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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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想知道自己是否以某种方式冒犯了金。他在四月底指出自己与民权领袖们失去了联系。他对一名助手抱怨说：“通常他们要么会告诉你某某做法很糟糕，要么会说你干得不错。可是这几天我们却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眼下约翰逊特别希望得到帮助，为即将在七月生效的1964年《民权法案》的平等就业部分聘请执法官员。潜在的候选人一想到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在这项任务面前退缩不前，因为这项任务估计会得罪这个国家的主要雇主。“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约翰逊抱怨道。“我得找几个好人才行。”他下令将又一批塞尔玛演讲稿送到民权领导人那里，以便分发给有志投身于此的新人们。

在伯明翰市中心，4月30日星期五，神学院学生朱迪思.乌法姆参加了针对阿拉巴马州主教卡彭特的纠察示威。出门的时候她很不明智地穿了高跟鞋，很快就不得不脱了鞋走路。她与丹尼尔斯和三位圣公会牧师一起在卡彭特教区的石砌总部外外面游行了四个小时，手里举着反对种族隔离的标语牌。大多数行人都避开了他们，还有一位老太太冷酷地希望他们的孩子生下来都是黑人。也有几个人停下来阅读他们的传单，或者与他们讨论对于卡彭特主教的不满。此前乌法姆与丹尼尔斯与卡彭特交涉时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提到他们在圣保罗教堂遭到了辱骂，卡彭特则在在回信当中要求他们提供辱骂的“确切措辞”，并且声称：“我无法想象塞尔玛圣保罗教堂的好人在你面前使用猥亵语言。”两位神学生在周二的一次私下觐见当中不情愿地服从了这项要求，并且表示侮辱只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圣保罗教堂依然奉行种族隔离的礼拜仪式。卡彭特则坚持认为是他们拘泥于不相干的细节。他宣称，坐在后排座位以及最后领取圣餐都是小事，应当将其作为基督徒谦卑的象征来加以接受。他建议他们“闭着眼睛去教堂，只管敬拜主，不要找缺点。”他还在调笑之余略带戏谑地将乌法姆称作“老姑娘”，让两位神学生大跌眼镜。两人在给卡彭特的回信当中恢复了不卑不亢的态度——“谦卑不等同于羞辱……我们仍然会为您祈祷。谢谢您昨天招待的优质咖啡！”——但是这次卡彭特并未出面，而是把他们晾在了门外。回到塞尔玛后，两人又与吉姆.莱瑟尔一起参加了一场种族融合的天主教仪式。尽管乌法姆对这位来自萨吉诺的独腿游行者充满了敬佩，但是莱瑟尔的举止还是让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反感。她觉得莱瑟尔有些自以为是，让人联想到卡彭特主教。她再一次勉力应付着难以捉摸的兄弟会规矩。

同样在4月30日，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跟踪发现克莱伦斯.琼斯抵达了亚特兰大机场，为的是恢复金与非学委领导层之间的休战谈判。歌手哈里.贝拉方特在双方断绝往来十天后进行了调解。双方发泄了熟悉的争端，贝拉方特认为，由于塞尔玛引起的关注，这些争端变得“更加戏剧化了”。会议结束时，詹姆斯.福曼起草了金与刘易斯之间的合作声明，贝拉方特公开评论道，“不能让这些分歧恶化下去。”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告诉非学委的同事，金承认他还没想好应当如何解决未来的经济问题。卡迈克尔表示：“我认为那些家伙说的是实话。贝弗尔和贝拉方特想进行抵制，金不这样认为。”回到塞尔玛，卡迈克尔和斯科特.B.史密斯周日晚上在麋鹿俱乐部再次碰到了乌法姆与丹尼尔斯，史密斯向两人借了十美元，卡迈克尔表示等到5月3日的选民登记日，欢迎他们来到朗德斯县帮忙。

