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在东北地区大停电的前一天，金办了两件事。首先他给参议员威廉.富尔布莱特发了一封旨在“个人鼓励”的信，尽管他与富尔布莱特并不相识。其次他派遣了一名满面愧色的使者——他的父亲——去抵挡联邦调查局关于一起涉及领导大会的汽车盗窃案的调查。此时的富尔布赖特尚且没有在越南问题上与政府公开决裂，但是金根据自己对约翰逊总统的私人理解推断出了不少早期迹象。他很清楚公众对于不同意见的愤怒谩骂对于刚刚成为异见人士的新人们来说难免会造成令人晕头转向的冲击，尽管此类谩骂对于非暴力种族运动来说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日常负担。因此他认为于公于私都应该向富布赖特表示支持。“我相信你不会允许任何压力使你陷入沉默，”金小心翼翼地写道。（富尔布赖特对金表示感谢并且坦率地回答说：“我的影响力还不够大……对于现在遵循的政策做不了什么。”）另一方面，金老爹勇敢地走进亚特兰大警察总部，交出了领导大会SCOPE项目车队当中一辆1965年雪佛兰的购买文件，并且主动表示文件可能有问题。这一先发制人之举奠定了坦诚合作的基调，同时掩盖了领导大会内部对于突然出现的谣言的恐慌——谣言声称何西阿.威廉姆斯从南卡罗来纳州的窃贼那里购买了至少四辆赃车，而且这帮窃贼还在与联邦调查局探员合作。愤愤不平的威廉姆斯主动回避了金，以免将金也拖下水。他迟迟不肯交出这四辆汽车，因为其中有几辆汽车已经不知所踪，不知道目前归属于哪里的民权项目。而且他还决心首先要从卖家那里将四辆赃车的退款要回来，然后才有脸与金见面。

11月6日星期六，安德鲁.杨从亚特兰大打电话给利维森，神秘兮兮地告诉对方“何西阿有问题”，而且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讨论。半小时后，斯坦利.利维森又听说了另一条坏消息：领导大会的金库里凭空少了十九万美元，“马丁表现得好似天塌地陷一般。”金在同一天下午派杨前往纽约。纽约当地的顾问认为此次财政危机与一起记账“漏洞”有关——八月大会期间，领导大会的保险箱被盗，丢了一批支票，其中好几张支票原本可以让银行挂失补发，但是居然没人发现——此外他们还发现捐款一直在令人震惊地长期下降，已经降到了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领导大会正在承受每月七万美元的赤字，按照这个势头，领导大会在1966年初就会破产。利维森、克拉伦斯.琼斯以及其他人呼吁大幅削减开支并且进行筹资改革。他们像往常一样抱怨道，金肯定还会再一次原谅“自大且无能”的领导大会财务主管拉尔夫.阿博纳西的长期松懈。他们知道阿博纳西最近诱使杨写了一份呼吁书，要求领导大会的主要捐助人们为自己购买一辆新车。尽管金对于此事十分懊恼，但是他依然宁肯努力掩盖与偿还这个错误也不愿公开斥责他最好的朋友。即使是现在，金依然深切同情阿博纳西，因为他很理解后者心里的深切创伤与不安全感。他甚至亲笔给美国运通总部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函，希望对方重新考虑一下拒绝阿博纳西的信用卡申请的最近决策（美国运通公司于1959年推出了便于使用的塑料信用卡，不仅改变了商务旅行，而且改变了大部分零售商业的面貌）。

杨和纽约的顾问们接受了何西阿.威廉姆斯可能拥有失窃赃车的事实。他们怀疑他是否下达过偷车的命令，质疑他在买车时知道什么，并且毫不意外地期待他会愤怒抗议，声称自己将会再一次反抗迫害。威廉姆斯性情易怒，不喜循规蹈矩，在全体领导大会员工当中就属他入狱次数最多，而且他刚刚辞去了美国农业部化学家的多年职业，永久地投入了民权运动。由于贝弗尔不在芝加哥，威廉姆斯是在阿拉巴马州偏远地区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柳佐与丹尼尔斯谋杀案审判不公的最佳人选。倘若本案迫使他无法继续从事民权活动，那将会是领导大会的沉重损失，更不用说他还有可能将整个领导大会都拖下水。曾经代表金参加《投票权法案》的高级别谈判的华尔街律师哈里.瓦赫特尔谨慎地向他在司法部的联系人打听威廉姆斯会不会遭到起诉。领导大会的人们屏住呼吸，希望这项丑闻不会爆发。

