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作为塑造政治的力量，群体身份这一概念正在不断膨胀。许许多多大不相同的人们都会具有同一套集体身份，其他人看待他们的方式也会因此而千差万别——一个极端是血浓于水的亲眷，另一个极端是仇雠敌对的虫豸，两者之间还包夹着例如同胞、陌生人与外国人之类的过渡位置。在人类生活的几乎每一天当中，都会围绕着分布广泛的群体身份发生鲜明的新剧情，其中蕴含的意义则会根据这些千差万别的看法而来回变化。10月3日约翰逊总统与戴利市长关于芝加哥学校资金的私人谈话发生在阿瑟.戈德堡的居所，也就是位于华尔道夫大厦的联合国员工公寓。此前总统在纽约港举行了《移民法案》签署仪式。约翰逊站在自由女神像脚下，把目光投向了长久以来“被国家配额制度的严酷不公扭曲与歪曲”的历史时代。他指出，世界上大多数人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南欧、东欧或者某个发展中大陆”就被禁止入籍美国，只有北欧的三个国家获得了大部分合法入境名额。因此，选择性的入籍配额法“违反了我国民主的基本原则……在最高意义上有悖美国精神……背叛了甚至在我们立国之前就引领千百万人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的信仰。”

“今天，随着我的签字，这个制度被废除了，”总统宣布。“我们现在可以相信，偏见和特权的双重障碍再也不会将通往美国的大门笼罩在阴影当中了。”

从这一天起，来自世界各国的有志移民将会在每年的总限额内排队争夺名额，美国文化从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以前被禁止移民的亚裔家庭的数量增长了十六倍。亚裔、拉美裔、非裔与中东裔移民一起占据了新移民当中的绝大多数，占据了以前保留给被视为最具盎撒风格的少数国家的位置。来自整个欧洲的移民人数下降到每年移民总量的15%左右。到了二十世纪末，另一股非法移民潮流将会致使非美国本土出生人口膨胀到3100万人，但是法律同时也确保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合格移民继续涌入。根据耶鲁大学学者彼得.舒克（Peter Schuck）的统计，2000年的入籍仪式为美国增添了88.9万名新公民，其中墨西哥贡献了五分之一的人数，紧随其后的主要份额按照递减顺序分别来自越南、中国、菲律宾、印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牙买加以及伊朗。弗吉尼亚州福尔斯丘奇的J.E.B.斯图尔特中学以邦联骑兵将军的名字命名，直到1965年这所学校还从未招收过不是白人新教徒的学生。到了2001年，全校1400名学生当中有一半出生在美国之外，出生地遍布七十个国家。

约翰逊总统欣然拥抱了这样的未来。他在自由岛上宣称：“美国是一个由陌生人建立的国家。”它的建国理想“从如此之多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当中汲取了营养”，如此独特的经验塑造了与之相应的立国观念。他断言，美国人“在一个与组成世界的人们一样纷繁多样的世界里将会感到更加安全与强大。”1965年的《移民改革法》以其富有远见的构思与巨大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此前两部伟大的民权立法，成为自由运动的第三根持久支柱。然而如此重大的历史干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奇怪的忽视。尽管约翰逊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主要报纸依然将这项措施描述为打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手段——“约翰逊向古巴难民提供庇护所”——似乎总统只是顺便提供了一项“放宽移民政策”的法案。很少有媒体继续描述该法律本身或者预测即将到来的重大变化。没有人发现立法目的与民权斗争很相近。冷战政治继承下来的好战气质掩盖了一个受欢迎的全新假设：任何外国人都不至于无法成为美国同胞。