到了5月3日星期一，丹尼尔斯和乌法姆来到了海恩维尔，他们在一座水塔跟前看到了法院的白色圆顶。法院周边停满了汽车，警察巡逻车和美国政府的公务轿车在周边逡巡，法院广场上还有很多当地人正在来回转悠。他们来到法院都是为了旁听当天开始的维奥拉.柳佐谋杀案审判。两位神学生本能地避开了这些人，转而向两个街区之外的老监狱门外的黑人登记申请人队伍靠拢。他们在那里见到了约翰.胡莱特——当前仅有的两位通过登记测试的黑人之一——以及一位侃侃而谈、精力四射的卡迈克尔。此前卡迈克尔给两位神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存在主义者，满口都是关于约翰.布朗与耶稣的非主流理论。但是眼前这位卡迈克尔身上却见不到一丁点哲学气质，简直判若两人。他操着一口加勒比海口音鼓励着身边的未来选民们，轻描淡写地普及着花哨的测试词汇以及针对黑人的特别恐吓，毫无挂怀地把非学委的纽扣递给维持秩序的治安副官们。但是一得空闲他就将丹尼尔斯和乌法姆拉到一旁低声告诫他们赶紧走，因为这个地区对于白人民权义工来说太不安全，于是两人仅仅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离开了。一百五十名申请人等待了一整天，佩枪的登记员处理了的中的六十人，并且接受了其中九人成为最新的黑人选民，让微不足道的黑人选民数量又略微增加了一丁点。

在海恩维尔举行的审判持续了一周，没有一个黑人敢于出席旁听。阿拉巴马三K党的帝国巫师罗伯特.谢尔顿（Robert Shelton）坐在被告科利.勒罗伊.威尔金斯旁边的辩护席上，联邦调查局督办乔.沙利文带着主要证人加里.托马斯.罗进入法庭，两人身边护卫严密，因为此时罗身为联邦调查局线人的身份已经众人皆知了。麻雀飞进打开的法庭窗户，在高挑天花板下方的空中相互追逐，有时栖息在法庭后方角落的一处三角铁遗迹上，那里曾经焊接着一个装囚犯的笼子。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被告律师、三K党大骑士马特.墨菲身上——他也是密西西比州小说家沃克.珀西的表哥。墨菲的开场辩护仅仅草草地持续了二十一分钟，而且越说越生气。到最后他干脆怒吼着掏出手枪当庭挥舞，将帽子扔到地上使劲踩，并且冲着检方破口大骂起来。他谴责受害者柳佐是“一个白皮黑鬼，她把她的车交给了一个黑皮黑鬼，为得是来回运送黑鬼与共匪。”他指责证人席上的勒罗伊.莫顿“在毒品的催眠作用下”干出了黑白交媾的丑事，然后又亲手射杀了柳佐。更激烈的是他还弹劾明星证人罗是个骗子，“像响尾蛇一般奸诈……拉皮条的叛徒，卡斯特罗的走狗，这还只是我知道的。”因为罗违反了保护三K党秘密的入会誓约。

《纽约时报》指出，“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没有人为那个死去的女人说一句好话。”首席检察官承认，“以这个女人和一名黑人男子同坐一辆车为由”为柳佐谋杀案的嫌犯开脱的情绪很普遍，但他警告陪审团不要因此开创为杀人犯脱罪的法律先例，否则可能会对包括陪审员在内的种族隔离旅行者产生反作用。他最后抛出的论点是，无罪投票将有利于任何“看到你开车送你的黑人女佣回家，或者看到你的妻子开车送她的厨师回家”的潜在路边杀手。人们认为这套说辞很有创意，但是过于牵强。总检察长卡岑巴赫私下里已经做好了败诉准备，就算只有一名陪审员投票支持谋杀指控，他也认为控方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可是这次的陪审团居然没有迅速达成无罪判决的共识，而是延长了审议时间，如此意外的结果登上了第二天的头版新闻。然后到了5月7日，足足有十位陪审员主张按照过失杀人指控为嫌犯定罪，只有两人反对。大出所料的检察官们发誓要为下一次审判做准备。

