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金第一次为非暴力斗争制定路线的尝试与他的刚愎自用的贴身圈子发生了冲撞。9月12日星期三，领导大会管理层聚集在弗吉尼亚州农村的艾尔利屋会议中心召开了务虚会。此前两年投身于芝加哥运动于反战运动的詹姆斯.贝弗尔享受到了浪子回头的欢迎，但是庆祝活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战略纠纷。民谣歌手琼.贝兹赞成采取协调一致的攻势来抵制越南战争。她概述了自己在军事哨所和征兵中心附近开展和平主义示威的准备工作，希望借此抗议美国政府胁迫美国年轻人去杀人或者被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的律师玛丽安.赖特（Marian Wright）坚持要把提高看不见的穷人的地位放在首位。她说虽然反战运动已经具备了众多新兵军团，但是国家的注意力却正在偏离她在密西西比州的客户以及类似的人们。她建议将来自各个地区和种族的代表人物——从未找到过工作的男子、不识字的妇女、吃不上饭的儿童——运送到华盛顿做见证并且教育美国社会，直到国会为他们提供工作或者收入为止。赖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组成的“兵役补贴军团”当成了蓝本，这些退伍军人曾经在大萧条时期占领首都以寻求救济。

何西阿.威廉姆斯攻击了这两个设想。他认为民权运动正因为黑人权力理念以及南方地盘以外的城市骚乱而停滞不前，即使是威利.鲍登的母亲也抱怨金不该在战时质疑国家的对外政策，"金博士走得太远了。"威廉姆斯主张通过塞尔玛的上一次巨大成功培训新的选民，并且仍然抱怨自己手下的员工数量不足——在南方范围内听命于他的班底已经从一百八十名现场员工减少到了大约十几名。贝弗像往常一样雄辩地反驳了威廉姆斯。他认为追求和平必须是任何开创性与预言性运动的首要任务，因为越南战争正在吞噬实现任何其他国家目标所必需的精神与财富。贝弗尔的门徒杰西.杰克逊则反对在取得局部成功之前就铺开全国范围内的运动，首先要拿下伯明翰这样的地区。他认为软弱的行动只会招致羞辱。杰克逊希望首先在芝加哥的中心地带重建领导大会的运动势头，理由是这一地区可以为和平游行或者反贫困运动动员大量参与者。

金在大部分时候都只倾听不发言。阿博纳西和杨偶尔会发表两句评论，支持组建一支贫民车队进行宣传。但是他们的态度并非体现了他们自己的信念，而是反映了金的谨慎愿望。事实上，只有金接受了玛丽安.赖特的提议，就像接受祷告一样。这一建议对于赤贫的关注为人权开辟了一个重要却长期遭到忽视的层面，在和平运动派系的交相争辉之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实现非暴力的民主化。此外，鉴于参会人员大都没想好如何戏剧性地展现远在密西西比州或者阿拉巴马州的贫困，金很欢迎赖特提出的组织穷人组队前往首都的设想。这样做让人们看到贫困的面容，听到贫困的故事。赖特从罗伯特.肯尼迪那里获得了这一构想的要点。罗伯特在密西西比州的听证会后告诉她，必须首先让国会感到不做点什么就不舒服，然后国会才会着手处理这种苦难。

争论不休的批评致使艾尔利会议厅的紧张气氛持续了五天。金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历史学家劳伦斯.雷迪克在离开会场之前撂下了刺耳的声明，宣称领导大会迄今为止仍然基本无能且濒临破产，可是张口闭口都是些宏伟的大计划，他实在听不下去。金尝试用音乐来打比方，想象着黑人、印第安人以及阿巴拉契亚白人各自的不同曲调都在贫困这一主题之下和谐相处，琼.贝兹却尖锐地质疑道，假如抛开了和平反战的主题，那么上述交响乐队的一切调音努力都是为了促进在越南的屠杀。华尔街律师哈里.瓦赫特尔质问杰西.杰克逊，对方主管的"面包篮行动“是否真的希望得到切实成果，而不仅仅满足于象征性的工作岗位以及大型企业的施舍。杰西.杰克逊愤怒地反驳道“奴隶主”没资格怀疑自己。金斥责了杰克逊，然后邀请他宣讲祷文以示和解。杰克逊随即选择了《以西结书》当中枯骨复生的异象作为主题，雄辩的口才让他的反对者们听得张口结舌。金很担心致使反越战抗议活动支离破碎名誉扫地的内部敌意正在激增。为了反驳金的担忧，贝弗尔贬低了贫困宣传攻势。在他看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遭到误导的战争酿成的危机，贫困问题与战争危机相比不值一提。他主张非暴力的首要职责是抵制有组织的残暴行为。如果华盛顿和杰斐逊当年甘愿冒着被国王“钉死”的危险来建立民主，那么如今最卑微的美国人也应该为了完善平等公民权的精神和实践而努力。陷入瘫痪的辩论让金心里又急又苦，以至于一天深夜他独自在客房里嚎叫了起来：“我不想再干这个了！我想回到我的小教堂去！”他拍打四壁，大喊大叫。焦急的朋友们循声而至，聚集在他的房间门外却不敢进去。最后还是杨与阿博纳西轻轻地取走了他手里的威士忌酒瓶，劝他先睡一觉再说。

