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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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浪河谷战役以及其他全国性新闻的掩盖之下，当代阿拉巴马州举行了第一次涉及种族纷争的选举。这次选举的目的是挑选一位当地农民来监督美国农业稳定与保护局（ASCS）的工作计划。选民登记运动的希望在这次选举当中屡屡受挫，越发暗淡。在格林县，五个意欲投票的黑人选民被投票站员工赶了出来，还有许多黑人选民收到的邮寄选票信封空空如也。在黑尔县只有一个黑人农民同意参选，在萨姆特县一个都没有。非学委在关于这场跨越五个农村县区的开创性运动的备忘录报告当中写道：“那里的人们很紧张，这也可以理解。”起初一项意外的联邦法令规定任意六名农民都可以联名提名一位当地候选人，第一批黑人候选人就是这么来的。自从这项法令出台之后，非学委就开始主办农业实务研讨会，研讨内容无所不包，从美国农业稳定与保护局如何发放农作物贷款到土壤侵蚀补偿金制度的实际运作，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贫穷的黑人农民们平生第一次了解了民选成立的县农业委员会如何制定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如何分配重要的棉花种植面积配额，如何控制秋葵的间接补贴。倘若没有补贴，一磅秋葵的价格只有两分半，铁定要亏本；有了补贴之后，同样一磅秋葵就能卖到五美分。在朗德斯县将近三分之二的合格农民都是黑人，因此乐观情绪一度高涨。没想到选票上却列出了由白人提名的七十名“额外”黑人，真伪难辨地与黑人农民们推举的参选人混在了一起。由于缺乏电话联络，缺乏经验的民权运动选民未能在截止日期之前筛选出对手们抛出的诱饵，结果朗德斯县ASCS委员会仍然由白人把持。这个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创立的、旨在促进公民参与管理的结构（就像为扶贫战争新设立的社区机构一样）再次落入了当地最大的地主手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11月16日宣布的选举结果表示谴责。“我们做到了公平公正，”他在一次弥撒大会上说道。“我们相信他们，而他们欺骗了我们。”

不过选战失利之后的庄严怨恨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当天流传的非学委公告风格十分俏皮：“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先生（舞台、银幕和电视上的明星）觉得有些‘猫腻’。” 出于天然的勇气、保护性的冷静以及艰难的算计，卡迈克尔并未苦苦追究朗德斯县白人当权者选战舞弊的行径，而是宣称这场宣战为当地民权阵营带来了意义更加重大的教训：在第一个黑人参加常规选举并且投票之前，民权运动战略已经“吓坏了”朗德斯县的少数统治者。第二天晚上，卡迈克尔开车参加了非学委员工萨米.扬格（Sammy Younge）的二十一岁生日聚会。扬格是自从塞尔玛游行以来被卷入示威活动的许多塔斯基吉大学学生之一，他抵制进一步游说当地农民参加选举研讨会的做法。此时的扬格内心十分矛盾，他跟卡迈克尔开玩笑说自己需要“松一松弦”，照顾一下自己。扬格来自一个肤色较浅的塔斯基吉黑人家庭，享有相对的特权。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寄宿学校上学。另一位非学委员工的母亲在他家当女仆。他在海军服役期间因病失去了一个肾脏，然后又在在民权运动的召唤下放弃了学业。扬格坦白表示许多朋友们都对他颇有微词，因为他在民权斗争之余喜欢开上自家好车兜风，还特别喜好粉红卡托巴酒，这样的生活作风与民权斗争的艰苦环境实在不相容。卡迈克尔却很赞同通过私密休憩来舒缓他熟悉的民权运动压力。他轻描淡写地安慰扬格：“我觉得这都不叫事。”并且还表示自己很乐意与扬格一起品尝美酒。

