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3月21日星期天，伯明翰环宇圣母教堂例行举行了弥撒，教区看守弗莱德.卡尔霍恩（Fred Calhoun）在教堂门外打扫卫生。他看见一个盒子，原以为里面装的是垃圾，但是拿起来却听见盒子里传出了滴答声。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盒子，然后赶紧冲进教堂向爱德华.福斯特神父（Edward Foster）报警。神父告诉他要保持冷静，因为天主教教规规定弥撒一旦开始就不能半途而废。话又说回来，伯明翰炸药山的黑人们早就习惯了炸弹袭击，不必大惊小怪。福斯特神父率领会众排队来到远离教堂的空地上，凭借便携式祭坛完成了弥撒仪式的剩余部分。与此同时伯明翰警察局则将紧急求助转给了驻扎在附近准备应对塞尔玛游行的美军，军方派遣了来自麦克莱伦堡的第三军第142军械分遣队（负责处理爆炸物的专门部队）。当分遣队来到教堂门前时，教堂附近又发现了另外两个同样滴答作响的绿色盒子——一个盒子被放置在A.G.加斯顿的殡仪馆，1963年伯明翰运动期间金与手下员工就在此人开设的宾馆落脚；另一个盒子被放置在一位阿瑟.肖尔斯（Arthur Shores）的家里，此人的住宅在伯明翰运动期间挨过两次炸弹。军士长马文.拜伦（Marvin Byron）与六级技术员罗伯特.普莱斯利（Robert Presley）手工拆除了第一枚炸弹——这枚炸弹的装药量共计五十八根炸药棒（其中有四十根完整的，十八根不完整的）——并且在正午时分将其引爆。在远处观望的《纽约时报》记者写道，接下来分遣队又“马不停蹄地冲上山坡，奔赴了肖尔斯先生的住宅。”

来自伯明翰的警报冲进了塞尔玛和蒙哥马利的美军临时指挥所，又沿着特殊热线传送到了五角大楼作战室。其他渠道的公告同样加剧了塞尔玛的杰克逊夫妇一家当天早晨的混乱。此前威尔逊.贝克本人曾经不止一次钻进杰克逊家的地板托梁下面，检查是否有炸弹威胁。作为家中主妇，简.杰克逊应对混乱的方式是不断为各位客人提供符合特定口味的早餐——金想吃煎蛋，蛋黄面朝上，蛋黄要煎出溏心，蛋白要紧致；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的大胡子拉比不吃烤面包片或者培根，只需要饼干以及一枚用干净锅单独煮熟的煮蛋；诺贝尔奖得主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的胃痛因为神经紧张而加重，于是简为他准备了松软的奶酪和不加盐的炒鸡蛋。简在屋里穿行，每走一步都难免踩着打地铺过夜的客人，就连她本人的小小VIP卧室门外都躺着一名医生。压低音量的外语喃喃声在房间里飘荡。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在窗前腾出空间，用希伯来语做晨祷；一位主教也在附近祈祷，用得可能是拉丁语。詹姆斯.福曼曾在餐桌下睡觉，现在他人不知道去了哪里，在桌子底下留下了一条毯子、一个烟斗与几片标志性的橘子皮。金半开玩笑地指出，拉尔夫.阿博纳西即将进行每天清晨的例行“宏大亮相”，届时肯定要独占洗手间很久才能完事。贝弗尔闻听此言赶紧从浴缸里抱走了枕头铺盖。外来的访客也开始陆续登门，其中有金的员工，有政府官员，也有久违的朋友。

根据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记录，金一行人在塞尔玛时间上午10点58分姗姗来迟地到达了布朗礼拜堂门外。早已离开司法部但作为约翰逊总统的个人使者在场的伯克.马歇尔通过无线电通报了自己的估计：他觉得游行将至少再推迟一个小时，因为还有好几位政要以及一架来自德国的包机尚未赶到。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医生完成了对于入选全程参与游行的三百人的体检。在布朗礼拜堂的台阶上，不同传统的神职人员用扩音器发表了一系列讲道——赫歇尔念诵了一段希伯来语经文。圣公会高级代表团从圣保罗教堂赶了回来，圣保罗教堂的负责人依然以顽固的学术态度捍卫着“唯独黑人教友不得入内”的教区政策，不允许代表团踏入教堂。来自夏威夷的代表团高举着巨大的横幅——“夏威夷知道种族融合当真可行”——并且分发了传统花环，金的脖子上也套了一个。金最喜欢的两位三年级学生谢扬.韦伯和她的朋友瑞秋.韦斯特（Rachel West）领唱了一首自由歌曲，之后金跪下来与两位小朋友合影。

中午12点15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向白宫通报了陆军情报部门与司法部官员之间的分歧，前者预测游行队伍“将在一点前出发”，后者则同意胡佛的联邦调查局的意见，认为游行还需要等待更久才会开始，也许要一直推迟到两点之后。这样的前景非常糟糕，因为游行者将无法在天黑之前到达当天的宿营地。《纽约客》的一名记者注意到，游行者之间诙谐地谈论着运动的私人时区，称为“C.P.T.，即有色人种时间”。尽管如此，贝弗尔与安德鲁.杨还是将前排的队伍整理成大约六人一排的纵队，统一戴着臂章，队形拉伸出了半英里，队尾延伸到了希尔文街的另一头。然后游行队伍在中午12点46分正式出发。队伍的正前方是一辆缓慢行进的敞篷卡车，车斗里挤满了面向游行队伍的摄影师，不住手地拍摄着游行参与者的肖像照片。电视台的新闻摄制组人员携带了足够的备用胶片，一刻不间断地连续拍摄着队伍的领头人们——电视记者之间流传着一个低调的笑话：如果真有哪位游行领导人被狙击手击中但摄像师却没拍下来，那么此人必然将会遭到解雇。艾凡赫.唐纳森没有征求金的批准就在金的两翼稍稍靠前的位置上安排了两排志愿者充当人肉盾牌，以尽量避免金暴露在外界的直接视线里。

游行队伍的后方是负责护送的十九辆吉普车和四辆军用卡车，还有两架直升机在上方盘旋。三千人的行军队伍沿着通常的短路线穿过市中心。围观人群当中充满敌意的男性比以往更安静，更倾向于躲在车里嘲笑。一位开着红色跑车的司机用最大音量播放着《迪克西之歌》，某家十分配合的电台刚刚播出了这首歌；另一位司机用四个扩音器播放了讽刺的《再见，再见，黑鸟》。总体而言，男性反对派在成排的陆军宪兵面前都不敢过于造次，反而是女性反对派似乎毫不畏惧。两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相互大呼小叫地打着招呼，假装刚刚发现了什么稀罕物：“你见过白皮黑鬼吗？”“看看那些白皮黑鬼！” 一位衣着光鲜的妇女在一个十字路口走下克莱斯勒汽车，果断地冲着游行队伍吐了一下舌头，随即开车离开。一位带着两个小孩的母亲率领一帮妇女七嘴八舌地质问着女性游行者，是不是只有黑人才能在床上满足她们。《星期六晚邮报》的两位记者写道，女性游行者——特别是修女们——“从阿拉巴马州的白人妇女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她们的贞洁的说法，此等言语之下流实在无法见诸报端。”

还有其他几位身份更冷僻的反对者也回避了这场盛大的出征仪式。比方说塞拉斯.诺曼当天就一直呆在塞尔玛非学委办公室给地板刷清漆，这件事后来在民权阵营内部成为了尽人皆知的段子。诺曼承诺不会再度背弃非学委几周前通过辩论达成的共识——向蒙哥马利进军的提议毫无意义，无非是金想要在国家政治当中作秀出风头而已——未来几十年间他也从来不会主张自己在这场历史性冲突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天他专心致志地忙着做杂务，对窗外的喧嚣充耳不闻。在游行队伍前方的法院台阶上，克拉克治安官举行了一场非正式新闻发布会。他伸手指向并肩走在游行队伍前排的约翰.多尔以及他的前任伯克.马歇尔，闷闷不乐地说道：“联邦政府已经给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在他身后，五十名毫无用武之地的民团成员沮丧地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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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在布罗德街左转，将克拉克治安官抛在身后，自3月7日以来第三次登上佩特斯大桥。在桥面中点守候着身穿整齐制服的亨利.格雷厄姆准将（Henry Graham）。他在参军之前是来自伯明翰的一名普通房地产经纪人，此前曾两次尽职尽责地执行命令，以保障历史性的过渡——1961年与约翰.多尔合作营救被困的自由乘车者，以及1963年在尼古拉斯.卡岑巴赫与华莱士州长的对抗登上全国电视之后强行在阿拉巴马大学实现种族融合。格雷厄姆发布命令，将主要护送任务从第720宪兵营移交给了他本人亲率的联邦调用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第31步兵师。游行队伍开始冒着阿拉巴马河上空的疾风有序下桥。尽管昨晚的最低温度接近冰点，但是灿烂的阳光早已显著提升了气温。前方再没有出现州骑警的封锁线。巧合的是，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和朱迪思.乌法姆刚刚从马萨诸塞州一路驾车返回塞尔玛，与游行队伍的前进方向恰好相反。两人开车驶上佩特斯桥时正好赶上游行队伍的队尾走下蒙哥马利一侧的桥头。二人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祝愿他们一路顺风。

随着队伍越走越远，恐惧滋生的沉闷气氛也逐渐烟消云散。一位记者记录道，“游行进入了另一种情绪——欢乐"。和平队助理主任哈里斯.沃福德与其他迟到者一起小跑着加入了队伍后方的高中生方阵，这些少男少女们一边鼓掌打拍子一边按照拉格泰姆音乐的风格高唱赞美诗：“圣灵说行进我就行进……圣灵说要歌唱我就歌唱……圣灵说要投票时我就投票……圣灵说要死亡我就死亡。”记者数了一下，游行队伍从前锋到末尾至少同时唱起了四首歌曲。兴奋的赫歇尔拉比“感到我的双腿正在祈祷”。他走在一对来自加州的夫妇身边，他们用婴儿车推着年龄最小的游行参与者。至于最年长的游行者则是吉米.李.杰克逊的八十二岁的祖父卡格.李，老人看到来自80号公路路肩的敌视目光，乐呵呵地挥了挥手。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预先来到游行队伍即将通过的乡间路口拦截交通以保障安全，联邦调查局探员在这个路口拍下了十七辆汽车的照片，每一辆车的车身上都用白漆涂抹着粗陋的种族主义标志，其中一辆标有“美国黑坯之乡”的汽车还与一名州骑警一起跟着游行队伍行进了一段路。

行进途中并非没有意外。例如直升机的噪音吓坏了路边一匹拴着的马，惊马将拴马桩扯出地面，然后疯狂地冲向游行队伍，金属桩子在路面上哐当作响，给安保人员增添了不少麻烦。大约两英里外，一名联邦观察员看到远处的游行者突然好像被镰刀砍过一般纷纷倒地，赶紧用无线电通知了边境巡逻队，然后徒步上前调查情况——“我要离开信号覆盖区了！”几分钟后他气鼓鼓地回到信号区宣布一切正常，“显然黑人们只是突然决定要休息一下，然后就纷纷躺在了草地上。”躺倒的众人吃完了腊肠三明治——金穿着深色西装与大衣，以及一双崭新的登山靴——然后继续前进。此时坚硬的路面要比潜藏的危险更加妨碍队伍行进。游行者们只觉得背包越来越重，各种保护措施也越来越累赘——有人带着黄色硬帽，有人撑着雨伞，还有人戴着美式橄榄球头盔。不少游行者因为酸痛疲累纷纷掉队，法警们用私人汽车在国民警卫队的护送下把这些人送回了塞尔玛。

一时间司法部官员莫衷一是，不确定是否应当为这些返程人员继续提供安保，以及怎样简化安保流程。约翰.多尔认为，假如联邦援助超出法院规定的安全范围，将会削弱司法部不偏不倚地支持投票权的立场。司法部副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否决了他的意见，在他看来安全等同于顺利，而总统希望他们不遗余力。地图显示第一个过夜营地附近有一条铁路，于是克拉克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西阿拉巴马州铁路公司，租用了一列火车来运送返程游行者。租车事宜刚刚谈妥，立刻就有威胁电话打了进来，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的来电人声称要炸毁铁路。悄然下达的紧急命令将列车停在了蒙哥马利城外十五英里处，陆军部队随即沿着前方的桥梁与铁路栈桥展开了扇形排查。

此时游行队伍已经走到了距离塞尔玛七英里处，按照预先安排必须向南迂回，前往达拉斯县最近的黑人自有地产。下午5点07分，队伍的前锋抵达了戴维.霍尔（David Hall）的农场，看到先遣人员正在忙着搭建四座大型野营帐篷，其中一座专供女性游行者使用，由国际女装工会捐赠。来自阿拉巴马州第156宪兵营的联邦调用州警卫队队员在农场周围摆开了阵势。来自匹兹堡神学院的艾尔文.史密斯教授（Elwyn Smith）在黄昏后乘坐一辆从赫兹公司租来的黄色卡车抵达宿营地，车上装载着共计三吨晚餐——意面、玉米面包、猪肉和豆子。这批食物由绿街浸信会的厨师准备，装在特大号的镀锌金属垃圾桶里，史密斯雇佣了十二名全天连轴转的工作人员负责分发食物。大部分游行者都不会参与第二天的游行，这些人纷纷乘车离去，要么直接返回塞尔玛，要么穿过80号公路前往泰勒汇合点搭乘火车。九节特快列车以每人75美分的价格装载了一千人，于晚上8点45分驶入塞尔玛。游行领导层取消了原定在宿营地举行的集会，好让余下的四百多名游行者赶紧找地方过夜。营地里的毯子远远不够一人一条，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烧着火的汽油桶。一些游行者来到霍尔农舍旁边的谷仓阁楼上安顿下来，想利用楼板下面畜栏里的牲畜发出的热量御寒。《纽约客》记者雷纳塔.阿德勒（Renata Adler）写道：“五只珍珠鸡栖息在谷仓外的一棵树上，安保巡逻队拿着对讲机在附近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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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夜之前，比尔.莫耶斯从白宫通知约翰逊总统，陆军爆破队在伯明翰的黑人住宅区总共拆除了四枚大型炸弹。到了周一白天又发现了两枚。当时总统刚刚结束了在得州的双周末休息，从始至终他都兴致高涨。他讲了一个故事，内容是他如何在十七岁时身无分文地离家出走，一路搭便车跑到了加州。为了解决一路上的给养问题，他事先从父亲那里偷偷顺走了好几盒猪肉与豆子罐头，于是在路上“我们每天三顿饭都要吃猪肉和豆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喜欢这道菜的原因。”他在自家农场重现了这道菜，并且热情劝说犹豫不决的客人们敞开吃喝。饭后的总统又起了飙车的兴致，于是一支二十辆车组成的车队拉着特勤局特工、朋友和记者追逐着领头的总统以令人窒息的高速在得州山区疾驰而过。途中约翰逊看见道路中央扔着一只遭到抛弃的新生山羊羔，于是赶紧停车给他的工头打电话询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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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清晨六点还没到，史密斯教授的餐车就运来了一批镀锌燕麦片罐头，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吵醒了整个营地。游行队伍早早地吃了早饭以便赶紧上路。气温是华氏28度，地面覆盖着厚实的霜冻。不过到了中午气温显著上升，再加上阳光普照，许多人都在明媚凉爽的阿拉巴马州早春天气里脱去了外衣，只穿T恤。又走了七英里之后，一些人干脆脱了鞋以舒缓疼痛的双脚。在五角大楼，麦克纳马拉的特别助理 乔.卡利法诺（Joe Califano）向政府高层官员分发了第一份每小时一次的公告。“目前队列当中约有392人，其中约有45名白人……在上一个小时，一辆来自塞尔玛的巴士将40名新来的游行者带入队伍，并将40名疲惫的游行者送回塞尔玛。”直升机嗡嗡作响，一架孤零零的单翼机俯冲向游行队伍，想要将几千份黄色种族隔离主义传单投向游行队伍，但却偏离了方向，传单都掉落在了皂石溪周围的荒凉树林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军事护卫队在抵达朗德斯县边界之前“明显增加”。一支爆破队在新闻采访车车前面开路，八辆新加入的陆军吉普车和几辆运兵车提供了进一步支援。陆军宪兵司令卡尔.特纳少将（Carl Turner）不时出现在路肩上与游行队伍并肩前进。

安德鲁.杨在下一个休息站宣布，为了遵守约翰逊法官规定的三百人限制，队伍人数必须缩减。这番话这引起了不同意见。没能入选的青少年抗议说这应该是一次黑人的游行，唯此才能对得起他们在塞尔玛的长期牺牲。一位白人妇女表示附议。杨不得不进行了一场小型布道，针对这一主张提出两点反论：第一，白人志愿者极大地吸引了种族隔离主义者们的注意力，恰似避雷针那样保护了黑人；第二，将白人志愿者排除在外有悖民权运动的平等参与原则。趁着杨正在布道的时候，艾凡赫.唐纳森与游行风纪员们以县为单位挑选了他们选定的黑人老兵：一百五十七名来自达拉斯（塞尔玛），八十九名来自佩里（吉米.李.杰克逊的家乡），威尔考克斯二十一人，马伦戈十五人，朗德斯无人入选。除了已经指定的几位外来者之外——例如圣公会的 “戈尔迪”谢里尔——何西阿.威廉姆斯将最后一类“金博士的特邀嘉宾”压缩到十人，包括哈里斯.沃夫德以及夏威夷参议员丹尼尔.伊努耶（Daniel Inouye）的助手。巴士载着大约一百人回到塞尔玛，车上有人兴奋不已，有人忿忿不平，有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些人发誓早晚要回到80号公路缩窄成双车道的地点再次游行。

“都起来，该上路了！”金喊道。联邦调查局探员统计了308名游行者，其中有二十二名白人。卡利法诺在“截至14点的2号报告”当中告诉麦克纳马拉和卡岑巴赫，这三百人当中有三分之一女性，而且非学委的约翰.刘易斯来晚了。纵队以三人并排的队形沿着一道狭窄的干地了穿过一片沼泽。查尔斯.法格（Charles Fager）写道：“浑浊的水面上点缀着睡莲与漂浮的水藻，一旁的枯树已经没了树皮，木质因为风化而异常光滑，长长的灰色苔藓挂在树枝上缕缕飘动。”一行人波澜不惊地地回到干燥空旷的灌丛牧场，放眼望去几英里之内几乎见不到一丝绿意。

空旷的环境使得阳光出乎意料地炽烈，以至于到了傍晚时分足有二百五十名游行者被晒伤甚至中暑，需要接受治疗。金摘下他那顶带耳垂的绿色行军帽戴在约翰.刘易斯头上，说他的脑袋更需要保护——刘易斯在“血腥星期天”头部遭到殴打之后为了疗伤而剃掉了头发，因此比其他人更加怕晒。黑人少年在额头用厚厚的白色防晒霜写下了“VOTE”字样。堪萨斯城的玛丽.利奥林修女（Mary Leoline）是唯一走完全程的修女。她强撑着层层叠叠的修道长袍勉力前行，上浆笔挺的修女头巾衬托着着她的圆脸，这张脸如今浮肿不堪，还因为严重晒伤而发红。来自密歇根州萨吉诺市的安置房建筑工人吉姆.莱瑟尔（Jim Letherer）右腿缺了半截，他拄着双拐单腿跳着前进，右手与腋下磨出了血，嘴唇也被太阳晒裂了。在塞尔玛街头游行时，经常有穷极无聊之辈仿照游行口号的腔调冲着他乱叫：“左、左、左又左！”现在摆脱了这些烦人精之后，莱瑟尔的情绪也越发轻松起来，一路上谈兴甚高。他告诉身边人，自己经常向女性伴侣发起挑战，看看对方会不会被他那肉桩一般的右腿残肢吓到。非学委的沃斯.朗（Worth Long）半真半假地笑骂莱瑟尔太不讲究，身为白人男性居然也会干出利用女性的负疚感来泡妞这种事——某些黑人男性利用白人女性志愿者的愧疚心理来占便宜的做法在民权阵营内部争议很大。莱瑟尔则反唇相讥称自己是个民主党人，论起负疚感并不比女伴们更少。实在看不下去的贝弗尔与其他人强迫莱瑟尔赶紧登上医护车休息一阵，不要硬撑下去。另一方面，风纪员索拉科则将好几位赖在车载移动厕所里不出来的人们轰下了车，认为如此偷懒有损大部队的士气。一位年过七旬的当地巡回布道人催促青少年大步前进，还质问他们为什么需要五天时间才能走完五十四英里。他大言不惭地宣称：“我走了这么多年的路早就习惯了，这点路程我一天半就能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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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路线两旁的风景当中见不到多少旁观者。不过当队列逐渐接近崔克姆福克村（Trickem Fork），村庄尚未映入眼帘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地平线上有两棵橡树，树荫下有几十个黑人。看着到游行队伍越来越近，他们也来到了80号公路的路中央——此前他们已经在树下等待了四个小时。时年七十五岁的威尔.杰克逊（Will Jackson）开着他那辆珍贵的皮卡等在路上。他打开车门，聚精会神地望着塞尔玛的方向，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二十二年前，他的小女儿玛丽.李（Mary Lee Jackson）在海尼维尔法院的草坪上将一个富有的白人农民摔倒在地并且掐住了对方的脖子，因为此人先后两次试图将她搂进怀里，而身为父亲的他只能木然站在附近。此前杰克逊也曾经报过警，但是前任治安官伍德鲁夫拒绝了他的求助，还说他是自作自受。玛丽.李.杰克逊的反抗为她留下了终生冲突的伤疤——她自豪地捍卫了家族传承的教训，即永远不要逃避捍卫荣誉的斗争；但是没过几天内她就被迫逃往底特律，至今再没有回过家乡，因为她悲哀地知道，假如她的父亲兄弟胆敢在朗德斯县保护她，那么她的全家都必将付出血的代价。她的母亲玛丽.简（Mary Jane）看着由直升机、吉普车、游行者、卡车、士兵、医疗车以及记者共同组成的队伍缓慢而又坚定地向前推进，逐渐来到自己面前，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仿佛见到了上帝降下的启示。“天哪！”她喊道。“我从没想过我还能看到这番光景！”

马蒂.李.摩尔（Mattie Lee Moorer）一边搂着金的脖子一边唱着赞美诗，歌颂着“没有人能数过来”的众多祖先。她后来回忆说金“唱得非常投入”，不过又抱怨道“其他几位老姐妹很快就把金博士从我身边拉走了”。金陷入了一群老者的包围——玛蒂.露丝.马拉德（Mattie Ruth Mallard）、威尔.杰克逊的兄弟古利以及卢拉.梅（Lula May），几位老人都是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八零后”——还有好些赤脚的孩子们从树上跳下来又笑又闹。

“我吻了他！”一位年长的妇女哭了起来，泪流满面。

“谁，你亲了谁？“”其他人喊道。

“马丁.路德.金，”胡安妮塔.哈金斯（Juanita Huggins）回应道。“我吻了马丁.路德.金！”歌喉嘹亮的哈金斯当场即兴创作了一首新歌：《主啊，我不能自己呆在这条公路上》。

安德鲁.杨试图维持游行队伍的前进势头，跨过眼前的情感扭结。“看哪！”他高呼着示意记者们往路边看，只见路边矗立着吉拉德山传教士浸信会教堂，窗户早已被砸烂，屋顶木瓦也被人扒掉了一大片。“这就是我们游行的原因。” 杨敦促朗德斯县的居民继续寻求投票权。有些记者留在公路上采访当地居民，另外几位记者则来到教堂周边视察。他们惊奇地发现，附近有一座毫不显眼的棚屋，四角用砖头垫高，这座棚屋就是正在运作的当地黑人公立学校——罗伦小学。这所学校还在使用室外露天厕所，棚屋的屋顶是生锈的波浪铁皮，进门台阶是腐烂的木板，地板上的窟窿用阿拉巴马州车牌充当补丁。当地人杰西.“音符”.费沃斯（Jesse “Note” Favors）告诉记者，他本人在1931年曾经在这里上学，当时他与同学们种下了如今荫蔽他们的橡树林，当时的树苗“还没有我的手腕粗”。

周一晚些时候，柯瑞塔.金结束了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之后也赶来加入了游行队伍。她带来了报纸，与丈夫在公路上并肩阅读。勒罗伊.柯林斯州长也作为调解人与队伍会合，向金详细通报了华莱士州长为了限制在蒙哥马利举行的最后一次集会所做的最新努力。在白厅附近，更多的朗德斯县居民向游行队伍挥手甚至欢呼。吉拉德山教堂的执事、摩豪斯学院院长本杰明.梅斯的远房亲戚拿破仑.梅斯（Napoleon Mays）领着一群侄女、侄子以及自己的子女加入了队伍。一位名叫弗兰克.哈拉尔森（Frank Haralson）的老者大胆地从一棵松树旁边匆匆走来，正面迎接了游行队伍并且伸出一只手。拉尔夫.阿博纳西问他见没见过马丁.路德.金。

“没有，先生，”哈拉尔森说。

“你看，现在跟你握手的人就是他，”阿博纳西说道。一听这话哈拉尔森就瞪大了眼睛。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游行吗？”金轻轻地问。

“不管怎么说我也得走上两步，”哈拉尔森回答道。他拄着手杖，支撑着尚未完全愈合的断腿，走完了周一当天十六英里路程当中的最后二点五英里。这天晚上的宿营地是一座红蚂蚁出没的奶牛牧场，志愿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蚁丘上浇了煤油。电视节目《伯南扎的牛仔》的演员珀内尔.罗伯茨帮助搭建了四个帐篷。这片农场的所有人是一位七十八岁的寡妇罗西.斯蒂尔（Rosie Steele），她在二战期间开了一家杂货店，借着战争期间物价上涨的机会小赚了一笔钱，然后就购置了这片农场。她向一位黑人记者吐露了她为什么要向游行队伍开放农场的想法。斯蒂尔还记得“有一天告诉我女儿”，对于她来说约翰逊总统“只是另一个满口越南问题的南方白人”，但是后来她又听到了约翰逊的塞尔玛演讲，“他说我们有权投票，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一路畅通地游行到蒙哥马利”。因此当金的侦察员找上她的时候，她决定不能拒绝：“如果总统都可以采取立场，那么我想我也可以。”

天黑以后，一位少年偷偷溜进营地，钻进帐篷里紧张地询问如何在朗德斯县发起一场像塞尔玛那样的青年运动。有些不安分的游行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趁着军方哨兵不注意偷偷溜出营地，在杂货店附近聚会。一支车队靠近了营地，车里钻出了八名白人大学生。营地的巡察员与一名来自新泽西州的牧师迎接了上去，询问对方打算干什么。一位好奇的访客大大方方地承认道：“我也不知道啊。”双方展开了尴尬而又坦诚的对话，不过对话很快就变了味，因为双方谈到了这次游行的动机。来自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的学生一口咬定本次游行的目的是散播仇恨而不是颂扬自由，他们还听说白人家庭正在解雇他们的女佣。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学生坚持声称男性游行者每天能拿到十五美元的报酬。更有甚者，他还言之凿凿地转述了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吓人的流言，说是某位女性游行者一口气睡了四十一个黑鬼，赚了一千五百美元，现在已经住进了医院。难以置信的游行者们要求这位学生给出确凿姓名以及其他证据，这位学生礼貌地耸耸肩：“实际上女士，她已经大出血而死了。”

这一夜金先后两次离开了朗德斯县的宿营地。第一次他在阿博纳西的带领下骑马回到塞尔玛的杰克逊夫妇家里，在厨房里找了个塑料桶倒上热水，烫了烫打满水泡的双脚。然后他回到斯蒂尔老太太的农场过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又匆匆离去，乘坐包机前往克利夫兰为游行筹集资金。在华盛顿，卡利法诺的五角大楼“第6号报告”指出：“现在游行交给杨先生负责，直到他回来为止。”此前约翰逊总统刚刚从得州回到华盛顿并且观看了双子座3号的成功发射。卡利法诺还记录道，阿拉巴马州护送任务的军事控制权“在6点”从塞尔玛的阿尔法小组移交给了位于蒙哥马利的布拉沃小组，并且补充说清晨的降雨导致道路泥泞，“一辆厕所卡车仍然动弹不得，但应该很快就能上路。”

星期二上午10点25分，朗德斯县大雨倾盆，恰似天穹开裂一般。“二十五美分一样大的水滴裹挟着震耳欲聋的拍击声倾泻而下，”一位记者躲在越野车里写道，“柏油与碎石路面上溅起的水雾足有他们的膝盖那么高。”尾随的零星白人打着伞叫嚣着“黑鬼躲雨都不会”。但是队伍的行进速度并没有放慢，直到持续的大雨不仅浸透了游行者的衣服，还浸透了他们的铺盖卷，队伍这才慢下来。青少年游行者很快就掌握了无拘无束的湿式游行的节奏。《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些年轻人把玉米片盒子当做帽子戴。他们的自由之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一位老牧师自发地高声祈祷，感谢“阿博纳克尔牧师”领导了这场洪水当中的长征，进一步推高了游行队伍的欢乐气氛，尽管阿博纳西并没有在金缺席的情况下参加游行。在距离蒙哥马利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应约翰.多尔通过五角大楼渠道提出的要求，身披雨衣驻扎在游行路线两侧的国民警卫队顺从地转向了道路附近的郊野。这样做等于承认了危险不会来自游行队伍本身，而是潜伏在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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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在周二上午与众议院领导层会面期间，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Drew Pearson）打来了电话。总统一开始不想接听，他对接线员小声说：“告诉他不行——告诉他我散会之后还要去一趟安理会……今天真是全年最糟糕的一天。”但他后来又改了主意，接受了皮尔森的电话采访，并且在电话里进行了一段关于越南问题的柔和独白（“我不能举白旗”），这段话没有得到正式记录。采访持续了十五分钟，致使总统没能及时出面迎接来访的英国外交部长迈克尔.斯图尔特以及随行人员。在英国客人面前，约翰逊无缝衔接了刚才在电话里的话题：有些人希望他“炸烂中国”，有些人希望他消灭黄种人，而他在1964年击败的共和党对手巴里.戈德华特则希望他用核弹摧毁北越，从而清除“我能看到的一切灌木”，免得北越渗透者继续潜入南方搞事。“有时我就像冰雹中的愣头青一样，除了蜷缩成一团之外什么都做不了。”约翰逊对一脸茫然的外交官们诉苦道。他时而讲述滑稽的轶事，时而进行高超的概括，很快就到了斯图尔特不得不告辞并且前往其他地方发表午餐会演讲的指定时间。“他是权力的升华，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美国驻英国大使大卫.K.E.布鲁斯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评价总统。“他读了一封驻扎越南的美军士兵写给他母亲的长信，信中强烈支持美国政策……摄像师们分为先后两波大拍特拍，然后外交部长才得以脱身。我想他永远不可能忘记刚才这九十分钟的经历。”

五角大楼的“第7号报告”追踪塞尔玛的游行队伍穿过了通往海尼维尔的岔道，与此同时约翰逊开始与麦克纳马拉部长共进午餐——原定的用餐时间也已经被耽误了。卡利法诺报告指出，游行沿线“还在下雨”。接下来“无畏号”航母发来示意，总统祝贺了刚刚返回地球的双子座3号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与约翰.杨，他们在五个小时内完成了三次地球轨道飞行并且溅落在大西洋上，距离预定降落地点仅仅偏差了六十英里。此后不久，正当工作人员从椭圆办公室搬走数量众多的临时摄像机时，总统接到了众议院议长党团的决定性会议电话，内容是关于医疗保险法案的立法谈判。“我想我们已经给您争取到了一定成果，”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报告说。

“太好了，”约翰逊说。他提出了一个假想案例来考察这份协议：“假设我的医生……把我的胃掏出来，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溃疡……那么他是不是想收多少钱都行？”

“不，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收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威尔伯.科恩（Wilbur Cohen）回答说。医疗账单将通过保险公司——“像蓝盾这样的公司”——按照某种妥协安排得到支付，“以确保政府不会直接监管费用。”病人将按照一定比例支付医药费。

“好吧，”约翰逊说。“这样至少把没病找病的疑病症患者都打发掉了。”他盘问谈判人员如何在不破坏新的医疗保险预算的情况下安抚医生与保险公司，然后催促他们在各路团体动员起来反对共享收入流之前进行投票。“记住我的话，”他指示科恩说：“我遇到的十件麻烦事当中，有九件都在光天化日下躺尸……就像堵在门口的死猫那样臭不可闻……你要么把那只猫埋了，要么就让它活过来。”他提醒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他的前任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说过，一份完成的委员会报告好比一只死猫，“每天都在发臭。让我们在他们回过神来之前通过它吧。”他激励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再接再厉趁热打铁，并向威尔伯.米尔斯承诺一定会在避免赤字的前提下支付预计费用：“如果这笔钱的用途是维护健康与治疗疾病，区区四亿美元不会迫使我们这些朋友们分道扬镳，因为我们还有更大的共同需求。我知道，这个法案比我所有其他项目加起来都要更大……而且它也将持续更久。”约翰逊一边咀嚼三明治一边对米尔斯说了一段柔和的得州民间故事，然后自己又努力喊起了战歌。“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让死猫堵在你的门廊上！雷伯恩先生曾经说过，它们臭死了，它们臭死了，它们臭死了。”米尔斯断言，他自己的方法是夺取投票多数，这时总统又嘟囔起来：“我知道你在哪里学的这一招，让我和议长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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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阿拉巴马州的游行者涌入了三号营地。这次的宿营地点是位于朗德郡东端伯明翰企业家A.G.加斯顿的牧场。联邦调查局将这片营地称作“泥泞的海洋”，军方的爆破部队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田地里搜寻炸弹。后勤委员会找到了一片平坦高地，但是面积有限，只能容得下四座野营帐篷当中的两座，而且帐篷搭好之后还不能马上入住，首先必须以人链接力的方式将捐赠的干草与稻草包从卡车上重重地搬下来，在帐篷里铺设单薄的一层。繁重的体力劳动推迟了团体活动，比方说举行拉歌比赛以鼓舞士气。民歌歌手欧蒂塔.霍姆斯发现另一位歌手皮特.西格蜷缩着睡着了。

洛杉矶的圣公会牧师莫里斯.塞缪尔（Morris Samuel）额外招募了一批风纪员以应对当晚的压力，其中就包括刚刚回到塞尔玛的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一名游行者因为喊叫抽搐而崩溃，被拖走接受“情绪衰竭”治疗，另一个人则感到身体严重不适。游行者们开始担心有人在食物里投毒，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嘴里有怪味。联邦调查局检查员约瑟夫.沙利文（Joseph Sullivan）在调查后认为怪味来自饮水：游行队伍租用的运水车以前曾经运过污水，这次为了运输饮用水事先用杂酚油清洁剂处理过水罐，怪味显然来自清洁剂残留。不过尽管他再三保证没人故意投毒，但是依然未能彻底平息游行者们的担心。（尽管一部分游行者心存疑虑，而且约翰.多尔在法律层面也有所顾忌，但是美国陆军还是在剩下的路程当中为游行队伍提供了饮水。） 在营地周边执勤的国民警卫队员们早已全身湿透，忍不住违反纪律开始使用“黑鬼”一词，据说有一名队员还朝某位牧师脸上吐口水。一位来自北方的白人志愿者想要抓紧时间睡觉，但是营地里的歌声此起彼伏不肯停歇，气得他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赶紧闭嘴！”一位一神论教士倚在椅子上打瞌睡，椅子已经倾斜得摇摇欲坠，只要他略一动弹就肯定会翻倒在泥地里。为了抓拍这戏剧性的一刻，两名摄影师提前凑上来，为了争夺最佳拍摄位置而互不相让。

当晚在克利夫兰，金下榻在喜来登酒店。酒店门前有二十八名种族隔离主义者拉起了纠察线，其中一人还拿着一面邦联旗帜冲到了金的九楼客房门口并且因此遭到逮捕。在楼下的巨大宴会厅里，来自压缩历史的能量在最近的议程之前又堆积了更新的议程。金向两千两百位捐款赴宴的客人宣布了两件事：首先，自从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大笔捐款，他打算用这笔钱来支付领导大会组织塞尔玛到蒙哥马利游行的五万美元开销；其次，他现在不仅正在期待着第二项针对种族隔离的里程碑立法获得通过，还希望在不久后走访南方以外美国其他地区，呼吁人们进一步关注种族方面的“不公正状况”。金宣称：“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再也不能承受贫血型的民主了。”俄亥俄州州长委托参加宴会的黑人出版商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转交了一笔个人捐款。沃克的家族在塞尔玛曾经拥有过一家咖啡馆。两周前的星期二，詹姆斯.里布牧师遇袭身亡之前正是在这家咖啡馆里吃了平生最后一顿饭。俄亥俄州最大的报纸《老实人报》在头版突出强调了金的双脚打满水泡的事实——“一瘸一拐的金博士强撑着来到克利夫兰”——并且突破性地报道了当地天主教教区不顾阿拉巴马州大主教的反对授权神职人员参与游行。午夜过后，金与助手伯纳德.李乘坐包机途经匹兹堡和亚特兰大返回蒙哥马利，包机上还捎带了两名志愿参与塞尔玛游行最后一段路程的俄亥俄州牧师。

周三早上七点前，阿拉巴马州的游行队伍跟随安德鲁.杨离开了加斯顿的牧场，大部分人都全身湿透，苦不堪言，但也因为能够再次上路而松了一口气。乔纳森.丹尼尔斯搭车回到塞尔玛，来到担当游行后方总部的布朗礼拜堂。现在教堂就如同开锅沸腾一般忙乱，里里外外都张贴着杂乱无章的通知告示——“凡是想洗热水澡的人请联系莉莉女士”。昨天晚上丹尼尔斯彻夜未眠，在营地周边站岗放哨，现在只想赶紧睡觉。他的神学院同伴朱迪斯.乌法姆则与他对向而行，在距离三号营地一英里处加入了队伍，在这里80号公路重新展宽为四车道，法院命令不再限制游行人数。到了上午九点，游行队伍的规模翻了一番，达到六百七十五人。随身带着晶体管收音机的人们听到播音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勘探卫星“徘徊者9号”在撞击月球表面的阿方索陨石坑之前传送的最后一张特写照片；WHHY电台的新闻节目告诉听众们，阿拉巴马州立法机构刚刚发布了谴责塞尔玛游行的新决议，声称本次游行是充斥着滥交与污言秽语的瘟疫，尤其断言“参加游行的年轻女性返回各州时显然全都会未婚先孕。” 约翰.刘易斯对记者开玩笑说，种族隔离主义者对跨种族性行为斤斤计较，“所以你们在这次游行当中才会看到这么多深浅不一的棕人。”哈里斯.沃福德“几乎欢迎这些疯狂的指控”，认为这有助于北方志愿者摆脱感情用事的桎梏。他私下里指出，有些北方志愿者天真地说什么赤贫的南方农村多么淳朴善良，那口吻活脱脱就好像“刚刚出国一个礼拜的和平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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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博纳西和柯瑞塔的陪同下，金于上午十一点在蒙哥马利县重新加入了游行队伍。周三当天游行队伍要前进十六英里，金与游行队伍的汇合地点是这段路的中点，位于朗德斯县边界之外。现在时时刻刻都有新人搭乘公交车或者自行开车前来加入队列，使得游行人数超过了一千人——其中既有来自克罗兹神学院、多年不见的布道人朋友，也有来自反诽谤联盟的犹太代表团。衣衫褴褛的全程游行者消散在了干净的新面孔与新衬衫的海洋中，有些人不太明智地把衬衫挂在行李箱上。联邦调查局探员记录了更多的名人——例如歌手托尼.班奈特，演员安东尼.帕金斯与妻子——在下午一点半雷雨交加之前，游行人数再次翻倍，队伍长度绵延超过了一英里。离开广阔的乡村之后，队伍经过了蒙哥马利的丹内利机场，这里是布拉沃军事护送队的总部，军官们在这里处理了一系列潜藏的威胁——有人企图用燃烧瓶袭击女性游行者的帐篷，有人企图炸毁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还有人企图从市中心大楼的屋顶向金开枪。到了下午三点钟，游行队伍的领头车辆接近了位于蒙哥马利郊区的圣裘德教堂——这片天主教地产就是第四号宿营地。约瑟夫.卡里法诺从五角大楼向政府领导人通报说：“在进入宿营地之前，最新估计有4000至5000人。”

