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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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浪河谷战役以及其他全国性新闻的掩盖之下，当代阿拉巴马州举行了第一次涉及种族纷争的选举。这次选举的目的是挑选一位当地农民来监督美国农业稳定与保护局（ASCS）的工作计划。选民登记运动的希望在这次选举当中屡屡受挫，越发暗淡。在格林县，五个意欲投票的黑人选民被投票站员工赶了出来，还有许多黑人选民收到的邮寄选票信封空空如也。在黑尔县只有一个黑人农民同意参选，在萨姆特县一个都没有。非学委在关于这场跨越五个农村县区的开创性运动的备忘录报告当中写道：“那里的人们很紧张，这也可以理解。”起初一项意外的联邦法令规定任意六名农民都可以联名提名一位当地候选人，第一批黑人候选人就是这么来的。自从这项法令出台之后，非学委就开始主办农业实务研讨会，研讨内容无所不包，从美国农业稳定与保护局如何发放农作物贷款到土壤侵蚀补偿金制度的实际运作，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贫穷的黑人农民们平生第一次了解了民选成立的县农业委员会如何制定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如何分配重要的棉花种植面积配额，如何控制秋葵的间接补贴。倘若没有补贴，一磅秋葵的价格只有两分半，铁定要亏本；有了补贴之后，同样一磅秋葵就能卖到五美分。在朗德斯县将近三分之二的合格农民都是黑人，因此乐观情绪一度高涨。没想到选票上却列出了由白人提名的七十名“额外”黑人，真伪难辨地与黑人农民们推举的参选人混在了一起。由于缺乏电话联络，缺乏经验的民权运动选民未能在截止日期之前筛选出对手们抛出的诱饵，结果朗德斯县ASCS委员会仍然由白人把持。这个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创立的、旨在促进公民参与管理的结构（就像为扶贫战争新设立的社区机构一样）再次落入了当地最大的地主手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11月16日宣布的选举结果表示谴责。“我们做到了公平公正，”他在一次弥撒大会上说道。“我们相信他们，而他们欺骗了我们。”

不过选战失利之后的庄严怨恨仅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当天流传的非学委公告风格十分俏皮：“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先生（舞台、银幕和电视上的明星）觉得有些‘猫腻’。” 出于天然的勇气、保护性的冷静以及艰难的算计，卡迈克尔并未苦苦追究朗德斯县白人当权者选战舞弊的行径，而是宣称这场宣战为当地民权阵营带来了意义更加重大的教训：在第一个黑人参加常规选举并且投票之前，民权运动战略已经“吓坏了”朗德斯县的少数统治者。第二天晚上，卡迈克尔开车参加了非学委员工萨米.扬格（Sammy Younge）的二十一岁生日聚会。扬格是自从塞尔玛游行以来被卷入示威活动的许多塔斯基吉大学学生之一，他抵制进一步游说当地农民参加选举研讨会的做法。此时的扬格内心十分矛盾，他跟卡迈克尔开玩笑说自己需要“松一松弦”，照顾一下自己。扬格来自一个肤色较浅的塔斯基吉黑人家庭，享有相对的特权。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寄宿学校上学。另一位非学委员工的母亲在他家当女仆。他在海军服役期间因病失去了一个肾脏，然后又在在民权运动的召唤下放弃了学业。扬格坦白表示许多朋友们都对他颇有微词，因为他在民权斗争之余喜欢开上自家好车兜风，还特别喜好粉红卡托巴酒，这样的生活作风与民权斗争的艰苦环境实在不相容。卡迈克尔却很赞同通过私密休憩来舒缓他熟悉的民权运动压力。他轻描淡写地安慰扬格：“我觉得这都不叫事。”并且还表示自己很乐意与扬格一起品尝美酒。

在扬格的朋友吉米.罗杰斯（Jimmy Rogers）以及其他塔斯基吉学生的帮助下，阿拉巴马州的非学委员工在朗德斯县开设了教授基本政治常识的巡回学校。十二月初约有三十名农场活动家前往亚特兰大，其中大部分都在巡回学校接受过培训。这批人聚集在非学委总部全天参加研讨会，在研究人员准备的图表的帮助下破译起了阿拉巴马州的法典。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写道：“研讨会花了一天时间讨论选举机制，其余时间则用来讨论县政府结构。”为了在1966年的选举当中提名地方办公室的候选人，学员们学习了关于建立独立政党的严格法定规则。例如，如果有哪怕一位建党创始成员同时参加了一个现有的政党，或者尚未获得选民注册证明就投出了一张提名票，那么法官就会取消新政党及其所有被提名人参加选举的资格。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新的政党还必须为自己设计一个明显的参选图标并且得到批准，方便识字不多的选民们区分不同政党参选人。图标必须满足特定的尺寸规格与可辨识性。非学委的设计师们提供了若干套图标设计方案，朗德斯县的公民们都觉得差点意思：棉桃过于模糊，鸽子不接地气，紧握的双手（仿照非学委的标志）显得太被动。他们希望图标造型主动，要基于农场生活的常见事物，还要将阿拉巴马州民主党的官方标志（一只白色的小公鸡，上面搭配格言“白人至上的权利”）比下去。有人建议不妨选用猫，因为猫是农场里的常见动物，而且用约翰.胡莱特的话来说，“猫最爱撵鸡。”于是卡迈克尔要求他的志愿艺术家们多画几只猫。

前往亚特兰大的车队经过了蒙哥马利。被控在朗德斯县伏击谋杀维奥拉.柳佐的嫌疑人们在这里接受了第三次审判。围绕这场审判发生了许多秘密的幕后戏码，全都被联邦检察官抗了下来。鉴于本案的起诉工作此前在州法院已经接连失败了两次，联邦检察官们的乐观情绪也越发减退。更糟糕的是，控方的明星证人、三K党线人加里.托马斯.罗拒绝再次作证。罗抱怨说，愤怒的三K党同伙们如今都将他当成了活靶子，令他饱受压力与孤立。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不乐意采用迫使他合作的措施，于是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只得自行抛出了一项秘密承诺来诱惑罗：只要罗答应作证，司法部就会为他提供新的身份，并且将他安置到其他地方：“我准备帮助你在联邦政府或者其他地方获得合适的工作。这并不取决于你在未来任何时候向美国提供的任何进一步服务或者协助。”卡岑巴赫还不情愿地派遣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多尔担任本次庭审的控方律师，面对主持本次审判的美国地区法官弗兰克.约翰逊。司法部乃至司法正义在种族仇恨案件领域已经遭受了一连串赤裸裸的羞辱，这次司法部不惜承受让联邦政府抛头露面的风险也要抓住机会终结这一趋势。鉴于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在州级审判之前受到的各种限制，吸取了前车之鉴的多尔进行了仓促的准备。联邦调查局的监管员守在罗的身边寸步不离，严格限制了控方检察官在开庭之前与这位勉强证人的接触。他们指示罗不要回答关于自己的社会背景的询问，尤其不得谈论以前担任三K党线人的五年，还禁止检察官询问“在那辆车里发生了什么”以外的问题。控方与证人之间的互不熟悉致使法庭质询环节有点尴尬，但是确实限制了在证人席上的摇摆不定的。罗作证说，三K党徒在柳佐被杀当晚接到的命令是“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无论是子弹还是选票”来维护白人至上的地位——已故的马尔科姆.X也表述过类似的说法。

12月3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传达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全白人、全男性的陪审团做出了有罪的判决。约翰逊法官根据联邦民权法规迅速将全部三名三K党人顶格判处了十年徒刑。（巧合的是，阿拉巴马州的另一个陪审团几乎同时也在另一场不太引人注目的审判当中作出了突破性的裁决*）。 卡岑巴赫欣喜若狂。他向胡佛表示祝贺，认为这次的起诉策略强调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并且以此支持证据，他认为这一点打动了陪审团。这一天碰巧是多尔的四十四岁生日。身在蒙哥马利的他暂时甩开了一贯拘谨的作风，兴奋地告诉记者，这起判决让他为了自己身为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约翰逊总统刚刚做完胆囊手术返回得州老家静养，卡岑巴赫也把喜报打了过去。在塞尔玛游行过后的第二天，白宫方面就宣布了本案嫌犯遭到逮捕的消息，如今案件终于尘埃落定了。卡岑巴赫向总统表示，“这真是一场相当大的考验。”正在恢复期的总统随即发表声明宣称“整个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鼓舞。”

*【经过二十次投票之后，一个全白人陪审团于12月2日在安尼斯顿法院判定休伯特.斯特兰奇（Hubert Strange）有罪，罪名是在1965年7月一场白人至上主义集会结束后的回家路上随意谋杀了一位威利.布鲁斯特（Willie Brewster）。三K党徒康尼.林奇（Connie Lynch）与J.B.斯托纳（J.B.Stoner）——1980年陪审团将会裁定他要为伯明翰教堂爆炸案负责——曾在这次集会上称赞柳佐伏击是痛下杀手的范例。为斯特兰奇担任辩护律师的斯托纳谴责陪审团都是一帮“白皮黑鬼”。民权支持者们则当庭撕毁了原本打算在陪审团做出无罪判决之后发放的抗议传单以示庆祝。】

亚特兰大研讨会并未特别关注这次庭审结果。从周末到12月6日星期一，参会人员始终浸淫在阿拉巴马州的政府机制当中。主讲人分享了自己的法律研究，清晰明了地展示了从税收评估员到遗嘱检验法官的各级民选官员的职责。一份内部备忘录记录道，“在讨论当中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县验尸官的纵容或者勾结，南方黑人的神秘死亡不可能躲过调查，凶手也不可能逃过惩戒。”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教导说，实地组织者与普通公民都可以通过此类研讨会了解到关于“谁在拉动权力杠杆”的实践知识。熟悉了这些知识之后，原本看似高高在上的政府职位就会变成必须履行的各种具体任务。明尼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记述道：“我们深入研究了治安官召集民团的特权，找到了这项特权的法规基础。我们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理论上，如果治安官愿意为其他政府办公室提供强制执行力，那么这些部门几乎想干什么都行。”茅塞初开的参与者们开始设想自己与身边同伴成为实际候选人的场景。他们回家时脑海里已经明确了成为独立候选人所必需的法律步骤以及为自己吸引首次选民支持的初步计划。非学委的南方通告指出：“关于新的自由组织的消息在朗德斯县传播得很快。”

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的对抗情绪也相应地蔓延了开来，以至于全国教会理事会要求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帮助调查针对民权义工的报复行为。12月9日，受命接替乔纳森.丹尼尔斯的沃尔特前往邻近的威尔科克斯县，记录了八十起上报案件当中的二十起。之后他沿着地图上的一条荒野道路从负鼠弯出发继续前行，最终发现这条路延伸到阿拉巴马河畔就截断了，并无桥梁可以过河。沿着河岸有一条牧猪小径，河畔系着一排小船。然后他注意到远处木屋门前的晾衣绳上飘扬着某种鲜艳夺目的织物。出于好奇，他凑上前去想看个仔细，可是木屋的女主人奥拉.麦克丹尼尔斯（Ora McDaniels）看到一名陌生白人男性步步逼近时的第一反应就是逃之夭夭。尴尬的沃尔特在这个星期四的剩余时间里折返回到河流环绕的威尔科克斯县城，拉上一名黑人熟人再次来到木屋门前，这才打消了麦克丹尼尔斯的戒心。在这位熟人的斡旋之下，麦克丹尼尔斯提供了一份陈述：她曾经是一名女佣，因为参加了选民登记而被解雇，还被原雇主用扫帚打了好几下。至于那些色彩艳丽的织物是她自己用碎布缝制的百纳被面，图案独特，花五美元能买三条。沃尔特认为这些被面的艺术造诣非同寻常，决定要为它们打开销路。不出六个月，这些被面就来到了纽约画廊的拍卖厅。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与《时尚》杂志主编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各自购买了一条栗树芽苞主题的被面。杰克逊.波洛克的遗孀、艺术家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也冒险前往威尔考克斯县挑走了一条鱼尾纹主题被面。1970年的布鲁明代尔百货公司和1972年的《生活》杂志都高度评价了沃尔特与麦克丹尼尔斯共同发起的自由拼布项目。奥拉.麦克丹尼尔斯与一干同事们——露西.明戈（Lucy Mingo）、波莉.贝内特（Polly Bennett）、“威利妈妈”艾布拉姆斯（“Mama Willie” Abrams）、马蒂.罗斯（Mattie Ross）、埃斯特尔.威瑟斯彭（Estelle Witherspoon）以及奇娜.格洛夫.迈尔斯（China Grove Myles）——将这个艺术项目经营了二十多年。几乎所有这些依然居住在小木屋里的民间手工艺人都认为，去年春天法院门前奇迹一般的选民注册游行标志着全新生活的开端。

12月10日星期五，沃尔特开始收集当地黑人女性的被面与宣誓书。另一方面，两起发生在这一天的公共事件让人们再一次看清了阿拉巴马州民权运动面临的棘手困境。3月9日塞尔玛游行初期，游行队伍试图穿过埃德蒙.佩特斯大桥，但是金在最后一刻决定尊重联邦法官的禁令，率领全体人马折返了回去。当天晚上，游行参与者詹姆斯.里布牧师被三名当地男子殴打致死。到了十二月这一天，达拉斯县的州法院审判宣告三名被告无罪。判决作出之后，法庭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里士满.弗劳尔斯严厉谴责了这场践踏司法公正的审判：陪审团成员全都是白人也就罢了，其中居然还包括一名曾护送纳粹头目乔治.林肯.洛克威尔袭击马丁.路德.金的三K党徒。《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报道说：“里布判决激怒司法部/控方做出了何等努力？”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记者吉恩.罗伯茨（Gene Roberts）在一次考察中发现，“战斗疲劳”与不断攀升的债务——“在该组织的四年半历史当中糟糕至极”——即将压垮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的年轻民权义工们，。尽管如此，这些年轻人仍然“各种想法层出不穷，只可惜缺钱。”科特兰.考克斯向他描述了一份试点项目启动手册的内容，该项目的目标是在阿拉巴马州“绕过南方权力机构”。露丝.霍华德（Ruth Howard）以及其他非学委艺术家借鉴了亚特兰大克拉克学院黑豹队的吉祥物，描画了一只猫作为非学委的参选标志。“朗德斯县自由组织将会成为全黑人的‘第三党派’，”罗伯茨在周五的《纽约时报》上披露。“这个党只会在一个县运作，并且使用黑豹作为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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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阿拉巴马州审判的那一周里一边追赶着他的日程表，一边努力完善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的各自优势的预言信息。他打电话给斯坦利.利维森，表示美国犹太会堂委员会的拉比们正在催促他就越南问题发表讲话，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刚刚取消了罗兰.吉特森拉比（Roland Gittelson）的公民奖，理由是他赞助了华盛顿的反战游行。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吉特森说两句公道话，因为仅仅在六个月前他还在吉特森的会堂进行过布道，并且引用了希伯来先知的话语。利维森通过金的秘书朵拉.麦克唐纳接力口述了几段话，建议她保留金喜欢的阿摩司书第5章24节的改编——“惟愿正义如大水滚滚，惟愿公理如江河滔滔”——与逐字不差的圣经经文相比，金修改后的版本节奏感更强。接下来金急忙赶到纽约，在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接受了犹太会堂理事会的颁奖。他面向理事会成员们宣称：“这个时代最令人振奋的教训在于大规模非暴力直接行动并不是黑人鼓动的特殊手段。相反，这是一种经过历史验证的方法，足以捍卫自由和民主，并且扩大这些价值从而造福整个社会。”

金认为，通过在1955年拒绝放弃公交车座位，罗莎.帕克斯引发了非暴力的力量，从而在十年后为黑人创造了赢取阿拉巴马州立法机构席位的机会。他进一步补充道，针对经济受限的抗议释放了改革，“最终将使更多的白人而不是黑人受益”，正如针对种族隔离学校的讨伐“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当前的过时教育系统是为十九世纪的美国农村设计的。”同理，通过直接行动寻求参与选举过程的黑人“唤醒了冷漠的白人们，他们将自己拥有的公民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忽略了行使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警告说，针对新敌人的暴力浪潮威胁着非暴力原则克服旧敌人的光明前景：“战争无情地扩充着自己的体型。”尽管官方一再保证军事冲突将保持在有限范围内，金却对这一保证不屑一顾。他指出了针对吉特森拉比以及其他反战人士的“丑陋的镇压情绪”，并且质问政治异见是否已经“在越南被轰炸机击落……言论自由是否已经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之一。”金追忆了古代犹太先贤们的大胆抗议立场——“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希伯来先知”——当初正是他们的话语促使民权运动超越了恐惧与沉默的桎梏：“他们不相信良知仅仅是寂静微弱的声音。他们相信良知要么声若雷鸣，要么闭口不言。”他引用了阿摩司关于正义的观点，弥迦关于铸剑为犁的观点，以及以赛亚关于放弃精神暴力是“不可逃避的义务”的观点：“就算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金关于暴力压迫的警告在第二天《纽约时报》第七十三版化作了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金博士发觉了反对和平主义者的行动”。这一天金途经亚特兰大前往了阿拉巴马州。利维森安排了一位纪录片制片人阿诺德.米凯利斯（Arnold Michaelis）与他乘坐同一趟航班。米凯利斯打算对金展开拍摄采访，这次航程正好为他提供了亲身了解采访对象的难得机会。一路上他提出了几个不那么正式的背景问题，例如金对于南方体育界的种族问题现状作何看法。金表示在已经废除种族隔离的南方地区建立职业运动队的计划是“再度向前迈出的精彩一步”。但是他也承认最近的形势发展致使他的球迷身份遭到了挑战。密尔沃基的勇士棒球队刚刚搬迁到亚特兰大，成为了金家门口的主场球队，而金本人一直忠于布鲁克林道奇队。他对于道奇队的忠诚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时球队总经理布兰奇.里奇（Branch Rickey）与金的少年偶像、后来的朋友杰基.罗宾逊共同实现了球队的种族融合。“所以我一直是道奇队的球迷，”金坦承道。“但是我现在要加入勇士队了。”既然两支球队都实现了种族融合，那么他的支持自然要转向自家主队。

抵达亚特兰大之后金与米凯利斯暂告分别，继续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偏远农村，走访了身陷重围的领导大会项目。在格林县，将近两百名暴徒阻止了何西阿.威廉姆斯领导的学校种族融合游行。在12月6日星期一的一次弥撒大会上，金和安德鲁.杨招募了375人继续游行，旨在寻求将联邦登记员派往与朗德斯毗邻的巴特勒县。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员工领袖塞缪尔.韦尔斯牧师（Samuel Wells）在事后灰头土脸地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气馁的示威。”他报告说参加示威的男男女女含着眼泪祈祷与歌唱，“与警察面对面站在一起……星期二我们再次游行……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被打得头破血流。”金当时已匆匆赶往另一场集会，但是途中被阿拉巴马州骑警拦了下来。州骑警以超速为由逮捕了开车的杨以及车上全体乘员，直到每人缴纳了五十美元的罚款才放行。

返回亚特兰大的家中之后，金于12月9日接受了米凯利斯的拍摄采访，他八岁的儿子马蒂在摄像机前跑来跑去。米凯利斯问道，金的第一本书《迈向自由》第95页表示作者愿意在哲学层面接受战争，为什么现在的金改变了这一立场？金回答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战争是——或者可能是——一种消极的善。我从来不觉得战争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善，但是……我觉得战争可以阻止例如希特勒这样的消极邪恶力量的蔓延。”后来的金积累了越发丰富的非暴力运动经验，对于日益缩小的世界也越发忧虑，因此他的立场也逐渐背离了他曾经从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对于二战的痛苦辩护当中学来的基督教实用主义：“我得出的结论是，战争不能继续作为消极的善而存在，因为现代战争武器的潜在破坏性与实际破坏性实在太大了。”

米凯利斯追问道，如果不依赖暴力，怎样才能在越南反对共产主义。金从殖民历史出发，认为长期的独立斗争已经融入了越共的自我认同，与外国统治的同流合污则玷污了美国对于自由的定义：“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对一个寻求自决的民族采取了敌对立场。如果人们回顾这场战争的历史，将会发现许多丑事，我绝对相信双方都有错误。” 金承认他在个人层面上依旧犹豫不决：“我不认为约翰逊总统是个战争贩子。我认为他陷入了非常困难的两难境地。”他主动告诉惊讶的米凯利斯，自从开始批评战争以来，他就在与约翰逊总统的私下会谈当中得到了这种印象，“我要说我们私下谈过两次。”金认为总统感到自己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必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为谈判创造气氛”。金表示他本人赞同莫汉达斯.甘地的箴言*，即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圣人一般的使命也必须基于现实政治。“我当然不能声称自己是任何意义上的圣人，不过我试图效仿历史上所有的圣者……而且我认为任何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们都必须敏锐地察觉政治时机。”

*【甘地的原话是：“许多人说我是个在政坛迷失自我的圣徒，其实我只是个竭力向圣徒看齐的政客。”】

接下来金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的气氛使得有能力促成和平的美国人面临着“一个贯穿历史且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要面子……如果我们能够摆脱我们的骄傲——我认为美国必须越发频繁地听到这个词，而且必须摆脱这份骄傲。这样做在道德层面对于我们有有益无损。从军事角度来看，从越南撤军也不会伤害我们。”

米凯利斯提出了另一个尴尬的话题——“这个问题着实难以启齿”——金是否“认为你的死亡能给民权运动带来任何好处”？金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自己的死亡造成的影响肯定要由具体环境来决定。他思考了最近在越南和美国发生的自焚案例：“我必须说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创造性牺牲的最高表现。”他重复了非暴力的标准，即在拒绝杀人的同时积极准备为某个事业而死。金在采访末尾说道：“我不会主动剥夺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愿意为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诚实地这样做，死亡就可以具备救赎的价值。”

沃茨报告的标题《城市暴力——结束还是开始？》提出了鲜明的警告，然后在正文当中做出了骇人的回应。文中使用的字眼通常都会被政客们避之不及，胆敢使用此类词汇无异于政治自杀。12月7日的《纽约时报》宣称：“麦孔委员会敦促以‘昂贵且极端’的方式处理问题。”报纸新闻强调了针对教育、交通以及就业进行大规模改进的要求。委员们发现，几乎全部114所没有校内食堂的洛杉矶小学都位于少数族裔居住区，他们认为这些学校缺少师生食堂的现实与“低下得令人震惊”的考试成绩之间存在相关性。他们发现沃茨居民面对着巨大到无法估量的工作短缺——文中引用了一位青少年证人的无奈嘲笑：“上了学又有什么用？”另一项相关事实在于只有极少数（14%）沃茨居民拥有汽车，其他人都难以前往远离沃茨的地区工作。雪上加霜的是，芝加哥还是美国唯一没有补贴公共交通的主要城市。报告警告称，除非美国公众采取“革命的态度”，否则八月的沃茨骚乱仅仅是“暖场节目”。

贝亚德.拉斯廷也给出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并且在文中宣称麦孔报告虽然写得很聪明，但却似是而非，其立足点仅仅略高于肤色分界线，究其根本而言无非是炫人眼目的烟花而已。他的报告首先批驳了委员会针对沃茨骚乱的基本描述：“毫无理智的破坏怒火……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种族骚乱，而是一场爆炸——一种无形的、极其无意义的、完全没有希望的抗议——参与者仅仅是少数，却给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拉斯廷引用了麦孔委员会调查员的调查结果来反驳委员会的结论。他认为沃茨骚乱当中的暴力并非随机发生，骚乱者一直在攻击五种类型的商店，其中又以当铺与食品市场首当其冲。骚乱期间没有人试图从药店偷取麻醉品，遭到打砸破坏的酒类商店也比存货遭到劫掠的酒类商店多得多。他引用了报告中的原话：“没有住宅遭到故意烧毁。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建筑遭到的破坏都很小。某些类型的商业机构，特别是加油站与汽车经销商基本上没有受损。”对于深受甘地教义熏陶的拉斯廷来说，沃茨的暴力事件自然大错特错，不过错处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是自我戕害，其二是为委员会按照种族区分受害者的做法提供了开脱借口。麦孔报告将三十二名死于暴乱的黑人全部归于“正当杀人”的名目之下，却逐一辨明了三名白人死者的身份（并且忽略了其中两人死于同伴误伤的事实），还按照职业或者服务部门细分了白人伤者。拉斯廷尖刻地指出：“要想意识到（1032名）伤者当中约有85%是黑人，我们必须自己做算术才行。”

在拉斯廷看来，暴力给麦孔委员会提供了掩护，使其得以粉饰针对威廉.帕克局长所代表的洛杉矶警察部门的核心投诉。麦孔报告声称：“许多黑人觉得他对黑人社区怀有深切仇恨。然而，帕克局长给予我们的陈述与附带证据——例如他对待黑人警官的公平记录——并不能表明他具有这样的态度。”委员会就这样驳回了在骚乱调查当中针对警局行为进行外部检查或者民事审查的要求，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警察的士气。拉斯廷则将这种粗暴的回避归结为战场敌对的心态。这种心态将黑人非人化，却将好斗的警官奉为标尺：“每个黑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黑人男子、妇女或儿童不曾在某些时候遭受过警察的错待。”

当前在大约八千警员的洛杉矶警队当中没有一个黑人的职级高于警佐，尽管在过去十年当中有将近二十名黑人警官在晋升受阻时利用下班时间参加了法律学校并且通过了律师考试。有两个曾经短暂晋升警佐的黑人警官后来都离开警队投奔了法律界，一位名叫伊尔.布罗迪（Earl Broady），另一位名叫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此人将会在1973年当选洛杉矶市长。布罗迪与麦孔都是沃茨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1962年，洛杉矶二十七号穆罕默德圣殿周围与内部发生了耸人听闻的警民冲突，多名黑人穆斯林遭到枪击、殴打与监禁。在马尔科姆.X的劝说下，布罗迪担任了这些穆斯林的辩护律师。此案过后他的职业道路持续走高，眼下成为了加州的一名法官。麦孔报告流露出了布罗迪法官企图与白人建制派休战的迹象，比方说报告并没有提到在沃茨暴力事件结束时，警方为了寻找武器或者暴乱计划再次凶猛而又徒劳地攻击了同一座圣殿。此外布罗迪法官也并未在报告当中基于个人经验解读沃茨黑人居民发自本能的团结。这一刻意忽略也许是为了抑制帕克局长的反驳，即黑人公民原本生活美满，都怪“异教徒”阴谋家策划了暴乱。不过帕克大体上还是坚持折衷立场：沃茨骚乱既不是正当诉求的错误表达也不是精心策划的颠覆阴谋，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意识暴力，就好比笼中动物的模仿行为。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人扔了第一块石头，然后其他人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也开始扔石头。”

拉斯廷警告说，麦孔委员会与莫伊尼汉针对黑人家庭的研究都采取了居心叵测的模棱两可立场。两份文件都“围绕黑人问题的正反两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者的最终观点很省事地将假想当中的种族隔离环境结束当做前提条件，两者都响亮而抽象地呼吁全面改革，两者都把对于民权的鼓励与“更复杂且更心软的……关于黑人的陈旧信条”混为一谈。拉斯廷的解释刊发在了小型知识分子杂志《评论》上面，不过在此之前莫伊尼汉早就已经成为了解析沃茨骚乱的尊贵国师。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关于新近发表的麦孔报告的特别节目当中表示：“记住，美国的奴隶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奴隶制。”他勾勒了黑人家庭承受的历史压力：“当他们离开乡村，离开农民生活，转而进入贫民窟时，他们的家庭就会破裂。”他还声称四分之一的现代黑人家庭都是女性当家。《纽约时报》12月12日发表了一篇简讯：“莫伊尼汉希望美国采取促进家庭稳定的政策”，其中引用了他的数据：哈莱姆部分地区44%的新生儿是私生子。莫伊尼汉告诉《时代周刊》，“我在地狱厨房长大，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我知道这种生活是什么样子。”

同一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节目当中，主持人劳伦斯.斯皮瓦克问道，新兴中产阶级黑人怎么就能摆脱莫伊尼汉报告涉及的家庭恶化统计趋势，以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踩着同样的阶梯逃离厄运。莫伊尼汉回答道：“有些人很幸运，有些人不幸运，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人及时离开了南方，有些人没有。”《黑玉》记者西米恩.布克（Simeon Booker）当场抗议称莫伊尼汉这是在假装客观中立，因为只要他愿意，他本来也可以侧重关注白人家庭日益增长的离婚问题，“让人们觉得他们才是国家健康的威胁。”布克主张种族矫正的责任必须落在白人头上，另一位嘉宾罗伯特.诺瓦克则想知道黑人是否会逃避自己的责任。莫伊尼汉毫不回避地当着全国广播公司观众的面回答了这两条责难：“这是美国的问题，每一位美国人都必须致力于此。”这套声音嘹亮的理论当中蕴含的闪电一般的能量已经让莫伊尼汉成为了最稀有的一类公众人物——社会学教授兼前任公务员，专门研究城市种族关系，在国家政治领域拥有光明的未来。

*【莫伊尼汉将会在1969-1971年间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顾问，于1973-1975年担任驻印度大使，1975-1976年担任驻联合国大使，1977-2001年当选纽约州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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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莫伊尼汉在公共平台大放异彩之际，罗纳德.里根的公共职业生涯也已经逼近了孵化期的尾声，即将破壳而出。去年三月，里根为竞选总统失败的巴里.戈德华特发表了一场全国性电视讲话，反响相当热烈，这位好莱坞演员趁势开始积极探索竞选加州州长的可能性。同一时期的伯克利的学生们则举起了“操”字示威标语，开始冲击言论限制的堡垒。这些零星自发的示威活动臭名昭著地偏离了为支持密西西比黑人而开展的校园运动，也为里根的话术提供了口实。里根无视了当时正在塞尔玛的“柏林墙”封锁线上纪律严明承受暴力的青年人，回避了这些青年为弱势群体争取投票权的全国运动的最高潮，躲开了围绕自由议题的激烈辩论，转而针对伯克利学生们的“伤风败俗”展开了口诛笔伐。在面向加州共和党人的演讲当中，里根统合了针对伯克利学生的蔑视与针对大包大揽的联邦政府的苛责。他嘲讽伯克利学生好比新生的婴儿，“一头只顾吃喝，另一头毫不负责。”

里根继续为戈德华特反对医疗保险（“社会化医疗”）与1964年民权法案的立场辩护：“如果我在国会，我也会投反对票。”他还谴责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侵犯了各州的地方控制权，“是对南方的羞辱。”然而更重要的是，里根聘请了政治顾问，从而让戈德华特基本盘以外的选民也能接受他的试探性演讲。政治顾问斯图尔特.斯宾塞（Stuart Spencer）与威廉.罗伯茨（William Roberts）曾经管理过自由派共和党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针对戈德华特的加州初选活动，两人建议里根为自己营造一副得体而又克制的形象，不要摆出咄咄逼人谁都不服的架势，因为这种风格已经过时了。因此里根宣称可以通过坚定的纪律将不守规矩的学生们拉回正途。他以南方温和派的灵活回避方式避免谈论民权问题，并且声称整个种族问题都“有点过时”。他把美国国内的自由描述成某种人们天然拥有的东西，这种自由不断受到国家政治威胁——但却从未得到加强。换言之他认为，说到美国在自由方面取得的一切进步，上至各位开国元勋、下至为了履行开国信条而投入巨量资源的当前政府全都寸功未立。里根宣称：“这个国家最初的政府是由保守派建立的。多年后林肯这样定义保守派：他们偏爱旧的、尝试过的事物，而不是新的、未经尝试的事物。”

里根无视了民权时代激起的爱国主义奇迹，只是单纯承认民权时代很自由，当然也很麻烦。他邀请听众摆脱对于种族藩篱的防御性焦虑；他指控民权运动人士与沃茨骚乱参与者以及外部敌人有瓜葛，以此贬低民权运动的无私见证声誉；他还谴责伯克利的反战示威是“绥靖的结果”。里根呼吁美国在越南“作出政治决定以取得胜利”，并且挥别对于持久战争的“愚蠢”担忧。他在十月声称：“以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在整个越南铺一层硬化地面，在上面画上停车带，然后还来得及回家过圣诞节。”

关于里根的早期报道经常拿着他的电影角色与竞选传记《其余的我在哪里》来调侃他。但是里根通过一百五十次饱经考验的演讲俘获了观众。他声称自己曾经是一个“血友病自由主义者”，后来转变成了公民政治家，对于专业经验或政府术语一无所知。即便如此，这位尚未得到共和党官宣的候选人还是依据紧紧抓住决定性中间选民的策略与极右翼组织约翰.伯奇协会保持了距离。里根斥责组织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因为此人居然声称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是共产主义者。里根认为这种言论“完全应受谴责”，但是他又谨慎地放过了该组织本身及其同情者，并且引用了J.埃德加.胡佛的保证：“联邦调查局没有调查过伯奇协会，因为调查局只调查颠覆性组织。”里根针对韦尔奇的精确攻击表明他拒绝与“那帮疯子们”混为一谈。他的员工认为这为他赢得了顺应主流道德的地位。十一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警惕地承认了他的和蔼魅力，标题是“汤姆.索亚进入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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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里根正式参加1966年加州州长竞选前不久，胡佛局长正面临着一场潜在丑闻：联邦调查局在加州隔壁的拉斯维加斯擅自使用间谍手段的行径可能会遭到曝光。《洛杉矶时报》十二月的一篇报道披露了关于一场离奇阴谋的最初线索。文中指出，早在1963年弗里蒙特赌场酒店的老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安全技术人员追踪截获的信号，追查到了一家名为亨德森新奇公司的假企业。顺藤摸瓜的进一步调查摸到了十一位联邦调查局雇员头上，当调查人员发现他们时，他们正在监听亨德森店面内里隐藏的众多窃听器。弗里蒙特随即针对这十一人提起诉讼，金沙酒店与沙漠酒店也很快加入了进来。案情的曝光引发了针对执法人员非法入侵的骇人指控——“联邦调查局因使用‘窃听器’而面红耳赤”——联邦调查局总部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原告与公众要求调查局要么承认这些探员的行为纯属自行其是恣意妄为，要么出示合法的监听授权证明。胡佛迅速派遣助理局长迪洛克去见司法部长。事后迪洛克向调查局总部汇报称：“我告诉卡岑巴赫，显然现在不是窝里斗的时候。我想确定他完全理解前司法部长肯尼迪对于窃听器的批准。”

卡岑巴赫试图安抚迪洛克。他预测拉斯维加斯诉讼的原告律师、华盛顿律师界的明星爱德华.本尼特.威廉姆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肯定会选择在对簿公堂之前就达成庭外和解，因为他的客户弗里蒙特赌场酒店并不干净。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家赌场与有组织犯罪团伙合谋转移赌场盈利的问题，赌场肯定不希望因为这场官司将这种事张扬出去。对于卡岑巴赫来说，本案的更大教训在于提醒政府方面，偷偷摸摸的窃听只会让威廉姆斯这样精明的辩护律师抓住可趁之机，使其能够找出政府的不当行为，从而挫败政府公诉（胡佛早就将威廉姆斯贬低为“骗子”，因为威廉姆斯惯于提出令公诉方痛痒难耐的证据开示动议）。迪洛克拒绝接受司法部长的安抚，并且声称本案的威胁首先是政治威胁，其次才是法律威胁。与卡岑巴赫不同，他知道威廉姆斯很可能通过另一位客户的刑事诉讼上诉获得调查局的窃听记录。万一让他得手，必定后患无穷。却原来调查局在窃听沙漠酒店行政套房的时候无意中录下了一位华盛顿说客弗雷德.布莱克（Fred Black）的言语。一旦录音遭到公布，布莱克这个本来与案情无关的第三方就会卷入此案，还不知道要平添多少变数。更糟糕的是，这位布莱克还是前参议院助理鲍比.贝克（Bobby Baker）的商业伙伴，而贝克则是约翰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腐败人物，而且早在约翰逊搬进白宫之前就一直是约翰逊家族的隔壁邻居，这样一来就连总统本人都有可能遭到本案的牵连。更更糟糕的是，威廉姆斯很可能通过连带的证据开示发现联邦调查局故意在布莱克的华盛顿酒店套房里也安装了窃听器。如果说针对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进行窃听是为了打击黑帮，只是一不小心顺便录下了布莱克的言语，那么在华盛顿进行窃听则过于政治化，毫无开脱的借口。

面对如此严重的潜在后果，迪洛克依然毫不畏惧。他坚持认为窃听事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想要毁掉约翰逊总统以及联邦调查局的野心。他阴暗地指出威廉姆斯是肯尼迪的朋友，而肯尼迪的前新闻秘书埃德.古斯曼（Ed Guthman）曾为《洛杉矶时报》工作。迪洛克后来报告说卡岑巴赫听到这一指控时“似乎感到相当震惊”。卡岑巴赫试图向迪洛克保证，尽管他最近努力禁止窃听器，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也参与了窃听器的使用。另一方面司法部长又表示，他确实相信罗伯特本人的私人声明，即自己在担任上一任司法部长期间从未授权任何窃听器的使用。迪洛克警告卡岑巴赫不要提起这一点，以免激怒胡佛。然后为了做好战斗准备，他还传唤了曾经担任罗伯特的联邦调查局联络官的考特尼.埃文斯。自从达拉斯刺杀事件之后，胡佛就解雇了埃文斯。肯尼迪总统的殒命致使司法部长罗伯特沦为了跛脚鸭，于是胡佛趁机通过这一举动肆无忌惮地宣扬自己对于罗伯特的蔑视。尽管如此，埃文斯依然感到自己不得不赶在圣诞节前夕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受长时间审问。

迪洛克和同事们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得知，罗伯特.肯尼迪从未在批准窃听的文件上签过名，因此不能用这一点来对付埃文斯；调查局甚至无法证明罗伯特曾经意识到调查局采用了窃听器而不是正式得到批准的电话窃听，因此也没法在这个方向下手。他们只能软硬兼施地逼迫他同意调查局的说辞：罗伯特应该已经在未被告知的前提下察觉到了某些调查局报告的特殊情报来源。内心极其矛盾的埃文斯——“在他的回忆被刷新后”——终究向联邦调查局的立场做出了让步。迪洛克向埃文斯出示了一份来自芝加哥的骇人听闻的情报报告备忘录，然后逼问埃文斯对此有何说法，“他承认肯尼迪表示不希望知道获取情报的地点或者来源。”埃文斯承认这些高度敏感的文件确实包含许多含混之处，迪洛克抓住这一点把他当成了罗伯特与调查局串通一气的重要证人：“他确实承认，肯尼迪肯定知道我们的信息来自窃听器。”联邦调查局官员将这一推断当成了下一步反击的基础。他们首先声称罗伯特对待窃听器的态度是普遍默许，而不是针对具体的窃听器做出可供核实的批示，然后又将这所谓的不闻不问等同于了授权或者合法程序方面的骇人缺失。就这样，联邦调查局毫无愧怍地抓住这一丝追溯性授权责任，将其变成了积极防御的盔甲。迪洛克建议胡佛，卡岑巴赫与罗伯特“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把我们扔出去喂狼。”因此调查局必须谨慎地通知他们，“我们清楚地知道事实，并且将会毫不犹豫地在必要时刻运用这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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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委的一份记录备忘录开篇写道：“圣诞节后的第三天，格洛丽亚.拉里来到纳尔逊街360号的亚特兰大非学委办公室寻求帮助。”该文件记录了两个方面的震惊反应。首先，谁也没想到朗德斯县民权项目会直接跑到亚特兰大总部寻求救援，因为非学委总部此刻自身都难保，背负着着十万美元的债务，电话即将欠费停机，并且已经拖欠了好几位工作人员的微薄生活津贴。志愿入狱的能量与金库都已耗尽，一份内部通知警告称：“约翰.罗伯特.刘易斯已经疲惫不堪（我也是）。”刘易斯主席发表了一份忧郁的年终声明，宣布1965年的奇迹成就到了年底已经暗淡了下来，“我们面临着有法不依的困境……种族主义的伤痕如此之深，以至于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第二，谁也没想到朗德斯县民权项目会选择拉里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前来执行走投无路之际的求援任务，因为拉里是个新员工，同事们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举止优雅而不是作风坚毅。此时的拉里早已面容憔悴，这也强化了她带来的险恶警告：新近完成选民登记的黑人佃农正面临着可怖的困境。已经有二十个黑人佃农家庭遭到了白人农场主的驱逐，他们没有钱搬家，也没有亲戚陪伴，其中至少有八个家庭已经沦落到了露宿野外的地步。拉里从非学委的秘密应急基金中征用了两千美元，乘坐一辆满载救援物资的大篷车赶回了阿拉巴马州。她走后的总部备忘录记录到：“朗德斯县已经下了三个星期的雨。已经购买以下物资以保护被驱逐的家庭免受风吹雨淋：十顶过剩的陆军帐篷，六十张小床，以及十二个大肚火炉。”

卡迈克尔留在亚特兰大开除了一名手脚不干净的员工，他发现此人居然从遥远的白人支持者那里索取乃至窃取危机捐款。“请确保他们不要再给尤金送一分钱，”他敦促募捐者们尽快将这个害群之马赶出民权队伍，并且痛苦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诈骗目标包括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夏季志愿者哈罗德.萨伯斯坦拉比，甚至还有乔纳森.丹尼尔斯的母亲。另一方面，卡迈克尔还设法在罗西.斯蒂尔的地产上——蒙哥马利大进军第二晚的营地就来自此人的慷慨捐赠——为遭到驱逐的农民争取了一片棚户区用地，然后召集人手挖厕所，铺设木板地板，搭建帐篷。12月30日星期四，许多非学委员工都来到工地上帮忙。令卡迈克尔颇为惊喜的是，萨米.扬格也来到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地告诉卡迈克尔：“这根弦我是松不下来了。”尽管过去几天他一直努力将心思放在学习上，不过最终还是认定民权运动已经“渗透了我”，还透露他希望在塔斯基吉周围的家乡县区组织一个独立的“黑豹党”。

这片简陋的栖身之所吸引了外界的零星注意。1966年元旦当天《纽约时报》宣布：“‘帐篷城’在阿拉巴马州的田野上拔地而起”。《黑玉》则强调了当事人的困境：“被驱逐的农民在朗德斯的烂泥床上打滚”。这两篇报道都记述了棚屋区大锅里的水要从邻近水井里打出来，也都将紧张局势升级归因于当地权力机构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基础正在动摇，大约一千九百名新近注册的朗德斯县选民已经让当地黑人拥有了逼近白人的投票力量。新选民杰克.克劳福德（Jack Crawford）的照片出现在了一篇关于联邦登记员的杂志文章当中，之后他就遭到了驱逐。新选民阿曼达.格洛弗（Amanda Glover）自从1931年1月20日以来一直居住在同一座种植园，这次她也遭到了驱逐。她说她的丈夫太害怕投票了，“但是他本来可以继续登记，这对他很有好处。”新选民安娜贝尔.斯科特（Annabelle Scott）与她的丈夫、四个孩子以及几个孙子一起搬进了棚户区，其中一个孙子很快就感染了肝炎。朗德斯县民权运动老年组的中坚力量威尔和玛丽.简.杰克逊夫妇在面向80号公路的帐篷营地里占据了一张小床，这里很贴近他们在3月22日迎接蒙哥马利大进军队伍的地点。当时他们在路旁翘首期待许久，终于看到马丁.路德.金率领的队伍如同圣经当中的海市蜃楼一样由虚转实，起初只是远方的斑点，最后终于来到了他们身边。卡迈克尔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完成选民登记的人们全都经受了永远的改变。当地领导人约翰.胡莱特同意这一说法。他告诉记者，“朗德斯县的人们无论是生是死都会提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这是一定的。”

