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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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月31日约翰逊总统下令重新开始轰炸以来，每天的头条新闻都会激起敌人与分裂的战争气氛，淹没了民权的和解平台。在参议院针对越南问题举行第一次电视听证会的当天下午，约翰逊在白宫卧室里命令国务卿罗斯克拉上南越盟友去参加一场中太平洋国家元首峰会，可是却不肯承认如此突然的想法究竟源自何处——“我不想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两天后他突然大张旗鼓地飞到了火奴鲁鲁。此举显然仿效了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著名会议。利用军事政治的军号嘶鸣在新闻报道当中压倒了公众对于战争的审视，这正是约翰逊的意图。然而参议院的听证会一直持续到了二月。约翰逊在私下里斥骂这些听证会是“非常、非常灾难性的突破……他们把脏东西直接倒在了电视上。”他咆哮着斥骂反对与拥护战争的政坛两翼居然都在追求公开曝光，反战派代表富尔布赖特主席对于整场战争都抱有学究式的怀疑，主战派则凶猛地高呼要在亚洲全境与共产主义阵营展开军事决战。约翰逊把后一种危险简略地称为（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轰炸中国”。他在一次国会招待会上平淡地问道，为什么“持有不同意见的美国人不能在私下里表达异议”。

与政界平行演进的冲突也正在每一个半点播出时段撕扯着各家电视台的主管们。在2月8日当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相互竞争的多家电视台不惜一致推掉广告收益丰富的热门节目，播放了朝鲜战争英雄、越战评论家詹姆斯.加文中将（James Gavin）在参议院的证词，以及约翰逊总统从檀香山返回的消息。国家广播公司两天后播出了完整的富尔布赖特听证会录像。唯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坚持在上午十点重播《我爱露西》，然后是《真正的麦考伊》和《安迪.格里菲斯秀》。哥伦比亚新闻部的高管们眼看着国家广播公司的同行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纷纷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恳求上级修改节目表，播出乔治.凯南大使在参议院的戏剧性证词。凯南被普遍奉为冷战“遏制”政策之父，他在听证会上承认，如果没有美国的全面军事干预，越南将会在共产主义的旗号之下迅速统一，而且任何此类的合并“都将被中国和北越无情地利用……在世界舆论当中作为羞辱我们的手段。”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就算如此可悲的前景与正在发动的战争相比也是两害相权当中较轻的一端。但是没有人能够通过哥伦比亚电视台获悉凯南的论点。电视台总裁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在与白宫沟通过后坚定地支持播出日间喜剧，还在2月15日迫使抗议的新闻主管弗雷德.弗兰德利（Fred Friendly）辞职。这项解职决策本身就引起了极大争议，因为弗兰德利作为新闻职责的倡导者在促进重大公共问题辩论方面享有盛名。1954年他制作了爱德华.R.默罗的广播节目，帮助戳穿了参议员乔.麦卡锡的摄人魔咒。现在弗兰德利本人的失势则标志着在战争危机当中再度凸显了忠诚与异议的冲突。

为了巩固传媒界的支持，约翰逊总统冒险给《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打了一通秘密电话，希望得到跨党派的媒体支持。卢斯于1898年出生在中国腾冲的传教士家庭，一辈子都是共和党人，还曾经是罗斯福新政的激烈反对者。他构思了“美国世纪”的口号，他麾下的杂志帝国将其普及成了当时的常见用法。虽然卢斯很不待见民主党，认为任何民主党总统都无法合格地统帅美国领导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但他还是为约翰逊迄今为止的战争措施给予了粗暴的祝福：“我的肚子一点都不疼。”约翰逊向卢斯诉苦，表示三军统帅这份工作实在太不好干。卢斯表示同情，甚至还详细分享了一则来自童年经历的理论：他认为种族偏见妨碍了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牺牲，因为美国人认为亚洲“全是一帮黄皮中国佬，天知道谁是谁，他们不属于我们西方文明的任何一部分——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按照这套理论，约翰逊问题的“底层心理”在于蔑视东方人，因此他才不情愿向越南派遣“人员和财物”。这种蔑视无人宣扬但却普遍存在，卢斯在富尔布赖特以及其他国会议员内心深处都能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内心其实是这么想的。”