第二天，发泄过后的金怯生生地问候了同事们。他在9月17日星期日务虚会结束前告诉新来的人们：“好吧，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不是圣人了。”

重新上路后，金继续坚定地寻找行政员工来帮助自己解决运动战略的僵局。在克利夫兰和旧金山，记者要求他对国务卿迪安.拉斯克的女儿的跨种族婚姻发表评论。金表示这对新人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婚礼是“一件非常美好的幸事”*。新人的照片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杂志内里的报道则记录了约翰逊总统关于国务卿不需要因此而辞职的强调性保证。新鲜披露的私人细节包括拉斯克刚刚正式将自己位于华盛顿的住宅转让给新人充当婚房，尽管这栋房产的房契明文禁止将其转售任何非裔、亚裔以及“奥斯曼帝国居民”的后裔。《纽约时报》总结了最高法院的拉文案裁决最近促成的几场先锋婚礼——“黑人和白人在纳什维尔结婚”——以及其他零星事件，这些事件在充斥着骚乱与战争的严峻夏季之后标志着更多的焦虑。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大巴哈马追踪了一个恶作剧团伙，他们巧妙地用金的头像覆盖了美元钞票上的乔治.华盛顿。共和党的美国众议员乔治.布什满意地承认道，联邦扶贫计划为他所在的休斯顿选区采购的七台显微镜已经用于了良性的学术目的。此前他在关于联邦扶贫计划杂项采购的演讲当中宣称这批显微镜被叛乱分子秘密装成了步枪瞄准镜，事实证明是他多虑了。卢琳.华莱士州长虽然身患重病，但还是推动通过了一项修正决议，要求阿拉巴马州的公立学校或者体育场馆每当举行橄榄球比赛之前都要全场齐唱“迪克西之歌”并且展示邦联旗帜，而不像州议员提议的那样仅仅在返校比赛时这样做。

*【拉斯克的女儿玛格丽特.伊丽莎白.“佩吉”拉斯克（Margaret Elizabeth Rusk）时年十八岁，是斯坦福大学的大一新生。她的丈夫盖.史密斯（Guy Smith）时年二十二岁，是国家航空与太空总署的一名数据处理员。这段婚姻将会维持四十四年，直到史密斯于2012年去世为止。金对于这桩婚事还有另一句评论：“婚姻的主体是人与人，不是种族与种族。”】

