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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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星期六，金在北方测试了另一个潜在的民权运动地点，也就是芝加哥。他在芝加哥举行的由二百二十名神职人员参加的跨宗教早餐会上宣称：“如果你想让一项运动取得进展，就必须得到布道人的支持。”共有六十名白人参加了这次启动仪式，其中有许多赶在安息日礼拜之前聚集在此的犹太人，包括保守派犹太教堂协会的全国主席、KAM圣堂的雅各布.温斯坦拉比（Jacob Weinstein），他刚刚参加了一个赶赴西贡的跨宗教考察团，当天带来了写给金的越南和平请愿书。前来参会的黑人都是当地浸信会的少数派成员，他们至今依然不肯服从橄榄山浸信会的J.H.杰克逊牧师。这位“黑人教皇”在1961年将金称为叛教者，并且将金以及两千名支持民权的牧师一起赶出了全国浸信会大会。对于那些熟悉布道坛政治的隐秘世界的观察家们来说，芝加哥的杰克逊牧师是一座令人生畏的障碍，因为他与戴利市长一起行使着得到事实证明的、机器一般的权力。

金劝说在座的宗教领袖们为当前的事业“牺牲身体和灵魂”，然后在警察的护送和记者的跟踪下匆匆坐上了开往芝加哥南区卡佛公园的三辆汽车——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小时。警笛声很快响起，促使领导大会的先遣演讲者——阿博纳西、贝弗尔、民权教师多萝西.科顿、弗雷德.夏特沃斯——向前方的集会走去。这几个人又发动了一批热场的自由歌者。金到场之后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围绕事实种族隔离的挑战发表了二十分钟讲话：“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黑人都不自由。”接下来金走访了第48街与州街路口的一块砖铺操场，艾尔.拉比在前往此地的途中带着一位社区领袖向金简要介绍了罗伯特.泰勒住宅项目。操场上聚集了第二批五百名群众。穿着制服的小童子军等待着传递捐款桶。

金坐在三辆车的领头车里，依次赶赴了接下来的八个演讲站点，在天黑前驶过了186英里的城市街道。在此期间他的顾问贝亚德.拉斯廷十分难得地一直陪在他身边。拉斯廷从来都是一个很会逗乐的人，总是操着一口高亢的加勒比海口音一边耍活宝一边分析战术难题，凭借自身经验为金排解着混乱的压力。他在北方城市从事非暴力活动已有二十多年，很清楚哈林区代表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用来束缚金在城市地盘上展开竞争的霸蛮方法。1960年，鲍威尔拿着拉斯廷的同性恋身份当做把柄，迫使他离开了金的顾问团队。拉斯廷的工作经历遍及四个大洲，因此他的全球视野也有助于金在遥远战争导致的混乱滑坡当中诠释非暴力运动。不到一个月之前，金曾经支持过前往越南的跨宗教特派团。“让我赞扬你们……美国必须愿意与所有各方进行谈判……我们的枪支炸弹并不能证明我们热爱民主，只能证明我们仍然相信强权即真理。”这份电报确实作用不小，地位崇高的世界教会理事会主席、威斯巴登的马丁.尼莫勒牧师（“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的随行出访也显著壮大了访问团的声势，但是温斯坦拉比告诉金，最值得一提的还要数金的非暴力教官詹姆斯.劳森——十四名代表中唯一的黑人——因为他“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威信，为我们打开了许多大门”。访问团在越南的最主要发现是结识了一位释一行禅师，此人曾给金写了一封关于佛僧自焚意义的信。他认为这些耸人听闻的焚身大火并不是出于绝望、自杀乃至暴力的行为。大乘佛教憎恶自我毁灭，但是同时又教导人们生命不朽。待受戒众在正式受戒成为僧侣时都要在头顶烧戒疤以示虔诚。自焚只是更加极端地表达了越南民族超越战争虚无主义并且获得救赎的建设性希望。释一行写道：“倘若某人在经历烈火焚身的痛楚时依然还要说些什么，那么此人的话语必定伴随着最彻底的勇气、坦率、决心和真诚。”

拉斯廷一贯头脑灵活，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文化当中的非暴力因素。但是就连他也感到这封信理解起来十分吃力。释一行在信中承认，“火焰见证”对于西方基督教的良知来说想必很难理解。而且跨信仰代表团还现实地发现南越与北越政府也为僧人自焚给出了截然对立的理由——南越声称自焚受到了共产主义煽动，北越声称自焚是为了抗议反动统治——双方都将这一行为锁定在了传统恐怖当中。然而释一行却有另一番话想与美国客人说。此前他研究过阿拉巴马州的反种姓非暴力运动，发现多种宗教信仰都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回他挑战美国客人在越南践行一下佛教信仰：来自任何方面的战争都是比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殖民主义更大的邪恶。他们应该“不允许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学说被剥夺其精神要素。”他在写给金的信中引用了一位基督教神学家的个人呼吁：“你不能沉默，因为你已经在行动了；你之所以已经行动起来，是因为在你身上上帝也在行动——借用卡尔.巴特的说法。”

周六晚些时候，这场不间断的芝加哥接力赛在友谊浸信会结束——这座位于劳戴尔的气派教堂曾经是俄裔犹太移民的安设柯尼塞特以色列会堂。周日上午，金先后在两座教堂布道，之后抱怨自己感到筋疲力尽。于是自由歌手们临时加唱了一个小时，从而让金得以喘息，因为他的车队在当天下午还要走访六个站点。在查塔姆的一个购物中心，然后在卡鲁梅特公园，他敦促大批中产阶级人群记住他们身后那些挣扎在绝望贫困当中的人们。“达维斯并非因为他是个百万富翁而下地狱，”金如是讲解路加福音中的寓言。“他下地狱是因为他在拉撒路身边漠然路过。”直到黄昏，在普拉斯基大道的斯卡切尔烧烤店外，金恳求听众与他一起游行。“星期一就休息一天吧，”他喊道。“你们都知道，反正咱们吃苦受累也挣不了多少钱。”金遣散了大部分随行人员，让他们四下分散招募游行参与者，希望能压制住媒体关于最近市中心的抗议活动不到一千人的嘲讽。他本人则冒险沿着密歇根湖岸向北走了十七英里，来到了美国最富裕的郊区之一温尼特卡村。身穿棕色衬衫的纳粹分子在绿地上拉起了纠察线，警方在收到炸弹威胁后设置了保护性围栏。这里的夜间集会汇聚了上万人，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唱任何自由歌曲。领导大会附属分会主任C.T.维维安牧师一直在用利用翻来覆去的布道词《美丽的美利坚》的合唱来吸引他们。金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主题是克服国内外恐惧仇恨的道德义务。在返回芝加哥的路上，精疲力竭的金瘫在车里宛如死人一般。突然他抛出一个问题，吓了维维安一跳：“你认为我在谈论越南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吗？”

维维安嘀咕着搪塞了过去，然后笑了笑，意识到金又想看看手下员工毫无防备时的反应。平时金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采样调查某一群人或者某座城市的态度。金放下了这个问题，维维安也趁机改变了话题。“我刚刚听说弗农.约翰斯去世了。”

金很受打击。“约翰斯去世了？你确定吗？”

维维安表示消息的确属实。作为金在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的前任牧师，弗农.约翰斯的生平充满了传奇色彩，就连他在几周之前的死讯也是起于流言，兴于事实，终于传说。据说这位老人在临终前不久突然平白无故地出现在霍华德大学著名的兰金教堂，蹬着一双没有鞋带的鞋子，脱稿发表了平生最后一次布道，题为“死亡的浪漫”，随即去向不明，直到他的遗体几周后被陌生人发现。这场布道留下了录音片段。“我几乎不敢说这个话题，但我用不了一秒钟就能向你证明这是真的，”约翰斯咆哮着结束了他的抒情思考。“除非一个人来到他想死的地方，否则他已经被生活痛打过了。”* 维维安知道金当天演讲模仿了1949年约翰斯那篇戏谑而又深刻的布道“死后的隔离”，采用了其中关于拉撒路和达维斯的主题。金与维维安都是约翰斯的老相识，他们在车上分享了大量关于约翰斯的纪念故事。约翰斯是一位性情暴躁的先知，生前热爱摆摊卖菜。当年德克斯特教会最富有且最骄傲的两个家庭喜结连理，约翰斯却在婚礼现场门外卖起了西瓜，既是为了祝福，也是为了训诫。

*【“因为他必须得死，如果你必须得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而且这将是你做的最后一件事，那么你就被痛打了。因此与其害怕死亡，不如让我们向创作《死亡随想录》的年轻人学习。他不是一个老人，而是一个年轻人……我们应当通过每一天的生活来接近我们的坟墓，这样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服从于平生遇到的最伟大的事件，然后我们的灵魂最终将会毫无挂碍地抛开身体，如同抛弃一根破旧的羽毛一样。阿门。”】

周一早些时候，金取消了一场原定活动。当芝加哥的记者们遇到金时，他刚刚走出医生的诊疗室，面色苍白，还发着烧。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被诊断患上了支气管炎。“我需要休息，”他告诉他们，然后将当天余下活动的举办时间全都推后了两个小时。在密歇根湖畔的白金汉喷泉，金爬上一辆蓝色的卡车，向大约两万名咆哮躁动的游行者讲话。金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黑人北上流亡史：“我们唱着《去芝加哥》，直到我们的人在芝加哥就像密西西比一样多。现在我们看到了结果。芝加哥并没有变成新的耶路撒冷.……而是一座急需救赎与改革的城市。”接下来金与艾尔.拉比、迪克.格雷戈里以及天主教种族间委员会的约翰.麦克德莫特一起，带领着与路面一样宽的步行人群在巴尔博路上前进了一个小时，经由州街、麦迪逊大道以及拉萨尔街来到市政厅门前。金在市政厅门前进行了正式祈祷，希望能得到“关于我们的任务的更伟大愿景”，并且发誓会在需要时回来，然后飞往克利夫兰参加下一场北方民权测试。匆忙赶回芝加哥的戴利市长巧妙地将自己与金的分歧降到了最低：“我们必须根除贫困，这一点不可能有异议。我们要让使社区摆脱贫民窟，要在任何地方消除歧视和隔离，还要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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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星期一，约翰逊连续第六天召开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内阁会议。会后新闻秘书莫耶斯低声向总统请求，就算会议内容要保密，至少可以公布一下参会人员的姓名。但是约翰逊否决了这一要求。他咆哮着说记者们只会更加顽固地追问关于这些的线索。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紧张局势硬插进了当天的会场。从三月份开始，美军针对北越发动了代号“滚雷行动”的持续轰炸，到目前为止北越方面击落了五十五架美国飞机。照理说空袭难免承受战损，但是周末美军在距离河内东北部约四十英里处损失了一架F-4喷气式飞机，而且军事情报官员认为这是由苏联技术人员操作的新式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姆系统）造成的第一起伤亡。“你确定是俄国人干的吗？”约翰逊总统问道。拉斯克承认，在越南“杀死第一批俄国人”将会非常危险，但他与麦克纳马拉以及军事指挥官们都建议针对萨姆导弹阵地本身发动空袭，因为“您不能命令飞行员去轰炸，却不帮助他们返程。”

总统宣布休会，再次告诫参会人员要绝对保密，然后给他的朋友理查德.拉塞尔打了电话。“我们认为俄国人在操纵这些导弹，”他说。“但是我们不想谈论这个事。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新的防空导弹基地可以移动，因此更难击中。但是轰炸河内附近的永久阵地又会促使争斗不休的中国与苏联一致支持北越。约翰逊告诉拉塞尔，“根据我的判断，如果你轰炸河内，就会在十五分钟之内让他们全部参战。”他很警惕北越的战略。“我认为他们正试图诱使我们这么做。”

拉塞尔也没有讨论轰炸永久阵地的问题，而是谈起了是否轰炸移动阵地的当前选择。“好吧，我说就该动手，如果我们可以的话今晚就该将它们都干掉。但是我讨厌试图去寻找却错过目标。”他再次对约翰逊在整场战争当中的表现表示赞赏，特别是他预感到“这些该死的越南人”将会打着美军盟友的旗号躲在大后方，把战斗留给美国人。“天哪，这简直把我吓坏了，”拉塞尔承认道。

周一晚些时候，总统在内阁会议室重新召集了之前的参会人员。阿瑟.戈德堡在宣誓就任联合国大使数小时后要求总统向他保证，敌对超级大国的任何抽搐式举动都不会破坏外交解决的机会。中情局局长拉博恩报告说，苏联领导人“期待着我们主动出手”用炸弹来对付他们的导弹，因此很可能还有后招。克拉克.克利福德在戴维营向约翰逊总统论证了乔治.鲍尔的立场，敦促撤军以避免“我国的灾难”。但是随后他又在指挥决策遭到火力攻击的氛围当中推翻了自己原本的建议：“我们不会被赶出南越，我们可以通过干掉6号和7号向敌人展示我们的决心。”麦克纳马拉告诉总统，由这两个数字指定的可疑防空导弹阵地只是“半机动式”的，因此袭击得手的几率更高。

“干掉它们，”总统下令。当天晚上他给五角大楼战情室打了好几次电话——分别在周二凌晨1点、3点半和7点35分——询问任务报告，可是这些报告却让他的希望落了空。这次空袭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地面导弹击落了四十四架空袭飞机当中的六架，都是F-105，而且根据事后侦察显示，6号是一个假地点，而7号干脆是一块空地。邦迪得出结论，事先看到的移动防空导弹阵地“可能是DRV的陷阱”，DRV指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北越。

周二当天总统又参加了三次关于越南局势的秘密审议，第一次从上午8点40分开始。在休会期间，总统参加了合影留念，与他合影的人们包括意大利之子社团成员，新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以及一位从爱达荷州骑自行车来参加健身项目的童子军。接下来总统批准了对于马丁.路德.金感谢任命瑟古德.马歇尔的答复。（“我相信，是上帝派您在当前这样的时刻带领我们走出这片困难和痛苦的荒野，”金在路上口述的信中说。*）约翰逊还与哈里.杜鲁门通了电话，与亚伯.福塔斯会面了两个小时，并且签署了1965年《香烟标签法》，这项法律规定今后在每包出售的香烟上都要添加特定的健康警告。尽管有了旨在强调吸烟有害的强制措施，但是1966年的美国香烟消费量还是会上升到创纪录的5200亿根。由美国医学协会赞助的研究——从烟草公司拿到了将近两千万美元的资助——表明政府所谓的不良影响全都没有得到证实。相反，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领导的研究小组新近发表的论文发现经常吸烟有助于智力提高。诺奖得主、微生物学家、抗组胺药物的发明者丹尼尔.博韦告诉《时代周刊》：“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打算依靠抽烟来创造天才。我们只想帮助天赋较差的人们更轻松地取得令人满意的精神和智力发展。”

*【约翰逊批准的回信当中这样写道：“您那优美而慷慨的言辞一如既往地成为了力量与慰藉的源泉。终结压迫并且治愈压迫带来的伤痕的斗争不可能轻而易举，但是您充满勇气的领导确实使得这场斗争容易了许多。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全体国民的彻底解放是我内心最珍视的事业，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目标。没有任何其他事业——在我的总统任期内没有任何其他目标——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7月28日星期三，总统命令他的工作人员准备几条缓冲新闻，以便在中午时分宣布越南问题。全国讲话之前十二分钟，约翰逊亲自给亚伯.福塔斯打电话。“你的血压怎么样？”他腼腆地问道。

几十年后，越战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写道，约翰逊总统“无法隐瞒他的决定，但他可以压抑音量。”传记作者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而不是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扩大战争”，只透露了向越南派遣的十万新增部队当中的五万人，还表示可能很快就要派遣更多部队。尽管如此，在座无虚席的白宫东厅里，人们的期待还是凝结成了兴奋而又阴郁的一刻。总统宣称，无论前线距离美国多么遥远，无论缓解局势的希望多么强烈，都不应该“掩盖一个核心事实，即这确实是一场战争。”调查显示，当时全美国总共有2800万人正在看电视，只有4%的电视机播放的是其他节目。约翰逊认为：“一旦共产主义者们意识到——就像我们早就知道的那样——暴力不可能解决问题，那么和平解决自然就水到渠成了。”记者注意到，当他重提塞尔玛演讲时，伯德.约翰逊夫人捂着脸，几乎要哭了出来——“现在让我补充一则个人说明……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自从少年时代以来他就树立了人生目标，绝不愿看到这个目标“淹没在残酷战争的浪费性蹂躏当中……但我也知道，作为一名现实的公务员，只要还有人奉行仇恨与破坏，我们就必须有勇气去抵抗，否则我们将看到这一切——我们已经建立的一切，我们希望建立的一切，我们所有的自由梦想——一切的一切都将被征服的洪水冲走。这一幕同样不能发生。我们将坚守在越南。”

宣战演讲结束后，约翰逊总统不顾暗流汹涌，开始兴高采烈地开始处理其他事务。他介绍了他新近任命的美国之音主任，来自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约翰.钱斯勒（John Chancellor）——“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多数人都熟知他的面孔和思想”——还介绍了即将被任命的福塔斯大法官，并且将这项任命当做惊人的惊喜，甚至对他自己来说都是如此。

不等约翰逊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副总统汉弗莱就从“国会大厦这边坐满了参议员的房间里”打电话到椭圆形办公室，口述了一条信息：参议员们无一例外全都热情高涨。“如果他们每天都过圣诞节，我就再高兴不过了，”他补充说，“我的每个梦想都实现了。”总统本人心情振奋地重新投入了更对胃口的工作，敦促卡岑巴赫确保投票权立法闯过最后一关。另一项同时取得的胜利更是令他喜不自禁。“我们今天废除了14-B，”那天晚上他对阿瑟.戈德堡说。曾经身为资深劳工律师的戈德堡曾经告诉总统，塔夫特.哈特利法案的反工会条款永远坚不可摧，今天总统宽宏大度地原谅了他。“我把它加入信息，然后我用选票来支持它，”约翰逊吹嘘道。“我们今天通过了社会保障法。”

周四的《纽约时报》用三行大字标题传播了战争新闻，“约翰逊命令五万名士兵/前往越南并加倍征兵/再次敦促联合国寻求和平”。周围的头版报道的标题都很克制。一则标题是“国会中大多数人感到宽慰”，旁边还有“经济影响据称轻微”。《时代周刊》的社论基于总统的“重要”观点，即战争必须“控制在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从而向河内和北京证明军事侵略不值得”。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报道题为“预备役不动”。文章意识到总统拒绝发动预备役部队，从而避免国会审查这场分裂政坛且代价高昂的军事部署。相反，他要求每月增加一万八千名征召新兵。

正如约翰逊清楚知道的那样，强制征兵只能暂时提供政治上便利的兵员。但他最担心的是，坦率的动员会触动那些鹰派批评家，这些人会以为他打算打一场不受约束的战争。他对乔治.鲍尔说：“用不着操心校园里那些小混蛋的所作所为，真正需要认真对付的猛兽是这个国家的极端保守派。”同时约翰逊还抨击道，披露战况现实只会反过来帮助鸽派批评家。公开交流“只能给曼斯菲尔德与莫尔斯火上浇油”，他向艾森豪威尔抱怨，渴望自己的决策能得到各方的默许。他认为：“如果我们能让莫尔斯和福特主动闭嘴，那就好得多了。”为了尽量减少辩论，也为了尽量赢得附议，他以自己的权力主张承担了战争的重任。一项弹性十足的征兵法允许他通过安静的行政命令为越南征用人力，但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抗议：任何这样的专制权力都不应该强迫美国年轻人以自由政府的名义杀人或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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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星期三，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亟需与马丁.路德.金通话，但是金却像消失了一样无处可寻，就连素来业务过硬堪比传奇的白宫电话接线员也未能找到他。万般无奈的卡岑巴赫只得在晚上9点15分打电话向联邦调查局求助。副局长迪洛克得意洋洋地指出，不得不这么做的卡岑巴赫吞下了他对于联邦调查局监视方法的厌恶，承认他“迫切”需要帮助来找到金，与对方商讨关于投票权的“该死的法案”。迪洛克自然很清楚金在哪里，因为调查局探员一直在跟踪着金。在迪洛克的指示下，卡岑巴赫将电话打到了克利夫兰市喜来登酒店的9-B套房——金刚刚参加了市政厅的一次集会——双方随即谈判到深夜，主题是金关于人头税的声明应当如何措辞。除非众-参议院会议的主要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哈罗德.多诺霍（Harold Donohue）和新泽西州的彼得.罗迪诺（Peter Rodino）——得到保证，即民权支持者愿意体面地撤退，不再支持众议院7月9日不顾约翰逊政府反对强行增加的反人头税修正案，否则投票权法案可能会继续受阻。卡岑巴赫同意接受妥协，放弃修正案，并且通过国会发布一项明确声明，指出尽管政府愿意让步，但是人头税的存在确实限制了投票权，并且指示司法部“立即提起”诉讼，使得基于人头税的限制投票行为在实际操作当中无效化。金则在第二天清晨之前同意卡岑巴赫可以引用他对于这一妥协的确切评价。这段评价如此结尾：“我相信，法案当中现有的人头税条款——在司法部长的积极行动下——将最终埋葬这一不公正的手段。”他还同意卡岑巴赫可以把最终颁布投票权法称为他的“首要目标”。

这场午夜交涉的消息很快就在华盛顿泄露了出去。南方参众议员全都大为惊骇，没想到司法部长居然在美国官方事务当中引用金这种人的言论，甚至“听从”金的命令。然而他们的愤怒反驳几乎没有改变投票结果，直到卡森巴赫在周四会议上将妥协方案引向众议院和参议院，他们的怒火才爆发出来。

金则再次投入了北方之旅的麻烦当中。离开芝加哥之后，他的支气管炎持续恶化，一度发烧到102度（39摄氏度）。在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打来两个警告电话之后，他取消了纽约的行程，并且花了一天休息时间来处理几个不断恶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威胁着即将在伯明翰召开的领导大会全体会议。首先，他授权他的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向一位黑人保释代理人索要被挪用的近40万美元保释金的利息。1963年伯明翰运动期间，市政府针对抗议种族隔离而被捕的年轻人们提起了一千多起刑事指控，领导大会依靠借款垫上了保释金。由于伯明翰方面仍然拒绝撤销指控，保释金一直由保释代理人代管，此刻这笔巨款面临着被代理人滥用乃至私吞的风险。接下来金调解了一场复杂的布道坛纠纷，这场纠纷致使他难以重访伯明翰运动的历史所在地，也就是第16街浸信会教堂。人们担心，如果金回来，教堂可能会再次被炸毁。同时会众们对于如何分配在世界各地筹集的教堂修复资金也有争执。此外金的同工弗雷德.夏特沃斯也因为作风霸道致使教会内部颇有微词。阿博纳西刚刚发了一封信，禁止第16街浸信会著名的运动唱诗班主任卡尔顿.里斯（Carlton Reese）参加领导大会的活动，直到他因为之前“不尊重”夏特沃斯而令人满意地道歉为止。阿博纳西还向里斯强调，“你和你的团体不能仅仅为了参加全体会议而为这些悖逆举动忏悔，而是必须将其当做永久性地服从于运动的行为。”

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忍不住调侃金，表示金最好远离哈莱姆区。他向记者宣布，“我告诉他去那些没有真正黑人领袖的城市，比如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华盛顿。”鲍威尔丰富多彩的贬低吸引了媒体的注意，挖苦了与金合作的黑人，并且促使费城的协进会分会主席塞西尔.B.摩尔（Cecil B. Moore）在进的民权运动之旅到达他的城市之前发出了脾气暴躁的信号。7月30日的《费城问询报》刊登了题为“摩尔抨击金博士的两天访问”的报道，声称摩尔谴责金是“不自觉的工具”，受到“绥靖者、社会攀附者与知识界的白人权力结构”的操纵，旨在贬低摩尔所谓的“我在黑人社区的地位”。这场摩擦立即产生了一份同情摩尔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认为摩尔骚扰金的秘密计划并没有受到当地黑人的欢迎。仍然抱病且停滞在克利夫兰的金发来消息说，他不想将民权运动强加在费城，这一表态触动了当地针对摩尔的抗议。

7月30日星期五下午，约翰逊总统带着两架坐满国会议员的飞机飞越美国中心地带，来到了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然后乘坐车队前往独立城。人群在街道上排起了欢迎的长队。在杜鲁门图书馆礼堂举行的仪式上，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只作了简短的发言：“我很高兴活了这么久，并在今天见证了医疗保险法案的签署。”杜鲁门此时八十一岁，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在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个月后——首次提出为美国老年人提供国家医疗保险。约翰逊称赞他激励了此后的艰苦斗争。新的法律使1900万美国人立即有资格获得医疗福利。作为社会保障的补充，它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要让老年本身超越原始的诅咒，不再沦为生命中最贫穷的阶段。约翰逊说：“美国老年人将不再被剥夺现代医学的治疗奇迹。疾病将不再粉碎摧毁他们毕生苦心积攒的储蓄……年轻的家庭再也不会看到他们自己的收入与希望遭到吞噬，仅仅因为他们在履行对父母叔婶的深刻道德义务。”

约翰逊当场签署了被称为医疗保障的社会保障修正案，使之成为法律。他将签字使用的第一支笔交给了贝丝.杜鲁门，第二支笔交给了杜鲁门本人，第三支笔给了副总统汉弗莱，因为副总统制定了几项修正案赢得通过所需的神秘条款（例如一项宗教豁免条款将老派阿米什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健康保险有损于对于天意的信任），第四支笔交给了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议员（Wilbur Mills），身为国会赋税委员会的主席，多年来米尔斯埋葬过许多部健康立法的提案，因为他觉得这些提案在财政上不可行。直到当年春天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期间，他的委员会首次打破了有组织的医疗团体的游说力量，为修正案搬开了一块绊脚石。约翰逊预见到，医生们将使他们的职责与全新的国家承诺相协调，因此在独立市，“以及其他一千多个像这样的城镇，身受病痛的男人和女人现在将会轻松许多。”他喜笑颜开，兴奋地与所有人紧紧握手，表示他不敢希望在公共生活当中还能有与此相比更甜蜜的斗争，也不会有任何领导行为比起今天这件事更能令人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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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星期日，佐治亚州阿美里克斯市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从一辆行驶汽车上扔出的玻璃瓶子将两名黑人男孩送进了医院，两名受害者分别是三岁和六岁。还有谣言说马丁.路德.金将会暂停北方之行来到此地视察。全国性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教会长老们在晨祷前在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的顶层台阶上一字排开的照片。他们的手臂交叉在一起，挡住了由领导大会员工威利.鲍登带领的种族融合六人礼拜小组。消防队长H.K.亨德森（H.K.Henderson）在阿美里克斯市第一浸信会教堂门外阻止了十几个人，并且表示：“你们是在浪费你我的时间。”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也发生了种族融合团体的礼拜见证活动。尽管现场没有记者聚集，但是自从乔纳森.丹尼尔斯与格洛丽亚.拉里抵达圣保罗主教堂的那一刻起，某种无人注意的沉默就笼罩了现场。有一名事先接受过种族融合事件应对方法培训的引座员直接气哼哼地回了家，还有几个家庭在压低声音的前奏当中离开了。拉里和丹尼尔斯在靠近石砌圣殿中间的位置坐下，座位位于第四排。当他们起身领取圣保罗主教堂的第一份主日圣餐时，他们周围的人要么始终保持坐姿，要么起身之后又本着惊人的整齐划一坐了回去，只留下丹尼尔斯与拉里独自走向祭坛。

弗兰克.马修斯牧师匆匆忙忙地结束了当天礼拜之后赶紧为他的主教们写了一份报告，标题是 “12:30 PM”。他在报告当中指出，“这是第一次有黑人参加11:00 HC[圣餐]，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危机情况'。”马修斯坦言，他打算把每月一次的管理委员会会议推迟两周，留出时间“让心烦意乱的人们的灵魂安静下来”。另外，圣保罗教堂的一名成员加内特.卡塞尔（Garnett Cassell）也急忙向教区报告了他自己对于本次礼拜仪式的描述。由于迟到，他一开始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注意到空气当中弥漫着沉重的气氛，然后他看见“这个穿着类似教士服装的白人男子护送一个黑人妇女，站在一边让她坐下，然后坐在她身边，他们都跪下来祈祷。就在那时，我明白了是什么让会众们感到如此不安，以至于足以让我感到气氛有异。”卡塞尔意识到，丹尼尔斯可以无休止地继续将黑人送进圣保罗教堂：“过去几个月以来，他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耗费圣保罗教会的属灵开销。因此现在必须马上制止他。”在伯明翰，教区官员很快准备了答复，既主张教规规定信徒有权进行种族融合礼拜，又希望能依靠宽容赖磨灭这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做法。卡彭特主教在给马修斯的信中说：“如果他[丹尼尔斯]在周边制造麻烦，我想我将不得不给他的主教写信，告诉他将此人带回神学院。”

星期一，拉里和丹尼尔斯继续在朗德斯县工作，当天是在老海尼维尔监狱的一个常规登记日。丹尼尔斯离开老监狱之后陪同一群家长走了一小段路来到法院广场，想了解为什么学校董事会拒绝了四十六个选择自由申请转入海尼维尔高中的黑人学生当中的四十一人。校长胡尔达.科尔曼在她的办公室门口堵住了丹尼尔斯，并且逐个接待了家长。

伯妮丝.约翰逊（Bernice Johnson）独自走进了科尔曼的办公室。她的丈夫是一名兼职布道人，最近同意开放友谊浸信会教堂作为海恩维尔的民权运动活动场地，但是满心恐惧的教会成员拆除了座椅，阻挠了第一次弥撒大会。约翰逊夫人亲自为他们三个最大的孩子——从玛拉基到撒母耳——提交了申请。科尔曼学监认为他们的测试结果太差，不适合在白人学校学习。于是伯妮丝亮出了与胡莱特、莉莉安.麦吉尔以及其他家长讨论过的理由。“朗德斯县的学校不好，”她告诉科尔曼。“这不是什么秘密，它们都很差劲。”，学校把黑人孩子赶到田里干活，而且不管学生们考试成绩如何都“让他们通过”。这就是父母希望转学的原因。在学监检查姓名和考试成绩时，她努力保持着情绪稳定。

等在外面的人能感到紧张的气氛被压缩在了肤色分界线上。朗德斯县的人们说，科尔曼提前一周关闭了黑人学校，因为《星期六晚邮报》上刊登了当地破旧不堪的罗伦小学的照片，说明了金在塞尔玛游行中通过崔克姆福克村的情况，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现在距离秋季新学期不到一个月，联邦教育办公室仍然没有批准罗伦小学的取消种族隔离计划——像这样没能获批的计划将近有两千项。当地的白人选民则极力反对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让步。一小群充满敌意的白人聚集在等待的父母身边，要求知道这位显眼的外来者在海尼维尔做什么。

“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丹尼尔斯答道。

美国政府在金的北方之行的最后几天配合了他的步伐。8月3日星期二，金从街头集会赶到费城商会发表演讲，与当地协进会主席塞西尔.摩尔合影留念以示“团结”，然后在执行种族隔离的吉拉德学院门外加入了共有五千人的纠察线。这一天众议院以328票对74票通过了投票权会议报告。第二天的炸弹威胁迫使金改签了前往华盛顿的航班。抵达华盛顿之后他发表了八次演讲。这一天参议院以72票对18票通过了这份法案，一并扫除了投票权法案在国会当中的最后障碍以及重建结束以来南方各州的主导政治现实。与此同时在白宫草坪上，约翰逊总统迎接了一万名大学实习生，按照美国传统将他们称作“革命战友”，并且敦促他们克服“贫穷的暴政”与 “偏见的压迫”。星期四，卡岑巴赫和约翰.多尔通知约翰逊，司法部已准备好在星期六下午1点前针对密西西比州的人头税实践提起诉讼，到了下个星期一向至少十个县部署联邦登记员，并在星期二对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以及总统的家乡得克萨斯州的人头税法提起额外诉讼。接下来总统安排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北方各州的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全国种族问题会议，金也是参会人员之一，约翰逊在他抵达时透露了这一突破性议程，周四晚上，金与几千人一起回到白宫门外参加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守夜，为得是支持约翰逊的“地方自治”法案，该法案旨在让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选举自己的代表。

周五早些时候，在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资深和平主义者、日后的芝加哥七君子之一大卫.戴林格高兴地看到贝亚德.拉斯廷冲上了他的航班。拉斯廷满脸笑容地告诉记者，他应邀参加总统的投票权法案的颁布仪式，尽管事出突然。“太好了！”戴林格说。“一定要拿一支他用来签字的笔。”戴林格提议接下来在越战示威时把拉斯廷叫到前面，用同一支笔签署《良心宣言》。拉斯廷在几十年的非暴力见证中开创了营造戏剧性效果的天赋，因此这个设想对他诱惑极大。拉斯廷当年与戴林格一样宁肯坐牢也不肯参军，即使正在进行的战争是针对希特勒的“正义之战”。此后他经常在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周年纪念日冒着坐牢的危险警告核危险。他还和戴林格一起为他们共同的导师、美国最重要的和平主义者A.J.穆斯特起草了越南和平宣言。尽管如此，拉斯廷还是狠不下心来答应戴林格的建议。他没办法在同一天前脚刚刚庆祝了与约翰逊总统的历史性合作，后脚就去抗议总统刚刚发动的战争。他和戴林格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很不自在地分道扬镳了。

总统和他的内阁在中午时分乘坐车队到达国会大厦。两座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塑矗立在特别讲台两侧，讲台背后的圆顶大厅墙壁上悬挂着约翰.特伦布尔绘制的恢宏画作《康沃利斯的投降》。约翰逊宣称：“今天是自由的胜利，与在任何战场上赢得的任何胜利一样巨大。”他回顾了自从埃德蒙.佩特斯桥上的“塞尔玛的暴行”以来动荡不安的五个月份，赞扬投票是“人类有史以来为打破不公正而设计的最有力的工具”，并且敦促每个黑人充分利用这件工具：“你们必须学习，这样你们的选择才能促进你们自身的利益以及我们这个美好国家的利益。”至于新法律的反对者，那些不愿意“改变多年来的习惯”的人们，总统的建议“仅有以下这句话：它必须到来……当它到来时，你们将会发现自己肩上的负担也会被卸下来。”他号召各方群策群力地治疗“削弱社会成就的伤口与弱点——包括外在的壁垒与内在的疤痕”。

总统发言结束后，将近一百多位特邀来宾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沿着走廊走向参议院，挤进了一片二十英尺见方的空间里。这里被称为总统室，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总统都曾在这里签署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约翰逊在当年身为多数党领袖时使用过的一张胡桃木小桌上签署了《选举权法案》。他首先将签字笔递给副总统汉弗莱和参议员迪尔森，然后递给更多的立法者，递给民权团体的领导人。随着庄严的仪式变成庆祝，更多的签字笔递到了受邀客人手里——包括罗莎.帕克斯、拉斯廷和阿拉巴马大学的第一个黑人毕业生维维安.马龙。一支纪念笔送到了分配给金的人身保护小组的埃弗雷特.库珀警官（Everett Cooper）手中。

签字仪式结束后，总统躲进了参议院会议厅。惊愕的会议主持者、俄勒冈州的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假装总统仍然是一名议员——他采用了难免令人想起五十年代的辞令：“主席认出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多数党领袖。”——好让总统暂时躲躲清净。约翰逊暂时坐在他的旧办公桌前——位于前排中间，雕刻于1819年，材质是桃花心木，之前摆在同一个位置的办公桌被英国军队烧毁了——并为这此尴尬的闯入向办公桌的合法主人麦克.曼斯菲尔德道歉：“对不起，我忘了。”总统的口吻就好像他已经回到了过去。然后他恢复了他独特的、狂躁视角，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从白宫打电话向盟友发难。“我们必须——你必须做到这一点，”他命令卡森巴赫加强他对于移民改革将会得到通过的保证。下一个电话打给了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卡尔.阿尔伯特，约翰逊一开始充满感性地祝贺了之前工作的成绩，然后突然换了一副批评的口吻，认为阿尔伯特过去一个星期仅仅提交了一份会议报告，无论会议本身多么意义重大，这都算不得什么重要工作：“上个礼拜你他妈什么事都没干啊！”总统不顾阿尔伯特结结巴巴的辩解——“我们下周会通过一项重要报告”——向他灌输了几条战术性意见。 “你有什么事都该跟我说，可是你又不给我打电话……你需要我给谁打电话说一声就行……除非让他们全都尿出来，否则我逮着单独一个人再使多大劲也挤不出一滴尿……”在约翰逊看来，美国社会改革的历史机遇窗口正在关闭，而他则不管不顾地想要在此之前再多做一点事。他尖锐地提起了已故得州议长、自己当年的政坛导师山姆.雷伯恩。“你和约翰.麦科马克必须成为雷伯恩先生。现在我已经让你们甩开膀子干了……我来告诉你接下来必须干什么……”

与此同时在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人行道上有六百名纠察员正在行进，戴林格也是其中之一。两百名警察和十五名特勤局人员负责现场警戒。热心的警察拿出水和椅子，让八十岁高龄的纠察员穆斯特暂避暑气。他的同伴们举着“立即从越南撤走美国军队”和“耶稣基督没有携带征兵证”等标语。二十五名纠察员入夜之后也不肯离开，整晚都未受干扰地躺在人行道上，第二天星期六又重新加入了更大的团体，参加名为“无代表人士大会”的周末活动。这是一场由波多黎各人、移民劳工、华盛顿特区居民、儿童、太平洋岛民、普通选民、美籍印第安人以及穷人等等群体组成的研讨会。

仍然自称帕里斯的鲍勃.摩西率领一个由三十名密西西比州黑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这场为期四天的大会。为了纪念几周前在越南阵亡的约翰.肖——将近四年前肖才只有十几岁时就跟随摩西参加了在麦库姆举行的第一次血腥示威——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密州自民党通讯写了一份“麦库姆声明”，列出了“黑人少年不应该在密西西比州履行兵役义务”的五个理由，招致了激烈的敌对反应。协进会外地秘书查尔斯.埃弗斯和密西西比民权运动阵营的律师都谴责了他们。约翰.刘易斯虽然在几个月前签署了穆斯特的反战宣言，但在又在当天参加国会大厦仪式之前会见了约翰逊总统，并发表了一份痛苦的声明，表示自己与集会无关。密州自民党主席劳伦斯.古耶特辩称人们有权持有异议，但是又觉得有必要表明自己愿意服兵役。星期天，最支持民权的密西西比州白人编辑将麦库姆声明称为“接近叛国”，还抨击古耶特“与共产主义路线合作”。8月9日星期一，即长崎核爆二十周年纪念日，身着制服的美国纳粹将会向摩西、戴林格和斯塔顿.林德泼洒油漆，因为他们带领八百人举行了游行，以此纪念研讨会结束。下一期《生活》杂志上将会有一张照片显示现场的景象：在国会大厦台阶附近有三百名各类和平主义者遭到逮捕，其中只有这三人是被打上刺目红色烙印的贱民。戴林格拒绝保释，他将服满三十天的刑期，并且在八月下旬的牢房里隐约听到国家动荡的声音。

