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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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约翰逊总统在金回国前就将顾问们叫到身边，与金进行了一次跨国电话峰会。此时总统与金都还没有意识到迪波西特堡刚刚发生的惨案——两人通话的同时多尔正在忙着调查阿拉巴马州的事态——两位各自阵营的一把手谈到了创造历史的民权联盟，这个联盟已经在更大的方面受到了威胁，其标志就是公众对于究竟应当将暴力当成疾患还是疗法的歪斜态度。两人都期待着对方伸出援手，同时也都没有因为近在咫尺的分道扬镳而流露出敌意。两人的磋商谨慎而又亲密的磋商，仅仅从字面上来看几乎谁也想不到这将是金与约翰逊之间最后的直接交流记录。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是在向对方说再见。

约翰逊让李.怀特和哈里.麦克弗森通过分机电话旁听自己与金的交谈。他向金抱怨说他整个星期都置身于国会的敌对投票包围。参议院刚刚将他的第二年扶贫预算削减了13%——从18.9亿美元削减到了16.5亿美元——“现在我的法案必须回到众议院，再次拿到史密斯法官面前闯关。”这一挫折已经阻碍了总统的一揽子权新就业与教育计划，例如“起跑线项目”（Head Start）。约翰逊希望将这个项目的预算规模扩充到到每年100亿美元。更不妙的是，政府还不得不拿下另外一场旨在进一步削减8亿美元扶贫预算的投票。这场投票的最终结果是43票比43票。总统心有余悸地对金诉苦道，这项修正案差点就“给我打了个对折”，谢天谢地最后以平局告终。“这也太悬了。”

约翰逊指责道：“他们决心破坏它，让它陷入丑闻”。他开诚布公地告诉金，他的政府内部存在着棘手且跨越党派的改革障碍——例如约蒂市长甚至反对有限的联邦扶贫资金，除非将资金交给他来控制，而小富兰克林.罗斯福主席干脆给自己放了一个长长的游艇假期也不去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第一项预算就被砍掉了一半。接下来总统问及了沃茨的情况，金则坦率地谈到了“全面种族战争”的风险。

约翰逊接受了金的论断，但很快就截住了他的发言。"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不耐烦地问。"你有什么建议？”

金犹豫了一下。此前他就建议过总统不要指望从“绝对不敏感”的当地政客那里得到帮助，比如帕克局长（“一个非常粗鲁的人，我们和他谈不拢”），这使得约翰逊刚刚描绘的联邦希望遭到了无情的围攻。“嗯——问题是——我想——”金结结巴巴地说道，“如果他们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洛杉矶开展这项扶贫计划，我相信这将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会去做的，”约翰逊干脆地承诺道。他的助手和他的内阁将会继续研究“紧急行动”的机制。但是他也为金规定了一则紧急信息，想要借助金传扬出去，从而支持国家任务。“你就这么说——呃——我们——呃——的时间在流逝，”总统劝说道，“那个——呃——那个——指针在移动，我们只是——呃——仁慈的上帝愿意留给我们一点时间，祂正在试图警告我们。但是国家必须站起来，支持我正在做的事情。我不能让全国上下在扶贫问题上再闹出一次43票对43票。”

“是的，这话很对，”金说。

约翰逊认为，金在沃茨的发言虽然确实非常合理且公正，但是还应该更明确地反映出总统在霍华德大学演讲时关于贫困问题的论述。在他看来，金与自己一样熟悉分裂社会当中的言论会遭到怎样的曲解。他警告说新闻界“可能会误解”他本人在骚乱当天阻止来自任何方面的种族仇恨的企图：“当时我说，一个人在洛杉矶用自制燃烧弹破坏财产的权利并不比三K党残害生命的权利更大。”约翰逊告诉金，自己“今天向平等就业部的人提出了这一观点，而且说得很有力。”尽管总统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只是转述了金的观点，但他知道——他也知道金知道——这番话涉及了大量黑人，却放过了三K党极端分子之外的白人。约翰逊急忙回顾了他从反方向发出的恳求，希望金能理解自己。他引用自己的话告诉金““举办法律讲座根本没用，如果老鼠正在啃食——呃——呃——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面临失业，上无片瓦，没有工作，一边是毒品针头，另一边是癌症。”

“是的，就是这样，”金说。

“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判断力。人们没办法——处于那种境地的人们没办法理性判断。”