卢斯将传教士兄弟情谊当成了检验正义战争乃至民权圣战的标准。这是个相当冷僻的观点，不过总统很认可：“为欧洲白人或者亚洲棕人上阵冲杀，我看不出两者什么区别。”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认为切中了要害，”卢斯的回答倒好像是约翰逊首先提出了这个想法。“我认为这就是心理触发点。”不久之后，卢斯又打电话给约翰逊，赞扬了即将出版的《生活》杂志的特别栏目对于富尔布赖特听证会的反驳。这期杂志的主导社论题为“越南：值得胜利的战争”，文章认为战争结果取决于美国人是否有心投入。卢斯警告约翰逊总统，文中有一句针对他的友好批评：“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富有勇气与远见的政策竟然被解释得如此糟糕。”他表示自己想看到更宏伟的愿景，而不是对于防止灾难的必要性的喋喋不休；他的战争建议是“真正去做，不要无谓乱来。”总统将卢斯当成了心腹顾问，迫切询问对方如何能在不引起全国性辩论的情况下向越南派遣五到十万军队：“一个不想成为独裁者、只想做正确的事的人该怎么做？”卢斯回避了这个政治问题，表示自己不想献丑指教约翰逊这位寻求共识的大师，就好比他不会“指导我已故的祖母怎样从鸡窝里摸鸡蛋”。

另一方面，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短暂地介入了越战政治。他断断续续地旁听了富尔布赖特的听证会，坐在房间后排观察到了战争设计师与批评家之间的鸿沟，并且感到十分震惊。在听证会最后一天的电视转播镜头面前，国务卿罗斯克坚持认为越南是一场代理人之间的军事竞赛，目标是抵御共产主义大国的全球征服——“如果我们不明确我们的立场，那么和平的前景就会消失”。罗伯特在2月19日第二天早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注意到，人们虽然将“谈判”当做战争之外的替代方案，但是谈判二字的定义却模糊不清，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刺激人们仔细考虑一下谈判方案究竟意味着什么。罗伯特认为，既然南越与北越都不会投降，那么美国应该考虑与南越境内的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和责任”，利用他们来结束这场战争。当天下午罗伯特前去滑雪，据说他以为这样的试探性想法不会引起多大反应，但是各界反响却像闪电一般猛烈而又突然。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这番言论引起了普遍骚动。”《新闻周刊》声称罗伯特“像一枚阔剑地雷那样震动了政府”。罗伯特的朋友乔治.鲍尔和麦乔治.邦迪在国家电视台上谴责他的想法太过天真，并且引用他的兄长与已故前总统的言论来反对他信任共产党人的愚蠢行为。《纽约每日新闻》和《芝加哥论坛报》称他为“胡志肯尼迪”。副总统汉弗莱引经据典地嘲笑与越共结盟无异于往药箱里放砒霜，让消防队雇佣纵火犯，以及最有名的“将狐狸放进鸡窝”。罗伯特赶紧往回找补，宣称他坚决反对共产党接管南越。

2月23日，罗伯特与约翰逊总统一起乘坐总统专机飞到了纽约，一路上两人都很有职业精神地保持了尴尬的休战。落地之后两人与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同乘一辆豪华轿车前往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参加约翰逊总统领取自由之家奖的颁奖典礼。酒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聚拢了大约五千名反战纠察队成员，和平主义者A.J.穆斯特向佐治亚州的朱利安.邦德缺席颁发了“人民自由奖”，后者在当天重新竞选了佐治亚州的空缺州议会席位。正当约翰逊在大宴会厅即将发表获奖感言时，台下正襟危坐的宾客当中突然跳起一人，正是自由乘车者詹姆斯.佩克。不等约翰逊开口他就高声喝道：“越南和平！越南和平！”刚刚喊了两声就有一只手拍在了他的嘴上。特勤人员把他拖离现场并且拘留了六十天。