星期五下午，集会的第一条纠察线就已经吸引了人们目不转睛的注视。一位旁观者说：“有时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们那样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但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更加激烈。仇外者们嘲笑他们。许多黑人与民权运动老兵都对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和平游行队伍很生气，因为这些人对于《投票权法案》来之不易的胜利欢庆之日不屑一顾。纽约《乡村之声》的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贬损这场反战示威是一场由“超级好战分子与威权主义者”组成的“乱伦”大会。摩西是和平集会当中黑人民权运动派系的传奇人物，他像往常一样漂浮在各种激烈交火的情绪之上。在面向拉法耶特公园的纠察队讲话时，他分析了一个看似不合常理的问题：麦库姆声明与穆斯特的《良心宣言》都做出了抵制越南战争的同等呼吁，而且前者背景复杂少有人理解，后者则由五千名请愿者签署，并通过白宫大门公开递送，可是为什么美国人对于前者的反应要比对于后者远远更加强烈？他把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种族。未被驯服的部落本能被时局冲到表面，仍然要求少数族裔服从于主流社会划定的战线，否则他们自己就会被指定为敌人。“黑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质疑这场战争，”摩西通过扩音器轻声说。“不是因为他们更了解战争，而是因为他们更了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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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星期日，相互矛盾的多场胜利散落在了相去甚远的不同世界。金在纽约的河滨教堂讲道，然后又在一场殡仪馆行业会议上讲话。约翰.刘易斯与SCOPE志愿者一起在乔治亚州阿美里克斯最大的教堂外发起两场新的跪祷示威并且被逮捕。在朗德斯县的深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警告人们不要幻想变革将会马上到来：“我对于联邦政府如何吞噬我们有着自己的担心。这种迹象每天都在阿拉巴马州出现。我自己的感觉是非学委即将被孤立。如果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应该与‘当权者'毫无瓜葛，那么我们就必须组建无权者的联盟。”

卡迈克尔发出了建议：整个南方未被代表的人们应当在这一年的秋天举行集会。他在当晚主持了迪波西特堡尚未敢于举行的第一次弥撒大会。一支由三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排成了前保险杠紧贴后保险杠的紧密队形，沿着偏远的乡村公路从80号公路向南行驶了近二十英里，进入了被非学委记录称为“朗德斯县最艰难的地区”。卡迈克尔在报告中指出，非学委员工鲍勃.曼茨（Bob Mants）和吉米.罗杰斯（Jimmy Rogers）在那里“被三K党赶了出来”，但他们继续返回，直到他们在“一棵树下聚集了四十个当地孩子”。其中一个叫约翰.麦克曼斯（John McMeans）的少年说服了他的嫂子给罗杰斯提供住宿，另一位名叫贝西.麦克曼斯（John McMeans）的少女是伯利恒基督教堂的会众，她最终说服了意见分裂的教会长老，为运动本身打开了教堂大门。大多数当地人都是步行到达，迎接来自白厅的车队。车上的义工们虽然年轻，但是相对而言都已经是民权老兵了。外来访客与当地人在教堂里共同组成了约有四百人的热闹人群。大家唱着赞美诗，听取约翰.胡莱特和其他人作为已经成功登记的选民传授心得。萨珀斯坦拉比被介绍给大家并且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卡迈克尔似乎太忙了，没工夫欣赏他在黑人基督徒的呼声与回应当中试图传递的自由信息。许多窃窃私语的人们开始挤到门口，很快全体人员就在非学委员工的监督下疏散离开了教堂。就在外面，联邦调查局探员挡住了五车来势汹汹的白人，直到车队远去为止。卡迈克尔让萨珀斯坦夫妇脸朝下趴在后座乘车者的大腿上，以免三K党看见车里还有白人。汽车穿过铁轨，有惊无险地离开了迪波西特堡。

8月10日星期二早些时候，黑白双方的人群都紧张地围在朗德斯县法院周围。这时一行政府用车无声无息却又高调显眼地驶进了海尼维尔，车上坐着来自蒙哥马利的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Richmond Flowers），此行目的是调查关于新的国家投票权法律执行不力的广播新闻报道是否属实。弗劳尔斯曾经被称为来自多坦的黄金演说家，他在1962年与他的朋友兼同学乔治.华莱士一起当选，还曾经希望能接替华莱士成为州长。他也是种族隔离主义者，立场甚至比华莱士更加顽固。但是最近他明确表示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这一表态等于舍弃了自己在种族隔离阵营的多年资历。从那时起，受到华莱士集团暗中鼓励的谣言就给他贴上了在种族问题上“软弱无力”的标签。弗劳尔斯在法院草坪上问了一圈，人们只会困惑地耸耸肩。于是他带着助手们走进了街对面的邮局。

“您有什么事？”办事员问道。

“据我所知联邦登记员在这里办公，”弗劳尔斯说。“你能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吗？”

办事员还没说话，一旁的汤姆.科尔曼就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里士满，我们他妈的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他在柜台后面气势汹汹地说道。他建议州检察长赶紧滚蛋。这次接触让州检察长近距离感受了一下科尔曼的名声。他一辈子都在担任治安副官，在监狱农场杀死了不止一名所谓的麻烦制造者。他的妹妹胡尔达仍然管理着朗德斯县的学校，而且还有人声称他经常与三K党一起骑马兜风。

弗劳尔斯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邮局。后来他才知道联邦登记员出现在了远离正常办公地点的地方。尽管朗德斯县当地官员在7月6日暂停了识字考试，但是却依然没能阻止联邦登记员的派驻——事实上，联邦政府的目标清单当中第一批需要派驻登记员的十个南方重点县区没有一个得到缓刑。朗德斯县当地官员声称这一局面令他们“非常恶心”。四位新近受过训练的联邦登记员刚刚抵达朗德斯县，当地官员就连哄带骗地将他们打发到了当地登记员卡尔.戈尔森的家乡迪波西特堡，并且极力吹嘘将选民登记点设立在全县最大最古老的定居点有多少好处。迪波西特堡始建于1813年，原本是一座兵站，在针对克里克印第安人的领土战争期间由安德鲁.杰克逊将军下令建立，坐落在蒙哥马利和新奥尔良之间的最高点。这里的地势并不算很高，当前常住的一千二百名人口也不是很多。尽管如此，这个小村庄依然是广阔黑土带地区少数白人最集中的居住点，村里足足安装了两部红绿灯。这里既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医院，一名公共卫生官员每周只来视察一天，不过朗德斯县的四位医生与牙医当中有三位住在这里。

只有四十八名黑人设法及时到达迪波西特堡进行了登记。朗德斯就像相邻县区塞尔玛一样迎来了新时代，不过塞尔玛正在热烈庆祝，朗德斯县则沉默无声。在塞尔玛法院门外，选民登记申请们一边精神昂扬地合唱着《伟大的一天》一边在烈日下排队，支持者们向他们送上了水与欢呼。当天晚上在迪波西特堡，那些第一次偷偷摸摸在树下听非学委演讲的青少年们下定了决心。由于他们自己不到年龄无法登记，于是决定掀开种族隔离街道上的恐惧，鼓励他们的长辈一路走到朗德斯县南端的禁区。“本周六将在迪波西特堡举行示威，”非学委广域电话线路传播的公告告诉人们。非学委将会要求阿拉巴马州和司法部提供保护。“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迪波西特堡举行的示威，”公告补充说。“这是三K党的总部……他们非常害怕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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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罗杰斯留下来安排年轻的志愿者，卡迈克尔则开车来到伯明翰参加金的领导大会第九届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人权——基本问题——大联盟”将最近几个月的乐观情绪推上了顶峰。有些人想起了1962年围攻密西西比大学时的年会，当时他们被限制在伯明翰这个种族隔离堡垒内部的黑人场所，一个纳粹分子趁他们不备一拳捣在了金的脸上。今年这届年会的举办地点则是伯明翰最好的杰斐逊酒店，绝大多数参会人员都从未受到过如此新奇的礼遇，入住之后还在模仿前台招待的口吻相互打趣：“先生，还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吗？”周一，七百名登记选民昂首挺胸地从托马斯.杰斐逊酒店走到雷德蒙酒店，参加纪念罗莎.帕克斯的开幕宴会。协进会律师康斯坦斯.贝克.莫特利（Constance Baker Motley）为宴会致辞。

星期二，越来越多的人们自由地游行到市政厅。他们经过了凯利.英格拉姆公园，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儿童游行，主题是谴责伯明翰市政当局至今仍然不肯按照1963年示威游行的和解协议以及联邦法律的要求，雇用哪怕仅仅一名黑人警官或消防员。警方在堵截点动用了警犬和消防水龙来对付这些未成年游行者，以至于堵截点成为了惹人注目的地标。在大会上，众多发言者代表了民权运动的累积经验与未来选择。来自华盛顿的末底改.约翰逊是霍华德大学的前校长，曾经是与霍华德.瑟曼以及已故的弗农.约翰斯同一级别的高级布道坛演说家。他刚刚从哥伦比亚特区的学校董事会辞职，为得是强烈抗议董事会任命的成员雇用不称职的黑人教师以获得资助；这些人只顾得向国会当中的南方议员负责，却不肯向没有选票的当地公民负责。来自芝加哥的演讲者包括天主教信徒马修.阿曼（Matthew Ahmann），他是1963年宗教和种族问题普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另外还有联合包装厂工人工会的高级官员拉尔夫.海尔斯坦（Ralph Helstein）和菲尔.韦特曼（Phil Weightman），他们为了实现中西部肉类工人群体的种族融合奋斗了几十年，而且从公交车抵制开始就一直在支持南方的民权运动。波士顿神学家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与他们一起参加了一次弥撒大会的节目演讲，他质疑了指定给他的演讲主题“上帝的事业 ”，因为他觉得任何已经投身民权运动的听众肯定不需要被别人强行推进世俗世界的痛苦当中。“那你可想不到，”金回答说。

联邦调查局特工向总部报告说，阿拉巴马州三K党的首席调查员伪装成记者在人群中无人注意。纽约的窃听器截获了斯坦利.利维森8月11日星期三从杰斐逊酒店打回家的电话。“我们的会议很顺利，”他这样告诉他的妻子比伊，尽管他很疲惫，而且“马丁昨晚一直工作到今天早上七点。”华尔街志愿律师哈里.瓦赫特尔长期以来一直在与利维森争夺金的注意力，为了不让利维森抢去风头，他寄来一份手写说明，向金通报了一条好消息：他的法律联系人卡罗尔.阿格——“（新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亚伯.福塔斯的妻子”——已经从财政部为领导大会的筹款部门争取到了长期寻求的免税地位。瓦赫特尔在后台无精打采地处理着此起彼伏的示威活动、人头税诉讼以及参议院确认瑟古德.马歇尔为副检察长的消息。他在酒店大堂等待与金会面，结果金和柯瑞塔夫妇却不慎与他擦肩而过，双方一句话都没搭上。后来沮丧的瓦赫特尔又写了一份呼吁书——“我需要和你单独谈谈”——其中列出了十个紧迫的财政问题与华盛顿战略问题。

金一如既往地忙得不可开交，主要是为了应付布道人圈子的内部政治而操心。大会确实在被炸毁的第16街浸信会教堂举行了由弗雷德.夏特沃斯领导的集会，但是许可得来的很不容易：本堂牧师以辞职相威胁，这才迫使执事团勉强松口。私下里，金在领导大会董事会中再次面对了三十多位刚愎自用的布道人——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们全都不太赞成将民权运动带到北方某地的初步计划，并且提醒金别忘了领导大会的全称是“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跑到北方搞运动的“最终收益很可能还不够货物运费”。他们建议不要亲自介入北方大城市的民权运动，送一批领导大会宣传册过去提供一下场外指导就够了。最后他们把将拟议的战略转变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决定。何西阿.威廉姆斯试图说服董事会批准将他的SCOPE项目期限延长到一整年，并且预测如果董事会成员愿意出面，将在选民登记方面获得巨大的收益。然而他的奉承并没有融化董事会针对当前结果的批评，因为威廉姆斯自己也无奈地接受了在本月底之前终止SCOPE的修订提案。金则因位一份措辞谨慎、呼吁越南和平谈判的决议而遇到了麻烦。董事会成员反对金干涉外交政策并且修改了他的文案，重申领导大会的“主要职能”是确保黑人权益，传记作者大卫.加罗将这件事称作董事会针对金的“隐性斥责”。领导层争端的暗流渗入了酒店的走廊。

星期三是大会的中点，安德鲁.杨在当天的主题演讲当中站在了超越各种内部纷争的高处，宣称“人类的存亡安危取决于这个组织所催生的日常行动。”他认为过去十年的非暴力运动“只是我们的初级阶段，就像一个婴儿一样，我们跌跌撞撞，步履蹒跚。”然而过去这几年已经将一个软弱无力、不为人知的种族变成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变革引擎。“我们不是一个富有的民族，我们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民族，我们甚至不是——愿上帝原谅我们——一个特别勤奋的民族，更不是道德家所谓的良善民族。但是不知何故，上帝选择了我们作为祂的子民，并且从世界的遥远角落召唤祂的孩子们……组成光荣的队伍聚集在我们周围。”

杨的演讲将世界末日的希望与麦迪逊式的平衡混合在一起。他宣称“南方权力的重新分配”正在不可阻挡地进行，尽管戈德华特的势力“把我们赶出了共和党”，但是黑人“仍然必须找到一切机会来鼓励南方两党的发展。”另一方面，民权刺激了同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他指责说并不是所有的运动——尤其是和平运动——都明白长期关注对手的价值。“我们一直认真对待权力与政治改革，同时又将问题戏剧化，”杨夸口说。他还警告听众们，今后的斗争对于严格纪律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强，因为“人们不会轻而易举地抛开一个世纪的恐惧，蹦蹦跳跳地前往法院去登记。公民学也无法依靠学校传授。”他断言非暴力运动的重担迄今为止一直落在最贫困的人身上，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需要建设性的联盟，“从而确保权力的平衡以及针对权力滥用的制约。”

杨在伯明翰大会上表示，“甘地着力讨论过、而我们刚刚才开始探索的那种心爱的灵魂之力”的可怕力量让他感到既兴奋又害怕。非暴力已经推动了最深刻、最独特的爱国主义奇迹——在等级制度统治多年的地盘再次创造了民主力量的纽带。现在他根据最近的经验宣称，民权运动可以在几乎任何一个大城市组建一支至少十万人的非暴力军队。“因此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们不为了推进积极的社会变革而去组织约束这股力量，那将会发生什么。”民权运动的历史如此压缩套叠，在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黑人是国家政治的全面参与者——更不用说现当代的开国者——之前就已经开辟了新的疆域。杨预测道：“在民权运动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将无法像之前那样从北方得到同等程度的新闻支持或者财政支持，因为届时民权运动将会发生在距离北方人更切近的地方，威胁到北方的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忠于甘地，努力仅仅攻击社会弊病而不去攻击当事人，我们就有希望激励所有人——甚至包括我们的反对派——达到新的道德高度，从而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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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发表演讲的那个星期三下午，在伯明翰以西两千英里开外的洛杉矶市，一位名叫罗纳德.弗莱（Ronald Frye）的黑人青年与两位年轻女士以及他的哥哥马奎特（Marquette Frye）一起畅饮了一顿伏特加与橙汁，为得是庆祝罗纳德从空军退伍。喝尽兴了之后，四人坐进一辆1955年款别克汽车，摇摇晃晃地上了路。一名骑摩托的加州公路巡警在阿瓦隆大道上跟踪他们向北行驶了一段，并在第116街的拐角处——或者说洛杉矶市区的边缘——拦下了他们。围观者聚集在一起观看司机马奎特.弗莱进行醉酒测试，也就是在马路上走直线。走完一遍之后，他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来个返场，倒退着再走一遍。此情此景逗得围观人群哄堂大笑，促使一名公路巡逻队的后援警官端起了霰弹枪，为欢乐的现场气氛又增加了几分紧张。十二分钟之后拖车抵达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五百多名，同时当事人的母亲瑞娜.弗莱（Rena Frye）也从两个街区之外的家中步行赶了过来——两个儿子开得是她的车。她首先痛骂儿子们喝酒误事，然后又为儿子们辩解，主张他们的罪过并没有警方声称的那么大。一来二去辩解变成了顶撞，最后她自己也被铐上了手铐，被扔进了一辆警车的后排座。马奎特.弗莱拒绝坐进警车，高喊道：“来吧，杀了我吧！”于是警察拔出了左轮手枪。一名警官作证说，他原本想要用警棍击打弗莱的肩膀，但是一不小心打偏了，警棍落在了弗莱的脑门上。另一位目击者声称当时公路巡警将摩托车开到人行道上，试图驱散看热闹的人群。这里是黑人居住区，围观人群认为警员们才是外来的入侵者，此外他们也不满意警员对于他们的称呼。警员们冲进人群逮捕了两名辱骂他们的旁观者，拖延了离开。集体被捕的弗莱一家三口在造成了二十六分钟交通堵塞之后披着一身瘀伤被警方带离了现场。此时现场人群已经膨胀到了一千五百人，他们用嘲笑和石块来迎接后续赶来的洛杉矶正规警察部队。

离现场九个街区以外，一名退休人员对他的妻子说，如此喧闹的警笛声一定意味着“暹罗国王”进了城。他急忙跑去打听，却听到热切的传言声称警察粗暴擒拿了一名怀孕的黑人妇女，他还看到大块的混凝土被扔进车窗。此时现场局势已经超出了警队指挥官们的控制。他们惯用的常规镇暴战术是为了立足于固定地点的暴乱人群设计的，一旦暴乱人群翻腾涌动起来，他们就无计可施了。于是警方只得向东撤退到了沃茨区——此地的地名源自帕萨迪纳房地产商兼马车行老板C.H.沃茨。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一些黑人“在被封锁的区域内徘徊，抗议警察的‘暴行’”，而其他人则开始攻击陌生的汽车，尤其是白人乘坐的汽车。电视记者们看到暴乱者向转播车逼近，赶紧下车徒步逃走，转播车随即被付之一炬。

洛杉矶市长萨姆.约蒂（Sam Yorty）首先指责公路巡逻队在城市范围内磨磨蹭蹭。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 ）出现在电视上为撤出骚乱区的决策辩护。“你想让警察做什么？”他粗暴地问。“你想让他们在那里集结吗？为了什么目的？”帕克说，他的副官们还有一座巨大的城市需要保护，“他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派到瓦特去……任由城里其他地区的每一个毛贼与扒手无法无天。”暴力事件在夜间平息，帕克局长也躲过了进一步的审查。周四早上的《纽约时报》在封底刊登了一篇两英寸的报道——“逮捕导致海岸黑人区几乎发生骚乱”——旁边是关于五十名SCOPE义工在佐治亚州都柏林的一个种族隔离加油站进行抗议而被监禁的报道，以及关于“在最近的种族事件发生后，规范炸药销售”的法案在阿拉巴马州立法机构当中进展缓慢的报道。

在洛杉矶南部，人群再次回到阿瓦隆大道，仿佛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又去上班那样，并且抢劫了一家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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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明翰的杰斐逊酒店，贝亚德.拉斯廷在星期四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的发言主题是“未来事物的愿景”。现在约翰逊总统已经完全参与到了民权斗争当中，“而国会也正在大量产出各种立法决策来帮助我们，”因此拉斯廷认为民权斗争的下一步重点要转向国家经济问题，例如就业与学校质量。活动家必须变得更加务实，同时依然要坚守对于非暴力的承诺，特别是因为越南战局很可能致使美国国内重新出现朝鲜战争时期的盲目爱国主义气氛，“因为从道义上讲，除非民权运动开始行动，否则此刻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运动都行动不起来。就这一层意义来说，我们对于所有公民都负有骇人的沉重责任。”

接下来詹姆斯.贝弗尔用一段直率的宣告震惊了小组听众们：“今年，民权运动已经无事可干了。”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将会萎缩成“民权的空壳，只会制造噪音”。但拉斯廷认为这些人应当成为游说者与行政人员的建议也是错误的。因为非暴力运动的前景即将迎来令人令人眼花缭乱的展开，“而贝亚德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贝维尔如此宣称，并且开始布道：“有一天，耶稣与几位正处于美国人民今天所处的同样困境的伙伴们谈话。他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说：‘好吧，我来告诉你们应当如何应对关于自由与奴役的整个问题：要通晓真理。’”这里所谓的真理当然不是浸信会信徒或者主教的清规戒律，而是非暴力的治疗性真理。然后贝弗尔突然话锋一转，谈起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其实有过两个。我曾经七点去见其中一个，八点去见另一个。后来七点那个……一气之下跑到外面，掰断了我的汽车的挡风玻璃雨刷……为得是让我还会回来。”在那一瞬间，贝弗尔突然大彻大悟。前一刻他看到的是七点钟女友想要阻止他开车走人的错误观念，后一刻就将这套观念转变成了应当在哪里应用非暴力的经验教训。“你必须知道布道坛在哪里！”贝弗喊道。“不要在地下室讲道！” 他说全世界都“不尊重越南的农民”，就像不尊重阿拉巴马州的黑人一样，直到民权运动“接受了塞尔玛农民扮演的角色为止”。因此他既想带着一支国际和平军队进入越南，又想寻求从哈莱姆区到阿帕拉契亚的经济真相。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的非暴力运动，时代正在把我们推向这个方向。”

受人尊敬的非学委高级导师艾拉.贝克在观众席上窃窃私语道：“贝弗尔今天所说的话将会被许多人以多种方式解释。”她温和地责备贝弗尔不该轻率挑衅。“比如说，有些人会声称他是一个激进分子。我希望他是，因为激进这个词意味着深入事物的根源。我也希望他准备好为激进付出代价。”贝克和非暴力战略家詹姆斯.劳森在小组讨论结束时呼吁开展一场更有思想的运动，并且承认和平示威者依然是被压迫群体当中的极少数派，绝大多数遭受压迫的黑人都不认同非暴力（贝克指出，“洛杉矶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

在新近废除种族隔离的公民礼堂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金向詹姆斯与黛安.纳什.贝维尔颁发了领导大会自由奖章，以此表彰两人在1965年阿拉巴马州投票权运动当中出谋划策的功劳。金宣称新的里程碑式的法律最初就诞生于这两人对于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痛苦反应，并且赞扬两人提出的公民倡议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对年轻夫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圈外人所知。他们克服了针对自身权利的限制，在塞尔玛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运动，就在六个月前，纳什发现她的丈夫身陷囹圄人事不省，还被铐在病床上。台下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对荣获表彰的夫妇最近痛苦地疏远了开来，刚刚还在公开场合谈论一个钟头换一个女朋友的狂野贝弗尔在私下里只会断断续续地试图与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团聚。听着金的表彰话语，他们全都或深或浅地点头表示赞赏与遗憾。然而没过多久金就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致使八卦与会议事务全都在转眼间黯然失色。他在讲台上宣称：“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什么事件能像目前正在越南肆虐的冲突那样刺激我的良知，使我内心痛苦。真正的敌人是战争本身。”金宣布他打算在给包括胡志明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发送个人信件，呼吁进行和平谈判。记者们纷纷跑去打电话通报这一突发新闻。

金的宣言致使台下响起了一片七嘴八舌的嗡嗡声——根据联邦调查局估计，当时台下大约坐着三千五百人。这其中有一位A.A.“萨姆”.雷纳（A.A.“Sam”Rayner），是一位殡仪师。跟他一起来的人们听到金关于战争政治的表态，要么感到坐立不安，要么要么觉得大失所望。有不少人期待着在8月13日星期五的闭幕式上来一剂不掺私货的运动救赎，他们低声嘀咕着，认为金老爹才是金家真正的布道人。另一方面，与雷纳同车前来的理查德.莫里斯罗神父正在场外的非学委员工当中寻找着艾凡赫.唐纳森与约翰.刘易斯。现在这些年轻人们统一穿着连体工装裤与乡下款式的劳动衬衫，其中许多人都认为这场大会是分散注意力的面子工程。非学委员工的工作地点大都是危机四伏的穷乡僻壤，他们的故事使得他们这一身独特装束成为了民权运动追随者眼中的全新有力形象。有一种很有根据的说法声称，只要有一位身穿吊带裤工作服的外来人出现在南方黑人教堂的门厅里，正在进行的礼拜肯定会戛然而止，会众们要么激动地簇拥上去，要么惊恐地四散逃开。莫里斯罗希望刘易斯为自己引荐塞拉斯.诺曼，结果他被介绍给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后者在非学委核心小组会议上把他交给了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不出几个小时，莫里斯罗就决定取回他的旅行包，留在这里度过年假的第二个星期。他的教友萨姆.雷纳则开车回到了芝加哥。雷纳是芝加哥南区改革政治的新兴人物，日后将会成为第71街圣科伦巴努斯教区周围的下一位当选市议员。但是这次他回家时他的妻子却“差点掐死他”，因为他居然把他们的年轻白人神父独自留在了阿拉巴马州的农村。

这一趟行程极大地增长了莫里斯罗的见识。他首先听完了经济学家莱昂.凯瑟林（Leon Keyserling）的大会演讲，然后开车前往塞尔玛，并在周五第一次进入朗德斯县。他乘坐的是一辆圣公会赞助商ESCRU为丹尼尔斯租来的普利茅斯.福瑞，一路上丹尼尔斯车速飞快，有时超过每小时100英里，因为追逐者最近把他追到了蒙哥马利市的边界。在特里克姆，莫里斯罗与丹尼尔斯分开，与一对名叫威尔和玛丽.简.杰克逊（Will/Mary Jane Jackson）的务农老夫妇一起参加了一场非政治性的复兴仪式，地点就在大游行进入朗德斯时他们被记者拍到的地点。唱诗班邀请他在一条粗糙的长椅上和他们一起唱歌，然后把他送到非学委自由之家，让他在门廊打地铺。莫里斯罗几乎无暇注意到物质条件的困难，因为他被格洛丽亚.拉里迷住了。拉里此前研究过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在法国文学当中的先例，莫里斯罗向她追问了许多学术细节。

与此同时在洛杉矶那边，关于枪击死亡事件的公告已经传遍了全国。在星期四有七十五人受伤，随后局势第二次平静下来。当局再次相信暴乱已经过去。警察部队在星期五黎明时分撤离了紧急警戒线。约蒂市长和副州长格伦.安德森（Glenn Anderson）分别飞往旧金山参加各自的活动，尽管愤怒的人群再次聚集在了周三阿瓦隆大道的逮捕地点附近，警察总部的日志当中出现了一则不祥的条目：“上午10点，大规模抢劫行为变得普遍。”掠夺团伙从先前封锁的二十个街区向46.5平方英里的高峰骚乱区跃进。纵火者烧毁了被清空的商店。诗人兼专栏作家兰斯顿.休斯记录了吊诡的一幕：一位黑人女性推着抢来的沙发在街头赶路，却在过马路时顺从地停下等红灯。由于白人记者受到攻击——一名KABC电视台的记者被拖走并失踪了两个小时——大多数媒体都撤离了现场。 《洛杉矶时报》的办公室信使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向报社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暴乱者发明了各种手势来识别和保护各街区的居民。这条消息让他获得了火线提拔的待遇，成为了《洛杉矶时报》有史以来雇用的第一位黑人记者。到了中午，加州当局将正在希腊度假的帕特.布朗州长叫了回来，并且调动了一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有传言声称警方指挥官因为要向国民警卫队求助而觉得丢了面子，或许因为如此警察部队赶在国民警卫队之前就进入了暴乱区。下午6点30分，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射杀了站在理发店外手无寸铁的莱昂.波西（Leon Posey），这将被裁定为一起意外致死。第一起正式伤亡发生之后很快又有五六名黑人被射杀——一个人背部中枪，一个人在开枪时中弹，一个人抱着一箱酒，另一个人拿着一盒鞋。骚乱者骚扰了从一百个不同消防队召来的消防员。

在午夜前不久的纽约，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监测到了金的秘书多拉.麦克唐纳的来电。“黑人闯入了几家枪支商店，”她告诉斯坦利.利维森。“他们拿着枪与大军刀，并且覆盖了大约140个街区的范围。”她说金希望利维森起草一份电话声明，让他通过洛杉矶广播电台发表。“另外，”麦克唐纳接着说道，“《纽约时报》的一个人打电话给我，给了我十二个问题，希望金博士能回答。”她把这些问题口述给了利维森，包括“信的内容是什么？”向胡志明送信的方式，中间人的名字，战争责任的分配，以及金的和平计划的具体内容。还有两个关于国内民权运动走向的问题：首先，贝弗尔的“更激进”立场如何与非暴力相协调；其次，金是否同意贝弗尔的主张。

利维森在午夜过后将建议的答复口述给了身在亚特兰大的麦克唐纳。此时金正在前往波多黎各的途中，要在当地举行的基督门徒会议上讲话。迈阿密是这段旅程的中转站，利维森让麦克唐纳等到金抵达迈阿密时转述一下自己的意见。他告诉麦克唐纳，写给越南的公开信还只是一个想法，“大多数记者会试图促使他越说越多，直到他们能编出一条真正的新闻为止。他还没有制定结束战争的具体建议，也没有声称他有这样的计划。”纽约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在星期六凌晨3点41分通过加密电传向总部匆匆提交了一份记录，主管人员在经过编辑的文本中加入了险恶的前言，声称一个“长期的共产主义者”正在影响金对越南的看法。提交给白宫和司法部的机密报告完全省略了电话窃听记录当中利维森向金提供的向沃茨暴乱份子广播的言论。“我知道你们有难以忍受的怨气。我知道任何黑人都会达到忍耐的极限……但盲目出击不是勇气，也不是斗争精神……今晚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你们。如果你们想让整个美国尊重你们，如果你们想让世界知道你们是真正的男子汉，请放下你们的武器和石头……南方的黑人受到的压迫并不比你们少，但是我们依然在成千上万个地方赶走了吉姆.克劳，而没有使用石头或子弹……回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吧……这支队伍已经赢得了真正的、永久的胜利，还将以正确的方式赢得更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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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这一天， 五名驻塞尔玛记者发现，在波拉德街的一片教堂草坪的阴凉处，二十多名青少年围着吉米.罗杰斯坐着，躲避在指定时刻已经很浓烈的暑热。记者们此来是为了追寻塞尔玛的非学委办公室提供的新闻线索。在办公室那边，西拉斯.诺曼不仅向记者、也向联邦与州政府官员发出了预先通知。“本周六——8月14日——上午9点，将在阿拉巴马州朗德斯县的迪波西特堡举行一次示威。三K党在该地区非常活跃。我们要求保护示威者。”不祥的目光聚集在草坪上的年轻人身上，他们正忙着手写标语牌，内容包括“不再开后门”等等，还在争论着哪家商店最应该因为针对他们和他们的佃农父母的残忍种族隔离习惯而接受他们的挑战。一辆轿车停了下来，车上有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警告他们说附近有手持棍棒和猎枪的敌对分子。另一辆汽车缓缓驶过，保险杠上贴着“狩猎季节已经开始”的标签，据说这是三K党的口号，自从柳佐审判的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在当地很流行。租来的普利茅斯.弗瑞汽车载着乔纳森.丹尼尔斯、格洛丽亚.拉里、理查德.莫里斯罗以及项目主任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来到这里，正当他们商议策略之际，侦察员们在松树山上仅几个街区外发现了严峻的场景：一百名黑人在设有联邦登记员的小邮局外等待，民间武装分子与身穿制服的警员和治安副官混在一起，虎视眈眈地盯着排队的人们，吓得他们遍体僵硬。队列当中有一位九十三岁的老太太说她已经五十年没有进过城了。几名记者遭到了当地人的威胁，当地人咒骂他们是“自由乘车者”，让他们感到既震惊又不解，因为这个词是1961年的词汇，并不符合眼下时代。显然白人与黑人彬彬有礼地对话的景象气得这些当地人愤怒异常。

少年们还书写了另一块标语牌：“醒醒吧! 这不是原始时代。”联邦调查局探员开车回来敦促他们取消示威，以免遭受暴力或者逮捕，但是并没有人退缩。他们反而对探员的标准免责声明耿耿于怀——联邦调查局人员只是观察员，缺乏干预的执法权力——并且将联邦调查局的恐吓与他们迫不及待要面对的其他恐吓等量齐观。一个人说：“我不想把老年人从选民登记当中吓跑。”其他人接上话头：“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做。”又有人指出黑人仍然不得不在后门溜达，只有闹出几件激烈的大事才能让黑白双方都明确意识到迪波西特堡依然是美国的一部分。一个活泼的当地女孩补充说，她“肯定想给当权派脸上狠狠来一拳”。她的同伴们一听这话纷纷高声呼啸以示赞同，但是这句话也促使非学委员工们再次聚集在了一起。

非学委员工们一致同意这次示威并非出自他们的策划——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私下里反对这次示威，并且一开始就要求罗杰斯主动提议取消示威，不过青少年们坚持要求继续前进。几位民权老兵主张即使冒着“走向墓地”的风险也要尊重当地民权活动者的主动性，其他人则认为他们不能躲在故作谦虚的意识形态姿势背后逃避责任。他们重新讨论了领导问题，讨论范围从非学委的工作风格一直谈到了卡迈克尔针对1938年人文主义小说《面包与酒》的反思——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在这部小说当中描写了一个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如何伪装成牧师，企图激励受到伤害的穷人们冒险反抗墨索里尼，同时又要勉力应付这样做带来的微妙道德困境。卡迈克尔的标准是透明地分担风险。他认为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反对任何并未作出非暴力承诺的示威活动，并且告诉青少年，攻击当权者除了廉价的遗憾以外什么也得不到。丹尼尔斯也模仿卡迈克尔的外向姿态安抚处于恐惧当中的人们，直到年轻的约翰.麦克曼斯坚持要求他的朋友们要么放弃舍身突击队的概念，要么就回家去。“如果你们已经打定了主意，”卡迈克尔说，“那就不要携带任何可能被他们称之为武器的东西。甚至一支铅笔也不行。”青少年们不情愿地交出了指甲锉和小刀。丹尼尔斯、拉里、莫里斯罗和鲁比.萨尔斯站出来组成了所谓的老兵护卫队为年轻人保驾护航——尽管他们四个人当中只有莫里斯罗曾经遭受过逮捕，而且也只有一次（在芝加哥与艾尔.拉比一起）。由于身边都是生面孔，他们四个全都一言不发。在舒缓情绪的闲聊当中，卡迈克尔得知诗人格温多林.布鲁克斯是莫里斯罗在芝加哥教区的成员，还表示他在霍华德大学的一位好朋友曾在玻利维亚担任过加尔默罗教派的牧师。非学委员工Jean Wiley和Martha Prescod编制了一份家庭通知名册，从而将示威者尽快保释出来。

他们在上午十一点半分三组出发，每组十人，比起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但是示威活动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示威队伍刚刚在麦高杂货店门外举起第一块牌子，五十名武装人员就合围了上来，其中一名治安副官叫嚣道纠察队要进监狱。“因为什么？”吉米.罗杰斯问道。对方停顿了一下回答道：“因为拒捕以及故意引发流血事件。”罗杰斯面对着跃跃欲试、随时可能化身暴徒的武装人群，简短考虑了一下这个回答，然后麻木地回答：“好吧。”随着纠察队被押送着靠拢其他团体，当地人开始成群结队地扑向附近两辆汽车里的记者，敲打拉扯上锁的车门，阻碍他们逃离现场。这时从戈尔森汽车店跑来了拿着猎枪的县验尸官杰克.戈尔森（Jack Golson）——他的兄弟卡尔是登记员——此人在记者的汽车终于突围而出之前用棒球棍砸碎了副驾驶一侧的车窗和挡风玻璃。一辆装满人的卡车追赶着另一辆非学委车辆，这辆车的司机是非学委员工克里斯.怀利（Chris Wylie），他在遭到包围时惊慌失措试图调头，结果迎面撞上了追赶的卡车。怀利是在得到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批准之后才成为了司机，此时卡迈克尔十分后悔。他走出车外提议现场各位将眼下事态留给当局来解决。但是当他和怀利到达迪波西特堡监狱时，两人都戴上了手铐。

至于记者们乘坐的那辆挡风玻璃碎裂的汽车则像幽灵一样凑近了现场。车上的记者们添油加醋地从各自角度记述着他们在当天上午目睹的辩论，并且七嘴八舌说个不停：有人发誓绝对不能放弃这条新闻，有人惊呼这一切简直是在发疯，还有人主张必须见义勇为，将愤怒的人群从年轻囚犯周围吸引开来——此时这些被捕的年轻人们已经被强塞进了一座面积逼仄的监狱建筑，周长只有十乘十五英尺。《生活》记者桑福德.昂格尔（Sanford Ungar）坐在副驾驶座上，头上的鲜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之前他张口结舌地注视着车辆遇袭的场面，结果车窗玻璃碎片溅进了他的嘴里。一位路人惊讶地看着车内的情况，突然爆发出一阵抽搐式咆哮，辱骂言辞涉及了人体彩绘、剃光头与“黑鬼假发”，显然他突然意识到车上的记者们背叛了白人种族。 此后不久司机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和昂格尔当时全都呆若木鸡，眼看着示威者被赶到一辆用于收集城市垃圾的平板卡车的车斗上，车下面的人们怒吼着要把他们当成垃圾处理掉。“这时我直视着斯托克利，他的脸上是我见过的最安详的表情。”在卡车驶离之前，车上的被捕人员们还在向着邮局门前排队等待申请选民登记的朋友们挥手致意，后者无不目瞪口呆。遭到阻挡无法跟随卡车的记者们设法辨认出了卡车上有一位贝茜.李.考德威尔（Bessie Lee Caldwell），手里还拿着她的新登记单。

那天晚上，非学委员工斯科特.B.史密斯（Scott B. Smith）溜进一位海恩维尔联系人的家里，听到附近传来了自由歌曲的声音，由此核实了囚犯被关押在那里的新县监狱，就在竖立着绞架的旧监狱隔壁。他蹑手蹑脚地穿过97号公路，穿过一条小巷，来到朗德斯县法院后面一处隐蔽的观察点，在这里能看到治安官办公室召开了一场深夜会议，办公室门前的访客络绎不绝。零星的枪声点缀了整个夜晚。史密斯担心一群私刑暴徒正在聚集，所以一直坚持监视，直到周日黎明前夕才被迫撤退。他在报告中写道：“由于该地区的狗开始吠叫，我回到了罗宾逊夫人的住宅。”

这种松散的组织，不可避免泥沙俱下

你这个篇幅，可以联系出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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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茨危机令全国上下都大为震惊，各方面都不得不随机应变。白宫助理们在周六晚些时候分享了公告，表示州长帕特.布朗在离开希腊群岛时已经知道了许多起火灾和一起死亡事件。李.怀特说：“当他下飞机时，我们告诉他死亡人数已达十七人。好家伙，这一句话就把他吓醒了。”杰克.瓦伦蒂插话指出，几分钟后这个数字又进一步上升到了十八人，受伤人数也从558人向上攀升。乔.卡里法诺说，他在五角大楼的前同事们几乎群龙无首，因为以赛勒斯.万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级副手事先都选择在八月休假。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与司法部长卡岑巴赫都跑到了玛莎葡萄园岛隐居，根本联系不上（“我们就该炸掉那个该死的岛，“约翰逊总统咆哮道）。就连演讲稿写手理查德.古德温此刻也正在出海航行，无法为总统起草关于危机的声明。作为约翰逊白宫团队的新人，资历尚浅的卡利法诺一开始只能在地下室办公。这次他趁机征用了一间条件更好的办公室，然后在一艘渔船上找到了前任弗州州长勒罗伊.柯林斯，将他紧急派往沃茨地区。当地的骚乱宵禁迫使《洛杉矶时报》的发行人奥蒂斯.钱德勒（Otis Chandler）推迟了报社在达拉斯牛仔队和洛杉矶公羊队之间举办的慈善橄榄球赛。钱德勒手下最新招募的记者打出了“罗伯特.理查德森，24岁，黑人”的署名，并且以一篇标题为“嗜血暴徒尖叫‘抓住白鬼’”的报道登上了头版。随后的周日，暴乱产生了即时的文化标志：“纵火者将当地付之一炬并且高呼‘烧吧，宝贝，烧吧！’”星期六的头版社论谴责了“过分宽松措施”的失败。周日的报纸哀悼“我们历史上最丑陋的四天”——这一天死亡人数达到了三十五人的最高点——并且呼吁所有人祈祷“永远不再重蹈覆辙”。