1月2日星期日，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坐在莫比尔的讲台上，与家乡的东道主们一起聆听美国现任司法部长的历史性讲话。台下足有四千五百名听众，黑人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根据《投票权法案》预测了“新的解放”，以此纪念奴隶制正式消亡一百零二周年。在后台，沃尔特抓住机会就几个县针对新选民的报复行为向司法部长进行了简短咨询。卡岑巴赫再次公开承诺司法部将对恐吓选民的行为提起诉讼，并建议如果佃农能够拿到治安官的正式驱逐令而不是按照农场主的要求老老实实搬出种植园，那么他们的宣誓书将会成为更有力的证据。不过接下来他又谨慎建议沃尔特仅仅将他的话当做法律推测而不是代表美国的承诺。《黑玉》注意到了动荡的种族政治的另一个细节：莫比尔的白人报纸拒绝在解放日仪式上展示卡岑巴赫的照片：这或许表明了当地政治风气的转变：从前攻击白人官员的手段之一就是宣扬他与黑人的合影，这种手段或许正在遭遇冷落，因为与白人官员合影也意味着黑人的荣誉，特别是现在这些合影当中的黑人全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继续宣传这些照片对于白人至上主义者们来说或许得不偿失。

1月3日是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阿拉巴马州的许多法院都挤满了赶来登记的黑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下午时分抵达塔斯基吉，调查从亚特兰大非学委办公室转来的两起投诉。吉米.罗杰斯首先报告说，梅肯县的一名登记员一口气拒绝了一百多名黑人申请人，然后冲着当天负责护送申请人萨米.扬格威胁说要“把你的内脏洒在地板上”。显然他意识到继续拖延只会促使司法部在梅肯县部署超额的联邦登记员，并且感到十分恼火。扬格沿着申请者的队伍躲开了他的威胁，并且在四点钟时补充说当地登记员又重复了同样的话并且展示了一把刀。

接近当天午夜时分，梅肯县的自由之家接到了好几通语气激动的电话，电话那头声称在塔斯基吉长途汽车站围拢了许多警察，附近还有一辆熟悉的汽车。自由之家的员工们这才隐约意识到扬格出门买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再也回不来了。罗杰斯是辨认他尸体的人之一。扬格脸朝上躺在一片血泊旁边，血流从他的头部蔓延到脚下，他的一只手臂垂在一根高尔夫球杆上。目击者说，事发之前曾经有一名老年服务员拒绝让扬格使用加油站专供白人使用的洗手间，听上去两人似乎发生了争吵。扬格原本已经开车离开，突然又停了下来并且走回去继续争吵，但是服务员马文.塞格雷特（Marvin Segrest）掏出了手枪。扬格跑到对面的街上，冲进一辆坐了一半人的灰狗巴士，从运往亚特兰大的行李当中抽出一根高尔夫球杆，然后多次上车下车与对方相互叫骂。塞格瑞特开了一枪，灰狗巴士飞驰而去，扬格徒步逃离，再然后第二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脑。塞格斯特声称自己只想“吓唬吓唬他”。警笛嘶鸣在黎明前夕惊动了塔斯基吉校园的大部分地区，几乎聚拢了所有分散在阿拉巴马州的非学委员工，唯有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宣布自己哪里都去不了。他告诉詹姆斯.福曼：“我刚刚买了三瓶酒，为我自己喝了一瓶，为萨米喝了一瓶，为乔纳森.丹尼尔斯喝了一瓶。”周二有两千多名学生在塔斯基吉游行。第二天许多人带着一份列有八项要求的清单返回了这里——要求包括起诉塞格雷特以及提供机会让“更多的黑人能够在市中心工作”。他们的集会地点是法院草坪上的罗伯特.E.李雕像附近。

在亚特兰大，南方的非学委员工进行了一场旨在制定对策的马拉松辩论。有人主张发起新游行来争取更多民权立法，其他人认为这样的反应很乏力。有人提出要同时谴责扬格谋杀案与越南战争，这项提议同样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过于牵强，最好分开处理。这项反对意见又招致了一连串的反驳，这些驳论难免让人想起鲍勃.摩西当年的论断：种族问题倾向于用自欺欺人的征服来腐蚀民主价值观，在国内与国外都是如此。这样一来人们关于声明的顾虑又转向了赤裸裸的实际层面。领导人警告说，非学委如今几乎破产，万万不可鲁莽行事。针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攻击将会引发激烈反对，扼杀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捐款，还会掩盖对于萨米.扬格之死的关注。一些人担心他们已经投票支持了非学委公开反对战争的立场，但是非学委却怯懦地从未将这一立场落到实处。另一些人则预见到，如果没有与越南战争扯在一起，任何关于扬格之死的声明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人欢迎格洛丽亚.拉里的志愿努力，她在1月6日星期四之前将非学委的普遍想法提炼成了一份草案。文章开篇宣称：“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所谓关心越南人民自由的说辞纯属欺骗。萨米.扬格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遭遇谋杀与越南农民在本国遭到杀害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要问：美国自由斗争的征兵体制在哪里？我们鼓励那些宁愿把精力用于在美国国内建立民主的美国人……他们完全知道这可能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在越南一样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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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这天的《纽约时报》报道了芝加哥的一场活动：“在豪华的撒哈拉汽车旅馆的花哨红金色吉吉套房里举行了一场拥挤的新闻发布会”，马丁.路德.金在会上发布了一份十三页的“第一场重大北方自由运动”的启动蓝图。为了改善大芝加哥地区的状况——当地黑人人数已经超过了整个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人数——他宣布将要发起一项新的运动，旨在解决比事实学校隔离或者南方农村的严酷遗产更广泛的状况：“这种经济剥削体现在贫民窟中。”金将贫民窟定义为“一个不允许文化与资源得到自由贸易交流的地区……一套与比利时剥削刚果颇为类似的国内殖民主义体系。”他的芝加哥蓝图将工会与福利委员会列入了十二个应当为此负责的机构，这些机构以一种环环相扣的模式确保了贫民窟长期存在。他承认这一模式很难理解，要想改变更是难上加难。（就在芝加哥民权运动蓝图发布会当天，将会永世成为密苏里州最著名地标建筑的圣路易斯拱门也在施工进度进入尾声之际遭到了种族问题的纠缠。项目承包商之一在新成立的美国联邦合同履约办公室的持续施压之下雇用了工地上的第一个黑人水管工，然后五家工会就联手叫停了施工进度。）金宣布将要发动一系列不断升级的社区集会、组织串联以及试验性示威，计划将在五月达到高潮。但是他回避了对于本次运动走向的直接预测，而是将其与一年前发起的投票权运动进行了类比：“正如1965年1月2日没有人知道将会有一场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现在我们也无法预知芝加哥的大规模行动将会采取什么形式。”未来对抗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新闻报道的力度，但是金依然登上了《卫报》头版头条，因为他承诺在一月之底前将全家人搬到芝加哥，安顿在一间冰冷的出租房里。头条标题写道：“金博士将在新的权利运动当中占领芝加哥贫民窟公寓/他要关闭贫民窟”。

一系列紧急的意外事件致使白宫方面无暇顾及金的宣言。首先，四份关于塔斯基吉枪击案的备忘录抵达了椭圆办公室，每一份都附有精确到分钟的危机说明：“星期五上午10点45分，白人城市官员全都很害怕。”有些人提到他们希望联邦政府向当地派遣军队或者法警。塔斯基吉学院院长路德.福斯特（Luther Foster）转述了黑人们的相互担心，他们害怕愤怒的学生示威可能会危及布克.T.华盛顿在1895年达成的传说中的亚特兰大妥协。尽管黑人在当地有五比一的人数优势，但他们还是把政治控制权让给了白人。一位社会学教授希望“不流血地度过星期六”。此外福斯特院长还投诉道，施行种族隔离的塔斯基吉餐馆“全都打起了私人俱乐部的幌子，以此逃避1964年《民权法案》第二章的规定”。约翰.多尔向福斯特承诺将会在日落前向司法部提起诉讼。约翰逊总统退回了其中的三份备忘录，并且手写指示助手代表他给萨米.扬格的父亲与福斯特院长打电话，向双方表示“支持我们在这里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就在他在第三份回信上写下 “下午4点55分”后仅一分钟，另一份收到的备忘录将警报转向了“令人不安的”关于扬格谋杀案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政策声明”的新骚动。白宫助手克利福德.亚历山大在其中写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敦促所有美国人在民权运动当中寻求工作，以此作为‘征兵体系的有效替代’。”亚历山大向约翰逊总统保证，白宫官员已经开始动员黑人领袖公开表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政策，利用针锋相对的宣传来“抵消这则新闻的影响”。他补充说：“最困难的部分在于马丁.路德.金接下来会做什么。”

紧接着又有三个字在传到金的耳朵里之前就再次扭转了舆论场的方向。长期担任非学委通讯主管的朱利安.邦德刚刚成为了自从重建以来当选为乔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首批八名黑人之一。当被问及是否支持他所属的组织的公开反战声明时，他告诉记者：“我支持。”这三个字点燃了他周围的熊熊烈火。暗示叛国的头条新闻突然纷纷涌现，掩盖了扬格谋杀案与战争问题。一家南方报纸尖叫道：“邦德议员的忠诚面临挑战”。《纽约时报》认为“佐治亚人抓住一名越战批评者/当选为佐治亚州议会议员的黑人面临被驱逐的命运”。金从芝加哥飞到洛杉矶之后也遭到了记者围堵，并且回避了第一轮质询——“倘若我们试图压制不同意见，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险境”——但是在周六晚些时候，他不得不通过电话审定了一份进一步声明，以便在亚特兰大的正式新闻发布会上分发。这份声明抗议种族隔离主义者仍然还在误读民主：“讽刺的是，现在质疑邦德先生是否愿意维护美国宪法的不少知名人士在这方面的表现都一塌糊涂。”

朱利安.邦德无法相信自己的命运居然会成为这样一场激烈戏码的核心，只得暂时躲了起来。佐治亚州副州长宣布，邦德的反战立场“完全适合克里姆林宫”。周一州议会开会时，一位资深立法者对他获得席位的渺茫机会作出了看似友好的评价：“这个男孩必须谦卑地来到我们面前忏悔，并且还得乞求一下。”詹姆斯.福曼参加过萨米.扬格的葬礼之后闯入亚特兰大的非学委通宵会议，谴责所有那些企图谈判妥协的人们都是汤姆大叔——这些人认为邦德可以“澄清”他的声明，使之更倾向于支持战争的立场。福曼穿着标志性的非学委工作服，头发如同一簇尖刺，很有威慑力。他愤怒地驳斥了那些过度紧张的长者关于佐治亚州实际政治不同于民权运动的解释，并且高声喊道：“我这一辈子都在听白人说这些废话！”邦德甚至在私下里都很少开口——这个周末他与在加州正式亮相州长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共同成为了新闻焦点——不过他在帕斯卡尔餐厅附近偶然碰上了拉尔夫.阿博纳西，于是向对方征求意见。“嗨，”阿博纳西回答说，“只要良心过得去，就随便做点什么吧。”

*【里根1月4日的宣布参选演讲确定了双重基调。他针对压迫性的自由主义政府、大学校园里“神经质的庸俗”以及社会混乱发出了阴暗的警告——他并没有明确声称混乱的主因是少数族裔，而是略带掩饰地表示“我们的城市街道在入夜后就是一片丛林”——同时又将充满希望的态度作为制衡：“我们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无限的。” 在《会见新闻界》节目当中，主持人提出了一连串质疑，例如里根凭什么希望自己可以将信誉不佳的戈德华特立场当做竞选基础，同时又不至于遭受压倒性的失败。里根耐心地回答说：“我认为只要说真话就行。”主持人还暗示他反对民权的立场会让他背负政治污名，里根对此不屑一顾：“我这人根本不具备抱有偏见的能力。”】

1月10日星期一上午，佐治亚州州议会座无虚席，一名书记员在新任议员宣誓仪式正式开始之前语气庄重地宣称：“我将请邦德议员退下。”此时现场的人们看到邦德的脸上和手臂上都长满了疙瘩。民权运动阵营的同事们都知道，邦德于1960年加入纠察线并且入狱的时候皮肤破损，从那以后就患上了慢性荨麻疹。这个毛病一直是他神经脆弱的标志。此后邦德再没有上过民权斗争第一线，而是将自己的日常工作限制在了全职宣传员的职责范围之内。他自嘲地承认，自己的严重恐惧可以追溯到童年时在可怕的陌生南方搬家的经历。他曾经语气低沉地告诉朋友们：“有一次我妈让我去里奇商店买些衣服，我说，‘不，不，我现在的衣服够多了，不需要了。’我以为这里的人们在街上拦住你施加私刑只是为了好玩。” 当初他从大学辍学加入非学委，吓坏了他的父亲、亚特兰大大学院长霍勒斯.曼.邦德博士（Horace Mann Bond）——此人曾经担任过西方世界最古老的黑人男性高等教育机构林肯大学的第一位黑人校长。这次儿子突然投身政界，同样让老父亲吃惊不小，不过这两次他最终都接受了儿子的选择。周一这天，眼看着儿子卷入了能否顺利获得当选议席的政治考验，老邦德博士焦躁不安，心里再次动摇起来：“我的上帝，我可没想把我的儿子培养成佐治亚州的立法者。我希望他能从事更有学术价值的职业。”

在此前的周末两天，现任州立法者们紧锣密鼓地攒出了一份针对邦德的指控。为了让指控获得一锤定音的效果，议员们播放了一段电话录音。这段录音来自一名此前采访过邦德的记者，此人偷偷将对话内容录了下来。

记者：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邦德：我说，“我同意。”

……

记者：换句话说，只要不付出任何代价，你就愿意坚持这一立场，但是如果要付出代价——例如你要被当作叛徒——那你就不能坚持了？

庞德：嗯，我得再考虑一下……我之所以反对战争，不是因为我反对在世界范围内阻止共产主义，也不是因为我支持越共。我要说的是，首先我不相信这场战争，这场特定的战争。当然我反对一切战争，不过特别反对这一场，而且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参与其中。我反对战争，我反对征兵制度。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没有征兵制度也都应付过来了，例如英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

星期一晚上，邦德毫无戒心的温和声音回荡在镀金的州议会大厦圆顶下的空旷会议厅里。尽管现任议员们坚持要求他放弃上述主张，但他还是在宣誓过后重申了自己先前的言论。邦德的律师之一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认为，民主原则应该贯穿于这一特殊时刻，从而“向你们自己证明，向国外的世界证明，佐治亚州享有自由……我们可以在这里真正行使民主权利。”但是一位义愤填膺的退休州议员以雷霆万钧之势反驳道：“假如一个人非得考虑自己会不会在特定情况下犯下叛国罪，那么他还有资格坐在这个议会里吗？州议院以187票对12票的滔天海潮决定将邦德冲出州议会，这一决定立刻登上了全国范围的头版头条。邦德强忍泪水离开现场，摄影师们将闪光灯对准了他留在议会里的空位。詹姆斯.福曼在午夜过后以非学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份公告：“每个人，包括朱利安，都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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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缩短了他在洛杉矶的行程提前飞回亚特兰大，再一次面对了令人不堪重负的创伤。密西西比州民权阵营的重要资助人弗农.达默尔位于哈蒂斯堡的住宅在周日深夜被燃烧瓶焚毁，因为他在电台上宣布治安官同意让他收集选民登记表并且为无力支付人头税的黑人同胞提供贷款。第二天，也就是邦德面对佐治亚州议会的那个星期一，达默尔因为肺部烧伤抢救无效而死在了医院里——他不顾烧灼留在燃烧的房屋里，与户外的三K党徒举枪对射，从而争取到了足够时间让妻子女儿逃离火海。约翰逊总统给弗农.达默的家人发了一封慰问电报，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个人声明，声称许多司法部律师都十分钦佩达默尔，因为他行使了“最崇高的的公民权利”。达默尔的四个正在服役的儿子也赶回家来，一身戎装站在家宅遗址门前哀悼父亲，曾经的家门如今沦为了焦黑的洞口。达默尔这个名字在民权阵营之外大抵不为人知，在民权烈士名单上的排位也不算靠前。但是达默尔在民权工作者当中依然饱受尊敬，人们尊称他是自从鲍勃.摩西以来就濒临灭绝的民权先驱的一员，民权阵营的坚固堡垒，无数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可靠父辈。达默尔的遇害对于扬格和邦德的案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致使民权运动理念出现了公开的裂痕，对于密西西比州民权项目的老兵们来说尤其如此。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吉恩.罗伯茨：“我已经不再告诫人们坚持非暴力原则了。在白人向黑人开枪的黑土带，这样做无异于自杀。坚持这么说则会使我失去人们的尊重。”

金与朱利安.邦德私下碰头之后向媒体发表了讲话：“我对于第136区在州议会缺乏民选代表抱有个人的担忧，因为我住在那里。”他宣布他将与邦德一起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联邦诉讼，从而推翻州议会禁止邦德履职的做法（《纽约时报》报道了法律专家们的怀疑态度：“邦德在法庭上机会不大”）。 1月14日——邦德的二十六岁生日，以及金的三十七岁生日的前一天——金率领一支抗议队伍穿过亚特兰大市中心前往佐治亚州议会大厦。邦德在律师的指示下呆在家里，但是老邦德博士参加了抗议游行。他跟随一千五百人的游行队伍从以便以谢教堂出发，穿过凛冽的冷雨来到州议会门前。金站在一辆平板卡车上谴责了各位州议员的公然虚伪，一边口口声声要维护宪法，另一边又毫不手软地扭曲宪法。金不仅支持邦德在州议会的发言权，还支持他的的和平主义立场，因此在演讲当中引用了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在整理约翰.肯尼迪的个人文件时发现的一封信。未来的美国总统在提笔写信时还只是一位厌倦战争的年轻水兵：“战争将会继续存在，直到那遥远的未来，直到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享有与今天的战士一样的声誉与威望的那一天。”

金宣布这场诉讼的集体目标是“明确表示我们爱美国——以至于我们要在她犯错时全力以赴地站出来提醒她。我们不是这里的新来者。我们不需要提供忠诚证书。因为你看，我们在这里辛苦劳作了两个世纪，一分钱工资都没有。”一谈到黑人历史遗产的主题，金的演讲就转向了布道特有的节奏——“早在清教徒前辈移民登陆普利茅斯之前，我们就在这里了……”——他的语速越来越快，言辞也越发华丽。他鼓励听众们“带着这个信念”继续前进，“让自由响彻天地……”直到以赛亚的大小山冈都被削平，“崎崎岖岖的密西西比州腹地必将化作一马平川……朱利安.邦德必将回到州议会当中。”在演讲结束时，金按照政治集会的惯例发动人群齐声高呼：“我们要朱利安.邦德！我们要朱利安.邦德！”并且留下一队游行者，仿照约书亚用号角吹塌耶利哥城墙的先例，一边环绕州议会大厦一边放声高歌。

当歌唱队伍转到第三圈的时候，向来激进的非学委员工威利.利克斯领导了一场小规模冲突。他鼓动五十名追随者冲开一条通道，穿过了有人看守的国会大厦门口。这场冲突引发了一片舆论哗然，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五十人当中的一名妇女如何用手提包抽打了一名州骑警，以及不守规矩的黑人如何渴望在越南以外的任何地方开展。金针对这些违反非暴力原则的行为发表了痛苦的声明，但是依然公开支持学委：“我想大声告诉大家，我相信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我不能加入谴责的合唱。”合唱团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嘲笑。《华尔街日报》认为邦德的立场“苍白无力，令人厌恶”。《时代》杂志认为非学委的反战声明声明是“典型的无理取闹”。比较富有同情心的媒体谴责邦德和佐治亚州众议院落入了非学委的“陷阱”。亚特兰大的知名黑人呼吁将非学委成员关进监狱或者征召到越南前线。甚至就连作家莉莉安.史密斯（Lillian Smith）也在报纸上高调斥责她的非学委朋友们屈服于“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与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掺和在一起的烂摊子……我警告过他们，但是他们不听。”*罗伊.威尔金斯代表有色人种协进会斥责了非学委，而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的杰克.格林伯格则以佐治亚州“会以同样的理由拒绝让白人就座”为由拒绝基金会参与邦德诉讼。

*【史密斯感叹非学委不该如此天真：“朱利安-邦德（他的父母是很好的人，是佐治亚州最好的黑人家庭之一），我担心他被拉来扯去。” 她本人对于越战的态度也很矛盾，不过她又感觉反战批评者们往往更倾向于地厌恶身为南方人的林登.约翰逊与迪安.拉斯克（“我发现自己就是这样想的”），而不是提供实际的和平计划，“所以我不同意那些严厉批评战争的人，更不同意那些想烧掉他们的征兵证的人。”】

金则看得更清楚——种族身份肯定会显著影响反战人士遭到的对待，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以及许多其他人早就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比方说从民粹主义者转型成为三K党复兴先驱的汤姆.沃森（Tom Watson）就曾经抵制美国参加一战，斥责正式参战宣言是“我国的嗜血资本家们”降下的诅咒，但是他的铜像至今依旧傲然树立在佐治亚州议会大厦的厅堂里。越战正在强烈吸引着美国的国家政治，金则正在咬紧牙关与这股吸引力相对抗。这一周周日的礼拜仪式上，他在以便以谢教会的信众面前背离了原本准备好的布道词：“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有些声音必须喊出来。”他节奏飞快地勾勒着历史——“越南宣布独立……然后是日内瓦协议……”——一边为了这段看似跑题的宣讲而道歉，同时又警告美国不要跟随法国踏入“一场根本就是在延续白人殖民主义的战争”。然后他突然再次转向了以赛亚谴责暴力的经文：“从我面前滚开——就算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就算你们口若悬河我也不听——就算你们满嘴爱国主义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金乞求人们拥抱公民教育、智慧和勇气。“请放心，我们不会用炸弹、枪支、子弹以及凝固汽油弹来阻止共产主义。我们将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民主政府优于任何其他政府，让正义成为上帝所有孩子们的现实，以此来阻止共产主义。”然后他平静地表达了歉意，并且回归了原本的布道文本。“我不是有意要在这个问题上发泄，但是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必须听到真相。"

约翰逊总统要在这一周发布国情咨文。他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诉苦道：“我感觉到我脚下的冰层遍布裂缝，在国内舞台上也开始脚下打滑。”约翰逊原定在圣诞节当天暂停轰炸北越，之后又将停火时间延续到了1月9日，以此宣传美国将要与“一百多个政府”进行和解谈判的热切姿态。1月9日当天，美国向北越发起了全面攻击。这是美军第一次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向南越政府严格保密，以免这位仅仅在名义上共同担负反共大业的盟友走漏风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对于和平前景感到兴奋，其他美国人则刚刚开始震惊地意识到美国在某个遥远小国打了一场多么棘手的战争。约翰逊疯狂地在各方面争取空间。他告诉泰勒将军，越战开支估计将会使得下一次军事预算增加40%或者说两百亿美元。但是他在一月份的国情咨文当中仅仅介绍了这笔钱的一小部分。他对麦克乔治.邦迪说：“我只想公布还能说得过去的国防预算下限。”麦克纳马拉得知总统的态度之后表示附议：“您的想法完全正确，要不然的话绝对会破坏您的伟大社会改革计划。”约翰逊计划首先获得国内改革项目的拨款，然后再一次返回国会申请越战的补充资金。另一方面他也在利用战争的阴影来拖延刚刚起步的扶贫战争，使其在第三年的开支低于第二年的十七亿美元峰值。

一月初，总统把他的高级助手关起来，让他们撰写了一篇日后将会被称作“枪支与黄油”的演讲稿。这些写手们肩负着难度堪比点石成金的任务——他们要同时争取枪支与黄油两方阵营的支持，同时还不能承诺向任何一方追加预算或者流露出对于任何一方的偏爱。于是他们向约翰逊最信任的政府以外的朋友们广泛征集意见。在最高法院，艾毕.福塔斯大胆提议将整个越南冲突转交给联合国处理，并且承诺在三年内撤出美国军队。相比之下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则提出了更加武德充沛的建议。二战期间斯坦贝克亲历了伦敦闪电战，依据这段经验，他建议针对北越地盘进行大规模且无规律的轰炸：“人们可以习惯任何事情，除了他们预期之外的事情。”斯坦贝克在小说里深切同情尘暴灾区流离失所的贫苦农民，以至于联邦调查局档案将他列为了安全风险。但是这一次他却针对越南的贫苦农民们提供了一套咄咄逼人的战略建议，还搭配了外行人设计的非常规武器：将明亮的甲基染料装进炸弹，用来轰炸北越的农田。他的理论是越南人肯定不会吃染成蓝色的大米。此外在正面战场上则应当主要依靠“凝固汽油弹”以及在他看来更适合近距离丛林作战的霰弹猎枪。斯坦贝克在1月7日给白宫的信中写道：“我从来不知道有谁能用点四五口径的枪械打中任何东西，除非他把枪口塞进对手的嘴里。”

1月12日凌晨四点钟，约翰逊总统否决了国情咨文的最新一稿。金牌写手理查德.古德温再次被召回白宫临时救急。冲着打字机一通疯狂输出之后，古德温在黎明时分瘫倒在了办公桌前动弹不得。白宫医生给他扎了一针强心剂，这才让他缓过劲来继续开工。自从古德温辞职离开总统班底之后，他的忠诚度就被打了个问号，一直不能在约翰逊总统面前露脸。尽管当天的椭圆办公室忙乱不堪，讲稿段落顺序一再调整，一条条新要求高喊着传达给了各位临时措辞写手——包括福塔斯法官与克拉克.克利福德——但是实际挑大梁的古德温却始终只是个边缘人。当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国情咨文融合了关于正义、战争与和平的原始激情。约翰逊敦促全社会进一步实现民权方面的突破，他提出的倡议分别登上了不同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建议制定新的法律来“禁止住房销售或者租赁当中的种族歧视”，实现陪审团的种族融合，并且将谋杀或者恶意伤害民权工作者的行为定性为联邦罪行。本着同样的精神，他要求国会“积极而坚定地进行我们的反贫困战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建破败的城市；此外他还要求着手针对美国自然环境进行历史性的清洁净化：“在所有鲁莽破坏我们的自然遗产的行径当中，没有什么能比继续毒害我们的河流与空气更加可耻。”

约翰逊承诺将会追求国内的目标，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海外的自由：“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为越南而战的同时继续建设伟大的社会。”他先后五次提到“残酷且痛苦的冲突”，还承认“今晚危险之杯已经斟满”，到头来越南问题占据了长达一小时的演讲的一半篇幅。约翰逊认为对于民族独立的普遍渴望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自由世界瓦解共产主义的长期盟友，还赞扬民族主义“侵蚀了曾经铁板一块的斯大林帝国”。然而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军事紧迫性与财政现实主义压倒了模棱两可。约翰逊宣布1967年财政年度的越战开支仅仅将会增加58亿美元。此外他还声称谨慎的节流将会使得这一年的联邦预算总赤字从1130亿美元减少到18亿美元——“多年来最低的赤字之一”——同时消除小额国际贸易赤字。他告诉全国观众：“时代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牺牲。如果需要，我们会做出牺牲。”约翰逊不仅为自己的承诺添加了许多限定条件与欺人虚言，还利用人们对于实现数字的赤裸渴望来扼制了怀疑：“让我们选择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奇妙的和平功业。”

演讲当中反复涌现的激情调节了约翰逊心态当中的两个极端。一方面他心中满怀激昂奋进的国家梦想，另一方面他又抓心挠肺地想要赶紧驱使落地趴窝的轰炸机再度上天。约翰逊宣称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是“大好年华的年轻人平白死去”——“战争意味着试图杀死一个你一无所知因此甚至谈不上憎恨的人。因此了解战争意味着了解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疯狂。”总统在众议院获得了五十九次喝彩。古德温的语言常常让人回想起塞尔玛的十字路口。“最后，我必须是那个命令我们的枪支对着——对着我心中内在欲望的拉扯开火的人，”约翰逊略带哽咽地说道。“因为我们有孩子要教，因为我们有病人要医治，有受苦人要解放。有穷人需要扶持，有城市需要建造，有一个世界需要改善。然而我们首先要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国情咨文演讲结束后，兴奋的总统难以入眠，于是点灯熬夜细细品读了新闻界对于国情咨文的评论。这无疑是一场胜利的演讲，新闻界声称演讲“令首都振奋不已”。但是午夜过后，约翰逊还是忍不住与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因为总统听到消息称莫耶斯可能想要返回和平队重操旧业。“那么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约翰逊以一种严肃且有些受伤的语气问道。他觉得莫耶斯“今天早上很生气，有点闷闷不乐”，“像一只气鼓鼓的鸽子”。白宫首席助理宣布自己全心全意拥护总统当天的演讲，但是约翰逊始终在试探莫耶斯是否心怀不满。话说到最后莫耶斯终于顶不住约翰逊惯常的滔滔不绝，提出了一条不满意见。不久前约翰逊斥责莫耶斯企图讨好白宫记者，鼓励记者怀疑白宫内部存在两面派。这条斥责在莫耶斯听起来宛如五雷轰顶，“就像一吨重的砖头砸在我头上一样。”他尴尬而又迅捷地抗议了一句，紧接着立刻宣称自己的忠诚如此坚决，以至于这份忠诚甚至削弱了他自己作为新闻秘书的声誉与工作效率。

约翰逊继续兜着圈子，既不肯直接指责莫耶斯不忠诚，也不肯就此放他一马。“我根本不在乎他妈的什么《华盛顿邮报》，”他轻声说，“前提是我要清楚我和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将早已睡眠不足的莫耶斯继续纠缠了半个多小时，非得让对方详细说明自己心里有什么不满或者愿望。“你想换工作吗？你愿意吗？你是不是觉得当初同意留在白宫不是一笔好买卖？你想干别的吗？”

“呃不，先生，”莫耶斯回答时反复叹气。“我认为没什么工作是我现在更应该做的。”

“祸害来自内部，”约翰逊警告他小心这条自相戕害的消息。“这条消息在外面根本没传开。这事不是共和党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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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咨文过后，马丁.路德.金给约翰逊发了一封电报，赞扬总统对寻求和平的承诺，此外总统不肯让越战破坏来之不易的国内改革举措的决心也很“令人放心”。金表示：“您的所有这些努力都能得到我的祈祷与支持。”金还发了另一封电报祝贺德克.迪洛克获得晋升。这次晋升使得迪洛克成为了少数几个有可能接替胡佛继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主管，也成为了调查局员工背后低声议论的对象。黑人长老们在深思熟虑之后建议道，要想缓和联邦调查局的苛刻敌意，唯一已知的有效方法就是奉承迎合。于是金在电文当中与迪洛克套起了近乎：“得知一位佐治亚州同乡被拔擢到联邦政府当中如此重要的位置，让我倍感自豪。”他提醒迪洛克，两人上次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发现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州。当然金有意忽略了上次的会面场合是胡佛公开咒骂金是“这个国家最臭名昭著的骗子”之后火烧火燎的休战峰会。

联邦调查局总部一直在热切地营造公共领域的焦虑情绪。在全民焦虑的社会大环境下，伴随着战争的风声鹤唳毫不留情地吞噬了金的示好姿态。胡佛局长指责此时已经微不足道的美共“在反对美国的越南问题立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迪洛克则在一次公开的芝加哥演讲当中将民权教士、反战抗议者以及传播虚假自由这一“恶性疾病”的“敲诈者、共产主义者、毒品贩子、肮脏的商人还有其他同类”混为一谈。他补充说：“我指的是那些傲慢且不守规矩的人，包括某些教育家。他们在公众集会上登上讲台，鼓动‘公民不服从’以及蔑视权威。”

1月14日，金在亚特兰大举行了支持朱利安.邦德的游行。也是在这一天，联邦调查局探员向加里.托马斯.罗支付了一万美元，还附有精心编排的信息声称这笔钱表达了胡佛局长本人的谢意。无论罗身为三K党线人与证人可能从司法部得到怎样的“最终报酬”，调查局都很乐意凑个份子。主办此事的探员事后向胡佛汇报称罗拿到钱之后“变得非常情绪化，他两眼放光，还让我亲自感谢您的体贴。” 罗在联邦调查局的收款凭条上签下名字，并且在同一天给胡佛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告别信，以此纪念“我与调查局的最后一项正式联系”。此后不久，他给约翰.多尔的家里打了第一通对方付费电话，让司法部产生了一丝不安。根据司法部长在去年十二月柳佐案审判之前的书面承诺，罗要求司法部对他负责到底。他提出的诉求包括替他偿还债务，帮他打发掉恼人的亲戚，以及保护他免遭兴许确实存在、又或许仅仅出于想象的来自三K党徒的安全威胁。多尔将这些诉求传达给了卡岑巴赫，于是司法部向联邦调查局求助。调查局官员对此装聋作哑，放下了坚实的失忆幕布。胡佛在迪洛克的一份备忘录上冷冷地写道。“我们对此无话可说。我们已经履行了对于罗的义务。”

联邦调查局就这样推卸掉了罗的未来与过去，全都扔给政府的律师们去操心。在接下来十年，罗凭借假身份在加州担任了一名代理法警，期间劣迹斑斑，令司法部大为头痛。例如有一次他去巡查某栋建筑，一位黑人门卫要求他在登记簿上签名，结果他当场发飙，用枪托猛击对方头部并且威胁要开枪杀人。一份评估报告总结道：“罗显然具有某种超级侦探情结。在酒精的影响下，他很容易向几乎所有愿意听的人展示他的身份证件、警徽与佩枪。”水门事件爆发之后，随之而来的情报丑闻调查再一次让罗的名字浮出了水面。调查人员指控联邦调查局早在柳佐谋杀案之前就已经收到了三K党暴力事件的预先通知。这一消息甚至惊到了卡岑巴赫，他一直以为罗只是在那场旨在杀人害命的伏击当中“吓坏了”才成为了线人。1979年，时任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Griffin Bell）任命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专门调查联邦调查局如何通过罗在1960年至1965年期间的阿拉巴马州三K党系列犯罪当中成为了共谋。有些罪行臭名昭著，更多的罪行则不为人知。尽管卷宗记录已经陈旧，尽管调查遭到了多方阻挠，但是专案组的律师们还是得出了十分不利于调查局的结论。比方说，早在三K党与伯明翰警方达成协议、预备殴打自由乘车者的前几天，罗就警告了联邦调查局，但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纵容了这次袭击，甚至还眼看着罗本人成为了“少数几个最凶狠的暴力参与者之一”。即便如此，司法部的律师们依然在疏忽过失诉讼当中顽强地为联邦调查局辩护。他们打输了几场小额官司，例如自由乘车者詹姆斯.佩克获得了两万五千美元赔偿——他的伤口需要缝合五十七针；老年贵格会成员沃尔特.博格曼获得了三万五千美元赔偿——他在伯明翰汽车站被人打晕之后再也没能离开轮椅。然后他们又打赢了一场索赔数额远远更高的大额官司。1983年，美国地区法官查尔斯.乔伊纳（Charles Joiner）裁定，尽管联邦调查局确实事先批准了罗参加杀害维奥拉.柳佐的三K党活动，但是最终结果依然“不能让政府承担责任”，由此驳回了柳佐遗属提出的两百万美元索赔。得理不饶人的司法部随后提出反诉，要求柳佐遗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如此难看的行径激起了一片舆论哗然，这才迫使司法部放弃了如此过分的主张。另一方面，因为担忧安全问题，司法部再次将罗纳入了证人保护计划，直到他在1998年顶着托马斯.摩尔的假名寂寂无闻地死去。

这一切后患在1966年都还潜藏在水面以下。眼下迪洛克向胡佛建议，卡岑巴赫那封毫无防备的信“给了联邦调查局一个摆脱责任的极好机会”，可以让调查局一劳永逸地甩掉罗这个棘手包袱。与此同时，调查局还在阻挠国会针对其侵犯隐私的行为进行调查。胡佛派出迪洛克与调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密苏里州的爱德华.朗参议员（Edward Long）私下见面，并且辩称尽管拉斯维加斯发生了窃听丑闻，以至于朗考虑要举行关于窃听政策的听证会，但是他依然应该免除联邦调查局出席听证会的责任。毕竟，这次遭到窃听的对象都是些黑帮匪徒的同伙。事后迪洛克向胡佛汇报时声称自己当时如此主张：“如果您觉得仅仅因为这些流氓忙着从事谋杀、敲诈以及彻头彻尾的虐待时遭到了窃听，他们的公民权利就受到了侵犯，这似乎有点可笑。”迪洛克确信尽管朗口口声声宣称国会有责任了解事实，但是实际上他却抱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朗参议员完全厌恶（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他将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肯尼迪参议员。”尽管胡佛同样非常鄙视罗伯特，但是他依然抵制住了顺水推舟的诱惑，而是决定当务之急在于扎稳己方的阵脚。首先他开始着手消除联邦调查局几十年来恣意窃听留下的把柄，派遣迪洛克连续三天游说卡岑巴赫，利用司法部长想要避免公开指责的愿望促使他与调查局保持一致。这番游说很有效果，司法部长在1月20日星期四晚些时候批准了一封给朗参议员的正式信函，信中认为本次调查不仅威胁到了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履职能力，而且也毫无意义，因为窃听行为建立在联邦调查局与两党司法部长历年来达成的“谅解”之上。

将信函稿件交给联邦调查局之后，卡岑巴赫心里始终七上八下。周五早些时候他告诉迪洛克，昨晚他辗转反侧半天之后觉得信文还是需要修改，因为调查局与历任司法部长相互谅解的说辞可能会激怒罗伯特.肯尼迪，而且卡岑巴赫在参议院里还有若干提案需要罗伯特的支持。但是迪洛克根本没给他留下吃后悔药的机会。事后迪洛克报告称：“我告诉司法部长我非常抱歉，但是这封信昨晚就已经寄出去了，毫无疑问今天上午或者下午早些时候就会送到朗参议员手中。”迪洛克还毫不留情地报告说，他主动提出可以让联邦调查局从朗那里把信要回来，卡岑巴赫当即拒绝了这项提议，并且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罗伯特的担心。通过这套娴熟的官僚主义组合拳——一方面耐心地培养远期优势，同时又搭配上娴熟的文书工作——联邦调查局官员不仅无中生有地凭空变出了一座抵御窃听指控的防御工事，还将卡岑巴赫也砌进了工事里面。

尽管如此，胡佛还是谨慎地暂停了新的窃听器的部署，“不管朗打算做什么”，从而在约翰逊总统禁止侵入性监视以来的动荡政治气氛当中尽量减少曝光。在同一个星期五，胡佛接到下属汇报，说是刚刚针对金安装了一批新窃听器，胡佛随即作出了尖锐的反应：“立即撤除此类监听手段。”这个周末金打算在纽约的美国酒店举办派对，联邦调查局的技术人员在酒店客房里偷偷安装了不少于十六个窃听器，试图截获任何不规矩的谈话内容。这一疯狂且不成功的尝试标志着联邦调查局内部纪律的神秘失误，根源或许在于调查局上层意见尚未统一，又或许探员们意识到针对金的窃听器监听即将告终，想要最后再过把瘾。总之政府的电子耳接下来只得完全通过卡岑巴赫与罗伯特.肯尼迪授权的大量电话窃听来刺探金生命当中的最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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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星期天，金再次来到纽约历史悠久的河滨教堂布道。这一天标志着越南战场上的四旬节休战期结束。《纽约时报》当天早晨的跨版面反战广告警告说，“接下来的日子很可能决定这场残酷的血腥战争将会结束还是升级。” 广告页面包含了数百个签名，其中也有金的名字。这些签名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宗教与教派的教士，包括神学家卡尔.巴特、赫歇尔与吉特森拉比、丹尼尔.贝里根神父、德国的马丁.尼莫勒，以及从瑞典到塔斯马尼亚的主教们。他们的呼吁——“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却要杀他们！”——指责交战双方以暴力来证明诚意的决心令人震惊。曾经写过关于佛教非暴力自焚理论的释一行通过奉行和平主义的和解团契分发了一份文件，表达了越南方面的反战观点：“无助的越南村民既不能逃跑也不能自卫，一方的轰炸与另一方的恐怖令他们瑟瑟发抖。”广告呼吁南越与北越政府在停战的前提下恢复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并就统一问题举行公民投票。释一行在反战广告上的落款是“一位越南佛教徒……为谨慎起见，他的名字被隐去”。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统治越南的各种专制政权将会迫使释一行流亡国外。在此期间他写道，外国军事干预的升级只会加强胡志明爱国抵抗的声誉，这一点反过来又将破坏西方人在越南争取政治效忠的最终目标。因此每一次发动暴力，“他们都在越发破坏他们试图建立的东西”。他指责说一百万南越平民已经流落进了难民营，每天全靠四美分的津贴过活，而且这笔钱肯定还会被南越官员贪污掉一大部分。

布道之后金飞回亚特兰大处理一场围绕着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内部冲突。威廉姆斯在周六深夜的伯明翰因为酒后驾驶的罪名而遭到逮捕，刚刚被保释出来就在一次关于选民登记目标的公开会议上大放厥词。他冲着阿拉巴马州人际关系委员会当中的少数跨种族中坚分子（其中很有几个犹太人）喊道：“你们休想犹太了我们！”领导大会的助手们努力遏制着他的口无遮拦，特别是考虑到联邦调查局的偷车调查尚未解决。安德鲁.杨私下里劝说道：“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个性的力量。我相信你不是故意要虐待和羞辱别人，但很多时候你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如此，威廉姆斯还是责备他的对手詹姆斯.贝弗尔把金“偷”到了芝加哥。他决心通过新近注册成为黑人民主党人的惊人人数让阿拉巴马州民权阵营夺回民权运动的焦点地位，因此转过脸来就斥责非学委项目主管们全都抱有被他称作“无知的黑人民族主义”的想法，换句话说就是想要在选定的县区组织独立党派。鉴于一个人不能同时加入两个党派，这一做法必然会与他的选民注册项目抢人头。他还指责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只会用歪门邪道剥削佃农。他喊道：“在阿拉巴马州没有一个黑人，包括我们自己，对政治有一丁点了解！”卡迈克尔反驳称威廉姆斯正在把黑人选民赶进一个以“白人至上”为官方口号的政党。弗朗西斯.沃尔特观察了几场激烈的谈判，他觉得关于政党效忠的问题“令人烦恼”，还认为卡迈克尔虽然缺乏说服力，但却闯劲十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会责怪任何人抵制何西阿的教条式自大狂。”

周日下午，沃尔特独自驾车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威尔科克斯县参加一场弥撒大会，为五月初选当中的首次投票者制定策略。他在卡姆登郊外的41号公路上遇到了一群明显情绪激动的黑人，手持锯短霰弹枪的警察拦阻着他们，不让他们靠近一辆扔在路旁的汽车。就在刚才，民权运动支持者大卫.科尔森（David Colson）正准备将车开进本次弥撒大会举办地点安提阿教堂的停车场，后面一辆车突然撞了他的保险杠。他下车想看个究竟，结果后车司机掏出一把点三二手枪，在他的右耳后侧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当着科尔森夫人的面开走了科尔森的车，全然不顾车里还坐着科尔森夫人的小儿子以及三位娘家亲戚。治安官P.C.“鲁米”金肯斯（P.C. "Lummie"Jenkins）宣布枪手是当地农民J.T.里弗斯（J.T.Reaves），此人已经向警方投降，这才让人群稍微平静下来。目击者喃喃自语道里弗斯似乎精神错乱，一路上撞过好几辆其他汽车，科尔森是第一个敢于像普通事故当中的驾驶员那样下车查看的黑人。从遥远城市赶来的记者们写到，“窗外的血迹还未干涸，（领导大会助理丹尼尔.）哈雷尔牧师（Daniel Harrell）和弗兰克.史密斯牧师念诵了简短悼词之后，会议继续进行。”沃尔特当晚写道：“教堂里哭声不止，恐惧无处不在。我很害怕。”尽管有人请求不要让恐怖得逞，但是依然没有人愿意在五月的初选中参加竞选。