主导这一周的其他新闻全都十分平淡。总统留在纽约迎接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西半球的教皇保禄六世。此外洛杉矶道奇队的犹太裔球星桑迪.库法克斯拒绝在世界大赛首场比赛上投球，因为当天是赎罪日。几个月前，国会移民辩论在塞尔玛突破的掩护下悄悄飘过，并没有发生游行或者示威来纪念这场同样黑白分明的民权争论。在众议院，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谴责了欧洲内部的歧视性配额制度，“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说，英国人优于西班牙人，德国人优于俄国人，爱尔兰人优于法国人，瑞典人优于波兰人。”在参议院，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埃尔文（Sam Ervin）试图解释埃塞俄比亚的移民配额为什么像现在这样少得可怜，结果却陷入了过时科学的泥沼。他大胆声称：“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词汇学家都向我们保证，阿比西尼亚人属于闪族，而闪族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面对质疑，埃尔文抗议说他并不打算“暗箭中伤美国黑人”，但是他对于国会里面的紧绷气氛感到遗憾。他警告说，关于国家与民族的比较性讨论“如今引起了强烈情绪，而这种情绪放大了参议员的职业风险。” 后来他坦率地承认，他的参议院盟友们——这些人整个夏天都在拼命反对投票权法案——放弃了“维护民族血统配额制度的必败之战”，以免腹背受敌。埃尔文与一度不可战胜的司法主席、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伊斯特兰还在退场时感谢了反对派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克制态度。作为一名年轻的新生代参议员，得到约翰逊总统钦点的爱德华尚且缺乏执行任务所需的资历，但是他依然通过大力拉票以76比18的票数压倒了南方议员的孤立核心，这一幕与《投票权法案》最终通过时的情况几乎相同。事后爱德华告诉《华尔街日报》：“这真的很惊人，一年前我还在怀疑这项法案究竟有没有得到通过的机会。这一次它很容易就闯关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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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辩论就像塞尔玛运动一样考验着关于人类的最基本假设。什么是种族？种族的基本成分是什么？或者说种族究竟有没有基本成分？什么是种族身份？能否界定种族的边界或者等级？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宗教、科学和法律等学科当中催生了新颖的理论与不稳定的联盟。在美国历史早期有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种族信仰理论家，也就是佐治亚州的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Charles Colcock Jones），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与安多弗神学院先后任职期间很为奴隶制而苦恼，认为奴隶制是“对于正义的彻底毁灭……令人恐惧的极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继未来的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之后，年轻的琼斯专程去咨询了解放奴隶的先驱者本杰明.伦迪，此人是巴尔的摩的贵格会马具制造商。加里森一开始在伦迪的强烈影响下将自己送进了监狱（“那时我的灵魂在燃烧”），而琼斯却继承了萨凡纳附近三座种植园的一百多个奴隶。后来他自问道：“我能否通过持有或者解放我所拥有的奴隶，为奴隶人口的最终利益做得更多？”他的答案是终生追求将奴隶制与黑人的完全人性相协调。在内战之前的三十年里，他几乎独自一人在黑奴中间进行洗礼和布道，被时人称为“黑奴使徒”，并且成为了著名作家与国家级种族问题权威，他斥责南方的神职人员对奴隶的灵魂漠不关心：“他们一直在忽视自己的职责——或者应该说犯下了玩忽职守的罪责。我觉得……整个国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难道就无法对此加以改革吗？”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集了一群种植园主，试图商定一个问题：奴隶主是否可以在不危及世俗秩序的情况下称呼奴隶为基督里的兄弟姐妹？反对派迅速请来了著名的瑞士自然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进行了激烈反击。1845年阿加西在查尔斯顿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时表示：“黑人的大脑相当于白人子宫里七个月婴儿的不完全大脑。”

阿加西斯以科学的名义宣称黑人是完全不同于白人的物种，当初上帝另行创造了黑人，并且使其远比白人更加劣等。许多奴隶主都否认或者不敢承认黑人与白人具有共同的人性，因为这一论断的引申含义足以摧毁他们的立足之本，而阿加西斯的科学论断则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安慰。琼斯集团的成员们则惊恐地试图反驳阿加西斯：如果白人和黑人确实属于不同物种，黑白混血儿就会像骡子一样不能生育。然而黑白混血儿的饲养即便对于当时的奴隶制反对者们来说也依然是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话题，许多人都和阿加西斯一样认为种族杂交既是“悖逆天性之举”，也可能对“来自同源民族的雄壮人口”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琼斯大声疾呼，奴隶主必须首先站在《创世纪》的立场上宣扬全人类都源自亚当与夏娃的真理：“如果我们面向我们的仆人克扣经文内容，我们就不能因为教皇的党羽们面向我们克扣经文内容而叫嚷控诉。”等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后，老迈的琼斯依然坚定主张应当在神学层面与奴隶制休战，依然“确信一个灵魂的救赎将胜过肉体被捕获、被运输以及随后居住在我们当中所带来的所有痛苦与不幸。”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最终结束了阿加西斯的人种多元论，或者说认为人类具有多种不同原型并且被反复创造过许多次的理论。此时阿加西斯已经在波士顿扬名立万，成为了周游全球研究科学的新名人。他举办的关于生物学、古生物学以及他的其他著名发现（例如冰河时代）的科学演讲，迎娶了波士顿望族卡伯特家族的千金（她日后成为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第一任校长），还说动工业家阿伯特.劳伦斯捐款兴建了劳伦斯科学学校。知识历史学家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写道：“他在哈佛的任职（1848年）标志着美国科学专业化的开始。”阿加西斯将会作为国家科学院和哈佛比较生物博物馆的创始人在科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地位。

