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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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题为“权力的长臂”的联合专栏当中，记者乔.艾尔索普赞扬了美军用铁与血作为主食来铸造历史的壮观部署。他回顾了越南金兰湾“在法属时期的生动形象……除了几座渔家窝棚以外就只有一片空荡荡的蔚蓝色，见不到任何船只”。相比之下，美军工程兵则创造了“将一个沙坑变成每周吞吐量一万吨的港口”的“惊人现实”。眼下的金兰湾林立着从冲绳基地海运过来的巨型起重机，“推土机简直大到可以移动山峰……各种登陆艇……每个转弯处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景色。”艾尔索普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一起飞往越南中部的安溪，“丘陵中的一片绿色谷地……这里最伟大的景象是以完整的战斗姿态绕过半个地球来到此地的美军整编师。”哈罗德.“哈尔”.穆尔上校（Harold “Hal” Moore）是新成立的第一骑兵师（空中机动部队）的一名营长，他乘坐吉普车沿着战争史学家伯纳德.法尔在其著作《没有欢乐的街道》中记载的1号公路进行探索。根据法尔的描述，他在蜿蜒的路旁找到了一块纪念石碑，纪念对象是十多年前法越战争期间倒在偏远地区的法军与越军。如今纪念碑周围的旧日战场上依然散落着弹壳与骨骼碎片。阿尔索普告诉美国读者，“关键的主导问题”——“资源严重不足”——“已经不再像法军作战时期那样存在了。”超过二十万名美国士兵将在圣诞节前抵达。“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几乎不可能被夸大。唉，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它确实意味着隧道的尽头终于显露了光亮，而这总是有意义的。”

11月14日，也就是金在哈莱姆区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进行客座布道的那个星期天，穆尔上校降落在了茂密的伊阿河德浪河谷的一片森林空地上，此地是胡志明小道从柬埔寨向东穿过南越山区的节点。他所在的旅隶属第一空降师，这个旅被授予了特殊的荣誉称号——第七骑兵队。这支部队继承了爱尔兰皇家骑兵队从利默里克酒吧带来的充满活力的“加里欧文”进行曲，这首行军曲调已经成为了这支旧西部最富盛名的陆军部队的代名词。部队曾经的主官包括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穆尔站在在比士兵还高、像砖头一样坚硬的白蚁丘之间建立了初步战场指挥，参加本次“银色刺刀行动”的第七骑兵队士兵们也纷纷跳落地面——这次他们的载具不是马匹，而是巨大的休伊武装直升机。穆尔命令他们“搜索并消灭敌人”。先头散兵抵近森林边缘，试图拉起警戒线，然后就迎来了一阵爆炸轰鸣的高潮。一位经验丰富的上尉意识到敌方主力是北越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阿尔法连第三排的史蒂夫.汉森中士（Steve Hansen）事后回忆道：“带队的每一个人都被射杀了。从我们接到行动命令到人员死亡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敌人离我们很近，并且抢走了一部分我方的遗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天文学教授的儿子亨利.赫里克中尉（Henry Herrick）追着越军冲上山头闯入灌木丛，然后他所属的布拉沃连第二排就与大部队失去了无线电联络，陷入了一阵又一阵的狙击火力、迎头对攻与盲目交火当中。穆尔上校确定了敌军包括越南人民军的三个团，共计两千名士兵，指挥官是阮友安中将。为了抵消阮友安的人数优势，穆尔十分依靠明显的火力优势：“我有重武器支援，他没有。”五英里外的美军炮兵阵地在交战第一天向战场周围的山坡发射了四千发高爆榴弹炮弹，空中袭击者攻击机群也带着凝固汽油弹和五百磅的炸弹发动了俯冲轰炸，弹痕累累的休伊直升机一边投放增援部队一边用压制火力摧毁了森林。三十个小时后，美军的汹涌攻击暂时告一段落，布拉沃连的搜索小组发现此前失去联络的赫里克所属那一排已经全员倒地再起不能。一位救援人员表示：“即使是那些能够站起来的人也被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吓坏了，他们宁愿躺下。”有一名士兵拒绝动弹，直到救援者把一个他一直死死盯着的猩红色物体移到几英尺远之外。这是越战战场上被寻回的许多战场日记当中的一本，其中最后一段文字后来被翻译成了越南语：“哦我亲爱的，倘若当部队凯旋而归时你没有看到我，请看看那些骄傲的军旗。你会在那里看到我，你会在竹林荫蔽下感到温暖。”在这位已经失了智的日记作者附近，丹尼斯.迪尔中尉（Dennis Deal）看到了一名被炸成两截的北越士兵，他在即将流血而亡的最后时刻将手榴弹拉弦挂在枪托上，制作了一个简易的触发陷阱。“如果我们要对付这种破事，”迪尔嘀咕道，“那么今年肯定会他妈的非常漫长。”

