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夏日将近之时，民权运动形势也开始经历大规模的转变。将近三千个南方学区不再一味采取守势，单纯依靠拖延战术来应对联邦法院的命令，而是针对华盛顿睡意最浓的官僚机构发起了集体冲击：他们要求美国教育办公室给个说法，究竟如何才能获得办公室开具的证明信，证明每个学区都遵守了1964年《民权法案》废除种族隔离的规定。根据规模庞大的新教育计划，唯有做到这一点的学区未来才能获得拨款。“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获得正式的书面准则和标准，”一位学监断言道。四月下旬，当教育专员弗朗西斯.科佩尔（Francis Keppel）发布这条规则时，某些最抵触地区的律师公然宣布他们所代表的地区已经取消了种族隔离。（从技术上讲，他们主张联邦资金的依据是一项早已用了很久的保留论据，即目前学校内部种族分离的现状是“自然结果”而非官方干预的产物。）佐治亚州州长卡尔.桑德斯（Carl Sanders）坦言这些人都是华莱士的追随者——“整天大喊大叫着革命与反抗”——并且承认这些人在他治下的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桑德斯私下里这样描述他正在进行的绝望斗争：他认为自己正在试图“给华莱士先生套上嘴套……以免这个国家的一整块区域追随白痴的领导。”他在五月份告诉约翰逊总统，温和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倒是能够容忍现行计划阶段的种族融合班级。但是如果总统要求他们必须把教师也纳入种族融合范围，那么无异于要求他们在政坛自寻死路。“您与我都知道，我用猎枪顶着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呻吟道。桑德斯希望在几年内实现一部分教职员工会议的种族融合，但是任何一所学校在允许第一位黑人教师主持白人学生的课堂之前都会自我毁灭。约翰逊欣慰地表示同情。“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上帝啊，我只是——我的心在为你流血。”他告诉桑德斯，他认为每个人都渴望做正确的事，“但是想做正确的事与做到正确的事不是一回事，有时在这两者之间还要爬一段很长的山路。”说到这里约翰逊为了回避桑德斯施加的压力扯了两句闲话。他最近在自家牧场打猎时猎杀了一头鹿，将鹿头送给了向桑德斯。得知桑德斯很喜欢这件礼物，总统也很高兴。但是桑德斯在五天后又打来电话，为了即将到来的新学年寻求宽松的履约条件：“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已经举手投降了，我只要求仁慈……我们不要求拖延或者暂停任何规章的落实。”

与此同时，反对势力也在反复追问科佩尔专员，要求他马上批复第一批提交给教育办公室的一千份种族计划。五月中旬，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罗伊.威尔金斯反对说：“几乎所有的计划都没有将启动变革的责任放在学校董事会——种族隔离的实施者——身上，而是放在他们的受害者身上。黑人家长和学生必须承担种族融合的相关费用，必须主动要求并且获得从黑人学校转到白人学校的机会。”威尔金斯指责所谓的“选择自由”计划是残酷的骗局，必定会招致针对志愿参与家庭的迫害。另一方面，学校董事会则抱怨联邦官员吹毛求疵。曾经藐视布朗裁决并且针对民权法案发动阻挠议事的立法者现在又转过脸来谴责颟顸的联邦官僚只会碍事。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埃尔文（Sam Ervin）写道：“最令我不安的是，卡巴鲁斯县为了遵守专员的命令所做的不懈努力至今仍然受到挫折。”面对着悬而未决的巨大后果——如果处理得好，或许可以将未来的无数起诉讼消弭于无形——政客和学校代表挤满了教育办公室。临时文件从桌子上的柜子里鼓出来撒满了地板，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少数法律顾问赶来增援不堪重负的公务员们——其中大多数是学校行政人员，通常的工作职责是编撰教育摘要，来到教育办公室帮忙只能算是副业——巨量的合规文件涌入了名为临时S的营房办公室，这是国会大厦附近兴建于二战期间的应急建筑之一，也是保存至今的最后一片战时应急建筑。

