冲锋的两侧挥手加油。约翰.刘易斯斜向冲出人群，没走五步就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他的头部挨了一记警棍。马蹄踏在人行道上的咔咔声意味着阿拉巴马州预备队全面出动，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尖锐叫喊也变得越发刺耳。两名向前冲击的州骑警脚下一绊，与倒地的游行者滚作一团，然后立刻挥舞着警棍爬了起来。两声尖锐的枪响标志着警方发射了第一轮催泪瓦斯，据说有一发还是克拉克警长亲自发射的。在靠近塞尔玛方向的佩特斯桥桥头，前方的混乱浪涛还没来得及一路扑打过来，好些游行者还在按照事先的指示跪地祈祷，这时一个瓦斯气罐突然掉落在了他们中间。在乱作一团的前方，一名黑人妇女向侧面逃去，一名戴面具的州骑警在她身后紧追不舍，另外两名州骑警也在这位妇女跑过自己身边时各自揍了她几下。三名猫腰低头的黑人男子抬着一名受伤的女性不知道该往哪里跑，两个人抬着她的一条胳膊，第三个人抱着她的一条腿，她的内衣呼扇着暴露在外。骑马的民间武装人员与戴面具的徒步警员追打着试图沿河岸逃跑的游行者，将他们往回驱赶。罐装与喷洒催泪瓦斯形成的毒云遮蔽了桥头，从远处看去只能看到地面上横七竖八的人体轮廓以及在半空中此起彼伏的无数警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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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玛一角的公用电话旁边，非学委员工拉斐特.苏尼（Lafayette Surney）正在向亚特兰大执委会描述游行队伍出发时的情况，忽听得远处一阵喧闹声响起，然后就看见第一批游行者从桥上逃了回来。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的联系人转录了苏尼在塞尔玛时间下午3点15分说出的第一句惊恐之语：“州骑警正在向他们投掷催泪瓦斯。有几个人正在往回跑。有几个人被催泪瓦斯弄瞎了。”在附近有一位约翰.莫里斯牧师（John Morris）听到了关于袭击的广播新闻简报，赶紧跳下车来想要一探究竟，只见逃亡者们纷纷跑过他的面前。他与詹姆斯.贝弗尔以及安德鲁.杨一起赶到黛安.纳什身边，与她一起试图帮助医疗队赶紧摆脱警方扣押。结果车队还没挪窝，受伤的游行者反而主动找了过来。救护车与灵车上很快就挤满了受害者，其中有很多人还是从塞尔玛的方向套过来的——却原来有一批民间武装人员一直等在塞尔玛市中心守株待兔，一见游行者撤回来就立刻扑了上去。在亚特兰大，苏尔尼留下了每一分钟的事态发展记录。下午3点16分：“警察在街上打人。天啊，他们随便拦住一个人就把他打得要上救护车。人们被打得太惨了。”下午3点17分：“救护车鸣笛驶过。人们在跑，在哭，在相互述说发生了什么。”亚特兰大的非学委员工挤在广域电话听筒旁边，听着背景中令人揪心的喧嚣。

朝着塞尔玛逃跑的游行者在呛人的催泪瓦斯迷雾中相互碰撞。许多人紧紧抱住人行道上的桥栏杆从而躲避骑马追击的民团成员——这些人的手里都挥舞着棍棒或者插满钉子的橡胶管——然后抓住空隙跳回车道上更自由地奔跑，一路躲避着州骑警与步行民团成员。何西阿.威廉姆斯看到三年级小姑娘希恩.韦伯也在逃命，赶紧冲上前去一把将她抱起来夹在腋窝下接着逃跑。韦伯拼命挣扎，叫喊着让威廉姆斯赶紧放她下来，因为让一名成年人夹着她逃跑还不如她自己独自一人跑得快。

下午3点25分，拉斐特.苏尼通过非学委的广域电话线路向亚特兰大报告：“白人流氓冲过来了，一位女士说他们想杀了她。”苏尼本人也很快就在向布朗礼拜堂撤退的时候挂了彩。他是一名年轻的民权运动老兵，来自密西西比州的鲁尔维尔。

阿尔弗雷德.莫尔多瓦医生和两名护士凭着顽强意志摆脱了警方封锁线，驾驶唯一一辆按原定行进路线驶出塞尔玛的救护车越过了佩特斯桥，发现桥的另一头是一片稀疏的民间战场，到处都是遗落在地的钱包、雨伞、帽子、背包、鞋子以及瘫倒的人形，几个人身边还散落着喷空了的催泪瓦斯罐。浓重的毒气在80号公路分隔带的草地上方以及周围卷起厚厚一层。医务人员用湿布捂住口鼻喘着粗气冲进毒云，在州骑警首次发动突击的地点附近找到了阿梅利亚.博恩顿。博因顿曾经正式邀请金前来塞尔玛推进停滞不前的投票权运动，如今她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万幸的是，一顶借来的雨帽滑落在她的脸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她免受烟熏。雨帽的主人精神恍惚地坐在附近。玛格丽特.摩尔是一位率先投身民权运动的教师，她在1962年向伯纳德.拉斐特提供了住宿，使得当地民权项目获得了第一个立足点。起初她不乐意被送上救护车，因为害怕白人嘲笑。但是莫尔多瓦医生还是将摩尔和博因顿拉回了塞尔玛。完成第一趟救援之后他立刻又开车赶回了桥上。

下午3点30分，一百多名州骑警、民团成员与治安副官长追赶游行者一路追赶着游行者回到了布朗礼拜堂附近，并且在教堂四周疯狂地攻击落单人员。一些人把他们的猎物赶进教堂里面，另一些人则大喊着让黑人从教堂里滚出来。在街区的另一头，州骑警将一名少年从贴地窗里扔进了第一浸信会教堂的地下室。在卡弗廉价住宅区，约翰.韦伯一边哭泣不止一边坐在沙发上紧握猎枪对着门口，他的女儿希恩颤抖得不停。在街道对面，满身是伤的弗兰克.索拉科一路不敢停步地逃回寄宿家庭，然后赶紧躲进楼上浴室并且锁上了门。在外面，克拉克警长向一户人家的窗户里发射了一枚瓦斯罐——他在当天还发射了许多瓦斯罐。威尔逊.贝克看到骑马的民团分子催动胯下马登上布朗礼拜堂的台阶耀武扬威，气得他在记者面前拦住了克拉克治安官，要求对方马上停止炫耀武力并且将“你手下这帮牛仔”撤出塞尔玛。克拉克则轻蔑地回答道：“撤出个屁！我等待进驻的这一天已经等了一个月了！”贝克意识到自己甚至无力控制自己某些手下的血战欲望，更不用说约束克拉克了，于是只得不甘心地挥手让当地警察离开教堂附近。

下午3点32分，摇摇欲坠的约翰.刘易斯在布朗礼拜堂与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建立了一条新的电话线路连接，他十分费力地试图总结这次自己刚刚亲身经历的、令人震惊的袭击：“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发射了毒气与酸液。我认识一位非常年长的女士，她的胳膊都被打断了。”一名非学委女性员工从刘易斯手里抢过电话，告诉电话那头刘易斯必须马上接受急救，因为“他的脑袋上开了个窟窿”。紧接着她不顾刘易斯的抗议把他送到了临时急救中心。下午3点40分，这位员工又向总部汇报道：“我们有麻烦了，这些人不再是非暴力的了。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大约有两三辆巴士的民团分子在教堂门前打人以及投掷催泪瓦斯。”民权领袖们冒险走出教堂恳求人们保持平静。安德鲁.杨质问打算持枪报复的黑人们，自己手里那些不像样子的武器与对方的全套军械相比威力如何。贝维尔则恳求青少年不要向民间武装白人投掷石块，以免为攻击者提供“脱罪”的理由。

克拉克治安官与各色执法人员当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在冷清的西尔文大街上来回巡视起来。他们的情绪依旧颇为激动，他们胯下的马匹却在悠然踱步。一名《塞尔玛时报》的记者跟随一个分队搜查了大量的黑人，这些人原本对于游行感到好奇，因此从外地驱车前来看热闹，但现在却只得僵坐在车里不敢出来。《塞尔玛时报》是一份支持种族隔离的报纸，尽管家门口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第二天周一报纸的头版头条却对其视而不见，转而刊发了另一则更加赏心悦目的消息：“约翰逊要求国会加强打击犯罪”。不过在报纸内页当中，报社编辑还是直白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场面：“民团成员挥舞警棍敲打着汽车的引擎盖，还用棍子指着司机喊道：‘滚出城去！快滚，我是认真的！我们要让所有的黑鬼全都离开街道！’这些黑人并未抗议就全都离开了。”这篇没有署名的报道最后写道，“在游行者与州骑警相遇的三十分钟后，街头就连一名黑人都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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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报道的记者们来到了布朗礼拜堂隔壁的牧师住宅。《纽约时报》的罗伊.里德写道：“黑人躺在地板和椅子上，许多人都在哭泣和呻吟。一个穿着红色休闲裤的女孩一边尖叫着一边被抬了出去。博因顿夫人躺在一张桌子上，处于半昏迷状态。”医生和护士们热火朝天地照料者一百多名伤员，为他们包扎头部，往眼睛上抹药水，将重伤员送往当地唯一愿意治疗他们的医院——好撒玛利亚人医院，一家由爱德蒙特会在黑人区经营的天主教传教机构。救护车与灵车来回接力，总共送去了五十八个伤员，病床不够用就让伤员躺在地上，最后就连员工餐厅的地板上都躺满了人。还有另外八名伤员沿着一条土路被送到了简陋的伯维尔医务室。这座机构自1926年以来由明尼.B.安德森夫人（Minnie B. Anderson）经营，平时的主要职能是一家养老院，里面安顿着二十五名长期住客，包括一名一百零八岁的妇女和一名只有双手还能动岁的六十二岁男子。另外医务室还有一个仅有一台老旧育儿箱的产科病房与一个收留被遗弃儿童的慈善病房。现在所有这些房间都塞满了伤员，只剩下了一张空床。两名刚从佩特斯桥赶回来的实习护士在地板上腾出空间，整夜使用呼吸器来维持一名哮喘病人的生命，直到催泪瓦斯从他的肺部清除为止。

暴乱发生两小时后，拉斐特.苏尼在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发现了因为颅骨骨折而入院的约翰.刘易斯。联邦调查局探员报告说伤员身上最常见的伤害是撕裂伤与骨折，但刘易斯和苏尼都看到了更多由催泪瓦斯造成的痛苦。伤员们的衣服全都吸饱了催泪瓦斯，此刻依然还在往外渗。苏尼从医院拨打了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的广域电话，亚特兰大的记录员在听完电话后记录道：“催泪瓦斯——这是最糟糕的东西。”非学委总部如同蜂巢炸窝一般迅速动员了起来。从家里赶来的朱利安.邦德在下午5点30分之前发布了两份公告，并向广播电台提供了广域电话报告的录音节选。四车非学委员工从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开车奔赴塞尔玛。艾凡赫.唐纳森与考特兰德.考克斯找到了一家派珀小飞机并且与飞行员纠缠了半天，终于说服对方同意将他们迅速送到塞尔玛郊外的一条小跑道上。詹姆斯.福曼则在赫兹租车公司软磨硬泡了半天，这才租到一辆前往塞尔玛的车。接下来福曼又为包括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内的一批有经验的实地工作者雇了一架紧急包机。卡迈克尔此前在密西西比州度过了三个夏天与一整年，当时他碰巧也在亚特兰大，正想找机会调往阿拉巴马州。福曼还多次给马丁.路德.金留了电话，金的秘书表示他正在为这场危机召开会议。最后福曼给纽约的美国广播公司高层发了一封电报，抗议“克拉克今天通过贵方的全国电视广播设施传播开来的错误陈述与歪曲事实。我们希望立即得到贵方的答复。”

在录像带或卫星传输技术出现之前，前方新闻摄制组必须以驿站接力的方式将影像资料送回本部。各大电视台随即展开了争先恐后的竞速大赛，最终美国广播公司的摄制组拔得了头筹。他们一有机会就开车绕过了封锁80号公路的州骑警，然后穿过朗德斯县前往蒙哥马利机场，经亚特兰大飞往纽约，把一罐罐尚未冲洗的胶片交给了周日晚间赶来加班的技术人员。在纽约时间晚上九点之前——塞尔玛的晚八点——新闻主管们私下里观看了来自佩特斯桥的录像。与此同时公司的广播信号正在播出《纽伦堡的审判》的预定电视首映，该片在1961年斩获了两项奥斯卡奖与另外九项提名。演员斯宾塞.特雷西饰演一位质朴正直的缅因州法官，他的任务是审判一批第三帝国司法官员的战争罪行。当时影片演到了他刚刚抵达纽伦堡时的一段情节：法官端坐在临时住所的厨房里，一对尽职但又胆怯的德国老夫妇为他端上了牛奶和奶酪三明治。特雷西轻声慢气地询问这两位老人，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究竟是怎样的体验——他们养成了怎样的日常习惯，生活当中会遇到哪些困难，纽伦堡当地每年举行的大规模纳粹游行与巨型纳粹集会究竟是何等场面。“我只是很好奇，”他说。“我想多了解一下。” 老夫妇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他们“只是小人物”，从没掺和过政治，而且他们也在战争当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特雷西又追问他们是否听说过附近的达豪集中营。

“你，你怎么能问我们知不知道这种事？！”老妇人浑身颤抖地恳求道。

“我很抱歉，”特雷西说。

“希特勒确实做了一些好事，”她承认道。“我不会说他什么好事都没干过。他修建了高速公路，他给更多人带来了工作。但是……其他的事情，我们确实一点也不知道。知道这些事的德国人没几个。”

“而且就算我们知道，”丈夫补充了一句，“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特雷西还没来得及回答这句搪塞反问，影片突然戛然而止。当时晚九点刚过，通讯员弗兰克.雷诺兹中断了影片播出，宣布了来自塞尔玛的最新消息。四千八百万毫无思想准备的美国广播公司观众前一刻还在思考本性善良的德国人与纳粹大屠杀暴行之间的神秘纠葛，后一刻就看到了佩特斯桥上警棍横飞的真实场景。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主管们一共播出了十五分钟的录像——与克拉克治安官在“问题与答案”当中露脸的时间一样长——然后继续播出影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也都在正常节目期间插播了类似的公告，但是《纽伦堡》影片的中断插播却让这则新闻具有了历史标志的沉重力量。

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的一次小型社交晚宴上收到了消息，当即决定将其封锁到第二天早上。他既不打电话也不接电话，迅速告退离开了宴会现场。伯德.约翰逊夫人在她当晚的日记中记录道，她的丈夫正在被“棘手难题的阴云”团团笼罩，“现在又出了个塞尔玛……大锅已经烧开了。”

她还引用了总统当晚在朋友们面前关于越南的私下慨叹：“我没办法脱身。我手头的资源打不完这一仗。那么我到底还能怎么办？”当天晚上约翰逊的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相差仅有几分钟。华盛顿时间晚上九点零三分——也就是国际日期变更线另一侧的越南时间周一上午九点零三分——第一批海军陆战队两栖履带运兵车登上了2号红海滩。来自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小队长加里.帕森斯（Garry Parsons）带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九团第三营登陆队在岘港附近登陆。十英尺高的涌浪阻碍了士兵们下船登岸，还有一艘运输船与一艘登陆艇相撞，压碎了一名士兵的胸部。但是第三营还是在九点十八分集合完毕，在越南儿童的欢迎队伍面前走上海滩。欢迎仪式气氛乐观，令士兵们大感宽慰。第九团远征旅旅长弗雷德里克.J.卡奇准将（Frederick J. Karch）的脖子上很快就挂上了欢迎的花环。

包括约翰逊总统在内，没有人能预见美国将会迎来二十世纪的第一次总体战争失败；同理，当天的催泪瓦斯受害者也不会认为塞尔玛象征着一场基于爱国理想主义的运动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前的最后一次猛冲。佩特斯大桥上的暴力袭击标志着民权斗争形势的转折点。几十年来，对于平等公民权的信心浪潮翻涌不休，如同当年对抗纳粹那样对抗着种族隔离。这股浪潮还将继续奔腾向前，但是与之相对的怨恨与怀疑浪潮也将随之高涨。后一股浪潮将会挑战美国政治的总体方向，与自由的语言一争高下。

至于当天一直隐居不出的马丁.路德.金则努力试图从这一天的严酷镇压当中寻求一点积极收获。首先他下定决心要发动“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再次游行”，并于当晚在亚特兰大发表了声明；然后他要求助手将F.D.里斯牧师带到布朗礼拜堂牧师办公室的电话旁边。里斯是达拉斯县选民联盟的主席，该联盟是由阿梅利亚.博恩顿和她已故的丈夫在塞尔玛创立的团体。

“主席先生，我知道你那边遇到了麻烦，”金像老大哥那样用轻描淡写的口吻来安慰里斯。

“是的，我们麻烦不小。”里斯说。他正在与贝弗尔、杨、威廉姆斯以及L.L.安德森一起为四百五十名遍体鳞伤精神麻木的会众主持弥撒大会，宣讲坚韧毅力的重要性。

“好吧，”金说，“看来我得打个求助电话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佩特斯桥上的溃败点燃了关于许多基本问题与历史问题的激烈斗争。围绕黑人投票权的冲突已经被抑制了太久，这场冲突最终究竟将会在哪里得到解决？在街头，在法庭，在立法机构，还是说无论在哪里都根本解决不了？冲突的结果将会更有利于各州的自主地位还是会更强调各州在联邦政府面前的从属地位？金在那个周日晚上的急切呼吁推动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塞尔玛的局势不再是随时可能褪色的一时轰动，而是成为了一场层层加码的重头戏，全剧最高潮还在后头。周一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下面一行写道：“他透露了将于明天领导新游行的计划。”另外头版上还刊登了一张来自塞尔玛的照片。华盛顿邮报则宣布，“金呼吁再试一次。”

周一早晨，约翰逊总统醒来以后还没下床就被铺满床铺的报纸包围了起来。当天他打的第一通电话就是想要知道医院里的伤亡情况以及金的意图。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主动带来了一则令人尴尬的消息：联邦调查局在州骑警与武装人员冲击民权游行队列时仅仅进行了一次积极干预，逮捕了三名白人男子——其中包括此前多次行凶的詹姆斯.罗宾逊——因为他们三个攻击了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卡岑巴赫无奈地告诉约翰逊，“我昨晚没有宣传这次逮捕，因为这样做从公众视角看起来不太对，总统先生。您想想——那么多黑人都被打得那么惨，可是我们逮捕的全都是袭击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家伙。”更糟糕的是，这种情况难免让人想起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去年十一月曾公开指责马丁.路德.金是“全国最臭名昭著的骗子”。为了证明自己的冲动发作有理有据，胡佛奇怪地引用了两年前金的抱怨，即联邦调查局探员往往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倾向于在黑人示威者遭到残害时袖手旁观。这一回塞尔玛的三名白人袭击者将来自小石城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丹.多伊尔（Dan Doyle）当成了在人行道上拍照记录的记者并且抢走了他的相机。卡岑巴赫告诉总统，这次他们将会悄悄取消针对这三人的联邦起诉，以避免人们注意到联邦调查局的选择性执法。在卡岑巴赫看来，胡佛如今已经成了一个老糊涂，最好不要暗示这位过度敏感的联邦调查局创始局长犯了错。如果说公开讨论种族问题束手束脚，那么公开讨论胡佛则绝对不行。

约翰逊不想在联邦调查局的争议问题上多做纠缠。“你很了解华莱士吗？”他问道。司法部长表示没有人了解，“就连参议员们都说他们根本无法接触到华莱士。”

约翰逊建议前田纳西州州长布福德.艾灵顿（Buford Ellington）作为白宫与华莱士之间的可能中间人，因为此人曾与华莱士有些交情。总统发誓要在一小时内派遣新上任的联邦救灾负责人艾灵顿来到卡岑巴赫的办公室，开始研究如何避免金的下一次民权游行再次遭到暴力袭击。总统要求，“研究工作要非常安静地进行。”

不过安静二字说来容易做来却难。艾灵顿还没到司法部，抗议者们就已经在司法部门外拉起了纠察线。卡岑巴赫接待了一个由金的领导大会地方分会的布道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会谈结束后，代表团领队走出会客室告诉记者，司法部不愿意派遣美国法警保护游行队伍。正当此时，突然有三名非学委的学生冲进卡岑巴赫的办公室，要求司法部长就同一个议题给个说法。保安立刻将这三人拖了出去，其中有一位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在被拖进走廊时仍然厉声质问道：“司法部长没花多长时间就叫来警察赶走了我们，那他为什么不能也在阿拉巴马州给我们一点保护？”卡岑巴赫意识到当天的正常日程安排大抵已经泡汤了，唯独还剩一项待办事务可以抢救一下，就是向美国最高法院做正式介绍。于是他穿着租来的常礼服急匆匆且灰溜溜地离开了司法部大楼——回来时才发现二十名非学委学生已经在他司法部五楼的办公室门口驻扎了下来。

当天下午，约翰逊总统向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李斯特.希尔（Lister Hill）抱怨说：“我们的基本困难是我们与华莱士之间完全没有沟通。”总统向希尔透露道，布福德.艾灵顿发现华莱士似乎对于找寻“出路”有点兴趣，但是他的口风却一直很严，态度很不透明，而且坚决不肯在黑人抗议面前显得软弱。在这里约翰逊留了个心眼，并没有将艾灵顿的意见向希尔全盘托出。比方说艾灵顿还警告总统，华莱士看似朴实忠厚，其实却很会耍两面派（“你不能相信他……你和他说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将会声称你以前说过什么......和乔治谈话有点与危险共舞的意思。”），不过希尔基本上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警告约翰逊说，“那个该死的小个子华莱士”将会找到某种戏剧性的方式来放大个人形象。当年他曾经堵在阿拉巴马州大学校门口反对黑人学生入校就读，为得是“让阿拉巴马州人民看见他战斗到了最后。”希尔预言道，这次华莱士肯定也会想尽办法将煽动联邦暴政与种族混乱的黑锅扣在约翰逊头上，这样一来“家乡的乡亲们肯定会这么想：‘上帝啊，他（约翰逊总统）这是要硬闯进来替金夺权。’”

希尔对约翰逊表示同情，但是他也想不出什么对策。约翰逊将眼前的艰难选择与越南局势相提并论：“我昨天刚刚不得不派海军陆战队过去。”

“这个局面太难了，”希尔答道，这里他指的还是阿拉巴马。家门口的危机令他长吁短叹，而遥远亚洲的的危机似乎一时间还没能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约翰逊披露了已经传到白宫的报告，即华莱士即将面对强大的抗议浪潮。“金这个家伙已经往美国各地发了电报，邀请所有人明天去那里参加游行。比方说有五十名华盛顿特区的新教牧师已经包了一架飞机准备出发。全国各地都有人正在赶过去，有飞过去的，有坐大巴车过去的，坐什么交通工具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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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提到的华盛顿教士包机是一贯步履迟缓的教会官僚机构突然如同闪电般加速的结果。金的一封电报呼吁“教士们向蒙哥马利进军”*，这封电报刚刚在星期一送达全国教会理事会的纽约办事处，就有十位高阶教会管理人员发誓要在第二天早上8点半之前到达塞尔玛。理事会的下设机构宗教种族委员会是在1963年伯明翰黑人儿童的突破性反种族隔离游行之后成立的，委员会投票决定举行新闻发布会大量发布通电来支持金的呼吁。到中午时分，理事会在大华盛顿地区的分会包了一架飞机来运送知名神职人员。如此迅速的动员甚至引起了白宫方面的注意。

*【“没有一个美国人对此没有责任，”金的电报如是宣称。“从塞尔玛升起的悲伤污染了我们国家生活的每一道缝隙，因此与所有人息息相关。塞尔玛人民将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而继续奋斗，但是所有美国人都有责任与他们一道承担这副重担。因此，我呼吁所有信仰的神职人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宗教界代表与我一起在3月9日星期二上午朝向蒙哥马利举行教士游行。如此一来全美国都将见证以下事实：塞尔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民主在每一寸我国国土上的存续。”】

记者们纷纷涌向华盛顿大主教管区，想要知道罗马天主教徒是否获准乘坐这架包机，因为之前天主教会禁止牧师和修女参加一切民权示威活动，包括1963年的华盛顿大进军。如今在社会浪潮的驱使下，教会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变得越发激烈，甚至有传言称某些狂热的神职人员已经铁了心要参加民权游行，如果得不到批准，他们甚至不惜违反教会纪律。见此情形，帕特里克.奥博伊大主教只得勉强同意网开一面，“下不为例”。惊讶的天主教徒们不敢耽搁，立刻赶到机场与新教徒会合。他们当中至少有两个人——乔治.L.金格拉斯蒙席（George L. Gingras）与吉诺.巴罗尼神父（Geno Baroni）——要么不慎错过要么故意躲过了助理主教约翰.斯彭斯（John Spence）的电话。斯彭斯试图取消他们的任务，理由是阿拉巴马州主教不肯同意他们前往。梵蒂冈协议遭到违反的消息刚刚在教区传开，巴尔的摩某教会学校的一位热心的秘书就通过教室内部通话器呼叫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师：“塞西莉亚修女，你想去塞尔玛吗？”她确实去了。

圣公会的全国官员也在周一回应了金的电报，他们投票决定绕过教会规则。约翰.海因斯主教（John Hines）通知阿拉巴马州主教C.C.J.卡彭特（C. C. J. Carpenter），鉴于以往支持投票权运动的决议，星期二在塞尔玛的游行符合“公认普世活动”的定义，因此教会成员不需要当地主教的批准就可以参加游行。后来海因斯向执行委员会报告说，“当天晚上足有几百人正在前往塞尔玛的路上。”卡彭特主教对此自然表示激烈反对，他正式抗议了外部神职人员威胁既定教会管理的行径，并且谴责即将进行的塞尔玛游行是“愚蠢之举以及可悲的时间浪费”。不过还是有名圣公会牧师不顾他的反对，在周一晚些时候挤进了塞尔玛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还在地板上为哈里斯.沃福德腾出了打地铺的空间。沃福德是和平队的助理主任，也是九年前来到南方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的起步阶段提供支持的少数白人之一。

也有几位宗教领袖此前就曾经投身民权斗争，这一回再次轻车熟路地放弃了日常生活。长老会牧师梅茨.罗林斯与罗伯特.斯通曾在密西西比州的哈蒂斯堡协调了六个月的外来神职人员轮替纠察线，这次他们也带着召集名单前往塞尔玛。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在上课时收到了金的电报，然后就匆忙安排了一次跨越美国的飞行。布朗于1961年在佛罗里达州参加自由乘车运动时的狱友之一伊斯雷尔.“西”.德雷斯纳拉比则独自前往纽瓦克机场，在机场遇到了一位AME锡安教会的牧师以及另外两位以前在南方游历时认识的教士。他们当晚抵达亚特兰大租了一辆车驶向塞尔玛。在路上一行人全都“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因为他们当中既有黑人又有白人，而且还要同乘一辆车在黑夜里穿过佐治亚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农村，一旦途中暴露身份，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一回德雷斯纳再次响应了金的呼吁，前来支持陷入僵局的塞尔玛运动。此前他还曾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与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与少数几位先锋神职人员一起投身民权斗争并且被捕入狱，经受了振奋精神却又摧残肉体的监禁。