在全国范围内，越南的战况与沃茨的消息遥相呼应；披头士乐队在纽约的希亚体育场表演了他们新专辑《救命！》中的热门曲目，打破了流行音乐会的上座率记录；金放弃了波多黎各的休假之旅，但是在这个星期天也没去别的地方，而是滞留在了迈阿密。贝亚德.拉斯廷敦促他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访问洛杉矶，以免落得里外不是人。如果他帮助平息暴乱，他将会被扣上汤姆大叔的帽子；如果暴乱再次爆发，他将会被贴上无能失败甚至更糟糕的标签。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金自然心知肚明，但是他依然忍不住因为回避困局而谴责自己。他告诉洛杉矶的同工们：“我想我应该去一下现场，”但他们却含糊其辞。洛杉矶的教士们在七月份作为东道主接待改道前来的金时，也预想过接下来他们的城市可能遭遇种族创伤，但是眼下骚乱的严重程度却超出了他们的一切预计。而且他们的盟友布朗州长也正在游说，不想让金在这时候步入加州。于是金暂且忍耐了下来。可是接下来他又看到了一条新闻，说是金素来仰慕的福音派布道人葛培理刚刚访问了洛杉矶，约蒂市长与葛培理一起乘坐直升机飞过了沃茨区上空视察情况，而且葛培理还宣布他认为骚乱是“阴险邪恶的力量……最终目的在于推翻美国政府”的“带妆彩排”。这一下金终于忍不住了，拿起电话再次打给了领导大会洛杉矶分会的负责人托马斯.基尔戈牧师（Thomas Kilgore）。“汤姆，”金说，“如果葛培理可以乘坐直升机在当地人头上飞过，为什么我就不能到现场去跟那些年轻人谈一谈呢？”

金劝说贝亚德.拉斯廷于8月17日星期二下午在洛杉矶与他会面。这次会面对拉斯廷来说很尴尬，因为他曾经在1953年因为“变态行径”的罪名而在洛杉矶被捕，致使他与他在和平主义工作领域的雇主、慈父一般的A.J.穆斯特决裂。此外他与基尔戈牧师也有过节，因为此人曾在1960年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针对他发动政治威胁的时候担任过传话人，当时金只得驱逐了拉斯廷，以免敌人们公开指责他与同性恋者打交道。现在基尔戈领导了接待委员会，其中包括当地协进会主席诺曼.休斯顿（Norman Houston）以及第一AME教会的牧师H.H.布鲁金斯（H.H.Brookins）——此人领导的教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会众全都是中产阶级。金在机场门口向记者发表了简短声明，拉斯廷也在此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金对于暴力表示遗憾，并且承诺将会主持礼拜并且倾听当事人的呼声。有记者问他如何评论布朗州长指控他的访问“不合时宜”，金对此避而不谈。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他被匆匆带往了一个未公开的地点。”星期二晚上，金与加州人都在相互指责的荼毒氛围当中思考着各种选择。

在上届州长提名中输给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共和党人杰克.谢尔（Jack Shell）宣布沃茨暴乱带有“惊人的政治含义”，有利于他在1966年竞选当中推翻布朗州长。布朗在周二撤回了大部分防暴部队，宣称沃茨地区已经恢复了正常状态。“我不知道州长在做什么，”民主党竞选对手约蒂市长呵斥道。他谴责任何将暴乱归咎于洛杉矶市政当局的主张都是“弥天大谎”。帕克局长对于市长也颇有微词：“他太关注处理新闻关系了。”一开始帕克声称自己听信了黑人领袖的主意才决定将警力从骚乱区撤出两天，然后又声称自己从来都没有关心过黑人领袖的意见，最后干脆直接宣布胜利：“我们在上，他们在下，局面由我们掌控。”他宣称只有对于警察的恐惧才能保证骚乱地区的秩序。帕克驳斥了那些认为他的分析带有种族色彩的批评者，但他确实在事后诊断当中将骚乱的根源归结于黑人当中的伊斯兰教派。根据警方的情报报告，他指责“黑人穆斯林”将起初的一点混乱火花煽动成为了全面叛乱。

周二晚上，公羊队与牛仔队终于举行了遭到推迟的比赛。自从职业美式橄榄球诞生以来，到现场看球的洛杉矶观众还从来没有这么少过，巨大的球场里空座率达到了三分之二。宵禁解除后，伊斯兰国度的成员们重新聚集在了位于沃茨以西的南百老汇大街上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第27号圣殿。午夜过后不久，百余名警察包围了圣殿周四周，并且向该建筑发射了一千多发子弹，用霰弹枪近距离打碎了每一扇窗户，并且劈开了屋门。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最后警方发动协同攻势冲进圣殿内部，导致室内三处起火，“十九个人躺在血迹斑斑的地板上”，其中九人被飞溅的碎玻璃划伤。 警方以阴谋在自己的建筑内部纵火以及谋杀警官的罪名逮捕了这十九人，然后又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了另外四十名穆斯林，因为他们接到了“保卫圣殿”的召唤。事后便衣警察带着一名值得信赖的记者穿过毁坏的礼堂，进入一间小厨房。记者看到“桌子被砸碎，餐具扔了一地，鸡蛋摔成一滩，橱柜门的铰链被强行扯断，显然警方刚刚在这里搜寻了穆斯林枪手及其武器”。在户外，警察将催泪弹扔进了排水沟，因为他们认定携带枪支或者暴乱计划的嫌疑人就躲在排水沟里。但是这最后一次搜索依然徒劳无功。清真寺领袖则站在远处质问媒体，要求他们查明“警方出于自卫才开枪”的官方口径是否属实：“你们在街道的这一侧看到任何子弹痕迹了吗？”

记者们就像身在战区一样发送出了一篇篇特别报道。《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称洛杉矶警察“冲进了黑人种族极端分子的坚固庙宇”，《洛杉矶时报》称这次突袭是针对禁忌空间的”粉碎性攻击”。《时代周刊》宣称“狂热的黑人穆斯林从未允许白人进入他们的清真寺”，这篇报道忘记了1962年在同一座清真寺还发生过更暴力的警民冲突，而且在洛杉矶很少有黑人会忘记那场致命的事件，因为事后马尔科姆.X曾在著名的基督教教堂用激动人心的演说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当时马尔科姆主张帕克局长的武力是针对一切阶级的黑人、墨西哥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日常压迫，无论被压迫者究竟干了什么。甚至就连协进会主席罗伊.威尔金斯也一度与马尔科姆达成过共识，一致反对好莱坞阴影下艰难的种族隔离现实，尽管他一直坚定地谴责马尔科姆主张的种族分离主义。（洛杉矶警察局最近废除了禁止少数黑人警员——在1965年他们的级别全部低于警长——与白人搭档一起乘车的正式规定；加州公路巡逻队声称三千名警官中有三名黑人。） 在1963年的公开审判当中，马尔科姆的表现迷住了洛杉矶的黑人。他约束了穆斯林不要发动他本人承诺过的报复，同时又秘密地开始了他与伊斯兰国度创始人与领导人以利亚.穆罕默德的世俗化教义的宿命决裂。

三位在1962年搜捕当中入狱的黑人穆斯林在获释之后再一次在第27号清真寺遭到逮捕*，就好比上次被捕不过是小型预演那样。这次他们的被捕时间仅仅比马丁.路德.金从东区到达沃茨区晚了几个小时。周三这天，金来到满眼黑焦的沃茨区中心地带，推开了挤满此地的威斯敏斯特邻里协会的人群，爬上一座小平台，拉斯廷紧跟在他身后。平台不高，只能让金比听众们高出一个头，伸手就能碰到他们的下巴。一个人喊道：“赶紧滚蛋吧金博士！我们不想要你。”立刻有一位女人冲着他喊道：“你才快滚吧，神经病！”

*【特洛伊.X/奥古斯汀（Troy X/Augustine），克拉伦斯.X/金格尔斯（Clarence X /Jingles）以及罗伯特.X/罗杰斯（Robert X/Rogers）分别在1962年与1965年被捕。导致罗伯特.X被捕的警民冲突事件发生于1962年4月27日，金三部曲之二《高天火柱》第一章对此有详细描写。在这次冲突当中罗伯特.X身中四枪。控方最终撤销了对于这三位被告的指控。另有十一人于1963年被判有罪，在沃茨骚乱期间身处狱中。】

拉斯廷恳求众人听取金的意见，金几次试图开口：“美国各地的黑人必须携起手来……”

“烧他丫的！”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喊道。

“……并以创造性的方式携手合作，”金坚持说完了这句话。

一位年轻妇女喊道，“帕克和约蒂”应该亲自过来“看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另一个人叫道：“到时候就属他们烧得最狠！”第三个人嘲笑说，大人物永远不敢开着装有空调的凯迪拉克来到沃茨区，唯恐开进去就开不出来。

金承诺将“尽我所能”劝说警察局长和市长与居民交谈。他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们会对他们以礼相待。”这句话引来了一片笑声。他询问了当地的生活条件、警民关系以及骚乱细节，然后大声宣称他坚信非暴力原则。“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点，”金说。“我希望你们对我开诚布公。”

“当然，我们也喜欢非暴力，”一个人叫道，“但是我们在洛杉矶可没学过左脸挨打再把右脸让过去。”他谴责当地的黑人领袖都是缩头乌龟：“他们又在出卖我们，而我们已经厌倦了被当作奴隶卖来卖去！”

在欢呼声和交头接耳声中，另一个人的声音占了上风。“我们只想要工作，”他喊道。“只要有工作，我们就不给别人找麻烦。如果没有工作，我们就拆了洛杉矶，我把话放在这儿了。”

金在台下喧嚣平息后继续说道：“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在根本上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同舟共济，俱荣俱损。我们在南方没有自由，你们在北方的城市也没有自由。"

这一次他没有理会别人的打断。《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观察到，“当金博士开始充满感情地讲话时，人群安静了下来。”黑人周刊《黑玉》的一名记者也记录到：“嘲笑声已经停止，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了愤世嫉俗之辈的声音。”金宣讲了民权运动的痛苦目的，也就是在仇恨之上建立自由：“不要忘记，当我们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进军时，死去的是一个白人妇女。”他列举了加入黑人烈士行列的白人烈士名单，提醒听众们詹姆斯.里布在塞尔玛跟随了吉米.李.杰克逊的殉难脚步，在此之前还有施维尔纳、古德曼与詹姆斯.钱尼在梅德加.埃弗斯被枪杀的第二年就在密西西比州一起遭受了私刑处决。“以利亚.穆罕默德是我的兄弟，尽管我们的方法不同，”金在一阵雷鸣般的惊讶声当中喊道。他的演说将希望建立在无边的救赎之上：“将会有一个更光明的明天，”他高呼道。“白人和黑人一起，我们必胜。”

离开沃茨之后，金又去拜见了布朗州长，当时州长正忙着组建一个仿效沃伦委员会的暴乱调查委员会。两人联合举行了一场气氛冷静但是措辞模糊的新闻发布会。之后金在一封个人电报中坦诚地向布朗州长抱怨道：“我很抱歉您仅仅把我看作示威者当中的一员。”然而接下来金又在8月19日星期四与约蒂市长和帕克局长举行了秘密会议，这才发现州长的态度其实还算不错。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之后，显然深受打击的金出现在记者面前，说了几句“深入坦率的讨论”之类的套话，并且承认市政当局“不同意我们说的大多数事情”。记者请他举几个例子，金表示市政当局拒绝让他探访林肯高地监狱的骚乱被捕人员，而且还不肯承认骚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或者警方作风粗暴。金表示，由于几乎所有当地黑人都要求帕克辞职，他曾建议设立一个独立审查委员会，从而”大大缓解”针对特定警方粗暴行为的具体指控。这样的委员会将会囊括更多的人们来评判警方的作为，以免那些可能偏向于自家部下的警官们搞一言堂。

约蒂市长听到了媒体交流的最后一段话。他站出来宣布金的访问”是对洛杉矶人民和国家的巨大伤害”。他指责说，在暴乱之后质疑警察是为“无法无天的行为辩护”，而且金“不应该来这里”。至于有报道说在总统发动的新扶贫战争当中他治下的洛杉矶是唯一一个既没有接受也没有努力寻求联邦资金的大城市，约蒂把责任推给了华盛顿的“朝令夕改”，并且认为“这当然难免会煽动贫困地区的人们”。他还不出所料地拒绝了任何关于帕克局长应该被开除或甚至应该允许他主动辞职的想法：“种族关系将会陷入低谷，因为白人社区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记者们抓住了约蒂话里话外溢出的侮辱——“金在暴风雨般的会议后被约蒂攻击”——并且引用了双方确认的委婉说法。约蒂的助手表示双方的交流“远非友好”，拉斯廷也告诉记者金忍受了“粗鲁”的语言但没有发脾气。后来拉斯廷记录到，尽管他和金在南方积累了与种族隔离官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但是这次会议依然让他们“完全茫然无措”，因为帕克和约蒂坚定否认在洛杉矶任何地方存在种族偏见。拉斯廷写道，当他提出当地大多数人投票废除了加州的公平住房法时，帕克和约蒂坚持认为第14号提案是对于房地产交易当中个人选择的肯定，这一肯定与种族因素无关。

金在公开场合将满腹怨气提炼成为了若干层次的忏悔：“我们——包括我自己——作为黑人领袖却未能将民权运动带到人民群众中去。”另一方面，他还认为自己在洛杉矶没能找到“任何政治家或者创造性的领导”，并且承诺将会直接向约翰逊总统提交他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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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这天，乔伊丝.贝利（Joyce Bailey）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九岁生日。在金走访沃茨的这一周，她一直呆在海尼维尔的牢房里。她的牢房正在变得越来越脏——脚边的马桶不仅堵塞不通而且还没盖子；她要求看守为她提供一杆拖把好让她清洁一下牢房，但是看守无视了她的呼声；唯一的净水来源是洗手池，而且还经常停水。她已经丢掉了在迪波西特堡睡衣厂的工作。她的父亲是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公司的一名相对独立的铁路工人，头几天他还会在探监时给她带来母亲烹饪的家常菜，后来看守就阻拦了一切探视人员，包括约翰.胡莱特派来的无畏祝福者以及塞尔玛民权阵营的医生。她的两位同监狱友不仅缺乏家庭同情的安慰，而且还祈祷家里人永远不会发现自己遭遇了什么。格洛丽亚.拉里知道她的继父肯定会暴跳如雷——他是一名美国空军，自从成为拉里的继父之后就一直在精心谋划自己的职业路线，多年来他的派驻地点从百慕大到旧金山，总之始终都远离黑人继女的南方老家，却没想到这个惹祸丫头这一回居然自投罗网。话又说回来，虽然拉里在继父眼中还是个惹祸丫头，时年二十四岁的她在青少年狱友眼里却是一位成熟长者，因此她在原始的折磨当中始终努力保持镇定，为狱友们做出表率。折磨不仅来自监狱方面的虐待，还来自其他狱友的痛苦，例如年龄最小的狱友鲁比.萨尔斯（Ruby Sales）就因为胃溃疡而疼得整天在床上蜷成一团，泪流不止，频繁尖叫。治安副官乔.杰克逊（Joe“Lux” Jackson）威胁称，如果她们继续制造噪音，就要让自己手下的黑人爪牙痛打她们，甚至还要对她们干出更糟糕的事情。她们不顾威胁，依然唱起了自由之歌，好让二楼的男性囚犯知道自己依然精神昂扬。

时年十七岁的萨尔斯虽然体质不太好，但是为人却很早熟。她设法说动了一位治安副官的黑人打手，让此人将她的笔记偷运到楼上交给丹尼尔斯，以此证明他还有一丝独立的人性。她平时经常拿着民权运动哲学调侃丹尼尔斯，尽管她仍然嘲笑他戴着神学院学生的假领子不肯摘下来。萨尔斯出身于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一户中产阶级黑人家庭，但是她性格叛逆，受不了中产阶级的虔诚作风，于是就从一名“高派”浸信会成员变成了怀疑论者，从学校里的首席拉拉队队长变成了囚犯。她的叛逆之路开始于塞尔玛游行期间，当时她参加了前往蒙哥马利的大学新生一日游，并且与她在塔斯基吉大学的教授一起在金曾经管理过的德克斯特大道教堂里呆了一整夜。萨尔斯的父母对于女儿期许极高，以至于在女儿的整个童年时期他们都把她送到哥伦布市最精英的第一非洲浸信会单独做礼拜，自己则满足地待在另一家层次较低的传教士教会。但是自从自家闺女投身民权运动之后，两口子只得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的掌上明珠抛弃了塔斯基吉大学的高跟鞋与丝袜，穿上了非学委的连体裤工作服。他们一辈子的穿衣打扮都在向上看齐，因此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故意穿上最贫穷、最脆弱的人们的衣装。他们指责女儿的年轻教授让.威利（Jean Wiley）是罪魁祸首——他也加入了非学委。萨尔斯曾经反对让丹尼尔斯加入朗德斯县的运动，倒不是因为丹尼尔斯是白人，而是因为她觉得布道人都是向人民兜售鸦片的伪善之徒，不可能与黑人佃农团结一致。但事实证明丹尼尔斯太有魅力也太熟谙宗教，以至于她无法在他面前保持冷漠。为了打消萨尔斯父母的顾虑，丹尼尔斯曾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一起开车来到哥伦布市，亲自出面来做老两口的思想工作，给她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告辞之前萨尔斯的父亲恳求他们两个一定要照顾好自家女儿。萨尔斯担心如果父亲知道自己在迪波西特堡被捕，很可能会将她从阿拉巴马州强行拉回家里。

除了胃疼之外，最让萨尔斯感到难受的尖锐疼痛来自于一张纸条：卡迈克尔与一位克里斯.怀利（Chris Wylie）在星期三——即入狱后的第五天——分别缴纳了保释金，打破了入狱人员共同进退抵抗不公正指控的约定。监狱里从此没有了卡迈克尔号召大家唱歌的呼声，再也听不见他高喊：“约翰，现在是祈祷时间！”以此促使年轻且虔诚的麦克曼斯主持礼拜。偷偷运进女囚牢的纸条声称卡迈克尔需要筹钱才先一步离开了监狱，但是女囚们并不相信这一主张。此前金在保释出狱时也采用过类似的理由，她们也都听到过针对这一理由的嘲笑，因此才不肯信服字条上的说法。更何况金的确为领导大会筹措了大部分预算，而名不见经传的卡迈克尔并没有多少化缘的能耐。女囚们心里暗暗怀疑非学委老兵会不会得到优先救援，后来确认了密西西比运动的威利.沃恩仍然呆在楼上牢房里之后才放下心来。萨尔斯为卡迈克尔的单独保释找了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理由。她在蒙哥马利第一次见到卡迈克尔的那个晚上亲眼目睹了卡迈克尔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当时贝弗尔与金曾经共事过的德克斯特教会受托人们拒绝让非学委凭借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为据点发动“第二战线”示威，金站在这些人一边为他们开脱，而萨尔斯则与卡迈克尔一起坚决地抱起双臂拒绝认同金的说辞。尽管他们对于金很有意见，但是当金发表关于民权运动的更宏伟目的的演说时，他们依然情不自禁地跺脚欢呼起来。萨尔斯还记得卡迈克尔对于他本人此后不久的抽搐性崩溃的无情描述。在她看来，卡迈克尔虽然看上去乐天开朗，但是内心里一定担心过去五年的民权斗争负担会在监狱环境的诱导下致使他当着敌人的面第二次崩溃。

监狱外面的反对压力也正在增加。此时非学委的金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基本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领导大会此前承诺要支援非学委五千美元，但是一直没有到位，现在非学委正在催要这笔钱。塞拉斯.诺曼和鲍勃.曼茨在办理保释手续时遇到了令人头痛的阻挠，很难找到愿意前往海尼维尔的律师。伯明翰的彼得.霍尔律师（Peter Hall）转而去了蒙哥马利并且提出动议，要求将迪波西特堡的案件转移到弗兰克.约翰逊法官的联邦法院。与此同时，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的要求，更大的法律危险伴随着一封咄咄逼人的意向书袭击了朗德斯县法院，明确指出司法部得到授权要针对“指称一名未成年儿童被学校董事会剥夺了法律平等保护的书面投诉”提起诉讼。虽然约翰.多尔在意向书当中误以为学监胡尔达.科尔曼是男性，但是这点小错无伤大雅。真正要命的是。他的详细申诉表明被拒绝转学的黑人学童已经从华盛顿获得了补救的希望。这封意向书进一步放大了阿拉巴马州当局对于世事变换的恐惧。吉姆.克拉克治安官早已发布了大规模通告，警告说司法部将会再一次“计划、鼓励、执行以及帮助 ”他所谓的“犯罪暗杀”，就像先前在塞尔玛周边干过的那样*。州骑警队的阿尔.林戈上校也在沃茨骚乱期间发布了一份全州公告：“本部门现在收到了某些可靠信息，即全国许多主要城市，特别是南部地区将发生暴乱”。林戈发布警报的日期是8月16日，正好也是多尔的告知书送交到“胡尔达.科尔曼先生 ”手中的日子。林戈敦促各地的治安官与警长们“开始着手组建相当规模的辅警、消防员以及治安副官的预备力量”。为了购买防暴装备，胡尔达.科尔曼的弟弟汤姆在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前往了蒙哥马利。

*【克拉克宣称：“策划这次行动的仇恨大师就藏在白宫。”】

“最亲爱的妈妈，”丹尼尔斯星期二在一张废纸上写道。他为手头这张几乎无法辨认的“奇特的生日贺卡”向母亲道歉（“这支该死的铅笔头大约只有一英寸又四分之一长”），并且告诉母亲自己自从上个从星期六就一直呆在监狱里：“这里的伙食很差，而且他们还不允许我们洗澡（好家伙！）。但是除此之外我们都很好，两三天之内应该就可以出狱并且回到工作岗位。你可以想象，下次我们一起品尝马提尼酒的时候我将会有一两个新故事要告诉你。”周三晚些时候，丹尼尔斯将这片废纸邮寄到了自己的家乡新罕布什尔州。这片废纸之所以能寄出去，多亏了几位陌生访客的帮助。这几人驾车来到朗德斯县，路上忍受了警方拦截和交通罚款，然后来到法院软磨硬泡地坚持要求取消禁止访客探视犯人的禁令。负责看押犯人的弗兰克.瑞尔斯治安官（Frank Ryals）虽然气得浑身颤抖，但是最终还是无奈地给予了他们探监许可。

得到探监许可之后，两位圣公会牧师走进了楼上牢房的一条腥臭走廊，发现犯人们正在进行绝食抗议。牢房地上散落着仍然没有动过的斑豆罐头、腌背膘以及发霉的玉米面包，饥饿的囚犯们拒绝食用，看守们也拒绝清理。此情此景令牧师们非常不安，接下来丹尼尔斯的精神状态更令他们感到困惑。此时身为囚犯的丹尼尔斯依然十分乐观，就像写给母亲的废纸生日贺卡体现的那样。现在卡迈克尔和韦利都离开了，只有丹尼尔斯一个人留在走廊尽头的牢房里虔诚祷告。两位牧师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勇气，无法判断他对于危险的漠不关心究竟出于故意还是天真。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Francis Walter）尤其因为丹尼尔斯的轻快情绪而感到不安。沃尔特是阿拉巴马州人，七月下旬曾同意在丹尼尔斯返回剑桥之后接替他在塞尔玛的传教工作。两位牧师代表圣公会文化种族团结协会前来保释丹尼尔斯，但是丹尼尔斯拒绝出狱，因为两人带来的保释金不足以解脱所有囚犯。

与丹尼尔斯隔着两间牢房的理查德.莫里斯罗同样拒绝出狱。此时他非常疲惫，以至于没有隔着铁栏杆站起来商议。他的牢房有两张架子床四个床位，但是却关押了八个人，包括他本人，吉米.罗杰斯，以及迪波西特堡的六位年轻表兄弟。八个人商量好了轮流在床上睡觉，没有轮到的人就站在牢房里硬撑着。六位年轻表兄弟花了很多精力重温他们之前去伯明翰观看灵歌明星詹姆斯.布朗演出的经历，那是他们离家最远的一次旅程。他们通过幻想重演了一开始就遭到扼杀的示威活动，猜测仅仅依靠精神征服就能回应他们所认识的白人仇恨狂热。这些谈话甚至吸引着两位探监牧师也参与了进来，建议下次可以改进战术，例如突然奇袭，事先预热，或者调动更多摄像机来传唤全国范围内的良知。正当他们聊得兴起之际，走廊中间牢房里的威利.沃恩突然爆发了出来：“牧师，你以前有没有站在纠察队里看着你的对手的脸？”他大喊道，“你有没有看着他们软化下来？” 如此激烈而又隐秘的欲求致使整个监区都安静了下来，仿佛沃恩正在不顾一切地想要从密西西比州找回一些纯粹的东西。

年轻的约翰.麦克曼斯是当地技校的一名焊工，他告诉莫里斯罗他曾渴望成为一名布道人。他分享了一首写在袖珍小本上的监狱诗歌：

昨晚我在梦境里看见

勇敢的人们为了权利而战。

这场战争多么激烈，

如同怒海翻腾一般的鲜血。

人们的嘶吼痛苦发狂，

为什么我们全都必须死亡？

人群当中一个白人大叫，

这帮黑鬼想把我们毁掉。

我宁肯被埋进我的墓地，

也不愿遭受折磨被人奴役。

他们来回传递这个笔记本，好让莫里斯罗能够记录他本人“身为凯里爱尔兰裔的奇思怪想”，其中大部分都是信马由缰的遐想。他写道：“我的观察似乎围绕着我旋转，我几乎感觉不到我交给这些朋友的东西，我只感觉到我得到了什么。一年前我还知道很多。”接下来还有一段：“星期五的早晨——在监狱待够了一周，上个星期六在迪波西特堡的一时英勇决定了接下来的一周，不想要的一周，浪费了假期的一周……它的元素很快就会融合成英雄的记忆。勇敢将在回忆当中回归，在弥撒大会与星光下的安静谈话当中，在长椅上，在桌子上，在床上。”

8月20日星期五下午，治安副官们突然敲开牢门，带来了犯人们已经全部获释的消息。二十名兴高采烈的囚犯几乎没工夫为了一身污垢而操心，赶紧团聚在楼下签署他们自己的保释凭证。众人当中只有吉米.罗杰斯觉察到到情况不太对，因为并没有人为囚犯们支付保释金，似乎当局不知何故放了他们一马。此外也没有律师或者运动车队来接他们。他竭力想要挽留狱友们在监狱里再多呆一会儿，但是也只能在办公桌前将他们暂留片刻。他们被推到户外，聚集在监狱院子里，然后治安副官拉克斯.杰克逊从后面命令他们散开，开着巡逻车过来的海尼维尔警官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威利.沃恩争辩道他们有权利留在监狱院子里，他首先想当然地声称联邦政府对于监狱地产拥有所有权，然后又徒劳地恳求他们这群人不应该“种族融合地走在上城区”，但是警方依然将他们全都赶出了监狱，经过海尼维尔轧棉厂来到97号公路拐角的种子仓库，距离法院广场一个街区。沃恩立刻脱离了大部队，想要找一户友好人家并且通知四十英里外的塞尔玛非学委办公室，因为朗德斯县的自由之家没有电话。其余十九人聚集在一棵含羞草树周围，决定不要徒步前往白厅或者迪波西特堡。有几个人注意到街道上冷冷清清的，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没有朋友知道他们刚刚被释放。不过在明亮的阳光下，他们毕竟还是按捺不住欢欣鼓舞的心情。在等待安全交通方式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想来一口冰镇饮料。于是他们冒险走过一个街区，来到一家木板墙杂货店。店主是彬彬有礼的弗吉尼亚.瓦纳（Virginia Varner），以前他们在旧监狱申请选民登记的时候在这里买过零食。

丹尼尔斯在路上向鲁比.萨尔斯讨了一角钱。他爬上两级低矮台阶，来到狭窄的门廊入口，突然听到纱门内侧传来一声凶恶的喝令，吓得他当场一愣：“商店已经关门了！赶紧滚蛋，否则我就打掉你们这些该死的脑袋！”丹尼尔斯后退一步，身体前倾，扬起一条胳膊就将原本与他并肩的萨尔斯扫到了自己身后。然后等在杂货店里的汤姆.科尔曼就一步冲出纱门，端着一杆萨维奇十二号双筒霰弹枪，几乎抵着丹尼尔斯扣动了扳机。铅丸与垫料击中了他的肋侧，向下穿过肝脏直插脊柱，撕开了一个一英寸宽的血窟窿。丹尼尔斯摔在人行道上，脸朝上落在了路边草丛里。乔伊斯.贝利一开始跟在丹尼尔斯身后二十英尺处，身边是莫里斯罗。枪声一响她拽着莫里斯罗掉头就跑，紧接着又听见第二次震耳欲聋的枪响。无数弹丸击中了莫里斯罗的后背，冲击力之大致使贝利一下子松了手，莫里斯罗随即仆倒在地。萨尔斯疯狂地在杂货店周围爬来爬去寻找藏身之处。吉米.罗杰斯和格洛丽亚.拉里窜到了莫里斯罗倒地位置附近的树篱后面，回头瞥见那个男人从门廊走向他们，手里端着猎枪。

科尔曼不仅手里端着猎枪，腰间还挂着一副插着手枪的枪套。他站在原地打量了一番倒卧在地的两具身体，然后走到他的车上，不紧不慢地开到法院，从治安官办公室给蒙哥马利打了电话。他的儿子是州骑警，在那里担任阿尔.林戈上校的司机和保镖。“我刚刚打死两个布道人，”他告诉他们。“你们最好过来一趟。”

科尔曼走后，乔伊斯.贝利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你们这些叛徒！”她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大喊。“你们就这么跑了——逃跑了！”其余人员三三两两地聚了过来。约翰.麦克曼斯此后再也无法从脑海中摆脱两个人倒在血泊当中的画面，血流满地恰似洗车时放水那样。迪波西特堡当地的少年们敲打着杰克逊美容店和附近房屋的屋门试图求助，但是没有人前来开门。格洛丽亚.拉里无奈地退了出去，耳边响起了莫里斯罗惨不忍闻的呻吟声，想求口水喝。罗杰斯转过身来，与轧棉机厂后面小路上的几名民间武装人员对峙，其中一人得意地叫嚣道。“黑鬼赶紧滚吧，再不滚就得跟他们两个躺一块了！”

不敢再冒险的罗杰斯只得把他的同伴们驱离了受害者身边。许多人在慌乱当中都将坐牢时的读物遗弃在了路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活和时代》，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还有《教会与新拉丁美洲》这样的专业书籍——罗杰斯也不允许他们掉头回去捡拾。一小时后，威廉.丁金斯医生乘坐着曾经将詹姆斯.里布送往伯明翰的救护车从塞尔玛赶来，发现地上早已没有了伤员，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枪击事件。验尸官杰克.戈尔森用县里的灵车拖走了莫里斯罗与丹尼尔斯，而且还将两个人摞在同一具担架上。莫里斯罗在上，丹尼尔斯在下，莫里斯罗几乎已经丧失了意识。

由于约翰逊总统和约翰.多尔都是白宫首届平等就业机会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非学委电话总机的接线员没能在第一时间联系上多尔，只得留下了绝望的信息——周五晚些时候彼得.霍尔律师前往海尼维尔监狱，看守坚持声称他的客户还在牢房里，但是拒绝让他与其中任何一人交谈，海尼维尔的囚犯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周围的医院或停尸房都不承认接收过符合囚犯体貌特征的伤员或者尸体。直到最后白教堂殡仪馆的一名员工向多尔承认接到一名符合丹尼尔斯描述的新来者，这才打破了沉默的壁垒。多尔在下午6点15分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另一方面，一位天主教神父被单独叫到浸信会医院举行临终仪式，在医院走廊里发现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且没有身份证明的重伤员，于是找来了一位熟识的查尔斯.考克斯医生（Charles Cox）前来看个究竟。考克斯是个上过战场的外科医生，他立刻召集创伤小组展开了长达十一个小时的急救手术，切除了这位神秘伤者的脾脏与部分被刺穿的肺，还清除了从肩胛骨到小肠的嵌入弹丸碎片。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等在病房并且向总部保证，“如果莫里斯罗死了”，总部会立即得到消息。莫里斯罗将会挺过这一关。

与此同时在洛杉矶机场，安德鲁.杨一直试图安排让金在下午与总统通话，但是未能成功。事后白宫助手通知联邦调查局总部，约翰逊拒绝听取金关于沃茨骚乱的意见。白宫方面认为金的通话请求不怀好意，要么是在打肿脸充胖子，要么想要为总统布下政治陷阱。白宫方面之所以向调查局表明自己的盘算，或许是为了安抚调查局，但是显然仅仅做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白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胡佛在急件上批示道，“哪怕仅仅允许金等人保持与白宫的接触渠道也依然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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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约翰逊总统在金回国前就将顾问们叫到身边，与金进行了一次跨国电话峰会。此时总统与金都还没有意识到迪波西特堡刚刚发生的惨案——两人通话的同时多尔正在忙着调查阿拉巴马州的事态——两位各自阵营的一把手谈到了创造历史的民权联盟，这个联盟已经在更大的方面受到了威胁，其标志就是公众对于究竟应当将暴力当成疾患还是疗法的歪斜态度。两人都期待着对方伸出援手，同时也都没有因为近在咫尺的分道扬镳而流露出敌意。两人的磋商谨慎而又亲密的磋商，仅仅从字面上来看几乎谁也想不到这将是金与约翰逊之间最后的直接交流记录。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是在向对方说再见。

约翰逊让李.怀特和哈里.麦克弗森通过分机电话旁听自己与金的交谈。他向金抱怨说他整个星期都置身于国会的敌对投票包围。参议院刚刚将他的第二年扶贫预算削减了13%——从18.9亿美元削减到了16.5亿美元——“现在我的法案必须回到众议院，再次拿到史密斯法官面前闯关。”这一挫折已经阻碍了总统的一揽子权新就业与教育计划，例如“起跑线项目”（Head Start）。约翰逊希望将这个项目的预算规模扩充到到每年100亿美元。更不妙的是，政府还不得不拿下另外一场旨在进一步削减8亿美元扶贫预算的投票。这场投票的最终结果是43票比43票。总统心有余悸地对金诉苦道，这项修正案差点就“给我打了个对折”，谢天谢地最后以平局告终。“这也太悬了。”

约翰逊指责道：“他们决心破坏它，让它陷入丑闻”。他开诚布公地告诉金，他的政府内部存在着棘手且跨越党派的改革障碍——例如约蒂市长甚至反对有限的联邦扶贫资金，除非将资金交给他来控制，而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主席干脆给自己放了一个长长的游艇假期也不去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第一项预算就被砍掉了一半。接下来总统问及了沃茨的情况，金则坦率地谈到了“全面种族战争”的风险。

约翰逊接受了金的论断，但很快就截住了他的发言。"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不耐烦地问。"你有什么建议？”

金犹豫了一下。此前他就建议过总统不要指望从“绝对不敏感”的当地政客那里得到帮助，比如帕克局长（“一个非常粗鲁的人，我们和他谈不拢”），这使得约翰逊刚刚描绘的联邦希望遭到了无情的围攻。“嗯——问题是——我想——”金结结巴巴地说道，“如果他们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洛杉矶开展这项扶贫计划，我相信这将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会去做的，”约翰逊干脆地承诺道。他的助手和他的内阁将会继续研究“紧急行动”的机制。但是他也为金规定了一则紧急信息，想要借助金传扬出去，从而支持国家任务。“你就这么说——呃——我们——呃——的时间在流逝，”总统劝说道，“那个——呃——那个——指针在移动，我们只是——呃——仁慈的上帝愿意留给我们一点时间，祂正在试图警告我们。但是国家必须站起来，支持我正在做的事情。我不能让全国上下在扶贫问题上再闹出一次43票对43票。”

“是的，这话很对，”金说。

约翰逊认为，金在沃茨的发言虽然确实非常合理且公正，但是还应该更明确地反映出总统在霍华德大学演讲时关于贫困问题的论述。在他看来，金与自己一样熟悉分裂社会当中的言论会遭到怎样的曲解。他警告说新闻界“可能会误解”他本人在骚乱当天阻止来自任何方面的种族仇恨的企图：“当时我说，一个人在洛杉矶用自制燃烧弹破坏财产的权利并不比三K党残害生命的权利更大。”约翰逊告诉金，自己“今天向平等就业部的人提出了这一观点，而且说得很有力。”尽管总统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只是转述了金的观点，但他知道——他也知道金知道——这番话涉及了大量黑人，却放过了三K党极端分子之外的白人。约翰逊急忙回顾了他从反方向发出的恳求，希望金能理解自己。他引用自己的话告诉金““举办法律讲座根本没用，如果老鼠正在啃食——呃——呃——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面临失业，上无片瓦，没有工作，一边是毒品针头，另一边是癌症。”

“是的，就是这样，”金说。

“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判断力。人们没办法——处于那种境地的人们没办法理性判断。”

“这话没错，”金说。

“而我们在缓解困境方面做得不够多，”约翰逊说，“而且也不够快。”

“是的。”

接下来总统两次重申了“骚乱与老鼠”的表述，甚至还颇具节奏感地宣称沃茨的被忽视者“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最好马上去帮助他们。”

“是的，是的，”金沉吟道。平时在教堂里都是别人这样回应他，这次轮到他这样回应别人了。

“我想让你知道这些话都是我说的，”约翰逊补充道，“请原谅我的打断。”早些时候约翰逊也曾使用过类似的语言来秘密鼓励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孔（John McCone）接受布朗州长的任命，领导沃茨骚乱调查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总统在金与麦孔面前都轻描淡写地承诺将民权当做“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业”，正如周五早些时候他在白宫草坪上宣布的那样：“因为我们的事业是解放——通过和平且非暴力的变革，解放我们国家所有地区的所有公民。而且我们必胜。我早已投入了这场事业。”

然而总统也预计到事态必然不会称心如意。到了明天，残酷的头版头条肯定会掩盖他对于民权运动目标的拥护，尽管这一立场曾经令人震惊。新闻界肯定会宣称“约翰逊斥责暴动者是权利的破坏者”。他指望金能够大声发言，成为自己的制衡与补充。“请参考霍华德大学的演讲，”他重复道。"从来没有人公开这样讲过过。"

金回答说自己从来都在这样讲，“在我所做的几乎每一次演讲当中。”

约翰逊在关于金的媒体报道当中并没有发现这样的信息，因此催促金赶紧转移新闻焦点。“你——你经常上电视，你应该纠正一下他们，”他逼问道。“该死的，告诉他们应该读什么，应该写什么，应该明白什么。这事不能再拖了。”话说至此总统的气场已经慌乱了起来。他希望自己能为另一个塞尔玛之春完成前期开垦。“我们必须保持领先，”约翰逊说，“而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他哀叹道自己当年的压倒性选战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殆尽。“他们认为我距离选举那时候民心所向的局面已经越来越远了，已经没有多少人支持我了。”然后总统给了金一记重拳。“此外他们还全都觉得你在越南问题上反对我。”