金努力说服温和的伯纳德.拉法耶特加入自己的员工团队。此时的拉法耶特已经离开非学委，投奔了芝加哥贵格会赞助的贫民窟项目。金认为他的非暴力立场足够强硬，可以用来制约贝弗尔、杰西.杰克逊以及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咄咄逼人。与此同时在公开场合，金与哈里.贝拉方特发起了一场途径八个城市的巡回筹款活动，从而改善领导大会的财政状况。但是演出的实际效果却让他们的希望大打折扣，不仅台下观众人数不足，而且表演者甚至还在舞台上争吵了起来。在奥克兰体育馆，歌手萨米.戴维斯警告人数寥寥的第一晚观众不要偏离传统的民权议题，而且还宣传了他为驻越美军表演的劳军之旅。琼.贝兹立即挑战戴维斯，看他敢不敢呼吁尽快让士兵们回家。接下来贝兹宣布她决心在黎明时分以非暴力方式封锁当地的美剧征兵站，赢得了台下一片掌声。共有一百二十三名抗议者与贝兹一起入狱十天。第二天晚上在洛杉矶举行的另一场小型音乐会遭到了炸弹威胁，演出也因为紧急疏散而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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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对于金的评价陷入了某种公共关系的低谷。这道低谷的一侧是年轻人围绕越南问题的戏剧性冲突，另一侧是对于更单纯的种族英雄与恶棍的怀念，金的形象则卡在两者之间模糊不清。十月初，三名民权义工在三年多之前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的第一个晚上遭到私刑杀害的案件终于进入了全国瞩目的联邦审判阶段。庭审在梅里迪恩法庭举行，陪审团成员全都是白人。辩方律师询问第一批控方证人之一，谋杀受害者是否真的招募了 “年轻的男性黑人签署承诺书，要在1964年的炎热夏天每周强奸一名白人妇女 ”，此言一出法庭上立刻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控方随即提出反对意见，要求辩方律师为这一淫秽的询问提供法律依据，辩方律师透露，这一猜测是被告埃德加.雷.“传教士”.克林（Edgar Ray Killen）刚刚用手写字条传给他的。美国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Harold Cox）敲了敲木槌，压制了法庭上下的笑声："我不允许这场审判沦为一场闹剧。“考克斯虽然是一名热心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但是他对待本案的态度十分严肃。他的呵斥镇住了法庭，也为接下来的诉讼程序奠定了庄严稳重的基调。联邦调查局检查员约瑟夫.苏利文提供了几名证人，他们透露自己曾经潜伏在当地三K党的白骑士团当中担任调查局的线人，这些证词引起了一片惊呼。一名当地警察指认了几位众所周知的三K党警队同事，还指出几名羞愧的辩护律师也是党徒。同样身为党徒的德尔马.丹尼斯牧师（Delmar Dennis）在证人席上表示，他之所以决定反对白骑士团，一方面是因为令人作呕的暴力事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三K党内的流氓混混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教堂里出言粗俗，而且从未缴纳过他征收的脏话罚款。他亲口描述了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当初是治安副官塞西尔.普莱斯将民权义工关进监狱，同时召集了私刑队伍。他还引用了白骑士团创始人山姆.鲍尔斯夸夸其谈但不准确的祝贺：“这是基督教徒第一次计划并执行针对犹太人的处决。”审判结束后，丹尼斯将会遭到无休止的人身威胁，将会被家人抛弃，三K党将会不止一次地试图伏击他这个叛徒。审判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几位重磅证人，他们承认自己参与了对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以及迈克尔.施维尔纳的系统性谋杀。其中有一位詹姆斯.乔丹（James Jordan）因为心脏问题与悔恨而面色苍白。尽管他害怕日后受到三K党的报复，但是他还是详细讲述了凶手们如何在谋杀当晚忙乱且协同地将三具尸体埋进了十五英尺深的新建土坝。

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法庭戏剧与全国抵制征兵周瓜分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10月16日星期一，在琼.贝兹的反战团体在加州被捕过后几个小时，一百名教士带领四千人从波士顿公公园出发，来到历史悠久的阿灵顿街一神教教堂。这座教堂坐落在老后湾，修建于九百九十九根没入海水的桩基之上。教堂钟声敲响了“我们必胜”的曲调，警方的警戒线拦住了喧闹起哄的围观人群，近三百名经过预审的志愿者庄严地排队走进了塞尔玛烈士詹姆斯.里布生前主持过的最后一座家庭教堂，其中六十七人在数不清的电视摄像机面前用教堂的蜡烛烧掉了他们的征兵卡。另有二百一十四人将征兵卡交给了耶鲁大学牧师威廉.斯隆.科芬。科芬宣布，以他为首的反战运动高级顾问将会与所有人一齐分担遭受惩罚的风险。他将于本周星期五前往华盛顿，将这些卡片交还当局，以此表达对于征兵法的仪式性蔑视。他在布道坛上高呼：“难道我们要培养有良心的人，然后在他们践行良心的时候拒绝支持他们？”

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联盟这一天在奥克兰整装上阵。他们嘲笑昨天琼.贝兹率领的和平主义者们全都是“牢中鸟”，并且试图通过比前一天更激进的策略来封闭征兵中心。。一系列的封锁、佯攻以及滚动式的嘲笑导致了警察的反击。警方逮捕与打伤了大约五十名学生，迅速清理了征兵站入口。这一被称为“血腥星期二”的事件立刻吸引了来自伯克利和旧金山的数千人，其中有些人带着临时头盔和盾牌，还修建了街垒，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蓝本发起了“城市游击战”，以此骚扰征兵中心。