汇聚而来的民权运动老兵加入了规模更大的新兵浪潮，这些新人全都是在打破习惯与拘束的障碍之后才来到了这里。芝加哥神学院有一位名叫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的黑人学生跳上食堂餐桌大喊“收拾好你们的行李”，并在教室门外宣讲福音挑战，最后成功动员了七名白人同学一起挤进一辆面包车，长途跋涉前往阿拉巴马州，后面还跟着一车芝加哥神学院师生。在费城，一位圣公会牧师在无线电广播当中动员人们前往塞尔玛助阵，结果有一位犹太裔女性打来了报名电话。牧师劝阻这位志愿者不要去，因为女性前往民权斗争前线既不安全也不受欢迎，别忘了耶稣都没有女性门徒。但是来电者当即指出，她听说基督徒没有东西之分，没有男女之别。很快她就告别了她的丈夫与五个茫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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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莱维雷特.萨尔顿斯托尔（Leverett Saltonstall）在周一中午紧急召见了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卡萨.“德克”.迪洛克，因为参议员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居然会为了支持金的事业而剧烈爆发。此时的电视上每小时都有来自塞尔玛的新闻，在如此密集的新闻刺激下，波士顿出现了自发的集会和请愿活动。奉行改革后的旧哈佛大学清教传统的一百多名一神论领导人正在争先恐后地前往阿拉巴马州。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有一名虔诚而独立的学生修改了他先前对于教会规则的诠释，即教会纪律要求有意投身民权的教士听从阿拉巴马州主教的意见。他在学院里有一位同学想要参加游行，此人的妻子因此收到了一笔以示支持的个人捐款，有人认为这样的捐款坏了规矩，他则为捐款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当天晚些时候，学院里进行每日例行的圣母颂祈祷——“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祂赶散了。祂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期间这位学生突然获得了“决定性的、光辉灿烂的、充溢着圣灵的顿悟”：即便是学生也应该像圣徒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担当见证。于是他与其他十名圣公会同学一起在考试与论文之间挤出时间，在劳伦斯礼堂的宿舍里到处募捐筹措路费，匆匆为家里人写下了辞行告别信，然后就与波士顿一神教的人马一起挤上了飞机。像这样的连锁反应让政治家们大为震惊。萨尔顿斯托尔参议员私下里告诉迪洛克，波士顿的许多人都希望他为金赞助一场见证晚宴，致使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此外他还暗示他觉得联邦调查局正在误导自己。1964年的时候，萨尔顿斯托尔曾经协助联邦调查局阻止了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向金授予荣誉学位，具体做法则是暗中传播联邦调查局抛出的关于金的各种指控，声称金是一个终日花天酒地且存心颠覆美国的骗子。现在他则向迪洛克尖锐地指出，这个被联邦调查局轻蔑鄙视的人物不仅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多次应邀与美国总统私下会面。

参议员的抱怨并没有让联邦调查局的政治联络和宣传主管感到惊讶。迪洛克回答说，萨尔顿斯托尔忽略了一个微妙的事实，即约翰逊总统从未允许自己与金单独相处——这话并不属实，而且就算属实也只是个细节问题，但是面对掌握无数政治秘密的联邦调查局，萨尔顿斯托尔并不敢显得天真，反而声称对这个细节感到好奇。“我告诉萨尔顿斯托尔，金这个人没有发生变化，”迪洛克向胡佛汇报道。“我告诉他，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显然他永远不会改变。”

对于金饱含敌意的联邦调查局政治高层显然毫不关心法律的约束或者公众舆论的倾向。就职业层面而言，胡佛局长早已在心目当中将金塑造成了二十世纪危害美国主流社会安宁的可怕黑暗象征——继承了移民、大萧条时期的黑帮分子、纳粹以及共产主义者的戏份。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介意修改某些严格的官僚制度，从而方便他自己将金当成一个“毛头小子”来进行人身攻击。联邦调查局的内部通信提到了针对金的最新威胁，有人放话说只要金敢在周二的塞尔玛举行游行就要杀了他——一条内部通信是特勤局发送过来的，关注得是底特律的两个所谓枪手，另一条通信的内容则涉及路易斯安那州库沙塔三K党组建的刺杀小队。胡佛删改了这些通信的内容，并且不允许按照惯常做法向金发出警告。“不行，”胡佛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在另一份备忘录上他又命令探员们“什么都不要告诉金”。他提醒调查局高层官员注意以前的一项命令：不能将金当成标准的受威胁目标，不能向他提供安保咨询。此外他还明确规定联邦调查局的通知对象仅限于克拉克治安官以及其他当地权威人士，尽管这些人未必多么需要接受安保咨询。将金排除在安保告知对象之外的做法令胡佛十分满足，因为这样做避免了调查局与金产生任何接触。毕竟，安保告知意味着联邦调查局认可了某一位美国公民并且愿意为其提供服务，而胡佛宁死也不肯承认金。另一方面，虽说位高权重的胡佛不太可能遭受质疑，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总会如饥似渴地从手下探员那里吸纳一切关于金的有用信息。这些探员不仅训练有素，而且工作地点远离总部，因此总部的政治规矩对他们的影响也没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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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探员记录到，3月8日星期一晚上10点30分，金走进了布朗礼拜堂，向仍然聚集在那里的近千名会众发表晚间讲话。詹姆斯.贝弗尔再次以《路得记》为题进行了布道，将经文与游行者们前往蒙哥马利“去见国王”乔治.华莱士的未竟追求联系在一起，并且坚持认为昨天的流血证明了非暴力原则的正确性。“任何忍不住想用汽水瓶去砸民团人员或者州骑警的人都是傻瓜，”贝弗尔喊道。“这样做正中他们下怀，接下来他们就可以称你为暴徒并且打死你。”这时教堂突然安静了下来，金已经悄然走进了大门。贝弗尔退到布道坛一侧请金上台。台下会众自发唱起了《共和国战歌》，教堂里唯一能压过歌声的声音就是长达五分钟的全体起立鼓掌。

金首先赞扬了周日的游行。他引用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诗句（“生活之于我从来不是水晶楼梯”）他一边为错过游行而道歉，一边恳请人们体谅一下他所遭受种种艰辛困苦，并且发誓如今就算死亡的威胁也不能阻止他们：“如果某人今年三十六岁——就像我一样——而且某些伟大的真理正站在他的生命的门前……而却他拒绝挺身而出，因为他想活得久一点，因为他害怕他的家会被炸毁，或者害怕失去工作，或者害怕遭受枪击，或者害怕州骑警的殴打，那么他确实可能会继续活下去，一直活到八十岁才去死，但他在三十六岁那年其实就已经死了。尽管他一直都在喘气，但那也仅仅只是宣告了精神的提前死亡而已。”金激励会众们明天再次向佩特斯桥发起冲锋：“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殴打了一名黑人，那就将不得不继续殴打一百名；如果他们殴打了一百名黑人，那就将不得不继续殴打一千名。”

金在到达塞尔玛的第一批五十名外地神职人员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批贵客被引导到前排座位上，金一个接一个地邀请他们起身做自我介绍。搭乘华盛顿包机飞过来的卫理公会主教约翰.韦斯利.洛德（John Wesley Lord）表示，佩特斯桥上的照片令他大为震惊：“我听说马丁.路德.金博士呼吁白人教士参与游行，而我正是一名白人牧师。大家不妨认为我就像保罗那样受到了前往马其顿传道的召唤。”

为了防止周日的暴力事件重演，白宫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在午夜将近的华盛顿，约翰逊总统在临睡觉之前又叫来高级助理比尔.莫耶斯询问他工作进展如何。“黑人们仍在塞尔玛的教堂里与马丁.路德.金在一起，”莫耶斯汇报道。他还告诉总统，华莱士州长刚刚通过中间人布福德.艾灵顿暗中提议，总统可以通过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来承担在塞尔玛的责任。但是假如约翰逊当真走了这一步，接下来华莱士无疑会大鸣大放地谴责这一举动是权欲熏心之下妄图镇压阿拉巴马州的暴政。莫耶斯补充说，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正集中精力于让黑人取消星期二的游行这一替代方案。“还有个问题，”莫耶斯干脆地问道，“如果金回电的话，需要通知您吗？”

“当然，”约翰逊说。“但我要采取比原定路线更强硬的做法来对付他。”在当天的新闻影片里，卡岑巴赫挽起衬衫袖子跪下来恳求年轻的静坐者在下班时间之后离开他的办公室走廊；当晚的另一段新闻影像当中，静坐者们对着摄像机镜头说道，如果把他们拖出司法部的美国法警接下来能够被派去塞尔玛保护宪法权利，他们将会很乐意停止示威。这些影像令总统十分不安，他把这次抗议归咎于金的精心策划：“我认为电视上的内容太离谱了，看起来那个人正在掌管以及接管这个国家。”他让莫耶斯提醒金，别忘了周一的商谈，而且“对他要采取非常坚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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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的夜晚漫长而艰难。在这一夜的剩余时间里，约翰逊的中间人与金就投票权运动的前景结结实实地角力了一番。双方都同意当前局势岌岌可危，灾难性的冲突近在咫尺，也都认为对方只需轻轻一推就能将累卵危局转变成历史性的胜利。总统一方要求民权阵营暂且偃旗息鼓，从而巩固全国上下对于民权议题的共识；而金则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投入得太深”，如果得不到来自华盛顿的具体支持迹象，那么他就不能取消游行。双方时而相互暗示，时而相互致敬，时而公然相互威胁，双方的神经也在紧绷与松弛之间轮流交替，但是这场斗争完全被封锁在了私人会议的范围内，只有些许迹象流露在外。周二凌晨两点左右，探员们通知联邦调查局总部，据说金同意将当天的游行限制在塞尔玛市的范围内，从而避免在佩特斯桥上发生另一场对抗。金的律师、正在与司法部商谈的哈里.瓦赫特尔则怀疑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在向自己施加压力时并没有完全“用心”。但是顾问们通过电话会议告诉金，不管怎么说这次前来助阵的各家教会长老们的体质都不太结实，不可能朝着蒙哥马利走太远。万一路上真有人出点好歹，后果必然非常难看。

一小时后，探员们通过窃听电话会议了解到，金似乎决心带领他的队伍重新回到阿拉巴马州骑警的血盆大口当中，尽管华莱士州长必然严阵以待，约翰逊总统大概不会支持，而且他本人曾经亲口承认害怕被狙击手射杀。金表示他必须对游行者保持信心。他知道有一大批新来的游行者正在通过临时过境点向塞尔玛进发，这批人显然并不知道他的三心二意。圣公会的神学生们在从亚特兰大赶车前往塞尔玛之前大多都兴奋得睡不着——他们周一早上起来还在马萨诸塞州上课，晚上就来到了金在领导大会的私人办公室里过夜。办公室里摆满了金的著作与各种纪念品，看得学生们目不暇接。男生在地板上打地铺，来自圣路易斯的女生朱迪思.乌法姆（Judith Upham）则睡在了金的皮沙发上。一部分波士顿一神论教派的成员在亚特兰大机场赫兹租车公司的办公室里打了一会儿瞌睡，等待着3月9日星期二早些时候的转机。亨利.汉普顿（Henry Hampton）*坐在椅子上睡，詹姆斯.里布（James Reeb）趴在沙发上睡，奥洛夫.米勒（Orloff Miller）躺在地板上睡。

*【汉普顿是一神论信普救说者协会雇佣的第一位黑人高管。日后他将会成为纪录片《矢志不移：美国民权运动1954-1985》（Eyes on the Prize）的编剧与执行制片人。这部广受好评的系列电视纪录片于1986年通过公共广播系统与观众见面。】

约翰逊总统在早餐前给呆在家里的比尔.莫耶斯打去了电话：“马丁.路德.金怎么样了？”。在婴儿哭声的伴奏下，电话那头的莫耶斯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叫醒总统是因为他在四点钟才听到司法部长卡岑巴赫的消息，接电话之前又听到了一次。他为总统总结了马拉松式谈判的结果：金“非常担心自己会死于非命”并且“真心想要”合作，但是“至少也得组织一场象征性的游行，否则无法脱身。”因此约翰逊政府仍然面临着双重束缚。莫耶斯对总统说：“任何向当地派驻联邦人员的努力都可能使华莱士感到自己遭受了压力与对抗，致使他走错方向。”然而如果暴力事件再次发生，白宫必将面临难题：“如果局势恶化而我们并没有比（星期日）那时候做得更多，我们的形象将会变得多么恶劣？”莫耶斯认为当前局势“千钧一发”，白宫的协调人正在做冲突双方的工作，只求降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艾灵顿此刻正在与华莱士交谈”——“我们现在能做的唯有心存希望而已。”

这一次总统并没有像前一天晚上那样对金大发雷霆。身为政客的他饱尝过身处高压之下的滋味，因此很能体会其他承受高压之人的感受。而且他还很可能意识到了无论是金还是其他人都无法随便叫停周日的游行。于是约翰逊又为对付金的“强硬路线”增加了几分细腻的政治示好姿态。他派出了佛罗里达州前州长勒罗伊.柯林斯（LeRoy Collins）代表自己去与金打交道，此人是1964年《民权法案》创建的新社区关系服务处的负责人。黎明前，柯林斯乘坐一架专供总统使用的双引擎喷气机降落在克雷格空军基地，并开始听取助理司法部长、司法部民权司负责人约翰.多尔的简报。自从周日以来，多尔几乎把所有的律师工作人员都拉到了塞尔玛。当天上午柯林斯和多尔乘坐一辆白色军用轿车来到塞尔玛的黑人牙医沙利文.杰克逊家门口。女主人简.杰克逊不敢怠慢，赶紧小心翼翼地敲响了客房卧室的屋门，告诉金“总统派来的人”要见他。

金与拉尔夫.阿博纳西穿着杰克逊医生家的配套酒红色睡衣跌跌撞撞地走进客厅，后面跟着一队原本试图在沙发上、地毯上，甚至在浴室的浴缸里补觉的同事们——睡在浴缸里的是詹姆斯.贝弗尔，自从十天前被妻子赶出家门之后他就一直在杰克逊家的浴缸里凑合，并且将其称作自己的“应急套房”。之前金的贴身圈子彻夜未眠，忙着起草紧急公告以及进行激烈的内部辩论。正当众人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只听得一声轰响突然打断了所有人的节奏。惊慌失措的站岗人员赶过来查看究竟，发现原来是一张床塌了，床上还坐着好几个正在开小会的人。金笑得浑身抽搐，一口咬定这张床肯定是自己的弟弟A.D.金牧师压塌的。A.D.金指责阿博纳西，阿博纳西则埋怨何西阿.威廉姆斯，总之这一圈体型富态的布道人们全都认为是别人肉大身沉才压坏了这张床。现在的金虽然睡眼惺忪，但还是坐在餐桌前竭力做出了庄重的神态；餐桌对面的约翰.多尔则向他透露了一则坏消息：美国地区法官弗兰克.M.约翰逊确实正在签署一项联邦法院命令，禁止在塞尔玛举行另一次投票权游行，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

这条消息听得金面色阴沉心情郁闷。就在昨天下午，他的民权运动律师才刚刚提出申请，希望约翰逊法官能够反其道而行，禁止华莱士州长以及阿拉巴马州其他官员重复星期天的暴力干涉。金原以为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法官不肯立刻针对阿拉巴马州当局下达禁令，或者干脆拒绝下达禁令，却没想到法官的矛头居然倒转指向了自己。眼下这样扎人的局势逆转远远超出了他原本预期的风险。虽然金并不能说自己很惊讶，但他还是非常沮丧，一方面是因为多尔居然拿着这样的法院命令来警告他，另一方面是因为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居然援引这道法院命令来支持约翰逊总统要求游行延期的主张。他正确地怀疑道，总统的律师团和约翰逊法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勾连在了一起。他抱怨这道命令公然违背了正义，无非是在玩弄政治权术而已。

多尔并没有试图辩称这道命令有什么法律依据。约翰逊法官这一回主动对金发出了禁令，之前无论是阿拉巴马州政府还是民权阵营都没有向他提出动议或申辩。他提前中止了好几项与游行密不可分的宪法权利，而且并非出于任何法律或事实方面的理由。与卡岑巴赫一样，多尔私下里同意金的律师的观点：只要民权阵营提出上诉，这条禁令肯定会被推翻。但他知道在走完法律程序之前投票权游行问题也肯定会失去公众关注与舆论热度。目前这道命令依然具有国家法律的充分权威——即使就连约翰逊法官本人都认为这道命令违反了宪法——而且多尔还坚持认为遵守这条命令才是上策，不仅能体现民权阵营的正直立场，而且还能带来实际优势。“这是一项联邦命令，”他反复告诉桌子对面的金。在此前所有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当中，金从未违抗过联邦法院的命令，部分原因在于联邦法院仍然是民权运动的希望与庇护所。联邦法官与联邦司法系统是民权运动取胜的重要依仗。即使是现在联邦法官们也正在着手执行1964年民权立法，反对各州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多尔警告说，如果金不服从这条命令坚持举行游行，那么他可能会疏远的不仅仅只有联邦法院而已。届时约翰逊法官将会以藐视法庭罪下令将他拘禁，而司法部将不得不捍卫并执行这条命令，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的分裂，毒害投票权立法得到通过的机会。

自从1960年静坐示威以来多尔就一直是金的盟友，所以他才能痛苦地提出所有这些令人不得不服的主张。多尔是一位留任在民主党政府里的共和党人，他之所以选择留在司法部工作是为了处理在整个南方大量积压的民权案件。他是政府律师当中顽强创新的先驱，平日里在法庭和办公室之外无休止地实地走访，前往黑人几乎仍然生活在奴隶制之下的偏远地区。他出门时常常独自一人，有时还会战战兢兢地隐姓埋名，只为独立收集那些被联邦调查局忽略或者不予理会的证据——这种行为令J.埃德加.胡佛不胜其烦。1963年他的儿子出生后整整六周都没起名字，因为他一直在外跟进伯明翰示威游行的动荡事态。在这场斗争的末尾，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梅德加.埃弗斯不幸遇害，金参加了这位烈士的葬礼。多尔曾经亲自护送詹姆斯.梅瑞狄斯穿过暴民阻拦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就读，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也没成功，第三次才冲破了阻碍。正是凭借之前多年的艰辛付出，如今他才有了在金面前耐心劝导的底气。多尔的讲话风格简洁冷静，源自威斯康星州的小镇司法实践。他说约翰逊法官是个好法官，金也知道当年就是他投下了决定性的司法投票，从而肯定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正当性。这一次约翰逊法官也并没有永久地驳回金的诉求，只是要求金暂时别找麻烦，好给他留出时间听取证据。多尔承诺，如果金取消游行，司法部将会作为身居高位的盟友站在民权阵营这边，为未来的进一步运动寻求保护。当然谁也不敢说约翰逊法官一定会如何裁决，但是通过服从法官命令，金不仅有可能在今后赢得受到法院保护的游行，而且还能赢得行政部门对于投票权法案的全面支持。

金试图辩驳多尔从法律立场出发的观点，但他的论点却偏向于道德上的痛苦。他认为约翰逊法官的禁令就像是在“谴责一位遭到抢劫的被害人”一样，还说了其他许多在政府律师听来过于激动以至于令人不安的话语。在联邦法官禁令面前，政府律师看到的是合乎逻辑的脱身之策，金看到的却是道德层面的左右为难。政府律师们质疑道，联邦法院的禁令说到底只是要求他推迟游行时间而已，更何况这场游行恐怕与自杀也没什么区别，金为什么非得觉得这是联邦法官在谴责游行本身？金的不可理喻令司法部长卡岑巴赫百思不得其解。一直以来金都承认，约翰逊政府上至总统下至经办人员都对他抱有善意，而且他也认为联邦政府是奠定全新的投票自由的重要力量。如今他们无非是要求金再多信任他们几天而已，为什么这点要求竟会让他如此饱受煎熬？另一方面，金这才意识到政府方面居然想当然地以为他会因为一时便利而背弃自己的承诺，不由得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政府方面的一厢情愿在金的心里唤醒了一份与之针锋相对的历史遗产。当初正是这份遗产让金将爱国主义转化成了践行信仰的行动，如今这份遗产则在他那忧心忡忡的话语当中点燃了一把烈火。“但是司法部长先生，”金曾经反复多次这样说过，“你可从来没有在美国当过三百年的黑人。” 现在他告诉多尔——也就等于告诉卡岑巴赫——游行是他的“责任”，因此他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会服从新的联邦法院命令。

柯林斯州长带着约翰逊总统的亲笔信涉足了这个僵局。柯林斯说，总统强烈认为星期天的暴力事件使美国在全世界的眼中蒙羞，目前他最关心的就是防止发生进一步暴力事件，因为暴力不仅将会激起种族仇恨，还会威胁到塞尔玛以外的稳定。因此总统希望金的人马留在家里以保证和平。这不是法律命令，只是总统以个人身份发出的请求。

这番话一出口，金身边有人当即就按捺不住了。金在伯明翰运动时的老搭档，素来脾气火爆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坐在后排脱口而出：“您这话跟我们可是说不着！”他就像不管不顾的斗牛士那样回敬道，柯林斯不去跟打人的人们讲道理，却来劝说挨打的人们别冲动，实属混淆是非。莫非到现在他都没看过暴力袭击现场的照片吗？柯林斯要是真想避免进一步暴力，就该去找华莱士州长和克拉克治安官，因为“这俩人才是蒙羞专业户。”

自讨没趣的柯林斯只得将大道理搁在一旁，转而寻求妥协之道。金能不能率领队伍走过佩特斯桥，但是并不前往蒙哥马利，而是当即回转塞尔玛？既然联邦法官禁止他“试图从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游行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那么在他能合理地声称自己并未违反禁令之前究竟能带队走多远？金一一回应了各种假设方案，与此同时约翰.多尔则扭过头去以示不赞成。在他看来，柯林斯钻法院命令空子的做法远比不妥二字更加恶劣，因为这样做很有利于种族隔离势力发挥固有优势。痛苦的法庭经验使多尔相信，对约翰逊法官的命令进行“调整”就算真能带来一点暂时的好处，日后也必然会导致百倍的反噬，因为南方各州政府才是运用自由裁量权规避法律规定的积年老手。在他们的妙手操作之下，第十五修正案得到通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南方黑人的投票权依然被压制在最低限度；布朗案裁决已经作出了十多年，南方学校依然保持着种族隔离。鉴于民权服从的首要目标是堵住漏洞而不是创造漏洞，许多司法部律师都对新设立的社区关系处的调解作用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公然制造政治隐患。

为了不让任何人觉得自己默许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多尔离开了会谈现场。柯林斯则在周二晚些时候离开杰克逊家，来到佩特斯桥的另一头，在集结的州骑警当中寻找阿尔.林戈上校。此时用来封堵桥面的警车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辆。他现在的紧迫目标是回答金对于妥协的强烈质疑。“我不相信你能约束那些人不向我们冲过来，即使我们停下也不行，”金不断地这样说。金担心妥协版本的游行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最糟糕结果——游行时间太短，以至于会葬送运动本身的势头与凝聚力；游行距离又太远，足以破坏联邦法院禁令，以至于让民权阵营从此失去任何与联邦政府成为同盟的机会；游行本身过于盲动，以至于遭受暴力摧残之后依然会一无所得地失败并且受到各方指责。按照民间智慧与粗鲁的喜剧演员的说法，黑人的惯常下场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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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位来自芝加哥的神学家的说法，清晨时分布朗礼拜堂内外的人群都沉浸在“不祥的安静与压抑的紧张”当中。布朗礼拜堂以及沿着西尔文街一个街区之外的第一浸信会都挤满了会众。演讲者领着他们回顾了塞尔玛运动迄今为止的进展。与此同时，来自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租车甚至出租车依然还在络绎不绝地抵达塞尔玛，继续将新来的游行志愿者送入两座教堂，尽管教堂里面早已盛不下这么多人，新来者只能站在外面。这些人的行李箱与铺盖卷要么存放在布朗礼拜堂的牧师宅邸，要么被送到好撒玛利亚医院。在医院那边，与其他塞尔玛当地白人背道而驰的爱德蒙派天主教徒欢迎新来者们在产科病房的地板上打地铺。另外塞尔玛的年轻黑人也会将一部分新来者分流到附近卡弗廉价住宅区的家庭公寓里落脚。有些当地黑人将扎着领带的白人神职人员当作名人，甚至要求签名；这些风尘仆仆且局促拘谨的白人教士则将周日游行期间带伤挂彩的老兵们当成了英雄。有一名记者认为“镇上最酷的家伙们”是几十名非学委的工作人员，他们要么开着装有无线电设备的汽车四处巡逻，要么穿过人堆在人行道上举办非暴力课程。一位演示抵挡殴打技巧的教官发誓，他首先要确保“就算今天还有人要在那里挨打，那也不会是我们的女人。”另一位教官告诉胆小的旁观者，他已经学会了留一层长头发来缓冲预料之中的殴打。

这天早上美国法警也从蒙哥马利出发，沿高速公路行驶一个小时后到达塞尔玛，然后分散开来搜寻约翰逊法官在十点前签署的限制令中提到的各位游行组织者，例如何西阿.威廉姆斯。关于这批人的任务的传言很快就在各路示威者之间先后不一地传播了开来。根据联邦调查局的估计，此时的示威者“人数在两千到两千五百之间”。詹姆斯.福曼告诫一个听说游行被取消的团体，“禁令在送达之前都没有法律效力，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法院命令。” 有些正准备面对警察和催泪瓦斯的人们认为任何法律文件与实打实的暴力袭击相比都只能算是次要的小麻烦。其他人则对联邦当局站在乔治.华莱士一边表示失望。“在我看来，联邦政府就是敌人，”黛安.纳什在一场争论吵到气头上时痛苦地说道。这条看不见的法院命令致使来自波士顿的一神论教士詹姆斯.里布感到非常为难，不得不找个无人之处冥想片刻。开始冥想之前他告诉一位浸信会牧师，“故意违反法律的沉重责任”压得他手足瘫软。

非学委的威利.利克斯（Willie Ricks）爬上布朗礼拜堂门外的台阶，对着一个角落里的拥挤人群进行鼓劲演讲。“那是你的桥！”他喊道。利克斯宣称，阿拉巴马河上隐约可见的障碍完全是属于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因此他们完全有权自由地游行穿过这座桥，穿过桥上的记忆与恐惧，以及埃德蒙.佩特斯这个名字所象征的这段距离在人们心中唤起的一切限制。身为七年级辍学学生的利克斯用街头语言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起初他只是个终日游手好闲的街头少年，平时忙着“偷轮毂盖”换钱；后来他加入了查塔努加的静坐示威，人生轨迹也为之一变。现在二十二岁的他已经在非学委的南方入狱运动当中——他最近一次入狱是在佐治亚州的穆尔特里——证明了自己具有鼓动人心的天赋。“如果克拉克治安官试图阻止你，”他喊道，“你打算怎么办？” 利克斯的呼喊引起了一连串回应，人群发誓一定要闯过种族隔离主义头号爪牙的阻拦。接下来利克斯又依次质问听众们，假如是汤姆大叔、各色法官乃至“你的亲妈”出面阻拦应当怎么办。最后甚至就连昏聩胆怯的运动领导人都被他拉了出来。“如果马丁.路德.金说不要游行，你打算怎么办？”他喊道。在利克斯的鼓动下，一部分户外人群不等大部队集结就要激动地冲向佩特斯桥，以至于安德鲁.杨悄悄地要求非学委领导人让利克斯先缓缓再说，以便控制局面。非学委方面表示拒绝。