11月16日，也就是银色刺刀行动开始后的第三个早晨，美军增派了两个营前来救援。援军刚刚进入代号“X射线”的降落区就迎面扑上了惨烈的喧嚣。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持续交火的间隙将距离美军阵地最近的越军尸体拉过来堆积成了六英尺高的一堆。面对上报杀敌数字的压力，穆尔上校开始了计算。他的下属估计有834名越南人死于步兵火力，他从这个数字当中减去了200人，然后又加上一个任意做出的精确猜测，即1215人被空中火力地面部队的支援杀死在视线之外，最后上报的越军阵亡总数为1849人。到目前为止，美军的伤亡人数更少且统计结果更可靠——79人死亡，包括赫里克中尉，121人受伤——伤亡人员集中在最初被包围的部队当中。查理连失去了所有五名军官，原本的106名士兵也阵亡了超过一半，幸存者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在两名医务兵的照顾下等待撤离——原本的两名医务兵都已经阵亡，现在的医务兵是刚刚抵达战场的替补人员，其中一位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的陆军四级技术员汉克.托马斯。战死美军的遗体罗列在他面前，他掀开每一具遗体上面覆盖的雨衣，收集了来到越南以来的第一批二十五个死者身份牌。他发现只有两具尸体闭着眼睛，其他尸体全都死不瞑目。高威力武器将死尸炸得残缺不全，托马斯接受过的训练完全应付不了此等惨状，以至于他盼望着“医务兵！”的喊声赶紧响起，好让他有理由带着绷带与吗啡远离死者，转而为活着的伤员服务。托马斯没有向任何战友透露他曾经在1961年带领第一批自由乘车者走进密西西比监狱，当时他还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狱友兼非暴力导师。保密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自从参军以来的自身变化。夜晚的排炮声总会把他从枯竭的昏睡当中惊醒，躺在地面上扭头看去，旁边就是成排死尸一动不动的脚后跟。

11月17日星期三上午，美国人撤出了X-射线阵地，好让来自关岛的B.52飞机得以放手轰炸。轰炸机朝着美军认为藏有撤退越军的山脉投下两百吨炸弹。穆尔的第七骑兵队的姐妹部队——也就是第二营——朝向一块名为奥尔巴尼的更大空地行进了六英里，罗伯特.麦克戴德中校（Robert McDade）在那里召集他手下的各级指挥员，计划防守预定的直升机着陆点，但是还没等会议结束，三个营的北越部队就突然袭击了主官暂离的连队。这批美军部队沿着会议集合点后面的山路延伸了五百码，完全陷入了守军的包围。越军从四面八方的隐蔽处冲着美军开枪，枪手借助茂密的树冠隐藏身形，美军向树冠看去只能看到无数并不比厨房大多少的空隙。阵亡美军最常被射中的部位似乎是身体中段。“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一个人的腹部被击中时，他会发出一种不似人间的尖叫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霍华德.K.史密斯的儿子、陆军四级技术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记录道。“他们不会喘不上气，而是会一直坚持到声嘶力竭，然后他们会口吐鲜血昏死过去。再然后他们会醒过来并且再次开始尖叫。最后他们就会这样死去。” 一小时后，绝望的中尉们呼叫支援火力向他们自己的阵地发射凝固汽油弹，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史密斯的连队遭受了93%的伤亡。在接下来似乎无休无止的十六小时，他和其他伤员一直就地装死，以此躲避越军潜行兵的追杀。这些潜行兵趁着夜色出动，通过倾听美军伤员的呻吟声来确定目标方位，然后就一个一个地依次补枪。十六小时过后，援军终于赶到了战场。为了抢救这些伤员，志愿者们冲向空地，发现伤员就往美军阵线后方拖拽。但是此时的战场不仅被夜色笼罩，而且还硝烟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更麻烦的是，为了避免暴露，所有无线电设备都遭到了禁用。援军当中有一位乔治.弗罗斯特上尉（George Forrest）*大声呼喊着催促他们赶紧返回友军阵地的安全区域，但是拖着伤员的志愿者们却因为辨不清方向而驻足不前。情急之下弗罗斯特一跃而起，将手电筒的亮光打在自己脸上充当路标——弗罗斯特是黑人，他的黑脸在手电映照下格外醒目——万幸的是他并未因此而中弹。不过在一片混乱当中，还是有一名慌乱的美军士兵一不小心冲着第一批返回己方阵线的同袍们打空了一个弹夹。周四上午，美军空袭击中了聚集在附近的越军预备队。遭到杀伤的越军当中包括大约一百名狙击手，这些人都用绳索将自己固定在树上，他们的尸体则绷紧绳索挂在了半空。