一击得手之后约翰逊立刻后撤了一步。“我并不觉得这是你的本意，”他向金保证。但是接下来他又在使用与反对暴力的问题上纠结起来。“我和你一样希望和平，而且更希望和平，因为我今天早上一醒来就不得不应付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杀的坏消息。”总统呻吟道——这里指的是美军在茱莱港第一次与北越武装直接交手之后暂时保密的伤亡数字。“但是这些人不会来到会议桌上，而我……”

“我已经说过了，总统先生，我关心的是和平，”金插话说。“而且我之前说得很清楚。我想我的立场经常被误解。”对于约翰逊的动荡激情保持警惕的金采取了守势。“因为我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关键就是两点。第一，谈论美国单边撤军不合理；其次，您已经呼吁了十四五次愿意无条件召开会谈，现在是河内那边——”

“的确，就是……”

“——还没有回应。”

“你这个立场一点毛病都没有！”约翰逊立刻把话垫了上去。“就该坚持这个立场。”他说金应该与戈德堡大使协调一下。这句话促使金回忆起自己在沃茨骚乱期间接到一条电话信息——“我猜是两天前”——内容是邀请他去联合国拜访戈德堡。

“我上周告诉他要和你谈谈，”总统透露。话说至此总统再次振作起来，表示自己将会让李.怀特在亚特兰大给金打电话，不仅为了促成金与戈德堡会面，还要与他讨论洛杉矶骚乱的紧急方案以及白宫种族问题会议的计划。约翰逊感谢金在沃茨发挥的领导作用——“你在那里做得很好”——并邀请金随时提出建议，只要他有钱打主动付费电话就行。“就算你没有，”总统诙谐地补充道，“也可以打对方付费电话。”

“好吧，”金笑着说。

约翰逊放下电话之后和他的助手们短暂地嘲笑了几句金，因为金不愿意向越南的美军战旗敬礼。他们嘲笑金的判断力摇摆不定，政治忠诚度也很成问题。再加上金事先没跟白宫打招呼就突然跑到沃茨，更是让总统与手下人全都暗自怀疑他们的黑人盟友们兴许会冷不防地突然集体背叛白宫。哈里.麦克弗森愤怒地保护着他的老板。他为总统起草了当天电话通话的严厉措辞，目的是批驳那些拿着加州暴乱来回报本届政府的历史性合作关系的忘恩负义之辈。令他失望的是，约翰逊即兴添加了大量关于种族正义的内容，以至于削弱了这一信息。不久后白宫助手还向外界泄露了总统在越南问题上对于金的训诫有多么尖锐。

总统用强制性命令压制了手下幕僚们的讽刺气氛，要求各位员工在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星期六——十点之前写好洛杉矶扶贫行动的倡议演讲。“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第二天他在鼓舞人心的讲话中当总结道。“召集所有人手，让我们行动起来——将金钱、石料与白垩都投入这项行动。”约翰逊的疯狂热情掩盖了白宫与民权阵营之间从根本上就立足不稳的休战。金的演说无法抵消少数族裔暴乱导致的政治风向转变，约翰逊也无法主张戈德堡倡议能为越南带来和平。总统在私下里依然指望在越南问题上可以死马当作活马医，只要能避免公开战败他什么办法都愿意尝试。戈德堡就是他的遮羞布，用来掩盖全面战争与单边撤军之间不可避免的艰难选择。另一方面，金就像当时与后来的大多数主要反战人士一样，并不愿意将直截了当的撤退当做他建议的解决方案。当然，他事先并不知道乔治.鲍尔、理查德.拉塞尔以及总统本人在私下里都因为了解实情而对出兵越南抱有疑虑，而他的观点恰好从另一个方面为这些顾虑提供了补充。就算他知道，也很难说他在这次通话当中就一定有机会向约翰逊有效地宣扬越南问题的非暴力解决途径。

就像金不敢公然反对向越南用兵一样，约翰逊总统同样也不敢公然主张对越南用兵。他的一部分内心依然还在强烈抵制——甚至害怕——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心态。他仍然担心全国上下的怒火会偷走他的伟大社会的剩余能量，而且他知道树立新的敌人比超越旧的敌人要容易得多。乔治.华莱士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会热情地为亚洲的战斗欢呼。尽管约翰逊在个人层面上总觉得与金打交道不太舒服——他更喜欢罗伊.威尔金斯那样满面堆笑八面玲珑的人——但他并不愿意与金代表的非暴力理念决裂。身为总统的约翰逊早已见惯了关于暴力的传统政治观点，但是金的经验却令他头痛不已地将这套观点掀了个上下颠倒。他需要军事成功才能继续执政，但他已经知道即使是在地处偏远的越南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超级大国的力量一定能取得胜利。回顾过去十年，他比任何人都更欣赏非暴力运动的奇迹。这场运动虽然手无寸铁，却打破了美国参议院自鸣得意的种族隔离舒适世界。不久前约翰逊本人就曾经在白宫草坪上面对五百名民权专家高呼：“你们谁能在十年前预测到，在这个八月的最后一周，成千上万的黑人男女将突然参与自治？同一个星期还会有成千上万人在这个国家发动无与伦比的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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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尼维尔枪击案在周六登上了全国头条新闻，但是几乎所有的持久影响都始于公众视线之外。团结协会主任约翰.B.莫里斯（John B. Morris）抱歉地打电话给白宫，请求帮助解决一系列对于对大多数外人来说毫无意义的困境。首先葬礼安排就陷入了停滞。阿拉巴马州一开始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这具争议缠身的死尸。但是到了正式交接的时候，地方当局与承运人却偷偷摸摸地下起了绊子。李.怀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约翰逊总统面前也解释不清楚。“他什么意思？什么叫他们在扯后腿？”约翰逊问道。“不能用火车运载？也不能用飞机？还有什么？”怀特为莫里斯担保说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并未出乎意料。他只能猜测阿拉巴马州的交通公司全都不愿与丹尼尔斯的遗体扯上关系。约翰逊一方面十分疑惑，另一方面也想起了当初派遣联邦政府飞机运送詹姆斯.里布遗体招致的批评，因此他告诉怀特，让莫里斯坚持采用商业运输方式将丹尼尔斯送到新罕布什尔。与里布遇害案或者1964年6月约翰逊亲自操纵J.埃德加.胡佛搜寻在“自由之夏“第一天失踪的三名民权义工那时候不同，这次的案件没有扣人心弦的谜团，没有得到全国关注，也没有催生历史性的立法。总统谴责的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罪行。私下里卡岑巴赫提到“唐斯县”作为不公正的代名词，总统温和地纠正了司法部长的口误，说应该是朗德斯县。

林戈上校一上来就确立了地方当局针对海尼维尔案件调查的控制权。他首先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汤姆.科尔曼是一名特别治安副官，应当为他的行为留出回旋余地，因为他要在守卫公众的压力下履行职责；弗兰克.里尔斯治安官（Frank Ryals）也拿出了多年前的确凿任命记录。然后一夜之间，阿拉巴马州当局就改变了立场。这一改变很可能是基于法律意见：无论嫌犯汤姆.科尔曼具有怎样的任何官方身份，司法部都可以抓住这一点针对他提出联邦起诉，就像依然悬而未决的密西西比州三义工谋杀案一样。在那起案件当中，控方主张嫌疑人利用法定条款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了被害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因此罪行的伤害对象是美国本身。于是里尔斯治安官再次联系了联邦调查局探员并且，提供了新的信息，即科尔曼的警徽其实只是一份持枪许可证。他说他知道徽章上的印记可能会造成错误的印象——“持有人被任命和授权为朗德斯县治安官”——并解释说仅仅是因为缺乏文书人员才一直将徽章换许可证的手续拖延了下来。县检察官卡尔顿.珀杜（Carleton Purdue）进一步提供了确认的法律意见：根据人们的普遍理解，发放治安副官徽章的“意图”就是为了监管私人枪支。

更重要的是，联邦调查局的主管们在接受这一转变时显而易见地松了一口气。他们也同意科尔曼作案时的身份并非治安副官——而是“单独且独立地”行事——从而为自己免除了一大堆麻烦。既然本案并未涉及公职人员，那就不必按照联邦法律展开调查，也就不必追查与本案有关的一系列麻烦问题，例如究竟是谁安排了海尼维尔监狱囚犯的突然获释，汤姆.科尔曼又怎么会预先知道应该在哪里设伏。如此先入为主的判断使特工们不必在充满敌意的法庭上出庭作证，这反过来又阻碍了针对科尔曼以及任何帮凶的联邦起诉。联邦调查局官员不仅放弃了针对本案的管辖权，接下来还抵制了司法部提出的进一步挖掘涉案事实并且依此重新考虑案情的要求。调查局的案件记录显示，“为了避免任何后续批评的可能性，”他们按照司法部的命令敷衍地提出了几个问题，司法部的律师不厌其烦地以书面形式为他们澄清。但是他们的提问范围很窄，没有采取后续或者主动行动。同时调查局还对外宣称，他们很不喜欢科尔曼可能有帮凶的“含糊”理论。最后调查局总部还尖锐地指示在阿拉巴马州的探员们明确告知朗德斯县官员以及每一位受访者，就算这些浅尝辄止的审查也并非出自调查局本意，而是“应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助理检察长约翰.多尔先生的具体要求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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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条战线上，民权力量正在美国法律界引发远远超过阿拉巴马州种族犯罪的震荡。近三十年后，丹尼尔斯的传记作者查尔斯.伊格尔斯（Charles Eagles）将会发现，丹尼尔斯的遇害也为美国法律界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提供了契机。为了确保丹尼尔斯的案件得到公平审理，约翰.莫里斯牧师向他的朋友与圣公会教友小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 Jr.）寻求帮助。摩根原本是伯明翰的一位律师，1963年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之后，他向其他法律界同行发表了皈依民权阵营的演说，认为白人要为这起惨案承担集体责任——“这件事我们全都有份。”此后他就被赶出了伯明翰的法律圈子并且投奔了亚特兰大的美国自由联盟。摩根匆匆赶到朗德斯县了解情况，并且立刻意识到丹尼尔斯的案件根本没有通过州法院进行公平起诉的指望。尽管如此，他依然在本案当中发现了败中取胜的法律机会。接下来他在五天内构思、研究、撰写并提交了一起联邦诉讼，旨在消除白人男性在阿拉巴马州陪审团当中的系统性垄断。为了在麻木的悲伤和猖獗的恐惧面前彰显不服输的幽默感，摩根招募了一位贾迪娜.怀特（Gardenia White）作为首席原告，她是塞尔玛游行期间朗德斯县宿营地的捐赠者洛西.斯蒂尔（Rosie Steele）的外孙女；作为首席被告，他选择了白人陪审团专员布鲁斯.克鲁克（Bruce Crook）。于是这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就成了怀特诉克鲁克案（White v. Crook）——从字面上看就是“白人缺德案”。摩根辩称：“陪审团制度是投票权的靠山。当你害怕有人——从治安官往下——可能会向你开枪，而任何其他人都不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时，投出一张选票将会多么困难？”

约翰.多尔很快代表美国政府站在摩根的客户一边进行干预，带头成功地提出请愿，要求开启法院卷宗，从而揭露过去五十年黑人被全面排除在朗德斯县陪审团之外的情况。然而司法部的诉状并没有提及这起诉讼针对阿拉巴马州禁止所有种族女性陪审员的法规的同步攻击。对于此时的政府律师与主流媒体来说，性别歧视的理论仍然很牵强（8月20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还在讨论为什么高管们必须让一个“晕头转向的金发女郎”驾驶拖船或者为大都会队投球），而不利法律的广度放大了摩根的诉讼策略的风险。虽然只有密西西比州与南卡罗来纳州像阿拉巴马州一样完全禁止妇女参加陪审团和大陪审团，但从马萨诸塞州到怀俄明州的三十个州都保留了某种形式的陪审团性别限制法律。霍伊特诉佛罗里达州案（Hoyt v. Florida）是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一领域的最新裁决，该案维持了一项州法律，即除了那些单独向法院申请担任陪审员的人之外，不允许女性担任陪审员。

为了加强他的新颖案例，摩根请来了更有经验与远见的法律从业者宝莉.默里（Pauli Murray），她时年五十四岁，刚刚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女性。默里曾经因为种族被北卡罗来纳大学正式拒绝（“本大学不录取你所属种族的成员”），也曾因为性别被哈佛大学拒绝（“你不属于有权被哈佛法学院录取的性别”）。最近在1963年，默里还批评过民权运动的伟大冠军A.菲利普.伦道夫在他自己的“华盛顿就业和自由游行”当中对于妇女的权利与贡献自相矛盾地视而不见。在怀特诉克鲁克一案中，默里帮助摩根强调了阿拉巴马州上诉法院主审法官安妮.L.普莱斯（Annie L. Price）自相矛盾的法律地位：“她可以推翻陪审团的判决，她可以辞职并且在陪审团面前执业。但仅仅因为她是一名女性，她就没有资格担任陪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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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尼维尔犯罪现场的政治影响很快就将会波及整个国家，不过在那之前，遭受重创的朗德斯县民权阵营首先被搅乱成了一团。大多数亲眼目睹凶杀的青少年穿过树林与荆棘，惊恐地逃回了迪波西特堡。他们的父母唯恐凶徒再下杀手，赶紧将他们偷运或者赶出了县城。谣言在白人地区流传，声称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正在收集枪支准备报复，而卡迈克尔则恐惧地警告称凶案过后的第一晚就会发生针对民权义工的屠杀。他在塞尔玛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克拉克警长已经派出了三百多名白人。”阿拉巴马州非学委办公室以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称海尼维尔的幸存者“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而躲藏了起来”。接下来幸存者之一格洛丽亚.拉里又莫名其妙地越过非学委的保护屏障玩起了消失，致使民权阵营的恐慌情绪越发高涨，直到她再度露面之后才多少松了一口气。却原来拉里非常想洗澡，于是偷偷溜到了塞尔玛自由之家。同事们抱怨她是个半吊子志愿者，对于非学委这个组织的记忆与方法仍然一无所知。非学委的资深成员们清楚意识到，海尼维尔伏击是一场“监狱附赠的阴谋”，就像当年的钱尼、古德曼和施韦尔纳也是被监狱交给了密西西比州的三K党。而且这些年轻的运动老兵对于调查本案的权威当局也无甚好感，他们认为当局不仅敌视他们，而且还很可能与真凶串通一气。非学委内部流传着关于赫伯特.李与路易斯.艾伦的警诫故事，这两人在密西西比州与鲍勃.摩西率先开创的选民登记项目合作之后都遭到了谋杀，凶手都有半官方的身份，而且敢于向联邦调查局吐露实情的证人也都沦为了杀人犯的目标并且惨遭谋害。于是非学委员工将海尼维尔惨案的关键证人聚拢在一起，以免让联邦调查局特工以及三K党得知他们的行踪，却不成想拉里居然一个人跑了出去。老员工们围着拉里一阵数落，说她不该在这种时候依然一点心眼都不留。可是没想到拉里接下来又抛出了一则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她在塞尔玛自由之家不仅洗了澡，还给圣保罗教堂的弗兰克.马修斯牧师打电话通告了丹尼尔斯的遭遇。资深非学委员工们几乎无法想象，她在眼下这样紧要关头的反射性冲动居然是向一位奉行种族隔离的的白人牧师倾诉。

8月23日星期一，紧张的气氛远远扩散到了阿拉巴马州之外。丹尼尔斯曾经的学徒哈罗德.萨珀斯坦拉比找到了几位赞助人，让乔伊丝.贝利第一次乘飞机前往纽约。她和其他人在纽约与萨珀斯坦关顾的伊曼纽尔圣殿会众们一起为丹尼尔斯举行了守夜仪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宗种委的布鲁斯.汉森牧师（Bruce Hanson）一起继续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丹尼尔斯的葬礼。他在该委员会赞助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的活动当中认识了汉森。葬礼在丹尼尔斯的家乡基恩市的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举行，约翰.莫里斯设法通过包机接力从蒙哥马利送来的灵柩后面排起了一千多人的队伍，其中有家人，儿时朋友，神学院同学，曾经赶赴塞尔玛的朝圣者，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还有几个在南方结识了丹尼尔斯先生的黑人”。风景如画的基恩位于莫纳德诺克山脚下，虽然时值盛夏，但是这里依然寒风阵阵。寒风中的卡迈克尔平静地喃喃自语道。“布鲁斯，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这里没有多少黑人居住了。”此前《时代周刊》已经节选发表了丹尼尔斯的一篇神学院论文，其中的言辞十分激烈。一位本来应该致悼词的教授宣读了丹尼尔斯的另一篇论文，主题是塞尔玛“为活生生的神学提供了原材料”。

最让丹尼尔斯的生前同事们无法忍受的还不是生死无常。他们通过切身交往意识到了丹尼尔斯具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奇特天赋。他不仅是民权领域的探险家，而且在此之前还作为一名体貌秀气的北方人一反常态地选择了加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检验自己。在这所尚武争强、将石墙杰克逊奉为英雄的军校里，丹尼尔斯的表现居然极为优异，以至于学长们投票选举他在1961年的毕业仪式上发表荣誉致辞，台下的全白人听众当中就坐着号称要“大规模抵抗”民权运动势头的弗州州长J.林赛.阿尔蒙德（J.Lindsay Almond）。他向毕业生当中的未来将军与国家领导人——“以及若干气派非凡的小丑”——致敬，并且宣称：“我祝愿你们走进新世界并且拥有看清这些世界的眼光。我祝愿你们有能力做到体面和高尚。”仅仅四年后，一个新世界确实降临在了他位于莫纳德诺克景观公墓的墓地周围——鲁比.萨尔斯、约翰.莫里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哈罗德与玛西亚.萨珀斯坦夫妇、吉米.罗杰斯、弗朗西斯.沃尔特、威利.沃恩、布鲁斯.汉森、乔伊丝.贝利以及格洛丽亚.拉里，一群种族与信仰各异的人们手拉着手，流着泪唱着《我们必胜》。

卡迈克尔和吉米.罗杰斯在民权运动的转折点上回到了朗德斯县。就像自由乘车运动当中的黛安.纳什、密西西比选民登记运动当中的鲍勃.摩西以及塞尔玛大进军当中的金一样，他们呼吁运动的见证人在遭受最残酷迫害的地方集会。“我们要向人们表明我们并不害怕朗德斯县，”卡迈克尔宣布，“他们赶不走我们。”然而与1964年的摩西不同，卡迈克尔并没有招募白人志愿者军团。摩西刚刚开始选民登记运动的时候，黑人义工遭到暴力镇压的消息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注意。摩西的应对策略是一套令他内心痛苦的马基雅维利式计算：高调的白人学生可能遭遇的牺牲最终应该会刺激联邦政府出手干预。相比之下，现在白人已经被牺牲了，对于国家政治的希望也已经破灭了，而白人志愿者仍然会为南方当地的民权阵营带来双重负担：他们不仅不熟悉南方文化与民权文化，而且还很容易招致暴力袭击。拒绝保释的丹尼尔斯与莫里斯罗已经为团结做出了榜样，但更广泛的公众反应却倾向于关注他们的抽象纯粹性而不是阿拉巴马州黑人的紧迫困境。对于卡迈克尔来说，就像对于摩西一样，跨种族政治当中的领导地位总会在死亡降临之际带来难以忍受的压力。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到丹尼尔斯，并且保护性地记起了他曾经反对过将白人义工派往朗德斯县，因为这样做过于危险。“我们不打算让乔恩复活。我们要复活我们自己，”他在一次弥撒大会上这样说。“我们要拆了这个县。我们要重建它，直到它成为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卡迈克尔要求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在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当中寻找可能允许朗德斯县民权运动独立存在的立足点。三十九岁的明尼斯在民权方面起步较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保险理赔员。1959年，杜兰大学开除了一名带黑人进入学生休息室的研究生同学。尽管不少师生进行了抗议，但是校方却把他们晾了起来不闻不问。于是明尼斯为尴尬的抗议者们支了一招：大学官员虽然不怕学术请愿，但是对于申请福特基金会的大笔拨款却可能很敏感，因此抗议对象不应该是校方，而是应当把事情闹到福特基金会那边。明尼斯的专业技能就是寻找与攻击种族隔离的隐蔽法律弱点。1964年，他凭借这套技能说服詹姆斯.福曼在亚特兰大一个废弃棉花仓库里新建了一个非学委研究部门，里面存放满了穆迪公司的企业信用评级手册、人名录以及南方各州的成套旧法条。在1965年的每周通讯《与林登一起生活在伟大社会》当中，明尼斯笔调尖刻地记录了对于自由民主的幻灭：“林登一路飞到密苏里州签署的《伟大医疗保障法案》就像阳光下一个满满的垃圾桶，外表光鲜亮丽，内部却长满了蛆虫。”他在文中指出，许多获得了扶贫战争合同的公司也拿到了越战后勤合同；他还嘲笑金这位“伟大的非暴力哲学家以及他的死党贝亚德.拉斯廷”装模作样地跑到沃茨骚乱现场去“顿足捶胸，吁天呼地，做出各种所谓‘领袖人物’在这种场合该做的举动。”《与林登一起》梳理了就业与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贫乏记录，以此证明“1964年的《民权法案》多么虚假”，还嘲笑《投票权法案》是约翰逊的另一个骗局。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明尼斯也流露出了遍体伤痕的线索：“还有一件事，我们只要想到过去五年中所有的谋杀、爆炸、殴打、饥饿和匮乏，就会明白林登一点功劳也没有。是南方黑人通过了那个法案。”约翰逊大肆宣传的承诺*认为黑人的选票会在数量上发生变化，明尼斯对此嗤之以鼻（“如果你愿意，尽管可以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愿意，你也尽管可以相信林登相信这一点”），并且想知道民权运动被错误信仰烧毁之后“将会转向何处”。

明尼斯在丹尼尔斯葬礼十天后积极回应了卡迈克尔的任务。“这是我从阿拉巴马州法典中收集到的内容，”他写道。“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规定有可能允许一个全新政党的存在。”讽刺的是，这些晦涩难懂的条款都是重建后期遗留下来的，当时自封“救赎者”的南方白人制定了法律，旨在促进各县提出地方候选人名单，从而让南方白人继续把持南方基层政坛。法规明确规定了新组织必须在选举周期内的何时何地以及如何组织起来。明尼斯报告说，新组织的官方标志“不能以任何方式类似于”阿拉巴马州民主党现有的标志，例如徽章（一只白公鸡），或者格言（“白人至上的权利”）。他强调说，“绝对必要”的关键在于每个参与者都要具备有效的选民登记证明，他警告说，许多技术错误都会让法官宣布整个活动无效。然而明尼斯认为，如果严格遵守规则，并且如果任何成员在上一次大选当中以至少20%的总票数赢得县办公室的提名，这个新团体就能“在朗德斯县成为一个政党”，虽然是地方团体，但却受到州法律保护，并且独立于掌控法院的民主党。“正如你能理解的那样，斯托克利，这里面还有一点，”他继续写道。“有一些[关于]任命投票监督员、计票员、选举书记员等等的条款，这些条款必须让人们彻底了解。”兴奋之余，明尼斯在结束他的长信时承诺，将为下一次在阿拉巴马州举行的非学委会议带来法律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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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尼维尔枪击案再一次刷新了深藏在信仰和文化之下的断层线，触及了现代知识的基本面。巧合的是，在格洛丽亚.拉里给塞尔玛的圣保罗教堂打电话之前几小时，柳佐谋杀案的被告辩护律师、三K党大骑士马特.墨菲刚好在一场高速公路车祸当中死于非命。当弗兰克.马修斯牧师从拉里口中得知丹尼尔斯遇害的消息时，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正好在他的书房进行礼节性拜访。两位受到严重震动的牧师只得相互分享《公祷书》中的和平礼仪话语，以此掩饰他们的焦虑。甚至早在得知丹尼尔斯遇害之前，沃尔特就焦灼地考虑过是否要接替他在海尼维尔监狱遇到的神学生投身民权事业。现在他要求在圣保罗教堂为丹尼尔斯举行追悼会，马修斯尴尬地表示拒绝，理由是追悼会必定将会沦为“另一场民权示威”。不过两天后倒是有另一位圣公会牧师主持了马特.墨菲的追悼会，仪式现场点缀着庄严肃穆的三K党徽章。教会惯例根源的冲突再次传到了美国圣公会高级主教、阿拉巴马州的卡彭特主教那里，卡彭特则为两位牧师的地方特权都进行了辩护。他长期以来一直游走在程序和教义之间——既谴责塞尔玛游行是多管闲事，又认可种族融合是基督教的目标。团结协会的约翰.莫里斯牧师指责他是“维护员南方邦联垂死秩序的牧师”之一，三K党也因为他宣扬兄弟情谊的声明而威胁过他。缅因州的威尔.斯嘉利主教（Will Scarlett）满怀希望地提醒他的朋友，“看到阿拉巴马州的伟大主教骑在杠子上游街示众并且遭到驱逐……将会是多年来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我仍然这样认为。我认为你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机会”。

十几年前，卡彭特主教曾帮助心怀抱负的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获得奖学金，去田纳西州西瓦尼的神学院上学，却不知道那里的全白人学生群体正在酝酿一场危机。卡彭特认识沃尔特的母亲，她是阿拉巴马州杰出的圣公会教徒，而且还有些叛逆的倾向。年轻的时候她从麻省理工学院退学，参加女子赛艇联盟。四十年代末的一天，她在教堂前庭看到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孤身黑人。这一下她来了兴趣，不顾教友们的热切劝告拜访了这位陌生人的住所。这次做客的所见所闻令她十分满意：却原来这位黑人的确是一位教区牧师，身上的服装与家里的图书馆都是真的。她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在莫比尔住了半辈子，从来都不知道附近居然还有黑人圣公会教徒。她如同大彻大悟一般地重复着这位牧师的妻子在牧师宅邸门口亲切地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我可以接一下你的外套吗？”

1957年，她的儿子弗朗西斯.沃尔特获得了卡彭特主教的许可，为好牧人教会的黑人传教区服务。家人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他的新妻子在教会活动当中应当怎样承担社交职责——毕竟她恐怕要与许多黑人打交道。一个远房亲戚隐晦地暗示道，如果沃尔特真要给黑人当牧师，此人将会从他父亲的生意当中破坏性地撤资。无奈之下沃尔特只得痛苦地放弃了这份工作。至于卡彭特主教自从布朗案判决以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动荡，于是把沃尔特悄悄地重新分配到了全是白人的尤福拉教区，并且指示他不要提及民权。后来有一位焦虑的教友询问万一有黑人信徒前来教堂应当如何对待，沃尔特与卡彭特都认为应当遵从教规，但是两人对于“遵从”二字的含义产生了分歧。沃尔特于1961年迁至新泽西。

到了1965年8月，沃尔特感到不得不回到阿拉巴马州接替乔纳森.丹尼尔斯，哪怕这样做风险很大。他知道卡彭特主教在这四年的动荡和指责当中对于民权运动采取了强硬态度，而这四年的动荡和指责就像一个世纪前的南北战争一样正在让美国改头换面。卡彭特不仅批准马修斯拒绝为丹尼尔斯召开追悼会，而且还命令封锁圣保罗教堂，并且让威尔逊.贝克逮捕任何与民权阵营有联系并且胆敢接近礼拜仪式的人。弗兰克.马修斯牧师感谢卡彭特阻止了弗朗西斯.沃尔特和约翰.莫里斯的“恶意报复”，认为这两人会利用圣保罗教堂的光环将丹尼尔斯美化成为烈士。“如果我与他们作对，他们会变得很凶恶，”马修斯在一封尖酸刻薄的回信当中坦言，“然后我可能不得不打电话给汤姆.科尔曼，好让他们两个别来烦我……这几天我都快拿着胃药当饭吃了。”

卡彭特主教甚至做得更绝。只要团结协会和全国教会委员会赞助弗朗西斯.沃尔特继续进行丹尼尔斯的跨种族事工，他就拒绝承认沃尔特是一位不领报酬并且与圣公会没有关系的教士，就像退休人员一样。“我不能批准你的请求，许可你作为教区牧师主持工作，”他在不屑一顾地听完沃尔特的陈述之后写道。这意味着沃尔特不能在阿拉巴马州的任何地方——包括其他教派的教堂——讲道或以其他方式表明自己是圣公会牧师，否则将根据教规被除名。沃尔特向卡彭特的继位者乔治.默里副主教（George Murray）发出呼吁，希望这位一贯心肠软的上级能帮他从中调解，没想到莫里反而直接取消了他提议的传教任务，认为这项任务是针对所有“在教会的恰当授权下”事主做工之人的“直接侮辱”。沃尔特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基督教的良知，莫里则认为关键在于教会指挥链条不容违逆，并且宣称沃尔特没有资格承担这项任务。默里还补充道：“你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有一则令人心碎之处：你很可能被杀，而凶手只是觉得他在清除一件碍眼的物体。”

尽管如此，沃尔特依然坚持要在阿拉巴马州活动，而且还打算收养一位黑人孤儿，就此为人父母。两位主教先是对他旁敲侧击，然后直接质问，最后明确反对了他的收养申请。他们认为生活在阿拉巴马州的一对种族融合主义者夫妇就根本上来说必然心理不稳定并且缺乏朋友，因此甚至就连白人孩子都不适合抚养。四年后沃尔特斯夫妇将会如愿收养一个黑人女孩，但是在那之前还将会有成群结队相互驳斥的心理学家与律师围绕这起收养建立一份庞大的政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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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从洛杉矶出发，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蒙特雷，葛培理的家就在附近。此行的目的是在当地某教会度假地发表演讲。早在四月份的南方长老会第105届大会上，有人曾经提出动议，打算取消对于他的邀请，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并不明智。”。参会代表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并且投票否决了这一动议，从那以后这场预期当中的演讲就预定成为了新闻。像往常一样迟到的金与活动当中安排在他后面的另一位黑人演讲者交换了位置，并且发表了正式发言：“种族主义的最终逻辑是种族灭绝，每个基督徒都必须采取立场反对它。”鉴于大量新闻报道都声称黑人在沃茨骚乱之后变得暴力了起来，心事重重的金在路上制定了一套计划，打算重新评估“我们整个计划的主旨”。他告诉斯坦利.利维森：“如果不去北方，我们就完蛋了；但是如果去了北方，我们就有麻烦了。”联邦调查局窃听人员很快就听到利维森在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与他的儿子告别。“马丁召集了一场快速会议，”他说。

8月25日星期三，众议院以318比9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移民改革法案，反对票集中在被压制的南方议员当中。约翰逊总统调侃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想知道他究竟能不能“让那个该死的移民法案通过参议院，如果你能让泰迪.肯尼迪赶上塞勒那个老东西的话。别忘了那个老货今年整整七十岁，可是他提交的法案已经通过了。”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是司法机构主席，总统怂恿卡岑巴赫帮助身为参议院管理人的泰迪在立法成效相面与老前辈看齐。总统设想了一场疯狂的盛大庆祝仪式。等到针对移民子女的国家配额制度遭到废止之后就要举行。他怪笑着说：“我们会带着埃德加.胡佛来吓唬大家，”就像万圣节戴面具一样，“然后我们会和老曼尼一起登上埃利斯岛，在报纸上同他合影，向他敬礼，将鞋后跟碰得哒哒响。你觉得怎么样？”

8月26号星期四，金在亚特兰大召开了会议。北方的顾问——包括贝亚德.拉斯廷、宗种委的诺曼.希尔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唐.斯莱曼（Don Slaiman）——与金的员工进行了分组讨论，话题涉及许多方面，核心关键则在于身处十字路口的民权运动将要去往何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强调了民权运动北上的不利因素。他们推测，一旦示威活动袭击了此前明确支持在南方实施种族融合的报纸所在的城市，新闻报道肯定会发生不利变化。利维森预测捐款将会减少。拉斯廷强烈建议金不要放弃南方的黑人教会，因为它是公认的非暴力运动招募基地。他认为南方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立法之下刚刚开始赢得自由，领导大会应该留在南方努力巩固基本盘。此外上周五来自密西西比州纳奇兹的严酷消息进一步强调了传统民权运动仍然面临的凶狠障碍。纳奇兹当地的协进会分会主席名叫乔治.梅特卡夫（George Metcalfe），日常在阿姆斯特朗轮胎厂工作。上周五他下班回家，在扭动车钥匙时引爆了一枚炸弹。在过去一年密西西比西南部的恐怖活动当中，三K党徒绑架并且鞭打了梅特卡夫的四名同事，用猎枪杀害了一位克里夫顿.沃克（Clifton Walker），甚至还用炸弹袭击了深受欢迎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纳奇兹市长约翰.诺瑟（John Nosser），要么因为他是犹太人，要么因为他曾建议纳奇兹可能不得不考虑协进会最温和的要求。保罗.约翰逊州长派出堪称密西西比州公路巡警精英的偷牛犯罪部调查了针对诺瑟的袭击。梅特卡夫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废了一条腿，眼睛也受了伤。于是金派遣了几名员工前往纳奇兹支持当地运动。

何西阿.威廉姆斯在周末的务虚会上继续主张要利用改造过后的SCOPE项目改善整个南方的民权运动环境。他承认投票权法案的延迟通过已经截短了他的夏季工作时间，但是依然希望能够得到其他同事们的帮助。威廉姆斯竭力拿出了自己的最佳表现——他甚至赞扬了阿拉巴马州的非学委员工为了发展底层黑人的基本选举技能所做的卓越努力——但他无法克服在金的贴身圈子里私下流传的生猛指控。领导大会员工主任伦道夫.布莱克韦尔（Randolph Blackwell）写道，“我坦率地认为，该项目已经大抵退化成了酒精与性爱的实验，再加上犯罪行为，更有一系列得到报告的强奸。”

想要在北方开展民权运动，关键在于打响第一炮。可供选择的北方城市的确不少——包括自从塞尔玛以来金曾经巡视过的北方城市——但是每个城市都伴随着棘手的不利条件。金一开始更倾向选择他熟悉的波士顿，但是最后还是打了退堂鼓，因为他发现那里的黑人过于分裂，而白人则沉湎于爱国主义传统，与全国的政治环境都隔了一层。选择纽约则意味着与当地黑人领袖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展开私下较量。此前鲍威尔就曾经调皮地低声表示他可能会解雇自己在阿比西尼亚浸信会的助理牧师、金曾经的忠实副手怀亚特.沃克，只为给金一点教训，今后别总想着掺和哈莱姆区的事情。安德鲁.杨曾经倾向于罗切斯特，因为这座城市面积有限，而且当地的柯达公司也乐意资助民权阵营。但是思来想去他还是放弃了这座城市，因为城里就连一个自由歌曲唱诗班都凑不出来，这么小的城市就算顺利拿下也造不成多大影响。洛杉矶的问题在于金在当地的基本盘绝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相互冲撞的好莱坞与沃茨也让这座城市的形象显得太过沉重。贝弗尔曾经在一次弥撒大会上主张，加州政府根本用不着支付麦肯委员会调查沃茨骚乱的费用，他一个人就能讲清楚沃茨骚乱的根本原因。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洛杉矶的大多数黑人是来自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以及得克萨斯州的移民，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培训，发现北方大城市的条件太像家乡难免感到沮丧。

金投出了支持北上的决定性一票。他说：“在南方，我们总能借助种族隔离主义者来帮助我们明确问题。而北方贫民窟的黑人已经被忽视了很久，他们的问题正在通过暴力变得越发明显。”除非民权运动能够让美国上下都承认种族问题是全国性的弊病而不是公牛康纳这号人导致的特殊麻烦，否则非暴力的承诺将会不可避免地萎缩下去。金选择了芝加哥，因为这里有马哈利亚.杰克逊的音乐可以凝聚人心，因为这里的黑人移民大都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中心地带，还因为艾尔.拉比的民权联盟比其他地区更积极地寻求他的帮助。许多人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例如贝弗尔就指出芝加哥运动起初的打算仅限于赶走威利斯学监，缺乏更宏大的战略：“我们在塞尔玛并不是为了摆脱吉姆.克拉克而组织起来的，而是为了争取选举权。”他认为芝加哥黑人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一个小目标，而是需要“拾起他们的灵魂”，从而奠定一场能促使全国参与的运动。在星期六的会议结束时，金指派贝弗尔领导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初步工作组前往芝加哥，帮助当地民权阵营开拓斗争思路。

8月29日星期日，金参加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在一片白光的映衬下登上了全国电视屏幕。第一个记者问道，有人指控他提出的越南“和平倡议“会鼓励敌人，他是否为此感到担心？第二个记者问道，为什么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给胡志明写信？第三个记者问道，他是否打算违反《罗根法案》直接与美国的敌人进行谈判？抛出一系列越南问题之后，谈话方向终于拐弯抹角地指向了沃茨骚乱。“你读过所谓的莫伊尼汉报告吗？”主持人罗兰德.埃文斯（Rowland Evans）问道。金回答说他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没有读过报告本身，他认为眼下报告内容仍然保密。埃文斯追问道，鉴于莫伊尼汉有关黑人的非婚生子女比率的敏感发现，金是否赞成新的政府生育控制计划？另一位记者接着发问，此类计划是否应该“专门针对人口中的黑人部分”？接下来记者们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旨全都是金认为接下来哪个城市“最有可能以洛杉矶刚刚经历的方式爆发出来”。金抓住机会表达了对于约翰逊的霍华德大学演讲的支持，然后谈话又转向了沃茨以外的暴力信号，特别是来自纳奇兹的报告：“前几天晚上，据说黑人在集会上喊出了‘为自由而杀戮’”。金照例为非暴力进行了辩护。节目的末尾主持人又提出一个关于政治的“快速问题”——“既然黑人已经开始登记投票了，你是否赞成在南方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政党？”

8月30日星期一，南方各地的公立学校迎来了开学日。美国教育局宣布，近三分之二的学区已经提交了令人满意的取消种族隔离计划，许多学区首次招收黑人学生。尽管率先步入种族融合学校的黑人学生的数量稀少，但是打破种族隔离的广泛实践要比学生人数更有意义。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有九名黑人安全地进入了以前的全白人学校——1964年钱尼、古德曼与施维尔纳被私刑处死之前就被关押在学校附近的监狱里。佩吉.威廉姆斯（Peggy Williams）是田纳西州甘斯伯勒小学录取的第一个黑人，日后她将会被三十名白人同学选为八年级的教室主席。在亚特兰大，阿博纳西家的三个孩子与九岁的尤兰达.金以及七岁的马丁三世一起根据“自由选择”计划加入了种族融合之后的春日街学校。”柯瑞塔.金说：“几位家长欢迎我们，并且表示他们看到我们多么高兴。”

金错过了这场家庭剧。阿瑟.戈德堡曾邀请他前往联合国参加承诺的越南问题外交会议，但是会议未能成功举行。许多小型新闻传到了金的面前，例如四名前SCOPE志愿者因为在八月初的伯明翰会议期间偷窃领导大会的办公室保险箱而遭到逮捕。接下来的周二他又在纽约得知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到底还是解雇了怀特.沃克，“从即日起生效。”他还给金送来一张俏皮的字条：“马丁——供你知悉——真诚的问候，亚当。”同样是在周二，海尼维尔的第一批四名黑人学生来到了县立高中。胡尔达.科尔曼要求他们在星期一留在家里，以便在最后一刻解决安全问题。四十名特别代表、成群的记者以及各种各样的成年人眼看着约翰.胡莱特的十年级儿子在走进学校大门之前紧张地用手帕擦亮他的黑皮鞋。“整整一天没有人跟我说话，”那天下午他如释重负地说道。《纽约时报》记者注意到，“有许多海尼维尔学校低年级白人儿童根本没有鞋穿。”