周三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浓缩了接下来十年的抗议情绪。大学生们挤满了麦迪逊大学的商务大厅，为的是阻止生产凝固汽油弹的陶氏化学公司代表在校园开展工作面试。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和平抗议的经验，完全出于好奇才来到现场，并不特别清楚静坐示威究竟意味着什么。少数活动家则在现场散发传单，呼吁进行果断的肢体抵抗。警察推开门闯进面试室，学生们随即用手臂锁住他们的脚踝，阻止他们带走被捕人员。亲临现场的警察局长想要寻找一条退回到外面的出路，学生们则建议他从窗户跳出去。幽闭恐惧症滋生了惊慌失措的恐惧。被困室内的女生们听到了要求她们摘掉耳环的不祥指示，从外面赶来增援的警察则在冲进室内之前遮住了警徽。有些警察被自己的警棍击中，但是大多数伤者都是被挥舞的手臂与飞来的投掷物打伤的。最终四十七名学生与十九名警员不得不被救护车送走，许多人头部受创，血流不止。这场混乱看得几千名旁观者目瞪口呆。被激怒的学生们冲着警员高喊“胜利万岁！”，还斥骂身穿制服的警员们都是“猪猡”——这个称谓源自黑人权力叛乱时期的敌对俚语。直到警方在这块学术地盘发射了第一枚催泪瓦斯才将学生们驱散。作家大卫.马拉尼斯（David Maraniss）后来依据各方立场重建了这场冲突，并且追踪了大多数参与者的急剧转变。随随便便的抗议很快就消失了，模仿民权时代非暴力纪律的任何希望也破灭了。一名典型的学生在事后第一次战略会议上主张今后要采取更加激烈的抗疫措施：“我是个激进分子！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刚刚成为一个激进分子！”

联邦调查局窃听人员听到斯坦利.利维森向金转达了一则令人宽心的消息：他的儿子安德鲁——威斯康星州的一名新生——在星期三的动乱当中没有遭到殴打或者逮捕，“就是让催泪瓦斯熏了一下……这档子事太粗暴了。”小利维森还没达到拥有征兵卡的年龄就想主动拒绝征兵，为的是“堂堂正正地站直了”，但是他的父亲则建议他不要轻率放弃自由。利维森还试图安慰金，电话另一头的金此时身在休斯顿，正因为贝拉方特巡演接连三场的失败感到非常痛苦。金抱怨一篇“恶毒”的社论敦促黑人抵制巡演音乐会，因为他的越战立场“近乎叛国”。金截取的社论语句以火箭般的速度传送到了联邦调查局总部，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则建议：向“友好的新闻媒体”秘密分发这篇社论，特别要在巡演日程表的最后五个城市展开宣传。胡佛秘密批准了这项一举两得的计划，一方面利用令金“极为恼火”的材料来攻击他，另一方面趁机压制领导大会的收入。

同一个星期三，苏利文督察在密西西比三K党徒杀人案件庭审现场进行了总结陈词，宣扬了联邦调查局的公共使命。然后身为公诉人的约翰.多尔向梅里迪安的陪审团承认，本次审判只是他亲自处理的第二次审判。他在公开法庭上承认了这场非同寻常的调查遭遇到的沟壑与局限：“在内绍巴县的农村地区，午夜谋杀案几乎找不到证人。”他的演讲饶有兴致、不动声色，只有在冲着治安副官塞西尔.普莱斯举起手指时才会暂且中断。多尔一字一顿地说明了这桩凶案的污秽沾染得多么广泛：“普莱斯利用了法律的机制——他的办公室、他的权力、他的权威、他的警徽、他的警服、他的监狱、他的警车、他的配枪。他利用它们来抢夺、强占、俘虏以及杀害。”这位出身于威斯康星州小镇的助理检察长向陪审团强调，本案的裁判权完全掌握在他们这几位密西西比州公民的手中，至于他本人则想不出还有什么言论能比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结尾更加适用于当前的局面：“我所说的话，其他律师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很快就会遭到遗忘，但是你们十二个人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事将会被长久铭记。”

在华盛顿，政府官员正在准备迎接周末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大会”。为了阻止人们参加大会，他们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破坏份子将会混入大会，以此挑起人们的恐惧，并且拒绝为大会提供移动式厕所或者饮水机。为了支援预计将要派驻现场的两千名警察，他们将一千八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收归国家政府指挥，还调拨了四个营的宪兵以及第82空降师的部队进驻首都，将这批预备队藏匿在商务部的地下室里。麦克纳马拉警告约翰逊总统，现有的监狱无法应对可能达到数千人的大规模逮捕。约翰逊放弃了暂离首都的建议，发誓说示威者“休想把我赶走”。但是随后他又询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想要知道如果他拒绝在1968年寻求连任会怎样。这个问题让顾问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10月19日星期四，在一次气氛沉静的采访当中，总统赫然否认他曾经质疑或者后悔过干预与轰炸越南的基本决定。他比以往更为坦率地抱怨说，自己原本决定将这场战争当成一场有分寸的事业而不是针对魔鬼的讨伐，结果却很不如意。约翰逊叹息着预测道：“如果历史将会因为越南问题而指控我们，那么我们的罪名将会是在未曾尝试着激起爱国主义的前提下就打了一场战争。”