在扬格的朋友吉米.罗杰斯（Jimmy Rogers）以及其他塔斯基吉学生的帮助下，阿拉巴马州的非学委员工在朗德斯县开设了教授基本政治常识的巡回学校。十二月初约有三十名农场活动家前往亚特兰大，其中大部分都在巡回学校接受过培训。这批人聚集在非学委总部全天参加研讨会，在研究人员准备的图表的帮助下破译起了阿拉巴马州的法典。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写道：“研讨会花了一天时间讨论选举机制，其余时间则用来讨论县政府结构。”为了在1966年的选举当中提名地方办公室的候选人，学员们学习了关于建立独立政党的严格法定规则。例如，如果有哪怕一位建党创始成员同时参加了一个现有的政党，或者尚未获得选民注册证明就投出了一张提名票，那么法官就会取消新政党及其所有被提名人参加选举的资格。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新的政党还必须为自己设计一个明显的参选图标并且得到批准，方便识字不多的选民们区分不同政党参选人。图标必须满足特定的尺寸规格与可辨识性。非学委的设计师们提供了若干套图标设计方案，朗德斯县的公民们都觉得差点意思：棉桃过于模糊，鸽子不接地气，紧握的双手（仿照非学委的标志）显得太被动。他们希望图标造型主动，要基于农场生活的常见事物，还要将阿拉巴马州民主党的官方标志（一只白色的小公鸡，上面搭配格言“白人至上的权利”）比下去。有人建议不妨选用猫，因为猫是农场里的常见动物，而且用约翰.胡莱特的话来说，“猫最爱撵鸡。”于是卡迈克尔要求他的志愿艺术家们多画几只猫。

前往亚特兰大的车队经过了蒙哥马利。被控在朗德斯县伏击谋杀维奥拉.柳佐的嫌疑人们在这里接受了第三次审判。围绕这场审判发生了许多秘密的幕后戏码，全都被联邦检察官抗了下来。鉴于本案的起诉工作此前在州法院已经接连失败了两次，联邦检察官们的乐观情绪也越发减退。更糟糕的是，控方的明星证人、三K党线人加里.托马斯.罗拒绝再次作证。罗抱怨说，愤怒的三K党同伙们如今都将他当成了活靶子，令他饱受压力与孤立。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不乐意采用迫使他合作的措施，于是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只得自行抛出了一项秘密承诺来诱惑罗：只要罗答应作证，司法部就会为他提供新的身份，并且将他安置到其他地方：“我准备帮助你在联邦政府或者其他地方获得合适的工作。这并不取决于你在未来任何时候向美国提供的任何进一步服务或者协助。”卡岑巴赫还不情愿地派遣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多尔担任本次庭审的控方律师，面对主持本次审判的美国地区法官弗兰克.约翰逊。司法部乃至司法正义在种族仇恨案件领域已经遭受了一连串赤裸裸的羞辱，这次司法部不惜承受让联邦政府抛头露面的风险也要抓住机会终结这一趋势。鉴于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在州级审判之前受到的各种限制，吸取了前车之鉴的多尔进行了仓促的准备。联邦调查局的监管员守在罗的身边寸步不离，严格限制了控方检察官在开庭之前与这位勉强证人的接触。他们指示罗不要回答关于自己的社会背景的询问，尤其不得谈论以前担任三K党线人的五年，还禁止检察官询问“在那辆车里发生了什么”以外的问题。控方与证人之间的互不熟悉致使法庭质询环节有点尴尬，但是确实限制了在证人席上的摇摆不定的。罗作证说，三K党徒在柳佐被杀当晚接到的命令是“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无论是子弹还是选票”来维护白人至上的地位——已故的马尔科姆.X也表述过类似的说法。

12月3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传达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全白人、全男性的陪审团做出了有罪的判决。约翰逊法官根据联邦民权法规迅速将全部三名三K党人顶格判处了十年徒刑。（巧合的是，阿拉巴马州的另一个陪审团几乎同时也在另一场不太引人注目的审判当中作出了突破性的裁决*）。 卡岑巴赫欣喜若狂。他向胡佛表示祝贺，认为这次的起诉策略强调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并且以此支持证据，他认为这一点打动了陪审团。这一天碰巧是多尔的四十四岁生日。身在蒙哥马利的他暂时甩开了一贯拘谨的作风，兴奋地告诉记者，这起判决让他为了自己身为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约翰逊总统刚刚做完胆囊手术返回得州老家静养，卡岑巴赫也把喜报打了过去。在塞尔玛游行过后的第二天，白宫方面就宣布了本案嫌犯遭到逮捕的消息，如今案件终于尘埃落定了。卡岑巴赫向总统表示，“这真是一场相当大的考验。”正在恢复期的总统随即发表声明宣称“整个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鼓舞。”

*【经过二十次投票之后，一个全白人陪审团于12月2日在安尼斯顿法院判定休伯特.斯特兰奇（Hubert Strange）有罪，罪名是在1965年7月一场白人至上主义集会结束后的回家路上随意谋杀了一位威利.布鲁斯特（Willie Brewster）。三K党徒康尼.林奇（Connie Lynch）与J.B.斯托纳（J.B.Stoner）——1980年陪审团将会裁定他要为伯明翰教堂爆炸案负责——曾在这次集会上称赞柳佐伏击是痛下杀手的范例。为斯特兰奇担任辩护律师的斯托纳谴责陪审团都是一帮“白皮黑鬼”。民权支持者们则当庭撕毁了原本打算在陪审团做出无罪判决之后发放的抗议传单以示庆祝。】