金预定于9月10日星期五前往联合国拜见戈德堡大使，他为这次会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准备。他的顾问们吹嘘说，他们设在纽约的研究委员会终于顺利运作了起来。他们知道金与戈德堡的会面由约翰逊总统发起，双方必将进行重要讨论，所以他们紧赶慢赶终于及时汇编完成了一套有关越南政策的材料。贝亚德.拉斯廷在报告当中纳入了从佛教流亡者释一行到法国军事学者伯纳德.法尔（Bernard Fall）等等立场各异的信息来源。为了拓宽视野，安德鲁.杨安排了两位既报道过越南局势也报道过美国民权运动的外国记者——瑞典人斯文.奥斯特（Sven Oste）和意大利记者弗里奥.科伦坡（Furio Colombo）——请他们陪同金在会面期间进行情况简报。杨还从金的邻居与朋友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那里获得了研究论文，哈丁是斯佩尔曼学院的教授，此前被征召参加朝鲜战争，之后成为了门诺教派的和平牧师。金很熟悉越南历史的背景主题，因为他深入研究过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此外法国在亚洲的统治就像美国的种族隔离一样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源自“本土”的自由斗争贯穿了三大洲的共同苦难，共同发出了一条让金感同身受的信息。他认为这其中源自美国的线索尤其值得向戈德堡勾画一番。

1908年，也就是林登.约翰逊出生的那一年，一位命中注定要干大事的十几岁越南学生初次走上了政治舞台。当时越南农民正在发动针对殖民徭役的示威，他主动请缨将示威者的诉求翻译成了法语。武装人员挥舞警棍冲散了抗议人群，他也挨了一顿打。这位少年原本就读于阮朝首都顺化的国子监中学，此事过后学校开除了他，法国情报部门也以颠覆罪名对他展开了追踪，于是他偷偷爬上一条前往外国港口的货轮，就此流亡海外，整整三十年未曾返回越南。起初他到处打零工，在波士顿帕克楼酒店当过帮厨，在纽约布鲁克林当过男仆，在巴黎当过助理糕点师，借此磨炼出了流利使用七种语言的能力。1919年，这位逃亡者自称阮爱国，租了一套体面的西装礼帽，代表越南人民向一战之后聚集在巴黎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尽管阮爱国援引了伍德罗.威尔逊举世闻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当中的民族自决权主张，但是此时他还并未要求越南独立，只想为集会与言论自由之类的传统民主自由寻求保护，还希望结束法国殖民当局对于酒精与鸦片的可鄙垄断。参会各大强权国家不仅没有给出令他满意的回复，而且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但是法国秘密警察确实重新注意到了他，迫使他逃离法国，再度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道路，时而发动革命，时而身陷囹圄，时而得到共产国际反殖民主义局的支持。1940年，日本侵略者迅速制服了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想象一下，”一位越南农民后来回忆说。“法国就像我们一样变成了殖民地！”），阮爱国趁机策划了南圻起义，却因为发动时间过早而一败涂地，数百名起义领导人与参与者遭到处决，其中包括他的前妻阮氏明开。此后阮爱国在越南与中国边境的山洞里建立了越南独立党以及一支小规模游击队，有效地骚扰牵制了日本占领军，在敌后战场赢得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的尊敬与配合。广岛长崎核爆迫使日本投降之后，阮爱国更名胡志明，平生第一次走进首都河内，并且宣布越南仿照美国模式成为了独立国家。

二十年后金向戈德堡强调的正是这一历史时刻。1945年8月19日，即长崎核爆之后的第十天，大量人群聚集在了河内总督官邸以及河内卫戍军营门外。诚然，占领军的枪炮曾经夺去过许多越南平民的生命，但是这部分血债远远够不上聚集人群的全部复仇动机。更狠毒的是，日本指挥官和维希法国行政官员还曾经大量征用本就稀缺的稻米并且强迫稻农大面积改种黄麻以充军用。在此前六个月，越南足足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占越南总人口的10%，北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当时越南的日军与法军仍然控制着军队与重武器，但是却不知道应当如何应对来自遥远的东京的投降消息。在紧张的对峙中，越共领导人劝说两支外国驻军放下武器并且承诺让他们安全离开越南，崭新的越共旗帜很快就在河内升起。接下来十天越南经历了一场没怎么流血的革命，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拆除了殖民与日占时期的公共标志，征用了占领者留下的建筑与聊胜于无的公用设施。到了第十天，胡志明邀请美国战情局指挥官阿基米德.“艾尔”.帕蒂少校（Archimedes “Al” Patti）共进晚餐，并且恳请少校最后一次审查了他即将发表的公开宣言。第二天9月2日，胡志明站在巴亭广场的一座木制平台上用越南语开始讲话，平台下方是一片旗帜、面孔、灯笼与旗帜的海洋。他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造物主赋予我们某些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且解释说“这些不朽的话语”来自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然后他将美国革命者针对英国暴政的批判转变成了越南人民针对法国殖民恶行的控诉：“他们建造的监狱多于学校。他们无情地杀害了我们的爱国者。他们……把我们敲骨吸髓，让我们的人民经受了最黑暗的苦难，还摧残了我们的土地。”话说至此，胡志明从讲稿上抬起目光，注视着台下的听众：“同胞们，你们听清楚了吗？”巴亭广场上的人群——有人说现场有一百万人，有人说是四十万，此外在西贡以及全国各地也都有规模相当的人们正在收听广播——齐声叫好。“出于上述原因，”胡志明最后说，“我们……向世界庄严宣布，越南有权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而且事实上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了。”

金凭借着令人不得不服的详实资料总结了美国与越南的历史纠葛。他的顾问贝亚德.拉斯廷、安德鲁.杨、伯纳德.李以及哈里.瓦赫特尔都赞许地注意到，金提供的许多信息戈德堡从来都没听说过。大使打破了令他很不习惯的沉默，向金提出了关键问题：美国应该怎样应对胡志明？二战档案当中记录了不少前战情局官员的主张，认为胡志明的内心是一个杰斐逊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金并未采取这一辩护立场，他试图说服戈德堡相信胡志明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说他是共产主义者，那也很可能是像南斯拉夫铁托元帅那样特立独行并且愿意进行务实改革的共产主义者。胡志明曾经援引过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以及美国长期以来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因为他需要通过结盟来维持平衡，唯此才能在地缘政治无比严酷的亚洲生存下去。中国已经压制了越南整整一千年，而胡志明的苏共支持者约瑟夫.斯大林甚至在他于1945年成立政府之后四年多的时间里都懒得给予正式承认。此外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中华民国政府的将军们还曾经率领大军进入越南，名义上前来受降，实际上却在这个虚弱的新生国家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气得胡志明痛骂这帮人都是“蝗虫”。若干年后中共派来援越抗法的将军们则命令越南的全部时钟都要回拨一个小时从而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最紧迫的是，胡志明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防止法国在战后重新实行殖民统治。在1945年9月2日的独立演说中，他发誓他的人民将超越恐惧、软弱以及对于前任主人根深蒂固的顺从：“如果法国人再次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发誓，我们既不会在他们的军队中服役，也不会为他们工作或者向他们出售食物，更不会为他们带路！” 仅仅十天后，英国军队就进入了越南南部，增援并且重新武装了法国留守人员，从而维护欧洲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控制。眼看着既是盟国又是对手的英国再次揭露了法国的军事脆弱，戴高乐总统深感颜面无光。于是他粗暴地催促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赶紧发兵清剿共匪。“你的任务是在河内重建法国主权，我对于你还没有这样做感到惊讶。”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志明展开了防御性的谈判，想要为越南在法兰西联邦内部谋求妥协地位。他徒劳地寻求一份能够承诺让越南在未来实现独立的协议，甚至哪怕仅仅在协议里提一下独立二字也好。（“如果我听信这些胡言乱语，”戴高乐给勒克莱尔发了电报，“很快法兰西就将不再拥有帝国。”） 勒克莱尔的继任者让.艾蒂安.瓦卢伊将军于1946年11月23日上午炮击了港口城市海防，据一位上岸的法国海军上将统计，这轮炮击造成了“不超过”六千名越南人死亡，而刚刚成立一年的越南政府很快又退回了丛林洞穴。

金告诉戈德堡，在随后八年的抗法战争当中，美国最终资助了法军战争总开销的四分之三。但是处于劣势的越南人还是在1954年围攻奠边府并且赢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法军旗帜下共有74000名士兵死亡，交战双方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其中包括二十五万平民。自那时起三届美国总统都曾经代替法国努力维护南越，从而避免他们所谓的冷战共产主义接管。胡志明的追随者也在努力完成他们所谓的独立革命战争。

金建议双方进行会谈，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尖锐的冲突。戈德堡认为会谈是自己的专长，并且秘密地暗示他同意金的呼吁，即暂停轰炸以促进会谈。金对于胡志明在美国撤军前拒绝谈判感到不安。他建议戈德堡可以结束美国拒绝与共产主义组织谈判的政策——尤其是应该主动接触毛泽东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鼓励胡志明坐上谈判桌。戈德堡在助手们的附议下回答说美国不可能直接与中国谈判，因为美国不承认毛泽东政府，而且自从1949年以来一直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金则认为拒绝接触亚洲的主导力量殊为不智，尤其是因为美国官员明明都认为越南听命于北京，“不管怎么说，八亿中国人不会因为我们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就凭空消失。”

哈里.瓦赫特尔从律师的角度研究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由此认为正在进行的越南统一战争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源自越南人的自行推动而不是共产主义大国的赞助。尽管苏联与中国都对资本主义美国深恶痛绝，但是两国也都在日内瓦向胡志明施压，要求他做出让步，以至于胡志明在日内瓦的所得远远赶不上他的军队从土崩瓦解的法国殖民者那里赢来的战果。瓦赫特尔认为，将越南“暂时”划分为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有助于化解拥核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但是冷战阵营划分并不能解释越南农民对于胡志明或者说“胡伯伯”的忠诚。甚至就连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约翰逊总统在军事问题上的坚定支持者——也刚刚在全国电视上承认胡志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因为他将在越南全境的公平选举当中获胜。因此瓦赫特尔认为胡志明在南越境内的支持者也应该被纳入谈判，以此保护美国的利益。他问道：“为什么您不能和越共谈一谈？”

戈德堡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支支吾吾。他回答说：“我们没说过不和他们谈，但我们也没说过我们会谈。” 这次会面持续了七十分钟，然后戈德堡暂且告退，将精力转向了克什米尔危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队正在当地发生冲突。临走之前他摆出一副积极姿态，感谢金在共同的民权事业当中的领导作用，表示对他自己的对话能力充满信心。在听取了顾问们的激烈辩论之后，金决定向等在外面的联合国记者团开诚布公。他概述了自己提出的“不可想象的”建议，既暂停轰炸，与越共会谈，以及让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简而言之，”他告诉记者们，“我的请求是我们要通过谈判解决这场非常困难、痛苦且可怕的冲突。”

这番话引起了地震一般的反应，并且当场就显露了迹象。戈德堡马上冲出克什米尔会议室，面向同一位电视记者发表了讲话：“我们不会被强迫离开南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觊觎那里的任何基地。我们不打算谋求任何领土。”他还表示有关方面已经收到了金的解决想法，但是并未进一步作出回应。接下来不出几个小时，金就听说有好几位民权同事斥责他不该危险地“干涉”外交事务，然后参议员托马斯.多德（Thomas Dodd）也在华盛顿才用类似的措辞谴责金“无理取闹，与绥靖主义势力结盟”。多德不仅怒火中烧，而且迫不及待。由于参议院在周五下午已经休会，他等不到周一在会场上发言就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多德首先为自己披上了种族平权斗士的衣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南方打民权官司的时候，金博士还是个孩子”*——然后又表示金关于越南问题的提议“将使我今后无法以同样的尊重看待马丁.路德.金博士”，这让他感到格外悲伤。他还指控金“完全没有能力谈论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金博士自作主张地破坏了总统的政策，这样做是彻头彻尾的傲慢。”

*【多德在法律界更加著名的事迹是参与了纽伦堡审判的控方团队，并且指控赫尔曼.戈林命令雷纳德.海因里希发动了大屠杀。】

9月12日星期天，金召开了一次紧急电话会议。“我想请你们所有这些杰出的美国智者传授一点高见，”他故作轻松地调侃道。

“拍马屁对你没好处，”斯坦利.利维森挖苦了他一句。电话线上有五六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顾问，无一例外全都遭到了窃听，利维森自然不能免俗。

金立即承认他没想到自己释放的信号居然会引发如此激烈的政治痉挛：“我相信是林登.约翰逊让多德这么说的。”金开始痛苦地重新审视自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与总统的直接谈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曾经一厢情愿地希望约翰逊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私人苦恼意味着总统对于和谈的想法抱有开放态度，但是这种希望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来自约翰逊的旁敲侧击，将金当成了越南战争的公开反对者。在如今的金看来，两天前的联合国会谈无非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陷阱，为得就是让他自行暴露他在越南问题上的异议。另一方面，金又认为戈德堡并不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保持政治忠诚的最佳信使，相比之下多德才是更加精明有效的人选。金意识到，许多人可能都会认为多德的声明很合理并且“认为马丁这次确实走得太远了。就连一部分黑人都会这样说。”然而金却在多德身上看到了参议院当中“联邦调查局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人恢复了通过人身攻击执法的秘密威胁。当初金获得诺贝尔奖之前，J.埃德加.胡佛痛骂他是“臭名昭著的骗子”，眼下金再度讨论了联邦调查局自行其是的可能性，但是这一次他同时还感觉到了来自白宫的政治策划。

“我真的没有力气一边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另一边还要继续民权斗争，”金告诉顾问们。联邦调查局迅速将他的表态汇报给了白宫。金表示如果他的带头异议能够产生效果，他将继续“做一个少数派”，但他认为交战各方——包括胡志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都不会对他的谈判呼吁作出积极回应，“所以我必须设法优雅地抽身而退。”

群情激奋的员工们随即开展了为金的立场辩护的宣传活动。哈利.瓦赫特尔早已安排了与《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午餐。安德鲁.杨认为可以劝说不少参议员与著名宗教人士——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撰写文章支持金。贝亚德.拉斯廷报告说，包括非学委的鲍勃.摩西在内的众多运动领袖全都支持金的立场。工会领导人克利夫兰.罗宾逊（Cleveland Robinson）报告说，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杨告诉《纽约客》杂志，他“不会像马丁那样假装自己好似上帝”，因此并不乐意质疑约翰逊总统的决策。罗宾逊认为：“我毫不怀疑他被政府戳了几下。”他恳求金允许他与惠特尼.杨以及其他人当面对质，因为他们散布了关于金的动机的“恶毒”暗示。金警告说，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最多可能会捍卫他的言论自由，断然不可能认同他关于越南或中国的想法。此外对于新闻学很有研究的金还警告各位顾问，战争批评本质上是个人行为。换句话说，身为民权领袖的金是全体黑人的代表，身为反战少数派的金却仅仅只是个孤家寡人。这一点有可能引发主流媒体面对黑人时的潜在傲慢：“一旦新闻界对你采取负面立场，再想让他们支持你就不容易了。”他还预言，以他本人的人格来为他的反战立场辩护“不会有多少用处”。

顾问们一致认为，越南谈判应该由金的代理人而不是他本人出面推动。没有参加戈德堡会面的斯坦利.利维森和克拉伦斯.琼斯私下里批评瓦赫特尔和拉斯廷不该让金在会谈末尾建议美国承认中共政府。这项建议在实际层面上确实很合理，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却相当“疯狂”，并且在头条新闻当中完全取代了越南议题——“金博士希望赤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幸运的是，金的这一理念此时仍然被限制在报纸背版，否则影响必然更加恶劣。在电话会议上，利维森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主张卡死宣传，从而减少金在越南问题上的曝光率。接下来金首先在《时代周刊》董事会面前采用了利维森的策略。他拒绝解释、修改或者撤销他的提议，面对质疑也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木然表示他已经发表了对于越南问题的全部看法，接下来将会回到民权领域。

戈德堡会面在未来几周都成为了金的心病。“我应该在这次演讲当中表示我们在越南犯下了多大错误吗？”他在一条被窃听的电话线上询问利维森。“我认为应当有人指出我们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该不该是我。” 利维森提醒他，这一决策是集体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马丁，我们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金表示同意。10月5日，一份措辞含混的公开声明悄悄撤销了他向包括胡志明在内的世界主要领导人发送和平信函的承诺。金郑重声明，“与越南局势有关的某些因素”——包括联合国为了安抚克什米尔交战国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表明这一次我不再有必要采取我所决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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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又有两场迅捷的风暴为约翰逊政府与民权阵营之间的政治联盟蒙上了阴影，金则在无意当中将强度较弱的那场风暴推迟了六天。副总统汉弗莱在最后一刻向他发来了一份晚宴邀请，金则表示自己最近无暇赴宴，至少也要等到他能抽空赶赴华盛顿的最近一个时间窗口。（基于窃听录音，联邦调查局官员认为这次关于交际日程的交流其实是金抛出的“闭门羹”，用调查局的惯用话术来表示就是“他针对政府高级官员采取高压态度的又一个例子”。）在这六天里，金首先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附近的圣海伦娜岛，参加了在贵格会潘恩中心举行的为期一周的领导大会员工务虚会，巩固了对于非暴力的基本承诺。曾经帮助纳什维尔学生筹备静坐示威的甘地主义巡回指导员詹姆斯.劳森牧师主持了大型跨种族研讨会。民权斗争眼下正处于吊诡的历史时刻，一面是应接不暇的胜利，另一面是原始凶残的威胁；一部又一部民权法律已经得到通过，与此同时例如乔纳森.丹尼尔斯和乔治.梅特卡夫这样的民权倡导者仍然还在惨遭毒手。当前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引发了参会人员的激烈辩论。非暴力原则对于疲惫厌战的民权实践者而言究竟具有哪些局限性？民权斗争的目标即将进一步涵盖北方城市以及外国战争，非暴力原则对于这些新目标来说又有什么局限性？金与参会人员坐在折叠椅上围成一圈唱歌，一方面沉浸在会场气氛当中，但是同时又忍不住告诉别人，他在疲累的时候真心希望能主持一座与民权运动毫不相关的教堂。

汉弗莱副总统的晚宴在9月21日星期二举行，主要民权团体的负责人登上了他的哈尼.菲茨号游艇参加晚餐巡游。黑人周刊《黑玉》宣称：“历史上第一次”，种族融合的领导层有机会“沾一沾行政权力的光彩并且与之交换意见”。杂志记者后来查到了晚宴的菜单，菜品包括烤牛肉，“上面搭配着桃子酥饼”。游船将会沿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抵达华盛顿总统的老家弗农山庄然后折返。巡游刚开始的时候船上乘员的拘谨礼仪倒也颇为符合巡游路线的爱国主义主题。金和惠特尼.杨掩饰了二人在越南问题上针锋相对的紧张关系。安德鲁.杨谨慎地询问副总统，戈德堡会议是否败坏了金在约翰逊眼中的形象，汉弗莱向他保证绝无此事。用餐过后，乘员们开始了正式讨论。汉弗莱概述了目前摆在合作伙伴们面前的历史任务，宗种委主任弗洛伊德.麦基西克（Floyd McKissick）则抱怨大型民权法律的执行缓慢。接下来的辩论题目围绕着对于现状的看法展开。新增联邦登记选民如今达到了四万三千人，有些人认为这个数字表明民权工作进展神速，也有人认为这点变化微不足道，仅仅局限在十几个县的范围内；在南方和边境各州的几千个学区中，现在只剩下一百个学区尚未提交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有人认为这是原则性的突破，因为地方官员主动放弃了种族隔离，也有人认为这仅仅只是种族隔离地方当局为了暂避锋芒而采取的伪装，迄今为止能够勇敢面对“自由选择”式种族融合的学生仅仅只是极少数。

麦基斯克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其他人的分析全都不切实际。这段演讲的主题是他得知自己的女儿在最近一次示威当中遭到殴打的经过。麦基斯克本人刚刚离开博加鲁萨的某座监狱，他指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民权工作者遭到袭击时依然只会被动观察，并没有多少改变。汉弗莱的助手威利.布兰顿（Wiley Branton）反驳称，这都怪民权团体仍在采用吹嘘进步的新闻稿来削弱人们对于迫切需求的认识，对此协进会的约翰.莫塞尔（John Morsell）激烈地表示反对，他的同事们则意识到两人之间存在着长期宿怨。布朗顿之前担任过亚特兰大选民教育项目的基金会主任，当时他曾经私下指责莫塞尔的协进会夸大了选民登记数字，从而提高协进会在可用资金当中的分配份额。接下来白宫的少数族裔政治专家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进一步激怒了他的民权同僚，他要求他们不仅要为政府提供解决方案，还要应对外部的要求。不久前莫伊尼汉关于破碎黑人家庭的报告轰动一时，许多机构都受到了影响。马丁表示这些机构急切地想要知道民权领袖对此提出了什么措施。这个话题愈发加剧了争论的激烈程度，有人斥责莫伊尼汉报告是在转移视线，也有人坚称报告只是挑明了丑陋的事实。

华盛顿著名的协进会说客克拉伦斯.米切尔愤怒地站起来，手指布朗顿斥责道：“你也是有色人种，你应该在工作当中代表我们，而不是反对我们。” 布兰顿反唇相讥称米切尔今后休想继续虚报协进会的实际业绩从而蒙骗政府官员。其他旁观者也纷纷因为这场贴近政府的角色转换而相互指责起来。布兰顿虽说有黑人血统，但是肤色很浅，所以米切尔骂他忘本；而米切尔平日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国会为协进会表功，所以布兰顿骂他吹牛——两人都骂到了彼此的痛处。一位匿名参与者声称他们吵得不可开交，“叛徒”一词不绝于耳，“几乎要掀翻游船”。

第二天，约翰逊总统将汉弗莱叫到白宫，迫使他签署了一份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备忘录，其中以汉弗莱自己的口吻建议他应当被免除民权事务方面的职务，就此剥夺了副总统在平等权利方面的协调责任。从白宫回来的汉弗莱一头雾水并且大为震惊。威利.布朗顿勉强接受了承接相关工作的调动，为的是避免汉弗莱公开辞职造成的尴尬局面。记者们很快就对这次政变的效用提出了质疑，当事人与学者们则对政变的动机大惑不解。有人认为汉弗莱的降职损害了民权，也有人认为白宫企图提升民权工作的重要性，使其今后免于与缺乏权力的副总统办公室多做纠缠，特别是由于约翰逊认为汉弗莱能力不济。还有人诊断说，这只是再次体现了约翰逊玩弄权术的残酷嗜好。民权领袖们一开始都忍不住往最坏处去想，后来发现有证据表明总统此举已经计划了几个礼拜，这才略微安下心来。眼看着白人政治顶点的领导层也难免撕扯纠结乱作一团，民权领袖们多少感到了些许安慰。与此同时，他们身为少数族裔的情绪也不安地转移到了一个更大的鱼缸里。除了约翰.莫塞尔和克拉伦斯.米切尔之外，汉弗莱晚宴的全体客人们都签署了一封十月休战信，寄给《黑玉》杂志的出版商。鉴于当时只有《黑玉》书面报道了这次巡游晚宴，休战信的作用就是尽量避免晚宴上的不体面细节泄露出去。金与惠特尼.杨尤其小心翼翼地否认了“游艇上到处都在讨论越南问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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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的一则新闻泄露导致了更大的麻烦。《芝加哥论坛报》在这一天高兴地宣布，芝加哥获得了“绿灯放行”，可以领取根据最新《中小学教育法》分配的第一批联邦资金，共计3100万美元，将会补充全市学校预算的近10%。这则新闻首先在华盛顿引发了恐慌，因为教育部官员们很清楚芝加哥甚至还没有提交资金申请。他们担心这次过早宣布是威利斯督学的伎俩，企图不顾法律规定也要得到这笔钱。已经在民间流传的文件准确地表明，威利斯已经指定了200万美元用于购买更多的威利斯大客车，即主要用于少数族裔学生的移动教室。这笔钱一旦到位，华盛顿必将因为补贴了事实种族隔离的最有争议象征而陷入丑闻。为了防止地方当局顺水推舟，教育专员弗朗西斯.科佩尔立刻于9月30日通知威利斯与伊利诺伊州的总督学，关于芝加哥拨款的决定将被推迟，直到教育部审查过了他们提交的种族融合计划之后再说。科佩尔在通知当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威利斯打算把钱花在两个富裕学区的报道，尽管这一做法确实违反了教育法。不过他引用了艾尔.拉比与芝加哥民权阵营在七月提出的关于“芝加哥学校系统当中违反《民权法案》第六章的歧视行为”的未决投诉。显然，科佩尔正在寻求一个站得住脚的解决方案，从而解决这两部新法律之下的责任。他催促威利斯安排会议“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威利斯非但没有妥协，反而变本加厉地更进了一步。他在10月2日召集记者，披露了来自科佩尔的“专制、骇人且充满威胁的”通知，并且声称这是审判之前的非法惩罚，还希望科佩尔的信“可以提醒公众注意来自联邦教育办公室的任性与专制之举”，而政治闪电事实上也确实在闪。芝加哥众议员罗曼.普西斯基（Roman Pucinski）不出几小时就宣布，如果像科佩尔这样“任意独裁”的滥用职权行为能够成立，那么他领导的教育小组委员会将永远不会再向任何其他教育拨款项目批准“哪怕一分钱”。10月3日，在纽约的一个喜庆场合，戴利市长把林登.约翰逊拉到私密之处疯狂咆哮了一通，痛斥联邦政府不该侮辱芝加哥。事后的员工简报拼命向约翰逊保证，教育办公室与戴利之间没有争执，戴利也“从来都不喜欢威利斯”，但是憋了一肚子气的总统依然认定自己的下属千不该万不该捅出这么大的篓子，将戴利与他本人一齐推进相互纠缠的公开窘境，而且事先不用说向他请示，就连通报都没跟他说一声。到了10月4日下午，约翰逊的特使在芝加哥达成协议，“恢复”了3100万美元的教育拨款，同时将芝加哥民权阵营关于实际种族隔离问题的未决投诉从华盛顿转交给当地学校董事会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不出所料*。普西斯基欢呼胜利，科佩尔则被打入了冷宫。“我当时毫无希望，”事后他坦言道。“我很快就被取代了。”

*【1965年12月，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在私下里吐槽芝加哥学校董事会的第一次自我研究：“这份报告——用最客气的话来说——水平太低。”1967年1月董事会又做出了第二次尝试，这次的报告勉强承认，不少芝加哥学校的政策都无法通过“不包括种族的因素”来解释。此时科佩尔的继任者哈罗德-豪二世（Harold Howe II）公开表示，北方学校的实际种族隔离现象“超出了《民权法案》的明确管辖范围”。】

艾尔.拉比在这几天里的心情从欣喜若狂坠落到了彻底绝望。一开始他还称赞科佩尔的推迟拨款通知（“我感觉很好”）是朝着创建“一个将使全体芝加哥人感到自豪的学校系统”迈出的奇迹般的第一步，没想到仅仅三天过后自己就要谴责“赤裸政治权力的无耻展示”抢先消解了联邦政府制约芝加哥当局的手段。10月8日，他冷静地与金一起参加了由二百名活动家参加的扩大会议，为新一年的芝加哥运动制定战略。拉比同意将斗争目标扩大到贫困学校之外，包括工作稀缺、住房简陋以及家庭困境。詹姆斯.贝弗尔抨击了受害者也要为自身处境的停滞不前承担共谋责任：“如果黑人不能在十五个月内打破一个贫民窟，他们将会永远无法脱身。” C.T.维维安劝告芝加哥的运动组织者们广泛传播经受过纪律与牺牲的净化的斗争方法：“非暴力是应对社会变革的唯一光荣方式。因为如果我们是错误的，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而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将会更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在金看来，芝加哥民权运动的主要障碍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分别是戴利市长与J.H.杰克逊牧师。前者控制着一台在黑人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庞大政治机器，后者身为树大根深的守旧派教士自从1961年就将身为民权新秀的金赶出了黑人浸信会的主导组织。金重申了非暴力原则的心理承诺：“我不认为戴利市长是敌人。”如同塞尔玛运动之前一年那样，他再次通过类比《圣经》当中的无畏探子来宣扬希望，这些探子曾经发现强大势力阻挡了通往迦南的道路，但是却并未因此而气馁。他喊道：“这里有巨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拥有自由的土地。”

到了十一月，与领导大会兵合一处的芝加哥民权阵营将会发起数百次社区集会与持续的研讨会，还会组织十五个类别的外联讨论组，其中包括西班牙裔讨论组、帮派成员讨论组乃至“郊区主妇”讨论组。贝弗尔每天都会露面几次，穿着灯芯绒西装，剃着光头，带着标志性的犹太教圆顶小帽，胳膊下面夹着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针对各种宏大主题——例如贫民窟的本质与组织方式——进行激烈的演讲。根据警方监视人员不甘不愿的汇报，这些演讲甚至赢得了现场白人商业领袖的掌声。有人怀疑运动策略能否在北方城市发挥作用，金正面回应了这些消极看法。他认为批评者高估了黑人仇恨或者分离主义的力量；要想发起一场持续有效的运动，而不是——就像至今仍然还在贬低南方民权运动的批评者们所声称的那样——通过暴动或者其他方式制造噪音，远比想象当中更加困难。金告诉北方的活动者们：“在南方，我们经受过难以置信的嘲弄、嘲笑与辱骂。一百个政治评论家恨不得把非暴力运动早早送进坟墓。”

到了十二月，运动组织者与志愿者共同组成的混合网络内部将会显现紧张关系。有些芝加哥本地运动参与者认为金的员工们看轻了他们多年来对于当地学校状况的调查工作。另一些人认为金和他的副手们口才确实不俗，但是缺乏具体目标。安德鲁.杨援引伯明翰和塞尔玛的历史经验，劝告人们对于动荡的社会实验保持耐心，他认为随着芝加哥民权运动在冬天不断蓄力，来年春天这座城市必然会迎来一轮动荡：“当草地变绿时，我们必须将人马送上街头。”金承诺北方民权运动将会呈现“新的亮点”，但他并没有宣传一个明显的疏漏。鉴于芝加哥运动赢得全国支持的前景受到越南战争的威胁——姑且不考虑约翰逊总统与戴利市长之间的私人关系完全有可能提前截断这一前景——金决定改换策略，将芝加哥运动构建成为一场针对本地决策的地方化斗争。因此他没有像从前那样敲响号召全国的战鼓，没有呼吁全国各地的人民“挺身奋起，活出开国信条的真正含义”。自从投身民权事业以来，金一直走的是当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基于宪法论证反对奴隶制的传统路线。在芝加哥的种族正义运动当中，金却并不打算追求全体美国公民对于芝加哥当地局势的决定性干预。对于他来说这还是头一回。

作为塑造政治的力量，群体身份这一概念正在不断膨胀。许许多多大不相同的人们都会具有同一套集体身份，其他人看待他们的方式也会因此而千差万别——一个极端是血浓于水的亲眷，另一个极端是仇雠敌对的虫豸，两者之间还包夹着例如同胞、陌生人与外国人之类的过渡位置。在人类生活的几乎每一天当中，都会围绕着分布广泛的群体身份发生鲜明的新剧情，其中蕴含的意义则会根据这些千差万别的看法而来回变化。10月3日约翰逊总统与戴利市长关于芝加哥学校资金的私人谈话发生在阿瑟.戈德堡的居所，也就是位于华尔道夫大厦的联合国员工公寓。此前总统在纽约港举行了《移民法案》签署仪式。约翰逊站在自由女神像脚下，把目光投向了长久以来“被国家配额制度的严酷不公扭曲与歪曲”的历史时代。他指出，世界上大多数人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南欧、东欧或者某个发展中大陆”就被禁止入籍美国，只有北欧的三个国家获得了大部分合法入境名额。因此，选择性的入籍配额法“违反了我国民主的基本原则……在最高意义上有悖美国精神……背叛了甚至在我们立国之前就引领千百万人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的信仰。”

“今天，随着我的签字，这个制度被废除了，”总统宣布。“我们现在可以相信，偏见和特权的双重障碍再也不会将通往美国的大门笼罩在阴影当中了。”

从这一天起，来自世界各国的有志移民将会在每年的总限额内排队争夺名额，美国文化从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以前被禁止移民的亚裔家庭的数量增长了十六倍。亚裔、拉美裔、非裔与中东裔移民一起占据了新移民当中的绝大多数，占据了以前保留给被视为最具盎撒风格的少数国家的位置。来自整个欧洲的移民人数下降到每年移民总量的15%左右。到了二十世纪末，另一股非法移民潮流将会致使非美国本土出生人口膨胀到3100万人，但是法律同时也确保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合格移民继续涌入。根据耶鲁大学学者彼得.舒克（Peter Schuck）的统计，2000年的入籍仪式为美国增添了88.9万名新公民，其中墨西哥贡献了五分之一的人数，紧随其后的主要份额按照递减顺序分别来自越南、中国、菲律宾、印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牙买加以及伊朗。弗吉尼亚州福尔斯丘奇的J.E.B.斯图尔特中学以邦联骑兵将军的名字命名，直到1965年这所学校还从未招收过不是白人新教徒的学生。到了2001年，全校1400名学生当中有一半出生在美国之外，出生地遍布七十个国家。

约翰逊总统欣然拥抱了这样的未来。他在自由岛上宣称：“美国是一个由陌生人建立的国家。”它的建国理想“从如此之多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当中汲取了营养”，如此独特的经验塑造了与之相应的立国观念。他断言，美国人“在一个与组成世界的人们一样纷繁多样的世界里将会感到更加安全与强大。”1965年的《移民改革法》以其富有远见的构思与巨大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此前两部伟大的民权立法，成为自由运动的第三根持久支柱。然而如此重大的历史干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奇怪的忽视。尽管约翰逊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主要报纸依然将这项措施描述为打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手段——“约翰逊向古巴难民提供庇护所”——似乎总统只是顺便提供了一项“放宽移民政策”的法案。很少有媒体继续描述该法律本身或者预测即将到来的重大变化。没有人发现立法目的与民权斗争很相近。冷战政治继承下来的好战气质掩盖了一个受欢迎的全新假设：任何外国人都不至于无法成为美国同胞。

主导这一周的其他新闻全都十分平淡。总统留在纽约迎接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西半球的教皇保禄六世。此外洛杉矶道奇队的犹太裔球星桑迪.库法克斯拒绝在世界大赛首场比赛上投球，因为当天是赎罪日。几个月前，国会移民辩论在塞尔玛突破的掩护下悄悄飘过，并没有发生游行或者示威来纪念这场同样黑白分明的民权争论。在众议院，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谴责了欧洲内部的歧视性配额制度，“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说，英国人优于西班牙人，德国人优于俄国人，爱尔兰人优于法国人，瑞典人优于波兰人。”在参议院，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埃尔文（Sam Ervin）试图解释埃塞俄比亚的移民配额为什么像现在这样少得可怜，结果却陷入了过时科学的泥沼。他大胆声称：“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词汇学家都向我们保证，阿比西尼亚人属于闪族，而闪族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面对质疑，埃尔文抗议说他并不打算“暗箭中伤美国黑人”，但是他对于国会里面的紧绷气氛感到遗憾。他警告说，关于国家与民族的比较性讨论“如今引起了强烈情绪，而这种情绪放大了参议员的职业风险。” 后来他坦率地承认，他的参议院盟友们——这些人整个夏天都在拼命反对投票权法案——放弃了“维护民族血统配额制度的必败之战”，以免腹背受敌。埃尔文与一度不可战胜的司法主席、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伊斯特兰还在退场时感谢了反对派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克制态度。作为一名年轻的新生代参议员，得到约翰逊总统钦点的爱德华尚且缺乏执行任务所需的资历，但是他依然通过大力拉票以76比18的票数压倒了南方议员的孤立核心，这一幕与《投票权法案》最终通过时的情况几乎相同。事后爱德华告诉《华尔街日报》：“这真的很惊人，一年前我还在怀疑这项法案究竟有没有得到通过的机会。这一次它很容易就闯关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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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辩论就像塞尔玛运动一样考验着关于人类的最基本假设。什么是种族？种族的基本成分是什么？或者说种族究竟有没有基本成分？什么是种族身份？能否界定种族的边界或者等级？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宗教、科学和法律等学科当中催生了新颖的理论与不稳定的联盟。在美国历史早期有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种族信仰理论家，也就是佐治亚州的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Charles Colcock Jones），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与安多弗神学院先后任职期间很为奴隶制而苦恼，认为奴隶制是“对于正义的彻底毁灭……令人恐惧的极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继未来的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之后，年轻的琼斯专程去咨询了解放奴隶的先驱者本杰明.伦迪，此人是巴尔的摩的贵格会马具制造商。加里森一开始在伦迪的强烈影响下将自己送进了监狱（“那时我的灵魂在燃烧”），而琼斯却继承了萨凡纳附近三座种植园的一百多个奴隶。后来他自问道：“我能否通过持有或者解放我所拥有的奴隶，为奴隶人口的最终利益做得更多？”他的答案是终生追求将奴隶制与黑人的完全人性相协调。在内战之前的三十年里，他几乎独自一人在黑奴中间进行洗礼和布道，被时人称为“黑奴使徒”，并且成为了著名作家与国家级种族问题权威，他斥责南方的神职人员对奴隶的灵魂漠不关心：“他们一直在忽视自己的职责——或者应该说犯下了玩忽职守的罪责。我觉得……整个国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难道就无法对此加以改革吗？”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集了一群种植园主，试图商定一个问题：奴隶主是否可以在不危及世俗秩序的情况下称呼奴隶为基督里的兄弟姐妹？反对派迅速请来了著名的瑞士自然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进行了激烈反击。1845年阿加西在查尔斯顿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时表示：“黑人的大脑相当于白人子宫里七个月婴儿的不完全大脑。”

阿加西斯以科学的名义宣称黑人是完全不同于白人的物种，当初上帝另行创造了黑人，并且使其远比白人更加劣等。许多奴隶主都否认或者不敢承认黑人与白人具有共同的人性，因为这一论断的引申含义足以摧毁他们的立足之本，而阿加西斯的科学论断则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安慰。琼斯集团的成员们则惊恐地试图反驳阿加西斯：如果白人和黑人确实属于不同物种，黑白混血儿就会像骡子一样不能生育。然而黑白混血儿的饲养即便对于当时的奴隶制反对者们来说也依然是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话题，许多人都和阿加西斯一样认为种族杂交既是“悖逆天性之举”，也可能对“来自同源民族的雄壮人口”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琼斯大声疾呼，奴隶主必须首先站在《创世纪》的立场上宣扬全人类都源自亚当与夏娃的真理：“如果我们面向我们的仆人克扣经文内容，我们就不能因为教皇的党羽们面向我们克扣经文内容而叫嚷控诉。”等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后，老迈的琼斯依然坚定主张应当在神学层面与奴隶制休战，依然“确信一个灵魂的救赎将胜过肉体被捕获、被运输以及随后居住在我们当中所带来的所有痛苦与不幸。”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最终结束了阿加西斯的人种多元论，或者说认为人类具有多种不同原型并且被反复创造过许多次的理论。此时阿加西斯已经在波士顿扬名立万，成为了周游全球研究科学的新名人。他举办的关于生物学、古生物学以及他的其他著名发现（例如冰河时代）的科学演讲，迎娶了波士顿望族卡伯特家族的千金（她日后成为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第一任校长），还说动工业家阿伯特.劳伦斯捐款兴建了劳伦斯科学学校。知识历史学家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写道：“他在哈佛的任职（1848年）标志着美国科学专业化的开始。”阿加西斯将会作为国家科学院和哈佛比较生物博物馆的创始人在科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地位。