阿加西斯的早期科研同事当中既有达尔文主义者也有反达尔文主义者，在十九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两边的人马都在努力按照种族对人类进行分类。费城的颅骨学家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以及莫比尔的约书亚.诺特（Josiah Nott）收集不同人种的头骨。德国膈肌学家彼得.坎珀（Peter Camper）测量了不同人种的面部角度、额头和下巴。英国的托马斯.赫胥黎（“不可知论者”一词的发明者）与巴黎人类学会的保罗.白洛嘉分离出了不同人种的三十四种不同肤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宾（Robert Bean）比较了不同人种的大脑重量，哈佛大学的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分析了不同人种的脑叶褶皱，彼得.布朗尼（Peter Browne）研究了不同人种的头发。这些科学家全都是最纯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也就是试图创建一门人种分类科学的人们——他们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催生了各式各样的人种分类标准，但是繁杂的标准却掩盖了每一项努力的不足。科学家们甚至在人种数量这个最基本问题上也很难达成一致：赫胥黎统计了四个种族，约瑟夫.丹尼克尔（Joseph Deniker）统计了十七个，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统计了三十六个。不过所有这些分类体系全都经不起精心验证的要求，大多数时候否定它们的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弗朗兹.博厄斯，此人发现立陶宛人的头骨与埃塞俄比亚人的头骨无法解释地相互匹配。种族历史学家托马斯.格赛特（Thomas Gossett）在1963年总结说：“博厄斯在打击种族偏见方面做出的贡献可能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人。”

眼看着科学的旗号越发打不下去，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法官们在应对种族问题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从1790年美国通过第一部《归化法》以来，联邦法律一直将非土生美国公民的申请资格限制在“自由白人”的范畴之内。国会在1907年规定，任何与不够资格的外国人结婚的美国女性无需经过审判就会被剥夺自己的公民身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身为白人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美国法院接受了几起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摩洛哥人的公民身份申请，同时又拒绝了其他非白人的申请。纽约的一位法官拒绝了一位在海上出生、父亲是英国人、服役二十五年的美国海军老兵的申请，因为他的母亲有东方血统。1914年，巴勒斯坦移民乔治.道（George Dow）断言，耶稣“绝不会将他的神性披在一个不被美国国会允许入籍的种族身上”，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联邦法官认为这一论点“纯粹是情绪发泄，全无逻辑顺序”。但是这位法官也不得不承认，争论不休的白人定义如同迷宫一般让他感到同样困惑。“究竟什么才是白人种族？”他问道。

最高法院曾经在三个月内两次试图解决白人一词的法定含义，首先在1922年11月裁定“‘白人’这一表述等同于‘高加索种族的一员’这一表述”，并且基于这条人类学标准注驳回了在美国居住二十八年的日本移民小泽隆夫的入籍申请。小泽提交了自己皮肤呈白色的证据，以及“在日本身体未被覆盖的部分也是白色”的学术意见。但是九位大法官依然一直认为，“单纯的肤色”测试虽然结果显而易见，但是已被证明“明显……不可行”。判决书引用了专家意见，即肤色“在同一种族的成员当中差别很大，甚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当中也存在着难以察觉的差别，从白皙金发到古铜黑发，后者甚至要比许多棕种或者黄种人的浅色成员的肤色更黑。”