国家广场另一边的官员们也面向同样艰巨的任务发起了最后冲锋。司法部的律师们准备在投票权法案出台后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部署，约翰逊总统则试探性地通知霍华德大学校长詹姆斯.纳布里特（James Nabrit），自己打算在本学年霍华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一场重要讲话，主题是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经济正义问题。约翰逊强迫纳布里特发誓保密，只要走漏一丝风声总统就会取消这次发言。总统甚至禁止校长根据应急计划重新印制修改后的毕业典礼流程，也不允许校长提前警告预定的发言人沃尔特.方特洛伊牧师，他可能会在最后一刻被另一位来头更大的发言人顶替下去。充满期待的纳布利特校长简直要被总统的封口令憋到爆炸，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所黑人大学向现任美国总统授予过荣誉学位。五月的最后一天，特勤局探员搜查了他的学校，校长只能装傻充愣地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这帮人来干嘛。

在司法部，律师们正在处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关于如何取代南方各地当地选民登记员的争端。谁来承担这项出力不讨好的临时任务？他们要住在哪里？联邦调查局官员拒绝承担保护应征者的责任，美国法警署也敬谢不敏。邮政部门反对将农村邮局当成“堡垒式”登记点。公务员委员会的代表希望首先测试尚未受到暴力影响的“简单”投票区，但是其他代表坚持要在暴力侵袭最严重的地区开展示范项目，从而打破最强硬的阻力。黑人登记员虽然在原则上得到了接受，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却遭到了心照不宣的禁止。管理人员努力工作，从而防止公共舆论对于这些先驱官僚产生个人层面上的兴趣。

除了部署登记员队伍外，司法部民权司还希望将巨大的诉讼势头从投票权领域转移到学校去隔离领域。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事先宣布的指导战略是通过法律和政治的协调压力在这两个领域实现民主化。（“法院的单独行动已经失败，”上诉法官在一起迁延日久的学校案件当中坦率地强调。）1964年《民权法案》第四章新授权司法部提起学校去隔离诉讼，从而补充第六章规定的行政任务，即从学校、医院到国防工厂全面无歧视地使用联邦资金。

不过卡岑巴赫并没有将全部人马都撒出去，而是留下了三十名一线民权律师，从而应对特殊事件造成的常规创伤。比方说6月2日在密西西比州帕诺拉县，范妮.路.哈默劝说七十名黑人佃农尝试着拉起了三十年代以来的第一条纠察线，目的是提高当地农场的工资（每天三美元）。然后他们的雇主就根据当地某条禁令将他们一股脑地赶出了佃农棚屋，转而采用监狱里的劳役犯人来干活。这条禁令很快就会在联邦法院遭到检验。同一天晚上，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加卢萨发生了暴力袭击。司法部正在这里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二款之规定针对六家拒绝为黑人提供服务的餐馆发起发起司法救济，民权部门的负责人约翰.多尔也正在这里主持谈判，希望警方能容忍旨在敦促城市公园、公共图书馆以及几家企业尽快实现种族融合的和平示威。这天晚上的遇袭者是这座城市最早雇佣的两名黑人警官（他们的警务权限范围仅限于涉及黑人的案件）。袭击者驾车与警车并排行进，然后用霰弹枪射杀了治安副官奥尼尔.穆尔（O’Neal Moore）。另一名治安副官克里德.罗杰斯（Creed Rogers）中弹之后侥幸没死并且利用警用电台发出了凶犯体貌描述。不出一小时三K党徒雷.麦克尔文（Ray McElveen）就遭到了逮捕。

第二天6月3日早上，约翰逊总统为民主党领导人举行了一场秘密简报会。约翰逊总统措辞严峻地展望了越南问题的前景，以至于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拉塞尔.朗（Russell Long）忍不住建议 “直接一步到位地轰炸中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斩钉截铁地对此表示异议。当天上午，电视上庆祝了双子座4号太空任务安全发射，之后总统向一个企业高管代表团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创造暑期工作，让长期失业的青少年“离开街道，回到[工作]岗位上。”他半开玩笑地告诫各位高管们，在座诸位全都很有些年纪了，圣彼得很快就会在天堂门前当面质问“你们利用你们的财富做了什么，你们作为这个伟大政府体系的受益者回馈了什么。”然后总统临时去了一趟芝加哥，动身之前他批准了旨在宣传下一步种族问题议程的霍华德大学讲话稿最终定稿，并且解除了纳布利特校长的保密誓约。校长立刻忙不迭地修改起了第二天在华盛顿举行的毕业典礼的流程。