在直升机的嗡嗡声中，圣裘德教堂的修女和学童与周围街区的黑人群众一起用歌声欢迎来自80号公路的游行者以及成千上万为了周四最后冲向州议会大厦而汇聚一堂的人们。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 ）与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率领着由二十名著名历史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抵达了营地。一百七十七名华盛顿来客疲惫地从火车站徒步走来，他们乘坐的列车被亚特兰大.西点特快列车的工作人员滞留了一整夜。二百名学生刚刚离开基尔比州立监狱以及附近的监狱就赶了过来，他们因为参与了詹姆斯.福曼的蒙哥马利示威而入狱一周，刚刚得到保释。《纽约时报》报道称，由于圣裘德教堂的庭院周围有围栏，各路人马只得排成长队鱼贯而入，排队时间长达几个小时，“其壮观程度几乎堪比圣经当中的场景。”就连麻烦都像史诗一般规模浩大。在被踩成烂泥的圣裘德教堂草坪上，人挤人的游行者们用手在头顶上传递食物。牧师们加入志愿者行列，试图修理一台故障的发电机。两座帐篷的撑杆折断了。

周三下午，约翰逊总统给亨利.卡伯特.洛奇打电话，表示新成立的通信卫星公司有一个职位空缺，他希望由共和党来填补。总统半开玩笑地表示，眼下正值共和党人失势之际，他不能允许洛奇这位共和党要员“一屁股坐在波士顿啥事都不干”。他声称自己非常佩服洛奇的能力，毕竟“之前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提名，我才得到了这么多共和党选票。”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推出了理查德.尼克松与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竞选组合，与肯尼迪/约翰逊组合展开一场恶战，最后以微弱差距落败。相比起来，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当中击败巴里.戈德沃特的选票差距则要大得多。不动声色地恭维过了自己的老对手之后，总统继续抱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让他很难雇用高素质的政府管理人员。全国委员会建议的政治任命人选在总统看来都是“一群狗……要么在俄亥俄州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整整瞎混了二十年……要么看什么都不顺眼。”洛奇表示同意，“就是一帮混子，没错。”最重要的是，约翰逊向这位共和党子弟主动示好，希望他能再度跨鞍上马，“带领这帮人走上一条良好的公共服务之路。”总统还声称，“我现在每天在这里一醒过来脑子里就装满了胡思乱想，”并且向洛奇献上了一连串奉承，表示自己十分怀念与另一位能力地位不相上下的政治家在私下里打交道的感受，“我们可以一起遛狗，一起思考哲学问题，因为我有时在这里会感到非常孤独。” 此外他还有一个机密问题想听听洛奇的意见：应该派谁来替换麦克斯韦.泰勒将军担任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是泰勒之前的上一任大使，他对这个问题肯定有独到见解。

洛奇爽快地回答说，要想正确应对越南局势，必须派遣一名地位足够高并且“有政治头脑的文官”，因为“军人看问题的盲点太多”，尽管他也承认约翰逊在1964年派遣泰勒作为“你的头号士兵”去化解越南这个竞选议题的做法并不算错。“我当然愿意考虑一下推荐人选，”洛奇向总统承诺，然后停下来笑了笑，又咳嗽了一声。“但是也许您真正该做的是把我送回去。”

“那也未尝不可，”约翰逊回答道，“有这可能，有这可能。”洛奇趁势推销了一波自己的优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知道如何与拥兵自重的军头们打交道，这两点“在那边非常重要”。不过约翰逊却话锋一转，继续敦促洛奇帮他填补通信卫星公司董事会的空缺，以此掩盖了任何涉及越南的招募企图。他的言语当中充满了泛泛的热情，尽管之前他非常看不起洛奇，但是这一次话里话外却没有透露一丝口风。十六个月之前，当临危受命的约翰逊刚刚在达拉斯就任总统时，就曾经在密友面前抨击洛奇是个近亲生育的少爷秧子。他告诉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洛奇此人“一文不值”；他告诉参议员威廉.富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洛奇在越南“把事情搞砸了”。约翰逊指责洛奇就像麦克白夫人一样伙同参与了针对南越总统吴庭艳的致命政变。麦克纳马拉认为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 “独行侠”，而拉塞尔则悄悄告诉约翰逊，洛奇“认为自己是那边的土皇帝……整天都要与野蛮部落打交道。”

在那之后洛奇的为人没有多大变化，不过约翰逊对于他的看法却改变了不少。现在正如泰勒大使所说，总统本人已经严峻地“渡过了直接干预的卢比孔河”。在如今的总统看来，当初洛奇在南越的冲动式发号施令恐怕并不是无能的表现，而是形势使然不得不为。不久前洛奇还以秘密顾问的身份告诫约翰逊，“越南人没有国家政府的传统，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很差。”洛奇仍然认为越共的颠覆是堪比世界末日的危险——“比核威胁更严重”——他敦促总统忽视或绕过南越政府，而不是“听任传统的外交观念——即处理任何低于国家层面的事务都等同于干涉他国内政——阻碍我们的手脚。”相比之下，泰勒大使一贯反对引入美军地面部队，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与军事上都是自取灭亡。他不仅担心美国人出手救援的前景将会“削弱越南军队早已废弛的战意”，还认为越南平民肯定也会反感与抵制美军，因为“披戴了他这样一身武器、装备与训练的白脸士兵”很容易就会被视为可憎的法国殖民者的继承人。泰勒为约翰逊献上了身为军人的忠诚现实主义，但洛奇却提供了无限的信心。此外身为一名差点成为副总统的共和党人，他的主动请缨还可以为现任总统的决策披上一层两党合作的掩护。

“你不要向任何其他人提及刚才的第二个话题，”总统指示说。

“我明天能给您打电话吗？”洛奇问。

“我希望你能，”约翰逊说。“明天尽早给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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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晚上，在远离蒙哥马利的密歇根大学，教师们安排了一场校外现场教学，主题是反对即将全面展开的越南战争。密歇根州的立法机构禁止教师们在常规授课时间之内组织政治活动，因此教师们将所谓的“暂停工作”时段安排到了白天的正常授课时间结束后，以此回避州立法机构的怒火。这一关应付过去之后，松了一口气的学校管理层又批准女生们在周三当晚夜不归宿，以便她们有机会参加在大学城安娜堡举行的现场教学。这一招的确提高了活动出席率。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针锋相对的越战支持者来到校外教学现场，口中高呼“宁死不赤化”，还高举着刻薄讽刺的抗议标语牌，上面写着“薅秃植物园，戳翻无脑妞”与“赶紧扔炸弹”之类字样。这些人带来的戏剧能量同样为现场教学招徕了不少人气。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能想到居然一口气来了三千多名学生。尽管活动组织者围绕越南战争的各个方面安排了整整十场志愿研讨会——内容包括基本的地缘政治学、亚洲革命现状、游击战理论与美国卷入越南局势的历史由来——但是依然只能容纳这三千人当中的一小部分，以至于每一场研讨会都挤得水泄不通。研讨会现场既有存心起哄的捣乱者，也有出于好奇凑上来的情侣，主持研讨会的教授们以公民身份参与辩论并且回答听众提问。在安格尔报告厅举办的一场专题讲座当中，阿瑟.瓦斯科（Arthur Waskow）认为战争是错误的：“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越南人民的政治自由不能通过军事政策来推进——”这句话还没说完，戴着头盔的警察就将大厅里的所有人都疏散了出去，因为警方刚刚收到炸弹威胁。集会在午夜前夕转移到露天场合，发言人依靠事先在雪地上设置的扩音器讲话。人们首先听到瓦斯科完成了他的哀叹，“我们可能要为我们的拖延付出代价。”他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关于盲目民主与奴隶制的不详预言：“每当我想到上帝是公正的，就为我的国家而颤抖不已。”

与此同时在蒙哥马利，下午的庆祝活动正在恶化成为濒临恐慌的混乱。设备故障致使圣裘德营地几乎一片漆黑。根据联邦调查局估计，此时营地里的总人数已经从一万多人增加到了三万多人，全都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下方挤来挤去，最后约有五十七人因为疾病、疲惫或受伤而支撑不住。风纪员们用担架抬走了其中的二十人。直到夜深之后，草草搭建的音响系统才挣扎着焕发了活力。哈里.贝拉方特随即登台演唱了他的招牌歌曲之一《牙买加告别》。为了恢复秩序振奋精神，贝拉方特举办了一场午夜联欢会，登台献艺的嘉宾包括尼娜.西蒙、艾伦.金、比利.埃克斯廷、约翰尼.马蒂斯、查德.米切尔三重奏、伦纳德.伯恩斯坦、詹姆斯.鲍德温等人。柯瑞塔.金罕见地与她的丈夫一起朗读了一首兰斯顿.休斯的诗，向来自她的家乡佩里县的大批游行者致敬——“我出生与长大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八十英里……”联欢会于凌晨两点结束。在此之前，圣裘德营地容不下的游行者们就已经在蒙哥马利分散开来，只为寻找一块干燥的躺卧之地。有些人寄宿在当地黑人家里，有些人在教堂长椅上将就一宿，来自底特律的维奥拉.柳佐睡在她的车里。金回到里士满.斯迈利家中参加了另一场吵得火热的后期员工会议。在黎明之前还有更多航班抵达蒙哥马利——例如一个足足有293人的代表团从伯班克机场出发，在凌晨4点45分降落；仅从纽约市出发的包机就送来了四百人——一长串隆隆作响的公交车在早餐前就吵醒了宿营地。

与此同时在安娜堡，六百名彻夜不眠的学生一再延长了越南研讨会，直到学校的钟楼敲响了星期四早上八点的钟声。关于第一个“T日”或者说“教导日”的兴奋言谈恰似传染病一般散播开来。在不到两周前刚刚有人提出这种活动模式，显然有意识地仿照了非学委在1964年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当中开创的自由学校先例。此外教导日现象很快就效仿民权运动的另一个先例——1960年的静坐示威——获得了“教导示威”的别名。教导示威在北方各大高校之间扩散的势头甚至还要超过当年静坐示威席卷黑人大学的速度。纽约州的哥伦比亚大学第二天就举办了一次教导示威活动，威斯康星州在第二周也迅速跟进。在两个月内，全美国将有超过一百所大学校园同时举行教导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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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洛奇一大早就给白宫打了电话。“早上好先生，您睡得怎么样？”约翰逊总统回答说自己正在审阅关于阿拉巴马州游行的报告——“今天是个大日子……一个危机四伏的日子”——洛奇立即宣布他准备再次担任驻越南大使。总统表示自己也很遗憾，只要还有其他选择，他也不想将任何人“送回那个沼泽泥坑”。但他又告诉洛奇，他与身边的高级顾问们得知洛奇的意愿后都非常高兴，“麦克纳马拉昨晚几乎欣喜若狂……他说这正好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约翰逊敦促洛奇在未来几个月保持沉默——“甚至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谈过”——直到可以按照正常流程安排泰勒的继任者为止。扣上这通电话之后，约翰逊又收听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关于阿拉巴马州局势的电话简报，不过卡岑巴赫没说几句话就被总统打断了。“我知道你最近日子不好过，”总统一边安慰自己的手下一边告诫对方注意身体：就算这几天一直要熬夜，也不能像他那样不要命似的抽烟。

“我最近抽烟确实抽得挺凶，总统先生，”卡岑巴赫承认道。他询问约翰逊有没有关于戒烟的个人建议，希望等到过两天压力减轻时“有胆量”戒烟。卡岑巴赫满怀希望地报告说，如果他们能在华莱士州议会大厦的台阶上顺利唱完这出大戏的压轴剧目，那么“我想金接下来肯定也打算休息一下，毕竟他的双脚现在已经酸痛不堪了。”约翰逊剖析了投票权法案的立法前景，然后很快将电话打给年轻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谈到了即将在伦敦城外的兰尼米德绿地举行的《大宪章》签署七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届时伊丽莎白女王将在那里奉献“一英亩英格兰土地”来纪念肯尼迪总统。他邀请爱德华、罗伯特.肯尼迪和他们的寡嫂杰奎琳一起代表美国参加五月份的皇家仪式。爱德华热情地一口应允，并且开玩笑说现在想要联系上自己的二哥可不容易，因为“您兴许知道，他跑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在一天之前刚刚结束了对于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危险考察，他登上了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无名高山，在山顶安放了三枚已故兄长当年服役过的PT-109号鱼雷艇发放的纪念领带夹，并且将这座高山命名为肯尼迪山。）约翰逊与这位最年轻的肯尼迪兄弟说笑了一阵，然后不等笑意消散就将话题转换成了老大哥训小弟一般的质问。“该死，我的移民法案在哪里？”他吼道。爱德华的情绪依然很欢乐，但是口风却变得吞吞吐吐起来。他说他在司法委员会的盟友为了干涉投票权听证会已经“耽误了四个星期”。约翰逊敦促他在推动民权问题的同时抓紧移民问题。眼下塞尔玛掀起的种族排斥议题吸引了南方参议员的主要火力，正好趁他们一心难以二用的良机在移民问题上取得进展。

约瑟夫.卡利法诺星期四上午在五角大楼写道，“由2966人组成的陆军部队已被分成三组”，分别是沿游行路线部署的路障部队，部署在集会地点的安保部队，以及镇守在蒙哥马利北部与东部的预备队。华盛顿时间上午十点——也就是蒙哥马利时间上午九点，即预定的活动开始时间——他的“第12号报告”指出：“帐篷已被拆除，营地正在进行警戒。”一小时后，卡利法诺来到白宫战情室准备了另一份公告：“大约2000/4000名游行者正在四处游荡，没有组织，”由于当地下起小雨，活动开始时间被推迟。他在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中匆匆写了一份补充：“上午11点35分，人群仍在游荡。估计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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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陆军吉普车队被路障阻挡了下来。伯纳德.李苦苦劝说把守路障的士兵们赶紧放行，因为金博士一行人必须从他们这个路口转入圣裘德营地，然后才能率领队伍完成最后阶段的游行。安德鲁.杨也从车上跳下来，最后拉尔夫.邦奇走下吉普车后座，一副国际机构高管的风范——邦奇虽说也是非裔美国人，但是肤色却很浅，乍一看去与白人无异。

“我是邦奇博士，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对驻守在此的中士说。“我是来参加游行的。”

“对不起先生，”中士回答道。“这里不是联合国。我接到的命令是此地不能左转。”

金也下了车向李询问情况，此时一辆蒙哥马利警用摩托鸣响警笛，穿过后方堵塞不堪的车龙来到路口。车上的警官粗暴地打断了中士关于当前僵局的解释。“你这个该死的白痴！”他一边指着金一边骂道：“就是这个人，赶紧让他过去！”

吉普车一寸一寸地挪进了圣裘德教堂的热闹场地，期间车上的乘客们一直在忍俊不禁地相互挖苦：刚才那一幕证明了牧师的循循善诱与联合国官员的名号遇到实际问题都没什么卵用，不过双方都认为还是对方更没用一点。另外刚才赶来救场的警察是个年轻小伙子，众人纷纷猜测当初金住在蒙哥马利时此人是否已经达到了足以参加警队并且逮捕金的年龄。在营地里，风纪员艾凡赫.唐纳森与弗兰克.索拉科也在不太愉快地与游行者们争执级别问题。二人向走完五十英里全程的三百名中坚力量分发了鲜艳的橙色马甲并喊道：“为老资格们让路！”新来的人们则在编队点上涌向他们，要求获得额外的马甲，从而与这三百人平起平坐。有些人说他们与排在队伍前列的布道人是同伴，还有人声称走在前列是民权阵营承诺给他们的奖励：“我们的总统告诉我们，金博士希望我们和他一起游行。”最后还有少数人断然拒绝跟在“一帮孩子”身后游行。

穿上橙色马甲的塞尔玛中学学生们自然不吃这一套。自从1963年以来这座中学就是民权示威活动的人力中心，现在学生们则底气十足地在外来人面前坚守着自己的立场。“我不管你们有多大身份，反正都得跟在我后面，”十七岁的普罗菲特.巴洛（Profit Barlow）喊道。“我在塞尔玛没见过你们，我在去蒙哥马利的路上也没见过你们。除了金博士谁都别想排在我前面走。”他的同学们通过干净的鞋袜分辨出了好几个鱼目混珠之辈并且把他们赶到了后排。

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为其他身份显赫的全国领导者做出了表率。“你们几位确实应该走在前列，”他对身披橙色马甲的少年们说道。如此高姿态的表率行为安抚了营地里的焦躁气氛，然后一直等在一旁的蒙哥马利县治安局副官们就不合时宜地横插了进来。他们拦截了金并且向他送达了好几场传票，金必须在全部应诉之后才能离开阿拉巴马州。这其中包括一份针对抵制的初步禁令，塞尔玛公交公司要求赔偿收入损失的诉讼，塞尔玛市要求赔偿损失以及示威期间公共开支的诉讼，所有这些传票都一式几份地送到了同为被告的阿博纳西、杨与刘易斯手中。当金终于加入游行队伍时，其他几位领导人原本还想试探着看看他能不能迁就一下自己，但是四面八方的无名群众一看到金就如同潮水一般簇拥上来，淹没了这几位大人物。风纪员们努力维持着现场局面，把年轻的橙色马甲安排在金的正前方作为荣誉先锋，这些少年身后是留给摄影师的空地，后方是金与阿博纳西以及前排领导人，包括威尔金斯、A.菲利普.伦道夫、拉尔夫.邦奇、何西阿.威廉姆斯、约翰.刘易斯、詹姆斯.贝弗尔、弗雷德.夏特沃斯、柯瑞塔.金、胡安妮塔.阿博纳西；第二排的成员包括阿梅利亚.博因顿、卡格.李、玛丽.福斯特（Marie Foster）等等更年长的橙色背心，还有詹姆斯.福曼，一干演艺界人士，以及包括詹姆斯.里布的最后晚餐同伴奥洛夫.米勒在内的大量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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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的实际出发时间比起预计推迟了两个小时，几乎已经到了华盛顿时间的中午十二点。前面的游行者依然还在相互争夺位置，一些人举着重要的组织旗帜。罗莎.帕克斯接连几次被推到队伍侧翼的人行道上，她在那里站了半天，直到一位认识她的风纪员看到她居然被挤到这么偏僻的位置，气得他大吵大闹，一定要让帕克斯站到前排中央。帕克斯抱怨说：“我本来站得挺靠里的，但是他们把我弄出来了。”最后她站到了位置没那么抢手的后几排。也有很多人并不打算往前挤，而是等待在拥挤的营地里等着其他人先出去，例如维奥拉.柳兹。她请求圣裘德教堂的一名牧师带她登上了教堂钟楼的制高点。看着队伍在逐渐消失的直升机与轻型陆军飞机下面延伸到远方，柳佐突然激动起来，她承认自己很害怕种族隔离主义者或许会施展一项扭曲的阴谋，即刺杀乔治.华莱士并且栽赃给民权运动。最后她平静下来，拎着皮包和鞋子与队尾的游行者一起缓步向前。

“全体人员通过起点需要1小时40分钟，”联邦调查局探员从一个观察站报告说。“经统计，大约有12000名游行者。”在进入蒙哥马利的最后四英里路程当中总共要经过104个路口，这些路口都已经沿着队伍前进方向的两侧安置了路障。一路上还有更多的人从这些路口自发汇入了游行行列。一路上经过的景点在大多数游行者看来十分新奇，但是同样的景色却让金夫妇心里五味杂陈。经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两人再度回到了这座曾经安家的城市。游行路线从圣裘德医院出发——柯瑞塔在这里生下了金家的头两个孩子——沿橡树街进入黑人社区，经过霍尔特街浸信会教堂。九年多以前，二十六岁的金在这里主持了公交车抵制运动的第一次弥撒大会并且发表讲话，从此踏上了民权斗争之路。一户户人家走出破旧的房子，向金与游行队伍挥手致意。“许多人都哭了，”一位记者写道。贝拉方特转身对同伴们说：“这就是了。如果我能唱出这些人的心声，那就太好了。”

队列沿着莫比尔街流向市中心的商业区，那里冷清得可怕。华莱士州长宣布州政府的女性雇员当天全都放假，理由是“避免危险”。各大企业都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支持州长呼吁市民呆在家里的信息。李街与蒙哥马利街路口的一栋办公楼在游行者们经过楼下时抛撒了大量传单，上面的照片是金于1957年在田纳西州高地人中心演讲的照片，搭配的说明词是“马丁.路德.金在共匪培训学校”。金本人无疑已经忘记了他在庆祝高地人中心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演讲当中究竟说过什么*，但他清楚地知道，田纳西州将南方最早的跨种族交谊场所迫害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华莱士州长等人将这张照片贴上了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广告牌，以此作为攻击金的核心宣传材料。

*【金在1957年9月2日说道：“人们互相憎恨，是因为他们害怕对方；他们互相害怕，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方；他们互相不了解，是因为他们无法与对方交流；他们无法互相交流，是因为他们彼此分离。”罗莎-帕克斯以及奥布里-威廉姆斯——林登-约翰逊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任职于国家青年管理局时的顶头上司——都出席了金的这次关于种族隔离危害的演讲。】

弗兰克.约翰逊法官也在联邦大楼的高窗后面俯瞰着游行队伍。四年前，惊恐的约翰.多尔曾在楼下亲眼目睹了无数暴徒在公共汽车站殴打种族融合的自由乘车者，这是多尔一生中第一次亲身经历政治示威。约翰逊与一位法官同事估计游行队伍花了两个小时才通过杰夫.戴维斯酒店。就个人脾性而言，约翰逊法官反对一切街头政治，因为这意味着正义未能通过法院来实现。但他并不打算以个人名义谴责这次游行。游行的场面虽然混乱不堪，但是却证明了“民主的特别之处：永远不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游行队伍来到了法院广场的喷泉边上。1955年，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正式开始的前一天，下定决心要主动走进监狱的罗莎.帕克斯这里登上了下班回家的种族隔离公交车。以这座喷泉为地标，沿着德克斯特大道再爬六个街区的上坡就是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道路变得宽阔起来，大厦的帕拉第奥式白色穹顶逐渐映入眼帘，士兵们站在德克斯特大道两边的木制路障后面。来自萨吉诺的吉姆.莱瑟尔虽然疲惫，但却依然心气昂扬。他一边赶路一边向路边围观者点头致意，每前进一步腋下双拐都要重重地撞击在地面上。“我相信你们，我相信民主。”他口中呼喊道。远处窗口有白人老者怪声怪气地喝着倒彩，莱瑟尔轻蔑地冲着他摇了摇拐杖。约翰.多尔在游行队伍的外围巡视，一位学生听见他说道：“人这一辈子至多只能见识三次堪称伟大的游行，这就是其中的一次。”对于一贯谨言慎行的多尔来说，这样的言论已经近乎兴奋失态了。

在抵达州议会大厦之前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右侧，矗立着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金正是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事工生涯。这家教会于九十年前在哈威尔.梅森的奴隶窝棚里组织起来，教堂选址位于州议会大厦的脚下。流浪的圣徒弗农.约翰斯于朝鲜战争期间在这座教堂任职，并且发表了诸如“死后的种族隔离”与“论白人强奸犯”等等布道题目，一视同仁地斥骂了白人与黑人。金老爹曾经恳求儿子不要接受“专吃布道人”的德克斯特执事团的雇佣，因为被执事团嚼碎吐掉的约翰斯就是前车之鉴。现在金老爹则等候在儿子平生接手的第一个教区，与打头阵的前排游行者汇合。他的两位亲家——柯瑞塔的父母奥巴迪亚与伯尼斯.斯科特夫妇——也在他身边。

经过浸信会教堂，德克斯特大道继续向东延伸一个街区，与班布里奇街形成了T型路口，班布里奇街东侧就是州议会大厦广场。在两条道路交接处的宽阔人行道上排满了阿拉巴马州骑警，他们的任务是阻止游行者涌入州政府的其他地产。另一批担任预备队的州骑警背靠州议会大厦，在大厦门前步步高升的台阶上摆开了阵势。此外华莱士州长还在大理石广场的显眼处设置了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在1861年2月南北战争前夕，杰斐逊.戴维斯在这座广场上宣誓成为了第一任邦联总统。1940年，州政府在他当年的宣誓地点竖立了一尊他本人的青铜塑像。如今为了防止黑人与融合主义者“亵渎”这尊南方精神的寄托，州长下令暂时用胶合板将塑像围了起来。

安德鲁.杨爬上了一辆平板卡车。“这是一场革命，一场不动枪炮的革命……”他在扩音器中呼吁道。“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热爱阿拉巴马州。”集会主持人阿博纳西用一段关于旗帜的诙谐评论逗乐了越来越多的到场者。有谣言说州议会大厦人员清空之后大厦圆顶上将会升起一面黑旗，以此哀悼这个不幸的日子；联邦调查局的错误情报则声称华莱士打算在大厦圆顶上升起一面镰刀铁锤红旗，“以示社会主义霸占了议会大厦。” 阿博纳西描述了阿拉巴马州与南方邦联战旗此时此刻如何飘扬在大厦圆顶上，而“老光荣”星条国旗却不知被谁扯了下来。他调皮地猜测阿拉巴马州人要么记错了自己所属的国家，要么忘记了国歌。“让我们来教教他们国歌的歌词！”阿博纳西喊道，将人群的目光从州议会大楼的圆顶转向德克斯特大道，美国国旗正在游行者头顶上方猎猎飘扬。

游行者自发唱起了《星条旗永不落》。然后又在轮流登台的流行歌手带领下唱起了一首又一首爱国民歌与灵歌，例如《在风中飘》、《去告诉群山》以及《这是你的土地》。台上的歌手们围绕着一簇麦克风一展歌喉，从欧蒂塔.霍姆斯到莱昂.毕布，从奥斯卡.布兰德到戴着木髓遮阳帽的伦.钱德勒，再到穿着天鹅绒长裙打着赤脚的琼.贝兹。“伟大的一天! 伟大的一天！伟大的一天！伟大的一天！”贝拉方特在他们中间喊道，他的音量压倒了现场记者对于游行动态的报告，显然直到此时仍有大量游行者还在陆续离开圣裘德宿营地。彼得、保罗和玛丽三人组的玛丽.特拉弗斯吻了他的脸颊。

这一幕刚刚登上电视屏幕，位于纽约的各大电视台总部就遭到了投诉电话的围攻，南方各州的电视观众纷纷抗议金发碧眼的特拉弗斯与深肤色西印度人贝拉方特之间的明显接触“气得南方人热血沸腾”。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某位电视台经理威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总裁弗雷德.弗兰利（Fred Friendly），除非他从电视转播当中删除令人反感的“宣传品”，否则南方各家附属电视台将会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弗兰利和他的副手们手忙脚乱地应付着闪烁的电话灯，直到半小时休息时间。然后从反方向又涌来了大量谴责电话，指责电视台竟然在蒙哥马利的历史性时刻停止现场直播，转而播出肥皂剧。

在接下来的九十分钟，电视台高管们许诺马上恢复阿拉巴马州的现场直播，而电视观众们错过了一场在乏味与惊奇之间徘徊的弥撒大会的原始化学反应。“在这个舞台上，我看起来比任何人都糟糕，”瓦工阿尔伯特.特纳（Albert Turner）代表佩里县说道，“那是因为我游行了五十英里。”有些橙色马甲匍匐在地，甚至就连他们一贯钦佩的明星向他们点头示意也无法让他们起身。也有些橙色马甲激动地要将几位额外的女性发言人插入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预定发言序列。塞尔玛的阿梅利亚.博因顿宣读了一份呈交给华莱士州长的请愿书。罗莎.帕克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台前，回忆了小时候躲避三K党的往事。“我的家人被剥夺了他们拥有的土地，”她轻声说。“我在各方面都有障碍，”她一边说一边摇摇头，表示其他人更擅长用言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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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抵达这里，”金在当天下午登台呼喊道。“还有人说，我们只有踩着他们的尸体才能到达这里。”金预先准备好了一篇演讲词，抒情描绘了他们从塞尔玛出发，“穿过荒凉的山谷，越过艰难的山丘”的长征。但是此时他已经远远偏离了讲稿，主张要用切实具体的结果来验证民权运动的成效。他越说越激动，完全进入了即兴发挥状态。“但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站在阿拉巴马州的权力机构面前宣称，‘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赶走我们。’”金停顿了片刻，台下听众的回应不温不火。他那嗓音深沉的开场白保持着缓慢的节奏，充溢着久经训练的敬意，其作用并非刺激听众们兴奋起来，而是促使他们集中精力。金站在平板卡车上，脚上蹬着靴子，身穿款式保守的深色西装，扎着一条单色领带，领带结打成了正式的温莎结。他俯瞰着从德克斯特大街的缓坡一直排到法院广场的浩荡人群。就像上一次进军华盛顿那样，所有电视台的摄像机都对准了他，向全国转播了演讲全文——这也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发表电视直播演讲。

他宣布塞尔玛运动以蒙哥马利为终点十分恰当。正是在这座城市诞生了“比枪支或棍棒更强大”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且在接下来八年不断传播发展，直到被监禁的伯明翰儿童做出的见证“从民主精神的深井中”唤醒了国家意识，从而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当中为黑人提供了“他们应得的部分尊严”。金继续说道：“但是没有投票权，所谓的尊严就没有力量。”因此“非暴力抵抗的手段又一次施展了出来。”他勾勒了艰辛孤独的阿拉巴马州投票权运动，直至这一运动抵达危机点的过程，并且深思熟虑地说道：“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刻比起这一刻更加光荣，更加鼓舞人心。各个种族与信仰的教士与信徒涌入塞尔玛，与遭到围困的黑人并肩面对危险的朝圣之旅。”金向约翰逊总统致敬，因为总统不仅“敏感地感受到了国家意志”，还坦率地承认“是黑人的勇气唤醒了这个国家的良知”。然后他总结了迄今为止的阿拉巴马运动：“从蒙哥马利到伯明翰，从伯明翰到塞尔玛，从塞尔玛回到蒙哥马利，这条路绕了一大圈，路途很漫长，而且往往很血腥。然而它已经成为了一条挣脱黑暗的高速公路。”

“是的，先生，”零星的声音回答道。

“因此，今天下午我站在你们面前，坚信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正处于死亡边缘，”话说至此，金的周身上下都在投射能量。”唯一不确定的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与华莱士将要为了这场葬礼索取怎样的代价。”

自从读本科那时起，金就一直在与布道人同伴们一起钻研磨炼演讲术，他很清楚哪一句话放在哪里最能够促使听众鼓掌。果然这句话赢得了一片欢呼声。根据演说规则，金通常会在一段快节奏介绍之后述说一则轶事或者讲解一段圣经经文，从而构建一个可理解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却故意绕路，带领听众们走进了一个充满麻烦的历史角落。金断言：“种族隔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内战之后种族仇恨的自然结果。”他引用了耶鲁大学历史学家C.凡.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在其著名的《吉姆.克劳的奇怪生涯》一书中发表的论点：南方各州在1877年重建结束后的二十年里允许两族投票，仅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就有近百名黑人议员当选。有一段时间，甚至就连白人至上主义者也嘲笑吉姆.克劳法案实在太麻烦。

金再次暂时放下了预定讲稿——“我想让你们跟着我回顾一下这一幕”——请求听众们对抽象叙述保持耐心。这些抽象事物对专心投入的游行者乃至许多学者来说都很遥远，更不用说电视观众了。金认为，平等投票的局面之所以在十九世纪末遭到颠覆，是因为当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民粹主义党派，试图利用“贫穷的白人群众 ”与黑人之间的潜在投票联盟。这一趋势促使“新兴波旁利益集团”采取了激烈行动。“通过他们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金带着一丝阴谋论气息继续说道，这些人精明且耸人听闻地宣传“法律规定黑人和白人在任何层面上平等地走到一起都是犯罪。这一招非常成功。”

“是的，先生，”巨大的人群中传来一声孤独的回应。

金的公开演讲当中第一次出现了劳工唯物主义与阶级政治的机械词汇。这份讲稿是由挤在平板床上的顾问们攒出来的，这些词汇或许来自贝亚德.拉斯廷。他用尖锐的宗教语言重新表述了他对伍德沃德著作的解释，言辞逼近了渎神的边缘。“如果说奴隶制时代是白人占领了世界，给黑人带来了耶稣。那么战后重建时代就是南方贵族占领了世界，给了贫困白人带来了吉姆.克劳……一只心理上的报喜鸟，告诉他无论他的处境多么糟糕，至少他还是个白人，仅凭这一点就比黑人更强。”

“是的，先生，”许多声音应答道。

“他吃下吉姆.克劳果腹……他的孩子也学会了以吉姆.克劳为食。”金继续说道。正是受到自由选票威胁的政治势力设计了种族隔离的社会：“他们把南方的教堂与基督教隔离开来。他们将南方人的思想与诚实思考隔离开来。他们将黑人与一切事物隔离开来！”部分人群中爆发出短暂的欢呼声。然而大多数人保持沉默，仿佛没听懂一般。

金为种族问题给出了出人意料且尚未完成的诊断，这一诊断的基础则是布道坛之外的朴素政治经济概念。他在战后重建与塞尔玛游行之间划了一条直线，认为这两者是自由爱国历史上相隔一个世纪的两个十字路口。通过类比金警告听众们，在这第二次“建立一个伟大社会”的机会当中同样潜藏着陷阱。启迪与善意不足以稳定在创伤性牺牲当中诞生的新民主，因为被动的恐惧不仅会威胁积极正面的经验，还会威胁用来描述自治的政治词汇本身。内战结束后，为了破坏新近加入宪法的三项自由修正案，美国人广泛地扭曲了关于战后重建的叙事，从而适应白人至上的浪漫观点。在金看来，历史上的陷阱虽然神秘且难以识破，但却涉及到“种族隔离的起源与根源”。伍德沃德教授认为种族隔离非常“奇怪”，他在书中笔锋克制地描述了南方各州决定针对黑人以及自身进行彻底种族隔离的几十年。隔离如此滴水不漏，以至于任何在章程当中允许不同种族成员相互称呼为“兄弟”的兄弟会组织都遭到了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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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强调了历史选择的利害攸关。他告诉台下众人：“自从那起践踏正义的恶行在美国人的心灵当中犯下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说得很有道理。他说：

‘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条路，

将这条泪水浇灌之路穿越。

我们来了，踏着我们的道路，

路上洒满被屠杀者的鲜血。’”

这番触及底线的言论让人群陷入了沉默。无论是什么势力从奴隶制当中创造初了种族隔离，这股势力及其造物的存世时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奴隶制这一极权主义发明本身。金毫不动摇地注视着这两者造成的后果。他丝毫不打算精心安慰白人听众，而是引用了约翰逊的《放声高歌》（Lift Every Voice and Sing）中的一部分。对于许多奴隶的后裔来说，这段诗文都会令人回想起太过严酷的苦痛凌虐。虽说《放声高歌》是公认的“黑人国歌”，但是金刚刚引用的中间一节常常在演唱当中遭到省略。这段诗文唤醒了运送非洲奴隶的古老“中央航路”的无形幽灵，使其潜入了美国奴隶制的躯壳，在更切近的私刑与南北战争时期引发了尖锐的回声。1864年在田纳西州的皮洛堡（Fort Pillow）——或者说在马丁.路德.金的遇害地点孟菲斯市附近——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将军率领的邦联军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仍不过瘾，干脆整建制地屠杀了一支投降的联邦黑人部队。事后福雷斯特将军在战斗报告当中直截了当地写道：“被屠杀者的鲜血染红了二百码河水。”屠杀发生后，一位联邦白人指挥官的妻子代表刚刚丧夫的黑人寡妇们向亚伯拉罕.林肯求情：根据州法律，这些寡妇作为逃亡的动产，并不比动物或者家具更有权利获得退伍军人福利。国会响应林肯总统的倡议，为前奴隶的孤儿寡妇提供了法律保护，“将他们的婚姻视为合法”，并且在1864年7月2日通过的法案当中赋予了黑人合法组建家庭的权利。这项法案的颁布时间正好比起1964年7月2日——也就是塞尔玛运动的前一年——颁布的、旨在废除种族隔离的《民权法案》早了一个世纪。

在蒙哥马利，金继续唱着赞美诗。

“走出阴暗的过去，

直到现在我们终于伫立

在白光闪耀之处

我们的明星投射在此地。”

他的情绪猛然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今天我想告诉塞尔玛市——”

“现在就告诉他们！”有人喊道。

“今天我想告诉阿拉巴马州——”

“是的，先生！”

“今天我想告诉美国人民与世界各国：我们不打算回转。我们现在已经上路了。是的，我们已经上路了，任何种族主义的浪潮都不能阻止我们。”

“是的，先生！”

“我们已经上路了。烧毁我们的教堂也不能阻止我们。我们已经上路了……”他的声音稳定地提高了音调，开始描绘一场克服障碍与牺牲、滚滚向前势不可挡的运动。然后将鼓点一般的排比短句转向了游行本身。“让我们向种族隔离的住房进军，让我们向种族隔离的学校进军，直到……让我们向贫困进军，直到……让我们向投票箱进军，直到我们派出……不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的人们为止。”

金以接近男中音音域顶峰的调门接连抛出七个排比句，将投票箱进军的精神拓展到了各个方面。然后他放慢步调，为听众们留出了喘息之机。“在这个意义上，游行没有任何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的勇士们仅仅在城墙高耸的耶利哥城下走了一圈，通向自由的障碍就轰然倒塌了。”他用方言缓慢而亲密地引用了古老的黑奴灵歌歌词，“就好像歌曲里传唱的那样：

‘约书亚打响了耶利哥之战

约书亚打响了耶利哥之战......