仅仅几周过后，同一批专家的论断就变成了大法官们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位名叫巴哈特.辛格.廷德的印度移民也要求入籍，而专家们认为高种姓的旁遮普印度人、某些波利尼西亚人以及哈米特人都是高加索人的后裔。这一论断显然让大法官们很不舒服。更糟糕的是，“高加索人”这一种族术语似乎建立在哥廷根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收藏的一个标本上，他在1795年根据这一标本与德国人头骨的相似性推测，古代欧洲人可能在俄罗斯高加索山脉的标本采集地附近生活。*乔治.萨瑟兰法官（George Sutherland）写道，“我们现在认为，‘自由白人’是通俗表达，要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来解释，因此只能等同于‘高加索人’一词的普遍含义而非学术含义。” 廷德案的裁决不仅为公民身份设置了可以进一步扩展的障碍，而且还支持了一波剥夺国籍的联邦行动以及反对亚裔拥有土地的州法律。法律历史学家伊恩.哈尼.洛佩兹总结说：“对于法院来说，当科学与大众的偏见相抵触时，科学就会失宠”。

*【身为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布卢门巴赫终其一生也并未发现足以支持种族分类明确边界的经验证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类的变体数不胜数，各种变体总会以无法分辨的细微程度相互渗透。”】

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抵消了种族概念的所有尴尬。学者和政治家们几十年来都在开展运动，通过谨慎限制移民来完善所谓的“美国种族”。三名哈佛大学毕业生在1894年成立了移民限制联盟，1910年卡内基研究所在长岛的冷泉港建立了一个优生学记录办公室，人口学家和生物学家在那里进行研究，企图通过优生学来提高人口质量——优生学这一术语源自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尽管优生学后来因为与纳粹扯上关系而遭到了污名化，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弗兰克.迪科特（Frank Dikotter）的说法，“两次世界大战间期几乎所有值得一提的现代化势力的政治词汇表当中”都包含这个词。1882年的《排华法案》——这份法案其实是对于现有条约的修订——阻挡了一切亚裔移民入籍美国的通道，此时美国人对于推进民族等级制度的信念如此普遍，以至于反移民运动甚至希望衡量白人内部的基因分层。移民限制联盟的创始人普雷斯科特.霍尔（Prescott Hall）作证说：“在欧洲某些地区，所有医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会同意，如果完全不接纳外国人，对于美国人来说将会更好。”

1914年，巴拿马运河项目的一场争论使得限制移民联盟几乎取得了彻底胜利。当时有许多深肤色西印度挖河工都试图加入美国籍，认为这是自己辛劳付出的应得奖赏。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夏普.威廉姆斯（John Sharp Williams）冲着这些人高叫道：“除了同质化的种族，你不可能将自由体制建立在任何其他基础之上。”但是联盟大力推动的一项只接纳白人的综合法案却在科学的迷雾当中摇摇欲坠。威廉姆斯本人放弃了“高加索人”这一立法术语，因为马萨诸塞州的亨利.卡伯特.洛奇（未来美国驻南越大使的爷爷）觉得这个词太麻烦。他在参议院会议上宣读了字典，抱怨说这个词将会排除“非常优秀“的芬兰选民，因为芬兰人与马加尔人、保加利亚人、波米亚人以及拉普兰人都被分配到了“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此后国会设法通过一系列巧妙立法限制了合法移民的来源与数量，这些法律的集大成之作就是1924年的《国家来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历史学家戴斯蒙德.金（Desmond King）指出，这项法律通过规定个别外国的移民配额细化了种族的定义。每年十五万个移民名额的70%仅限三个国家——英国、德国和爱尔兰——其余配额则严重偏向于伍德罗.威尔逊所说的“欧洲北部的强壮人口”，而不是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匈牙利以及被认为有民族同化问题的东欧边缘国家，黑非洲每年获得的配额为零，世界上所有非欧洲国家的配额加起来占总数的6%。冷泉港实验室的哈里.劳克林博士花了十一年时间担任首席立法顾问，从而设计和实施这些配额。在他看来，“国家优生学是对人类退化的长期治疗。”《芝加哥论坛报》则认为《国家来源法案》“足以与《独立宣言》相提并论，对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性与划时代意义不亚于1776年宣言。”