第二天，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告诉五千名观众们，尽管通向自由的障碍正在“轰然倒塌”，“但是仅有自由并不够。”他预见到未来将会有一场全新的、“更深刻的”战斗——届时人们所要争取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机会……不仅仅是作为权利与理论的平等，而是作为事实与结果的平等。”为了构筑未来的愿景，约翰逊采用了大量涉及战争和体育的隐喻来面对过去。“你不能把一个多年来一直锁链缠身的人解放出来之后直接带到赛跑比赛的起跑线上，然后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与所有其他人竞争了，’并且仍然公正地认为你已经做到了完全公平。”

约翰逊将平等之路上的剩余障碍描述为某种恶性形式的“遗传的、脱身无门的贫困”，它顽固地困扰着全体人口的一部分，包括相当数量的白人家庭。他指出，恶性贫困的遗产与前景因种族而异，“因为黑人的贫穷不能等同于白人的贫穷。”被俘虏的非洲人登陆北美时的身份是进口劳役商品，而随着之后的几次移民潮来到美国的新美国人都是出于自我选择，两者无法同日而语。在约翰逊看来，非裔之外的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固然也都经受过重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远远比不上将人当成牲畜的奴隶制或者种族隔离，也没有哪个族裔由于种族与肤色而遭受过足以与种族隔离相提并论的排斥。如此独特的种族敌意已经升华成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其黑暗程度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没有任何其他偏见可以比拟。”

话说至此，台下早已鸦雀无声。不少粗鲁的学生都收敛了嘲笑，他们原以为这位“得州白人老头”打算代表他们将最近几场历史性民权胜利的功劳据为己有，同时还指望台下黑色面孔的海洋能为他鼓掌叫好，但是显然这并不是总统的打算。相反，约翰逊早就放弃了更安全的政治自负——种族问题的重负正在自然而然地消退，或者种族问题仅仅存在于南方各州，又或者只需一项立法就足以解决种族问题——为得是讨论他所谓的“更严峻的故事”，既种族问题的人身危害。他提醒人们，大多数黑人——在他面前学业有成的毕业生们的近亲与远亲——仍然“背井离乡、一无所有”，被禁锢在贫民窟里，“每天都在丢失阵地”，没有技能，教育程度低下。总统宣称：“他们仍然属于另一个国家。”尽管他有时也会后撤一步，谈起失业与收入的非个人化统计数字，但是最终的意象依然毫不留情地落在饱受摧残，赤裸暴露的面孔上：“观察他们着实令人痛苦。对于黑人来说，他们不断地提醒着压迫的存在。对于白人来说，他们不断地提醒着罪恶的存在。”总统指责道，“长年累月的堕落”致使黑人家庭“大规模地”破裂，不知苦害了多少儿童，“这也让人不忍直视。”

自从林肯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如此切近地面对几个世纪的重量。林肯当年将整个“美国奴隶制”作为“众所周知”以某种方式导致内战的罪行——而不是把责任局限于南方奴隶制或南方邦联的叛乱。约翰逊如今则承认了一份仍被恐惧淹没的国家遗产。林肯引用《诗篇》第19篇，以此推测四年的无尽杀戮可能仍然无法弥补自从美国立国以来就有来无往的单方面罪行*，约翰逊则谈到了忏悔和决心。最后还是一则对于总统言论的无心误读打破了压抑肃穆的会场气氛。总统承诺要在“两个种族的黑人领袖 ”共同参加的秋季专家会议上寻求具体补救措施，这一失言引得霍华德大学的学生们终于哄堂大笑起来。这句话难免让人想起杜波依斯关于分裂身份的经典之作，以及关于小资产阶级黑人试图成为白人的当代笑话。约翰逊很快恢复过来，赞美“这一代人具有光荣的机会来结束美国的巨大错误”。像林肯一样，他以圣经的腔调拥抱自由，以建设者的身份去“尽我们所能化解心中的古老仇恨，这些仇恨削弱了心怀仇恨的人们，分裂了伟大的民主，并且对上帝的孩子犯下了错误——巨大的错误。”