*【弗罗斯特的军旅生涯与民权运动颇有渊源。1962年华盛顿大进军之前，政府担心大游行会导致骚乱，于是提前派驻了军队准备镇暴，弗罗斯特就是这批部队的成员之一。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也参加了游行。三个月之后，他又成为了在国会圆顶大厅为肯尼迪总统扶柩的仪仗兵。1993年他再次回到德浪河谷，参加了当年交战双方的老兵们共同举行的见面会。再后来他还担任了马里兰州圣玛丽县的治安官。】

在总部，第七骑兵队主官在为威斯特摩兰将军做的个人简报当中忽略了关于第二次大规模攻势的令人不满且不连贯的报告。但是战地记者们及时到达了奥尔巴尼登陆区，并且将伊阿河.德浪谷战役作为美国在越南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进行了生动报道。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11月19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三张美联社的照片，上面写着战争的剧情：“伤亡美军散落在越南山谷……受伤的美军士兵爬向医务兵……死亡和受伤的美军士兵被前来援助的美军战机的信号弹照亮。”

战争的肾上腺素激起了两国的军事热情，两国的领导人一边掩盖内部战略辩论，另一边则赞扬了一线官兵们的军事表现。越南的将军们认为美国士兵的战斗决心如此坚定，远非共产主义阵营宣传当中一贯蔑视的“纸老虎”；另一方面他们也高兴地看到，这次战斗证明了即便是农民出身的泥腿子士兵也有能力抵御先进武器与“直升机骑兵”战术的致命打击。胡志明虽然赞成通过无情的战争将美国人赶出越南，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最近接连下达的军事命令或许值得商榷，或许并不应该连续发动大规模战斗，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越军总指挥阮志清与越共总书记黎笋此前都主张大开大合的激进战略，甚至将意见相左的反对者、奠边府战役的传奇设计师武元甲将军贬斥为“受惊的兔子”。这一战过后两人都泄了气，武元甲的主张再度成为了越共的主导战略思想：美军势大，不可力敌，必须耐心打一场经年累月的持久战，凭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逐渐拖垮敌人。