星期五，在动员会抗议的前一天，威廉.斯隆.科芬、斯波克博士以及九位满面焦虑的和平顾问一起来到司法部。他们提交了他们违反《义务兵役法》的共谋声明以及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九百九十四张全国各地的反战青年在反战仪式上交出的征兵卡——包括来自波士顿的全部卡片，此外还有二百九十八张来自加州，四十五张来自芝加哥，等等。助理司法部副部长约翰.麦克多纳（John McDonough）茫然地问道：“科芬博士，您这是打算交给我什么东西？” 身为耶鲁大学牧师的科芬几次把公文包递给他，麦克多纳几次不肯接过去。科芬等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犯下的多项重罪而主动自首，但是他们与司法部官员却陷入了瘆人的对峙。科芬试图轻描淡写地缓解现场气氛，不过与他同行的阿瑟.瓦斯科（Arthur Waskow）却没这么淡定。瓦斯科已经为了接手改变生活的逮捕做好了心理准备，眼看着麦克多纳推三阻四，他忍不住大声宣称对方正在滥用自己从小到达对于法律的尊重：“先生，您怎敢拒绝证据？哥们，难道你忘了就职宣誓的誓词？”最终科芬一行人没能按计划入狱，只得悻悻离去，将那只公文包留在了司法部。

当示威者涌入华盛顿时，《梅里第安之星报》察觉到“13号星期五之后的星期五”刚刚背负了全新的诅咒。在有史以来第一起由密西西比州白人作出的民权案件判决中，陪审员在当天上午针对十八名三K党徒被告当中的七人作出了有罪判决，其中包括普莱斯和帝国巫师山姆.鲍尔斯。约翰.多尔对陪审团表示感谢，并且很快从司法部退休，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艰辛工作。与贝拉方特一起前往芝加哥音乐会的金也对于这一结果“感到惊喜”，将其称作“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面对刑事指控，白骑士团轻蔑地加强了恐怖袭击的烈度。就在审判前夕，他们摧毁了杰克逊的贝斯以色列圣殿以及图加卢学院院长的住宅；审判过后他们又轰炸了一位黑人牧师、一位拉比以及一户被他们误以为是犹太人的波兰家庭的住宅。在等待判决之前的自由期间，鲍尔斯本人也在袭击行动当中露了一脸。当时一名交警偶然拦下了他的车，发现他随身带着一把点四五口径的冲锋枪，还有一名年轻乘客与他同车，后来此人承认自己参与了十几起三K党爆炸案。由于保护民权行使的联邦法规十分薄弱，鲍尔斯仅仅被判处十年监禁，而且仅仅坐了六年牢就获得了假释*。1976年，他在假释期间再次采用了“加利利人耶稣的布道人”这一头衔。（他所属的“基督教身份”教派认为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失落的”雅利安部落的化身）。又过了二十二年，当地官员才根据州法律对他进行了审判，并且以1966年弗农.达默尔燃烧弹谋杀案的罪名将他定罪。接下来直到2005年，密西西比州的政治气候与社会良知才在内绍巴县树立了当地法学的第一个里程碑。陪审团终于认定七十九岁的埃德加.雷.基伦（Edgar Ray Killen）参与了四十多年前的三义工谋杀案并且犯有过失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十年——或者说连续三个二十年刑期。

*【塞西尔.普莱斯被判处六年徒刑，于四年半之后获得假释，再未受到其他指控。1977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接受这世道今后也就这样了。”】