“这话没错，”金说。

“而我们在缓解困境方面做得不够多，”约翰逊说，“而且也不够快。”

“是的。”

接下来总统两次重申了“骚乱与老鼠”的表述，甚至还颇具节奏感地宣称沃茨的被忽视者“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最好马上去帮助他们。”

“是的，是的，”金沉吟道。平时在教堂里都是别人这样回应他，这次轮到他这样回应别人了。

“我想让你知道这些话都是我说的，”约翰逊补充道，“请原谅我的打断。”早些时候约翰逊也曾使用过类似的语言来秘密鼓励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孔（John McCone）接受布朗州长的任命，领导沃茨骚乱调查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总统在金与麦孔面前都轻描淡写地承诺将民权当做“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业”，正如周五早些时候他在白宫草坪上宣布的那样：“因为我们的事业是解放——通过和平且非暴力的变革，解放我们国家所有地区的所有公民。而且我们必胜。我早已投入了这场事业。”

然而总统也预计到事态必然不会称心如意。到了明天，残酷的头版头条肯定会掩盖他对于民权运动目标的拥护，尽管这一立场曾经令人震惊。新闻界肯定会宣称“约翰逊斥责暴动者是权利的破坏者”。他指望金能够大声发言，成为自己的制衡与补充。“请参考霍华德大学的演讲，”他重复道。"从来没有人公开这样讲过过。"

金回答说自己从来都在这样讲，“在我所做的几乎每一次演讲当中。”

约翰逊在关于金的媒体报道当中并没有发现这样的信息，因此催促金赶紧转移新闻焦点。“你——你经常上电视，你应该纠正一下他们，”他逼问道。“该死的，告诉他们应该读什么，应该写什么，应该明白什么。这事不能再拖了。”话说至此总统的气场已经慌乱了起来。他希望自己能为另一个塞尔玛之春完成前期开垦。“我们必须保持领先，”约翰逊说，“而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他哀叹道自己当年的压倒性选战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殆尽。“他们认为我距离选举那时候民心所向的局面已经越来越远了，已经没有多少人支持我了。”然后总统给了金一记重拳。“此外他们还全都觉得你在越南问题上反对我。”

一击得手之后约翰逊立刻后撤了一步。“我并不觉得这是你的本意，”他向金保证。但是接下来他又在使用与反对暴力的问题上纠结起来。“我和你一样希望和平，而且更希望和平，因为我今天早上一醒来就不得不应付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杀的坏消息。”总统呻吟道——这里指的是美军在茱莱港第一次与北越武装直接交手之后暂时保密的伤亡数字。“但是这些人不会来到会议桌上，而我……”

“我已经说过了，总统先生，我关心的是和平，”金插话说。“而且我之前说得很清楚。我想我的立场经常被误解。”对于约翰逊的动荡激情保持警惕的金采取了守势。“因为我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关键就是两点。第一，谈论美国单边撤军不合理；其次，您已经呼吁了十四五次愿意无条件召开会谈，现在是河内那边——”

“的确，就是……”

“——还没有回应。”

“你这个立场一点毛病都没有！”约翰逊立刻把话垫了上去。“就该坚持这个立场。”他说金应该与戈德堡大使协调一下。这句话促使金回忆起自己在沃茨骚乱期间接到一条电话信息——“我猜是两天前”——内容是邀请他去联合国拜访戈德堡。

“我上周告诉他要和你谈谈，”总统透露。话说至此总统再次振作起来，表示自己将会让李.怀特在亚特兰大给金打电话，不仅为了促成金与戈德堡会面，还要与他讨论洛杉矶骚乱的紧急方案以及白宫种族问题会议的计划。约翰逊感谢金在沃茨发挥的领导作用——“你在那里做得很好”——并邀请金随时提出建议，只要他有钱打主动付费电话就行。“就算你没有，”总统诙谐地补充道，“也可以打对方付费电话。”

“好吧，”金笑着说。

约翰逊放下电话之后和他的助手们短暂地嘲笑了几句金，因为金不愿意向越南的美军战旗敬礼。他们嘲笑金的判断力摇摆不定，政治忠诚度也很成问题。再加上金事先没跟白宫打招呼就突然跑到沃茨，更是让总统与手下人全都暗自怀疑他们的黑人盟友们兴许会冷不防地突然集体背叛白宫。哈里.麦克弗森愤怒地保护着他的老板。他为总统起草了当天电话通话的严厉措辞，目的是批驳那些拿着加州暴乱来回报本届政府的历史性合作关系的忘恩负义之辈。令他失望的是，约翰逊即兴添加了大量关于种族正义的内容，以至于削弱了这一信息。不久后白宫助手还向外界泄露了总统在越南问题上对于金的训诫有多么尖锐。