也是在这一天，金来到了威尔科克斯县以北一百英里的伯明翰。他接受了员工的建议，决定避免与非学委项目在地处偏僻的黑土带县区展开竞争，因为这些地区的黑人早已不堪重负，终日面临着遭到驱逐的威胁与沦落到帐篷避难所的黯淡前景，威尔考克斯县的最新谋杀案更是激起了根深蒂固的恐惧，在这样的环境里与非学委来回拉锯殊为不智。他这次来到伯明翰并未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检阅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工作成果。周一早上，法院驳回了针对威廉姆斯的酒后驾驶指控。被告席上的威廉姆斯当即一跃而起庆祝这项个人胜利，这一判决随即成为了全国新闻。结案过后不久，民权阵营翘首期盼的联邦登记员终于纷纷抵达了伯明翰。此前一个月，威廉姆斯奋力组织了好几场游行，以戏剧化的方式彰显伯明翰选民登记的缓慢步伐，并且招致了凶狠的殴打，这番苦劳终于换来了联邦政府的回应。二十三名新的登记员——其中九名是黑人——根据《投票权法案》的取代性授权在伯明翰上岗。金带领一支小型欢迎队伍迎接了这批客人，威廉姆斯则在欢迎仪式上邀请当地白人同样充分利用新来登记员提供的便利。他郑重地宣称，“登记的选民越多，我们的政府就会越好。”金的助手们对于威廉姆斯这次奇迹般的脱身大惑不解，有人认为是天意保佑，也有人认为全靠他那发疯一般的胆量。在这些助手们的陪同下，金巡视了自发的选民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宣称自己的任务是“使该州的整体政治结构民主化”。联邦登记员分队一直工作到星期一晚上，上任第一天就处理了一千多人的登记申请。司法部长卡岑巴赫的认证令使得伯明翰成为了全美国第三十七个——阿拉巴马州的第十一个——联邦登记员管辖区。而且在所有这些管辖区当中，伯明翰还是第一个城市地区。

这一周在华盛顿，同样是在约翰.多尔的民权部门的法律倡议下，卡岑巴赫悄悄地批准了一项努力，禁止226座根据合同关押联邦囚犯的州监狱与地方监狱施行种族隔离；他推荐康斯坦丝.贝克.莫特利（Constance Baker Motley）成为第一位担任联邦法官的黑人妇女，部分原因在于她经手了多起对于推进克莱姆森大学与密西西比大学的种族融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他还与约翰逊总统一起在白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住房与家庭融资局局长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举行了就职宣誓仪式，韦弗就此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内阁成员，领导新成立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总统在私下里向罗伊.威尔金斯吐槽道，韦弗这人太喜欢出差，在他看来这是 “黑人在政府内部的主要缺点”。（总统半开玩笑地声称：“他们刚刚宣誓就会搞到一张飞机票。”威尔金斯也同意，“他们确实总爱到处跑。”）威尔金斯、克拉伦斯.米切尔和惠特尼.杨还提出了更严肃的抱怨，认为白宫并没有向在越战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民权团体给予特别奖励。副总统汉弗莱在一份为他们张目的备忘录当中注意到了他们默默无闻的顽强精神，并且质问道：“既然非学委组一直在最无耻地攻击总统和政府，为什么还要对所有民权领袖都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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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晚上，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各自带上妻子溜进白宫剧院观看了最新出品的詹姆斯.邦德系列谍战动作片《007之霹雳弹》。经过这番短暂休整之后，两人再次面对了水深火热之间的两难决策：暂停轰炸北越的时限已经延长到了三十天，如今无论是继续延长时限还是恢复空袭都很困难。1月24日星期一，麦克纳马拉忧郁地表示，根据今年计划的部队部署，他估计将会出现“更高水平的军事对峙”，美国人的伤亡将达到每月一千人。他同意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即无论投放多少炮弹都无法削减胡志明小道上的军队与物资流动，因此也谈不上威胁到敌方的战争努力，因此他赞成重新发动空中轰炸，因为他对外交解决的希望已经破灭。私下里，麦克纳马拉向约翰逊推荐了对于当前局面的历史性解释。北越对于美方的求和意向之所以漠不关心得令人惊诧，哪怕面临毁灭也无动于衷，或许是因为他们学到了历史教训。从越共的立场看来，他们在1954年差一点就赢得了一场可怕的长期战争，但是却遭受了来自全世界的求和压力，就连他们的共产主义盟友也不肯支持他们，以至于让他们在日内瓦谈判当中失去了一半国土。那以后他们就铁了心永远不会重蹈覆辙。星期一晚上在白宫内阁会议室，麦克纳马拉催促在星期五之前重新启动滚雷行动。他说：“其实我还想更早一些。政治迟缓可能会造成损害。”

约翰逊还想继续拖延两天。他反驳说：“我认为恢复轰炸将会消耗大量的政治资本。”反对战争的人们将会谴责政府重蹈覆辙，支持战争的人们将会声称自我设限既危险又愚蠢。

周二晚上，约翰逊召集了二十位来自两党的国会领导人，让他们承诺严格保密，然后进一步讨论了暂停轰炸的问题。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与富尔布赖特基本上主张《纽约时报》的和平建议——发动国际力量，再次抬出《日内瓦协议》为依据，敦促越南全境进行公民投票，同时将美军在越南的军事存在拉回到“飞地”内部，从而减少伤亡。其他所有人都拒绝了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个必将失败的被动方案。共和党领导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和杰拉尔德.福特认为轰炸是获胜的唯一选择。拉塞尔参议员哀叹道，暂停轰炸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美国士兵的伤亡，因为暂停轰炸期间北越军队可以更加自由地调动，从而杀死更多美国士兵——“这是因为我们关心和平而造成的伤亡。”拉塞尔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我也不想进入那种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进去了。”他恳求约翰逊进行报复性轰炸：“我们在二战当中也杀过平民，没有人反对。我宁愿杀了他们，也不愿让美国的小伙子们送命。”在场领导人当中唯一的女性、俄亥俄州的弗朗西丝.博尔顿（Frances Bolton）警告总统，暂停轰炸标志着懦弱。身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成员的博尔顿质问总统：“难道我们不能战斗吗？不要让他们以为我们不肯战斗。”

约翰逊大声朗读了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的南北战争历史著作《永不后撤》（Never Call Retreat），这本书是他刚刚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那里借来的，书页间夹着一张手写纸条：“回顾一下另一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以及他曾经面临的一些相同问题和情况，也许能给您带来些许安慰。”罗伯特推荐的这本书描写了另一位战时总统身处激情冲突与意见分歧当中无可比拟的孤独处境。约翰逊读了几个段落之后告诉在座的各位参议员，自己现在很能感受到当年林肯自称“那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倒霉蛋”的时候内心究竟多么悲苦。周三上午，他打电话给福塔斯大法官发泄了一通。至今依然有人顽固坚称，只要找到某些被忽视的词语或者谈判策略，就足以打开一扇明智的妥协之门。对此约翰逊怒斥道：“问题根本不在于沟通。我们理解他们，他们也理解我们。”他沉痛地描述了北越发出的“响亮而清晰”的信息。“正在河内、北京以及其他所有地方之间来回奔波”的北越外交官们传达了一贯且明确的目的：“杀死南越的每一个美国士兵”，即使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做到这一点。北越方面正在坚定地警告美国人，“要么离开要么被杀。”

约翰逊的独白突然扭转了方向，声称枪口也瞄准了自己的后背。他向福塔斯转述了前一天晚上国会领导人传达给他的信息：“‘你要么战斗，要么逃跑。如果你逃跑，我们将会普遍谴责你，历史将会谴责你，我们将会鄙视你。’”他说他的将军们指责他为了讨好敌人而束缚他们的手脚，“然后艾森豪威尔昨天还从加州给我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福塔斯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因为总统的忿恨话头又绕回了已经持续三十三天的轰炸暂停。“还有——呃——呃——他们要试着给我定罪，还要弹劾我，”约翰逊气得结巴了起来，“罪名是将二十万人投入战争……”

“是的。”

“……然后又不给他们提供支持。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大问题。我不知道我还能再等多久，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什么？”

“嗯，没错，”福塔斯说。

“他们已经大声把答案告诉了我。”

“是的。”

“那你让我——我还能怎么——我现在就是犹豫着要不要按下那个按钮，告诉全世界‘他又要动手了’。”

结束了与福塔斯的通话之后，约翰逊总统又在电视讲话上宣布了一项酝酿已久的重大举措：“1966年可以成为美国城市的重生之年。”他向国会发出的“模范城市”倡议试图在六十个大都市地区测试城市系统的改造蓝图，从公园学校到下水道都是改造对象。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变成两个民族，变成郊区的富人一族和城市的穷人一族，双方彼此充满不信任和恐惧，如果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与政策，那么我们就废掉了未来的每一代美国人。”新闻媒体普遍赞扬了这项全面试验，因为——或者说尽管——这个项目的开销相当低廉，在六年内只需26亿美元。《华盛顿邮报》计算出在整个项目的第一个预算年度——也就是1967年——只需投资五百万美元，白宫的助手们争先恐后地献上充满希望的颂词，以此消除一种“极其不公平”但是持续存在的猜测，即越战已经掐断了约翰逊的崇高社会改革计划的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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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下午，金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芝加哥贫民窟居住计划。他提议了若干个落脚居住的地点，在芝加哥民权阵营内部引发了持续的纷争。这天下午金刚刚抵达芝加哥机场就被秘密送走，前去调解摩擦。一些来自艾尔.拉比联盟的领导人认为，金这样的著名国际人物为芝加哥黑人社区的最极端堕落地带做广告，未免看轻了他们的希望。也有一些人认为，历史悠久的芝加哥南区布朗兹维尔有很多条件优秀的住宅与小屋，金还是住在那边更合适。还有一些人反对詹姆斯.贝弗尔无视附近的合作伙伴，非得在最破落的西区尴尬地寻找最具象征意义的居住地点。有消息称，金的旅行助理伯纳德.李已经宣布八座空房“根本没法住人”，而房东也对租约上出现金的名字感到不安，所以李不得不签署自己的名字来掩盖实际打算入住的租客的身份。报纸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小手段。他们着重描写了惊慌失措的房东如何在金即将入住的最后一刻整饬房间——《芝加哥论坛报》报道：“金选择了‘典型的’公寓/八人正在维修”，为芝加哥运动渲染了一层自乱阵脚与虚假谦卑的色彩。

金泰然接受了所有这些冷嘲热讽，并不以为意。他坚持认为：“许多人都在这种地方生活并且受苦，与这些人共同生活能让我更好地了解当地情况。”然后他乘车进入了芝加哥城西的北朗代尔贫民区，该区居民将此地戏称为“穷代尔”。几百名当地居民在寒风中麻木地等待着金的到来，眼看着金一行人进入了南哈姆林大道1550号三楼。柯瑞塔原本还期待着事先的修缮能让房间宜居一点，但是实际情况却令她惊骇不已。这栋公寓楼的一楼入口没有锁，地面也没做硬化处理，泥土地暴露在外。事后她回忆道：“尿液的味道简直压倒一切。我们被告知这是因为门总是开着，街上的醉汉们经常把走廊当作厕所。”刚刚收拾过的三楼条件确实略好一点，不久前才粉刷上去的灰色与黄色油漆确实覆盖了公寓内壁。这间公寓有四个狭窄的房间以及“一个将就着能用的盥洗室”，布局呈一字排开，俯瞰着楼下的一条后巷。柯瑞塔指出：“必须穿过卧室才能到达厨房。”当天晚上金在芝加哥神学院发表了演讲，领导大会的新员工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是该学院的学生。等他返回居所之后，一家人原本打算打开行李布置一下房间，但是源源不断的来访邻居却在金家人乔迁新居的第一夜打乱了他们的安排，访客当中还包括好几个飞奔进来、目不转睛盯着金看的儿童。《芝加哥捍卫者报》的鲍勃.布莱克（Bob Black）拍摄到八岁的罗伊.威廉姆斯羞涩地坐在金的腿上。此外还有六个好奇的当地“邪主帮”成员与金详谈到了深夜。金很想了解贫民区帮派之间的地盘争夺战，帮派成员则很想知道非暴力原则究竟是怎么回事。

转过天来，金第一次来到街头，在劳德尔以及附近的东加菲尔德进展开了实地调研。跟随其后的记者们注意到，即使当天气温在零度左右，依然有许多居民打开窗户注视着金的身影。一位老人在认出这位著名布道人时几乎站立不稳，他喃喃地说：“伟大的上帝啊，我没想到还能活着看见这一天。” 然而沿途许多人仍然对变革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从南方各州逃到芝加哥的黑人早已陷入分裂，不愿意拿他们仅有的东西去冒险。用一位母亲的话来说：“处于一无所有的顶端已经很糟糕了，但是处于一无所有的底部岂不是更糟？”周四，艾尔.拉比引导金一行光顾了热闹的贝琳达坑灵魂食物午餐摊位，然后礼貌地参观了芝加哥警局总部。新闻界兴趣盎然地关注着任何关于未来冲突的暗示。金向奥兰多.威尔逊局长（Orlando Wilson）保证，他一定会在发动任何游行或者公民抗命之前给予警方充分的通知。同样有意示好的威尔逊则确认了他在金身上意外发现的爱尔兰血统（相当久远，来自金老爹的传承）。这项认证对于金在爱尔兰裔居住区展开工作肯定有益无损。

为了公允起见，接下来金又走访了富裕的南城区。当晚他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关于种族与家庭生活的演讲：“家庭生活不仅是一般的教育，而且其质量最终决定了个人的爱的能力。”他勾勒了自己的奴隶曾祖父在种植园时期的情况，当时“合法婚姻制度对于黑人来说并不存在”。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不少黑奴都曾经为了让子女免于遭受终生当牛做马的厄运而杀害了自己的孩子。“解放之后，无数的母亲在无路可走的各州徘徊，寻找被带走、被卖掉的亲生骨肉们。”对于曾经的奴隶来说，就像对于其他农民出身的移民群体一样，与过往生活天差地别的城市生活往往会起到毁人不倦的效果。金没有提到莫伊尼汉的名字，而是介绍了“最近的一项研究”当中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25%的城市黑人妇女已经离婚，相当于白人妇女离婚率的三倍，尽管后者上升得更快。在非婚生子女、失业与福利方面也存在类似差距。金警告说，顽固的残酷、诱惑与悲伤虽然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却在当前造成了双重危险。一方面美国可能会塑造一个新的借口“为忽视行为辩护并且让压迫合理化”，另一方面黑人也可能会一味沉湎于愤怒或者干脆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为了实现共同的希望，金提出了另一条狭窄曲折的道路。他断言，“被人拆毁的东西也可以由人来重建。”美国城市的黑人必须抓住每一个“内部成长”的机会，而其他人必须“从外部”提供协助，唯此才能消除动荡力量的无形障碍。他最后说：“这就是我们打算在芝加哥争取的东西——一个公平的机会。”在这场演讲的存世文稿的结尾处，可以看到金匆忙写下了一条注意事项：“要即兴插入‘而且我们必胜！’”

在哈姆林大道上度过第二个夜晚后，金于周五离开芝加哥前往伯明翰参加选民登记集会，又在周末飞往纽约参加其他活动。他的顾问们对于芝加哥运动的前景表示谨慎乐观。仍然反对在北方开展运动的贝亚德.拉斯廷散布传言声称芝加哥市政当局准备在开春之后做出重大让步。正在加勒比海度假的戴利市长则在接受采访时承诺将会在两年内对于每一座被归类为“年久失修”的住宅（全市40%的黑人住宅）进行全面维修，“我们所有人都像金博士一样正在努力消除贫民窟。”像往常一样，金的贴身圈子依靠讲段子来缓解民权运动的艰辛环境。他们猜测戴利可能会为金挑选一间条件更好的公寓，而阿博纳西更是津津乐道地放大了这栋想象当中的高档公寓的每一个细节，将其描绘的宛如宫殿一般。阿博纳西向来惯于在生活待遇方面与金这位名义上的平等搭档保持一致，比方说他主张自己的差旅津贴不能比金更少。这次他也带着全家人搬进了金楼下的同款公寓，房间里锈迹斑斑遍地碎片，既没有新近粉刷过也不通暖气，与他本人描述得天花乱坠的高档公寓相差甚远。于是阿博纳西决定把这间公寓留给其他员工，他则带着妻儿搬进了旅馆。他声称自己倒是无所谓，但是他妻子实在过于敏感，受不了这种罪。

金于周日晚间回到了芝加哥的租住公寓。眼下的环境难免不让人想起当年的公交车抵制运动。一个正在走向战争的国家政府将他隔离在外，却也为他带来了回顾来路的契机。金与芝加哥有着太多的过往羁绊，在这座城市他曾经试图攻克J.H.杰克逊的教会文化堡垒，曾经在精英荟萃的周日晚间广播论坛上发言，曾经与马哈利亚.杰克逊一起出席布朗兹维尔的晚会，还曾经与穆罕默德.阿里聘请了同一位律师。多年以来金已经习惯了面向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宣讲，眼下他却置身于占地五十平方英里的黑人居住区，周围除了零星白人盟友之外还散布着马赛克一般多彩的各种少数族裔居住区。金再次成为了一名寻找同伴的流浪者。在塞满他的旅行包的文件当中有一份周五的备忘录，敦促他去芝加哥拜访教区牧师理查德.莫里斯罗，他在朗德斯县监狱附近遭到枪击五个月后仍在住院。据说人们都忽视了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他为数不多的民权阵营访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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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星期五上午，美国国务卿罗斯克来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作证，现场气氛非常紧张。当天的头版头条暗示着不可抗拒的战争压力——“孤独的约翰逊正在考虑轰炸”。十五位参议员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恳求约翰逊总统推迟重启轰炸的日期。罗斯克面向外交关系委员会再次解释道，轰炸是保证一个独立的南越不受共产主义侵略的必要步骤。闻听此言，身为委员会主席的富尔布赖特主席抛开了参议院话语的礼貌外衣，质疑了罗斯克主张的每一项前提，特别是国会已经通过1964年北部湾决议授权在越南进行无限规模战争的说法。《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尔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事后写道：“这是一场火拼，愤怒、痛苦而又敌对。富尔布赖特发了脾气，而且他没有试图掩饰。”富尔布赖特质问罗斯克是否相信南越可以在“二十到四十万”美国士兵的支持下独立。俄勒冈州的参议员韦恩.莫尔斯粗暴地拒绝提问，直到政府同意对越南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平时性格温和的佛蒙特州共和党人乔治.艾肯（George Aiken）要求知道罗斯克是否真的认为胡志明一个人就足以“决定我们是派四十万还是二百万人进入东南亚。”摄像机录下了太多精彩镜头，以至于沃尔特.克朗凯特在总时长半小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当中用了整整三分钟报道这次问询会——以电视的标准来说简直漫长得如同永恒——结果却发现国家广播公司用了整整五分钟，而且还意犹未尽。这一公众轰动事件在三大广播网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高管们对于是否要在日间节目档期抢先报道战争听证会各执一词，他们的争论结果将会对于美国电视新闻的未来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越南，四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突入广义港，完成了自从仁川登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并且由此向南推进，企图与两万名在马歇尔行动当中向北推进的美国陆军步兵形成两面包夹之势，困住北越军团。这批步兵从安溪出发，沿着越南中部的海岸线一路北上，四十五英里道路上足有七十二座被北越敌军破坏的桥梁，每一座都需要修复。哈罗德.穆尔中校周五上午带着他的第七骑兵营在邦山的目标区域进行了直升机突击登陆。他身先士卒地冲进一间茅草屋，看到屋里坐满了被先头炮火炸伤以及吓坏的农民，包括一个浑身是血的六岁女孩，“和我的女儿塞西尔一样大”。他记录道：“我叫来了医护人员，但是我离开时依然心里很疼。”

在亚特兰大，朱利安.邦德当天下午安静地坐在联邦法庭上。此前他针对佐治亚州众议院拒绝为他安排席位的行为发起诉讼，三位联邦法官听取了他的主张。金是本案的共同原告，他的律师提交了一份异常热切的辩护状，认为种族隔离主义者在违抗联邦政策时仍然受到“欢呼”，可是邦德要想获得州议会席位，“除非收回前言、卑下乞求甚至匍匐爬行。任何自由人都不应该遭受这等对待。”三位联邦法官以二比一的裁决结果驳回了邦德的主张，投下反对票格里芬.贝尔法官认为：“本法院的判决不能代替州议会的判断。”所有三位法官都引用了其他新当选的黑人州议员得到接受的情况，并且一致认为证据表明种族因素并非佐治亚州议会排斥邦德的动机，这样一来邦德关于他的公民权利遭到剥夺的论点就失去了意义。相反，联邦法官的裁决还拐弯抹角地主张是邦德本人将不恰当的种族因素引入了本案当中，因为他的反战言论与“身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刚果、南非、罗得西亚”以及其他外国的美国战争政策批评者相一致，而且他支持的非学委行动更是“基于种族的行动号召……与构成这个国家的多元社会格格不入。”法庭宣布，邦德的言行致使“平衡实验”的结果不能支持他根据第一修正案要求言论自由的主张。

在华盛顿，迪安.罗斯克离开了爆炸现场一般的富尔布赖特听证会去参加最后的战况审视。这次的参会人员包括几位白宫机密日志上正式标明为“智者”的平民。只有一个强硬派根据自己与中共的斗争经验建议采取防御性军事态势，以此鼓励河内的渐进派。巴基斯坦独裁者阿尤布.汗也通过秘密电报为美国政府献上了类似的计策：“你们只要将现状保持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就将会相信你们的决心。你们的敌人期望你们失去耐心并且投入越来越多的力量，最后因为难看的军事结果与国内的民主压力而消磨决心。”然而对于内阁会议室里的美国人来说，最有分歧的问题还是在于重新发动轰炸究竟是军事需要还是政治需要。参谋长联席会议试探性地承认了麦克纳马拉的证据，即任何空袭行动至多只能将沿着胡志明小道运输的物资流量减少一半——就算越南人损失了太多卡车，他们也总还“有可能利用人力背负”来继续运输物资。但是他们依然坚持认为猛烈轰炸肯定能带来某些军事优势。对于麦克纳马拉来说，扔在山区丛林里的炸弹除了听个响以外起不到多少杀伤效果。但是这些炸弹在政治上却很重要，因为他怀疑“美国人民会长期支持”一个不能为美军士兵竭尽所能的政府。

智囊团成员之一克拉克.克利福德对于麦克纳马拉强调地面部队的做法提出异议：“我们必须在我们力量最强的战线上打这一仗。而我们的力量在空中最强大。”副总统汉弗莱强调了进一步推迟空袭的政治危险，并且警告说“国会将会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约翰逊以一套简单的三段论结束了当天的讨论：他对越南战场的现状“不满意”，但是“我们不能耗尽人力”，因此轰炸必须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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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末，阿拉巴马州的民权运动依然在恐惧与政治选择当中挣扎，威尔科克斯县依然承受着科尔森谋杀案的创伤。这时有一位沃尔特.卡尔霍恩（Walter Calhoun）突然暗示自己可能会在民主党初选中与现任治安官鲁米.金肯斯争一争。这一主张引起了一片哗然，因为许多人都不想与白人当局的代表面对面对抗，而是更倾向于另起炉灶，成立独立的县一级政党。但是卡尔霍恩认为，对于第一次参加竞选的选民以及他这位先锋参选人来说，最简单的竞选活动已经足够艰难（他一旦提出申请，就会被命令腾出他的杂货店），所以还不如干脆玩一把大的。在塞尔玛举行的弥撒大会上，独立派和务实派依然各执一词，前者坚决支持黑人候选人，后者则认为黑人新近得到的选票更应该用来帮助威尔逊.贝克战胜现任治安官吉姆.克拉克。虽说贝克也是个种族隔离主义者，但是为人毕竟要比克拉克“体面”得多。梅肯县的青年组织者不顾塔斯基吉长老的反对，为2月6日的核心会议发传单，打算创建一个纪念萨米.扬格的“黑豹”组织。格林县的民权运动效仿朗德斯的先例，也搭建了一片帐篷城，非学委员工在帐篷里继续围绕着关于新建地方政党的严格法律要求进行研讨。

密西西比州比拉山教堂举行的周末穷人会议更强调生存而不是政治。1月29日星期六，七百名与会者向约翰逊总统发出电报，恳求提供工作和紧急住房，从而缓解因为种族暴力恐怖而越发恶化的赤贫状况。自从1960年以来，美国用机器收割的农田面积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0%，黑人佃农的日子也因此越发难过起来。星期四晚上有两名佃农被冻死。三K党在全州范围内焚烧了五十座十字架，以此维持一月的攻势，其标志是哈提斯堡的达默尔住宅纵火案。到了星期天，代表们筛选了一些想法，从而显示他们的困境。这些设想包括请愿、向杰克逊进军以及游击战争（最后这条来自一群边缘反叛者，他们大多是年轻的白人，满口马克思主义术语。手里握着心爱的枪支，自由运动之夏的兴奋情绪在他们心里依然没有散去。） 会议向临近的亚祖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派遣了侦察员，他们发现在这片保护区搭建棚户区不太方便。不过“占领”另一处联邦财产的建议却越发得到了支持。

七百多人当中只有一部分人自愿参加这个大胆的计划，即趁着夜色开车向北行驶一百英里，闯进废弃的格林维尔空军基地。所有人都承认很担心这样做会招致美国空军的愤怒。他们当中包括卫理会布道人兼杜克大学经济学家阿特.托马斯（Art Thomas），他是全国教会理事会两年来的三角洲事工项目的负责人，与他同行的还有六名员工，一名来自哥本哈根的记者，以及大约四十名黑人佃农，后者当中的许多人最近都遭到了驱逐，有些人一辈子从未涉足过县界之外。1月31日星期一黎明，一行人开车闯过一名惊骇的警卫面前，冲进自从1960年以来就没有使用过的破旧营房，撬开生锈的挂锁，带着他们的几张毯子与几口行李箱子搬了进去。接下来他们选举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伊萨奎纳的尤尼塔.布莱克韦尔（Unita Blackwell）领导。委员会授权在门上挂了一块手写的牌子：“这是我们的家，进来之前请先敲门。”

夜不能寐的约翰逊总统在星期一凌晨3点20分给白宫战情室打了电话，又在6点06分再次打电话，希望得到关于重启轰炸之后第一轮空袭的报告。周一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张美联社的大幅照片：第一骑兵师的军医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跪在蓬山战场上，他本人的一只眼睛已经受伤，裹着纱布，他怀里抱着一名受伤的士兵，另一名士兵跪在他身后。约翰逊在早餐之后从麦克纳马拉那里得到了干脆利落的行动后数据：225架次轰炸因为恶劣天气而中止，75架次完成轰炸，3架飞机战损，312名敌人与68名美国人在本次“马歇尔行动”当中阵亡。他说飞行员们报告声称北越防空火力有所加强。约翰逊问道：“根据你的判断，我们这次的战果怎么样？”

“不怎么样，”麦克纳马拉答道。“我的判断是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总统与福塔斯简短交谈了几句，然后在十点钟来到白宫剧院，向全国电视观众宣布了重新发起轰炸的消息。十一个小时之后在越南前线，美军结束了周一在安泰村周围的战斗。安泰村位于蓬山以北四英里处，穆尔上校将其描述为“一个由战壕、地堡和蜘蛛洞组成的老鼠窝”。《纽约时报》收到了一份罕见的第一人称报告，声称一个排的四十名士兵刚刚登上一片被稻田包围的沙洲就死了二十三人。“我是这两架直升机当中第一架的乘客，”通讯员R.W.阿普尔（R.W.Apple）写道。幸存者们还要忍受来自后方的突然且漫长的炮击，后来才发现这是南越盟军的误伤。阿普尔继续写道：“我们无法移动，我们无法躲避，因为没有任何掩护。我们无法回击。我们甚至无法分辨究竟是谁在向我们射击。”

周一晚些时候，总统接到了司法部长的电话。“总统先生，”卡岑巴赫问道，“您看没看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新闻？说是有一群黑人在当地一处废弃闲置的空军基地活动。”

“不，我没有，”约翰逊回答。“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卡岑巴赫解释说，五十名寮屋居民拒绝离开，除非经济机会办公室满足涉及就业培训、重新安置以及食品援助等方面的要求。当地官员也拒绝提供帮助。

“他们造成什么破坏了吗？”

“他们是破门而入，目前的危险主要是火灾。您看，那些房间没有上下水，而且也很冷。”住户们正在用小锅灶点火，卡岑巴赫更担心这次事件成为先例。“我对这群人的担忧在于，如果他们留在那里，今后像他们一样的人肯定会更多。”

约翰逊又问道，如果谈判失败，是否可以获得法院的驱逐命令。卡岑巴赫建议不要这样做：“事实上，我甚至不敢说我们就一定能得到这种命令。我也不想对他们提出指控。”他告诉总统，赛勒斯.万斯以及五角大楼正准备以军方的名义赶走这些人。

总统建议找一下罗伊.威尔金斯与马丁.路德.金出面讲讲道理：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每当黑人企图依靠美国军队解决南方的政治问题，就会掉进陷阱。他提示卡岑巴赫：“如果军队真的派驻进去，我们就得回到重建时期，将会面对数不清的麻烦。他们最好赶紧离开。”

一个电视摄制组很快就乘坐里尔喷气机降落在格林维尔空军基地，拍摄了接下来的尴尬对峙。联邦谈判人员承诺占房客们只要离开空军基地就既往不咎不用坐牢；占房客们则表示自己早已无处可去。谈判人员认为就算为了自己着想他们也应该离开这个缺乏暖气与基本卫生设施的地方；占房客则表示这都不碍事，毕竟他们已经住了一辈子棚屋，从没享受过这些东西。尤尼塔.布莱克威尔告诉军方谈判代表R.W.珀尔耶少将（R. W. Puryear）：“如果您没有其他补充意见的话，我想我们还是要留在这里。”珀尔耶的空军宪兵部队在2月1日星期二早上拎着棍棒闯进了军营。布莱克威尔的队伍当中有一半人同意在护送下离开，其他人则躺在地上被拖到了联邦财产的大门之外。联邦官员建议实施一项紧急扶贫计划，从而减轻“成千上万”失去仅有生计与住所的佃农们的痛苦。卡岑巴赫给约翰逊写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密西西比州确实有可能成为1966年的阿拉巴马州，塞尔玛事件将会重演。”

在越南，美军的加强空袭行动弥补了一月份的长期停火。1966年北越上空的轰炸次数是1965年的两倍，达到79000架次。但是正如麦克纳马拉和中央情报局所预期的那样，胡志明的士兵向南渗透的势头依然有增无减。美国飞行员固然将北越轰炸得地皮发颤，但是他们为边境以南的地面部队进行空中支援时更是投下了超过北越轰炸三倍的弹药——根据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阿皮的说法最终约有四百万吨，以至于南越成为了自从战争问世以来被轰炸程度最密集的国家。

就算总统没有预料到加强空袭的结果，他也肯定沉痛地预料到了空袭造成的破坏。乔.卡里法诺注意到，自从总统再次下令放出轰炸机的那一刻起，他就戒酒了。约翰逊还严格限制了白宫内部的秘密电话录音系统的使用，仿佛他已经保留了所有他想创造的历史。

在二月，阿拉巴马州民主委员会修改了官方党徽，从打鸣白公鸡头顶的横幅上删除了“白人至上”的字样。自从1904年以来，白公鸡一直在每张选票上标注着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候选人的姓名。一位官员走出伯明翰的塔特怀勒酒店，谴责这项改革是对上帝的亵渎。这位来自贝塞默的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告诉记者：“根据全能上帝的授权，白人种族在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斯威特在酒店大堂里看到好几位“美丽的白人女士”正在为了民权进步欢呼，此情此景令他心痛不已。他沮丧地解释道：“我们的斗争也是为了维护女性的本分。”另一位委员会成员、来自伯明翰的西德尼.斯迈尔（Sidney Smyer）谴责所有要为这项决策负责的相关方行事卑劣，只敢胆怯地举行秘密会议，通过无记录投票来隐藏他们的奸谋。包括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的支持者在内的温和派努力安抚大约十万名新登记的黑人选民，同时也在尽量减少白人选民的愤怒。观察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华莱士州长为什么允许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关起门来默认了这项改动。

华莱士不屑于承认弗劳尔斯能在五月的初选当中给自己造成任何政治威胁。虽然他本人不能连任州长，但是他依然自信地安排他的妻子洛琳竞选代理州长，尽管她是一个害羞的政坛新手，而且刚刚确诊了晚期子宫癌。华莱士本人已经将目光投向了1968年的总统竞选，关于他与约翰逊总统达成默契的传言不绝于耳。如果华莱士悄悄地撤下“白人至上”的旗帜，从而使全国的民主党人对阿拉巴马州更有好感，约翰逊可能会放宽对于他的忠诚要求，从而让华莱士得以打着民主党人的旗号在1968年以第三方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一旦参选，华莱士很可能横扫南部各州，致使共和党提名人巴里.戈德华特在自家地盘亚利桑那州以外的南方地区拿不到一张选举人票，这必定会让使约翰逊倍感欣慰。

2月7日，一个由三名联邦法官组成的小组一致作出裁决，支持贾迪娜.怀特以及怀特诉克鲁克案中的其他朗德斯县原告。这场诉讼旨在针对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提出异议，柳佐和丹尼尔斯谋杀案的审判已经证明了这样的陪审团多么不公正。法官命令县政府官员今后要将完成登记的黑人选民加入备选陪审员的行列。他们还宣布将各族女性排除在陪审团之外的州法律违宪，因为陪审团服务“是不论性别的所有公民都应该分享的责任与权利”。赢下这场官司的原告法律团队包括七十八岁的多萝西.凯尼恩（Dorothy Kenyon），她于1919年投身于女性选举权运动，然后转入了法律实践。她的同事查尔斯.摩根和宝莉.默里预计怀特诉克鲁克案的影响力足以将远离阿拉巴马州女性送进陪审团。默里在1987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次审判宣布的原则在今天看来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很难记住法院与以前的几十项司法判决做出了怎样的激烈突破。”

不过当时的分析家们普遍不看好这起判决的影响。《纽约时报》解释说，民权律师们之所以要挑战阿拉巴马州禁止女性陪审员的法规，主要是出于战术考虑——为得是让怀特诉克鲁克案迅速进入联邦法院——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其实是基于任意专断而非明文法律将黑人排斥在陪审团之外的做法。法律记者弗雷德.格雷厄姆（Fred Graham）写道，怀特诉克鲁克案为女性们带来了“来自民权运动的另一笔意外收获”。他回顾道，1964年民权法案在国会闯关的时候就有人搭车提出了禁止就业性别歧视的修正案。一开始这项修正案“在国会山得到了礼貌但并不认真的接受”，直到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民权法案的南方议员们突然发扬起了骑士精神，非要将这条修正案与民权法案绑定一体共同进退，这才让禁止就业性别歧视成为正式立法。格雷厄姆告诉《时代周刊》的读者们，新的陪审团标准将会废除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完全禁止女性成为陪审员的法律，还可能迫使其他二十六个州放弃对于女性陪审员的较宽松限制。在蒙哥马利——怀特诉克鲁克案的宣判地点——一份报纸调查发现当地女性领袖一时间不知应该如何应对突然出现的女性陪审员。一位妇女选民联盟主席坦言，“我听说这个裁决的第一反应是想笑。”她的分会一直在推动其他目标。一位共和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赌气地反映，虽然“女性有时会有些情绪化，但是她们总归可以学会在陪审团服务”。地区检察官担心“法庭上的一些语言可能相当粗暴”。《蒙哥马利广告报》想知道阿拉巴马州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地方实行的限制：“孕妇可以免于担任陪审员吗？学校教师可以被免除责任吗？护士又怎么样？”

对于非学委的实地工作者们来说，眼下还远远轮不着他们操这份心。他们并不指望跨种族陪审团或者改革口号能够影响到最近的几场民权官司。不管怎么说，法官们已经推迟了陪审团改革命令的生效日期。而且民权运动的老兵们完全预计到，就算法院当真将黑人塞进了备选陪审员名单，满腹心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肯定会设法把他们剔除出实际的陪审团。丝毫不出所料的是，一个全白人陪审团将会在十个月之后宣判马文.塞格雷特谋杀萨米.扬格的罪名不成立，这一结果将会在塔斯基吉引发学生骚乱。塞尔玛游行的保护者以及怀特诉克鲁克案的专家组成员弗兰克.约翰逊法官在2月11日发布了一则强有力的裁定——“命令朗德斯学校结束一切种族隔离”——但是由此带来的困难比好处更明显。二十七所破旧的黑人学校当中的二十四所遭到了立即关闭，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家庭不得不重新安置子女；另一方面，自由择校式种族融合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仍然太过艰巨。同样在二月，约翰逊法官还驳回了司法部关于迫害佃农的诉讼，因为缺乏足够证据表明白人地主驱逐黑人佃农的动机专门是为了惩戒选民登记。约翰逊裁定，现有证据表明卡托.李的地主驱逐他是因为他表示希望把孩子送到白人学校。

饱受苦痛的经历让年轻的运动老兵们很怀疑民主规范能否触及朗德斯县。为了保持白人当局对于局面的控制，当地官员不惜公然操纵选举程序。他们在二月份将参选申请费提高了十倍——在五月初选当中以民主党人的身份竞选治安官所需缴纳的申请费从五十美元上涨到了五百美元——这一招对于任何有志参选的黑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他们还把广大地区的投票站减少到八个，迫使没有汽车的选民望而却步。更有甚者，除了法院站点以外，其他七个投票站都位于白人店铺或者住宅内部。朗德斯县民权运动的组织者与盟友们并不指望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出手维护公平。他们甚至对于《投票权法案》巩固民权根基的贡献也越发不以为然起来。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在《与林登一起生活在伟大社会》的最后一期中写道，《投票权法案》无非是“林登团伙经营其帝国的欺诈欺骗行径的一部分”。动荡不休的1965年是民权运动的顶峰年份，经历了这一年来相互交织的痛苦与成就之后，明尼斯的每周通讯的基调也变得越发刻薄起来。一开始他的文章还侧重于质疑讽刺林登.约翰逊过于膨胀的个性，现在他的笔下就只剩下了阴郁惨淡、受到越战腐蚀的敌意。非学委领导人对于国家政治的乐观态度几乎已经完全耗尽，如今他们拒绝在总统身上继续耗费宝贵的油印纸。

在亚特兰大，明尼斯支持阿拉巴马州的员工们在白天拉票时间过后进行广泛的研究。鲍勃.摩西结束了非洲之行回到伯明翰，为新奥尔良的非正式“寻根”会议分发了研究材料，旨在加强员工们对于黑人遗产的认识。在会议上，蒂娜.哈里斯（Tina Harris）发表了一篇关于《圣经》和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的论文。（“所以无论你相信人是猿猴的后代还是相信上帝造人，事实是亚当都出生在非洲。”）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哈里斯和鲍勃.曼茨一起分析了当年由威廉.T.谢尔曼将军下达的第15号战地命令。这条命运多舛的命令的主题是土地分配，源自谢尔曼穿过佐治亚州向海岸进军期间的内战新闻丑闻。当时有一位下属联邦指挥官想要摆脱成群结队跟在队伍后方的逃亡黑奴，于是在渡过以便以谢河之后就收起了河上的浮桥，致使这批逃奴要么淹死在河里，要么被追击的邦联骑兵重新奴役。上级指示谢尔曼做出补偿，于是他在1865年1月12日的萨凡纳很不耐烦地咨询了二十位黑奴传教士。根据战争部的“座谈会”记录，有一位加里森.弗雷泽牧师（Garrison Frazier）建议“我们照顾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拥有土地并且凭借我们的劳动自行耕种。”谢尔曼随后颁布特别命令，为每个新的自由民家庭分配了一头骡子和四十英亩土地。但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在林肯遇刺后不久就撤销了这一命令，从而将没收与遗弃的种植园归还给曾经的南方邦联所有者。

对于卡迈克尔来说，第15号战地命令的“深远步骤”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是的确暂时匹配了国家的补偿意愿与被压迫者的技能，这项命令的迅速逆转则奠定了日后黑人反复遭受希望破灭的模式。尽管如此，卡迈克尔还是申请了一笔“自助住房补助金”，从而在朗德斯县成立一个“穷人土地公司”。华盛顿新成立的经济机会办公室扶贫机构承诺会向他提供“三A级优先”的关照。卡迈克尔在关于谢尔曼的研究报告中认为这一举措可能晚了一个世纪。黑土带的农业经济如此严酷，如今在这里推行土地分配政策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但是无论如何，”卡迈克尔接着写道：“都必须停住从种植园到贫民窟的跑步机。”

朗德斯县民权运动阵营将更大的希望投向的当地，以求改变当地的政治与商业面貌。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新成立的县级党组织在参加选举时最低可以彻底免除申请费，这项立法的初衷自然是吸引白人候选人在重建时期积极参政。虽然眼下还没有哪位黑人政党的成员同意参加竞选——甚至连无畏的约翰.胡莱特也不同意——但是每到星期天晚上，朗德斯县都会宣传独立“黑豹党”的参选名单，并且吸引数百名群众。在威尔考克斯、萨姆特或者格林，类似的集会能吸引二十来人就不错了。2月19日，非学委的詹姆斯.福曼为了从远方的捐助者那里筹集资金来到朗德斯县寻找故事。他录制了一段采访，讲述了当地民权项目如何挺过了朗德斯县臭名昭著的恐怖氛围。卡迈克尔在采访当中将项目的火种追溯到了维奥拉.柳佐刚刚遭到谋杀之后，当时非学委员工以近乎寻死一般的决心来到黑人高中门外开展工作，以此彰显他们对于暴力的蔑视：“每当我们去拉票时，人们总是会说，‘你们就是那些有胆量骂警察的民权斗士吗？’”非学委员工乔治.格林说，艰苦的条件要求他们在坚忍不拔和敢于冒险之间不断做出选择。他告诉福曼，现在整个阿拉巴马州农村只有四辆非学委员工的汽车：“我在帐篷里度过了几个晚上，我发现这样的经历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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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星期三，金在亚特兰大早早地起床参加了一场特别选举。这场选举的目的是填补他家所在选区目前在佐治亚州众议院的空缺席位。他在投票站碰到了领先的候选人朱利安.邦德，并且保证说：“我肯定会把票投给你。”他与邦德一起把自己的选票隆重地投进投票箱，但是在此之前金始终调皮地拒绝出示自己在选票上究竟勾勒了谁的名字。邦德第二次赢得了选举，拿到了选区里的几乎全部选票，仅仅丢了十三张。他告诉记者：“如果他们再次禁止我进入州议会，我就再去告他们。”州议会规则委员会很快就一致决定再次禁止邦德履职。州长桑德斯下令进行第三次投票，同时最高法院也在考虑这个僵局。

金离开投票站之后立刻回到了芝加哥。当天下午，他在哈姆林大道的公寓里换上一身工作服，带领两百人的队伍冒着严寒来到一栋六户联排的出租屋门前。他在台阶上宣布，芝加哥自由运动正在代表那些乞求帮助的租户对这栋楼进行“接管”。这些房间没有暖气，不适合居住，每月四百美元的总租金将被用于重大维修。金声称自己此举凭借得是“高于法律”的权威，他宣称：“道德问题比法律问题重要得多。”然后他带着一队志愿者进入室内，着手清理壁炉里的灰烬。干完这项工作之后，他又换了一套礼服，当天晚上来到詹纳学校的教育集会上发表讲话，再然后来到芝加哥南部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家中赴约。伊斯兰国度的最高领袖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中间人与金搭上关系，眼下金来到芝加哥常驻，以利亚更是不遗余力地想要与金见一面，哪怕必须跨越宗教习俗与公共争端的尴尬鸿沟。柯瑞塔陪同金一起登门，却被要求与穆斯林妇女一起呆在会面房间的隔壁。金与以利亚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比如两人都是佐治亚州布道人的后代。曾经的以利亚.普尔在他的家乡科迪尔长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浸信会教徒，后来历尽艰苦才转向了伊斯兰教。金欣然表示非暴力的斗争“并不总是很容易”，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以利亚的教派教义，即所有白人生来都是魔鬼。不过尽管金费尽口舌软磨硬泡，但是老迈的以利亚却丝毫不肯透露自己在宣讲台上妖魔化白人的话术，只是一味僵硬地责备艾尔.拉比不该娶一个白人女性当老婆。金表示他很怀疑自己与以利亚能否达成有效谅解，以利亚这才笑着回应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喝杯咖啡。”这一周赶上了伊斯兰国度一年一度的救世主日大会，伊斯兰国度的内部机构大肆宣扬教主与金的会面，将其作为他们敬仰的伊斯兰教神圣使徒施行的另一场象征性奇迹。