身为陪审员之一的农民埃德蒙.萨利（Edmund Sallee）告诉记者，其他陪审员很反感墨菲在法庭上的滑稽行为，感到 “遭受了侮辱”；他对于已故受害者的恶毒谩骂在陪审员们听来也很不入耳。由于至今未能给三K党被告定罪，这十二名白人男性确实满足了人们对于朗德斯县的公然种族隔离主义者的预期，但是身为陪审员的责任已经推动这十二人突破了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固有认识。此前有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5.2%的美国妇女认为维奥拉.柳佐“应该呆在家里”。《女士家庭杂志》的编辑们对于这一结果感到惊讶，于是召集了一群随机抽样的北方妇女参加讨论。讨论氛围在各种疑虑与顾虑当中紧张地上下浮沉，参与者们最普遍的反对意见包括柳佐抛下了她的孩子，或者对于“她家后院以外的问题”了解不够，或者她的行动没有得到“她丈夫的许可”，或者她应该采取不那么极端的抗议形式，例如“取消报纸订阅”。但是接下来有一位妇女承认曾经将孩子交给保姆照顾，自己去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俱乐部旅行，之后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主张，例如没有哪个家庭会因为丈夫投身于抵抗纳粹之类的重要事业并且中枪牺牲而感到怨愤，又或者柳佐“可能认为她的事业比她丈夫去打仗更加有力。 ”一位独立拥抱风险的中产阶级母亲此时还是立足未稳的新生事物，这一点致使柳佐的牺牲在人类尺度上具有的普遍意义不可能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发广泛兴趣。

至于加里.托马斯.罗，海恩维尔陪审团比起站在民权斗争任何一方的旁观者都采取了更明智的观点。几位陪审员说，只要罗对自己参与的犯罪行为认罪，他们就能赢得剩下两位反对定罪的陪审员的支持——两人都来自迪波西特堡，性情非常顽固。老练的南方人出于恐惧与蔑视而忽略了这种细微差别。阿拉巴马州没有律师愿意为罗辩护，因为大骑士墨菲发誓要把罗从藏身处揪出来面对复仇。此人在5月中旬起诉罗，要求他支付叛离三K党之前的法律费用。司法部长卡岑巴赫通过美国律师协会的门路说服了一位保罗.约翰斯顿（Paul Johnston）（1930届哈佛大学毕业生，1933届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为罗辩护，结果他所在的伯明翰卡巴尼斯、约翰斯顿、加德纳与克拉克律师事务所（Cabaniss, Johnston, Gardner & Clark）的其他合伙人——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和兄弟——立即一致决定将他驱逐出这家他毕生执业的律所（“你拒绝遵守公司其他成员的一致决定，”遣散信中说）。全国各地的知名律师与法官纷纷向约翰斯顿表示同情，但是却都不肯接近他。阿拉巴马州的同行们也纷纷排斥他，以此宣传他们与罗拉开了职业距离。罗不仅是出卖其他三K党徒的内奸，还是涉嫌种族谋杀的联邦线人，这两重争议身份致使他沦落到了里外不是人的境地。

企图为柳佐伸张正义的检察官强调了他们这位关键证人的积极一面，而联邦调查局官员也欣然配合，隐瞒了罗作为受保护的联邦线人的五年暴力生涯。直到1979年，美国司法部的一个特别小组才发现，罗在宣誓如实作证之后曾经多次谎称自己在派系林立的三K党肮脏阴谋当中的作用*，而联邦调查局的主管们掩盖了他担任线人时的几乎所有事实，仅仅披露了最基本的内容。二十多年后，伯明翰历史学家黛安.麦克沃特（Diane McWhorter）将会研究罗的联邦调查局记录的详细内容——包括他声称在1963年杀了一个黑人的言论——并且发现回头看去很难分清哪些内容遭到了淡化，哪些遭到了纵容，哪些遭到了夸大，哪些遭到了洗白。只有一位同时代记者提到了柳佐案审判对于罗的卧底工作的匆匆一瞥。这位伊内兹.罗布（Inez Robb）写道：“如果我们接受控方对于谋杀案的描述，那么罗出现在涉案汽车里这一事实在道德层面上实在令我烦恼不已……罗在卧底时奉行了怎样的秘密命令？他的上线究竟希望他怎么做？参与犯罪？只观察不动手？还是积极阻止谋杀？“她的结论是：“笔者认为联邦调查局欠国家一个解释，调查局应当说明它在柳佐案当中起到的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5月14日三K党在警方安排下殴打自由乘车者的时间。一张新闻照片显示罗在长途汽车站殴打一名受害者。这张照片使得负责操控罗的探员们十分担忧，但他们还是向联邦调查局总部保证，他们的线人没有参与暴力。】