总统用强制性命令压制了手下幕僚们的讽刺气氛，要求各位员工在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星期六——十点之前写好洛杉矶扶贫行动的倡议演讲。“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第二天他在鼓舞人心的讲话中当总结道。“召集所有人手，让我们行动起来——将金钱、石料与白垩都投入这项行动。”约翰逊的疯狂热情掩盖了白宫与民权阵营之间从根本上就立足不稳的休战。金的演说无法抵消少数族裔暴乱导致的政治风向转变，约翰逊也无法主张戈德堡倡议能为越南带来和平。总统在私下里依然指望在越南问题上可以死马当作活马医，只要能避免公开战败他什么办法都愿意尝试。戈德堡就是他的遮羞布，用来掩盖全面战争与单边撤军之间不可避免的艰难选择。另一方面，金就像当时与后来的大多数主要反战人士一样，并不愿意将直截了当的撤退当做他建议的解决方案。当然，他事先并不知道乔治.鲍尔、理查德.拉塞尔以及总统本人在私下里都因为了解实情而对出兵越南抱有疑虑，而他的观点恰好从另一个方面为这些顾虑提供了补充。就算他知道，也很难说他在这次通话当中就一定有机会向约翰逊有效地宣扬越南问题的非暴力解决途径。

就像金不敢公然反对向越南用兵一样，约翰逊总统同样也不敢公然主张对越南用兵。他的一部分内心依然还在强烈抵制——甚至害怕——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心态。他仍然担心全国上下的怒火会偷走他的伟大社会的剩余能量，而且他知道树立新的敌人比超越旧的敌人要容易得多。乔治.华莱士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会热情地为亚洲的战斗欢呼。尽管约翰逊在个人层面上总觉得与金打交道不太舒服——他更喜欢罗伊.威尔金斯那样满面堆笑八面玲珑的人——但他并不愿意与金代表的非暴力理念决裂。身为总统的约翰逊早已见惯了关于暴力的传统政治观点，但是金的经验却令他头痛不已地将这套观点掀了个上下颠倒。他需要军事成功才能继续执政，但他已经知道即使是在地处偏远的越南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超级大国的力量一定能取得胜利。回顾过去十年，他比任何人都更欣赏非暴力运动的奇迹。这场运动虽然手无寸铁，却打破了美国参议院自鸣得意的种族隔离舒适世界。不久前约翰逊本人就曾经在白宫草坪上面对五百名民权专家高呼：“你们谁能在十年前预测到，在这个八月的最后一周，成千上万的黑人男女将突然参与自治？同一个星期还会有成千上万人在这个国家发动无与伦比的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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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尼维尔枪击案在周六登上了全国头条新闻，但是几乎所有的持久影响都始于公众视线之外。团结协会主任约翰.B.莫里斯（John B. Morris）抱歉地打电话给白宫，请求帮助解决一系列对于对大多数外人来说毫无意义的困境。首先葬礼安排就陷入了停滞。阿拉巴马州一开始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这具争议缠身的死尸。但是到了正式交接的时候，地方当局与承运人却偷偷摸摸地下起了绊子。李.怀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约翰逊总统面前也解释不清楚。“他什么意思？什么叫他们在扯后腿？”约翰逊问道。“不能用火车运载？也不能用飞机？还有什么？”怀特为莫里斯担保说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并未出乎意料。他只能猜测阿拉巴马州的交通公司全都不愿与丹尼尔斯的遗体扯上关系。约翰逊一方面十分疑惑，另一方面也想起了当初派遣联邦政府飞机运送詹姆斯.里布遗体招致的批评，因此他告诉怀特，让莫里斯坚持采用商业运输方式将丹尼尔斯送到新罕布什尔。与里布遇害案或者1964年6月约翰逊亲自操纵J.埃德加.胡佛搜寻在“自由之夏“第一天失踪的三名民权义工那时候不同，这次的案件没有扣人心弦的谜团，没有得到全国关注，也没有催生历史性的立法。总统谴责的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罪行。私下里卡岑巴赫提到“唐斯县”作为不公正的代名词，总统温和地纠正了司法部长的口误，说应该是朗德斯县。