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种族与房地产这两大问题的冲突上，金觐见穆斯林领袖的消息在黑人媒体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2月24日的《纽约时报》宣布“金博士抢占贫民窟建筑”，第二天又跟进报道了冲突升级：“金博士因贫民窟策略受到攻击”。身在纽约的斯坦利.利维森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批评安德鲁.杨不该让金在芝加哥知法犯法，拱手让出法律制高点。但是安德鲁.杨表示法律诉讼迁延日久，将会导致公众关注冷淡下来，他们担待不起这样的后果。杨在贫民窟里看到了许多令他难以忘怀的景象，例如一个全身裹着报纸的婴儿冻得瑟瑟发抖。他告诉利维森：“我们就是想要在法律之外采取行动。我们就是想在数九寒天为那些养活孩子的人们提供温暖与健康必需品并且因此被送进监狱。”利维森承认他勇气可嘉，但是不赞同他所追求的结果。一位著名黑人联邦法官谴责此次接管无异于盗窃。戴利市长一方面谴责芝加哥自由运动使用“非法方式”改善贫民窟，同时又拒绝起诉或者监禁金，反而指控房东们违反法规，并且宣布了一项紧急市政计划，打算检查西区一万五千栋建筑的居住条件。被金接管的这批贫民窟房产的业主名叫约翰.本德（John Bender），此人并不是什么油光水滑的暴发户，而是一位八十一岁的残疾老者。本德向记者们表示：“我认为金是对的。”他愿意将他的房产转交给任何有能力替他缴纳按揭贷款的人。

当天晚上金举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弥撒大会，但是会场局势差点失控，全靠各位员工的努力才挽救回来。这次大会的举办地点是芝加哥运动的全市总部，位于东加菲尔德的沃伦大道公理会教堂。金邀请了两位在贫民窟投资的房产数量更胜于本德的业主出席这场大会，让这两人一左一右分列自己身边，在自己的保护下登台面对广大租户们的不满。一个接一个租户犹豫不决地站了出来，围绕着自己的居住环境做出了教会风格的“陈词”，描述了满地乱窜的老鼠与腐朽的木质地板。当晚的讲坛女主人不断劝说租户们：“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害怕。你的房东都不害怕到这里来。”租户们的控诉告一段落之后，房东约翰.坎德（John Condor）得到了回应的机会。他介绍说自己和合伙人卢.科斯塔利斯（Lou Costalis）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规模白人搬迁之前以及之后都是这个社区的居民。他宣布：“我们和你们都是自己人，不管你们信不信。”

“你们瞎说什么呢！”一个声音喊道。台下的人群普遍一言不发，偶尔才会传出一声叫喊。白人房东辩称他们其实也很无助，都怪市中心商业圈的“大佬们”利用“红线”银行政策禁锢了贫民窟。所谓的红线政策就是针对成片区域内的全体居民加大申请住房按揭贷款的难度，无论他们个人信用条件如何。因此出身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更容易栖身在集中公共住房以及位于社会边缘的贫民窟里面。“就算你们要打仗也别挑错了对手啊，”坎德恳求道。

金在诉苦环节结束时感谢房东为复杂的不公正现象披上了一层人性的外衣，然后宣讲起了熟悉的主题，将人群从不安与失落情绪当中解脱了出来。金喊道：“我们之所以理应得到尊重，是因为我们全都是上帝的孩子。”——台下长椅上的听众们纷纷应和道：“没错！”——“你们不需要恨任何人，”因为暴力只会遇到更强大的抵制，但是非暴力可以渗入反对者和旁观者的心中。他劝说人们在芝加哥各地挨家挨户登门宣传，将更多的人们组织起来。“我们要改造整条耶利哥路！”金最后放声呼吁，这一下就连白人房东们也加入了掌声。

在公开挑战芝加哥政治机器的正面战线背后，人员招募工作也已经润物无声地开展了起来。金向利维森透露，他在一次演讲当中提到了听命于戴利市长的黑人市议员发给自己的礼节性电报，台下听众纷纷报以嘘声。他还猜测艾尔.拉比或许有机会推翻芝加哥黑人政治家当中的一把手威廉.道森众议员（William Dawson）。然而金更担心党派政治会让民权运动陷入目光短浅的误区并且因此而蒙羞。他在芝加哥培养了一系列联系人，从而让运动的影响辐射得更广泛，这其中包括天主教大主教约翰.科迪（John Cody）。*由中产阶级黑人组成的侦察队四散步入白人城郊社区试图买房，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房屋中介的回绝。很多民权运动的同情者都受制于生猛的地方政治，他们的处境很脆弱，立场也很纠结。金接受了这些为难盟友的局限性。比方说已故密歇根州州长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儿子史蒂文森三世就痛苦地舍弃了一场私人招待会的主办方身份，因为他打算参加即将举行的伊利诺伊州司库竞选，而戴利市长有权将他的名字剔除出民主党参选人名单。一位克雷.埃文斯牧师（Clay Evans）召集了领导大会就业种族融合计划的当地分会——该分会名叫“面包篮行动”——作为黑人神职人员的缓冲出口，因为不少黑人教士都因为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参加金的公开集会。埃文斯本人就曾经遭受过打击报复，当初他打算兴建一所传教浸信会教堂，但是施工许可证却突然遭到吊销，教堂屋顶的钢梁暴露在外整整七年，遍体生锈。埃文斯招募了一位干劲十足的神学院辍学生加入面包篮子项目，此人正是杰西.杰克逊。一年前埃文斯在领取慈善食品篮的漫长队列里发现了杰克逊，当时杰克逊刚刚成家不久，只顾得养家糊口。一旦被埃文斯收入麾下，杰克逊就爆发出了流星般的能量，很快就成了传教浸信会的助理牧师，还成为了金与詹姆斯.贝弗尔的志愿司机，创建了海德公园附近的肯伍德.奥克兰组织（芝加哥抗议联盟当中最新的邻里互助团体），最后还成为了面包篮子计划的当地员工主管。二月份的《黑玉》杂志将二十四岁的杰克逊称作芝加哥运动中的最新“明星”。

*【胡佛曾经派遣探员警告科迪，金“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大主教向探员保证，他也认为金这人惯于“花言巧语”。科迪曾经主持过新奥尔良教会学校的种族融合工作，他这套说辞可能是为了安抚胡佛而专门设计的。在芝加哥运动期间他始终保持着谨慎但友好的立场。】

在亚特兰大的紧急会议上，斯坦利.利维森迫切建议领导大会避免两线作战，要么削减芝加哥运动的规模，要么控制南方运动的声势，因为眼下领导大会背负的债务正在与日俱增，硬要两线作战无异于火上浇油。但是令他倍感郁闷的是，自己的献策在会上很不受欢迎，金本人尤其将这条建议“当成了拖地墩布”。金决定必须两手抓两手硬。为了应对这一战略必将带来的财政压力，他决心在南方与芝加哥之间的每周巡回之余加大筹款活动力度。为了吸引芝加哥的潜在捐助者，领导大会员工可谓挖空了心思。3月10日，戴利市长在谢尔曼酒店举行了一场峰会，旨在宣布1966年秋天国会中期选举的民主党参选人名单。早在峰会之前，领导大会员工就精心安排了一场紧跟在峰会之后相差两天的宣传晚会。3月11日，金在纽约停留。以色列金融家梅修姆.里克利斯（Meshulem Riklis）邀请他来自己家共进晚餐并且发表演讲。里克利斯的律师、也就是金的顾问哈里.瓦赫特尔预计，包括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和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在内的受邀宾客将为领导大会“至少拿下”两万五千美元。第二天晚上，也就是3月12日星期六，哈里.贝拉方特欢迎一万两千名观众参加在芝加哥国际露天剧场举行的自由节义演。金在晚会上将芝加哥描述成了移民黑人社区的巨人，这尊巨人的身躯从沃茨与底特律的布莱克波特姆一直延伸到哈莱姆与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金指出，北方贫民区锁死了居民们的身体与希望，“甚至到了第三第四代依然无法摆脱拘束”。芝加哥有六万名黑人长期失业，假如在白人社会出现同样的现象，肯定会被称为“惊人的萧条”。金的声音就像密封良好的柴火炉里劈啪作响的燃烧声音一样传递着痛苦的希望。他劝说他的听众为了传播从南方迸发的“新民主”而斗争，并且在斗争当中“更深入地投入非暴力哲学”。

*【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的电话窃听——他并未受邀参加里克利斯的晚宴——后来接收到了瓦赫特尔流传出来的小道消息：伯恩斯坦承诺要为柯瑞塔组织一场个人演唱会，歌剧名角玛丽亚.卡拉斯还在席间与金调笑了一番。】

“在民权运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金在芝加哥的舞台上宣布，“一场运动的开端从未如此辉煌。” 这次活动筹措了八万美元。斯坦利.利维森给家里打电话宣布他周末的访问“非常令人激动”。尽管他此前对于在北方开展民权运动抱有疑虑，但是现在他依然欣喜地指出：“这里的观众都很有精神，也很有斗志。”金的贫民窟公寓一天到晚访客络绎不绝，以至于他不得不躲到外面去。利维森预言道：“等到春天来临，他们将会开始大规模行动，那才是每个人都会关注这里的时候。”

戴利市长也不甘示弱，抛出了一连串更大的数字将金比了下去。他在市政厅宣布，他的进展小组已经访问了96761个贫困家庭，并在贫困社区消灭了1675941只老鼠。他制定了一个公开目标，即在1967年12月31日之前消除整个芝加哥的贫民窟，然后在1968年3月17日盛大的圣帕特里克游行中带领七万名游行者接受五十万名观众的检阅。他还邀请金在第二天登门造访。

金婉拒了戴利的邀请，但是没有透露原因：约翰逊总统打算召见他，前提是他必须严格承诺保密。本次得到总统接见的全国性民权领袖总共有十一位，全都同意事先绝不宣扬本次会面，以免遭受总统的怒火。对于金来说，身披华盛顿衣钵的机会仍然不可抗拒，既诱人又重要。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他一直在颂扬国家政治和非暴力运动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基础是“深深扎根于”民主遗产的爱国主义梦想，这一联盟的成果则是从伯明翰到塞尔玛的一系列历史突破。如果这种模式成立，芝加哥运动的最大胜算同样取决于在更广大舞台上获得国家政治的支持，让约翰逊总统参与进来——要是国会与法院也能下场更是好上加好。民权阵营即将与戴利市长开展竞争性对话，很需要国家政治的代表们出面澄清对话的关键原则。

九个月之前，约翰逊总统在霍华德大学宣布了全国性的社会改革目标，宣称要对抗贫困循环与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以此实现机会平等。从那一天直到眼下，一切似乎都变了，一切又似乎全都没变。第二天早上，金还没来得及见到约翰逊总统就面临了联邦调查局汽车盗窃案调查的另一个爆发点。《亚特兰大宪法报》头版报道称，司法部已经从当地的美国检察官手中夺取了控制权，从而将何西阿.威廉姆斯排除在新近宣布的敲诈勒索起诉之外。这篇报道披露了一个令人羞愧的细节，即金老爹自己交出了一辆从领导大会车队偷来的汽车。此外报道还引用了佐治亚州副州长的指控，即司法部对于威廉姆斯的偏袒证明了“‘伟大社会’的明显虚伪”。联邦调查局截获了金在3月18日与顾问们的紧急电话会议。安德鲁.杨认为应该谴责这次泄密是公然的政治行径；其他人则担心这次泄密可能促使约翰逊政府与佐治亚州政府站到一起。电话会议结束后，金匆匆离开酒店前往白宫，足足迟到了二十分钟，只得硬着头皮溜进内阁会议室。他听到了约翰逊关于进一步民权立法的一部分低调预告——据说通过保护民权义工立法的机会不大。卡岑巴赫指出住房歧视问题就算并非完全不可能解决，至少也是“特别困难”。然后金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前四十五分钟离开了白宫，借口是他必须赶飞机。严格来说他并没撒谎，但是他首先赶回了酒店客房继续举行电话会议，并且批准了一份低调的声明，主张领导大会从来只会从“我们认为可信的”正规销售人员那里购买汽车，“而且我们收到了车辆过户文件。”接下来白宫发布了一份关于本次民权形势简报的简略新闻稿，解除了金的保密义务。金随即与《黑玉》记者开起了玩笑，表示约翰逊要求他沿着“不规则路线”接近白宫，前往僻静的南门。他笑着说没想到自己必须从后门溜进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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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月31日约翰逊总统下令重新开始轰炸以来，每天的头条新闻都会激起敌人与分裂的战争气氛，淹没了民权的和解平台。在参议院针对越南问题举行第一次电视听证会的当天下午，约翰逊在白宫卧室里命令国务卿罗斯克拉上南越盟友去参加一场中太平洋国家元首峰会，可是却不肯承认如此突然的想法究竟源自何处——“我不想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两天后他突然大张旗鼓地飞到了火奴鲁鲁。此举显然仿效了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著名会议。利用军事政治的军号嘶鸣在新闻报道当中压倒了公众对于战争的审视，这正是约翰逊的意图。然而参议院的听证会一直持续到了二月。约翰逊在私下里斥骂这些听证会是“非常、非常灾难性的突破……他们把脏东西直接倒在了电视上。”他咆哮着斥骂反对与拥护战争的政坛两翼居然都在追求公开曝光，反战派代表富尔布赖特主席对于整场战争都抱有学究式的怀疑，主战派则凶猛地高呼要在亚洲全境与共产主义阵营展开军事决战。约翰逊把后一种危险简略地称为（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轰炸中国”。他在一次国会招待会上平淡地问道，为什么“持有不同意见的美国人不能在私下里表达异议”。

与政界平行演进的冲突也正在每一个半点播出时段撕扯着各家电视台的主管们。在2月8日当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相互竞争的多家电视台不惜一致推掉广告收益丰富的热门节目，播放了朝鲜战争英雄、越战评论家詹姆斯.加文中将（James Gavin）在参议院的证词，以及约翰逊总统从檀香山返回的消息。国家广播公司两天后播出了完整的富尔布赖特听证会录像。唯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坚持在上午十点重播《我爱露西》，然后是《真正的麦考伊》和《安迪.格里菲斯秀》。哥伦比亚新闻部的高管们眼看着国家广播公司的同行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纷纷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恳求上级修改节目表，播出乔治.凯南大使在参议院的戏剧性证词。凯南被普遍奉为冷战“遏制”政策之父，他在听证会上承认，如果没有美国的全面军事干预，越南将会在共产主义的旗号之下迅速统一，而且任何此类的合并“都将被中国和北越无情地利用……在世界舆论当中作为羞辱我们的手段。”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就算如此可悲的前景与正在发动的战争相比也是两害相权当中较轻的一端。但是没有人能够通过哥伦比亚电视台获悉凯南的论点。电视台总裁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在与白宫沟通过后坚定地支持播出日间喜剧，还在2月15日迫使抗议的新闻主管弗雷德.弗兰德利（Fred Friendly）辞职。这项解职决策本身就引起了极大争议，因为弗兰德利作为新闻职责的倡导者在促进重大公共问题辩论方面享有盛名。1954年他制作了爱德华.R.默罗的广播节目，帮助戳穿了参议员乔.麦卡锡的摄人魔咒。现在弗兰德利本人的失势则标志着在战争危机当中再度凸显了忠诚与异议的冲突。

为了巩固传媒界的支持，约翰逊总统冒险给《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打了一通秘密电话，希望得到跨党派的媒体支持。卢斯于1898年出生在中国腾冲的传教士家庭，一辈子都是共和党人，还曾经是罗斯福新政的激烈反对者。他构思了“美国世纪”的口号，他麾下的杂志帝国将其普及成了当时的常见用法。虽然卢斯很不待见民主党，认为任何民主党总统都无法合格地统帅美国领导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但他还是为约翰逊迄今为止的战争措施给予了粗暴的祝福：“我的肚子一点都不疼。”约翰逊向卢斯诉苦，表示三军统帅这份工作实在太不好干。卢斯表示同情，甚至还详细分享了一则来自童年经历的理论：他认为种族偏见妨碍了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牺牲，因为美国人认为亚洲“全是一帮黄皮中国佬，天知道谁是谁，他们不属于我们西方文明的任何一部分——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按照这套理论，约翰逊问题的“底层心理”在于蔑视东方人，因此他才不情愿向越南派遣“人员和财物”。这种蔑视无人宣扬但却普遍存在，卢斯在富尔布赖特以及其他国会议员内心深处都能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内心其实是这么想的。”

卢斯将传教士兄弟情谊当成了检验正义战争乃至民权圣战的标准。这是个相当冷僻的观点，不过总统很认可：“为欧洲白人或者亚洲棕人上阵冲杀，我看不出两者什么区别。”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认为切中了要害，”卢斯的回答倒好像是约翰逊首先提出了这个想法。“我认为这就是心理触发点。”不久之后，卢斯又打电话给约翰逊，赞扬了即将出版的《生活》杂志的特别栏目对于富尔布赖特听证会的反驳。这期杂志的主导社论题为“越南：值得胜利的战争”，文章认为战争结果取决于美国人是否有心投入。卢斯警告约翰逊总统，文中有一句针对他的友好批评：“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富有勇气与远见的政策竟然被解释得如此糟糕。”他表示自己想看到更宏伟的愿景，而不是对于防止灾难的必要性的喋喋不休；他的战争建议是“真正去做，不要无谓乱来。”总统将卢斯当成了心腹顾问，迫切询问对方如何能在不引起全国性辩论的情况下向越南派遣五到十万军队：“一个不想成为独裁者、只想做正确的事的人该怎么做？”卢斯回避了这个政治问题，表示自己不想献丑指教约翰逊这位寻求共识的大师，就好比他不会“指导我已故的祖母怎样从鸡窝里摸鸡蛋”。

另一方面，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短暂地介入了越战政治。他断断续续地旁听了富尔布赖特的听证会，坐在房间后排观察到了战争设计师与批评家之间的鸿沟，并且感到十分震惊。在听证会最后一天的电视转播镜头面前，国务卿罗斯克坚持认为越南是一场代理人之间的军事竞赛，目标是抵御共产主义大国的全球征服——“如果我们不明确我们的立场，那么和平的前景就会消失”。罗伯特在2月19日第二天早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注意到，人们虽然将“谈判”当做战争之外的替代方案，但是谈判二字的定义却模糊不清，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刺激人们仔细考虑一下谈判方案究竟意味着什么。罗伯特认为，既然南越与北越都不会投降，那么美国应该考虑与南越境内的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和责任”，利用他们来结束这场战争。当天下午罗伯特前去滑雪，据说他以为这样的试探性想法不会引起多大反应，但是各界反响却像闪电一般猛烈而又突然。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这番言论引起了普遍骚动。”《新闻周刊》声称罗伯特“像一枚阔剑地雷那样震动了政府”。罗伯特的朋友乔治.鲍尔和麦乔治.邦迪在国家电视台上谴责他的想法太过天真，并且引用他的兄长与已故前总统的言论来反对他信任共产党人的愚蠢行为。《纽约每日新闻》和《芝加哥论坛报》称他为“胡志肯尼迪”。副总统汉弗莱引经据典地嘲笑与越共结盟无异于往药箱里放砒霜，让消防队雇佣纵火犯，以及最有名的“将狐狸放进鸡窝”。罗伯特赶紧往回找补，宣称他坚决反对共产党接管南越。

2月23日，罗伯特与约翰逊总统一起乘坐总统专机飞到了纽约，一路上两人都很有职业精神地保持了尴尬的休战。落地之后两人与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同乘一辆豪华轿车前往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参加约翰逊总统领取自由之家奖的颁奖典礼。酒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聚拢了大约五千名反战纠察队成员，和平主义者A.J.穆斯特向佐治亚州的朱利安.邦德缺席颁发了“人民自由奖”，后者在当天重新竞选了佐治亚州的空缺州议会席位。正当约翰逊在大宴会厅即将发表获奖感言时，台下正襟危坐的宾客当中突然跳起一人，正是自由乘车者詹姆斯.佩克。不等约翰逊开口他就高声喝道：“越南和平！越南和平！”刚刚喊了两声就有一只手拍在了他的嘴上。特勤人员把他拖离现场并且拘留了六十天。

眼看着罗伯特遭到围攻，朋友们纷纷发声安慰。伯克.马歇尔在信中这样评价罗伯特的越共声明：“它之所以会给你带来如此剧烈的公众痛苦，是因为它言之有物。”一位政治战略家建议他今后评论越南局势时一定要“站在足够坚实的高水平层面上……多一点爱国修辞”，从而在唠叨无能的富尔布赖特阵营与“封闭情感以及心理”的麦克纳马拉之间重新获得独立立场，后者身为罗伯特的朋友一直在敦促他访问部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身为参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一直避免发表挑衅性质的越战声明，而是在军事领域之外寻找最艰巨的领导难题。他针对贫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他访问了南非，并且询问教会民权委员会的领导人罗伯特.斯派克如何与种族隔离堡垒内部遭到封杀的民主活动家结成微妙联系；他接受了来自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的访问邀请，尽管他承认当地人“恨我入骨”，而且他也确实收到了死亡威胁；与此同时胡佛坚决拒绝为他访问这两个州提供保护，甚至就连观察员都不肯派一名。司法部内部的秘密备忘录记下了胡佛的立场。

3月18日，正当金还在往返白宫的不规则路线上匆忙赶时间时，罗伯特来到了密西西比大学。在新近竣工的反叛者队球场上，他首先谈到了公众对于他此次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一日游的争议：“这边有人说我这次访问就好比狐狸溜进了鸡窝。而我的一些朋友们则认为更像把鸡扔进狐狸窝。”罗伯特首先利用自嘲式幽默打消了八千五百名观众的戒备，然后才切入演讲正题，也就是他所谓刚刚开始的爱国主义复兴。四年以前，詹姆斯.梅雷迪思经历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对抗戏码之后成为了密西西比大学的学生。在这四年间，密西西比大学总共招收了十三名黑人。现在罗伯特宣称：“我们必须创造这样一个社会，让黑人与其他美国人一样自由——自由地投票，自由地挣钱，自由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政治决策。”他引用了爱默生的话，即每个公民都必须在真理与安心之间做出选择。学生们三次为他起立鼓掌，部分原因在于钦佩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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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当晚，肯塔基大学野猫队在全国大学生篮球锦标赛四强赛当中以83比79战胜了杜克大学蓝魔队，第二天3月19日晚上就要冲击全国冠军。人们大都认为实力雄厚的肯塔基队此时早已将冠军收入了囊中，但是他们的对手却另有主意。这支来自埃尔帕索、名不见经传的得州大学西部队使出了令人震惊的怪招，在赛后掀起了激烈的文化动荡。西部队教练唐.哈斯金斯（Don Haskins）在赛后收到了四万封饱含敌意的辱骂信件，就连他自己的上司、得州大学校长在过去这个赛季也一直恳求他遵守体育礼仪——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派出三名以上黑人球员上场。多年以后，篮球历史学家弗兰克.菲茨帕特里克（Frank Fitzpatrick）回顾了那场历史性比赛的黑白影像：在马里兰州的新科尔体育馆，哈斯金斯当真派出了五名黑人首发球员与野猫队的五名白人球员对阵，此时可以听到录像当中传出了惊骇万分的嘘声，此外录像还拍下了观众席上飘扬的邦联旗帜，以及为了嘲讽西部队用墨水涂黑面孔的白人球迷。随着终场哨声响起，西部队以72比65的战绩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原本以为黑人打篮球无非是瞎胡闹的人们现在不得不强忍着一肚子不服重新评估今后的比赛策略。野猫队教练阿道夫.鲁普（Adolph Rupp）私下里抱怨肯塔基大学校长不停地打电话催他：“那个狗娘养的想让我在队伍里也安排几个黑鬼。我该怎么办？”

*【这一事件于2006年被改编成电影《光荣之路》（Glory Road）。】

身为执教生涯堪称传奇的“蓝草男爵”，鲁普确实有足够的底气抵制校方的要求。1950年鲁普的全白人球队输给了种族融合的纽约城市学院河狸队之后，肯塔基州议会就曾经下半旗致哀。当时就连全美职业篮球联赛都还施行种族隔离。鲁普于1972年退休时创下了全美大学篮球教练职业生涯当中获胜场次最多的记录，而且他带的最后一支球队依然完全由白人组成。然而就在1966年3月19日这场“改变美国体育的比赛”过后两个月，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就率先向黑人学生佩里.华莱士（Perry Wallace）提供了篮球奖学金，从此打破了东南联盟的肤色界限。到了1968年，阿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又将亨利.哈里斯（Henry Harris）招进校队，打开了第二个突破口。当时东南联盟总共发放了2236份体育奖学金，其中黑人体育生仅仅只有微不足道的十一人。诚然，每一位先驱者都遭受了排斥与压力（哈里斯于1974年跳楼自尽，年仅二十四岁），但是随后几十年不可阻挡的社会进步终究带来了一个运动员与观众都更为舒适的时代。到了1998年，肯塔基野猫队将会在一名黑人教练的率领下第七次赢得全国冠军，此时已经没人关心队伍当中究竟有几名黑人球员了。公众记忆淡化了社会进步进程当中的悲剧与尴尬，比方说密西西比大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干脆废除了田径队。田径比赛的输赢分秒量化人所共见，黑人选手与白人选手不必同场竞技也依然能分出高下，而且校方实在不想在接受种族融合与捍卫种族隔离之间二选一。在1968年至1976年的八年间，全国大学生篮球锦标赛规则委员会禁止在所有大学篮球比赛（包括热身训练）当中使用张扬且令人生畏的“扣篮”动作，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黑人球员的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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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约翰逊总统的挫折感自上而下地渗入了被越南问题挑拨得越加暴躁的国民情绪。总统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从不缺乏识人之能，但是现在他却动摇了起来。他派遣比尔.莫耶斯与富尔布赖特参议员深入交谈了一番，这才确定对方在私下与公开场合都反对军事撤退。莫耶斯报告说：“他承认没有解决方案，也接受了我们不能撤军的论点。”他的结论是，富尔布赖特“对于西方白人在亚洲的任何参与基本上都抱有失败主义的观点……他不可挽回地深陷怀疑，以至于完全没法跟他讲理。”约翰逊觉得富尔布赖特的反对意见简直要在自己身上磨出水泡。显然这位参议员也同意必须避免“失去”南越，那么他现在一门心思唱反调又所为何来？就像每一位民选领导人一样，富尔布赖特也会竭力回避风险。他含糊地暗示可以在越南展开谈判从而避免灾难——在约翰逊看来他这是故意装傻——同时又把他所有的怀疑现实主义矛头指向战争政策。总统气愤地指出，富尔布赖特主持的参议院调查相当于一次公开鞭笞，因为富尔布赖特知道，一旦派出了军队，政府的证人就不能继续模棱两可地发言。

异见人士使得约翰逊越发不安。他认为这些人破坏了美国在越南取得军事成功的微弱希望，却没有提供军事成功之外的诚实替代方案，因此这些人既不忠诚，又不实际，而且还不讲原则。总统抨击的这些行为与他的政治准则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现在他就像看手相一样探寻着这些异见人士的古怪动机。仅就富尔布赖特而言，约翰逊就下令汇编了他担任总统期间与对方的每一次个人接触——整整四页纸，按照场合分为午餐会、会议、招待会等等——想要搞清楚自己是否曾经在无意之间怠慢冒犯了富尔布赖特，以至于对方如今在越南问题上死活非得跟自己过不去。他指责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因为你那次该死的旅行”毒害了富尔布赖特——有一回富尔布赖特打算借用一架人人垂涎的总统专机飞往欧洲，但是曼斯菲尔德依仗资历将这项请求压了下来。3月2日，参议院就是否废除《东京湾决议案》举行投票，富尔布赖特与其余仅有的四名参议员一起投票支持废除这项决议，并且以92票对5票落败。换句话说，今后美国总统依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针对美国武装力量的任何武力进攻。也是在这一天，约翰逊声称自己从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富尔布赖特“正在经历更年期”，又从另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他“因为富尔布赖特夫人生病而精神错乱”。当天晚上副总统汉弗莱悄悄告诉约翰逊，富尔布赖特白天与他搭讪时“眼神很不寻常”，还要求汉弗莱找到离开越南的办法。汉弗莱声称富尔布赖特当时这样说道：“我们付钱给你就是为了干这个……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是最该死的战争。你就赶紧动手解决吧。”

汉弗莱接着说道：“我当时就这么看着他。我说，‘比尔，你——你怎么了？’他真的相当生气！。我觉得吧……他在这方面说得太多，想的也太多，以至于失去了判断力，总统先生。”

到了四月，富尔布赖特将会在演讲当中警告美国“正在屈服于权力的傲慢”。他说美国的军事存在正在把西贡变成“一个美国妓院”。约翰逊总统公开反驳说，在越南的权力带来的“不是傲慢而是痛苦”。

到了五月，总统将会谴责那些“紧张兮兮的娘娘腔们”一听到打仗二字就全身颤抖，还会在民主党同僚的晚宴上亲自嘲讽富尔布赖特。白宫助理哈里.麦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在第二天早上的备忘录当中勇敢地斥责总统不该出口伤人，“试图打掉富尔布赖特的耳朵”。他还补充道，富尔布赖特的“狡猾抱怨”当中埋藏着“骂不走吼不掉”的切实质疑。总统容忍了来自手下员工的罕见责备，并没有公开惩戒麦克弗森，只是一连几周都拉着脸不跟他说话。

此外总统还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存在纠结不已。新闻界很热衷于炒作总统与罗伯特之间堪比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敌意，甚至将两人描绘成了当年同时觊觎总统宝座的竞争对手。约翰逊向卡岑巴赫抱怨道：“鲍比是越南叛乱的幕后黑手。”不过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卡岑巴赫出面斡旋，促成自己与罗伯特之间的停战。约翰逊如数家珍地列举了当年自己如何忠于肯尼迪总统，从猪湾这样的灾难开始——“我没有逃跑，没有哆嗦，没有肚子疼，没有流眼泪”——一直到自己成为总统之后为了偿还肯尼迪家族的情分而做出的一系列任命与赦免——“他们要求的那些个破事桩桩件件我都照办了。”——结果到现在自己却遭受了“肯尼迪渗透”这场无端劫难，迎来了比约伯更为酸楚的下场。压力越来越大的约翰逊变得疑神疑鬼起来。他向德克.迪洛克列出了参加俄国大使馆鸡尾酒会的参议员名单，又在名单上添加了乔.艾尔索普以及其他罗伯特朋友的名字，并且忧心忡忡地要求联邦调查局在这帮人当中筛选出“从里往外钻洞搞破坏的王八蛋”。他对迪安.罗斯克低声表示自己怀疑罗伯特的影响正在驱使政府内部权力最大的肯尼迪时期留守人员陷入悲观主义乃至向异端靠拢，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有一天他（麦克纳马拉）说我们只有三分一的胜算，当时我就大吃一惊，”约翰逊感叹道，“在座的所有人也都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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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闻致使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越发刚硬起来。四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1966年的最初九十九天里有1361名美国士兵死亡，与前五年的累计死亡人数相当。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夺回蓬山地区的任务当中有六人死于一场三分钟的伏击。遭受伏击的第一骑兵旅军医汉克.托马斯发现自己的手臂颤抖不止，因为一颗子弹劈开了手骨。“糟糕，我要回家了，”他这样说道。他很快回到国内，在陆军医院接受了六个月的外科修复。养伤期间他眼看着美国社会的走向越来越奇怪，自己当年身为自由乘车者承受的集中敌意似乎从民权战线蔓延到了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在密西西比州华盛顿县，一群外地流窜而来的三K党徒坚信当地公墓的黑人棺材里囤积了大批枪支弹药，于是趁夜色闯进公墓，挖出了一具卑微农民的遗体。待到华盛顿县治安官厄尔.费舍尔（Earl Fisher）率领一队部下打着手电赶到挖坟现场时，三K党徒早已不知去向，徒留一具枯干尸骸暴露在手电灯光下，气得费舍尔满脸通红破口大骂。在路易斯安那州博加鲁萨，三位白人妇女在人行道上结伴而行，看到对面走来一位陌生人。三位妇女觉得此人眼神不善，必是民权义工无疑，于是当场将此人殴打了一顿。其实此人是一位意大利小提琴家，跟随那不勒斯的圣皮埃特罗室内乐团来美国巡演。在全国范围内，巴里.萨德勒上士的《绿色贝雷帽之歌》超过了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寂静之声》，成为了全美电台播放次数第一的歌曲。萨德勒无惧死亡的战歌合唱专辑还取代了披头士的《橡胶灵魂》，在全美销量排行榜上连续十三周排名第一。（由于约翰.列侬声称他的乐队“现在”比基督教更受欢迎，披头士的唱片遭到了电台的零星抵制与焚毁。列侬在3月4日发表的伦敦报纸采访当中表示：“耶稣很不错，但是他的门徒都是一帮庸碌愚夫。”）

其他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愈发粗野的趋势。《音乐之声》在1965年的后七个月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票房优势——马丁.路德.金的助手伯纳德.李声称这是金最喜欢的电影，金经常在繁忙的演讲行程当中抽空偷偷溜进电影院重温这部影片。1966年4月18日，《音乐之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彩色放映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赢得了最佳影片奖。可是最佳导演罗伯特.怀斯却注意到，自己这部影片的主题——浪漫地逃离丑陋的战争——正在面对一股强烈的抵制暗流。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半开玩笑地邀请评论家们“不妨看看我的新电影《圣保罗炮艇》，那部片子里的人们都被刺刀切碎了。”到了1967年，美国电影的标志人物从特拉普上校的家庭合唱团变成了大萧条时期的黑帮喋血情侣邦妮与克莱德。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在《雌雄大盗》的宣发广告当中大胆指出：“他们年轻，他们恋爱，他们杀人”。《新闻周刊》的影评人约瑟夫.莫根斯坦（Joseph Morgenstern）原本担心影片当中的慢动作枪战场面过于血腥，不过他很快就收回了自己的顾虑。

书评家们对于1966年一月出版的《冷血》争论不休，《纽约时报》称赞该书是一份“非凡、紧张、刺激、感人、写得极好的‘真实记录’——描写了一个理想的美国家庭如何平白无故地遭受了无法预见的可怕屠杀”，同时又对作者杜鲁门.卡波特的夸口表示怀疑——卡波特声称自己发明了“纪实小说”这一全新的文学体裁。一位英国作家称这本书不道德，因为该书对于现实杀人犯的同情一直持续到了他们从堪萨斯州的绞刑架上掉下来为止。卡波特很欢迎此类争议，因为在这一年间此类争议极大地抬举了他的非凡声誉。1966年感恩节这天，他凭借这份名望在纽约广场酒店举行了一场“世纪派对”，邀请各界名流佩戴面具前来赴宴，闻风而至的记者数量甚至超过了白宫国宴。不过在此之前还发生了一场规模远远更小的文学活动：詹姆斯.梅雷迪思为他在当年春天出版的种族融合回忆录《密西西比的三年》做了广告。他在四月份接受采访时尖锐地攻击了民权运动：“非暴力没有任何意义。美国是一个粗暴凶狠的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我钦佩金博士这个人，但是他的哲学与美国的生活方式不相符。他从来没有当过兵。他是一个专业的布道人。”

来自更广大世界的震荡撼动了阿拉巴马州的新民主实验室。3月27日星期日下午，五百名朗德斯县公民以及近百名非学委员工聚集在“乡间偏远地区”，纪念朗德斯县的种族恐怖首次遭到搅扰以来的这一年。这场活动由学校教师萨拉.洛根（Sarah Logan）主持。她邀请了R.U.哈里森牧师（R.U.Harrison）致词，他的儿子洛伦佐.哈里森牧师在一年零一个月之前仅仅因为胆敢提及投票就遭到三K党徒围剿，只得狼狈地抛下布道坛逃离了朗德斯县城。她还邀请当时护送洛伦佐.哈里森牧师平安脱身的约翰.胡莱特回顾了此后当地黑人正式投身民权运动的诞生之痛——逃亡过后第二天，胡莱特就率领乡亲们首次来到朗德斯县法院尝试了选民登记，那一天马丁.路德.金本人也出现在了朗德斯县法院。这一天晚上他们又在哈拉尔森的商店后面举行了第一次政治会议，二十八位参会勇士组了建朗德斯县基督教人权运动，还得到了从临近塞尔玛赶来的白人布道人的神奇鼓励，这些布道人为了参与民权运动来到塞尔玛，刚好赶上运动势头被困在“柏林墙”封锁线下。

胡莱特表示，在蒙哥马利大进军之后的几个月里，为了完成选民登记，“我们不得不在烈日下、在暴雨、在寒风里一连排队几个小时。我们仅仅尝试过一次示威，致使我们悲剧地失去了来自新罕布什尔州基恩市的乔纳森.米里克.丹尼尔斯。我们试图把我们的人从监狱里救出来，但是我们没有钱。” 胡莱特以及青年领袖蒂莫西.梅斯（Timothy Mays）和克拉拉.莫尔（Clara Maul）领唱了一轮运动歌曲，之后洛根将一位身量不高的妇女作为特邀嘉宾请上了台前。洛根为这次一周年礼拜活动手写了一份节目单，大标题是“再无枷锁与悲伤”，她在节目单上为这位嘉宾标注的说明词是“民权运动之母”。专程从底特律的家赶到朗德斯乡村教堂的罗莎.帕克斯勇敢地走上前台，赞扬了她以前所在州的最受压迫群体的政治觉醒。

扩音器将她的话语传送给了教堂门外的人群。在门外放哨的哨兵们一边紧张地盯着远处的监视车辆，一边忙着从一辆旅行车的后门发放热食。在帕克斯之后登台的是来自亚特兰大的年轻人朱利安.邦德。他现身说法地证明黑人不仅可以渴望第一次投票，还可以渴望参加选举并且当选。邦德引用了诗人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关于绞刑师的时代正在过去的诗句，以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关于民权运动需要不断鼓动的观点——就好比说他的官司如今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邦德表示：“我不确定未来会怎样，但是朗德斯县的人民已经意识到，我们过去的做事方式是错误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紧随其后，热切地追忆了自己与朗德斯县居民们一起度过的这一年。他宣称阿拉巴马州民主党最近废除“白人至上”口号的做法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他强烈要求朗德斯县的新选民利用5月3日初选日的机会来挑选他们自己的地方办公室候选人名单。在礼拜仪式上没有人自愿成为第一个黑人候选人，但是许多人都在4月2日星期六返回教堂采取了初步措施。他们投票创建了一个“独立机构”，称之为“朗德斯县自由组织”，通过了章程与标志，并且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典》第17章第337节完成了创建县一级政党所需的其他手续。他们选出了六名官员，包括财务秘书鲁西.梅.琼斯（Ruthie Mae Jones）和副主席R.S.斯特里克兰德（R.S.Strickland）。党主席胡莱特宣称：“一旦你得到了权力，你就不必再乞求了。”

阿拉巴马州的约翰.刘易斯也在另一条战线上鼓动黑人投票——不过是南非的黑人——他与詹姆斯.福曼、比尔.霍尔（Bill Hall）、克利夫兰.塞勒斯以及威利.利克斯一起来到南非位于麦迪逊大道的气派领事馆门前发起静坐示威并且被捕，并未引起多大社会反响。还要再过二十年，人们才会为了声援幽囚半生的纳尔逊.曼德拉发动大规模示威并且将矛头指向种族隔离制度本身。哈里.贝拉方特在前往欧洲巡演的前几天为这五位非学委先驱者支付了保释金。法国演员伊夫.蒙丹和西蒙.西格诺尔于3月28日在巴黎音乐演讲节上接待了贝拉方特和马丁.路德.金，现场门票售卖一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种族问题权威研究报告《美国的困境》的作者、瑞典学者贡纳尔.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斯德哥尔摩将金一行人引荐给了古斯塔夫六世国王。国王在皇家歌剧院欢迎了两国联合推动的民权项目，将其作为一项国家荣誉。贝拉方特3月31日的斯德哥尔摩巡演门票在二月份就被抢购一空，从开售到售罄只用了半个小时。一行人只得临时决定在4月3日再加演一场。瑞典电视台架设了临时网络，将演出转播到了整个北欧，包括芬兰。瑞典邮局为领导大会建立了一个统一邮寄地址。瑞典银行公布了一个开放当中的民权捐款特别账户，并且向领导大会转交了至少十万美元的初始进项。

欧洲的巨大成功掩盖了大西洋彼岸源自阿拉巴马州的紧张局势。金在巴黎的活动场地原本由当地教会赞助提供，但是在活动开始之前不到两周，美国政府的不悦就如同阴云一般笼罩了这几家教会，迫使他们撤回了赞助。金在最后关头高声求助，一群艺术家们随即展开了紧急救援。英国演员彼得.奥图尔与希腊演员梅丽娜.梅尔库里牵头联络了一批法国演艺界同行，为金租借了一块比原本计划大十倍的替代场地。眼看一计不成，国务卿罗斯克又命令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博伦（Charles ‘Chip’ Bohlen）不得出席在巴黎重打锣鼓另开张的金-贝拉方特义演。为了预防金引发关于越南的争议，美国驻瑞大使格雷厄姆.帕森斯（Graham Parsons）也取消了在斯德哥尔摩机场迎接金的计划。美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一份事后报告庆幸地指出，金的这次高调访问“没有给美国在这里的形象带来任何困难”，因为金“相当明确地”表示他反对越南战争是出于个人的良心，并非将其作为民权运动的政治重点。外交官们补充说，金的矛盾克制使得瑞典晚会的紧张赞助商感到满意，代价则是当地媒体的批评：“金被套上了笼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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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于4月10日回国。受到海外支持率大幅上升的鼓舞，他决心打破自从去年八月领导大会年会辩论以来一直困扰他的犹豫不决局面。他催促领导大会执行委员会在迈阿密的半年度会议上针对越南问题采取正式立场，并且在4月13日宣布了有利的结果。金告诉记者：“当务之急是结束一场破坏我们国内命运的战争。”本次半年会批准的决议将领导大会与非暴力原则绑定成了一体：“如果我们忠于自己的理想，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硬顶着如此明显且强烈的民众反对放弃南越军政府。我们认为，应该重新评估对越立场并且认真研究迅速撤军的智慧。目前这样做的时机非常恰当，这样做的需求也非常迫切。”“放弃”和“撤军”这两个词远比罗伯特.肯尼迪的“谈判”呼吁更富有爆炸性，立刻将金送上了头版头条，哪怕金的政治能量远远赶不上罗伯特这样一位日后有可能问鼎白宫的顶级政客。《纽约时报》随即指出针对越战的异议几乎害得非学委破产，还引用了一项全国民意调查，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来自该季度的反战异议使他们感到“不那么支持黑人民权了”。金的好几个盟友都向《时代周刊》直言不讳地指责他犯了“将国内民权和外交政策混为一谈的最大错误”。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录音记录了斯坦利.利维森对于民权团体之间以及内部纷争的务实评估。利维森指出，金的同行们很乐意看到他在越南问题上“伸头挨刀”。他告诉克拉伦斯.琼斯：“罗伊（威尔金斯）和惠特尼（杨）已经依偎在了约翰逊身边。马丁现在与白宫的关系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他们替代马丁成为了白宫的贴心人，我认为他们喜欢这样。” 对于利维森来说，这无非是正常的政治。他的着眼点在于民权运动进展的长远规划。他希望金能赞扬一下联邦调查局，因为调查局最近逮捕了十三名密西西比州三K党徒，希望以此为契机破获弗农.达默尔的燃烧弹谋杀案。（利维森在遭受窃听的电话里说道：“胡佛可能非常不喜欢马丁，但是他的手下现在正在实地开展工作。” ）令利维森更为不安的是他与贝亚德.拉斯廷的内部矛盾。拉斯廷对于金坚决推动反越战决议的做法感到“痛心”，眼下他与利维森的摩擦已经超出了从前顾问之间相互竞争的程度。两人都曾经因为在金身边提供服务而遍体鳞伤，也都曾经在最近距离亲眼目睹了金带来的奇迹。拉斯廷的理想主义和战术天才全都建立在非暴力基础上，三十多年前他宁肯坐牢也不肯在二战期间服役。如今正赶上和平主义扬眉吐气大有可为的时代浪潮，没想到他反而拨转了自己的政治指南针。利维森认为拉斯廷迁就战争是为了保护他在主流政治当中的新地位，拉斯廷则主张成熟的民主要求在国内和国外都必须做出妥协。