但是在远离金视线的地方，何西阿.威廉姆斯购买赃车一案还是在一场持续争端当中沸腾了起来，这场争端将会从政府密室蔓延到下一次总统选举。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官员们急于宣布这是一起涉及金的ITSP（失窃财产跨州运输）“诈骗”案件。助理局长阿尔.罗森（Al Rosen）写道：“何西阿.威廉姆斯是领导大会的选民登记主任，鉴于他身处高位，对他采取的任何行政行动都会导致大量宣传，并且促使公众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大会的活动上。”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十月底逮捕了第一位涉案中间人。但是亚特兰大与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却并不相信这位南卡罗来纳州嫌疑人未经证实的供述，并且特意确保了针对此人的指控文件不会牵扯到威廉姆斯或金。在联邦检察官看来，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被定罪的白人小偷首先用自己的名字租车，然后将租来的车卖给亚特兰大的黑人中间商，最后又向以前逮捕过他的联邦调查局联系人坦白自己的全套计划，这套操作实在非常可疑。尽管逮捕声明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依然激怒了德克.迪洛克，他认为联邦司法部门这是在故意堵住调查局的嘴。他在报告当中告诉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没有进行‘秘密逮捕’……我们绝不会在遭受此等待遇之后忍气吞声。”联邦调查局的第三把手艾伦.贝尔蒙（Alan Belmont）向司法部门的同行暗示，调查局可能已经通过监听截获的信息证实了领导大会自觉参与了犯罪行径，但是这一披露却让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更加重视本案。一位联邦法官很快就封存了这位涉案中间人的逮捕记录。由于并未扯上肮脏下流的民权背景，公众很快就忽视了这份记录。“司法部的人可能已经接触到了法官，”胡佛对他的身边人抱怨道。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企图尽量扩大此次起诉的波及面，而司法部则坚持要求调查局首先提供确凿事实。双方的对峙愈演愈烈，因为本案涉及到了金，而金又是关于监听政策的更广泛斗争当中的一个痛点。联邦调查局在十一月勉强向司法部保证，窃听情报信息将会与办案探员“区隔”开来，因此不会污染积极起诉当中的证据，但是卡岑巴赫强调指出，熟练的辩护律师可能会赢得法庭命令，从而发现政府掌握的所有关于何西阿.威廉姆斯的材料。他警告说，从法律上讲，此类发现可能会致使控方无法可靠定罪，因为法官肯定会极其反感针对至少三名领导大会律师（瓦赫特尔、琼斯与利维森）关于何西阿“问题”的彼此通话的窃听，肯定会认为这是对于律师权利的违宪侵犯。在政治上，针对威廉姆斯的任何起诉都有可能导致法庭首次公开披露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针对金及其伙伴的电话窃听，这将带来地震般的反响。

对于卡岑巴赫来说，本案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联邦调查局未经授权的监听行为不仅局限于电话窃听，还包括通过非法侵入在房间里安放窃听器，后者很可能会在最糟糕的时刻被披露出来。尽管他身为司法部长是胡佛名义上的上级，但是在工作当中胡佛基本不拿他当一回事。此前卡岑巴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胡佛连哄带劝软硬兼施，这才迫使后者勉强承认了联邦调查局确实会使用窃听器，并且最终承诺放弃这一做法——这两次都是多亏了约翰逊总统措辞强硬的秘密命令才能迫使胡佛就范。胡佛在9月14日通知卡岑巴赫，“因此，应您的要求，我们已经完全停止了室内窃听器的使用。”这份备忘录虽然打着遵章守纪的旗号，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令人心里发毛的怨愤。在胡佛看来，官方之所以对于窃听器顾虑重重，全都是因为“其他机构对于特殊调查技术的无节制且不谨慎的使用”。传统且负责任的联邦调查局工作方法——例如走访取证——并不足以“应对秘密行动”，而窃听器对于联邦调查局“协助我们的国际政策制定者”以及打击颠覆活动至关重要。胡佛趾高气昂地断言：“如果我们的知识减少了，那么我们的工作能力也会相应下降。”

