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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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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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的游行者们当晚四散开来,许多人睡在一所天主教学校体育馆的地板上。6月24日星期五,他们在坎顿重新集结,这一天大约有两千名密西西比州白人聚集在费城,倒要看看有没有黑人胆敢在星期二的袭击之后如约重新造访法院门前的混乱现场。金果然带队前来,并且用扩音器宣称:“前几天我们在这里遭受了暴行,我猜有人觉得这会阻止我们,我们不会再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就坚定地站在这里,主张我们必将得到自由。” 喝倒彩的怪叫与“黑鬼”的呼喊声淹没了他的大部分讲话。有几个瓶子和鸡蛋落在了三百名无人护卫的志愿者中间。他们不太信任公路巡警的护送,于是陪同金一起推回了尼波山浸信会教堂。

坎顿袭击过后,跟随游行队伍的安保巡警依旧面色阴沉,不过与前几天相比显然规矩了不少。这是华盛顿与约翰逊州长在密西西比政治的剃刀边缘最近一次私下争吵的显著成果。(约翰.多尔正在针对内索巴县当局提起新的联邦诉讼,指控其未能提供基本的执法服务)。运动阵营内部的关系虽说同样紧张,但是总归要比外人的臆想更富有兄弟情谊。在费城,卡迈克尔、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和威利.利克斯再次与金站在一起,并肩面对武装平民与警员们一触即发的敌意。尽管利克斯与金在塞尔玛游行期间多有龃龉,但是在坎顿市的催泪瓦斯当中,利克斯依然奋不顾身地把金拉到了安全地带。金也知道卡迈克尔和利克斯多年来经受了许多最艰难的运动项目,两人都承受了不止一位年轻朋友惨遭横死的打击。私下里金向他的顾问们承认,梅雷迪思游行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但是同时他又坚称游行的问题绝不在于遭到公开宣扬的民权阵营内部纷争。例如何西阿.威廉姆斯这样忠心耿耿的领导大会下属抓住一切机会在各种比赛当中与非学委竞争,无论比赛项目是打牌、水枪互射还是相互推搡的角力。金容忍了手下人的高涨热情,但是同时他也很尊重非学委历尽艰辛才赢得的独立发声的权利。他告诫杨,“听着,安迪,如果斯托克利想说的话和我说的一模一样,那他早就过来给我当助手了。” 他还给利克斯起了一个新绰号,就叫“黑之力”;利克斯对此颇为自得,因为金是一位毕生都在点燃听众心中烈火的大师,这个绰号起码表明金认可了他在同一领域的能力。金还表示利克斯只差一身合适的行头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牧师,利克斯则大胆地要求金借给他几套衣服。金当即出人意料地邀请他有空的时候前往亚特兰大,从自家衣柜里随便挑选。卡迈克尔承认他利用了金的名气作为测试黑人权力口号的平台,金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我以前又不是没被利用过。”双方的战略争论依然热度不减,外人将其煽动成了深仇大恨一般的相互敌对。但是金和卡迈克尔却在战略争论当中找到了共同的乐趣。说到底,在密西西比州徒步旅行既乏味又紧张,而战略争论则提供了难得的调剂。在抵达杰克逊的前一个晚上,游行队伍在图加卢学院宿营,领导层则聚集在院长办公室里开会,照例围绕逾期账单与集会计划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可是金却突然起身表示今天晚上他另有安排:“我向各位先道个歉,詹姆斯.布朗上场了。我得先走一步。”