亚特兰大研讨会并未特别关注这次庭审结果。从周末到12月6日星期一，参会人员始终浸淫在阿拉巴马州的政府机制当中。主讲人分享了自己的法律研究，清晰明了地展示了从税收评估员到遗嘱检验法官的各级民选官员的职责。一份内部备忘录记录道，“在讨论当中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县验尸官的纵容或者勾结，南方黑人的神秘死亡不可能躲过调查，凶手也不可能逃过惩戒。”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教导说，实地组织者与普通公民都可以通过此类研讨会了解到关于“谁在拉动权力杠杆”的实践知识。熟悉了这些知识之后，原本看似高高在上的政府职位就会变成必须履行的各种具体任务。明尼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记述道：“我们深入研究了治安官召集民团的特权，找到了这项特权的法规基础。我们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理论上，如果治安官愿意为其他政府办公室提供强制执行力，那么这些部门几乎想干什么都行。”茅塞初开的参与者们开始设想自己与身边同伴成为实际候选人的场景。他们回家时脑海里已经明确了成为独立候选人所必需的法律步骤以及为自己吸引首次选民支持的初步计划。非学委的南方通告指出：“关于新的自由组织的消息在朗德斯县传播得很快。”

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的对抗情绪也相应地蔓延了开来，以至于全国教会理事会要求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帮助调查针对民权义工的报复行为。12月9日，受命接替乔纳森.丹尼尔斯的沃尔特前往邻近的威尔科克斯县，记录了八十起上报案件当中的二十起。之后他沿着地图上的一条荒野道路从负鼠弯出发继续前行，最终发现这条路延伸到阿拉巴马河畔就截断了，并无桥梁可以过河。沿着河岸有一条牧猪小径，河畔系着一排小船。然后他注意到远处木屋门前的晾衣绳上飘扬着某种鲜艳夺目的织物。出于好奇，他凑上前去想看个仔细，可是木屋的女主人奥拉.麦克丹尼尔斯（Ora McDaniels）看到一名陌生白人男性步步逼近时的第一反应就是逃之夭夭。尴尬的沃尔特在这个星期四的剩余时间里折返回到河流环绕的威尔科克斯县城，拉上一名黑人熟人再次来到木屋门前，这才打消了麦克丹尼尔斯的戒心。在这位熟人的斡旋之下，麦克丹尼尔斯提供了一份陈述：她曾经是一名女佣，因为参加了选民登记而被解雇，还被原雇主用扫帚打了好几下。至于那些色彩艳丽的织物是她自己用碎布缝制的百纳被面，图案独特，花五美元能买三条。沃尔特认为这些被面的艺术造诣非同寻常，决定要为它们打开销路。不出六个月，这些被面就来到了纽约画廊的拍卖厅。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与《时尚》杂志主编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各自购买了一条栗树芽苞主题的被面。杰克逊.波洛克的遗孀、艺术家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也冒险前往威尔考克斯县挑走了一条鱼尾纹主题被面。1970年的布鲁明代尔百货公司和1972年的《生活》杂志都高度评价了沃尔特与麦克丹尼尔斯共同发起的自由拼布项目。奥拉.麦克丹尼尔斯与一干同事们——露西.明戈（Lucy Mingo）、波莉.贝内特（Polly Bennett）、“威利妈妈”艾布拉姆斯（“Mama Willie” Abrams）、马蒂.罗斯（Mattie Ross）、埃斯特尔.威瑟斯彭（Estelle Witherspoon）以及奇娜.格洛夫.迈尔斯（China Grove Myles）——将这个艺术项目经营了二十多年。几乎所有这些依然居住在小木屋里的民间手工艺人都认为，去年春天法院门前奇迹一般的选民注册游行标志着全新生活的开端。