约书亚喊道，去吹响公羊角，

因为战斗掌握在我手中。’”

金要求他的听众们给出有价值的回答，以此来纪念这位“早已逝去的无名黑人吟游诗人”。“战斗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用创造性的非暴力来回应对于更高地位的召唤。”他把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者的个人记忆提升成为了“我们时代的奇妙标志，如此充满希望……面孔如此明亮，”并在答卷中加入了烈士的名字，一直到吉米.李.杰克逊和詹姆斯.里布。“他们的脚步声……是约书亚的部队行进时发出的奔雷之声，世界在他们的脚下摇撼。”他庄严地唱道：“我的人民，我的人民，听着。战斗在我们手中。”

金简短地停顿了一下，预先写好的讲稿内容此时已经用完了，接下来完全是即兴发挥时间。他首先回应了批评者和旁观者的持续呼吁，这些要求他赶紧结束令人不安的煽动，金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根据这些人的话术，社会常态早已摆脱了残酷的恐怖，偶尔才会有被炸毁的教堂令人蹙眉。金拒绝接受这套说辞，因为“正是阿拉巴马州各地的社会常态阻止了黑人成为注册选民。”他那独特且焦灼的声音将“常态”这个看似很难加以发挥的词汇烧热成为了驱动演讲势头的引擎，在接下来的十句话当中接连发动了十五次。“能让我们满足的唯一常态是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的常态，”金再一次高声转述了先知阿摩司的话语。他根据记忆当中的现成素材最后三次呼吁听众们在建立“一个与自己和平相处的社会”的斗争当中坚守非暴力，然后谈到了他本人的内心渴望：“我知道你们今天在问，这需要多久？”金坦言道。“有人在问，偏见还会蒙蔽视野多久……有人在问……”

直到此时金才终于说出了将要铭刻在自由运动顶点的话语，他这次演讲当中的几乎所有其他言论都很快消散在了各方看法的变化当中。在州议会大厦内部，华莱士州长一边同时观看着三台电视机，一边透过助理办公室的百叶窗偷看未来的选民——他之所以要特意跑到别人的办公室里看电视，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以为他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敢出来。在广场上，金的演讲刺穿了他自己的同情者之间的温和间隙，划破了他们之间的境遇与肤色差异——他的语气太像黑人，他的主张太过非暴力，他的思想太过黑暗，他的论述太倾向于审视战后重建历史，从而警告人们不要再次听任希望遭到缓慢的侵蚀。保存下来的金的演讲记录将会比他匆忙拼凑的文本更混乱，反映了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些段落遭到调整或者干脆被跳过，登上印刷品的内容*与他所说的内容并不一致，听众记忆当中的内容也对不上他事先写好的讲稿。

*【认证版金的主要作品选集（1986年出版）将这篇讲稿当中涉及非暴力的词句改成了过去式，从实际演讲中的“可以转变”改为“转变了”。它省略了主张非暴力的演讲第一段与最后一段（“因此我恳求你们……”）。保存下来的版本还省略了金对于战后重建与吉姆-克劳的全部讨论，他对于常态的阐述，以及他朗诵《放声高歌》与《耶利哥之战》的段落等等。有些错误与省略首次出现在《纽约时报》连夜汇编的节选当中。】

“正义还要在十字架上钉多久？真理还要被埋葬多久？”金在蒙哥马利喊道。“今天下午我来告诉你们，无论此刻多么困难，无论此刻多么令人沮丧，此刻都不会持续多久。因为被压倒的真理将会再次崛起。还有多久？没有多久！因为没有谎言可以永远存在。还有多久？没有多久！ 因为种下什么必然要收获什么。还有多久？”

台下的呼声已经开始回荡，人们越发强烈地期待着他的反问。金的声音盖过了鼓励的高呼与期待的低吼，他抛出珍藏的一串经典语录，不过省去了作者的名字，从而将演说的结尾冲刺阶段精简到了九十秒。“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一个女声的回答压过了其他人。

“‘真理永远在脚手架上施工，谬误永远霸占在王座上，’”金充满激情地朗诵了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的诗句。“‘然而那脚手架摇曳着指向未来，越过昏暗未知的方向/伫立着阴影中的上帝，将他的子民用心守望。’”还有多久？没有多久！ 因为道德宇宙的弧度虽然很长，但是毕竟朝向正义弯曲。还有多久？没有多久！因为我已亲眼看见上主降临的荣耀，祂正在践踏酒醡碾碎愤怒的葡萄，祂挥舞命运闪电祂的利剑已出鞘——祂的真理一往无前！”

金加快语速，继续念诵了《共和国战歌》的另一节歌词，然后暂且放慢了一下节奏，接着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精心选择的词句。他的声音在情绪极限的边缘颤抖，随着无数人的齐声念诵越爬越高：

“祂吹响前进号角绝不后撤向前进，

他端坐审判席上筛选善恶世人心，

哦！我的灵魂向祂飞去我双腿欢欣！

我们的上主一往无前！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人群的嘈杂声渐渐消失，直到这第三句“荣耀”如同礼炮一般唱响，然后高涨的情绪就溢出了这场远征的终点：

“——祂的真理一往无前！”

蒙哥马利的电视直播逐渐停止了。在背景当中，拉尔夫.阿博纳西引领众人向金致敬。“谁是我们的领袖？”他在扩音器中不断喊道，“上帝保佑他！”他凭借特有的热忱带动全场欢呼，宛如众人正在对金屈膝跪拜一样。这种做法令非学委的活动家们大为腹诽，不仅因为他们拒绝将金奉为偶像，还因为阿博纳西在众人欢呼时腆着脸站在金身边跟着沾光。“我知道在美国没有其他女人像她那样为自由而受苦，”阿博纳西在集会结束时向他的妻子胡安妮塔点头示意：“她不怎么会说话，但她可以吻我！”接下来他遣散了人群并且提醒大家再看一遍印刷传单上的游行指示：一定要低调迅速地散开——“散兵游勇不得逗留”——天黑之前务必要全都离开蒙哥马利，不给暴力袭击者留下可趁之机。一位目击者有些夸张地报告说，“不出十分钟，德克斯特大街上除了新闻记者与军人以外的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在华盛顿，约翰逊总统躲进内阁会议室，逗弄那些被政府高层官员的一连串声明吓倒的记者们。声明的覆盖面很广泛，涉及数十亿美元的贸易转移，全国百名市长峰会的通知，如果暴力冲突停止就向北越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提议，以及游侠号太空任务已经发现了宇航员登陆月球的“两到三个可行地点”。“愿上帝怜悯你们的灵魂，”约翰逊跟手忙脚乱的记者们调侃道。游行之后，总统下令调拨“大量新闻预算”以重新赢得全国关注。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柯林斯向聚集在一起的媒体承认道，蒙哥马利周边的联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奉行种族隔离，并且承诺尽快进行具体改革。在约翰逊的鼓励下，柯林斯在闭门会议上刚刚当着内阁秘书们的面发表了相同的观点，在记者面前他的措辞还要更温和一些。柯林斯承认，虽然他与阿拉巴马州当地白人牧师反复交涉，但是目前只有寥寥几人愿意在布道当中“反对暴行”，愿意“为兄弟情谊大声疾呼”的白人教士一个都没有。而且他派出的调解人还遇到了来自阿拉巴马州白人联系人的严重阻力，“这些人无条件地认定联邦政府与游行领导人都是邪恶势力。”柯林斯告诉记者，他和司法部长卡岑巴赫都希望过去几个月的种族紧张局势能够暂且缓解片刻，好让他们这些人乃至全国上下“得以喘息”。

在蒙哥马利，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静静地跪在州议会大厦脚下人流稀少的人行道上。丹尼尔斯在数百名参加游行的圣公会神职人员中遇到了一位波士顿神学院教授，他向这位教授请求祝福，希望能够放弃剩余的学时，留在这里执行他所设想的宗教任务，教授向他给予了正式祝福。游行刚开始那天，他和同伴朱迪思.乌法姆乘坐乌法姆的大众汽车从波士顿回到塞尔玛，车上装满了行李；现在两人又将这辆大众汽车开到了蒙哥马利，卸载行李之后的空间正好用来搭乘返回塞尔玛的青少年。启程之前，两位志愿司机还想找一找有没有其他人需要搭车，于是来到了位于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的临时诊所。他们在众多身体不适或者双脚酸痛的病号当中认出了来底特律的维奥拉.柳佐。碰巧柳佐也有事想要问他们两个：她刚刚来到塞尔玛时就将自己驾驶的奥兹莫比尔汽车借给民权阵营的运输委员会，如今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她想知道自己的车现在在哪里。二人坦率地答道，在过去一周的混乱当中，这辆车已经被重新分配了不止一次，现在柳佐应该赶紧将自己的车提回来，因为据说现在分配给这辆车的司机没有执照。

柳佐强拖着身体离开了诊所。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在圣裘德集结区发现了自己的车，车上挤满了返程游行者，驾驶座上坐着一位十九岁的志愿者勒罗伊.莫顿（Leroy Moton）。柳佐从这位年轻人手里接过方向盘，礼貌地表示这段路最好让她自己来开车。反正她也要在一两天后返回密歇根，届时将要驾驶漫长的车程，因此她想趁现在先练习一下车技以免生疏。在返回塞尔玛的途中，柳佐首先在蒙哥马利机场放下了一位纽约来客，然后继续上路。这时两辆汽车闪着车灯咬在了他们后方。柳佐一边强打精神地笑称敌对白人缺乏行车礼仪，以此安抚同车乘客，一边频繁地来回加速减速，直到甩掉尾巴为止。一车人终于平安抵达了布朗礼拜堂——包括她本人、莫顿、一名塞尔玛本地的黑人男子以及三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白人女性。柳佐与莫顿休息了一下，然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启程赶赴蒙哥马利去迎接依然滞留在那边的游行者。

与此同时，一支由四名伯明翰三K党徒组成的“行动小队”或者说“传教士小队”一直在蒙哥马利与塞尔玛之间逡巡，但是却三番两次未能得手。他们沿着进入蒙哥马利的路线骚扰游行者，有一次还差点拖走了一位冒险进入加油站的黑人，但是每次想要痛下杀手之前都遭到了巡逻军人的吓阻——巡逻军人未必每次都一定正好就在附近，有几次他们大概是在自己吓唬自己。眼看在蒙哥马利这头讨不到便宜，四人决定去塞尔玛那头看看有没有空子可钻，结果在80号公路上因为超速行驶被一名阿拉巴马州骑警拦了下来。三K党徒尤金.托马斯（Eugene Thomas）不得不出示自己的辅警徽章以及两份治安副官特别委任书，这才得以脱身。不过州骑警还是给他们开了一张罚单，理由是汽车上的排气管消声器安装得不合规范。回到塞尔玛之后，四人憋着一肚子闷气来到了银月咖啡馆。此前他们一直鼓吹要在塞尔玛游行的最后一天前所未有地干一票大的，但是眼看这一天就要结束，几个人却连一点血花都没看见。这时有一位埃尔默.库克（Elmer Cook）走了进来。此人是被指控在银月咖啡馆外的人行道上殴打詹姆斯.里布致死的三名嫌犯之一，听说有外地党徒上门，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特意过来看看。“我做了我分内的事，”库克说着话拍了拍他们的后背。“现在该你们去做事了。”虽然库克既没有询问他们的来意也没多说些什么，但他的鼓励还是促使四位伯明翰党徒在天黑后回到街头继续寻找机会。他们一开始打算以布朗礼拜堂附近的落单行人做为目标，但是又看到教堂附近停着一辆架着机枪的国民警卫队吉普车，只得悻悻离开。在布罗德街的一座红绿灯前，他们注意到一辆挂着密歇根州车牌的汽车，车上有一名白人女性与一名黑人男性——正是柳佐与莫顿。一名党徒尖声叫道：“好家伙！”党徒们全都兴奋不已，纷纷猜测这对黑白配狗男女的脑子都在想些什么淫秽下流的勾当。尤金.托马斯宣称：“咱们这次逮着大鱼了。”

党徒们跟踪柳佐与莫顿驶过佩特斯桥，回到了蒙哥马利。托马斯告诉同伙俯身弯腰躲在车窗下沿以下，以此掩盖车上的人数。两名党徒躺在后座上，一人向另一人承诺，一定要从前面的汽车里搞来一件“黑鬼运动服”当做战利品。“动真格的时候到了，”他们一边相互打气一边偷看车外。他们的汽车费了半天劲才驶出了塞尔玛以东的拥堵路段，然后在经过克雷格空军基地门前时又放慢了车速，因为他们的目标似乎打算驶下80号公路找地方过夜。再接下来他们在80号公路的双车道路段经过了两小时前拦住他们的州骑警雷达测速警车，警车顶灯旋转，旁边停着一辆被查扣下来的超速车辆。远离了测速警车之后，他们的猎物突然以远远超过限速的速度飞驰起来。因此尽管两辆车都驶入了偏僻隔绝的朗德斯县乡间，但是党徒们一连几英里都没能成功超车。科里.威尔金斯（Collie Wilkins）大喊着不让托马斯将猎物撞出公路，以免他们自己的车上留下对方车漆与镀铬的剐蹭痕迹并且遭到指认。托马斯从手套箱里拿出一把手枪递给他。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和汤米.罗（Tommy Rowe）也都拔出了手枪。车辆驶上了一条跨越丘陵的直行道，党徒们挤在副驾驶侧的前后车窗旁边，将三支枪口插进了呼啸的风中。

此时莫顿正在一边全神贯注地调节收音机表盘，一边努力接受柳佐的宽慰，满心希望身后追兵或许确实是“我们自己的人”，然后爆裂的车窗玻璃碎片就突然撒满了前座。他意识到汽车仍在急速行驶，而柳佐已经瘫软在了方向盘下面。他赶紧从侧面抓住方向盘，然后也顾不得看路，直接往右边打了一把方向。汽车冲下路肩，剧烈颠簸着向前拱了一段路，沿着一道拉着围栏的牧场护坡斜倚着停了下来。没等车停稳，莫顿就强撑着关掉了发动机与车灯，然后看着柳佐死去的面庞昏迷了过去。刚刚苏醒过来，莫顿就朝向蒙哥马利跑去。要是在平时，如此空旷的夜晚前后几英里都不会有其他车辆。不过这天晚上他没跑出多远就看到一辆卡车迎面驶来，司机是来自加州里士满的基督门徒会牧师莱昂.莱利（Leon Riley）。莱利第一眼看到路边有个疯狂挥舞双臂、浑身血迹斑斑、身形好似竹竿的瘦高青年——莫顿的身高足有六英尺四英寸（约一米九），体重却还不到一百四十磅（约六十三公斤）——一下子没能及时反应过来，只得在停车之后又往回倒了一段距离，这才将莫顿拉上了卡车的敞篷车厢。莫顿一上车就大叫着让车上的四十名游行者赶紧低头趴下——车厢地板上没空就趴在别人身上——并且捂住自己的头。路上遇到的第一对车灯让莫顿陷入了崩溃，因为看起来就好像枪手的车又绕了回来。理解了眼下状况的众人就是否应该在朗德斯县停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才同意只停一小会儿，好让拿破仑.梅斯的两个侄女跳下车赶回家。两个女孩都吓哭了。

不出两小时约翰逊总统就给卡岑巴赫打了电话，谈起了正在新闻线路上传输的案件公告。“那个女人来自密歇根？”他问道。

“来自密歇根，是的，”卡岑巴赫说。

“有人在外面伏击了他们还是怎么的？”

“是的，”卡岑巴赫说，并补充说他还不知道该女子的受伤程度或者“任何进一步细节”。

“我没有吵醒你吧？”总统问。

卡岑巴赫苦笑了两声。他表示他已要求联邦调查局在早餐前向白宫提交一份完整报告，但是总统等不了这么久，现在就要做点什么。他告诉卡岑巴赫，即使是调解——将柯林斯州长连夜送回阿拉巴马州——“在理论上也值得一试，军事干预后边必须跟着后招。”

凌晨一点钟之前不久，约翰逊总统亲自打电话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通宵值班人员询问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夜班主管哈罗德.斯旺森（Harold Swanson）在1点07分被叫去向总统汇报基本情况，然后在1点11分又汇报了一次：来自密歇根州的受害者已经死亡，正在进行尸检，从车上找到了子弹碎片和一块写着“运输委员会”的写字板。斯旺森强调，在塞尔玛负责里布案的联邦调查局重案督办约瑟夫.苏利文正在指挥柳佐案的调查工作并且已经保护了犯罪现场。约翰逊很欣赏苏利文，因为他去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负责了三名民权工作者遇害案的调查。但他要求一切最新消息都要立刻上报，无论当时是几点。

凌晨1点49分，黛安.纳什强行打通了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电话。她通知斯旺森，勒罗伊.莫顿在塞尔玛遭到了监禁。她警告调查局，如此倒行逆施之举不仅严重践踏了正义，而且还让枪击案的唯一已知证人面临着随时可能被人灭口的严重危险，特别是阿拉巴马州当局很可能会设法将他转移到犯罪地朗德斯县的管辖区。纳什要求斯旺森接通约翰.多尔的电话，斯旺森没有答应。但是他告诉纳什，苏利文检查官已经知道了莫顿的情况。苏利文批准威尔逊.贝克保护性收监了莫顿，以免他受到三K党、朗德斯县以及克拉克警长的危害。此时此刻他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探员的问询。

斯旺森后来联系上了苏利文并且宣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总统刚刚打电话给我，要求你今晚通宵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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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摸爬滚打的长期经验使得苏利文在星期五早上之前就感觉到了某些异样：他负责的这起热点案件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冷落；同事们没有争相帮助他，而是明里暗里给他拆台；夜里被传唤到总部的高级官员在他面前闪烁其词；只有一个朋友不情愿地透露，伯明翰当地探员从他手里夺走了这起案件。

胡佛局长在早餐前小心翼翼地透露了一丁点他的放射性秘密。他打电话给白宫告诉约翰逊总统，这个案子几乎已经侦破了，因为联邦调查局有“一位我们的人在车里”。胡佛表示，这位内线“当然没有枪，也没有开枪”——这话说得并不准确。他喘着粗气继续说，凶手计划“把枪扔进他们工作的钢铁厂的高炉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设好埋伏，等到这些人今天早上来上班时抓个现行。我们在办公室里找到了那个线人，我们正在和他谈话，因为——他害怕得要死，理由自然是他担心自己会性命不保。”局长向约翰逊总统保证，苏利文督办已经负责调查。

约翰逊首先感谢了胡佛——“你一如既往地掌控着全局”.——然后又问他卧底与线人之间的区别何在。“是不是你先雇人？然后他们加入三K党并且与你保持——”

“我们只去找那些已经加入三K党的人，”胡佛回答说，“并且劝说他为政府工作。我们为此向他支付报酬。有时他们的要价相当高昂，也有时他们不提条件。例如我们在密西西比州发现那三具尸体的时候，就不得不为此支付三万美元。”阿拉巴马州的这位线人“不是局里的正式探员”，但是“幸运的是他昨晚碰巧参与了这件事，否则我们只得大海捞针不可。”

约翰逊总统挂断了电话，茫然地看着他的助手们：“你们知不知道胡佛的一个线人也在向她开枪的那辆车上？”

约翰逊立即打电话给卡岑巴赫，想看看他了解多少情况：“我们会很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我还不太清楚这件事，”卡岑巴赫承认道。整个司法部都对胡佛的秘密一无所知，就像苏利文检查官本人一样，而且现在胡佛依然将他们蒙在鼓里。

“那辆车里有他们的一个线人，”总统宣布。他说联邦调查局正等着抓捕凶手。

“哦，那就好，”卡岑巴赫说。总统又问他是否应该直接将电话打到底特律，与柳佐的鳏夫安东尼.柳佐谈一谈。联邦调查局很不建议总统这么做，卡岑巴赫也认为应该小心行事。约翰逊表示同意并且责成白宫律师李.怀特打个电话探探口风。通话之前，总统指示怀特一定要出言谨慎，因为联邦调查局警告说安东尼的态度极其恶劣。几分钟后，结束通话的怀特惊讶地向总统报告说，他发现安东尼“毫无失态，非常放松，听他说话的口吻是个很不错的人。”怀特告诉约翰逊，安东尼.柳佐正在与五个孩子一起伤心，“他对华莱士说了几句不友好的话，”但是“他似乎沉浸在反思当中，想知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总统先生，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您真的给他打电话，他将会很理智，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失控或者发疯。”

与此同时，胡佛打电话给司法部长卡岑巴赫说，“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行动起来”以破获柳佐案。司法部的律师需要尽快拟定指控从而关押嫌疑人。卡岑巴赫建议将此事交给多尔，因为眼下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司法部高级雇员就是他，随时可以投入工作。胡佛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且简略地透露了某位联邦调查局线人涉及此案的情报。他有些夸张地解释说，约翰逊总统之所以比司法部长更早知道这一情况仅仅是因为他从午夜开始就亲自给胡佛打了三四通电话。此外胡佛依然坚持认为总统应当回避柳佐一家，并且为卡岑巴赫补充了一则令人震惊的论据。结束通话后，胡佛迅速在一份标题为“上午9点32分”的备忘录中向他手下的高层管理人员复述了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我说这个人本身背景不太好，而且这个女人的手臂上有针眼痕迹，显然她一直在注射毒品；她和车里的黑人坐得非常非常近，看起来就像是在私下乱搞。”卡岑巴赫对于胡佛的满嘴胡沁不予置评，因为胡佛显然将三K党的臆想打扮成了证据*。但他也没有质问为什么谋杀嫌疑人的汽车里会意外地冒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要么出于天真，要么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总之卡岑巴赫想当然地认为罗与联邦调查局只是偶然搭上线而已，直到案发后才站出来作证。与约翰逊总统一样，卡岑巴赫希望相信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明星证人。与此同时胡佛则热切地将怀疑的目标指向了受害者柳佐。

*【联邦调查局探员保罗.E.绍菲特（Paul E. Shoffeitt）——此人并非法医——猜测道，柳佐的手臂上有一处碎玻璃留下的划痕“被当成了最近扎过针的迹象”。毒理学测试没有在柳佐的遗体内找到任何毒品。胡佛的其他抹黑同样毫无根据。尽管有悖常识与莫顿的证词，他依然采信了三K党徒线人的刻板印象供述，认为一黑一白两名塞尔玛游行者混在一起肯定会“啃成一团”。】

几分钟后，约翰逊总统在9点36分再次联系上胡佛，声称他正承受着给柳佐先生回电话的巨大压力。如今已有大批记者来到底特律的柳佐家中安营扎寨，等待着来自白宫的反应。如果总统迟迟不打电话，必然会催生大量负面新闻。约翰逊想知道胡佛是否知道“我有什么理由不该打这个电话，因为你的档案中提到他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人。”

“是的，他是卡车司机工会的成员，”胡佛说。他的声音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我不会说他性格不好，但是当地人都知道他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主要打手之一。而且他妻子这个女人——我们在她身上发现了许多针眼，表明她可能在使用毒品。”胡佛认为约翰逊应该把打电话的任务委托给助手。

“怀特已经和他谈过了，”总统说。

“哦？他已经谈过了？”胡佛吃了一惊。他答应迅速发布嫌疑人在阿拉巴马州遭到逮捕的消息。

“请吧，”约翰逊催促道，“因为他们在这里快要把我逼疯了。”

“好的，我会的，我马上就把消息放出去，“胡佛说。他向总统提供了拉网式突击侦查的成果——探员们正在多次盯梢，凶手的红色英帕拉跑车停在自家院子里遭到监视——此外他还胡扯了两句凶手的动机。胡佛告诉约翰逊，自从里布谋杀案以来，三K党的阴谋已经“策划得相当完善了”。但是他又声称这次伏击只是恰好凑齐适当条件的结果：“他们不小心撞上了这辆车，看见这个有色人种正依偎在——呃——正距离开车的白人妇女很近。”他认为在接下来一小时内从白宫发表声明还算安全。

总统指示胡佛赶紧准备一下，然后去找司法部长，“你们两个人马上赶过来，我要让电视采访拍到你们两个进门的样子。”他轻描淡写地补充说这一幕“可能有点戏剧性。”

“好吧，我——我马上加紧办理，”约翰逊扣下电话时胡佛这样回答道。局长立刻让联邦调查局上下忙成了一锅粥，但是他首先打电话给卡岑巴赫，最后一次劝说司法部长不要让总统给柳佐家打电话。胡佛主张总统应该“等到案件破获之后再说，到时候他大可以考虑是否要给这个人打电话表示慰问。”

等到多年以后记录这些幕后交谈的文件与录音得到解密之际，约翰逊早已作古，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如何有意识地诱导胡佛做出了决定性的承诺。认识总统的人都承认他具有某种微妙操纵人心的天赋。尽管胡佛显然对于打电话安慰柳佐遗属的问题非常敏感，但是约翰逊却始终对此不以为然。胡佛对于柳佐的下流评论更是被总统扫到了一旁听都不听。胡佛的传记作者之一理查德.吉德.鲍尔斯（Richard Gid Powers）在1987年引用了胡佛针对柳佐的抹黑污蔑，以此证明胡佛在民权问题上的核心理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充斥着严重的家长主义作风，在最糟的情况下则干脆倒向了刻薄的种族主义。”柳佐的传记作者玛丽.斯坦顿（Mary Stanton）根据1998年进一步解密的更完整记录认为，胡佛之所以竭力污名化柳佐，不仅因为他本人性情卑劣，还因为他有着更实际的考量：他迫切想要尽量避免调查局的线人暴露在公众面前。如果全国上下对于柳佐的第一印象是白宫与她的亲属通电话表达慰问，那么柳佐就会被打造成殉难的女英雄，公众将会强烈要求有关部门解释她的遇害经过，这样一来很可能会揭开足以搞臭联邦调查局的肮脏秘密——线人加里.托马斯.罗在加入星期四的杀人小队之前曾经请示过联邦调查局的意见并且得到了批准。更有甚者，在此前将近五年间，罗就在伯明翰参与过一系列尚未得到破获的三K党罪案，每一次都在事先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绿灯放行。

“胡佛慌了，”斯坦顿写道。他抓紧时间反对柳佐，无论如何也要将英雄的衣钵抢到调查局手里。他始终没有透露探员们在柳佐车上找到的未邮寄信件的内容：根据柳佐的自述，她是受到了约翰逊3月15日的国会讲话的激励之后才赶赴了塞尔玛。另一方面，约翰逊也认识到对于胡佛来说将联邦调查局的表现暴露在外界问责之下是多么困难。局长甚至没有告诉他线人的名字，更不用说向公众坦白了。但是任何刑事审判都需要提供线人的姓名，约翰逊敦促胡佛至少承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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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总统打破了白宫新闻日的记录，在午餐前三次抢占了全国电视。首先，约翰逊邀请国会高层领导人来到椭圆办公室面谈，然后又在镜头前感谢他们即将通过医疗保险计划。这项提案仅存的主要障碍是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哈里.伯德（Harry Byrd），于是总统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总统询问伯德，如此重要的立法是否至少应该先走一下委员会投票的程序。伯德承认目前没有什么紧急事由阻碍该提案的审议。一听这话，约翰逊随即向电视观众们展示了他惯用的全线压上式游说风格：“那么当众议院采取行动并将提案呈交给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时候，你肯定会安排及时且彻底的听证会，没错吧？”伯德支支吾吾地承诺到时候自然会照办。拿下这一局的总统随即带头走到户外，欢迎一架载有双子座3号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与约翰.杨的直升机在白宫庭院降落，并且在东厅为二人举行了授勋仪式。

在场的三家电视台当中只有国家广播公司在授勋仪式结束后继续转播了宇航员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庆功游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管们则决定不要为了转播庆功游行而取消大受欢迎且利润丰厚的常规节目《寻找明天》。正当他们为了这项精明的商业决策而自鸣得意之际，白宫方面突然宣称总统还要发布当天的第三条重大新闻。白宫新闻秘书乔治.里迪拒绝确认这条新闻是否涉及柳佐案。记者们疯狂地搜寻着线索。来自底特律的消息说，约翰逊在中午12点30分给柳佐家打电话，但是没能与柳佐通话——熬过一个不眠之夜的鳏夫刚刚闭眼躺下，家里人决定就算是总统亲自打来电话也不能在这时候叫醒他；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有人在白宫看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轿车。高管们中断了原本的节目播出，再一次在荧幕上打出了硕大的总统徽记。12点40分，他们知道自己猜对了，因为约翰逊总统在卡岑巴赫部长与胡佛局长本人的陪同下再一次出现在了电视荧幕上。总统宣布了四名被捕嫌疑人的名字，并且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三K党恐怖分子”的运动，还祝贺联邦调查局不出二十四小时就破获了本案：“我对胡佛先生的赞美无以言表。”总统当天的第三次亮相将其他新闻全都比了下去，《纽约时报》头版用三层头条标题与五张照片进行了报道。

可是在联邦调查局内部谁也没有心思庆功，因为马上又冒出了新的危机：有记者质疑加里.托马斯.罗（Gary Thomas Rowe）——即汤米.罗——为什么没有与其他三名嫌疑人一起在周五下午出庭接受提讯。身为线人的罗与他信任的联邦调查局上线一起秘密返回了犯罪现场，试图回忆他与同伙们在80号公路沿线抛弃弹壳的位置。此时的罗吓得六神无主，他已经被架在了刀刃上，因此一直企图拖延时间。他在监狱里与党徒同伙们分开的时间越长，他作为安插在他们当中的政府内线就越容易受到怀疑，但是他又不想离开联邦调查局的保护。最后在下午5点25分，戴着手铐的罗来到了提审现场。他一露面就摆出了三K党徒的全套派头，冲着记者与他的调查局上线破口大骂。有一位马特.墨菲律师（Matt Murphy）——此人自称是阿拉巴马州三K党的大骑士（Klonsel）——为罗交纳了五万美元保释金，并且在罗被当庭释放之后与一名大泰坦（Grand Titan）以及一名上位独眼巨人（Exalted Cyclops）对他展开了盘问，罗全靠脑筋飞转才侥幸过关。他声称联邦调查局一定是通过州骑警开具的罚单才追踪到了杀手小队，还说联邦调查局探员将他隔离关押了一整天，对他威逼利诱，迫使他交出证据——这倒不完全是瞎说——而他则始终英勇不屈。墨菲大骑士表示他们可以用篡改证据与“贿赂”的罪名弹劾任何起诉，从而让被捕党徒无罪获释。三K党头目们并未打消对于罗的疑心，但还是姑且放他回了家。

联邦调查局的秘密并未遭到新闻报道的揭露，只有一篇冷门报道质疑罗在接受传讯时“迟到了四个小时，原因不明。”探员小组勤勉地收集着刑侦证据，并且在80号公路沿线找到了弹壳。联邦调查局总部一边命令他们加紧工作，另一边警告他们压制一切关于线人的暗示。胡佛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直截了当地指示道，“所有探员都必须闭口不谈”。一位高级官员告诉督办们，调查局“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解释我们正在做什么，说得越少越好”。胡佛补充了一则手写命令：“我不希望任何人议论或者扩大阿州事态，因为总统已经发表了声明，此事到此为止。”

在约翰逊声明的堡垒背后，政治角力还在继续进行。胡佛接见了一位新当选的俄勒冈州议员，该议员此前不仅谴责过金，还反对沃伦委员会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所有批评，由此向胡佛献上了一片忠心。胡佛详细地回顾了他将金称为美国最臭名昭著的骗子的决定。另外在柳佐案嫌犯被捕的星期五，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秘密向联邦调解员勒罗伊.柯林斯提交了一份浸透毒汁的目标报告。主管人员从堆积如山的电话窃听录音当中挑出了柯瑞塔.金对她丈夫的一句话：她认为柯林斯在周一与他们一起短暂游行时暴露了自己“被偏见蒙蔽”的事实，因为他敦促金适应一下蒙哥马利白人渴望针对最后集会施加的限制。联邦调查局的主管们特意标出了这条评论，以此表明她侮辱了柯林斯。他们声称信息来源绝对可靠，不过具体来源不便细说。在胡佛的批准下，在确信柯林斯是“局长和调查局的长期崇拜者”的基础上，他们还附上了联邦调查局的绝密指控汇编，指斥金是一名生活作风败坏的颠覆者。这个文件包一边佯装友好地告诫柯林斯要小心虚假的盟友，另一边又告诫柯林斯，国家安全当局截获了他与所谓不良人士的私人通信。这条酸溜溜的信息补全了前州长在佛罗里达州老家遭到的粗鲁慢待：有一位曾经长期为柯林斯服务的理发师拒绝今后继续为他理发，因为他与黑人勾结在一起。

周六下午2点26分，合众国际社的全国报道为联邦调查局拉响了最后的警报，因为报道当中引用了克拉克治安官的一段话。他在谈到伯明翰三K党小队时声称：“联邦调查局监视了那辆车。”记者追问他如何看待阿拉巴马州最新的民权谋杀案，克拉克猜测联邦探员破案如此迅速，其中必有蹊跷。然后他又将案发的责任推给联邦调查局，因为他们没有与自己分享可能避免谋杀的信息。合众国际社的报道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层层上报，晚上9点45分调查局发布公开声明，斥责克拉克的言论是“恶意的谎言”。联邦调查局官员准确地否认了探员曾在谋杀当天主动监视过三K党的汽车。这条反驳就像胡佛随后交给卡岑巴赫的报告一样——“我不得不将治安官的以下陈述称作谎言……”——利用克拉克猜测当中的一点错误掩盖了联邦调查局知晓凶案内情的事实。调查局总部发言人隐瞒了案发之前总部与罗的通信，尤其是批准罗参加三K党任务的最后通信，因为这些内容肯定会促使人们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党徒们乘坐的汽车没有得到监视？他宣称局里“迅速传播了所有它知道的信息”，然后一夜之间侦破了罪案。只有一个奉行“极权主义”的联邦调查局才能做得更多更好，而胡佛局长谦虚地拒绝了这种权力。

联邦调查局仅仅发表一份声明就足够了。迪洛克明智地建议同事们不要理会克拉克今后的任何攻击——此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名誉扫地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以免此类攻讦与胡佛的威望相互作用，催生“治安官寻仇调查局”之类的段子。一向警觉的胡佛利用柳佐案的喘息之机强化了总部官僚机构传说当中严密周全的工作纪律。他责令督办们解释为什么在星期六这天花了七个小时才对这篇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应对负面新闻的关键在于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但是这次调查局差一点就要等到第二天的新闻周期才做出反应。每一份送进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文件都会盖上显示送达时间的时间戳。按照正常工作流程，督办会根据时间戳确保预读员在严格期限内挑出值得注意的敏感材料，分拣员与传信员也必须在期限内将标记出来的文件呈交给调查局高层——工作日每七分钟送一次，周末每小时送一次。这一回胡佛的私人秘书坚称她“立即”将采访克拉克的报道交给了胡佛，有下午4点16分的收件章为证，此时距离合众国际社发布新闻刚刚过去了不到两个小时。高管们也为他们的每一个工作细节辩护。但是督办们依然不可避免地发现了可以纠正的疏漏，例如迪洛克手里有好几份文件都没盖时间戳，还有一位不幸的助理承认周六晚些时候下班回家时没有注意到他桌上的克拉克文件。

联邦调查局在新闻界享受了一场荣耀盛宴，迪洛克的一个助手称其为“对于调查局的新闻发布程序正当性的又一次平反”。《纽约时报》向胡佛致敬，尊称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民间英雄……几代美国年轻人眼中不可败坏的偶像，数百万长辈心目当中‘诚实警察’的象征”。《时代周刊》认为，破获柳佐案的“壮观壮举”对胡佛来说特别甜蜜，因为这一成果修复了“他那套曾经坚不可摧的公众尊敬盔甲上的些许裂缝”。回顾胡佛在司法部连续工作的四十八年，文章作者发现胡佛自从1924年担任联邦调查局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局长以来只要求过两件事：他本人对于调查局的绝对控制，以及让调查局免于政治干预。《时代周刊》没有暗示这两个条件可能互不相容，特别是在调查局成立多年之后的今天，或者它们干脆违反了宪政自治的最基本原则。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胡佛用他的铁手建立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率与诚信的纪念碑”。

马丁.路德.金也给胡佛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我谨祝贺您与联邦调查局迅速逮捕了被指控刺杀柳佐夫人的凶手。派到阿拉巴马州的探员们出色地遏制了潜藏在阿州日常生活表面之下的猖獗暴力与野蛮，尽管他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明确提到阿拉巴马州的探员是一个自觉道歉的信号，因为金曾经公开批评过联邦调查局在阿拉巴马州的表现，胡佛则以此为理由怒骂金是“臭名昭著的骗子”。然而胡佛拒绝对金做出任何答复——无论是幸灾乐祸、亲切慰问还是场面套话。迪洛克指示各部门主管，即使仅仅承认调查局收到了金的电报“也只会树立他的形象……将我们与他联系在一起，并使我们对他负有义务。”他们决定不向记者证实金的电报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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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星期日，金飞往西部，在旧金山的格雷斯大教堂布道，然后又开车前往当地一家电视台。全国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同意在这里为金拍摄一期《会见新闻界》特别节目。作为交换条件，金必须答应一件事：接下来其他电视台采访他的时候，假如问及他塞尔玛游行之后的阿拉巴马州产品抵制运动，他不能给出任何有新闻价值的评论。尽管这个条件有点霸道，金还是答应了下来。经验告诉他，全国性的新闻节目往往会从与民权运动不一致的角度引发争议，甚至会把他当做家丁任意驱遣。他也知道最好不要指望在节目当中讨论塞尔玛的历史地位。不过，节目一开头抛出的问题还是令他难以招架。

“首先，”金在直播中回答说，“我想说游行一点都不傻。”

率先发难的嘉宾劳伦斯.斯皮瓦克（Lawrence Spivak）坚称这一评价来自哈里.杜鲁门——“这是他的原话”——这位前总统认为“愚蠢的”游行除了制造大场面之外办不到“一丁点破事”。杜鲁门非常赞赏关于塞尔玛运动慷慨陈词的约翰逊总统，但他却蔑视金所代表的民权运动本身。

斯皮瓦克接下来又抛出了另一个棘手论点：塞尔玛游行对于任何投票权法案都是多余的。“无论你是否游行，法案都会问世，不是吗？”

“示威当然是为了投票权法案，不过……”金小心翼翼地答道。诚然，民权运动是推动投票权改革的发动机，但是他目前却不敢公然这么说，因为许多国会议员都需要在自己的选民面前宣称自己支持投票权法案完全出于个人判断，而不是受到了少数族裔群体的压力。倘若金过分强调民权运动的作用，很可能会失去这些人的支持。所以他把塞尔玛运动与许多目标联系了起来：“无数的家庭与教堂遭到了炸弹袭击，而且在整体上我们依然没有对这个问题采取任何措施。我们之所以游行是为了抗议这些暴行、这些谋杀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同时自然也是为了获得投票权。”

既然谈到了暴力问题，其他嘉宾开始质疑金对于非暴力原则的个人承诺究竟有多深，还担心他无法控制进一步的局面混乱。“你对黑人暴力的爆发有多深的恐惧？”一位嘉宾描述了高地人学校的照片“贴满阿拉巴马州广告牌”的景象，并要求他解释“那是否是一座共产主义培训学校？你在那里做什么？”有人直截了当地质疑：“共产主义者是否渗透到到了民权运动当中？”其他人则要求停止示威活动。