卡迈克尔和金一起离开会场,匆匆赶到了学院的橄榄球场上,此时这里早已成为了波涛汹涌的音乐海洋。灵歌明星詹姆斯.布朗正在台前倾情献唱,他的袖口缀满层层叠叠的花边,他的头上顶着蓬松的爆炸发型。这场自由音乐会出自哈里.贝拉方特的安排。由于现场没有钢琴,小萨米.戴维斯表演了无伴奏合唱。金的老熟人马龙.白兰度也即兴登台说了几句。他俏皮地在自己的汗湿额头上贴了一张保险杠贴纸,这还是威利.利克斯刚才偷偷贴在警车上的,又被他揭了下来。贴纸造型是一个黑豹标志,上面写着穆罕默德.阿里的话语:“我们最伟大。” 白兰度表示他觉得自己登台发言“完全不合适”,并且字斟句酌地解释道:“你们无法想象我的感受,因为我没有按照我的良心戳刺我的方式真正参与这场运动。”他向全体在场与不在场的游行人员致敬——估计有一万名密西西比人从孟菲斯出发跟着游行主力走了一段路,此外一路上还有不少来访人员跟随。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的孙女安.巴特(Ann Barth)加入了阿拉德.洛文斯坦与众多塞尔玛的老兵,包括独腿的吉姆.莱瑟和密西西比州的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他们穿上了橙色马甲,以此表示自己走完了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全程。由于无法挤过人群,秉承和平主义三十年的吉姆.佩克给金递上了一张字条:“我想向你保证,尽管宗种委对我很不厚道,但我仍然与民权运动站在一起,只要我活着就会一直如此。”他这里指的是之前宗种委内部针对白人员工的清洗。

6月26日星期日,也就是梅雷迪思启程离开孟菲斯的三周后,游行队伍从图加卢出发,距离杰克逊还有最后八英里,人数增加到了一万五千人。新加入的人们包括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路泽以及艾尔.拉比,两人拉上了十辆大巴车的芝加哥志愿者前来助阵,此外金的“双子”白人律师哈里.瓦赫特尔与斯坦利.利维森也从纽约赶了过来。电视摄制组沿途收集了正反双方的反应。一位典型的白人路人直率地说道:“我不喜欢黑鬼,他们很臭。” 与之相对,七十八岁的黑人老者门罗.威廉姆斯(Monroe Williams)则认为:“如果我爹那一辈就像现在这样搞过,我现在的处境想必会好很多。”这是威廉姆斯平生第一次参加游行示威,由于腿脚不便只能拄着拐杖蹒跚前行。”调查人员记录了主流白人对于社会规范变迁的狂热焦虑。例如在北磨坊街,一名女服务员面对来自得州的种族融合顾客群体,首先从后厨叫出来一名黑人厨师招待客人,然后又打电话招来一帮种族隔离主义者进行干预。得州的顾客们则叫来了执事自卫团以及新近成立的杰克逊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的探员们。三拨人几乎同时到达餐厅,而且联邦调查局探员还叫来了当地警察。最后餐馆干脆关门歇业以免麻烦。

游行闭幕式集会在密西西比州议会大厦的“后方”广场举行。因为头戴防毒面具的公路巡警在手握上刺刀的M1步枪的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严密封锁了议会大厦南侧正门。南侧是密西西比州州长就职的传统场所,树立着一尊纪念南方女性的女神雕像。集会现场热浪灼人,几位演讲者的口径也有些前后脱节。金首先宣讲了《路加福音》的乞丐拉撒路与财主达维斯的寓言,然后又基于他的梦想演说即兴发挥了一番:“有一天,密西西比州的空腹将被填满,阿巴拉契亚州的闲置产业将得到振兴。”詹姆斯.梅雷迪思此时伤势已经恢复了不少,足以没啥好气地公开批评这场改头换面的游行(“这个倒霉玩意从头到尾我闻着都臭了”)。不过他还是登台发言并且向听众们介绍了卡迈克尔,只是出于口误将卡迈克尔的名字喊成了“迈克”。卡迈克尔呼吁黑人士兵抵制在越南的“雇佣兵式”服役,并且宣布:“第一,我们必须停止因为自己是黑人而感到羞耻。”演讲之间的简短祈祷提供了挖掘演讲灵感的喘息之机。罗伯特.格林宣称:“上帝啊,我们感谢您,是您赐予了我们这些天游行的勇气。”杰克逊的艾伦.约翰逊牧师(Allen Johnson)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进行了祈祷。“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金当年的神学教授、来自波士顿大学的哈罗德.德沃尔夫也参加了当天的游行,不过在图加卢附近因为中暑而休克了过去。在送往医院抢救的道路上,他能听到“黑人权力”倡导者偶尔发出的“我们不需要白人”的嘲讽,随行的黑人救援人员劝解他安心休息,不要理会那些人。恢复了体力之后,德沃尔夫赶到州议会大厦,正好听到安德鲁.杨在公共广播系统当中呼唤他的名字。很快他就得到征召,为当晚一小时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特别节目做最后的祈祷:“上帝啊,全人类的父亲,我们看到密西西比州的红土与黑土在你面前摊开,这是一座祭坛,上面供奉着巨大的燔祭。”