胡佛仅仅不情不愿地屈服了不到一个月就反悔了。他精明地选择了战术阵地，意识到因为窃听器而私下分裂的联邦政府最近在对待马丁.路德.金的态度上同样有所动摇。接下来联邦调查局通过电话窃听得知金将要会见他的纽约顾问团，胡佛意识到最好不要事先请求特别许可来窃听这次会谈，而是应该先斩后奏。直到会面与窃听都成为过去式之后，胡佛才向司法部发去了一份全无先例的事后请求，并且在行文当中暗示，就算他提前呈交这份请求，也肯定能得到卡岑巴赫的批准：“鉴于此次会面的重要性以及情况的紧迫性，1965年10月14日，我们在阿斯特酒店345室对金进行了一次窃听器监听……这次监听涉及非法侵入。”金于十月下旬与十一月两次访问纽约，事后胡佛向卡岑巴赫发出了两份几乎一字不差的通知。如此跋扈之举让司法部长左右为难。他可以向约翰逊总统承认自己能力不济，让总统去亲自面对胡佛的阳奉阴违；或者他也可以假装没这回事。卡岑巴赫选择了后者，于是胡佛的这项与约翰逊总统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窃听政策也将他牵扯了进来。卡岑巴赫就这样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以书面形式默许室内窃听器而非电话窃听的司法部长。这些未经质疑的备忘录成为了胡佛向司法部长施压的筹码，但是与此同时也使得卡岑巴赫更有理由对何西阿.威廉姆斯的起诉保持警惕。现在无论法院在本案当中发现了任何窃听行为，都会将他这位最高权威牵扯进来。因此他才坚持限制本案的影响范围，以免涉及到金，导致窃听行为遭到暴露。

从胡佛的角度来看，司法部强加在联邦调查局头上的窃听禁令本身已经非常令人厌恶，现在司法部又来公然干涉调查局办案，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们看准了官方对金不满的迹象，纷纷在幕后展开了积极行动。亚特兰大分部的探员们招募了一位簿记员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作为调查局打入领导大会内部的第一名“渗透”线人。胡佛在11月10日赞扬亚特兰大分部“很有想法与想象力……期待着最近获取的有关当事人[金]个人生活的高度敏感信息能得到充分利用。” 迪洛克向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提供了一份关于金的尖锐机密黑材料，内容包括金对于越南问题的异议、所谓的共产党控制以及金的各种私生活弊病。事后他报告说，议长“非常冷静……表示他现在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必须对此采取措施。”迪洛克还向新近改选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的助手弗雷德.布扎特（Fred Buzhardt）与哈里.登特（Harry Dent）作了简报，不成想这两人却急于让瑟蒙德利用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信息公开“揭发”金。迪洛克拒绝了两人的建议，认为这样做太危险。胡佛一贯谨慎，倾向于使用不会使联邦调查局难堪的机密武器。与此同时他还在顽强地推动针对何西阿.威廉姆斯的授权起诉，竭力要让本案的审理得到广泛关注。他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一直被‘压制’，实在非常可耻。”他还在另一份备忘录上推测，即使调查局搞到了领导大会故意购买赃车的“严密”证据恐怕也无关紧要，“因为该组织在司法部眼中显然凌驾于法律之上。”

金也感觉到了针对民权运动的瞬息涨潮。他的朋友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雇员，原本在亚特兰大工作，最近被调往了华盛顿。艾布拉姆邀请金参加约翰逊总统提议的全国种族问题会议，开会日期是11月16日。然后他又尴尬地表示，金提名的大多数陪同参会同事都得不到通过白宫大门的许可。在政府内部，艾布拉姆与约翰逊的民权工作人员提醒安全官员不要因为联邦调查局再次指控贝亚德.拉斯廷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禁止他进入白宫。李.怀特提醒总统，自从华盛顿游行以来，拉斯廷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负责任且有见地的盟友。他们还警告说，拟议当中的联邦调查局黑名单——涵盖了华尔街律师哈里.瓦赫特尔等人——只会削弱总统对于会议的掌控力。为了确保民权领袖们不至于“从你们指定的联席主席手中夺走会议控制权或者撤回他们对于会议的支持”，总统打算向若干位特别可靠的参会人员提供授权，可是包括瓦赫特尔在内的许多可靠人员都被黑名单挡在了白宫门外。亲密同事们得不到邀请的局面令金心中难安。安德鲁.杨——眼下他被派去塞尔玛领导游行，主题是要求政府雇员采用礼节性头衔称呼黑人——于11月13日通过电报向艾布拉姆与李.怀特发出呼吁，希望对方重新考虑“金博士提交的其他名字”。电话窃听与室内窃听截获了领导大会内部的惊愕反应，为联邦调查局总部带来了截然相对的喜悦。一位主管写道：“我们可能过于乐观了，但是这一点也许体现了有利的趋势。我们将像过去一样，继续向白宫提供贬损性信息，以此打击可能与白宫有联系的金的手下。”胡佛批示道：“没错。”