自从1924年起——也就是J.埃德加.胡佛成为第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那一年——移民政策四十多年以来一直固定不变，直到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试图废除国家配额制度为止。正当移民限制时代起始之际，普林斯顿大学的常春藤联盟重量级摔跤冠军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卡彭特在纽约体育俱乐部举行的一场著名表演赛当中与职业冠军埃德.“扼杀者”刘易斯战成了平手。到了1938年，卡彭特当选成为了阿拉巴马州主教，此时大萧条与移民配额致使美国学校里的儿童减少了将近两百万。1952年之后，《麦卡伦-沃尔特法案》更新了配额制度，并且为了配合冷战形势而作出了微小让步（为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象征性地设定了每年一百个名额的上限）。这一年全国基督教联合教会收购了一座位于佐治亚州的老米德威教堂，卡彭特的曾祖父C.C.琼斯在内战前曾经依靠这座教堂在奴隶当中独自布道。教会官员将这座此时已经破旧不堪的教堂修复成了一座名为多尔切斯特的乡村静修中心。1963年安德鲁.杨将其租给了马丁.路德.金，用来策划决定性的反对种族隔离伯明翰运动。在静修中心附近的海边有一座废弃的豪宅，英语教授罗伯特.曼森.迈尔斯在其中发现了一箱发霉的信件，全都是分散各地的琼斯家族种植园之间的往来信函。他将这批资料整合进了自己的手稿并且于1972年出版。《骄傲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Pride）一书细致而又广泛地展示了内战之前南方社会情绪，并且因此赢得了国家图书奖。身为家族长的琼斯留下的书信虽然行文甜美，字里行间却暗藏苦涩，因为通过信仰救赎奴隶制的历史使命面临着失败。琼斯谴责废奴主义者是“最坏的狂热分子，蔑视所有人类和神圣的法律”，称赞杰斐逊.戴维斯是第一位“公开宣称拥有福音正统信仰”的北美总统，还在平生最后一次公开布道当中拥护了南方的战斗事业。

就像他的传奇母系祖先一样，现代的C.C.J.卡彭特主教同样也养成了一套对于进步种族关系的毕生看法，超越了这套看法的人与事同样令他感到失望。阿拉巴马州圣公会教区用他的姓氏永久命名了位于伯明翰的哥特式石砌总部，乔纳森.丹尼尔斯等人则将这座卡彭特楼称作“白色坟墓”并且在门前举行抗议示威，因为他们认为卡朋特宣讲了虚假的基督教教义。卡彭特是1963年白人牧师反对自由示威宣言的主要作者——日后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一点，没有忘记的人们也大都原谅了他——金回应宣言的“伯明翰监狱来信”因此将他当成了第一位点名收信人。

种族问题的基本要素仍然很不稳定。公开场合绝大多数人都声称自己拥护种族平等，但是人们往往又会钻到流行的权威概念底下，为自己针对特定种族的看法或者应对特定种族成员时的实际表现寻求凭据。1953年，随着DNA的发现，冷泉港的遗传学家们再次获得了巨大的声望，“高加索人”一词也再次散发出了客观中立的科学气质。种族这个概念依然发挥着看似幼稚的作用，依然被卷入冲突的人们当做辨识敌我的方便徽章，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们也一头冲进了要求对于沃茨骚乱做出解释的公众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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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移民改革法案进一步为美国确立了一张不同以往的法律蓝图。根据这张蓝图，美国的民主模式将要由来自全世界的公民共同维系。眼下这部法案的变革性影响仍然处于休眠状态，注定还要在二十世纪的遥远地平线上慢慢积蓄力量。许多庆祝法案原则的人们没过多久就将注意力转回了挥之不去的国内仇恨。8月20日，国会将完成的移民法案送交了白宫。这一天上午在海尼维尔，乔纳森.丹尼尔斯谋杀案仅仅在法庭上走了个过场就宣告结案。让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感到“震惊和惊讶”的是，当地大陪审团居然仅仅以过失杀人罪而非谋杀罪来起诉汤姆.科尔曼。他亲自接手了本案的起诉工作，首先试图将指控罪名升级，然后试图将审判地点转移到朗德斯县以外，最后又试图推迟开庭日期，直到幸存的重要证人理查德.莫里斯罗伤愈出院为止，但是这三项努力全都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收到了死亡威胁，以至于不敢在法庭上露面，仅仅派遣了一名助手带着最后一批动议前往法庭。（“我很害怕，”他告诉记者。）法官沃斯.夏佳德（Werth Thagard）看也不看地拒绝了升级罪名的动议，恢复了县检察官的公诉人职务，并且在当天开始审判。旁听席上坐着一群自信的三K党人，包括阿拉巴马州帝国巫师罗伯特.谢尔顿与巨龙罗伯特.克里尔（Robert Creel）以及柳佐谋杀案当中等待再审的三名伯明翰被告。