罗布于5月17日发表的专栏刊发在了132家报纸上，也落在了J.埃德加.胡佛的案头。一起呈交给胡佛的还有一份针对罗布的调查报告，认为罗布此前从未散布过“任何贬低性质的信息”。胡佛的记忆则大为不同：“早在三四十年代，当我还在迈阿密时，她就诋毁过联邦调查局和我个人。”接到这条批示之后，调查局官员开始查阅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档案。胡佛探测批评的触角极其灵敏，堪称传奇。工作人员在泛黄的故纸当中再次找到了足以表明传奇不虚的证据：1940年3月5日，罗布曾在专栏当中指责胡佛这位拥有“最美妙的棕色眼睛”的顶级政府官员一边在佛罗里达黄金海岸赌场的黑帮控制区度假，另一边还发誓要打击犯罪。胡佛的副手们一如既往地遭到了责备，他们回来后建议迪洛克与伊内兹.罗布联系一下，从而“澄清”罗的问题。

“不，”胡佛潦草地写道，否决了一项可能引起进一步调查的命令。“她就是个‘婊子’，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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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华盛顿喜来登公园酒店举行了一场大规模越南问题教学示威。现场安排了一场辩论，代表美国政府的主要辩手是邦廸，但是他却无故爽约了。《纽约时报》打出了令人生疑的标题“由于‘其他职责’，邦迪无法出场”。《时代周刊》报道说，白宫官员“对于需要保持沉默感到不舒服”，但是仍然“不能以任何方式讨论邦迪先生的下落”。（此时邦迪偷偷跑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秘密休战谈判，约翰逊总统于4月28日向那里派遣了美国军队去平息初露苗头的内战。）候补辩手在五千名现场听众面前取代了他的位置，辩论现场通过连续转播的无线电信号与三十五个州的122座大学校园教学点的十万名听众相连。密歇根州的埃里克.沃尔夫教授（Eric Wolf）是反战阵营一方的主辩手，代表七周前第一次教学示威时建立的委员会发言。他主张这场辩论是“民主的生命线”：目前关于越战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种主张越南政策对普通公民来说太过复杂，另一种主张认为越南问题就如同善恶之分那样简单明了。这一矛盾迫切需要得到化解。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昭告全社会，美国公民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为政府的现行政策辩护。他警告说，在越南“无论是扩大事态还是全面撤出都必然造成极其确定且非常可怕的后果”，忽视这一点是愚蠢的。扩大事态会招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撤军则背叛了反对越共的越南学生、教授与知识分子——“像我们这样的人”。他尤其著名地指出，“如果我们把现在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军陆战队送到南越，我们在这两个国家的处境都会更好。”记者们强调了发言人的身份与发言效果：施莱辛格是一位肯尼迪时期的民主党员，眼下正在体制内部批评约翰逊的做法。但是以反战立场为主的现场听众并不满意施莱辛格总体上支持在越南展开军事行动的立场，并且纷纷报以嘘声。他建议采取补充措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当然，这样做也“不能保证肯定会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但是生活本来就做不到尽善尽美。”嘘声变成了沉默，然后又变成了零星掌声。“我很高兴大家能在存在主义层面上认可我的说法，”施莱辛格诙谐地说道。

与大多数其他校园辩论一样，这场展示性的全国教学示威在电台转播终止之后还继续进行了约九个小时。演讲者仅限于教授和政府官员的形式为专栏作家彼得.利萨戈（Peter Lisagor）所说的“书呆子之战”定下了低调的学术基调。日后将会1971年向报界泄露五角大楼文件并且因此成为一名载入史册的反战异议者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此时依然支持战争。他为国务院争辩说，这场战争可以而且应该打赢。伯克利大学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教授（Robert Scalapino）则代表邦迪提出了一套复杂的方案，“其出发点在于最大化你们和非共产主义世界共同拥有的基本利益。”

