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沃茨报告的标题《城市暴力——结束还是开始？》提出了鲜明的警告，然后在正文当中做出了骇人的回应。文中使用的字眼通常都会被政客们避之不及，胆敢使用此类词汇无异于政治自杀。12月7日的《纽约时报》宣称：“麦孔委员会敦促以‘昂贵且极端’的方式处理问题。”报纸新闻强调了针对教育、交通以及就业进行大规模改进的要求。委员们发现，几乎全部114所没有校内食堂的洛杉矶小学都位于少数族裔居住区，他们认为这些学校缺少师生食堂的现实与“低下得令人震惊”的考试成绩之间存在相关性。他们发现沃茨居民面对着巨大到无法估量的工作短缺——文中引用了一位青少年证人的无奈嘲笑：“上了学又有什么用？”另一项相关事实在于只有极少数（14%）沃茨居民拥有汽车，其他人都难以前往远离沃茨的地区工作。雪上加霜的是，芝加哥还是美国唯一没有补贴公共交通的主要城市。报告警告称，除非美国公众采取“革命的态度”，否则八月的沃茨骚乱仅仅是“暖场节目”。

贝亚德.拉斯廷也给出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并且在文中宣称麦孔报告虽然写得很聪明，但却似是而非，其立足点仅仅略高于肤色分界线，究其根本而言无非是炫人眼目的烟花而已。他的报告首先批驳了委员会针对沃茨骚乱的基本描述：“毫无理智的破坏怒火……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种族骚乱，而是一场爆炸——一种无形的、极其无意义的、完全没有希望的抗议——参与者仅仅是少数，却给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拉斯廷引用了麦孔委员会调查员的调查结果来反驳委员会的结论。他认为沃茨骚乱当中的暴力并非随机发生，骚乱者一直在攻击五种类型的商店，其中又以当铺与食品市场首当其冲。骚乱期间没有人试图从药店偷取麻醉品，遭到打砸破坏的酒类商店也比存货遭到劫掠的酒类商店多得多。他引用了报告中的原话：“没有住宅遭到故意烧毁。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建筑遭到的破坏都很小。某些类型的商业机构，特别是加油站与汽车经销商基本上没有受损。”对于深受甘地教义熏陶的拉斯廷来说，沃茨的暴力事件自然大错特错，不过错处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是自我戕害，其二是为委员会按照种族区分受害者的做法提供了开脱借口。麦孔报告将三十二名死于暴乱的黑人全部归于“正当杀人”的名目之下，却逐一辨明了三名白人死者的身份（并且忽略了其中两人死于同伴误伤的事实），还按照职业或者服务部门细分了白人伤者。拉斯廷尖刻地指出：“要想意识到（1032名）伤者当中约有85%是黑人，我们必须自己做算术才行。”

在拉斯廷看来，暴力给麦孔委员会提供了掩护，使其得以粉饰针对威廉.帕克局长所代表的洛杉矶警察部门的核心投诉。麦孔报告声称：“许多黑人觉得他对黑人社区怀有深切仇恨。然而，帕克局长给予我们的陈述与附带证据——例如他对待黑人警官的公平记录——并不能表明他具有这样的态度。”委员会就这样驳回了在骚乱调查当中针对警局行为进行外部检查或者民事审查的要求，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警察的士气。拉斯廷则将这种粗暴的回避归结为战场敌对的心态。这种心态将黑人非人化，却将好斗的警官奉为标尺：“每个黑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黑人男子、妇女或儿童不曾在某些时候遭受过警察的错待。”