在美国，专业人士坦诚地表达了对于越共士兵的纪律性与战斗意志的钦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一篇特别报道当中一方面声称德浪河谷的美军伤亡“轻微”，另一方面又播出了特种部队少校查尔斯.贝克维思（Charles Beckwith）的言论，此人希望能有二百名越共士兵交给自己指挥，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军人。” 威斯特摩兰将军更关注减员比例而不是长期僵持的英勇对决。据估计，越军阵亡人数至少是五天战役当中305名美军阵亡人数的十倍。根据他的计算，只要加大战斗强度，就会让越共方面承受不可持续的战损。由于感觉到有军事优势可供利用，他咬牙挨下了这次痛苦但又富有教益的伏击战，认为这场战斗对于越战长期胜利的威胁并不比1876年卡斯特麾下的第七骑兵队在小大角全军覆没的最后一战更严重。尽管与卡斯特为敌的拉科塔酋长坐牛取得了全歼美军的胜利，但是这场胜利并未让他成为成为达科他州的统治者。话虽如此，威斯特摩兰依然告诫媒体不要把“胜利作为头条新闻”。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警告说，美国人“将被某种乐观主义情绪所淹没，并且可能忽视我对于局势的真实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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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随着来自越南的早期战报传送回国，一场政治交火也严峻地考验了华盛顿方面来之不易的消除白人至上主义影响的承诺。这一天约翰逊总统在白宫接见了二百五十名民权代表，这些人此次汇聚在白宫的目的是为总统明年春天的民权会议做准备。约翰逊面向代表们宣称：“我欢迎你们所有人为了你们的国家进行为期两天的紧张劳动。”在这个十一月中旬的夜晚，变革的浪潮正与美国黑人一起奔腾。无论是三K党的无知暴力还是沃茨的绝望暴力都无法逆转它。因为这股潮流的驱动力是原则、爱与正义。”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约翰逊向《投票权法案》通过后十周内登记的二十万新增黑人选民致敬，他宣布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将会提出新的民权立法，旨在攻击司法系统内部的种族歧视：“我们打算让州法院与联邦法院的陪审席成为司法正义的圣域。”约翰逊还表示他将命令民权委员会“认真关注这个国家所有地区的种族和教育问题”，不过这句表态并没能引起同样的热情。

总统在白宫东厅与聚集在一起的参会人员逐一握手并且送上勉励的话语，这其中包括学者、公务员、活动家以及被他称为“和平军队的指挥官”的民权领袖。许多原本清醒冷静的人们在现场气氛的烘托下都变得热情开放起来，比方说密西西比州协进会董事会主席亚伦.亨利就忍不住向朋友们炫耀道：“我们在白宫吃烤肉！”但是工作上的限制压制了接下来表面光鲜的讨论。首先，白宫助理们阻止了一项参会代表发起的投票，因为他们认为这项投票的目的是批评政府决议。接下来在教育研讨会上，艾尔.拉比根据他在芝加哥的经验认为北方贫困学校的班级人数必须减半，政府必须消除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研究事实隔离，而且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扭转威利斯学监在十月份先发制人地拿下联邦资金的结果。这些想法全都遭到了搁置，理由是时机不成熟。马丁.路德.金为了寻求有效平衡，在就业研讨会上花了两天时间旁听，没有发表支持或者反对当前工作进展速度的言论。协进会的克拉伦斯.米切尔（Clarence Mitchell）紧急催促司法小组通过一项决议，即约翰逊总统应“加快执行”这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的速度。他在全体会议上说：“南方黑人正处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

会议共同主席菲利普.伦道夫裁定他的朋友的动议不符合程序，但是白宫助理们担心贝亚德.拉斯廷和伦道夫本人正在散发一份补充的“自由预算”以供春季会议审议。该预算寻求在十年内对于学校、住房以及工作进行一千亿美元的国家投资。约翰逊总统在“扶贫战争”当中以及在霍华德大学演讲当中响亮宣布了平等机会的承诺，这些建议则暴露了种族现实与总统承诺之间的明显差距。政府接受的任务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让政府显得力不从心，这又威胁到了政府掌控全局的姿态。约翰逊厌恶在人前流露出虚弱或者动摇的迹象，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治失败的最初症状。J.埃德加.胡佛在这方面的倾向与总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有人指出他或者联邦调查局犯了错误，他肯定会顽固不化地予以否认，哪怕只是最轻微的过失。为了加强民权运动与调查局的合作，白宫邀请了一批调查局探员作为观察员参加探索性质的不公开研讨会，但是这一尝试注定将会失败。副局长迪洛克拒绝为旁听探员们明确规定怎样的言论才算是“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或不合理陈述”，而是告诫他们，只要参会人员“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错误地指责了联邦调查局，那么他们就应该闭嘴。”

白宫助理们竭力鼓励参会代表们去参加关于社区、福利以及家庭的三个备选研讨会。 这些讨论组开辟了许多全新话题，这些话题尚未转化成为突破预算的议程或者令人生畏的政治。话题本身采取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大多数具有学术或政府背景的代表来说都很对胃口。但是民权老兵们却很抵触此类话题的吸引力，认为这是在转移视线，甚至贬低了民权运动多年累积的经验与目的。不过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公开反对讨论焦点的转移，其中包括安德鲁.杨。杨为黑人家庭结构辩护，认为这样的家庭或许确实不算正统——通常母亲、祖母与表亲的数量格外多，“不过没有父亲”——但是依然足够强大，不仅支撑起了民权运动，还托举起了充满活力的教会机构。“我们没有被剥夺家庭生活，”他告诉记者。“我们被剥夺了正义、教育以及工作。”