在北美大陆另一端的伯克利大学，一批发言更刺耳且来路更广泛的发言人在下一个周末冒着断断续续的雨水连续举行了将近三十四个小时的演讲。斯卡拉皮诺教授抵制了这场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教学示威，认为这是在他任职的校园里发生的“悲剧”：“所有真正的学者，无论他们对越南的看法如何，都应该予以反对。”耶鲁大学的斯陶顿.林德（Staughton Lynd）谴责斯卡拉皮诺的立场是懦弱的精英主义。演讲现场可谓鸿儒荟萃不见白丁。儿科名医本杰明.斯波克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阐述了核毁灭的威胁。特立独行的记者I.F.斯通（I.F.Stone）兵来将挡地回答了一连串关于殖民干预的问题，从拿破仑战争一直谈到苏联入侵匈牙利，并且直面了对于“不可逆转”的共产主义的恐惧——通过警察国家的模式，他确实注意到共产主义大环境一旦形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冻”，但他依然相信民主参与和自由思想（“杰斐逊对我来说是一个终极的、远比列宁伟大的人物”）足以解冻暴政，“不该试图用封锁和仇恨来扼杀它们。” 小说家诺曼.米勒将林登.约翰逊描绘成了一个嚼着玉米面烙饼的土皇帝，“出于秘密睡眠滋生的、疯狂的优柔寡断”而被吸引到越南。然后他突然调转话锋，转而鼓吹起了孤立主义乌托邦，然后又发出了“同样富有远见的”战吼，主张不要依靠高空轰炸机来进行越战，而是彻底凭借雄性气概压倒敌人——“像男人一样战斗！跟越共来一场男子汉之间的战斗！”——这段说辞与他刚才散播开来的不少意象都不太搭调。

好几位伯克利大学演讲者都有民权运动背景。查理.科布刚刚帮助朱利安.邦德在佐治亚州议员特别初选当中赢得了毫无征兆的胜利，他朗读了一首为女友写的关于塞尔玛和越南的长诗：

因此，不要仅仅为杰克逊和里布哭泣

还有施韦尔纳、古德曼、钱尼或李

为所有母亲哭泣

铁锹拿在她的手里

想要挖掘一处容身之地

打量着她们的死者

她的痛哭是因为血流满地

是因为许多条生命被人夺去

在这个国家的标准程序中

这个国家不属于我们……

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可敬的六届社会主义总统竞选人兼前任长老会牧师——因为痛苦的预感而悲伤。他预感到美国的白人教会不仅未能及时走上民权道路，而且很快还会进一步堕落到为暴力寻找借口的地步，再一次扮演起“他们熟悉的角色：反对所有战争，不过他们参与的战争除外。”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将越南的不祥之兆与加州刚刚以压倒性优势批准的第14号提案相提并论。该提案废除了该州新出台的公平住房法，与1964年全国选举的大势截然相反。“这意味着，”格雷戈里喊道，“加州无非就是长着棕榈树的密西西比！”

5月22日星期六晚上临近休会时，格雷戈里以神秘且模糊的赞美介绍了一位惊喜发言人鲍勃.帕里斯，称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坊间传说帕里斯放弃了摩西这个名字，从而摆脱他在密西西比州非学委的四年先锋岁月的负担。他的几句轻声细语对于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们来说确实与众不同。“我在美联社的新闻稿中看到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海军陆战队俘虏共匪反贼’。我看着那张照片，我看到的是一个黑人小男孩靠着铁丝网站着，背后有一位魁梧的白人海军陆战队员拿着枪。”摩西恳请伯克利的听众们亲自应对政治标签问题，首先是写信——“你们所有人都该写”——给一位海泽尔.帕尔默（Hazel Palmer），她曾经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名女仆，现在是密州自民党的创始成员，摩西相信未来她还会在密西西比州成为一名黑人女性市长。他给出了一个位于杰克逊市法里什街的收信地址，还推荐了一份问题清单。“你做过什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是什么让你认为你可以帮助管理一个政党，而不是在别人的厨房里帮厨？”他主张，通过理解帕尔默这个人，他们可以将南方“当做望远镜而不是避雷针”，用来理解而不是回避问题。和平运动可以从帕尔默这样声名不显的国内领导人身上学到如何看清越南所代表的第三世界的面貌。“这个国家的人们认为他们在越南与共产主义斗争，而共产主义又体现了这个世界上的邪恶。这是他们的深切信仰，这也是他们在报纸上经常读到的内容。你必须准备好为他们提供一个不同的现实。”