当前在大约八千警员的洛杉矶警队当中没有一个黑人的职级高于警佐，尽管在过去十年当中有将近二十名黑人警官在晋升受阻时利用下班时间参加了法律学校并且通过了律师考试。有两个曾经短暂晋升警佐的黑人警官后来都离开警队投奔了法律界，一位名叫伊尔.布罗迪（Earl Broady），另一位名叫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此人将会在1973年当选洛杉矶市长。布罗迪与麦孔都是沃茨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1962年，洛杉矶二十七号穆罕默德圣殿周围与内部发生了耸人听闻的警民冲突，多名黑人穆斯林遭到枪击、殴打与监禁。在马尔科姆.X的劝说下，布罗迪担任了这些穆斯林的辩护律师。此案过后他的职业道路持续走高，眼下成为了加州的一名法官。麦孔报告流露出了布罗迪法官企图与白人建制派休战的迹象，比方说报告并没有提到在沃茨暴力事件结束时，警方为了寻找武器或者暴乱计划再次凶猛而又徒劳地攻击了同一座圣殿。此外布罗迪法官也并未在报告当中基于个人经验解读沃茨黑人居民发自本能的团结。这一刻意忽略也许是为了抑制帕克局长的反驳，即黑人公民原本生活美满，都怪“异教徒”阴谋家策划了暴乱。不过帕克大体上还是坚持折衷立场：沃茨骚乱既不是正当诉求的错误表达也不是精心策划的颠覆阴谋，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意识暴力，就好比笼中动物的模仿行为。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人扔了第一块石头，然后其他人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也开始扔石头。”

拉斯廷警告说，麦孔委员会与莫伊尼汉针对黑人家庭的研究都采取了居心叵测的模棱两可立场。两份文件都“围绕黑人问题的正反两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者的最终观点很省事地将假想当中的种族隔离环境结束当做前提条件，两者都响亮而抽象地呼吁全面改革，两者都把对于民权的鼓励与“更复杂且更心软的……关于黑人的陈旧信条”混为一谈。拉斯廷的解释刊发在了小型知识分子杂志《评论》上面，不过在此之前莫伊尼汉早就已经成为了解析沃茨骚乱的尊贵国师。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关于新近发表的麦孔报告的特别节目当中表示：“记住，美国的奴隶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奴隶制。”他勾勒了黑人家庭承受的历史压力：“当他们离开乡村，离开农民生活，转而进入贫民窟时，他们的家庭就会破裂。”他还声称四分之一的现代黑人家庭都是女性当家。《纽约时报》12月12日发表了一篇简讯：“莫伊尼汉希望美国采取促进家庭稳定的政策”，其中引用了他的数据：哈莱姆部分地区44%的新生儿是私生子。莫伊尼汉告诉《时代周刊》，“我在地狱厨房长大，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我知道这种生活是什么样子。”

同一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节目当中，主持人劳伦斯.斯皮瓦克问道，新兴中产阶级黑人怎么就能摆脱莫伊尼汉报告涉及的家庭恶化统计趋势，以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踩着同样的阶梯逃离厄运。莫伊尼汉回答道：“有些人很幸运，有些人不幸运，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人及时离开了南方，有些人没有。”《黑玉》记者西米恩.布克（Simeon Booker）当场抗议称莫伊尼汉这是在假装客观中立，因为只要他愿意，他本来也可以侧重关注白人家庭日益增长的离婚问题，“让人们觉得他们才是国家健康的威胁。”布克主张种族矫正的责任必须落在白人头上，另一位嘉宾罗伯特.诺瓦克则想知道黑人是否会逃避自己的责任。莫伊尼汉毫不回避地当着全国广播公司观众的面回答了这两条责难：“这是美国的问题，每一位美国人都必须致力于此。”这套声音嘹亮的理论当中蕴含的闪电一般的能量已经让莫伊尼汉成为了最稀有的一类公众人物——社会学教授兼前任公务员，专门研究城市种族关系，在国家政治领域拥有光明的未来。

*【莫伊尼汉将会在1969-1971年间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顾问，于1973-1975年担任驻印度大使，1975-1976年担任驻联合国大使，1977-2001年当选纽约州参议员。】