12月10日星期五，沃尔特开始收集当地黑人女性的被面与宣誓书。另一方面，两起发生在这一天的公共事件让人们再一次看清了阿拉巴马州民权运动面临的棘手困境。3月9日塞尔玛游行初期，游行队伍试图穿过埃德蒙.佩特斯大桥，但是金在最后一刻决定尊重联邦法官的禁令，率领全体人马折返了回去。当天晚上，游行参与者詹姆斯.里布牧师被三名当地男子殴打致死。到了十二月这一天，达拉斯县的州法院审判宣告三名被告无罪。判决作出之后，法庭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里士满.弗劳尔斯严厉谴责了这场践踏司法公正的审判：陪审团成员全都是白人也就罢了，其中居然还包括一名曾护送纳粹头目乔治.林肯.洛克威尔袭击马丁.路德.金的三K党徒。《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报道说：“里布判决激怒司法部/控方做出了何等努力？”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记者吉恩.罗伯茨（Gene Roberts）在一次考察中发现，“战斗疲劳”与不断攀升的债务——“在该组织的四年半历史当中糟糕至极”——即将压垮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的年轻民权义工们，。尽管如此，这些年轻人仍然“各种想法层出不穷，只可惜缺钱。”科特兰.考克斯向他描述了一份试点项目启动手册的内容，该项目的目标是在阿拉巴马州“绕过南方权力机构”。露丝.霍华德（Ruth Howard）以及其他非学委艺术家借鉴了亚特兰大克拉克学院黑豹队的吉祥物，描画了一只猫作为非学委的参选标志。“朗德斯县自由组织将会成为全黑人的‘第三党派’，”罗伯茨在周五的《纽约时报》上披露。“这个党只会在一个县运作，并且使用黑豹作为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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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阿拉巴马州审判的那一周里一边追赶着他的日程表，一边努力完善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的各自优势的预言信息。他打电话给斯坦利.利维森，表示美国犹太会堂委员会的拉比们正在催促他就越南问题发表讲话，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刚刚取消了罗兰.吉特森拉比（Roland Gittelson）的公民奖，理由是他赞助了华盛顿的反战游行。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吉特森说两句公道话，因为仅仅在六个月前他还在吉特森的会堂进行过布道，并且引用了希伯来先知的话语。利维森通过金的秘书朵拉.麦克唐纳接力口述了几段话，建议她保留金喜欢的阿摩司书第5章24节的改编——“惟愿正义如大水滚滚，惟愿公理如江河滔滔”——与逐字不差的圣经经文相比，金修改后的版本节奏感更强。接下来金急忙赶到纽约，在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接受了犹太会堂理事会的颁奖。他面向理事会成员们宣称：“这个时代最令人振奋的教训在于大规模非暴力直接行动并不是黑人鼓动的特殊手段。相反，这是一种经过历史验证的方法，足以捍卫自由和民主，并且扩大这些价值从而造福整个社会。”

金认为，通过在1955年拒绝放弃公交车座位，罗莎.帕克斯引发了非暴力的力量，从而在十年后为黑人创造了赢取阿拉巴马州立法机构席位的机会。他进一步补充道，针对经济受限的抗议释放了改革，“最终将使更多的白人而不是黑人受益”，正如针对种族隔离学校的讨伐“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当前的过时教育系统是为十九世纪的美国农村设计的。”同理，通过直接行动寻求参与选举过程的黑人“唤醒了冷漠的白人们，他们将自己拥有的公民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忽略了行使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警告说，针对新敌人的暴力浪潮威胁着非暴力原则克服旧敌人的光明前景：“战争无情地扩充着自己的体型。”尽管官方一再保证军事冲突将保持在有限范围内，金却对这一保证不屑一顾。他指出了针对吉特森拉比以及其他反战人士的“丑陋的镇压情绪”，并且质问政治异见是否已经“在越南被轰炸机击落……言论自由是否已经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之一。”金追忆了古代犹太先贤们的大胆抗议立场——“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希伯来先知”——当初正是他们的话语促使民权运动超越了恐惧与沉默的桎梏：“他们不相信良知仅仅是寂静微弱的声音。他们相信良知要么声若雷鸣，要么闭口不言。”他引用了阿摩司关于正义的观点，弥迦关于铸剑为犁的观点，以及以赛亚关于放弃精神暴力是“不可逃避的义务”的观点：“就算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金关于暴力压迫的警告在第二天《纽约时报》第七十三版化作了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金博士发觉了反对和平主义者的行动”。这一天金途经亚特兰大前往了阿拉巴马州。利维森安排了一位纪录片制片人阿诺德.米凯利斯（Arnold Michaelis）与他乘坐同一趟航班。米凯利斯打算对金展开拍摄采访，这次航程正好为他提供了亲身了解采访对象的难得机会。一路上他提出了几个不那么正式的背景问题，例如金对于南方体育界的种族问题现状作何看法。金表示在已经废除种族隔离的南方地区建立职业运动队的计划是“再度向前迈出的精彩一步”。但是他也承认最近的形势发展致使他的球迷身份遭到了挑战。密尔沃基的勇士棒球队刚刚搬迁到亚特兰大，成为了金家门口的主场球队，而金本人一直忠于布鲁克林道奇队。他对于道奇队的忠诚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时球队总经理布兰奇.里奇（Branch Rickey）与金的少年偶像、后来的朋友杰基.罗宾逊共同实现了球队的种族融合。“所以我一直是道奇队的球迷，”金坦承道。“但是我现在要加入勇士队了。”既然两支球队都实现了种族融合，那么他的支持自然要转向自家主队。