*【1865年3月4日林肯在讲话末尾这样说道：“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热切祈祷——战争的巨大祸患能够迅速消散。但是，假如上帝希望战争继续，直到二百五十年来通过农奴的无偿操劳积累下来的财富全都化为乌有，直到每一下皮鞭抽打都换来另一下刀劈剑砍，那么我们也只得重述一遍三千年前的古训：‘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6月4日的总统讲话很快就会像一道闪电一样撕裂历史的天空。约翰逊以自己的方式开辟了新天地，跳过了民权运动请愿示威的苦难。《纽约时报》认为他的大胆言论“在总统历史上引人注目”。马丁.路德.金通过电报向约翰逊致敬并且叹服道：“您的宏伟演讲……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感性。”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对于这次演讲的解释就开始偏折起来。约翰逊面向整个国家讲话，但有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白人的观点。他的言论充满了道德确定性——例如他宣称“美国白人必须”为了破碎的黑人家庭“承担责任”，但是同时他又呼吁针对种族鸿沟当中令人困惑的谜团进行学术研究。（“我们并不完全确定这是为什么，”他在谈到赤裸顽固的不平等时这样说道。“这其中的原因复杂而微妙……我们也不完全了解所有的问题。”）如此模棱两可的说法导致了相反的结论。《时代周刊》宣称，总统的霍华德大学演讲是对国家投资的召唤。与总统意向当中的投资规模相比，十亿美元的扶贫战争将会“显得难以置信地微不足道”。同一天，《华盛顿星报》的一位受人尊敬的专栏作家玛丽.麦克格罗利（Mary McGrory）认为，约翰逊的真正目的是公开“黑人家庭生活的失败”，这是国家关注的“迄今为止最微妙的话题”。她写道：“总统希望说服黑人坦率地谈论他们自己的问题，也希望他们能自己找到解决办法。”这些两极分化的评论为日后的政治混乱埋下了伏笔。

远在波加卢萨，暴力份子在霍华德大学演讲的当晚再次出手。多曼.克罗治安官（Dorman Crowe）认为行凶者是一帮“半吊子白人小孩”，因为新闻报道说黑人将有资格获得国家雇员的遗属保险而感到愤怒。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已经取消了摩尔的遗孀领取抚恤金的资格，理由是摩尔没有按照规范细则“在直接逮捕某人时”遭到谋杀。杀害摩尔的被控凶手的起诉也被安全地搁置了起来（调查将在二十多年后的1989年重启*），这种案件当中经常发生这种事。即便如此，年轻的袭击者依然在父母的怂恿下冲着克罗的白人副官家里开了好几枪，为得是阻止执法部门的“种族叛徒”。克罗告诉记者：“这些人实际上从心里相信，如果不是他们，共产党会在十二点之前接管美国。”

*【本案在2001年与2009年又重启了两次，均未能得出结果。身为首要嫌疑人的雷.麦克尔文于2003年病亡，生前并未因本案遭到起诉。2016年，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宣布，由于涉案人证均已亡故，本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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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17年5月15日以来——这是黑人报纸《芝加哥捍卫者报》的报社老板罗伯特.阿伯特（Robert Abbott）为了现代版“逃出埃及”确定的起始日期——庞大的芝加哥就一直在大量吞噬着贫穷黑人人口。他的报纸一直在厚着脸皮描述着大湖区的冬天多么温暖，还以横幅标题着力描写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霜冻作为对比（“格雷塔纳的黑人在没钱生火的小屋活活冻死”）；报纸还宣传了三美元的火车票，从而吸引南方黑人投奔北方——这些北上难民大都来自尚未建立第一所黑人公立高中的地区。“从南方得到拯救”，《芝加哥捍卫者报》如此高声欢迎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的移民大军。在高峰期，每天都有两千南方黑人到达伊利诺伊州中央车站。由于大量当地青年赶赴一战战场，工厂里空出了许多岗位，这些工作成为了饥肠辘辘的新移民们的争抢目标。六万五千名移民在两年内留在了芝加哥，致使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风格古板的《芝加哥论坛报》用一则略带自豪的恐慌性标题承认了这场国家级移民潮流：“五十万来自迪克西南方的黑人涌向北方寻求更好生活”。