&&&&&&

更广泛的民权活动家群体普遍认为11月16日的计划会议非常关键，以至于纽约的宗教领袖们在11月9日——就在东北大停电前几个小时——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来为正式会议做准备。两天后金也赶来参会，此时的会场早已陷入了人声汇聚的媒体逆流。在宗教会议上，全体发言者都没有过多讨论约翰逊在历史性的霍华德大学演讲当中做出的广泛承诺，而是很快就转向了对于黑人家庭结构的激烈关注。全国教会理事会宗教种族委员会主任罗伯特.斯派克为他此前关于“莫伊尼汉报告带来的损害”的即兴发言进行了很有个人风格的道歉。莫伊尼汉报告的中心理论认为，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某种“纠结的病态”感染了黑人家庭。对于批评者们来说，这一论断恰似一坨碰上就甩不脱的焦油，格外令人火冒三丈。很快就有一整本书记录了批评者们的愤怒。就像路易斯.阿加西斯认为黑人是独立物种的理论那样，披着科学术语外衣的智识论点再一次在政治文化当中产生了共鸣。该书总结说：“由于报纸的报道，莫伊尼汉报告被视为政府对于[沃茨]骚乱的解释。”

这一年六月印刷出版的劳工部报告上面找不到作者的名字，但是副部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还的确向朋友与记者们狂热地分发了报告副本。这些人当中有一位罗伯特.诺瓦克在八月沃茨骚乱期间的全国联合专栏上刊登了 “莫伊尼汉报告”并且使其一夜出名。他将这份报告称为 “政治原子弹”，“揭露了大城市黑人困境的丑陋真相”。诺瓦克的宣传为这份“饱受压制、广为泄露”的文件蒙上了一圈禁忌的光环，哪怕这份文件其实在政府商店就能买到，每份四毛五分钱。来路各异的评论家更是协力散布了一场社会争议的雪崩。莫伊尼汉报告问世不到十天，《纽约时报》就声称约翰逊政府正在研究这份报告，试图寻找在黑人当中“取代母权制”即女户主家庭的线索。到了九月，理查德.罗韦尔（Richard Rovere）在《纽约客》中指出，即将召开的白宫会议“旨在制定一项国家政策，从而加强美国黑人男性的自我意识”。《华盛顿星报》声称从“仍然保密的”莫伊尼汉报告当中看出了一个隐约的障碍：“下层黑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产阶级黑人与中产阶级白人一样对于这个世界一知半解，而马丁.路德.金之类的领导人更是根本不了解。”

种族问题把家庭问题推到了国家政治的最前沿。莫伊尼汉在开篇指出，母权制是贫民窟贫困的主要指标，他称之为病态。这一论断将性别术语送上了新闻头条。报告宣称：“从小公鸡到四星将军，雄性动物的本质就是趾高气扬。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某一类特定的男性夸张炫耀几乎成为了美国人的国民风格，黑人男性却不在此列。‘时髦的黑鬼’难免被处以私刑。”