眼看着罗伯特遭到围攻，朋友们纷纷发声安慰。伯克.马歇尔在信中这样评价罗伯特的越共声明：“它之所以会给你带来如此剧烈的公众痛苦，是因为它言之有物。”一位政治战略家建议他今后评论越南局势时一定要“站在足够坚实的高水平层面上……多一点爱国修辞”，从而在唠叨无能的富尔布赖特阵营与“封闭情感以及心理”的麦克纳马拉之间重新获得独立立场，后者身为罗伯特的朋友一直在敦促他访问部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身为参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一直避免发表挑衅性质的越战声明，而是在军事领域之外寻找最艰巨的领导难题。他针对贫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他访问了南非，并且询问教会民权委员会的领导人罗伯特.斯派克如何与种族隔离堡垒内部遭到封杀的民主活动家结成微妙联系；他接受了来自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的访问邀请，尽管他承认当地人“恨我入骨”，而且他也确实收到了死亡威胁；与此同时胡佛坚决拒绝为他访问这两个州提供保护，甚至就连观察员都不肯派一名。司法部内部的秘密备忘录记下了胡佛的立场。

3月18日，正当金还在往返白宫的不规则路线上匆忙赶时间时，罗伯特来到了密西西比大学。在新近竣工的反叛者队球场上，他首先谈到了公众对于他此次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一日游的争议：“这边有人说我这次访问就好比狐狸溜进了鸡窝。而我的一些朋友们则认为更像把鸡扔进狐狸窝。”罗伯特首先利用自嘲式幽默打消了八千五百名观众的戒备，然后才切入演讲正题，也就是他所谓刚刚开始的爱国主义复兴。四年以前，詹姆斯.梅雷迪思经历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对抗戏码之后成为了密西西比大学的学生。在这四年间，密西西比大学总共招收了十三名黑人。现在罗伯特宣称：“我们必须创造这样一个社会，让黑人与其他美国人一样自由——自由地投票，自由地挣钱，自由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政治决策。”他引用了爱默生的话，即每个公民都必须在真理与安心之间做出选择。学生们三次为他起立鼓掌，部分原因在于钦佩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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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当晚，肯塔基大学野猫队在全国大学生篮球锦标赛四强赛当中以83比79战胜了杜克大学蓝魔队，第二天3月19日晚上就要冲击全国冠军。人们大都认为实力雄厚的肯塔基队此时早已将冠军收入了囊中，但是他们的对手却另有主意。这支来自埃尔帕索、名不见经传的得州大学西部队使出了令人震惊的怪招，在赛后掀起了激烈的文化动荡。西部队教练唐.哈斯金斯（Don Haskins）在赛后收到了四万封饱含敌意的辱骂信件，就连他自己的上司、得州大学校长在过去这个赛季也一直恳求他遵守体育礼仪——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派出三名以上黑人球员上场。多年以后，篮球历史学家弗兰克.菲茨帕特里克（Frank Fitzpatrick）回顾了那场历史性比赛的黑白影像：在马里兰州的新科尔体育馆，哈斯金斯当真派出了五名黑人首发球员与野猫队的五名白人球员对阵，此时可以听到录像当中传出了惊骇万分的嘘声，此外录像还拍下了观众席上飘扬的邦联旗帜，以及为了嘲讽西部队用墨水涂黑面孔的白人球迷。随着终场哨声响起，西部队以72比65的战绩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原本以为黑人打篮球无非是瞎胡闹的人们现在不得不强忍着一肚子不服重新评估今后的比赛策略。野猫队教练阿道夫.鲁普（Adolph Rupp）私下里抱怨肯塔基大学校长不停地打电话催他：“那个狗娘养的想让我在队伍里也安排几个黑鬼。我该怎么办？”