一个笑话缓解了努力保持礼貌专家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我得到可靠消息，”一位会议主持人宣布，“不存在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的人。”此言一出台下哄堂大笑。笑声证明了会场内外充溢着种族因素的热烈传言确实全都指向莫伊尼汉。在闭口不言地度过了会议第一天之后，莫伊尼汉在第二天打破了沉默。有人认为他研究黑人家庭是为了解释沃茨骚乱，莫伊尼汉不同意这一评价，并且提出了“基于个人特权的观点”。纽约新教理事会的本杰明.佩顿博士（Benjamin Payton）承认该报告在骚乱发生前几周已经完成，并非马后放炮。但是他依然针对报告提出异议，认为莫伊尼汉报告搞错了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他还引用并且批驳了报告提出的论点，即“黑人社区弱点的根本来源”是家庭恶化而不是种族歧视的遗留问题。激烈交流再一次退回了三两成群的窃窃私语当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新闻媒体将这位打着蝴蝶结的新卫斯理大学教授本人包装成了民权象征。《华盛顿星报》宣称莫伊尼汉是 “权利会议上的‘非人’”——报纸的头条新闻是 “莫伊尼汉明显遭到忽视”。这篇报道借用了黑人小说家拉尔夫.埃利森的套路。埃利森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塑造了一个深陷无形牢笼的黑人形象，并且将无形牢笼描绘成了身为黑人的核心体验，《华盛顿星报》则将牢笼里的受困者替换成了一位白人学术明星。

会议进程如此不顺利，气得约翰逊总统憋了一肚子火。种族问题峰会陷入僵局令他心烦意乱，关于莫伊尼汉的宣传令他不胜其烦，但是最令他感到反感的还是来自不守规矩的民权领袖的挤兑。在总统看来，民权是一项必须从长计议的艰难事业，而民权领袖们却不愿向政府报以长期发展所必需的政治信任。约翰逊对麦克乔治.邦迪大发雷霆道：“他们硬生生地闯进来，当着上帝的面在白宫占据了一席之地，嘴里嚼着开胃菜，一手拿着威士忌，另一手拿维尼香肠，另一边还在扒了光膀子耍豪横，大吵大闹地说什么一定要投入一千亿美元。”为了先发制人，白宫员工在会议期间散布了许多半真半假的谣言，例如街头的反战传单将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四名参会代表列为了新一轮反对越战游行的支持者，总统对此怒不可遏，很可能提前叫停会议。此类警告固然吓得参会代表们全都不敢利用白宫平台批评政府将军事行动当做优先事项，但是在压制异议的同时也让心存乐观的人们纷纷寒了心。随后传来的战情通报更是让约翰逊的心情越发沮丧。11月24日星期三，总统发表了写给前线部队的感谢信（“人无法像继承土地那样继承自由”）。五角大楼则在这一天公开证实有240名美军士兵死在了在德浪河谷，470人受伤。尽管五角大楼的通报十分低调，但是这个死亡人数毕竟达到了此前每周最高死亡人数的三倍，使得1961年以来的越南阵亡美军人数上升到了1300人。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在白宫记者们面前进行了一番被记者们称做“自发的、相当个人化的描述”，表达了约翰逊总统面对这份名单时的痛苦煎熬。这番描述与另一则堪称奇迹的故事一起成为了感恩节新闻的主角。在奥尔巴尼空地战斗七天后，后续美军发现了一名遍体鳞伤踽踽独行的士兵。很快南卡罗来纳州考德市的当地报纸就收回了托比.布拉夫博伊（Toby Braveboy）的讣告。布拉夫博伊是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后裔。因为伤口坏疽，他失去了一只手的绝大部分，但是终究捡回了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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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星期六，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举行了一场三万人的反战集会。这场活动暴露了反战抗议的危险心理。活动开始之前，隶属于越共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LF）就从越南发来电报，阮友寿主席祝愿本次示威活动取得“辉煌成功”。这封贺电进一步保证了美国主流政治家全都对这次活动避之不及。柯瑞塔.金参加了本次活动。马丁.路德.金对于妻子的演讲稿赞扬有加，但是取消了他本人的发言计划（柯瑞塔劝告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是民主承诺使得美国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国家，“尽管阿拉巴马州与越南都遭受了炸弹袭击，但是这一点依然千真万确。”) 。来自健全核政策国家委员会的活动组织者试图为本次活动树立温和的形象。他们向参与者提出了着装规定，还建议了十七条谨慎的抗议口号，例如“监督停火”与“停止轰炸”。尽管有少数人不顾规定，打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而不是美国国旗游行，但是《纽约时报》依然认为本次示威的参与者当中“婴儿的数量多于垮掉一代，家庭团体多于四重奏民谣乐队”，并且温和地嘲讽了举止优雅的抗议人群的温顺作风。老迈年高近乎失明的著名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在讲台上宣布他想要清洗而不是焚烧美国国旗：“我宁愿看到美国拯救她的灵魂而不是她的脸面。”儿科名医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则认为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名誉损失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对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打击力度。