林戈上校一上来就确立了地方当局针对海尼维尔案件调查的控制权。他首先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汤姆.科尔曼是一名特别治安副官，应当为他的行为留出回旋余地，因为他要在守卫公众的压力下履行职责；弗兰克.里尔斯治安官（Frank Ryals）也拿出了多年前的确凿任命记录。然后一夜之间，阿拉巴马州当局就改变了立场。这一改变很可能是基于法律意见：无论嫌犯汤姆.科尔曼具有怎样的任何官方身份，司法部都可以抓住这一点针对他提出联邦起诉，就像依然悬而未决的密西西比州三义工谋杀案一样。在那起案件当中，控方主张嫌疑人利用法定条款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了被害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因此罪行的伤害对象是美国本身。于是里尔斯治安官再次联系了联邦调查局探员并且，提供了新的信息，即科尔曼的警徽其实只是一份持枪许可证。他说他知道徽章上的印记可能会造成错误的印象——“持有人被任命和授权为朗德斯县治安官”——并解释说仅仅是因为缺乏文书人员才一直将徽章换许可证的手续拖延了下来。县检察官卡尔顿.珀杜（Carleton Purdue）进一步提供了确认的法律意见：根据人们的普遍理解，发放治安副官徽章的“意图”就是为了监管私人枪支。

更重要的是，联邦调查局的主管们在接受这一转变时显而易见地松了一口气。他们也同意科尔曼作案时的身份并非治安副官——而是“单独且独立地”行事——从而为自己免除了一大堆麻烦。既然本案并未涉及公职人员，那就不必按照联邦法律展开调查，也就不必追查与本案有关的一系列麻烦问题，例如究竟是谁安排了海尼维尔监狱囚犯的突然获释，汤姆.科尔曼又怎么会预先知道应该在哪里设伏。如此先入为主的判断使特工们不必在充满敌意的法庭上出庭作证，这反过来又阻碍了针对科尔曼以及任何帮凶的联邦起诉。联邦调查局官员不仅放弃了针对本案的管辖权，接下来还抵制了司法部提出的进一步挖掘涉案事实并且依此重新考虑案情的要求。调查局的案件记录显示，“为了避免任何后续批评的可能性，”他们按照司法部的命令敷衍地提出了几个问题，司法部的律师不厌其烦地以书面形式为他们澄清。但是他们的提问范围很窄，没有采取后续或者主动行动。同时调查局还对外宣称，他们很不喜欢科尔曼可能有帮凶的“含糊”理论。最后调查局总部还尖锐地指示在阿拉巴马州的探员们明确告知朗德斯县官员以及每一位受访者，就算这些浅尝辄止的审查也并非出自调查局本意，而是“应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助理检察长约翰.多尔先生的具体要求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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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条战线上，民权力量正在美国法律界引发远远超过阿拉巴马州种族犯罪的震荡。近三十年后，丹尼尔斯的传记作者查尔斯.伊格尔斯（Charles Eagles）将会发现，丹尼尔斯的遇害也为美国法律界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提供了契机。为了确保丹尼尔斯的案件得到公平审理，约翰.莫里斯牧师向他的朋友与圣公会教友小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 Jr.）寻求帮助。摩根原本是伯明翰的一位律师，1963年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之后，他向其他法律界同行发表了皈依民权阵营的演说，认为白人要为这起惨案承担集体责任——“这件事我们全都有份。”此后他就被赶出了伯明翰的法律圈子并且投奔了亚特兰大的美国自由联盟。摩根匆匆赶到朗德斯县了解情况，并且立刻意识到丹尼尔斯的案件根本没有通过州法院进行公平起诉的指望。尽管如此，他依然在本案当中发现了败中取胜的法律机会。接下来他在五天内构思、研究、撰写并提交了一起联邦诉讼，旨在消除白人男性在阿拉巴马州陪审团当中的系统性垄断。为了在麻木的悲伤和猖獗的恐惧面前彰显不服输的幽默感，摩根招募了一位贾迪娜.怀特（Gardenia White）作为首席原告，她是塞尔玛游行期间朗德斯县宿营地的捐赠者洛西.斯蒂尔（Rosie Steele）的外孙女；作为首席被告，他选择了白人陪审团专员布鲁斯.克鲁克（Bruce Crook）。于是这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就成了怀特诉克鲁克案（White v. Crook）——从字面上看就是“白人缺德案”。摩根辩称：“陪审团制度是投票权的靠山。当你害怕有人——从治安官往下——可能会向你开枪，而任何其他人都不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时，投出一张选票将会多么困难？”