《纽约时报》的一篇回顾文章指出,梅雷迪斯游行“清楚地表明,一种新的哲学正在席卷民权运动……它以卡迈克尔先生为领袖,以已故的马尔科姆.X为先知。它还有一则战斗口号,‘黑色权力’,以及一条针对白人的口号,‘让开,否则我们就从你身上碾过去’……金博士的名字的魔力吸引着记者与摄影师来到示威活动,促使他们留下的却是关于卡迈克尔先生的报道与照片。” 如此生猛的信号迫使远在别处的人们纷纷采取行动。不出一个月,就有一群宗教思想家买下了《时代周刊》版面,以此解释“对于重要人类现实的历史性扭曲给我国带来的危机”。他们的共同作品——《黑人权力:黑人教会成员全国委员会的声明》——顽强驾驭了神学与黑人的混合概念,就像牛仔驾驭一头刚刚冲出牛圈的公牛那样。文中使用了五十五次“权力”这个名词。这些主教和牧师们联合宣称:“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没有良知的权力遭遇了没有权力的良知,两者之间的冲突威胁着我国的根基。”

斯坦利.利维森却并不认为“黑人权力”主张的影响力能有多么大。他以珠宝商的眼光审视着种族政治,在他看来“黑人权力”的呼声无非是文化层面的炫目烟花,掩盖了非学委与宗种委缺乏广泛支持的事实,至多是一曲奢侈的死前喉鸣。金在7月1日午夜过后打电话向他问计,他预测道:“他们只会死于损耗。随着死期将近,他们的表述将会更加嘈杂,更加好斗……因为他们很软弱,所以才不得不大鸣大放。我们不能落入同样的陷阱。”利维森认为,比起一两个民权团体的消亡,眼下民权运动还面临着更大的障碍。他担心运动的历史性成就不够巩固,不足以抵制乃至扭转金所说的全国上下的“暴力气氛”。金的本能反应是警告人们当心“防御性暴力”外溢的危险,这是当时很流行的学说。不过利维森劝说金稍安勿躁。金要求利维森再帮他出一本书,用来“澄清许多误解”并且按照民主传统将非暴力提炼为“社会层面的变革策略”。利维森温和而坚定地表示,他和文学经纪人琼.戴维斯都不认为市场会对这样一本书产生任何兴趣。纽约的出版商与杂志编辑都认为金的立场“众所周知,显而易见”。他们想要新颖刺激的题材。无论“黑人权力”的话题今后能持续多久,至少眼下炙手可热。此时的金已经过于主流,白宫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了。

金在密西西比州向记者承认:“我没有从约翰逊总统那里听到任何消息,这确实非常令人沮丧和失望。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代表约翰逊政府发表了对于游行沿途所遭受的恶劣迫害的唯一一次公开评论。他对于坎顿的袭击感到遗憾,因为催泪瓦斯“总会让情况更加困难”。一位白宫副新闻秘书声称总统本人“没有具体反应”。六年前,静坐示威的学生们让金意识到,仅靠最雄辩的说教无法打动根深蒂固的屈服习惯,必须通过纪律严明的非暴力见证来放大口才的影响力。这条教训帮助点燃了自从伯明翰和塞尔玛以来的连锁反应,锁定了“运动”一词的许多含义,小到个人灵感,大到到历史性的国家变革。保罗.古德写道:“在过去,他总能为人们带来华盛顿方面的回应,现在不行了……无声的闭门羹使得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沦为了又一个遭到打压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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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六月,战争心理学都在困扰着约翰逊总统。美国公众无法理解美军在越南的高企伤亡人数,随之而来的挫败感使得约翰逊的支持率从46%稳步下降到了40%。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就提议轰炸北越主要城市附近的油料储存设施,但是约翰逊没有批准。再三权衡之后,他还是不敢袭击海防港的苏联船只或者河内的外交官,认为这样做风险太高。军事和情报分析家们同样怀疑此类袭击就算成功也未必就能显著削弱越共向南越战场输送补给的能力,但是他们却无法在政策辩论当中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按照当时高度紧张的政治叙事,无论如何都必须将越共的油料摧毁殆尽,因为越共每保留一加仑燃油都意味着会有一名美军士兵死于被这些燃油送上前线的敌人或者物资。约翰逊在6月17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表态,认为不进行轰炸“美国人就要付出更高的伤亡代价。我们必须在军人的性命与局势升级之间做出选择。”6月28日,轰炸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约翰逊还在苦苦纠结是否批准出击。他再次向麦克纳马拉寻求积极保证,想要确定“这样做的收获对得起我们付出的代价”。但是麦克纳马拉却摆出了毫不留情的武力循环论证:“总统先生,坦率地说,我不明白您怎么能继续作战而不提供空中支援。我不明白您打算如何保持部队的士气。我不明白如果不这样做,您怎么能保持国内支持者的士气。”