阿加西斯的早期科研同事当中既有达尔文主义者也有反达尔文主义者，在十九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两边的人马都在努力按照种族对人类进行分类。费城的颅骨学家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以及莫比尔的约书亚.诺特（Josiah Nott）收集不同人种的头骨。德国膈肌学家彼得.坎珀（Peter Camper）测量了不同人种的面部角度、额头和下巴。英国的托马斯.赫胥黎（“不可知论者”一词的发明者）与巴黎人类学会的保罗.白洛嘉分离出了不同人种的三十四种不同肤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宾（Robert Bean）比较了不同人种的大脑重量，哈佛大学的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分析了不同人种的脑叶褶皱，彼得.布朗尼（Peter Browne）研究了不同人种的头发。这些科学家全都是最纯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也就是试图创建一门人种分类科学的人们——他们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催生了各式各样的人种分类标准，但是繁杂的标准却掩盖了每一项努力的不足。科学家们甚至在人种数量这个最基本问题上也很难达成一致：赫胥黎统计了四个种族，约瑟夫.丹尼克尔（Joseph Deniker）统计了十七个，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统计了三十六个。不过所有这些分类体系全都经不起精心验证的要求，大多数时候否定它们的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弗朗兹.博厄斯，此人发现立陶宛人的头骨与埃塞俄比亚人的头骨无法解释地相互匹配。种族历史学家托马斯.格赛特（Thomas Gossett）在1963年总结说：“博厄斯在打击种族偏见方面做出的贡献可能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人。”

眼看着科学的旗号越发打不下去，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法官们在应对种族问题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从1790年美国通过第一部《归化法》以来，联邦法律一直将非土生美国公民的申请资格限制在“自由白人”的范畴之内。国会在1907年规定，任何与不够资格的外国人结婚的美国女性无需经过审判就会被剥夺自己的公民身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身为白人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美国法院接受了几起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摩洛哥人的公民身份申请，同时又拒绝了其他非白人的申请。纽约的一位法官拒绝了一位在海上出生、父亲是英国人、服役二十五年的美国海军老兵的申请，因为他的母亲有东方血统。1914年，巴勒斯坦移民乔治.道（George Dow）断言，耶稣“绝不会将他的神性披在一个不被美国国会允许入籍的种族身上”，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联邦法官认为这一论点“纯粹是情绪发泄，全无逻辑顺序”。但是这位法官也不得不承认，争论不休的白人定义如同迷宫一般让他感到同样困惑。“究竟什么才是白人种族？”他问道。

最高法院曾经在三个月内两次试图解决白人一词的法定含义，首先在1922年11月裁定“‘白人’这一表述等同于‘高加索种族的一员’这一表述”，并且基于这条人类学标准注驳回了在美国居住二十八年的日本移民小泽隆夫的入籍申请。小泽提交了自己皮肤呈白色的证据，以及“在日本身体未被覆盖的部分也是白色”的学术意见。但是九位大法官依然一直认为，“单纯的肤色”测试虽然结果显而易见，但是已被证明“明显……不可行”。判决书引用了专家意见，即肤色“在同一种族的成员当中差别很大，甚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当中也存在着难以察觉的差别，从白皙金发到古铜黑发，后者甚至要比许多棕种或者黄种人的浅色成员的肤色更黑。”

仅仅几周过后，同一批专家的论断就变成了大法官们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位名叫巴哈特.辛格.廷德的印度移民也要求入籍，而专家们认为高种姓的旁遮普印度人、某些波利尼西亚人以及哈米特人都是高加索人的后裔。这一论断显然让大法官们很不舒服。更糟糕的是，“高加索人”这一种族术语似乎建立在哥廷根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收藏的一个标本上，他在1795年根据这一标本与德国人头骨的相似性推测，古代欧洲人可能在俄罗斯高加索山脉的标本采集地附近生活。*乔治.萨瑟兰法官（George Sutherland）写道，“我们现在认为，‘自由白人’是通俗表达，要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来解释，因此只能等同于‘高加索人’一词的普遍含义而非学术含义。” 廷德案的裁决不仅为公民身份设置了可以进一步扩展的障碍，而且还支持了一波剥夺国籍的联邦行动以及反对亚裔拥有土地的州法律。法律历史学家伊恩.哈尼.洛佩兹总结说：“对于法院来说，当科学与大众的偏见相抵触时，科学就会失宠”。

*【身为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布卢门巴赫终其一生也并未发现足以支持种族分类明确边界的经验证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类的变体数不胜数，各种变体总会以无法分辨的细微程度相互渗透。”】

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抵消了种族概念的所有尴尬。学者和政治家们几十年来都在开展运动，通过谨慎限制移民来完善所谓的“美国种族”。三名哈佛大学毕业生在1894年成立了移民限制联盟，1910年卡内基研究所在长岛的冷泉港建立了一个优生学记录办公室，人口学家和生物学家在那里进行研究，企图通过优生学来提高人口质量——优生学这一术语源自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尽管优生学后来因为与纳粹扯上关系而遭到了污名化，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弗兰克.迪科特（Frank Dikotter）的说法，“两次世界大战间期几乎所有值得一提的现代化势力的政治词汇表当中”都包含这个词。1882年的《排华法案》——这份法案其实是对于现有条约的修订——阻挡了一切亚裔移民入籍美国的通道，此时美国人对于推进民族等级制度的信念如此普遍，以至于反移民运动甚至希望衡量白人内部的基因分层。移民限制联盟的创始人普雷斯科特.霍尔（Prescott Hall）作证说：“在欧洲某些地区，所有医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会同意，如果完全不接纳外国人，对于美国人来说将会更好。”

1914年，巴拿马运河项目的一场争论使得限制移民联盟几乎取得了彻底胜利。当时有许多深肤色西印度挖河工都试图加入美国籍，认为这是自己辛劳付出的应得奖赏。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夏普.威廉姆斯（John Sharp Williams）冲着这些人高叫道：“除了同质化的种族，你不可能将自由体制建立在任何其他基础之上。”但是联盟大力推动的一项只接纳白人的综合法案却在科学的迷雾当中摇摇欲坠。威廉姆斯本人放弃了“高加索人”这一立法术语，因为马萨诸塞州的亨利.卡伯特.洛奇（未来美国驻南越大使的爷爷）觉得这个词太麻烦。他在参议院会议上宣读了字典，抱怨说这个词将会排除“非常优秀“的芬兰选民，因为芬兰人与马加尔人、保加利亚人、波米亚人以及拉普兰人都被分配到了“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此后国会设法通过一系列巧妙立法限制了合法移民的来源与数量，这些法律的集大成之作就是1924年的《国家来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历史学家戴斯蒙德.金（Desmond King）指出，这项法律通过规定个别外国的移民配额细化了种族的定义。每年十五万个移民名额的70%仅限三个国家——英国、德国和爱尔兰——其余配额则严重偏向于伍德罗.威尔逊所说的“欧洲北部的强壮人口”，而不是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匈牙利以及被认为有民族同化问题的东欧边缘国家，黑非洲每年获得的配额为零，世界上所有非欧洲国家的配额加起来占总数的6%。冷泉港实验室的哈里.劳克林博士花了十一年时间担任首席立法顾问，从而设计和实施这些配额。在他看来，“国家优生学是对人类退化的长期治疗。”《芝加哥论坛报》则认为《国家来源法案》“足以与《独立宣言》相提并论，对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性与划时代意义不亚于1776年宣言。”

自从1924年起——也就是J.埃德加.胡佛成为第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那一年——移民政策四十多年以来一直固定不变，直到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试图废除国家配额制度为止。正当移民限制时代起始之际，普林斯顿大学的常春藤联盟重量级摔跤冠军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卡彭特在纽约体育俱乐部举行的一场著名表演赛当中与职业冠军埃德.“扼杀者”刘易斯战成了平手。到了1938年，卡彭特当选成为了阿拉巴马州主教，此时大萧条与移民配额致使美国学校里的儿童减少了将近两百万。1952年之后，《麦卡伦-沃尔特法案》更新了配额制度，并且为了配合冷战形势而作出了微小让步（为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象征性地设定了每年一百个名额的上限）。这一年全国基督教联合教会收购了一座位于佐治亚州的老米德威教堂，卡彭特的曾祖父C.C.琼斯在内战前曾经依靠这座教堂在奴隶当中独自布道。教会官员将这座此时已经破旧不堪的教堂修复成了一座名为多尔切斯特的乡村静修中心。1963年安德鲁.杨将其租给了马丁.路德.金，用来策划决定性的反对种族隔离伯明翰运动。在静修中心附近的海边有一座废弃的豪宅，英语教授罗伯特.曼森.迈尔斯在其中发现了一箱发霉的信件，全都是分散各地的琼斯家族种植园之间的往来信函。他将这批资料整合进了自己的手稿并且于1972年出版。《骄傲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Pride）一书细致而又广泛地展示了内战之前南方社会情绪，并且因此赢得了国家图书奖。身为家族长的琼斯留下的书信虽然行文甜美，字里行间却暗藏苦涩，因为通过信仰救赎奴隶制的历史使命面临着失败。琼斯谴责废奴主义者是“最坏的狂热分子，蔑视所有人类和神圣的法律”，称赞杰斐逊.戴维斯是第一位“公开宣称拥有福音正统信仰”的北美总统，还在平生最后一次公开布道当中拥护了南方的战斗事业。

就像他的传奇母系祖先一样，现代的C.C.J.卡彭特主教同样也养成了一套对于进步种族关系的毕生看法，超越了这套看法的人与事同样令他感到失望。阿拉巴马州圣公会教区用他的姓氏永久命名了位于伯明翰的哥特式石砌总部，乔纳森.丹尼尔斯等人则将这座卡彭特楼称作“白色坟墓”并且在门前举行抗议示威，因为他们认为卡朋特宣讲了虚假的基督教教义。卡彭特是1963年白人牧师反对自由示威宣言的主要作者——日后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一点，没有忘记的人们也大都原谅了他——金回应宣言的“伯明翰监狱来信”因此将他当成了第一位点名收信人。

种族问题的基本要素仍然很不稳定。公开场合绝大多数人都声称自己拥护种族平等，但是人们往往又会钻到流行的权威概念底下，为自己针对特定种族的看法或者应对特定种族成员时的实际表现寻求凭据。1953年，随着DNA的发现，冷泉港的遗传学家们再次获得了巨大的声望，“高加索人”一词也再次散发出了客观中立的科学气质。种族这个概念依然发挥着看似幼稚的作用，依然被卷入冲突的人们当做辨识敌我的方便徽章，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们也一头冲进了要求对于沃茨骚乱做出解释的公众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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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移民改革法案进一步为美国确立了一张不同以往的法律蓝图。根据这张蓝图，美国的民主模式将要由来自全世界的公民共同维系。眼下这部法案的变革性影响仍然处于休眠状态，注定还要在二十世纪的遥远地平线上慢慢积蓄力量。许多庆祝法案原则的人们没过多久就将注意力转回了挥之不去的国内仇恨。8月20日，国会将完成的移民法案送交了白宫。这一天上午在海尼维尔，乔纳森.丹尼尔斯谋杀案仅仅在法庭上走了个过场就宣告结案。让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感到“震惊和惊讶”的是，当地大陪审团居然仅仅以过失杀人罪而非谋杀罪来起诉汤姆.科尔曼。他亲自接手了本案的起诉工作，首先试图将指控罪名升级，然后试图将审判地点转移到朗德斯县以外，最后又试图推迟开庭日期，直到幸存的重要证人理查德.莫里斯罗伤愈出院为止，但是这三项努力全都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收到了死亡威胁，以至于不敢在法庭上露面，仅仅派遣了一名助手带着最后一批动议前往法庭。（“我很害怕，”他告诉记者。）法官沃斯.夏佳德（Werth Thagard）看也不看地拒绝了升级罪名的动议，恢复了县检察官的公诉人职务，并且在当天开始审判。旁听席上坐着一群自信的三K党人，包括阿拉巴马州帝国巫师罗伯特.谢尔顿与巨龙罗伯特.克里尔（Robert Creel）以及柳佐谋杀案当中等待再审的三名伯明翰被告。

庭审时间如此之短，以至于规模庞大的国内与国际记者团几乎来不及通过租用的电话干线来描述法院现场的气氛。记者们注意到了法庭里的老式三角形囚笼，还注意到法警传唤证人的方式非常质朴——抬起窗户就冲着院子里喊话。年轻的鲁比.萨尔斯忍受着严厉的盘问，辩方律师询问她与白人受害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有没有私交？”汤姆.科尔曼的朋友厚颜无耻地作证声称丹尼尔斯似乎随身带着类似弹簧刀那样“闪亮的东西”，而受伤的莫里斯罗不仅想求口水喝，还叫喊道：“我的枪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根据案件历史学家查尔斯.伊格尔斯（Charles Eagles）的说法，身为公诉方的朗德斯县检察官居然不假思索地在自己的论证当中采用了辩方对于凶案情节的离奇假设，既一位全身臭气熏天的神学院学生“试图强行闯入”卡什杂货店，只不过他并不认为丹尼尔斯因此就活该被杀；而他的助手则同样中立客观地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乔纳森.丹尼尔斯当真曾经试图用那把刀砍他[科尔曼]”。至于辩方律师更是在总结陈词当中引用了“男人有权利保护自己和他的女人”这一所谓的骑士风俗，赞不绝口地向陪审团宣扬科尔曼是他们的友邻与代表：“感谢上帝赐予我们他这样的人！如此伟大的心灵，强健的头脑，纯洁的灵魂，以及时刻准备着的双手！”

陪审团仅仅审议了九十一分钟就对所有指控都作出了无罪判决，之后所有十二名白人男性陪审员从陪审团审议室里一涌而出，纷纷与科尔曼热烈握手。其中还有人提醒他，既然这档子破事已经了结，那就别忘了约好与自己一起猎鸽的日期，不能借口心中担忧而爽约。其他地方的人们对于审理结果的反应则是难以置信与恶心厌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埃里克.塞瓦里德（Eric Sevareid）在当天的晚间新闻当中斥责道，朗德斯县“所遵循的正义概念与耗费了一千年的苦难殉道才建立起来的正义完全不同。”讽刺漫画家们笔下的阿拉巴马州正义女神要么昏睡不醒，要么哭泣不止，要么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要么干脆就是身披伪装的三K党徒。专栏作家马克斯.弗里德曼（Max Friedman）——此人曾经因为金关于越南的言论而指责他是“不请自来的恶客”与“自封的和平使徒”*——预言“这场可鄙的审判”将会使得国家感到羞耻，足以确保“平等正义永远不会再次遭到如此轻易的嘲弄”。《伯明翰新闻》将这次审判称为“针对正义的猥亵嘲弄”，并且引用了全国教会理事会的罕见告知与前无先例的赞同。就连一贯反民权的《亚特兰大宪法报》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结果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令人震惊乃至恐惧的反响。”专栏作家威廉.S.怀特（William S. White）在10月4日承认，海尼维尔的法庭“砸碎了迪克西的心”。这位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提出了一则纠结矛盾的哀叹：“那么，对于那些热爱南方、不肯为这份热爱道歉而且永远都不会道歉的南方人来说，还剩下什么呢？”

*【8月20日，也就是丹尼尔斯遇害当天，弗里德曼这样写道：“自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金博士身上发生了一些悲惨且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浮夸且沉闷的人。”】

在阿拉巴马州以外还有许多场艰难的民权斗争正在进行，金派遣助手去支持了其中的两场。一场斗争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著名的纳奇兹小径就位于此地，沿途遍布着风景如画的战前豪宅。8月27日乔治.梅特卡夫在这里遭受了炸弹袭击。赶赴此地的安德鲁.杨发现，自从袭击过后当地就发起了如同火药桶那样一点就着的抵制活动，通过每晚的弥撒大会得以维持，同时还面临着650名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分队的围困，国民警卫队接到的命令是阻止一切示威活动。当地人向领导大会调查组抱怨说，当地社会的各种机构依然还在奉行种族隔离，公然违反民权法，就连拿着联邦补贴的杰斐逊.戴维斯医院也不例外：“所有黑人病人，无论诊断结果如何，都被塞进了医院地下室的一座孤立病房里。” 接下来约翰逊州长用公路巡逻队取代国民警卫队继续压制示威，而且又有一座黑人教堂遭到烧毁。长长的抗议队伍在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排到了纳奇兹市中心。面对警方下达的当场解散的命令，五百名游行者选择了被捕入狱。他们不断地挤满了监狱和城市礼堂，迫使当局将十二岁以上的囚犯全都转移到了三角洲以北两百英里处臭名昭著的帕奇曼农场监狱。囚犯们偷偷传出消息说，看守们正在殴打已知的领导人，包括领导大会的阿尔.桑普森牧师（Al Sampson）。监狱方面将409名纳奇兹的囚犯剥光衣服，给他们强行灌下泻药，还在夜里打开风扇冲他们吹冷风。来自西雅图的非学委志愿者菲尔.拉潘斯基（Phil Lapansky）写道：“有几个人无法[忍受]严寒，他们陷入了崩溃，断断续续地高声尖叫与哭泣。”

10月1日的头条新闻反映了另一场斗争，地点是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的故居所在地。一场跷跷板式危机降临在了这座小城：“加州克劳弗德维尔市再次拒绝向黑人学生提供校车。”此前学校董事会突然将当地165名白人学生全部转到周边县市的学校，从而别出心裁地回绝了72份自由择校申请。成群结队的黑人学生每天都试图与转学学生一起登上特别校车，每天都被警察和佐治亚州州骑警击退。少数率先进行选民登记的学校教师之一卡尔文.特纳（Calvin Turner）在公共汽车站领导非暴力守夜活动，从而支持年轻的申请者；对立的三K党人群则为警方欢呼鼓劲。10月4日，17岁的弗兰克.贝茨试图绕过警方冲进校车，三K党“安全队”的副队长赫尔曼.琼斯喊道：“杀了他！”佐治亚州巨龙加尔文.克雷格聚集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地追随者，发誓要迫使州长卡尔.桑德斯镇压黑人。领导大会的何西阿.威廉姆斯则从防范立场出发劝说桑德斯，同时鼓励抗议活动，至于抗议活动的效果则成败不一。斯蒂芬斯州立公园的游泳示威活动成功迫使公园游泳池接受了种族融合，但是当地一家餐馆宁肯将自己改造成为私人俱乐部也不愿就范。使用白人专用投币式洗衣机的努力仅仅换来了十二次入狱。

金本人从芝加哥民权运动规划研讨会返回值后与柯瑞塔一起开车从亚特兰大向东行驶了一百英里来到克劳福德维尔。他在10月11日的夜间集会上指出：“南方农村的艰难困苦使得像你们这样的男男女女几乎不可能参与自由斗争。”金回顾了当地黑人的斗争经历——对于关闭的白人学校发起诉讼，要求联邦选民登记员前来当地的失败请愿，特纳与五位同事被黑人学校开除，新的“领先一步”早期学习中心被关闭，“甚至就连这么点机会都遭到了扼杀”——并且向当地运动阵营的坚持不懈致敬。他总结说：“所以你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示威；而我们同样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你们。”

第二天，领导大会的威利.鲍登带领二百名游行者前往法院示威，之后返回了克劳福德维尔城外的一座教堂，教堂门外聚拢了一群喧嚣的三K党徒，其中有一位霍华德.西姆斯与一位塞西尔.迈尔斯冲过警方拦阻，恣意殴打游行队伍里的落单者。西姆斯声称他们从主流三K党当中分裂出来了一个名为“黑骑士”的组织，与三K党相比更喜欢“多一点实际行动”。从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纪事报》到《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迈尔斯举起拳头追赶领导大会摄影师布里格.卡比（Brig Cabe）的生动照片。这次袭击之所以具备额外新闻价值，是因为西姆斯与迈尔斯都曾经因为谋杀黑人现役军官而吃过官司。公诉方指控两人于1964年7月10日在佐治亚州雅典附近的一条公路上趁着夜色伏击了黑人军官勒穆尔.佩恩中校及其两位战友。尽管雅典三K党244号党部给出了两份供词，但是当地的陪审团还是只用了八十一分钟就宣告两人谋杀罪名不成立。司法部正试图通过另一项上诉说服最高法院，认为西姆斯和迈尔斯至少应该因故意侵犯受保护的民权而面临较轻的联邦指控。（约翰逊总统也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他私下认为，潘恩与另外两名醒目的黑人军官在美国陆军预备队夏季操练结束之后的回家路上成为目标并非偶然：“我觉得身为穿着制服的军人也应该与他的遇袭有关，不是吗？” )

联邦法官以维护和平抗议权利的命令取消了纳奇兹的宵禁。此后不久的10月6日晚间，1200名运动支持者在市中心举行了一场游行。三K党巨龙E.L.麦克丹尼尔（E.L.McDaniel）动员了一支三K党准军事部队在游行沿途进行反示威，他的副手开着一辆音响卡车在附近街道上巡逻，车上播放着当地三K党部的主题曲“把黑鬼往北轰”。两支人马的对峙随时可能引发惨重后果，在此等高压的驱使下，市政当局与民权阵营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内进行了紧急谈判，市政当局勉强做出了最低限度的让步。但是一夜过后的第二天，白人社会的领导者们得知让步内容之后依然反应极其激烈，迫使市政当局只得出尔反尔。市长约翰.诺瑟于10月9日宣布，“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做交易，绝对不会“要求市政雇员在称呼所有人时都必须加上先生、夫人或者小姐的头衔”。这项声明一方面平息了白人领袖对于市政当局在礼节称呼问题上向协进会“屈服”的指责，同时又重新引发了持续数周的对峙，民权阵营接连发起游行与抵制，反民权阵营到处焚烧十字架，暴力火花此起彼伏，包括约翰.诺瑟市长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承受着严峻的压力。诺瑟是一位移民，出生在黎巴嫩，不过却有两个儿子加入了三K党。眼下双方阵营都在冲着他使劲：针对种族隔离商户的抵制已经迫使他将名下四家食品店的147名员工解雇了将近一半，自行其是的三K党小团伙更是干脆用炸弹问候了他的住宅和他经营的两家杰特尼-嘉更斯连锁超市，以此警告他不许向黑鬼退让半分。越收越紧的老虎钳迫使诺瑟陷入了一厢情愿的逃避主义。很快他就声称，纳奇兹市政当局只要在黑人葬礼上提供警察护送就能防止种族危机的发生。

至于在民权阵营那边，有一位查尔斯.埃弗斯（Charles Evers）自从乔治.梅特卡夫遭遇炸弹袭击当天起就在内斗当中掌握了主动权。当时他来到纳奇兹，用一份宣战书取代了被炸伤的协进会领导人。“我们有武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在紧急弥撒大会上喊道。“我们不打算忍气吞声！”胆量惊人的埃弗斯再次激起了纽约协进会上级领导的愤怒。自从1963年梅德加.埃弗斯的葬礼以来，罗伊.威尔金斯一直对查尔斯的特立独行感到愤怒，当时查尔斯利用烈士兄弟的葬礼这个无懈可击的公开时机通知威尔金斯，他将要前往密西西比州接替兄弟未竟的工作，尽管并没有人邀请他前往，而且他从事民权工作的资质也很可疑——他毫不忌讳地宣称自己的谋生方式是在芝加哥走私以及从事其他违法活动。九月份的时候威尔金斯就打算解雇查尔斯，还公布了为此采取的最新举措。但是埃弗斯当即就使了一招反客为主，高调邀请金的领导大会以及其他民权团体进驻纳奇兹，同时又公开暗示器量窄小的协进会可能应付不了多组织联合运动的挑战，从而硬生生捆住了威尔金斯的手脚。一个月过后，查尔斯巩固了自己在这场高曝光度抵制运动当中的核心地位，随即翻脸不认人，抛弃了自己请来拉大旗作虎皮的各家民权团体。10月19日，查尔斯的助手私下要求金撤回阿尔.桑普森牧师“以及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并且指责领导大会团队针对埃弗斯的批评暴露了他们“不愿意合作”的暗中盘算；查尔斯本人也亲自出马，将纳奇兹的非学委员工贬低为“外来的煽动者”。不久后的12月3日，还没等到梅特卡夫出院，他就独自一人与消化不良的诺瑟市长一起发布了占据《纽约时报》头版的消息：“纳奇兹抵制运动结束，黑人目标达成”。这份长达一千多字的协议要求成立跨种族委员会，向黑人开放一部分市政工作岗位，在包括图书馆与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推行种族融合，并且要求市政官员与签署协议的商户今后一律使用尊称来称呼所有人，特别是禁止使用“小子”、“老头”、“婆娘”——“或者任何其他冒犯性的蔑称”。这场胜利使得查尔斯.埃弗斯从罗伊.威尔金斯的眼中钉一跃成为了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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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查尔斯的成功相比，纳奇兹的非学委项目只能算是精疲力尽，支离破碎。1964年8月，非学委在当地建立的第一个自由之家遭到炸弹袭击，不过袭击者将炸弹送错了地方，结果炸毁了隔壁的建筑。此后派驻当地的非学委前哨人员每晚都不会在自由之家过夜，而是驻扎在少数几个愿意提供庇护的黑人家庭当中。鉴于枪支文化在密西西比州如此盛行，当地非学委员工也相应调整了工作策略，除非是在公共场所进行非暴力示威，否则并不拒绝接受武装保护。但是纳奇兹项目在非学委内部依然会遭到其他人的背后非议，因为这里的年轻员工囤积了一大批枪支，存放在一间用自由之夏捐款购买的小屋。为了警告亚当斯县强大的三K党团伙不要随意造次，他们在白人技师前来为自由之家安装电话的时候故意将好几支猎枪与步枪摆在了室内。纳奇兹项目的员工当中有一位安妮.珀尔.艾弗里（Annie Pearl Avery），她嗓音洪亮，之前是个洗碗工，也曾经是弗雷德.夏特沃斯的徒弟。她的民权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从奥尔巴尼到丹维尔进过好几次监狱，期间一直努力保持着非暴力状态。但是当她离开纳奇兹前往阿拉巴马州的时候也学会了在大腿内侧绑上一把手枪。

对于项目主管多里.拉德纳（Dorie Ladner）来说，枪支的存在抹杀了非学委能够用来与查尔斯.埃弗斯竞争的一项重要差别。此外密西西比州的跨种族员工骨干本来就是被强行凑在一起的团队，一直遭受着内部分歧的困扰，枪支的存在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分歧。在明尼苏达州接受教育的密西西比黑人比尔.瓦尔（Bill Ware）曾经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前往加纳，在那里接触到了泛非洲主义理论。他觉得这套信条擦亮了他的眼睛，如今也在非学委内部宣扬这道信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白人牧师的女儿玛丽.金（Mary King）则与丹尼斯.斯威尼一起逃离了纳奇兹，并且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短暂的婚姻。斯威尼来自斯坦福大学，一心想要成为一名政治理论家。两年来他选择在纳奇兹和麦库姆经营最受暴力迫害的民权项目，以此测试这种“对于民主的赤裸裸的肯定”。这段经历使他充满了忧郁。玛丽.金自己也很忧郁，她与白人义工汤姆.海登的妻子桑德拉（凯西）.海登一起在十一月发布了一份颇有影响力的宣言，其部分目的在于借助基于性别的团结来弥合民权运动内部正在发酵的裂痕之一——也就是黑人和白人女性之间的裂痕。她们写道：“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黑人的待遇和女性的待遇之间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份宣言分析了某种普遍存在而且针对个人的“种姓制度”，因为性别不同于种族。少数族裔成员就算在主流社会遭到歧视，至少还能返回完全由同族构成的社群当中喘息片刻，而女性遭到歧视之后却几乎找不到完全由女性构成的社群。换句话说，“身为女性不是一种（就像民族主义那样）可以退出的状态。”，但是肤色各异的十五名纳奇兹非学委员工还是逐渐离开了这里。到了十月，他们当中的三个人——比尔.瓦尔、芝加哥的珍妮特.杰莫特（Janet Jemmott）和格林伍德的乔治.格林（George Greene）——移居到了阿拉巴马州的朗德斯县。

在塞拉斯.诺曼不在的情况下——他刚刚被征召入伍——阿拉巴马州的非学委员工聚集在一起面对紧急情况，例如有一处自由之家拖欠了11.66美元的水电费，刚刚接到停水停电通知。玛莎.普雷斯科德（Martha Prescod）向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讨要支持资金，得到的回复往往不是现金支援，而是要求他们进一步削减开支的含糊其辞。经费的极度匮乏迫使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规定，任何县级项目的每月开支都不能超过40美元，仅限于汽油、传单和房屋租金。此时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州只有两辆普利茅斯牌汽车，用于运送与救援，分别留给了卡迈克尔与乔治.格林，因为他们俩的车技最为高超，其他同事还围绕这个话题进行过充满钦佩的讨论。斯科特.B.史密斯（Scott B. Smith）主要独自在巴布尔县工作。克里奥菲斯.霍布斯（Cleophus Hobbs）和安妮.珀尔.艾弗利（Annie Pearl Avery）负责步行前往黑尔县。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 ）和辛西娅.华盛顿（Cynthia Washington）平分了威尔科克斯的工作。吉米.罗杰斯促使从事实地工作的同事们做出了一项承诺，即决心永远不为食物付钱。他们应该耐心地游走于农舍之间，凭借农户捐赠的食物果腹。

在整个黑土带，自从乔纳森.丹尼尔斯谋杀案与科尔曼审判以来，恐惧迫使黑人申请者赶往联邦登记点的速度下降到了早期的三分之一，但是黑人登记选民的累计总数依然在稳步上升并且逐渐接近白人人数，就算在朗德斯也已经达到了1328人对1900人。白人社会向黑人群体施加的压力也随之逐步上升，许多潜在黑人选民都收到了要将他们驱逐出家门的威胁。10月9日，非学委员工与其他民权团体一起在塔斯基吉童子军营地交流了关于如何保障当地黑人基本生存的主意，例如开设食品合作社与简陋的卫生诊所。阿拉巴马州的调查人员在营地里巡逻，拍摄档案照片，并且拒绝离开。来自莫比尔的布道人带来了一个因为参加民权运动而被家人嫌弃的问题男孩，需要民权组织为这个孩子安排寄养家庭，还得让他找一所学校重新入学。这项微妙而棘手的任务落到了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身上。他接替了丹尼尔斯，继续从事由各个教会团体与美国会堂理事会赞助的跨教派事工*。领导大会的代表——包括阿尔伯特.特纳和哈罗德.米德布鲁克（Harold Middlebrook）——与非学委项目主管达成协议，在关键县的选民登记活动当中相互支援。他们一起动员黑人在十一月由美国农业部管理的农场委员会选举当中先行投票，因为这场选举的重要性相对较小，可以先拿来练练手。另一方面，尽管经过长时间的探讨，领导大会员工对于非学委提出的按县组建独立政党的建议依然不置可否。

*【作为一对在民权工作当中引人注目的白人夫妇，弗朗西斯和伊丽莎白-沃尔特决定他们无法“在感情上接受住在塞尔玛”。沃尔特住在大学城塔斯卡卢萨，每天从这里出发前往他负责的工作区域。在大学城，他的塞尔玛跨宗教项目将办公地点安置在了一家黑人殡仪馆。】

10月18日，一位领导大会信使报告说，金在亚特兰大的员工一致认为成立独立党派的想法在法律上以及政治上都很麻烦，将会耗费大量精力，于是非学委决定自行推进建党计划。听说了这一点的观察员当中包括格洛丽亚.拉里。自从丹尼尔斯的葬礼过后，她曾试图恢复返回伯克利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但是很快就不得不向系主任道歉并且退学，因为她越发感到文学研究无法填补内心空虚。退学之后她立刻乘车回到了塞尔玛。就在10月17日，拉里再一次溜进了圣保罗圣公会教堂，致使礼拜仪式悄无声息地暂停了下来。在一片痛苦的沉默当中，一位引座员悄悄地在拉里与另一位女性会众之间来回传话，后者希望不要让一个黑人与自己坐在同一张长椅上。一番交涉无果之后，引座员气冲冲地站在拉里身后通知会众们：“她不愿意动。”这句突如其来的声明吓得拉里当场站起来离开了圣堂。她渴望加入非学委，但是民权阵营里的朋友们更想知道为什么她仍然要往白人教堂里面硬闯。此时她几乎身无分文，只得四处搜刮，甚至看到经常不能按时发放的每月十美元非学委员工津贴也觉得眼馋。但是她发现自己与她称之为“关系型”的非学委精神略微不合拍。年轻的黑人民权老兵正在向内转向。在圣保罗教堂袒露情感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而且他们也不像领导大会那样担心成立独立的县级黑人政党会致使全国的民主党人与民权阵营离心离德。

10月20日，杀害维奥拉.柳佐的三K党徒科里.威尔金斯接受了重审。民权运动参与者们全都没有出庭旁听，唯一一个曾经出现在朗德斯县法院的黑人勒罗伊.莫顿也在出庭作证之后匆匆离开了法庭。他讲述了自己帮助柳佐将塞尔玛游行者运出蒙哥马利时如何遭受了夜间伏击并且幸免于难，但是辩方律师阿瑟.汉斯（Arthur Hanes）对于另一个问题更感兴趣。汉斯是上一任辩方律师、三K党大骑士马特.墨菲的葬礼抬棺人，在盘问阶段他语气诙谐地问道：“勒罗伊，作为运输负责人，与柳佐夫人做爱是你的职责之一吗？”萨加德法官阻止了辩方律师的无端暗示。汉斯是一位种族隔离立场强硬的前任伯明翰市长，曾经宁肯关闭城市公园也不肯施行种族融合，并且拒绝与黑人会面（“我不打算与他们见面，”他在1961年年底告诉媒体。”我不是只能打顺风仗的士兵，当敌人出现时，我不会放弃”）。尽管如此，汉斯在法庭上的做派依然远比墨菲更有绅士风度，其冷静的举止完全配得上他身为前任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身份。他将案情总结成了“两只山羊的寓言”，向陪审团娓娓道来。在这个寓言当中，被告被他描述成了背负整个国家的罪孽的替罪羊，而州政府的主要证人、联邦调查局线人加里.托马斯.罗则是背叛了三K党誓言与南方遗产、投靠了华盛顿的异教罗马帝国的奸细羊。“也许凶手来自洛杉矶的沃茨地区，”汉斯提议道。身为控方代表的里士满.弗劳尔斯则以朴实而又嘲讽的口吻批驳了辩方的离奇理论——柳佐死在自己的民权同伙的手里。倘若陪审员们当真认同这套理论，就必须相信行凶者是一个幽灵，神不知鬼不觉地借用、使用并且归还了伯明翰三K党徒持有的枪支。“绝对无可争议的是，这就是杀死那个女人的枪，”他拿着凶器宣布。在言辞激烈的结案陈词当中，弗劳尔斯凭着自己参加过南方邦联军的祖父的荣誉起誓，恳请陪审员们千万不要听任仇恨腐蚀了事实。说到情绪高亢之处，他干脆从《布莱克法律词典》当中扯下了定义“真实判决“的那一页，在陪审员面前撕得粉碎：“如果你们不给这个人定罪，那么你们还不如锁上法院，打开监狱，扔掉钥匙！”或许还有人觉得弗劳尔斯身为总检察长的技能与威望能够确保控方获胜——毕竟本案在五月时就曾以10比2的票数支持定罪——不过弗劳尔斯本人对于胜诉显然不抱多大指望：尽管置身于海尼维尔的法庭，但是他却雇佣了一名著名的神枪手来掩护自己。10月22日星期五，陪审团仅仅花了九十五分钟就宣告被起诉的枪手无罪。到了下一周周一，全国上下的激愤反响促使司法部宣布正式支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针对阿拉巴马州全白人陪审团的诉讼。约翰逊总统也收到了来自司法部的战略备忘录，其中将南方法院的陪审员讨论室称作种族犯罪当中最难攻克的“恐怖屋”。南方全白人陪审团对于种族犯罪案件的裁决恰似一根“不间断的链条”，裁决结果总是十分一致且具有约束力，但是在几乎一切地区都被视为践踏正义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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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金在欧洲进行了短暂的巡回演讲。一路上他拜访了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拜访了旅居的蓝调钢琴家孟菲斯.斯利姆，觐见了荷兰的朱莉安娜女王，还在巴黎蒙马特区的海恩斯灵魂食品餐厅与柯瑞塔一起品尝了流传海外的家乡美食。他在巴黎得知了海尼维尔的判决，于是取消了下一步前往英国的行程，从而尽快赶回国内发动抗议。他告诉法国记者，如果对于这一势头不闻不问，那就等于接受了“凶徒私法的肇始”，民权法律很可能因此而失效。此时南方已经出现了新的“狩猎季节”保险杠贴纸，宣称在阿拉巴马州杀死种族融合主义者也不必受罚。金打算提前回国的预先消息引发了一条从朗德斯县转达到联邦调查局的详细威胁，即攻击者等待着杀死金“以及任何保护他的人”。

与金同行的安德鲁.杨告诉留在国内的斯坦利.利维森，很难缩短金的欧洲访问行程。金在欧洲每到一地，都会有无数支持者在街上排队向他索要签名。在这次欧洲访问的最后一天，金首先在巴黎美国教会举行的跨宗教仪式上面对不计其数的现场听众们发表布道，然后又前往互助之家礼堂发表了主题为“历经革命的世界当中的教会”的演讲。礼堂里坐满了五千听众，估计还有一万名观众在外面通过扩音器收听演讲。两处场合的听众们都热烈回应了金对于国际危机的讨论，例如北罗得西亚（日后的津巴布韦）的残留殖民主义分裂。杨认为这一点证明了金确实可以就越南问题发言并且找到愿意倾听的听众。此时的欧洲盛行着宗教大联合的精神，部分原因在于二十世纪唯一一场梵蒂冈会议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年度全体会议刚刚举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士们汇聚一堂，民权派神职人员借此机会积极参与了改革基督教教义对于犹太教看法的最后斗争。

10月15日，一个红衣主教委员会批准了另一份《我们的时代》（Nostra aetate）宣言草案。尽管如此，持续不懈的阴谋在那之后仍然沿着罗马城墙向外渗透。有传言说，谕令当中关于犹太人的主张将被修改，或者谕令的发布时间将会再次推迟。教皇保禄六世教皇的前任约翰二十三世曾经忏悔地承认道，两千年来的基督教教义对于纳粹大屠杀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但是保禄六世教皇本人在继续推进这一任务的时候却犹豫不决，让反犹派批评者们看到了可乘之机。在一个关键时刻，保禄六世亲口重复了一句关于“犹太人”对耶稣所犯罪行的经文抨击，声称犹太人“不仅不承认他，还与他作战，诽谤伤害他，最后杀害了他”。据报道，在教皇授意下，梵蒂冈的参会代表们从《信条》中删除了一项条款，该条款明确撤销了天主教会将犹太人描述为被上帝诅咒的“弑神者”的说法。一位交战党团的观察员写道，关键的几位红衣主教们“很晚才意识到，有些天主教徒的虔诚程度超过了经文训诫，他们对犹太人的蔑视与他们对基督的热爱完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针对这些人，美国红衣主教领导了恢复为犹太人开脱的信条条款的斗争，试图将这一条款作为教会内部最纯净的解毒剂，但是未获成功。另一些人反对说，“弑神”这个词难免让人想起昔日关于耶稣的人神二重性以及上帝是否可以被杀死的棘手异端理论；另一些人警告说，任何关于犹太教的正面声明都有可能引起穆斯林国家当中针对基督徒的暴乱。与此同时，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亲自秘密奔赴梵蒂冈向保禄六世，恳请教皇不要添加一项单独的新条款，即通过让犹太人大规模皈依天主教来寻求与基督徒与犹太人的最终和解。他说他宁愿“死在奥斯威辛”也不愿放弃信仰，而且他对于基督教恩典的理解也并不支持他念诵消灭犹太教信仰的祷文。到了最后一刻，丑闻制造者干脆指控梵蒂冈改革派都是被犹太阴谋集团买通的爪牙。一本小册子甚至自豪地宣称“基督本人以及使徒约翰与保罗是最早的反犹主义者”。