和平队的哈里斯.沃福德说服杨把他带到杰克逊家，与金的贴身圈子成员碰了个头。等待游行的人群当中暗流涌动的反抗情绪令他感到震惊，也促使他恳请金不要情绪用事，不要将民权运动与联邦法院撕裂开来。他预言外地赶来的神职人员肯定会理解游行推迟的原因。只要法院允许，他们肯定还会回到塞尔玛。“你认为人们真的会回来吗？”金反问道。目前塞尔玛已经汇聚了来自二十二个州的大约八百名志愿者，就算这些人或许真会原谅他浪费了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八方汇聚本身也依然可遇不可求，日后恐怕很难复制。毕竟，这些外来志愿者都是在“血腥星期天”的冲击之下才来到了塞尔玛，而今后未必还会出现类似这样富有号召力的标志性事件。金一方面对于沃夫德的意见不置可否，另一方面也在勉强应付着非学委代表团。詹姆斯.福曼、西拉斯.诺曼以及其他非学委骨干都认为，周日的暴力事件彻底打消了他们此前对于金的策略的疑虑，现在他们必须站出来支持抗议示威的基本权利。这样做是为了告诉金，他们不能放弃这项权利而依然希望赢得投票权。他们的主席约翰.刘易斯在桥上被打成了颅骨骨折，当天刚刚出院，现在正在布朗礼拜堂门外捍卫游行志愿者们的决定权。金怎么能强行压制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响应他号召的人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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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玛的另一边，一位长途汽车司机拒绝接近电台公告当中预测的种族对决地点，因此在离布朗教堂近两英里的空地上停下车，将乘客全都轰了下去。乘客们不得不提上行李，引人注目地走过塞尔玛的街道，经过一座座公寓门廊，忍受当地人的一道道注视目光。这群人当中就包括来自剑桥的十一名圣公会神学院学生。他们与其他迟到者一起来到卡弗住宅区的操场上，等了半天终于过来了一队陌生人，从他们手中收走了已经签过名的授权委托书——万一他们被捕或者受伤，得到委托书的民权阵营就可以出面为他们办理保释或者住院手续。接下来他们又等了很久，他们的紧张情绪先是急剧上升，然后又逐渐消失。神学院的学生们远远地看到金走进了布朗礼拜堂，就认为教堂里的人们肯定已经知道了金的最终计划。但是金其实退回到了布朗礼拜堂的牧师宅邸，为的是进行最后一轮电话辩论，论题是美国诉联合煤矿矿工案（United States v. United Mine Workers，1946）具有怎样神秘却又阴暗的法律含义——在该案件当中，工运领袖约翰.L.刘易斯因为违反禁令在煤矿发动罢工而受到了严厉对待。另一方面金也接到了更入耳的法律建议，例如不要详细说明他的意图，以免妨碍他为自己辩护。类似这样的讨论金已经参加了不知多少次，有些谈得是民权运动的大势，也有些谈得是具体事件当事人的个性癖好以及具体操作的政治时机。这些讨论让金养成了接手不确定性的习惯。如今他被夹在了运动热情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冲突当中，只得努力寻找机会结合两者。

在远离决策中心的地方，激情正在更加自由地奔腾。在蒙哥马利，市立法机构的联席会议为一位试图废除1964年《民权法案》的演讲嘉宾欢呼，此人认为这是“有违天理的恶法”。阿拉巴马州众议院通过决议赞扬华莱士州长在周日制止了“无法无天的暴民”。民权战线的另一边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例如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率领了一场约书亚式的万人游行，围绕底特律联邦大楼转了五圈；六百人在纽约市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门前拉起了纠察线，要求美国保护阿拉巴马州的黑人选举权，在华盛顿，司法部门前的静坐示威人数比前一天的二十多人增加了近十倍，在白宫庭院之外的人行道出现了七百名抗议者，其中包括推着婴儿车的母亲，还有人打出了一块前所未见的标语牌：“约翰逊是伪装的戈德华特。”总统当天的日程原本十分风光，先是主持了教育战略会谈，然后又出席了签署《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法》的盛大仪式，可是他却始终心不在焉。接下来他私下会见了六位国会高层领导人——其中包括四位南方人——并且就黑人投票权的紧迫性长篇大论地独白了一通，六位国会议员全都吃惊不小。“天哪，总统先生，”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麦科马克议长（John McCormack）喘着粗气问道，“这番话您怎么不跟老百姓公开说一说呢？”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的，”约翰逊说。

在塞尔玛，午餐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卡弗住宅区操场上的圣公会神学生们一个个饥肠辘辘，而且迟迟等不来进一步的接待。他们当中有一位乔纳森.丹尼尔斯（Jonathan Daniels）在来之前对于无视当地主教的权威颇为顾忌，现在他离开了操场想去买块巧克力棒，留下朱迪思.乌法姆照看着他们的行李——为了步行前往蒙哥马利，行李的分量经过了特意精简。此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轰动，显然是金露面了，丹尼尔斯赶紧空手跑回来，听到前面远处传来了模糊不清的喇叭声：“全能的上帝，您呼唤我们为自由而行进，就像您当年也曾同样嘱咐过以色列的子民那样。”金站在布朗礼拜堂的台阶上开始祈祷。当他说完后，游行队列上空升腾起了一片自由颂歌，《纽约时报》称之为“巨大的沙沙声”。助手们试图将队伍分理成二人并排的长列，金却喊道让他们先呆在路肩上不要惊慌。“今天下午我告诉你们，我宁愿死在阿拉巴马州的公路上，也不愿意让我的良心受到屠戮，”他通过喇叭喊道，一阵欢呼声随即向队伍后方扩散。金最后铿镪顿挫地敦促游行者切勿使用暴力：“如果你不能秉承非暴力，就不要来到这里；如果你不能接受打击而不加报复，就不要加入队伍。”

根据联邦调查局观察员的记录，下午2点17分，金走下了台阶。等待多时的长队上爆发出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歌曲。在队列前方，一群随行记者注意到有些白人旁观者示意身边人保持冷静，另一些人要么低声嘀咕要么高声辱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一个人冲着金喊道。“你想投票是吧？——你怎么不先干点人事呢？” 金自然不予理会继续前进。这时一辆政府公车追了上来，气喘吁吁的科林斯州长跳出车外与金进行了紧急磋商。柯林斯坦言，“他们”已经承诺不会发动攻击，前提是游行队伍不能偏离规定路线。他递给金一份粗略绘制的街道地图，规定路线就画在地图上。柯林斯再三强调了严格遵守路线的重要性，这反倒让金疑惑起来，因为地图上为投票权游行规定的路线乍一看去既简单又正常——沿布罗德街直行走到法院，然后左转登上佩特斯桥，不管规定与否这本来就是前往佩特斯桥的最直接路线——难免让人怀疑其中有诈。金只能猜测对手的打算。或许华莱士州长以及他手下的州骑警们需要金配合他们自欺欺人一下，金假装服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则以此为借口来暂且疏导一下早已激起的武斗本能。毕竟，要是完全依照武斗本能行事，那么对方肯定不会眼睁睁干看着黑人再次游行而不加惩戒。又或者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打心理战，通过宣传对于金的行动的兴趣来激起他的恐惧。无论如何金都忧心忡忡，完全不信任手中这张单薄地图承载的非理性承诺。他仍然怀疑，如果一行人真的走到了桥的另一头，到时候他还能不能控制人员组成繁杂的游行队伍跟随他一起撤退。“我会尽力而为的。”他对柯林斯说。柯林斯赶紧赶赴桥的另一头传达消息，临别时向金发誓自己同样也会尽力而为。届时他将站在林戈上校与克拉克治安官身边，作为联邦政府的代表来抑制这两人的暴力冲动。如果他失败了，难免会被视为种族隔离阵营的同谋。

游行队伍走上布罗德街，来到了佩特斯桥脚下，一位代理美国法警斯坦利.福田（Stanley Fountain）正在桥头等着他们。此人举手示意金暂停脚步，然后向金出示了一份带有约翰逊法官签名的法庭命令副本。接下来他正式宣读了约六百个单词的司法文书全文（“现根据业已核实的申诉提交本案……想要进行登记并成为选民的黑人……试图在3月7日沿着公共道路游行……原告称希望再次……考虑到上述情况……本法庭在此禁止与限制原告以及其他相关成员，以及那些与他们一致行动的人们……”）。金的目光飘忽不定，直到福田开始解释这道命令的实际效果。“我知道这个命令，”金脱口而出地回应道。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放弃了仪式性的即兴演讲，转而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请求：他希望福田允许队伍向前迈进。

眼看游行队伍决心已定蓄势待发，福田退让到了一旁。“我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干涉你们的行动，”他宣布。这一举动正式表明联邦当局决定不像阿拉巴马州那样提前镇压游行。“那么我们走吧，”金说。联邦调查局探员记录道，下午2点35分，金“无视”法院命令，带头登上了佩特斯桥。离开塞尔玛的游行队伍从二人并排收拢成了四人并排。沮丧的约翰.多尔站在一旁，他知道游行队伍迈出的每一步都会让他们面临藐视法庭的判决，届时联邦政府将不得不与阿拉巴马州结成不受欢迎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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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且明媚的阳光沐浴着第二支登上阿拉巴马河上大桥的游行队伍，仿佛以更大的规模重现了周日的即时历史。在南岸桥头，超过周日兵力两倍的蓝色头盔摆下了横跨80号公路的阵势——当地报纸称这次总共动用了超过五百名阿拉巴马州州骑警。克劳德少校站在距离周日站位不远的后方招待大约一百五十名摩肩接踵等在阵势后方的记者。面对再次接近的游行队伍，他再次走上前去命令他们就地解散。金就游行权利问题与克劳德简短争论了几句，然后克劳德同意暂时休战，让游行队伍就地祈祷，同时顺便想想下一步的打算。于是金跪了下来，队伍前排也跟着一起跪了下来。后方一排又一排咽喉干涩的游行者们见状也纷纷下跪，他们的身形像波浪一样依次下沉。波浪向后传导了将近一英里才抵达队尾的六辆救护车，在这里几乎已经听不到队伍前端的拉尔夫.阿博纳西公开祷告的声音了——“我们来此献出我们的身体作为活祭……” 队伍当中有几个怀疑主义者不愿下跪祈祷，就继续观察着前方的动静。一位伤痕累累的周日游行蓝领老兵戴上了建筑头盔充当防护。

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在下午2点56分致电白宫。“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他告诉比尔.莫耶斯。"有新情况我随时告诉你。" 卡岑巴赫在办公桌前一边抽着烟一边倾听着通过明线与约翰.多尔连接的免提电话，静态噪音噼啪作响。“是谁在鼓掌？怎么回事？”卡岑巴赫问道。

“他们在为白人妇女欢呼，”多尔回答道。却原来这次的游行队伍还有两名政界要人的家属加盟。她们起初被安排在游行队伍的末尾，以防州骑警再次突然出手。现在这二位夫人挽着法利.惠莱特牧师（Farley Wheelwright）的胳膊慢慢来到了对峙的前线。之后的报纸将会发现她们分别是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的妻子保罗.道格拉斯夫人（Mrs. Paul Douglas）以及新罕布什尔州已故共和党参议员的遗孀查尔斯.托比夫人（Mrs. Charles Tobey）。两人都穿戴着礼服长手套与礼帽，其中一人戴着珍珠项链。托比的女儿，精神病学家贝琳达.斯特雷特（Belinda Strait）是周日游行期间忙得不可开交的医疗志愿者之一。“现在她们中的一个正在和金交谈，”多尔报告说。

正当游行队伍的跪地祈祷即将结束时——祈祷的尾声由罗德主教与德雷斯纳拉比共同主持——道路的另一头也打来了一通电话。林戈上校通过这条电话线路与华莱士州长交换了现场情况与下一步命令。游行者再次从人行道上站起来，有些人唱着民权运动标志歌曲《我们必胜》，另一些人在零星的欢呼声中缓步向前。就在此时，克劳德少校突然使出了出人意料的一招。只听得他高呼一声：“州骑警，撤退！”警官们立刻搬起便携式路障离开了道路中央，通往蒙哥马利的道路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敞开在了游行队伍面前。在一旁观战的多尔与柯林斯登时吓得变了脸色。

州骑警的突然变阵看得金目瞪口呆。他只有一瞬间来决定眼前的景象究竟是劈开红海的神迹还是请君入瓮的圈套。如果他选择继续挺进，固然能逞一时之意气，上演一出救赎“血腥星期天”的好戏，但是接下来的后患却数不胜数——联邦政府或许会逮捕他，州政府或许会再度发动袭击，游行队伍还有可能因为体力耗尽而根本走不到蒙哥马利，徒然在举目皆敌之地沦为笑柄，更何况全体游行者都会被当作公然违反联邦秩序的捣乱分子而受到牵连。如果他选择掉头回转，民权阵营头顶必将笼罩一层胆怯的阴云，甚至导致民权运动陷入分裂。如果他犹豫不决或者失败，至少一部分游行者总还能穿过蓝色警服的走廊朝着他们的目标前进。

顷刻之间金就下定了决心。“我们现在就回教堂去！”他转过身大声喊道。阿博纳西与两位国会议员的妻子见状，立刻心领神会地同声呼吁起来，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与宗种委负责人罗伯特.斯派克牧师也加入了进来。安德鲁.杨则来到北岸桥头向迎面而来的后续游行队伍挥手，示意他们赶紧掉头回去。害怕赶不上大队人马的非学委领导人詹姆斯.福曼和西拉斯.诺曼从后面追了上来，完全不理解杨在干嘛。双方脱离接触的和平场景在路边的柯林斯州长看来宛如魔法显灵一般，但此刻他仍然心惊胆战，唯恐某个愤怒白人的一声枪响或者某位倔强游行者的一意孤行会导致魔咒失灵。多尔则在电话中惊呼游行队伍的前进势头就像拨动开关那样一下子就关上了。“现在我可以确定，”他告诉司法部长。“人群的确回头了。” 卡岑巴赫赶紧将这一消息上报给了白宫。联邦调查局探员也干脆地通知总部，金在下午3点09分率部撤退，距离他与道格拉斯夫人打招呼过了五分钟。

柯林斯简直喜出望外。十年后他秘密地写道：“我这辈子至少干成过这么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在华盛顿，卡岑巴赫麻木地从自己办公室的骚动当中抽身出来，开始思考政府未来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来应对纠缠不清的各方，“现在我想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些走下佩特斯桥返回塞尔玛的人们则体验了欢乐与愤怒的交相喷涌。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喊道：“谢谢你，主啊。”有些人泪落如珠，因为躲过了再度遭受暴力袭击的恐怖；另一些人则低声啜泣，因为他们原以为将会迎来超越小我的献身时刻，不成想最终结果却如此令人失望。曾经在密西西比州推行种族融合并且遭受过监禁、殴打与解职的埃德温.金牧师一抽一抽地哭泣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道德勇气被糟蹋得一塌糊涂，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信任过马丁.路德.金。詹姆斯.福曼以及其他非学委领导人全都气得坐立不安，他们认为一支前所未有的非暴力军队刚刚遭到了背叛与出卖。这支军队原本已经在层层激励之下燃起了不进军毋宁死的斗志，可是这份觉悟终究却是错付了。西拉斯.诺曼这一回抛开恐惧与战略异议也加入了游行，结果刚刚出发就被莫名其妙地打发了回去，不由得感到万分羞辱，并且发誓再也不会参加塞尔玛游行。威利.利克斯则不住嘴地抱怨事态转折过于意外。他认为只要事先稍作准备，非学委组织者肯定可以将金甩在一旁，一跃成为本次游行的主角。一位长者告诫利克斯，少数群体的领导层分裂必将导致惨败，利克斯等人则反唇相讥地唱起了《谁也别想让我回头》（Ain’t Gonna Let Nobody Turn Me）的激昂曲调。这首传统运动赞美诗的乐观隐喻沿路飘荡，掩盖了歌手的讽刺意味。

从前方折返的游行者越来越多，纷纷经过桥头附近的后方游行者身边，后者还不知道前面出了什么事。有几位大失所望的圣公会神学院学生喃喃自语道：“真该死。”再次回到摩肩接踵的布朗礼拜堂门外，失望的游行者们开始真正领会到了流传民权运动当中的谚语：每一次摊牌都从不简单，任何战术都无法免于抗议活动参与者的批评。第一位圣公会主教、来自加州的詹姆斯.派克乘坐包机大张旗鼓地抵达了塞尔玛，刚刚抵达时还因为自己来得太迟赶不上游行而表示歉意，不过他很快就得知了游行已经取消，于是没待几个小时就离开了。游行者们先是对主教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等他匆匆走后又指责他自视太高。所有人都注意到，新来的志愿者仍然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塞尔玛，从中西部又飞来两架坐满神职人员的飞机。关于民权领导层打算如何以及何时运用这些人力的流言也在口口相传。

在教堂里，金将中途叫停的游行描述成了“迄今为止南方最伟大的自由示威与最伟大的对抗”。此时台下一位年轻人站起身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在公路上静坐下来，等待禁令的解除呢？”金没有正面回答。他略过了就地静坐示威的可操作性与相关法律细节，坚持主张投票权运动在成千上万的游行者到达蒙哥马利之前不会停止。接下来轮到詹姆斯.福曼登台发言，他提出了一则附带的不满意见：“我在塞尔玛该吃的苦都吃过了。我在这里进过监狱，我在这里挨过殴打。所以我有权利问一下：为什么星期天发生了暴力而星期二却没有？你们都知道答案——他们不打白人，专门打黑人，专门杀黑人。”一位塞尔玛当地黑人指出了福曼论断的潜台词：“你说得对，他们今天没有殴打我们确实是因为全世界和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想要的正是这个效果。不要让这些白人觉得我们并不感谢他们的到来。”领导人试图用乐观的布道和青年歌曲来提升躁动的情绪，例如《我心中有耶稣的爱》（I’ve Got the Love of Jesus in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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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来志愿者们纷纷离去，原本汇聚一处的行李与观点再次流转向了四面八方。大多数大四学年的神学院学生搭车前往机场，想要赶紧回到学校完成毕业论文。口口相传的通知吸引了五十多名一神论信徒在下午五点的教堂门外举行了内部会议，并且在会上决定延长守夜时间。于是有些原本打算走的一神论信徒又将行李从开往亚特兰大的汽车上取回了下来，送回了布朗礼拜堂的牧师宅邸。然后一行人沿着西尔文街漫步来到阿梅利亚.博恩顿的保险办公室——这里也是非学委的塞尔玛总办事处——想要问问这附近哪里有吃晚餐的地方。

接待这批人的黛安.纳什很客气地问道：“你们更喜欢与其他白人一起吃饭吗？”一神论教士们纷纷表示，既然来都来了，那么他们肯定更希望尝试着在种族融合餐厅（如果有的话）用餐。于是纳什微笑着把他们带到了一家颇具南方风格的小餐馆。这家店有两个名字与一个非正式地址，当地人都叫它“艾迪家”，外地人则需要在外窗上方的圆形可口可乐广告上寻找手写的“沃克咖啡馆”招牌。餐厅里，一神论教士们发现了一派千年罕见的用餐氛围。餐厅里的日常主顾都是打散工的人们，不过今天倒是有不少知识分子三三两两地坐在餐厅里。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的专栏作家吉米.希克斯（Jimmy Hicks）与来自芝加哥的黑人记者坐在一起，两人一边说笑一边指点着其他知识分子食客们。“想象一下吧，哈佛大学的神学家居然在吃灵魂食品，”他们中的一个开玩笑说。一神论教士克拉克.奥尔森（Clark Olsen）在邻近餐桌旁认出了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同乡马里奥.萨维奥，此人在密西西比担任夏季志愿者的经历促使他在伯克利大学校园内领导了方兴未艾的自由言论运动，使得萨维奥成为了民权时代第一个全国知名的白人学生。一神论教士们对于柜台上的鼻烟罐与盐水腌猪蹄敬谢不敏，不过却仔细品尝了厨房里最后几盘炸鸡、蔓菁缨子和玉米面包。在纷纷攘攘的谈话声中，一台点唱机循环播放着已故流行歌星萨姆.库克宛如预言一般的歌曲《变革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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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约翰逊总统对塞尔玛事件的初步缓和感到非常欣慰，他决定不参加为即将离任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举行的私人晚宴，因为晚宴举办地大都会俱乐部严格奉行种族隔离。他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了战争简报。美国正式开始越南战争之间总共进行了十次战争简报，旨在以大约每次五十人一组的方式向全体国会议员介绍情况，今天这是第九次。国务卿迪安.罗斯克在白宫的蓝厅对他们说：“关于南越，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最重要情况是，我们没有耍任何花招，我们的袖子里没有隐藏任何机关，我们没有隐瞒任何基本事实。”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回顾了美军业已开展的各项行动，包括大规模海军巡逻，每年在南越沿海水域的72000艘船上拦截350000名越南人，其中2000人作为嫌疑人遭到移送，他们当中又有“约150人被证明是越共”。总统赞扬麦克纳马拉宁肯接受90%的减薪“也要来这里为他的总统服务”，并呼吁国会继续团结一致地支持越南问题决议——这些决议将会以502比2的总票数得到通过。阿拉巴马州时间8点过后，约翰逊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肚子里几乎没有答案、背上却承担着所有负担的人——用他的话来说，“你只有一个总统，无论你喜欢与否”，而且这位总统“需要所有他可能得到的帮助，以及所有他可能得到的同情。”

这时在塞尔玛，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两位吃饱喝足的一神论牧师走出了沃克咖啡馆。奥洛夫.米勒在人行道上抽着雪茄，与克拉克.奥尔森一起等待其他同伴。詹姆斯.里布则打电话给波士顿，告诉妻子他决定再呆一天。打完电话之后里布来到两位同伴身边，奥尔森稍微往外让了让。他从加州出发赶到塞尔玛时已经晚了几分钟，错过了下午的“回转”游行。他这次跨州旅行花的是教会成员的捐款，这让他觉得总要在塞尔玛干出点名堂来才能对得起教友们的支持，因此他急于想知道明天星期三还有什么其他安排。三人边走边聊，刚刚走出距离餐馆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忽听得背后脚步声响，紧接着就是一声生硬的叫喊：“嘿，黑鬼！嘿，你们几个黑鬼！” 奥尔森不愿多事，赶紧匆匆向前走了几步，然后转身想看个究竟，只见一名白人男子从后面冲过来，左手挥舞一根球棒，一棒就砸中了里布的头部侧边，将他打倒在地。另外两名袭击者冲到倒地自保的米勒身边踢了他好几脚，第四个袭击者猛击了奥尔森的面部。整场袭击仅仅用时几秒钟，然后袭击者就消失了，其中一个人还一边跑一边喊到：“你们这么想当黑鬼，那就让你们好好当一回！”

黛安.纳什还在艾迪家咖啡馆休息，忽然看到刚刚离开不久的三位白人教士又跌跌撞撞地逃了进来。她立即打电话叫来一位医生，又通知了伯维尔医务室。里布走在三人中间，两位头破血流的同伴在两旁架着他。里布看上去没有明显外伤，但他很害怕而且语无伦次。纳什叫来了殡仪馆的一辆灵车——该灵车曾在两次佩特斯桥游行当中充当过救护车。威廉.丁金斯医生（William Dinkins）在伯韦尔接诊了三位伤者。丁金斯原本想用便携式X光机探看里布的伤情，但是里布的头部一直在不由自主地抽动，以致成像不清。丁金斯医生看他眼神呆滞，当即决定里布必须马上转到九十英里之外伯明翰的神经外科急救病房，但他们打电话通报伯明翰医院时却被告知入院需要缴纳一百五十美元的费用，而丁金斯与几位教士身上凑不出那么多钱，只能眼看着里布开始呕吐并陷入昏迷。纳什设法搞到了住院费，救护车立刻拉响警笛蜂鸣而去。但是救护车刚刚向北驶出塞尔玛不到几英里，右后轮胎就爆胎了。丁金斯命令司机莫里斯.安德森（Morris Anderson）赶紧将轮圈触地的车挪到安全之处——跟车护送的人员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很可能再次招引袭击——并且再叫一辆救护车。

要做到这两点都不容易。安德森将一瘸一拐的救护车开进了他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广播电台的停车场，其他进出汽车阴森不详地在救护车身边往来。克拉克治安官手下的一位副官也开车经过，一边用手电筒照着车里一边质问车上的黑白乘员究竟在干嘛。克拉克.奥尔森绝望地请求这位警官送他们一程，结果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拒绝——此时白人教士们再想声称自己从未参与过示威游行已经太迟了，更何况他们本来也不肯昧着良心说话，就算是为了拯救人命也不行。至于丁金斯医生，尽管平时他的做派远非一般黑人可比，经常驾驶自己的单翼机上天翱翔，头上戴着皮革头盔，颈间裹着白色丝巾，但是眼下他也只能受困在地面上颤抖着等待后援。9点半过后——也就是袭击发生两小时后——第二辆救护车才姗姗来迟。车上的笨重警笛出了故障无法出声，一行人也顾不得这许多，赶紧默默地向北驶去。到了公路转弯处，同车人员就用手支撑住里布的头部，因为担架上的支护架已经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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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金从一脸严肃的信使那里收到低声消息，立刻通知了布朗礼拜堂里的安静人群。“我想他们当中有两个人来自波士顿，也就是米勒牧师和里布牧师。我相信里布牧师就是那个重伤员——詹姆斯.里布，我相信他来自波士顿。”他暂停祈祷，为会众们介绍了“今天来到这里和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兄弟”，即从外地赶来的白人神职人员——由于其中不少人已经打道回府，教堂的前排座椅足够容纳剩下来的所有人。然后他又欢迎了一队新来的志愿者，“来自临近威尔考克斯县的兄弟——那里还没有一个黑人登记成功。”金承认，各种敌对势力可能会“迫使我们重做计划”，但是这一点决不能阻碍黑人争取投票权的决心。他宣称：“下周我们肯定要去蒙哥马利的州议会大厦。但是明天我们首先要去塞尔玛的法院，我们要求你们参与。”在留下来的圣公会神职人员当中包括朱迪思.乌法姆和乔纳森.丹尼尔斯，两人很快就被热心的年轻黑人招募进了第二天的游行阵容。这些年轻人们护送他们前往卡弗廉价住宅区的家庭当中过夜。指定的游行开始时间是第二天上午9点15分，但是疲惫不堪的二人却睡过了头，赶紧惊慌失措地冲出了门。他们还不清楚，虚报运动时间表从来都是民权阵营应对当局封堵的常用手段。

3月10日星期三上午，詹姆斯.里布的名字登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关于出师未捷就被主动叫停的周二游行，新闻界原本酝酿了许多争议，但是在三位牧师遭受伏击的戏剧性细节面前——被害人在黑暗中不慎错拐了一个弯，经过了一家银月餐厅（Silver Moon diner）门口，这里是塞尔玛三K党的聚集地——这些争论全都黯淡了下去。在周日登上电视的暴力也因此再度引发了一系列情绪反应。当天上午又有许多新来的志愿者走进布朗礼拜堂，其中有一位来自密苏里州丰特伯恩学院的天主教哲学家一进门就看到布道坛上“蹲着一个怪人，穿着蓝色牛仔裤，戴着一顶奇怪的小帽”。只听得此人满口比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这位哲学家猜测道，台上这位“马丁.路德.金麾下最善于表达的发言人之一”肯定是选择了“有当地特色”的服饰来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蹲在台上的詹姆斯.贝弗尔指导群众认真思考每一项提议的行动，从而达到建设性的目的：“我们正在担当见证，记住这一点。有些人很难理解非暴力。”贝弗尔声称，只要愿意受苦的人们努力提出毫不含糊且事关正义的问题，就能释放出非暴力学说的巨大潜力，足以破除一切实现正义的障碍。“如果非暴力在阿拉巴马州能够发挥作用，那么它在南非也能发挥作用。”