耶鲁大学的宝莉.默里仍在为推翻阿拉巴马州全面排斥妇女参加陪审团服务的联邦诉讼而努力。她针对女性霸占少数相对优势地位的话术发出了孤立无援的抗议。她在《新闻周刊》中写道：“黑人妇女努力克服了并非由她们自己造成的障碍，却因此遭到暗中指责，这真是令人痛心的讽刺。”默里认为，黑人女性必须突破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才能打入中产阶级，然后还要面临着门当户对的黑人婚姻伴侣的长期严重缺乏，因此女性当家是黑人家庭在走投无路之下强行适应环境的英勇之举，而不是什么癖好或者疾病。贝亚德.拉斯廷从更普遍的立场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保障奴隶主的财产权与繁育特权，两个世纪以来黑人家庭一直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地位，根本得不到国家法律的承认或者保护，因此“对于我来说，黑人家庭居然能够存在这一点本身就非常令人惊讶。”金则试图从他称之为“可怕”的过去当中挽回希望。他在纽约的一次演讲期间表示：“在所有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人为了拥有家庭生活而不得不与这么多心理和生理上的恐怖作斗争。”他回顾了关于他为什么允许儿童遭受牢狱之灾的责问。“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本来就每天都会经受些许伤害。”

这一年秋天，评论莫伊尼汉报告的文章层出不穷。《共和国》、《纽约书评》、《国家》、《基督教》和《危机》等等主流杂志纷纷加入了讨论。大量黑人感到受到侮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条新闻，随后莫伊尼汉对于黑人怒意的不以为然同样登上了新闻。争论的公众声音当中只有寥寥几位黑人或者女性。包括莫伊尼汉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将居高不下的黑人家庭破裂指数归因于历史上的压迫，但是在社会科学的模糊鼓点的刺激之下，基于异常特征做出的推断大行其道，推断本身的合理性却得不到分析。“在城市居住的黑人妇女当中有22.9%曾经结过婚，目前处于离婚、分居或被遗弃状态……贫困的爆炸性循环……每四个黑人家庭中就有一个没有父亲……福利依赖……黑人的生育率比白人高40%。”病理学模式潜移默化地将民权力量从无畏的变革者降格成为了需要隔离的病人，同时又为主流意见制造者重新确立了充分的诊断特权。“莫伊尼汉的事实无可争辩，”威廉.曼彻斯特后来在一份调查历史研究当中反映了一股来势汹汹的情绪，“但是那一年黑人的痛苦如此之大，事件对于黑人自尊心的影响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黑人无法面对它们。”

&&&&&&

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联邦调查局安装在纽约的窃听器错过了金的行踪。负责纽约的特别探员约翰.马龙向总部报告说，窃听器原本已经提前安放在了金位于阿斯特酒店的预订房间里，但是金却莫名其妙地转而来到希尔顿酒店下榻，再想安装新的窃听器已经来不及了。为了躲避官僚主义的指责，马龙向胡佛保证，他已经责成希尔顿酒店不能在没有预订的情况下让金入住，但是被逼无奈的酒店经理宁肯承受有关部门的斥责也不愿招致将马丁.路德.金拒之门外的负面宣传。通过“物理监视”（贴门偷听）与随后的情报收集，联邦调查局多少还是掌握了几条希尔顿战略会议上的操心事项。金刚刚发表了对于芝加哥运动的承诺（《星期六评论》上的“下一站：北方”）；他命令领导大会的会计们配合联邦调查局对于汽车采购的审计；有些参会者期待着哈里.贝拉方特或许可以通过举办一场由再婚影星夫妇伊丽莎白.泰勒与理查德.伯顿参加的慈善晚会来化解领导大会的财务危机；将于星期二开始的白宫会议也在会场里引起了各种焦虑。斯坦利.利维森指出：“政府认为莫伊尼汉的报告是无价之宝，”而金必须挺身而出反驳报告当中的错误见解。电话窃听则捕捉到了一场全新现象的预警梗概。调查局听到利维森说了一句：“马尔科姆.X写这本书是出于冲动。”