*【这一事件于2006年被改编成电影《光荣之路》（Glory Road）。】

身为执教生涯堪称传奇的“蓝草男爵”，鲁普确实有足够的底气抵制校方的要求。1950年鲁普的全白人球队输给了种族融合的纽约城市学院河狸队之后，肯塔基州议会就曾经下半旗致哀。当时就连全美职业篮球联赛都还施行种族隔离。鲁普于1972年退休时创下了全美大学篮球教练职业生涯当中获胜场次最多的记录，而且他带的最后一支球队依然完全由白人组成。然而就在1966年3月19日这场“改变美国体育的比赛”过后两个月，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就率先向黑人学生佩里.华莱士（Perry Wallace）提供了篮球奖学金，从此打破了东南联盟的肤色界限。到了1968年，阿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又将亨利.哈里斯（Henry Harris）招进校队，打开了第二个突破口。当时东南联盟总共发放了2236份体育奖学金，其中黑人体育生仅仅只有微不足道的十一人。诚然，每一位先驱者都遭受了排斥与压力（哈里斯于1974年跳楼自尽，年仅二十四岁），但是随后几十年不可阻挡的社会进步终究带来了一个运动员与观众都更为舒适的时代。到了1998年，肯塔基野猫队将会在一名黑人教练的率领下第七次赢得全国冠军，此时已经没人关心队伍当中究竟有几名黑人球员了。公众记忆淡化了社会进步进程当中的悲剧与尴尬，比方说密西西比大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干脆废除了田径队。田径比赛的输赢分秒量化人所共见，黑人选手与白人选手不必同场竞技也依然能分出高下，而且校方实在不想在接受种族融合与捍卫种族隔离之间二选一。在1968年至1976年的八年间，全国大学生篮球锦标赛规则委员会禁止在所有大学篮球比赛（包括热身训练）当中使用张扬且令人生畏的“扣篮”动作，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黑人球员的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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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约翰逊总统的挫折感自上而下地渗入了被越南问题挑拨得越加暴躁的国民情绪。总统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从不缺乏识人之能，但是现在他却动摇了起来。他派遣比尔.莫耶斯与富尔布赖特参议员深入交谈了一番，这才确定对方在私下与公开场合都反对军事撤退。莫耶斯报告说：“他承认没有解决方案，也接受了我们不能撤军的论点。”他的结论是，富尔布赖特“对于西方白人在亚洲的任何参与基本上都抱有失败主义的观点……他不可挽回地深陷怀疑，以至于完全没法跟他讲理。”约翰逊觉得富尔布赖特的反对意见简直要在自己身上磨出水泡。显然这位参议员也同意必须避免“失去”南越，那么他现在一门心思唱反调又所为何来？就像每一位民选领导人一样，富尔布赖特也会竭力回避风险。他含糊地暗示可以在越南展开谈判从而避免灾难——在约翰逊看来他这是故意装傻——同时又把他所有的怀疑现实主义矛头指向战争政策。总统气愤地指出，富尔布赖特主持的参议院调查相当于一次公开鞭笞，因为富尔布赖特知道，一旦派出了军队，政府的证人就不能继续模棱两可地发言。

异见人士使得约翰逊越发不安。他认为这些人破坏了美国在越南取得军事成功的微弱希望，却没有提供军事成功之外的诚实替代方案，因此这些人既不忠诚，又不实际，而且还不讲原则。总统抨击的这些行为与他的政治准则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现在他就像看手相一样探寻着这些异见人士的古怪动机。仅就富尔布赖特而言，约翰逊就下令汇编了他担任总统期间与对方的每一次个人接触——整整四页纸，按照场合分为午餐会、会议、招待会等等——想要搞清楚自己是否曾经在无意之间怠慢冒犯了富尔布赖特，以至于对方如今在越南问题上死活非得跟自己过不去。他指责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因为你那次该死的旅行”毒害了富尔布赖特——有一回富尔布赖特打算借用一架人人垂涎的总统专机飞往欧洲，但是曼斯菲尔德依仗资历将这项请求压了下来。3月2日，参议院就是否废除《东京湾决议案》举行投票，富尔布赖特与其余仅有的四名参议员一起投票支持废除这项决议，并且以92票对5票落败。换句话说，今后美国总统依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针对美国武装力量的任何武力进攻。也是在这一天，约翰逊声称自己从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富尔布赖特“正在经历更年期”，又从另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他“因为富尔布赖特夫人生病而精神错乱”。当天晚上副总统汉弗莱悄悄告诉约翰逊，富尔布赖特白天与他搭讪时“眼神很不寻常”，还要求汉弗莱找到离开越南的办法。汉弗莱声称富尔布赖特当时这样说道：“我们付钱给你就是为了干这个……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是最该死的战争。你就赶紧动手解决吧。”