中午12点47分，L.L.安德森牧师带领外面的五百名群众来到了距离西尔文街不到一个街区的一棵金雀花树下，只见一道路障拦在了他们的面前。市长约瑟夫.史密斯曼在一排警察的支持下宣布永久封锁。“你们可以在这里随便发表声明，”公共安全主任威尔逊.贝克补充说，“但你们不能游行。”在贝克身后，一群代理治安官与民团分子簇拥着克拉克治安官，他头戴白色头盔，领口别着标志性的扣子，扣子上赫然写着“绝不”一词，以此彰显他坚定捍卫种族隔离的立场。在他们身后是一支由一百名阿拉巴马州骑警组成的松散预备队。

一场马拉松式的对峙就这样开始了。来自圣路易斯的黑人修女安托纳（Antona）率先拿着喇叭发表简单声明，说明了她为什么要来到塞尔玛。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三十多位发言人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来自新泽西的拉比，来自耶鲁的学生，来自明尼苏达的牧师。下午四点钟，普世教会代表团成员乘坐两架包机返回密苏里州，刚刚到家就引起了轰动。影响力巨大的圣路易斯广播电台KMOX邀请安托娜修女和其他五位“塞尔玛修女”直接在广播中讲述自己的见闻，吸引了两万多通来自四十个州的听众来电，有人称赞她们是国家的救星，也有人谴责她们歪曲了修女的纯洁形象。在黄昏时分的塞尔玛，拉尔夫.阿博纳西宣布，受阻的游行者将为昏迷的詹姆斯.里布彻夜守候。杰西.杰克逊坐着装满神学学生的面包车从芝加哥赶来，在疲惫不堪的老兵与新援军的领袖身边轻快穿行，一边走一边问："你们需要让我带来的人做什么？" 威尔逊.贝克在西尔文大街上挂了一根晾衣绳标志对峙的边界线，见此情形塞尔玛的青少年们立刻即兴创作了一套歌词，按照《杰里科之战》（The Battle of Jericho）的旋律唱了出来：“我们有一根绳子好比柏林墙，柏林墙……在塞尔玛，阿拉巴马……我们要站在这里，直到它倒下……仇恨建起了高墙……爱使高墙倒塌……”闲置在一旁的巡逻警车点亮车灯，在长长的晾衣绳后面照出了他们的身影。

这一天里布牧师的妻子玛丽搭乘客机飞到了伯明翰。飞行员提前用无线电通知了一辆出租车来到跑道上迎接他的飞机，让玛丽直接离开机场，以免她进入航站楼之后遭到新闻摄影师的围剿。医院的护送人员迅速将她带到手术恢复室，她的丈夫躺在几台维生机器之间，喉头插着管子。到了晚上，在朋友们的抚慰下，她勉强平复了自己的情绪，与安排在医院礼堂的记者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记者们的座位安排成了内外三层，将玛丽围在正中。他们同意通过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埃德加.尼德姆（Edgar Needham）提前向她提交七个问题，并且将最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从而将她的压力降到最低。“今天早上孩子们一醒来我就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受伤了，”她回答说。“年幼的孩子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十三岁的孩子相当不安。”采访结束后，玛丽躲进恢复室附近为她预留的房间里等待最终结果。她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束黄玫瑰，上面附有约翰逊总统与夫人的慰问信。

结束戴维营一日游回到华盛顿的总统在周三晚间给司法部长卡森巴赫打电话。“那个教士活不成了，是吗？”约翰逊问道。

“是的，先生，”卡岑巴赫说。

“那他已经死了吗？”约翰逊又追问道。

卡森巴赫表示里布牧师至多还能再活几个小时。约翰逊随即催促政府采取具体行动以应对另一场骚乱高潮。卡岑巴赫向总统深表歉意，因为之前是他建议总统在立法提案准备好之前不要就血腥星期天发表公开声明（“算了吧，”约翰逊告诉他）。然后他提出了几条还没有准备好的措施。当天卡岑巴赫起草了一份宣传投票权的讲话稿，但是草稿质量尚且不能令人满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它还没有开口歌唱”；他正在与弗兰克.约翰逊法官私下协商（"我认为法官那边没问题"），但是这事不能公开说；他与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就投票权法案进行了狂热的谈判，后者再次控制了关键的共和党摇摆票，这激怒了民主党多数党领袖、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以至于此人威胁要造反。“他太有礼貌了，不会公然表示自己想造反，”卡岑巴赫报告说，“但这肯定是他的感受。”至于执法部门，司法部长表示他迫切希望针对周日暴力事件向包括克拉克治安官在内的一批阿拉巴马州官员提出联邦指控（“我其实不太愿意指控林戈，因为这样做会直接触及州长”），但司法部正在努力筛选联邦调查局的证据，从而确定具体的被告人。“我刚刚又派去了七名律师，”他报告说。约翰逊鞭策卡岑巴赫着力跟进上述全部事务，并且决心在抗议可能升级之前将民权团体和宗教领袖请到椭圆办公室，当面陈述一下自己的计划，从而“拔出瓶塞”。“我不介意与他们见面，”他说。卡岑巴赫相信，里布即将死亡的阴郁现实有助于“压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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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总统希望平息事态，但是自发的抗议示威却在蒙哥马利此起彼伏，丝毫不顾他怎么想。一队抗议者原本在警方监督下来到阿拉巴马州议会大楼示威，但是不出几个小时原定的示威活动就蜕变成了报纸上所说的“集体露天小便”。周三早些时候，一支由私家汽车与包租巴士组成的车队抵达了州议会大厦，车上载有塔斯基吉学院进步联盟的七百名学生成员，还有教师陪护，大学食堂为他们提供了打包午餐。华莱士州长拒绝见他们的代表，也不接受他们精心撰写的黑人投票权请愿书。如此生硬的闭门羹震惊了代表团，使得一位学生领袖相信，塔斯基吉学生“与其他黑人——乡下人、塞尔玛人、任何地方的黑人——没有什么不同”。学生代表团先是就地举行露天集会，发表了许多愤慨发言，然后现场局面就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关于当前状况的自由辩论，其间学生们还与企图圈拢他们的警察以及州骑警发生了冲突：两支执法力量在州议会大楼门前各自划定了一片管辖区，而且都想将学生代表团从自己的管辖区轰出去，结果学生们就像挨踢的皮球那样遭到了来回推搡。情绪激动的随行院长请求詹姆斯.福曼以及其他在蒙哥马利巡视的非学委领导人做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于是福曼等人劝说了大约二百名学生就地举行静坐示威，以引起州长的注意。学生们原以为这次情愿只是学校安排的一日游活动，没想到转眼就变成了结局未卜的叛乱，有些手牵手前来的情侣因为意见不合而认同分手。大多数学生按照原定日程表在院长的带领下返回塔斯基吉校园，一回去就让学校陷入了动荡；少数学生则选择坚守抗议阵地直到夜幕降临，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一旦离开就无法返回。最终这些学生终于突破禁忌，开始就地解决内急问题——男生还方便些，女生则需要蹲在朋友们面朝外围成的环形中央。午夜过后下起了雨，学生们只得闯入附近的第一浸信会教堂避雨——这正是拉尔夫.阿博纳西曾经任职的一日一砖教堂，该教堂由解放黑奴建造，1961年的自由乘车者们也曾在这里遭受过围困。第二天星期四上午，福曼决定在蒙哥马利的非学委新基地“激化”阿拉巴马州的民权运动，《纽约时报》认为福曼这样做等于是在“公开蔑视”金在塞尔玛的所作所为。

距离州议会大楼八个街区之外，一座联邦法庭早已挤满了记者。弗兰克.约翰逊法官在此召开了关于蒙哥马利游行的听证会，金作为第一名证人被传唤到庭。代表华莱士州长与克拉克治安官的律师想要迫使金承认，他曾不顾约翰逊法官的禁令于周二游行，“甚至在一名法警向你宣读命令之后”仍然拒不悔改，而且他还曾经谴责该命令是“不公正的”。金不安地摇了摇头，“是的，我当时确实这么说过。”这时法官突然打断了律师的发言，声称裁定藐视法庭罪的裁量权完全掌握在他本人手里，完全是“本法庭与被指控的藐视者之间的事”，轮不着旁人多嘴。然后他摘下眼镜，在座位上盯着金直接询问他与科林斯州长都谈了些什么，以及他在抵达佩特斯桥之前行进了多远。然后他提出了最尖锐的质问：“根据我从司法部收到的报告”，游行队伍遇到警察之后，“警员们就被撤走了，他们的汽车也被移走了，而游行队伍依然还在桥上，是这样吗？”

“不错，”金答道。

“然后你们是向前走，还是转身回去了？”约翰逊法官问。

“我们转身回到了塞尔玛，”金说。

“在州骑警撤走后？”

“不错，”金说。

“当时已经没有州骑警阻碍你们前进了？”

“不错，”金说。法庭上的人都点了点头。接下来争论焦点转向了应当如何解释金的行为，他带队回转究竟是为了遵从法令、为了蔑视州政府还是仅仅出于羞愧。

约翰逊法官严厉地要求观众保持安静，并告诫双方保持礼仪，不准恶语相向公开敌对。他要求双方必须使用“博士”和“先生”等礼节性称谓来相互称呼。为了规避这一命令，州政府律师从未提及或称呼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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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同一个星期四的早晨，特勤局特工鲁弗斯.杨布拉德（Rufus Youngblood）冲进白宫的总统起居区，告诉约翰逊总统有十二名示威者正在白宫一楼发起静坐示威。由于白宫庭院门外长期存在纠察线，白宫已经提高了安保级别，因此杨布拉德的警报足以让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专门刊登两张照片进行报道。照片显示六黑六白十二位年轻人冒充游客，创下了政治抗议者首次成功渗透进入白宫内部的记录。总统征求了他的助手李.怀特、比尔.莫耶斯、杰克.瓦伦蒂以及杨布拉德的意见——杨布拉德最重要的事迹就是在达拉斯枪击时奋不顾身地趴到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身上充当人肉护盾——然后否决了用武力驱赶示威者的常规程序。相反，他命令杨布拉德将十二名年轻人封锁在东翼走廊——这也是他们一开始的藏匿地点——并将当天的观光人流引导向其他区域，绝不给抗议者留下接触其他人的机会，甚至就连约翰逊夫人想要偷看一下也不行。另一方面，总统又要求白宫女仆不断给抗议者端去咖啡，促使他们因为内急难耐而主动离开。安排妥当之后，总统启程前往内阁会议室开始接见各方各面的民权代表，当天上午的接见对象是一群黑人报纸出版商。

在蒙哥马利，在约翰逊法官休庭前，威利.利克斯通过非学委的广域电话线路向亚特兰大报告说，“贝弗尔和福曼在教堂里差点打起来”。这里所指的教堂是位于州议会大楼脚下、造型简朴的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也就是金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担任牧师的教堂。疲惫不堪的塔斯基吉学院进步联盟的剩余学生们来到第一浸信会教堂之后，福曼带领他们来到这里与利克斯的人马汇合。利克斯从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当地的黑人大学）新招募了一批学生，此外还拦截了一部分刚刚抵达蒙哥马利机场，原本打算前往塞尔玛的学生与神职人员——大多数是白人。一听说还有半道抢人这种事，贝弗尔立刻从塞尔玛赶了过来，想要问问这些外来志愿者究竟是否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你们来这里打算干什么？”他质问这些外来志愿者。有几个人表示他们被关于塞尔玛的宣传打动了，所以才会前来。“那么你们呆在蒙哥马利干嘛？！”贝弗尔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去塞尔玛？人们都认为旨在赢得投票权的非暴力运动将要在那里走出符合逻辑的下一步，你们为什么不去亲眼看看？”他声称这些人在蒙哥马利的 “愚蠢行为”可能会妨害塞尔玛正在努力演给全国观看的好戏，以至于外人一提到民权运动就会想到愤怒的黑人硬闯进他们自己的教堂以及在街头公然撒尿。然后贝弗尔在教堂前排坐下，嘲笑起了竭力反驳的福曼。福曼指责贝弗与那些滥用示威权利的可恨种族主义者站在同一边。“示威是为了什么？”贝弗尔回敬道。他指责福曼故意将志愿者们蒙在鼓里以便控制他们，这句诛心之论当即将两人的争执加热到了沸点。

福曼后来写道，如果他开始谈论“金在塞尔玛的全部行动历史”，贝弗尔肯定会指责他的不满无非是打着战略讨论幌子的内斗。相反，福曼宣布，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将自行恢复在州议会大楼面前的示威，而且“谁想和我一起去都可以。”四名非学委工作人员和一名学生跟着他出了门。蒙哥马利警察组成的警戒线随即制服了福曼并将其余五人全部拖入监狱。此后不久，当其他人试图溜回塞尔玛时，警察又扑向他们，抓住了贝弗尔和最初几个离开教堂的学生，用警棍把剩下的二百人赶回了教堂，还打伤了几个人。福曼和贝维尔被关在相邻的牢房里，监狱吞噬了两人的分歧，直到他们被保释出来为止。

星期四下午在华盛顿，十二名白宫静坐示威者当中只有两人自愿离开了位于白宫主要入口走廊的位置。约翰逊总统即将招待五十多名国会议员进行第十次越南问题军事简报，届时议员们肯定要通过这条走廊，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总统给杨布拉德特工以及几位助手下达了详细的指示，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清除入侵者。约翰逊首先让议员们的车队在其他地方短暂停留，从而转移新闻界的注意力，杨布拉德等人则趁机召集一队种族融合的警察——而不是联邦特工——用无标志汽车分批将示威者从白宫的各个出入口拖到了不同的警局。这套操作非常有效，抵达白宫的议员们在进入白宫的路上并未看到令人震惊的混乱景象。但来自门外连续纠察线的喊声依然穿透了东厅的墙壁。开始谈正事之前，约翰逊首先就塞尔玛危机发表了几句感言：“林肯的幽灵这些天一直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相当有规律。”

之前约翰逊总统为卡岑巴赫策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且为他提供了讲话稿，现在他又让司法部长解释一下自己刚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的判断：州政府与地方官员在周日使用了“完全不合理的武力”。卡岑巴赫宣称：“我毫不怀疑，联邦法律遭到了违反。”——这是约翰逊政府对于佩特斯大桥暴力袭击事件的第一次实质性回应——“我们将对那些我们可以确定为违法者的人们提出指控。”这一表态引起了几位议员的激烈诘问，其中包括密西西比州的约翰.贝尔.威廉姆斯议员（John Bell Williams），他指责卡岑巴赫站在共产主义煽动者一边，践踏南方的权利。接下来麦克纳马拉和罗斯克开始轻松地解释政府在越南的战争行动，此时一名助手递给约翰逊总统一张纸条，说詹姆斯.里布在阿拉巴马州时间下午6点55分被宣布死亡。“林登和我随即告退，与里布夫人进行了一次无助而痛苦的谈话，”伯德.约翰逊夫人记录道。总统坚持要求派出一架C-140飞机，在里布的遗孀与父亲收拾好心情之后送他们回家。他安慰了两位烈属十五分钟之久，并且宣称他们为了正义的事业而蒙受了丧亲之痛。“但有什么可说的呢？” 约翰逊夫人在她的日记中继续写道。“当我们上楼时，我们可以听到来自国会的客人还在楼下，音乐仍在播放；正门方向则是民权游行者的呼喊声。多么一言难尽的住所。多么一言难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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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晚上，胡子拉碴、因为缺乏睡眠而神情憔悴的威尔逊.贝克向几百名塞尔玛黑人和来访神职人员宣布了里布的死讯，此时这些人仍然在西尔文街的“柏林墙”晾衣绳边上守夜。在他们身后，在持续第二天的冷雨中，布朗礼拜堂门口仍然悬挂着3月3日吉米.李.杰克逊葬礼上的横幅：“种族主义杀死了我们的兄弟”。祈祷和歌谣将里布追认成为了塞尔玛运动的第二位烈士，示威者们唱了又唱，直到歌声被从远处投来的物体打断。这个投掷物击中了一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示威者的额头。面对伤员，贝克网开一面，协助示威者将受伤同伴送去了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尽管贝克阻止了示威者搭建帐篷过夜——他声称市政规范不允许——以至于示威者们只得支起雨伞，撑起毯子，用木棍顶起压扁的纸板箱来避雨，他们东拼西凑的气垫床全都浸泡在泥水里，但是双方的关系依然还算客气，贝克也始终保持着既粗鲁又文明的态度。(“我当然是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他告诉一位记者，“但如果我是黑鬼的话，他们现在干的事情我也一样干得出来。”) 他向示威人群郑重承诺——正如他已经向司法部承诺的那样——他将在里布死后一小时内针对他认定的四名塞尔玛男性提出一级谋杀指控，其中一人有过十七次被捕经历。他在收监了四名嫌疑人之后返回示威现场，看到之前那个被砸中额头的威斯康星志愿者已经缠着绷带回到了示威人群中间，正在高声唱歌。为了驱散疲惫，示威者采用了各种手段，例如跳起街头舞蹈以及发起是否应该绝食抗议至死的大型辩论，实在熬不住了就返回布朗礼拜堂，在干燥的长椅上打个盹。

柯林斯州长当晚赶回塞尔玛，为的是缓解里布之死带来的情绪爆发，但他刚刚来到示威现场就在布朗礼拜堂的牧师宅邸遇到了另一位令他方寸大乱的民权阵营受害者。这位名叫罗拉.贝尔.塔特（Lola Bell Tate）的少女躺在牧师宅邸的地板上，满嘴都是鲜血。丁金斯医生一边为她止血一边向柯林斯州长解释了她的遭遇：一颗0.22口径的子弹打穿了她的嘴唇，打掉了一颗牙齿，但幸运的是子弹已经耗尽能量，并未造成更大的伤害。当天晚上一直有人躲在远处暗处冲着示威人群打黑枪，泰特是第三个受害者。柯林斯走出教堂，径直穿过晾衣绳界线与贝克的警察，直接向州骑警指挥官发问：为什么他手下的武装人员全都面朝里站着，枪口对准示威者，而不是面朝外站着，戒备那些打黑枪扔暗器的凶徒？柯林斯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只得恢复了官方的中立立场，希望能促成谈判休战。根据他的构想，民权阵营应当停止守夜，而州政府则应当在法院为里布举行一次追悼会。然后他和他的助手们发现不知是谁在他们的政府公车的车底下引爆了一颗催泪弹，毒气渗进了车厢。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们试图将车开走，但是刚刚行驶了半个街区就因为流泪不止而被迫下车。”

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官员们正在设法将调查局的公众曝光度降到最低。白宫和司法部要求联邦调查局在伯明翰为玛丽.里布提供护送，助理局长德洛奇夸张地声称所有部署在阿拉巴马州的探员都“在塞尔玛地区没日没夜地工作”，从而抵制了这项礼节性的任务。这为他赢得了埃德加.胡佛的个人嘉奖，而且胡佛转过脸来就要求针对涉嫌提出护送想法的司法部助手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为了防止任何人围绕联邦调查局的业绩玩弄“数字游戏”，德洛奇一直不肯向白宫披露究竟有多少名探员被派往了塞尔玛。他告诉白宫新闻秘书乔治.里迪，调查局在塞尔玛肯定有足够的人手来取得成果。但是卡岑巴赫在周四晚些时候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还是为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整肃机制拉响了警报。直到深夜总部还在盘问各位员工，司法部长凭借什么底气敢于在联邦调查局提供“足以揭露曾在1965年3月7日星期日野蛮殴打游行者的任何一名警察的身份……的任何信息”之前就承诺发动联邦起诉？是谁向他泄露了调查局内部的哪些情报？惊慌失措的探员们“再三强调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且鹦鹉学舌地复述着调查局教给他们应付外界的话术：他们必须从数千张警察与代理治安官的照片当中挑出参加过周日袭击的人，而且“现场大多数警员都戴着防毒面具，这一点增加了辨认身份的难度。”最终监察人员从活动办公室主任那里逼问出了一句实话，却原来此人在“并未得到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与约翰.多尔分享了调查局的阶段性调查成果。联邦调查局的纪律机构在天亮之前就撤销了此人的职务并且将他隔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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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星期五，各种危机汇聚在一起走向了最终摊牌。在塞尔玛，雨下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每次只有八十人在户外守夜，最后一批芝加哥神学院学生打道回府——杰西.杰克逊患了轻微肺炎——但是新来的人们是他们的好几倍。那天仅从芝加哥就有七十名天主教徒来到这里，而且原本正在波士顿召开的一神论与普世论协会年会也决定集体休会，将活动地点转移到了塞尔玛。年会再度开始之后，交响乐团演奏了肯尼迪遇刺后曾经演奏的同一曲目——格鲁克的《精灵之舞》——以此向里布致敬。

威尔逊.贝克没能遵守他与柯林斯州长达成的协议，没能为示威者们争取到在塞尔玛法院举行追悼会的许可，因为他的直属上级史密斯曼市长不允许。为了迎合当地选民的愤怒情绪——在塞尔玛市民看来，当局对待周二民权游行的态度无异于姑息养奸——史密斯曼市长一方面不断反对贝克，另一方面又与克拉克治安官结成了政治联盟。当天下午，贝克本人掏出小刀割断了“柏林墙”。尽管他强调仍然不许游行，但是示威者们还是急切地剪下了晾衣绳的碎片充当纪念品。他们一边祈祷一边高唱自由歌曲，坚信非暴力将克服蒙哥马利的障碍。雨终于停了。年轻人为他们的歌曲发明了新的诗句：“看不见的墙是一堵柏林墙……州骑警的警车是一堵柏林墙……”

在蒙哥马利，一辆大卡车停在非学委临时总部外面，车上装着帐篷、头盔、炊具和各种野外生存设备。西拉斯.诺曼斥责福曼乱花钱：非学委原本就资金紧缺，这次他又花费了好几千美元单方面用来“撑场面”，完全不顾非学委在一周前就已经拒绝了参加蒙哥马利进军游行。非学委领导人克利夫兰.塞勒斯得知福曼模仿金的做派“呼吁全国”有志之士来到蒙哥马利之后也感到非常震惊。另一方面，福曼也十分丧气地得知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七十名塔斯基吉新兵刚刚遭受的挫折：他们原本打算占据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作为示威的立足点，但是贝弗尔与教会理事共同施压并且切断了教堂的水电供应，迫使他们撤出了教堂。与此同时在蒙哥马利的联邦法庭听证会现场，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多尔请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出庭作证，没想到此人在没有被问及的情况下突然自顾自地表示阿拉巴马州骑警在血腥星期天 “完全有理由使用催泪瓦斯”，尽管这一说辞与他之前的证词相悖。跟踪报道听证会的《纽约时报》记者注意到，闻听此言的多尔“流露出了明显的惊讶神色”。多尔与旁听观众都不知道这位刚刚入职不久的詹姆斯.M.巴尔科探员（James M. Barko）究竟为什么要这么说。其实巴尔科是在自作聪明，他误解了联邦调查局昨晚针对帮助多尔的内部人员的拉网排查，还以为调查局打算与司法部作对，却没想到调查局——或者说胡佛本人——的实际用意是不想在种族争议当中显露出选边站的迹象，因此他很快就遭到了来自胡佛办公室的纪律训诫。多尔支持金希望示威游行得到保护的诉求，因此接下来他提交了佩特斯桥暴力袭击的三分钟新闻影片作为证据，试图借此挽回己方证人口不择言造成的负面影响。约翰逊法官显然从未见过这段影片并且深受触动。当放映结束、法庭灯光再度亮起时他立即宣布休庭。他的举止证实了华莱士州长的贴身圈子的直觉：联邦法官与整个美国都倾向于反对他们。“黑鬼就像猫一样，”一位州议员告诉记者，“他们无论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周五晚些时候，华莱士渴望重新夺回应对公众的主动权。他给约翰逊总统发去电报要求会面，并且认真探讨一下“这个国家有史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内部问题”。

周五这天，特勤部门在等着参观白宫的户外队伍当中安插了许多便衣，以防前一天的静坐事件再次发生。在超过四个小时的时间里，约翰逊总统一直坐在内阁会议室里接待民权阵营的访客们，就连午餐都是在会议室里解决的。他的两侧分别坐着卡岑巴赫与副总统汉弗莱。总统听取了三十多位来宾关于投票权的故事——其中有几位年轻的活动家*以及由宗教种族委员会召集的大型基督教全体教派神职人员代表团。许多访客都去过塞尔玛，包括发动了阿拉巴马州白人游行的约瑟夫.埃尔旺格牧师以及参与了周二“掉头”游行的罗伯特.斯派克牧师。访客们讲述时总统做了笔记。他还开了个玩笑，说白宫外面的纠察线“侵犯了我的公民权利”，害得他的女儿们没法安心写作业，但是访客们全都没有笑。接下来汉弗莱副总统开始列举约翰逊从政以来值得称赞的所有成就，致使听众们越发焦躁不安起来。“为什么您等了这么久才向国会提交投票权法案？”圣公会主教保罗.摩尔（Paul Moore）直截了当地问道。被刺痛的约翰逊当即回应道，制定一项宪法法案，使其通过由敌对的南方委员会主席主导的国会，并且在以往所有措施全都失败的情况下有效地将选举权交给五百万黑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总统接见结束后，斯派克和他的代表团回到了位于国会山上的路德教会改革教堂。宗种委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三千名神职人员来到这座教堂开会，这一事件本身就成为了头版新闻。代表团向参会人员报告了与总统交流时的迫切态度，引起台下阵阵欢呼。不过与此同时，代表团描述当中的总统“思虑沉重，愁眉不展”，有些疑心重的听众怀疑总统这是在故意卖惨。

*【这些年轻人分别来自非学委，密州自民党，领导大会以及霍华德大学非暴力行动团体。】

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后，约翰逊原本想将宠物狗布兰科叫来玩一会，却发现小狗因为刚刚打了狂犬疫苗而萎靡不振。碰巧这一天著名自然保育家劳伦斯.洛克菲勒也来到白宫参加美国自然景观会议。为了给记者们找一个振奋精神的话题，总统带着劳伦斯来到新闻发布厅，却发现几乎全部记者都冲到了白宫门外，眼看着警员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拖走了二十几个示威者。这些示威者原本被安保人员赶出了参观白宫的队伍，但现在却在交通高峰期坐在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另外还有少数白人妇女从西北门再度溜进白宫并且脸朝下趴在了白宫车道上。约翰逊告诉剩下的记者，他们可以问洛克菲勒任何他们想问的问题，但没有几个人搭理他，只有一位记者询问道，据说华莱士州长要求觐见总统，不知是否属实。一听这个问题约翰逊登时就来了精神。甚至早在收到阿拉巴马州的电文之前，他的幕僚们就安排并宣布了第二天早上总统与州长的峰会。