10月28日，轿夫抬着教皇的轿子穿过人海一般的信众，进入圣彼得大教堂。教堂里坐满了气质神圣的主教，身着白色或者猩红色长袍。伴随着正反双方沸沸扬扬的异议，反对《我们的时代》的票数一溃千里，留下了一片很能说明问题的共识——2221票支持，88票反对。于是保禄六世正式颁布了关于“非基督教关系”的划时代新教导。改革的支持者们接受了有条件的声明：当年耶路撒冷圣殿祭司团迫害耶稣的行径“不能作为口实用来不加区别地指控当时活着的所有犹太人或者今天的犹太人”。宣言同时还宣布“教会铭记她与犹太人共享的遗产……谴责任何时候以及任何人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迫害和反犹主义的表现”。宣言赞扬了保罗对于最早一代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内部的竞争对手们的经文建议：“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摒弃了规定只有通过让犹太人皈依胜利的天主教才能实现最终和平的替代条款。取而代之的最终版本展望了一个“所有人都将以一个声音称呼主，‘同心合意地事奉祂’”的新时代。“同心合意”这句经文传达了一个身份独立而且并肩挺立的突破性形象。这一表述强调平等的地位，不带一丝支配性的权威。罗马教会在各方面都保持垂直状态，他们声称自己掌握唯一真理与更加优越的信仰，并且依赖坚定的君主制组织来维系。对于这样一个组织来说，与犹太人之间缔结横向联系是前所未有过的革命举措。这一举措对于教会管理与信仰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用政治来打比方，那就是从君为臣纲的专制垂直政府转换成了实验性质的自治水平政府，为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宗教引入了一丝民主气息。在十月这一个月里，美国向来自全世界的合法移民开放了公民身份，梵蒂冈也向耶稣的遗民开放了兄弟般的信仰。

许多人都高度赞扬了《我们的时代》，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尤其称赞这份宣言是“1900年犹太教-基督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尽管二战之后的基督教与犹太教都面临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标志性事件包括死海古卷的现世以及纳粹大屠杀造成的持续惊愕——但是两种传统的追随者对于宣言意义的探究却都很缓慢。约瑟夫.索洛维契克拉比以及其他犹太权威人士继续禁止犹太教信徒与基督徒就宗教问题展开对话，认为这样做既不妥当又徒劳无益，而且非常不讲政治——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宗教讨论总会变成套在犹太人脖颈上的绞索。尽管如此，关于基督教与拉比犹太教平行历史发展的学术研究成果依然爆炸一般层出不穷。在这些学术成果的支持下，跨信仰交流的先驱们逐渐取得了以下共识：宗教文本的交流与诠释可以在各自坚持重大差异的前提下丰富所有人对于各自信仰的理解。2000年9月，美国的拉比与犹太学者们发表了《说真话》（Dabru Emet），这是犹太教对于《我们的时代》的第一次正式回应。他们提出了八项详细主张，第一条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崇拜同一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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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罗马大公会议机制紧紧抓住自己的粗略授权来驯服古老敌意时，战争心理学又引发了全新的敌意。10月16日这个周末，全美各地零零散散的越战示威的总参与人数达到了十万余人。这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和平主义者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此人对于自己的演说能力很缺乏信心，觉得自己无法仅凭口舌之能就将“正义战争理论“的紧急缺陷传达给纽约陆军招募中心门外的人群。于是紧张的米勒试图在足以吹灭火柴的大风中烧掉自己的征兵卡。最后他用打火机成功点着了火。米勒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注册的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他希望通过让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惩罚来实施“重大政治行为”。最终米勒将要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而十月的抗议活动在他入狱之前很久就暴露了原始的政治神经。

第二天，《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斥责校园知识分子与“只会做梦的和平主义者”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愚蠢：“他们不是在促进和平，而是在推迟和平。” 到了周一，迈克.曼斯菲尔德告诉参议院，他“对于某些示威者的照片感到震惊”，两党议员宛如合唱一般附和着他的严厉提醒：国会已经将“过去一个月内”故意污损征兵卡的行为定为非法。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拉塞尔一方面承认自己先前反对战争，同时又宣布“现在已经过了讨论我们进入越南是否明智的时候了”——既然已经做出了出兵承诺，插上了战旗，“如果我们夹起尾巴逃跑”，美国的遗产就将岌岌可危。参议员迪尔森加入了拉塞尔的行列，呼吁迅速惩罚“那些哭哭啼啼的抗议年轻人”。在芝加哥，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承诺调查和平团体的“叛国”行为。前副总统尼克松认为，在战时容忍对于敌人的安慰威胁到了全世界的言论自由。从胆囊手术中恢复过来的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表示他惊讶于居然会有任何人会以“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表达对于这个国家的感受”。《生活》杂志将反战人士称作“越南粉”，对于这些“慢性卖弄者”的“恼人喧嚣“表示不屑。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托马斯.库切尔（Thomas Kuchel）痛骂抗议者“恶毒、有毒且卑鄙”。公众的敌意如此广泛，以至于民主社会学生促进会的领导人保罗.布斯（Paul Booth）和卡尔.奥格莱斯比（Carl Oglesby）也呼吁反战群体采用“建设而非焚烧”的改良策略。

此后不久，一百名纽约宗教领袖签署了一份要求公开辩论的紧急呼吁。路德教会牧师理查德.J.诺伊豪斯（Richard J. Neuhaus）在10月25日联合国教堂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总统居然对异议感到惊讶，这令我们感到担忧。”诺伊豪斯与布鲁克林贝瑟尼浸信会的威廉.A.琼斯牧师一起警告说，最近来自“政府最高层”的压制抗议的努力有可能“颠覆忠诚的美国人试图保护的民主。” 当被问及是否会有更多的声明时，赫歇尔拉比自发地向记者保证，在越战期间联盟将组织起来并发挥作用，之后他又向惊愕的其他发言人捍卫了他的承诺。（他问道：“那么难道今天之后我们就结束了吗？难道我们应该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家，听任战争继续下去？”） 赫歇尔鼓励新同事以先知先觉的方式见证反对“无所作为的邪恶”，他的用语让人想起他在塞尔玛之前对金的赞扬。*为了容纳拉比和妇女，这些临时凑在纽约的“教会人士”成立了关注越南教士组织。天主教会上层立刻命令两名神父退出这个新组织，并且将出身耶稣会的组织创始人之一丹尼尔.贝里根（Daniel Berrigan）驱逐到了南美。届时赫歇尔将会与诺伊豪斯一起抗议天主教高层对于普世良知的“伤害”。

*【赫歇尔曾经在拉比大会上这样介绍金：“单纯的知识或者信仰过于脆弱，无法治愈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无法纠正人类自相残杀的倾向。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在个人层面做出牺牲，也就是放弃与摒弃例如偏见那样看似重要甚至合理的东西，为了更伟大的真理，为了上帝的缘故，去完成我尚且不理解的工作。”】

10月28日，原本计划在纽约弗利广场法院门外举行的反征兵仪式还没正式开始就堕落成了一片堪比爆炸现场的混乱，其中夹杂着嘲笑者、记者、斗殴者、愤怒的警察以及背弃非暴力原则的和平主义者——多萝西.戴将其称作“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暴乱现场”。自从1934年创立天主教工人运动以来，这样的场景她已经见得多了。她和A.J.穆斯特一起以缺乏和平主义纪律为由取消了这次示威。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暴力事件充斥着当天的报纸头版。《纽约时报》周日的一篇报道曝光了某位宾夕法尼亚州三K党领袖隐瞒多年的犹太血统，报纸发行数小时后此人就选择了自行了断。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晦涩报道显示，在一次军队政变之后有数十万人被清洗死亡，受害者主要是中国移民。岘港空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杀死了五十六名发动“人浪”攻击的越南游击队员，其中包括一名一开始被他们当做可口可乐小贩的十三岁侦察员；美军还抓获了一名八旬老妪，她随身挎着的香蕉篮内侧画有军事设施布局图。也是在10月31日那个星期天，网格坐标上的数字偏差导致“空中袭击者”轰炸机的飞行员错误地将白磷弹扔到了北越阵地附近的展鹏县，造成四十八名平民死亡。

11月2日早上，巴尔的摩市民诺曼.莫里森（Norman Morrison）在家中看到了关于展鹏县空袭的电视报道，接下来又吸纳了各种关于越南惨状的新闻。《I.F.斯通周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了来自天主教会经营的德基难民村的一位法国神父的话，他说他目睹了七名越南教友死于凝固汽油弹——“那些被烧死的妇女儿童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封公开信责备沉默的美国人让官员相信“除了逃避征兵的懦夫与瘾君子，没有人反对越南战争。”莫里森的妻子安妮.莫里斯.威尔什（Anne Morrison Welsh）赞扬了这封信的反战口吻，可是莫里森却不以为然。他轻声细语地告诫妻子，他已经做过了公开信作者建议的所有事情——他的呼吁登上了报纸，他连续三天向白宫请愿，他给他的“同伴”神学院学生比尔.莫耶斯（两人在苏格兰爱丁堡曾有过短暂交集，后来莫里森的牧师身份从长老会转到了贵格会）寄去贴心的笔记，他向约翰逊本人提出和平请求（“我们每天都对世界上的黄种人犯下更多的罪行！”），信件落款是“一位有良心的公民”——但是一切全都毫无效果。这番讨论过后，安妮并未多想就离家出门去送在石路之友学校上学的儿女，五岁的克里斯蒂娜和六岁的本。莫里森则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艾米丽开车赶赴华盛顿，路上给家里寄了一封短信。“最亲爱的安妮：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祈祷，只希望有人告诉我必须做什么。今天早上我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明悟了。1955年8月的那个星期五晚上我清楚意识到你将成为我的妻子，此刻我的意识就像那时一样清楚。你要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也必须为神父村的孩子们采取行动。”

日后一名交通警察这样回忆了莫里森的最后时刻：这位交警正在五角大楼的波托马克河入口外面执勤，看到一个带着婴儿的男人沿着围墙花园的低矮护栏走过来，然后此人身上突然射出了十五英尺高的火焰。见此情景许多人从停车场冲了出来，其中有一位陆军少校声称“当时他简直就是一根火炬。”人们在莫里森的遗骸附近发现了一件哈里斯斜纹软呢大衣、一加仑煤油罐以及一个神色平静安然无恙的婴儿——也就是莫里森家的小女儿艾米丽。《黑玉》记者拍到了救援护士克罗雷塔.琼斯（Cloretta Jones）将她搂在怀里的镜头。巨大的头条新闻铺天盖地——“巴尔的摩贵格会教士携婴儿自焚”——《纽约时报》随后用两篇报道介绍了这位可敬的石路公谊会（成立于1782年）已故受薪领导人，发现他的崇拜者全都惊骇万分，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背景信息能表明莫里森有精神问题。此前他仅仅卷入过一次有新闻价值的活动，即1963年在巴尔的摩一个种族隔离游乐园里与一批全国知名的神职人员一起举行示威并且遭到逮捕。《时代周刊》的一篇社论表达了对于这位自杀见证人的反感，认为这一做法“与美国人的脾气格格不入……是非不分，方向错误”。《新闻周刊》指责道，“如此可怕的抗议行为几乎包括牺牲自己的宝贝女儿。”《基督教世纪报》的编辑们宁愿“转移视线”。唯有一名来自底特律的记者有不同见解。眼看着“许多不断谈论与煽动宗教、政治、种族以及和平的人们”面对这一幕全都选择了紧急转向，不惜“发出刺耳的不和谐噪音”，她却坚持认为莫里森的所作所为“只是把他的生命转化成了一个可以承载重大意义的词汇……我相信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已经响亮而清晰地到达了大地的尽头。谁能在深思熟虑之后依然声称这种行为徒劳无益？”

五天之内，北越桂冠诗人素友的作品就通过作战电台在越共官兵当中流传开来。诗句当中夹杂着针对美国领导人的尖锐宣传——“约翰逊! 你的罪行成倍增加……麦克纳马拉/你想往哪里躲？”——同时又亲切地想象了莫里森临终之际的思绪：

艾米丽，我的孩子，天快黑了——

我不能带你回家

因为我即将变成一盏灯

你的母亲会来找你

你必须拥抱你的母亲，为我亲吻她

你必须告诉你母亲

他死得其所。请不要悲伤。

华盛顿

黄昏时分

哦，灵魂

你们是在徘徊还是在迷路？

我的心已经达到了最明亮的时刻！

三十多年后，已然嫁为人妇并且身怀六甲的艾米丽.莫里森将会第一次访问河内。她将会来到一座由美越两国老兵共同创建的和平公园。越军老兵将会告诉她，当年他们如何躲在丛林掩体或者地下坑道里第一次听到“艾米丽，我的孩子”这首诗。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十五六岁的越南青少年依然会在课堂上背诵这首诗。与她同行的母亲原本已经做好了在这片陌生土地上遭遇极端不适的思想准备，但是眼看着“许多、许多越南人在我们面前哭泣”，她用来自我保护的端庄外观每一天都难免破碎脱落。她的女儿已经成为了无数越南人心目当中的疗伤形象，让他们意识到美国人同样熬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将会在耄耋之年给安妮.莫里森.威尔士打电话坦诚心迹。他在令人不安的回忆录当中披露，零星的反战抗议起初从未“迫使我们多加注意”，然后诺曼.莫里森就“在距离我的五角大楼办公室窗户不到四十英尺之处烧死了自己。”*麦克纳马拉表示，自从那一天起，他就出于“严重的软弱“而再也没有流露过关于越南问题的情绪，即便在家人面前同样守口如瓶。安妮回答说丈夫的自杀在她家里同样也是不可提及的禁忌。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两人将会在共同的家庭瘫痪当中发现一条逃避更广大创伤的特殊纽带，而造成创伤的战争眼下甚至尚未真正开始。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当中没有证实自己确实看到了自焚过程，但是依然生动描述了一幅现场画面：“当他自焚的时候，怀里正抱着一岁的女儿。旁观者喊道：‘救救孩子！’于是他把女儿从怀里扔了出去。她活了下来并且没有受伤。”这段陈述不仅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与现场目击者以及警方报告的说法都有矛盾，前者主张莫里森首先把女儿安置在了一边，后者指出婴儿身上没有任何擦伤或者灼伤痕迹。麦克纳马拉的矛盾描述一方面流露出了对于莫里森的同情——“我相信我理解并且赞成他的一部分想法”——另一方面又扭曲逻辑，将莫里森妖魔化，认为他对自己的后代漠不关心。相比之下，素友的诗歌则将无辜的生命诠释成了莫里森有意识目的的化身。】

11月6日星期六，一度流产的纽约征兵抗议活动再次举行，这次抗议大军转战到了联合广场，在警察路障以及由一千五百名佩戴“实践非暴力”纽扣的支持者组成的警戒线后面举行示威。嘲笑者们举着“谢谢你，小粉红”与“懦夫”等等各种标语牌，毫不相让地逼近了抗议区域的边缘。这些反反战人士先是冲着多萝西.戴大喊大叫，然后在A.J.穆斯特为了四天前五角大楼门外发生的惊心事件进行祈祷的时候——“不要为诺曼.莫里森或者他的家人哭泣。让我们为这个国家的昏睡而哭泣吧。”——暂时安静了片刻，再然后就有节奏地呼喊起了反调：“找点乐子！轰炸河内！”五个穿着大衣、打着领带的和平主义者顶着漫天横飞的投掷物，不顾全身被浇得湿透，设法点燃了他们的征兵卡，并且唱起了《我们必胜》。另一句充满敌意与感染力的呼声与他们的歌声针锋相对：“烧掉你们自己！别烧你们的卡片！”警方护送和平主义领导人离开以免他们受伤，但是游荡的起哄队伍随即在戴着反战纽扣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四处散开时袭击了他们。

罗杰.拉波特（Roger LaPorte）是纽约州北部一位伐木工的儿子，他寄出了一封信，放弃了自己身为神学院学生的延期征兵资格。联合广场上展现出来的强烈仇恨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得在街头徘徊了三个晚上。11月9日星期二的黎明前夕，他跪在联合国大楼面前，身上浸满汽油，点着了火。一名试图扑灭蓝色火焰的加纳籍联合国保安很快就被烟雾呛得倒地呕吐起来。“我是一名天主教事工人员，”拉波特向救护人员喘息着说。“我反对战争，反对所有的战争。我这样做是一种宗教行动。”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惊恐地称这次自焚“非常不幸且非常不必要”，并且重申美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是唯一途径的理念”。拉波特的朋友表示，他想效仿稣那样通过个人牺牲来吸收世界上的邪恶。但是包括穆斯特在内的许多和平主义者担心自杀式抗议反而会疏远大多数美国人，并且使战争看起来相对正常。特拉普教派作家托马斯.默顿觉得这起自焚抗议的“某处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有些东西不符合基督教教诲……整个事件散发着不同于甘地运动的气味。”那天下午，拉波特在贝尔维尤医院挣扎在生死线上。然后一场大规模电力故障瘫痪了从纽约到波士顿之间的所有城市。他与两千五百万人一起度过了由手电筒与蜡烛照亮的大停电之夜，并且在电力恢复之后撒手人寰。

“纽约市的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团契，这样的一体意识，就像他们昨晚在黑暗中所做的那样，”赫歇尔拉比告诉他在联合神学院的同学们。“的确，在这一时刻的黑暗当中存在着一束光。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眼睛。”

在东北地区大停电的前一天，金办了两件事。首先他给参议员威廉.富尔布莱特发了一封旨在“个人鼓励”的信，尽管他与富尔布莱特并不相识。其次他派遣了一名满面愧色的使者——他的父亲——去抵挡联邦调查局关于一起涉及领导大会的汽车盗窃案的调查。此时的富尔布赖特尚且没有在越南问题上与政府公开决裂，但是金根据自己对约翰逊总统的私人理解推断出了不少早期迹象。他很清楚公众对于不同意见的愤怒谩骂对于刚刚成为异见人士的新人们来说难免会造成令人晕头转向的冲击，尽管此类谩骂对于非暴力种族运动来说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日常负担。因此他认为于公于私都应该向富布赖特表示支持。“我相信你不会允许任何压力使你陷入沉默，”金小心翼翼地写道。（富尔布赖特对金表示感谢并且坦率地回答说：“我的影响力还不够大……对于现在遵循的政策做不了什么。”）另一方面，金老爹勇敢地走进亚特兰大警察总部，交出了领导大会SCOPE项目车队当中一辆1965年雪佛兰的购买文件，并且主动表示文件可能有问题。这一先发制人之举奠定了坦诚合作的基调，同时掩盖了领导大会内部对于突然出现的谣言的恐慌——谣言声称何西阿.威廉姆斯从南卡罗来纳州的窃贼那里购买了至少四辆赃车，而且这帮窃贼还在与联邦调查局探员合作。愤愤不平的威廉姆斯主动回避了金，以免将金也拖下水。他迟迟不肯交出这四辆汽车，因为其中有几辆汽车已经不知所踪，不知道目前归属于哪里的民权项目。而且他还决心首先要从卖家那里将四辆赃车的退款要回来，然后才有脸与金见面。

11月6日星期六，安德鲁.杨从亚特兰大打电话给利维森，神秘兮兮地告诉对方“何西阿有问题”，而且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讨论。半小时后，斯坦利.利维森又听说了另一条坏消息：领导大会的金库里凭空少了十九万美元，“马丁表现得好似天塌地陷一般。”金在同一天下午派杨前往纽约。纽约当地的顾问认为此次财政危机与一起记账“漏洞”有关——八月大会期间，领导大会的保险箱被盗，丢了一批支票，其中好几张支票原本可以让银行挂失补发，但是居然没人发现——此外他们还发现捐款一直在令人震惊地长期下降，已经降到了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领导大会正在承受每月七万美元的赤字，按照这个势头，领导大会在1966年初就会破产。利维森、克拉伦斯.琼斯以及其他人呼吁大幅削减开支并且进行筹资改革。他们像往常一样抱怨道，金肯定还会再一次原谅“自大且无能”的领导大会财务主管拉尔夫.阿博纳西的长期松懈。他们知道阿博纳西最近诱使杨写了一份呼吁书，要求领导大会的主要捐助人们为自己购买一辆新车。尽管金对于此事十分懊恼，但是他依然宁肯努力掩盖与偿还这个错误也不愿公开斥责他最好的朋友。即使是现在，金依然深切同情阿博纳西，因为他很理解后者心里的深切创伤与不安全感。他甚至亲笔给美国运通总部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函，希望对方重新考虑一下拒绝阿博纳西的信用卡申请的最近决策（美国运通公司于1959年推出了便于使用的塑料信用卡，不仅改变了商务旅行，而且改变了大部分零售商业的面貌）。

杨和纽约的顾问们接受了何西阿.威廉姆斯可能拥有失窃赃车的事实。他们怀疑他是否下达过偷车的命令，质疑他在买车时知道什么，并且毫不意外地期待他会愤怒抗议，声称自己将会再一次反抗迫害。威廉姆斯性情易怒，不喜循规蹈矩，在全体领导大会员工当中就属他入狱次数最多，而且他刚刚辞去了美国农业部化学家的多年职业，永久地投入了民权运动。由于贝弗尔不在芝加哥，威廉姆斯是在阿拉巴马州偏远地区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柳佐与丹尼尔斯谋杀案审判不公的最佳人选。倘若本案迫使他无法继续从事民权活动，那将会是领导大会的沉重损失，更不用说他还有可能将整个领导大会都拖下水。曾经代表金参加《投票权法案》的高级别谈判的华尔街律师哈里.瓦赫特尔谨慎地向他在司法部的联系人打听威廉姆斯会不会遭到起诉。领导大会的人们屏住呼吸，希望这项丑闻不会爆发。

但是在远离金视线的地方，何西阿.威廉姆斯购买赃车一案还是在一场持续争端当中沸腾了起来，这场争端将会从政府密室蔓延到下一次总统选举。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官员们急于宣布这是一起涉及金的ITSP（失窃财产跨州运输）“诈骗”案件。助理局长阿尔.罗森（Al Rosen）写道：“何西阿.威廉姆斯是领导大会的选民登记主任，鉴于他身处高位，对他采取的任何行政行动都会导致大量宣传，并且促使公众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大会的活动上。”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十月底逮捕了第一位涉案中间人。但是亚特兰大与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却并不相信这位南卡罗来纳州嫌疑人未经证实的供述，并且特意确保了针对此人的指控文件不会牵扯到威廉姆斯或金。在联邦检察官看来，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被定罪的白人小偷首先用自己的名字租车，然后将租来的车卖给亚特兰大的黑人中间商，最后又向以前逮捕过他的联邦调查局联系人坦白自己的全套计划，这套操作实在非常可疑。尽管逮捕声明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依然激怒了德克.迪洛克，他认为联邦司法部门这是在故意堵住调查局的嘴。他在报告当中告诉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没有进行‘秘密逮捕’……我们绝不会在遭受此等待遇之后忍气吞声。”联邦调查局的第三把手艾伦.贝尔蒙（Alan Belmont）向司法部门的同行暗示，调查局可能已经通过监听截获的信息证实了领导大会自觉参与了犯罪行径，但是这一披露却让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更加重视本案。一位联邦法官很快就封存了这位涉案中间人的逮捕记录。由于并未扯上肮脏下流的民权背景，公众很快就忽视了这份记录。“司法部的人可能已经接触到了法官，”胡佛对他的身边人抱怨道。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企图尽量扩大此次起诉的波及面，而司法部则坚持要求调查局首先提供确凿事实。双方的对峙愈演愈烈，因为本案涉及到了金，而金又是关于监听政策的更广泛斗争当中的一个痛点。联邦调查局在十一月勉强向司法部保证，窃听情报信息将会与办案探员“区隔”开来，因此不会污染积极起诉当中的证据，但是卡岑巴赫强调指出，熟练的辩护律师可能会赢得法庭命令，从而发现政府掌握的所有关于何西阿.威廉姆斯的材料。他警告说，从法律上讲，此类发现可能会致使控方无法可靠定罪，因为法官肯定会极其反感针对至少三名领导大会律师（瓦赫特尔、琼斯与利维森）关于何西阿“问题”的彼此通话的窃听，肯定会认为这是对于律师权利的违宪侵犯。在政治上，针对威廉姆斯的任何起诉都有可能导致法庭首次公开披露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针对金及其伙伴的电话窃听，这将带来地震般的反响。

对于卡岑巴赫来说，本案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联邦调查局未经授权的监听行为不仅局限于电话窃听，还包括通过非法侵入在房间里安放窃听器，后者很可能会在最糟糕的时刻被披露出来。尽管他身为司法部长是胡佛名义上的上级，但是在工作当中胡佛基本不拿他当一回事。此前卡岑巴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胡佛连哄带劝软硬兼施，这才迫使后者勉强承认了联邦调查局确实会使用窃听器，并且最终承诺放弃这一做法——这两次都是多亏了约翰逊总统措辞强硬的秘密命令才能迫使胡佛就范。胡佛在9月14日通知卡岑巴赫，“因此，应您的要求，我们已经完全停止了室内窃听器的使用。”这份备忘录虽然打着遵章守纪的旗号，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令人心里发毛的怨愤。在胡佛看来，官方之所以对于窃听器顾虑重重，全都是因为“其他机构对于特殊调查技术的无节制且不谨慎的使用”。传统且负责任的联邦调查局工作方法——例如走访取证——并不足以“应对秘密行动”，而窃听器对于联邦调查局“协助我们的国际政策制定者”以及打击颠覆活动至关重要。胡佛趾高气昂地断言：“如果我们的知识减少了，那么我们的工作能力也会相应下降。”

胡佛仅仅不情不愿地屈服了不到一个月就反悔了。他精明地选择了战术阵地，意识到因为窃听器而私下分裂的联邦政府最近在对待马丁.路德.金的态度上同样有所动摇。接下来联邦调查局通过电话窃听得知金将要会见他的纽约顾问团，胡佛意识到最好不要事先请求特别许可来窃听这次会谈，而是应该先斩后奏。直到会面与窃听都成为过去式之后，胡佛才向司法部发去了一份全无先例的事后请求，并且在行文当中暗示，就算他提前呈交这份请求，也肯定能得到卡岑巴赫的批准：“鉴于此次会面的重要性以及情况的紧迫性，1965年10月14日，我们在阿斯特酒店345室对金进行了一次窃听器监听……这次监听涉及非法侵入。”金于十月下旬与十一月两次访问纽约，事后胡佛向卡岑巴赫发出了两份几乎一字不差的通知。如此跋扈之举让司法部长左右为难。他可以向约翰逊总统承认自己能力不济，让总统去亲自面对胡佛的阳奉阴违；或者他也可以假装没这回事。卡岑巴赫选择了后者，于是胡佛的这项与约翰逊总统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窃听政策也将他牵扯了进来。卡岑巴赫就这样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以书面形式默许室内窃听器而非电话窃听的司法部长。这些未经质疑的备忘录成为了胡佛向司法部长施压的筹码，但是与此同时也使得卡岑巴赫更有理由对何西阿.威廉姆斯的起诉保持警惕。现在无论法院在本案当中发现了任何窃听行为，都会将他这位最高权威牵扯进来。因此他才坚持限制本案的影响范围，以免涉及到金，导致窃听行为遭到暴露。

从胡佛的角度来看，司法部强加在联邦调查局头上的窃听禁令本身已经非常令人厌恶，现在司法部又来公然干涉调查局办案，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们看准了官方对金不满的迹象，纷纷在幕后展开了积极行动。亚特兰大分部的探员们招募了一位簿记员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作为调查局打入领导大会内部的第一名“渗透”线人。胡佛在11月10日赞扬亚特兰大分部“很有想法与想象力……期待着最近获取的有关当事人[金]个人生活的高度敏感信息能得到充分利用。” 迪洛克向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提供了一份关于金的尖锐机密黑材料，内容包括金对于越南问题的异议、所谓的共产党控制以及金的各种私生活弊病。事后他报告说，议长“非常冷静……表示他现在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必须对此采取措施。”迪洛克还向新近改选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的助手弗雷德.布扎特（Fred Buzhardt）与哈里.登特（Harry Dent）作了简报，不成想这两人却急于让瑟蒙德利用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信息公开“揭发”金。迪洛克拒绝了两人的建议，认为这样做太危险。胡佛一贯谨慎，倾向于使用不会使联邦调查局难堪的机密武器。与此同时他还在顽强地推动针对何西阿.威廉姆斯的授权起诉，竭力要让本案的审理得到广泛关注。他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一直被‘压制’，实在非常可耻。”他还在另一份备忘录上推测，即使调查局搞到了领导大会故意购买赃车的“严密”证据恐怕也无关紧要，“因为该组织在司法部眼中显然凌驾于法律之上。”

金也感觉到了针对民权运动的瞬息涨潮。他的朋友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雇员，原本在亚特兰大工作，最近被调往了华盛顿。艾布拉姆邀请金参加约翰逊总统提议的全国种族问题会议，开会日期是11月16日。然后他又尴尬地表示，金提名的大多数陪同参会同事都得不到通过白宫大门的许可。在政府内部，艾布拉姆与约翰逊的民权工作人员提醒安全官员不要因为联邦调查局再次指控贝亚德.拉斯廷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禁止他进入白宫。李.怀特提醒总统，自从华盛顿游行以来，拉斯廷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负责任且有见地的盟友。他们还警告说，拟议当中的联邦调查局黑名单——涵盖了华尔街律师哈里.瓦赫特尔等人——只会削弱总统对于会议的掌控力。为了确保民权领袖们不至于“从你们指定的联席主席手中夺走会议控制权或者撤回他们对于会议的支持”，总统打算向若干位特别可靠的参会人员提供授权，可是包括瓦赫特尔在内的许多可靠人员都被黑名单挡在了白宫门外。亲密同事们得不到邀请的局面令金心中难安。安德鲁.杨——眼下他被派去塞尔玛领导游行，主题是要求政府雇员采用礼节性头衔称呼黑人——于11月13日通过电报向艾布拉姆与李.怀特发出呼吁，希望对方重新考虑“金博士提交的其他名字”。电话窃听与室内窃听截获了领导大会内部的惊愕反应，为联邦调查局总部带来了截然相对的喜悦。一位主管写道：“我们可能过于乐观了，但是这一点也许体现了有利的趋势。我们将像过去一样，继续向白宫提供贬损性信息，以此打击可能与白宫有联系的金的手下。”胡佛批示道：“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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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民权活动家群体普遍认为11月16日的计划会议非常关键，以至于纽约的宗教领袖们在11月9日——就在东北大停电前几个小时——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来为正式会议做准备。两天后金也赶来参会，此时的会场早已陷入了人声汇聚的媒体逆流。在宗教会议上，全体发言者都没有过多讨论约翰逊在历史性的霍华德大学演讲当中做出的广泛承诺，而是很快就转向了对于黑人家庭结构的激烈关注。全国教会理事会宗教种族委员会主任罗伯特.斯派克为他此前关于“莫伊尼汉报告带来的损害”的即兴发言进行了很有个人风格的道歉。莫伊尼汉报告的中心理论认为，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某种“纠结的病态”感染了黑人家庭。对于批评者们来说，这一论断恰似一坨碰上就甩不脱的焦油，格外令人火冒三丈。很快就有一整本书记录了批评者们的愤怒。就像路易斯.阿加西斯认为黑人是独立物种的理论那样，披着科学术语外衣的智识论点再一次在政治文化当中产生了共鸣。该书总结说：“由于报纸的报道，莫伊尼汉报告被视为政府对于[沃茨]骚乱的解释。”

这一年六月印刷出版的劳工部报告上面找不到作者的名字，但是副部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还的确向朋友与记者们狂热地分发了报告副本。这些人当中有一位罗伯特.诺瓦克在八月沃茨骚乱期间的全国联合专栏上刊登了 “莫伊尼汉报告”并且使其一夜出名。他将这份报告称为 “政治原子弹”，“揭露了大城市黑人困境的丑陋真相”。诺瓦克的宣传为这份“饱受压制、广为泄露”的文件蒙上了一圈禁忌的光环，哪怕这份文件其实在政府商店就能买到，每份四毛五分钱。来路各异的评论家更是协力散布了一场社会争议的雪崩。莫伊尼汉报告问世不到十天，《纽约时报》就声称约翰逊政府正在研究这份报告，试图寻找在黑人当中“取代母权制”即女户主家庭的线索。到了九月，理查德.罗韦尔（Richard Rovere）在《纽约客》中指出，即将召开的白宫会议“旨在制定一项国家政策，从而加强美国黑人男性的自我意识”。《华盛顿星报》声称从“仍然保密的”莫伊尼汉报告当中看出了一个隐约的障碍：“下层黑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产阶级黑人与中产阶级白人一样对于这个世界一知半解，而马丁.路德.金之类的领导人更是根本不了解。”

种族问题把家庭问题推到了国家政治的最前沿。莫伊尼汉在开篇指出，母权制是贫民窟贫困的主要指标，他称之为病态。这一论断将性别术语送上了新闻头条。报告宣称：“从小公鸡到四星将军，雄性动物的本质就是趾高气扬。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某一类特定的男性夸张炫耀几乎成为了美国人的国民风格，黑人男性却不在此列。‘时髦的黑鬼’难免被处以私刑。”

耶鲁大学的宝莉.默里仍在为推翻阿拉巴马州全面排斥妇女参加陪审团服务的联邦诉讼而努力。她针对女性霸占少数相对优势地位的话术发出了孤立无援的抗议。她在《新闻周刊》中写道：“黑人妇女努力克服了并非由她们自己造成的障碍，却因此遭到暗中指责，这真是令人痛心的讽刺。”默里认为，黑人女性必须突破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才能打入中产阶级，然后还要面临着门当户对的黑人婚姻伴侣的长期严重缺乏，因此女性当家是黑人家庭在走投无路之下强行适应环境的英勇之举，而不是什么癖好或者疾病。贝亚德.拉斯廷从更普遍的立场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保障奴隶主的财产权与繁育特权，两个世纪以来黑人家庭一直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地位，根本得不到国家法律的承认或者保护，因此“对于我来说，黑人家庭居然能够存在这一点本身就非常令人惊讶。”金则试图从他称之为“可怕”的过去当中挽回希望。他在纽约的一次演讲期间表示：“在所有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人为了拥有家庭生活而不得不与这么多心理和生理上的恐怖作斗争。”他回顾了关于他为什么允许儿童遭受牢狱之灾的责问。“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本来就每天都会经受些许伤害。”

这一年秋天，评论莫伊尼汉报告的文章层出不穷。《共和国》、《纽约书评》、《国家》、《基督教》和《危机》等等主流杂志纷纷加入了讨论。大量黑人感到受到侮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条新闻，随后莫伊尼汉对于黑人怒意的不以为然同样登上了新闻。争论的公众声音当中只有寥寥几位黑人或者女性。包括莫伊尼汉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将居高不下的黑人家庭破裂指数归因于历史上的压迫，但是在社会科学的模糊鼓点的刺激之下，基于异常特征做出的推断大行其道，推断本身的合理性却得不到分析。“在城市居住的黑人妇女当中有22.9%曾经结过婚，目前处于离婚、分居或被遗弃状态……贫困的爆炸性循环……每四个黑人家庭中就有一个没有父亲……福利依赖……黑人的生育率比白人高40%。”病理学模式潜移默化地将民权力量从无畏的变革者降格成为了需要隔离的病人，同时又为主流意见制造者重新确立了充分的诊断特权。“莫伊尼汉的事实无可争辩，”威廉.曼彻斯特后来在一份调查历史研究当中反映了一股来势汹汹的情绪，“但是那一年黑人的痛苦如此之大，事件对于黑人自尊心的影响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黑人无法面对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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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联邦调查局安装在纽约的窃听器错过了金的行踪。负责纽约的特别探员约翰.马龙向总部报告说，窃听器原本已经提前安放在了金位于阿斯特酒店的预订房间里，但是金却莫名其妙地转而来到希尔顿酒店下榻，再想安装新的窃听器已经来不及了。为了躲避官僚主义的指责，马龙向胡佛保证，他已经责成希尔顿酒店不能在没有预订的情况下让金入住，但是被逼无奈的酒店经理宁肯承受有关部门的斥责也不愿招致将马丁.路德.金拒之门外的负面宣传。通过“物理监视”（贴门偷听）与随后的情报收集，联邦调查局多少还是掌握了几条希尔顿战略会议上的操心事项。金刚刚发表了对于芝加哥运动的承诺（《星期六评论》上的“下一站：北方”）；他命令领导大会的会计们配合联邦调查局对于汽车采购的审计；有些参会者期待着哈里.贝拉方特或许可以通过举办一场由再婚影星夫妇伊丽莎白.泰勒与理查德.伯顿参加的慈善晚会来化解领导大会的财务危机；将于星期二开始的白宫会议也在会场里引起了各种焦虑。斯坦利.利维森指出：“政府认为莫伊尼汉的报告是无价之宝，”而金必须挺身而出反驳报告当中的错误见解。电话窃听则捕捉到了一场全新现象的预警梗概。调查局听到利维森说了一句：“马尔科姆.X写这本书是出于冲动。”

马尔科姆.X死后被遗忘了九个月，然后他的名字突然迎来了奇迹般的重生。当马尔科姆在二月遭到骇人的暗杀之后不出几天，出版商纳尔逊.道布尔迪（Nelson Doubleday）就将已经完成的马尔科姆自传撤出了印刷厂，宣布他必须放弃出版，以免公司员工遭受恐怖且难以捉摸的黑人穆斯林派系的报复。十几家主要出版社随后都放弃了这本无主的手稿，与此同时美国文化的主要机构也毫不顾及死者为大的礼数，将马尔科姆埋葬在了一片顶尖带刺的批判之下。《华盛顿邮报》将他称作“苦涩种族主义的代言人”；《新闻周刊》嘲笑了他“针对‘白人魔鬼’进行的激烈种族主义攻击，以及要在美国建立武装矛矛党的荒唐呼吁”；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给他贴上了“街头混混”的标签；唯有自由派的《国家》杂志语气虚弱地哀悼了这位“某个黑人疯狂派系边缘的的勇敢领袖”。此等恶名促使马尔科姆的遗作几经转手，在最后关头交给了向来以混不吝著称的格罗夫出版社，该出版社的著名事迹包括不顾淫秽限制出版亨利.米勒与萨德侯爵的作品。1964年格罗夫出版社出版了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招致了一轮号称“波士顿禁书”的审查行动。挺过这一轮审查之后，格罗夫出版社的高管们为1965年秋季面世的《马尔科姆.X自传》安排了特别的安全防范措施与私下准备，随时准备捍卫第一修正案的宪法权利。《周六晚报》的编辑们在介绍本书的节选预览时对这位已故作家进行了令人难忘的逆向宣传：“如果马尔科姆.X没有被更怪异、更恶毒的极端分子所取代，那么我们还算幸运。”