&&&&&&

正当莫伊尼汉在公共平台大放异彩之际，罗纳德.里根的公共职业生涯也已经逼近了孵化期的尾声，即将破壳而出。去年三月，里根为竞选总统失败的巴里.戈德华特发表了一场全国性电视讲话，反响相当热烈，这位好莱坞演员趁势开始积极探索竞选加州州长的可能性。同一时期的伯克利的学生们则举起了“操”字示威标语，开始冲击言论限制的堡垒。这些零星自发的示威活动臭名昭著地偏离了为支持密西西比黑人而开展的校园运动，也为里根的话术提供了口实。里根无视了当时正在塞尔玛的“柏林墙”封锁线上纪律严明承受暴力的青年人，回避了这些青年为弱势群体争取投票权的全国运动的最高潮，躲开了围绕自由议题的激烈辩论，转而针对伯克利学生们的“伤风败俗”展开了口诛笔伐。在面向加州共和党人的演讲当中，里根统合了针对伯克利学生的蔑视与针对大包大揽的联邦政府的苛责。他嘲讽伯克利学生好比新生的婴儿，“一头只顾吃喝，另一头毫不负责。”

里根继续为戈德华特反对医疗保险（“社会化医疗”）与1964年民权法案的立场辩护：“如果我在国会，我也会投反对票。”他还谴责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侵犯了各州的地方控制权，“是对南方的羞辱。”然而更重要的是，里根聘请了政治顾问，从而让戈德华特基本盘以外的选民也能接受他的试探性演讲。政治顾问斯图尔特.斯宾塞（Stuart Spencer）与威廉.罗伯茨（William Roberts）曾经管理过自由派共和党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针对戈德华特的加州初选活动，两人建议里根为自己营造一副得体而又克制的形象，不要摆出咄咄逼人谁都不服的架势，因为这种风格已经过时了。因此里根宣称可以通过坚定的纪律将不守规矩的学生们拉回正途。他以南方温和派的灵活回避方式避免谈论民权问题，并且声称整个种族问题都“有点过时”。他把美国国内的自由描述成某种人们天然拥有的东西，这种自由不断受到国家政治威胁——但却从未得到加强。换言之他认为，说到美国在自由方面取得的一切进步，上至各位开国元勋、下至为了履行开国信条而投入巨量资源的当前政府全都寸功未立。里根宣称：“这个国家最初的政府是由保守派建立的。多年后林肯这样定义保守派：他们偏爱旧的、尝试过的事物，而不是新的、未经尝试的事物。”

里根无视了民权时代激起的爱国主义奇迹，只是单纯承认民权时代很自由，当然也很麻烦。他邀请听众摆脱对于种族藩篱的防御性焦虑；他指控民权运动人士与沃茨骚乱参与者以及外部敌人有瓜葛，以此贬低民权运动的无私见证声誉；他还谴责伯克利的反战示威是“绥靖的结果”。里根呼吁美国在越南“作出政治决定以取得胜利”，并且挥别对于持久战争的“愚蠢”担忧。他在十月声称：“以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在整个越南铺一层硬化地面，在上面画上停车带，然后还来得及回家过圣诞节。”

关于里根的早期报道经常拿着他的电影角色与竞选传记《其余的我在哪里》来调侃他。但是里根通过一百五十次饱经考验的演讲俘获了观众。他声称自己曾经是一个“血友病自由主义者”，后来转变成了公民政治家，对于专业经验或政府术语一无所知。即便如此，这位尚未得到共和党官宣的候选人还是依据紧紧抓住决定性中间选民的策略与极右翼组织约翰.伯奇协会保持了距离。里根斥责组织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因为此人居然声称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是共产主义者。里根认为这种言论“完全应受谴责”，但是他又谨慎地放过了该组织本身及其同情者，并且引用了J.埃德加.胡佛的保证：“联邦调查局没有调查过伯奇协会，因为调查局只调查颠覆性组织。”里根针对韦尔奇的精确攻击表明他拒绝与“那帮疯子们”混为一谈。他的员工认为这为他赢得了顺应主流道德的地位。十一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警惕地承认了他的和蔼魅力，标题是“汤姆.索亚进入政界”。