金一方面忙着为下一场新运动打基础，同时也在努力收割着刚刚结束的上一场运动的实际成果。首先戴利市长敷衍地接见了一下他，然后他在4月28日再次离开芝加哥，参加了平生最后一次白宫会议——约翰逊总统即将向国会提交一份正式民权信息，预先在各位民权领袖面前进行了一番鼓舞人心的预演，得到了不温不火的回应——再然后他又匆匆南下赶到阿拉巴马州，为了5月3日的阿拉巴马州初选一连进行了四场敦促投票演讲，直到夜深。4月29日星期五，他飞快地从蒙哥马利出发，行程825英里，接连走访了九座四散分布的农村教堂并且发表演讲。在当天第二站威尔科克斯县，一千五百名新登记的选民在安提阿浸信会教堂门外的烈日下等待着金的到来。不久前的一月份，运动支持者大卫.科尔森就在这座教堂的停车场上遭到了枪杀。领导大会组织者丹.哈雷尔告诉记者：“如果他们不害怕来听金博士的演讲，他们就不会害怕投票。” 下午的一场暴雨致使金像往常一样远远落在了行程计划后面。金在长女约兰达与次子马蒂的陪伴下小跑着穿过田野，走向马伦戈县的一座教堂，身旁是弗雷德.夏特沃斯与何西阿.威廉姆斯。

各种敌对势力争先恐后地试图掌控刚刚形成的黑人选民群体。不少于九名白人男子投入了这次州长竞选，要与乔治.华莱士的“替身”妻子洛琳一争高下。根据《投票权法案》，阿拉巴马州黑人登记选民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二十四万人。里士满.弗劳尔斯检察长被公认为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直接在南方深处各州的黑人当中开展竞选活动的主要白人候选人”，他承诺将会撤下邦联战旗，因为这面旗象征着反叛而不是进步。领导大会为第一批有资格成为民主党初选候选人的五十四名黑人举办了初级政治讲习班。一份运动杂志刊登了一张黑人亲吻婴儿的竞选照片。一位老练的外州现任黑人官员建议他们不要指望对手会手下留情，而且还要注意只能接受现金捐款。教会的女性成员教导新选民如何标记选票。报纸对于黑人选民与参选人极尽攻讦之能事，丝毫不顾各种攻讦角度相互矛盾。两位黑人竞选同一职位，报纸骂他们愚蠢无能；一个塔斯基吉团体支持白人治安官而不是黑人，报纸骂他们口蜜腹剑；有记者发现存在潜在的“黑人投票集团”，报纸骂他们是阴险的机器人。

何西阿.威廉姆斯承担了指定参选人名单的任务。“我们必须让黑人的选票像成熟的果实一样挂在那里，”他一边面向人群发言一边举起手臂，模仿葡萄园检查员的爱抚动作，“谁愿意给黑人最多自由，谁就可以摘下它。”作为金在阿拉巴马州的副手，威廉姆斯在决定是否与白人温和派达成交易或者集中力量支持哪一位黑人候选人时的权威还要高于当地的传统黑人领袖。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把黑土带缝起来了。”威廉姆斯毫不掩饰地宣称，负责组织选民登记的人理应控制选民。自由之夏志愿者主办的小报纸《南方信使》的编辑们在一篇社论中责备了他的霸道行为：“请坐吧，何西阿……但是请在他离开时候帮他一把，伙计们。”他们提醒读者，每个选民都是彰显民主信任与责任的“铁砧”：“记住，最终的选择在你手里。你不必按照你曾经的表态来投票。如果你自己决定了，没有人能控制你的投票。”金回应了他们的建议，恳请大家无论如何首先要踊跃参加投票。鉴于朗德斯县的民权团体决心另起炉灶，在民主党初选之外参与政治，金这次回避了朗德斯县，不过他并未加入威廉姆斯以及其他人对于朗德斯县民权团体的谩骂。

可悲的是，《纽约时报》甚至比何西阿.威廉姆斯更加颐指气使。报纸专注于“激动人心、开创先例”的机会，希望能够一举击败洛琳.华莱士背后的“老牌种族隔离主义者”。到了四月底，《纽约时报》呼吁黑人选民在民主党州长初选当中“将他们的力量与自由派白人选民结合起来”，还对采取不同政治策略的黑人发射出了责备的激光。一篇主要社论将朗德斯县的独立候选人计划称为毫无意义的“抵制”。在纽约的笔杆子们几乎无法想象的恶劣条件下，阿拉巴马州的佃农与拉票员冒着生命危险第一次投票，可是他们的英勇之举在这篇文章看来却无非是疯狂地抛弃了选票本身。在这篇《阿拉巴马州的破坏》当中，作者从非学委员工身上仅仅看到了“破坏性的捣乱行为……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为了极端主义而极端主义……针对全社会与政府的革命姿态。”编辑们完全可以向这个杀害了维奥拉.柳佐与乔纳森.丹尼尔斯的县区在过去一年赢得的奇迹式全新民权表示敬意，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展现此等胸襟。相反，美国最好的报纸——长期以来一直是同情民权的权威声音——拒不承认任何与他们自己认定的优先事项相互竞争的其他关切，也不承认黑人具有基本自治的能力。《时代周刊》将朗德斯县运动阵营描绘成了反对投票权的轻率破坏者，抹杀了自从华盛顿率军撤进福吉谷越冬以来就十分罕见的渴望自由的努力。黑人权力的冲突与叛乱很快将会笼罩整个国家，这些文章的贬损立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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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初选正式开始。这次选举展示了历史鸿沟当中丰富多彩的政治。阿拉巴马州第一位女性州长候选人洛琳.华莱士试图成为美国第三位担任州长职务的女性。她的丈夫乔治.华莱士每天都承诺“要在州长官邸打柴打水”，为妻子当好勤务员。他提醒人们，爱德华.弗格森州长（Edward Ferguson）就曾经在1924年在得克萨斯州为妻子米莉亚.弗格森（Miriam Ferguson）成功举办了竞选活动。华莱士在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州长简报会上从约翰逊总统那里学到了弗格森的笑话。记者注意到，他现在在演讲中省略了“隔离”一词，同时又尖锐地否定了一项精神病院种族融合协议。华莱士声称，华盛顿提出的关于联邦福利体系的“独裁”条件侮辱了整个阿拉巴马州。另外他还认为理查德.尼克松的讽刺同样侮辱了阿拉巴马州，因为尼克松戏称阿拉巴马州正在让“一位杂货店里的看店丫头竞选州长”。（洛琳.华莱士在结婚之前的唯一一份正式工作确实是杂货店售货员，自从她在1943年十六岁时嫁给华莱士之后就成了全职家庭主妇。身为前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之所以如此刻薄地贬低参选人的出身，是因为他希望华莱士家族的失败能阻止乔治.华莱士本人在1968年以第三方身份竞选总统。华莱士的第三方竞选失利有助于共和党人保住深南部的戈德华特州。）其他公众声音抱怨说，联邦政府根据《投票权法案》“占领”了阿拉巴马州，把这里当成了“某种香蕉共和国”。司法部长卡岑巴赫竭力隐藏了自己的底牌：他正在培训一批公务员，好让他们在投票时保护新黑人选民。他向约翰逊总统保证：“我试图在不惹恼民权团体的前提下做到最起码的事情。”他悄悄地将这批观察员集中在塞尔玛，因为挑战者威尔逊.贝克与现任治安官吉姆.克拉克将会在此地进行引人注目的摊牌。

另一方面，约翰.多尔派遣司法部律师查尔斯.内森（Charles Nesson）前往朗德斯县，在最后一刻加入了关于候选人提名大会举办地点的谈判。此前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曾向多尔请愿：“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你的消息，或者如果美国政府发现自己保护不了选举参与者，我们将被迫寻求我们自己能够收拢起来的资源。” 4月26日，卡迈克尔等人与内森一起来到海尼维尔法院，被弗兰克.瑞尔斯治安官（Frank Ryals）拦阻了下来。卡迈克尔援引了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即地方党的创始人必须“于初选日在公共投票站内或者周围”召开会议。依据这一法条，他主张自己有权使用海尼维尔唯一符合条件的开会地点。瑞尔斯则直截了当地告诉内森，对于第一批普通黑人选民来说，来到朗德斯县已经够危险的了，如果他们竟然还胆敢在法院草坪上逗留甚至开会，必然将要变成“猎杀火鸡”的活靶子。约翰.胡莱特坚持认为他们没有选择。高度紧张的内森在塞尔玛和蒙哥马利之间奔走，寻找避免灾难的办法。

与此同时，自由组织继续每晚举行弥撒大会。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完成了好几场关于实用政治知识的地方研讨会，利用图文并茂的小册子来探讨一些入门问题——“投票如何进行？”“什么是政治？”——至于面向自由组织领导层成员的进阶版研讨会则会采用初级政治读本与法规书籍。争取“自由提名”的新对手们在莫利亚先生教堂举行的候选人论坛上踊跃发言。杰西.费沃斯宣布，“投票给我，我将站出来争取公平待遇。”他的对手西德尼.洛根（Sidney Logan）发誓要消除黑人对于治安官制服的根深蒂固的恐惧。砖匠约翰.亨森（John Hinson）的孩子们正在竞选教育委员会的一个席位，他们分发了标有“为亨森投票”的校园剪纸作品。一些发言者十分纠结，他们原本可以参加平生第一次州长选举投票，但是被提名成为当地候选人之后却不得不错过这次机会。胡莱特转述了官方警告，指出召开党代会就意味着自杀，其他人纷纷跳起来表示他们不在乎。一位老农叫道：“我们走路的时候一直耷拉着脑袋，我们的心都被揉搓成一团，我们一点胆气都没有地躲在树丛里，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了！”他敦促人们既不要乱来也不要主动挑事，而是要挺身而出。“就算你非得死，那也得死出点名堂来。”

5月1日星期天，内森带回了一项提议：将党代会地点从法院搬迁到海尼维尔附近的一座黑人教堂。在这里开会虽说仍然得不到护卫，但是毕竟比较低调，在初选日对于白人选民的刺激性会小一些。他口头保证这一改变将会合乎法律。但是紧急成立的运动核心小组拒绝了他的建议。胡莱特回答说，任何存心作梗的法官都可以抓住这一点作为把柄，在十一月的选票上删掉他们的参选人名单。为了不留漏洞，他的人将会继续前往法院碰运气，除非阿拉巴马州当局以书面形式承认这座教堂的确符合“在公共投票站内或者周围”的法定要求。重新开始的对峙迫使内森与其他司法部人员在竞选的最后冲刺阶段苦苦纠缠州检察官里士满.弗劳尔斯，希望对方能给个说法。弗劳尔斯的处境也很为难。假如他签署了拟议的法律意见，无异于主动退出民主党初选，失去竞选州长的胜算，因为对于黑人的任何迁就都将会进一步疏远白人选民。但是话又说回来，柳佐和丹尼尔斯谋杀案的审判也让他意识到，无论如何他在朗德斯县恐怕都找不出哪怕一位支持自己的白人选民，而且他自己在两起案件期间遭受人身威胁的恐惧经历也让他对于身陷重围的民权阵营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权衡再三之后，他还是一咬牙签了字。内森赶在5月2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前将法律意见书张贴在了海尼维尔法院。胡莱特得知这一喜讯之后立刻感到压力山大，因为他只剩下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在七百平方英里的种植园地区宣传开会地点变动通知。居住在这片地区的黑人居民汽车保有量很少，家里也几乎没有电话，想要通知到每一个人的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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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潮迭起的党内初选日早晨，约翰.多尔在达拉斯监督着五百名联邦观察员。他从塞尔玛出发——当地投票站开门之前，选民队伍已经从法院延伸到了布朗礼拜堂——驱车十八英里来到一个名为奥维尔的小村庄，看到这里充斥着等待投票的黑人农民。这一次达拉斯县的投票人数超过了一万七千人，几乎是该县以往标准的三倍。全州的选民克服了各种艰苦条件，加入了宛如火药桶一般一点就炸的投票队列。白人家长们人手一份华莱士州长通过各所白人学校的学生分发的“为阿拉巴马挺身而出”的小册子。一位选举官员将延误归咎于黑人，他指责一位困惑的选民在一个投票间徘徊了二十八分钟。威尔科克斯县的黑人抱怨说他们收到了关于投票地点的虚假信息，耽误了半天功夫才在哈维鱼市发现了投票设备。这是一家鱼饵商店，平时对于黑人一贯不友好。当地妇女很快就向鱼市门前的选民队列分发了炸鸡以提高沿线士气。在伯明翰，一位在烈日下晕倒的黑人老者拒绝被救护车运走，因为这次投票可能是他这辈子“拉动那根杠杆”的最后机会。其他等待到深夜的人们则生起火堆取暖。一个举着“投票给华莱士”牌子的妇女站在一个戴着“与弗劳尔斯一起成长”徽章的男性身后，两人一起排了几个小时的队。

在距离当地法院半英里的海尼维尔第一浸信会教堂，人们的神经开始紧绷。一位农民把手插在连体工装裤口袋里，不停地拨弄着三颗猎枪子弹。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忙着在现场拍照，记者们忙着采访来自亚特兰大和密西西比的非学委领导人。下午三点钟，收到最后的指示之后，朗德斯县自由组织的支持者们涌向了教堂门外一片用绳子圈起来的区域。在那里，民权运动的书记员们对照该县迄今为止已缴纳人头税的登记选民名单逐一核实姓名。用卡迈克尔的话来说：“我们想让这一切尽可能地合法。”获得批准的人们经过七个站点，分别为每个地方职位投票。参加竞争的候选人站在附近的指定地点向选民们微笑致意，方便他们把名字和脸对上号。高音喇叭不断重复着最重要的法律须知：任何打算以朗德斯县自由组织参选人身份参加民主党初选的人都不应该投票，因为一旦参选人投了票，整个组织都会被取消参选资格。有人传来消息说有一百多个黑人选民大概没有接到通知，还是跑到法院那边去了，引起了一片呻吟声。志愿者们收集了填好的选票——每张选票上都有官方的黑豹标志与信条“一人一票”——并将选票放入七个木桌上的纸板箱。选民们在教堂庭院里等待计票，大多都是戴着周日礼帽的佃农以及戴着耳环、穿着印花裙的妇女。随着计票工作顺利进行，他们的担忧慢慢变成了欣慰。零散的非学委员工唱起了自由歌曲。一位老妇人自言自语道：“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没错。”胡莱特还没来得及招呼大家回屋宣布正式被提名的参选人，威利.利克斯就跳到教堂的台阶上发表了一篇风格滑稽的胜利演讲，赞扬了不守规矩的朗德斯县“坏黑鬼们”。计票结果显示：约翰.亨森以511对327票击败了弗吉尼亚.怀特夫人（Virginia White），接下来他将要冲击现任朗德斯县校董的位置；爱丽丝.摩尔夫人（Alice Moore）在没有党内对手的情况下独得852票，将要冲击估税员一职（“向富人征税养活穷人，这是我的口号”）。西德尼.洛根以492对381票击败了杰西.费沃斯，他的冲击目标是治安官。他表示自己在第一次尝试进行选民登记时曾经被治安副官乔.杰克逊挥舞着枪支赶走，在那以后他一直打算竞选一下治安官。

不过在投票结束前出现了一则更重大的新闻，抹杀了朗德斯县的首创之举。《蒙哥马利广告报》的早期版本宣称，“洛琳取得压倒性胜利！”上面点缀着令人震惊的说明词：“兴高采烈的华莱士……欣喜若狂……微笑，拥抱……无需决胜投票。” 在杰斐逊.戴维斯舞厅，华莱士州长欢呼妻子的胜选将会“让宪法政府回归这个州”。马丁.路德.金则在伯明翰的托马斯.杰斐逊酒店黯然指出，“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正在拼命地寻找回到白人至上旧时代的方法。” 《广告报》的编辑惊讶地发现，“实际上，大多数阿拉巴马州的白人都投票给了（洛琳）华莱士”，以至于她的票数远远超过了九个男性竞争者的总和，几乎是第二名里士满.弗劳尔斯的三倍。由于弗劳尔斯得到了大量黑人支持，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曾经计算过他只需获得21%的白人选票就能成为州长。但是这次他的失利如此惨重，以至于《纽约时报》认为“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有下一位严肃的阿拉巴马州政治家冒险与黑人进行密切的政治认同。” 这一结果同样刺痛了《时代周刊》的编辑们，不过他们明智地从黑白双方的高企投票率当中得到了安慰：“阿拉巴马州党内初选的最重要事实在于和平。”

只有一份学生报纸和一份小型社会主义杂志报道了黑人对于十一月大选的微小乐观情绪。热情洋溢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初选之夜预测称：“我们将在朗德斯县夺取权力并且进行统治。我们甚至不想实现种族融合……种族融合融合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托词。”考特兰.考克斯认为，有意打入城市的农民正在创造公民组织的奇迹，将他们的候选人列入选票；至于《时代周刊》竟然胆敢指责他们在民主党初选当中牺牲了少数反华莱士的选票，“还真是厚颜无耻”。卡迈克尔补充道：“把华莱士赶出党不是我们的工作，他们怎么不去要求犹太人改革纳粹党？”在他看来，朗德斯县四比一的黑人多数票开启了民权运动的全新政治阶段：“非暴力已经无关紧要了。金采用的是道德力量，但是我们正在建立一支夺取权力的队伍。我们不是一场抗议运动。”

阿拉巴马州的党内初选日引发了三波明显的兴奋之情。首先，司法部的律师打退了达拉斯县治安官竞选当中发生在六个少数族裔选区、为期长达数周的偷窃、扣押以及取消选票箱的企图，这才让广泛的民权联盟得以庆祝一场输赢一线的胜利——威尔逊.贝克终于战胜了恶毒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吉姆.克拉克，成为了新一任达拉斯县治安官。其次，约翰.多尔也迎来了他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职业斗争顶点。最终得到监督的计票结果意味着投票权与法律在漫长、艰难并且令人绝望的选战当中的确实现了相互支持的双赢局面——具体到这一次就是为威尔逊.贝克争取到了与吉姆.克拉克一较高下的公平优势。最后，在阿拉巴马州政治的中心舞台上，华莱士州长再次宣示了自己不可动摇的霸权。他召集了阿拉巴马州的两位参议员与全部八名众议员并且宣读公告，痛斥1966-1967学年的自由择校去隔离准则是华盛顿的“社会主义者们”设计出来的“极权主义”蓝图，“其目的是俘虏与规训我们的儿童，破坏我们的公共教育系统”。几乎与此同时，非学委员工们也从海尼维尔转战到了田纳西州，他们希望把整个美国都当成朗德斯县。

非学委在纳什维尔附近金斯敦泉的一座林中教堂营地举行了年会，期间杰克.明尼斯悄悄地游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希望他能取代约翰.刘易斯担任全国主席。卡迈克尔同意参加主席改选，因为最近刘易斯的所作所为令他十分愤懑。刘易斯整天忙着为里士满.弗劳尔斯拉票，却从未视察过朗德斯县的民权豪赌，哪怕这场赌局得到了他所领导的组织的认可。但是卡迈克尔并没有非赢不可的想法，因为全体非学委成员都共同承担着高昂的风险，彼此之间虽不敢说亲如手足，至少也堪称患难与共，如此强大的团体精神每每抑制了他们的个人抱负。在非学委，领导职责要么被视为发生在某人身上的意外，要么被当做牵扯此人工作精力的分心因素，总之不会有人主动在组织内部往上爬。没有人公开谈论卡迈克尔与刘易斯之间的较量。相反，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年轻的运动老兵们将内部政治深埋在了马拉松式战略辩论之下。他们努力记住并且修正了自从1960年静坐示威以来的六年动荡当中他们这个大学生团体的创始假设。有人承认道：“我们假设我们可以忘记历史，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查理.科布回忆起了非学委创立之初成员们的共同责任感，即促使政府关注不公正现象从而治愈社会弊病。最迟到1963年，性情天差地别的非学委成员们——从奉行怀疑主义的权力分析家考特兰.考克斯到基督教神秘主义信徒查尔斯.谢罗德——已经一致认可了非学委的使命是通过“解放思想”来实现平等。用卡迈克尔的话来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没能正常运作而已。我们并未意识到，如果我们开始捣乱的话，这个国家可以多么野蛮。”

艾凡赫.唐纳森认为，“种族间的民主”已经成为了一个太过模糊的目的，以至于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口头上支持它，并且还在推动有针对性的“区域性权力”组织活动，例如亚特兰大的邦德运动就旨在帮助邦德行使民选权力。詹姆斯.福曼主张从世界角度看待殖民主义，坚定的激进派们表示反对，声称非学委从卡尔.马克思这样的白人那里没有什么可学的。精明的辩证法专家们则探讨了“投票”这个词的深刻意义，从原始政治的结构与过程一直谈到了公民之间的“意识”联系。对于即将召开的白宫会议的攻击间接打击了刘易斯，因为他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规划。但是刘易斯已经证明自己不是约翰逊总统的傀儡，因为他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刘易斯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伤害了鲍勃.曼茨和其他许多人。曼茨本人尤其夹在了两股无法调和的势力之间，前者是在朗德斯县“满口黑话”的卡迈克尔，后者是大约四十名白人员工的辩护士，这些人坚决反对将非学委改造成为全黑人先锋队的主张。曼茨曾经恳求卡迈克尔，不要为了国家职位的虚饰而抛弃自己。另一方面，虽然曼茨对于刘易斯无视他们在朗德斯县的工作感到愤怒，但是他仍然十分钦佩刘易斯在佩特斯桥上的坚定勇气。5月13日午夜时分，谈判已经结束。面对现任主席发自内心的留任愿望，卡迈克尔的支持者们半开玩笑地发表了一篇走过场式的提名演说。刘易斯随即以60票比22票赢得了第四个任期的连任。卡迈克尔本人见状耸耸肩，也把票投给了现任主席。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次换届选举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两位迟来的参会人员赶到了会场，一位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沃斯.朗（Worth Long），另一位是密西西比州的朱利叶斯.莱斯特（Julius Lester）。莱斯特是菲斯克大学的一名头脑灵活的非学委员工，他获得了发言权，随即询问刚才究竟出了甚么事。得知详情之后，莱斯特一句话就让整个大厅安静了下来：“啥？！约翰.刘易斯？”朗也皱起了眉头：“你们怎么做到的？你们不能这么做。” 很少在会议上发言的杰克.明尼斯此时也站出来发泄了一通怨气，只可恨坦率的反对意见来得太晚，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朗并不吃这一套，而是脱口而出：“那还真是对不起啊，白人老板！”不慎暴露了自己的个人立场之后，朗紧接着口风一变，针对程序漏洞开始发难：“我质疑这次选举！”他指责福曼不讲规矩搞偷袭，非得拖延到一半员工都已经上床睡觉之后才进行投票，而且还利用众人对于刘易斯的尊敬大打感情牌。这番话让会场陷入了一片大乱，有些人匆忙离场去叫醒缺席人员，另一些人忙着翻阅非学委章程。明尼斯见状意识到机不可失，立刻决定使一招釜底抽薪之计，利用非学委的组织文化帮助卡迈克尔败中取胜。经过他一番宣讲，好几位已经当选的非学委管理人员都同意暂时辞去职务，等到全体人员都到齐之后再次进行澄清选举。克利夫兰.塞勒斯辞去了国家计划秘书的职务，鲁比.多丽丝.罗宾逊（Ruby Doris Robinson）也同样放弃了取代福曼成为执行秘书的新任务。面对同事们的施压，刘易斯坚决拒绝效仿，非学委成员们对他的敬重当即大打折扣。此前还有些胆怯的声音现在开始理直气壮地批评刘易斯恋栈不去。也有些人承认了此前秘而不宣的默契共识，即刘易斯至少在过去两年没能体现非学委不断发展的独立性。大感受伤的刘易斯当即抨击了他眼中玩弄手段的阴谋家，然后又恳求众人别忘了卡迈克尔根本不是南方人。几个能说会道的北方人反驳称刘易斯根本就是他的偶像马丁.路德.金的翻版，不能将非学委继续交待在他手里，表情痛苦的崇拜者们则希望刘易斯不要主动将自己与金相比。沃斯.朗后来断言，当刘易斯重新拾起非暴力原则的时候，他“就完了”。

到了5月14日星期六的黎明，刘易斯已经陷入了痛苦的孤立，他的连任资格遭到了众人的联合剥夺。朱利安.邦德在亚特兰大发布外宣时尽可能回避了无休止的员工会议，声称这一结果“只是正常的组织变化”。学生团体领导层的变动引起了媒体的适度注意。一篇报道发现刘易斯“显然被失败动摇”，他这次输在了一群赞成“南方黑人第三方政治”的人们手里。《国家卫报》披露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一则趣闻：他惯于在密西西比州超速驾驶摆脱危险，因而获得了“三角洲魔鬼”的绰号。《纽约时报》指出，这位新主席时年二十四岁，是“阿拉巴马州全黑人‘黑豹’政党的组织者”，还依据民权人物的专属政治光谱描述了他的理念：“卡迈克尔先生不相信暴力，但他同样也不相信左脸挨了巴掌还要将右脸伸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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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在非学委选举的那一周一直麻烦不断。在他于5月13日到达芝加哥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演讲之前，会堂里爆发了一场枪战，交火帮派分别是黑石游击队与东城门徒会。批评者们认为这起火并铁证如山地彰显了詹姆斯.贝弗尔的失败：他居然想要将臭名昭著的街头帮派转化为非暴力先锋队，简直就是发疯。金则为贝弗尔辩护道此次事件无非是一时挫折。从纽约来访的斯坦利.利维森私下里赞扬了管理帮派讲习班的领导大会员工的“戏剧本能”，还预言身为管理员之一的詹姆斯.奥兰治将会因为他在芝加哥的工作而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这位少年从1963年伯明翰示威当中招募来的少年身材魁梧，体重足有三百磅，相貌十分凶猛。为了向芝加哥的帮派成员证明自己的非暴力纪律，奥兰治打不还手地被他们群殴了九次。帮派成员们都很尊重他，不仅因为他一看就很能打，还因为他具有令人信服的街头智慧。奥兰治认为，“北方的黑人更缺乏心气。”

在金的哈姆林大道贫民窟公寓里，利维森与金挤在一起讨论是否应当推迟芝加哥示威活动的启动时间。迫于法律压力，金放弃了“托管”贫民窟的斗争策略，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芝加哥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本人也拥有不合居住标准的贫民窟房产。利维森主张领导大会应当尽量精简机构从而避免赤字。根据他的计算，尽管刚刚在欧洲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领导大会在1966年依然要承受四十五万美元的赤字。这个数字相当于他最新一次估计的五倍，几乎是领导大会年度预算的一半。利维森还察觉到国家层面上突然出现了不利于民权斗争的变化：“越南战争正日益抓住人们的情绪。人们觉得民权斗争已经结束……最后，最近的股票市场下跌也有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接下来十六年都没有恢复到1966年4月995.15点的高峰，直到1982年为止）。因此他坚定地警告金，一定要避免大规模裁员或者迅速破产的局面：“亲爱的马丁……随之而来的宣传对于组织和你个人都将是一场灾难。”金决心在月底之前采取严厉行动。他还告诉利维森，其他民权团体的情况更糟，例如宗教种族委员会刚刚向他乞求了28000美元的贷款，以防止政府因为拖欠工资税而扣押其办公家具。在公开场合，金依然在反复重申他的承诺，声称将会尽快开始新的游行：“下一个游行地点就是芝加哥，愤怒的葡萄就在那里。”

5月21日，非学委新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伯克利推出了一位面孔新鲜的演讲嘉宾，第二天又在洛杉矶介绍了此人。这是约翰.胡莱特第一次来到美国西部。当他面对越战日委员会召集的巨大集会时，恰逢太阳从乌云当中探出头来。他认为这一景象预示着局势即将冷静下来。“几个月前在阿拉巴马州有一种他们称之为恐惧的东西，”他简要介绍了朗德斯县的情况，然后详细讲述了5月3日的党内初选。为了回答台下听众对于黑人独立党派的党徽的好奇心，他这样描述黑豹：这种动物惯于“后退，后退，退到角落里，然后突然飞扑出来撕碎面前的一切。多年来，朗德斯县的黑人一直被迫一退再退。我们一直被剥夺了说话、行动以及在任何时候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的权利。不过现在我们要开始行动了。”

胡莱特的黑豹演讲在加州民权圈子里引起了轰动，但是接下来却是圈子里的另一起事件成为了全国新闻：鲁比.多丽丝.罗宾逊在亚特兰大拒绝了约翰逊总统的邀请，不肯于6月1日前往华盛顿参加民权会议。她在5月23日的新闻声明当中贬损盛大的白宫民权会议无非是“无用的努力”，还宣布联邦政府“对于保障美国黑人的宪法权利并不认真”，最后宣称非学委的受邀请者们“不能良心无愧地与越南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会面并且讨论这个国家的人权，因为他正在公然侵犯越南有色人种的人权。” 记者询问她，冷落约翰逊的做法是否意味着非学委不再将取消种族隔离当成目标，罗宾逊回答说，从现在开始白人必须主动提出融合：“我们一生都不得不昂首挺胸大步快跑才能进入白人社会，现在我们已经烦了。现在我们需要黑人的力量。” 她把朗德斯县当成了独立黑人运动的典范。（意欲抹黑民权运动的记者与罗宾逊交锋一番之后依然没能搞清她口中这个陌生地名究竟应该怎么拼写，有人写成了“朗登县”，也有人写成了“朗森县”。）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在5月25日撕开其他媒体众口纷纭的说辞，直接抨击了以卡迈克尔为首的“极端黑人种族主义者”。

如何看待非学委态度的问题追着金来到了芝加哥。5月27日，金正式宣布由大约163个组织组成的抗议联盟同意开始反贫民窟运动的“行动阶段”——“我们希望这将使问题戏剧化，从而唤起解决方案。”谈到非学委威胁要背离种族融合的主张，金竭尽所能地打圆场，并不认为此类主张是“不满甚至绝望”的必然标志。他耐心解释道，分离主义策略在美国黑人当中甚至从未得到过象征性的支持。接下来金概述了预计于6月26日在州街举行的“规模庞大的”第一次游行的时间表。这次游行的目的是提出目标和要求，无论戴利市长是否接受，“哪怕我不得不把这些事项张贴在市政府大门上。”

接下来几天金在芝加哥和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他在5月29日播出的《面向全国》节目中表示：“我总是讨厌谈论暴力。”不过记者们偏偏就要抓住这方面的话题向他发难。有人预测今年夏季将会发生比沃茨更严重的黑人暴乱，金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如果同意的话“你打算怎么做？”金是否同意“最激进民权组织”的主张，即“种族融合无关紧要”？非学委打算“将民权之战推向街头”，“比你这样的领导人希望看到的要激进得多”，对此金是否感到相形见绌？面对广泛的批评，金是否仍然相信“自己有必要坚持我们必须离开越南的立场”？面对所有这些质疑，金始终坚持一点：“好战”绝不比非暴力更有说服力或者影响力。“好吧，我不想这么说……我们必须本着好战的精神来践行非暴力。”他重申了他的反战立场，认为战争是仇恨的动力：“我知道，你的心放在哪里，你的钱就会花在哪里，而政府内外的许多人的心恰好放在了越南。”

接下来金赶回芝加哥参加为期两天的运动会议。5月31日，他花了大半天时间与听众互动，然后和平主义领袖A.J.穆斯特安排他会见了久闻其名的越南僧侣释一行。一年前释一行在信中给金介绍过关于非暴力自焚的佛教概念，如今两人终于见面，双方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两人在私下里密谈了一番，从宗教异同一直谈到了南越的最新危机。（最近又有五名僧人为了抗议军政府洗劫佛塔而自焚，愤怒的学生正在破坏美国的顺化领事馆。）之后两人在芝加哥喜来登酒店举行了临时新闻发布会，引起了《论坛报》的疑惑：“金将权利斗争与僧侣相提并论”。接下来两人又为了各自的任务而一起飞到了华盛顿——金要去参加白宫会议，释一行要去参加反战见证之旅。

来到华盛顿之后，来自越南的流亡者与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以及丹尼尔.贝里根神父一起禁食，还与与特拉普教派作家托马斯.默顿一起冥想。默顿确信这位佛徒“比起许多在种族和国籍上与我接近的人更像我的兄弟，因为他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完全相同。” 释一行还与国务卿麦克纳马拉私下会晤了长达三十三分钟，《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简短报道，新闻开头如下。“这位身穿紫袍的佛教僧侣，这位身材矮小、性情细腻的越南诗人，昨天在五月花酒店面对了一群身着灰色与棕色商务套装的美国记者。” 释一行表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同时又哀悼了三十万“赚美元的人”对于他的祖国的摧残。他的绝大多数同胞都是农民，其中80%是佛教徒。后来释一行写道：“现在，美国已经变得太害怕共产主义者，以至于根本不允许自己与他们进行和平较量。但是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无法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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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最初两天，白宫举行了名为“实现这些权利”的民权主题会议。这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活生生的不合时宜。长达整整一年的酝酿致使这场会议尴尬得无法庆祝，又重大得得无法隐藏；新的负担正在变得越发沉重，旧的负担也还在顽强地活蹦乱跳。两千四百名代表中的许多人都下榻在了华盛顿的喜来登.帕克酒店。刚刚落脚，他们就听说了一位越战战死士兵无法获准在家乡安葬的故事。护士安妮.梅.威廉姆斯（Annie Mae Williams）诉苦道：“我的儿子不像他父亲那样是个擦鞋匠，他是一名士兵，是绿色贝雷帽部队的一名伞兵。”她的儿子吉米.威廉姆斯一等兵（Jimmy Williams）生在阿拉巴马州的韦坦普卡，不过无论是司法部还是第三军的葬礼援助单位都无法在当地公墓为他确保一方长眠之地，因为丹普.斯拉什市长（Demp Thrash）表示公墓的黑人区已经占满了。披着国旗的棺材搁置了一个星期，直到5月30日联邦当局才在穿过佐治亚州边境的远处腾出地方，将威廉姆斯安葬在了臭名昭著的安德森维尔邦联监狱的联邦公墓里。《时代周刊》声称“黑人大兵的下葬让母亲感到欣慰”。在其他地方，密西西比州参议院以微弱优势否决了一项将全州黑人居民分散到其他州的法案，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一致支持针对跨种族夫妇米德丽德与理查德.洛温（Mildred/Richard Loving）的刑事判决，因为他们的婚姻“败坏了血统”。这一裁决为联邦上诉打开了大门。当时美国有十六个州的法规断然禁止异族通婚，其他几个州的“家庭纯洁性”法律也比较微妙。*

*【例如1913年马萨诸塞州的一项法律规定，没有资格在其所在州结婚的人之间的婚姻无效。这一晦涩难懂的法规在2004年被重新适用，不过矛头从种族转向了性别，成为该州承认同性婚姻的法律障碍。一些州仅仅在涉及白人的情况下禁止跨种族通婚，从而预防弗吉尼亚州法官所谓的“种族自豪感的泯灭”。】

在喜来登.帕克酒店门外，非学委的支持者以及纽约的活动家们举着抗议的牌子——“从我们的黑人领袖手中拯救我们”，“汤姆叔叔！”有些抗议者尤其在进入会场的代表人群中挑出了金，冲着他笑骂道：“黑耶稣！”几个白人学生试图加入全黑人纠察队却遭到拒绝，不过他们告诉记者自己并未受到冒犯。白宫助理们就造反的危险交换了电话和信息，并且向哈里.麦克弗森的备忘录追加了新内容。这份备忘录列举了会议面临的不利因素：“会议可能会因为不同意见、愤怒的激进派别或者感到徒劳的黑人与会者而丧失士气”。6月1日晚9时40分，一支车队从白宫出发抵达了喜来登.帕克酒店，此时酒店门外已经安静了不少。此时各位参会人员正在大宴会厅聚会，不知是谁第一眼看到了不速之客的光临，但是所有人都立刻站起身来齐声高呼：“LBJ!！LBJ！”总统与各位来宾一一握手，并且在几位重要来客身边略微多停留了一下，例如金、菲利普.伦道夫、罗伊.威尔金斯以及会议主席、来自芝加哥的铁路公司高管本.海纳曼（Ben Heineman）。

总统在大宴会厅发表了简短演讲，为本次大会定下了谦逊的现实主义基调。他认为争取完全平等的斗争“并不要求正义的愤怒遭到压制”，谁也不应该“期望我们——即便同心协力——在一年或者四年内纠正几个世纪以来层层累积的一切错误”。然后他用一句话宣布了自己的立场：“我承诺要利用此生余下的时光与我所得到的才能为那些长期遭到剥夺的人们追求正义和机会。”闻听此言，全体参会人员全都起立鼓掌。总统陈述了自从塞尔玛以来的长期艰巨目标，听众们则在紧要之处前后十七次热烈鼓掌。在本次造访即将结束时，约翰逊还故意打破了一项忌讳。按照惯例，现任总统演讲结束后不能再安排其他演讲人登台发言。不过这一回约翰逊为了向民权先驱表示敬意，特意将他们当中的一位介绍到了讲台上。此人正是他的新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瑟古德.马歇尔，车队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于晚上10点32分返回白宫。麦克弗森写道：“在他的车灯映照下，他双眼圆睁，他的面孔几乎因为这场意外且完美的胜利所带来的快乐而熠熠生辉。这是他在总统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胜利。”

约翰逊策划了一场奇妙的休战。他从杜鲁门和肯尼迪那里继承了一位精明干练的少数族裔事务助理路易斯.马丁，此人在会议室里装上了安全监视器，还在走廊里派遣了散发夏威夷花环的迷人女大学生。松散的辩论结构促使大量代表针对种族问题做出了简短且不连贯的发言。来自三个州的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与数百名自身入狱志愿者以及民权义工摩肩接踵；詹姆斯.梅雷迪思与种族隔离主义者保罗.约翰逊州长先后发言，后者曾禁止他进入密西西比大学。《黑玉》杂志惊叹地看到“身材宛如巨塔”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球员比尔.拉塞尔坐在J.H.杰克逊牧师身边，后者是金在芝加哥布道坛上的克星。（“你们为什么不纠察他？”昌西.埃斯克里奇向杰克逊的学生们打趣道）。一位代表提议对“美国头号不可触摸的神牛”J.埃德加.胡佛进行种族主义调查。另一位代表表示，只要越南战争开支从目前的140亿美元继续上升而且反贫困战争开支从目前的14亿美元继续下降，他就对美国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会议工作人员引导行动议程远离了关于预算或者黑人家庭的敏感争议。《时代周刊》指出，这一安排使得丹尼尔.莫伊尼汉成为了“一个不被注意的沉默代表”。某位参会代表提出了关于越南问题的临时动议，联合国副大使詹姆斯.纳布里特（James Nabrit）当即宣布这项动议不符合程序，其他代表们以十比一的支持票数站在他这边。这件事为6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提供了头版横幅标题：“权利会议拒绝越南撤军”。

记者们注意到，金在会议第二天开始的合影环节“明显缺席”。这一天他留在了酒店房间里，因为瑟古德.马歇尔的胜利演说深切伤害了他。这场演说一方面宣扬了法律的重要性，同时又否定了过去或者未来的非暴力运动：“我认为，黑人的历史表明，摆脱敌对的法律，并寻求新的、友好的法律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马歇尔曾经蔑称金是“一个给成年人跑腿的小孩子”，并且至今仍然贬低他的“传教”游行无非扰乱了社会治安，但是累积的证据依然让金垂头丧气：为了维护官方对于自由的定义，他正在遭到闷杀。不过当手下员工恳求他尽快离开华盛顿时，金还是没有同意，因为他担心种族隔离主义者会抓住任何蛛丝马迹大做文章。他恢复了冷静，忍受了在代表当中“完全被忽视”的待遇。金的传记作者大卫.L.刘易斯（David L. Lewis）写道，“事实上，当他的妻子受邀献唱时，她比他更有资格宣称自己为会议做出了贡献。”

金回到家后向以便以谢教会的会众们宣讲了《以赛亚书》第61章，并且主张宗教的核心使命是“医好伤心的人”。（“你看，伤心不是一种身体状况，而是精神疲惫的状况。”）他命令阿拉巴马州领导大会员工在周二之前全部解散。在一周之前，另一场险胜初选在华莱士压倒性胜利的覆压下保留了一颗希望的种子：塔斯基吉的卢修斯.阿莫森（Lucius Amerson）同样赢得了民主党的党内提名。等到十一月他将会成为阿拉巴马州自从战后重建以来的第一位黑人治安官——他兴致勃勃地发誓，“如果我能找到愿意服务的合格白人”，他肯定会在自己的治安副官团队里面推行种族融合。除了他以外，同一批其他黑人候选人都因为恐惧与缺乏经验而纷纷败下阵来。极少垂头丧气的何西阿.威廉姆斯不愿意在失败的阴云下遭到芝加哥民权阵营的整合，与七十名带薪员工即兴创作了一首苦乐参半的离别赞歌：“再没有阿拉巴马，在我头上……”

6月4日星期六，金和柯瑞塔参观了亚特兰大著名的圣菲利普大教堂。1963年，这家教会的一所附属圣公会学校以马蒂.金的种族为由拒绝了他的三年级入学申请，从那以后这里一直是抗议的中心。此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所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将在1967年9月宣告结束。金们安慰了两位在门口完成了为期一周的抗议守夜活动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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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罗伯特.肯尼迪在约翰内斯堡着陆。经过事先削减，他的考察团只剩下了两名助手。罗伯特预期自己反对种族隔离主张将会引起“宣传噱头”，为了预防这一点，南非政府取消了预订该航班的四十名美国记者的入境签证。政府发言人宣布，任何南非官员都不会在机场或者南非的其他地点会见罗伯特参议员。尽管如此，仍有一千五百人冲破机场玻璃门包围了这架飞机。高喊着“把他赶出去！”的嘲笑者与汹涌而来的崇拜者挤成一团，双方爆发了零星肢体冲突。崇拜者们争先恐后地与罗伯特热切握手，以至于将他的袖扣都扯了下来。他爬上一辆汽车的车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主题是德兰士瓦与他所在的纽约州的边境定居者——包括“那些像我妻子一样的荷兰后裔”——之间的共同遗产。

在班图地区，席卷而来的贫困人口冲着罗伯特高喊“主人，主人”。十分尴尬的罗伯特恳求他们不要使用这个词。南非的公众舆论爆炸性地站在了支持罗伯特访问的这一边，迫使南非政府允许他会见了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自从1959年以来，卢图利一直生活在正式的禁令之下，既不能搬家也不能与外界通信。种族隔离法规定，任何引用他的话的人都将被判处长期监禁。在德班附近的一处贫瘠农场，罗伯特向卢图利赠送了一台电池录音机以及一盘肯尼迪总统1963年6月11日的讲话磁带，当时总统认为种族隔离是一个“像圣经一样古老……像宪法一样明确”的道德问题。这次访问以及礼物的选择都是由阿拉德.洛温斯坦建议的，这位民主党活动家根据自己在南部非洲游历时的见闻心得提携了鲍勃.摩西，并且招募了数百名学生志愿者前往密西西比参加1964年的自由之夏运动。