3月13日星期六，约翰逊总统一大早就做起了接见华莱士州长的准备。首先他向国防部长咨询了意见。昨天前来游说的教士们强烈要求他向阿拉巴马州派遣美国士兵，他想知道这样做究竟是否明智。“他们都说，‘我们想要部队’，”约翰逊告诉麦克纳马拉。但是在总统看来，动用军队实际上意味着派遣“一帮应征入伍没几天的愣头青们”去处理复杂的种族诉讼与纠葛，而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部队干不了这些事，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部队的人数究竟够不够，但如果他（华莱士）把所有他能动用的人都叫来，那么肯定能与部队相媲美。” 约翰逊补充说，卡岑巴赫手下有“三十三名律师”正在研究在塞尔玛部署军队的法律后果，“他们都是这个领域的行家，他们都建议不要这样做。”

麦克纳马拉表示赞同。“除了您给出的所有论据之外，总统先生，我们还要记住塞尔玛只是一个点，您还有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阿拉巴马的其他地区需要料理。投票权法案下周就要在国会闯关，这时候派遣部队肯定会招致全体三州人民的强烈反感，也会让全体参议员非常反感。"

越南和塞尔玛都体现了政治与战争之间深刻而又诡谲的区别。约翰逊同样也反对向塞尔玛派遣平民身份的美国法警，尽管这是马丁.路德.金一直强烈要求的方案。金认为法警的执法任务是纠正性与建设性的——动用法警来约束暴戾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意味着将这些人视为犯了错但是依然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同胞——而士兵的军事任务则倾向于将对手当做非人化的敌人。对于金来说，即使是武装法警也比士兵更容易与非暴力原则并存。但约翰逊考虑问题的角度是实际经验而非抽象概念。尽管人们一提起法警就会想到怀特.厄普（Wyatt Earp）这样的传奇人物，但是总统却认为典型的美国法警没有受过多少训练，只会摆样子唬人。他向麦克纳马拉吐槽道：“法警只是替参议员拎公文包的家伙，而且话说回来全美国也只有百十来号这样的人。”

约翰逊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依靠经验丰富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解决问题。他的联邦调查局联络员、副局长德克.迪洛克曾向他承诺，联邦调查局将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起诉一百名在周日对游行者横冲直撞的州骑警。总统告诉麦克纳马拉："“有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被棍子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依然还在拍照……他把他们骑马的样子都拍下来了。我们无法识别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但我们拍下了他们的马。现在我们正在识别他们骑的马。”这番说辞在麦克纳马拉听来完全就是瞎扯淡，不过他并没有当场表示任何保留意见——调查局也会在压力减轻之后放弃这套说辞——他或许觉得约翰逊罕见地轻信了一回，但是他并没有明说。相反，他向总统保证，他手下有好几支部队都处于警戒状态，随时可以动员起来。与此同时他也赞同约翰逊不愿意在政治危机当中使用这些部队的做法。麦克纳马拉在谈到曾经的伯明翰危机与密西西比大学危机时认为：“如果说过去两三年里我们在这方面做错了什么，那就是过早地引入部队，从而促使暴力升级。”*

*【麦克纳马拉的观点其实有悖事实。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以及1962年的密西西比大学事件当中，大部分暴力袭击都发生在美军下场之前而非之后。】

当华莱士州长在内阁会议室等待时，约翰逊把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单独叫到他的私人盥洗室，并且坐在马桶上跟卡岑巴赫谈了起来。这是卡岑巴赫第一次接触到传说当中的约翰逊作风，权力分析家们认为总统这是在针对麦克乔治.邦迪这样拘谨敏感的助理进行服从性训练。出身于常春藤盟校的卡岑巴赫确实也有可能被总统当成训练对象，但是这一回约翰逊似乎完全是因为感到事态紧迫才会在他面前抛开一切客套。“我应该要求他干什么？”约翰逊问道。

卡岑巴赫结结巴巴地答道：“我不知道。您打算让他干什么？”

“你先给我写出六条要求，”约翰逊命令道。他让卡岑巴赫开列一份清单并且标上数字。“你放开了写，不管多离谱都无所谓。”

卡岑巴赫在椭圆办公室抓起一本便笺就奋笔疾书起来。几分钟后，总统走出盥洗室，瞥了一眼这份匆忙编制的清单，将其揣进兜里，然后就前去迎接了华莱士一行人。与州长见面之后，他首先极力铺陈了一番自己的妻子伯德夫人在阿拉巴马州的家世渊源，然后向州长介绍了著名的特勤局特工、土生土长在佐治亚州的鲁弗斯.杨布拉德，并且一拍脑袋想到今天应当要找一位出生在阿拉巴马的特工负责安保工作才对。接下来他隆重宣布，乔治.华莱士与马丁.路德.金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在所有接受过总统接见的人们当中，只有他们两个的脸皮足够厚，以至于事前竟敢主动要求总统接见自己，而且在走进白宫之前就敢通知媒体——金在2月份离开塞尔玛监狱之后就这么干过。双方调笑了几句关于南方礼仪与总统特权的话题，约翰逊挥手打发了华莱士的歉意，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很高兴见到他。这时被传唤的特勤局特工也到了，约翰逊笑着说：“莱姆，来认识一下你的州长。”

总统很快就邀请华莱士带着一名助手与他和卡岑巴赫一起私下详谈。他引导身材矮小的华莱士来到椭圆办公室，眼看着华莱士深陷在沙发软垫里面，然后将他最喜欢的一张摇椅拉近到沙发旁边，摆出一副居高临下促膝长谈之势：“好吧，州长，你要见我？”

华莱士主张当前的问题全都是心存不满的示威者们惹的祸，而且这帮示威者全都是莫斯科或者纽约训练出来的：“和这帮街头革命者根本没法打交道，你永远无法满足他们。首先他们要求公交车上的前排座位，接下来闹着要接管公园，然后是公立学校，现在是选举权，今后肯定还会要求提供工作，最后想要的肯定是不劳而获的财富分配。”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华莱士详细描述了颠覆性民权示威给阿拉巴马州与华盛顿带来的困难，然后劝说约翰逊总统与他一起组成尽职尽责的联盟来恢复公共秩序。“最后，总统先生，我想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到这里，”华莱士最后说道，他对白宫以及其他国家象征的评价近乎敬畏。

在这十五分钟里，约翰逊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华莱士。当华莱士表达自己对于示威活动的厌恶时，他的口音越来越重，以至于华莱士的助手后来声称州长直接说了“黑鬼”一词。“那些该死的黑人们每天晚上也吵得我的女儿们睡不着觉，”约翰逊附和道。然后他逐渐将话题从示威者的缺点转移转向了他们的苦情：“就算在头上敷上冰袋，高烧也不会消退，”而且野蛮暴力也肯定无助于“铲除病根”。“我知道你和我一样不赞成暴行，”约翰逊说。华莱士对于“暴行”一词很不服气并且振振有词地辩驳了几句。总统闻言打了个响指，立刻有工作人员送上了一叠佩特斯桥暴力袭击现场照片，将州长的抱怨堵了回去。在这些照片面前，约翰逊与闷闷不乐的华莱士勉强取得了共识：无论华莱士如何认定暴力的根源所在，暴力毕竟总会伤害到美国。然后总统话锋一转，哀叹起了州长如何偏离了他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进步记录。*他问道：“你为什么要在黑人问题上出手？你本来应该走访基层养老院，为苏西老太太打电话寻求帮助。”

*【华莱士就任州长期间显著促进了阿拉巴马州的工业发展。他曾亲自赶赴北方各州的大型企业总部提供减免税政策，游说这些企业前往阿拉巴马州投资建厂。此外他还在阿拉巴马州推行社区大学体系，极大地普及了高等教育。】

谈到民生问题，总统的思绪如同插翅翱翔一般回到了罗斯福新政时期。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为艰苦贫困的得克萨斯州农村接通了第一条电线，照亮了当地家庭的夜晚，让农民可以活过四十岁，让农妇再也不用依靠火烧铁板来熨衣服。他畅谈了自己建立医疗保险以及解决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极端贫困问题的计划。他表示华莱士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教育阿拉巴马州黑白双方的穷人——“在这方面你的总统肯定会帮助你”——但是首先华莱士应当放眼未来而不是沉迷过去，不要一心只想着回顾1865年，而是应该思考他打算为2065年留下怎样的遗产。“你死后想留下什么？”约翰逊沉吟道。“你想要一座巨大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建设者乔治.华莱士'，还是想要一小块破烂松木板，上面涂抹着‘憎恨者乔治.华莱士'？”

华莱士的助理西摩.特拉梅尔（Seymore Trammell）护主心切地插嘴说道，自己的上司今天前来主要是想讨论日益严重的共产主义示威威胁，但是他的挺身而出丝毫没能撬动约翰逊对于局面的掌控。日后特拉梅尔回忆道，当时总统慢慢地转过身来“盯着我，就好像正在打量一滩狗粪那样”，然后从咖啡桌上捻起一支铅笔递给他，冷然命令道：“我们说，你记录。”他在卡岑巴赫的清单上挑选了最牵强的一项抛在华莱士面前：“你我二人现在就走出门去，站到电视摄像机面前”，然后让华莱士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公开承诺在阿拉巴马州所有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这样一来，“一切示威活动不出一分钟就会全部偃旗息鼓。”

华莱士的神情好似挨了当头一棒。他辩称自己当然想要更宏伟的墓碑，但是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有些事情他并没有权力去做。

接下来约翰逊与华莱士围绕着卡岑巴赫清单上的其他项目争辩起来。这些项目包括：州政府保证服从联邦法院的命令；州政府承诺不使用暴力执法；州政府宣布支持受保护的和平集会权利，以及州长呼吁阿拉巴马州白人和黑人之间举行跨种族会议。“你都记下来了吗？”总统催促特拉梅尔，最后他建议华莱士直截了当地确认普选原则。

华莱士回答说阿拉巴马州的每个人只要完成选民登记就可以投票。约翰逊不依不饶地逼迫道，要是这么说的话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登记。“我没有这个权力，总统先生，”华莱士说。“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批准登记的权力属于县级登记员。”

“你少跟我扯淡，乔治.华莱士！”约翰逊的语气突然严厉起来。然后他咧嘴一乐，提起了1964年选举当中的一个痛点。“当初可是你不允许美国总统参加（阿拉巴马州）投票，你当然有权力告诉几个可怜的县登记员该怎么办。”

三小时十五分钟之后，总统与州长并肩出现在西翼大厅，告诉拥挤的记者们，二人坦诚地交流了意见。华莱士称总统是“一位一如既往地伟大的绅士”，然后离开了白宫。在回程的飞机上他黯然地对助手们诉苦道：“要是总统打算对你下手，你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另一方面，白宫幕僚们则如释重负地搁置了用来在“会议进程一塌糊涂”的情况下控制丑陋场面的应急计划。后来他们又记录道，约翰逊的表现让华莱士“有点胆怯和软弱——当然，这一点没有持续超过两天。”约翰逊本人在送走州长之后首先狼吞虎咽地喝了一碗汤，然后才来到户外主持了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三十八次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他将在下周提交投票权立法。有记者问他对华莱士说了什么，总统透露了卡岑巴赫的最后三条建议：”首先，我敦促州长公开宣布他支持普遍选举权。”又有记者问他为什么等了一个星期才公开回应周日的暴力事件，约翰逊声称他在几个小时前才收到一份合适的建议：“现在我已经计划好了我的路线。”身在玫瑰园中的众人依然可以听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大门之外传来的一千名纠察队员的自由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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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自称“邦联空军”的小型飞机连续第五天低空掠过塞尔玛被封锁的警戒区并且投下传单，建议白人公民解雇当地的黑人——“失业的煽动者自然不会继续煽动”——还主张要为涉嫌谋杀詹姆斯.里布的嫌疑犯设立辩护基金。在地面上，战线两边的士气都受到了持久战的消磨。一群群沮丧的示威者耐不住等待，试图偷偷绕过威尔逊.贝克的前排警队直接前往法院大楼，结果却遭到了潜伏在警队后方的更多敌对白人的袭击，全靠贝克亲自出面解围才脱离险境。另一方面，许多制服警员在非暴力自由歌曲的长期近距离轰击下偶尔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两句——“我爱四十七号警徽……”；有些警员开始回答示威者的好奇提问，向对方介绍了警务工作的各种日常细节；有些警员公然表示自己实在想不明白这几天究竟在忙些什么；甚至据说还有几位指挥官要求赶紧派遣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来替换他们。3月14日，民权阵营举行了纪念里布的游行。克拉克治安官召集民团成员与林戈的州骑警，阻止了游行的第一波浪潮。但是鉴于贝克已经与民权阵营达成了休战协议，克拉克也只得手下留情，允许小股游行队伍通过警方防线，前提是这些人只准前往市中心参加周日礼拜，别的什么都不能干。两位刚刚在守夜活动中认识的熟人原本安排在第一长老会教堂门前碰头并且一起在这里做礼拜，没想到却被引座员拒之门外，因为其中一位是黑人。在中央浸信会教堂，大量会众撤离或者回避了这座圣所，直到执事们安全地回绝了好几个种族融合的礼拜团体之后才返回来。

在圣保罗圣公会教堂，弗兰克.马修斯牧师（Frank Mathews）因为胃溃疡发作而错过了自己的礼拜。而且一想到将会有二十名来自“柏林墙”隔离线的礼拜者跟随神职人员到来自家教堂，他的胃溃疡就更加疼痛难忍。在正式上门之前，带队的约翰.莫里斯牧师和其他人就礼节性地向他通知了他们的意图，马修斯回应道，他希望这些人好好想想，将明知患有麻疹的客人请进教堂里是不是基督徒应有的行为。双方展开了一场内容尴尬的辩论，论题是将多种族礼拜团体类比成为传染病人是否合适。现在莫里斯带领的种族融合礼拜团体终于来到了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门前台阶上，不过马修斯并未露面。在本堂牧师缺席的情况下，之前的尴尬辩论很快就升级成为了教会执事与莫里斯一行人之间的对抗。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承认周围的紧张气氛意味着真正的精神冲突，但是这其中的神学问题对他来说如此紧迫，以至于他坦率地表示自己很为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领导人感到担忧，因为此人居然指望圣公会教规法支持他的立场；在干出今天这种事之后，他居然还想从信仰的更深层次要求当中获得任何个人安慰。

整个星期都留在塞尔玛的波士顿神学院学生除了丹尼尔斯之外就只有朱迪思.乌法姆。与丹尼尔斯相比，她的苦恼更多地集中在战术劣势方面：他们的礼拜团队中有许多穿着肮脏蓝色牛仔裤的当地人，而且这些人并不太尊重圣公会的传统。她希望团队当中的所有黑人都能像受过良好教育的非学委员工艾凡赫.唐纳森一样——他是在牙买加长大的圣公会教徒——不过与此同时她又为自己的愿望感到尴尬。最后，圣保罗教堂的执事与教区代表炮制了一项“非种族”政策，允许所有神职人员进入，但不允许包括唐纳森在内的平信徒进入。被封堵在教堂台阶上的民权礼拜团不肯屈从于对方的强行划分，于是集体撤退到了布朗礼拜堂。推迟的礼拜终于开始之后，圣保罗教堂的三名正式成员起身走出了门外，以此抗议自己的教堂拒绝接受礼拜信徒。这场风波在塞尔玛的许多会众群体内部开启了全新的民权战线，而且这些群体还包含了许多最显赫的塞尔玛市民。

在华盛顿的圣马克圣公会教堂，威廉.巴克斯特牧师（William Baxter）向包括约翰逊与汉弗莱家族成员在内的会众宣讲了他自己的塞尔玛之旅，以此纪念佩特斯桥暴力袭击一周以来广泛展开的民权活动。两批游行者分别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与威斯康星州的贝洛特出发，开始了长达五十英里的跋涉，纪念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受阻历程；二十七位牧师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阿拉莫举行了和解仪式；在新奥尔良有一千人在敌对的人群当中游行，倡导选举权普及；在马萨诸塞州，两万人参加了在波士顿公园举行的“自由集会”，而反对者则在传说中的革命名城列克星敦焚烧了一座十英尺高的十字架；十八名自由跑者进行了一场接力长跑，起点是纽约的乔治.华盛顿大桥，终点是华盛顿；纽约慈善修女会的修女们排着军事队形，身穿清教徒款式的装束，加入了一万五千人的游行队伍，这支队伍穿越哈莱姆区，前去听取了约翰.刘易斯、詹姆斯.福曼以及贝亚德.拉斯廷的演讲；在华盛顿的万灵一神论教堂（詹姆斯.里布直到1964年都一直在这里担任助理牧师），上午的礼拜仪式演变成了自发游行，会众们纷纷走出教堂，沿着第十六街向前行进，一路上又吸引了一万五千人加入队列，这些人聚集到拉法耶特公园听取了一系列演讲人的发言，其中包括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范妮.路.哈默。一向文风古板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她那张丰满的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用她那洪亮的嗓音喊道：‘时候终于到了！现在别再乞求他们去做一百年前就应该完成的事情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上帝知道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来自拉法耶特公园的喧嚣穿过街道，传进了白宫内阁会议室，约翰逊总统周日下午在这里召集了七位国会领导人。“你们说这个白宫啊，光防火不隔音，”总统在严肃讨论之余开了个玩笑。他冷静地预测道，在政府确保“精神病院住院者之外的”全体公民的选民登记权和投票权之前，还会有更多人像里布一样死去。参议院领导人麦克.曼斯菲尔德与埃弗雷特.德克森分别从党派分界线的两边向约翰逊施加压力，要求他在面对示威时不要显得慌张。“这是一届行事慎重的政府，”德克森说。“不要让那些人说，‘他是在我们的恐吓之下才这么做的’。”也许是事先安排好的，各位国会领导人都认为总统的全国讲话会给人们带来安慰而不是恐慌。俄克拉荷马州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表示：“我认为这样做将有所帮助。”约翰.麦科马克议长也邀请约翰逊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他们认为周二晚上是总统将自己的倡议通过演讲表达出来的最早可行时间，但是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指出，“无法预测的”金可能试图在同一天早些时候恢复塞尔玛游行。为了避免被金抢走风头，国会领导人们决定将总统讲话日期提前到星期一——也就是第二天晚上。比尔.莫耶斯赶紧找来了教会领袖罗伯特.斯派克以及政治战略家路易斯.马丁提供紧急帮助——后者曾是黑人报纸出版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一直为民主党总统工作。约翰逊征召了一批笔杆子忙碌了一整个周日通宵，这些写手当中就包括约翰逊万分珍视的1963年葛底斯堡民权演讲的作者贺拉斯.巴斯比——他将司法部提供的草稿斥为“垃圾”。但是周末的改稿进程很不顺利，以至于总统只得拽来一名惊惶的新人写手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让他周一早上从头另写一份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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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是三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也是阿拉巴马州法律规定的选民登记日。在位于海恩维尔的朗德斯县登记站，仅仅在两周之前，登记员还会一脸惊讶地告诉有志于完成选民登记的黑人赶紧走人，这一回的登记员卡尔.戈尔森（Carl Golson）却广泛征求意见，以求准备万全。他不再要求申请者提供由现任选民给出的人品证明，因为这一习俗被选择性地施加在黑人头上，而且高度关注投票问题的司法部与报界都认为这样做是刻意设置法律障碍，特别是对于一个至少在过去六十年都没有黑人成功登记的县尤其如此。与威尔科克斯等邻近县的登记员一样，为了制衡这一让步，戈尔森采用了一项针对黑人申请人的特殊新安排。这一天早上，二十多位选民资质申请人第二次来到县法院门前——所有这些人都是从3月1日在登记表上签名的三十七位先驱者当中挑选出来的——戈尔森让他们在离法院大约两百码的一条小街上排队，这条小街位于旧县监狱外面。

所有申请人都从来没有进入过这座早已废弃不用的惩罚设施遗迹。约翰.胡莱特和弗兰克.迈尔斯率先打探了一番，没有发现暗藏的陷阱或者明显的埋伏迹象，但是这些情报并不能平息人们的忧虑。登记办公室是监狱的死刑室，办公室正门左侧竖立着古老的室内绞刑架，架子的横杆上还挂着绞索。杰西.费沃斯（Jesse "Note" Favors）报告称有一位治安副官对他说：“我想知道那个老东西还能不能用。” 另一位申请人马蒂.李.穆勒（Mattie Lee Moorer）注意到，除了绞索之外，屋里还有几件似乎是新近放置的物品，投射着粗陋但却相互呼应的威慑力：一把猎枪靠在墙上，一张光秃秃的桌子摆在房间正中，桌面上搁着一品脱没贴商标的威士忌。一位新闻摄影师后来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登记员坐在桌旁，头顶上挂着三个裸露的灯泡，他正在灯光映照下测试桌子对面孤零零的申请人。上周二独自前去见证了塞尔玛“回转”游行的西德尼.罗根（Sidney Logan）留在外面，安抚着那些不得不在路人注视下排队等待的人们。在当天结束前完成登记测试的申请人共有十七名，其中罗根与其他十四人将在数周后遭到拒绝，剩下的两人——约翰.胡莱特和盲人牧师约翰.C.劳森则会成为自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以来第一批成功登记的黑人选民。这个数字显然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是县政府官员为了抹除绝对种族排斥的耻辱而采取的战略举措。然而在朗德斯县，即使是那十五个坚持到底的失败者也证明了西德尼.罗根从塞尔玛发来的侦察报告：奇迹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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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上午，约翰逊总统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公开日程表当中的一切活动，转而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他手下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官员们共同听取了一份关于越南事态的汇报，汇报人是陆军将军哈罗德.K."约翰尼".约翰逊（Harold K. “Johnny” Johnson）。为了完成“最终”诊断越南局势的任务，去年十二月此人在越南走访了十天。约翰逊将军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曾在日本战俘营苦熬过三年，平素以强硬的现实主义而闻名。这次他更是预言需要五十万美国士兵与五年时间才能“阻止”越南军事局势的“继续恶化”。作为总统钦定的实地走访任务领导人，他提出了一套二十一点方案，其主旨是立即大规模部署部队，从而扼杀——用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在私下里的话来说——越共“目前对于早期胜利的期望”。作为麦克纳马拉在越南问题上的首席战略思想家陪同代表团出访越南的国防副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同样坦率地在绝密汇报当中分摊了美国的战争动机：“70%是为了避免耻辱的失败……20%是为了从中国人手中保住南越（以及当时的邻近领土），10%是为了让南越人民享受更好、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份报告震惊了汇聚白宫的指挥官们。麦克纳马拉当初为了巩固官方对于逐步部署部队的支持而推荐进行这次考察，但是就连他在听到公认的困难转换成赤裸裸的巨大数字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大吃一惊。总统面对这样一场战争的潜在后果更是惊骇不已，当即厉声警告与会人员不准泄露敏感材料，然后又气得大发雷霆，似乎认定了必须有办法改变而不是实现这些预测。他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继续多杀越共”。

解散了军事会议之后，约翰逊又在星期一下午接见了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这位作家代表了越南困境的反面极端。李普曼在报纸上警告说，军事升级正在导致不必要且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估我们目前的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也不会发挥作用。”当天李普曼与约翰逊总统以及夫人在白宫官邸共进午餐，然后又与约翰逊在椭圆形办公室单独会面，期间这位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坚持要求就越南问题进行全国辩论，让公众做好政治妥协的心理准备。李普曼告诉约翰逊：“总统先生，您的政策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您正在轰炸他们，却没有提供任何激励他们停止战斗的措施。”约翰逊真诚地回答说他厌恶这场战争，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情来摆脱它，但是话又说回来越共也没有给他提供胡萝卜，最起码对方并不肯约定与美国一起撤军。

争论当中两人对比了两条解决越南问题的中间路线——一条是打遏制战争，另一条是谈判解决。两条路线互不相容，但都同样基于一厢情愿乃至虚构。李普曼可能猜到了这一点，而约翰逊通过他自己政府内部一贯严峻的评估肯定也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总统还是倾向于这两种方案，而不是在大规模战争和美国立场崩溃之间做出实际选择。他非常清楚李普曼本人公开排除了美国从越南撤军的可能性*，这一表态进一步加强了约翰逊基于政治本能做出的判断，即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承担不起举手投降，“不像个男子汉”的风险。约翰逊认为，在越南问题上开诚布公将会掀起一场口诛笔伐，主战派将会声讨自己的软弱姿态，反战派将会指责他因为害怕丢面子而延续战争。相反，他决心区分开政治分裂与冲突本身，将保密作为第一道防线。

*【李普曼在这一周写道：“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要说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或者应该撤回我们的部队，放弃我们在西贡的委托人，远离东南亚地区并且放弃捍卫印度支那各国独立的努力。”】

私下里，约翰逊愤怒地抨击了李普曼对于公开全国性辩论的呼吁（“他不明白我每天晚上都在辩论，”约翰逊告诉莫耶斯）。当着李普曼的面他则表示自己是一个不情愿的战士，希望通过最低程度的暴力在越南取胜。而且他还觉得李普曼建议的“和平倡议”可能会催生意外的解决方案。总统在电话里告诉麦克乔治.邦迪：“麦克，沃尔特.李普曼正在我这里，他说我们的做法不对。也许他是对的。”如此积极的接待令李普曼颇为欣喜，过去几十年来他一直有资格直接向美国总统进言，约翰逊上台后他一度曾担心自己遭到了排斥。

接下来约翰逊总统暂时将注意力转回了国内危机。此时距离国会演讲还有几个小时，新版演讲草稿正在从办公室里一页页地溢出来。演讲稿作者理查德.古德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以此来回避总统幕僚们——主要是莫耶斯、卡岑巴赫、杰克.瓦伦蒂以及一干辅助专家与临时顾问——的疯狂催稿。令这些人有些懊恼的是，约翰逊坚持让古德温在最后一刻为自己捉刀，尽管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肯尼迪旧部，而且平日里约翰逊还经常贬损他是“哈佛混出来的家伙”。此人的著名事迹包括曾经与古巴革命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深入辩论过，他的气质明显不适应约翰逊运用在政坛的粗犷得州风格。不过与李普曼会面之后，总统还是亲自前来视察了一下手忙脚乱的古德曼熬制讲稿的进度，并且往讲稿里塞了一颗手榴弹：他用不容置辩的口吻向古德曼讲了一个故事，内容是青年时期的自己在得州科图拉市为墨西哥裔美国儿童担任教师的亲身经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你，”抛下这句话之后总统就匆匆离开了。约翰逊认为古德温是一位文笔出众的局外人，这样的人尤其适合将总统心目当中像肥皂泡一般美丽的回忆迅速整合进黑人投票权的演讲框架。后来总统告诫瓦伦蒂不要小看了古德温，因为像他这样的“自由派犹太人始终都能把准美国的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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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两天马丁.路德.金都在芝加哥演讲，周一上午又返回蒙哥马利，再次走进了约翰逊法官的法庭。此时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以至于在法庭上耽搁了太久。他原本打算在下午两点赶回塞尔玛出席詹姆斯.里布的追悼会并且发表讲话，这一耽搁就打乱了当天行程。如果他还是要去塞尔玛，就无法及时返回蒙哥马利，从而赶上当晚前往华盛顿的航班参加国会联席会议。此前白宫工作人员追踪到了他并且送上了来自约翰逊总统的个人邀请，因此金身边有些人认为眼下他的首要义务是作为投票权运动的大使前往众议院抛头露面刷存在感。然而要去华盛顿的话，金不仅要背弃自己对塞尔玛做出的承诺，还要逃避他在蒙哥马利承担的义务——在这里他仍然是遭到传唤的证人。听证会已经进行到了第四天，这一天克劳德少校为他手下的州骑警在3月7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辩护（“我没有见到任何暴力行为”）。克拉克治安官手下的一名副官顺便透露道，在被指控谋杀里布的嫌犯当中有两人曾经试图干扰三天前的阿拉巴马州白人游行，利用化油器制造烟幕。就连这样将险恶的凶杀与看似愚蠢的前因联系在一起的意外信息也在提醒金别忘了自己之前的说法：涉及少数族裔的心理往往会采取“蹑手蹑脚的立场”，不确定性太高，因此凡事不能想当然，比方说不能以为约翰逊法官一定就会维护被他叫停的塞尔玛游行的法律地位。能否完成塞尔玛游行如今不仅考验着民权阵营的志气，还考验着民权阵营的办事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金的首要职责是代表原告打好眼前这场官司，直到听证会按照预期在星期二结束为止。