星期六在华盛顿，反战动员大会在林肯纪念堂进行了一系列演讲。现场记者注意到“一部分黑人”达成了非正式的共识，拒绝加入抗议人群随后与警方的对抗。约翰.刘易斯告诉动员会领导人戴林格：“我们不想在白人的堡垒门外玩印第安人的游戏。”他带领剩下的近五万名游行者穿过波托马克河，利用守夜、争执以及篝火等活动包围了五角大楼长达三十三小时。示威者把鲜花插进了守卫大楼的士兵的枪管里。激烈或者隐蔽的进攻有时甚至会突破五角大楼的某一个入口。 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的嬉皮士剧团没能完成示威之前的宣传广告当中的承诺，没能让这座巨大的建筑腾空而起，从而“驱散军方的权威”，但他们确实沿着五角大楼外墙撒了尿。抗议派虽然遭受了催泪瓦斯的袭击和挥舞着棍棒的美国法警的反击，但是却并未让公众更加关注美国的越南政策，而是将注意力引向了自己。小说家诺曼.梅勒很快就以他亲身参与的这场精彩对决为题材创作了《夜幕下的大军》一书，并且宣称自己开创了全新的文学品种——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作为小说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小说”。梅勒是将近七百名被捕者之一，但是两百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学生当中并无一人被捕。他们刚刚在校园里遭受了血腥冲击的创伤，许多人蔑视“自由主义者”自我约束的信念，完全不相信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不借助暴烈的系统性变革就阻止这场战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难以攻击距离自己如此切近的“敌方”士兵。一些人与《时代周刊》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具有共同的预感：诋毁约翰逊总统的粗鄙歌曲与横幅——“屠夫LBJ”——只会适得其反，“几乎足以挽回他在选举当中的颓势。”在麦迪逊大学，反对示威的学生们早已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参加了陶氏化学公司的工作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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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无人注意的情况下，金于10月23日星期一悄悄步入了五角大楼围攻事件的余波当中。他在克纳委员会的证词并未向外界公布，但是这套证词显然在胆怯的祈求与破坏性的骚乱之间摸索出了“升级式非暴力”的反贫困策略。发言结束后，他告诉等在外面的记者们：“好吧，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如果我们依靠其他方式什么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在华盛顿扎营好了，就像当年退伍津贴游行那时一样——就在这里扎营，成千上万人都要呆在这里。”这些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呼吁”的言论并未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金与贝拉方特以及艾瑞莎.富兰克林共同举行的华盛顿音乐会同样反响不佳。同一周在费城和波士顿的巡演最后一站，秘书多拉.麦克唐纳要求利维森安慰一下金，因为台下稀稀拉拉的观众人群让金十分担忧。金的律师昌西.埃斯克里奇则警告说，整场巡演“能实现收支平衡就不错了”。在波士顿，金发现伯纳德.拉法耶特因为领导大会的入职文书工作拖沓不决而正在考虑接受另一份工作。“我以为你已经决定要来亚特兰大了，”他恳求道，并且暂停行程亲自出面理顺了入职流程的若干纠结之一。与此同时，金的助手们疯狂地争取到一架捐赠的私人飞机，以便在爱荷华州的农村地区与金会面。金原本承诺要在星期天的秋季开学典礼上来到小小的格林奈尔学院发表讲话——他的导师本杰明.梅斯在那里获得了荣誉学位——但是接下来的10月30日周一他就要遵照最高法院判决返回伯明翰自首并且接收为期五天的监禁。有了这架飞机的接送他就不至于迟到，不至于蔑视法院、逃避司法或者拖延服刑。

演讲结束后，金匆匆赶回家换上一身吊带工装，然后与三名同案被告——阿博纳西、A.D.以及怀亚特.沃克——一起返回机场参加了出发仪式。根据法律建议，他们一旦降落在阿拉巴马州的土地上就会成为沉默的囚犯。金告诉亚特兰大的记者，这一判决是“为了始于1963年的历史性成就付出的一点小小代价”，当时“成千上万的黑人公民面对警犬、消防水龙、大规模逮捕以及其他践踏人类尊严的暴行，戏剧性地见证了弥漫在我国最隔离的城市当中的罪恶。”同时他又引用了最高法院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的观点，指责多数派法官的决定粗鲁、恶意且十分危险，比起因为倾倒英国茶叶而追溯监禁波士顿爱国者更糟糕，因为自由游行当中毕竟没有发生盗窃或者破坏行为。金宣称道：“当我们今天前往伯明翰监狱时，我们要向美国发出呼吁：‘注意。不要让《权利法案》沦为战俘。”一队持枪的阿拉巴马州治安副官与金的队伍一起登上了出发的航班，并且在飞机落地时强硬主张了对于本次航班的控制权。他们向目瞪口呆的普通乘客挥手示意，让他们先行离开飞机。机场上大雨倾盆，乘客们穿过武装警员排成的两列纵队之间纷纷离去。一百名民权运动支持者正在在伯明翰航站楼等待迎接这四名囚犯，结果却看到他们被飞奔到跑道上的警车拖走了。摄影师拍到了即将入狱的金腋下夹着三本书：一本圣经，一本经济学著作，还有威廉.斯泰伦的历史小说《奈特.特纳的自白》。《纽约时报》刚刚刊发了一篇罕见的上下篇评论，赞扬这部以奈特.特纳领导的1831年血腥黑奴起义为题的小说“为一场我们几乎不知道发生过的灾难发出了条理清晰的声音”，不过黑人评论家却指责作者过于轻率地投射了作家本人对于起义黑奴内心想法的渲染发挥。斯泰伦则坚持认为“我通过渗透吸收获取了关于身为黑人的知识”。