抵达亚特兰大之后金与米凯利斯暂告分别，继续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偏远农村，走访了身陷重围的领导大会项目。在格林县，将近两百名暴徒阻止了何西阿.威廉姆斯领导的学校种族融合游行。在12月6日星期一的一次弥撒大会上，金和安德鲁.杨招募了375人继续游行，旨在寻求将联邦登记员派往与朗德斯毗邻的巴特勒县。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员工领袖塞缪尔.韦尔斯牧师（Samuel Wells）在事后灰头土脸地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气馁的示威。”他报告说参加示威的男男女女含着眼泪祈祷与歌唱，“与警察面对面站在一起……星期二我们再次游行……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被打得头破血流。”金当时已匆匆赶往另一场集会，但是途中被阿拉巴马州骑警拦了下来。州骑警以超速为由逮捕了开车的杨以及车上全体乘员，直到每人缴纳了五十美元的罚款才放行。

返回亚特兰大的家中之后，金于12月9日接受了米凯利斯的拍摄采访，他八岁的儿子马蒂在摄像机前跑来跑去。米凯利斯问道，金的第一本书《迈向自由》第95页表示作者愿意在哲学层面接受战争，为什么现在的金改变了这一立场？金回答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战争是——或者可能是——一种消极的善。我从来不觉得战争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善，但是……我觉得战争可以阻止例如希特勒这样的消极邪恶力量的蔓延。”后来的金积累了越发丰富的非暴力运动经验，对于日益缩小的世界也越发忧虑，因此他的立场也逐渐背离了他曾经从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对于二战的痛苦辩护当中学来的基督教实用主义：“我得出的结论是，战争不能继续作为消极的善而存在，因为现代战争武器的潜在破坏性与实际破坏性实在太大了。”

米凯利斯追问道，如果不依赖暴力，怎样才能在越南反对共产主义。金从殖民历史出发，认为长期的独立斗争已经融入了越共的自我认同，与外国统治的同流合污则玷污了美国对于自由的定义：“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对一个寻求自决的民族采取了敌对立场。如果人们回顾这场战争的历史，将会发现许多丑事，我绝对相信双方都有错误。” 金承认他在个人层面上依旧犹豫不决：“我不认为约翰逊总统是个战争贩子。我认为他陷入了非常困难的两难境地。”他主动告诉惊讶的米凯利斯，自从开始批评战争以来，他就在与约翰逊总统的私下会谈当中得到了这种印象，“我要说我们私下谈过两次。”金认为总统感到自己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必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为谈判创造气氛”。金表示他本人赞同莫汉达斯.甘地的箴言*，即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圣人一般的使命也必须基于现实政治。“我当然不能声称自己是任何意义上的圣人，不过我试图效仿历史上所有的圣者……而且我认为任何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们都必须敏锐地察觉政治时机。”

*【甘地的原话是：“许多人说我是个在政坛迷失自我的圣徒，其实我只是个竭力向圣徒看齐的政客。”】

接下来金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的气氛使得有能力促成和平的美国人面临着“一个贯穿历史且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要面子……如果我们能够摆脱我们的骄傲——我认为美国必须越发频繁地听到这个词，而且必须摆脱这份骄傲。这样做在道德层面对于我们有有益无损。从军事角度来看，从越南撤军也不会伤害我们。”

米凯利斯提出了另一个尴尬的话题——“这个问题着实难以启齿”——金是否“认为你的死亡能给民权运动带来任何好处”？金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自己的死亡造成的影响肯定要由具体环境来决定。他思考了最近在越南和美国发生的自焚案例：“我必须说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创造性牺牲的最高表现。”他重复了非暴力的标准，即在拒绝杀人的同时积极准备为某个事业而死。金在采访末尾说道：“我不会主动剥夺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愿意为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诚实地这样做，死亡就可以具备救赎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