洛温斯坦很清楚这段录音对于被迫处于新闻真空的卢图利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说，亲身接触南非的社会环境同样令罗伯特大为着迷。他眼前这位马丁.路德.金之前唯一的黑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顽强风度也是令他着迷的因素之一。罗伯特起初决定访问南非主要是出于一时冲动逞强，就像他曾经扛着旗帜登上以他已故兄长命名的高山之巅那样。但他在日记当中留下了更加个人化的记述，例如卢斯利的眼神可以“同时展现出专注、坚强与受伤的气质”。他开始珍惜那些从最严酷的种族禁锢当中浮现出来的不可磨灭的脸庞。在纳塔尔大学，罗伯特直面了两万名白人学生的质疑与责难。有学生主张种族隔离根植于圣经权威，罗伯特闻言脱口而出：“那么万一上帝是黑人呢？”又有学生问他知不知道1885年宣布种族之间存在永久鸿沟的美国总统的名字，他耸了耸肩，露出一个好斗的笑容，“就是1888年被打倒的那个家伙。”*

*【即格罗弗.克利夫兰，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度当选且任期不连续的总统，也是南北战争之后第一个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1885至1889年是他的第一次任期。】

6月6日星期一，罗伯特飞过罗本岛，飞过正在岛上政治监狱服刑的纳尔逊.曼德拉的头顶，来到了开普敦。大学舞台上有一把空椅子，标志着曾经邀请他前来南非的全国学生领袖伊安.罗伯森（Ian Robertson）的位置。自从罗伯森发出请柬之后，南非政府就以串通共产主义的罪名对他下达了长达五年的人身限制禁令。这一天是开普敦大学一年一度的“学术与人类自由肯定日”，罗伯特面向一万五千名白人听众宣称：“我们以自由的名义站在这里。”他的讲话将“种族隔离的不平等”与从纽约到印度的仇恨苦难等量齐观——“这些确实是不同的罪恶，但是它们都源自人类的共同行为”——然后点明了在他看来最大的困难，也就是“徒劳的危险，认为单独一名男人或者女人对于世界上的各种弊端无能为力。”他还谈到了针对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据点的非暴力见证运动：“秉承无数不同的勇气与信念的行为塑造了人类历史。每当一个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站起来，或者为了改善他人的命运而行动，或者为了反对不公正而出击，他就会发出一丝希望的涟漪……这些涟漪将会掀起一股洪流，足以扫除压迫与冥顽的最强大障壁。”

开普敦演讲激起了全世界的想象力。一位南非部长抗议道：“这个小瘪三认为他可以教训我们。”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从纽约发来“热情的赞赏”。《华盛顿邮报》则将他的“政治游猎”比作匈奴王阿提拉入侵罗马。敌对的美国杂志责备罗伯特加剧了种族分裂并且“试图与他能接触到的每一个非洲黑人握手”。从他的车顶上，在一片伸出的手的海洋中，罗伯特加入了自发的“我们必胜”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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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梅雷迪思也趁着白宫大会的机会发表了一则特立独行的声明，不过没能引起参会人员的主意。在喜来登.帕克酒店的新闻发布厅，他的一位帮手戏谑地挂出了一块牌子，声称梅雷迪思将要单枪匹马地进行一场“反对恐惧大进军”，这次活动的赞助机构则是一个临时编造出来的“保护詹姆斯.梅雷迪思世界委员会”。一位朋友担心梅雷迪思这么做是出于心烦意乱，因为此前他的回忆录造成的反响微不足道；其他人认为他对围绕自己的流言蜚语感到不满——传言声称这年春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成绩不佳。总而言之，他决心步行二百二十英里回到家乡。他如约来到旅程的预定起点孟菲斯市，并且于6月5日星期天离开皮博迪酒店，踏上了前往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归乡之路。新闻报道描述了与他这份决心相匹配的怪癖。梅雷迪斯此行不比他在密西西比大学读书的时候，身边没有法警或者美国陆军的保护。他希望借此证明黑人现在即使在密西西比州也能自由通行。梅雷迪思头戴一顶黄色木髓头盔，手握一根象牙尖手杖，还从某位苏丹酋长赠送的礼物当中挑选了一根白色马尾巴带在身边。星期日当天他行进了十二英里，抵达了田纳西州的边界。第二天6月6日星期一又走了十四英里，来到了密西西比州赫尔南多附近。这时路边树林里突然爆出一声怪叫：“我只要詹姆斯.梅雷迪思一个人的命！”话音未落就见一位四十来岁的白人男子蹿出了树林，手里还提着一杆点一六口径自动霰弹枪。他这一嗓子吓跑了梅雷迪斯身边的随行人员，包括记者、一名白人圣公会牧师以及一名来自纽约的志愿宣传员。顷刻间只见此人冲着梅雷迪斯连开三枪，然后就向随行车上跳下来的十几名各路护卫警员举手投降，嘴里还叼着烟斗。德索托县治安官声称嫌疑人名叫奥布里.诺维尔（Aubrey Norvell），是一名五金承包商，案发时似乎喝醉了。美联社公告在下午6点33分插播了梅雷迪思的死亡消息，这条消息立刻被各路晚间广播散布开来。晚上7点08分的更正声称他正在接受手术，尚未脱离危险。

枪击发生后不出一小时，约翰逊总统就在得克萨斯州的自家农场谴责了“可怕的暴力行径”。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承认现场有联邦调查局探员并且召开了一次晚间新闻发布会，讨论根据《投票权法案》进行联邦起诉的可能性：“詹姆斯.梅雷迪思不仅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勇敢的人。” 罗伯特.肯尼迪从南非斯泰伦博斯发出慰问电文，祝愿梅雷迪思完全康复。宗种委当晚成为了第一个公开发誓要在51号公路上的梅雷迪斯遇袭地点进行“反恐惧游行”的民权组织。在亚特兰大，领导大会也在辩论是否参加本次行动。安德鲁.杨不建议参与其中，因为金的员工已经捉襟见肘，还要“在芝加哥与这里之间两头跑”。何西阿.威廉姆斯一听这话当场翻脸，斥骂杨其实就是被密西西比州吓破了胆。杨事后回忆道：”他对我大发雷霆，因为他认为我对梅雷迪思中枪一事还不够愤怒。我们当时差点就动了手。”

多名领导大会成员在金的率领下搭乘6月7日星期二清晨的航班飞到了孟菲斯，杨拒绝与他们同行。早期纳什维尔学生运动的甘地主义导师詹姆斯.劳森牧师护送一行人穿过记者与聚集的朝圣人群进入鲍尔德医院，又穿过警方封锁线与焦虑的医务人员进入了梅雷迪斯的病房。当时外科医生已经从梅雷迪斯身上取出了大约七十颗霰弹，遍布在他的后背以及头皮上。眼下的他虽然昏昏沉沉，但是仍然脾气暴躁。金巧妙地结合了自己在教牧与政治领域的双重角色，赢得了梅雷迪思的首肯，随即离开医院开始了以伤者名义进行的悼念游行。劳森用旅行车装载了大量炸鸡充当游行途中的午餐。他带领车队重新进入密西西比州，然后二十一名游行者在人数相当的记者们面前走下车，冒着寂静午后的热浪，以昨天留下的血迹为标识，重新开始前行。走在最前排的是金、宗种委新任主席弗洛伊德.麦基西克（Floyd McKissick）以及非学委新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三人并肩行进，臂膀紧紧挽在一起。刚刚靠近第一座上坡，就看到一排密西西比州骑警等在坡顶上与他们对峙，命令他们离开道路。金惊讶地眨了眨眼，转而要求州骑警为他们提供保护。但是州骑警毫不啰嗦地把他和其他人全都推到了一边。“我们沿着大路从塞尔玛都走到蒙哥马利了，”金一边无济于事地抗议一边踉跄着向后退。紧接着州骑警们把克利夫兰.塞勒斯撞倒在地。卡迈克尔见状一时间火气攻心，忍不住就要冲着下手最凶狠的那名州骑警扑上去。但是金死死勾起胳膊肘，紧夹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脱身，并且大声招呼其他人赶紧过来帮忙按住他。

这场混战将会成为第二天头版新闻的亮点，但是游行队伍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并且不顾州骑警的皱眉注视，踩着道路边上的土地继续前进了六英里，抵达了一座牧场。劳森与何西阿.威廉姆斯主持了闭幕祈祷，然后人们就开始了惯常的相互挖苦。卡迈克尔表示一边与金跳交际舞一边打架确实不太容易，金则模仿平时的深沉布道语调笑称：“我以非暴力方式约束了斯托克利。” 卡迈克尔向金道歉，承认自己确实不该违反非暴力原则。不过他也提醒金，自己在“前线”已经待了六年，期间曾经多次被打得昏迷不醒，也曾多次被捕，但是从没报复过任何人。虽然卡迈克尔很清楚示威规程，也清楚记得不久前金曾祝贺他成为非学委领导人并且友好地提醒他今后在公开场合一定要谨言慎行，但是他依然认为这次联合游行有些无的放矢，因为就连游行目标都还没有确定。当天晚上一行人回到孟菲斯，在劳森主持的百年卫理会教堂举行了千人集会。行动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在集会现场暴露无遗。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与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杨提议联合起来支持约翰逊总统的1966年民权法案，但是麦基西克对于新法律、约翰逊的白宫会议——“我仍然认为这场会议遭到了操纵”——乃至自由女神全都嗤之以鼻：“他们应该打断那个小娘们的腿，把她扔进密西西比河！”这句话令全场听众为之绝倒。卡迈克尔表示他拒绝为了尚未交付的权利与保护去乞求当局，这一表态同样赢得了热烈掌声。查尔斯.埃弗斯干脆发誓要组建一支黑人武装为梅雷迪思报仇，“就像巴克.琼斯和蒂姆.麦考伊那样”——这两位是以枪法闻名的好莱坞牛仔形象。他的言论将全场气氛推向了高潮。见此情形，最后发言的金引领听众们回顾了伯明翰运动，从而成功地重新拾起了民权运动的非暴力主题。他温和而又尖锐地指出，公牛康纳警长总是很高兴看到黑人扔石头。“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掌握着通向暴力之心的地图”。

激烈的领导层辩论转移到了洛林汽车旅馆继续进行。到了午夜，罗伊.威尔金斯已经丧失了参加游行的任何一点意象，部分原因在于他无法忍受年轻人们全然不懂尊重，居然笑骂总统是“那只老猫约翰逊”。他在启程前往机场时说道：“金博士，我真为你感到难过。”惠特尼.杨很快就跟着他一起离开了。这天晚上金彻夜未眠，他的房间里挤满了资深民权活动家，从范妮.卢.哈默到律师查尔斯.摩根全都赶来参加商议。由于屋里实在太热，金身上只穿着一件吊带背心。何西阿.威廉姆斯与自卫执事团的创始人欧内斯特.托马斯（Ernest Thomas）扯着嗓子争执起来——“闭嘴，胖子！”托马斯喊道——争执主题是非暴力是否比武装自卫更需要胆量或者头脑。如此棘手的话题为当晚奠定了令人生畏的基调。

周三上午，金带着妥协之后的示威议程再次来到鲍尔德医院，此时梅雷迪思依旧虚弱得坐不起来，但是依然咄咄逼人。金提出这次示威可以通过指挥链来领导，由梅雷迪斯本人确定行动方针，传达给其他人分层执行。但是梅雷迪斯坚持认为这次游行要么不搞，要搞就得他说了算。正当两人你来我往地相互拉锯时，一位医院行政人员突然走进病房，激动地要求梅雷迪思在五分钟之内出院，因为医院遭到了三K党的威胁。这一横生枝节陡然逆转了两人扮演的角色。刚才一直苦口婆心的金提高嗓门，大声申斥院方的懦弱行径，居然要“驱逐”一名重伤未愈的伤号；梅雷迪思却丝毫没有动怒的意思，而是叫来了轮椅，然后就让金将他推到了电视摄像机的灯光面前。他断断续续地表示自己觉得很丢人，居然会被一名业余枪手偷袭得手。他声称自己上路的时候原本随身带了一支手枪，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在一场暴雨当中将这支枪送给了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如果周一当天他随身携带的是枪支而不是《圣经》，那么他不用别人帮忙就能打发掉诺维尔。然后梅雷迪思就在轮椅上休克了过去。医生们赶紧展开抢救，记者们则看到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三个朋友把他拖离了喧闹的现场”，坐飞机回到纽约。

尽管梅雷迪思的授权并不稳固，但是游行还是重新开始了。周三当天下午队伍仅仅走了三英里。斯坦利.利维森认为，尽管存在各种难以克服的障碍——缺乏后勤准备，没有联邦保护，也没有足以服人的理由让志愿者走完四倍于塞尔玛游行的路程——但是游行的前景依然很乐观，“它将逐渐壮大”，以至于成为一场“小塞尔玛”。到了星期四，游行队伍规模增加到208人，走完了九英里。金在路上停下来宣布了一则不幸的消息：一位加入他们的当地佃农刚刚死于心脏病发作。他飞往芝加哥开会并且及时返回，在密西西比州埃尼德市主持了这位阿米斯蒂德.菲普斯（Armistead Phipps）的葬礼。金首先道歉说他以前从未不穿“适当的牧师装束”就站到布道坛上，然后向追悼人员表示他们通过菲普斯的人头税收据以及他的州自民党党员卡确认了遗体的身份。换句话说，“这是个不害怕的人。”

葬礼结束后，一行人继续上路。参加葬礼的吊唁人员跟着金、卡迈克尔以及其他非学委员工走了很久。他们特意绕远路经过了几座乡村法院，帮助聚集在一起的旁观者进行选民登记，还为一位名叫埃德.冯德伦（Ed Fondren）的一百零四岁老农顺利拿到平生第一张选民卡而庆祝——冯德伦年老体弱腿脚不灵，全靠邻居搀扶着才走出法院。事后金抱怨说这一路上他仅仅与查尔斯.埃弗斯产生过私人摩擦，因为他在路边演讲当中声称渴望与三K党一决高下。正是类似这样的夸夸其谈为查尔斯在纳奇兹建立了政治基础，不过金最终与他翻脸并非因为政见不合，而是因为他觉得查尔斯太过虚伪。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那么不妨首先从射杀德.拉.贝科威茨开始。” 他提醒查尔斯，杀害他兄弟梅德加的三K党徒“今天正在密西西比州活得好好的”，而且距离游行路线并不远。

6月10日星期五，纳奇兹的三K党徒组织了几次刺杀金的机会主义阴谋。比方说当地有一个“棉口蛇帮”，成员包括克劳德.富勒（Claude Fuller）、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和欧内斯特.阿凡茨（Ernest Avants），这三人随便找了一个名叫本.切斯特.怀特（Ben Chester White）的六十五岁农场看守，借口要雇用他干点杂活。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爹”，以此麻痹怀特的警惕性，然后开车将他带到了镇外的一座小桥上。在那里他们拿出了一支手枪、一架卡宾枪以及一杆霰弹枪。他们的计划是来一场壮观的私刑，将金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游行吸引到纳奇兹。“上帝啊！”怀特哀求道。“我这是做了什么孽才会有这种下场？”

在梅雷迪思游行期间，自由的标志开始易手。在加利福尼亚，罗伯特.肯尼迪的政治顾问弗雷德.达顿（Fred Dutton）警告说，新近亮相的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刚刚展现了某种天赋，可以一边传达对于越南的军事热情以及针对自由主义时代的反抗，同时又让听众感到十分自由。达顿在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预言道，这种复合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将会让民主党遭受自从1920年以来最严重的挫折。”里根的风格融合了怀旧情绪与坚定的乐观主义，但是他那自信从容的做派并非全无破绽。在三月的加州，他参加了黑人共和党人大会的一次初选辩论，有人问他如何能在反对新民权法的同时依然指望获得黑人的选票。这个问题致使里根显而易见地激动了起来：“我不喜欢有人暗示我的品格包含任何一点偏见，”他当场怒斥道。下台的时候他还冲着提问观众扔了一个纸团，口中骂道：“谁也别想暗示我德行有亏！”这次事件之后，人们开始怀疑这位候选人是否足够冷静。意识到自己行差踏错的里根很快采取了补救措施，他敦促记者们尽早决定如何给自己贴标签，他的形象究竟应该是“顽固死板”还是狂热扭曲。“伙计们，”他风趣地指出，“你们不可能两全其美。”6月1日里根再次公然发作，产生了另一条热度相对较低的新闻。这一天里根访问了明日黑人俱乐部，一位会员质疑道，此前里根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支持种族平权但是反对投票权法案，对此他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里根脱口而出：“我很反感那部法案。这就是我的回答。我的答案完全发自真心。”

里根凭借着纠结却又强烈的自我剖白超越了耻辱：“如果我不知道巴里.戈德华特不是种族主义者的反面，那我也不可能支持他。” 这番天真而又敏感的表白保护了他。为他隔开了此类反民权言论带来的普遍不安。里根虽然惯于驳斥民权运动的哲学，但却从未要求废除已经通过的民权法律，也没有刻意积蓄力量发动积极抵抗，而且他一般总会避免评论执法争议。他一方面针对马丁.路德.金为美国政治体制开出的药方提出异议，同时又用强大的麻醉剂安慰了那些心怀恐惧与内疚的人们。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人将会面对一轮又一轮此起彼伏的平权运动，期间里根的麻药将会让他们大体上保持麻木，并且逐渐适应平权运动的不断冲击。现任民主党州长帕特.布朗认为里根是如此天真且极端，简直“一打就倒”，以至于他愚蠢地雇用了水军来抹黑里根在共和党初选当中的对手，好让自己能对上里根。当里根在6月7日凭借八十万张选票赢得党内初选时，《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几乎没有克制自己的震惊。他们直截了当地痛斥了加州的选民：“共和党人违背了一切常识与政治审慎的建议，坚持提名演员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

前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样采用了里根路线来培育刚刚在南方起步的共和党，不过更有分寸。他小心翼翼地支持着民权立法，并且在私下里解释说，作为全国性政党的共和党要想取胜就必须求稳，既不能像戈德华特那样与民权立法斗得不亦乐乎，也不能与乔治.华莱士这样的派系煽动家多做纠缠。眼下民主党人的软肋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国内动荡，其二是对外绥靖。尼克松抓住这两点大做文章，力图促成两党政府。五月，他在伯明翰共和党人集会上宣称，如果约翰逊总统能够加大针对越南的轰炸力度并且减少对于地面部队的依赖，“成千上万的美国小伙子今天就不会死。”在南卡罗来纳州，他为深南部的共和党先驱与首要种族隔离主义者斯特罗姆.瑟蒙德开脱。“斯特罗姆不是种族主义者，”尼克松面向显然十分感激的瑟蒙德参议员宣称。“斯特罗姆是一个勇敢且正直的人。”在密西西比州，尼克松建议共和党人将民权作为一个已经得到解决的尴尬问题，将其塞进角落，从而消解这个议题的威力。他在杰克逊的筹款会上宣称：“种族问题在南方没有前途。共和党在种族问题上没有前途。民主党在种族问题上也没有前途。这个问题已经伤害了南方，正如它已经伤害了这个国家那样。现在是向前迈进，继续去关注其他重大问题的时候了。”

共和党人特拉维斯.巴克利（Travis Buckley）拒绝听从尼克松的劝告，决心要把种族牌打到底。6月7日，也就是里根赢得加州初选的当天，南方最后几个州组织了共和党初选，其中就包括密西西比州。此时的南方共和党依然在与遍及南方各地的反林肯文化进行着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斗争。不久前得州参议员约翰.塔尔（John Tower）感叹道：“你几乎必须拿枪指着某人才能让他作为共和党人在南方参选。”密西西比州在众议院共有五个选区，所有共和党参选人全都集结在同一个选区进行了近百年来在密州的首次亮相。与这些竞争者相比，巴克利的竞选卖点在于他身为三K党律师的恶名——不久前他刚刚代理过因为涉嫌烧死选民登记领袖弗农.达默尔而被捕的十一名名白骑士。巴克利在初选当中输给了一位举止更加清醒的候选人，后者又输给了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主义民主党人G.V. “桑尼”.蒙哥马利（G. V. “Sonny” Montgomery）。某位共和党领导人承认“我们不可能打败桑尼”，但他又准确地预测自己的政党“只要等到这家伙一退休就能拿下这个选区”。由于民主党人长期占据南方政府的高位，并且与法院关系密切，南方白人选民全面倒向共和党的过程贯穿了下一个政治世代，这个新世代的起始标志则是1964年戈德华特与约翰逊的决裂。1996年，共和党人查尔斯.皮克林（Charles "Chip" Pickering）接替退休的蒙哥马利成为了密州州长，此时共和党人已经在南方取代了种族隔离时代“铁板一块”的民主党人。更有甚者，此时这个由罗纳德.里根塑造而成的全国性政党当中的大部分领导人选都来自南方。

比起拉拢选民，巴克利更善于应付陪审团。他成功地代表三K党徒欧内斯特.阿凡茨打赢了官司。1966年6月10日，六十五岁的黑人老者本.切斯特.怀特被三名党徒当成了诱杀马丁.路德.金的诱饵，三人在纳奇兹的漂亮溪畔杀害了怀特。几天后包括阿凡茨在内的三名涉案党徒遭到了逮捕。控方的物证包括凶手驾驶的车辆，车座上浸透了瘆人的鲜血与脑浆。此外司机詹姆斯.琼斯还鬼使神差地供认，自己的两名神经质同伙不等受害者离开汽车后座就冲着他开了十九枪。但是巴克利居然将如此不利的局面扳了回来。他一边大肆鼓吹白人至上，一边厚颜无耻地声称阿凡茨其实没杀人，因为他所做的无非是冲着怀特的头部打了一发霰弹，轰掉了被害人的一部分脑壳而已，在此之前怀特肯定已经被另一位党徒克劳德.富勒用卡宾枪打死了。琼斯与富勒在余生当中侥幸躲过了定罪，并且赶在美国政治气候变迁之前就咽了气。阿凡茨则没这么走运，一直活到了正义伸张的那一天。2003年，顽强的公诉方提供证据表明，当年的杀人地点正好位于霍莫奇托国家森林公园。鉴于森林公园是归联邦政府所有的地产，联邦政府有权针对发生在公园里的谋杀案另行审判。密西西比州的一个陪审团在阿凡茨犯罪近三十七年后裁定他有罪，并且将他处以终身监禁。可惜他仅仅坐了一年牢就在2004年病亡了。

在1966年6月的密西西比州初选当中，只有四分之一的黑人登记选民参与了投票。如此之低的投票率让运动领袖们大失所望。但是密州立法机构仍然狂热地连续举行了好几场特别会议商议对策，这些会议贯穿了整场梅雷迪思游行。州议员们惊恐地意识到，十万名新增黑人登记选民致使密州黑人选民总数增加到了1964年的五倍，当时只有6.7%的黑人有资格投票，如今达到了超过三分之一。全白人州议会一口气通过了十三项立法来冲淡新增黑人选民的潜在影响，内容包括重新划定选区边界，提高参选申请费，以及将黑人选区与白人选区连接起来。简而言之，如果某个选区的黑人选民占多数，他们就将这个选区并入白人占多数的更大选区，以此抵消黑人选民的局部优势。州议员们在辩论时刻意避免了种族术语，从而掩盖他们的真实用意。不过当他们开始对人口统计数据上下其手时，某些来自白人选区的州议员还是忍不住发出了明确警告，提醒各位同事们不要魔怔。奥克蒂比哈县的州参议员本.希尔本（Ben Hilbun）抗议说：“仅仅因为有几个黑人在几个县投票我们就如此忧心忡忡，居然不惜破坏整套政府机构，实在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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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国旗日，梅雷迪思游行队伍接近了格林纳达。在51号公路的路面上喷涂着潦草粗鄙的三K党宣言：“黑鬼见字赶紧跑，不认识字也得跑。”天上暴雨倾盆，队伍一片混乱，人人脚上起泡，来自各方各面的琐碎骚扰层出不穷。尽管如此，来路各异的志愿者们已经走完了计划当中的二百英里游行里程的大约一半，再走一百英里就能抵达密州首府杰克逊。来自布鲁克林的公交车司机文森特.杨（Vincent Young）利用年假参与了游行，一路上磨坏了一双鞋，同时还举着一块手写标语牌：“越共从没叫我是黑鬼”。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七十一岁白人老太太也是佃农家庭出身，她头戴一顶造型质朴的太阳帽，帮助一位来自贝尔佐尼的年轻黑人护士分发盐片。当天早晨的《纽约时报》记录了路边的一场争论：有人在前方的宿营地看到了手枪。一位来自新泽西的卫理会牧师“震惊地”表示：“民权运动可不是玩枪的地方。”但是AME主教查尔斯.塔克（Charles Tucker）则认为任何无法持枪自卫的人都“应该脱掉裤子，换上裙子。”欧内斯特.托马斯主张双方各退一步：白天游行期间当然要严格执行非暴力纪律，但是晚上宿营之后他手下的执事们还是应该持枪巡逻。《时代周刊》调皮地引用了一位员工主管的话，此人恳请争论各方都压低音量：“你们要是想讨论暴力与非暴力，起码得躲着点媒体。” 来自图加卢学院的民权老兵埃德温.金牧师私下抱怨说，大多数记者都变得充满敌意，“甚至对马丁也是如此”。记者保罗.古德指出，只有《时代周刊》对于沿途遇到的佃农们的简陋生活条件抱有兴趣，并且引用了身为新闻界风向标的合众国际社的一份明显不怀好意的报道：“这次游行一部分是民权运动，一部分是马戏团巡演。在三百五十多名游行者当中……有大约五十名白人青年，他们穿着T恤、牛仔裤、凉鞋和装饰有自由纽扣的奇怪牛仔帽……一位密西西比州公路巡警表示：‘这简直就是怪胎开会。’大多数现场记者表示同意。”

第二天一早，游行队伍穿过了亚洛布沙河，并且在大桥上跳起了热烈的拍手舞，一边起舞一边唱道：“兄弟，为了你的孩子前进，让他们自由！”成群结队的黑人居民看着民权运动第一次活生生地来到了格林纳达——“人口一万两千，而且还在增长”。这是一个从校舍到图书馆都严格执行种族隔离的小镇。许多人凝视着队伍或者向他们挥手致意，有些人半心半意地承诺加入，更多的人们则根本无法抗拒，当场就加入了队伍当中。有一位泰西.麦凯恩（Tessie McCain）事后表示：“一开始我只是看看而已，突然间我就开始游行了。”少数参与者害怕当地白人认出他们，因此没走多远就退出了队伍。但是根据一位公路巡警的估计，当游行队伍来到市中心穿越珍珠街的时候，后面已经跟上了“大约一英里的黑鬼”。在珍珠街的尽头有一座邦联纪念碑，高挑的基座上竖立着杰斐逊.戴维斯的雕像。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罗伯特.格林教授（Robert Green）原本在基座下方发表演讲，结果越说越激动，干脆转过身来在基座一侧的巨大奖章后面楔了一面小国旗。周围的人们都能听到他喘着粗气喊道：“我们已经厌倦了邦联旗帜！给我美国的国旗，自由的旗帜！”安德鲁.杨事后回忆道他当时有点担心。格林是他的朋友，这次密歇根州立大学将他借给领导大会以壮声势。在杨看来，格林平时总是一副古板学究的形象，眼下的场合恐怕对他刺激很大，所以他才会突然摆出这样一副不顾死活的架势。

游行人群逐渐发现，一路跟随的公路巡警一直很老实，似乎更倾向于预防而不是率领头脑发热的报复，因此游行队伍当中的欢呼声也逐渐高涨起来。宗种委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发现格林纳达公共厕所的门前标志无论男女都从“白人”和“有色人种”改成了“1号”和“2号”。于是他指着格林纳达县法院喊道：“我们要用一下标有‘1号’的厕所，看看里面的环境是不是好一点。” 法院门前的草坪上很快就排起了长队，并没有人过来骚扰他们。考虑到白人专用厕所未必一定是1号，兴致勃勃的人们很快又在2号厕所门前同样排起了长队。此外选民登记处门前也排起了第三路长队，天黑之前足有将近两百人完成了选民登记。当晚游行队伍在新希望浸信会教堂举行了庆祝活动，教堂里座无虚席。一位热身演讲者喊道：“你们以前从未拥有过这个城市，现在你们在一天之内就占领了它。这就是自由。所以为它歌唱吧。”范妮.卢.哈默随即领唱了一轮自由之歌。从谈判现场赶回来的马丁.路德.金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格林纳达县官员同意委派六名受人尊敬的黑人教师担任登记员。接下来金开始了他的宣讲：“我的朋友们，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现在是实现民主承诺的时候了。”一夜之间，该县的黑人登记选民人数从之前的697人翻了一番，创造了戳穿恐惧的奇迹。保罗.古德写道，相比之下，邻近的卡罗尔县的联邦登记员连续等待了“四天，没能等到一名黑人申请人露面。”

欣喜的气氛并未持续多久。游行战略委员会在格林纳达留下了一批员工帮助当地运动，又将游行路线转向西边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偏离了梅雷迪思的计划路线，旨在揭露与批判种植园地区的封建压迫。金驱车前往塔拉哈奇县的查尔斯顿和蒙哥马利的威诺纳举行了选民登记集会，然后于6月15日离开游行路线回到芝加哥，花了两天时间料理当地民权运动的筹备工作。当他离开时，来自格林纳达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密西西比州政府手里。州政府原本以为可以借助容忍姿态来减少尴尬事件的发生，但是试验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保罗.约翰逊州长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这次游行“正在变成一场选民登记运动”。他决定将公路巡逻队的保护措施从二十辆警车减少到四辆，并且指示格林纳达当地司法机构负起责任来——“我们不打算给一帮全国各地跑到这里来出风头的戏子们换尿布。” 当天下午，格林纳达警方逮捕了第一批试图整合一家电影院的志愿者。平民开始在街上不受干涉地殴打运动员工。一面邦联旗帜取代了格林插在纪念碑上的刺眼团结象征。在当地观察事态的司法部律师分门别类地记录了上述一系列支持种族隔离的行径，最后还添加了一条他们自己的遭遇：他们租来的汽车也遭到了破坏，车窗全被敲碎，四个轮胎都被割破了。

在格林纳达，约翰.多尔设法提出了一项公诉，指控地方官员于6月7日在附近的格林伍德投票站非法驱赶黑人选民。游行队伍正在沿着7号公路向当地进发，三十英里的路程按计划要走两天。在这两天的长途跋涉期间，卡迈克尔不断收到有利的侦察报告。威利.利克斯提前打探一番之后回来报告说当地气氛非常热烈，“他们都快乐疯了。”格林伍德之所以如此热情，是因为游行前哨们在当地传播了卡迈克尔精心琢磨的信息，他正是凭借这条信息赢得了非学委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一开始非学委强烈要求回避梅雷迪思游行，认为这不过是另一场名人驱动的“大型作秀”，但是卡迈克尔却提议趁此机会推广朗德斯县运动模式，将密西西比州的贫穷黑人飞地打造成独立政治的橱窗。在他看来，所谓朗德斯县模式的关键就在于“接受并且掌握了黑人权力概念的人们”。卡迈克尔希望这次能借用而不是对抗或者否认金的人望。6月10日这天，他在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上说服了众人让福曼留在亚特兰大，以免福曼与金再闹矛盾。他每晚都要盘问同事们在实地测试新的非学委口号的结果。前方就是他熟悉的棉花田与教堂，他将要在那里进行动员演讲。尽管利克斯声称届时群众反应必将极其热烈，但是他心里仍然没底。自从鲍勃.摩西在1962年勇敢地打入三角洲地区以来，格林伍德一直是南方民权运动的立足点。卡迈克尔本人作为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的地区主管也曾在这里生活过并且蹲过当地的监狱。他知道当地警察局长“布夫”.哈蒙德（“Buff” Hammond）相对而言脾气还算温和，但是到了6月16日星期四下午，当游行队伍与当地警方在格林伍德石街黑人学校的校园里相遇时，局面还是迅速恶化了下去。卡迈克尔认为警方一定是错误地阻挡了进入校园搭建过夜帐篷的先头人员，因为学校操场是当地黑人可以使用的唯一公共场所，疲惫的游行者不得不在这里扎营；哈蒙德则坚称在学校场地上举行任何集会都需要得到全白人学校董事会的许可，而董事会成员现在全都下班了。“不管你怎么说，我们终归要把帐篷支起来，”卡迈克尔抗议说。警官给他和另外两人戴上了手铐。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在步履蹒跚地前行，再过六个小时才能抵达格林伍德。晚饭前，金在芝加哥发表了一份关于密西西比州镇压游行的声明。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从纽约向华盛顿转发了斯坦利.利维森的判断，即政治压力正在促使约翰逊州长强硬起来。另外他们还转发了金的评论，即他“已经预料到了早晚要出这种事”，因为“警察太有礼貌了”，以至于游行 “感觉不像是在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当天早晨的格林伍德《联邦报》警告称金是一个仇恨煽动家，“可以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当地官员一开始认为应该驱散他的队伍，后来又觉得堵不如疏，于是允许了游行队伍在学校宿营。这一举措为当晚的群众集会平添了几分了平反的刺激。威利.利克斯将得到保释的卡迈克尔引导到演讲台上，并且告诉他绝大多数当地人都对他记忆深刻。“整个大活吧，”他敦促道。“人们已经准备好了。”

卡迈克尔面对六百名激动的人群开口说道：“这是我第二十七次被捕了，我不会再进监狱了！”他宣称黑人应该远离越南越南留在美国，为格林伍德的黑人权力而战。“我们要黑人权力！”他将这句口号一连喊了五次，然后将食指在空中向下狠狠一戳，“这就对了。我们就是想要黑人权力。我们不必感到羞愧。我们一直都是这个立场。我们乞求过总统。我们乞过求联邦政府——直到现在我们除了一遍又一遍的乞求之外什么都没干过。现在是我们站起来接管权力的时候了。密西西比州的每一座法院明天都应该被烧成白地，好让我们摆脱污垢与混乱。从现在开始，他们要是再问‘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们想要什么？”

人群异口同声地喊道：“黑人权力！”威利.利克斯跳起来协助卡迈克尔引导着雷鸣般的呼叫与回应。“你们想要什么？”“黑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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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星期五，金从芝加哥返回游行现场，此时梅雷迪斯游行已经成为了一场在公众面前闪烁着刺眼光芒的运动。这一天的游行队伍完成了朝向勒弗洛尔县法院的紧张行军。在当晚的群众大会上，威利.利克斯在“黑人权力！”与“自由！”这两种口号的此起彼伏当中与何西阿.威廉姆斯唱起了对台戏。第二天星期六，游行队伍经过了一个名为伊塔贝纳的小村庄——詹姆斯.贝弗尔的家乡。三年前当地佃农冒着第一次举行民权仪式的危险哀悼梅德加.埃弗斯遇刺，结果当地警方将他们拖出教堂关进格林伍德监狱，然后又转到帕奇曼监狱，其中有些人还被手铐吊在了死囚室的铁栏杆上。接下来游行队伍沿着7号公路向贝尔佐尼行进，一路上金与卡迈克尔都面对着持续的采访。“你是什么意思，”一位广播记者问道，“当你对后面这些人喊出‘黑人权力’时，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卡迈克尔回答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要创造一种态度，好让他们不会像猪一样被人一枪打死，不会像狗一样被人一枪打死。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获得权力，在各县构成多数，这才能建立正义。”

“然而，我觉得，”金在一旁插话说，“虽然我坚信权力是必要的，但是我本人很难使用黑人权力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对于许多人来说具有其他涵义。” 卡迈克尔走在旁边，双手紧握在背后，表情看似很愉悦。两人都戴着遮阳镜。

同一天，密西西比州南部的一篇简短新闻揭示了当地三K党徒阴谋的一角——有人在漂亮溪捞出了本.切斯特.怀特的死尸。报道引用了警方公布的詹姆斯.琼斯的口供，声称震耳欲聋的枪击打爆了怀特的头，“在我的新车上到处是人头碎片。”到了周日，金再度回到芝加哥。这一天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沃尔特.路泽在底特律科博厅举行了一万两千人的集会为梅雷迪思游行筹集资金，金参加了这场集会。路泽领导的凯迪拉克第一装配厂工会当中也潜藏着三K党团伙，此前联邦调查局收到了这些人针对金的死亡威胁，不过他们并未向金透露消息。但是在金返回密西西比州的路上，随行记者关于黑人权力问题的追问还是产生了一则头条新闻——“他说，任何种族的至上主义都很邪恶”。6月21日星期二，金、拉尔夫.阿博纳西以及二十名志愿者离开大部队绕道前往费城，为的是纪念两年前自由之夏的第一个晚上遭到三K党谋杀的三名民权义工。这段绕路游行从尼波山浸信会教堂出发，终点是费城内索巴县法院。几百名当地人参加了这次气氛紧张的游行。震惊的白人雇主们纷纷来到路旁，站在人行道上指点着游行队伍里的自家女佣。（“没错，是我，”同样身为母亲的玛丽.贝茨（Mary Batts）冲着一位死盯着她的白人妇女喊道，“你的孩子当年就是我带大的。”）充满敌意的司机们纷纷故意加快速度掠过游行队伍，还将喇叭按得震天响。一位坐在蓝色敞篷车后座上的年轻女子喊道：“我撞死你们这帮黑胚还嫌弄脏了我的车！”一排警察堵住了通往法院草坪的去路，治安副官塞西尔.普莱斯与金当面对峙，他不允许金一行人继续前进，但是准许他们就地举行公共祈祷。与此同时狭窄的街道两边围拢了越来越多的旁观者，其中有几十个人拿着手枪、棍棒和至少一把花园锄头。

金转过身来，面对沿着人行道就地队伍，提高了声音：“在这个县，安德鲁.古德曼、詹姆斯.钱尼与米奇.施维尔纳遭到了残忍的杀害。我从心里相信，凶手此刻就逡巡在我的周围。” 记者们听到围观白人们一阵讥笑起哄，阴阳怪气地叫嚣着“在你后面站着呢！”或者“你还挺有点逼数的！”一位记者写道：“金似乎受到了震动。” 金知道普莱斯本人正是联邦阴谋罪起诉书列举的十八名被告之一。鉴于州政府对于这起谋杀案毫无反应，联邦政府提出了这一起诉。在开庭之前的法律较量当中，起诉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他们应该查验自己的心，”金继续大声说道。“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害怕。如果他们杀了我们当中的三个人，他们就不得不杀掉我们所有人。我不害怕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无论他是在密歇根州还是密西西比州，无论他是在伯明翰还是波士顿。” 嘲笑声很快就淹没了《我们必胜》的结尾合唱。在回程游行期间，起初骚扰者们只会冲上来打一拳掉头就跑，然后他们的胆量逐渐越来越大，直到有人推倒了扛着沉重摄像机的电视记者。《纽约时报》记者罗伊.里德（Roy Reed）观察到：“大约二十五名白人男子冲过电视记者，然后就甩开臂膀砸进了游行队伍。他们双眼圆瞪，怒火中烧。黑人尖叫起来。”攻击者“投掷石块、瓶子、棍棒、鞭炮，同时还发出猥亵的叫声。”他补充说警察没有干预，“直到有五六名黑人开始反击为止。”当天晚上有好几轮飞车党冲进费城的黑人社区，朝着沿途民宅喷射枪弹。第四轮的枪手们冲着尼波山教堂开了火。当时教堂里正在举行弥撒大会，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教堂附近值守，差点就挨了一枪。一户挨枪住宅向外开枪反击，打中了一名路过的民间武装人员。里德将这则喧闹的尾声写进了关于法院对峙的新闻，并且以此为依据为这篇戏剧性的头版报道起了一个误导性的标题：“白人与黑人交火”。

费城的创伤激化了游行领导层内部的战略分歧。金感叹“法律和秩序完全崩溃”，并且发电报请求约翰逊总统提供联邦保护。星期二晚上，他率领的这支小分队在亚祖市与大部队汇合，当天晚上的群众大会上再次爆发了激烈辩论。路易斯安那州自卫与正义执事组织的欧内斯特.托马斯（Ernest Thomas）嘲笑人们不该指望联邦探员保护他们的安全，因为这帮人只会“面带微笑，写很多文件，然后寄回华盛顿特区”。他主张成立治安委员会来应对无法无天的镇压。“如果我必须死，那么我必须死得痛快！”托马斯在一片欢呼声中喊道。

金等到很晚才出场，一开口就慷慨激昂地反驳了先前几位发言人：“今晚有人说我们处于多数派——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在任何一个州都不是多数……我们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我站起来告诉你们我们可以全靠自己获得自由，那简直是愚不可及！” 他还质疑了黑人占多数的偏远县区号称要发动武装斗争的狠话：“是谁在管理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警卫队里有多少黑人？谁在管理密西西比州的州巡警？” 他认为任何组建私人武装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会适得其反”，不仅在军事上毫无胜算，而且还会在公众舆论层面一败涂地——“我告诉你们，我们的压迫者就盼着我们这么干”——因此这种事“甚至就连想一想都嫌不现实。”金的反暴力布道赢得了人群的支持：“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把我拉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使用那些在我们整个文明当中延续邪恶的手段。我厌倦了暴力。我厌倦了越南战争。我厌倦了世界上的一切战争冲突。我厌倦了开枪射击。我厌倦了仇恨。我厌倦了自私。我厌倦了邪恶。无论是谁有什么话要说，我都不会使用暴力！”然后他回到幕后参加战略辩论，当晚争辩了一个通宵，星期三又争辩了大半天。卡迈克尔拒绝采用“黑人平等”来替代“黑人权力”，并且坚持认为“权力”这个词与暴力无关。金则发誓称如果游行领导层继续使用煽动性言论，他就要抽身离开。最后领导人们各退一步，同意今后不再公开呼喊相互竞争的口号。这次游行的根基毕竟是贫穷的少数族裔，本来就没有人数优势。如果还要将核心分歧暴露在外，无异于自取败亡。

约翰逊总统回避了金的联邦保护请求，而是向他转达了保罗.约翰逊州长的保证。州长承诺“可以并且一定会提供所有必要的保护”，密西西比州公路巡警“已经迅速派出”了额外警力。总统从华盛顿敦促金“与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多尔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将留在密西西比州直到游行结束”。约翰逊的回电在6月23日晚间送到了金手中。此时他已经冒着暴雨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了坎顿市。前方二十英里处就是本次游行的终点站杰克逊市。迟来的参与者们还在不断壮大游行阵容，当地的支持者更是将游行人数增加到了两千人以上。游行队伍原本打算在麦克尼尔黑人小学的操场上举行夜间集会，但是集会许可再次出了问题，致使何西阿.威廉姆斯遭到了。正当帐篷工人急于搭建当晚的过夜之处时，一名公路巡警警官通过扩音器宣布：“你们将不被允许在此搭建帐篷。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将被赶走。”

隐约的难以置信在游行人群当中蔓延开来，人们突然发现，原本守护在外围的公路巡警方阵不知何时已经从面朝外变成了面朝里。“我不知道他们对我们有什么计划，”金站在一辆平板卡车上叫道，“但是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州骑警作战。”他一边把话筒交给卡迈克尔，一边紧张地用右手摸了摸脑袋，因为武装人员正在沿着操场周边扩散开来。卡迈克尔伸直一根手指劈开空气，“逃跑的时间结束了！”他喊道。他浑身浸透汗水，他的眼睛和牙齿在黑夜中闪闪发光。“你们要告诉密西西比州的白人，所有害怕的黑鬼都死了！”欢呼声掩盖了一段间歇期，记者们趁机清点了一下警方的阵容，发现足有六十一名戴着防爆盔的警官齐刷刷地捂上了防毒面具。约翰.多尔无奈地回绝了要求干预的呼声：“我能做什么呢？双方都不愿意让步。”