“好吧,鲍勃,放手干吧。”总统下达了命令。麦克纳马拉要求总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空袭在即的情报,尤其不能告诉当晚总统唯一的晚餐客人、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但是约翰逊还是忍不住向这位老朋友吐露了实情。约翰逊曾经警告说拉塞尔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因为一贯身为参议院铁杆鹰派的的拉塞尔至今仍然抱怨越战就是犯傻。比方说,他曾经提议秘密指使南越政府公开要求美国保卫者离开越南,从而让美国能够不伤面子地撤军;他还曾经在电视上声称倘若越南举行自由选举,胡志明必然稳操胜券统一南北,此等言论吓坏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那年春天,他干脆否认了东南亚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嘲笑了传说中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并且主张除非南越方面能够通过民调或者公投奠定邀请外国军队参与内战的法理依据,否则美国应该立刻撤军。这番严重违背拉塞尔惯常人设的言论当即登上了新闻头条。但是由于反战阵营缺乏兴趣,拉塞尔的所有和平信号很快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反战评论家们全都不想与这位老牌种族隔离主义者扯上关系,甚至不愿意跟随他的政治领导推动撤军。但是约翰逊总统却热切地恳请他谈得更深一点。总统不惜对拉塞尔大加奉承,就像农村老大爷那样夸奖他,并且坚称自己与拉塞尔在参议院的亲密关系归根结底棒打不散,尽管用拉塞尔的话来说“我们对于名不副实的民权问题的看法存在巨大鸿沟。”在晚餐时,约翰逊声称自己之所以在梅雷迪思游行期间保持沉默,是为了向自己先前与拉塞尔在民权问题上的决裂表示忏悔。他赞扬密西西比州当局预防了更大的暴力,还说他已经派遣了马丁.路德.金去对抗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之流的火爆分子——根据总统的预测,卡迈克尔不出九十天就要遭到刺杀。

拉塞尔在当晚日记中写道:“他显然情绪高涨。根据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判断要么某些政策突然得到了有利的解决,要么他终于就某件一直困扰他的事务下定了决心。事实证明是后者。”约翰逊拿出了打击目标分布地图并且透露轰炸机即将起飞,拉塞尔当即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离开时承诺将会支持这次决定性武力打击。客人走后,总统突然打电话询问皈依了天主教的女儿露西,当晚有没有哪所天主教教堂愿意临时接待他一下。露西答道:“应该问题不大,修士们都住在教堂里。”她打电话联系了圣多米尼克教堂,让对方做好准备接待总统。一支隐秘的祈祷车队悄无声息地来到教堂,很快又同样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白宫。当晚约翰逊彻夜未眠,在6月29日黎明之前接收了十次前线战报。此时已经接替麦克乔治.邦迪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报告说,海防上空两万英尺处弥漫了五十平方英里的黑烟,“看起来我们烧掉了不少油料。”五角大楼初步估计,本次轰炸预定的河内目标被摧毁了80%,但是赛勒斯.万斯建议不要盲目乐观。总统原本已经做好了接到作战失利报告的思想准备,前线得手的喜讯终于让他放松了下来。他详细盘问了万斯,得知全体飞行员都安全返回,而且北越的防空火力不知何故并未发作。“谢谢你,”他最后说。“我们该去睡觉了。”