金坚守立场毫不让步。他宣称，由于善意的人们“放弃了责任”，民权运动感到自己负有“道德义务，将这些问题摆在公众面前，摆在美国人的良知面前，摆在我们国家的主流社会面前，希望有人会因此而采取行动。事实证明，示威是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

主流文化机构看待塞尔玛的态度仍然存在分歧。正当国家电视台的特邀嘉宾们努力淡化这次事件的动荡影响时，记者们也在周日早上聚集到了塞尔玛准备报道一条大新闻。他们预先得知阿拉巴马州的卡彭特主教已经促成了一项新政策，为的是遵守圣公会规则第16条第4款关于礼拜仪式的准入规定。威尔逊.贝克逮捕了克拉克治安官手下的一名民团分子，因为此人在街上冲着圣保罗教堂大喊脏话。与此同时，圣保罗教堂的引导员尽职尽责地将来自布朗礼拜堂的十六名新人安排在了前排——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洛杉矶的白人神职人员，还有四名黑人，其中三人来自塞尔玛。教区牧师弗兰克.马修斯在这一周写了两封文辞焦灼的教牧信函，软硬兼施地敦促会众们多多包容跨种族的访客。硬的一面是威胁：“假如我们不肯接受这一遵守教规的决议……我将不得不辞去教区牧师一职，而且你们将无法找人接替我，因为这个教团将会被美国新教圣公会解散。作为个人你们将不再是圣公会信徒，再也不能使用《公祷书》祈祷……”；软的一面则恳求会众们将心比心：“我们没有资格评判其他人走进这座教堂的动机，或许我们自己的动机也并不总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纯粹——至少我知道我不是。”当天上午他在布道当中宣讲和解，但是没有提到种族冲突。（他在事后表示：“这和我在神学院的毕业布道一样糟糕，”并且承认自己的神经简直要绷断了。）尽管之前多有龃龉，但是这一次马修斯与几位教友还是热情迎接了来访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早先至少有过一次被圣保罗教堂拒之门外的经历，例如约翰.莫里斯牧师。这一回他因为“塞尔玛的第一项种族融合突破并非源自法院命令”而欣喜不已。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则在教会教义的变革力量当中感受到了可喜的顿悟。“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这次礼拜仪式，标题是“塞尔玛新教教堂首次实现种族融合”，并且预言变革将从这个先例蔓延开来。

莫里斯抱怨说民权运动领导层撤离得太迅速，以至于数百名留守在塞尔玛的教士们没有了方向。他们参加了布朗礼拜堂门外的日常示威活动。一些人响应了詹姆斯.贝弗尔尽快采取后续行动的号召，“就是现在，趁着人们还在运动，趁着恐惧尚未来临。”非学委的工作人员提议再次游行到蒙哥马利，这次的目标不是州议会大厦，而是要围攻华莱士的州首府本身。其他人凭着新的胆识沿着游行路线来到吉拉德山教堂。杰西.费沃斯在周日下午将电线串到了他挂在周边的临时射灯上。那天晚上朗德斯县举行了第一

金从旧金山出发，途经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在底特律停留了一段时间。此前密歇根州长乔治.罗姆尼宣布为维奥拉.柳佐举行哀悼大会，星期二是悼念活动的第二天，当天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一场高级安魂弥撒，这也正是金在底特律驻留的原因。四十名摄影记者拍下了金与其他社会要人出席葬礼的场面。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路泽与他的竞争对手、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詹姆斯.R.霍法罕见地共同亮相。之后当人群跟随在维奥拉.柳佐的枫木棺材后面走出圣母无玷之心教堂时，一位记者尖锐地指出，《我们必胜》这首退场赞美诗“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现场很少有人知道歌词。”

金和伯纳德.李提前离开了安魂弥撒现场，搭乘正午航班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联邦调查局监视人员在机场大门看到贝亚德.拉斯廷和哈里.瓦赫特尔迎接了二人，并且催促他们参加下午在曼哈顿举行的演讲以及晚上在长岛大颈区贝斯埃尔寺举行的活动。金的精神状态让他的顾问们感到震惊，以至于瓦赫特尔希望他去看心理医生。金在境遇的高峰与低谷总是很容易抑郁。塞尔玛运动高潮结束后的失落感与尽快扩大民权运动规模的压力迎头相撞，致使此刻的金从骨头里往外散发着疲惫，整个人都陷入了瘫痪。他承认眼下自己无法辨别事务的轻重缓急。顾问们发现他仍然随身带着他曾答应要送给维奥拉.柳佐的亲属们的纪念品，并没有送出去。在安魂弥撒现场有人将他介绍给了霍法，霍法当即向领导大会捐赠了两万五千美元。但是金的情绪依然不高，因为卡车司机工会主席痛苦地表示他不愿意支持抵制阿拉巴马州产品的呼吁。这项挫折远比意外之财更令他焦躁激动。

瓦赫特尔把金的慰问信转发给了安东尼.柳佐，并附上一张纸条表示金太难过了，不能亲自送信上门。另一方面，拉斯廷巧妙地将金从抵制策略当中抽了出来。私下里他认为这项策略“非常愚蠢”。3月31日星期三，在前往巴尔的摩的途中，拉斯廷指责急躁的员工们——主要是贝弗尔——不应该以金的名义宣布一项利用塞尔玛游行势头改造阿拉巴马州的激进计划。(贝弗尔说：“除非华莱士州长对自由请愿书采取积极行动，否则我们希望联邦政府来到这里主持黑人选民登记，并且赶走违宪的当前州政府。”) 金感到有必要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支持抵制活动，这也引起了一阵批评。白宫发表了一份不支持的声明。《纽约时报》认为该提议“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不可行”。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金的政治目标“当然令人钦佩，但它们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合法有序的方式来实现。”其他报纸谴责这种想法是“报复性的”而且“十分危险”。民权领袖惠特尼.杨是主打商业的全国城市联盟的执行董事，他的反对意见认为，针对一个州的商业抵制将会迫使工会与企业的民权支持者违反与其他方面签订的合法合同。领导大会在巴尔的摩勋爵酒店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期间，广播布道者所罗门.米肖（Solomon Michaux）在酒店周围拉起了一条纠察线，抗议这种经济武器将会“使得阿拉巴马州成千上万的黑人失去工作，被迫领取救济。”

压不住的贝弗尔谴责了抵制行动的批评者们，还讥讽惠特尼.杨无非是套着衣衫的人偶模特，“两美元的脑袋上戴着五十美元的帽子”。但是当抵制运动的执行工作在议程上一再推迟时，就连他也意识到了致命的迹象。安德鲁.杨建议领导大会将非暴力运动从塞尔玛带入北方城市，正如金本人所建议的那样。领导大会理事会不情愿地批准了这一建议，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争执。南方布道人委员会对于试图扩展到北方地区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教会基地，而且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北方各州根深蒂固，对于竞争性的抢夺地盘一再表示过不满。贝弗尔想知道，与无权投票的南方佃农的困境相比，城里的黑人能有什么麻烦。其他人则强调了一个新的领导大会计划，即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小说家拉尔夫.埃里森等杰出顾问合作，通过对话而非抗议来解决种族冲突的根源。拉斯廷赞成关注经济正义问题，*但他强调采取渐进方式来维护民权运动来之不易的联盟。他警告说全国大部分地区眼下依然将种族问题视为南方特有的严重不公正问题，过快的观点转变必定会疏远北方的支持者，包括新闻界。这反过来又会破坏联邦政府支持种族平等的历史性动员——“自1867年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决不能分裂我们第一次得到的东西，”拉斯廷警告领导大会董事会。“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社会运动可以不依靠核心白人中产阶级作为盟友而取得成功。”

*【拉斯廷在三月早些时候宣称：“即使明天黑人全都变成了白人，他们仍然会受困于失业与无业。”他创立了A.菲利普.伦道夫研究所，旨在与贫困作斗争。】

何西阿.威廉姆斯抓住拉斯廷的论点来宣传他自己的夏季社区组织与政治教育项目，首字母缩写为SCOPE。该活动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进两千名大学生，在这一年夏天帮助南方黑土带一百二十个县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金祝福了这个计划，领导大会理事会也因此更加衷心地接受了SCOPE方案而不是阿拉巴马州产品抵制行动。这一点表明贝弗尔的草率提议已经损害了他作为一名创造性战略家的地位，对于现场员工的控制权随即转到了威廉姆斯手里。领导大会的核心骨干大都有刚愎自用的毛病，现场员工控制权的易手更是激化了贝弗尔与威廉姆斯这两位死对头之间的相互指责。威廉姆斯指控贝弗尔试图依赖宏大计划来回避非暴力个人见证；贝弗尔则反驳称威廉姆斯对于非暴力的理解过于迟钝，而且SCOPE提案无非模仿了前一年非学委的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威廉姆斯抱怨说贝弗尔一直在金的行政班子内部给自己拆台。威廉姆斯的追随者预言他的奉献将会带来奇迹，而其他人则担心他行事霸蛮。在巴尔的摩，威廉姆斯大大咧咧地告诉负责柳佐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他把塞尔玛游行的所有交通记录留在了停在亚特兰大机场某处的一辆租来的汽车后备箱里。他回避了探员们随后的问询请求，声称联邦调查局只会碍事。最后他用一句临别赠言甩脱了坚持要与他谈一谈：他表示自己手下的员工一夜之间从三个人跃升成为了三十一个人，因此现在“我比胡佛、金、约翰逊或者其他任何人都要忙。”

来自世界舞台的压力绷紧了这个浸透布道坛民间习俗的组织。理事会成员仍然习惯性地迟到，许多人在向领导大会提供个人捐款时都要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长时间布道。安德鲁.杨报告说金在伦敦、越南、甚至南非都被视为和平缔造者，与此同时从弗吉尼亚到佛罗里达的理事会成员却抱怨自己在塞尔玛运动当中遭到了忽视。亚特兰大的罗兰.史密斯牧师（Roland Smith）建议在危机期间增派员工以保持民权项目现场与理事会的联络。华盛顿的沃尔特.方特洛伊警告说不要把投票权法案的通过视为理所当然。历史学家劳伦斯.雷迪克敦促大家支持即将启动的“启蒙计划”，这是一项帮助贫困儿童学习的联邦试验计划。肯塔基州的D.E.金牧师想知道黑人何时才有资格加入南方各州的国民警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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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打断了会议进程，提出了一项个人要求，希望各位理事“认真仔细地考虑领导大会主席的继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为他正式指定一位继承人，在他死后接手这个组织。金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知道有谁能比拉尔夫.阿博纳西更彻底地表达我的想法。”这番话吓得理事会成员们一个个张口结舌。各位擅长葬礼演说的教士们纷纷回避了金的要求，转而谈起了如何修改领导大会的章程。理事会成员们平时经常宣扬死亡临近——金没有直接抛出“死亡”一词，而是委婉且谨慎地表示自己可能遭遇“某些现实的实际情况”——这次却躲进了实务讨论的庇护之下，例如阿博纳西是否应该继续担任领导大会的财务主管。金老爹则将针对阿博纳西的怨恨转化成了一段关于金钱问题的慷慨陈词。他斥责他的同工们多年来消极无为，一直没能保证他的四位孙辈与儿媳柯瑞塔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享有财务安全。万一他亲爱的儿子、年仅三十六岁的全家顶梁柱在最近几天就被仇恨夺去性命，留在身后的孤儿寡母必然受穷。

在紧急召开的小组会议上，过度紧张的理事会成员们狂热地讨论起了金为众人带来的病态惊吓。许多人都知道一个半公开的秘密：金的精神状态在塞尔玛运动之前并不太好。自从去年十二月的诺贝尔奖之旅以来，自从他意识到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正在利用他的私生活录音勒索他并且迫使他自杀以来，金就一直处于抑郁之中。尽管金也曾下定决心要弃绝见不得光的减压手段，从而减少民权运动陷入丑闻的风险——他在一部分朋友面前无地自容彻底坦白，在另一部分朋友面前长吁短叹自我厌恶，在所有人面前都指天发誓今后必定洁身自好——但是此时他却早已故态复萌，再次屈服在了恶习脚下。即便在塞尔玛游行前后二十天的激烈漩涡当中，金也依然设法找到了一位时髦却又低调的黑人新情妇陪同自己一起旅行。像她这样能够来去自由地穿越肤色分界线的高级陪同专门服务身份显赫的——往往也是富有的——男性。金在兴头上玩得越狂野，事后的自我谴责就越凶狠，他的个人生活也越发恶化。金很清楚自己的事业多么脆弱，也很清楚自己的恶习让民权事业蒙受了多么大的风险，但是他恪守誓言的努力却遭受了尖锐的失败。除此之外，他的家庭生活也变得越发不适起来。过去五年间，金夫妇在亚特兰大一直租房居住。柯瑞塔非常希望能有一栋属于自己的住宅，并且看中了一座小型别墅，只需一万美元就能拿下。交纳首付款的最后期限是四月底，但是金却始终反对买房。金认为自己并非仅仅是黑人的代言人，还要为所有的穷人谋求福利，因此即使是这么一栋小屋对于他来说也依然过于奢侈，令他无法安然自处。金摒弃物质享受与小资产阶级追求的生活态度令柯瑞塔十分难受，尤其是因为丈夫一年到头奔波在外，将自己与孩子们留在逼仄的住所。在她看来，她的丈夫是一位“被自己的良心活活吞噬”的人，因此经常因为“心头满载负疚”而行事乖张。她将这一切都容忍了下来。

在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报》用整整一期的篇幅报道了这次领导大会会议，将其视为震撼人心的新闻，并且精确到分钟地报道了这一光辉耀眼的公共事件——红衣主教劳伦斯.希恩（Lawrence Sheehan）在晚上9点41分致词，6分钟后全体与会人员为金老爹起立鼓掌，阿博纳西在10点13分入场。相比之下，当地主流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仅仅在背页上适度地报道了这一过程，旁边还报道了当地理发学校涉嫌欺诈案的逮捕情况。在私下里，C.K.斯蒂尔牧师告诫金不该在没有事先通知理事会会的情况下就推出选定的继承人，反对阿博纳西的小派别也在蠢蠢欲动。金的贴身班子的员工们大都将设立继承人的想法视为阿博纳西与金之间的表面休战。他们看到阿博纳西在奥斯陆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妒意大发，吓得金不知所措。阿博纳西在典礼期间要求获得与金平等的皇家待遇，颁奖结束后又闹着要求奖金必须分给自己一半，尽管金决定将全部奖金悉数捐献。从那时起，金就不得不苦苦乞求他这位闷闷不乐的同工参加塞尔玛运动。贴身员工们并不因为金使用继位主席这样一个空洞头衔来安抚阿博纳西而气恼，因为这样做是金的权利，更何况只有一厢情愿之辈才会认为领导大会在金死后仍然能继续存在下去。真正令他们不解的是金与阿博纳西在个人层面上的羁绊为何如此牢固。拉斯廷贬损阿博纳西一脑子浆糊，平时只会作秀。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要是没有阿博纳西陪着，金在监狱里“就连十五分钟”都忍耐不下去。杨、伯纳德.李以及其他人则赞赏阿博纳西是一位富有天赋的布道人，通过黑人教会的基本身份与金捆绑在一起。金拥有阿博纳西所具有的全部生猛饥饿感，另一方面他本人还痴迷于顽固且缺陷横生的人性。这两股力量的相互冲突与制衡塑造了金这个人。两者的结合使得他的预言之声成为了一尊火力全开的熔炉。在平静状态下，金的声音则显示出了惊人的广度与诱人的善良本性，还掺着些许抑郁色彩。

金的助手们完全期待他像往常一样再一次挑起重担，再一次演好那个不可或缺并且只有他才能演好的角色。有几位助手认定金的个人绝望与忏悔折磨其实很有必要，因为这样能让他重新获得在民权运动当中公开牺牲的内生动力。还有几位顾问催促金趁热打铁赶快开展下一步行动。只有一个人认为他们应该放过金。“我们是什么人？”哈里.瓦赫特尔律师质问同事们，“我们有什么资格声称马丁必须继续强撑下去，无论代价几何？”

理事会再次召开会议，通过了确立阿博纳西作为领导大会继任者的传承计划。用弗雷德.夏特沃斯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他的象征意义。”他敦促同工们团结起来支持金。新的动议批准了为金家提供保险与养老金福利的决策。何西阿.威廉姆斯建议庆祝一下阿博纳西的生日。更大胆的成员要求金每年都应当强制度假休养身心，并通过了一项决议由领导大会来支付度假费用。拉尔夫与胡安妮塔.阿博纳西夫妇也得到了同样的休假待遇。

离开巴尔的摩时，痛苦的金找上了斯坦利.利维森，询问他对塞尔玛之后的世界的看法。

“亲爱的马丁，”利维森在回信一开头写道。严格来说他仍然在已故肯尼迪总统的要求下流亡在金的世界之外。尽管金在几周前才刚刚宣布了单方面的“赦令”，但瓦赫特尔和其他人已经慢慢地适应了利维森完全归队的局面。虽说他们可以想象这位好友是一个受到苏联影响的叛国代理人，一心想要破坏美国的自由，但是美国政府的反应居然是阴鸷且蹩脚地企图阻止他为金志愿服务，着实非常荒谬。对他们来说，这种分离只有对于那些赤裸裸地崇拜胡佛的人们来说才有意义。但是他们依然极其谨慎地行事，因为胡佛在肯尼迪遇害之后依然留任。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胡佛继续保持着政治攻势，他命令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搜索未来的SCOPE工作人员的颠覆背景，还要查明金是否曾不止一次访问过高地人中心。“如果我们能获得信息，推翻金最近在《与媒体见面》上的说法，”胡佛指示说，“我们将有可能发动反情报打击。”

自1963年底遭到放逐以来，利维森一直在大量阅读，以此弥补长期致力于为金筹款以及其他实际服务的时间。他试图通过学习古典政治文学——例如塞万提斯、左拉、雨果和托尔斯泰——来弥补通识教育方面的不足。他参观了曼哈顿的健身房，观察柔术这一格斗界的“温柔技艺”，并且将其作为非暴力的隐喻。他甚至还分析了好几部流行电影，把汉弗莱.鲍嘉在《越陷越深》中面对凶残黑帮的陈述作为座右铭。“你们买不到我，你们也吓不倒我。”他新近最喜欢的作家是维克多.雨果，因为雨果能够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强大”的事件，例如雨果声称滑铁卢是“宇宙的一个转折点”。

“塞尔玛的意义比伯明翰更大，尽管范围更小，”利维森写道，“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白人和黑人第一次加入了前往南方深处朝圣的斗争。”他认为伯明翰让数百万人“从纸面上的支持决议转向了用心同情”，而塞尔玛则动员了“美国的真正横断面”。利维森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继续写道：“在蒙哥马利机场，我震惊地发现那么多参与者的面容都如此陌生。他们不是长期承诺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与黑人。他们是来自一切信仰与一切阶层的新兴力量……从商人到和平主义激进分子无所不有。”

利维森称赞“约翰逊总统的宏伟演讲”是民众意愿的重要且必要的表达，但是他坚持认为历史的驱动力属于民权运动，而且民权运动的“领导权属于你。”塞尔玛的势头使得金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人物之一——现在你不仅是黑人的领袖，而且还是数百万白人的运动领袖。”他着重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或许是想使金摆脱诱人却又不留余地的谦虚，利维森认为这是金的缺陷之一。他经常主张金“太谦虚”，但却远非缺乏安全感。接下来利维森提出了一贯不留情面的批评：“在我看来，提议[抵制阿拉巴马州产品]的方式过于随意，而且还让外人觉得这就是你的核心方案，这两点都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这并不是行动的最佳选择，而且从争取投票权的斗争当中催生出经济斗争也不符合逻辑。”相比之下，他勾勒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内战期间与之后做出的历史性选择，认为这才是更健全的路径。

“你所领导的运动是目前这个国家唯一的运动，它唤起了这个国家更精细的民主本能，”利维森断言道。为了解释原因，他强调了民权运动的方法：“塞尔玛运动证明了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力量甚至比任何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宣传，认为塞尔玛是野蛮和恐怖主义的可怕表现，我们就错了。当局的态度相当克制。暴力的程度虽然令人震惊且吃惊，但是并不广泛。”相比之下伯明翰的暴力——更不用说过去几十年的奇观式私刑——要糟糕得多。塞尔玛的力量来自于非暴力斗争手段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激励与鼓舞。非暴力唤起了勇气。只要得到长期持续与精心设计，非暴力几乎会不可阻挡地建设出广泛政治参与的局面。“有人问一个黑人是否认为他们会赢，”利维森告诉金，“他回答说，‘我们一开始就赢了。’这话说得很深刻。”

另一方面，利维森也在努力克服非暴力的局限性。他可以将非暴力理念的“更精细民主本能”追溯到成千上万名实践者身上。他们冒着风险承受暴力打击却不肯还手，如此纪律严明的见证行为肯定了大胆的美国理论，即人民用不着强加的统治者或者监护人也能实现自我管理。非暴力示威者本着近乎超人的忍耐力以及对于共同人性的相应信念，邀请他们的压迫者加入开国元勋们创建的政治平等契约。他们像最初的爱国者一样挑战等级与家世，以求改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尽管利维森并不缺乏平衡持中的智慧，但他毕竟不是预言家。他给金的信低估了塞尔玛作为分水岭的意义。他预言了种族隔离代表的“农业利益”将被推翻，但没能预言南方阳光带将会因此迎来怎样的繁荣奇迹。他乐观地认为这场运动可以“在改变贫民窟的生存状况等等方面走得更远”，但他没能预见到自由理念在种族与经济领域之外必然激起的涟漪。一旦释放出来，平等与非暴力力量的理论就会在传统权威领域产生广泛共鸣。如果说当前的人们可以在维奥拉.柳佐与乔纳森.丹尼尔斯这两位塞尔玛朝圣者的非凡传奇当中窥见民权运动的深厚潜力，那么今后从祭坛与卧室再到遥远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将感受到民权运动的广泛影响。来自民权运动的约束性能量将会改变文化与炉灶，其影响将会使得民权领袖们自己都感到震惊，就像最初的美国开国者被自己建立的国家吓到那样——叮当作响的金钱主导了看上去很美的民主制度，惯于拳脚相向的选民们甚至能将选票投给一柄扫帚，以至于乔治.华盛顿尖刻地指出，他担心自己退休后美国将会出现民主过度的局面。超出想象的变化很快就变得司空见惯起来。在民权运动的激励下，1972年辛辛那提的一名学生将被按立为犹太教两千年来的第一位女拉比。“我们必须面对生活的现实，”莫里斯.艾森德拉斯拉比告诉他在美国希伯来教会联盟的董事会，“女性已经到来，她们不会离开。”

利维森更没有预料到反对民权精神的逆向思维将会多么壮大。在民权运动的内部与外部，正当非暴力政治不可阻挡的势头开始产生持久成就的同时，这一理念也正在逐渐淡出学术界与公众的关注。正如金在他的蒙哥马利演讲中所警告的那样，针对近期历史的修正主义再叙述将会致使非暴力民主的希望降到最低，同时又放大了伴随这一理念的恐惧。战争——即使是失败且自相矛盾的战争——将会再次成为衡量自由的共同标准。面对即将到来的动荡时代，美国人将会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谓的“人类对于王权政府的自然倾向”当中寻求庇护。全新的社会共识最终将会促使美国人将人民政府这一概念视作与自由纠缠不清的祸端而不是实现自由的不稳定工具。民权里程碑的反对者们也将会像凤凰涅槃那样完善自己的统治手段，变得更加无机可乘。

但是这一切都是后话，眼下的金只想好好休息几天。他带着利维森的长信来到牙买加度假。他的来日无几，其中还充满了凶险的政治漩涡，利维森的谏言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难得的慰藉。前方的所有曲折都将是1965年3月非暴力运动十年高峰的结果或者后果。尽管金的阳寿仅剩三年，但是这些结果与后果却将会在他身后继续塑造下一个世纪的历史。

莫里斯抱怨说民权运动领导层撤离得太迅速，以至于数百名留守在塞尔玛的教士们没有了方向。他们参加了布朗礼拜堂门外的日常示威活动。一些人响应了詹姆斯.贝弗尔尽快采取后续行动的号召，“就是现在，趁着人们还在运动，趁着恐惧尚未来临。”非学委的工作人员提议再次游行到蒙哥马利，这次的目标不是州议会大厦，而是要围攻华莱士的州首府本身。其他人凭着新的胆识沿着游行路线来到吉拉德山教堂。杰西.费沃斯在周日下午将电线串到了他挂在周边的临时射灯上。那天晚上朗德斯县举行了第一次弥撒大会，哨兵们凭借射灯的光亮观察着会场周边。店主威廉.科斯比主持了会议。二月的最后一天，一队三K党徒永久性地赶走了一名胆敢提起投票权的布道人。这件事之后仅仅过去了四个周日，到了法律规定的单数星期一登记日，足有一百七十人来到了专门为黑人开放的监狱绞刑室登记站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现在我希望明天早上八点，我们也能将同样的人数送去朗德斯县，”科斯比说。

吉拉德山教堂的特邀演讲者，非学委的伯纳德.拉法耶特宣讲了起于微末的奇迹。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是拉法耶特已经在纳什维尔的先锋非暴力运动中服务了近七年，获得了“小甘地”的绰号。在密西西比州作为自由乘车者遭到监禁后，拉法耶特在1962年冒险进入塞尔玛，建立了第一个民权运动前哨站。当时的塞尔玛几乎和朗德斯县一样令人望而却步，经过六个多月的耐心鼓动才出现了第一座敢于举办弥撒大会的黑人教堂。拉法耶特在塞尔玛的工作后来为纳什维尔的年轻同事们提供了参考。起初，非学委的约翰.刘易斯在塞尔玛安排了早期的投票权示威；贝弗尔与纳什夫妇也曾游说马丁.路德.金将塞尔玛作为他们应对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大规模非暴力计划的基地。应贝弗尔的邀请，拉法耶特经常在1965年来到芝加哥参与当地民权运动，他在芝加哥进行了多次非暴力实验，旨在应对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私下里拉法耶特觉得塞尔玛被捧得太高了，并且警告说“太多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了这一处地点”；不过在公开场合，他依然劝告吉拉德山的人们要抓住来自塞尔玛的闪电，因为这道闪电正在向全世界传播希望。志愿者们在星期二组织了起来。一周之前的星期二，朗德斯的居民们眼看着80号公路上走来一支奇妙的队伍，黑人与白人并肩前进，身边还有士兵提供武装护卫。如今当地公民也在没有保护的前提下聚集在了维奥拉.柳佐遇害后的停车地点。尽管当地黑人尚未纵身一跃投入民权运动，但是之前的准备工作也已经成为了新闻。有报道认为：“柳佐夫人之死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得阿拉巴马州的黑人运动公开进入了朗德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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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星期一，约翰逊总统一通电话惊动了司法部长。“尼克，我有没有问过你或向你建议过使用窃听电话？”

“没有，总统先生，您从来没有过，”卡岑巴赫说。

“是不是针对任何人的窃听都要得到你的授权？” 约翰逊追问道。

“联邦调查局窃听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我的授权，”卡岑巴赫回答。他补充说，五角大楼和国税局偶尔也会自行窃听。

“好吧，我希望他们把窃听降到绝对必须的最低限度，而且只能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约翰逊大声说。“我希望你严把授权关。最后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每次窃听都必须向我汇报。总之我反对窃听，就这样。”

总统发脾气的催化剂是联合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对白宫的又一次访问，这次此人在星期六与《纽约时报》分社社长詹姆斯.莱斯顿一起来访，两人都抱怨政府通过窃听进行骚扰。特别是阿尔索普还神志不清地当着总统的面厉声咆哮，指责政府人员散布有关他私人生活的无耻信息，以此掐断了他的新闻来源。约翰逊告诉卡岑巴赫，阿尔索普的情绪不太稳定——“他现在离精神病院不远了”——以至于他在华盛顿建制机构当中的老朋友们都为他感到尴尬。

卡岑巴赫表示同意。“我最近见过他几次，总统先生。他的情况很糟糕，毫无疑问。”

总统隐晦地谈到了敏感问题。“我看到了阿尔索普的文件，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呃，我看到了阿尔索普的文件……” 他说他把这些文件交给自己最信任的秘书米尔德里德.斯蒂格尔（Mildred Stegall）锁了起来——“从37年或者38年开始就放在我手边。”一起锁起来的还有其他材料，“涉及我们的一个——呃——一个朋友。从我所看到的来说，这些材料一定是证据的来源，比方说夏威夷的短途旅行以及在加州——呃——搞出来的一些事情——呃——就是跟女人有关系的那种事。我说这些你都听明白了吗？”

“是的，”卡岑巴赫说。总统所说的就是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档案资料。

“但是乔.阿尔索普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约翰逊接着说道。这份档案的秘密核心是，苏联克格勃特工诱骗并记录了奥尔索普在莫斯科的一次同性恋尝试。之后奥尔索普为了避免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勒索，向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私生活。这还是1957年的事，接近冷战时期对于共产主义阴谋的恐惧高峰。当时美国的习俗甚至禁止提及婚姻内的传统性行为。就连著名喜剧演员露西尔.鲍尔（Lucille Ball）在她的热门电视节目中都被禁止使用“怀孕”一词，尽管当时她确有身孕。至于同性恋一词更是无法公然提及的禁忌。1964年底，一起同性恋丑闻将参谋长沃尔特.詹金斯逐出了约翰逊的白宫。当时各家报纸找出了许多委婉语来报道这起“猥亵行为”。

卡岑巴赫小心翼翼地向总统介绍了电话窃听与麦克风窃听器之间的区别，前者只监听电话谈话，后者则是通过入室安装窃听器来监听目标房间内的所有声音。他确信电话窃听的权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联邦调查局称之为“技术监听”，而且他只批准合法的目标——不包括阿尔索普。“与我关系最远的案例就是您提到的那个，”他指的是针对金的窃听。“这是我的前任[罗伯特.肯尼迪]授权的，我一直对这样做持保留意见。”

司法部长并没有解释电话窃听作为侵入性更强的间谍活动具有哪些战术优势——例如通过拦截电话得知了金的行程安排之后，联邦调查局探员可以在金到达酒店房间之前在房间里安装窃听器。卡岑巴赫很不自在地表示，他对于室内窃听器——联邦调查局称之为“麦克监听”——的合法性远没有电话窃听那样有信心。但是这种非法技术确实为地下工作带来了最有料的情报。卡岑巴赫告诉约翰逊，联邦调查局声称在这方面拥有独立权力，“我和我的前任都不知道——直到过去两三个月我才听说——他们有权力偶尔私闯民宅安装窃听器。” 卡岑巴赫自然希望安装窃听器的批准权也能收归自己手中，尽管对于一个刚刚就职没几天的司法部长来说，想要获得这种程度的控制权并不容易。“我将以书面形式与胡佛先生解决这个问题，”卡岑巴赫发誓说，“电话窃听也一样。”

约翰逊总统并不在乎这些区别，只想愤怒地抨击阿尔索普遭受的秘密压力。他对卡岑巴赫说：“我不知道你在这个领域还能要求什么立法，但我一生都在反对这么做。我是一个红得发烫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自由公民。”他提到了尊重第四权力的实际动机。“我认为我们不能听任这个问题遭到忽视，”约翰逊说，“当斯科特[詹姆斯]雷斯顿来向白宫求情的时候。”雷斯顿在格子间俱乐部的晚宴上隐约听说有探员正在跟踪他的儿子理查德，从而不让他报道某条新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尔索普不仅是联邦调查局粗暴手段的受害者，也是施展此类手段的媒介。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指控，他在一篇题为“一个悲哀的秘密”的全国专栏当中公开攻击马丁.路德.金是共产主义间谍手中危险且天真的工具。同时阿尔索普还指责联邦调查局与克格勃允许他自己的秘密在公众注意之下发酵。三十年后，阿尔索普的传记作者埃德温.约德（Edwin Yoder）发现的文件显示，胡佛一直定期在高级官员当中“传扬”阿尔索普的同性恋取向——特别是那些对阿尔索普的新闻报道感到不满的人，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感激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最高机密情报。

约翰逊总统一直告诉卡岑巴赫，尽管阿尔索普可能已经疯了，“但我喜欢他，我们俩是三十年的朋友。”现在阿尔索普似乎心神不宁，“他的眼神和态度……与我最后一次见到菲尔.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时一样，”总统说。（格雷厄姆是《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此前自杀身亡。）他悲叹自己又要遭受打击：“我对此深恶痛绝。”约翰逊对于窃听的厌恶就像他对于权力的热爱一样强烈，他谴责窃听是暗中恐吓的下作行径——“我们已经革命过一回了，我不想再闹出这种事。”并且一再谴责秘密警察式的工作方法。他对卡岑巴赫说：“我想如果是叛国案子之类的话的确非得采用这些手段不可。但是我不信任从事这方面的任何人。如果我必须信任这个政府中的某人，我想信任你。”

约翰逊详细计划了如何控制国内的间谍行为。第二天3月30日，卡岑巴赫正式命令胡佛局长停止现有的麦克风监听，并且根据窃听的既定法律惯例将未来的窃听请求提交给他本人寻求批准。他之所以如此果断地采取行动，自然是因为得到了总统意外敦促与明确授权。即便如此，仅凭一道司法部命令并不足以贯穿致力于保密与专断权力的联邦调查局地下政府，命令在调查局内部的最深处遭遇了层层阻力。未来几年，联邦调查局还会滋生更多令人失望的间谍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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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拉.柳佐的电视葬礼将会于星期二举行。星期一晚上在底特律召开的悼念活动足有1500人出席，詹姆斯.莱瑟尔拄着双拐登台致辞，全场起立鼓掌。身穿橙色游行背心的莱瑟尔在追悼会上表示，柳佐的牺牲向尚且拿不定主意的美国人传递了一则持久的信息：“你们不能再继续骑墙了。”前来致敬的罗莎.帕克斯也得到了人群的起立欢迎。接下来卡尔.赛耶斯牧师（Carl Sayers）要求阿拉巴马州圣公会主教卡彭特牧师辞职，更是引起了一片欢呼。赛耶斯指责道：“作为阿拉巴马州的主教，你对于基督的羊群来说是一只狼而不是一位牧羊人。”他谈到了自己如何在卡彭特的公开指示之下被拒于圣保罗教堂门外，还宣称同样在塞尔玛吃了闭门羹的副主教金.迈尔斯（Kim Myers）祝福了他的要求，认为这是体现宗教良心的行为。

密歇根州圣公会主教理查德.埃姆里奇牧师（Richard Emrich）强调自己不同意这一主张。他私下指责迈尔斯与赛尔斯不该未经同意就攻击另一位主教，并且很体谅卡彭特作为一个陷入困境的机构的掌舵人所遭遇的困境。星期天在圣保罗教堂的种族融合突破进展已经在四面围攻之下已大打折扣。星期天的种族融合礼拜团离开圣保罗教堂之后，卡彭特主教的助手安慰马修斯牧师：“你不得不与约翰.莫里斯打交道真是受委屈了。”到了第二天星期一，包括莫里斯在内的来访圣公会神职人员急切地回到圣保罗教堂与马修斯牧师进行后续协商（动身之前他们首先内部解决了女性参加教会政策谈判是否合适的争议性问题，讨论结果是朱迪思.乌法姆可以参与谈判）。他们沮丧地从马修斯那里得知，圣保罗教堂的许多会众都将周日的种族融合礼拜理解为一次性讨价还价，今后下不为例。另一方面，即使是会众当中的温和派也对现状感到痛心，因为来访者希望圣保罗教会能在接纳黑人信众的基础上建立持续团契，但是教会内部的投票结果却很有分歧。有几位显赫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已经辞职脱离了执事团。教会律师也对卡彭特解读教规的方式提出异议。他们主张只有真正的圣公会成员才有资格参加圣公会礼拜，而且引座员有权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持秩序。

但是马修斯并不打算唯上级马首是瞻，而是保留了发动内部叛乱的力量。“失去这个家庭对于教区来说将是巨大的经济打击，”他告诉卡彭特的助手，有一户信众刚刚退出了圣保罗教会。“他们每年认捐3000美元，在过去的三年里，又在我的自由支配基金当中投入了7500美元……但是如果我能被金钱收买的话，就让我下地狱吧。” 他还抱怨说另一位辞职执事的妻子来自一个大家庭，她的娘家人“构成了会众的最大部分”。不过这位女士“绝对有病”，因为她确信种族融合礼拜是共产主义者奴役白人的阴谋。”马修斯写道：“如果有朝一日她能被治好，这将是胜过福音书记载的痊愈奇迹。”

卡彭特主教对于民权运动感到愤怒，因为民权运动忽视了他的宗教遗产当中进步的一面。他的曾祖父面向黑奴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先驱性传教，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神职人员当中几乎仅此一位。卡彭特从未支持过种族隔离。他认为自己在乔治.华莱士和马丁.路德.金之间促成了一片中间地带，但却遭到了双方的斥责。金著名的《伯明翰监狱来信》将他当成了第一个收件人，他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作为全国教会理事会的创始成员，他一直在为这个普世教会机构辩护，直到它“促成了目前针对塞尔玛和阿拉巴马的入侵”为止。卡彭特感到“自己眼下的处境好似被人砍掉了双脚”。他抓住受害者的视角，哀叹针对黑人犯下的罪孽遭到了太过极端的惩罚，而且这些罪孽还被外人“一概归咎于”南方白人。他在给密歇根州迈尔斯主教的信中写道：“在钉子已经插进血肉之后继续敲打它，只为了让伤痕更深，这样做绝对是不对的。”混乱动荡的外部环境促使卡彭特更加专注于规则礼仪，他向密歇根州的上级谴责迈尔斯的唐突逾矩，他认为这种做法“粗鲁且不可原谅……直到他学会正确行为的基本要素之前，我不想让他在阿拉巴马教区工作。”他不屑于回应赛耶斯牧师要求他辞职的呼吁。“我根本没有回答他，也不会想到要回答他……他显然是一个想要谋求公众关注的无名小卒。”在这一点上，密歇根州的埃姆里奇主教赞同教会官方的傲慢态度，认为这是健全的教会管理手段。他在给卡彭特的信中写道：“当我们回应一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时，也就给予了他一项他不配得到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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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深夜，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上沃尔特共和国总统莫里斯.亚梅奥果造访了华盛顿并且向约翰逊总统送上国礼，包括一具红色的皮马鞍和一套村庄模型，村里的小屋都可以变形转换成为定制尺寸的美国香烟架。约翰逊的回礼包括一面正宗的科奇蒂部落鼓以及一幅从拉法耶特公园眺望白宫的镶框画。正当亚梅奥果回应约翰逊总统关于两国友好的祝酒词时，一位招待员带着从战情室发来的书面说明悄悄走进了国宴厅。约翰逊总统看过后悄然把文件递给了国务卿拉斯克，后者急忙跑了出去。