其实金在蒙哥马利逗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防止民权阵营的内部裂痕在媒体上爆发出来。眼下的金麻烦缠身，“来自某些方面的”指控声称他“与联邦政府合谋压制了黑人的斗志与义愤”，以至于他请求克拉伦斯.琼斯发布了一份长达十四页的电报为自己辩护。民权阵营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的摩擦是家常便饭，不过周二神秘的“掉头”游行进一步动摇了金在摩擦当中的立足点，部分原因在于各方各面都有理由指责他的行事动机不光彩。联邦官员正在竭力为自己打造大局在握的门面假象，向世人暗示多亏他们卡住了金的咽喉才促成了和平；非学委领导人怂恿人们认为金已经偷偷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抛弃了长期受苦的黑人群众对他的信任；惯于添油加醋的记者们更是声称金的年轻盟友们如今全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正在与约翰逊和华莱士进行利益交换。琼斯的辩护周到细致，但是又难免采取了守势。金将辩护词放在一边，继续首先操心应对更要紧的事务。惯于迟到的他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又从约翰逊法官那里争取来了提前告退的许可，然后向塞尔玛传话要求延长里布追悼会的时间，一定要等着自己赶到现场发表悼词。

金的一名员工的记录道，到了下午四点钟，布朗礼拜堂里的人群早已“疲惫不堪，甚至略带敌意”。从当天黎明开始，人们就一直试图绕过无形之墙的六天封锁。与此同时种族隔离阵营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威尔逊.贝克与克拉克治安官差点公然拳脚相向，因为前者主张堵不如疏，应当允许示威者举行一次通向法院的象征性游行从而缓解压力，后者却死活不肯松口。在教堂内部，下午的悼念活动随着人群越发拥挤而不断升温。过道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窗框上都站满了人；二楼露台的人群挤得满满当当紧贴着栏杆，原本站在后排的新闻摄制组身边也挤满了人。

自从金向全国遍撒请柬一周后，外来朝圣者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塞尔玛当地的民权老兵。眼下的教堂里端坐着一大批显赫人物，台上的发言人纷纷向这些贵客们致敬。这其中包括圣公会的约翰.海因斯主教、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路泽、几位国会议员、一百多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与不同教派的修女，以及身穿黑色飘逸长袍、手持金尖牧杖的雅科沃斯大主教，此人是希腊东正教北美与南美教区的总主教。1959年，东正教与梵蒂冈进行了九百年以来的首次直接接触。作为东正教会的唯一代表，雅科沃斯与若望二十三世教皇举行了大公会议，旨在终止自1054年以来罗马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相互绝罚。然而在这里，大主教却仅仅代表他本人，他手下的教士与幕僚全都不建议他来到塞尔玛。他们担心在美国遭到边缘化的希腊人会斥责他是叛徒，因为参加此类活动意味着他希望得到美国的彻底接纳。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担心很有道理。在雅科沃斯此行的下一站查尔斯顿，当地东正教社区的成员集体缺席了他的预定活动。雅科沃斯独坐在酒店房间里，褪去了惯有的华丽外袍，接听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敌对来电。他对所有人都给出了同一套说辞：他出身于亚得里亚海上的岛屿，岛上的希腊同胞长年忍受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严酷占领，正是这段记忆让他对于塞尔玛的现状感同身受，因此这次他不得不来。

一首首赞美诗在布朗礼拜堂里此起彼伏。一位无聊的记者趁着歌声间歇数了一下，发现雅科沃斯身后墙上的灯光十字架一共由十八个裸露的灯泡组成，其中有七个已经烧坏了。台下人群也开始发出不满的杂音，盖过了充满溢美之词的演讲与祈祷。一位来自纽约的牧师写道：“我发现我的白人同工的行为令我感到非常焦躁，有时还会让我非常愤怒。”大多数发言者都以詹姆斯.里布的殉道为荣，有些人在当地民权运动参与者的终生牺牲面前自惭形秽，也有些人惭愧地承认他们刚刚听说吉米.李.杰克逊这个人，其他人听到这些人挥洒神学术语吹捧当地黑人的时候却忍不住蹙眉，因为同一批发言人在登台发言之前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身边的黑人听众打招呼。不知等了多久，外面的喧哗声终于宣布了金的到来，疲惫的人群顿时松了一口气。“突然间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轨，”这位纽约教士感觉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乎我们此时此刻就应该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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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始了临场发挥，他首先向里布致敬，并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当年悼念遇刺兄长时念诵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台词（“等他死了以后，你再把他带去，分散成无数的星星……”）。接下来金补充道：“詹姆斯.里布为了践行犹太-基督教信仰关于世人皆兄弟的教诲而成为了殉道者。他的死是敏感的宗教精神的结果。他的罪行在于胆敢以身证道。”他将里布的名字与民权运动的先行者们联系起来，并且采用了他曾经在伯明翰教堂炸弹袭击遇害少女的葬礼上说过的话语。诚然，本案的凶手无非也只是寥寥几个“病态且遭到误导的人”而已，但是金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这些人身上。他重复了他“几天前在为詹姆斯.杰克逊举行葬礼时”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支撑着这种面目漫漶的无名仇恨？“当我们的质疑从‘是谁’转变成‘是什么’之后，指责的范围就变广了，责任也开始生长。”尽管布朗礼拜堂里的台下听众有一半都是知名神职人员，金却仍然点名羞辱了一连串无动于衷的宗教领袖与高高挂起的教会，因为这些人与这些机构“躲在彩色玻璃窗的安全保护下保持沉默。”就像在伯明翰那时一样，金继续指责了蛊惑人心且残暴凶恶的地方官员，“胆怯”的联邦政府，以及在名义上拥有这个国家、实际上却冷漠无谓的广大美国公民。“没错！”金高声疾呼：“戕害他的凶手甚至包括每一个默默接受种族隔离罪恶的懦弱黑人。”

接下来金话锋一转，回到了柔和安慰的路线上。“我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所能调动的所有同情心都流向了里布夫人和孩子们。”他唤起了他在最受打击的时刻说过的话语..“有时生活很艰难，像坩埚一样坚硬”——并以大公无私的语言引用了“宗教的伟大断言，它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终点。”

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终将意识到谁才是它真正的英雄”。为了弘扬这一伸张正义的愿景，金唤起了自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就一直镌刻在他的演讲词当中的一系列形象。他首先描绘了未来光荣榜上“年老体弱、受尽压迫与打击的黑人妇女”，她们的代表是坚定的步行者波拉德老妈妈，“有人问她是否疲惫，她以不合语法的深刻性回答道：‘我的脚很累，但我的灵魂歇着了’。”然后他回顾了自己对于静坐抗议与自由乘车运动的赞美。当年正是这两项运动打开了民权斗争的新局面，而金则振聋发聩地赞美了这些非暴力青年的严格纪律——“千人千面的、诚实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年轻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暂时将学习的殿堂抛在身后，冲向暴力的街垒”。接下来金首次将“愿意为自由而游行，为良知而入狱的福音牧师、牧师、拉比和修女”纳入了他的民权英雄榜。再然后金引述了自己在《伯明翰监狱来信》当中发出的希望之声，再次预见到某种广泛的治愈性认识，即所有这些令人烦恼的抗议者“实际上”代表着“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遗产当中最神圣的价值，因此正是他们将会抬举着整个国家回归到伟大的民主水井旁边。”金的长篇陈词延续了他的公共发言的一贯风格，引用先知与先贤的话语来颂扬交融汇流的正义源头——神圣的灵魂平等与世俗的投票权平等——这次他采用了以赛亚和杰斐逊来收尾。“‘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我们必须努力使《独立宣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现实。”

金声称在这个充满痛苦的时代只能看到一丝甜蜜：“从这个脆弱世界的子宫中，新的平等与正义的体系正在诞生。”他引用了去年十二月的诺贝尔奖演讲，宣称在一个不断缩小的地球上，“衣不蔽体、打着赤脚的人们”有了希望的种子。“在这里与那里，总还有个人或者团体敢于爱……因此我对未来还不感到灰心……所以我们为詹姆斯.里布的生命感谢上帝，我们为他的善良感谢上帝。” 当他说完时，教堂外面人行道上的克拉克治安官、威尔逊.贝克、何西阿.威廉姆斯以及詹姆斯.贝弗尔同时收到了一条令人惊骇的消息，之后贝克拆除了横跨西尔文街的木质路障。四分钟后，阿博纳西在金身后冲上布道坛，宣布美国地区法官、莫比尔市的丹尼尔.托马斯(Daniel Thomas)已经命令克拉克治安官有限度地允许示威者游行到法院——而且就是现在！一位与会者记录道，“就连成年男子也为这一时刻的奇迹而哭泣。”勒罗伊.柯林斯以及其他人几天来的复杂幕后运作似乎回应了金的悼词。金认出了台下装束醒目的希腊大主教。当初公交车抵制事件过后金第一次出国旅行，两人曾在日内瓦短暂会面。金刚想上前握手打招呼，涌向教堂大门的人群就将两人冲散了。此情此景吓得雅科沃斯面无表情如同霜冻一般。这时一个黑人小姑娘拉住了他的手，告诉他不要担心。

下午5点08分，约三千五百人的游行队伍走出教堂，打破了禁锢。在充满了雨水、子弹、乏味与歌声的过去六天里，正是这种禁锢让民权阵营的当地成员见识了源源不断前来增援的教士们发起的接力示威。对于朱迪思.乌法姆和乔纳森.丹尼尔斯这两位波士顿神学院的留守者来说，这座意料之外的非暴力训练营使得眼前这场来之不易的宣泄远比周二的新鲜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尽管这次的队伍并没有试图穿越佩特斯桥。克拉克治安官锁住了法院，以此保卫他的地方权力堡垒；他的五个孩子在法院窗户后面观看了二十分钟下方台阶上举行的投票权烈士纪念仪式。一位摄影师拍下了这个非同寻常的集会，并将其作为《生活》杂志的下一期封面。黄昏时分，随着退场赞美歌的歌声渐渐朝着布朗教堂隐去，门廊里伸出了一只手，刚好够得到并且拿走了金留在法院门口的哀悼花圈。

在周一下午的蒙哥马利，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通过非学委的广域线路报告说，警察试图“持枪”突袭本.摩尔酒店，詹姆斯.福曼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总部。酒店经理向他保证说当地的建制派黑人已经将这场突袭应付了过去，于是卡迈克尔回到他位于酒店五楼的观察哨，看到非学委的同事们组织了将近三百名示威者从附近的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校园出发（学校里的教师和院长们徒劳地恳求甚至尖叫着，试图劝阻他们），经过酒店门前走向十个街区之外的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福曼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滩头阵地，越过停滞不前的塞尔玛运动，开辟更积极进取的“第二战场”，从而要求华莱士州长加以关注。卡迈克尔从窗口看到一支由骑着马的治安副官组成的警察部队正在远处慢慢移动，试图封锁游行队伍的去路。他冲下楼去警告游行队伍，却发现饭店大门被铁链从外面锁住了。他无助地敲打着出口，然后又跑回楼上，眼睁睁地看着汇聚在一起的警察在楼下街道上击退； 游行队伍。两支队伍相互接触的边缘地带爆发了一连串小规模冲突，马匹嘶鸣，警察挥舞着长柄警棍。

事后非学委的同事看到卡迈克尔站在人行道上发呆。他说他们理应预见到这样的结果。“都是你的责任，”他指责他在密西西比州的朋友、同样身为项目主管的克利夫兰.塞勒斯（Cleveland Sellers）。卡迈克尔要么不能、要么不愿为自己辩解，只是一味地喃喃自语：“布鲁图斯啊，你也在内吗？”与此同时脸上还挂着笑容。他的笑容平时很有感染力，如今却只剩下了空虚。塞勒斯、威利.利克斯以及其他人都知道，自从卡迈克尔在被警方围困的德克斯特大街教堂力与贝弗尔决斗以来就一直心绪不宁。同事们认为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卡迈克尔正在“假装上帝附体”来欺骗他们——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要么他就患上了神经衰弱，他们也确实在他身上看出了不少神经衰弱的迹象。许多非学委工作人员都遭受过神经衰弱，而且他们承受的压力远远小于卡迈克尔——在过去五年他足足进过二十几次监狱。无论怎样，以往的经验告诉同事们必须迅速送他离开民权斗争第一线。

信使们设法将卡迈克尔不得不离开一线的消息通报给了距离本.摩尔酒店几个街区的福曼，他率领的示威人群在那里与警方一直对峙到了星期一晚上。福曼与同伴们背靠建筑物挤在漆黑的街道上，警察和骑马的治安副官包围着他们。他找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只能勉强接收到约翰逊总统即将在国会发表的讲话，但他依然在没有目击记者帮助的情况下努力传播着发生在身边的细微新闻。福曼收集了附近十几位受伤者的粗略细节（“梅尔泽塔.普尔（Melzetta Poole）,十九岁, 来自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被击中头部……埃里克.斯特恩（Eric Stern）, 来自匹兹堡大学, 可能下巴骨折……弗兰.利普顿（Fran Lipton），密歇根大学，被马踢中……杰拉尔德.维特牧师（Gerald Witt），二十八岁，来自亨廷顿……”），他找人替代了卡迈克尔的角色，通过非学委在亚特兰大的通讯部门将自己收集的信息传播了出去，以此来对冲早已厚颜无耻地登上多家报纸的官方版本报道：“三百名黑人示威者挡住了一辆救护车……他们向治安副官投掷石块、砖头和瓶子，所幸没有人受重伤……离州议会大厦约六个街区处爆发了暴力示威。”另一边，卡迈克尔在同事陪同下麻木地但顺从地来到了蒙哥马利机场，准备接受非学委对待神经衰弱员工的常规疗法，即前往安全的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从而放松神经。然而曾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的状况这次也发生在了他的身上：机场大厅里熙熙攘攘的日常景象与民权斗争前线的血腥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狠狠地咬穿了这位非学委老员工的受伤心灵。眼看着度假旅客们拖拽着大包高尔夫球杆费劲登机，眼看着家人们在登机口拥抱作别，卡迈克尔的神经终于崩溃了。在一位惊讶的警察面前，他突然身子一软倒在地上，随即挣扎尖叫起来。随行的朋友们赶紧跨坐在他身上压制住他，逐渐让他安静下来，这才将他送上飞往加州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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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伯德.约翰逊夫人坚忍克制地看着她的丈夫气急败坏地鞭笞着自己的助理们。这些工作人员拿着一页页总统的演讲稿件奔走穿梭在打字机之间，一个个脸色苍白。总统正在等待车队将他送到国会大厦，在九点钟进行全国演讲。他责备一位坐在远处的秘书打字慢慢腾腾，就好像长了“十四根该死的木头手指”，然后又忿恨地指责杰克.瓦伦蒂和比尔.莫耶斯篡改了他的明确修改意见：“你们这帮混蛋有一个算一个都觉得自己比我更聪明！”闻听此言的瓦伦蒂恨不得剖心掏肺以自证清白，他表示之前的补充内容将演讲的结尾推得太晚，以至于来不及输入众议院的提词器。这番回答气得素来敏感的约翰逊冲着走廊破口大骂起来，声称自己陷入了叛徒们的包围。在他看来叛徒们正在沆瀣一气，只为了凸显他那憔悴的神情与沉闷的演讲风格。不过总统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将片刻失态抛在了身后。当他来到理查德.古德温面前时，后者甚至都没听见他的脚步声。身为一名演讲稿写手，古德温这次得到了与总统共同赶赴国会山的罕见邀请，早已经整装待发。他刚刚刮完胡子，但是由于一整天都在拼命赶稿，神色依然有些萎靡。此时总统周身的气场宛如狮身人面像一般强大且神秘，一路上他坐在专车里一言不发，同车乘员也全都不敢吭声。

一路上约翰逊总统的精力全都集中在了古德温草稿的增补内容上。比方说古德温在介绍投票权法案条款的部分就添加了一节批评民权抗议者的新内容，认为这些人“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或者“阻断公共道路交通”。这处增补原本得到过约翰逊的认可，可是现在他又临阵变卦了。他删除了这段增补，以免让人误以为这几句抱怨反映了他的真实感受。在其他几处，总统还亲手增加了若干词语与复合隐喻。古德温劝告美国人“审视我们自己的社区和我们自己的内心，并且根除那里的不公正”，总统确定的最终版本则写道：“让我们每个人都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以及我们自己的社区，让我们每个人都用我们的肩膀抵住车轮，从而根除存在于任何地方的不公正。”此外约翰逊还做出了一项更为实质性的修改：他删除了一个将两项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简洁句子。古德温写道，为了促进自由，“美国人今天正在越南和塞尔玛承受生命危险”。如此直白的平行关系将越南局势当成了民权运动的孪生问题，因此难免引起后续质疑，例如为什么在前者当中承受生命危险的人是士兵，在后者当中却变成了信奉非暴力的黑人与神职人员。相反，约翰逊团队以共同牺牲的精神为出发点作出了更安全的总号召，呼吁人们“现在团结起来”，并且引用了爱国责任的传统：“南方在荣誉和英勇方面的贡献不亚于任何其他地区。”

尽管全体密西西比州与弗吉尼亚州议员以及其他南方各州的零星议员抵制这次讲话，国会大厦还是要比往常更加热闹。国会领导层一如既往地在议长室迎接总统，伯德夫人则被请到了拥挤听众席上的保留包厢里。坐在这里的听众包括伯德夫人与女儿琳达，中央情报局局长卡尔.罗文，前南方州长布福德.艾灵顿和勒罗伊.柯林斯，参加了塞尔玛守夜仪式的四位著名教士之一罗伯特.斯派克，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他的座位正好显赫地位于伯德夫人的前排。总统本人一马当先走进大厅，首先在过道上与内阁官员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握手，然后议员们仪式性地起立鼓掌。接下来他再次一言不发地带着在最后一刻刚刚敲定的讲稿站到了发言席上，面前是政府各部门的代表以及他从政以来面对过的最大规模电视观众群体——大约有七千万人正在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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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为人类的尊严和民主的命运而发言，”总统缓缓地开始了他的演讲。

“我敦促两党的每一位成员，以及所有宗教、所有肤色，来自美国各地的每一位美国人，与我一起参与这项事业。”

“有时，历史与命运会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相遇，引导人类对于自由的无尽追求迎来转折点。建国之初的莱克星顿与康科德就是如此。一个世纪前的阿波马托克斯就是如此。上周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也同样如此。”

“在那里，长期受苦的男男女女因为自己身为美国人的天然权利横遭剥夺而举行了和平抗议。许多人因此受到了残酷的攻击。还有一个好人，一位虔诚的上帝信徒，遭到了杀害。”

“对于在塞尔玛发生的事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感到骄傲。对于数百万美国人的平等权利遭到长期剥夺的局面，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自我满足。”

“但是因为今晚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有理由心怀希望，有理由对我们的民主抱有信心。”

“因为痛苦的呼喊，以及被压迫人民的赞美诗与抗议，已经唤起了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的最伟大政府的全副威严。”

总统自然而然地停顿了一下，全场寂然无声。这段几乎完全遵照古德温初稿的抒情开场白抽干了会议厅里的一切正常反应。每一个人似乎都遭到了当头一棒，只得坐立不安地眼看着这位仪态笨拙、吐字缓慢的总统突然大步走上了横贯高空的钢丝，而且脚下还没有防护网。约翰逊主张塞尔玛将会成为美国的重大历史性时刻之一，还宣称这座城镇是对自由政府本身的考验。他认为美国故事有且只有一个，而他关于塞尔玛的主张则将当前时刻与针对这个故事核心的考验牢牢绑定成了一体：“像这样一个暴露出美国本身的秘密核心的问题极其罕见。我们极少遇到这样的挑战，遭到挑战的对象并非我们的发展或者富足，并非我们的福祉或者安全，而是我们这个亲爱国家的立国价值、开国目的以及建国意义。”

“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利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算我们能够打败所有敌人，就算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财富翻倍，就算我们能够征服群星，但是假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不平等，那么我们就仍然是一个失败的民族，一个失败的国家。”

“因为国家与个人都遵从同样的道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甚么益处呢？’”

总统再次停顿了一下，会场里响起了第一声掌声，然后试探性的零星掌声就稀稀落落地传遍了会场。约翰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林肯的口吻与马可福音的语录，仅凭这一点就有理由为他加分。接下来他将精神层面的韵律融入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创建的国家。彰显这一目的的伟大短语仍然回响在每个美国人的心中，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人人生而平等，治理权力基于被治理者同意，不自由毋宁死……’”约翰逊认为当前的问题绝不仅仅在于如何帮助任何地区或者种族摆脱不公平的限制，而是在于如何恪守捍卫自由的承诺：“并没有什么黑人问题，只有美国问题，我们今晚作为美国人在这里开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讲话稳步穿过历史，踏进了现代政治的丛林。约翰逊谴责了“严酷的事实……男男女女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无法投票。”他讲了几个直白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并且断言：“我们现有的全部法律——我本人也曾经协助了其中三项法律的通过*——都不能在地方官员决心剥夺某人的投票权时保障他们的权益。”然后他概述了他的新法案的用意：“取消所有选举当中用来剥夺黑人投票权的投票限制——无论是联邦选举、州选举还是地方选举。”为了应对联邦主义的质疑，总统向各位州权利捍卫者提供了一条消解新法案强制力的简单出路：“向你们那里的所有人开放你们的投票站。允许每一位男男女女登记投票，无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将公民权普及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但他接下来又发誓，一定要将国家的宪法命令推行到各州在历史上纵容暴政的领域，不会继续拖延。“我们已经等了一百多年，”约翰逊总统宣称，“等待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约翰逊这里指的是1957、1960与1964年通过的三部民权立法，这三部法案终结了自从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的民权立法空白。约翰逊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身份推动了前两部法案的通过，以总统的身份签署了第三部法案。】

闻听此言，众议院资深民主党人、时年七十七岁、来自布鲁克林区的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率先站了起来，然后全场起立鼓掌，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深信约翰逊正在运用政府的硬性机制来支持他那诱人的爱国主义音乐。掌声经久不息，偶尔还能听到几声欢呼，以至于各大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纷纷缓慢地扫过听众席，从而为观众们呈现《纽约时报》所谓的“国会反应的精彩展示”：塞勒高举双手鼓掌，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明显地激动得浑身发抖，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埃尔文（Sam Ervin）则“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抱在胸前以示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白宫助理杰克.瓦伦蒂正在台下心急如焚地攥着秒表。缓缓扫过听众席的摄像机镜头对于他来说意味着足以让总统颜面丧尽的两项巨大威胁之一——总统登台时提词器里尚未输入完整的讲稿，第十二页之后的部分依然还在修改，如果不能及时输入定稿，总统用不了多久就要在全体议员与全国电视观众面前裸奔。信使们终于带着了承载着唯一一份修订稿的提词器磁带赶到了会场，瓦伦蒂低声恳求摄像师将镜头转回发言席，然后他低头猫腰潜行穿过会场，赶在总统即将脱稿发言之前将磁带插进了提词器。接下来就要看总统自己如何应付另一项威胁了。

约翰逊继续说道，投票权对于美国黑人的“更大规模运动”至关重要，这项运动就是“为自己争取美国生活的全部福祉。他们的事业也必须是我们的事业，”他将双手放在讲台上，缓慢地说道。“因为不仅只有黑人，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战胜偏见与不义的残害性遗产。而且——我们——必胜。”

这一次没有人起立。在过去一个世纪，还从来没有哪位南方出身的美国总统第说出过这样的话。再度响起的掌声对抗着难以置信与再吃一惊的心态。所有人都意识到约翰逊明确无误地采用了黑人抗议的标志性口号。会场上某位南方众议员悄悄地嘟囔了一句“妈的”，然后就木然不动起来。总统在参议院的老朋友理查德.拉塞尔悲伤地宣布，他亲爱的门徒兼密友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叛徒”。在塞尔玛观看讲话的约瑟夫.史密斯曼市长忍不住身子往后缩，感觉好像“一把匕首插在了心上”。事后依然缓不过神来的他懊丧地表示：“你知道南方非常爱国，但是这句话却摧毁了你一直为之奋斗的一切。”在距离史密斯曼市长家不远的拉普斯利街，苏利文与简.杰克逊家的客厅里如同炸开了锅一般热闹。马丁.路德.金的同事们盯着电视上的约翰逊互相喊道：“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金本人坐在一张靠近电视的扶手椅上，无言地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这次讲话对他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终于得到应答的祈祷。约翰逊不仅接受了非暴力运动精神与爱国基础的融合，而且还投入了国家政府的力量维护长期以来对于平等公民权的承诺。一滴眼泪从金的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金听到总统的话语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指向以及来自民权运动的主题，还看到这些主题将总统托举得越发精神昂扬起来。“这场斗争的真正英雄是美国黑人，”约翰逊告诉他的听众。“我们当中有谁敢说，就算缺少了他们坚持不懈的勇气以及对于美国民主的信心，我们本来也会取得同样的进展？”紧接着约翰逊进一步提升了赌注，他的讲话冲破了众议院会议厅里的阻力，赢得了越发热烈的掌声。“正义的时刻现在已经到来，当它到来时，我认为那一天将照亮每个美国人的生活。因为黑人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讲述了几小时前他向古德温讲过的故事，也就是他在得州科图拉市的平生第一个工作岗位上教育墨裔美国儿童的见闻。“我的学生们都很穷，他们经常吃不上早餐，只能饿着肚子来上课。而且他们甚至在小小年纪就尝到了偏见的痛苦。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们。但他们知道情况确实如此……”

“不知何故，当你看到贫穷和仇恨在一名幼童充满希望的脸上刻下伤痕时，你永远不会忘记它们的能耐。”

“1928年的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1965年站在这里……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或许能有机会帮助这些学生的儿女，以及这个国家当中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人。但是现在我确实有这个机会，而且我向各位分享一个秘密：我将——牢牢——抓住——机会。”

全场第二次起立鼓掌。如果说之前的约翰逊在世人眼中无非是又一位来自产油州的政客，那么方才的演讲就让人们瞥见了表象之下的真实一面。投票权演讲本身就具备令人吃惊的力量，演讲结尾的坦呈心迹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总统离开众议院时简直要被喧闹的赞誉声吞没。“曼尼，我要你今晚就开始举行听证会，”他穿过一片向他伸出的手臂向塞勒喊道。身为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塞勒为难地回答道，投票权提案——尚未出台——无论再怎么抢时间也得等到下周才来得及闯关。不过满面春风、兴奋不已的总统挥挥手就否绝了他的说法：“这周就要发动，晚上也要开会。”