&&&&&&

就在里根正式参加1966年加州州长竞选前不久，胡佛局长正面临着一场潜在丑闻：联邦调查局在加州隔壁的拉斯维加斯擅自使用间谍手段的行径可能会遭到曝光。《洛杉矶时报》十二月的一篇报道披露了关于一场离奇阴谋的最初线索。文中指出，早在1963年弗里蒙特赌场酒店的老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安全技术人员追踪截获的信号，追查到了一家名为亨德森新奇公司的假企业。顺藤摸瓜的进一步调查摸到了十一位联邦调查局雇员头上，当调查人员发现他们时，他们正在监听亨德森店面内里隐藏的众多窃听器。弗里蒙特随即针对这十一人提起诉讼，金沙酒店与沙漠酒店也很快加入了进来。案情的曝光引发了针对执法人员非法入侵的骇人指控——“联邦调查局因使用‘窃听器’而面红耳赤”——联邦调查局总部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原告与公众要求调查局要么承认这些探员的行为纯属自行其是恣意妄为，要么出示合法的监听授权证明。胡佛迅速派遣助理局长迪洛克去见司法部长。事后迪洛克向调查局总部汇报称：“我告诉卡岑巴赫，显然现在不是窝里斗的时候。我想确定他完全理解前司法部长肯尼迪对于窃听器的批准。”

卡岑巴赫试图安抚迪洛克。他预测拉斯维加斯诉讼的原告律师、华盛顿律师界的明星爱德华.本尼特.威廉姆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肯定会选择在对簿公堂之前就达成庭外和解，因为他的客户弗里蒙特赌场酒店并不干净。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家赌场与有组织犯罪团伙合谋转移赌场盈利的问题，赌场肯定不希望因为这场官司将这种事张扬出去。对于卡岑巴赫来说，本案的更大教训在于提醒政府方面，偷偷摸摸的窃听只会让威廉姆斯这样精明的辩护律师抓住可趁之机，使其能够找出政府的不当行为，从而挫败政府公诉（胡佛早就将威廉姆斯贬低为“骗子”，因为威廉姆斯惯于提出令公诉方痛痒难耐的证据开示动议）。迪洛克拒绝接受司法部长的安抚，并且声称本案的威胁首先是政治威胁，其次才是法律威胁。与卡岑巴赫不同，他知道威廉姆斯很可能通过另一位客户的刑事诉讼上诉获得调查局的窃听记录。万一让他得手，必定后患无穷。却原来调查局在窃听沙漠酒店行政套房的时候无意中录下了一位华盛顿说客弗雷德.布莱克（Fred Black）的言语。一旦录音遭到公布，布莱克这个本来与案情无关的第三方就会卷入此案，还不知道要平添多少变数。更糟糕的是，这位布莱克还是前参议院助理鲍比.贝克（Bobby Baker）的商业伙伴，而贝克则是约翰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腐败人物，而且早在约翰逊搬进白宫之前就一直是约翰逊家族的隔壁邻居，这样一来就连总统本人都有可能遭到本案的牵连。更更糟糕的是，威廉姆斯很可能通过连带的证据开示发现联邦调查局故意在布莱克的华盛顿酒店套房里也安装了窃听器。如果说针对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进行窃听是为了打击黑帮，只是一不小心顺便录下了布莱克的言语，那么在华盛顿进行窃听则过于政治化，毫无开脱的借口。

面对如此严重的潜在后果，迪洛克依然毫不畏惧。他坚持认为窃听事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想要毁掉约翰逊总统以及联邦调查局的野心。他阴暗地指出威廉姆斯是肯尼迪的朋友，而肯尼迪的前新闻秘书埃德.古斯曼（Ed Guthman）曾为《洛杉矶时报》工作。迪洛克后来报告说卡岑巴赫听到这一指控时“似乎感到相当震惊”。卡岑巴赫试图向迪洛克保证，尽管他最近努力禁止窃听器，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也参与了窃听器的使用。另一方面司法部长又表示，他确实相信罗伯特本人的私人声明，即自己在担任上一任司法部长期间从未授权任何窃听器的使用。迪洛克警告卡岑巴赫不要提起这一点，以免激怒胡佛。然后为了做好战斗准备，他还传唤了曾经担任罗伯特的联邦调查局联络官的考特尼.埃文斯。自从达拉斯刺杀事件之后，胡佛就解雇了埃文斯。肯尼迪总统的殒命致使司法部长罗伯特沦为了跛脚鸭，于是胡佛趁机通过这一举动肆无忌惮地宣扬自己对于罗伯特的蔑视。尽管如此，埃文斯依然感到自己不得不赶在圣诞节前夕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受长时间审问。