几分钟前，在国际日期变更线另一边的西贡清晨，一辆雪铁龙轿车停在了充当美国大使馆的河边酒店附近。一名越南警察呵斥司机继续前进，结果司机当即跳出车外，坐上一辆及时路过的摩托车的后座，企图逃离现场。警方与此人发生了致命交火。就在这时，约有350磅的美制C4塑胶炸药——偷来的或者买来的——在车内爆炸，炸塌了街对面的建筑物，其中一座被烧毁。爆炸毁掉了二十辆汽车，致使大使馆冒出了三百英尺高的浓烟。飞溅的玻璃夺去了二楼的中央情报局站长佩尔.达.席尔瓦（Peer da Silva）的部分视力，五楼的代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被碎玻璃划伤。死者当中包括二十名越南雇员，伤者近二百人。

在华盛顿的午夜之后，约翰逊总统带领亚梅奥果总统打着手电筒简短地参观了林肯纪念堂。亚梅奥果总统在公开声明中赞扬了林肯并且拒绝了中共对于上沃尔特的冷战示好。随后约翰逊回到办公室跟进西贡炸弹袭击的最新情况。直到天亮，战情室的值班人员才传达了两名美国死者的名字：芭芭拉.罗宾斯，“丹佛的R.O.B.B.I.N.S”（在电讯报道中被称为“女秘书”），以及一名海军士官——“我们不确定是男是女……M.A.N.O.L.T.O 卡斯蒂略，C.A.S.T.I.L.O。”

总统打电话给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后者正在庆幸提前疏散了使馆里的大部分美国公民——“你事先就把家属撤了出来，这一招看起来确实不错。”麦克纳马拉没有提议立即改变战争政策。他报告说自己已经“澄清了关于窃听与监视的政策”，并向《时代周刊》的詹姆斯.莱斯顿保证他的儿子不是间谍刺探的目标。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接下来告诉总统，白宫正在准备一份关于使馆炸弹袭击的“坚定且震惊”的声明。他说尚未被宣布成为下一任驻南越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当天上午已经打电话敦促在西贡建造一片新的使馆区，“周围必须建一堵高墙……将其当成遭到围困的城堡，这就是这座建筑的存在目的。”

约翰逊突然将话题转向了对于邦迪的家庭朋友以及新英格兰贵族同伴的担忧。“乔.阿尔索普，根据我的判断，肯定是要疯了。你认为他现在疯了没有？”

“我认为他此刻的状态其实比以前要好，”邦迪回答说，但他对白宫最近爆发的窃听和迫害事件感到悲哀。“我知道他要这么做，”邦迪说。“我告诉过他别多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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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期二中午之前，为了配合底特律的高级安魂弥撒，一支由一辆救护车、一辆卡车、二十六辆汽车和三辆灵车组成的车队肃穆地离开塞尔玛，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着车头灯穿过佩特斯大桥，向东行驶了二十五英里。五百多人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挤在山坡上的窄小教堂里。这座莱特AME锡安礼拜堂距离80号公路上的柳佐死亡地点只有几百码远。名誉护柩员抬着十具空棺材走进教堂，每一具棺材上都写着过去两年在阿拉巴马州被杀的民权运动受害者的名字，到目前为止州政府官员都没对这些死者无甚兴趣。这其中有七个人死在1963年伯明翰运动的动荡时期*，其余三个人分别是死于投票权运动当中的杰克逊、里布和柳佐。

*【威廉.穆尔（William Moore），4月23日遇害的巴尔的摩白人邮递员；约翰.科利（John Coley），9月4日阿瑟.肖尔斯（Arthur Shores）家遭受炸弹袭击之后在爆炸现场附近被枪杀的二十岁青年，中弹时站在弗雷德.夏特沃斯身边；艾迪.梅.科林斯（Addie Mae Collins）、丹尼斯.麦克奈尔（Denise McNair）、卡罗尔.罗伯逊（Carole Robertson）和辛西娅.韦斯利（Cynthia Wesley），9月15日死于伯明翰教堂爆炸的四个女孩；维吉.瓦尔（Virgil Ware），爆炸案当天被骑自行车路过的雄鹰童子军成员随机射杀的十三岁男孩。】

并没有哪位地方领导人或者著名演说家在朗德斯县的白天集会上发言，四散各处的大多数组织者都是在最近才成为了持续稳定的民权见证人。伯明翰的儿童示威活动促使詹姆斯.奥兰治从高大笨拙的高中辍学生变成了早熟的非暴力主义牧师；主要发言人威利.鲍登曾是一名码头工人兼酒店服务员，直到何西阿.威廉姆斯在萨凡纳举行个人示威活动，将他与奥兰治一起招募进了领导大会；提供祝祷的L.L.安德森牧师不顾执事们的反对，为塞尔玛的第一次弥撒大会向伯纳德.拉法耶特开放了会幕浸信会教堂。“哦，上帝，”安德森在莱特礼拜堂祈祷，“求您加快这一天的到来，让每个人——甚至是我所属的这个被抛弃的深色种族——都能从这个国家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而不被杀害。”

詹姆斯.奥兰治与非学委的塞拉斯.诺曼一起动员人们一起将十口空棺材重新装上车赶赴下一站。而当地居民——其中许多人听过拉法耶特关于大规模运动如何起于微末的周日布道——拒绝向大约二十几个非学委员工说再见。一些人无意中听到了非学委员工们正在辩论是否应当将朗德斯县纳入即将在黑土带展开的新试验项目——其他讨论话题包括吉拉德山教堂将在五月前化为灰烬的预测。他们特别聚集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周围，因为他在大游行前对一名州警察说了“正直”的话，因此在当地受到了关注。朗德斯的居民们向他施压，要求他不要为了更多更有前途的棘手案例而放弃朗德斯。“不要去格林县，”马蒂.李.莫勒说。“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必须留在这里。”卡迈克尔打听了一下朗德斯县的广大农村地区有哪些可以安全过夜的场所，以便获得一个立足点。鲍勃.曼茨加入了他。

车队继续进入蒙哥马利。北卡罗来纳州的金.弗林克斯（Golden Frinks）——当初贝弗尔与纳什正是在此人家中绘制了阿拉巴马州投票权运动的蓝图——带领一支简短的队伍步行前往州议会大厦。遭到保安阻拦之后，抬棺人将空棺材安放在了大理石台阶上。与空棺材一起抵达州议会大厦的还有一支由十六人组成的阿拉巴马人代表团。华莱士州长此前下达了公开禁令，禁止非居民“外部煽动者”加入代表团，但是贝弗尔依然位列其中，因为他声称“我一直在蒙哥马利交纳交通罚款”，由此绕过了禁令。十六人当中有十五名黑人男子，以及参加了塞尔玛3月6日的“白人游行”的约瑟夫.埃尔旺格牧师。人们还以为代表团想要闹出多大阵仗，但是埃尔旺格仅仅只是向州长亲手提交了一份自由请愿书。五十名妇女在大厦外面的台阶上守夜，直到穿着白色仆役夹克的黑人州政府雇员把棺材拖走为止。

的坚持和韧性了，真是西西河难得的写家。这个系列内容太太长了，我收藏着看了几次还没看完，有次等不及想看看马克西姆.X这人的后续如何，特意去搜了搜。

雕塑家吉米卢.梅森（Jimilu Mason）已经绝望了，她再三要求自己的模特约翰逊总统保持同一个姿势，但是坐在椭圆办公室窗外高台上的总统却一刻也闲不下来。总统在等待雕塑家为他塑造半身像的一个小时里一直在与身边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秘密演讲稿，期间始终在手舞足蹈。他保证说：“这回我一定会拿出你一直跟我说的胡萝卜。”4月7日晚，白宫直升机因为风暴天气而停飞，于是一支车队将约翰逊送到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全国性电视讲话。他欢迎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的“无条件讨论”，并且承诺要为包括北越在内的越南战后经济发展提供“十亿美元的美国投资”。他宣称：“广阔的湄公河可以提供食物、水和电力，其规模甚至能让我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相形见绌。现代医学的奇迹可以在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缺乏护理的村庄里播撒开来。我们可以建立学校……”

约翰逊保证说，一旦北越停止针对南越的“全面征服”作战，上述各种援助“以及更多”就会在越南完全到位。在那之前，他将美国包装成一名不得不在“这条痛苦的道路上”恪尽职守的战士，随时准备要将这项已经“在暑热蒸腾的越南土地上”结束了四百条年轻美国生命的事业进行到底。他宣布了消极但坚定的决心：“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不会疲倦。”总统一方面坚称美国已经为“一场无与伦比的残酷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对于和平的抒情式渴望。约翰逊六次提到了结束一切战争的梦想。“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梦想。但我们有能力，现在我们有机会使这个梦想成真。”他几乎是踌躇满志地对抗着赫赫武功的诱惑——“枪炮和炸弹，火箭和军舰，都是人类失败的象征”——然后采用摩西对于以色列圣约法的总结陈词结束了自己的演讲。“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批评家们称赞这场演讲堪称“大手笔”。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私下里祝贺约翰逊做出了“非常及时且出色的举措”，并且欢迎这项面向世界的政治倡议，认为它承认了独立的南越不能“仅仅靠刺刀”或者“仅仅靠白人国家”来维持。寄给白宫的邮件一夜之间从四对一地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转变为五对一的赞成，但是敌对反应依然让约翰逊难以释怀。第二天早上，他找上了老朋友阿瑟.“特克斯”.戈德施密特（Arthur “Tex” Goldschmidt），希望曾经作为湄公河开发专家为联合国服务的戈德施密特能够壮一壮自己的底气。戈德施密特曾经与演讲稿写手理查德.古德温合作过，他很高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的听众规模足有六千万，几乎能与三周前的“我们必胜”开创性演讲一较高下。他的上司、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透露了口风，认为这则信息“很美妙”。戈德施密特告诉总统，他已经从几位联合国同事那里听到了“精彩的反应”——“您知道，我在电梯里和他们聊天时会谈到这方面。”

尽管听到了这么多鼓励，约翰逊还是放不下雪崩一般袭来的反对电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人们已经厌倦了你关于越南的谎言。快把军队带回家吧。’得克萨斯州卢伯克，‘我们将在越南退让，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一样’……呃，‘你今晚的演讲是虔诚的废话’……呃，‘你真的相信十亿美元就能买到和平吗？’这是密歇根州的来信。呃，加利福尼亚州，‘软弱的买断计划……十亿美元的绥靖’……呃，‘你听错了顾问的话。请查阅1957年版美国大百科全书……’”

戈德施密特笑了起来。他说约翰逊正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打击。

“凡是我认识的人就连一封该死的电报都没发过来，”总统说。“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一封也没有。”政坛老手们都在观望。虽然约翰逊希望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会选择经济奖励而不是军事惩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处境调换，把他摆在胡志明的位置上，那么他绝不会与美国谈判。惆怅之余，他觉得戈德施密特的妻子至少会赞同他的医疗保险立法。

“她很热爱这项立法，”戈德施密特说。“我们都很高兴。我的意思是，如果您想让戈德施密特夫妇高兴起来，那么不可能做得比现在更好。”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威肯登（Elizabeth Wickenden）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一直倡导社会政策，当时她与戈德施密特曾经将年轻的林登.约翰逊引见给许多终生朋友，例如现任大法官艾毕.福塔斯。现在总统要求他让她口述一份关于今晚通过医疗保险法案的声明。

“今晚？”戈德施密特惊叹道。

“是的，我们今晚就要在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约翰逊说道。他不顾戈德施密特的惊讶，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告诉她稍微考虑一下，她可以打电话给我的秘书口述。我真想说这是世界上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情。”

历史性的奇迹与困境正在相互倾轧。医疗保险在4月8日午夜前确实以110票的差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第二天——即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一百周年之际——教育法案与投票权法案在参议院的障碍也遭到了扫清。在此期间，约翰逊一直到星期四晚上都在处理有关一架空军喷气式战斗机失踪的报告，该战机被认为在中国领土海南岛附近遭到击落。他推迟了原定的休斯敦之行，一想到可能要与共产主义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参议院政治纷争就提心吊胆。他担心好战的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托马斯.多德（Thomas Dodd）“将会站起来质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要逃跑？他们击落了我们的飞机，而我们却什么都没做？”约翰逊担心，“如果我们再赶上另一起类似事件，或者他们扔了炸弹什么的，”那么接下来任何正常活动都会“看起来非常糟糕”。

“我想您可以出发了，总统先生，”麦克乔治.邦迪提醒道。于是约翰逊在星期五晚上到达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空调房”的休斯敦天体体育馆，见证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在室内进行的大联盟棒球赛，由纽约扬基队客场对战休斯顿天体队。扬基队的头号球星米奇.曼托（Mickey Mantle）向右中场击出一记表演性质的本垒打，致使首次启用的巨大电子记分牌抽搐了四十五秒，闪现出一幕幕画面，从飞驰的弹球到火箭尾焰，再到向长角牛抛出套索的牛仔。《纽约时报》将这座新建的多功能体育馆比作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在公元70年修建的布料覆顶的圆形剧场，其中的创新之处包括五十三个配备私人吧台与天鹅绒转椅的豪华包厢。就连球场养护员都身穿橙色太空服，被称作“地球人”。诚然球场里还有不少缺陷需要解决——比方说球场上原本铺设的百慕大天堂草草皮将会因为晒不到阳光而枯死，很快就会被塑料质地的仿真草皮取代——但这座堪称奇观的圆顶建筑被依然成为了地区经济的风向标。同一个星期五，密尔沃基勇士队和底特律老虎队也在亚特兰大匆忙搭建的体育场举行了比赛。按照伊万.艾伦市长的说法，这是“在不归我们所有的球场上，用我们没有的钱，为我们没有签约的球队举行比赛。”随着南方深处开始摆脱种族隔离的商业桎梏，艾伦收购了勇士队和一支新的职业橄榄球队，从而帮助亚特兰大连续第五年搭乘全国经济繁荣的势头。

周六这天约翰逊留在得克萨斯州，与刚刚成立八个月的扶贫项目的主任萨金特.施莱弗一起为一座职业培训中心剪彩。总统向聚集在一起的年轻学员们坦言他自己年轻时也曾辍学两年。他还调侃了一番平台上的政要们，回忆说其中有几个人曾经在罗斯福的国家青年管理局——或者说“当年的就业团”——当过饥饿的学徒：州长约翰.康纳利当年的月薪是30美元，众议员杰克.皮克尔（Jake Pickle）每月能拿到25美元。尽管约翰逊表示“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预言家的儿子”，但他还是预言了一个有可能重新创造奇迹的时代。与此同时，信使们带着完成的教育法案从华盛顿争先恐后地赶来，在4月11日的棕枝主日，总统助理们来到约翰逊从小就读的学校，在校舍院子里的一张木板桌上挂上了总统的徽记。这座学校位于大草原上，只有一间房。约翰逊四岁入学，在这里读完了八个年级。“您坐这边，凯蒂小姐，”总统招手邀请自己的开蒙老师（早已退休）和他一起坐在记者团面前。

新法案提供了13亿美元经费，虽然仅仅涵盖了目前中小学总支出的6%，但是针对的对象却是美国所有学校当中最贫穷的五百万名学生，无论他们此刻就读于公立学校还是宗教学校——这样一来还顺便规避了此前围绕教育界政教分离问题的长期僵局。法案凸显了约翰逊一贯强调的主题：“贫困有很多根须，但是最粗壮的主根是无知。”法案要求各地自行控制经费分配，意味着各个地区不仅可以、而且肯定会将资金转移到并非最需要的学生身上。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于联邦政府支持教育政策的突破性进展欣喜万分，因为本次突破结束了最早能追溯到1870年并且从1946年以来严重妨碍了美国教育发展的立法失败。总统在剪彩仪式上亲切招呼了几位自己于1928年在科图拉当小学老师时带过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托马斯.科罗纳多（Tomás Coronado），还有一位阿曼达.加西亚（Amanda García）。尽管科罗纳多早已成年，如今是一位勤杂工，但是约翰逊老师这次还是给他买了一本辅导书，好让他继续练习英语。加西亚则回忆道，约翰逊有一次打了另一个学生的屁股，因为这个捣蛋鬼模仿约翰逊的笨拙步态被抓了现行。这次体罚使得学生们意识到约翰逊老师其实对于羞辱非常敏感。总统认为自己今后不可能签署一份比起1965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更重要的法律。他引用托马斯.杰斐逊的告诫，“要建立与完善教育普通人的法律”，并且敦促他的听众不要“推迟将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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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个棕枝主日，塞尔玛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首席引座员在7点30分的晨祷开始前拦住了一个种族融合礼拜团体：“主教说我们必须放你们进入我们的教堂，但我们不必让你们领取圣餐。”双方的对峙再次招来了警察，一阵僵持之后，弗兰克.马修斯牧师穿着长袍出现在门口，将引座员带到人行道上进行了激烈的私下讨论。白人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和朱迪思.乌法姆与五六名等待加入晨祷的同行者们一起等待着——同行者都是他们从卡弗廉价公寓的寄宿家庭招募来的未成年少女，她们从黎明起就开始梳理头发，将礼服手套拉到手肘，并且一丝不苟地反复演练了领取圣餐的礼仪。“我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马修斯结束讨论走回来之后低声说，“但是你们可以进门参加仪式了。”他的眼神表明他刚刚与引座员达成了令人不安的妥协：访客们必须坐在教堂最后排，并且要等到仪式末尾才能接受圣餐。在教堂里面，有些会众带着明显的厌恶之情忍住不领圣餐，仿佛这些闯入者糟践了救赎；其他人则在仪式结束后对来访者表示欢迎；还有一个人原本在台阶上谈话，假装并不在意，直到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冲着来访者脱口而出：“你们这些该死的人渣！”“人渣”这个词的语气如此凶狠，令乌法姆感到浑身发抖。

在蒙哥马利大游行的余晖中，乌法姆和丹尼尔斯在民权运动的边缘地带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见证之路。他们驱车前往莫比尔购买了能表明他们是神学院学生的教士领。他们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寻找愿意与他们交流的圣保罗教会少数派。首席引座员伯纳德.雷诺兹法官（Bernard Reynolds）在达拉斯县法院的房间里接待了他们，并解释说只要他们别带着“黑鬼垃圾”上门，教堂就会欢迎他们的到来。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强忍怒火与法官讨论了一番教会教义。“有些时候，我仍然想要拿上一把大口径步枪钻进树林，”丹尼尔斯在那一周写道。“我越来越强烈地开始感到，最终我将会投身革命之路而非十字架之路。”

为了亲身实践宗教原则，两位神学生不惜在战术层面犯傻。乌法姆和丹尼尔斯作为知情人士多次惋惜维奥拉.柳佐不该如此天真，在夜里开车出门还要捎带上黑人乘客，太不拿自己的安危当回事。但是两人驾驶大众汽车在塞尔玛周边巡行时车里却总是塞着五六名黑人青年。他们带着一位来自加州的圣公会牧师一家人——包括三个小孩——冒险进入偏远的威尔科克斯县，并且不顾尴尬地询问当地白人附近哪里有投票权示威。在卡姆登的确有一场集会，而且集会人群还遭到了催泪弹袭击，滚烫的弹壳落在丹尼尔斯身上造成了烫伤。这一幕让丹尼尔斯突然获得了顿悟：这些满怀仇恨的南方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对于这些人怀有“一种严峻的感情”——“至少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主义’的爱而不是抽象的爱。”

年轻的钢琴家昆廷.莱恩（Quentin Lane）在复活节周日之前帮他强化了这份心得。此前莱恩所属的亨利.哈德森高中合唱团曾经来到布朗礼拜堂，为纪念一位因为参加塞尔玛示威而被杀害的同学举行了纪念演出，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在演出现场认识了他。这场音乐会充满了温情，但是在成人世界的现实面前却显得很生硬：这位同学是被他的黑人继父用猎枪打死的，因为此人对塞尔玛运动感到愤怒，而且白人当局实际上无视了这一罪行。莱恩表示他也想加入针对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跨种族见证活动，这一表态令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十分矛盾，因为他们此前答应过马修斯牧师，暂时不会继续施压圣保罗教会接受种族融合，给教会与马修斯留一点喘息之机。他们争论到半夜，然后痛苦地通知马修斯，他们还是要在复活节周日那天与莱恩以及其他四名黑人少年一起试图在圣保罗教堂做礼拜。马修斯牧师愤怒地反对他们出尔反尔，认为这一手证明了他们缺乏诚信。他表示阿拉巴马州主教卡彭特此前曾以个人身份与执事会谈判，希望教会今后放宽种族限制政策，而谈判依据正是这两名学生承诺要让圣保罗教会消停两天的保证。两位神学院学生否认自己试图毁掉他的教会。一位气急败坏的教会成员问他们还有什么目的，丹尼尔斯回答说：“我们正在努力践行福音。”

4月18日星期日一早，两白五黑七位年轻人再次来到圣保罗教堂。引座员将这七人隔离在后排角落，在领圣餐时又将他们圈禁起来，直到所有其他人都各归原座位置。雷诺兹法官近乎绝望地悄悄建议他们不要回来参加11点的复活节仪式，几位年轻人表示他们届时将会前往塞尔玛另一边的同名教堂参加仪式，这个回答让法官明显松了一口气。在圣保罗有色人种卫理公会教堂，丹尼尔斯发表了他在阿拉巴马州的第一次公开布道，由T.R.哈里斯牧师（T.R.Harris）指导。这次布道很成功，硬要说美中不足的话就是台下时而会传出“宣讲吧，兄弟”之类的鼓励性呼声，略微分散了丹尼尔斯的注意力。之后他和乌法姆开始撰写针对圣公会主教C.C.J.卡彭特的正式询问信，又在当天晚上冒险走进了黑人麋鹿俱乐部。两人在塞尔玛已经刷了长达一个月的存在感，因此很快就成为了点唱机旁边的社交红人。直到一批从偏远农村赶回来的非学委员工姗姗来迟地走进俱乐部，这才抢走了他们的风头。丹尼尔斯也对这批人很着迷，他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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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乌法姆和丹尼尔斯基本上接触不到他们打算效仿的政治领导人。首先，金出国度假去了——“我祈祷他不会被赶走”，丹尼尔斯写道；其次，分散各地的非学委工作人员在一个月内三次集中闭关，累计进行了七天内部辩论。非学委的公务用车都是从员工手里征用的私家车，这些车辆的使用问题成为了非学委内部近乎无政府状态的组织混乱的新象征。项目负责人抱怨说，现场工作人员经常轻率地离开农村岗位，跑到亚特兰大城里开车兜风。还有些员工根本舍不得将自己的爱车交给组织使用。密西西比州的穆里尔.蒂林哈斯特（Muriel Tillinghast）问道：“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你胆敢开走他们的车，他们就会向你开枪，你打算怎么应付这些人？”前任非学委主席马里恩.巴里将组织内部大家庭氛围的丧失归因于直接抗议的减少。他哀叹道，如今就连入狱见证行为也不足以剔除无意义的内讧了。卡迈克尔认为，各种自行其是不服管束的非学委成员——所谓的“漂泊者”——只是1964年自由之夏过后非学委缺乏标志性项目的症状。有些人哀叹，自从鲍勃.摩西在两个月前的神秘告别仪式上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帕里斯之后，非学委就出现了严重的领导真空。其他人则反对说，摩西与他的妻子多娜早在尚未被非学委从工资单上抹去姓名的时候就匿名漂流到了伯明翰，树立了大灭自家威风的恶劣榜样。“我才不去找他们呢，”塞拉斯.诺曼气愤地宣布。“他们必须主动与我联系。”

摩西错过了为期三天的非学委务虚会，于4月1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大型集会上发言。被他抛在身后的同事们认为这场演讲体现了又一次富有远见的勇气飞跃，但是演讲主题的转变却凸显了非学委在两个方面的分裂。首先，就像新兴的反战运动本身一样，华盛顿的两万名集会者几乎完全由白人组成。对于一个渴望超越种族紧张关系的民权团体来说，这一事实暴露了非学委内部的隐藏问题。摩西甚至早在自由之夏项目结束后留下来的白人志愿者充斥了南方民权运动之前就已经主持了关于内部敌意的痛苦辩论。此外当初之所以会有六十多名非学委员工如此轻率地离开密西西比前往塞尔玛，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逃避种族融合的民权项目带来的个人与政治压力。第二，越战演说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引发了新的抗议，可是非学委的年轻员工们——尤其是摩西——却感到自己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早已被打倒，如今疲惫不堪而且遭到了背叛。许多人已经把国家政府当成了令人窒息的敌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谴责LBJ的投票法案？”来自霍华德大学、在同事当中很有影响力的理论家考特兰德.考克斯敦促道。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Jack Minnis）则认为，拟议的投票权法律“完全是骗人的……因为极其复杂的美国政府的种族主义整体结构为那些执政者提供了太多的‘出路’。”

非学委的活动家们从总体上拒绝了联邦行动的目标，尽管这一目标此前一直是民权运动为种族正义发出痛苦呼吁的锚点。立足在历史判决边缘的他们断言民权立法将会是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什么里程碑意义。他们预测民权立法必将遭受失败与有法不依，但是他们的不满其实更加深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权运动老兵们对于国家政治的固有性质产生了不满。“林登、休伯特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继续打着治理伟大社会的幌子进行着长线诈骗，”明尼斯在4月15日出版的调查通讯《与林登一起生活》中写道。自一月以来，这份自由职业者创办的周刊已经成为了非学委内部的现象级刊物，因为它把约翰逊总统刻画成了潜藏在自由主义空壳背后的非人力量——主要是利润与中央集权——操纵的工具。极其讽刺的是，乔治.华莱士以及其他政治立场与非学委针锋相对的人们此时也正在炮制类似的话术来攻击民权阵营。

非学委员工们相互发泄着矛盾。强硬派痛斥纯粹派远离政治的做法不道德，纯粹派则痛斥强硬派参与政治的做法不道德。（“他们说既然权力结构如此不道德，那么我们就应该使阴招下黑手来获得权力。”） 密西西比州的一队绝望员工抗议福曼对待塞尔玛示威的公开态度前后不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沮丧地集体辞职了。“我们互相拆台，”一个人写道，“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不给对方任何安慰。”塞拉斯.诺曼责备艾凡赫.唐纳森尽管反对蒙哥马利大游行，但还是担任了游行风纪员。密西西比州的人们恳求唐纳森回到他所倡导的基层生存项目当中，但是唐纳森却抛出了一枚吓到所有人的炸弹：他正在帮助非学委通讯主管朱利安.邦德竞选佐治亚州州议会的席位。

“如果朱利安输了，他会怎么做？”一位员工困惑地问道。

“我不知道，”唐纳森耸了耸肩。他开始以务实的姿态争取非学委的第一笔竞选捐款，无视了组织内部根深蒂固的共识：西装领带与选举政治是通往腐败的必然道路。他与邦德想要拿下亚特兰大新设立的第136选区。在唐纳森看来，这里的黑人选民们从未被候选人征求过意见，黑人布道人规定他们选谁他们就选谁。这些人理应得到更好的选择。此外邦德的名字是一种资产，因为他的家庭地位显赫，但他的面孔却不为人知。因此唐纳森与非学委同事查理.科布在挨家挨户走访时谎称自己就是邦德，从而使竞选活动的个人影响力增加了两倍。身为白人的弗兰克.索拉科的工作主要局限于竞选总部，位于亨特街的一家假发店后面。

如今自称帕里斯的摩西在非学委四月的最后一次辩论会上发表了一番沉思，主题是自由的生长痛。他主张民权运动正在为数百万人打开大门，但是并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制度化地确保“他们的能量得到有意义的释放”——这将会成为民权运动在二十世纪余下时间里的核心问题。摩西不顾台下同事们的坐立不安或者迷惑不解，为他们勾勒了一张组织理论的草图。“如果前进方向真的来自底层，”摩西耐心地宣称，“那么人民就必须聚在一起，解决在他们看来出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包括非学委的问题。这项进程永远不会终结，不存在截止期限。没有人当面说他是漂泊者，还有几个人试图揣摩他的信息的民主要旨。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话来说：“人民要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

喧嚣的抽象讨论让位于分裂的实践。非学委的白人员工们要么渐渐离开，要么转而唱起了配角，为深入偏远地区的黑人实地工作者提供支持。朗德斯县的小团队找到了一处条件简陋的自由之家——屋里没有上下水设施——由新诞生的投票权团体朗县基人运组织的农夫马修.杰克逊（Matthew Jackson）捐赠。以此为据点，卡迈克尔和鲍勃.曼茨开始依靠步行与借来的骡子缓慢地在这个巨大的农村县城拉票，起初只要受惊的黑人允许他们靠近，他们就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卡尔霍恩周边的一位老妇人礼貌地拒绝了他们：“我可登不了什么记，我的脑袋眼看就要到坟头上开花了。” 后来在一场小小的顿悟当中，一位名叫“艾达阿姨”的老年残疾人宣布，自从 “我在亚伯拉罕.林肯身边看到你们”，她就一直在等待他们——非学委员工们认为她指的是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她派遣亲戚参加了非学委组织的小型弥撒大会。

卡迈克尔的目标是深入朗德斯。为了找到更多像艾达姨妈一样的人，他招募了一位斯科特.B.史密斯（Scott B. Smith）。史密斯是一位他素来钦佩的实地工作者，因为此人在之前的工作当中展现了极强的办事能力。就算将他扔在某个陌生县城的路边，一不给钱二不给车，他也依然能够独力经营民权项目。史密斯原本是芝加哥街头的一名社会青年，在“血腥星期天”之后南下成为了民权志愿者。尽管他是大城市出身，但是平日里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荒蛮神秘的气质，戴着一条由“闹鬼”骨头制成的项链——有人说是鹿角——并且还会侃侃而谈地讨论黑人酿私酒师对于农村教会的微妙重要性。他很快就预言，迪波西特堡将会成为朗德斯县的“火药桶”，新兴民权项目在那里试图通过躲在主流视线之外悄悄工作来预防暴力。卡迈克尔认为，无论如何非学委员工都不该愚蠢地拒绝广大黑人群众对于马丁.路德.金的热爱。他曾经亲眼见过阿拉巴马州的黑人为了能够触摸一下金而相互推搡，甚至试图从挡在前面的人身上爬过去。“人们没听说过什么非学委，”卡迈克尔尖锐地指出。“他们只会说，‘你是金博士的人吗？’”他敦促他的同事们回答：“是的，女士。”并且通过日常服务建立纽带。这样一来到了下一次危机的时候，即使是金也要“依仗非学委的人马”，从而实现从上到下的共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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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星期四，金开始第一次测试波士顿的民权运动环境，测试地点是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他在州立法机关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的上方是一排五幅巨大的历史题材壁画，横贯壁画上方的雕带上镌刻着这套壁画的共同主题——“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自由之路里程碑”。“我是一个曾经被禁止进入政府所在地的人，由于试图向州立法机构与州议会请愿而多次入狱。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当前这一刻非常重要。”接下来金向土生土长的波士顿子弟、不幸英年受戮的肯尼迪总统致敬，纪念他最早引入了民权法案，“许多社区现在都在遵守法案规定……展现了惊人的良好意识与冷静的理性。”对于肯尼迪的致敬换来了听众们的起立欢呼，关于民权立法落实情况的报告则赢得了一片掌声。然而接下来金又继续谈起了仍然存在的“令人绝望的问题”的各个方面。观察家们注意到，此时台下的州议员们要么身体前倾聚精会神，要么干脆坐到了挤满过道前端的板凳上，唯恐听漏了一个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他从未具体提及波士顿或马萨诸塞州，但他确实强调了‘学校不平衡’[和]‘事实上的隔离’。”“请允许我这么说，”金在会议厅里说道，“我来到马萨诸塞州来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鼓励。正是从这里的海岸诞生了一个在自由中孕育的新兴国家的愿景，如今自由也必须通过这里的海岸得到维护。”

离开州议会之后，金的车队驶上了前往后湾区的道路。在塞尔玛时金号召人们来到佩特斯桥，雷鸣般的赞同响应了他的召唤。如今雷鸣的余音依然回响在车队行进的路上。在逾越节的最后一晚，他造访了聚集千名信众的以色列圣殿，随性地回忆起了1951年自己来到波士顿求学的经历。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波士顿大学研究生，他打电话联系了好几位房东想找个落脚之地。一开始仅仅能在电话里听到他说话的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直到他们发现我是黑人为止……一处又一处无不如此。”1965年的《基尔南教育报告》认为，由于房地产政策的限制，马萨诸塞州的全部八万名黑人当中有70%被封锁在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区，在那里腐朽败落肆虐滋生，就好像被环剥树皮的树木枯死之后滋生霉菌一样。金在会见约翰.沃尔普州长与州立法机构的路上巡视了罗克斯伯里——他钻进刚刚逃离种族隔离南方的难民贝蒂.詹宁斯（Betty Jennings）的破旧公寓查看了一番，然后来到坎贝尔学校门外——这里的学生每班最多足有五十人——通过喇叭向家长讲话。金在以色列圣殿解释说，他最艰难的任务往往是防止苦涩心态的膨胀，唯此才能发展建设性的非暴力：“每个黑人都必须为‘未来的逾越节’做准备。”

“波士顿远远不是美国最糟糕的城市，”周五早些时候金在罗克斯伯里的蓝山基督教中心门外告诉记者。他向记者指出，许多富有良知的民权参与者都曾在这家中心服务过，包括詹姆斯.里布以及前任州长的母亲、前年春天曾经在圣奥古斯丁参加入狱见证的玛丽.皮博迪。弗吉尼亚州的前任领导大会协调员维吉尔.伍德牧师（Virgil Wood）介绍了一个由戒酒者组成的唱诗班。他们此前参加了蒙哥马利游行，现在又为金的来访打扫了罗克斯伯里的街道。然后金与当地民权领袖举行了闭门会议，当地领袖向他展示了波士顿民权运动的薄弱之处。有人承认，波士顿黑人“沿着阶级界线分裂得极其严重。”他们的克星、全白人学校的保卫者路易丝.戴.希克斯（Louise Day Hicks）已经更有效地动员了起来*。一些人担心爱尔兰裔青少年在过去两年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期间用石头砸了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花车。其他人则对声望显赫的盟友不屑一顾。他们给副州长埃利奥特.理查森起了一个不无戏谑的绰号：“我和你同在塞尔玛”。这是根据他们所说的他在波士顿用来巧妙地谈论种族问题的一句话。金笑了，但他不能轻率地冒险失去像理查森这样的显赫政治家的支持，更何况理查森确实去了塞尔玛。投票权法案仍然还在经受阻挠议事的考验，面临着足以使其效力丧尽的修正案。即使是已经确定的法律也只能为金所说的“创造性乐观主义”提供脆弱的基础。这一周的星期三，正当布朗案一致裁决十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金告诉纽约市律师协会，目前只有1.18%的南方黑人学生与任何白人儿童一起上课。

*【希克斯于1961年当选波士顿公立学校委员会委员，此后一直将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实际种族隔离状态维持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接下来金参加了他在北方发起的第一次民权游行，不过他本人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六百名警察的护卫下，游行队伍从罗克斯伯里出发走了三英里，人数估计在两万到五万人之间。在游行终点波士顿广场，人们举行了集会。寒冷的雨水驱使不少人在特雷蒙街的商店遮阳篷下避雨，但是大多数人像金本人一样撑起了雨伞。金瞻仰了民主斗争的著名英雄——策动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塞缪尔.亚当斯、单骑夜奔通报敌情的保罗.里维尔、波士顿惨案的首位死难者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率领全黑人部队攻打邦联军要塞并且饮弹牺牲的罗伯特.古尔德.肖以及反奴隶制活动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墓碑和纪念碑，并且告诫美国人不要成为“一个旁观者的国家”。然后他赶往机场，并且在路上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金否认自己对于波士顿吹毛求疵，否认自己因为哈里.杜鲁门最近公开指责他是“麻烦制造者”而担心，还否认自己不愿意将精力转移到和平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权领袖像反对种族隔离那样反对战争。”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头条新闻——“金的新策略：结束越战”。身为和平主义者的老朋友A.J.穆斯特与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看到这条标题之后发来感谢电报，敦促金加入他们的反战抗议活动。这一天来自布道坛的分心事同样层出不穷。南方长老会原本打算邀请金造访，但是有人提出动议要取消邀请，引起了一场辩论；萨凡纳的圣约翰圣公会和休斯顿的第一浸信会这两个主要教会都投票决定拒绝黑人进入。金抱怨说他的安眠药不再起效，他的假期感觉更像是蹲监狱而不是休息。助手们讨论了向他推荐一种更断然的、旨在治疗抑郁症的精神病学方法——“当然，我们并没有当面对他说出抑郁症与精神病学这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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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想知道自己是否以某种方式冒犯了金。他在四月底指出自己与民权领袖们失去了联系。他对一名助手抱怨说：“通常他们要么会告诉你某某做法很糟糕，要么会说你干得不错。可是这几天我们却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眼下约翰逊特别希望得到帮助，为即将在七月生效的1964年《民权法案》的平等就业部分聘请执法官员。潜在的候选人一想到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在这项任务面前退缩不前，因为这项任务估计会得罪这个国家的主要雇主。“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约翰逊抱怨道。“我得找几个好人才行。”他下令将又一批塞尔玛演讲稿送到民权领导人那里，以便分发给有志投身于此的新人们。

在伯明翰市中心，4月30日星期五，神学院学生朱迪思.乌法姆参加了针对阿拉巴马州主教卡彭特的纠察示威。出门的时候她很不明智地穿了高跟鞋，很快就不得不脱了鞋走路。她与丹尼尔斯和三位圣公会牧师一起在卡彭特教区的石砌总部外外面游行了四个小时，手里举着反对种族隔离的标语牌。大多数行人都避开了他们，还有一位老太太冷酷地希望他们的孩子生下来都是黑人。也有几个人停下来阅读他们的传单，或者与他们讨论对于卡彭特主教的不满。此前乌法姆与丹尼尔斯与卡彭特交涉时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提到他们在圣保罗教堂遭到了辱骂，卡彭特则在在回信当中要求他们提供辱骂的“确切措辞”，并且声称：“我无法想象塞尔玛圣保罗教堂的好人在你面前使用猥亵语言。”两位神学生在周二的一次私下觐见当中不情愿地服从了这项要求，并且表示侮辱只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圣保罗教堂依然奉行种族隔离的礼拜仪式。卡彭特则坚持认为是他们拘泥于不相干的细节。他宣称，坐在后排座位以及最后领取圣餐都是小事，应当将其作为基督徒谦卑的象征来加以接受。他建议他们“闭着眼睛去教堂，只管敬拜主，不要找缺点。”他还在调笑之余略带戏谑地将乌法姆称作“老姑娘”，让两位神学生大跌眼镜。两人在给卡彭特的回信当中恢复了不卑不亢的态度——“谦卑不等同于羞辱……我们仍然会为您祈祷。谢谢您昨天招待的优质咖啡！”——但是这次卡彭特并未出面，而是把他们晾在了门外。回到塞尔玛后，两人又与吉姆.莱瑟尔一起参加了一场种族融合的天主教仪式。尽管乌法姆对这位来自萨吉诺的独腿游行者充满了敬佩，但是莱瑟尔的举止还是让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反感。她觉得莱瑟尔有些自以为是，让人联想到卡彭特主教。她再一次勉力应付着难以捉摸的兄弟会规矩。