在返回白宫的路上，刚才的震耳喧嚣在总统乘坐的加长轿车里变成了无声的肾上腺素激增。总统专车一连驶过好几个街区，车上乘员全都一言不发，最后还是总统率先打破了沉默。“杰克，我表现得怎么样？”约翰逊开口问道。如此艰巨的问题吓得古德温与莫耶斯都不敢应声，唯有瓦伦蒂准备好了足以安抚总统的干货：演讲总共被掌声打断了三十六次，鼓掌总时长八分四十秒，演讲总长度四十五分零二十秒。

天翻地覆的巨变暂时挂上了一副诧异的微笑。专栏作家默里.坎普顿（Murray Kempton）写道，“但凡活在世间的人们如今都知道了每一位将我们与约翰逊先生带到他昨晚伫立之处的孩子们的名字。”《亚特兰大宪法报》向约翰逊五体投地，因为他关于黑人投票权的论点充满了“无法回答的细节 ”。就连许多南方报纸都坦率地对他那毫不掩饰的理想主义表示敬畏。《休斯顿邮报》认为“美国人的良知很少被如此深刻地激起”。《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称赞了约翰逊引人入彀的演讲天赋，他“引诱批评者抢先出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将所有这些情绪与斗争引向立法。” 其他公众声音也不像往常那样警惕地呼吁理性，而是惊讶地倒吸凉气。约瑟夫.阿尔索普称赞这是“一个大人物的演讲，以一种大胆的方式处理了一个大问题"。威廉.S.怀特（William S. White）反对约翰逊的投票权法案，认为它侵犯了作为“这个共和国的核心”的各州特权，但他依然公开表示钦佩这位“毫无怨言地背起这个可怕包袱”的总统的突然开诚布公。

午夜过后以及周二的一整天，约翰逊总统收获了来自各路权贵们的敬意，乐得他满面红光。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打来电话，称赞讲话“非常棒，气势磅礴，令人印象深刻”，并补充说芝加哥市的所有市议员以及各个辖区的警队队长们都同意“这是他们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这样的演讲今后应该多做一些。这就是人们想从您这里听到的东西。上帝保佑您和约翰逊夫人。” 总统不断地插话说：“上帝祝福你的心，迪克。”戴利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是自林肯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谈到了政府，谈到了人民。遵守法律，遵守宪法，了解你的职责，这是对待人民的唯一方法……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希望……愿主继续赐予你健康。今后咱们再细聊。”

甚至就连IBM总裁汤姆.沃森都希望讨论塞尔玛，尽管约翰逊更想和他谈谈去哪里寻找新一任财政部长的问题。沃森说道：“先生，你昨晚的演讲非常精彩。我认为那让整个国家都很兴奋。”

“这我可不敢说，”约翰逊回答道。“我已经尽力了。”不过总统的谦虚作风很快就消失殆尽，因为他向沃森通报了白宫收到回应的确切数字——1436封亲笔电报和82封密电。他宣读了哈里.杜鲁门发来的一份激动人心的电报。热烈地重复了许多遍前总统的名字，还声情并茂地为沃森重温了他如何通过宣讲墨西哥裔美国儿童的教育问题来哄骗共和党人起立。“我把头向后一仰，就这么看着他们。我还看着摄像机，他们也看着全部摄像机都冲着他们，我真希望你能看到他们是怎么站起来的。”

总统与沃森一起大笑起来。“我看到他们站起来了，”沃森说，“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这么点事，我就是这么干的，”约翰逊笑道。

“这我还真没想到，”沃森说。

“他们那帮人的裤子后档就跟抹了胶水一样，一屁股坐下就粘在椅子上了，本来他们根本就不会站起来，”约翰逊吹嘘道。“当他们看到摄像机开始在他们身上转来转去，小红灯闪闪发亮——我还真没见过更搞笑的场面。”

“嗯，那确实是天才之举，”沃森说。“他们早就应该站起来了，因为这样做很壮观。”

在这一天结束之前，约翰逊将孩子气的庆祝活动带来的全部能量都用在了艰难的工作上面。他召集副总统汉弗莱以及整个众议院的民主党领导层——议长约翰.麦科马克、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多数党党鞭黑尔.博格斯以及所有十八名助理多数党党鞭——举行战略会议，讨论他决心利用国家支持的高潮来确保成为美国法律的四块新基石：联邦教育援助、医疗保险、选举权和移民改革。第四项也是最不被看好的法案将取代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其他可追溯到1790年美国第一部移民法的法案。所有这些法案都将移民的种族或国籍严格限制为受到偏爱的北欧“种群”。约翰逊的改革试图按照人数而非原籍限制新来者，从而承诺在宪法下慢慢吸收世界上所有的面孔与文化。每项法案都确立了一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承诺——对年轻人、老年人、少数族裔以及有志入籍的外国人的承诺。它们共同扩展了美国独有的横向民心纽带，并且符合平等公民权利的建国原则。

约翰逊劝说众议院领导人在所有法案当中率先通过这四项法案，就在今年，趁着塞尔玛的势头强化了1964年选举的政治授权的大好机会将它们一并通过。他研究了一下这些法案，然后退到白宫楼上，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为了同一目标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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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尔玛迎来周二清晨的时候，神学院学生朱迪丝.乌法姆与乔纳森.丹尼尔斯都感到大为泄气。两人争论着演讲与喧嚣的游行是否只是稍纵即逝的噪音，并且一直同意示威游行“有点愚蠢”——无非是为了向一个顽固的世界里传达某些简单观点而将自己打造成奇观。在布朗礼拜堂门外，詹姆斯.贝弗尔告诉早晨的人群，他希望很快能得到向蒙哥马利进军的联邦法院许可。急切的新来者试图绕过封锁。来自亚特兰大的黑人神学院学生与克拉克治安官对峙，三百多人的队伍在西尔文大街上静坐了几个小时。乌法姆和丹尼尔斯打算回学校，但是错过了另一辆刚刚出发的长途车。两人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丹尼尔斯日后写道当时的感觉就好像“突然失明”一样——他们无法将自己当做事工层面的观光游客，无法将塞尔玛之行仅仅当成一次干打雷不下雨的访问。苦思冥想几个小时之后，二人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要想心安理得地离开塞尔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临行前庄严承诺今后一定要回来，而且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要扎根在这里干出一番名堂。丹尼尔在一封信中解释说：“当务之急太明确了，赌注太高昂了，我自己的身份遭到了赤裸裸地质疑……对我来说，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又回到了这里。”下定决心之后，再无顾虑的两人终于赶赴了波士顿。他们在波士顿总共只呆了两三天，办了两件事：首先向神学院请了延续到学期末的长假，其次在乌法姆的大众汽车里装满了长期驻扎塞尔玛所需的行李。

两人在蒙哥马利机场再次经历了一轮混乱。非学委的招募人员在机场拦截了一批前往塞尔玛的朝圣者，并将他们转送到蒙哥马利市区。詹姆斯.福曼率领约六百名学生从杰克逊浸信会教堂出发进行危机游行，以此回应周一晚上发生在本.摩尔酒店附近的一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暴力围攻。当时他们打算向华莱士州长递交一份投票权请愿书，但警察在迪凯特街和亚当斯大道的拐角处封锁了他们。蒙哥马利县的麦克.辛.巴特勒治安官（Mac Sim Butler）率领十五名州骑警拦住了学生们。一位观察者写道，巴特勒“戴着一顶牛仔帽，挥舞着尖端手杖。”照片证实了这一说法。嚎叫声与尖叫声此起彼伏，若干示威者围在福曼身边保护他。许多人紧紧抓住一根电线杆，直到警方的殴打迫使他们向后退散。戴着头盔的民团分子步行跟随马匹。示威者当中有一名拉比跑出路边庭院，他的牙齿间咬着一根点燃的雪茄，一只手拿着一沓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受伤黑人女孩的腿；一名外面套着吊带工装裤、里面衬着礼服衬衫的非学委工作人员揽着这个女孩的肩膀喊道：“这里有医生吗？”《纽约时报》的记者罗伊.里德（Roy Reed）写道，有那么一刻现场突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然后就有一根警棍砸在了某人的脑袋上，“警棍击打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街区。在迪凯特街对面，较大的人群几乎被吓得歇斯底里……当较小的人群被击溃后，骑马的警官们又闯进了较大的人群。”

示威者退到了杰克逊浸信会教堂外面的街道上。听到风声的贝弗尔从塞尔玛赶来，气急败坏地将福曼拉到一边，质问他为什么要招引如此无谓的惩罚。难道他不能从总统的讲话中看出投票权运动正处于成功的边缘吗？同样气急败坏的福曼斥骂总统讲话无非是空洞的政治作秀：“那个家伙只是在胡说八道而已。”

“不，那个家伙在布道呢！”贝弗尔答道。

鉴于游行人群刚刚遭受重创军心不稳，两人暂且压下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贝弗尔站到木箱上宣扬非暴力原则，并且建议在场众人为了下一步的决定性游行保存有用之身。福曼接着发言，主张约翰逊总统必须保护人们举行投票权请愿的权利，直到他能够将平等投票权落到实处为止。发言结束后，两人等待马丁.路德.金前来调解，群众则为他们俩一齐欢呼起来。这其中有来自塔斯基吉大学、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以及当地高中的学生，大部分白人志愿者仍然举着“一人一票”的标语牌，上面印着来自全国各地十九所大学的校徽，包括安迪亚克大学、斯波坎大学、威尔伯佛斯大学、哈佛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杜克大学以及韦恩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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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玛事件的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回荡，此起彼伏的新事件相互推波助澜。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布达佩斯，匈牙利教会理事会给金寄来一封慰问信，借此庆祝匈牙利从希特勒手中解放二十周年（“我们对于詹姆斯.J.里布牧师的死深感震惊……”）。韦恩州立大学此前就已经派了一批人前往塞尔玛，还派了另外五十人去白宫门前拉起纠察线，现在这所学校又派了另外二百五十名学生与密歇根州长罗姆尼一起围绕底特律市中心的联邦大楼进行了第二个星期二的万人游行。*这批学生当中有一部分人事后聚集在韦恩州立大学的圣公会驻校牧师家中展开讨论，有几位学生决定立即乘车前往阿拉巴马州。他们当中有一位维奥拉.柳佐（Viola Liuzzo）这样写道：“在今天之前，我觉得我可能为塞尔玛的那些人做出的任何个人贡献都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在阅读了我们总统今天的讲话内容后，我再也不能坐视我的同胞受苦了……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如果我是塞尔玛的受害者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那么我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柳佐所说的“我的人民”指的是公民同胞。她是田纳西州煤矿工人的女儿，现在是一位已婚的半脱产学生，将近四十岁，有五个孩子，性格坚定极有主见。到了第二天早上，所有其他学生志愿者要么取消要么推迟了他们的行程，柳佐却不顾家人的恐惧抗议，独自驾驶她的奥斯莫比尔汽车向南驶去。

*【这位乔治.罗姆尼州长（George W.Romney）就是日后将会与巴拉克.奥巴马争夺2008年美国总统之位的著名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的父亲。】

同样在星期二，还是在韦恩州立大学，时年八十二岁的爱丽丝.赫兹（Alice Herz）突然想起来她把抗议传单的原件留在了一台商业复印机上。由于担心校方会拦截并阻止她，赫兹放弃了在校园里进行示威的计划。她在1933年逃出柏林作为难民向西逃亡，战争期间蹲过法国和古巴的拘留营，现在她在大学里教授德语。她带着她的材料，沿着底特律的大河街匆匆登上了一辆出城的公交车。赫兹是一位书虫、精通三种语言的自由撰稿人、退休的幼儿园经营者以及马丁.路德.金的狂热崇拜者。她曾挤进1963年在底特律科博会议中心举行的集会，听取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早期预演，密歇根州的信徒们都认为这场演讲要比日后华盛顿的著名版本更精彩。她参加了3月9日在底特律联邦大楼周围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她无法相信，一位从那时起就如此雄辩地赞同塞尔玛事业的美国总统居然忍心发动战争，而且尽管人们振聋发聩地呼吁总统将这场战争遏制在萌芽状态，他却置若罔闻。赫兹在一个停车场附近下了车，用棉花塞住嘴，把两罐活力牌干洗液倒在头上，然后划了一根火柴。她将手提包留在了自焚地点不远处，包里装满了复印传单。这些传单谴责了“在过去二十年里被故意煽动起来的仇恨与恐惧”，并且指责约翰逊总统“宣布了他的决定并已经开始实施”，一意孤行地要在越南发动战争。“上帝并未遭到嘲笑，”赫兹写道。“为了让人们听到我的声音，我选择像佛教徒那样投身于火焰之死……愿美国的青年带头拥抱生命！”

尽管赫兹显然打算痛快地了断自己，但是全身严重烧伤的她却挣扎了十天才得到解脱。事先她没有向她唯一在世的孩子赫尔加.赫兹（Helga Herz）透露一丝口风，尽管在她已故的丈夫保罗（曾经是德皇威廉二世麾下的一名士兵）的敦促下，母女二人都成为了终身和平主义者，并在他于1928年去世后搬到一起住。周二晚上赫尔加在底特律公共图书馆一位同事的搀扶下赶到医院，泣不成声地告诉人们，她的母亲自从二月份以来一直对于轰炸越南的军事行动感到非常不安。她在第二天的邮件中收到一张来自母亲的字条，母亲乞求女儿原谅自己。“当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时，你会接受的。不要哭，不要抱怨。我这样做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对人类的希望。”一本收录了爱丽丝.赫兹与全球各地笔友通信的书籍将于十年后在荷兰出版——她在1952年写给一位日本哲学家：“一种神圣的勇气必将激励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灵魂。”但是美国的第一位越南和平牺牲者却没能在争相夺人眼球的新闻界激起一丝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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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权阵营为了达成临时妥协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蒙哥马利的夜间弥撒大会上的情绪还是越发高涨起来。曾经拒绝非学委的牧师网络这次为金提供了一座大型教堂，福曼也同意在大会上强调两次遭到推迟的塞尔玛游行所象征的全国行动目标。“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乔治.华莱士和他那帮民团份子，”他在人挤人的比拉浸信会教堂如此宣称。“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发动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但是太多的问题都不会因此就得到解决，除非那座名为白宫的破房子也开始摇晃，除非破房子里的人们给华莱士打电话说，‘现在听着乔治，如果你继续搞事，我们就赶过来把你扔进监狱！'” 在回荡全场的欢呼声中，福曼吐露出了最具杀伤力的质疑：“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的最底层，下面这句话我今天说了好几遍，接下来我还要再说一遍：如果桌子边上没有咱们的位置，那么不好意思，咱们还不如砸断他妈的桌子腿！”

话一出口，福曼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出于根深蒂固的尊重，他赶紧羞涩地对着在场的修女听众们点了点头。但是不慎脱口而出的脏字还是成为了他这条信息的最主要卖点。非暴力运动的纪律要求参与者在公共场合保持文明礼貌的个人形象，面对福曼的明显违纪行为，有些观察家感到高兴，另一些则感到不以为然。总之这番话结束了后来被福曼视为分水岭的一天——“这是我最后一次想要参加非暴力示威。”随后登台的金用一篇火热的演讲为福曼打了圆场。他宣称：“忍耐的杯已经喝干了，”并且将听众们对于骑马警察施暴的愤怒引导转化成为了第二天跟随他与福曼进行大规模非暴力见证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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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早些时候，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打电话给弗兰克.约翰逊法官，催促他赶紧处理这个连续八天致使塞尔玛远征陷入瓶颈的案件。现在总统已经宣布了政府的立场，而投票权法案也将在此时提交给国会，卡森巴赫力图缓解而不是遏制这股压力。他问法官司法部还要等多久才能得到他的裁决。

“我不会做出裁定，”法官回答说——至少在他觉得自己的裁定肯定能得到支持之前不会最终拍板。

“支持？”卡岑巴赫说。“我想我们可以支持您的裁定。”

“我不在乎你怎么想，”法官厉声说道。他希望得到具有强制力的保证来约束争论各方，以免他强加的解决方案在各级政府之间相互指责的真空当中沦为一纸空文。他补充说：“如果一项法院裁决得不到支持，对于法院和人民来说都不公平。”

“好吧，我向您保证，”卡岑巴赫说。如果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官员在任何方面拒绝履职，华盛顿方面肯定会介入。

“我不要你的保证，卡岑巴赫先生，”法官坚持说。“我要总统亲口向我保证。我想在我下达裁决之前听到总统的保证。”

卡岑巴赫放下电话之后就打给了白宫。

在蒙哥马利，距离约翰逊法官办公室不远处，金、福曼和塞拉斯.诺曼带领近两千人步行一英里来到巴特勒治安官位于县法院的办公室门前。学生们簇拥在金的周围充当着抵御狙击手威胁的人肉盾牌，一排排的警察守卫着长长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继“血腥星期天”与针对詹姆斯.里布的袭击之后，三月份的第三次全国性宣传迫使阿拉巴马州采取了守势，并且掩盖了民权运动内部的紧张局势。《纽约时报》头版的两张大照片显示，“骑马的民团份子”和 “挥舞棍棒的治安副官”正在冲击种族融合的年轻示威者队伍。内页的其他照片的标题是“避难”和“呼救”。周三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十一篇相互独立的阿拉巴马州危机报道。《华盛顿邮报》头版上与民权无关的新闻不多，其中之一是韩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为访美的韩国外长设宴接风，不过有好几位拿到请柬的客人却被拒之门外，害得韩国外交官赶紧道歉说他们在发出邀请时并不知道国家新闻俱乐部禁止女性进入餐厅。

在蒙哥马利，一位懊恼的当地检察官为警队前一天的横冲直撞道歉，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州首府的身份：“我们很抱歉在下达命令时发生了混淆与误解。”他邀请金和福曼进入法院，与当地官员谈判新的抗议程序，参与谈判的人员包括摘了牛仔帽的巴特勒治安官。约翰.多尔作为司法部观察员列席旁听。示威群众在外面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尽管雨下个不停，但他们仍然兴高采烈地唱歌。一位惊讶的示威者写道，面对人行道上咄咄逼人的嘲笑者，“警方提供的保护非常彻底”。与此同时，在五十英里外的塞尔玛，联邦调查局探员统计了586名顶风冒雨参加户外祈祷集会的人们，哪怕半英寸的冰雹正在噼啪砸落。何西阿.威廉姆斯则在努力劝说外来志愿者与当地中坚力量一起坚持下去。“我没兴趣批评克拉克警长的所作所为，”他喊道。“我的兴趣在于改变克拉克警长的所思所想！”

在蒙哥马利，星期三下午5点15分，金和福曼共用一个扩音器在法院台阶上发表了进展报告。他们声称当地官员已同意签署一份声明，对星期二的暴力事件表示遗憾，并且承诺今后将不再使用不负责任的民团份子进行执法。他们感谢被雨淋湿的人群，因为正是这些人的努力才使得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触手可及。接下来金与福曼又敦促示威人群先去找地方过夜，因为会谈将会持续到深夜。“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谈判，”金宣布。这时安德鲁.杨挤过人群，来到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金登时变了脸色。新闻摄像师期待地示意附近的记者赶紧扫清视野——“把麦克风放下，把麦克风放下！”

“我要向大家宣布一条喜讯，我想这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深切喜悦之源，”金叫道。“约翰逊法官刚刚裁定，我们拥有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游行的合法权利与宪法权利！”此言一出，群情振奋，欢呼声经久不息。

约翰逊法官告诉阿拉巴马州政府的律师们。如果他们想让第五巡回法庭紧急中止自己的裁决，可以赶紧坐飞机在一小时内赶到新奥尔良。这项通知让律师们大为震惊。法官正确地认为他们肯定会抓紧时间，因为他的命令仅仅为民权阵营留出了略多于一周的时间来完成五十英里的行军。民权阵营同样火速投入行动，金确定要在周日第三次尝试穿越佩特斯桥。这样一来运动参与者们只有三天时间在80号公路沿线临时搭建宿营地。

周四，华莱士州长的律师们还在为了阻止民权阵营采取动作而奋力上诉，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辩论并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决定将刚刚问世一天的投票权法案送交司法委员会，并指示最迟在4月9日，即阿波马托克斯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前将该法案提交给国会进行表决。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司法委员会主席詹姆斯.伊斯特兰宣布，“我反对法案每一行的每一个字。”制定立法时间表是伊斯特兰的传统特权，这次这项特权却遭到了篡夺，气得他严正抗议。不过两党领导层这次都反对他。副总统汉弗莱正式主持会议，许多参议员赞扬了塞尔玛示威者对于民主原则的坚定承诺。肯塔基州共和党人约翰.谢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认为，“作为美国公民，他们对美国有信心。那么我们就必须维持这种信心。”只有十三名参议员投票反对该决议，其中包括一名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切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她反对将该法案送交司法委员会，因为法案事关重大，仅仅留给委员会三周时间着实不够用。

当天还爆出了另一条重大国际新闻：一名苏联航天员实现了人类首次太空行走。“我没有感到恐惧，”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上校在结束行走返回轨道飞船“黎明二号”时说道，“我仅仅感到了宇宙的无限广阔与深邃。” 这条新闻意味着美国在太空竞赛当中再丢一分，白宫方面对此作出了不失风度的回应。然后约翰逊又委托他的秘密中间人布福德.艾灵顿去让华莱士州长亲口承诺按照法院的命令保护塞尔玛游行。但是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很快就带着坏消息拦下了艾灵顿：难以捉摸的华莱士打算向总统求助。国防部副部长塞勒斯.万斯正在准备部署美国陆军，以防阿拉巴马州来个甩手不管。卡岑巴赫和艾灵顿指导约翰逊打了一通摊牌电话，目的是利用他在上周六会面期间令华莱士难以自拔的个人支配力。

州长在电话中叫苦不迭地抱怨“游行者从全国各地倾泻过来……既有修女又有牧师，现在我的州议会大厦门前还堵着好几百个留着大胡子的披头族。”他告诉总统，就在两天前，“詹姆斯.福曼当着所有修女牧师的面大放厥词，说什么如果他们进入咖啡馆却没人招待他们，他们就要踢断他妈的桌子腿……您听听，这么没底线的鬼话要把人激怒成什么样子……我会尽我所能，但现在我说老实话，他们已经被各方各面的因素煽动起来了，我知道您不希望这里发生任何看上去好像闹革命的事情，但如果这些人继续涌入的话……真到了那时候，非得需要您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一起出力才能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

约翰逊总统抛出一连串好言好语来安抚华莱士，恳请对方按照法院命令和平地配合游行。“让我们尽快了结这档子事吧。咱们不至于——你刚才说什么革命，那还真是——那还真是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安心。”

华莱士话里话外都在明示约翰逊总统，自己所谓的革命威胁来自针锋相对的两个极端：一方是“想让联邦政府接管这个州”从而争取黑人投票权的外来者，另一方是站在他这边、想在涉及种族的问题上砸烂联邦权力的阿拉巴马州当地人。“当然，如果我是一个革命者，那么我一发话就能叫来二十五万人帮助我们。但是我根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希望人们受到伤害。”

“我知道，”约翰逊说。

华莱士意识到自己谈论革命的直白口吻似乎戳到了总统的痛处，于是他抓住时机恢复了攻势，话锋一转开始主张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是受害者而不是压迫者，正在承受几乎令人忍无可忍的种族调戏。“昨天有个黑人牧师问所有的巡警，他们整天在外面忙，他们的妻子正在家里干什么。哼，估计他们的什么朋友可能和警察的妻子有约会。总之就是各种挑衅，而我们却要求警察们听到这种鬼话也得忍着。”华莱士抱怨说塞尔玛的游行和煽动活动已经持续了八个星期，并且急忙再次警告：“如果这件事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如果他们要在这个州停留八个星期，每天聚集五万人，到时候准得闹革命不可。" 说到这里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又往回找补了一句：“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也不想使用‘革命’这个词。我们只是会有麻烦而已。”

约翰逊几次恳求华莱士派遣阿拉巴马州警卫队，以免联邦政府介入，但华莱士翻来覆去咬住了一句托词。“我的打算是这样的：我们会密切关注事态。”

总统把卡岑巴赫与艾灵顿先后叫到电话旁，希望动用三人协同之力迫使华莱士把话说死。“乔治，你那边还有旁人吗？”艾灵顿问道，他怀疑华莱士可能不想让政治同事听到他承诺在联邦压力下保护种族融合的游行队伍。

当华莱士再次辩解时，约翰逊摆出了一副厌烦的口吻。“你我不必继续谈下去了，”他宣布。总统很忙，在当天下午飞回得州老家度假之前还要提名财政部部长。“我以为艾灵顿州长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进行过——怎么说来着？——思想的碰撞了。”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补充道。

“啊，我们确实打算交流一下思想，总统先生，”华莱士表示让步。“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如果需要一万名国民警卫，我们肯定会调来国民警卫。我将会——我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而且我肯定不会拖延。当然，您也知道……”

“那就得了，”约翰逊没有给华莱士留下继续表演的空间。“那就得了。还有，你和布福德保持联系。”华莱士只得扣上了电话。距离他面向阿拉巴马州立法机构发言还剩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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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哥马利，州立法会领袖护送华莱士州长走进了州议会的会议厅，下午6点30分，全州电视开始直播他的讲话。他的演讲只用了十六分钟，但是却充分汲取了针对民权潮流的各种抵触情绪。他首先讥讽地宣读了一份清单，上面列举了一长串塞尔玛游行组织者要求州政府提供的移动后勤保障设施，包括九辆三百加仑的运水拖车与两辆垃圾车；然后他又谴责游行者是暴民。“正是在这些人身上，在他们的无法无天身上，一个假模假式玩弄司法的联邦法官盖上了批准的印章。”他宣称这些人在“集体主义新闻界”的滋养下为“某种境外哲学”卖命，旨在“将所有警察权力归于中央政府。可悲的是，在这种老套的共产主义街头战争当中被人当枪使的黑人并不清楚他们正在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怎样的痛苦与奴役。”

接下来华莱士的关注重点离开了“惊恐的话语——倒不是说我反对适当地保持警惕”，转而朝着所谓的“失落的事业”大踏步撤退。“我不要求你们怯懦，但我要求你们按照我们的众多先辈所遵循的传统保持克制。”他敦促阿拉巴马人“行使属于你们的卓越纪律”，服从联邦法院命令，“尽管它令人厌恶”，换句话说他希望民众对于民权游行听之任之。“请留在家里，”他恳求道，“请让我们拥有和平。”他将轻蔑的忍耐称作最大的爱国主义牺牲，但他实在不忍心迫使阿拉巴马州的任何权力机关为游行提供保护。既然“联邦法院闹出了这档子事”，那么他就要呼吁华盛顿方面“为所谓的示威者提供安全与福利。”雷鸣般的欢呼声回应了他最后的呼吁——“我对你们有信心……”因为选民一定会支持捍卫人民利益的州长。《蒙哥马利广告报》记录道，“听众当中有几位妇女流下了眼泪。”周五的《伯明翰新闻》宣称这是“华莱士的最高光时刻”。

来自蒙哥马利的照相机闪光灯将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滞留在了白宫草坪上。总统原本打算在周四晚上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视察，但是九点过后他依然没有动身的意思，“我从三点半开始就跟那个狗娘养的搅在一起，”约翰逊总统布福德.艾灵顿大发雷霆，“那个两面三刀的混蛋！”

艾灵顿发誓再也不和华莱士说话了。“唉，您也知道我提醒过您——”

总统引用一句华莱士发言的原话打断了他：“我——我绝不允许有人跟我玩背后插刀。我这就发表一份声明，非得烧了他的尾巴不可。”