约翰.多尔很快代表美国政府站在摩根的客户一边进行干预，带头成功地提出请愿，要求开启法院卷宗，从而揭露过去五十年黑人被全面排除在朗德斯县陪审团之外的情况。然而司法部的诉状并没有提及这起诉讼针对阿拉巴马州禁止所有种族女性陪审员的法规的同步攻击。对于此时的政府律师与主流媒体来说，性别歧视的理论仍然很牵强（8月20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还在讨论为什么高管们必须让一个“晕头转向的金发女郎”驾驶拖船或者为大都会队投球），而不利法律的广度放大了摩根的诉讼策略的风险。虽然只有密西西比州与南卡罗来纳州像阿拉巴马州一样完全禁止妇女参加陪审团和大陪审团，但从马萨诸塞州到怀俄明州的三十个州都保留了某种形式的陪审团性别限制法律。霍伊特诉佛罗里达州案（Hoyt v. Florida）是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一领域的最新裁决，该案维持了一项州法律，即除了那些单独向法院申请担任陪审员的人之外，不允许女性担任陪审员。

为了加强他的新颖案例，摩根请来了更有经验与远见的法律从业者宝莉.默里（Pauli Murray），她时年五十四岁，刚刚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黑人女性。默里曾经因为种族被北卡罗来纳大学正式拒绝（“本大学不录取你所属种族的成员”），也曾因为性别被哈佛大学拒绝（“你不属于有权被哈佛法学院录取的性别”）。最近在1963年，默里还批评过民权运动的伟大冠军A.菲利普.伦道夫在他自己的“华盛顿就业和自由游行”当中对于妇女的权利与贡献自相矛盾地视而不见。在怀特诉克鲁克一案中，默里帮助摩根强调了阿拉巴马州上诉法院主审法官安妮.L.普莱斯（Annie L. Price）自相矛盾的法律地位：“她可以推翻陪审团的判决，她可以辞职并且在陪审团面前执业。但仅仅因为她是一名女性，她就没有资格担任陪审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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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尼维尔犯罪现场的政治影响很快就将会波及整个国家，不过在那之前，遭受重创的朗德斯县民权阵营首先被搅乱成了一团。大多数亲眼目睹凶杀的青少年穿过树林与荆棘，惊恐地逃回了迪波西特堡。他们的父母唯恐凶徒再下杀手，赶紧将他们偷运或者赶出了县城。谣言在白人地区流传，声称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正在收集枪支准备报复，而卡迈克尔则恐惧地警告称凶案过后的第一晚就会发生针对民权义工的屠杀。他在塞尔玛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克拉克警长已经派出了三百多名白人。”阿拉巴马州非学委办公室以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称海尼维尔的幸存者“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而躲藏了起来”。接下来幸存者之一格洛丽亚.拉里又莫名其妙地越过非学委的保护屏障玩起了消失，致使民权阵营的恐慌情绪越发高涨，直到她再度露面之后才多少松了一口气。却原来拉里非常想洗澡，于是偷偷溜到了塞尔玛自由之家。同事们抱怨她是个半吊子志愿者，对于非学委这个组织的记忆与方法仍然一无所知。非学委的资深成员们清楚意识到，海尼维尔伏击是一场“监狱附赠的阴谋”，就像当年的钱尼、古德曼和施韦尔纳也是被监狱交给了密西西比州的三K党。而且这些年轻的运动老兵对于调查本案的权威当局也无甚好感，他们认为当局不仅敌视他们，而且还很可能与真凶串通一气。非学委内部流传着关于赫伯特.李与路易斯.艾伦的警诫故事，这两人在密西西比州与鲍勃.摩西率先开创的选民登记项目合作之后都遭到了谋杀，凶手都有半官方的身份，而且敢于向联邦调查局吐露实情的证人也都沦为了杀人犯的目标并且惨遭谋害。于是非学委员工将海尼维尔惨案的关键证人聚拢在一起，以免让联邦调查局特工以及三K党得知他们的行踪，却不成想拉里居然一个人跑了出去。老员工们围着拉里一阵数落，说她不该在这种时候依然一点心眼都不留。可是没想到拉里接下来又抛出了一则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她在塞尔玛自由之家不仅洗了澡，还给圣保罗教堂的弗兰克.马修斯牧师打电话通告了丹尼尔斯的遭遇。资深非学委员工们几乎无法想象，她在眼下这样紧要关头的反射性冲动居然是向一位奉行种族隔离的的白人牧师倾诉。