随后的民意调查表明每五个美国人当中就有四个人认为新一轮猛烈轰炸将会很快结束战争,而且越战支持率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其实有所回升。但是另一方面,军事分析家们也证实了行动之前的秘密预测:尽管美军极力轰炸,但是北越战争物资的流动实际上并不会停滞太久,因为北越方面不仅分散部署了油料库与输油管道,而且还将大量城市家庭疏散到了农村。(到了十二月,河内的人口将会从八十万下降到二十万。)美国的战争策划者们意识到,北越方面不仅能够、而且正在无休止地补充战损,因此他们转而指望依靠现代空中力量来逐渐消磨敌军的斗志。毕竟敌方无法离地,只能被动挨打。在麦克纳马拉的构想当中,北越士兵将会在南方受到联合攻击,既不能依靠直升机保持机动,也无法凭借空中火力进行对等报复。他告诉约翰逊:“他们也知道没有人保护北越,我们可以自由行动。”此前麦克纳马拉本人计算出来的数字顽固地表明越战无法速胜,只会变成野蛮的僵局。但是双方打击能力的显著差距还是让他陷入了一厢情愿:“总统先生,唯一能阻止这一切的方法就是打垮他们的士气。”此时此刻,美国领导人居然与杀戮火线对面的敌人产生了某种奇特的心有戚戚之感。诚然,双方都对自己的事业坚信不疑,也都在咬紧牙关承受牺牲。不过更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自我宽慰地认为,既然当前一边倒的狂轰滥炸甚至让自己都感到了些许惶恐,那么北越方面的恐慌必定更是远胜于己方。麦克纳马拉预计:“只要我们将他们伤得足够狠,就算他们的兵力还没有耗尽,士兵们也会拒绝继续作战。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唯一胜算……目前我们确实无法杀死足够多的敌军从而瓦解北越继续战斗的能力。但是如果他们相信我们的打击将会永远持续下去,那么我们目前杀死的人数就足以摧毁北越基层的士气。”

胡志明针锋相对地在7月17日发表了全国呼吁,警告说“约翰逊‘团伙’”可能会把一百万人送进一场将要持续二十年的战争,“河内、海防以及其他城市与设施可能被摧毁,但是越南人民不会被吓倒。” 胡志明通过间接渠道告诉华盛顿,他治下的绝大部分人口一辈子就只会打仗。时年七十六岁、身患肺病体力虚弱的胡志明呼吁动员后备力量,因为“独立与自由高于一切。”

除了各个年龄段的男性外,还有大约一百五十万北越妇女组成了包括防空部队在内的战斗与支援部队。到1967年,美国轰炸机将要面对七千座防空炮台、两百个导弹发射点以及数量寥寥的一百架战斗机。二十岁的吴氏杜英(音)成为了北越政府着力宣传的爱国女英雄,她将冒着长期轰炸保卫与修复清化城外的颔龙桥,直到1972年美军终于依靠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一号公路上的这个脆弱环节为止。越共报纸《新报》承认,在党内依然存在针对性别平等进步政策的“封建”抵制——“许多党员不希望接纳妇女,因为尽管他们承认妇女的勇敢与勤奋,但是同时又认为‘妇女不能领导,不过必须被领导’。”