集会组织者否决了若干位在他们看来过于尖锐或者意识形态倾向过于明显的发言人，包括诺贝尔化学奖与和平奖双料得主莱纳斯.鲍林与非学委的鲍勃.摩西。这一决策在新生的反战团体中引起了内讧，反对者认为反战运动不应当针对自身成员发动“麦卡锡式”的忠诚度测试。此时的摩西仍然没有从二月份的崩溃当中走出来，仍然坚持让别人用他的中间名帕里斯来称呼他。得不到公开演讲机会的摩西与愿意倾听的反战运动支持者私下交谈了起来。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不少南方白人都在为美军前往越南杀戮“黄皮猴子”的行径辩护，这样做的理由与他们纵容民权义工谋杀凶犯的理由相同——受害人威胁到了他们的文明——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在一边为战争辩护一边反对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为了推进爱国自由。他指出，约翰逊总统将暴力归咎于孤立的极端凶徒、三K党人乃至共产主义者，而他自己却把全体越南人定义为机器人一般毫无人性的渗透破坏份子，必须采用大规模暴力来应对，哪怕他们渗透的明明是自己祖祖辈辈生长于斯的土地。“当整个国家都有病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摩西问道，他想知道是否有什么契机可以 “唤醒这个国家，就像南方开始被唤醒那样”。（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刚刚体现了难得一见的公平立场，推翻了摩西因为于1961年在麦库姆首次举行非暴力游行而背负的刑事判决。当时摩西首先承受了暴徒的殴打，然后又因为“暴力、吵闹、攻击行为”的指控接受了颠倒是非的奥威尔式审判。） 当年他离开纽约，成为了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州的孤独先锋。如今他以同样的坚毅精神审视了面前的残酷悖论：“我希望这个国家对自己不那么自信，好让它不再为了输出我们的制度向其他国家开战；不过同一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我希望这个国家对自己更有信心，好让它敢于公开承认自身存在真正的问题，而且必须努力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一位得到认可的演讲者像摩西一样在催眠式的自我审视当中苦苦挣扎。他想知道一个自从1932年以来一贯执政进步的国家如何能派遣二十万年轻士兵涌入亚洲，“在最可疑的战争当中杀戮与死亡”，同时又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在南方部署了第一百名联邦选民登记员。“你们怎么看？”民主社会学生促进会主席卡尔.奥格莱斯比喊道，他是一个三岁幼儿的父亲，本职工作是密歇根州本迪克斯电器公司的技术文献写手。奥格莱斯比调查了从杜鲁门与肯尼迪一直到目前正在“研究地图、下达命令、按下按钮、统计死亡人数”的领导人们关于越南问题的承诺。他提到了邦迪、戈德堡、麦克纳马拉、罗斯克、洛奇以及约翰逊总统：“他们不是毫无道德的怪物。他们都是可敬的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而且我确信，我们今天在这里抗议的许多人也是如此。”