8月23日星期一，紧张的气氛远远扩散到了阿拉巴马州之外。丹尼尔斯曾经的学徒哈罗德.萨珀斯坦拉比找到了几位赞助人，让乔伊丝.贝利第一次乘飞机前往纽约。她和其他人在纽约与萨珀斯坦关顾的伊曼纽尔圣殿会众们一起为丹尼尔斯举行了守夜仪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宗种委的布鲁斯.汉森牧师（Bruce Hanson）一起继续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丹尼尔斯的葬礼。他在该委员会赞助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的活动当中认识了汉森。葬礼在丹尼尔斯的家乡基恩市的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举行，约翰.莫里斯设法通过包机接力从蒙哥马利送来的灵柩后面排起了一千多人的队伍，其中有家人，儿时朋友，神学院同学，曾经赶赴塞尔玛的朝圣者，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还有几个在南方结识了丹尼尔斯先生的黑人”。风景如画的基恩位于莫纳德诺克山脚下，虽然时值盛夏，但是这里依然寒风阵阵。寒风中的卡迈克尔平静地喃喃自语道。“布鲁斯，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这里没有多少黑人居住了。”此前《时代周刊》已经节选发表了丹尼尔斯的一篇神学院论文，其中的言辞十分激烈。一位本来应该致悼词的教授宣读了丹尼尔斯的另一篇论文，主题是塞尔玛“为活生生的神学提供了原材料”。

最让丹尼尔斯的生前同事们无法忍受的还不是生死无常。他们通过切身交往意识到了丹尼尔斯具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奇特天赋。他不仅是民权领域的探险家，而且在此之前还作为一名体貌秀气的北方人一反常态地选择了加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检验自己。在这所尚武争强、将石墙杰克逊奉为英雄的军校里，丹尼尔斯的表现居然极为优异，以至于学长们投票选举他在1961年的毕业仪式上发表荣誉致辞，台下的全白人听众当中就坐着号称要“大规模抵抗”民权运动势头的弗州州长J.林赛.阿尔蒙德（J.Lindsay Almond）。他向毕业生当中的未来将军与国家领导人——“以及若干气派非凡的小丑”——致敬，并且宣称：“我祝愿你们走进新世界并且拥有看清这些世界的眼光。我祝愿你们有能力做到体面和高尚。”仅仅四年后，一个新世界确实降临在了他位于莫纳德诺克景观公墓的墓地周围——鲁比.萨尔斯、约翰.莫里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哈罗德与玛西亚.萨珀斯坦夫妇、吉米.罗杰斯、弗朗西斯.沃尔特、威利.沃恩、布鲁斯.汉森、乔伊丝.贝利以及格洛丽亚.拉里，一群种族与信仰各异的人们手拉着手，流着泪唱着《我们必胜》。