同样在4月30日，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跟踪发现克莱伦斯.琼斯抵达了亚特兰大机场，为的是恢复金与非学委领导层之间的休战谈判。歌手哈里.贝拉方特在双方断绝往来十天后进行了调解。双方发泄了熟悉的争端，贝拉方特认为，由于塞尔玛引起的关注，这些争端变得“更加戏剧化了”。会议结束时，詹姆斯.福曼起草了金与刘易斯之间的合作声明，贝拉方特公开评论道，“不能让这些分歧恶化下去。”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告诉非学委的同事，金承认他还没想好应当如何解决未来的经济问题。卡迈克尔表示：“我认为那些家伙说的是实话。贝弗尔和贝拉方特想进行抵制，金不这样认为。”回到塞尔玛，卡迈克尔和斯科特.B.史密斯周日晚上在麋鹿俱乐部再次碰到了乌法姆与丹尼尔斯，史密斯向两人借了十美元，卡迈克尔表示等到5月3日的选民登记日，欢迎他们来到朗德斯县帮忙。

到了5月3日星期一，丹尼尔斯和乌法姆来到了海恩维尔，他们在一座水塔跟前看到了法院的白色圆顶。法院周边停满了汽车，警察巡逻车和美国政府的公务轿车在周边逡巡，法院广场上还有很多当地人正在来回转悠。他们来到法院都是为了旁听当天开始的维奥拉.柳佐谋杀案审判。两位神学生本能地避开了这些人，转而向两个街区之外的老监狱门外的黑人登记申请人队伍靠拢。他们在那里见到了约翰.胡莱特——当前仅有的两位通过登记测试的黑人之一——以及一位侃侃而谈、精力四射的卡迈克尔。此前卡迈克尔给两位神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存在主义者，满口都是关于约翰.布朗与耶稣的非主流理论。但是眼前这位卡迈克尔身上却见不到一丁点哲学气质，简直判若两人。他操着一口加勒比海口音鼓励着身边的未来选民们，轻描淡写地普及着花哨的测试词汇以及针对黑人的特别恐吓，毫无挂怀地把非学委的纽扣递给维持秩序的治安副官们。但是一得空闲他就将丹尼尔斯和乌法姆拉到一旁低声告诫他们赶紧走，因为这个地区对于白人民权义工来说太不安全，于是两人仅仅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开了。一百五十名申请人等待了一整天，佩枪的登记员处理了的中的六十人，并且接受了其中九人成为最新的黑人选民，让微不足道的黑人选民数量又略微增加了一丁点。

在海恩维尔举行的审判持续了一周，没有一个黑人敢于出席旁听。阿拉巴马三K党的帝国巫师罗伯特.谢尔顿（Robert Shelton）坐在被告科利.勒罗伊.威尔金斯旁边的辩护席上，联邦调查局督办乔.沙利文带着主要证人加里.托马斯.罗进入法庭，两人身边护卫严密，因为此时罗身为联邦调查局线人的身份已经众人皆知了。麻雀飞进打开的法庭窗户，在高挑天花板下方的空中相互追逐，有时栖息在法庭后方角落的一处三角铁遗迹上，那里曾经焊接着一个装囚犯的笼子。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被告律师、三K党大骑士马特.墨菲身上——他也是密西西比州小说家沃克.珀西的表哥。墨菲的开场辩护仅仅草草地持续了二十一分钟，而且越说越生气。到最后他干脆怒吼着掏出手枪当庭挥舞，将帽子扔到地上使劲踩，并且冲着检方破口大骂起来。他谴责受害者柳佐是“一个白皮黑鬼，她把她的车交给了一个黑皮黑鬼，为得是来回运送黑鬼与共匪。”他指责证人席上的勒罗伊.莫顿“在毒品的催眠作用下”干出了黑白交媾的丑事，然后又亲手射杀了柳佐。更激烈的是他还弹劾明星证人罗是个骗子，“像响尾蛇一般奸诈……拉皮条的叛徒，卡斯特罗的走狗，这还只是我知道的。”因为罗违反了保护三K党秘密的入会誓约。

《纽约时报》指出，“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没有人为那个死去的女人说一句好话。”首席检察官承认，“以这个女人和一名黑人男子同坐一辆车为由”为柳佐谋杀案的嫌犯开脱的情绪很普遍，但他警告陪审团不要因此开创为杀人犯脱罪的法律先例，否则可能会对包括陪审员在内的种族隔离旅行者产生反作用。他最后抛出的论点是，无罪投票将有利于任何“看到你开车送你的黑人女佣回家，或者看到你的妻子开车送她的厨师回家”的潜在路边杀手。人们认为这套说辞很有创意，但是过于牵强。总检察长卡岑巴赫私下里已经做好了败诉准备，就算只有一名陪审员投票支持谋杀指控，他也认为控方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可是这次的陪审团居然没有迅速达成无罪判决的共识，而是延长了审议时间，如此意外的结果登上了第二天的头版新闻。然后到了5月7日，足足有十位陪审员主张按照过失杀人指控为嫌犯定罪，只有两人反对。大出所料的检察官们发誓要为下一次审判做准备。

身为陪审员之一的农民埃德蒙.萨利（Edmund Sallee）告诉记者，其他陪审员很反感墨菲在法庭上的滑稽行为，感到 “遭受了侮辱”；他对于已故受害者的恶毒谩骂在陪审员们听来也很不入耳。由于至今未能给三K党被告定罪，这十二名白人男性确实满足了人们对于朗德斯县的公然种族隔离主义者的预期，但是身为陪审员的责任已经推动这十二人突破了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固有认识。此前有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5.2%的美国妇女认为维奥拉.柳佐“应该呆在家里”。《女士家庭杂志》的编辑们对于这一结果感到惊讶，于是召集了一群随机抽样的北方妇女参加讨论。讨论氛围在各种疑虑与顾虑当中紧张地上下浮沉，参与者们最普遍的反对意见包括柳佐抛下了她的孩子，或者对于“她家后院以外的问题”了解不够，或者她的行动没有得到“她丈夫的许可”，或者她应该采取不那么极端的抗议形式，例如“取消报纸订阅”。但是接下来有一位妇女承认曾经将孩子交给保姆照顾，自己去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俱乐部旅行，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主张，例如没有哪个家庭会因为丈夫投身于抵抗纳粹之类的重要事业并且中枪牺牲而感到怨愤，又或者柳佐“可能认为她的事业比她丈夫去打仗更加有力。 ”一位独立拥抱风险的中产阶级母亲此时还是立足未稳的新生事物，这一点致使柳佐的牺牲在人类尺度上具有的普遍意义不可能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发广泛兴趣。

至于加里.托马斯.罗，海恩维尔陪审团比起站在民权斗争任何一方的旁观者都采取了更明智的观点。几位陪审员说，只要罗对自己参与的犯罪行为认罪，他们就能赢得剩下两位反对定罪的陪审员的支持——两人都来自迪波西特堡，性情非常顽固。老练的南方人出于恐惧与蔑视而忽略了这种细微差别。阿拉巴马州没有律师愿意为罗辩护，因为大骑士墨菲发誓要把罗从藏身处揪出来面对复仇。此人在5月中旬起诉罗，要求他支付叛离三K党之前的法律费用。司法部长卡岑巴赫通过美国律师协会的门路说服了一位保罗.约翰斯顿（Paul Johnston）（1930届哈佛大学毕业生，1933届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为罗辩护，结果他所在的伯明翰卡巴尼斯、约翰斯顿、加德纳与克拉克律师事务所（Cabaniss, Johnston, Gardner & Clark）的其他合伙人——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立即一致决定将他驱逐出这家他毕生执业的律所（“你拒绝遵守公司其他成员的一致决定，”遣散信中说）。全国各地的知名律师与法官纷纷向约翰斯顿表示同情，但是却都不肯接近他。阿拉巴马州的同行们也纷纷排斥他，以此宣传他们与罗拉开了职业距离。罗不仅是出卖其他三K党徒的内奸，还是涉嫌种族谋杀的联邦线人，这两重争议身份致使他沦落到了里外不是人的境地。

企图为柳佐伸张正义的检察官强调了他们这位关键证人的积极一面，而联邦调查局官员也欣然配合，隐瞒了罗作为受保护的联邦线人的五年暴力生涯。直到1979年，美国司法部的一个特别小组才发现，罗在宣誓如实作证之后曾经多次谎称自己在派系林立的三K党肮脏阴谋当中的作用*，而联邦调查局的主管们掩盖了他担任线人时的几乎所有事实，仅仅披露了最基本的内容。二十多年后，伯明翰历史学家黛安.麦克沃特（Diane McWhorter）将会研究罗的联邦调查局记录的详细内容——包括他声称在1963年杀了一个黑人的言论——并且发现回头看去很难分清哪些内容遭到了淡化，哪些遭到了纵容，哪些遭到了夸大，哪些遭到了洗白。只有一位同时代记者提到了柳佐案审判对于罗的卧底工作的匆匆一瞥。这位伊内兹.罗布（Inez Robb）写道：“如果我们接受控方对于谋杀案的描述，那么罗出现在涉案汽车里这一事实在道德层面上实在令我烦恼不已……罗在卧底时奉行了怎样的秘密命令？他的上线究竟希望他怎么做？参与犯罪？只观察不动手？还是积极阻止谋杀？“她的结论是：“笔者认为联邦调查局欠国家一个解释，调查局应当说明它在柳佐案当中起到的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5月14日三K党在警方安排下殴打自由乘车者的时间。一张新闻照片显示罗在长途汽车站殴打一名受害者。这张照片使得负责操控罗的探员们十分担忧，但他们还是向联邦调查局总部保证，他们的线人没有参与暴力。】

罗布于5月17日发表的专栏刊发在了132家报纸上，也落在了J.埃德加.胡佛的案头。一起呈交给胡佛的还有一份针对罗布的调查报告，认为罗布此前从未散布过“任何贬低性质的信息”。胡佛的记忆则大为不同：“早在三四十年代，当我还在迈阿密时，她就诋毁过联邦调查局和我个人。”接到这条批示之后，调查局官员开始查阅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档案。胡佛探测批评的触角极其灵敏，堪称传奇。工作人员在泛黄的故纸当中再次找到了足以表明传奇不虚的证据：1940年3月5日，罗布曾在专栏当中指责胡佛这位拥有“最美妙的棕色眼睛”的顶级政府官员一边在佛罗里达黄金海岸赌场的黑帮控制区度假，另一边还发誓要打击犯罪。胡佛的副手们一如既往地遭到了责备，他们回来后建议迪洛克与伊内兹.罗布联系一下，从而“澄清”罗的问题。

“不，”胡佛潦草地写道，否决了一项可能引起进一步调查的命令。“她就是个‘婊子’，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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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华盛顿喜来登公园酒店举行了一场大规模越南问题教学示威。现场安排了一场辩论，代表美国政府的主要辩手是邦廸，但是他却无故爽约了。《纽约时报》打出了令人生疑的标题“由于‘其他职责’，邦迪无法出场”。《时代周刊》报道说，白宫官员“对于需要保持沉默感到不舒服”，但是仍然“不能以任何方式讨论邦迪先生的下落”。（此时邦迪偷偷跑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秘密休战谈判，约翰逊总统于4月28日向那里派遣了美国军队去平息初露苗头的内战。）候补辩手在五千名现场听众面前取代了他的位置，辩论现场通过连续转播的无线电信号与三十五个州的122座大学校园教学点的十万名听众相连。密歇根州的埃里克.沃尔夫教授（Eric Wolf）是反战阵营一方的主辩手，代表七周前第一次教学示威时建立的委员会发言。他主张这场辩论是“民主的生命线”：目前关于越战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种主张越南政策对普通公民来说太过复杂，另一种主张认为越南问题就如同善恶之分那样简单明了。这一矛盾迫切需要得到化解。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昭告全社会，美国公民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为政府的现行政策辩护。他警告说，在越南“无论是扩大事态还是全面撤出都必然造成极其确定且非常可怕的后果”，忽视这一点是愚蠢的。扩大事态会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撤军则背叛了反对越共的越南学生、教授与知识分子——“像我们这样的人”。他尤其著名地指出，“如果我们把现在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军陆战队送到南越，我们在这两个国家的处境都会更好。”记者们强调了发言人的身份与发言效果：施莱辛格是一位肯尼迪时期的民主党员，眼下正在体制内部批评约翰逊的做法。但是以反战立场为主的现场听众并不满意施莱辛格总体上支持在越南展开军事行动的立场，并且纷纷报以嘘声。他建议采取补充措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当然，这样做也“不能保证肯定会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但是生活本来就做不到尽善尽美。”嘘声变成了沉默，然后又变成了零星掌声。“我很高兴大家能在存在主义层面上认可我的说法，”施莱辛格诙谐地说道。

与大多数其他校园辩论一样，这场展示性的全国教学示威在电台转播终止之后还继续进行了约九个小时。演讲者仅限于教授和政府官员的形式为专栏作家彼得.利萨戈（Peter Lisagor）所说的“书呆子之战”定下了低调的学术基调。日后将会1971年向报界泄露五角大楼文件并且因此成为一名载入史册的反战异议者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此时依然支持战争。他为国务院争辩说，这场战争可以而且应该打赢。伯克利大学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教授（Robert Scalapino）则代表邦迪提出了一套复杂的方案，“其出发点在于最大化你们和非共产主义世界共同拥有的基本利益。”

在北美大陆另一端的伯克利大学，一批发言更刺耳且来路更广泛的发言人在下一个周末冒着断断续续的雨水连续举行了将近三十四个小时的演讲。斯卡拉皮诺教授抵制了这场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教学示威，认为这是在他任职的校园里发生的“悲剧”：“所有真正的学者，无论他们对越南的看法如何，都应该予以反对。”耶鲁大学的斯陶顿.林德（Staughton Lynd）谴责斯卡拉皮诺的立场是懦弱的精英主义。演讲现场可谓鸿儒荟萃不见白丁。儿科名医本杰明.斯波克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阐述了核毁灭的威胁。特立独行的记者I.F.斯通（I.F.Stone）兵来将挡地回答了一连串关于殖民干预的问题，从拿破仑战争一直谈到苏联入侵匈牙利，并且直面了对于“不可逆转”的共产主义的恐惧——通过警察国家的模式，他确实注意到共产主义大环境一旦形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冻”，但他依然相信民主参与和自由思想（“杰斐逊对我来说是一个终极的、远比列宁伟大的人物”）足以解冻暴政，“不该试图用封锁和仇恨来扼杀它们。” 小说家诺曼.米勒将林登.约翰逊描绘成了一个嚼着玉米面烙饼的土皇帝，“出于秘密睡眠滋生的、疯狂的优柔寡断”而被吸引到越南。然后他突然调转话锋，转而鼓吹起了孤立主义乌托邦，然后又发出了“同样富有远见的”战吼，主张不要依靠高空轰炸机来进行越战，而是彻底凭借雄性气概压倒敌人——“像男人一样战斗！跟越共来一场男子汉之间的战斗！”——这段说辞与他刚才散播开来的不少意象都不太搭调。

好几位伯克利大学演讲者都有民权运动背景。查理.科布刚刚帮助朱利安.邦德在佐治亚州议员特别初选当中赢得了毫无征兆的胜利，他朗读了一首为女友写的关于塞尔玛和越南的长诗：

因此，不要仅仅为杰克逊和里布哭泣

还有施韦尔纳、古德曼、钱尼或李

为所有母亲哭泣

铁锹拿在她的手里

想要挖掘一处容身之地

打量着她们的死者

她的痛哭是因为血流满地

是因为许多条生命被人夺去

在这个国家的标准程序中

这个国家不属于我们……

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可敬的六届社会主义总统竞选人兼前任长老会牧师——因为痛苦的预感而悲伤。他预感到美国的白人教会不仅未能及时走上民权道路，而且很快还会进一步堕落到为暴力寻找借口的地步，再一次扮演起“他们熟悉的角色：反对所有战争，不过他们参与的战争除外。”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将越南的不祥之兆与加州刚刚以压倒性优势批准的第14号提案相提并论。该提案废除了该州新出台的公平住房法，与1964年全国选举的大势截然相反。“这意味着，”格雷戈里喊道，“加州无非就是长着棕榈树的密西西比！”

5月22日星期六晚上临近休会时，格雷戈里以神秘且模糊的赞美介绍了一位惊喜发言人鲍勃.帕里斯，称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坊间传说帕里斯放弃了摩西这个名字，从而摆脱他在密西西比州非学委的四年先锋岁月的负担。他的几句轻声细语对于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们来说确实与众不同。“我在美联社的新闻稿中看到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海军陆战队俘虏共匪反贼’。我看着那张照片，我看到的是一个黑人小男孩靠着铁丝网站着，背后有一位魁梧的白人海军陆战队员拿着枪。”摩西恳请伯克利的听众们亲自应对政治标签问题，首先是写信——“你们所有人都该写”——给一位海泽尔.帕尔默（Hazel Palmer），她曾经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名女仆，现在是密州自民党的创始成员，摩西相信未来她还会在密西西比州成为一名黑人女性市长。他给出了一个位于杰克逊市法里什街的收信地址，还推荐了一份问题清单。“你做过什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是什么让你认为你可以帮助管理一个政党，而不是在别人的厨房里帮厨？”他主张，通过理解帕尔默这个人，他们可以将南方“当做望远镜而不是避雷针”，用来理解而不是回避问题。和平运动可以从帕尔默这样声名不显的国内领导人身上学到如何看清越南所代表的第三世界的面貌。“这个国家的人们认为他们在越南与共产主义斗争，而共产主义又体现了这个世界上的邪恶。这是他们的深切信仰，这也是他们在报纸上经常读到的内容。你必须准备好为他们提供一个不同的现实。”

对于刚刚兴起的越战抗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坚决拒绝将反战与民权扯上关系。周日的《旧金山考察报》完全忽略了伯克利的马拉松演讲。《纽约时报》提供了主流媒体当中最详实的报道——“33小时的教学示威吸引了10000人”——文章一开头就描写了一位“眼冒金星、胡子拉碴的年轻人，摊开手脚躺在草地上。他的灰色运动衫上写着‘要做爱不要作战’。”接下来的一段文字描写了附近“一个黑色直发、打赤脚的女孩”，她“平淡地问身边男友，‘他们哪来的这么多话可说？’”

种族运动本身的紧张掩盖了关于将新的见证投射到现行政治秩序当中的标志性教训。更有甚者，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很快就臭名昭著地背离了旨在支持密西西比州非暴力志愿者的快速战斗。在不久前的三月份——也就是塞尔玛血腥星期天的四天前——一名当红喜剧演员兰尼.布鲁斯的粉丝想要测试一下来之不易的政治辩论环境究竟成色几何，于是独自一人扛着一块标语牌走进校园，牌子上写着一个硕大的“操”。此人旋即被捕，致使整个校园为之哗然，立场各异的学生们纷纷展开了顽皮的抗议。左派学生遵照正当程序成立了“操他妈的辩护基金”，右派学生社团加州保守派协会举行了“操翻共产主义”游行，中间派的英语专业学生们则公开朗读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中“操”字较为密集的段落——这三拨学生都遭到了逮捕。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基于原则召开了辩护集会。会场上有些人忍住了说脏话的冲动。另一些人则反对大学的虚伪做派：不久前的一次兄弟会竞赛起了一个极其恶俗的名称——“逼多多小姐大赛”——可是校方却置若罔闻。四月与五月期间，全州范围内的闲人都在嘲笑改良过后的“肮脏言论”运动，学生领袖们则争论着淫词秽语的叫嚣是否玷污了他们的事业。一个教师团体称他们为“道德白痴”，指责他们过于迷恋自己的浮夸表现，却不去衡量这些行为的现实后果。在越南教学示威几天后，加州众议院议长杰西.恩鲁（Jesse Unruh）针对伯克利的“言论自由”和“言论污秽”起义进行了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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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于5月20日在纽约的美国酒店举行了演讲。演讲开始前的一通炸弹威胁致使酒店暂时疏散了全部人员，演讲结束后他私下拜见了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希望副总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眼下投票权法案正在参议院面临封锁，金想知道约翰逊政府已经确保了破局所需的足够票数。此时让金担心的事情有很多，比方说之前他很不自在地批准了SCOPE项目，现在总是担心时机选择的不好。如今投票权立法的颁布时间很可能延后，今年夏天很可能无法进行第一次大规模黑人选民登记，这样一来何西阿.威廉姆斯就要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按兵不动，哪怕消磨士气也要约束住几百名新志愿者，要么在毫无法律保护的前提下将这些志愿者扔进南方治安官的血盆大口里面。另一方面，金也在催促瓦赫特尔尽快完成针对即将回归北方顾问团的斯坦利.利维森的委员会“审查”，而瓦赫特尔则与贝亚德.拉斯廷暗中串通，故意拖延审查过程。尽管当年他与利维森被金的贴身圈子里的其他人戏称为犹太双子，但是利维森的长期流放还是在两人之间造成了隔阂。如今瓦赫特尔觉得利维森将会通过他与金之间的独特个人纽带再一次获得影响金的不公平机会，比方说金现在又开始在午夜过后与利维森进行长时间电话交流了。

还有另一个相关方面的问题也让金非常烦恼：有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将会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对他发动一轮舆论攻击。于是他说服老朋友阿奇博尔德.卡利法官继去年在他与胡佛之间斡旋调停之后再次替他出面，在前一天从芝加哥飞到联邦调查局总部试图阻止此事。负责接待的迪洛克事后写道：“我在这时打断了卡利博士的话，并告诉他……联邦调查局事务繁杂，没那个闲工夫去发起诋毁金牧师的运动。”迪洛克声称他列举了金在批评胡佛时的一系列“不当”行为，将卡利的说辞堵了回去，然后在打发掉卡利之前还提醒他，“金与其他民权工作者欠联邦调查局一笔他们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激之情。”回来之后卡告诉金，他应该更加努力地赞美胡佛。卡利是著名的法官，也是金老爹的熟人，此前他依靠一心一意的阿谀奉承消解了联邦调查局档案当中针对自己的颠覆性指控，甚至还得到了胡佛的接见与胡佛亲笔签名的二人合照，对此卡利则回报以充满溢美之词的回信。他建议金下次在胡佛局长面前只聊闲话，莫谈公事。另一方面，胡佛则罕见地表扬了迪洛克——“此事处理得很好”——并且迅速授权向合众国际社的南方首席记者泄露有关金的机密窃听信息。这些信息即既来自电话窃听也来自室内窃听器。

金在美国之家酒店面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两千名成员举办了关于非暴力的正式讲座。他试图消除大众的印象，即示威者声称可以为了追求“专属于黑人的利益”而违反法律。他主张民权运动源自一项更伟大的遗产，可以追溯到女性投票运动甚至波士顿茶党。如今民权运动更是贡献了适用性广泛的全新公民互动形式，例如教学示威。金还区分了非暴力与传统的公民不服从，他认为前者的目的不是违抗宪法而是履行宪法。他还将民主制度本身也描绘成了某种非暴力政治形式。人类历史缓慢地从原始征服走向共识投票，民主涌现自这一过程并且不断得到完善。金断言：“非暴力行动与民主遵循同一条公理：任何群体为了实现自身权利而进行的适当且公正的斗争都会扩大所有人的权利。这一因素使得民主与非暴力行动都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与创造性。”

这些都是困难的话题。当金飞回亚特兰大的时候，这场演讲在《纽约时报》的底页上留下了一则神秘的通告——“金博士审视权利与法律：认为黑人知道他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5月21日，密歇根州参议员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提出了关于投票权法案的投票表决申请。在这股乐观主义浪潮之下，金却在自家教会发表了一篇关于悲伤的布道，令听众们心神不安。5月23日星期天，金告诉以便以谢教会的信众们，“失望是我们凡人生活的标志。”他与会众们交流了无法触及的伤痛，勾勒出了一幅冷漠之辈的黯淡绘像。他警告会众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人：“他们如此心不在焉，甚至都做不到自私；同时又如此死气沉沉，因此同样做不到无私。他们的手如此麻木，甚至对于可爱婴儿的触碰都没有反应。”他触及了底线，然后又通过着重强调地重复耶利米书中的惯用经文将绝望逼到了角落：“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他建议会众们永远不要回避羞耻或者失败，而是要“把它放在你思想的中心，然后大胆地盯着它。”从内心出发，他们可以通过驾驭痛苦与责备的能量“把这种负担变成资产”。金告诉会众们，“永远不要忘记，我的朋友们，几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编织进上帝的目的。”他的声音聚集了节奏与力量。正如另一次关于棘手邪恶的标志性布道那样，金列举了一系列从苦难与忏悔的深谷反弹到荣耀巅峰的珍贵历史人物。“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山顶！”他喊道——日后他还将会在孟菲斯为后人重复这些话。“上帝允许我活过这些年。现在无所谓了。无论现在发生什么都无所谓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他重温了投身民权运动的过往十年人生，最终以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大进军收尾。“我站在杰斐逊.戴维斯站过的地方，宣称南方邦联的老摇篮现在正在摇晃。迪克西早晚也会长出一颗人心，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行动。”

到了下一周的星期二，距离金的蒙哥马利大进军胜利演讲整整过了两个月，参议院以70比30的票数正式结束了南方针对投票权法案审议的封锁。当天晚上，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缅因州路易斯顿的一座旧曲棍球场再次对战桑尼.利斯顿。尽管赛前舆论普遍看好利斯顿，但是阿里却在开赛后第二分钟就一拳将他放倒在了地上，此时三千多名观众尚且没有全部入座，好些人甚至都没看到致胜的一拳是怎么挥出去的，气得他们大喊：“假打！假打！假打！”半天缓不过神来的体育记者们很快就对这场比赛留下的标志性形象产生了分歧——皮肤闪亮的阿里挺立在拳击台上，低头俯瞰着被自己用一记“幽灵拳”放倒在地的利斯顿，炫耀地勾起了戴着拳套的右拳——这张照片将人们对于肤色与暴力的惯常看法掀了个底朝天，引发了无数观念冲突。与此同时，阿里的“战略顾问”、著名黑人演员斯蒂芬.费奇特（Stepin Fetchit）则在阿里的拳台角落欢呼。拳击场边的狂欢为这位传奇演员的预言赋予了疯狂的力量，此前他预言阿里将会成为全体美国人的英雄，尤其还会成为各位体育记者们的英雄。就在开赛之前，他刚刚用一则关于“汤姆叔叔”的调侃将各位记者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汤姆叔叔不是劣等黑人，”费奇特纠正道。自从1927年以来，费奇特一直在好莱坞电影当中塑造“迟钝黑皮”的角色，这天晚上他却亮出了机敏犀利的另一面：“他是一个白人的孩子。他的真名是麦克弗森，他住在哈丽特.比彻.斯托家附近。汤姆是第一位黑人社会改革者与融合主义者。真正的劣等黑人是桑波。”

席卷全国的两场暴风雨在5月26日星期三汇合成了一片。这一天麦克乔治.邦迪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回到了华盛顿。得州参议员约翰.塔尔（John Tower）带头大声疾呼，要求针对路易斯顿拳赛展开联邦调查，因为这是体育界的“最糟糕时刻”。他还指控“对于公民所有的电视广播的利用，使得拳击能够以其目前这种高度可疑的形式存在。”塔尔也是当天仅有的两名投票反对参议院最终通过投票权法案的共和党人之一。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在投另一张反对票之前哀叹参议院将会沦为“宪法和法治的最后安息之地，因为在我主1965年，它们将被情绪的铁锹埋葬在权宜之计的堆积之下。”被击败的南方民主党人也悲鸣道，对于投票过程的 “联邦独裁”必将巩固他们的领导人、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早在1964年《民权法案》问世时就做出的预言：“平凡普通的”南方白人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贫困。讽刺的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皈依伊斯兰黑人教派后，拉塞尔是少数公开为他说话的国家级人物之一，因为阿里也反对种族融合，明知这一立场“不受欢迎”。另一方面，《纽约时报》虽然为了民权议题奔走呼号，但是对于路易斯顿拳赛与阿里本人却都不屑一顾*。报纸头版刊登的两篇报道彰显了报社对于阿里的厌恶。一篇是新闻：“克莱-利斯顿拳赛引起广泛调查呼声”；另一篇是文辞尖锐的社论，希望“克莱与利斯顿短暂而温和的交锋”能够结束“此类运动”。

*【《体育画报》的编辑研究了这场比赛的录像之后认为，阿里以“一记惊人的右拳”光明正大地击败了利斯顿。他们批评新闻界本着不分青红皂白的狂热抨击这场比赛，根本不管比赛究竟是否当真堪称残暴，“这种做法近乎歇斯底里。”《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利普斯特（Robert Lipsyte）也感到很尴尬，因为他的报纸坚持把阿里称为凯瑟斯.克莱。按照惯常做法，某人如果给自己起了艺名或者化名，那么新闻报道也会采用这些名号以示尊重。例如当红女星劳伦.白考尔就不会被被新闻界称作贝蒂.珀斯科，教皇更是只会被人以法号相称。新闻界坚持以原名称呼阿里，也就意味着拒绝承认他的身份】

参议院通过投票权法案之后，约翰逊总统“代表一个振奋的国家”公开表示感谢，并且敦促众议院迅速达成一致。没有人怀疑他的话的力量。《时代周刊》记者汤姆.威克（Tom Wicker）在那一周的总结文章中写道，约翰逊的国内计划拥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以至于强大的批评声音几乎不存在”，他对于涉及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喧嚣的掌控“让国会看起来仅仅是他脚下的另一个侏儒”。此时的美国正在经历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局势甚至政治语言都在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克将约翰逊描绘成了一个象征国家力量的巨人：“事实上，林登.约翰逊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约翰.韦恩角色。[他]看起来有20英尺高——而他真正的身高不超过10英尺。”

夏日将近之时，民权运动形势也开始经历大规模的转变。将近三千个南方学区不再一味采取守势，单纯依靠拖延战术来应对联邦法院的命令，而是针对华盛顿睡意最浓的官僚机构发起了集体冲击：他们要求美国教育办公室给个说法，究竟如何才能获得办公室开具的证明信，证明每个学区都遵守了1964年《民权法案》废除种族隔离的规定。根据规模庞大的新教育计划，唯有做到这一点的学区未来才能获得拨款。“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获得正式的书面准则和标准，”一位学监断言道。四月下旬，当教育专员弗朗西斯.科佩尔（Francis Keppel）发布这条规则时，某些最抵触地区的律师公然宣布他们所代表的地区已经取消了种族隔离。（从技术上讲，他们主张联邦资金的依据是一项早已用了很久的保留论据，即目前学校内部种族分离的现状是“自然结果”而非官方干预的产物。）佐治亚州州长卡尔.桑德斯（Carl Sanders）坦言这些人都是华莱士的追随者——“整天大喊大叫着革命与反抗”——并且承认这些人在他治下的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桑德斯私下里这样描述他正在进行的绝望斗争：他认为自己正在试图“给华莱士先生套上嘴套……以免这个国家的一整块区域追随白痴的领导。”他在五月份告诉约翰逊总统，温和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倒是能够容忍现行计划阶段的种族融合班级。但是如果总统要求他们必须把教师也纳入种族融合范围，那么无异于要求他们在政坛自寻死路。“您与我都知道，我用猎枪顶着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呻吟道。桑德斯希望在几年内实现一部分教职员工会议的种族融合，但是任何一所学校在允许第一位黑人教师主持白人学生的课堂之前都会自我毁灭。约翰逊欣慰地表示同情。“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上帝啊，我只是——我的心在为你流血。”他告诉桑德斯，他认为每个人都渴望做正确的事，“但是想做正确的事与做到正确的事不是一回事，有时在这两者之间还要爬一段很长的山路。”说到这里约翰逊为了回避桑德斯施加的压力扯了两句闲话。他最近在自家牧场打猎时猎杀了一头鹿，将鹿头送给了向桑德斯。得知桑德斯很喜欢这件礼物，总统也很高兴。但是桑德斯在五天后又打来电话，为了即将到来的新学年寻求宽松的履约条件：“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已经举手投降了，我只要求仁慈……我们不要求拖延或者暂停任何规章的落实。”

与此同时，反对势力也在反复追问科佩尔专员，要求他马上批复第一批提交给教育办公室的一千份种族计划。五月中旬，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罗伊.威尔金斯反对说：“几乎所有的计划都没有将启动变革的责任放在学校董事会——种族隔离的实施者——身上，而是放在他们的受害者身上。黑人家长和学生必须承担种族融合的相关费用，必须主动要求并且获得从黑人学校转到白人学校的机会。”威尔金斯指责所谓的“选择自由”计划是残酷的骗局，必定会招致针对志愿参与家庭的迫害。另一方面，学校董事会则抱怨联邦官员吹毛求疵。曾经藐视布朗裁决并且针对民权法案发动阻挠议事的立法者现在又转过脸来谴责颟顸的联邦官僚只会碍事。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埃尔文（Sam Ervin）写道：“最令我不安的是，卡巴鲁斯县为了遵守专员的命令所做的不懈努力至今仍然受到挫折。”面对着悬而未决的巨大后果——如果处理得好，或许可以将未来的无数起诉讼消弭于无形——政客和学校代表挤满了教育办公室。临时文件从桌子上的柜子里鼓出来撒满了地板，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少数法律顾问赶来增援不堪重负的公务员们——其中大多数是学校行政人员，通常的工作职责是编撰教育摘要，来到教育办公室帮忙只能算是副业——巨量的合规文件涌入了名为临时S的营房办公室，这是国会大厦附近兴建于二战期间的应急建筑之一，也是保存至今的最后一片战时应急建筑。

国家广场另一边的官员们也面向同样艰巨的任务发起了最后冲锋。司法部的律师们准备在投票权法案出台后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部署，约翰逊总统则试探性地通知霍华德大学校长詹姆斯.纳布里特（James Nabrit），自己打算在本学年霍华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一场重要讲话，主题是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经济正义问题。约翰逊强迫纳布里特发誓保密，只要走漏一丝风声总统就会取消这次发言。总统甚至禁止校长根据应急计划重新印制修改后的毕业典礼流程，也不允许校长提前警告预定的发言人沃尔特.方特洛伊牧师，他可能会在最后一刻被另一位来头更大的发言人顶替下去。充满期待的纳布利特校长简直要被总统的封口令憋到爆炸，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所黑人大学向现任美国总统授予过荣誉学位。五月的最后一天，特勤局探员搜查了他的学校，校长只能装傻充愣地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这帮人来干嘛。

在司法部，律师们正在处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关于如何取代南方各地当地选民登记员的争端。谁来承担这项出力不讨好的临时任务？他们要住在哪里？联邦调查局官员拒绝承担保护应征者的责任，美国法警署也敬谢不敏。邮政部门反对将农村邮局当成“堡垒式”登记点。公务员委员会的代表希望首先测试尚未受到暴力影响的“简单”投票区，但是其他代表坚持要在暴力侵袭最严重的地区开展示范项目，从而打破最强硬的阻力。黑人登记员虽然在原则上得到了接受，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却遭到了心照不宣的禁止。管理人员努力工作，从而防止公共舆论对于这些先驱官僚产生个人层面上的兴趣。

除了部署登记员队伍外，司法部民权司还希望将巨大的诉讼势头从投票权领域转移到学校去隔离领域。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事先宣布的指导战略是通过法律和政治的协调压力在这两个领域实现民主化。（“法院的单独行动已经失败，”上诉法官在一起迁延日久的学校案件当中坦率地强调。）1964年《民权法案》第四章新授权司法部提起学校去隔离诉讼，从而补充第六章规定的行政任务，即从学校、医院到国防工厂全面无歧视地使用联邦资金。

不过卡岑巴赫并没有将全部人马都撒出去，而是留下了三十名一线民权律师，从而应对特殊事件造成的常规创伤。比方说6月2日在密西西比州帕诺拉县，范妮.路.哈默劝说七十名黑人佃农尝试着拉起了三十年代以来的第一条纠察线，目的是提高当地农场的工资（每天三美元）。然后他们的雇主就根据当地某条禁令将他们一股脑地赶出了佃农棚屋，转而采用监狱里的劳役犯人来干活。这条禁令很快就会在联邦法院遭到检验。同一天晚上，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加卢萨发生了暴力袭击。司法部正在这里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二款之规定针对六家拒绝为黑人提供服务的餐馆发起发起司法救济，民权部门的负责人约翰.多尔也正在这里主持谈判，希望警方能容忍旨在敦促城市公园、公共图书馆以及几家企业尽快实现种族融合的和平示威。这天晚上的遇袭者是这座城市最早雇佣的两名黑人警官（他们的警务权限范围仅限于涉及黑人的案件）。袭击者驾车与警车并排行进，然后用霰弹枪射杀了治安副官奥尼尔.穆尔（O’Neal Moore）。另一名治安副官克里德.罗杰斯（Creed Rogers）中弹之后侥幸没死并且利用警用电台发出了凶犯体貌描述。不出一小时三K党徒雷.麦克尔文（Ray McElveen）就遭到了逮捕。

第二天6月3日早上，约翰逊总统为民主党领导人举行了一场秘密简报会。约翰逊总统措辞严峻地展望了越南问题的前景，以至于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拉塞尔.朗（Russell Long）忍不住建议 “直接一步到位地轰炸中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斩钉截铁地对此表示异议。当天上午，电视上庆祝了双子座4号太空任务安全发射，之后总统向一个企业高管代表团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创造暑期工作，让长期失业的青少年“离开街道，回到[工作]岗位上。”他半开玩笑地告诫各位高管们，在座诸位全都很有些年纪了，圣彼得很快就会在天堂门前当面质问“你们利用你们的财富做了什么，你们作为这个伟大政府体系的受益者回馈了什么。”然后总统临时去了一趟芝加哥，动身之前他批准了旨在宣传下一步种族问题议程的霍华德大学讲话稿最终定稿，并且解除了纳布利特校长的保密誓约。校长立刻忙不迭地修改起了第二天在华盛顿举行的毕业典礼的流程。

第二天，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告诉五千名观众们，尽管通向自由的障碍正在“轰然倒塌”，“但是仅有自由并不够。”他预见到未来将会有一场全新的、“更深刻的”战斗——届时人们所要争取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机会……不仅仅是作为权利与理论的平等，而是作为事实与结果的平等。”为了构筑未来的愿景，约翰逊采用了大量涉及战争和体育的隐喻来面对过去。“你不能把一个多年来一直锁链缠身的人解放出来之后直接带到赛跑比赛的起跑线上，然后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与所有其他人竞争了，’并且仍然公正地认为你已经做到了完全公平。”

约翰逊将平等之路上的剩余障碍描述为某种恶性形式的“遗传的、脱身无门的贫困”，它顽固地困扰着全体人口的一部分，包括相当数量的白人家庭。他指出，恶性贫困的遗产与前景因种族而异，“因为黑人的贫穷不能等同于白人的贫穷。”被俘虏的非洲人登陆北美时的身份是进口劳役商品，而随着之后的几次移民潮来到美国的新美国人都是出于自我选择，两者无法同日而语。在约翰逊看来，非裔之外的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固然也都经受过重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远远比不上将人当成牲畜的奴隶制或者种族隔离，也没有哪个族裔由于种族与肤色而遭受过足以与种族隔离相提并论的排斥。如此独特的种族敌意已经升华成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其黑暗程度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没有任何其他偏见可以比拟。”