很快操场上就响起了第一声巨大的爆裂声。金在一片尖叫当中喊道那是发射催泪弹的声音。他喊道：“大家都不要离开，大家都不要动手，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然而密实的惨白色催泪瓦斯毒云很快就吞没了金所在的卡车，喉咙里的尖叫声淹没了金试图唱出的“我们必胜”。窒息呕吐的人们盲目地奔跑或者趴进烟雾较稀薄的泥地，冲锋陷阵的警察则抡起催泪瓦斯枪的枪托击打他们。公路巡警仅仅用了半小时就扣留了全部帐篷，清理了操场，拖走了十几个失去知觉的离群游行者，还抢救了一个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三岁男孩。歇斯底里的情绪在毒烟阴霾当中挥之不去；观察家们声称这次暴力事件“比塞尔玛还糟糕”；新泽西州的圣公会牧师罗伯特.卡塞尔（Robert Castle）大声质问“密西西比州的民主，或许还有美国的民主是否已经死亡”；两位朋友扶起了瘫软的卡迈克尔，并且不停地重复念叨着：“他们还会接着开枪！”安德鲁.杨惊慌失措地跳下演讲卡车，弯着腰踉踉跄跄地穿过街道，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们要去教堂！ 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人民！”记者们跟在金的身后，看着他一边擦拭眼睛一边撤退。“鉴于刚才的事态，金博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约翰.哈特（John Hart）问道，“你是否打算重新审视非暴力哲学？”

“哦，完全没有，”金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仍然觉得我们必须恪守非暴力。再者说了，面对刚才那样的警察部队，我们怎么可能暴力的起来？”当天晚上，饱受打击的残余人员汇聚在了一座教堂里。金在讲话当中不无苦涩地提到了几小时前从约翰逊总统那里得到的“讽刺性”保证：“今晚向我们发射催泪弹的人正是据称将会保护我们的人。”他双手紧攥，陷入了奇怪的沉思：“你知道，我在这次游行期间……学到了一件事。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居然有人会像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一样收入如此微薄，这简直是耻辱。这些事你们也都知道。”在金看来，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如此绝望的面孔，着实会令人感到谦卑与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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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的游行者们当晚四散开来，许多人睡在一所天主教学校体育馆的地板上。6月24日星期五，他们在坎顿重新集结，这一天大约有两千名密西西比州白人聚集在费城，倒要看看有没有黑人胆敢在星期二的袭击之后如约重新造访法院门前的混乱现场。金果然带队前来，并且用扩音器宣称：“前几天我们在这里遭受了暴行，我猜有人觉得这会阻止我们，我们不会再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就坚定地站在这里，主张我们必将得到自由。” 喝倒彩的怪叫与“黑鬼”的呼喊声淹没了他的大部分讲话。有几个瓶子和鸡蛋落在了三百名无人护卫的志愿者中间。他们不太信任公路巡警的护送，于是陪同金一起推回了尼波山浸信会教堂。

坎顿袭击过后，跟随游行队伍的安保巡警依旧面色阴沉，不过与前几天相比显然规矩了不少。这是华盛顿与约翰逊州长在密西西比政治的剃刀边缘最近一次私下争吵的显著成果。（约翰.多尔正在针对内索巴县当局提起新的联邦诉讼，指控其未能提供基本的执法服务）。运动阵营内部的关系虽说同样紧张，但是总归要比外人的臆想更富有兄弟情谊。在费城，卡迈克尔、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和威利.利克斯再次与金站在一起，并肩面对武装平民与警员们一触即发的敌意。尽管利克斯与金在塞尔玛游行期间多有龃龉，但是在坎顿市的催泪瓦斯当中，利克斯依然奋不顾身地把金拉到了安全地带。金也知道卡迈克尔和利克斯多年来经受了许多最艰难的运动项目，两人都承受了不止一位年轻朋友惨遭横死的打击。私下里金向他的顾问们承认，梅雷迪思游行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但是同时他又坚称游行的问题绝不在于遭到公开宣扬的民权阵营内部纷争。例如何西阿.威廉姆斯这样忠心耿耿的领导大会下属抓住一切机会在各种比赛当中与非学委竞争，无论比赛项目是打牌、水枪互射还是相互推搡的角力。金容忍了手下人的高涨热情，但是同时他也很尊重非学委历尽艰辛才赢得的独立发声的权利。他告诫杨，“听着，安迪，如果斯托克利想说的话和我说的一模一样，那他早就过来给我当助手了。” 他还给利克斯起了一个新绰号，就叫“黑之力”；利克斯对此颇为自得，因为金是一位毕生都在点燃听众心中烈火的大师，这个绰号起码表明金认可了他在同一领域的能力。金还表示利克斯只差一身合适的行头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牧师，利克斯则大胆地要求金借给他几套衣服。金当即出人意料地邀请他有空的时候前往亚特兰大，从自家衣柜里随便挑选。卡迈克尔承认他利用了金的名气作为测试黑人权力口号的平台，金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我以前又不是没被利用过。”双方的战略争论依然热度不减，外人将其煽动成了深仇大恨一般的相互敌对。但是金和卡迈克尔却在战略争论当中找到了共同的乐趣。说到底，在密西西比州徒步旅行既乏味又紧张，而战略争论则提供了难得的调剂。在抵达杰克逊的前一个晚上，游行队伍在图加卢学院宿营，领导层则聚集在院长办公室里开会，照例围绕逾期账单与集会计划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可是金却突然起身表示今天晚上他另有安排：“我向各位先道个歉，詹姆斯.布朗上场了。我得先走一步。”

卡迈克尔和金一起离开会场，匆匆赶到了学院的橄榄球场上，此时这里早已成为了波涛汹涌的音乐海洋。灵歌明星詹姆斯.布朗正在台前倾情献唱，他的袖口缀满层层叠叠的花边，他的头上顶着蓬松的爆炸发型。这场自由音乐会出自哈里.贝拉方特的安排。由于现场没有钢琴，小萨米.戴维斯表演了无伴奏合唱。金的老熟人马龙.白兰度也即兴登台说了几句。他俏皮地在自己的汗湿额头上贴了一张保险杠贴纸，这还是威利.利克斯刚才偷偷贴在警车上的，又被他揭了下来。贴纸造型是一个黑豹标志，上面写着穆罕默德.阿里的话语：“我们最伟大。” 白兰度表示他觉得自己登台发言“完全不合适”，并且字斟句酌地解释道：“你们无法想象我的感受，因为我没有按照我的良心戳刺我的方式真正参与这场运动。”他向全体在场与不在场的游行人员致敬——估计有一万名密西西比人从孟菲斯出发跟着游行主力走了一段路，此外一路上还有不少来访人员跟随。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的孙女安.巴特（Ann Barth）加入了阿拉德.洛文斯坦与众多塞尔玛的老兵，包括独腿的吉姆.莱瑟和密西西比州的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他们穿上了橙色马甲，以此表示自己走完了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全程。由于无法挤过人群，秉承和平主义三十年的吉姆.佩克给金递上了一张字条：“我想向你保证，尽管宗种委对我很不厚道，但我仍然与民权运动站在一起，只要我活着就会一直如此。”他这里指的是之前宗种委内部针对白人员工的清洗。

6月26日星期日，也就是梅雷迪思启程离开孟菲斯的三周后，游行队伍从图加卢出发，距离杰克逊还有最后八英里，人数增加到了一万五千人。新加入的人们包括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路泽以及艾尔.拉比，两人拉上了十辆大巴车的芝加哥志愿者前来助阵，此外金的“双子”白人律师哈里.瓦赫特尔与斯坦利.利维森也从纽约赶了过来。电视摄制组沿途收集了正反双方的反应。一位典型的白人路人直率地说道：“我不喜欢黑鬼，他们很臭。” 与之相对，七十八岁的黑人老者门罗.威廉姆斯（Monroe Williams）则认为：“如果我爹那一辈就像现在这样搞过，我现在的处境想必会好很多。”这是威廉姆斯平生第一次参加游行示威，由于腿脚不便只能拄着拐杖蹒跚前行。”调查人员记录了主流白人对于社会规范变迁的狂热焦虑。例如在北磨坊街，一名女服务员面对来自得州的种族融合顾客群体，首先从后厨叫出来一名黑人厨师招待客人，然后又打电话招来一帮种族隔离主义者进行干预。得州的顾客们则叫来了执事自卫团以及新近成立的杰克逊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的探员们。三拨人几乎同时到达餐厅，而且联邦调查局探员还叫来了当地警察。最后餐馆干脆关门歇业以免麻烦。

游行闭幕式集会在密西西比州议会大厦的“后方”广场举行。因为头戴防毒面具的公路巡警在手握上刺刀的M1步枪的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严密封锁了议会大厦南侧正门。南侧是密西西比州州长就职的传统场所，树立着一尊纪念南方女性的女神雕像。集会现场热浪灼人，几位演讲者的口径也有些前后脱节。金首先宣讲了《路加福音》的乞丐拉撒路与财主达维斯的寓言，然后又基于他的梦想演说即兴发挥了一番：“有一天，密西西比州的空腹将被填满，阿巴拉契亚州的闲置产业将得到振兴。”詹姆斯.梅雷迪思此时伤势已经恢复了不少，足以没啥好气地公开批评这场改头换面的游行（“这个倒霉玩意从头到尾我闻着都臭了”）。不过他还是登台发言并且向听众们介绍了卡迈克尔，只是出于口误将卡迈克尔的名字喊成了“迈克”。卡迈克尔呼吁黑人士兵抵制在越南的“雇佣兵式”服役，并且宣布：“第一，我们必须停止因为自己是黑人而感到羞耻。”演讲之间的简短祈祷提供了挖掘演讲灵感的喘息之机。罗伯特.格林宣称：“上帝啊，我们感谢您，是您赐予了我们这些天游行的勇气。”杰克逊的艾伦.约翰逊牧师（Allen Johnson）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进行了祈祷。“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金当年的神学教授、来自波士顿大学的哈罗德.德沃尔夫也参加了当天的游行，不过在图加卢附近因为中暑而休克了过去。在送往医院抢救的道路上，他能听到“黑人权力”倡导者偶尔发出的“我们不需要白人”的嘲讽，随行的黑人救援人员劝解他安心休息，不要理会那些人。恢复了体力之后，德沃尔夫赶到州议会大厦，正好听到安德鲁.杨在公共广播系统当中呼唤他的名字。很快他就得到征召，为当晚一小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特别节目做最后的祈祷：“上帝啊，全人类的父亲，我们看到密西西比州的红土与黑土在你面前摊开，这是一座祭坛，上面供奉着巨大的燔祭。”

《纽约时报》的一篇回顾文章指出，梅雷迪斯游行“清楚地表明，一种新的哲学正在席卷民权运动……它以卡迈克尔先生为领袖，以已故的马尔科姆.X为先知。它还有一则战斗口号，‘黑色权力’，以及一条针对白人的口号，‘让开，否则我们就从你身上碾过去’……金博士的名字的魔力吸引着记者与摄影师来到示威活动，促使他们留下的却是关于卡迈克尔先生的报道与照片。” 如此生猛的信号迫使远在别处的人们纷纷采取行动。不出一个月，就有一群宗教思想家买下了《时代周刊》版面，以此解释“对于重要人类现实的历史性扭曲给我国带来的危机”。他们的共同作品——《黑人权力：黑人教会成员全国委员会的声明》——顽强驾驭了神学与黑人的混合概念，就像牛仔驾驭一头刚刚冲出牛圈的公牛那样。文中使用了五十五次“权力”这个名词。这些主教和牧师们联合宣称：“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没有良知的权力遭遇了没有权力的良知，两者之间的冲突威胁着我国的根基。”

斯坦利.利维森却并不认为“黑人权力”主张的影响力能有多么大。他以珠宝商的眼光审视着种族政治，在他看来“黑人权力”的呼声无非是文化层面的炫目烟花，掩盖了非学委与宗种委缺乏广泛支持的事实，至多是一曲奢侈的死前喉鸣。金在7月1日午夜过后打电话向他问计，他预测道：“他们只会死于损耗。随着死期将近，他们的表述将会更加嘈杂，更加好斗……因为他们很软弱，所以才不得不大鸣大放。我们不能落入同样的陷阱。”利维森认为，比起一两个民权团体的消亡，眼下民权运动还面临着更大的障碍。他担心运动的历史性成就不够巩固，不足以抵制乃至扭转金所说的全国上下的“暴力气氛”。金的本能反应是警告人们当心“防御性暴力”外溢的危险，这是当时很流行的学说。不过利维森劝说金稍安勿躁。金要求利维森再帮他出一本书，用来“澄清许多误解”并且按照民主传统将非暴力提炼为“社会层面的变革策略”。利维森温和而坚定地表示，他和文学经纪人琼.戴维斯都不认为市场会对这样一本书产生任何兴趣。纽约的出版商与杂志编辑都认为金的立场“众所周知，显而易见”。他们想要新颖刺激的题材。无论“黑人权力”的话题今后能持续多久，至少眼下炙手可热。此时的金已经过于主流，白宫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了。

金在密西西比州向记者承认：“我没有从约翰逊总统那里听到任何消息，这确实非常令人沮丧和失望。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代表约翰逊政府发表了对于游行沿途所遭受的恶劣迫害的唯一一次公开评论。他对于坎顿的袭击感到遗憾，因为催泪瓦斯“总会让情况更加困难”。一位白宫副新闻秘书声称总统本人“没有具体反应”。六年前，静坐示威的学生们让金意识到，仅靠最雄辩的说教无法打动根深蒂固的屈服习惯，必须通过纪律严明的非暴力见证来放大口才的影响力。这条教训帮助点燃了自从伯明翰和塞尔玛以来的连锁反应，锁定了“运动”一词的许多含义，小到个人灵感，大到到历史性的国家变革。保罗.古德写道：“在过去，他总能为人们带来华盛顿方面的回应，现在不行了……无声的闭门羹使得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沦为了又一个遭到打压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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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六月，战争心理学都在困扰着约翰逊总统。美国公众无法理解美军在越南的高企伤亡人数，随之而来的挫败感使得约翰逊的支持率从46%稳步下降到了40%。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就提议轰炸北越主要城市附近的油料储存设施，但是约翰逊没有批准。再三权衡之后，他还是不敢袭击海防港的苏联船只或者河内的外交官，认为这样做风险太高。军事和情报分析家们同样怀疑此类袭击就算成功也未必就能显著削弱越共向南越战场输送补给的能力，但是他们却无法在政策辩论当中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按照当时高度紧张的政治叙事，无论如何都必须将越共的油料摧毁殆尽，因为越共每保留一加仑燃油都意味着会有一名美军士兵死于被这些燃油送上前线的敌人或者物资。约翰逊在6月17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表态，认为不进行轰炸“美国人就要付出更高的伤亡代价。我们必须在军人的性命与局势升级之间做出选择。”6月28日，轰炸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约翰逊还在苦苦纠结是否批准出击。他再次向麦克纳马拉寻求积极保证，想要确定“这样做的收获对得起我们付出的代价”。但是麦克纳马拉却摆出了毫不留情的武力循环论证：“总统先生，坦率地说，我不明白您怎么能继续作战而不提供空中支援。我不明白您打算如何保持部队的士气。我不明白如果不这样做，您怎么能保持国内支持者的士气。”

“好吧，鲍勃，放手干吧。”总统下达了命令。麦克纳马拉要求总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空袭在即的情报，尤其不能告诉当晚总统唯一的晚餐客人、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但是约翰逊还是忍不住向这位老朋友吐露了实情。约翰逊曾经警告说拉塞尔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因为一贯身为参议院铁杆鹰派的的拉塞尔至今仍然抱怨越战就是犯傻。比方说，他曾经提议秘密指使南越政府公开要求美国保卫者离开越南，从而让美国能够不伤面子地撤军；他还曾经在电视上声称倘若越南举行自由选举，胡志明必然稳操胜券统一南北，此等言论吓坏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那年春天，他干脆否认了东南亚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嘲笑了传说中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并且主张除非南越方面能够通过民调或者公投奠定邀请外国军队参与内战的法理依据，否则美国应该立刻撤军。这番严重违背拉塞尔惯常人设的言论当即登上了新闻头条。但是由于反战阵营缺乏兴趣，拉塞尔的所有和平信号很快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反战评论家们全都不想与这位老牌种族隔离主义者扯上关系，甚至不愿意跟随他的政治领导推动撤军。但是约翰逊总统却热切地恳请他谈得更深一点。总统不惜对拉塞尔大加奉承，就像农村老大爷那样夸奖他，并且坚称自己与拉塞尔在参议院的亲密关系归根结底棒打不散，尽管用拉塞尔的话来说“我们对于名不副实的民权问题的看法存在巨大鸿沟。”在晚餐时，约翰逊声称自己之所以在梅雷迪思游行期间保持沉默，是为了向自己先前与拉塞尔在民权问题上的决裂表示忏悔。他赞扬密西西比州当局预防了更大的暴力，还说他已经派遣了马丁.路德.金去对抗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之流的火爆分子——根据总统的预测，卡迈克尔不出九十天就要遭到刺杀。

拉塞尔在当晚日记中写道：“他显然情绪高涨。根据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判断要么某些政策突然得到了有利的解决，要么他终于就某件一直困扰他的事务下定了决心。事实证明是后者。”约翰逊拿出了打击目标分布地图并且透露轰炸机即将起飞，拉塞尔当即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离开时承诺将会支持这次决定性武力打击。客人走后，总统突然打电话询问皈依了天主教的女儿露西，当晚有没有哪所天主教教堂愿意临时接待他一下。露西答道：“应该问题不大，修士们都住在教堂里。”她打电话联系了圣多米尼克教堂，让对方做好准备接待总统。一支隐秘的祈祷车队悄无声息地来到教堂，很快又同样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白宫。当晚约翰逊彻夜未眠，在6月29日黎明之前接收了十次前线战报。此时已经接替麦克乔治.邦迪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报告说，海防上空两万英尺处弥漫了五十平方英里的黑烟，“看起来我们烧掉了不少油料。”五角大楼初步估计，本次轰炸预定的河内目标被摧毁了80%，但是赛勒斯.万斯建议不要盲目乐观。总统原本已经做好了接到作战失利报告的思想准备，前线得手的喜讯终于让他放松了下来。他详细盘问了万斯，得知全体飞行员都安全返回，而且北越的防空火力不知何故并未发作。“谢谢你，”他最后说。“我们该去睡觉了。”

随后的民意调查表明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四个人认为新一轮猛烈轰炸将会很快结束战争，而且越战支持率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其实有所回升。但是另一方面，军事分析家们也证实了行动之前的秘密预测：尽管美军极力轰炸，但是北越战争物资的流动实际上并不会停滞太久，因为北越方面不仅分散部署了油料库与输油管道，而且还将大量城市家庭疏散到了农村。（到了十二月，河内的人口将会从八十万下降到二十万。）美国的战争策划者们意识到，北越方面不仅能够、而且正在无休止地补充战损，因此他们转而指望依靠现代空中力量来逐渐消磨敌军的斗志。毕竟敌方无法离地，只能被动挨打。在麦克纳马拉的构想当中，北越士兵将会在南方受到联合攻击，既不能依靠直升机保持机动，也无法凭借空中火力进行对等报复。他告诉约翰逊：“他们也知道没有人保护北越，我们可以自由行动。”此前麦克纳马拉本人计算出来的数字顽固地表明越战无法速胜，只会变成野蛮的僵局。但是双方打击能力的显著差距还是让他陷入了一厢情愿：“总统先生，唯一能阻止这一切的方法就是打垮他们的士气。”此时此刻，美国领导人居然与杀戮火线对面的敌人产生了某种奇特的心有戚戚之感。诚然，双方都对自己的事业坚信不疑，也都在咬紧牙关承受牺牲。不过更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自我宽慰地认为，既然当前一边倒的狂轰滥炸甚至让自己都感到了些许惶恐，那么北越方面的恐慌必定更是远胜于己方。麦克纳马拉预计：“只要我们将他们伤得足够狠，就算他们的兵力还没有耗尽，士兵们也会拒绝继续作战。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唯一胜算……目前我们确实无法杀死足够多的敌军从而瓦解北越继续战斗的能力。但是如果他们相信我们的打击将会永远持续下去，那么我们目前杀死的人数就足以摧毁北越基层的士气。”

胡志明针锋相对地在7月17日发表了全国呼吁，警告说“约翰逊‘团伙’”可能会把一百万人送进一场将要持续二十年的战争，“河内、海防以及其他城市与设施可能被摧毁，但是越南人民不会被吓倒。” 胡志明通过间接渠道告诉华盛顿，他治下的绝大部分人口一辈子就只会打仗。时年七十六岁、身患肺病体力虚弱的胡志明呼吁动员后备力量，因为“独立与自由高于一切。”

除了各个年龄段的男性外，还有大约一百五十万北越妇女组成了包括防空部队在内的战斗与支援部队。到1967年，美国轰炸机将要面对七千座防空炮台、两百个导弹发射点以及数量寥寥的一百架战斗机。二十岁的吴氏杜英（音）成为了北越政府着力宣传的爱国女英雄，她将冒着长期轰炸保卫与修复清化城外的颔龙桥，直到1972年美军终于依靠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一号公路上的这个脆弱环节为止。越共报纸《新报》承认，在党内依然存在针对性别平等进步政策的“封建”抵制——“许多党员不希望接纳妇女，因为尽管他们承认妇女的勇敢与勤奋，但是同时又认为‘妇女不能领导，不过必须被领导’。”

在胡志明的号召下，北越动员了十七万名青年组成应急部队，其中少女占据了绝大多数。她们打着背包，背上炊具和铁锹向南行进，维护遭到严重轰炸的胡志明小道。武氏荣（音）在十五岁那年不顾父母的反对，谎报年龄应征入伍，然后凭借一篇表决心的请战书获选加入了拆除未爆弹药的敢死队。与她同行的阮氏金（音）也志愿加入了敢死队，尽管她很不待见社会主义与管理北越政府的“泥腿子们”。阮氏金日后回忆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因为疟疾而暂时掉光了头发。在丛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看起来简直都没人样了。”到了1975年，应急部队不仅会向前线输送战争物资，还会将大约七十万名伤兵运回北越，此外她们也会协助防空部队击落美国飞机。等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将会在东南亚损失8558架飞机。女性战争幸存者往往会遭受不育、毁容与毕生独身的痛苦，重视大家庭的越南社会尤其令她们难以容身。但是她们毕竟适应了战争当中难以言表的屠杀。志愿者李明觉（音）回忆道：“战争很可怕，但是我们很年轻，我们会开玩笑。” 她们根据“歌声比炸弹更响亮”的谚语编排了劳动号子合唱，还为可怕的喷气式飞机起了绰号，例如F-105就被她们称作“雷妖”。一位女性老兵注意到，美军直升机投放士兵的姿态“看起来好像蜻蜓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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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轰炸机首次袭击河内与海防的当天，美国女性也引起了一阵政坛骚动。一个小型女性党团召开会议，讨论了一份具有开创性的讲话。这份讲话指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轻视了两年前《1964年民权法案》赋予女性的合法权利。密歇根州的玛莎.格里菲斯众议员（Martha Griffiths）认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将数以千计的性别歧视投诉简化成了有趣的奇闻轶事，平等会的内部通讯轻描淡写地怀疑政府是否可以惩罚那些“拒绝雇用一名女性作为遛狗人或者一名男性作为大学姐妹会舍监的雇主”。她列举了两个例外情况，用来凸显平等会不假思索的傲慢作风。 首先，平等会刚刚允许在全国各家报纸上继续刊登“寻求男性帮佣”和“寻求女性帮佣”的广告栏目，并且声明这种性别分离是基于“尽量获得读者响应，而不是为了排除某一特定性别的申请人”的合法意图。格里菲斯则认为这一先例表明平等会屈从了报纸游说团体的施压。平等会正在废除按种族分列的工作清单，却对按性别分列的清单网开一面，明显是自相矛盾。她还尖锐谴责了第二起性别歧视案例：当时航空业的惯例政策是解雇任何已婚或者年满三十三岁的空姐，平等会则认为这项政策可以享有实际职业资格（BFOQ）的地位。她在众议院会议上质问道：“这是因为委员会不想承认女性的权利也是人权吗？还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要把女性从黑人民权运动当中分离出去？人权不能被切割成为相互竞争的小块。”

6月29日，党团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了核心小组会议，会上气氛十分激烈。法律战略家宝莉.默里等人提议仿照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一个新组织，从而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的落实并且实现性别平等。有些反对者则认为成立这种平行团体会削弱女性。几位影响力比较大的参会者认为她们可以通过常规渠道更有效地寻求平等，而其他人则认为自封的女性游说团体在外人看来未免过于傲慢且不专业。最后这个论点惹怒了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是《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这次作为独立代表应邀参会。“滚出去！滚出去！”弗里丹喊道。“这是我的房间和我的酒！”争吵不休的参会者们又开始计划向参加第三届全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的州与联邦机构请愿。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她们的请愿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咨询机构与政府雇员接受此类请愿并不恰当。

到了6月30日中午，以威斯康星州的凯.克伦巴赫博士（Kay Clarenbach）为首的少数衣着考究却又懊恼的温和派们不得不承认活动家们可能言之有理。弗里丹利用轻松的笔调弥补了合作策略的不足，在一张午餐餐巾纸上勾勒出了一个特设民权小组的共识简报：“……采取必要的行动，让女性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实现女性完全平等，与男性完全平等地合作。为此成立全国女性组织。”二十八个创始会员每人拿出五美元作为活动经费。该组织于十月份发布的成立公告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接下来到了11月22日，《纽约时报》在感恩节食谱下方的时尚版面报道了弗里丹的再次发言。这位热情洋溢的作家坐在一张维多利亚时代的淡紫色天鹅绒椅子上，身穿整齐的黑色西装，从毛皮领子的深处以沙哑的中音说道，今天的女性“相对来说很难影响或者控制重大决策。但是，”说到这里她身体前倾，用力击打空气，仿佛空气突然变成了摸得着的东西，“女性拥有投票权。”

为了抗议政府的不作为，全国女性组织的成员首先举行了抗议示威。她们排开了细长的纠察线，扛着红色缎带缠成的大球，以此讽刺政府的文牍主义作风。身为这个团体的先驱与灵感来源，玛莎.格里菲斯有时也会像自由乘车运动时期的黛安.纳什或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那样口吐粗话。例如她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斥责航空公司高管：“如果你们想在天上开妓院，那就去领个执照吧。”对于女性运动的参与者们来说，运动的发展势头实在慢得急死人。但是与种族平权运动的早期阶段相比，她们的进度简直堪称马不停蹄。一场全新的女性运动正在迅速凝聚起来，即将通过政治改变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到底能不能，到底会不会，是个问题。

人本身就是群居动物，集体才能争取

黑人权力跟随民权运动沿着密西西比河中心地带一路北上，从三角洲的原始土地来到了芝加哥的花岗岩地带。何西阿.威廉姆斯留在格林纳达主持进一步运动。早些时候当地有四十三人被捕，随即有三百余人聚集在监狱门外守夜，警察冲出监狱抡起警棍打散了他们。金公开指控当地官员违背了在梅雷迪思游行期间“作出的每一项承诺”。头条新闻则倾向于报道更新鲜的全国性争议——“宗种委听到了‘黑人权力’的呼声”，“黑人民族主义者在哈莱姆区获得更多关注”，“协进会负责人警告说‘黑人权力’意味着‘黑人死亡’”——所有这些新闻衬托了7月10日的头版头条，也就是芝加哥运动的盛大启动集会：“金博士和宗种委负责人采取行动弥补权利漏洞”。集会在军人球场举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特意精简了演讲，为前来热场的嘉宾们留出表演时间。从孟德林学院的修女唱诗班到蓝调传奇人物B.B.金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吹响了本次运动的号角。芝加哥著名黑人帮派黑石游击队也扛起黑人权力旗帜上街巡游，吸引了大批记者一路跟随。一辆白色豪华轿车送来了马丁.路德.金，他冒着华氏九十八度的高温打着遮阳伞讲话。金的孩子们也一起来到现场，恳求金带他们去看看大名鼎鼎的戴利市长的总部。正有此意的金随即率领五千游行者步行三英里来到了市中心。在阳光炙烤下，一路上游行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少。来到市政厅门前时，三岁的邦妮.金已经精疲力尽，趴在安德鲁.杨的肩上一动不动。当金隆重地将写有十四项要求的羊皮纸贴在市政厅的上锁大门上时，邦妮已经睡着了。

理查德.戴利市长再次将这项挑战与官方活动联系了起来。他在集会前一天宣布，到目前为止芝加哥市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整修了9226栋不合标准建筑中当的102847套公寓，并且将住房违规罚款提升到了前一年的两倍。两天后的7月11日，他主持了市政府与民权阵营的初步谈判。在谈判桌前，戴利拐弯抹角地指出每个大城市都存在贫民窟，而且芝加哥贫民窟早在他执政之前就存在。此外他还恳请金加入或者点评一下市政府最近的帮扶工作。金承认市长的意见确实有理，但是谢绝了市长的恳求。反过来说，戴利也赞同金提出的“开放性城市”目标，但是只要提到这一目标要求的种族融合住房与就业政策，他就会岔开话题。双方都坚决拒绝被卷入对方的议程。市长抱怨民权阵营只会施压，不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且将自己包装成为了振兴芝加哥的主力——“我们将扩大我们的项目”；金则呼吁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来揭示“社会弊病的深度和广度”。这一天詹姆斯.贝弗尔与伯纳德.拉法耶特正在领导第二天将要部署的五百名非暴力志愿者进行演习。但是在罗斯福路与瑟罗普路交叉路口靠近西城区的一角却出了篓子。

当时一辆冰激凌车在这个路口抛了锚，司机下车找人帮忙，却看到几个黑人儿童拿着偷来的冰激凌蹿出了卡车。他告诉第一批到达的警察，窃贼们正在附近的消防栓玩水。警方关闭了消防栓，结果引来了成年人的抗议。他们表示长期以来这片街区就有在夏天打开消防栓冲凉的传统，并且指着向北三个街区之外正在喷射的消防栓表示抗议。警民双方扯着嗓子相互叫嚷起来。警察表示三个街区之外是意大利社区不归他们管，而且那边也没人因为冰淇淋失窃而报案；当地居民们则抱怨道芝加哥每四座游泳池就有三座禁止黑人入内，现在他们的孩子居然连街头戏水都不行了。双方都不肯示弱地亮出了扳手，一边刚刚拧死消防栓，另一边紧跟着就拧开。然后有一位唐纳德.亨利（Donald Henry）冲着聚集的围观人群高喊道：“你们就只会站在一边干看着吗？”警方随即逮捕了他。现场立刻爆发出了一连串的咒骂，水花与石块齐飞，招来了三十辆支援警车。黑人儿童因为试图冲凉遭到警棍殴打的消息不胫而走，所到之处骚乱四起，窗户破碎。

事发之际金与柯瑞塔正在赶去示罗浸信会教堂参加弥撒大会的路上，得知此事之后立刻绕路赶赴现场，看到了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打砸抢人员在街头来回冲刺，尖锐的警笛声不绝于耳。混乱的报告纷纷涌向示罗浸信会教堂，帮派头目就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提出了谈判条件——将白人赶出教堂，并且/或者证明被捕人员都还活着。针对后者，金与福音歌手马哈利亚.杰克逊一起来到第十二区警察局谈判，说服警方释放了六名刚刚挨了一顿好打的青少年，并且将他们领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面对骚动的会众们，六位少年当事人倾倒了一番苦水，主要是警察手段粗暴以及周边社区缺乏操场或者游泳池。金既反对暴乱，也反对半心半意的改革：“改善监狱伙食的意义不大，因为早晚有一天人们想想要出狱。”他援引了肯尼迪总统的话来强调民权运动的紧迫性——“那些致使和平革命无法发生的人们将会导致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并且承认了自己的痛苦。“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非暴力……我需要帮助。我需要一些胜利。我需要一些让步。”这一次他没能抵挡住墙内的嘲笑与墙外的城市骚乱噪音。上百名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在阿什兰大道，帮派成员用垃圾桶堆成路障拦住一辆车，然后砸碎车窗包围了车上的三名波多黎各人，直到西城组织的比尔.克拉克（Bill Clark）跳到他们中间指着自己熟悉的面孔喊道：“你们要想揍人就先揍我吧！” 领导大会的阿奇.哈格雷夫牧师（Archie Hargraves）、艾尔.桑普森牧师与克拉克一起守在惊恐的车上乘员身边充当了人肉盾牌。几乎整个晚上，芝加哥运动联盟的领导人都在不顾危险地四处游走，恳求愤怒的人们回家。

街头暴力逐渐平息，然后到了7月13日星期三晚些时候，供水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为黑人区的消防栓上锁，导致局势再度恶化。砖头再次飞向窗户，商店再次遭到纵火与抢劫，就连接警前来的消防员都遭到了飞来砖块的袭击。随着破坏行为愈发加剧，一英里外西麦迪逊大道的廉租房区响起了第一声打冷枪的声音。周四晚上，忙着四方斡旋的金接到消息，更严重的骚乱正在向西蔓延了好几英里，已经抵达了劳德尔与加菲尔德公园。留在哈姆林大道公寓的金家孩子们冲动地靠近窗口，想要看看楼下突然响起的砰砰声和玻璃碎裂声是怎么回事，吓得柯瑞塔尖叫道：“别往窗户那边凑，你们不要脑袋了？！”这句话为一位驻扎在公寓里的英国记者提供了一则独家新闻。

星期五早上，金暂时回了一趟家。此时骚乱已经在附近造成了两起死亡事件：一名十四岁的孕妇在与朋友散步时被杀，一名二十八岁的密西西比州黑人男子被击中背部。在此之前一直将骚乱淡化为“青少年事件”的戴利市长公开呼吁动用国民警卫队来平息局势，并且声称这场由外来者煽动的骚乱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他指责金的员工是罪魁祸首——“来到这里的人们去年一直在谈论暴力，并且展示图片指导人们如何进行暴力”——他的主要黑人盟友则举行了串联新闻发布会指控民权运动。J.H.杰克逊牧师宣布：“我相信我们的年轻人还没有恶毒到攻击整个城市，某些其他势力正在利用这些年轻人。”

发布会后，金与拉比迅速作出反应，不出几小时就领导了一场相当于在市政厅静坐示威的活动，抗议他们旨在防止而不是发动暴力的斗争策略遭到了“不幸的”歪曲。天主教大主教詹姆斯.科迪也赶到现场加入了他们。迫于压力的戴利以和解的姿态接待了这群人：“金博士，我想说清楚一件事。我们知道你没有做过任何引起骚乱的事情，你是一个主张和平与爱的人。”金以一份精简的四项建议清单作为回应，从而实现了暂时休战。其中一项建议致使休战协议遭到了舆论的刻薄讽刺。借用《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迈克.罗伊科（Mike Royko）的话来说：“我也有个休战方案，戴利肯定喜欢——他们要水就给他们水，这么大一个湖就在他家门口。”具体来说，市政工人将会在黑人区分发十座充气便携式游泳池，并且在消防栓上安装喷头而不是锁具。黑人区居民同样不领情：“我们不需要洒水器，我们需要工作。”经白宫批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向芝加哥派遣了两名高级助理，四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于7月15日星期五晚些时候赶来恢复秩序。这场骚乱是沃茨的缩影，有两人死亡，八十人重伤，包括六名警察被枪弹打伤，加上二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以及大约五百名被捕人员。

司法部的约翰.多尔和罗杰.威尔金斯在午夜前夕毫不声张地造访了哈姆林大道。多尔原本正在威斯康星州的家乡泛舟度假，为了考察芝加哥骚乱特意抽身前来。在南方农村进行了六年民权实地考察之后，大城市难免让他感到不太自在。在拜访芝加哥官员的途中，一个瓶子砸中了他的车。罗杰.威尔金斯是协进会领导人罗伊.威尔金斯的侄子，他原本以为金在下班后会溜到他的同工们钟爱的酒店，结果却惊讶地发现金一直流连在一处比宣传当中条件更恶劣的贫民区“演艺场”，身边聚集着几十名级别高低不一的帮派头目，上到“恶王”，下到“眼镜蛇”。这些人挤在椅子和地板上，紧张地围着金问东问西。有些人将金当成了陌生人，在他面前炫耀强硬，声称自己扔出去的莫洛托夫鸡尾酒显然引起了关注；另一些人则有意向世界上最著名的名人之一阐述他们的帮派文化。金与他们逐一接触，有时还会转向阿博纳西，分享两人在监狱里的斗争故事或者关于黑人布道人的笑话，以此调节现场气氛。两位华盛顿来客在这座演艺场里旁听了四个小时——日后威尔金斯回忆说，这是“四个炎热的小时，四个汗流浃背的小时”——这场关于痛苦和尊重的研讨会并未留下会议记录，但是研讨内容却让来自社会上层的两位听众大出所料，不由得听得入了迷。安德鲁.杨后来回忆道，研讨会的转折点是罗马圣徒帮的一把手理查德.“花生”.蒂德维尔（Richard “Peanut” Tidwell）的发言。此人发表了一篇敏锐且发自内心的演讲，区分了非暴力的战术与哲学，并且促成了帮派与运动阵营之间的协议。他敦促各位道上兄弟们卖给金博士一个面子，这次姑且尝试一下非暴力运动。等到帮派成员纷纷离开后，司法部来客开始与金协商，双方一直谈到了到7月16日星期六黎明时分。

送走多尔与威尔金斯之后，民权阵营又展开了内部讨论，议题是芝加哥运动的灾难性开局。大家都认为昨晚金与帮派骨干举行的峰会是恢复和平局面的关键步骤，但是眼下也仅仅只是试探性的步骤。如果一切顺利，这场峰会将会消除一支倾向破坏且无法预测的力量。斯坦利.利维森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将本次暴乱归咎于金，但是可能会认为金原本可以阻止暴乱。他还指出，戴利巧妙地发出了褒贬混杂的混合信号，将会让暴乱成为反对民权运动的力量。民权阵营唯一可行的应对就是将暴乱的矛头扭向戴利。现在退缩就意味着失败，前进则意味着试图从暴乱的残余烟雾当中恢复非暴力。金承认了自己的失策，不该将芝加哥运动的启动时间一直拖延到现在。他认为如果早点采取行动，或许能够避免这次挫败。庞大的芝加哥民权联盟已经为了这次运动筹备了将近一年，但是筹备工作的成效眼下却根本没有显现出来。外人只能看到芝加哥民权联盟接连发出于事无补的紧急警告，与此同时天气正在变得越发炎热，一再拖延的芝加哥运动即将陷入破纪录高温的围困（这一周仅在纽约城一地就有六百五十人死于暑热，致使死亡率陡然上升了40%）。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周四的芝加哥还发现了一起恶性谋杀案：芝加哥南部某护士学校的八位学员惨死在学生公寓里，凶手有条不紊地捆绑、强奸、勒死以及刺死了她们。灾难像圣经当中的瘟疫一样层层堆积。先前的种族骚乱早已严重消耗了芝加哥公众的信心，这起深不可测的大规模谋杀案带来的恐惧更是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丝信心储备。即便如此，运动领袖们依然于周日在盖奇公园举行了旨在促进市政重建的示威，周一又在贝尔蒙特克拉金社区举行了示威。金宣称道：“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我们的积极计划，使芝加哥成为一座开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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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运动向国家政府求援的底气遭到了骚乱的削弱，戴利市长针对这个弱点发起了攻势。他在7月19日私下向约翰逊总统告状：“自从星期天以来的这一个礼拜，金在集会上宣讲的内容有百分之五十都扯上了约翰逊。‘约翰逊是个杀手，约翰逊是人类生命的毁灭者，约翰逊是屠杀越南人的刽子手。’他（金）不是你的朋友。他在越南问题上反对你。他是个该死的骗子。”在戴利看来，自家门口这场种族骚乱的根源是黑人对于北方恩人的忘恩负义。此等忘恩负义不仅阴险，而且不可理喻。此外戴利还在滔滔不绝的控诉当中歪曲了芝加哥运动的要求，丝毫不顾其中一部分要求其实完全照搬了约翰逊本人在国会提出的民权立法内容。

总统看准空隙插进一个问题，打断了戴利的话头：“你把金收拾得怎么样了？他准备好离开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戴利回答道。他向总统透露了自己的打算，即依靠市政资助与扶贫计划来压倒芝加哥运动——“我们目前控制住了啮齿动物，我们搞定了蚊蝇蟑螂，我们在六个月内干掉了一千座贫民窟建筑”。同时他又将金塑造成了追求公平的伟大事业当中的叛徒，并且感慨道：“搞什么鬼！你一直以来都为了这件大事打拼，现在他们却瞎扯起了该死的外国问题！”

“你不能逃避一直以来的朋友，”戴利继续强调说。“你要与他们共同进退。”就像理查德.拉塞尔一样，戴利也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在国家危机面前并不重要。戴利尤其依据两人之间的双向政治忠诚守则向总统承诺，自己将会发动芝加哥的整台政治机器来支持约翰逊的越南路线：“这就是我今晚与我们的领导人讨论的内容。他们当中有八十人前来开会，我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会掉头逃走。我们可能会被打败，但是我们依然要在越南问题上与约翰逊站在一起。我们支持为我们的全体人民伸张正义，我们也支持法律与秩序，如果我们听任随便什么人接管这座城市，那还不如让老天咒死我。’”

“你说得很对，迪克，”总统简洁地结束了电话通话。“而我将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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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星期四，金呼吁人们在第二天星期五前往一家历来拒绝为黑人顾客服务的房地产公司，在办公楼门外通宵守夜。当天早些时候，运动议程委员会中的几位神职人员主张周五还是应该休整一天，因为这几天以来民权阵营一直在发动各种种族融合日常活动，例如安排黑人与白人志愿者一起逛商场购物，或者组团前往一贯只有白人的篮球场打友谊赛。这些活动想必致使潜在的民权盟友们十分紧张，不妨通过休整一天来安抚他们。另一些人仍然抵制芝加哥运动偏重于住房问题的斗争路线——“全部住房属于全体人民”——认为将彻底消灭贫民窟当成斗争目标是遭到误导的精英主义做法。激烈的战术辩论基本上都要交给詹姆斯.贝弗尔最终拍板，而贝弗尔又要依靠他在纳什维尔神学院的朋友以及自由乘车运动期间的狱友伯纳德.拉法耶特帮他拿主意。1963年，拉法耶特与年轻的妻子科利亚一起创建了非学委的第一个塞尔玛项目。之后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在詹姆斯.劳森的推荐下雇用他们在芝加哥测试非暴力斗争方法。夫妻二人发现，芝加哥公众对于开放学校与开放就业的推动相对较弱。持续了十年的开放学校斗争最终疲惫收场，斗争的目标人物本杰明.威利斯将会在八月底退休。分散的就业运动则仅仅带来了零星成果。* 相比之下，反倒是此前基本没有开展过的住房斗争更有潜力可挖，尽管相对而言并没有多少黑人愿意或者能够负担在白人社区定居。拉法耶特认为，北方城市内部依据种族划分的社区边界是吉姆.克罗法的无形指标，堪称明目张胆——“没有标志牌的种族隔离”。他在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的同事们研究估计，芝加哥只有1%的住宅房源对黑人申请者开放，这条限制往前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正式政策，眼下则可见于伊利诺伊州房地产委员会协会的一份直白声明：“我们的要求仅仅是让房产经纪人和推销员拥有与雇用他们服务的业主一样的歧视权利。”拉法耶特的行动小组费尽心力地考察了好几个芝加哥社区，下至工人阶级聚集的贝尔蒙特.克拉金社区，上至高档的奥克帕克社区，对于住房示威的潜力进行了采样，希望以此揭露将人们锁死在贫民窟的人性力量。

*【例如，根据领导大会的面包篮行动在芝加哥达成的第五套解决方案，杰西.杰克逊于7月22日与柏曼乳业公司达成协议，雇佣了四十五名黑人雇员走上此前完全由白人占据的工作岗位。】