卡迈克尔和吉米.罗杰斯在民权运动的转折点上回到了朗德斯县。就像自由乘车运动当中的黛安.纳什、密西西比选民登记运动当中的鲍勃.摩西以及塞尔玛大进军当中的金一样，他们呼吁运动的见证人在遭受最残酷迫害的地方集会。“我们要向人们表明我们并不害怕朗德斯县，”卡迈克尔宣布，“他们赶不走我们。”然而与1964年的摩西不同，卡迈克尔并没有招募白人志愿者军团。摩西刚刚开始选民登记运动的时候，黑人义工遭到暴力镇压的消息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注意。摩西的应对策略是一套令他内心痛苦的马基雅维利式计算：高调的白人学生可能遭遇的牺牲最终应该会刺激联邦政府出手干预。相比之下，现在白人已经被牺牲了，对于国家政治的希望也已经破灭了，而白人志愿者仍然会为南方当地的民权阵营带来双重负担：他们不仅不熟悉南方文化与民权文化，而且还很容易招致暴力袭击。拒绝保释的丹尼尔斯与莫里斯罗已经为团结做出了榜样，但更广泛的公众反应却倾向于关注他们的抽象纯粹性而不是阿拉巴马州黑人的紧迫困境。对于卡迈克尔来说，就像对于摩西一样，跨种族政治当中的领导地位总会在死亡降临之际带来难以忍受的压力。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到丹尼尔斯，并且保护性地记起了他曾经反对过将白人义工派往朗德斯县，因为这样做过于危险。“我们不打算让乔恩复活。我们要复活我们自己，”他在一次弥撒大会上这样说。“我们要拆了这个县。我们要重建它，直到它成为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卡迈克尔要求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在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当中寻找可能允许朗德斯县民权运动独立存在的立足点。三十九岁的明尼斯在民权方面起步较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保险理赔员。1959年，杜兰大学开除了一名带黑人进入学生休息室的研究生同学。尽管不少师生进行了抗议，但是校方却把他们晾了起来不闻不问。于是明尼斯为尴尬的抗议者们支了一招：大学官员虽然不怕学术请愿，但是对于申请福特基金会的大笔拨款却可能很敏感，因此抗议对象不应该是校方，而是应当把事情闹到福特基金会那边。明尼斯的专业技能就是寻找与攻击种族隔离的隐蔽法律弱点。1964年，他凭借这套技能说服詹姆斯.福曼在亚特兰大一个废弃棉花仓库里新建了一个非学委研究部门，里面存放满了穆迪公司的企业信用评级手册、人名录以及南方各州的成套旧法条。在1965年的每周通讯《与林登一起生活在伟大社会》当中，明尼斯笔调尖刻地记录了对于自由民主的幻灭：“林登一路飞到密苏里州签署的《伟大医疗保障法案》就像阳光下一个满满的垃圾桶，外表光鲜亮丽，内部却长满了蛆虫。”他在文中指出，许多获得了扶贫战争合同的公司也拿到了越战后勤合同；他还嘲笑金这位“伟大的非暴力哲学家以及他的死党贝亚德.拉斯廷”装模作样地跑到沃茨骚乱现场去“顿足捶胸，吁天呼地，做出各种所谓‘领袖人物’在这种场合该做的举动。”《与林登一起》梳理了就业与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贫乏记录，以此证明“1964年的《民权法案》多么虚假”，还嘲笑《投票权法案》是约翰逊的另一个骗局。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明尼斯也流露出了遍体伤痕的线索：“还有一件事，我们只要想到过去五年中所有的谋杀、爆炸、殴打、饥饿和匮乏，就会明白林登一点功劳也没有。是南方黑人通过了那个法案。”约翰逊大肆宣传的承诺*认为黑人的选票会在数量上发生变化，明尼斯对此嗤之以鼻（“如果你愿意，尽管可以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愿意，你也尽管可以相信林登相信这一点”），并且想知道民权运动被错误信仰烧毁之后“将会转向何处”。

明尼斯在丹尼尔斯葬礼十天后积极回应了卡迈克尔的任务。“这是我从阿拉巴马州法典中收集到的内容，”他写道。“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规定有可能允许一个全新政党的存在。”讽刺的是，这些晦涩难懂的条款都是重建后期遗留下来的，当时自封“救赎者”的南方白人制定了法律，旨在促进各县提出地方候选人名单，从而让南方白人继续把持南方基层政坛。法规明确规定了新组织必须在选举周期内的何时何地以及如何组织起来。明尼斯报告说，新组织的官方标志“不能以任何方式类似于”阿拉巴马州民主党现有的标志，例如徽章（一只白公鸡），或者格言（“白人至上的权利”）。他强调说，“绝对必要”的关键在于每个参与者都要具备有效的选民登记证明，他警告说，许多技术错误都会让法官宣布整个活动无效。然而明尼斯认为，如果严格遵守规则，并且如果任何成员在上一次大选当中以至少20%的总票数赢得县办公室的提名，这个新团体就能“在朗德斯县成为一个政党”，虽然是地方团体，但却受到州法律保护，并且独立于掌控法院的民主党。“正如你能理解的那样，斯托克利，这里面还有一点，”他继续写道。“有一些[关于]任命投票监督员、计票员、选举书记员等等的条款，这些条款必须让人们彻底了解。”兴奋之余，明尼斯在结束他的长信时承诺，将为下一次在阿拉巴马州举行的非学委会议带来法律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