迪洛克和同事们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得知，罗伯特.肯尼迪从未在批准窃听的文件上签过名，因此不能用这一点来对付埃文斯；调查局甚至无法证明罗伯特曾经意识到调查局采用了窃听器而不是正式得到批准的电话窃听，因此也没法在这个方向下手。他们只能软硬兼施地逼迫他同意调查局的说辞：罗伯特应该已经在未被告知的前提下察觉到了某些调查局报告的特殊情报来源。内心极其矛盾的埃文斯——“在他的回忆被刷新后”——终究向联邦调查局的立场做出了让步。迪洛克向埃文斯出示了一份来自芝加哥的骇人听闻的情报报告备忘录，然后逼问埃文斯对此有何说法，“他承认肯尼迪表示不希望知道获取情报的地点或者来源。”埃文斯承认这些高度敏感的文件确实包含许多含混之处，迪洛克抓住这一点把他当成了罗伯特与调查局串通一气的重要证人：“他确实承认，肯尼迪肯定知道我们的信息来自窃听器。”联邦调查局官员将这一推断当成了下一步反击的基础。他们首先声称罗伯特对待窃听器的态度是普遍默许，而不是针对具体的窃听器做出可供核实的批示，然后又将这所谓的不闻不问等同于了授权或者合法程序方面的骇人缺失。就这样，联邦调查局毫无愧怍地抓住这一丝追溯性授权责任，将其变成了积极防御的盔甲。迪洛克建议胡佛，卡岑巴赫与罗伯特“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把我们扔出去喂狼。”因此调查局必须谨慎地通知他们，“我们清楚地知道事实，并且将会毫不犹豫地在必要时刻运用这些事实。”

&&&&&&

非学委的一份记录备忘录开篇写道：“圣诞节后的第三天，格洛丽亚.拉里来到纳尔逊街360号的亚特兰大非学委办公室寻求帮助。”该文件记录了两个方面的震惊反应。首先，谁也没想到朗德斯县民权项目会直接跑到亚特兰大总部寻求救援，因为非学委总部此刻自身都难保，背负着着十万美元的债务，电话即将欠费停机，并且已经拖欠了好几位工作人员的微薄生活津贴。志愿入狱的能量与金库都已耗尽，一份内部通知警告称：“约翰.罗伯特.刘易斯已经疲惫不堪（我也是）。”刘易斯主席发表了一份忧郁的年终声明，宣布1965年的奇迹成就到了年底已经暗淡了下来，“我们面临着有法不依的困境……种族主义的伤痕如此之深，以至于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第二，谁也没想到朗德斯县民权项目会选择拉里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前来执行走投无路之际的求援任务，因为拉里是个新员工，同事们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举止优雅而不是作风坚毅。此时的拉里早已面容憔悴，这也强化了她带来的险恶警告：新近完成选民登记的黑人佃农正面临着可怖的困境。已经有二十个黑人佃农家庭遭到了白人农场主的驱逐，他们没有钱搬家，也没有亲戚陪伴，其中至少有八个家庭已经沦落到了露宿野外的地步。拉里从非学委的秘密应急基金中征用了两千美元，乘坐一辆满载救援物资的大篷车赶回了阿拉巴马州。她走后的总部备忘录记录到：“朗德斯县已经下了三个星期的雨。已经购买以下物资以保护被驱逐的家庭免受风吹雨淋：十顶过剩的陆军帐篷，六十张小床，以及十二个大肚火炉。”