星期一晚上，空荡荡的伯明翰监狱拉响了警报，随即吸引了五百名激动的人群聚集在监狱门口，直到治安官梅尔文.贝利（Melvin Bailey）出面表示他已将金转移到了十八英里之外的贝塞默县监狱，人群才逐渐散去。这座监狱不允许访客探监，但是周二晚上人们依然不顾大雨倾盆在监狱外面举行了守夜活动，有一个人在雨中好像着了魔似的祈祷。到了周三，四名囚犯又被秘密转移回了市区。怀亚特.沃克将一部袖珍相机偷偷带进监狱，拍下了金隔着铁栅栏凝视外界的照片。金抱怨说这两天感冒了，而且也没能实现为《伯明翰监狱来信》撰写续作的想法。这几天他只做了一些战术性笔记——比方说哈里.瓦赫特尔打算在联合神学院重新召开会谈，比较越南战争与六日战争的异同之处，金预料到这场会谈必将极其激烈，于是给瓦赫特尔做出了指示——他还草拟了一份拟议的“弱势群体权利法案”，仿照了1944年的《军人权利法案》，还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1936年的《退伍津贴法案》。后者虽然遭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否决，但是依然被国会强行通过。此前三年多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断断续续地试图驱散在华盛顿扎营的贫困一战老兵，《退伍津贴法案》彻底扭转了这一趋势。至于《军人权利法案》——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十分勉强且闷闷不乐的批准——则为一千一百万二战老兵提供了大学学费补助，也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助力。在监狱里，金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评论文章，借助类比历史先例主张如今的美国必须朝着纠错与机会的方向进行另一次信仰之跃。

此外金在监狱里也听到了许多关于伯明翰当局的闲言碎语。当局一方面认为最高法院判决意味着黑人应该为了警犬和消防水龙的萦绕污名而自行负责，另一方面也像再度遭到囚禁的四位抗议者一样心事重重难以解脱。治安副官们尤其为一位算命先生的预言感到不安：金将会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遭到暗杀，然后这座监狱就会被夷为平地。一位当地法官将四人的刑期勉强缩短了一天。于是四位获释囚犯就在周五晚上的泰伯纳克浸信会教堂参加了庆祝他们出狱的弥撒大会。“这回总算有点六三年那时候的意思了！”本堂牧师艾德.加德纳（Ed Gardner）在音乐声中喊道。A.D.讲述了他从牢房里听来的故事。阿博纳西半开玩笑地吐槽自己的律师实在没用，居然让布道人进了监狱。此前他做出过对等的保证，只要这回律师们让他免于坐牢，他就祈祷让律师们远离地狱，不过现在他终于“解了套了”。他声称自己在监狱里将好几位狱友成功转化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支持者，还向众人讲述了他如何向白人狱警宣传黑人生活的艰辛：“想想我们靠什么糊口吧——白薯、颈骨、猪蹄和猪鼻子！”这番耍宝逗得金忍俊不禁，在布道坛后面捂住了自己的嘴。尽管感冒未愈，他还是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我们的运动还没有结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将不得不收拾起入狱的行装，前往华盛顿。”

离开伯明翰之后，金回到克利夫兰组织黑人选民参加市长改选。自从夏天以来他已经在当地部署了十几名领导大会员工，他本人平均每周也大约会花费两天奔波在城中各处的选民登记集会之间。11月7日选举之夜，候选人卡尔.斯托克斯（Carl Stokes）将金和阿博纳西安顿在酒店套房，并且承诺如果他成为全国第七大城市的第一位黑人市长，就将金请下楼与自己会面。两人在酒店套房观看了晚间新闻播报，得知记者们将本次选举结果称作胜负一线的奇迹，赢家仅仅获得了50.5%的选票——“斯托克斯，一名奴隶的曾孙，击败了塞斯.塔夫脱（Seth Taft），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的孙子”*——但是金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新任市长邀请他参加电视胜利发言的消息，他的满腔热情也逐渐消退了下去。安德鲁.杨认为新任市长的绝情源自冷酷的政治算计。斯托克斯首先引进了盟友，使得克利夫兰的孤立黑人选区的投票率达到惊人的75%，之后又过河拆桥，以免与可能冒犯更广泛支持的争议人物牵扯在一起。深感刺痛的金要求利维森在芝加哥与他见面协商。这一周恰逢退伍军人节周末，金在芝加哥发表了讲话。利维森对于之前金在克利夫兰初选当中取得的成功表示欢迎，认为这一成绩促进了金的公众地位，在他看来，金在克利夫兰政界取得的进展或许能回应那些“试图在芝加哥宣布你已经完蛋”的批评者，就像伯明翰运动的成功反驳了种族隔离势力在奥尔巴尼压垮了他的说法。金一直致力于成为高于政治的先知，现在利维森也感到自己有责任支持金的人生追求。