汉弗莱接着说道：“我当时就这么看着他。我说，‘比尔，你——你怎么了？’他真的相当生气！。我觉得吧……他在这方面说得太多，想的也太多，以至于失去了判断力，总统先生。”

到了四月，富尔布赖特将会在演讲当中警告美国“正在屈服于权力的傲慢”。他说美国的军事存在正在把西贡变成“一个美国妓院”。约翰逊总统公开反驳说，在越南的权力带来的“不是傲慢而是痛苦”。

到了五月，总统将会谴责那些“紧张兮兮的娘娘腔们”一听到打仗二字就全身颤抖，还会在民主党同僚的晚宴上亲自嘲讽富尔布赖特。白宫助理哈里.麦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在第二天早上的备忘录当中勇敢地斥责总统不该出口伤人，“试图打掉富尔布赖特的耳朵”。他还补充道，富尔布赖特的“狡猾抱怨”当中埋藏着“骂不走吼不掉”的切实质疑。总统容忍了来自手下员工的罕见责备，并没有公开惩戒麦克弗森，只是一连几周都拉着脸不跟他说话。

此外总统还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存在纠结不已。新闻界很热衷于炒作总统与罗伯特之间堪比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敌意，甚至将两人描绘成了当年同时觊觎总统宝座的竞争对手。约翰逊向卡岑巴赫抱怨道：“鲍比是越南叛乱的幕后黑手。”不过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卡岑巴赫出面斡旋，促成自己与罗伯特之间的停战。约翰逊如数家珍地列举了当年自己如何忠于肯尼迪总统，从猪湾这样的灾难开始——“我没有逃跑，没有哆嗦，没有肚子疼，没有流眼泪”——一直到自己成为总统之后为了偿还肯尼迪家族的情分而做出的一系列任命与赦免——“他们要求的那些个破事桩桩件件我都照办了。”——结果到现在自己却遭受了“肯尼迪渗透”这场无端劫难，迎来了比约伯更为酸楚的下场。压力越来越大的约翰逊变得疑神疑鬼起来。他向德克.迪洛克列出了参加俄国大使馆鸡尾酒会的参议员名单，又在名单上添加了乔.艾尔索普以及其他罗伯特朋友的名字，并且忧心忡忡地要求联邦调查局在这帮人当中筛选出“从里往外钻洞搞破坏的王八蛋”。他对迪安.罗斯克低声表示自己怀疑罗伯特的影响正在驱使政府内部权力最大的肯尼迪时期留守人员陷入悲观主义乃至向异端靠拢，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有一天他（麦克纳马拉）说我们只有三分一的胜算，当时我就大吃一惊，”约翰逊感叹道，“在座的所有人也都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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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闻致使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越发刚硬起来。四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1966年的最初九十九天里有1361名美国士兵死亡，与前五年的累计死亡人数相当。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夺回蓬山地区的任务当中有六人死于一场三分钟的伏击。遭受伏击的第一骑兵旅军医汉克.托马斯发现自己的手臂颤抖不止，因为一颗子弹劈开了手骨。“糟糕，我要回家了，”他这样说道。他很快回到国内，在陆军医院接受了六个月的外科修复。养伤期间他眼看着美国社会的走向越来越奇怪，自己当年身为自由乘车者承受的集中敌意似乎从民权战线蔓延到了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在密西西比州华盛顿县，一群外地流窜而来的三K党徒坚信当地公墓的黑人棺材里囤积了大批枪支弹药，于是趁夜色闯进公墓，挖出了一具卑微农民的遗体。待到华盛顿县治安官厄尔.费舍尔（Earl Fisher）率领一队部下打着手电赶到挖坟现场时，三K党徒早已不知去向，徒留一具枯干尸骸暴露在手电灯光下，气得费舍尔满脸通红破口大骂。在路易斯安那州博加鲁萨，三位白人妇女在人行道上结伴而行，看到对面走来一位陌生人。三位妇女觉得此人眼神不善，必是民权义工无疑，于是当场将此人殴打了一顿。其实此人是一位意大利小提琴家，跟随那不勒斯的圣皮埃特罗室内乐团来美国巡演。在全国范围内，巴里.萨德勒上士的《绿色贝雷帽之歌》超过了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寂静之声》，成为了全美电台播放次数第一的歌曲。萨德勒无惧死亡的战歌合唱专辑还取代了披头士的《橡胶灵魂》，在全美销量排行榜上连续十三周排名第一。（由于约翰.列侬声称他的乐队“现在”比基督教更受欢迎，披头士的唱片遭到了电台的零星抵制与焚毁。列侬在3月4日发表的伦敦报纸采访当中表示：“耶稣很不错，但是他的门徒都是一帮庸碌愚夫。”）