话说至此，台下早已鸦雀无声。不少粗鲁的学生都收敛了嘲笑，他们原以为这位“得州白人老头”打算代表他们将最近几场历史性民权胜利的功劳据为己有，同时还指望台下黑色面孔的海洋能为他鼓掌叫好，但是显然这并不是总统的打算。相反，约翰逊早就放弃了更安全的政治自负——种族问题的重负正在自然而然地消退，或者种族问题仅仅存在于南方各州，又或者只需一项立法就足以解决种族问题——为得是讨论他所谓的“更严峻的故事”，既种族问题的人身危害。他提醒人们，大多数黑人——在他面前学业有成的毕业生们的近亲与远亲——仍然“背井离乡、一无所有”，被禁锢在贫民窟里，“每天都在丢失阵地”，没有技能，教育程度低下。总统宣称：“他们仍然属于另一个国家。”尽管他有时也会后撤一步，谈起失业与收入的非个人化统计数字，但是最终的意象依然毫不留情地落在饱受摧残，赤裸暴露的面孔上：“观察他们着实令人痛苦。对于黑人来说，他们不断地提醒着压迫的存在。对于白人来说，他们不断地提醒着罪恶的存在。”总统指责道，“长年累月的堕落”致使黑人家庭“大规模地”破裂，不知苦害了多少儿童，“这也让人不忍直视。”

自从林肯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如此切近地面对几个世纪的重量。林肯当年将整个“美国奴隶制”作为“众所周知”以某种方式导致内战的罪行——而不是把责任局限于南方奴隶制或南方邦联的叛乱。约翰逊如今则承认了一份仍被恐惧淹没的国家遗产。林肯引用《诗篇》第19篇，以此推测四年的无尽杀戮可能仍然无法弥补自从美国立国以来就有来无往的单方面罪行*，约翰逊则谈到了忏悔和决心。最后还是一则对于总统言论的无心误读打破了压抑肃穆的会场气氛。总统承诺要在“两个种族的黑人领袖 ”共同参加的秋季专家会议上寻求具体补救措施，这一失言引得霍华德大学的学生们终于哄堂大笑起来。这句话难免让人想起杜波依斯关于分裂身份的经典之作，以及关于小资产阶级黑人试图成为白人的当代笑话。约翰逊很快恢复过来，赞美“这一代人具有光荣的机会来结束美国的巨大错误”。像林肯一样，他以圣经的腔调拥抱自由，以建设者的身份去“尽我们所能化解心中的古老仇恨，这些仇恨削弱了心怀仇恨的人们，分裂了伟大的民主，并且对上帝的孩子犯下了错误——巨大的错误。”

*【1865年3月4日林肯在讲话末尾这样说道：“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热切祈祷——战争的巨大祸患能够迅速消散。但是，假如上帝希望战争继续，直到二百五十年来通过农奴的无偿操劳积累下来的财富全都化为乌有，直到每一下皮鞭抽打都换来另一下刀劈剑砍，那么我们也只得重述一遍三千年前的古训：‘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6月4日的总统讲话很快就会像一道闪电一样撕裂历史的天空。约翰逊以自己的方式开辟了新天地，跳过了民权运动请愿示威的苦难。《纽约时报》认为他的大胆言论“在总统历史上引人注目”。马丁.路德.金通过电报向约翰逊致敬并且叹服道：“您的宏伟演讲……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感性。”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对于这次演讲的解释就开始偏折起来。约翰逊面向整个国家讲话，但有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白人的观点。他的言论充满了道德确定性——例如他宣称“美国白人必须”为了破碎的黑人家庭“承担责任”，但是同时他又呼吁针对种族鸿沟当中令人困惑的谜团进行学术研究。（“我们并不完全确定这是为什么，”他在谈到赤裸顽固的不平等时这样说道。“这其中的原因复杂而微妙……我们也不完全了解所有的问题。”）如此模棱两可的说法导致了相反的结论。《时代周刊》宣称，总统的霍华德大学演讲是对国家投资的召唤。与总统意向当中的投资规模相比，十亿美元的扶贫战争将会“显得难以置信地微不足道”。同一天，《华盛顿星报》的一位受人尊敬的专栏作家玛丽.麦克格罗利（Mary McGrory）认为，约翰逊的真正目的是公开“黑人家庭生活的失败”，这是国家关注的“迄今为止最微妙的话题”。她写道：“总统希望说服黑人坦率地谈论他们自己的问题，也希望他们能自己找到解决办法。”这些两极分化的评论为日后的政治混乱埋下了伏笔。

远在波加卢萨，暴力份子在霍华德大学演讲的当晚再次出手。多曼.克罗治安官（Dorman Crowe）认为行凶者是一帮“半吊子白人小孩”，因为新闻报道说黑人将有资格获得国家雇员的遗属保险而感到愤怒。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已经取消了摩尔的遗孀领取抚恤金的资格，理由是摩尔没有按照规范细则“在直接逮捕某人时”遭到谋杀。杀害摩尔的被控凶手的起诉也被安全地搁置了起来（调查将在二十多年后的1989年重启*），这种案件当中经常发生这种事。即便如此，年轻的袭击者依然在父母的怂恿下冲着克罗的白人副官家里开了好几枪，为得是阻止执法部门的“种族叛徒”。克罗告诉记者：“这些人实际上从心里相信，如果不是他们，共产党会在十二点之前接管美国。”

*【本案在2001年与2009年又重启了两次，均未能得出结果。身为首要嫌疑人的雷.麦克尔文于2003年病亡，生前并未因本案遭到起诉。2016年，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宣布，由于涉案人证均已亡故，本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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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17年5月15日以来——这是黑人报纸《芝加哥捍卫者报》的报社老板罗伯特.阿伯特（Robert Abbott）为了现代版“逃出埃及”确定的起始日期——庞大的芝加哥就一直在大量吞噬着贫穷黑人人口。他的报纸一直在厚着脸皮描述着大湖区的冬天多么温暖，还以横幅标题着力描写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霜冻作为对比（“格雷塔纳的黑人在没钱生火的小屋活活冻死”）；报纸还宣传了三美元的火车票，从而吸引南方黑人投奔北方——这些北上难民大都来自尚未建立第一所黑人公立高中的地区。“从南方得到拯救”，《芝加哥捍卫者报》如此高声欢迎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的移民大军。在高峰期，每天都有两千南方黑人到达伊利诺伊州中央车站。由于大量当地青年赶赴一战战场，工厂里空出了许多岗位，这些工作成为了饥肠辘辘的新移民们的争抢目标。六万五千名移民在两年内留在了芝加哥，致使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风格古板的《芝加哥论坛报》用一则略带自豪的恐慌性标题承认了这场国家级移民潮流：“五十万来自迪克西南方的黑人涌向北方寻求更好生活”。

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迅速作出反应，于1917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每个街区的黑人住房都“应当彻底住满，进一步的扩张应当限于相邻街区，并且停止目前在分散街区单一建筑内居住的做法。” 这样一来芝加哥就自然而然地划分成了黑人居住区与白人居住区，在假想的交界线上时常发生敌对摩擦。有一段沿着第29大街划下的界线甚至一直延伸到了湖滩并且直插进了密歇根湖。1919年7月27日，年轻的黑人尤金.威廉姆斯（Eugene Williams）乘着自制筏子在密歇根湖上戏水，一不小心漂过了这条假想界线。湖滩上的白人随即冲他投掷石块，将他砸下筏子并且活活淹死在了湖水里。这起血案引发了帮派劫掠的疯狂传言与持续五天的暴力事件，期间确实出现了若干起集体抢夺事件。暴力冲突造成三十八人死亡，其中黑人二十三名，白人十五名；伤者共计537人，黑白双方比例相当。直到6500名民兵进驻市里，再加上持续数天的夏日大雨，暴力冲突才告一段落。1919年的芝加哥种族骚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本土主义时代动荡树立了全国性标杆。就像同年晚些时候的黑袜队棒球丑闻以及1886年的干草市场劳工暴力冲突一样，这次骚乱也是划时代的事件，象征了原始与秩序在芝加哥的大规模混合——城外是广阔的畜牧场，城里是精致的建筑，暴力的巨人与艺术的巨人互不相让。

在整个二十年代，芝加哥的房地产经纪人与监管者一直在向南挤压黑人移民，将黑人居住区推到了阿尔.卡彭常年驻扎的列克星敦酒店的南边。从列克星敦酒店向南一英里左右就是传奇级别的前重量级拳王杰克.约翰逊——此人曾经因为炫耀白人情妇而被从拳击场赶进联邦监狱——经营的冠军咖啡馆，这里是州街的热门夜场之一。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杰利.罗.莫顿在此类夜场里将南方蓝调发展成为了爵士乐。（一位惊讶的观察者回忆说：“我看到艾灵顿公爵、厄尔.海因斯、卡西诺.辛普森和阿特.塔图姆在安耐克斯咖啡馆进行钢琴演奏比赛。”）从冠军咖啡馆往东走一英里是全黑人的奥利维特浸信会教堂，歌手凯布.卡洛维（Cab Calloway）在距离教堂不远的一家妓院里享受着他所说的“舒适得该死”的婚姻生活。此时浸信会正在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成长为美国规模最大的新教会众团体。随着黑人定居点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入芝加哥城南的犹太区，黑人浸信会也开始在犹太区买房置地。从奥利维特浸信会教堂继续往南走两英里左右是贝瑟尔AME教堂，这家教会在1922年买下了犹太人兴建的湖边俱乐部；在奥利维特教堂西面街区的对角位置上是朝圣者浸信会教堂，这家教会买下了芝加哥最古老的犹太教会堂KAM圣殿（KAM即Kehilath Anshe Ma'ariv的希伯来语缩写），这座地标建筑由丹克马尔.阿德勒和路易.苏利文的建筑公司设计。

随着二战爆发，芝加哥又迎来了第二波规模更大的北上黑人移民。科技进步为这一波移民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1944年10月2日，国际收割机公司在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附近公开实地测试了一台机械采棉机。贫困史学家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写道：“每台机器做了五十人的工作。”于是大量丧失生计的黑人佃农家庭纷纷涌向北方各大城市，仅芝加哥一地就在接下来二十年时间里平均每周都要增加五百名黑人。这批新新移民再次遵循了此前犹太人率先开辟的定居模式——这次他们通过老旧的麦克斯韦尔街贫民区进入了西芝加哥。麦克斯韦尔街曾经遍布着售卖活鸡与意第绪语报纸的露天市场，充斥着头戴宽边帽、身穿黑大衣、满脸菜色的斯拉夫移民。他们的困境促使日后美国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简.亚当斯创建了赫尔屋社区避难所。麦克斯韦街的绝望能量孵化了一众少年英才，例如摇摆乐单簧管演奏家本尼.古德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佩利，黑帮会计杰克.“油拇指”.古齐克，以及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随着拖家带口的东欧犹太人逐渐在这条街上站稳脚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校、俱乐部甚至医院，因为住在城南的上一批犹太移民——被统称为“德裔犹太人”——一直在系统性地排斥他们。接下来二战过后最近一批衣衫褴褛的南方黑人移民则纷纷挤进了位于西芝加哥、俗称“犹太街”的道格拉斯大道。他们的到来促使将近十万犹太人离开了道格拉斯大道所在的劳德尔区。在1953年，劳德尔区有十五座犹太会堂关门转手，希伯来神学院也于1954年从劳德尔搬到了郊区。也是在1954年，身为芝加哥商业界风向标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商店终于修改了禁止雇佣黑人的公司规定。

随着居住区被反复分割，人口密度逐渐达到贫民窟的标准，汹涌而来的南方黑人移民也在不断冲击“限制在相邻街区”的定居规定。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试图在低层住房当中分散推行“妥善管理的种族融合”。1946年，房管局选定了两位在二战战场上立功受奖的黑人老兵进行试点，将这两户人家安置在了中途机场附近的一座新建公寓楼里。可是未曾想这栋公寓立刻就遭到了一千多名暴徒——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白人妇女——长达两星期的围攻，非要将这两户黑人赶走不可。伍德一直将自己的政策坚持到了1954年，这才在最后一次惨胜之后黯然离职。南非反种族隔离小说家艾伦.帕顿为杂志读者记录了这场胜利。身为当事人的贝蒂与唐.霍华德夫妇（Betty/Don Howard）在特伦布尔公园住宅区的462栋房屋之一里面坚持了一年，上下班都离不开警察护送，窗户用木板钉死，以此抵挡动员起来的辱骂、石块甚至炸弹骚扰。（社区领袖路易斯.丁诺森佐（Louis Dinnocenzo）发誓，“只要这片住宅区还有黑人，我的人民就不会离开街头。”）伍德被解雇后，理查德.J.戴利于1955年顶着芝加哥三大白人报纸的联合反对首次赢得了市长选举。戴利赢得了《芝加哥捍卫者报》的支持，因为他不动声色地暗示道，就算是奉行种族隔离的公共住房也胜过无房可住。凭借这句承诺，他从黑人老板控制的选区获得了十二万五千张选票，从而成功当选。成为市长之后，他利用联邦资金将最无助、最缺乏技能的黑人进一步集中在这些选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南州街的走廊上建造了一排巨大的砖砌筒子楼，一共二十八栋，每栋十六层，紧邻着新建的丹.瑞安高速公路。首批27000名居民中有四分之三是儿童，气得伊丽莎白.伍德斥责这种高层设计“反家庭且反人道”。这片罗伯特.泰勒住宅区于1962年竣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住房项目。到了1970年，它将包含美国最贫穷的三个人口普查区当中的两个。

如此这般的政治算计压抑住了几十年来黑人的怨气。黑人选区的话事人们一度饱受民权阵营的批评，因为他们假装不知道布朗案的裁决，不肯趁机推动学校种族融合；此外1955年有一位名叫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的芝加哥黑人青年在密西西比州惨遭私刑杀害，各位话事人对此同样装聋作哑。不过话事人们并未因为遭受批评就改弦更张，而是于1957年在当地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全国最大的分会，声称有五万名会员——购买了足够多的会员资格，然后就赶走了分会会长、民权活动领袖威洛比.艾伯纳（Willoughby Abner）。此人留下了一份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芝加哥公立学校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将于第二年发表在协进会杂志《危机》上。艾伯纳的调查人员发现，芝加哥90%以上的学校实际上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危机》研究报告承认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是种族隔离现象“相对较新的表现形式”，并且指出芝加哥官员一直在努力按照种族匹配学区与教师，从而与相邻街区的住户保持一致。

芝加哥学区学监本杰明.威利斯（Benjamin Willis）上任七年来一直回避这一指控。他首先坚持认为他治下的教育机构毫不关心学生的肤色，甚至没有保留这方面的记录。在1961年的韦伯诉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一案中，二十多名黑人家长以种族歧视为由提出起诉，要求将他们的孩子转到离家较近且不那么拥挤的学校。代表市政当局的律师认为将种族概念引入本案的做法很值得商榷。他们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无可争议的原因来解释公立学校为何拥挤——在过去十年中，有十五万名“额外”的学生涌入了公立学校，相当于匹兹堡的全部学生人口。此外律师们还辩称威利斯一直在通过快速兴建学校来缓解入学压力。报界也昵称他为“建设者大本”。未来的美国教育专员、当时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弗朗西斯.科佩尔在1961年称赞威利斯是一股“行政旋风”。直到后来，独立调查——有些基于法院命令，有些由著名大学自行发起——才证实了关于区别对待式监管的指控。白人学校的操场空地面积是黑人学校的六倍，每天只能上半天课的“两班倒”白人学生却只有黑人学生的五分之一。自从1955年以来，百分之九十四的新建学校都只有单一种族的师生。芝加哥共有189个用来缓解教学空间紧张的车载移动教室——被民权纠察队称为“威利斯大车”——几乎全都驻扎在全黑人学校，从而吸收更多黑人学生。

为了让1961年的韦伯案达成庭外和解，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在1963年同意按照种族针对学校系统进行第一次正式人数统计，并且允许——但不是启动——向过分困难的学校提供适度救济。委员会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尽量中立的规定，即按学业平均成绩排名前5%的学生可以要求被重新分配到设有荣誉学士课程的高中。但是如此谨慎的措辞依然未能掩饰对于肤色界线的潜在触犯。先是有七百名白人家长拉起了纠察线，然后又有超过两千名白人举行了大型集会。威利斯反对庭外和解，认为这样做侮辱了他的权威。他先后宣布十五所白人高中没有资格接纳转学生。法庭命令送达到他的办公室，他就从后门偷偷溜走。到最后他宁肯辞职也不肯执行这些命令。如此高调的姿态使得威利斯成为了白人团结的公开斗士，也促使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辞职。但是这些姿态同时又恰好赶上了华盛顿大游行与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于是另一股截然相反的情感力量打破了芝加哥的种族距离。（用芝加哥民权领袖蒂缪尔.布莱克（Timuel Black）的话来说：“然后伯明翰出了事，这件事改变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派白人跨越了种族立场的分界线，近三千名芝加哥人乘坐火车前往华盛顿朝圣，并且对来自南方的迁徙移民产生了高度认同。他们带回的热情如此广泛且明显，以至于戴利市长指示民主党选区的队长们容忍了一场为期一天、针对芝加哥学校条件的抗议。

1963年10月22日，一万名示威者游行到教育委员会门前要求威利斯学监辞职，并且打出标语指责他是个偏执狂：“威利斯与华莱士有什么区别？”虽然这样的声音在空旷的芝加哥不过是个小插曲，但是在同一天悄然发生的另一件事却震惊了示威的旁观者与参与者们：法院下令进行的学校种族统计公布了结果，显示黑人少年儿童在公立学校的536163名学生当中几乎占了一半（46.5%）。同样在这一天，近二十五万名黑人学生进行了罢课活动——官方统计的罢课人数是224700人。这次招生普查好比一束耀眼的光芒，照亮了长期处于公众意识阴影下的移民数量积累。《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向读者保证“黑人在芝加哥仍然是少数”，并且敦促戴利市长与各所学校的董事会“切莫屈服于麻烦制造者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们也在抗议结束后出现了分歧，因为谁都没想到罢课的实际规模居然达到了预期的十倍，只差一点就可以宣称芝加哥的全部黑人学生都参与了本次罢课。1964年芝加哥又举行了一次后续罢课活动，这次没有得到协进会以及其他团体的支持，听命于戴利市长的组织更是积极反对。此外这次参与罢课的学生人数约为十五万，民权联盟内部对于怎样看待这个数字展开了相持不下的辩论，一方认为只有这么多学生罢课令人失望，另一方则认为还能有这么多学生罢课实在很可观。随着民权谈判者将目光投向1965年之后——届时威利斯学监的第三个四年合同将会到期，他本人也将会退休——针对北方的贫困与种族隔离问题的普遍态度陷入了一厢情愿的漠然。《商业周刊》主张：“许多黑人通过迁往城市改善了他们的命运，但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南方农村。”《芝加哥每日新闻》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支持塞尔玛示威，同时又对比明显地否定了芝加哥当地爆发的糟糕记忆，认为这些爆发“使得芝加哥的大部分人交替感到害怕与无聊”，并且庆幸于芝加哥的抗议联盟“就一切效用目的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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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学监的合同到期时间是1965年8月31日，但是他却主动提出还想再续约四年。5月27日这天，教育委员会就是否与威利斯续约一事进行了投票表决。戴利市长任命的三名委员会成员事先声称不赞成续约，可是真到了投票的时候却都投出了赞成票，致使续约事宜得以通过。这一变故为接下来的抗议奠定了基础。报道此事的头版新闻再度唤起了宛如痉挛发作一般的愤怒。芝加哥协进会领导层率先发难，连夜呼吁针对公立学校进行前所未有的五天罢课抵制。反对者立即指责他们忽视了民权联盟当中大约三十个其他团体。《黑玉》杂志报道说，联盟领导人怀疑“通常很有法律意识的芝加哥有色人种协进会”急于发动战术升级，可是之前协进会却一直嘲笑这种战术的效力正在减弱，往往适得其反，还是针对学校儿童的剥削。金的助手詹姆斯.贝弗尔也从阿拉巴马州赶来，警告领导核心小组不要在尚未制定战略的情况下白白做出牺牲。此外还有人愤怒地蔑视任何针对教育领域“傀儡”的进一步抗议，认为这样做纯属空耗精力的误导。他们倒要看看民权联盟究竟敢不敢直接攻击势力深厚的戴利市长本人。激烈的夜间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最终陷入了僵局，各方面的责备声都变得越发响亮起来。“芝加哥的民权力量是美国的笑柄！”6月5日，即约翰逊总统在霍华德大学发表演讲之后的第二天晚上，一位联盟代表喊道。

6月7日星期一晚上，受挫的联盟领导人艾尔.拉比（Al Raby）离开了停滞不前的联盟核心会议，在人行道上进行了一次小型的“祈祷示威”，要求重新考虑威利斯的合同，致使他平生第一次被送进了监狱。在他第二天获准保释之前，市政府的律师获得了法院禁令，禁止所有附属于市政府的民权团体参与罢课。于是学生们在6月10日自行组织了罢课活动，人数估计在六万以上。拉比则带领一批接到禁令的成年人在士兵球场体育馆另行集结，然后沿着触犯禁令的边缘开始了一段长途游行，游行路线紧贴着发动罢课的学校区域，一路上还有不少同情的行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一起涌入市中心的街道，在市政厅门前的车流当中一起跪了下来。戴利市长在6月11日上午之前宣布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游行。几个小时后，依然还在坚持的剩余游行人群在格兰特公园周边被警察封锁，拉比要求队伍就地举行静坐示威，警察拖走了252名最坚定的游行人员。其中包括1961年自由骑行的设计师詹姆斯.法默，他是二十多年前在芝加哥成立宗教种族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论坛报》称这次事件是该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规模逮捕”。

“这个人是谁？”戴利市长一怒之下问道。这个问题引起了媒体的询问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艾尔.拉比出生在芝加哥，父母分别来自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他们在一战移民潮期间相遇。1935年拉比两岁时，他的父亲在大萧条时代的邮车上担任警卫任务，任职期间死于阑尾炎。尽管哥哥姐姐也曾轮流照顾他，但是拉比还是在四年级时辍学离校，在潘兴酒店附近逃学擦鞋。后来他参军入伍，军旅生活让他认识到了最低文化水平与社会经验的局限性。于是退伍之后他加入了补习小学，坐在儿童专用的小号课桌后面恶补文化课，此外还上了五年夜校。正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1960年他考取了教师证书。后来他的一位同事因为支持韦伯诉讼案而被解雇。为了支持她，拉比成为了种族融合学校教师组织的特许成员。每当有弱势教师因为推进种族融合而被抓出来杀鸡儆猴，该组织就会发动针对这些个案的联合抗议，因此很快就在民权阵营内部崭露头角。拉比任职于芝加哥劳德尔区的赫斯中学，他曾向学校董事会坦言，“你们不认为这些孩子可以被拯救，但是我知道他们可以。”为了回应6月11日的大规模逮捕，第二天拉比又率领196人一起来到州街与麦迪逊街的交叉口——“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举行示威，结果全体参与者都被戴上了手铐，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被拘留，对于芝加哥监狱的恶劣名声充满了忧虑。他们当中包括几位修女和理查德.莫里斯罗（Richard Morrisroe），他是入职第二年的牧师，其母亲从爱尔兰凯里郡移民来到美国，移民之前是一名家庭教师。拉比、莫里斯罗以及前后两天被捕的448名囚犯当中的许多人都参加过三个月前的塞尔玛运动，并且汲取了那场运动的催化经验。他们也曾响应金的号召长途跋涉来到布朗礼拜堂，也曾在“柏林墙”分界绳边上守夜。这一次他们反过来向金发出了邀请，希望金能在芝加哥召集一场非暴力运动。

金承诺在当年夏天给拉比一个答复。此时他仍然麻烦缠身，而且还要到处赶场。他原本的行程安排是先在英国赫尔的威尔伯福斯学院发表毕业演讲，然后在6月13日赶回美国，在纽约汉普斯特德大学发表演讲。但是在威尔伯福斯演讲之后，新闻界却缠着他追问他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其他人则针对他的手下员工提出了更多的抱怨——最近贝弗尔在大西洋城的普世教会研讨会上随口说了一句玛利亚可能不是处女，可能是经由一名罗马士兵怀上了耶稣，这番暴论吓坏了在场的各派教士。应付这些诘问与责难拖慢了金的行程，以至于当他终于姗姗来迟地赶到达汉普斯特德时，学校负责人已经开始心烦意乱地寻找替代他的发言人选了。金原定的下一站是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但是赶到俄亥俄州之后他却因为车马劳顿而睡过了头，错过了为他颁发荣誉学位的环节，只得匆忙套上毕业袍在最后一刻登上演讲台。此前金来过一次欧柏林学院，那次听众们提交了太多问题，金没有时间一一作答。这一回校方在上次那批问题当中随机挑选了几个。尽管学校收到了死亡威胁并且遭到封锁，但是当天挑出来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带来了一丝令人忍俊不禁的轻松气息：一位孩童想知道“您对家庭作业怎么看？”但是社会大环境很快就在这所由废奴主义者建立的传统自由主义学校当中掀起了全新的焦虑感。“仅仅口头主张我们不能发动战争是不够的，”金面向欧柏林的听众们重现了他的诺贝尔奖演讲。“我们必须热爱和平，并为之作出牺牲。”现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被广泛解释为针对刚开始的越南战争的异议——掌声之下则涌动着另一股尊敬却又不安的暗流，指向了与金一起接受荣誉学位的国务卿迪安.拉斯克。

同一周金在俄亥俄州还要进行另一场毕业演讲——这次是在在柯瑞塔的母校安蒂奥克学院——趁着两场演讲之间的短暂间隙，金在亚特兰大向大约三百名SCOPE志愿者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南方五十个农村县展开活动。SCOPE的首席培训师和战地指挥官何西阿.威廉姆斯向志愿者们介绍了贝亚德.拉斯廷，拉斯廷又详细介绍了贝弗尔与金。贝弗尔认为：“黑人已经见识了白人的美国拿着白人的自由都做了些什么，因此非常担心。”他宣扬通过“不可阻挡的善意”来解救非暴力。金采取了混合战术路线。在公开场合，他强调了SCOPE夏季任务的优先级别，从而优雅地脱离了他此前宣布的抵制阿拉巴马州产品的行动。私下里他又敦促大部分白人志愿者谨慎行事，要求他们避免受伤和镇压的风险，因为新的投票法很快就会减少这种风险。他试图激励他们实现更大的可能性，并且宣称他们遇到的新选民将会从南方向外界传递自由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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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的帮助下，囚犯艾尔.拉比设法向密西西比发出了一封电报：“芝加哥民权运动从第11警察局向我们在杰克逊监狱的兄弟姐妹们问好。”6月15日，这封电报与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以及二百名入狱志愿者一起到达了密西西比州。此前已经有将近五百人因为前往州议会大厦游行而入狱，并且被锁在一圈特殊的栅栏里过了一夜，刘易斯带来的人马很快就在监狱里与他们汇合了。密西西比州首府的拖网式大规模逮捕很快就登上了头版新闻，报道当中充满了沉默的游行者被警方恶意对待的细节，一看就令人蹙眉——押运游行者的车辆不是警车，而是运送垃圾的卡车；关押游行者的地点也不是监狱，而是密州畜牧集市的牛马圈；不少游行者都遭到殴打，不得不住院治疗；更有甚者，全体参与本次逮捕行动的警察都用电工胶带遮挡住了警徽号码。（密西西比州公路巡逻队副队长查尔斯.马克思（Charles Marx）公开声称使用胶带是一种预防性习惯：“自从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开始之后，我们就一直这样做。”）尽管如此，记者们还是对这个缺乏新鲜感的故事渐渐失去了兴趣，部分原因在于这其中的政治背景实在过于复杂。密西西比州的立法机构正在悄悄地废除十几条阻碍黑人投票的法律——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悔恨或者让步，而是为了奠定战术基础，以便日后来一招反客为主。如果联邦投票法的内容与州投票法多有重叠，那么州立法机关就可以声称联邦投票法无谓地侵占了州政府的权力并且将其架空。至于州投票法是否能得到执行，联邦政府说了就不算了。为了抗议这一轮“潜行式”修法，密州自民党的运动组织者匆忙地将重新部署的支持者召集到了杰克逊，这才有了这一轮大规模逮捕。入狱志愿者的家人们自然全都放心不下。两年前在威诺那监狱里与范妮.卢.哈默一起惨遭殴打的青少年朱恩.约翰逊被她姥姥从格林伍德派到杰克逊去打探她母亲出了什么事，结果她本人也进了监狱，之后发现自己与母亲成了狱友。还有一对身在纽约的白人父母写信给女儿——她自从自由之夏以来一直留在密西西比州担任民权志愿者——说他们绞尽脑汁向朋友们撒谎，以免不得不解释她现在为什么要坐牢。密州自民党主席劳伦斯.古耶特紧急给金发去求助电报：“速来密州杰克逊，现在。”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牧师获准进入畜牧市场了解情况，正好赶上警方以消毒的名义开动“熏蒸机”冲着畜栏里的囚犯们喷出滚滚毒烟，呛得他几乎当场窒息。他与宗种委的两位教会同工一起在第二天赶到华盛顿，在国会简报会上作证：“我们检查的这处场所在我们看来只能称之为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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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南越的最新一届政府——也是最后一届文官政府——遭到了颠覆，以阮高祺副元帅为首的军政府掌握了权力。在美国国务院官员看来，这位佩戴着珍珠柄手枪的军官“绝对是最底层的渣滓”。第二天，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发来一份机密电报，指出南越显露出了令人不安的军事崩溃迹象。“因此，我们正在接近法国人当年在此地用武的后期阶段所面临的那种战争。”这一警报加强了威斯特摩兰要求美国全面救援的全新“重磅炸弹”呼吁。四月份的时候美国政府还认为只需适量增兵——那时开始派遣的援军此时仍在不断赶赴越南，只是尚未宣布而已*——就足以应付越南局势，或者按照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足以保护我们免于灾难”。这番计算在当时看来已经很严苛了，但是威斯特摩兰的呼吁干脆将这套算计也盖了过去。逐步累积且有待决定的增兵请求如果得到批准，那么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将会在1965年从原本的33000人增加到175000人，而且就这样还不算完。威斯特摩兰在电报中主张，“现已制定进一步计划，这样如果有必要的话，以及在有必要的时候，还能部署更强大的兵力。”约翰逊对此哀叹不已。另一方面，约翰逊还谴责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希望既愚蠢又不现实。他向参议员伯奇.贝赫（Birch Bayh）吐露道，对于美方提出的和谈意向，“北越那边刚刚表示，‘去你妈的吧’，这是他们的原话。而且我不怪他们！当初我以1500万张[选票]击败了戈德华特，那时候我也肯定不会把我的一半内阁交给戈德华特，是吧？现在轮到他们正在获胜了——他们为什么要谈？”一周后，他对麦克纳马拉咆哮道，专家们未能制定出任何可行的越战战略，“他们只会祈祷与大喘气，在季风期间坚持下去，希望对面会先一步放弃。我不相信对面会放弃。”

*【麦克纳马拉警告说，消息“可能会开始泄露，因为从今天开始在大约八周之内将15000至16000人与450架直升机运送到10000英里之外是一项相当大的行动。”】

6月21日晚上，麦克乔治.邦迪在国家电视台就越战问题进行了辩论，弥补了他在五月教学示威上的缺席。他的对手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此人虽然并未明确主张美国应该撤军，但是也拒绝为冷战的失败与非共产主义政权治下越南人的命运直接承担责任。就像许多其他批评家和政治家一样——这些人日后都难免遭受耍滑头搅混水的指控——他主张美国通过“面子”外交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邦迪指责摩根索的发言无非是在“发泄他先天的悲观情绪”，并且引用了摩根索早年间的失败预测，比如马歇尔计划将会失败，又比如肯尼迪政府无法阻止老挝的共产主义政权。摩根索回答说：“我可能在老挝问题上大错特错，但这并不能证明我在越南问题上也大错特错。”话说至此摩根索被迫采取了守势。尽管白宫内部针对越战的怀疑意见十分充足，但是这些意见非但没能在论战当中成为他的助力，反而变成了扎在他身上的一根根签子。

约翰逊总统并不关心辩论嘉宾们是否认为邦迪赢得了这场对决，而是完全专注于辩论本身的影响。邦迪无视了直接与间接的警告，非得参加公开辩论不可，约翰逊对此极为愤怒，因为邦迪的坦率态度将政府推向了政治雷区。“我反对白宫人员参加辩论，”约翰逊不容置喙地告诉邦迪。“我反对我们煽动辩论，我反对我们召开辩论，我反对我们鼓励辩论，我反对我们为辩论鼓掌。” 他警告说，正式辩论为日后的类似辩论开创了先例，也造成了要求政府公开事实的压力。总统还谈到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主战派众议院委员会主席：“我不希望你向孟德尔.里弗斯（Mendel Rivers）报告。”他提醒邦迪，许多像里弗斯一样的人都会将任何不利的军情报告视为全面战争的呼吁。（甚至就连一贯温和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在接到约翰逊关于最近空袭的秘密通知之后也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反应。“我们是否使用了常规武器？”） 总统认为，白宫员工与一位教授（“留着胡子……不负责任的家伙”）进行辩论将会致使白宫更难抵挡向民选代表详细披露战况的压力。他建议邦迪好好学习一下麦克纳马拉交代给里弗斯的那句拐弯抹角、全无细节的越南预言——“我对于某些事情的了解在你之上”——还认为邦迪参加电视辩论无异于以下犯上。比尔.莫耶斯像往常一样躲开了总统两三次火山爆发式的大发雷霆，但最终还是服从了总统的要求。他怯生生地前去告诉邦迪，“总统让我解雇你。”他们达成了平静的协议，邦迪将在今年年底前离开政府。

围绕越南问题相互矛盾的压力致使约翰逊叫苦不迭。他对麦克纳马拉说：“读了所有这些建议之后我都要抑郁了。”中央情报局的局势评估十分惨淡：“如果我们在这个季风季节（比如说到10月）成功地没有输掉战争，那么将会赢得安顿下来长期作战的机会。”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宣称，约翰逊面临着“最后的明确机会”，还来得及阻止美国“漂向一场没有人想要的重大战争”，并且在大量秘密文件当中再次提出了他的请求。“无论我们部署多少十万白人外国（美国）军队，都没有人能够向你保证我们一定能击败越共，甚至无法保证我们能迫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一旦我们遭受大量伤亡，我们将会开启一个几乎不可逆转的进程……我认为比起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更有可能遭受羞辱——即使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同样是在国务院，麦克乔治.邦迪的弟弟威廉了解到鲍尔一直在孤独探索如何让美国的各个盟国接受“止损”之后经受了“一场小型个人危机”，并且几乎与鲍尔达成共识，但是他“仍然不能接受美国提前撤军的想法”。相反，威廉.邦迪给约翰逊总统献上了一则奉行“中间道路”的建议，即以不增兵为前提在越南坚持下去。国务卿拉斯克虽然仍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战斗，但还是急忙向白宫发出了一份苦恼的说明，表示他自己的高级助手正在试探性地考虑撤军问题。他警告说，在越南的失败会威胁到美国对于全世界的和平承诺，从而“将会导致我们的毁灭，至少也几乎肯定会导致灾难性的战争。”拉斯克与麦克纳马拉一起主张要限制鲍尔的主张传播开来，决不能使其传入白宫，因为这是“极其危险”的知识。

越共在6月24日宣布处决了一名被俘的陆军中士哈罗德.G.贝内特（Harold G. Bennett），并在第二天炸毁了西贡的一家水上餐厅。此时的麦克乔治.邦迪虽然名义上还是国家安全顾问，但是已经秘密沦为了即将离职的跛脚鸭，现在的处境就好比被摆上了飞速旋转的离心机。尽管如此，他依然还在努力构建理性的选择。初步的分歧已经使他疏远了两位富有影响力的新闻界朋友：沃尔特.李普曼认为他正在支持战争并且欺骗世人，乔.阿尔索普则认为他可耻地胆小怕事。（邦迪向约翰逊总统抱怨道：“根据我对他[阿尔索普]的了解，不管他前往任何可能流血的地方，都会抱怨血还流得不够多。这就是他面对宇宙的姿态。”）在政府内部，邦迪和麦克纳马拉都在抑制着对于彼此立场的惊诧与失望。邦迪认为麦克纳马拉建议的增兵计划“草率到愚蠢的地步”，对此麦克纳马拉感到震惊，尤其是因为邦迪居然在同一份备忘录中提出改用核威胁来替代派遣军队；麦克纳马拉提议向韦斯特摩兰派遣44个战斗营，尽管军方一致认为他们无法取得比僵局更好的结果，邦迪也只得勉强掩饰了对于这项建议的震惊。他写道：“在全体棕色人种要么反对我们要么作壁上观的情况下，我们陷入一场白人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接下来他质问总统：“更残酷的是，我们是否要投入20万人来掩护最终的撤军？维持我们当前的局面岂不是更好？”

7月2日上午，意见相左的两派人马当着总统的面进行了最后摊牌。在这次会议之前几分钟，约翰逊打电话给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询问这位全国最受尊敬的将军（也是共和党人）将部队限制在越南空军基地周围的飞地内是否明智。艾森豪威尔确认了军方的建议：一旦“呼吁使用武力”，这种防御态势就失去了意义。“你认为我们真的能在那里打败越共吗？”约翰逊问道。在艾森豪威尔听来，现任总统的语气很平淡。他鼓励约翰逊继续保持战斗攻势，下定决心不能被赶出美国帮助建立的自由国家。然后约翰逊把争论不休的顾问们召集到内阁会议室——麦克纳马拉、鲍尔、拉斯克、邦迪——进行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交叉质询，最后命令他们搜天挖地也要找到替代方案。散会之后，总统一家四口走进曾经为肯尼迪总统举办葬礼的圣马修大教堂，参加了一场在白宫日程表当中被标为高度保密的个人活动——“严格禁止记录”。很快，约翰逊一家就面无表情、两眼含泪地走出了教堂，唯独缺少了与他们一起进门的小女儿露西。随后一则简短公告让全国媒体大吃一惊：露西.约翰逊在接受洗礼后完成了平生第一次告解，就此皈依了天主教。伯德夫人在日记中痛苦地记录道：“我忍不住想，进门的时候是我们四个，出门的时候却只剩下了我们仨。”