卡迈克尔留在亚特兰大开除了一名手脚不干净的员工，他发现此人居然从遥远的白人支持者那里索取乃至窃取危机捐款。“请确保他们不要再给尤金送一分钱，”他敦促募捐者们尽快将这个害群之马赶出民权队伍，并且痛苦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诈骗目标包括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夏季志愿者哈罗德.萨伯斯坦拉比，甚至还有乔纳森.丹尼尔斯的母亲。另一方面，卡迈克尔还设法在罗西.斯蒂尔的地产上——蒙哥马利大进军第二晚的营地就来自此人的慷慨捐赠——为遭到驱逐的农民争取了一片棚户区用地，然后召集人手挖厕所，铺设木板地板，搭建帐篷。12月30日星期四，许多非学委员工都来到工地上帮忙。令卡迈克尔颇为惊喜的是，萨米.扬格也来到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地告诉卡迈克尔：“这根弦我是松不下来了。”尽管过去几天他一直努力将心思放在学习上，不过最终还是认定民权运动已经“渗透了我”，还透露他希望在塔斯基吉周围的家乡县区组织一个独立的“黑豹党”。

这片简陋的栖身之所吸引了外界的零星注意。1966年元旦当天《纽约时报》宣布：“‘帐篷城’在阿拉巴马州的田野上拔地而起”。《黑玉》则强调了当事人的困境：“被驱逐的农民在朗德斯的烂泥床上打滚”。这两篇报道都记述了棚屋区大锅里的水要从邻近水井里打出来，也都将紧张局势升级归因于当地权力机构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基础正在动摇，大约一千九百名新近注册的朗德斯县选民已经让当地黑人拥有了逼近白人的投票力量。新选民杰克.克劳福德（Jack Crawford）的照片出现在了一篇关于联邦登记员的杂志文章当中，之后他就遭到了驱逐。新选民阿曼达.格洛弗（Amanda Glover）自从1931年1月20日以来一直居住在同一座种植园，这次她也遭到了驱逐。她说她的丈夫太害怕投票了，“但是他本来可以继续登记，这对他很有好处。”新选民安娜贝尔.斯科特（Annabelle Scott）与她的丈夫、四个孩子以及几个孙子一起搬进了棚户区，其中一个孙子很快就感染了肝炎。朗德斯县民权运动老年组的中坚力量威尔和玛丽.简.杰克逊夫妇在面向80号公路的帐篷营地里占据了一张小床，这里很贴近他们在3月22日迎接蒙哥马利大进军队伍的地点。当时他们在路旁翘首期待许久，终于看到马丁.路德.金率领的队伍如同圣经当中的海市蜃楼一样由虚转实，起初只是远方的斑点，最后终于来到了他们身边。卡迈克尔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完成选民登记的人们全都经受了永远的改变。当地领导人约翰.胡莱特同意这一说法。他告诉记者，“朗德斯县的人们无论是生是死都会提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这是一定的。”

1月2日星期日，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坐在莫比尔的讲台上，与家乡的东道主们一起聆听美国现任司法部长的历史性讲话。台下足有四千五百名听众，黑人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根据《投票权法案》预测了“新的解放”，以此纪念奴隶制正式消亡一百零二周年。在后台，沃尔特抓住机会就几个县针对新选民的报复行为向司法部长进行了简短咨询。卡岑巴赫再次公开承诺司法部将对恐吓选民的行为提起诉讼，并建议如果佃农能够拿到治安官的正式驱逐令而不是按照农场主的要求老老实实搬出种植园，那么他们的宣誓书将会成为更有力的证据。不过接下来他又谨慎建议沃尔特仅仅将他的话当做法律推测而不是代表美国的承诺。《黑玉》注意到了动荡的种族政治的另一个细节：莫比尔的白人报纸拒绝在解放日仪式上展示卡岑巴赫的照片：这或许表明了当地政治风气的转变：从前攻击白人官员的手段之一就是宣扬他与黑人的合影，这种手段或许正在遭遇冷落，因为与白人官员合影也意味着黑人的荣誉，特别是现在这些合影当中的黑人全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继续宣传这些照片对于白人至上主义者们来说或许得不偿失。