然后这本书就迎来了出人意料的广泛好评。《纽约时报》在二月份还声称马尔科姆度过了“遭到浪费的可悲一生”——报纸认为他是一个“扭曲的人”，其特点是“对于暴力的无情且狂热的信仰”——到了11月5日却将这本自传称作“一本出色的、痛苦的、重要的书”。知名书评人艾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Eliot Fremont.Smith）宣称，“随着他的去世，美国黑人失去了他们最能干、最善于表达且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其他评论家也发出了类似的惊叹呼声。“这本书的题眼是转换二字，”I.F.斯通（I.F.Stone）在11月11日的《纽约书评》当中写道。马尔科姆毫不留情地讲述了他自己的连续转换——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在监狱里就知道，阅读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倾倒了一位又一位原本的怀疑者。这本自传的销路如同传染病一般经久不衰，到了1992年巴兰坦平装书第三十三次再版时已经发行了接近三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十几种外国语言。《时代》杂志在马尔科姆去世时贬损他是“一个不知羞耻的煽动者……他的福音就是仇恨”，但是到了1999年却将《自传》列入了二十世纪十本最佳非虚构书籍之一。

与莫伊尼汉报告一样，《自传》省略了政策建议的篇幅，专注于针对家庭病理学展开论述，对于改革的目标与想法则不置一词。《时代周刊》评论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聪明的黑人如何发现他在美国社会当中没有前途。它用最有力、最准确的语言讲述了这一现象的真正含义——这意味着白人社会针对黑人自尊的系统化破坏，此种破坏几乎就是白人社会的自动功能。”马尔科姆烧毁了美国民主的承诺。用他的话来说：“我对成为美国人不感兴趣，因为美国对我不感兴趣。”他的立场凌驾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之上，坚持认为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仇恨——纯粹的无教派伊斯兰教——但是《自传》竭力淡化了这一概念，因为自传的执笔人亚历克斯.黑利和格罗夫出版社的编辑们知道这将会吓跑绝大多数美国读者。

书中记录的与厄运的激烈斗争牢牢抓住了分布广泛的读者群体。对于民权运动的宗教虔诚主流风格感到厌倦的世俗主义评论家非常欣赏书中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作风。斯通写道：“在本书当中人们可以充分体会这个杰出黑人在自我创造时的痛苦，从而由小见大地读到整个民族在寻求身份认同时的痛苦。”神学家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则将马尔科姆的诚实当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深度指标。即将成为纽约联合神学院第一位黑人教授的科恩如此断言：“就像我被耶稣福音的真理所说服一样，我同样相信，要想在美国生活并且传扬耶稣的福音就必须接受马尔科姆的民族主义批评的严格考验。”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对于马尔科姆从从皮条客到殉道者的原始旅程将会做出更加强烈的反应，他们通过马尔科姆拥抱了一段大胆的真实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闻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2%的美国黑人认为马尔科姆.X是典型的“强大黑人男性”，使他的支持率达到他生前巅峰时期的十倍。庞大的年轻白人拥趸群体更是让他成为了一名跨界偶像。《自传》当中谦逊直率的态度吸引了他们——“我在波士顿的帕克之家当了一名公共汽车司机。”白人读者与“渴望融入社会的黑人”安全地通过纸面文字经受了无情且富有教益的指控：“白人在道德层面没有资格指责其他任何人的仇恨！”后来马尔科姆又补充道：“是的，我将要扯下那个自由主义者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培养起来的光环。我对南方一无所知。我是北方白人以及他对待黑人的虚伪态度的产物。”不过潜藏在紧迫交流之下的潜在乐趣——正是这种乐趣促使马尔科姆经常前往白人大学演讲——软化了他的愤怒文笔。这本书一方面蔑视非暴力策略，另一方面也并未将暴力当做推动进步的工具或者成为男子汉的先决条件，而是将其视作生活当中的忧郁事实，从属于语言的力量。马尔科姆写道：“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寿终正寝。甚至在我成为穆斯林之前——当我还是贫民区丛林里的小贩，后来又成了监狱里的罪犯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我会惨遭横死。”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投票权法案》得到通过的这一年会在全社会对于“黑人母权制”和马尔科姆.X的众说纷纭当中结束。两者都试图钻透种族问题的破碎之心，却不肯提供任何疗伤止痛的药方；两者都不屑一顾地抛弃了民权运动的非暴力方法。前者将社会科学中最摇摆不定与最尖锐的工具混在一起使用，从美国人“已经超越了平等机会”的假设出发，重新定义种族问题；后者则从坟墓里直截了当地坚持认为种族几乎没有变化，仁慈的白人自由主义者无非是个骗子。“我不在乎一个白人对待你有多好，”马尔科姆.X写道，“……他几乎从来不会像看待他自己那样看待你，像看待他的同类那样看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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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种族图景正在不断变化，图景的上空盘旋着分裂的影像。在南方大学，就连体育项目也仍然是白人一统天下，直到十一月才有一名孤独的黑人篮球运动员入选了马里兰大学的校队名单。首批两名黑人高中生在肯塔基大学签署了东南联盟橄榄球的奖学金，尽管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比赛。（其中一名学生在训练时死于背部骨折，另一名学生随即退出了校队，这使得大学不得不解决对于队友暴力歧视的怀疑）。短视的专家们争论着哪些黑人球员与大学敢于站出来引领风气，与此同时职业球队已经急不可待地打入了全新的种族融合球赛市场。到了十二月，亚特兰大在密尔沃基勇士棒球队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支种族融合球队。这支刚刚拿到特许经营权的橄榄球队匆匆赶到亚特兰大，还没来得及招募任何球员，甚至就连猎鹰队这个队名都没定下来，就已经预售了1966年赛季的门票。在此之前的八月份，喜剧演员丹尼.托马斯帮助组织了一支名为迈阿密海豚队的种族融合橄榄球队。

两部电视剧《F.B.I.》和《我的间谍》在秋季电视季首播并且长期受到欢迎。前一部得到了J.埃德加.胡佛的详细监督。胡佛禁止这部剧集承接除臭剂与清洁产品之类不符合男子汉气概的赞助广告，并且要求屏幕上决不能出现敞开衣襟、行踪诡秘、少数族裔、执法有误或者出手杀人的调查局探员形象。剧集当中的探员几乎总会以干净利落的第一枪击倒嫌疑人。后一部剧集介绍了年轻的黑人演员比尔.考斯比，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与白人共同担当领衔主演的有色人种演员，在片中扮演一名罗德学者出身的中情局官员，伪装成对戏搭档罗伯特.库尔普的网球教练，两人都在追捕敌方间谍。《洛杉矶时报》称赞科斯比的角色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黑人”。只有少数几个南方城市拒绝了这部剧的播放。

出版物观察员注意到，美国社会对待城市地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新共和》的专栏作家TRB写道:“没有哪个国家会憎恨自己的城市。只有在美国，郊区才会害怕他们的父母。”《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为十二月准备了一份名为“美国城市”的双月刊。一半的版面展示了耀眼的灯光、成熟的居民和未来主义的设计，并且配以相应的标题——“骄傲的造型”、“不需要轮子的火车”、“卫星、巨型建筑、平台”、“用计算机做作业”。另一半则展示了阴暗的公寓与饥饿的儿童——“痛苦而顽固的瘟疫”、“种族陷阱”、“撕裂的家庭”。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十多年后指出，《生活》杂志的特刊标志着媒体对于城市活力的赞美戛然而止，在此之前的媒体传统往往忽视或者浪漫化了穷人之间的绝望街头斗争。“城市”一词的希腊语词源polis在古代为政治本身提供了概念与名称。如今在充斥着种族印象的美国社会，这个词的内涵也不堪重负，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在白宫，乔.卡里法诺于11月15日将TRB专栏寄给了哈里.麦克弗森，并且附上了一份担忧的说明。前一天，金在纽约访问期间来到阿比西尼亚浸信会参加教会创立157周年纪念日，并且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主持了两场主日礼拜。斯坦利.利维森警告金，与鲍威尔交往肯定会引起领导大会捐款人的强烈不满，相比之下他给胡志明写信的计划都未必会招致同等强度的反对。事实上，仅仅是关于金打算前往阿比西尼亚进行客座布道的消息就让捐款人之一詹姆斯.菲兰（James Phelan）大为光火。此人是一位知名银行家，此前在越战争议当中依然坚持与领导大会合作。但是这一次他却愤怒地发来信件，取消了他的捐款承诺。鲍威尔与金的私交其实不太好。他曾经用各种小动作来折磨金，还曾经在暗地里敲诈过金。鲍威尔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身兼多重特质——他既是国会委员会主席，又是历史悠久的黑人布道任家族的后代，还是哈莱姆区的花花公子，而且肤色浅得可以假装白人。他熟谙白人与黑人两边的行事风格，灵活多变地扮演着各种特点突出的角色，从身居高位的权贵到舌灿莲花的正义斗士再到混不吝的流氓恶棍。如此多变的风格激怒了许多在具体问题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们，也惹恼了那些看重一贯立场的的人们，但是哈莱姆区的众多黑人选民还就是喜欢他这种挑衅白人精英的热情。

金长期以来一直承诺愿意帮衬鲍威尔。这次他首先试图逃避这一长期承诺，然后又不得不屈服，因为他担心鲍威尔“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利维森抗议道，金的中产阶级支持者们肯定不会理解他的苦衷，但是金否决了他的意见。另一方面，怀亚特.沃克也请求金在阿比西尼亚教堂露面，从而为自己撑腰。此前鲍威尔满怀恶意地公开解雇了身为阿比西尼亚助理牧师的沃克，只为给金一个下马威，警告金在推动民权运动北上时不要打纽约城的主意。金意识到自己无法化解沃克遭受的羞辱，但他确实希望消除鲍威尔的恶意谣言：他，马丁.路德.金，看不起沃克，再也不想看到他从事任何工作，并且坚持要求沃克把他称为美国的头号黑人。如果鲍威尔拒绝作为东道主在阿比西尼亚露面接待金——似乎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金就会咬紧牙关以访客身份带着遭到放逐的沃克来到阿比西尼亚，让沃克有机会以“和解的姿态”与会众们告别。

但是金毕竟棋差一招打错了算盘。正当他与沃克即将在会众面前亮相的最后一刻，鲍威尔突然冲进更衣室，不由分说将沃克轰了出去，只留下金在更衣室里恳求鲍威尔给沃克一个体面，鲍威尔自然不肯松口，最后无可奈何的金只得就范。两位浸信会传奇人物一起出现在宽阔的大理石平台上，五千名崇拜者发出了期待的呼喊。鲍威尔花团锦簇地将金称作“在世的最伟大美国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同时又挤眉弄眼语带双关地告诫金在全国范围内扩张民权工作时应当着力“打入领导层的真空地带”，例如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两人拥抱了一下，随后金开始布道。这次布道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鲍威尔否认裂痕，欢迎金来到哈莱姆区”。

事后鲍威尔给金写了一张便条，对于“我们能够呈现出一条统一战线”表示满意。金没有向沃克透露是什么原因阻挠了沃克的告别亮相，但是他那标志性的坚忍作风之下还是流露出了一丝比起民权运动当中的层层重担更加沉重的挫折感。他麻木地告诉沃克，“亚当非得下地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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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题为“权力的长臂”的联合专栏当中，记者乔.艾尔索普赞扬了美军用铁与血作为主食来铸造历史的壮观部署。他回顾了越南金兰湾“在法属时期的生动形象……除了几座渔家窝棚以外就只有一片空荡荡的蔚蓝色，见不到任何船只”。相比之下，美军工程兵则创造了“将一个沙坑变成每周吞吐量一万吨的港口”的“惊人现实”。眼下的金兰湾林立着从冲绳基地海运过来的巨型起重机，“推土机简直大到可以移动山峰……各种登陆艇……每个转弯处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景色。”艾尔索普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一起飞往越南中部的安溪，“丘陵中的一片绿色谷地……这里最伟大的景象是以完整的战斗姿态绕过半个地球来到此地的美军整编师。”哈罗德.“哈尔”.穆尔上校（Harold “Hal” Moore）是新成立的第一骑兵师（空中机动部队）的一名营长，他乘坐吉普车沿着战争史学家伯纳德.法尔在其著作《没有欢乐的街道》中记载的1号公路进行探索。根据法尔的描述，他在蜿蜒的路旁找到了一块纪念石碑，纪念对象是十多年前法越战争期间倒在偏远地区的法军与越军。如今纪念碑周围的旧日战场上依然散落着弹壳与骨骼碎片。阿尔索普告诉美国读者，“关键的主导问题”——“资源严重不足”——“已经不再像法军作战时期那样存在了。”超过二十万名美国士兵将在圣诞节前抵达。“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几乎不可能被夸大。唉，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它确实意味着隧道的尽头终于显露了光亮，而这总是有意义的。”

11月14日，也就是金在哈莱姆区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进行客座布道的那个星期天，穆尔上校降落在了茂密的伊阿河德浪河谷的一片森林空地上，此地是胡志明小道从柬埔寨向东穿过南越山区的节点。他所在的旅隶属第一空降师，这个旅被授予了特殊的荣誉称号——第七骑兵队。这支部队继承了爱尔兰皇家骑兵队从利默里克酒吧带来的充满活力的“加里欧文”进行曲，这首行军曲调已经成为了这支旧西部最富盛名的陆军部队的代名词。部队曾经的主官包括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穆尔站在在比士兵还高、像砖头一样坚硬的白蚁丘之间建立了初步战场指挥，参加本次“银色刺刀行动”的第七骑兵队士兵们也纷纷跳落地面——这次他们的载具不是马匹，而是巨大的休伊武装直升机。穆尔命令他们“搜索并消灭敌人”。先头散兵抵近森林边缘，试图拉起警戒线，然后就迎来了一阵爆炸轰鸣的高潮。一位经验丰富的上尉意识到敌方主力是北越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阿尔法连第三排的史蒂夫.汉森中士（Steve Hansen）事后回忆道：“带队的每一个人都被射杀了。从我们接到行动命令到人员死亡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敌人离我们很近，并且抢走了一部分我方的遗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天文学教授的儿子亨利.赫里克中尉（Henry Herrick）追着越军冲上山头闯入灌木丛，然后他所属的布拉沃连第二排就与大部队失去了无线电联络，陷入了一阵又一阵的狙击火力、迎头对攻与盲目交火当中。穆尔上校确定了敌军包括越南人民军的三个团，共计两千名士兵，指挥官是阮友安中将。为了抵消阮友安的人数优势，穆尔十分依靠明显的火力优势：“我有重武器支援，他没有。”五英里外的美军炮兵阵地在交战第一天向战场周围的山坡发射了四千发高爆榴弹炮弹，空中袭击者攻击机群也带着凝固汽油弹和五百磅的炸弹发动了俯冲轰炸，弹痕累累的休伊直升机一边投放增援部队一边用压制火力摧毁了森林。三十个小时后，美军的汹涌攻击暂时告一段落，布拉沃连的搜索小组发现此前失去联络的赫里克所属那一排已经全员倒地再起不能。一位救援人员表示：“即使是那些能够站起来的人也被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吓坏了，他们宁愿躺下。”有一名士兵拒绝动弹，直到救援者把一个他一直死死盯着的猩红色物体移到几英尺远之外。这是越战战场上被寻回的许多战场日记当中的一本，其中最后一段文字后来被翻译成了越南语：“哦我亲爱的，倘若当部队凯旋而归时你没有看到我，请看看那些骄傲的军旗。你会在那里看到我，你会在竹林荫蔽下感到温暖。”在这位已经失了智的日记作者附近，丹尼斯.迪尔中尉（Dennis Deal）看到了一名被炸成两截的北越士兵，他在即将流血而亡的最后时刻将手榴弹拉弦挂在枪托上，制作了一个简易的触发陷阱。“如果我们要对付这种破事，”迪尔嘀咕道，“那么今年肯定会他妈的非常漫长。”

11月16日，也就是银色刺刀行动开始后的第三个早晨，美军增派了两个营前来救援。援军刚刚进入代号“X射线”的降落区就迎面扑上了惨烈的喧嚣。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持续交火的间隙将距离美军阵地最近的越军尸体拉过来堆积成了六英尺高的一堆。面对上报杀敌数字的压力，穆尔上校开始了计算。他的下属估计有834名越南人死于步兵火力，他从这个数字当中减去了200人，然后又加上一个任意做出的精确猜测，即1215人被空中火力地面部队的支援杀死在视线之外，最后上报的越军阵亡总数为1849人。到目前为止，美军的伤亡人数更少且统计结果更可靠——79人死亡，包括赫里克中尉，121人受伤——伤亡人员集中在最初被包围的部队当中。查理连失去了所有五名军官，原本的106名士兵也阵亡了超过一半，幸存者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在两名医务兵的照顾下等待撤离——原本的两名医务兵都已经阵亡，现在的医务兵是刚刚抵达战场的替补人员，其中一位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的陆军四级技术员汉克.托马斯。战死美军的遗体罗列在他面前，他掀开每一具遗体上面覆盖的雨衣，收集了来到越南以来的第一批二十五个死者身份牌。他发现只有两具尸体闭着眼睛，其他尸体全都死不瞑目。高威力武器将死尸炸得残缺不全，托马斯接受过的训练完全应付不了此等惨状，以至于他盼望着“医务兵！”的喊声赶紧响起，好让他有理由带着绷带与吗啡远离死者，转而为活着的伤员服务。托马斯没有向任何战友透露他曾经在1961年带领第一批自由乘车者走进密西西比监狱，当时他还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狱友兼非暴力导师。保密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自从参军以来的自身变化。夜晚的排炮声总会把他从枯竭的昏睡当中惊醒，躺在地面上扭头看去，旁边就是成排死尸一动不动的脚后跟。

11月17日星期三上午，美国人撤出了X-射线阵地，好让来自关岛的B.52飞机得以放手轰炸。轰炸机朝着美军认为藏有撤退越军的山脉投下两百吨炸弹。穆尔的第七骑兵队的姐妹部队——也就是第二营——朝向一块名为奥尔巴尼的更大空地行进了六英里，罗伯特.麦克戴德中校（Robert McDade）在那里召集他手下的各级指挥员，计划防守预定的直升机着陆点，但是还没等会议结束，三个营的北越部队就突然袭击了主官暂离的连队。这批美军部队沿着会议集合点后面的山路延伸了五百码，完全陷入了守军的包围。越军从四面八方的隐蔽处冲着美军开枪，枪手借助茂密的树冠隐藏身形，美军向树冠看去只能看到无数并不比厨房大多少的空隙。阵亡美军最常被射中的部位似乎是身体中段。“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一个人的腹部被击中时，他会发出一种不似人间的尖叫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霍华德.K.史密斯的儿子、陆军四级技术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记录道。“他们不会喘不上气，而是会一直坚持到声嘶力竭，然后他们会口吐鲜血昏死过去。再然后他们会醒过来并且再次开始尖叫。最后他们就会这样死去。” 一小时后，绝望的中尉们呼叫支援火力向他们自己的阵地发射凝固汽油弹，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史密斯的连队遭受了93%的伤亡。在接下来似乎无休无止的十六小时，他和其他伤员一直就地装死，以此躲避越军潜行兵的追杀。这些潜行兵趁着夜色出动，通过倾听美军伤员的呻吟声来确定目标方位，然后就一个一个地依次补枪。十六小时过后，援军终于赶到了战场。为了抢救这些伤员，志愿者们冲向空地，发现伤员就往美军阵线后方拖拽。但是此时的战场不仅被夜色笼罩，而且还硝烟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更麻烦的是，为了避免暴露，所有无线电设备都遭到了禁用。援军当中有一位乔治.弗罗斯特上尉（George Forrest）*大声呼喊着催促他们赶紧返回友军阵地的安全区域，但是拖着伤员的志愿者们却因为辨不清方向而驻足不前。情急之下弗罗斯特一跃而起，将手电筒的亮光打在自己脸上充当路标——弗罗斯特是黑人，他的黑脸在手电映照下格外醒目——万幸的是他并未因此而中弹。不过在一片混乱当中，还是有一名慌乱的美军士兵一不小心冲着第一批返回己方阵线的同袍们打空了一个弹夹。周四上午，美军空袭击中了聚集在附近的越军预备队。遭到杀伤的越军当中包括大约一百名狙击手，这些人都用绳索将自己固定在树上，他们的尸体则绷紧绳索挂在了半空。

*【弗罗斯特的军旅生涯与民权运动颇有渊源。1962年华盛顿大进军之前，政府担心大游行会导致骚乱，于是提前派驻了军队准备镇暴，弗罗斯特就是这批部队的成员之一。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也参加了游行。三个月之后，他又成为了在国会圆顶大厅为肯尼迪总统扶柩的仪仗兵。1993年他再次回到德浪河谷，参加了当年交战双方的老兵们共同举行的见面会。再后来他还担任了马里兰州圣玛丽县的治安官。】

在总部，第七骑兵队主官在为威斯特摩兰将军做的个人简报当中忽略了关于第二次大规模攻势的令人不满且不连贯的报告。但是战地记者们及时到达了奥尔巴尼登陆区，并且将伊阿河.德浪谷战役作为美国在越南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进行了生动报道。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11月19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三张美联社的照片，上面写着战争的剧情：“伤亡美军散落在越南山谷……受伤的美军士兵爬向医务兵……死亡和受伤的美军士兵被前来援助的美军战机的信号弹照亮。”

战争的肾上腺素激起了两国的军事热情，两国的领导人一边掩盖内部战略辩论，另一边则赞扬了一线官兵们的军事表现。越南的将军们认为美国士兵的战斗决心如此坚定，远非共产主义阵营宣传当中一贯蔑视的“纸老虎”；另一方面他们也高兴地看到，这次战斗证明了即便是农民出身的泥腿子士兵也有能力抵御先进武器与“直升机骑兵”战术的致命打击。胡志明虽然赞成通过无情的战争将美国人赶出越南，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最近接连下达的军事命令或许值得商榷，或许并不应该连续发动大规模战斗，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越军总指挥阮志清与越共总书记黎笋此前都主张大开大合的激进战略，甚至将意见相左的反对者、奠边府战役的传奇设计师武元甲将军贬斥为“受惊的兔子”。这一战过后两人都泄了气，武元甲的主张再度成为了越共的主导战略思想：美军势大，不可力敌，必须耐心打一场经年累月的持久战，凭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逐渐拖垮敌人。

在美国，专业人士坦诚地表达了对于越共士兵的纪律性与战斗意志的钦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一篇特别报道当中一方面声称德浪河谷的美军伤亡“轻微”，另一方面又播出了特种部队少校查尔斯.贝克维思（Charles Beckwith）的言论，此人希望能有二百名越共士兵交给自己指挥，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军人。” 威斯特摩兰将军更关注减员比例而不是长期僵持的英勇对决。据估计，越军阵亡人数至少是五天战役当中305名美军阵亡人数的十倍。根据他的计算，只要加大战斗强度，就会让越共方面承受不可持续的战损。由于感觉到有军事优势可供利用，他咬牙挨下了这次痛苦但又富有教益的伏击战，认为这场战斗对于越战长期胜利的威胁并不比1876年卡斯特麾下的第七骑兵队在小大角全军覆没的最后一战更严重。尽管与卡斯特为敌的拉科塔酋长坐牛取得了全歼美军的胜利，但是这场胜利并未让他成为成为达科他州的统治者。话虽如此，威斯特摩兰依然告诫媒体不要把“胜利作为头条新闻”。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警告说，美国人“将被某种乐观主义情绪所淹没，并且可能忽视我对于局势的真实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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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随着来自越南的早期战报传送回国，一场政治交火也严峻地考验了华盛顿方面来之不易的消除白人至上主义影响的承诺。这一天约翰逊总统在白宫接见了二百五十名民权代表，这些人此次汇聚在白宫的目的是为总统明年春天的民权会议做准备。约翰逊面向代表们宣称：“我欢迎你们所有人为了你们的国家进行为期两天的紧张劳动。”在这个十一月中旬的夜晚，变革的浪潮正与美国黑人一起奔腾。无论是三K党的无知暴力还是沃茨的绝望暴力都无法逆转它。因为这股潮流的驱动力是原则、爱与正义。”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约翰逊向《投票权法案》通过后十周内登记的二十万新增黑人选民致敬，他宣布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将会提出新的民权立法，旨在攻击司法系统内部的种族歧视：“我们打算让州法院与联邦法院的陪审席成为司法正义的圣域。”约翰逊还表示他将命令民权委员会“认真关注这个国家所有地区的种族和教育问题”，不过这句表态并没能引起同样的热情。

总统在白宫东厅与聚集在一起的参会人员逐一握手并且送上勉励的话语，这其中包括学者、公务员、活动家以及被他称为“和平军队的指挥官”的民权领袖。许多原本清醒冷静的人们在现场气氛的烘托下都变得热情开放起来，比方说密西西比州协进会董事会主席亚伦.亨利就忍不住向朋友们炫耀道：“我们在白宫吃烤肉！”但是工作上的限制压制了接下来表面光鲜的讨论。首先，白宫助理们阻止了一项参会代表发起的投票，因为他们认为这项投票的目的是批评政府决议。接下来在教育研讨会上，艾尔.拉比根据他在芝加哥的经验认为北方贫困学校的班级人数必须减半，政府必须消除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研究事实隔离，而且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扭转威利斯学监在十月份先发制人地拿下联邦资金的结果。这些想法全都遭到了搁置，理由是时机不成熟。马丁.路德.金为了寻求有效平衡，在就业研讨会上花了两天时间旁听，没有发表支持或者反对当前工作进展速度的言论。协进会的克拉伦斯.米切尔（Clarence Mitchell）紧急催促司法小组通过一项决议，即约翰逊总统应“加快执行”这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的速度。他在全体会议上说：“南方黑人正处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

会议共同主席菲利普.伦道夫裁定他的朋友的动议不符合程序，但是白宫助理们担心贝亚德.拉斯廷和伦道夫本人正在散发一份补充的“自由预算”以供春季会议审议。该预算寻求在十年内对于学校、住房以及工作进行一千亿美元的国家投资。约翰逊总统在“扶贫战争”当中以及在霍华德大学演讲当中响亮宣布了平等机会的承诺，这些建议则暴露了种族现实与总统承诺之间的明显差距。政府接受的任务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让政府显得力不从心，这又威胁到了政府掌控全局的姿态。约翰逊厌恶在人前流露出虚弱或者动摇的迹象，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治失败的最初症状。J.埃德加.胡佛在这方面的倾向与总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有人指出他或者联邦调查局犯了错误，他肯定会顽固不化地予以否认，哪怕只是最轻微的过失。为了加强民权运动与调查局的合作，白宫邀请了一批调查局探员作为观察员参加探索性质的不公开研讨会，但是这一尝试注定将会失败。副局长迪洛克拒绝为旁听探员们明确规定怎样的言论才算是“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或不合理陈述”，而是告诫他们，只要参会人员“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错误地指责了联邦调查局，那么他们就应该闭嘴。”

白宫助理们竭力鼓励参会代表们去参加关于社区、福利以及家庭的三个备选研讨会。 这些讨论组开辟了许多全新话题，这些话题尚未转化成为突破预算的议程或者令人生畏的政治。话题本身采取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大多数具有学术或政府背景的代表来说都很对胃口。但是民权老兵们却很抵触此类话题的吸引力，认为这是在转移视线，甚至贬低了民权运动多年累积的经验与目的。不过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公开反对讨论焦点的转移，其中包括安德鲁.杨。杨为黑人家庭结构辩护，认为这样的家庭或许确实不算正统——通常母亲、祖母与表亲的数量格外多，“不过没有父亲”——但是依然足够强大，不仅支撑起了民权运动，还托举起了充满活力的教会机构。“我们没有被剥夺家庭生活，”他告诉记者。“我们被剥夺了正义、教育以及工作。”

一个笑话缓解了努力保持礼貌专家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我得到可靠消息，”一位会议主持人宣布，“不存在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的人。”此言一出台下哄堂大笑。笑声证明了会场内外充溢着种族因素的热烈传言确实全都指向莫伊尼汉。在闭口不言地度过了会议第一天之后，莫伊尼汉在第二天打破了沉默。有人认为他研究黑人家庭是为了解释沃茨骚乱，莫伊尼汉不同意这一评价，并且提出了“基于个人特权的观点”。纽约新教理事会的本杰明.佩顿博士（Benjamin Payton）承认该报告在骚乱发生前几周已经完成，并非马后放炮。但是他依然针对报告提出异议，认为莫伊尼汉报告搞错了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他还引用并且批驳了报告提出的论点，即“黑人社区弱点的根本来源”是家庭恶化而不是种族歧视的遗留问题。激烈交流再一次退回了三两成群的窃窃私语当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闻媒体将这位打着蝴蝶结的新卫斯理大学教授本人包装成了民权象征。《华盛顿星报》宣称莫伊尼汉是 “权利会议上的‘非人’”——报纸的头条新闻是 “莫伊尼汉明显遭到忽视”。这篇报道借用了黑人小说家拉尔夫.埃利森的套路。埃利森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塑造了一个深陷无形牢笼的黑人形象，并且将无形牢笼描绘成了身为黑人的核心体验，《华盛顿星报》则将牢笼里的受困者替换成了一位白人学术明星。

会议进程如此不顺利，气得约翰逊总统憋了一肚子火。种族问题峰会陷入僵局令他心烦意乱，关于莫伊尼汉的宣传令他不胜其烦，但是最令他感到反感的还是来自不守规矩的民权领袖的挤兑。在总统看来，民权是一项必须从长计议的艰难事业，而民权领袖们却不愿向政府报以长期发展所必需的政治信任。约翰逊对麦克乔治.邦迪大发雷霆道：“他们硬生生地闯进来，当着上帝的面在白宫占据了一席之地，嘴里嚼着开胃菜，一手拿着威士忌，另一手拿维尼香肠，另一边还在扒了光膀子耍豪横，大吵大闹地说什么一定要投入一千亿美元。”为了先发制人，白宫员工在会议期间散布了许多半真半假的谣言，例如街头的反战传单将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四名参会代表列为了新一轮反对越战游行的支持者，总统对此怒不可遏，很可能提前叫停会议。此类警告固然吓得参会代表们全都不敢利用白宫平台批评政府将军事行动当做优先事项，但是在压制异议的同时也让心存乐观的人们纷纷寒了心。随后传来的战情通报更是让约翰逊的心情越发沮丧。11月24日星期三，总统发表了写给前线部队的感谢信（“人无法像继承土地那样继承自由”）。五角大楼则在这一天公开证实有240名美军士兵死在了在德浪河谷，470人受伤。尽管五角大楼的通报十分低调，但是这个死亡人数毕竟达到了此前每周最高死亡人数的三倍，使得1961年以来的越南阵亡美军人数上升到了1300人。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在白宫记者们面前进行了一番被记者们称做“自发的、相当个人化的描述”，表达了约翰逊总统面对这份名单时的痛苦煎熬。这番描述与另一则堪称奇迹的故事一起成为了感恩节新闻的主角。在奥尔巴尼空地战斗七天后，后续美军发现了一名遍体鳞伤踽踽独行的士兵。很快南卡罗来纳州考德市的当地报纸就收回了托比.布拉夫博伊（Toby Braveboy）的讣告。布拉夫博伊是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后裔。因为伤口坏疽，他失去了一只手的绝大部分，但是终究捡回了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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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星期六，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举行了一场三万人的反战集会。这场活动暴露了反战抗议的危险心理。活动开始之前，隶属于越共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LF）就从越南发来电报，阮友寿主席祝愿本次示威活动取得“辉煌成功”。这封贺电进一步保证了美国主流政治家全都对这次活动避之不及。柯瑞塔.金参加了本次活动。马丁.路德.金对于妻子的演讲稿赞扬有加，但是取消了他本人的发言计划（柯瑞塔劝告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是民主承诺使得美国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国家，“尽管阿拉巴马州与越南都遭受了炸弹袭击，但是这一点依然千真万确。”) 。来自健全核政策国家委员会的活动组织者试图为本次活动树立温和的形象。他们向参与者提出了着装规定，还建议了十七条谨慎的抗议口号，例如“监督停火”与“停止轰炸”。尽管有少数人不顾规定，打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而不是美国国旗游行，但是《纽约时报》依然认为本次示威的参与者当中“婴儿的数量多于垮掉一代，家庭团体多于四重奏民谣乐队”，并且温和地嘲讽了举止优雅的抗议人群的温顺作风。老迈年高近乎失明的著名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在讲台上宣布他想要清洗而不是焚烧美国国旗：“我宁愿看到美国拯救她的灵魂而不是她的脸面。”儿科名医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则认为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名誉损失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对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打击力度。

集会组织者否决了若干位在他们看来过于尖锐或者意识形态倾向过于明显的发言人，包括诺贝尔化学奖与和平奖双料得主莱纳斯.鲍林与非学委的鲍勃.摩西。这一决策在新生的反战团体中引起了内讧，反对者认为反战运动不应当针对自身成员发动“麦卡锡式”的忠诚度测试。此时的摩西仍然没有从二月份的崩溃当中走出来，仍然坚持让别人用他的中间名帕里斯来称呼他。得不到公开演讲机会的摩西与愿意倾听的反战运动支持者私下交谈了起来。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不少南方白人都在为美军前往越南杀戮“黄皮猴子”的行径辩护，这样做的理由与他们纵容民权义工谋杀凶犯的理由相同——受害人威胁到了他们的文明——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在一边为战争辩护一边反对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为了推进爱国自由。他指出，约翰逊总统将暴力归咎于孤立的极端凶徒、三K党人乃至共产主义者，而他自己却把全体越南人定义为机器人一般毫无人性的渗透破坏份子，必须采用大规模暴力来应对，哪怕他们渗透的明明是自己祖祖辈辈生长于斯的土地。“当整个国家都有病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摩西问道，他想知道是否有什么契机可以 “唤醒这个国家，就像南方开始被唤醒那样”。（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刚刚体现了难得一见的公平立场，推翻了摩西因为于1961年在麦库姆首次举行非暴力游行而背负的刑事判决。当时摩西首先承受了暴徒的殴打，然后又因为“暴力、吵闹、攻击行为”的指控接受了颠倒是非的奥威尔式审判。） 当年他离开纽约，成为了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州的孤独先锋。如今他以同样的坚毅精神审视了面前的残酷悖论：“我希望这个国家对自己不那么自信，好让它不再为了输出我们的制度向其他国家开战；不过同一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我希望这个国家对自己更有信心，好让它敢于公开承认自身存在真正的问题，而且必须努力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一位得到认可的演讲者像摩西一样在催眠式的自我审视当中苦苦挣扎。他想知道一个自从1932年以来一贯执政进步的国家如何能派遣二十万年轻士兵涌入亚洲，“在最可疑的战争当中杀戮与死亡”，同时又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在南方部署了第一百名联邦选民登记员。“你们怎么看？”民主社会学生促进会主席卡尔.奥格莱斯比喊道，他是一个三岁幼儿的父亲，本职工作是密歇根州本迪克斯电器公司的技术文献写手。奥格莱斯比调查了从杜鲁门与肯尼迪一直到目前正在“研究地图、下达命令、按下按钮、统计死亡人数”的领导人们关于越南问题的承诺。他提到了邦迪、戈德堡、麦克纳马拉、罗斯克、洛奇以及约翰逊总统：“他们不是毫无道德的怪物。他们都是可敬的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而且我确信，我们今天在这里抗议的许多人也是如此。”

奥格莱斯比大声地摸索着一套全新的忏悔词汇，以此控诉处于顶峰的自由主义。他把祸根归结为消费了全世界一半商品的美国小市民的物质腐败：“生来明明拥有道德，但是却沉迷于偷盗而来、或许根本用不着的奢侈品，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行径啊。”他为自由主义找了一项对应物，即在世界范围内安慰了种族隔离心理的发育不良的认知。“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由年纪轻轻、眼睛明亮、心地坚硬、腰身纤细、脑袋削尖的化妆艺术家组成的国家，”奥格莱斯比控诉道。“一个没长胡子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国家——我可以这么说吗？”他声称称自己是个激进分子，承认对于战争的痛苦忧虑听起来 “非常反美"，然后大声喊道：“”不要为此责备我！要怪就怪那些口口声声宣扬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却用实际行动伤害我的美国心的人们吧。” 奥格莱斯比很快就结束了演讲，礼貌地离开麦克风，迎着持续不断的掌声走进了正在四散而去的人群。集会协调人桑福德.戈特利布（Sanford Gottlieb）像祝贺获胜拳击手那样一把举起他的手臂，自发地向他表示敬意，这一举动令他既惊讶又困惑。新闻报道忽略了奥格莱斯比的发言，因为此时他还没什么名气。但是对于活动家们来说，这场演讲标志着一个“新左派”身份的诞生时刻，选择这一身份的年轻白人经受了民权运动的影响，正在采取关于越南问题的独立立场。

这次反战集会两天后，在安溪美军据点的一座戒备森严的军用帐篷里，来自美国本土的高层代表团听取了哈罗德.穆尔上校的汇报。穆尔直截了当地讲述了X-射线降落区的战斗经过，并且宣称敌军的纪律之严明几乎等同于自杀式的狂热。在汇报结尾他说道：“长官，这就是我的陈述。”迎接他的并非进一步详细质询，而是死一般的沉默。确定了装备落后的越军具备顽强的战斗意志之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太平洋舰队司令以及四位联席会议成员中的两位的陪同下无言地点点头，与穆尔握了握手，就这样离开了安溪。临行前威斯特摩兰将军向他提出了一项机密请求，要求在国家预算已经承诺但是尚未部署或者提供的二十万部队之外再增派二十万部队——基于当前每月两军各自的减员比例，他认为这样做对美军有利。麦克纳马拉回国后则声称自己此行遭受了“粉碎性打击”。美国人向来以有志者事竟成的冲劲而自豪，但是这份国民性格却并未在越南战场上为他们带来称心如意的胜利，意料之外的幸运也没有眷顾他们。随着预计的伤亡数字转化成如同庄稼归仓一般累积的尸体，麦克纳马拉苦涩地告诉约翰逊总统，根据他与最近经历过战斗的战地指挥官——“特别是第一航空骑兵师”——的亲身接触，“我的个人判断认为实际情况至少要比我意识到的更加严重。”

在华盛顿，远方战争的支持者依然很有信心解决几个次要的附带问题。乔.艾尔索普在安溪简报当天的专栏当中发现了某种“关于民权运动下一阶段的严重且上涨的焦虑”。他报道称白宫官员对于莫伊尼汉报告遭受冷遇感到震惊，“他们发现自己很难与民权运动领导人用同样的语言交谈。”艾尔索普赞同他们的观点，即黑人代表“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只会一味抗议以及针对联邦倡议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他们的主题是不公正，而不是针对不公正能做些什么。”同样，专栏作家罗兰德.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也指责说“黑人激进分子的尖锐呼声”主导了研讨会，“把莫伊尼汉报告提出的问题扫到了桌子底下”。这份报告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黑人男性的缺位、黑人女性的支配地位、黑人家庭生活的崩溃以及黑人婚外子女的加速增长”，如今这份功夫却遭到了不屑一顾的浪费。 他们的专栏“民权灾难”宣布，这次为期两天的活动是约翰逊政府“闪亮的两年历史”当中最令人沮丧的失败。“来到华盛顿讨论黑人社会混乱的白人知识分子被这种蛊惑人心的做法惊呆了，”他们总结道。“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心灰意冷的自由主义者暗暗暗示，都怪一小撮激进白人作祟，鼓动黑人去寻求无法实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