7月2日这天是露西的十八岁生日，也标志着约翰逊在1955年心脏病发作险些猝死的十周年，以及他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的一周年。根据《民权法案》规定，7月2日是关于公平就业的第七章的生效日期。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投入工作当天，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的律师们就向委员会提出了476份就业歧视投诉。最终令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律师最初的主攻目标是南方的造纸厂和纺织厂，可是这些工厂眼下大都很不景气，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这一局面显著妨碍了企业合规。不过另一方面律师们也针对全国级别的雇主与工会当中的种族歧视现象提出了投诉——他们的目标包括通用汽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以及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他们针对的种族歧视做法则五花八门，不乏外界罕有听闻的冷僻措施，例如执行种族隔离的工资窗口，又比如只许白人参加的的工作场所圣经课程。委员会开张的最初一年半时间里还会收到另外一万四千份，将这个新建委员会压得不堪重负。由于缺乏执法权，委员会的五位调解员在这段时间内仅仅成功调解了一百一十起投诉，并且将十五起投诉转交给司法部进入诉讼程序，涉及的问题包括需要证明雇佣员工时的歧视性“心理状态”，以及任何具体补救措施的合法性——从正面来说，目前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黑人工作岗位的数量是否足够？从反面来说，假如某家企业的黑人岗位数量超过了最低限度，是否存在强行规定指标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早期案件直到1970年之后仍处于诉讼阶段，但是协进会的律师还是在1968年初赢得了奎乐斯诉菲利普.莫里斯案（Quarles v.Philip Morris）。为了消除种族隔离，烟草工会解散了各地黑人分会并且将会员转入白人总会。随后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与整合之后的工会必须允许黑人会员的工龄转入以前的全白人部门，使得入职多年的黑人雇员免于承担“自杀之跃”式晋升的额外风险，换句话说就是被安排到新近实现种族融合并且最容易被裁撤的职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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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7月2日，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旨在强调美国对于劳动力种族融合的新承诺。在一片喧嚣的会场上，有一个问题突然暂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那么性别问题呢？”

“这个问题我可是太有话说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Jr. ）回答道。“我完全支持。”他俏皮地暗示自己的工作职责不会妨碍他的个人生活，同时也回避了提问者关于《民权法案》第七章同样禁止就业性别歧视的提醒。

说到性别平等与种族平等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记者都与罗斯福一样茫然，尽管有几家报纸确实警告说，任何性别改革都会为打破黑人种姓限制的艰巨任务扯后腿。《纽约时报》详细介绍了通过采访律师收集到的一系列离奇的“可能影响”：“行政人员培训项目将不得不向女性开放，此前她们几乎普遍被排除在这些项目之外；理发店老板必须准备好接受那些想要挥舞剃刀与剪刀的妇女的工作申请。”《新共和国》杂志更是直言不讳地建议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不要认真对待“众议院会场的恶作剧”。（当初南方议员在最后一刻抛出性别平等议题，企图打着骑士精神的幌子扼杀《民权法案》，但却失败了。)

一些报纸需要新法律的敦促来消除种族隔离的招聘广告（“招募佣工——有色人种”）。与此同时各地报纸仍然按性别划分招聘广告（“招募佣工——女性”。主要是招聘护士、打字员以及个人助理）。甚至最清醒的报纸也在嘲笑性别修正案。《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都在头版发表了关于潜在的“兔男郎问题”的报道，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假如就业不按照性别划分，那么难免会出现“一位身材走形、膝盖有节疤的‘兔男郎’在花花公子俱乐部为一群目瞪口呆的商人端酒倒水。”《时代周刊》的另一则新闻嘲弄了一群为了获得传统男性工作而巨型集会的妇女——“阿梅利亚.布鲁默夫人（她最早引入了灯笼裤这款女装）肯定会为她们感到骄傲”——还有一篇戏谑社论建议国会不妨“直接废除性别本身”。

在未来几十年内，几乎全部美国劳动力都将会逐步取消种族与性别的限制。但是洋溢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内部的阳刚的姿态却妨碍了员工们看清这一前景。“在这个委员会当中有些人认为不应该要求任何男性配备男秘书，”员工主任很快向媒体宣布，“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十九，畅饮自由：1965年7月2日-8月2日

还是在7月2日，最后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示威者从杰克逊牲畜市场的临时监狱当中获得保释。当天金途经了弗吉尼亚州，而联邦调查局官员正忙着再次针对他发起攻击。六月份联邦调查局将电话窃听内容交给媒体爆料，但是效果却令人失望，并未激起多大反响。这次他们决心要开发一条更有成效的攻击路线。这次的报道将金的成就与一连串指控放在一起——指控的基础全都是联邦调查局透露出去的黑材料——营造出看似平衡公允的效果。但是就连这样的报道也依然令胡佛厌恶不已，因为他认为这根本就是在给金捧场。（胡佛在一份广泛发表的合众国际社新闻稿上批示道：“这要是都不算洗白，那就什么都不算了。”）美联社报道声称，不管金有什么其他缺点，至少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办公室面积狭小，“四壁都是脏绿色，地面也没有铺地板。”长期以来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金在瑞士银行藏匿了一笔巨款，于是命令海外探员挖地三尺也要揭穿美联社的虚假宣传。但是事实证明这项怀疑纯属捕风捉影。这时副局长迪洛克又找到了另一条攻击路径。这一天拉尔夫.阿博纳西在亚特兰大就最近几起暴力袭击事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SCOPE志愿者和七名黑人在阿拉巴马州威尔科克斯县的安蒂奥克浸信会教堂内遭到殴打，还有两名SCOPE志愿者在佐治亚州的阿美利斯被破窗飞溅的碎玻璃划伤。照理说此类司空见惯的事件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却检索了发布会留下的三段独立录音，为的是核实阿博纳西对于一则敏感提问的回答。有记者问，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在选择合作者时如何确保这些人与共产主义者全无瓜葛，阿博纳西大大咧咧地答道：“我们会向联邦调查局的人核实，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共产主义背景。我们可不想沾上粉红色，赤红色就更别提了。”

不出几个钟头，一份录音笔录就如同坐了火箭一般飞速发送到了华盛顿，火箭的燃料则是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凶狠怒火。阿博纳西如此漫不经心地声称领导大会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可谓触碰了调查局的逆鳞。胡佛笔走龙蛇地写下一份预防说明：“如果我发现有人向领导大会提供信息，此人将被开除。”迪洛克则策划了一场咄咄逼人的运动，躲在联邦调查局一切文件均需严格保密的官方立场背后将阿博纳西的声明指斥为“绝非实情”。事后迪洛克向同事们汇报说，他的办公室向新闻界的联系人分发了尖锐轻蔑的声明，“好让他们知道马丁.路德.金之流如何满嘴扯谎。”根据胡佛的命令，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在7月2日下班前收到了发起新一轮媒体攻势的通知。

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在7月6日晚上紧紧咬着金进入了芝加哥，并且得到了少数报纸的刊载（“联邦调查局迅速提出反驳”），但大多数报纸都认为这些引发争议的言论没什么新闻价值，因为当事人阿博纳西在民权圈子以外没什么名气。伊利诺伊州的一家报纸甚至将联邦调查局的斥责与戴利市长的新言论混为一谈。持续十九天的民权示威激怒了戴利，致使他在7月2日自行发布了一条颠覆指控：“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者渗透进了所有这些组织。”金早已听惯了此类争议，权当是背景杂音。由于航班延误，他没来得及与艾尔.拉比在帕尔默宫酒店会面就被推进宴会厅，在基督教联合教会总会议上发言。他向过去两年来美国宗教人士的大规模见证活动致敬，认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始。金宣称：“救赎美国灵魂的实际工作就在我们面前，”以此暗示了在全国范围内跨越破碎的种族障碍的建设性任务。“不仅数百万人得不到正规教育与适当的医疗卫生设施，而且我们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也因为经济不公而受到折磨、腐蚀和削弱。教会不能对这些明显的恶行漠不关心。“

金在各位教会代表的招待会上匆匆露了一面，然后又赶忙去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们想知道他是否计划“接管“芝加哥的新兴民权运动。奇怪的是，他们还追问他如何看待前一天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举行的全国宗种委大会的内部纷争。金回避了这两个问题，然后在深夜与他的芝加哥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艾尔.拉比和当地宗种委领导人威利.布鲁（Willie Blue）进行了磋商。拉比刚刚向美国教育专员弗朗西斯.科佩尔提出申诉。根据1958年危机报告以来的研究，他认为芝加哥的实际隔离学校应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被“剥夺任何和所有联邦援助”。这份新的请愿书——第一份针对北方学区的请愿书——肯定会放大当地抗议的风险。

正当金的员工讨论芝加哥运动的胜算时，布鲁插话质问道，为什么全国宗种委代表要通过一项涉及越南的决议，呼吁“立即撤出所有美国军队”，但是在詹姆斯.法默的个人呼吁下，不出几小时内就重新考虑并且搁置了这一提议。几天前，金在全黑人的弗吉尼亚州立学院发表演讲时也受到了越南问题的牵连。一位当地记者注意到了他关于越南的评论——“没有理由不能像举行自由集会一样举行和平集会……我们不可能使用炸弹、枪支和毒气来打败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民主框架内解决这个问题”——这句话登上了几家报纸的底版。流言蜚语将宗种委的立场逆转归因于幕后操纵与派系竞争，新闻界因此嗅到了全新争议的气味。但是来自拉尔夫.阿博纳西的紧急电话——被芝加哥警局“反赤小队”截获——在午夜过后插入了一条令人恶心的消息：威尔逊.贝克逮捕了F.D.里斯牧师，罪名是涉嫌侵吞自佩特斯桥游行以来涌入塞尔玛的捐款。黑人领袖偷窃公款的新闻画面笼罩着仍然滞留在国会两院之间的投票权法案。

7月6日晚，白宫方面提醒埃德加.胡佛要注意越南问题的敏感性。 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打来一通热心电话，告诉他约翰逊总统和拉斯克部长希望联邦调查局调查金在越南问题上的新立场，包括他可能受到了怎样的共产主义影响。卡岑巴赫透露，金最著名的民权同事罗伊.威尔金斯和詹姆斯.法默最近都曾经贬损过金，因为金围绕越南问题发表了在他们看来错误且不忠诚的言论。对胡佛来说，卡岑巴赫是他名义上的上级，曾经抵制过他对于政治情报的嗜好，以至于两人之间几乎毫无私交，因此这次卡岑巴赫放下身段主动向他提出请求令他颇为得意。更重要的是，这项请求标志着总统的转变。自从约翰逊入主白宫那天起，他就一直无视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无耻报告。此前胡佛企图给金打上颠覆的烙印，但是约翰逊一直专注于国内议题，没心思关注这方面。现在对外战争即将到来，胡佛在战壕里突然获得了再展身手的契机。他马上下令连夜开始研究这个不起眼的亚洲国家，这样做或许能让联邦调查局的宣传机器摆脱此前针对拉尔夫.阿博纳西的蹩脚攻讦。第二天，他批准提交了一份关于“金如何介入越南问题”的机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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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当天上午在帕尔默宫宣布，他已同意“从7月24日开始在芝加哥呆一段时间”。有人质疑在一个没有种族隔离法律的城市进行示威有何意义，金回答说许多“善良的人们”还不了解非暴力运动的广度，而且他也不能一上来就在北方发起第一次重大活动，之前“还有大量的解释工作要做”。联邦调查局观察员给总部发来电报：“在整个新闻发布会上金没有受到质疑，也没有提到越南或者任何美国外交政策。”他留下安德鲁.杨和贝弗尔在芝加哥负责前期筹备工作，他本人则飞往纽约参加下午的活动，并且立即取消了晚上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因为他突然得知当天晚上将会发生一件需要他全力应付的大事。太多的不祥之兆沿着电话线散发开来并且渗入新闻当中，太多的历史变故正在此起彼伏，而民主政体当中最关键的单一向量已经指向了他，致使他的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7月7日晚上8点05分，随着电话铃声在金身边响起，白宫日志记录了由林登.约翰逊总统主动打给金的第一次电话。

电话那头的总统语气冷淡，咕哝着表示听不清是谁在说话。金确认了自己的名字：“我是马丁.金。”

“好的。”

“您最近怎么样，先生？”

“还行。”

“那就好，很高兴再次听到您的声音。”

“谢谢。”

刚开始约翰逊一直在往外蹦单音节单词，直到金放弃寒暄，问起了投票权法案。“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建议，”他总结道。

金的毕恭毕敬终究还是软化了总统的态度。“我很乐意，”他回答道，并且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持续加速的政治算计，以至于金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几乎没机会开口，仅仅见缝插针地说了一声“的确”。约翰逊注意到，自从戈德华特开始影响国会当中的共和党领导人以来，共和党人与狡猾的南方人结成的敌对联盟变得更加有力了。“他们已经不打算要黑人选票了，他们也不会让黑人为他们投票。” 总统告诉金，敌对联盟目前的伎俩是“围绕着如何废除人头税的问题掀起一场大战”。最近参议院差一点就通过了一项将人头税作为种族歧视形式加以废除的投票权法案修正案，但是政府却发现其中潜藏着陷阱。陷阱位于佛蒙特州，这个州几乎没有黑人居民，却有一部休眠的人头税法。卡岑巴赫因此警告说种族隔离主义者肯定会欢迎这项修正案，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挑战整套投票权法案的切入点。总统告诉金：“他们将会在佛蒙特州提起诉讼，将会把这套说辞提交给法院。他们将会主张人头税在佛蒙特州并没有歧视性，因为确实没有。”约翰逊最初指示卡岑巴赫“在避免危及整个法案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手段摆脱人头税”。他说卡岑巴赫的法律策略就是正大光明，他发誓要保持投票权法案干干净净不生枝节。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手头有一起悬而未决的南方案件，预计最高法院将借助本案判决取消所有人头税，卡岑巴赫正在努力加速这起案件的审理进程。*

*【在美国多个州，直到1965年之前，缴纳人头税都是选民登记的先决条件。这一规定也是吉姆.克劳法的一部分。自从1870年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全体种族均有权投票之后，许多州都利用人头税规定来限制黑人、亚裔、原住民以及白人贫民——尤其是女性——投票。1964年美国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废除了将人头税作为联邦选举投票前提的规定，但并未涉及州内选举。1966年，最高法院在哈珀诉弗吉尼亚州选举委员会一案的裁决当中裁定州内选举也应当废除人头税限制。】

约翰逊抱怨说，众议院的自由主义者们无论如何都抵制不了为《投票权法案》添加一项人头税修正案的诱惑。他气哼哼地向金诉苦道：“[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担心有人会比他更支持黑人，所以他坚决支持完全废除人头税，那态度热烈得都烧红了。”他告诉金，即将进行的修正案投票可能导致致命后果，因为一项法案经由参议院通过之后，再想做出任何细微变化都需要国会两院的会议委员会出面调和分歧。“所以他们发生争执，于是法案就遭到了拖延。到最后或许什么结果都得不到。”任何修改后的法案都必须在至少一个国会议院当中重复立法程序，换句话说就是要么在参议院当中、要么在众议院当中再次闯过阻挠议事，再不然“你就得回到[霍华德.]史密斯法官那里”。弗吉尼亚州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是国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也是一贯反对民权运动的死硬派。“你必须得到他的裁定，而他打死也不会做出裁定。他——他——他——”一想到要再次费尽心思绕开史密斯的陷阱，总统就气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所以你必须提交[撤销]申请，再花二十一天……他们还想在劳工节之前脱身，他们现在玩得就是拖延战术。我在国会历练了三十五年，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段，他们这一套我见的多了。”

约翰逊不止一次地提醒金“我与两位肯尼迪参议员之间的实际政治问题”——两位肯尼迪都支持废除人头税。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在十几条战线上孤军作战的总统，而他的民权盟友“都去庆祝了”——威尔金斯召开了庆祝大会，劳工领袖乔治.米尼与沃尔特.路泽在度假，“而你在别的地方。”与此同时反对派正在“玩弄我们，如果你想听我说实话，那我得说我们在国会的表现不太聪明——你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能说的就这么多。”这段独白将约翰逊的精明、愤怒和自怨自艾表达得淋漓尽致。尽管金竭力保持端庄，但是依然忍俊不禁。“他们想让你老婆往这边走，让你往那边走，”总统说。

“是的，”金笑着说。

“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不知道该跟谁走了，”约翰逊补充道。

总统总结自己的战术蓝图时，金笑了起来。“嗯，我当然很感激，总统先生，”他说，然后又轻声补充说，在“投票权法案的一切问题”上，他都对卡岑巴赫很有信心，而且他总是试图让民权运动发挥助力，“正如我们在阿拉巴马州开始时，我告诉您的那样。”

“你当然帮上忙了，而且——”约翰逊停顿了一下，然后更认真地回应了金的个人提醒。“我想，你确实营造了很大的声势，将事态推动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使得我可以在那天晚上发表国会演说。我认为那是有史以来最有成效的演讲之一。但是你已经为此工作了几个月，帮助营造支持那场演讲的情绪。"

“是的，”金说。

“现在的问题是火已经熄灭了。”约翰逊补充道，他没有沉湎于情绪。“我们得在火上再加几块煤。”然后总统回顾了他的计划：用雪松和“一点煤油”让余烬再度熊熊燃烧，通过全面的民权游说，在众议院提出再无异议的法案。

“是的，很对，您的做法非常稳妥，”金回答说。他抓住机会插话道：“还有一点，我想跟您提一下。因为在过去——呃——几天里，在我发表演讲时——当我在弗吉尼亚州发表演讲时，我发表了关于——呃——越南局势的声明，已经有几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我现在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总统沉默地听着金的紧张独白。金否认他在“进行破坏性的批评……说我们应该单方面从越南撤军，我知道这样做不合理。”他表示自己一直在“作为福音的仆从发言”，并且明确主张“这只是一则声明，即所有善意公民都应该关注我们世界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战争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补充道，“尽管不舒服，但他们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金咳嗽了一声。“我只想对您说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最终会引起您的注意——”

“这个嘛——”

“——我知道您肩负的负担多么沉重，需要您来负责的决定多么令人生畏，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金急忙说，"我不想增加您的负担，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非常困难。”

约翰逊停顿了一下。“嗯，你——你——你非常——呃——你帮了大忙，我很感激，”他磕磕巴巴地说道。然后总统又恢复了常态。“我都看在眼里了。我很苦恼。我确实想和你谈谈。” 他用忏悔的语气向金透露了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窘迫处境，声称自己一直在拖延，一直希望事态好转，可是眼下“除非我下令轰炸，否则他们很快就会把我赶出白宫。”他还强调了持续战损带来的压力——“共和党领导人今天下午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杰拉尔德.]福特要求我轰炸河内”——他告诉金，在他任职以来的二十个月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失去了大约二百六十条生命，而且我可能会很轻易地失去二十六万五千条生命。我正在努力避免在数字末尾添加零。”

总统承认，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表现“并不特别明智”。他向金保证“我不想当战争贩子，”但他也无法忍受在冷战冲突当中落败。“现在我不想扯下国旗，夹着尾巴回家，特别是因为这样做很可能造成比起当前问题更严重的麻烦——根据我们最好的判断，肯定会这样。”约翰逊敦促金与拉斯克、麦克纳马拉和他本人详细探讨大动干戈之外的替代方案——“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会告诉你”——并且感谢金在“我们一起打交道时”始终抱有建设性目的。金反过来感谢约翰逊具有真正的领导力，特别是——“这话我之前一直没得着机会告诉您”——感谢他在塞尔玛运动之后的讲话。两人在结束通话之前承诺要共同致力于普及选举权。

在这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两人围绕越南问题进行了接触。约翰逊一再淡化他的战争动机，几乎到了要向金道歉的程度，金也没有直言不讳地批评总统。两人都表示希望找到另一条出路，但是在军事挑战的强光照射下，两人都没有谈起非暴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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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神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第三次来到塞尔玛，这一次他是独自前来。此前他提交了一份浸透宗教顿悟的逾期论文，由此完成了剑桥大学的学期。这座城市为他留下的鲜明记忆已经转变成了反思的工具。这次他的出行工具还是向乌法姆借来的大众车。为了消除南方陌生人的敌视，他先是把马萨诸塞州的车牌换成阿拉巴马州的车牌，上面写着“迪克西之心”的口号，但是又在黑人的警惕目光下忍不住面红耳赤，然后在他北上返回家乡新罕布什尔州时更是为了这块车牌给人留下的印象感到羞愧。“我想对他们大喊：‘不，不！我不是阿拉巴马州的白人！’”丹尼尔斯写道。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很体谅身处动荡当中的南方白人针对他的敌视，以至于其他神学院师生居高临下地贬抑这些人时，他总会站出来为他们辩护。丹尼尔斯对自己在阿拉巴马州黑土带最初几周的“自以为是的疯狂”感到遗憾，并且感谢了他在塞尔玛的教牧导师，圣伊丽莎白爱德蒙传教团派在黑人当中的传教士莫里斯.奥埃勒特神父（Maurice Ouellet），因为此人明确告诉他，在经历了十二年的排斥与不公正之后，“他终于不再憎恨”白人同工了。此时的丹尼尔斯心怀着秘密的意图，想要在奥埃勒特的领导下皈依天主教而不是继续谋求圣公会神职。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的正式礼仪与结构化等级制度锚定了无数神学大家的哲思冥想，从圣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默顿无不如此，丹尼尔斯正是在这套体制当中找到了慰藉。他自己在阿拉巴马州曾经遭受过各种对待，有人辱骂他是白皮黑鬼，有人拿他当成红脖子，也有人觉得他是一位神经兮兮的救世主。这段心路历程促使丹尼尔斯开始努力寻求一种能够触及所有人类伤口的共鸣。他在谈到种族隔离主义者时写道：“这样做意味着也要吸收他们的罪恶感，并且承受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要付出的代价。”他宣称自己接受了某种超越恐惧的活神学的全新洗礼——“在唯一真正重要的意义上，我已经死了，我的生命与基督一起蕴藏在上帝之中。”

丹尼尔斯的房东朗兹与爱丽丝.韦斯特夫妇开车将丹尼尔斯从蒙哥马利机场送到塞尔玛的卡弗家园313E号公寓，不远处就是布朗礼拜堂。韦斯特家里十个孩子当中的许多人都对他们最喜欢的家庭客人的回归感到高兴，尽管这意味着他们睡觉的时候不得不在床和沙发上挤得更紧，从而腾出他的旧房间。丹尼尔斯与孩子们——尤其是年龄还小的孩子们——结成了开放的纽带。孩子们极少在卡佛家园见到白人，看到他都觉得新鲜。丹尼尔斯利用这一点与他们打成了一片。他承认孩子们全都是民权运动的参与者，难免也要经受伴随着民权运动的恐惧，但是另一方面又试图利用戏谑玩笑——让孩子们在自己膝盖上跳高，抱着他们在半空中旋转，一边转一边问：“现在你害怕了吗？”——来驱散来自成人世界的困难。

塞尔玛大游行之后，当地权力机构正在重新树立权威。阿拉巴马州大主教托马斯.图伦（Thomas Toolen）刚刚下发诏书将奥埃勒特神父驱逐到佛蒙特州，此事还登上了全国新闻。丹尼尔斯就此失去了个人顾问，韦斯特夫妇也失去了家庭牧师。（朗兹.韦斯特十年前担任奥埃勒特教区看门人，之后脱离黑人浸信会皈依了天主教。）达拉斯县的学监与一群黑人家长就自由选择种族融合问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但是气氛紧张的会议还没切入正题就破裂了，因为学监宣布他只接受书面提交的问题供以后研究，而且拒绝用礼节头衔来称呼黑人家长，坚持直呼名字。此外学监还简慢地拒绝与黑人家长握手。他声称自己支持自由选择的抽象原则，为他开脱的辩解者则声称他无法承受打破种族习俗的政治污名。与此同时，约瑟夫.史密斯曼市长拖延了市中心抵制种族隔离商铺的行动，直到运动因为缺乏结果而逐渐衰退下去。

在疲惫不堪的塞尔玛运动内部，早在7月6日F.D.里斯牧师因为挪用公款的罪名而遭到逮捕之前，就有人抱怨身为领导的里斯平时惯于自吹自擂。一位密切关注紧急事态的观察员认为里斯是一位遭到两面夹攻的业余人士，既要面对敌方的迫害者，也要应付己方的机会主义者。拉尔夫.阿博纳西当即言辞恳切地呼吁人们团结起来支持里斯，无论他是否有罪。他嘲笑说，此前白人官员因为他们试图投票而逮捕他们，现在这帮官员突然一抹脸就变成了民权运动私人捐款的可靠监护人。“我可是从没见过贝克先生往募捐托盘里放下一分钱！”他喊道。通过控制布道坛——呼吁会众们唱起珍爱的赞美诗，颂扬布道人是圣经时代领导者的继承人——阿博纳西总算暂时挡住了台下涌现的批评。“非学委的人嘲讽领导大会首先利用、然后又抛弃了里斯，”金的一名员工写道。“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不能回应他们。”

在领导层的争斗之下，丹尼尔斯将自己投入了塞尔玛自由学院等等实验性项目。春天的游行者返回家乡之后组织发起了书籍捐赠活动——第一批来自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赠书有13000本，来自安蒂奥克学院有1600本，耶鲁大学与布朗大学各自的赠书数量都需要小型卡车运送——塞尔玛当地志愿者接收了这批书籍。为了避免在白人塞尔玛引起反响，全黑人塞尔玛大学的官员害怕地拒绝接受带有民权色彩的赠书（可悲的是，校园图书馆的藏书不到四千册），于是十几名志愿者为他们自己的临时暑期课程编排了一座完整的借阅图书馆。他们搜罗了一架钢琴用于上音乐课与民间舞蹈课，把一座废弃的房子改造成了美术馆，还在一个池塘里举办了大型游泳班。他们在窗户上钉上铁丝网，从而预防由年轻黑人男孩组成的“绿街帮”的破坏行为，这些孩子不仅偷窃学校物资，还会杀死用来喂养蜥蜴的黄粉虫——蜥蜴是科罗拉多州科学教师玛丽.爱丽丝.麦奎德（Mary Alice McQuaid）组织的自然展览当中的展品。除了这些烦心事之外当然也有好事，例如有一位格洛丽亚.拉里（Gloria Larry）在塞尔玛自由学院开设的课程就赢得了满堂彩。学生们崇拜她那电影明星般的容貌，但是拉里却对于学生们要求上法语课而不是参加示威游行的喧嚣感到困惑。她是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听完鲍勃.摩西的演讲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战战兢兢地来到南方。九岁的雷切尔.韦斯特每天早上都会急切地参加她的自由课程。韦斯特的室友丹尼尔斯得知这位新老师是一位终身黑人圣公会教徒，感到非常高兴。他告诉拉里，她具备无可挑剔的资格，很适合在圣保罗教堂重新开展种族融合礼拜运动。

回到塞尔玛之后，丹尼尔斯恢复了此前的日常活动，每天都会笨拙地前往圣保罗教堂成员的办公室与家里登门造访。他还与塞拉斯.诺曼的非学委当地员工一起走访了塞尔玛东城最贫穷的黑人居住区。这里的家庭甚至得不到基本营养与洁净饮用水的供应。虽然自由学院健康课的调查清楚揭示了这一点，但是志愿者们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四面透风的棚屋时往往还是会震惊不已。有志愿者询问一位赤贫的妇女，为什么没有男性帮她养家。这名女性将手放在十一个孩子的头上，大声地报出了每一位缺席父亲的名字。愕然的志愿者建议她不要再与这些男人见面，这样才有资格获得社会服务。这位母亲恳切地表示她的孩子远比福利支票更宝贵。另一位母亲的两个孩子患有营养不良而且肠道有寄生虫。丹尼尔斯提出愿意陪同她与孩子前往好撒玛利亚人医院接受伊莎贝尔.杜蒙医生（Isabel Dumont）的紧急治疗——杜蒙医生是一位德国难民，早在奥埃勒特神父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天主教传教团，而且在神父被赶走之后也依然是传教团成员——但是这位母亲要么太害怕医生，要么不敢冒险进入塞尔玛白人居住区，总之死活不肯动身。志愿者们想尽办法才做通了她的工作。

奥埃勒特神父曾经担心丹尼尔斯过于幼稚，干不了这么困难的实务工作。春天的时候两人在弥撒结束后经常交流，他认为这位神学生过于相信思想改造性格的力量。例如丹尼尔斯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关于基督教义务与神学的对话来改变圣保罗教堂的弗兰克.马修斯牧师的立场，而奥埃勒特本人则认为马修斯在塞尔玛最有声望的教堂占据着令人垂涎的社会职位，正是这个职位而非他本人的性格支配着他的行为与立场。现在丹尼尔斯自己也成长为了一名相对而言的老手。他可以一边嘲笑种族偏见的荒诞不经，一边阐述愚昧与孩童一般坚韧的信仰之间的区别。一位新近来自加州的志愿者试图带领一队黑人女孩在白人区的洗衣店消费，他向陌生人保证这几位姑娘肯定没问题，因为她们受到了他的监督。结果一行人还是被一名脱下鞋子当武器的白人女性打出了洗衣店。丹尼尔斯先是语带诙谐地安抚了这位志愿者的情绪，把惊吓转变成了松一口气之后的笑料，然后趁机上了一堂关于文化挑衅及其风险的实务课。他还成为了一对从长岛来此逗留一个月的中年夫妇的导师——丈夫是一位拉比，名叫哈罗德.萨伯斯坦（Harold Saperstein），妻子名叫玛西娅.萨伯斯坦（Marcia Saperstein）。他在卡佛家园找了一位护士担任夫妻俩的房东，安排他们帮助教授地理课，还带领他们前往布朗礼拜堂参加弥撒大会，萨伯斯坦拉比两次受邀作为访问贵宾登台发言。但是当他还想前往布罗德街的犹太教会堂做礼拜时，当地犹太人却恳求他不要过来。这一挫折并未出乎丹尼尔斯的预料，他安抚了萨伯斯坦夫妇的失望情绪，并且带领他们走访了塞尔玛城东。他指导他们怎样恰当地完成去邮局这样的日常小事，不要一想到自己是民权工作者就故意隐藏身份，反而弄巧成拙惹人怀疑。最后为了奖励夫妻二人的进步，他做出了一条奇怪的声明：“我想你们可以去见斯托克利了。”

丹尼尔斯带领萨珀斯坦夫妇来到一座地处偏僻的粗陋小木屋门外等候。夫妻二人首先看到卡迈克尔从丹尼尔斯身后的门口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条烤熟的某种小动物的腿——玛西娅猜测那是负鼠，她的丈夫认为是兔子。但是两人都有些晕头转向，没敢当场询问。他们三人离开塞尔玛之后经历了漫长车程才来到这座小屋，期间丹尼尔斯一直脚踩油门不放松，车速始终高于八十英里，下车之后夫妻俩仍然心有余悸。丹尼尔斯引用了卡迈克尔自相矛盾的安全规则之一告诫萨珀斯坦夫妇，“永远不能被超车。”丹尼尔斯向他们介绍了这个非学委乡村前哨站的情况，这个前哨在没有电、没有钱、没有自来水、还要直面三K党的情况下已经在朗德斯县持续了四个月。

自从7月6日以来，这间自由之家小木屋里就充满了疯狂的希望。当时司法部的一名律师通知卡迈克尔，当地官员同意延长选民登记日期并且终止对于未来选民的识字测试。这则消息吓了卡迈克尔一跳：这其中莫非有诈？或者存在什么旨在减弱未来联邦投票权法律执法力度的幕后交易？经过激烈的辩论，朗德斯县的民权运动团队决心赌一把。他们呼吁自3月1日以来的五百名选民登记申请先驱——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拒绝了——勇敢地前往海尼维尔的旧监狱再试一次。 莉莉安.麦吉尔辞去了她在农业部的联邦工作，几乎昼夜不停地投入了游说宣传。她经常约翰.胡莱特一起行动，这位教会执事在二月份从三K党手中救出了自己的牧师，此后创立了朗德斯县的投票权运动。非学委员工也请来了了外部增援，包括格洛丽亚.拉里，她在塞尔玛上完早课后，冒险穿过大沼泽，帮助看管登记车队。（初来乍到的拉里第一次要求使用自由之家的洗手间的时候很是被同事们嘲笑了一通，因为卡迈克尔乐呵呵地把她指向了木屋后面树林当中的一处旱厕。）在如何对待丹尼尔斯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大多数员工反对让他参与朗德斯县的项目，因为白人民权义工在这里就像核辐射原料一样，肯定会带来额外危险与麻烦。但是卡迈克尔亮出鲍勃.摩西的论点说服了众人：争取种族自由的运动不能在自身内部设置种族障碍。转过脸来他又向鲍勃.曼茨、威利.沃恩（Willie Vaughn）以及其他非学委员工保证，白人志愿者这次只会起到辅助作用，不会像密西西比自由之夏那样喧宾夺主。拉比夫妇小心翼翼地跟在丹尼尔斯身后，一行三人很快就奇迹般地敲开了一扇扇紧锁的佃农屋门。他们顶着七月的高温身穿商务套装游走在朗德斯县乡间，告诉每一位他们遇到的黑人，选民登记申请当中的刁难问题已经被取缔了。

没有了识字考试的阻碍，选民登记申请队列的排队速度大为加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非学委的一份新闻稿中宣称：“我们为取消这一考试奋斗了这么久，很难相信它真的消失了。”吉拉德山浸信会的弥撒大会从每周一次改为每晚一次，卡迈克尔的个人信仰虽然与宗教传统相去甚远，但他还是引用了圣经典故向热情高涨的群众宣讲。他从以西结书当中描绘的异象发散开来，想象着朗德斯县的黑人将会像以色列山谷当中的“枯干骸骨”一样加筋长肉，重获活气，纷纷起舞。

胡莱特也在吉拉德山教堂呈现了另一项突破：朗德斯县贴出通知声称该县正在接受 “自由选择”分配到高中的申请。一些人在会场上争论说此时开辟第二战线并不明智，但还是有许多家庭响应了志愿者的商定政策，这些家庭的子女数量共计五十名。丹尼尔斯陪同几个人去法院领取所需的表格，结果发现这些表格并不存在，最后还是学监胡尔达.科尔曼按照她自己的版本打印了一批。非学委员工在为司法部收集的宣誓证词当中详细记录了迅速且广泛的反应，其中还穿插着7月10日和16日在附近举行的三K党集会。黑人家长们的举动立刻引起了白人社会的激烈反应。有一位家长名叫卡托.李（Cato Lee），他突然发现自己与朗德斯县最大的私人金融家有了交集：“巴斯特.海格勒让我去他家。他从口袋里拿出他的书，问我是否有孩子报名参加海尼维尔高中。”另一位家长伊莱.洛根（Eli Logan）表示，一位白人教师两次向他建议道，除非洛根将小斯蒂芬的名字从十二年级的转学名单上删除，否则“三K党肯定会在下周二过来一趟。”第三位家长玛莎.约翰逊（Martha Johnson）坚定地宣称，这位教师的儿子——“就是去年给我丈量土地的那个人”——告诉她，如果她的女儿想换学校，她自己就会“陷入困境”。第四位家长乔丹.古利（Jordan Gully）讲述了一位负责发放农业贷款的债权人如何警告他，白人已经厌烦了他女儿的转学申请。“然后他说，‘你们要登记的时候我们没拦着你们。你们开什么弥撒大会的时候我们也没打扰你们，’”古利回忆道。“他对我说，‘如果这次的扯淡玩意也搞成了，我还不如一头撞死……我们非得阻止它不可。今后你再有什么事都别找我帮他妈的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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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在7月宣布提名亨利.卡伯特.洛奇重新担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与此同时还在疯狂地避免战争的惯性。他还将比尔.莫耶斯调任为白宫新闻秘书，从而抓牢宣传工作，为了未来的国外动荡做准备。有记者向莫耶斯提了一个问题，结果他当着记者的面给总统打电话询问答案，以此彰显总统对于自己的亲信程度。这一幕看得记者们无不目瞪口呆。为了代替莫耶斯继续推动国内议程，约翰逊将五角大楼的约瑟夫.卡利法诺与国务院的哈里.麦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加入了自己的班子当中。走上新岗位的卡利法诺很快就与教育部官员围绕着违反民权法案的学校系统的最新统计数量进行了第一次交锋，总统要来了会议的逐字记录。尽管卡利法诺已经非常有力地鞭策了教育部，但是总统依旧不满意，干脆毫无预警地亲自冲进会场，冲着教育专员科佩尔喊道：“干掉他们！干掉他们！干掉最后那几个！”此时已经有三千个南方学区提交了取消种族隔离计划，科佩尔批准了不到四分之一。朗德斯县是大多数待提交的新计划中的一个。但约翰逊最关心的是到了七月下旬依然不肯就范的四百个钉子户。他想诱使每一个学区都想出自己的理由——几乎任何理由都可以——来放弃种族隔离，从而打破心理障碍。尽管这个优先事项几乎压垮了临时S区的应急小组（“我们绝对要疯了，”科佩尔回忆说），约翰逊却把助手拉到了其他任务上，只留下卡利法诺独力支撑。当卡利法诺第二次暂时错过总统来电之后，一位羞愧的秘书敲门提醒他，信号部队的技术人员奉总统之命要在他的新办公室的洗手间里安装电话。

另一方面，约翰逊向前任协进会律师瑟古德.马歇尔提出了一项令后者震惊的邀约，希望马歇尔就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同一天——也就是莫耶斯成为白宫新闻秘书的第一天——他还费尽口舌回应了参议员威廉.富尔布莱特的抱怨。约翰逊打算提名一位非裔美国人小罗伯特.季岑（Robert W. Kitchen, Jr）作为接替现任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麦克弗森的人选，而富尔布莱特很不认同这一提名，因为这样一来国务院里的高阶黑人官员未免太多了一点。总统反驳道。“如果我不提名这个家伙，他们那边就连一个黑人都没有。”自讨没趣的富尔布莱特随即将反对意见收窄到了具体工作上。教育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责包括管控著名的富尔布莱特学者外国交流项目，富尔布莱特据此声称：“我从未想过他们在文化领域有多出色。我的意思是，毕竟他们并非如此。主要大学都不是以有色人种为主。”身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富尔布莱特主张，如果将这个与他本人同名的项目交给黑人来管理，参与项目的大学会比政府更加退缩。他用颤抖的声音强调说：“如果您想让他担任国务卿，我一点也不反对。我现在反对您是因为我对这个项目有着相当大的个人兴趣。”

这一回合富尔布莱特设法阻挡了约翰逊对于助理国务卿职位的人选，但是随后不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伦敦突然去世，接下来就有一项更重大的任命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总统在华盛顿大教堂发表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悼词，然后不出几个小时就邀请大法官艾毕.福塔斯造访白宫，两人在杜鲁门露台上对酌起来。推杯换盏之间总统提出了一项新建议：既然驻联合国大使的职位刚刚出缺，或许可以以此为诱饵吸引阿瑟.戈德堡大法官离开最高法院，让他去联合国推动解决越南问题，这样一来总统就能得到任命一位大法官的机会。7月20日——即史蒂文森在伊利诺伊州下葬的第二天——约翰逊完成了这套操作的第一阶段。他在上午宣布任命戈德堡前往联合国，然后打电话感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提出的想法。约翰逊高兴地表示，此前美国的政治禁忌不允许犹太人在世界机构当中代表美国，而戈德堡正是打破这一禁忌的最佳人选。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加尔布雷斯，他将任命瑟古德.马歇尔填补未来最高法院的空缺。当然，“他要先担任一两年的司法部副部长。”总统认为，马歇尔作为协进会律师在最高法院已经赢下了二十九起艰难的官司，等到他的履历当中再添一笔司法部工作经历之后，他将会更有资格成为第一位黑人大法官。总统宣称：“我认为我们将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就像我们在许多类似事情上取得突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