对于刚刚兴起的越战抗议活动的新闻报道坚决拒绝将反战与民权扯上关系。周日的《旧金山考察报》完全忽略了伯克利的马拉松演讲。《纽约时报》提供了主流媒体当中最详实的报道——“33小时的教学示威吸引了10000人”——文章一开头就描写了一位“眼冒金星、胡子拉碴的年轻人，摊开手脚躺在草地上。他的灰色运动衫上写着‘要做爱不要作战’。”接下来的一段文字描写了附近“一个黑色直发、打赤脚的女孩”，她“平淡地问身边男友，‘他们哪来的这么多话可说？’”

种族运动本身的紧张掩盖了关于将新的见证投射到现行政治秩序当中的标志性教训。更有甚者，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很快就臭名昭著地背离了旨在支持密西西比州非暴力志愿者的快速战斗。在不久前的三月份——也就是塞尔玛血腥星期天的四天前——一名当红喜剧演员兰尼.布鲁斯的粉丝想要测试一下来之不易的政治辩论环境究竟成色几何，于是独自一人扛着一块标语牌走进校园，牌子上写着一个硕大的“操”。此人旋即被捕，致使整个校园为之哗然，立场各异的学生们纷纷展开了顽皮的抗议。左派学生遵照正当程序成立了“操他妈的辩护基金”，右派学生社团加州保守派协会举行了“操翻共产主义”游行，中间派的英语专业学生们则公开朗读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中“操”字较为密集的段落——这三拨学生都遭到了逮捕。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基于原则召开了辩护集会。会场上有些人忍住了说脏话的冲动。另一些人则反对大学的虚伪做派：不久前的一次兄弟会竞赛起了一个极其恶俗的名称——“逼多多小姐大赛”——可是校方却置若罔闻。四月与五月期间，全州范围内的闲人都在嘲笑改良过后的“肮脏言论”运动，学生领袖们则争论着淫词秽语的叫嚣是否玷污了他们的事业。一个教师团体称他们为“道德白痴”，指责他们过于迷恋自己的浮夸表现，却不去衡量这些行为的现实后果。在越南教学示威几天后，加州众议院议长杰西.恩鲁（Jesse Unruh）针对伯克利的“言论自由”和“言论污秽”起义进行了全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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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于5月20日在纽约的美国酒店举行了演讲。演讲开始前的一通炸弹威胁致使酒店暂时疏散了全部人员，演讲结束后他私下拜见了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希望副总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眼下投票权法案正在参议院面临封锁，金想知道约翰逊政府已经确保了破局所需的足够票数。此时让金担心的事情有很多，比方说之前他很不自在地批准了SCOPE项目，现在总是担心时机选择的不好。如今投票权立法的颁布时间很可能延后，今年夏天很可能无法进行第一次大规模黑人选民登记，这样一来何西阿.威廉姆斯就要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按兵不动，哪怕消磨士气也要约束住几百名新志愿者，要么在毫无法律保护的前提下将这些志愿者扔进南方治安官的血盆大口里面。另一方面，金也在催促瓦赫特尔尽快完成针对即将回归北方顾问团的斯坦利.利维森的委员会“审查”，而瓦赫特尔则与贝亚德.拉斯廷暗中串通，故意拖延审查过程。尽管当年他与利维森被金的贴身圈子里的其他人戏称为犹太双子，但是利维森的长期流放还是在两人之间造成了隔阂。如今瓦赫特尔觉得利维森将会通过他与金之间的独特个人纽带再一次获得影响金的不公平机会，比方说金现在又开始在午夜过后与利维森进行长时间电话交流了。