不过总统还没来得及动手，华莱士就率先出招了。约翰逊在十点给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打电话，沮丧地表示自己刚刚准备召集记者，“这条该死的电报就来了”。华莱士在电报当中要求总统动用五千名平民身份的联邦雇员——例如法警和狱警——来维持游行秩序。

卡岑巴赫当即指出这个要求“很荒谬，而且华莱士州长也完全清楚这个要求有多么荒谬”。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步妙棋。在阿拉巴马州的政治环境下，只要与国民警卫队扯上关系，无论华莱士做出怎样的政治选择都无异于服毒自戕。如果他自行召集国民警卫队，那么也就承担了保护黑人的责任，可是此前他一直为了收买民心而妖魔化黑人，现在突然改弦更张必定招致民意反弹；如果他拒绝动用国民警卫队，那么就等于将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给联邦政府，这样做在州权强硬派看来更是无异于开门投降。现在华莱士的请求虽然看似荒谬，其实却巧妙避开了上述两难局面，反而将烫手山芋扔回到了总统手里。如果约翰逊现在宣称华莱士“背弃了”之前作出的将会在必要时动用国民警卫队的承诺，华莱士只需一句话就能堵回去：思虑再三之后，他认为还是平民身份的执法人员更适合这次任务。“他肯定会这么说，”卡岑巴赫预言道。他建议约翰逊取消谴责声明，转而撰写一份直截了当的答复：平民身份的联邦雇员未经训练，不适合应对紧急情况；更何况这些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机构，而一万名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就在手边，“专业受训，装备齐全。”

“嗯，如果他不去号令他们出动，我们就去，”总统建议道。

“进一步说，如果他无法维护法律，我们就替他维护，”卡岑巴赫补充道。

约翰逊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玛丽.费默（Marie Fehmer），花十分钟口述了这套回复让费默记录下来，然后才起飞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并且在飞机上与联邦调查局通了电话。通话后胡佛局长告诉手下各位主管们，总统“谈到阿拉巴马州局势时的状态非常激动”。总统在星期五凌晨两点前到达了自家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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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也度过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漫长夜晚，华莱士讲话的广播新闻报道在这个夜晚只能充当背景音。在约翰逊法官那里赢下有利判决后，游行随即进入了倒计时，各条战线上的压力紧跟着暴涨起来，比方说周日离开塞尔玛的第一个晚上应该在哪里宿营。一位名叫安德森.沃茨（Anderson Watts）的志愿者愿意让游行队伍在一处靠近公路的农场宿营，但是达拉斯县的官员立刻怂恿农场主詹姆斯.明特（James Minter）冲进法庭表示反对，并且提交了铁一般的依据：安德森.沃茨仅仅是他手下打工二十年的佃农，没资格代表他将自家农场让给别人使用。塞尔玛法院也传出了各种不利于民权阵营的留言，据说市政府与当地公交公司即将提起诉讼，就示威活动的经济影响向黑人领袖收取巨额赔偿。熟悉的怨恨迹象掏空了运动老兵们的乐观情绪，他们已经学会了在来之不易的公共成功的边缘保持警惕。报复性暴力曾经反复为民权胜利蒙上阴影，在公交车抵制运动、静坐示威、伯明翰运动以及华盛顿游行之后不久都发生过炸弹袭击。

惯常的内讧摩擦如此激烈，以至于惹得金也难得一见地发了脾气。这次动怒的地点是蒙哥马利，惹他动怒的对象是非学委的威利.利克斯。先前利克斯与詹姆斯.福曼一起组织了学生纠察队，在州议会大厦外坚守了几个小时，遭到了更大规模的“黑鬼回家”白人反示威的威胁。警察逮捕了八十四名坐在人行道上的学生，然后又有三百名新的示威者——主要是前往塞尔玛的旅行者——赶到法院，谴责监禁违反了新的示威协议。午夜时分，其中最顽强的三十六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关于这场危机的紧急程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早上。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金非常不快的事情。他遇到了三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女学生，她们戴着福曼为非学委的“第二战线”运动置办的头盔。他称赞这款头盔外观独特，其中一个女生回答说：“你需要一个。”另一个补充说：“你最好给你自己也弄一个。”

金停了下来。“是威利.利克斯让你们这么说的是吧？”他催促学生们给他一句准话，可是她们反而跑到利克斯身边——她们都认识利克斯——说金是一个偏执的名人，一心以为利克斯控制着他的命运。

几小时后，金在一场马拉松式战略会议的边缘地带发现了利克斯。“过来，孩子，”金把他拉到自己身旁。“我在这里打了很久的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伤不了我。”他的语气致使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金不动声色地宣称，虽说当年该隐杀了亚伯，但是利克斯却没有伤害他的本事。“记住这一点，在你成为威利.利克斯之前，我就是马丁.路德.金；在你离开之后很久，我依然还会是马丁.路德.金。”

日后利克斯回忆道，当时金“对我大发雷霆”，他则一言不发。但他的非学委同事们却站出来对金的代理人大加指责。福曼指责安德鲁.杨为了取悦华盛顿而削弱了非学委的战斗力。他说金的领导大会员工为了争取舒适的游行条件——例如移动式厕所与对讲机——甚至不惜牺牲人格。“我见过某些人出卖自我，为的是换取豪车或者金钱，”他喊道，“但是为了换取厕所我还真没见过！”

“吉姆，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你讨厌金博士？”杨反问道。他认为福曼唯一坚持不变的立场就是想要将“错误”二字烙在金的身上。

大多数旁观者都不愿卷入这场争论，但是金在蒙哥马利的东道主里士满.斯迈利是个例外。当初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他就志愿担任了金的保镖，他的家人则包括了几位停水断电将福曼的示威者赶出德克斯特教堂的教会理事。他震惊地看着这帮年纪轻轻的毛头小子们斥责自己当年的牧师，气得他不止一次提出要把他们赶出自己家，但金制止了他。发过火之后，他又恢复了宽厚容人的气质。“不，这不是办法，”他说。面对此类冲突，金的一贯态度就是漠不关心，听任其自行发展。黎明时分，福曼在半心半意地唱完一曲《我们必胜》之后就离开了。之后金面对自己的员工与朋友们说道：“好吧兄弟们，就算真要离婚，也得由非学委先提出来。如果他们真的提出来了，我会像洛克菲勒的老婆刚刚发现乐乐怀孕时那样。”*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 这个一本正经的段子引起一阵哄堂大笑，现场的紧张气氛随即大为缓解。

*【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抛弃了三十二年的结发妻子，迎娶了竞选活动志愿者玛格丽塔.“乐乐”.墨菲（Margaretta "Happy" Murphy），很多人都认为如此胡闹的行径害得他失去了成为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机会。】

星期五在纽约，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监听民权顾问的电话通话时无意中听到贝亚德.拉斯廷敦促金公开与非学委决裂，因为非学委已经沦为了拖累金的政治包袱。金没有正面答复拉斯廷的建议。拉斯廷根据个人经验认为金之所以惯于回避个人冲突——特别是解雇员工与告别友人——是出于他性格当中的软弱一面。金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自己与非学委绑定既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原则。金手下的员工班子人数很少，面对的任务却如同雪崩压顶一般繁重。因此非学委的民权老兵在金眼中是独特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勇敢无畏，都是眼里只有任务的独行者，习惯了暴力威胁，也有能力在转眼间创造奇迹，既能控制大片人群，又能搭建大片帐篷。他通过何西阿.威廉姆斯将五十四英里范围内的大部分后勤与通信工作交给了非学委的艾凡赫.唐纳森。唐纳森经历了多次监禁以及一次死亡威胁——一位愤怒的密西西比州警官曾用手枪指着他的头部。有些非学委同事嘲笑金的活动是“牧师作秀”，唐纳森对于这种说法却很不以为然。当初华盛顿大进军的时候他没有参与，现在现在却声称自己沉浸在一场巨大的运动当中。他开玩笑说：“每个人在一生中都理应参与一次这样的活动。”

唐纳森一头扎进了塞尔玛的混乱，那里的人群与记者们挤在一起，露营用品在教堂地下室扔的到处都是，需要征用好几辆农场皮卡来组建运输系统。在游行开始前一天晚上，哈里.贝拉方特计划在蒙哥马利附近举行一场名人音乐会，因此唐纳森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塞尔玛黑人殡仪馆里堆放的棺材箱搭建一个户外音响舞台。唐纳森与非学委的弗兰克.索拉科还承担了另一项微妙的任务。约翰逊法官的命令规定，尽管游行开始与结束时的总人数没有限制，但是在这场为期五天的长途跋涉的中段——也就是在朗德斯县境内——只有三百名指定人员可以游行，因为80号公路在这一区域收窄成了双车道。为了遵守法官的规定，唐纳森与索拉科必须从全体游行参与者当中挑选出三百人。这一要求给数以千计的人们带来了后勤方面的噩梦，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只能参与某一段路程的游行，要么必须在敌对地区滞留好几天，而这三百名“精英”自然也就成了令人垂涎的位置。唐纳森与索拉科随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组织了一次人口普查，收集了游行者的体质信息以及他们参与民权活动的过往记录，然后还要权衡当地黑人与知名访客之间相互竞争的需求。他们将二百五十个名额划拨给了曾经在血腥星期日或者之前参与游行的阿拉巴马当地人，为外来访客保留了五十个名额。入选五十人小名单的访客尤其需要精挑细选，例如有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伊布斯维奇的F.格德斯沃特.谢利尔牧师（F. Goldthwaite Sherrill），他的入选理由是作为圣公会的代表。

金将如此敏感的名册交给两名非学委员工编订，这一举措透露出的信任意味平息了广为流传的疏远传闻。“任何家庭都免不了争吵，”唐纳森告诉记者。“吵架并不意味着不团结。”他抱怨说新闻界正在“误导那些想同时支持两个组织的人们”。罗兰德.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在周四的联名专栏当中将约翰.刘易斯和詹姆斯.福曼称作“两个头脑发热的极端分子”，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金。专栏还指责金过于软弱，同意恢复塞尔玛游行意味着他已经“投降”、“放弃”并且“屈服于”非学委——一个早已“被披头族左翼革命者以及——最糟糕是——被共产主义者渗透”的组织。对金来说，这段攻讦仅仅包含一点真相：他确实认为非学委的最近几场示威活动流露出了攀比与愤怒的心态，没有建设性的目的。他曾私下向同事们抱怨说学生们缺乏“政治时机”意识，只想自私地在阿拉巴马州为非学委“争取一个烈士名额”，但他还是拒绝了公开斥责他们的建议。从根本上讲，金担心某些非学委领导人正在远离非暴力——远离超越诋毁、分裂、反击、妖魔化以及煽动等等人类倾向的克制承诺——但他无法在不背叛非暴力原则的前提下这样说。相反，他告诉拉斯廷与其他人，他将努力与非学委领导人沟通，“充分化解他们的焦虑”。金承认，正是针对他本人的不耐烦促使学生们做出了历史性、创造性的牺牲，尤其是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他也知道学生对于塞尔玛项目的态度看法不一且很不稳定。尽管福曼气势逼人，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暂停在蒙哥马利的示威活动，直到游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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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神经崩溃”之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回到了阿拉巴马，心中想到了一条全新的补救措施。他的实验性座右铭是“利用金”，在他看来这一口号有别于非学委内部的其他各种立场，例如詹姆斯.福曼的“对抗金”，西拉斯.诺曼的“无视金”，约翰.刘易斯的“成为金”，还有艾凡赫.唐纳森的“有选择地与金合作”。卡迈克尔认定不应该挑战金对于大规模动员的呼吁，因为这样做既徒劳又有害。但他又认为非学委员工或许可以利用民众的反应来进行自己的基层工作。星期五，他带着一叠传单开车前往朗德斯县宣传即将到来的塞尔玛游行，还带上了鲍勃.曼茨随行。曼茨刚结束了痛苦的归家之旅回到塞尔玛，他在回家之后告诉父母，自己虽然完好无损地经历了血腥星期天，但是现在必须从摩豪斯学院退学，重新加入非学委。两人来到全黑人的朗德斯县培训学校门外，向着避开他们的离校学生挥舞着传单与非学委纽扣。R.R.皮尔斯校长（R.R.Pierce）赶走了两位来访者并且通知他们校方已经报警，不过在此之前还是有一名校车巴士司机偷偷地表达了对于游行的兴趣。还没等两人驾车开出两英里，治安副官“拉克斯”.约翰逊（“Lux” Johnson）就追上了他们并且命令他们回到学校接受调查，一名州骑警和过度紧张的皮尔斯校长正在学校里等待他们。学校师生纷纷来到校门口看热闹，只见卡迈克尔不慌不忙地坐在密西西比州牌照非学委专车里，拽出民用电台的天线，嘴里蹦出一连串无线电术语，不知道向谁汇报起了自己的当前位置与预计到达时间。

一番查问之后，非学委的汽车再次离开了学校，后面不远不近地吊着一辆警车。两名教师很快就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想弄清楚治安副官与州骑警是否真的会放走这两位入侵者。之前流露兴趣的校车司机是十七岁的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他正确地预料到自己即将因为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失去校车司机的工作，但他还是带着传单证据飞奔回家，告诉家里人不管他们信不信，马丁.路德.金都将来到朗德斯县，正如这些乘坐手动挡普利茅斯汽车、将车载天线拽得老长的“自由乘车者”所承诺的那样。他的父母马修与艾玛.杰克逊（Matthew and Emma Jackson）当天晚上偷偷溜出家门参加了一场会谈。参会人员都认识一位杂货店主威廉.科斯比（William Cosby），将近一个月之前他在店里招待过“约书亚的探子”（安德鲁.杨和詹姆斯.贝弗尔），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宣称世道改变的迹象已经显现。这天晚上杰克逊夫妇等人的讨论话题就是科斯比的主张是否可信。不过他们认为科斯比本人已经暴露，因此不能去他家集合。他们首先聚集在弗兰克.哈拉尔森（Frank Haralson）家里以确定一个最安全的地点——担当集会地点的人家首先必须经济独立，不会因为背负白人发放的贷款而受到左右，其次集会地点必须足够远离某几户众所周知投靠了白人的黑奸。大家最后认为哈拉尔森自家开设的商店满足这两个条件，不过距离哈拉尔森的住宅还有一段路程。有些人决定步行或者开车前往，也有些人觉得最好还是呆在哈拉尔森家里，哈拉尔森的妻子罗西娜（Rocena Haralson）留守在家为后一批人提供了食物。无论如何，这都是朗德斯县的第一次黑人政治会议。

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将近三十人，其中大多数人曾经试图在本周一前往老监狱进行选民登记。他们自行组织起来，成立了朗德斯县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LCCMHR）。这个名字改编自弗雷德.夏特沃斯在伯明翰的团体，由约翰.胡莱特提出。接下来他战战兢兢地公开接受了新组织的领导角色——部分原因是为了践行他的牧师洛伦佐.哈里森被当地三K党赶走时的临别请求。接下来组织的创建人们选择莉莉安.麦吉尔（Lillian McGill）担任秘书，她在蒙哥马利做女仆时正好赶上公交车抵制运动并且遇到了金。她的父亲艾尔兹（Elzie McGill）是一名铁路工人，被选为财务主管。卡尔霍恩的农民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担任副主席和首席演说家，因为此人记忆力超群，将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张口就来。1930年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曾有一位老师恳求他不要在八年级就辍学，不要浪费自己的文学天赋。但是史密斯还是舍弃了无法养家糊口的学术道路，并且迎娶了一位埃拉.梅（Ella Mae），此后她为他们生育了九个孩子。

回头再说卡迈克尔与曼茨，两人蹑手蹑脚地溜出朗德斯县，一路上一边死死盯着后视镜里的巡逻警车，一边强忍着得意的坏笑与内心的恐惧。却原来卡迈克尔刚才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正在与身份不明的后台进行无线通话，唬得当地警察一时间竟然不敢轻举妄动——其实他的车载电台的收发范围很有限，刚才根本联系不上任何人。这招无中生友之计令曼茨佩服得五体投地。回到塞尔玛之后，两人发现这里已经被来自北方的新来志愿者们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金的员工都不得不允许这些人稍微游行一下，以此宣泄他们躁动的热情。约有三百名新来的白人志愿者因为在史密斯曼市长的家门口拉起纠察线而被捕，他们不仅拒绝接受保释，还坚持要被关在黑人社区中心，尽管这座建筑有好几个出口都没有上锁。挤在一起的陌生人们通过跨越教派的交流相互介绍，直到一位纽约人“几乎开始感觉我的耳朵里有了宗教，有了强烈的宗教气息。”还有一些过夜的囚犯甚至跳起了民俗舞。不情愿地看守这些人的威尔逊.贝克对记者抱怨说：“这也太愚蠢了，黑人示威的时候至少伴奏音乐还挺好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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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入狱的其他新来志愿者极大地扩充了周五在布朗礼拜堂举行的弥撒大会的规模。来自密歇根州的副主教C.吉尔莫.迈尔斯牧师（C.Kilmer Myers）与第二位圣公会主教、旧金山的乔治.梅拉德（George Millard）一起被简短地请上布道坛发言，他宣称：“在你们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一个白人教徒能获得自由。”塞尔玛的F.D.里斯牧师宣布，“心地善良、脚踏实地、头脑聪明、愿意一路走下去的人们”现在依然可以踊跃报名，争取成为前往蒙哥马利的三百名中坚之一。诚然，直到目前为止游行沿途的供给、安保与宿营等等问题都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可能要在公路上打地铺，这我也不好说。”里斯也承认这场运动是千头万绪的纵身一跃，已经脱离了任何人的彻底掌控——“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他设想了一位在座众人的孙辈在未来某一天回顾塞尔玛的景象，“他试图找到一条可以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渠道……他的内心里将会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必须去。’”

詹姆斯.贝弗尔随后发表了一场特色讲话，将塞尔玛的历史与挑逗性的娱乐线索掺和在了一起。前一年夏天的种族骚乱之后，贝弗尔前往纽约州罗切斯特走访，有人问他：“‘黑人怎么了——他们在全国各地都疯了？’我说，‘你认识黑人吗？’他们说，‘哦是的，我们认识我们的黑人。你又认识什么黑人？’”这个故事逗笑了许多听众。接下来贝弗尔讲述了他为了教育白人当权者而做出的努力，比方说他曾经邀请柯达公司的高管“与我一起来到城市的犄角旮旯”收听点唱机里的歌曲。“‘我无法入睡，街上很拥挤/我得搬家，我得给自己寻觅更安静之处。’” 贝弗尔引用了加奈特.米姆斯与施咒者乐队（Garnet Mimms & the Enchanters）的灵歌歌词，然后在布朗礼拜堂里回忆道：“我告诉他们，‘你们听到他在说什么吗？如果你们在春天听他唱歌，他就会告诉你们到了夏天他打算做什么。’”然后贝弗尔又认真告诫听众们，一定要避免另一个“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大”的历史时期，例如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那样。他大声疾呼：“你不能在立法之后就回家，却不去治疗社会的病症。”而且美国社会显然病得不轻，因为这个社会当中不仅存在克拉克治安官这样“驱赶着两三百名黑人儿童在公路上跑了六英里，然后把孩子们丢在乡下不管”的执法者，还存在一看见詹姆斯.里布牧师就恨不能要杀人的社区。“除非我们深刻地解决白人社区的仇恨问题，”否则投票权法案“不会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有一项工作要做，我将会完成我的工作。”说着他转向站在一旁的迈尔斯主教，“我也要给您一条建议，主教：将您的传教士从非洲召唤回国吧。”在惊愕的笑声中，他半真半假地叫道：“非洲那边也有很多人正在杀人，但是至少他们杀人是因为没饭吃！可是克拉克治安官呢？他可不差一顿饭！”

这天晚上金没有参加弥撒大会，而是忙着为即将到来的考验做安排。他通过安德鲁.杨发出紧急请求，邀请他的老朋友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前来参加第一天的游行活动。“乐意之至，”身在纽约的赫歇尔回复道，“但是安息日的问题我不太好解决。” 正统犹太教习俗规定周六白天禁止一切日常活动——包括旅行——直到黄昏降临安息日结束为止。假如恪守这一规定，赫歇尔肯定无法及时赶到塞尔玛。良心与教规的冲突令赫歇尔左右为难。他出身于哈西德派拉比世家，在纳粹迫害之前逃离了欧洲。196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关于宗教与种族问题的历史性会议上，他与金跨越各自背景之间的鸿沟，发现两人之间存在着惊人联系的种子。当时两人分别在大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发言，两份发言稿几乎可以互换，主题都是对于正义的先知式呼吁。两人都抨击了消极无为、耽于细谨的美国宗教界大气候，促使大约两千名杰出神职人员向着世界上的种族分裂施加治疗性的不适。赫歇尔曾宣称，“以宗教精神行事，就是要把分离的东西联合起来，要记住人类这一整体是神所爱的孩子。”现在回应他的呼吁的洪流终于降临到了塞尔玛，无论如何他也不能置身事外。于是赫歇尔开始咨询其他权威人士，塔木德的规定在涉及拯救生命以及承担生命危险的行为时存在哪些破例情况，以及一位身体虚弱之人是否可以因为环境严峻而通过替代仪式来缓解安息日禁令的严苛程度，比方说此人未必只能爬楼梯不可，而是可以用肘部而非手指来按电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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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和车队载着睡眠不足的约翰逊总统在他回到得州的第一天拜访了位于五座不同牧场的朋友们。在总统出行期间，身在华盛顿的助手们一直向他转发消息，各方面都督促他星期五晚上就在阿拉巴马州发动部队。约翰逊本人更希望隐瞒或推迟所有行动，直到他自己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止。对此五角大楼的指挥官警告说，陆军运输机的预先集中“无论如何都可能在夜间的某个时候泄露”；政府律师也指出，总统正式签署命令的时间必须早于调用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初步通知。"比尔.莫耶斯在电报中说：“赛.万斯（Cy Vance）强烈地——重复：强烈地——坚持认为他明天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以便混编国民警卫队与正规军。”总统最终只得让步，他与A.W.莫桑德法官（A.W.Moursund）一起用过夜宵之后飞回了自家牧场，开始处理积累的文件。

约翰逊在星期六凌晨1点28分和1点30分签署了两项必要的命令，依据可以追溯到1792年乔治.华盛顿镇压威士忌叛乱的先例。阿拉巴马州飞行路线下方的老兵们很快就认出了C-130运输机的响亮轰鸣声。其中六十八架飞机连夜降落在游行路线的两端——来自得州胡德堡的克雷格空军基地的第720宪兵营驻扎在了塞尔玛城外，来自北卡布拉格堡的麦克斯韦空军基地的第503宪兵营驻扎在了蒙哥马利附近。总统在凌晨三点钟就寝，6点34分被叫醒，准备参加上午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在户外举行，伯德夫人坐在总统旁边，上身披着一块披肩。总统宣称，在各州境内维护公共秩序本应是州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在任何方面承担这一责任都是“不受欢迎的义务”。他告诉记者们，将近四千名来路各异的士兵将会在周日之前准备就绪，此外游行沿途还会部署两座他希望用不着的野战医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国的目光都将聚焦在阿拉巴马州，全世界的目光也将聚焦在美国。”总统引用了林肯的信心，相信美国人将会被“我们天性中的良善天使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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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玛，近两百名圣公会神职人员在周六中午组成了队列。用密歇根的迈尔斯主教的话来说，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类似于家庭纠纷”，这个家庭的成员则是全国圣公会信徒。他们向圣保罗教堂走了一个街区，然后被警察拦住，威尔逊.贝克宣布阿拉巴马州的C.C.J.卡彭特主教拒绝允许来访主教在其教区内的任何祭坛举行圣餐仪式。他挥手拒绝了他们对教规法的解释：“你们有话别跟我说，我不是主教，我甚至不是圣公会教徒。”此外贝克还表示，就算是“为了你们自己着想”他也不能让游行队伍冒险接近市中心的敌对分子。

队伍转回了布朗礼拜堂，主教们在人行道上进行了圣餐仪式，仪式所需的器皿是从伯明翰的一家圣公会黑人传教所借来的。节奏悠扬的圣歌回荡在喧嚣的背景杂音当中，周围的景象无论如何算不得正常，就好比载歌载舞的新奥尔良葬礼那样。当地的孩子们在操场上骑着猪到处乱跑，冲着教士们怪叫；一个拄着拐杖、戴着犹太圆顶小帽的单腿男人站在教堂台阶上打量着他们；路边的一排平板卡车上摆放着二十四个移动厕所。有人宣布志愿厨师已经准备好了自制的香肠以及又一批五十个三明治。维奥拉.柳佐独自一人从韦恩州立大学来到塞尔玛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成了专职接待员，坐在桌子后面开始接待其他新来者。陆军技术员汉克.托马斯（Hank Thomas）身着便装，小心翼翼地走在人群中，避免被熟人认出来。托马斯是非学委的特许成员，也是最初十三名自由乘车者中的一员，四年前还在密西西比臭名昭著的帕奇曼监狱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当过狱友，他不想向非暴力运动的同志们解释自己为什么接受军队征召——尽管只是去担任军医而不是亲自上阵杀人——也不想让任何一位进城散心的军官发现自己。他刚刚溜出本宁堡，想要在跟随第一航空骑兵队出征亚洲之前最后体验一次民权运动。

“到星期六晚些时候，”游行参与者兼历史学家查尔斯.法格（Charles Fager）写道，“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已经开始穿行在塞尔玛，在通往军械库的沿途街角放下背着固定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在他们身后是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车辆，车身侧面涂有新鲜的“U.S.”，以此宣传联邦指挥。《纽约时报》记者发现士兵们的情绪“并不特别紧张”。欢快的赞美诗飘出布朗礼拜堂，贝弗尔与黛安.纳什都将在那里发表晚间演讲。不过还是有一名波士顿学院的学生不幸遭到袭击，他独自走进一条小巷，落入了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埋伏圈。袭击者将他打倒在地，又拽着他的头发提起脑袋，用刀片划开了他的右脸。

联邦调查局探员将利奥.哈利（Leo Haley）遇袭事件（“需要缝三针”）以及其他一系列通常渠道之外的威胁与警告通报给了华盛顿。司法部的一名秘书以及之后的一名律师分别报告称自己接到匿名电话，来电人声称自己拥有一架小型飞机，将从空中“干掉那个该死的黑鬼马丁.路德.金”。胡佛大感宽慰地看到，抛头露面的安保职责落在了军事单位而非联邦调查局头上。对此十分满意的他凭借着加倍的热情驱使调查局展开了敌后情报工作。局长下令：“立即与航空公司、铁路、长途汽车线路、线人、黑人与其他组织的联系人联系。”星期六这天，“我们所有的外地办事处”汇总得来的答复表明，“总共有1856人已经抵达塞尔玛或者实际上已经出发正在路上。”其中包括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十名神父与乘坐灰狗巴士来自达拉斯的三十五名南卫理公会大学学生。另有六十三个团体“总计1011人”据说正在准备动身。在这些详细得近乎荒唐的信息背后——如此细致的情报工作是联邦调查局的标准要求，为得是万一胡佛局长想要在人前摆出无所不知的姿态——报告以秘密消息来源的名义估计道，足有数千人正在“待命”或者将会“自行前来”。

这一天胡佛还收到了另一份内容更全面、长达十四页的分析报告。此前胡佛局长受邀参加周六晚上的烧烤俱乐部（Gridiron Club）年度晚宴，这份报告的作用就是帮助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