其他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愈发粗野的趋势。《音乐之声》在1965年的后七个月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票房优势——马丁.路德.金的助手伯纳德.李声称这是金最喜欢的电影，金经常在繁忙的演讲行程当中抽空偷偷溜进电影院重温这部影片。1966年4月18日，《音乐之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彩色放映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赢得了最佳影片奖。可是最佳导演罗伯特.怀斯却注意到，自己这部影片的主题——浪漫地逃离丑陋的战争——正在面对一股强烈的抵制暗流。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半开玩笑地邀请评论家们“不妨看看我的新电影《圣保罗炮艇》，那部片子里的人们都被刺刀切碎了。”到了1967年，美国电影的标志人物从特拉普上校的家庭合唱团变成了大萧条时期的黑帮喋血情侣邦妮与克莱德。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在《雌雄大盗》的宣发广告当中大胆指出：“他们年轻，他们恋爱，他们杀人”。《新闻周刊》的影评人约瑟夫.莫根斯坦（Joseph Morgenstern）原本担心影片当中的慢动作枪战场面过于血腥，不过他很快就收回了自己的顾虑。

书评家们对于1966年一月出版的《冷血》争论不休，《纽约时报》称赞该书是一份“非凡、紧张、刺激、感人、写得极好的‘真实记录’——描写了一个理想的美国家庭如何平白无故地遭受了无法预见的可怕屠杀”，同时又对作者杜鲁门.卡波特的夸口表示怀疑——卡波特声称自己发明了“纪实小说”这一全新的文学体裁。一位英国作家称这本书不道德，因为该书对于现实杀人犯的同情一直持续到了他们从堪萨斯州的绞刑架上掉下来为止。卡波特很欢迎此类争议，因为在这一年间此类争议极大地抬举了他的非凡声誉。1966年感恩节这天，他凭借这份名望在纽约广场酒店举行了一场“世纪派对”，邀请各界名流佩戴面具前来赴宴，闻风而至的记者数量甚至超过了白宫国宴。不过在此之前还发生了一场规模远远更小的文学活动：詹姆斯.梅雷迪思为他在当年春天出版的种族融合回忆录《密西西比的三年》做了广告。他在四月份接受采访时尖锐地攻击了民权运动：“非暴力没有任何意义。美国是一个粗暴凶狠的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我钦佩金博士这个人，但是他的哲学与美国的生活方式不相符。他从来没有当过兵。他是一个专业的布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