马尔科姆.X死后被遗忘了九个月，然后他的名字突然迎来了奇迹般的重生。当马尔科姆在二月遭到骇人的暗杀之后不出几天，出版商纳尔逊.道布尔迪（Nelson Doubleday）就将已经完成的马尔科姆自传撤出了印刷厂，宣布他必须放弃出版，以免公司员工遭受恐怖且难以捉摸的黑人穆斯林派系的报复。十几家主要出版社随后都放弃了这本无主的手稿，与此同时美国文化的主要机构也毫不顾及死者为大的礼数，将马尔科姆埋葬在了一片顶尖带刺的批判之下。《华盛顿邮报》将他称作“苦涩种族主义的代言人”；《新闻周刊》嘲笑了他“针对‘白人魔鬼’进行的激烈种族主义攻击，以及要在美国建立武装矛矛党的荒唐呼吁”；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给他贴上了“街头混混”的标签；唯有自由派的《国家》杂志语气虚弱地哀悼了这位“某个黑人疯狂派系边缘的的勇敢领袖”。此等恶名促使马尔科姆的遗作几经转手，在最后关头交给了向来以混不吝著称的格罗夫出版社，该出版社的著名事迹包括不顾淫秽限制出版亨利.米勒与萨德侯爵的作品。1964年格罗夫出版社出版了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招致了一轮号称“波士顿禁书”的审查行动。挺过这一轮审查之后，格罗夫出版社的高管们为1965年秋季面世的《马尔科姆.X自传》安排了特别的安全防范措施与私下准备，随时准备捍卫第一修正案的宪法权利。《周六晚报》的编辑们在介绍本书的节选预览时对这位已故作家进行了令人难忘的逆向宣传：“如果马尔科姆.X没有被更怪异、更恶毒的极端分子所取代，那么我们还算幸运。”

然后这本书就迎来了出人意料的广泛好评。《纽约时报》在二月份还声称马尔科姆度过了“遭到浪费的可悲一生”——报纸认为他是一个“扭曲的人”，其特点是“对于暴力的无情且狂热的信仰”——到了11月5日却将这本自传称作“一本出色的、痛苦的、重要的书”。知名书评人艾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Eliot Fremont.Smith）宣称，“随着他的去世，美国黑人失去了他们最能干、最善于表达且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其他评论家也发出了类似的惊叹呼声。“这本书的题眼是转换二字，”I.F.斯通（I.F.Stone）在11月11日的《纽约书评》当中写道。马尔科姆毫不留情地讲述了他自己的连续转换——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在监狱里就知道，阅读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倾倒了一位又一位原本的怀疑者。这本自传的销路如同传染病一般经久不衰，到了1992年巴兰坦平装书第三十三次再版时已经发行了接近三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十几种外国语言。《时代》杂志在马尔科姆去世时贬损他是“一个不知羞耻的煽动者……他的福音就是仇恨”，但是到了1999年却将《自传》列入了二十世纪十本最佳非虚构书籍之一。

与莫伊尼汉报告一样，《自传》省略了政策建议的篇幅，专注于针对家庭病理学展开论述，对于改革的目标与想法则不置一词。《时代周刊》评论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聪明的黑人如何发现他在美国社会当中没有前途。它用最有力、最准确的语言讲述了这一现象的真正含义——这意味着白人社会针对黑人自尊的系统化破坏，此种破坏几乎就是白人社会的自动功能。”马尔科姆烧毁了美国民主的承诺。用他的话来说：“我对成为美国人不感兴趣，因为美国对我不感兴趣。”他的立场凌驾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之上，坚持认为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仇恨——纯粹的无教派伊斯兰教——但是《自传》竭力淡化了这一概念，因为自传的执笔人亚历克斯.黑利和格罗夫出版社的编辑们知道这将会吓跑绝大多数美国读者。