还有另一个相关方面的问题也让金非常烦恼：有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将会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对他发动一轮舆论攻击。于是他说服老朋友阿奇博尔德.卡利法官继去年在他与胡佛之间斡旋调停之后再次替他出面，在前一天从芝加哥飞到联邦调查局总部试图阻止此事。负责接待的迪洛克事后写道：“我在这时打断了卡利博士的话，并告诉他……联邦调查局事务繁杂，没那个闲工夫去发起诋毁金牧师的运动。”迪洛克声称他列举了金在批评胡佛时的一系列“不当”行为，将卡利的说辞堵了回去，然后在打发掉卡利之前还提醒他，“金与其他民权工作者欠联邦调查局一笔他们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激之情。”回来之后卡告诉金，他应该更加努力地赞美胡佛。卡利是著名的法官，也是金老爹的熟人，此前他依靠一心一意的阿谀奉承消解了联邦调查局档案当中针对自己的颠覆性指控，甚至还得到了胡佛的接见与胡佛亲笔签名的二人合照，对此卡利则回报以充满溢美之词的回信。他建议金下次在胡佛局长面前只聊闲话，莫谈公事。另一方面，胡佛则罕见地表扬了迪洛克——“此事处理得很好”——并且迅速授权向合众国际社的南方首席记者泄露有关金的机密窃听信息。这些信息即既来自电话窃听也来自室内窃听器。

金在美国之家酒店面向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两千名成员举办了关于非暴力的正式讲座。他试图消除大众的印象，即示威者声称可以为了追求“专属于黑人的利益”而违反法律。他主张民权运动源自一项更伟大的遗产，可以追溯到女性投票运动甚至波士顿茶党。如今民权运动更是贡献了适用性广泛的全新公民互动形式，例如教学示威。金还区分了非暴力与传统的公民不服从，他认为前者的目的不是违抗宪法而是履行宪法。他还将民主制度本身也描绘成了某种非暴力政治形式。人类历史缓慢地从原始征服走向共识投票，民主涌现自这一过程并且不断得到完善。金断言：“非暴力行动与民主遵循同一条公理：任何群体为了实现自身权利而进行的适当且公正的斗争都会扩大所有人的权利。这一因素使得民主与非暴力行动都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与创造性。”

这些都是困难的话题。当金飞回亚特兰大的时候，这场演讲在《纽约时报》的底页上留下了一则神秘的通告——“金博士审视权利与法律：认为黑人知道他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5月21日，密歇根州参议员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提出了关于投票权法案的投票表决申请。在这股乐观主义浪潮之下，金却在自家教会发表了一篇关于悲伤的布道，令听众们心神不安。5月23日星期天，金告诉以便以谢教会的信众们，“失望是我们凡人生活的标志。”他与会众们交流了无法触及的伤痛，勾勒出了一幅冷漠之辈的黯淡绘像。他警告会众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人：“他们如此心不在焉，甚至都做不到自私；同时又如此死气沉沉，因此同样做不到无私。他们的手如此麻木，甚至对于可爱婴儿的触碰都没有反应。”他触及了底线，然后又通过着重强调地重复耶利米书中的惯用经文将绝望逼到了角落：“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他建议会众们永远不要回避羞耻或者失败，而是要“把它放在你思想的中心，然后大胆地盯着它。”从内心出发，他们可以通过驾驭痛苦与责备的能量“把这种负担变成资产”。金告诉会众们，“永远不要忘记，我的朋友们，几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编织进上帝的目的。”他的声音聚集了节奏与力量。正如另一次关于棘手邪恶的标志性布道那样，金列举了一系列从苦难与忏悔的深谷反弹到荣耀巅峰的珍贵历史人物。“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山顶！”他喊道——日后他还将会在孟菲斯为后人重复这些话。“上帝允许我活过这些年。现在无所谓了。无论现在发生什么都无所谓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他重温了投身民权运动的过往十年人生，最终以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大进军收尾。“我站在杰斐逊.戴维斯站过的地方，宣称南方邦联的老摇篮现在正在摇晃。迪克西早晚也会长出一颗人心，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行动。”