1月3日是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阿拉巴马州的许多法院都挤满了赶来登记的黑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下午时分抵达塔斯基吉，调查从亚特兰大非学委办公室转来的两起投诉。吉米.罗杰斯首先报告说，梅肯县的一名登记员一口气拒绝了一百多名黑人申请人，然后冲着当天负责护送申请人萨米.扬格威胁说要“把你的内脏洒在地板上”。显然他意识到继续拖延只会促使司法部在梅肯县部署超额的联邦登记员，并且感到十分恼火。扬格沿着申请者的队伍躲开了他的威胁，并且在四点钟时补充说当地登记员又重复了同样的话并且展示了一把刀。

接近当天午夜时分，梅肯县的自由之家接到了好几通语气激动的电话，电话那头声称在塔斯基吉长途汽车站围拢了许多警察，附近还有一辆熟悉的汽车。自由之家的员工们这才隐约意识到扬格出门买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再也回不来了。罗杰斯是辨认他尸体的人之一。扬格脸朝上躺在一片血泊旁边，血流从他的头部蔓延到脚下，他的一只手臂垂在一根高尔夫球杆上。目击者说，事发之前曾经有一名老年服务员拒绝让扬格使用加油站专供白人使用的洗手间，听上去两人似乎发生了争吵。扬格原本已经开车离开，突然又停了下来并且走回去继续争吵，但是服务员马文.塞格雷特（Marvin Segrest）掏出了手枪。扬格跑到对面的街上，冲进一辆坐了一半人的灰狗巴士，从运往亚特兰大的行李当中抽出一根高尔夫球杆，然后多次上车下车与对方相互叫骂。塞格瑞特开了一枪，灰狗巴士飞驰而去，扬格徒步逃离，再然后第二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脑。塞格斯特声称自己只想“吓唬吓唬他”。警笛嘶鸣在黎明前夕惊动了塔斯基吉校园的大部分地区，几乎聚拢了所有分散在阿拉巴马州的非学委员工，唯有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宣布自己哪里都去不了。他告诉詹姆斯.福曼：“我刚刚买了三瓶酒，为我自己喝了一瓶，为萨米喝了一瓶，为乔纳森.丹尼尔斯喝了一瓶。”周二有两千多名学生在塔斯基吉游行。第二天许多人带着一份列有八项要求的清单返回了这里——要求包括起诉塞格雷特以及提供机会让“更多的黑人能够在市中心工作”。他们的集会地点是法院草坪上的罗伯特.E.李雕像附近。

在亚特兰大，南方的非学委员工进行了一场旨在制定对策的马拉松辩论。有人主张发起新游行来争取更多民权立法，其他人认为这样的反应很乏力。有人提出要同时谴责扬格谋杀案与越南战争，这项提议同样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过于牵强，最好分开处理。这项反对意见又招致了一连串的反驳，这些驳论难免让人想起鲍勃.摩西当年的论断：种族问题倾向于用自欺欺人的征服来腐蚀民主价值观，在国内与国外都是如此。这样一来人们关于声明的顾虑又转向了赤裸裸的实际层面。领导人警告说，非学委如今几乎破产，万万不可鲁莽行事。针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攻击将会引发激烈反对，扼杀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捐款，还会掩盖对于萨米.扬格之死的关注。一些人担心他们已经投票支持了非学委公开反对战争的立场，但是非学委却怯懦地从未将这一立场落到实处。另一些人则预见到，如果没有与越南战争扯在一起，任何关于扬格之死的声明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人欢迎格洛丽亚.拉里的志愿努力，她在1月6日星期四之前将非学委的普遍想法提炼成了一份草案。文章开篇宣称：“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所谓关心越南人民自由的说辞纯属欺骗。萨米.扬格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遭遇谋杀与越南农民在本国遭到杀害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要问：美国自由斗争的征兵体制在哪里？我们鼓励那些宁愿把精力用于在美国国内建立民主的美国人……他们完全知道这可能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在越南一样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