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迅速作出反应，于1917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每个街区的黑人住房都“应当彻底住满，进一步的扩张应当限于相邻街区，并且停止目前在分散街区单一建筑内居住的做法。” 这样一来芝加哥就自然而然地划分成了黑人居住区与白人居住区，在假想的交界线上时常发生敌对摩擦。有一段沿着第29大街划下的界线甚至一直延伸到了湖滩并且直插进了密歇根湖。1919年7月27日，年轻的黑人尤金.威廉姆斯（Eugene Williams）乘着自制筏子在密歇根湖上戏水，一不小心漂过了这条假想界线。湖滩上的白人随即冲他投掷石块，将他砸下筏子并且活活淹死在了湖水里。这起血案引发了帮派劫掠的疯狂传言与持续五天的暴力事件，期间确实出现了若干起集体抢夺事件。暴力冲突造成三十八人死亡，其中黑人二十三名，白人十五名；伤者共计537人，黑白双方比例相当。直到6500名民兵进驻市里，再加上持续数天的夏日大雨，暴力冲突才告一段落。1919年的芝加哥种族骚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本土主义时代动荡树立了全国性标杆。就像同年晚些时候的黑袜队棒球丑闻以及1886年的干草市场劳工暴力冲突一样，这次骚乱也是划时代的事件，象征了原始与秩序在芝加哥的大规模混合——城外是广阔的畜牧场，城里是精致的建筑，暴力的巨人与艺术的巨人互不相让。

在整个二十年代，芝加哥的房地产经纪人与监管者一直在向南挤压黑人移民，将黑人居住区推到了阿尔.卡彭常年驻扎的列克星敦酒店的南边。从列克星敦酒店向南一英里左右就是传奇级别的前重量级拳王杰克.约翰逊——此人曾经因为炫耀白人情妇而被从拳击场赶进联邦监狱——经营的冠军咖啡馆，这里是州街的热门夜场之一。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杰利.罗.莫顿在此类夜场里将南方蓝调发展成为了爵士乐。（一位惊讶的观察者回忆说：“我看到艾灵顿公爵、厄尔.海因斯、卡西诺.辛普森和阿特.塔图姆在安耐克斯咖啡馆进行钢琴演奏比赛。”）从冠军咖啡馆往东走一英里是全黑人的奥利维特浸信会教堂，歌手凯布.卡洛维（Cab Calloway）在距离教堂不远的一家妓院里享受着他所说的“舒适得该死”的婚姻生活。此时浸信会正在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成长为美国规模最大的新教会众团体。随着黑人定居点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入芝加哥城南的犹太区，黑人浸信会也开始在犹太区买房置地。从奥利维特浸信会教堂继续往南走两英里左右是贝瑟尔AME教堂，这家教会在1922年买下了犹太人兴建的湖边俱乐部；在奥利维特教堂西面街区的对角位置上是朝圣者浸信会教堂，这家教会买下了芝加哥最古老的犹太教会堂KAM圣殿（KAM即Kehilath Anshe Ma'ariv的希伯来语缩写），这座地标建筑由丹克马尔.阿德勒和路易.苏利文的建筑公司设计。

随着二战爆发，芝加哥又迎来了第二波规模更大的北上黑人移民。科技进步为这一波移民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1944年10月2日，国际收割机公司在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附近公开实地测试了一台机械采棉机。贫困史学家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写道：“每台机器做了五十人的工作。”于是大量丧失生计的黑人佃农家庭纷纷涌向北方各大城市，仅芝加哥一地就在接下来二十年时间里平均每周都要增加五百名黑人。这批新新移民再次遵循了此前犹太人率先开辟的定居模式——这次他们通过老旧的麦克斯韦尔街贫民区进入了西芝加哥。麦克斯韦尔街曾经遍布着售卖活鸡与意第绪语报纸的露天市场，充斥着头戴宽边帽、身穿黑大衣、满脸菜色的斯拉夫移民。他们的困境促使日后美国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简.亚当斯创建了赫尔屋社区避难所。麦克斯韦街的绝望能量孵化了一众少年英才，例如摇摆乐单簧管演奏家本尼.古德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佩利，黑帮会计杰克.“油拇指”.古齐克，以及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随着拖家带口的东欧犹太人逐渐在这条街上站稳脚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校、俱乐部甚至医院，因为住在城南的上一批犹太移民——被统称为“德裔犹太人”——一直在系统性地排斥他们。接下来二战过后最近一批衣衫褴褛的南方黑人移民则纷纷挤进了位于西芝加哥、俗称“犹太街”的道格拉斯大道。他们的到来促使将近十万犹太人离开了道格拉斯大道所在的劳德尔区。在1953年，劳德尔区有十五座犹太会堂关门转手，希伯来神学院也于1954年从劳德尔搬到了郊区。也是在1954年，身为芝加哥商业界风向标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商店终于修改了禁止雇佣黑人的公司规定。