奥格莱斯比大声地摸索着一套全新的忏悔词汇，以此控诉处于顶峰的自由主义。他把祸根归结为消费了全世界一半商品的美国小市民的物质腐败：“生来明明拥有道德，但是却沉迷于偷盗而来、或许根本用不着的奢侈品，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行径啊。”他为自由主义找了一项对应物，即在世界范围内安慰了种族隔离心理的发育不良的认知。“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由年纪轻轻、眼睛明亮、心地坚硬、腰身纤细、脑袋削尖的化妆艺术家组成的国家，”奥格莱斯比控诉道。“一个没长胡子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国家——我可以这么说吗？”他声称称自己是个激进分子，承认对于战争的痛苦忧虑听起来 “非常反美"，然后大声喊道：“”不要为此责备我！要怪就怪那些口口声声宣扬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却用实际行动伤害我的美国心的人们吧。” 奥格莱斯比很快就结束了演讲，礼貌地离开麦克风，迎着持续不断的掌声走进了正在四散而去的人群。集会协调人桑福德.戈特利布（Sanford Gottlieb）像祝贺获胜拳击手那样一把举起他的手臂，自发地向他表示敬意，这一举动令他既惊讶又困惑。新闻报道忽略了奥格莱斯比的发言，因为此时他还没什么名气。但是对于活动家们来说，这场演讲标志着一个“新左派”身份的诞生时刻，选择这一身份的年轻白人经受了民权运动的影响，正在采取关于越南问题的独立立场。

这次反战集会两天后，在安溪美军据点的一座戒备森严的军用帐篷里，来自美国本土的高层代表团听取了哈罗德.穆尔上校的汇报。穆尔直截了当地讲述了X-射线降落区的战斗经过，并且宣称敌军的纪律之严明几乎等同于自杀式的狂热。在汇报结尾他说道：“长官，这就是我的陈述。”迎接他的并非进一步详细质询，而是死一般的沉默。确定了装备落后的越军具备顽强的战斗意志之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太平洋舰队司令以及四位联席会议成员中的两位的陪同下无言地点点头，与穆尔握了握手，就这样离开了安溪。临行前威斯特摩兰将军向他提出了一项机密请求，要求在国家预算已经承诺但是尚未部署或者提供的二十万部队之外再增派二十万部队——基于当前每月两军各自的减员比例，他认为这样做对美军有利。麦克纳马拉回国后则声称自己此行遭受了“粉碎性打击”。美国人向来以有志者事竟成的冲劲而自豪，但是这份国民性格却并未在越南战场上为他们带来称心如意的胜利，意料之外的幸运也没有眷顾他们。随着预计的伤亡数字转化成如同庄稼归仓一般累积的尸体，麦克纳马拉苦涩地告诉约翰逊总统，根据他与最近经历过战斗的战地指挥官——“特别是第一航空骑兵师”——的亲身接触，“我的个人判断认为实际情况至少要比我意识到的更加严重。”

在华盛顿，远方战争的支持者依然很有信心解决几个次要的附带问题。乔.艾尔索普在安溪简报当天的专栏当中发现了某种“关于民权运动下一阶段的严重且上涨的焦虑”。他报道称白宫官员对于莫伊尼汉报告遭受冷遇感到震惊，“他们发现自己很难与民权运动领导人用同样的语言交谈。”艾尔索普赞同他们的观点，即黑人代表“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只会一味抗议以及针对联邦倡议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他们的主题是不公正，而不是针对不公正能做些什么。”同样，专栏作家罗兰德.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也指责说“黑人激进分子的尖锐呼声”主导了研讨会，“把莫伊尼汉报告提出的问题扫到了桌子底下”。这份报告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黑人男性的缺位、黑人女性的支配地位、黑人家庭生活的崩溃以及黑人婚外子女的加速增长”，如今这份功夫却遭到了不屑一顾的浪费。 他们的专栏“民权灾难”宣布，这次为期两天的活动是约翰逊政府“闪亮的两年历史”当中最令人沮丧的失败。“来到华盛顿讨论黑人社会混乱的白人知识分子被这种蛊惑人心的做法惊呆了，”他们总结道。“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心灰意冷的自由主义者暗暗暗示，都怪一小撮激进白人作祟，鼓动黑人去寻求无法实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