在胡志明的号召下,北越动员了十七万名青年组成应急部队,其中少女占据了绝大多数。她们打着背包,背上炊具和铁锹向南行进,维护遭到严重轰炸的胡志明小道。武氏荣(音)在十五岁那年不顾父母的反对,谎报年龄应征入伍,然后凭借一篇表决心的请战书获选加入了拆除未爆弹药的敢死队。与她同行的阮氏金(音)也志愿加入了敢死队,尽管她很不待见社会主义与管理北越政府的“泥腿子们”。阮氏金日后回忆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因为疟疾而暂时掉光了头发。在丛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看起来简直都没人样了。”到了1975年,应急部队不仅会向前线输送战争物资,还会将大约七十万名伤兵运回北越,此外她们也会协助防空部队击落美国飞机。等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将会在东南亚损失8558架飞机。女性战争幸存者往往会遭受不育、毁容与毕生独身的痛苦,重视大家庭的越南社会尤其令她们难以容身。但是她们毕竟适应了战争当中难以言表的屠杀。志愿者李明觉(音)回忆道:“战争很可怕,但是我们很年轻,我们会开玩笑。” 她们根据“歌声比炸弹更响亮”的谚语编排了劳动号子合唱,还为可怕的喷气式飞机起了绰号,例如F-105就被她们称作“雷妖”。一位女性老兵注意到,美军直升机投放士兵的姿态“看起来好像蜻蜓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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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轰炸机首次袭击河内与海防的当天,美国女性也引起了一阵政坛骚动。一个小型女性党团召开会议,讨论了一份具有开创性的讲话。这份讲话指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轻视了两年前《1964年民权法案》赋予女性的合法权利。密歇根州的玛莎.格里菲斯众议员(Martha Griffiths)认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将数以千计的性别歧视投诉简化成了有趣的奇闻轶事,平等会的内部通讯轻描淡写地怀疑政府是否可以惩罚那些“拒绝雇用一名女性作为遛狗人或者一名男性作为大学姐妹会舍监的雇主”。她列举了两个例外情况,用来凸显平等会不假思索的傲慢作风。 首先,平等会刚刚允许在全国各家报纸上继续刊登“寻求男性帮佣”和“寻求女性帮佣”的广告栏目,并且声明这种性别分离是基于“尽量获得读者响应,而不是为了排除某一特定性别的申请人”的合法意图。格里菲斯则认为这一先例表明平等会屈从了报纸游说团体的施压。平等会正在废除按种族分列的工作清单,却对按性别分列的清单网开一面,明显是自相矛盾。她还尖锐谴责了第二起性别歧视案例:当时航空业的惯例政策是解雇任何已婚或者年满三十三岁的空姐,平等会则认为这项政策可以享有实际职业资格(BFOQ)的地位。她在众议院会议上质问道:“这是因为委员会不想承认女性的权利也是人权吗?还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想要把女性从黑人民权运动当中分离出去?人权不能被切割成为相互竞争的小块。”

6月29日,党团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了核心小组会议,会上气氛十分激烈。法律战略家宝莉.默里等人提议仿照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一个新组织,从而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的落实并且实现性别平等。有些反对者则认为成立这种平行团体会削弱女性。几位影响力比较大的参会者认为她们可以通过常规渠道更有效地寻求平等,而其他人则认为自封的女性游说团体在外人看来未免过于傲慢且不专业。最后这个论点惹怒了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是《女性的奥秘》一书的作者,这次作为独立代表应邀参会。“滚出去!滚出去!”弗里丹喊道。“这是我的房间和我的酒!”争吵不休的参会者们又开始计划向参加第三届全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的州与联邦机构请愿。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她们的请愿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咨询机构与政府雇员接受此类请愿并不恰当。

到了6月30日中午,以威斯康星州的凯.克伦巴赫博士(Kay Clarenbach)为首的少数衣着考究却又懊恼的温和派们不得不承认活动家们可能言之有理。弗里丹利用轻松的笔调弥补了合作策略的不足,在一张午餐餐巾纸上勾勒出了一个特设民权小组的共识简报:“……采取必要的行动,让女性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实现女性完全平等,与男性完全平等地合作。为此成立全国女性组织。”二十八个创始会员每人拿出五美元作为活动经费。该组织于十月份发布的成立公告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接下来到了11月22日,《纽约时报》在感恩节食谱下方的时尚版面报道了弗里丹的再次发言。这位热情洋溢的作家坐在一张维多利亚时代的淡紫色天鹅绒椅子上,身穿整齐的黑色西装,从毛皮领子的深处以沙哑的中音说道,今天的女性“相对来说很难影响或者控制重大决策。但是,”说到这里她身体前倾,用力击打空气,仿佛空气突然变成了摸得着的东西,“女性拥有投票权。”

为了抗议政府的不作为,全国女性组织的成员首先举行了抗议示威。她们排开了细长的纠察线,扛着红色缎带缠成的大球,以此讽刺政府的文牍主义作风。身为这个团体的先驱与灵感来源,玛莎.格里菲斯有时也会像自由乘车运动时期的黛安.纳什或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那样口吐粗话。例如她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上斥责航空公司高管:“如果你们想在天上开妓院,那就去领个执照吧。”对于女性运动的参与者们来说,运动的发展势头实在慢得急死人。但是与种族平权运动的早期阶段相比,她们的进度简直堪称马不停蹄。一场全新的女性运动正在迅速凝聚起来,即将通过政治改变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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