随着居住区被反复分割，人口密度逐渐达到贫民窟的标准，汹涌而来的南方黑人移民也在不断冲击“限制在相邻街区”的定居规定。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试图在低层住房当中分散推行“妥善管理的种族融合”。1946年，房管局选定了两位在二战战场上立功受奖的黑人老兵进行试点，将这两户人家安置在了中途机场附近的一座新建公寓楼里。可是未曾想这栋公寓立刻就遭到了一千多名暴徒——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白人妇女——长达两星期的围攻，非要将这两户黑人赶走不可。伍德一直将自己的政策坚持到了1954年，这才在最后一次惨胜之后黯然离职。南非反种族隔离小说家艾伦.帕顿为杂志读者记录了这场胜利。身为当事人的贝蒂与唐.霍华德夫妇（Betty/Don Howard）在特伦布尔公园住宅区的462栋房屋之一里面坚持了一年，上下班都离不开警察护送，窗户用木板钉死，以此抵挡动员起来的辱骂、石块甚至炸弹骚扰。（社区领袖路易斯.丁诺森佐（Louis Dinnocenzo）发誓，“只要这片住宅区还有黑人，我的人民就不会离开街头。”）伍德被解雇后，理查德.J.戴利于1955年顶着芝加哥三大白人报纸的联合反对首次赢得了市长选举。戴利赢得了《芝加哥捍卫者报》的支持，因为他不动声色地暗示道，就算是奉行种族隔离的公共住房也胜过无房可住。凭借这句承诺，他从黑人老板控制的选区获得了十二万五千张选票，从而成功当选。成为市长之后，他利用联邦资金将最无助、最缺乏技能的黑人进一步集中在这些选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南州街的走廊上建造了一排巨大的砖砌筒子楼，一共二十八栋，每栋十六层，紧邻着新建的丹.瑞安高速公路。首批27000名居民中有四分之三是儿童，气得伊丽莎白.伍德斥责这种高层设计“反家庭且反人道”。这片罗伯特.泰勒住宅区于1962年竣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住房项目。到了1970年，它将包含美国最贫穷的三个人口普查区当中的两个。

如此这般的政治算计压抑住了几十年来黑人的怨气。黑人选区的话事人们一度饱受民权阵营的批评，因为他们假装不知道布朗案的裁决，不肯趁机推动学校种族融合；此外1955年有一位名叫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的芝加哥黑人青年在密西西比州惨遭私刑杀害，各位话事人对此同样装聋作哑。不过话事人们并未因为遭受批评就改弦更张，而是于1957年在当地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全国最大的分会，声称有五万名会员——购买了足够多的会员资格，然后就赶走了分会会长、民权活动领袖威洛比.艾伯纳（Willoughby Abner）。此人留下了一份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芝加哥公立学校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将于第二年发表在协进会杂志《危机》上。艾伯纳的调查人员发现，芝加哥90%以上的学校实际上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危机》研究报告承认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是种族隔离现象“相对较新的表现形式”，并且指出芝加哥官员一直在努力按照种族匹配学区与教师，从而与相邻街区的住户保持一致。