庭审时间如此之短，以至于规模庞大的国内与国际记者团几乎来不及通过租用的电话干线来描述法院现场的气氛。记者们注意到了法庭里的老式三角形囚笼，还注意到法警传唤证人的方式非常质朴——抬起窗户就冲着院子里喊话。年轻的鲁比.萨尔斯忍受着严厉的盘问，辩方律师询问她与白人受害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有没有私交？”汤姆.科尔曼的朋友厚颜无耻地作证声称丹尼尔斯似乎随身带着类似弹簧刀那样“闪亮的东西”，而受伤的莫里斯罗不仅想求口水喝，还叫喊道：“我的枪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根据案件历史学家查尔斯.伊格尔斯（Charles Eagles）的说法，身为公诉方的朗德斯县检察官居然不假思索地在自己的论证当中采用了辩方对于凶案情节的离奇假设，既一位全身臭气熏天的神学院学生“试图强行闯入”卡什杂货店，只不过他并不认为丹尼尔斯因此就活该被杀；而他的助手则同样中立客观地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乔纳森.丹尼尔斯当真曾经试图用那把刀砍他[科尔曼]”。至于辩方律师更是在总结陈词当中引用了“男人有权利保护自己和他的女人”这一所谓的骑士风俗，赞不绝口地向陪审团宣扬科尔曼是他们的友邻与代表：“感谢上帝赐予我们他这样的人！如此伟大的心灵，强健的头脑，纯洁的灵魂，以及时刻准备着的双手！”

陪审团仅仅审议了九十一分钟就对所有指控都作出了无罪判决，之后所有十二名白人男性陪审员从陪审团审议室里一涌而出，纷纷与科尔曼热烈握手。其中还有人提醒他，既然这档子破事已经了结，那就别忘了约好与自己一起猎鸽的日期，不能借口心中担忧而爽约。其他地方的人们对于审理结果的反应则是难以置信与恶心厌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埃里克.塞瓦里德（Eric Sevareid）在当天的晚间新闻当中斥责道，朗德斯县“所遵循的正义概念与耗费了一千年的苦难殉道才建立起来的正义完全不同。”讽刺漫画家们笔下的阿拉巴马州正义女神要么昏睡不醒，要么哭泣不止，要么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要么干脆就是身披伪装的三K党徒。专栏作家马克斯.弗里德曼（Max Friedman）——此人曾经因为金关于越南的言论而指责他是“不请自来的恶客”与“自封的和平使徒”*——预言“这场可鄙的审判”将会使得国家感到羞耻，足以确保“平等正义永远不会再次遭到如此轻易的嘲弄”。《伯明翰新闻》将这次审判称为“针对正义的猥亵嘲弄”，并且引用了全国教会理事会的罕见告知与前无先例的赞同。就连一贯反民权的《亚特兰大宪法报》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结果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令人震惊乃至恐惧的反响。”专栏作家威廉.S.怀特（William S. White）在10月4日承认，海尼维尔的法庭“砸碎了迪克西的心”。这位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提出了一则纠结矛盾的哀叹：“那么，对于那些热爱南方、不肯为这份热爱道歉而且永远都不会道歉的南方人来说，还剩下什么呢？”

*【8月20日，也就是丹尼尔斯遇害当天，弗里德曼这样写道：“自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金博士身上发生了一些悲惨且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浮夸且沉闷的人。”】

在阿拉巴马州以外还有许多场艰难的民权斗争正在进行，金派遣助手去支持了其中的两场。一场斗争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著名的纳奇兹小径就位于此地，沿途遍布着风景如画的战前豪宅。8月27日乔治.梅特卡夫在这里遭受了炸弹袭击。赶赴此地的安德鲁.杨发现，自从袭击过后当地就发起了如同火药桶那样一点就着的抵制活动，通过每晚的弥撒大会得以维持，同时还面临着650名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分队的围困，国民警卫队接到的命令是阻止一切示威活动。当地人向领导大会调查组抱怨说，当地社会的各种机构依然还在奉行种族隔离，公然违反民权法，就连拿着联邦补贴的杰斐逊.戴维斯医院也不例外：“所有黑人病人，无论诊断结果如何，都被塞进了医院地下室的一座孤立病房里。” 接下来约翰逊州长用公路巡逻队取代国民警卫队继续压制示威，而且又有一座黑人教堂遭到烧毁。长长的抗议队伍在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排到了纳奇兹市中心。面对警方下达的当场解散的命令，五百名游行者选择了被捕入狱。他们不断地挤满了监狱和城市礼堂，迫使当局将十二岁以上的囚犯全都转移到了三角洲以北两百英里处臭名昭著的帕奇曼农场监狱。囚犯们偷偷传出消息说，看守们正在殴打已知的领导人，包括领导大会的阿尔.桑普森牧师（Al Sampson）。监狱方面将409名纳奇兹的囚犯剥光衣服，给他们强行灌下泻药，还在夜里打开风扇冲他们吹冷风。来自西雅图的非学委志愿者菲尔.拉潘斯基（Phil Lapansky）写道：“有几个人无法[忍受]严寒，他们陷入了崩溃，断断续续地高声尖叫与哭泣。”