为了开启非暴力见证的新阶段，五十名示威志愿者在周五晚上来到了凯兹大道与南63街拐角处的F.H.哈尔弗森房地产公司门外摆开了阵势。但是十倍于他们人数的起哄人员也聚集了过来。眼看着起哄人群的威胁性越来越大，贝弗尔在午夜之前中止了守夜活动并且接受了乘坐警车离开的提议。这一决定引发了他与艾尔.拉比之间漫长的马拉松式辩论，争论焦点在于中止守夜究竟是放弃了非暴力见证的阵地还是仅仅因为事先准备不足的暂时撤退。不少员工回去之后也没工夫睡觉，而是熬夜绘制了“所有上帝的孩子都需要一个住处”之类的标语，确保他们的信息能够传达给反对者与公众。其他员工则去召集增援，并且额外警告说这一回不是训练演习。

7月30日星期六上午十点，一队二百五十名志愿者们离开了新友谊浸信会教堂，首先走到哈尔斯蒂德大道的南头，然后沿着南71街向西行进，走过二十四个街区之后在科蒂兹路转向北，穿过马凯特公园的高尔夫球场，从67街出来。几百名愤怒的白人居民守在67街上高喊：“黑鬼回家！”手握警棍的芝加哥警察封锁了通往63街的路线，但是鸡蛋、瓶子和石块依然不断地飞过他们头顶，猛烈地袭击了游行者，致使贝弗尔和拉比没能抵达哈尔沃森房地产公司就在一片凌乱当中掉头撤退了。该地区共有二十三家房地产公司拒绝向黑人或者种族融合测试小组展示房产。领导层的新一轮争论致使事后情况变得越发复杂。运动阵营究竟应该冒着冲淡非暴力见证力度的风险抱怨警察保护不力，还是应该让支持者咬牙“接受”打击，从而彰显肤色界线上的仇恨深度？组织者们动员人们再次尝试，而不是向暴力屈服。

周日下午，一队运送游行者的汽车在警察的护卫下停在马凯特公园北门门口以便回程。由大约两百名头戴防暴盔的警察组成的护卫队引导五百五十名示威者穿过公园走上科蒂兹路，等待多时的街区随即冲着他们掀起了愤怒的高潮。前一天的石块升级成了樱桃炸弹与砖头。不少投掷物没能砸中示威队列，反而飞进了附近商店的窗户。但是也有几块投掷物砸倒了受害者，例如圣心学校的一年级教师玛丽.安吉丽卡修女（Mary Angelica）。她在“咱们又打着一个！”的欢呼声中失去知觉，流血不止。运动风纪员架着她冲开人群坐上警车赶往了圣十字医院。较年长的居民对于“白种黑鬼”——大约一半的游行者——尤其施以狠手，还将警察护卫队视为叛徒。“白人权力！”的口号很快就被更加狂暴的叫嚣取代了：“把他们像犹太人一样烧死！”一位警队队长劝说拉比带队向西，转进一条狭窄的绿荫街道上躲避，却没想到青少年们纷纷沿着小巷钻进绿荫道，冲着游行队伍的侧翼发动了突袭。他们打开消防栓，将挤在一起的游行队列浇得透湿，然后又涌向游行队列前方拦住去路，人数足有四千人之多。游行所在的第八警区发出电台警报，召集了全市的警察部队前来维持秩序。但是当被围困的队伍重新穿过马凯特公园时，已经有四十名游行者和两名警察被抬到了医院。贝弗尔和拉比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否应该冒险让队伍就地散开，分头冲向停在那里的汽车，蜂拥尾随的青少年们就一哄而上，割破了轮胎，砸碎了车窗，掀翻了贴有“结束贫民窟”标签的车辆。为了躲避追捕的警察，他们用自制燃烧弹点燃了十几辆汽车，还将另外两辆汽车推进了高尔夫球场的池塘，其中一辆是安德鲁.杨租用的福特，杨站在岸边眼看着汽车的尾灯在水面上闪光。杰西.杰克逊告诉记者他被砸中了三次，但是挥手拒绝了关于具体事态的提问。“我不知道，”他在被迫返回的路上茫然地答道。在阿什兰大道肤色分界线等待游行队伍归来的支持者们发起了《我们必胜》合唱，一部分茫然疲惫的游行者也加入了他们。

南方风格的仇恨影像带来的冲击致使芝加哥各个阵营的领导人们都承受了严重的压力。罗伯特.J.马克思拉比（Robert J. Marx）是芝加哥三十三家改革派犹太教会所共同组成的联合会指派的社区观察员，他对自己在袭击期间扮演的角色感到遗憾。无数普通父母与子女的汹涌恐惧让他看到了“集中营的起源，人的仇恨如何能致使他们杀人”。马克思写了一份痛苦的忏悔书，讲述了在家门口担当先知的困境：“我站在了街道的错误一边。我本应与游行者在一起。”另一方面，宝相庄严的《芝加哥论坛报》则站在了暴戾袭击者的立场上，认为他们“上周末在连番引诱之下几乎发生暴乱”，还针对“那些外地引进、试图通过在白人社区游行来煽动麻烦的‘非暴力’先知们”划清了战线。戴利市长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他告诉来自芝加哥劳恩社区与盖奇公园社区的代表，社区暴力只会适得其反，无法实现他们尽早结束动乱的目标。他请求社区居民保持克制，让游行者耗尽能量之后自行离开。社区领袖们觉得这番表态无非是在耍滑头，配不上戴利作为美国最强大市长的地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震惊地意识到，戴利的警察（他们与这些警察素来熟识，彼此都能叫出姓名）居然逮捕了捍卫家园的白人青年，却放过了不请自来的恶客。

自从芝加哥运动开始以来，戴利市长第一次了派遣手下的黑人市议员会见拉比和金，营造了低调而又张扬的气氛，好让芝加哥市民们知道他正在试探性地寻求和解。在运动阵营内部，其他地区的日常住房测试激起了人们的期望，这份期望在周四晚上达到了顶峰。这一晚的新友谊教堂举行了足有一千七百人参加的弥撒大会，金在会场上向正在收听实况转播的收音机听众们宣称：“如果有人还要怀疑我们是否已经在芝加哥掀起了运动势头，你们今晚应该来到这座教堂看一看！”金宣布他将亲自领导第二天的摊牌游行——“我的位置就在盖奇公园”——并且谈到了运动阵营内部的种族摩擦。他保证，即使犹太人或者天主教徒拒绝他的帮助，“我仍然会采取反对偏见的立场。”同样，他也敦促新加入的白人盟友们坚持原则，尽管他们难免要面对来自黑人的不信任。毕竟，黑人眼下并不熟悉他们，而且还憋了一肚子怨气。金敦促道：“你应该站起来说，‘我是自由的，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相信正义。无论你是否想要我，我都会参加运动。’”他以坚韧不拔的表态承认了自己的身心疲惫，但是“我仍然对未来抱有信心。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仍然可以合唱《我们必胜》。”

8月5日星期五下午，经过特别训练的二十人先锋队首先出发，在哈尔弗森公司以及沿科蒂兹路的其他三家房地产公司门外拉起了纠察线。九百六十名戴着防暴头盔的芝加哥警察浩浩荡荡地开赴现场组成了人墙，一边是正在集结的六百人游行队伍，另一边是大约五千名提前来到马凯特公园北边的居民。年轻人举着邦联旗帜或者做工粗陋的标语牌，内容包括“解决黑鬼的唯一方法是消灭”。反游行人群发出越发不耐烦的喧闹声，等待金的到来。金像往常一样姗姗来迟，直到五点钟才乘车赶到。现场登时爆发了一阵反常的敌对呼声：“我们要金！我们要金！我们要金！” 警官们把反游行人群挡在远处，确保他们的砖头扔不过来，但是分量更轻的石块与樱桃炸弹依然纷纷落在游行队伍头顶。尖叫声回应了第一轮爆炸。密密麻麻的游行者笨拙地继续前进，有些人弯着胳膊挡住了自己的头。一块巴掌大的石头很快就绊倒了人行道上的金，他的下巴磕在了左膝上。这一幕引起了胜利的尖叫与恐惧的哭声。金的身边人们刚刚将他拉起来，现场就爆发出了一声压倒人声鼎沸的巨响，吓得金一皱眉。警官与助手们赶紧问他是否没事。“我想是的，”金答道，他的身形略微有些摇晃。紧接着另一枚樱桃炸弹又发出了宛如枪击一般的爆炸声，迫使他再次俯身躲避。然后他直起身子，目光炯炯有神，右耳后侧鼓起了一个肿块。

被包围的游行队列缓慢地穿过劳恩区，走向北面的盖奇公园。当地居民——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意大利、立陶宛以及波兰移民的后裔——纷纷来到平房门廊上冲着游行队列破口大骂，队列当中身穿法衣的天主教教士们尤其遭到了格外关照。一位中年妇女与黑人教士乔治.克莱门茨（George Clements）并肩奔跑，口中一刻不停地尖叫着“你这个肮脏的黑鬼牧师！”直到她瘫软倒地为止。风纪员们意识到克莱门茨这一下升级成为了首要目标，赶紧将他塞进了一辆护送车，这辆车随即成为了投石者们的众矢之的。在队伍的后面，遵守承诺参加游行的马克思拉比也挨了一块石头。在队伍前端，一名志愿保镖的鼻子被打破，鲜血直流。他与拉比、拉法耶特以及杰西.杰克逊一起保护着金。在他们前方，由七十五名警官组成的方阵推开拦路的青少年开辟了一条道路，一位少年举着“金背上插把刀一定很好看”的牌子退到了一边。还有人挥刀前刺，没能够着游行者，倒是刺穿了另一位反游行者的肩膀，后者也被拖走了。这一路上总共有三十人因为伤情严重被送去了医院。金只是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前进，他向四家房地产公司门前的坚定纠察队致敬并且将他们吸纳进了游行队伍。由于商业区的反示威火力越发加剧，两支队伍的会师仪式也随之缩减。

到了七点，绵延三英里的游行队伍在无情的追击下重新进入马凯特公园。芝加哥警察副局长罗伯特.林斯基（Robert Lynskey）带着一队公交车等待在公园里，为得是加速疏散。他还安排了额外的警力来迎接新的威胁。“那里至少有两千五百人，”他指着公园空地上的一个山丘说道。身手敏捷的青少年开始追赶运送游行人员撤离的公共汽车——一名公交车上的卧底警员报告说车窗被打碎，很多人都因为玻璃飞溅而受伤——刚下班回家的愤怒成年人也冲到现场，从警察队伍的缝隙中攻击尚未上车的游行人员。妇女们将砂糖倒入公交车油箱。男人们放火焚烧了更多车辆。一小群人把乔治.克莱门茨神父扯出护卫车并且赶在警察介入之前将他痛殴了一顿。人数更多的百余人包围并殴打了六名脱离大部队的警察，直到援军赶到才一哄而散。《纽约时报》记者吉恩.罗伯茨（Gene Roberts）记录道：“增援人员跑过来对空鸣枪，并且抡起警棍殴打白人。‘你们这些爱黑鬼的下三滥！’一个穿着绿色常春藤盟校风格西装的中年男子骂道。‘我再也不会投票给戴利了！’”

游行者撤退之后，狂乱的当地人转而将警车当成了投掷石块的靶子，直到午夜方才收手。金则在水泄不通的新友谊教堂安抚了惊愕迷茫的人们。他宣称今天对于芝加哥来说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因为居然有人对着修女骂婊子。他再次解释了他如何相信纪律严明的勇气可以将治愈之光撒向社会病症，并且铿锵有力地宣誓暴力不会阻止芝加哥运动，下一步他们还要在盖奇公园等二十个社区举行游行。这一表态赢得了全场喝彩。汗流浃背的金离开教堂之后面对新闻摄像机讲述了这一天的乱象：“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仇恨，甚至就连在密西西比或者阿拉巴马都没见过。这实在非常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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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金返回南方筹备领导大会第十届年会，在赶赴会场之前首先在以便以谢教堂发表了布道。眼下距离伯明翰的胜利庆祝活动已经过去了一年，塞尔玛运动早已融化了全国上下在普遍投票权议题上的犹豫不决，因此原本乐观的金着实没能预见到芝加哥城里猖獗泛滥的暴力氛围。暴力不仅瘫痪了芝加哥官方与民间对于运动的回应，甚至还让他们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另一方面，初次投身民权运动的帮派骨干们的表现也令他大为惊喜。这些人在游行期间以统一的坚忍态度抵御了数不清的投掷物与辱骂，就连一贯将他们视为暴徒的警察们也惊讶地也承认了他们这一次的克制做派。用金的话来说：“我看到他们的鼻子被打断，看到他们的伤口流血。我看到他们继续行进，没有报复，也没有一个人使用暴力。”然而他并不确定是否应该大力宣传这一改革奇迹，因为帮派非暴力协议往好处说也很不稳定，随时可能遭到撕毁。一位绰号“鸭子”的恶王已经威胁要一枪打死贝弗尔，因为贝弗尔过度赞扬了他在游行期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表现，显然损害了他在黑道上的狠人名声。各个敌对帮派的成员全都挤在新友谊教堂，依靠酒精来麻醉白人袭击者给他们造成的伤痛，致使教堂里的气氛愈加紧张。多种因素导致芝加哥运动联盟在不久后放弃了新友谊教堂这个据点。

也是在8月1日这天，7月14日护士学校连环谋杀案的嫌疑犯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接受了提审，骇人的恐怖细节随即渗出法庭，传遍了芝加哥的街头巷尾。为了躲避警方追捕，这位二十四岁的达拉斯流浪汉住进了芝加哥卢普区的一家廉价旅社。这家旅社此前发生过火灾，“遭过火”的单间每晚只收九十美分，焦黑的墙壁上覆盖着鸡笼专用的六角形铁丝网。觉察到自己身份暴露之后*，他又来到另一家廉价旅馆，闯进某位熟人的客房，企图在这里割腕自杀，结果被及时送到了库克县医院。护士们尽管内心极其纠结，但是依然尽职尽责地保住了他的性命，让他活着走上了法庭。斯佩克的首次出庭还与电视直播当中的恐怖事件里程碑诡异地重叠在了一起。还是在8月1日这天，一位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来到了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得州大学的主教学楼顶层钟楼，他首先杀害了一位前台招待与两位观光客，紧接着登上楼顶观景台架起步枪，随机射杀了十四名行人，射伤了三十一名行人。然后才被前来阻止他的警官击毙。惊愕的电视观众们看到了凶犯在楼顶开枪时扬起的烟尘，看到了蜷缩在路边汽车后面的行人，看到了手握猎枪的当地平民向钟楼楼顶还击，看到了幸存者抱着遇害者的瘫软身体拼命逃离，还看到了白布包裹鲜血渗透的凶犯尸骸被抬下钟楼塞进灵车。接下来观众们更加震惊地了解到，这位年轻的前海军陆战队员留下了坦率的笔记——“这些天我真的不明白自己究竟怎么回事”——记录了他如何在动手之前先一步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与母亲，以免她们日后因为他的无差别杀人计划而感到难堪。四天后，得州诺兰县甜水镇的十五岁少年马克.哈里斯（Mark Richard Harris）主动通知警方，自己射杀了一名守夜人，为的是“像芝加哥与奥斯汀的人那样找点乐子”。美国白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当中爆发了某种可怖的感染，不由吓得瑟瑟发抖。犯罪统计学家很快将大规模谋杀这个全新的犯罪类别加入了犯罪分类，警察部门也发明了特警队。得州狙击手的新闻不仅夺走了斯佩克的“世纪犯罪”的风头，还会致使八月的另一条喜讯也黯然失色：约翰逊的小女儿露西于8月6日在白宫举行了婚礼，这也是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以来的首次白宫家庭婚礼。

*【指认斯佩克的证人是凶案现场的唯一幸存者珂拉赞.阿莫劳（Corazon Amurao），她与八位死者当中的两位都是来自菲律宾的交换生，案发时一直躲在床下才幸免于难。主办警官事后回忆了她看到斯佩克照片时的反应：“从警多年的经验告诉我，黑人与东方人不会像白人那样轻易流露惊骇的神情。而珂拉当时看上去非常吃惊。”】

8月8日星期一，露西.约翰逊结婚两天后，金飞往了密西西比州。临行前他在机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道，如果芝加哥的种族仇恨更严重，为什么他的大会还要在密西西比举行。金认为地区差异既微妙又重要，南方的暴行“在许多情况下来自警察本身”，而芝加哥警察“在抑制暴力方面做得很好”。对于金来说，回到南方重新面对直言不讳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松了一口气。按照传统，密西西比州的政治家们刚刚在费城内索巴县博览会上启动了选举季，治安副官塞西尔.普莱斯仍然在这座城市面临起诉。每个候选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打动户外的人群。州长保罗.约翰逊抨击了不同于任何正常政治口号的“黑暗和不祥之云”进行了抨击——“不要被愚弄！”他声称黑人权力是“一场包含恐怖之雷的风暴……蕴藏着仇恨和敌意的飓风的种子，足以将理智扫到一边。”州审计长汉普.金（Hamp King）欢迎变革的钟摆“回到我们的方向，远离有色人种的疯狂”。詹姆斯.伊斯特兰参议员引用J.埃德加.胡佛的话咒骂民权团体“只不过是共产党徒的孵化器”，还阴阳怪气地表扬了芝加哥的戴利市长——“他说不，我们不会给你任何东西！”他还通过一则关于梅雷迪思游行的笑话一如既往地赢得了听众们的跺脚大笑与喝彩：“我在三千五百英尺高空飞过现场都能闻到那帮游行者身上的汗臭味。”

当天晚上，金与柯瑞塔再次来到白天的降落地点杰克逊市兰金县机场*，迎接本届领导大会年会的特邀发言嘉宾爱德华.肯尼迪。他带上了自己的警察护卫同行，从而尽可能地让爱德华感到安全。三人一起开车返回会场，一路上到处可见散落在路面上的仇恨传单与破胎钉。途中有两辆随行警车与好几辆记者车辆因为爆胎而动弹不得，但是车队并未因此停止前进。（联邦调查局探员估计撒在这一路上的钉子总量足有三百磅，“似乎都是一又四分之三英寸的屋顶钉子”。他们通知总部，尽管爱德华与金夫妇的驾车四个轮胎都扎了钉子，但是他依然安全抵达了爱德华国王酒店）。金匆忙向参会人员介绍了“一位正在成长的年轻人”，尽管时年三十四岁的爱德华只比他小三岁。他赞扬了爱德华早熟的立法技能，并且着重强调了“这位资历尚浅的参议员如何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接下来他干脆将爱德华称作“骄傲父母的第九位子女，也是第四个且最小的儿子”，就好像爱德华马上就要在他手下受洗一样。宴会厅里近千名领导大会代表掌声雷动，热烈欢迎这位敢于来到他们中间的年轻白人政客。他看起来确实很像那位受人尊敬且惨遭暗杀的前总统。接下来爱德华的发言赢得了两次全场起立鼓掌。第一次他质问道，为什么美国舍得每月花费二十亿美元在越南打仗，却不肯“为美国本土的两千万黑人做出同样的努力，尽管他们的自由和未来同样处于危险之中”。第二次他告诫参会代表们不要搞分裂主义，因为“如果你们自我孤立，就等同于在一场伟大事业当中自缚手脚。究其根本而言，这既不是白人的事业也不是黑人的事业，而是美国的事业。”演讲结束后，金夫妇在深夜时分匆匆护送爱德华返回机场，从而将他首次访问密西西比州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2004年12月，杰克逊市议会决定改用梅德加.埃弗斯的名字为这座机场命名。如今机场的全称是杰克逊-梅德加.威利.埃弗斯国际机场。】

第二天金发起了高烧，以至于在年会的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用阿博纳西的话来说，这是“他的病毒，总是在运动最紧张的时侯找上他。”金一直在抱怨体力不支，直到斯坦利.利维森打电话来安慰他，为他带来了邮件捐款和新书合同的美好预测。（“我们正处于运动的真正转折点，”利维森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路上说道。“很多人感到困惑……这正是一本新书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 金派安德鲁.杨代替他发表了低调的大会主席讲话。这份讲话承认美国人的兴趣正在广泛地从种族问题转向越南问题，同时又声称北方民权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已经取得了严峻的成功：打破美国人的顽固幻想，即种族问题是地区性而不是全国性的问题。杨宣称：“芝加哥已经证明，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不能长期沉湎于针对另一部分人的虔诚谴责，他们自己却对黑人公民实施更严重的暴行。”

在金缺席的情况下，代表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全体美国人基础享有收入保障。他们批准了阿尔.洛温斯坦和查尔斯.摩根成为首批两名白人理事会成员，并且向因为疲劳而退出民权运动的离职员工们告别。金本人尤其向严谨的项目主任兰迪.布莱克韦尔表达了歉意，因为领导大会这个团体“并不具备组织结构与组织基础”来管理整个南方的日常危机，致使布莱克韦尔不得不操碎了心。例如杰克逊的一个青年团体正在为了一点小事就向领导大会请愿，要求领导大会帮助他们解决城市游泳池仍然关闭以规避民权法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在格林纳达公共图书馆实现种族融合的何西阿.威廉姆斯则给布莱克韦尔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包括多名遭到殴打的同事与好几张保释金账单，此外威廉姆斯还丢失、撞毁或者遗弃了好几辆租来的汽车，招致了租车公司的连番投诉*。 金几乎总是容忍来自他那些争吵不休、刚愎自用的副手们的相互攻讦。他认为民权运动不能缺少创造性的紧张关系，这种程度的内耗就是为此支付的代价——他甚至嘲笑安德鲁.杨过于“正常”，以至于还不如去教育人们适应种族隔离。但是这种无序竞争也会造成损失。金还没离开病床就得知了一条意外消息：他最新招募的后起之秀员工杰西.杰克逊冲动地替他做了一回主，要让他去参加一次自杀式游行。

*【提出投诉的阿维斯租车公司的纽约律师这样描述了威廉姆斯要求紧急更换的一辆租车：“随后对这辆福特车的仔细检查表明，除了大面积的车尾损坏之外，前门锁被撬开，手套箱锁几乎被完全拆除，收音机天线被拆除，收音机电路被断开，几乎完全脱离了原本位置，备用轮胎和千斤顶丢失，内饰被大面积弄脏染色，车厢底部充满了碎片、纸屑、旧衣服和空酒瓶。”】

杰克逊将金奉为偶像，模仿金的言谈举止，几乎完全吸收了金的气质。他第一次造访亚特兰大的时候因为没钱而借宿在金家，期间不知疲倦地与金讨论神学与运动政治之间的联系，几乎总是在惊讶的主人开口回应之前就自问自答。安德鲁.杨等人很不待见他急于担当大任的冲动，但是同时也十分钦佩。这种冲动就像自然界的奇迹一样，活力充沛，不可抗拒。杰克逊采用金的恢弘行文风格为芝加哥运动撰写了许多布道词与战略文件，他综合了非暴力导师拉法耶特与贝弗尔的战术天赋，特别是后者想象力诗意飞扬的天赋。在盖奇公园袭击的余震当中，杰克逊突破了关于应当继续还是暂停游行的幕后分歧。他在沃伦大道公理会教堂的一次弥撒大会上深挖了芝加哥的历史性退步的层次。“我已经计算过代价了，”杰克逊郑重地总结道。“代价就是我的生命，贝弗尔的生命，甚至金博士的生命。唯此才能压制这种正在内部扰乱这个国家、甚至还可能扰乱全世界的罪孽的滋生与延续。”他张开双臂，不管不顾地喊道：“我计算过代价了！我要去西塞罗区游行！”

这句宣言吓得芝加哥市政当局不知所措。库克县警长理查德.奥格尔维（Richard Ogilvie）宣布，他的郊区管辖区对于游行的反应肯定“会让盖奇公园看起来好像茶会一样和平”。这一年的五月，黑人少年杰罗姆.休伊在西塞罗的一条街道上被殴打致死。当天他去西塞罗区参加工作面试，结束时天色已晚。运动领导人对于杰克逊自行其是的爆发气得咬牙切齿，但是贝弗尔却在公开场合赌气地支持杰克逊：“让他们购买坦克吧，让他们给每个孩子都发一把枪吧，反正我们就是要去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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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每日守夜的呼声致使西塞罗区的日常活动陷入了停顿。自从军人球场集会以来，芝加哥已经经历了一个月的动荡，致使各个阵营的主要人物全都陷入了困境。8月10日，芝加哥大主教科迪“怀着沉重的心情”呼吁暂停示威活动以防生命损失。他在敕令当中首先为游行者开脱——“他们没有施行暴力，也没有违法，其他人则不然”——并且重申了自己对于“开放城市”原则的开创性祝福，甚至还承认这份敕令违反了道德秩序。大主教宣称：“由于他人的恶行，公民不得不被要求暂停行使他们的权利，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确实令人遗憾。然而，在我和许多抱有善意的人们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

芝加哥人争论着科迪的用意：他究竟是叛离了运动，是恢复了理智，还是屈服于教区内部的失控叛乱。中间人在城市里穿梭，为解决这个问题打探消息。沃尔特.路泽等人向身在密西西比州的金和艾尔.拉比转达了建议。戴利市长对科迪的立场表示欢迎，但是同时也在寻求多种脱困途径。他的下属报告说，随着每一个街区的游行，对于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的秋季连任的支持都在全面削弱，他是约翰逊总统的开放住房法案的突出支持者。挑战道格拉斯的共和党人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理直气壮地支持了金贴在市政厅大门上的要求清单当中的一项——戴利市长给黑人社区分配了一批民主党选区负责人，但是其中有些人常年处于“缺席”状态，从来没在黑人社区露过面，因此应该将他们替换掉。珀西的主张气坏了戴利市长，他认为这是共和党人的跨党派破坏行为。除了道格拉斯与珀西之争，持续的游行同样也威胁到了戴利的政治基本盘，迫使他以本人名义联络各方发起和平谈判。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主席搪塞了市长提出的和谈请求，因为他很有道理地担心市长企图拿他们充当回避公众关注的挡箭牌。不过戴利还是争取到了著名的芝加哥宗教与种族大会或者说芝城大会的支持。芝城大会这个名称源自1963年1月的大公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金见到了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此外芝城大会还是是全国教会理事会的下设机构宗种委的总部分会，上级组织的前主任罗伯特.斯派克牧师最近刚刚从纽约搬到芝加哥，正好赶上与当地的主要教士们一起加入和谈。

吊诡的是，和谈即将举行的前景反而加剧了芝加哥的紧张局势。美国纳粹党在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警告信徒们当心种族背叛，引发了一轮纳粹暴徒袭击警察的攻势。报纸以及一部分游行者都对继续示威的决定表示不满，因为文明的妥协方案已经触手可及。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和谈无非是利用虚假希望破坏芝加哥运动的阴谋。8月12日，七百名游行者人在八百名警察的护卫下走进了博根社区。事有凑巧，这一天约翰.列侬正在距离博根社区半小时车程的芝加哥市中心声泪俱下地为自己在将近半年之前的不当言论道歉。这一年的披头士美国巡演开始前夕——这也是披头士乐队的最后一次美国巡演——列侬在英国接受采访时发表了一些关于基督教与耶稣的言论，传到美国之后引起了一片舆论哗然*。8月16日星期二，在杰斐逊公园的六家房地产公司门前举行的守夜活动吸引了敌对人群。与此同时运动阵营也在整个芝加哥卢普区的选定地点拉起了纠察线。在迪尔伯恩路与麦迪逊大道路口的一座宏伟建筑的外墙上，运动阵营挂起了一道横幅：“我们来到此地是因为储蓄和贷款协会拒绝向希望在贫民区以外买房的黑人提供贷款。”大多数旁观者避开了纠察线，但是也有些人自发加入了这场针对广泛的机构化反平权的教学性示威。

*【梵蒂冈报纸接受了列侬在这场沸沸扬扬的丑闻当中的道歉，而种族隔离的南非则以渎神为由禁止了披头士的音乐。在纽约，警察逮捕了两名年轻女子，因为她们威胁要从美国酒店的二十二楼跳下，除非得到偶像的亲自接见。】

周三上午，和谈代表们走进了芝加哥最古老的圣公会教堂（建成于1857年）。这场和谈由公共危机促成，新闻界则被阻挡在了会场门外。参会人员来自黑白双方的各个阶层，上至权贵，下至贵格会信徒与商店店员。这样的景象以前几乎无法想象，以后也很难想象。会场上摆放了一张巨大的马蹄形桌子，周围五十六个座位座无虚席。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的本.海因曼（Ben Heineman）曾在六月主持过白宫会议，此次他应芝加哥铁路公司的教士们的要求主持了会议。芝加哥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主席克拉克.斯德曼（Clark Stayman）表示他所代表的的协会成员愿意接受芝加哥运动提出的平等住房贷款准则。戴利市长也同意了运动阵营提交给市政府的全部六项要求，其核心是加强执行1963年就已经出台但是始终未能落实的公平住房条例。

尽快达成和解的高涨希望与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的顽固态度迎头相撞在了一起。委员会高管阿瑟.莫尔（Arthur Mohl）表示他们的成员仅仅是各位业主的代理人，不能背叛客户的意愿向黑人展示房源，就像马丁.路德.金不能赞同种族隔离一样：“你们尽管可以指责我们直到天荒地老，就好像是我们创造了这种偏执。但是我们并不是偏执的创造者，我们只是反映偏执的镜子。”金当场表示反对，因为不久前加州的房地产行业业刚刚花了五百万美元的游说资金，通过14号提案废除了加州的公平住房法。就在前一天，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刚刚告诉他，为了扼杀联邦住房法案而进行的游说支出足以根除一座大型城市的贫民窟。金尖锐地驳斥道：“别跟我说什么你们要保持中立，领导层必须率先主张变革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房地产行业发言人试图转移压力，于是针对戴利市长关于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将要把公共住房单位分散到贫民区以外的承诺提出了质疑。管理局主任查尔斯.斯维贝尔（Charles Swibel）一方面强调了他对于启动这一进程的忠诚承诺，同时又描述了获得必要的建筑用地批准面临的许多障碍。他预见到在此期间将会需要更多的贫民区高层建筑。他的模棱两可促使艾尔.拉比提出动议，要求全面推翻关于住房问题的讨论结果从头再来一遍，但是戴利抓住时机宣布暂时休会。他的助手向记者透露了他随后打给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主席罗斯.比蒂（Ross Beatty）的电话当中的一句话：“为了芝加哥市的利益，你今天下午不能带着否定的答案回到这里。”

会议再开之后，比蒂的口风也为之一变。之前他的基调是压低音量的谨慎期待，现在则变成了含糊其辞的搪塞猜谜。用拉比的话来说：“你的陈述我们都听到了，但是我们不确定你在说什么。”遭到盘问的贝蒂澄清说，他的委员会拒绝修改既定立场，换言之房地产委员会依然会在法律层面上攻击1963年法令。但是他表示愿意“撤回对于州一级开放式住房哲学的所有反对意见——只要这一撤回同时适用于业主与经纪人。”听完这句曲折迂回好似迷宫的托词，贝弗尔当即抛出了直截了当的质问：“问题在于明天早上黑人能不能在你的办公室接受服务。”接下来和谈的争论焦点就左摇右摆地偏离了既定方向。杰西.杰克逊向房地产高管施压，要求他们向金的“神学水平”看齐。戴利市长再次质问为什么民权运动要选择芝加哥作为目标。斯派克牧师赞扬了比蒂立场的“深刻”变化，包装厂工人联合会的查尔斯.海耶斯（Charles Hayes）当即提醒斯派克不要太幼稚：“如果我作为工会谈判代表回去以后告诉我的人‘我让公司在哲学层面上同意只看资历不看种族’，工人们非得把我活活笑死不可。”

和谈僵持到了晚上依然没有进展。金恳求各位疲惫不堪的谈判者们授权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向外界释放关于当天会谈的信息，好让芝加哥市民们知道会谈实现了“富有建设性与创造性”的开局，而且民权游行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他语气坚定地表示：“让我说的话，如果你们厌倦了示威，那么我也厌倦了示威。我厌倦了死亡的威胁。我想活下去。”在金看来，如果说当前芝加哥的动荡局势是民权游行造成的，那么同理也可以认为患者体内的癌变是确诊医生造成的。“我希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目的是如何使芝加哥成为一座伟大的开放城市，而不是如何结束游行。我们必须要做出大规模的改变。”金承认运动阵营严重缺乏培训，物质条件也很紧张。“先生们，你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多少钱。我们只有我们的身体。当你说‘不要游行’时，你是在要求我们放弃我们拥有的唯一东西。我们想让全社会都看见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游行，我想我们今天根本不会举行这场会谈。这里也没有人谈到我们游行的美丽，我们游行的爱，我们一直在承受的仇恨。”一位持怀疑态度的代表想知道进一步会谈如何能解决僵局，海因曼主席则以凝重的含糊态度宣布休会：“小组委员会的目的是带回旨在实现开放城市的建议。”

新闻媒体认为这次和谈以失败告终，并且引用了戴利市长的痛苦遗憾：“游行似乎不会停止。”宅居的金评价戴利是一个正派的人，专注于控制，不过“对于种族问题的理解深度跟我儿子差不多”。周四晚上他在希望山浸信会教堂的弥撒大会上敦促人们连夜做好继续游行以及遭受报复的准备。贝弗尔调侃了戴利市长，并且发誓要继续进行社区示威，“直到外面的每个白人都加入共和党为止。”8月19日星期五，运动小组在一百家房地产公司的办事处（包括戴利的家乡布里奇波特地区的几个办事处）开展了种族障碍测试。这一天戴利市长派律师找上了自己的政治附庸康奈利斯.哈灵顿大法官（Cornelius J. Harrington），不出两小时就拿到了一项全面禁令，禁止每天示威次数超过一次，并且严格限制在白天的高峰时段。法院命令的消息打断了和谈小组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愤怒的罗伯特.斯派克建议以市政府方面失信为由中止会谈。贝弗尔与拉比劝住了他，因为二人认为任何一方的激烈行动都有助于解决危机，更何况早在伯明翰和塞尔玛，民权阵营都曾经采用过故意违反法院禁令的战术，之后才取得 历史性的全国性突破。在芝加哥，拉比宣布，“问题仍然在于住房方面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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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这天金参加了长达九十分钟的《会见新闻界》节目，并且透露了运动阵营不打算违抗禁令的临时决定。不过提问者轻描淡写地越过芝加哥，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另一个普遍主题上，即黑人的主动行动正在全国造成危害。主持人劳伦斯.斯皮瓦克询问来自民权阵营的各位嘉宾：“现在难道不是停止制造暴力以及不和谐示威活动的时候吗？”金坚持认为非暴力示威本身既不会造成也无法治愈任何社会弊病，示威的目的是将隐藏的社会弊病暴露在世人面前，从而促使全体社会成员自觉承担纠正弊病的公共责任。宗种委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认为，金的运动方法之所以受到威胁，原因很简单：“非暴力已经过时了。”在这一点上，詹姆斯.梅雷迪思支持建立黑人民间武装组织，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则区分了自我武装与自卫。身着商务套装的卡迈克尔拒绝了主持人将他的黑人权力理论从所谓的媒体歪曲风暴当中拯救出来的邀请。他表示非学委刚刚禁止了进一步澄清这一术语的尝试，随便外界怎样理解都无所谓，因为他要得就是这种众说纷纭的效果。此外他还坦然承认他将全部前往越南的黑人士兵都定义为杀人赚钱的雇佣兵，这句话激起了一阵评论。梅雷迪思与他唱起了反调：“我个人认为今天美国发生的最伟大事件之一就是越南战争。因为这是黑人男性第一次不必组成单独的作战单位就可以上战场。”接下来卡迈克尔羞涩地否认了关于他在最近演讲当中将金和罗伊.威尔金斯蔑称为“汤姆大叔”的报道——“我不可能这么说”——他引用了非学委的政策，即禁止人身攻击任何黑人领袖。威尔金斯声称各路民权团体虽然有着不同的思路与工作方法，但是全都统一在更宏大的历史作用之下。他试图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淡化民权阵营的内部纷争，惠特尼.杨则表示此类纷争令他感到“非常痛苦”。威尔金斯打趣道，年轻的激进分子如今骂他是黑人当权者的工具而不是白人的工具，这好歹也算是进步的表现。

金没有等到这期争议巨大的广播节目结束，而是在节目录制不到一半的时候就溜出了位于芝加哥的国家广播公司分部，因为助手们向他通报，现在只有他的亮相才能抑制住芝加哥运动阵营打破禁令的强烈渴望。（“把你的老祖母从南方叫起来！”贝弗尔叫道。“等到我们坐牢的时候她可以帮我们照看孩子。”）在新近选定的南区游行总部——自由浸信会教堂——金说服了游行者们按照既定方针行动。整整五百名志愿者——禁令允许的游行人数上限——挤满了八十六辆汽车，准时到达了下午唯一的合法示威地点。在密实的雨水当中，金带领游行队伍穿过东城钢铁厂和特伦布尔公园附近的社区，游行路线长达五英里，1954年，当地社区针对第一批定居在此的黑人家庭当中的最后一户不肯搬走的人家发动了长达一年的围攻，小说家艾伦.帕顿记录了围攻经过。一位记者观察到，“尽管下着大雨，仍然约有两千名居民在游行路线两侧摆开了阵势。”他们站在四百名警员组成的缓冲区之外冲着游行队伍破口大骂，各种投掷物飞过警员头顶落在游行队伍当中。还有些人举着牌子谴责 “科迪大主教和他的共匪黑鬼”。金与紧张的护卫队一起绕道走向一群愤怒的青少年，后者一看到金主动接近他们就纷纷后退。金感慨道：“你们都这么英俊，这么聪明，你们的仇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周日的东城游行在其他城市登上了头版头条，在芝加哥却没能得到太多关注，因为这一天的芝加哥可谓四面起火，将当地政坛烧得焦头烂额，金的游行不过是众多火源之一。在马凯特公园，美国纳粹党指挥官乔治.林肯.洛克威尔邀请了四名身穿长袍的三K党徒以及反犹主义论战者康尼.林奇，共同观看了一场披着纳粹标志的操练，惊得芝加哥市民目瞪口呆。在北区的一次集会上，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查尔斯.珀西谴责了“失败的”民主党市政机器。在郊区的常青公园和芝加哥高地，贝弗尔、杰西.杰克逊以及来自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的活动家杰里.戴维斯（Jerry Davis） 在哈林顿法官的禁令并未涉及的两个地区领导了卫星游行。这样的部署是在芝加哥市区举行入狱斗争的替代方案。在运动阵营看来，将游行分散到库克郡郊区各地会加剧而不是减轻戴利市长承受的压力。金本人也亲口宣布准备在下周日率领三千名游行者进入西塞罗。

这一下杰西.杰克逊之前关于西塞罗游行的爆炸性言论再次生成了一片战略雷区。戴利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流露出了些许恐慌：“我们这里有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有纳粹，还有你能想到的各色人等全都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希望他们赶紧各回各家！”奥格尔维警长宣布在西塞罗举行游行“非常接近自杀”，奥托.克纳州长（Otto Kerner）提前派遣了国民警卫队。虽然每天的游行都会冒险进入例如西埃尔斯顿这样之前未曾涉足的新地区，但是《芝加哥每日新闻》仍然谴责金的西塞罗计划是以殉道为威胁的讹诈。周四的《纽约时报》恳请暂停芝加哥的示威活动，从而避免“目前这条必然走不通的下坡路”。这一天芝加哥全部七位黑人市议员都在信任投票当中支持戴利市长，最终戴利的得票数是四十六票支持对一票反对。此外黑人市议员们还拒绝了一项仅仅对于住房种族隔离表示不赞成的安慰性动议。尽管如此，各路人马的投票结果还是泄漏到了市政厅之外。各方都抓住了最后的求和机会。

8月26日星期五，谈判代表在帕尔默宫酒店再次召开和谈。电视摄像机架在了在庄严的胡桃大厅门外。英联邦爱迪生电力公司董事长兼工商协会主席托马斯.G.艾尔斯（Thomas G. Ayers）提出了小组委员会的建议，在某些次要方面加强了8月17日的承诺。各方接受了一个适度的目标，即确保芝加哥的所有七十五个社区在一年内至少有1%的黑人入住。但是他们在书面文件当中省略了这个数字，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今后应对具体配额或者上限，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弱化潜在的讥讽，免得有人笑话他们说费了这么大的劲就仅仅折腾出这么一点象征性的成果。市长戴利立即提出动议要当场批准这份报告，但是拉比要求首先听取一下与会各方对于如何实现百分之一这个目标有什么想法。科迪大主教率先起身表示罗杰斯公园的罗马天主教协会已经决定接受黑人居民，所有四百五十四个教区的神父们都将开展和谈决议为宗教团体列出的七步运动。他说，“我们的教区就像一个小联合国。我们将会投入我们的道德、财政和宗教资源来履行这一协议。”马克思拉比也代表改革派犹太教会做出了同样的表态。劳工、商业和民间团体的负责人纷纷效仿。最后轮到了代表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的罗斯.比蒂，可是他的态度依然摇摆不定，实在听不下去的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发言。此前比蒂在电台上抱怨说如果房地产公司被迫向黑人出售或者出租房屋就将面临倒闭，现在金想知道他是否能够在这番抱怨与实现决议目标的需求之间寻求妥协。比蒂依然百般搪塞：“我们会尽力而为，但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坦白地说，我很困惑。”

戴利烦躁不安，皱着眉头听完了这位文雅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悲惨独白。（比蒂说：“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并不都是混蛋。”）他再次提议进行投票，但是焦躁的各方一致主张暂时休会，致使他的神色越发不耐烦。会务员工们拖住了等在门口的记者。贝弗尔和杰西.杰克逊敦促运动阵营要求市政府给出更多保证，但是其他人预测戴利会宣布和谈破裂，让民权阵营在进监狱与前往西塞罗送死之间二选一。会议再开之后，金宣布愿意投票，尽管他依然抱有疑虑，特别是因为禁止游行的禁令依然存在。大芝加哥地区教会联合会主席唐纳德.齐默尔曼牧师（Donald Zimmerman）善意地建议道，就算游行禁令依然存在，民权阵营也还可以提出上诉，让上级法院针对禁令进行审查，从而为抗议示威活动设定公平的限制。闻听此言金大吃一惊，问他是否知道上诉至少要打三年官司，还要消耗几十万美元的稀缺资金。拉比也对这种想一出是一出的书斋思路感到愤怒，并且指责市政府在成立小组委员会之后仅仅两天就试图削弱运动，这是在恶意利用民权阵营对于当局的信任。

戴利站起来耸了耸肩，表示如果人们拒绝相互信任，那么无论做出怎样的声明也都是枉然：“我是在工人社区的工人家庭长大的，我的父亲就是工会骨干。我们从来都不喜欢禁令。我知道禁令可以多么不公正。但是我面临着如何应对三百五十万市民的决定。”戴利表示自己的警察部队这些天来已经疲惫不堪，暴力正在耗尽他们对于芝加哥大部分地区提供保护的能力。尽管如此，他依然拒绝了完全禁止游行的建议。金感谢市长的坦率，并且承认了自己也处于两难境地：“如果这条禁令成立，那么很快我们将不得不在某时某地打破它。”海因曼主席抓住双方心有戚戚的有利时机促成了一项妥协。他提议仅仅保留针对居民区游行的禁令，好让芝加哥市民意识到和谈起了作用，同时在其他地区恢复针对学校和就业运动议程的抗议权。戴利表示同意——“我们可以修改我们的禁令”——而金则调整了几个词来适应他的宪法立场：“我认为我们不能接受‘修改禁令’的和谈，因为我们完全反对游行禁令。但我们可以接受‘通过持续机制就该问题进行单独谈判’。”敲定最后这点细节之后，十点开放住房峰会协议获得了全票通过。

“这是芝加哥的一个伟大的日子，”海因曼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