到了下一周的星期二，距离金的蒙哥马利大进军胜利演讲整整过了两个月，参议院以70比30的票数正式结束了南方针对投票权法案审议的封锁。当天晚上，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缅因州路易斯顿的一座旧曲棍球场再次对战桑尼.利斯顿。尽管赛前舆论普遍看好利斯顿，但是阿里却在开赛后第二分钟就一拳将他放倒在了地上，此时三千多名观众尚且没有全部入座，好些人甚至都没看到致胜的一拳是怎么挥出去的，气得他们大喊：“假打！假打！假打！”半天缓不过神来的体育记者们很快就对这场比赛留下的标志性形象产生了分歧——皮肤闪亮的阿里挺立在拳击台上，低头俯瞰着被自己用一记“幽灵拳”放倒在地的利斯顿，炫耀地勾起了戴着拳套的右拳——这张照片将人们对于肤色与暴力的惯常看法掀了个底朝天，引发了无数观念冲突。与此同时，阿里的“战略顾问”、著名黑人演员斯蒂芬.费奇特（Stepin Fetchit）则在阿里的拳台角落欢呼。拳击场边的狂欢为这位传奇演员的预言赋予了疯狂的力量，此前他预言阿里将会成为全体美国人的英雄，尤其还会成为各位体育记者们的英雄。就在开赛之前，他刚刚用一则关于“汤姆叔叔”的调侃将各位记者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汤姆叔叔不是劣等黑人，”费奇特纠正道。自从1927年以来，费奇特一直在好莱坞电影当中塑造“迟钝黑皮”的角色，这天晚上他却亮出了机敏犀利的另一面：“他是一个白人的孩子。他的真名是麦克弗森，他住在哈丽特.比彻.斯托家附近。汤姆是第一位黑人社会改革者与融合主义者。真正的劣等黑人是桑波。”

席卷全国的两场暴风雨在5月26日星期三汇合成了一片。这一天麦克乔治.邦迪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回到了华盛顿。得州参议员约翰.塔尔（John Tower）带头大声疾呼，要求针对路易斯顿拳赛展开联邦调查，因为这是体育界的“最糟糕时刻”。他还指控“对于公民所有的电视广播的利用，使得拳击能够以其目前这种高度可疑的形式存在。”塔尔也是当天仅有的两名投票反对参议院最终通过投票权法案的共和党人之一。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在投另一张反对票之前哀叹参议院将会沦为“宪法和法治的最后安息之地，因为在我主1965年，它们将被情绪的铁锹埋葬在权宜之计的堆积之下。”被击败的南方民主党人也悲鸣道，对于投票过程的 “联邦独裁”必将巩固他们的领导人、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早在1964年《民权法案》问世时就做出的预言：“平凡普通的”南方白人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贫困。讽刺的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皈依伊斯兰黑人教派后，拉塞尔是少数公开为他说话的国家级人物之一，因为阿里也反对种族融合，明知这一立场“不受欢迎”。另一方面，《纽约时报》虽然为了民权议题奔走呼号，但是对于路易斯顿拳赛与阿里本人却都不屑一顾*。报纸头版刊登的两篇报道彰显了报社对于阿里的厌恶。一篇是新闻：“克莱-利斯顿拳赛引起广泛调查呼声”；另一篇是文辞尖锐的社论，希望“克莱与利斯顿短暂而温和的交锋”能够结束“此类运动”。

*【《体育画报》的编辑研究了这场比赛的录像之后认为，阿里以“一记惊人的右拳”光明正大地击败了利斯顿。他们批评新闻界本着不分青红皂白的狂热抨击这场比赛，根本不管比赛究竟是否当真堪称残暴，“这种做法近乎歇斯底里。”《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利普斯特（Robert Lipsyte）也感到很尴尬，因为他的报纸坚持把阿里称为凯瑟斯.克莱。按照惯常做法，某人如果给自己起了艺名或者化名，那么新闻报道也会采用这些名号以示尊重。例如当红女星劳伦.白考尔就不会被被新闻界称作贝蒂.珀斯科，教皇更是只会被人以法号相称。新闻界坚持以原名称呼阿里，也就意味着拒绝承认他的身份】

参议院通过投票权法案之后，约翰逊总统“代表一个振奋的国家”公开表示感谢，并且敦促众议院迅速达成一致。没有人怀疑他的话的力量。《时代周刊》记者汤姆.威克（Tom Wicker）在那一周的总结文章中写道，约翰逊的国内计划拥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以至于强大的批评声音几乎不存在”，他对于涉及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喧嚣的掌控“让国会看起来仅仅是他脚下的另一个侏儒”。此时的美国正在经历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局势甚至政治语言都在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克将约翰逊描绘成了一个象征国家力量的巨人：“事实上，林登.约翰逊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约翰.韦恩角色。[他]看起来有20英尺高——而他真正的身高不超过10英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