10月1日的头条新闻反映了另一场斗争，地点是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的故居所在地。一场跷跷板式危机降临在了这座小城：“加州克劳弗德维尔市再次拒绝向黑人学生提供校车。”此前学校董事会突然将当地165名白人学生全部转到周边县市的学校，从而别出心裁地回绝了72份自由择校申请。成群结队的黑人学生每天都试图与转学学生一起登上特别校车，每天都被警察和佐治亚州州骑警击退。少数率先进行选民登记的学校教师之一卡尔文.特纳（Calvin Turner）在公共汽车站领导非暴力守夜活动，从而支持年轻的申请者；对立的三K党人群则为警方欢呼鼓劲。10月4日，17岁的弗兰克.贝茨试图绕过警方冲进校车，三K党“安全队”的副队长赫尔曼.琼斯喊道：“杀了他！”佐治亚州巨龙加尔文.克雷格聚集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地追随者，发誓要迫使州长卡尔.桑德斯镇压黑人。领导大会的何西阿.威廉姆斯则从防范立场出发劝说桑德斯，同时鼓励抗议活动，至于抗议活动的效果则成败不一。斯蒂芬斯州立公园的游泳示威活动成功迫使公园游泳池接受了种族融合，但是当地一家餐馆宁肯将自己改造成为私人俱乐部也不愿就范。使用白人专用投币式洗衣机的努力仅仅换来了十二次入狱。

金本人从芝加哥民权运动规划研讨会返回值后与柯瑞塔一起开车从亚特兰大向东行驶了一百英里来到克劳福德维尔。他在10月11日的夜间集会上指出：“南方农村的艰难困苦使得像你们这样的男男女女几乎不可能参与自由斗争。”金回顾了当地黑人的斗争经历——对于关闭的白人学校发起诉讼，要求联邦选民登记员前来当地的失败请愿，特纳与五位同事被黑人学校开除，新的“领先一步”早期学习中心被关闭，“甚至就连这么点机会都遭到了扼杀”——并且向当地运动阵营的坚持不懈致敬。他总结说：“所以你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示威；而我们同样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你们。”

第二天，领导大会的威利.鲍登带领二百名游行者前往法院示威，之后返回了克劳福德维尔城外的一座教堂，教堂门外聚拢了一群喧嚣的三K党徒，其中有一位霍华德.西姆斯与一位塞西尔.迈尔斯冲过警方拦阻，恣意殴打游行队伍里的落单者。西姆斯声称他们从主流三K党当中分裂出来了一个名为“黑骑士”的组织，与三K党相比更喜欢“多一点实际行动”。从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纪事报》到《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迈尔斯举起拳头追赶领导大会摄影师布里格.卡比（Brig Cabe）的生动照片。这次袭击之所以具备额外新闻价值，是因为西姆斯与迈尔斯都曾经因为谋杀黑人现役军官而吃过官司。公诉方指控两人于1964年7月10日在佐治亚州雅典附近的一条公路上趁着夜色伏击了黑人军官勒穆尔.佩恩中校及其两位战友。尽管雅典三K党244号党部给出了两份供词，但是当地的陪审团还是只用了八十一分钟就宣告两人谋杀罪名不成立。司法部正试图通过另一项上诉说服最高法院，认为西姆斯和迈尔斯至少应该因故意侵犯受保护的民权而面临较轻的联邦指控。（约翰逊总统也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他私下认为，潘恩与另外两名醒目的黑人军官在美国陆军预备队夏季操练结束之后的回家路上成为目标并非偶然：“我觉得身为穿着制服的军人也应该与他的遇袭有关，不是吗？” )