书中记录的与厄运的激烈斗争牢牢抓住了分布广泛的读者群体。对于民权运动的宗教虔诚主流风格感到厌倦的世俗主义评论家非常欣赏书中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作风。斯通写道：“在本书当中人们可以充分体会这个杰出黑人在自我创造时的痛苦，从而由小见大地读到整个民族在寻求身份认同时的痛苦。”神学家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则将马尔科姆的诚实当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深度指标。即将成为纽约联合神学院第一位黑人教授的科恩如此断言：“就像我被耶稣福音的真理所说服一样，我同样相信，要想在美国生活并且传扬耶稣的福音就必须接受马尔科姆的民族主义批评的严格考验。”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对于马尔科姆从从皮条客到殉道者的原始旅程将会做出更加强烈的反应，他们通过马尔科姆拥抱了一段大胆的真实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闻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2%的美国黑人认为马尔科姆.X是典型的“强大黑人男性”，使他的支持率达到他生前巅峰时期的十倍。庞大的年轻白人拥趸群体更是让他成为了一名跨界偶像。《自传》当中谦逊直率的态度吸引了他们——“我在波士顿的帕克之家当了一名公共汽车司机。”白人读者与“渴望融入社会的黑人”安全地通过纸面文字经受了无情且富有教益的指控：“白人在道德层面没有资格指责其他任何人的仇恨！”后来马尔科姆又补充道：“是的，我将要扯下那个自由主义者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培养起来的光环。我对南方一无所知。我是北方白人以及他对待黑人的虚伪态度的产物。”不过潜藏在紧迫交流之下的潜在乐趣——正是这种乐趣促使马尔科姆经常前往白人大学演讲——软化了他的愤怒文笔。这本书一方面蔑视非暴力策略，另一方面也并未将暴力当做推动进步的工具或者成为男子汉的先决条件，而是将其视作生活当中的忧郁事实，从属于语言的力量。马尔科姆写道：“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寿终正寝。甚至在我成为穆斯林之前——当我还是贫民区丛林里的小贩，后来又成了监狱里的罪犯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我会惨遭横死。”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投票权法案》得到通过的这一年会在全社会对于“黑人母权制”和马尔科姆.X的众说纷纭当中结束。两者都试图钻透种族问题的破碎之心，却不肯提供任何疗伤止痛的药方；两者都不屑一顾地抛弃了民权运动的非暴力方法。前者将社会科学中最摇摆不定与最尖锐的工具混在一起使用，从美国人“已经超越了平等机会”的假设出发，重新定义种族问题；后者则从坟墓里直截了当地坚持认为种族几乎没有变化，仁慈的白人自由主义者无非是个骗子。“我不在乎一个白人对待你有多好，”马尔科姆.X写道，“……他几乎从来不会像看待他自己那样看待你，像看待他的同类那样看待你。”

&&&&&&

美国社会的种族图景正在不断变化，图景的上空盘旋着分裂的影像。在南方大学，就连体育项目也仍然是白人一统天下，直到十一月才有一名孤独的黑人篮球运动员入选了马里兰大学的校队名单。首批两名黑人高中生在肯塔基大学签署了东南联盟橄榄球的奖学金，尽管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比赛。（其中一名学生在训练时死于背部骨折，另一名学生随即退出了校队，这使得大学不得不解决对于队友暴力歧视的怀疑）。短视的专家们争论着哪些黑人球员与大学敢于站出来引领风气，与此同时职业球队已经急不可待地打入了全新的种族融合球赛市场。到了十二月，亚特兰大在密尔沃基勇士棒球队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支种族融合球队。这支刚刚拿到特许经营权的橄榄球队匆匆赶到亚特兰大，还没来得及招募任何球员，甚至就连猎鹰队这个队名都没定下来，就已经预售了1966年赛季的门票。在此之前的八月份，喜剧演员丹尼.托马斯帮助组织了一支名为迈阿密海豚队的种族融合橄榄球队。

两部电视剧《F.B.I.》和《我的间谍》在秋季电视季首播并且长期受到欢迎。前一部得到了J.埃德加.胡佛的详细监督。胡佛禁止这部剧集承接除臭剂与清洁产品之类不符合男子汉气概的赞助广告，并且要求屏幕上决不能出现敞开衣襟、行踪诡秘、少数族裔、执法有误或者出手杀人的调查局探员形象。剧集当中的探员几乎总会以干净利落的第一枪击倒嫌疑人。后一部剧集介绍了年轻的黑人演员比尔.考斯比，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与白人共同担当领衔主演的有色人种演员，在片中扮演一名罗德学者出身的中情局官员，伪装成对戏搭档罗伯特.库尔普的网球教练，两人都在追捕敌方间谍。《洛杉矶时报》称赞科斯比的角色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黑人”。只有少数几个南方城市拒绝了这部剧的播放。