*【市长任期结束后，斯托克斯还会在1972年成为纽约市第一位黑人电视新闻主播，在1983年回到克利夫兰担任法官，并且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被指派为美国驻塞舍尔大使。】

在兴建于殖民时期的威廉斯堡，约翰逊总统结束了行程长达五千一百英里的越南问题巡回演讲。11月12日，他来到历史悠久的布鲁顿教区圣公会教堂——该教会于1633年成立，教堂建筑于1715年竣工，通体采用十字形砖块——并且被领座员安排在了乔治.华盛顿当年坐过的前排座位上。本堂牧师考茨沃斯.平克尼.刘易斯（Cotesworth Pinckney Lewis）是两位美国宪法签署者的后代。在布道期间他突然中断了正统布道词，直接将话头指向了约翰逊总统：“就算仅仅只是问一下这个问题我都觉得万分冒昧，但是既然人们普遍认为越南出了问题……我们都想知道是否可以在不危及任何现有军事或者政治优势的前提下给出一些合乎逻辑的直接解释。”伯德.约翰逊夫人回忆道，当时她“看似化作了顽石，内心却烧开了锅”。刘易斯表达了直言不讳的困惑。在他看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在遥远越南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新殖民主义的愚行；“令人震惊”的平民伤亡已经达到了军事伤亡的三倍；勇敢的指挥官们也感到“束手束脚”，他们觉得许多作战限制反而延长了冲突。刘易斯最后说道：“在依然宣誓效忠于您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恭敬地询问一下：为什么？”约翰逊夫妇勉强堆起满脸笑容与刘易斯牧师握手告别，一场暴风雨随即陡然而至。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称这次布道是不可原谅的失礼行为。布鲁顿教区斥责了自家牧师，刘易斯本人拒绝进一步评论，国会议员们则强烈谴责了他的无礼行为。不过在指挥层之下，雪崩一般的公民邮件却纷纷感谢了刘易斯的直言进谏。几乎90%的弗吉尼亚新闻记者都责备他们的州长不该将恭敬顺从摆在战争利弊之上。

与此同时，金启程赶赴了英格兰北部去接受纽卡斯尔大学的荣誉学位。这所大学位于哈德良皇帝当年兴建的罗马帝国石墙边界的最前哨，以校内收藏的众多古罗马文物而闻名。金出发时的美国正在被各种各样要么愚蠢要么深刻的社会动荡搅和得晕头转向。《纽约州医学杂志》公布了一项对于吸食干香蕉皮的年轻人的科学研究，发现他们在吸食之后的狂热完全是某种“复杂的心理表现”，因为香蕉皮并不包含活性化学物质，根本没法刺激神经。《新闻周刊》的编辑们第一次公开宣称了他们的倡导立场，出版了一期关于种族危机的特刊——“必须做些什么”——其中的故事剖析了令黑人身陷贫穷且遭到无视的巨大障碍：“冷酷的事实在于，美国的黑人并不真正生活在美国。”《新闻周刊》的调研组认识到，改善黑人处境这一艰巨议程的最直接障碍“显然是越南”，但是却并没有任何因素规定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就非得是唯一或者最高的优先事项。对于金来说，《新闻周刊》的认知力巩固了他对于贫困运动的本能偏好背后的两大原因。反越战抗议强烈地暗示人们，停止战争是一个消极且局限性很大的目标；反之，扶贫运动则寻求以民权为基础的建设性变革，要求美国“挺身奋起，活出立国信条的真正含义”。在战术上，反战抗议活动已经充斥了混乱的能量，其中好些团体都沉溺在了暴力当中；但是反贫困领域仍然处于休眠状态，对于非暴力运动纪律来说是一片未经开垦的沃土。金让利维森起草论据，说明黑人仍然是非暴力运动的先锋，并且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自己接下来将要激情投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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