联邦法官以维护和平抗议权利的命令取消了纳奇兹的宵禁。此后不久的10月6日晚间，1200名运动支持者在市中心举行了一场游行。三K党巨龙E.L.麦克丹尼尔（E.L.McDaniel）动员了一支三K党准军事部队在游行沿途进行反示威，他的副手开着一辆音响卡车在附近街道上巡逻，车上播放着当地三K党部的主题曲“把黑鬼往北轰”。两支人马的对峙随时可能引发惨重后果，在此等高压的驱使下，市政当局与民权阵营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内进行了紧急谈判，市政当局勉强做出了最低限度的让步。但是一夜过后的第二天，白人社会的领导者们得知让步内容之后依然反应极其激烈，迫使市政当局只得出尔反尔。市长约翰.诺瑟于10月9日宣布，“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做交易，绝对不会“要求市政雇员在称呼所有人时都必须加上先生、夫人或者小姐的头衔”。这项声明一方面平息了白人领袖对于市政当局在礼节称呼问题上向协进会“屈服”的指责，同时又重新引发了持续数周的对峙，民权阵营接连发起游行与抵制，反民权阵营到处焚烧十字架，暴力火花此起彼伏，包括约翰.诺瑟市长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承受着严峻的压力。诺瑟是一位移民，出生在黎巴嫩，不过却有两个儿子加入了三K党。眼下双方阵营都在冲着他使劲：针对种族隔离商户的抵制已经迫使他将名下四家食品店的147名员工解雇了将近一半，自行其是的三K党小团伙更是干脆用炸弹问候了他的住宅和他经营的两家杰特尼-嘉更斯连锁超市，以此警告他不许向黑鬼退让半分。越收越紧的老虎钳迫使诺瑟陷入了一厢情愿的逃避主义。很快他就声称，纳奇兹市政当局只要在黑人葬礼上提供警察护送就能防止种族危机的发生。

至于在民权阵营那边，有一位查尔斯.埃弗斯（Charles Evers）自从乔治.梅特卡夫遭遇炸弹袭击当天起就在内斗当中掌握了主动权。当时他来到纳奇兹，用一份宣战书取代了被炸伤的协进会领导人。“我们有武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在紧急弥撒大会上喊道。“我们不打算忍气吞声！”胆量惊人的埃弗斯再次激起了纽约协进会上级领导的愤怒。自从1963年梅德加.埃弗斯的葬礼以来，罗伊.威尔金斯一直对查尔斯的特立独行感到愤怒，当时查尔斯利用烈士兄弟的葬礼这个无懈可击的公开时机通知威尔金斯，他将要前往密西西比州接替兄弟未竟的工作，尽管并没有人邀请他前往，而且他从事民权工作的资质也很可疑——他毫不忌讳地宣称自己的谋生方式是在芝加哥走私以及从事其他违法活动。九月份的时候威尔金斯就打算解雇查尔斯，还公布了为此采取的最新举措。但是埃弗斯当即就使了一招反客为主，高调邀请金的领导大会以及其他民权团体进驻纳奇兹，同时又公开暗示器量窄小的协进会可能应付不了多组织联合运动的挑战，从而硬生生捆住了威尔金斯的手脚。一个月过后，查尔斯巩固了自己在这场高曝光度抵制运动当中的核心地位，随即翻脸不认人，抛弃了自己请来拉大旗作虎皮的各家民权团体。10月19日，查尔斯的助手私下要求金撤回阿尔.桑普森牧师“以及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并且指责领导大会团队针对埃弗斯的批评暴露了他们“不愿意合作”的暗中盘算；查尔斯本人也亲自出马，将纳奇兹的非学委员工贬低为“外来的煽动者”。不久后的12月3日，还没等到梅特卡夫出院，他就独自一人与消化不良的诺瑟市长一起发布了占据《纽约时报》头版的消息：“纳奇兹抵制运动结束，黑人目标达成”。这份长达一千多字的协议要求成立跨种族委员会，向黑人开放一部分市政工作岗位，在包括图书馆与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推行种族融合，并且要求市政官员与签署协议的商户今后一律使用尊称来称呼所有人，特别是禁止使用“小子”、“老头”、“婆娘”——“或者任何其他冒犯性的蔑称”。这场胜利使得查尔斯.埃弗斯从罗伊.威尔金斯的眼中钉一跃成为了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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