芝加哥学区学监本杰明.威利斯（Benjamin Willis）上任七年来一直回避这一指控。他首先坚持认为他治下的教育机构毫不关心学生的肤色，甚至没有保留这方面的记录。在1961年的韦伯诉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一案中，二十多名黑人家长以种族歧视为由提出起诉，要求将他们的孩子转到离家较近且不那么拥挤的学校。代表市政当局的律师认为将种族概念引入本案的做法很值得商榷。他们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无可争议的原因来解释公立学校为何拥挤——在过去十年中，有十五万名“额外”的学生涌入了公立学校，相当于匹兹堡的全部学生人口。此外律师们还辩称威利斯一直在通过快速兴建学校来缓解入学压力。报界也昵称他为“建设者大本”。未来的美国教育专员、当时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弗朗西斯.科佩尔在1961年称赞威利斯是一股“行政旋风”。直到后来，独立调查——有些基于法院命令，有些由著名大学自行发起——才证实了关于区别对待式监管的指控。白人学校的操场空地面积是黑人学校的六倍，每天只能上半天课的“两班倒”白人学生却只有黑人学生的五分之一。自从1955年以来，百分之九十四的新建学校都只有单一种族的师生。芝加哥共有189个用来缓解教学空间紧张的车载移动教室——被民权纠察队称为“威利斯大车”——几乎全都驻扎在全黑人学校，从而吸收更多黑人学生。

为了让1961年的韦伯案达成庭外和解，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在1963年同意按照种族针对学校系统进行第一次正式人数统计，并且允许——但不是启动——向过分困难的学校提供适度救济。委员会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尽量中立的规定，即按学业平均成绩排名前5%的学生可以要求被重新分配到设有荣誉学士课程的高中。但是如此谨慎的措辞依然未能掩饰对于肤色界线的潜在触犯。先是有七百名白人家长拉起了纠察线，然后又有超过两千名白人举行了大型集会。威利斯反对庭外和解，认为这样做侮辱了他的权威。他先后宣布十五所白人高中没有资格接纳转学生。法庭命令送达到他的办公室，他就从后门偷偷溜走。到最后他宁肯辞职也不肯执行这些命令。如此高调的姿态使得威利斯成为了白人团结的公开斗士，也促使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辞职。但是这些姿态同时又恰好赶上了华盛顿大游行与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于是另一股截然相反的情感力量打破了芝加哥的种族距离。（用芝加哥民权领袖蒂缪尔.布莱克（Timuel Black）的话来说：“然后伯明翰出了事，这件事改变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派白人跨越了种族立场的分界线，近三千名芝加哥人乘坐火车前往华盛顿朝圣，并且对来自南方的迁徙移民产生了高度认同。他们带回的热情如此广泛且明显，以至于戴利市长指示民主党选区的队长们容忍了一场为期一天、针对芝加哥学校条件的抗议。

1963年10月22日，一万名示威者游行到教育委员会门前要求威利斯学监辞职，并且打出标语指责他是个偏执狂：“威利斯与华莱士有什么区别？”虽然这样的声音在空旷的芝加哥不过是个小插曲，但是在同一天悄然发生的另一件事却震惊了示威的旁观者与参与者们：法院下令进行的学校种族统计公布了结果，显示黑人少年儿童在公立学校的536163名学生当中几乎占了一半（46.5%）。同样在这一天，近二十五万名黑人学生进行了罢课活动——官方统计的罢课人数是224700人。这次招生普查好比一束耀眼的光芒，照亮了长期处于公众意识阴影下的移民数量积累。《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向读者保证“黑人在芝加哥仍然是少数”，并且敦促戴利市长与各所学校的董事会“切莫屈服于麻烦制造者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们也在抗议结束后出现了分歧，因为谁都没想到罢课的实际规模居然达到了预期的十倍，只差一点就可以宣称芝加哥的全部黑人学生都参与了本次罢课。1964年芝加哥又举行了一次后续罢课活动，这次没有得到协进会以及其他团体的支持，听命于戴利市长的组织更是积极反对。此外这次参与罢课的学生人数约为十五万，民权联盟内部对于怎样看待这个数字展开了相持不下的辩论，一方认为只有这么多学生罢课令人失望，另一方则认为还能有这么多学生罢课实在很可观。随着民权谈判者将目光投向1965年之后——届时威利斯学监的第三个四年合同将会到期，他本人也将会退休——针对北方的贫困与种族隔离问题的普遍态度陷入了一厢情愿的漠然。《商业周刊》主张：“许多黑人通过迁往城市改善了他们的命运，但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南方农村。”《芝加哥每日新闻》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支持塞尔玛示威，同时又对比明显地否定了芝加哥当地爆发的糟糕记忆，认为这些爆发“使得芝加哥的大部分人交替感到害怕与无聊”，并且庆幸于芝加哥的抗议联盟“就一切效用目的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