出版物观察员注意到，美国社会对待城市地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新共和》的专栏作家TRB写道:“没有哪个国家会憎恨自己的城市。只有在美国，郊区才会害怕他们的父母。”《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为十二月准备了一份名为“美国城市”的双月刊。一半的版面展示了耀眼的灯光、成熟的居民和未来主义的设计，并且配以相应的标题——“骄傲的造型”、“不需要轮子的火车”、“卫星、巨型建筑、平台”、“用计算机做作业”。另一半则展示了阴暗的公寓与饥饿的儿童——“痛苦而顽固的瘟疫”、“种族陷阱”、“撕裂的家庭”。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十多年后指出，《生活》杂志的特刊标志着媒体对于城市活力的赞美戛然而止，在此之前的媒体传统往往忽视或者浪漫化了穷人之间的绝望街头斗争。“城市”一词的希腊语词源polis在古代为政治本身提供了概念与名称。如今在充斥着种族印象的美国社会，这个词的内涵也不堪重负，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在白宫，乔.卡里法诺于11月15日将TRB专栏寄给了哈里.麦克弗森，并且附上了一份担忧的说明。前一天，金在纽约访问期间来到阿比西尼亚浸信会参加教会创立157周年纪念日，并且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主持了两场主日礼拜。斯坦利.利维森警告金，与鲍威尔交往肯定会引起领导大会捐款人的强烈不满，相比之下他给胡志明写信的计划都未必会招致同等强度的反对。事实上，仅仅是关于金打算前往阿比西尼亚进行客座布道的消息就让捐款人之一詹姆斯.菲兰（James Phelan）大为光火。此人是一位知名银行家，此前在越战争议当中依然坚持与领导大会合作。但是这一次他却愤怒地发来信件，取消了他的捐款承诺。鲍威尔与金的私交其实不太好。他曾经用各种小动作来折磨金，还曾经在暗地里敲诈过金。鲍威尔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身兼多重特质——他既是国会委员会主席，又是历史悠久的黑人布道任家族的后代，还是哈莱姆区的花花公子，而且肤色浅得可以假装白人。他熟谙白人与黑人两边的行事风格，灵活多变地扮演着各种特点突出的角色，从身居高位的权贵到舌灿莲花的正义斗士再到混不吝的流氓恶棍。如此多变的风格激怒了许多在具体问题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们，也惹恼了那些看重一贯立场的的人们，但是哈莱姆区的众多黑人选民还就是喜欢他这种挑衅白人精英的热情。

金长期以来一直承诺愿意帮衬鲍威尔。这次他首先试图逃避这一长期承诺，然后又不得不屈服，因为他担心鲍威尔“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利维森抗议道，金的中产阶级支持者们肯定不会理解他的苦衷，但是金否决了他的意见。另一方面，怀亚特.沃克也请求金在阿比西尼亚教堂露面，从而为自己撑腰。此前鲍威尔满怀恶意地公开解雇了身为阿比西尼亚助理牧师的沃克，只为给金一个下马威，警告金在推动民权运动北上时不要打纽约城的主意。金意识到自己无法化解沃克遭受的羞辱，但他确实希望消除鲍威尔的恶意谣言：他，马丁.路德.金，看不起沃克，再也不想看到他从事任何工作，并且坚持要求沃克把他称为美国的头号黑人。如果鲍威尔拒绝作为东道主在阿比西尼亚露面接待金——似乎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金就会咬紧牙关以访客身份带着遭到放逐的沃克来到阿比西尼亚，让沃克有机会以“和解的姿态”与会众们告别。

但是金毕竟棋差一招打错了算盘。正当他与沃克即将在会众面前亮相的最后一刻，鲍威尔突然冲进更衣室，不由分说将沃克轰了出去，只留下金在更衣室里恳求鲍威尔给沃克一个体面，鲍威尔自然不肯松口，最后无可奈何的金只得就范。两位浸信会传奇人物一起出现在宽阔的大理石平台上，五千名崇拜者发出了期待的呼喊。鲍威尔花团锦簇地将金称作“在世的最伟大美国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同时又挤眉弄眼语带双关地告诫金在全国范围内扩张民权工作时应当着力“打入领导层的真空地带”，例如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两人拥抱了一下，随后金开始布道。这次布道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鲍威尔否认裂痕，欢迎金来到哈莱姆区”。

事后鲍威尔给金写了一张便条，对于“我们能够呈现出一条统一战线”表示满意。金没有向沃克透露是什么原因阻挠了沃克的告别亮相，但是他那标志性的坚忍作风之下还是流露出了一丝比起民权运动当中的层层重担更加沉重的挫折感。他麻木地告诉沃克，“亚当非得下地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