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当金正在努力激励他手下规模不大的员工团队时，主流政治领导层的冲突正在席卷全国。11月26日，远离弗罗格莫尔度假地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参加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节目。他的态度在愧疚与厌恶之间来回摇摆。他对电视观众说道，“我们正在杀害无辜的人，要么因为我们不想在美国本土进行战争，要么因为这些无辜者身处在一万一千到一万两千英里之外。我们有权这么做吗？”主持人逼问他如何调和他对越战的严厉指责与他对约翰逊总统连任的公开支持，罗伯特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预防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我应该采取哪些不同于当前的做法，除了试图以某种方式离开地球之外。” 如此病态的坦率致使演播室陷入了一片沉默，主持人愣了半晌才开口打圆场：“参议员，显然没有人希望您离开地球。”

罗伯特表示他与约翰逊总统的过往纠葛过于复杂，因此他拒绝在1968年与已故兄长的继任者竞争总统之位，因为一旦他也投入总统竞选，“这将立即成为一场人格之争”，届时媒体一定会将他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之辈，试图从当之无愧的约翰逊总统手中夺走提名。”然而他欢迎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参加选举，从而为数百万反战美国选民提供一个健康的政治选项。12月3日，也就是接下来的周日，主打“抛弃约翰逊”旗号的活动家阿拉德.洛温斯坦在《与新闻界见面》节目当中庆祝麦卡锡同意竞选。一位嘉宾提出异议：“你不是还在等鲍比吗？”这条质问暗指了洛温斯坦长期以来对于罗伯特的招揽。洛温斯坦赌气地答道：“事实上，麦卡锡参议员不是也还在等鲍比吗？”他坚持认为，任何公民想要挑战现任战时总统都经不起犹豫。前一天晚上，准备给现任总统造反的人们在芝加哥的喜来登-黑石酒店举行了关注民主人士会议，洛温斯坦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民主基础的火热雄辩，一万两千名参会代表则起立鼓掌表示敬意。他抨击越南战争是行政暴政造成的隐秘道德腐败，而准备参选的麦卡锡参议员则坐在台下生闷气。不甘心被洛温斯坦比下去的麦卡锡登台之后针对战争的愚蠢与异议的危险发表了大掉书袋的演讲。他的发言投射出了某种异想天开的矜持，暗示约翰逊对于权力的渴望本身就是造成越南灾难的根本原因。公众尖锐地审视了麦卡锡的诗意超然立场，有些人因此而崇拜他，也有些人因此而诋毁他。他这样的超然态度看上去要么是新鲜的美德，要么是虚伪的缺陷。政坛大环境点燃了他和罗伯特之间的摩擦。这两人都是清教徒，虽然不甘不愿，但是依然成为了竞争对手——一个勉强跻身竞选，另一个依然尚未涉入。

在远离选举叛乱的其他政治领域，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长任期只剩下了高度紧张的最后一个月。随之笼罩降临的失落感令伯德.约翰逊夫人悲叹不已。麦克纳马拉连续两天独自来到约翰逊面前，呼吁减缓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总统对所有国家安全官员隐瞒了麦克纳马拉的突兀转变，就连批准升级战略的智囊团顾问们也不知情。对于麦克纳马拉来说，总统压制他的观点的做法破坏了两人之间的信任，致使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对于约翰逊来说，麦克纳马拉情绪低落的迹象导致人们窃窃私语：“我们手头上可能还有另一个福雷斯特。”这句阴险不详的评语指的是美国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在任期间崩溃自杀的旧事。约翰逊命令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整理了麦克纳马拉提交的书面异议，然后在不透露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结果遭到了智囊团几乎众口一词的拒绝。艾毕.福塔斯法官写道：“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建议的方案更糟糕——说什么我们要‘稳定’我们的军事努力水平并且停止轰炸，这简直是在为屠杀大开方便之门。不过这样做确实会在美国本土产生撤军的要求——事实上必须实话实说地评价这一做法：这就是撤军过程的一个步骤。”得到秘密共识支持的总统再度振奋精神，向记者透露国防部长将去领导世界银行。这相当于针对越战首席设计师进行了巧妙的政治安乐死，麦克纳马拉的疑惑在将近三十年后的回忆录当中仍然没有解开：“我至今不知道我究竟是主动辞职还是遭到了解雇。”

尽管约翰逊总统赶走了转变立场的麦克纳马拉，但是他却保留了对方已经私下表达许多年的的令人不安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于炸弹的效力的怀疑。其他人反复主张可以依靠更多更大的炸弹在越南取得胜利，麦克纳马拉却不肯相信这一承诺，总统也逐渐失去了信心。约翰逊告诉军事指挥官：“我开始同意鲍勃.麦克纳马拉的观点，看来这些目标不值得损失飞机。” 约翰逊既不肯撤军，又不肯接受僵局，于是他转而要求维持国内公众的信心， 希望美国人相信美军的战斗正在确保对越南的控制，而麦克纳马拉已经不再相信这种信心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了。官员们遵循了总统智囊团的主要建议，决心向美国公众“展示一些进展”。他们强调军事局面一片大好的主题，以此取代麦克乔治.邦迪所谓的消极聒噪，“母亲和父亲的儿子们面临的死亡与危险，以及一眼看不到结果的困境”。威斯特摩兰将军公开预言美军可以在两年内开始回家。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Ellsworth Bunker）宣布了“加快进展速度“的势头。军方也很少在这方面做出铿锵刺耳的不同判断。约翰.保罗.范恩上校（John Paul Vann）是一位在越南花了五年时间制定反游击战略的传奇战士。他在回国休假期间一开始受到了欢迎，直到沃尔特.罗斯托要求他私下保证最糟糕的战斗可以在六个月内结束。范恩在12月8日回答道：“可不能这么说，罗斯托先生。我生来就是乐观主义者。要我说我们肯定不至于坚持不到六个月就认输。”如此耿直而又丧气的态度刺痛了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罗斯托，事后他直截了当地评论道范恩这样的不敬权威之辈不适合从事政府服务。（范恩回到越南执行任务，并于1972年阵亡。）

约翰逊总统克制了给战争批评者打上不爱国烙印的冲动，但是他确实敦促政府人员在私下里骚扰他们。例如他对于金为华盛顿反贫困运动发出的第一次筹款呼吁就作出了强烈反应，该呼吁以斯坦利.利维森起草的语言框定了领导大会的运动战略：“非暴力可以适用于体现创造性破坏的激进抗议形式，同时避免肉体或者道德上的破坏……骚乱于战争的毒瘤足以破坏美国生活的民主核心。然而我们总还可以组织起建设性的力量。”总统在这封公开信上亲自写下具体指示，要求针对领导大会展开税法调查，从而加以报复。国税局局长谢尔登.科恩（Sheldon Cohen）在空白信纸上回复说，他的手下人“在过去三四年里”一直在针对金和他的领导大会基金会进行审计，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足以用来发力的法律把柄。福塔斯法官和他的妻子、税务律师卡罗尔.阿格（Carol Agger）秘密地表示同意，两人都指出金的行为并不构成欺诈罪，政府也无法合理合法地撤销在双方交往更愉快的时期帮助领导大会争取到的免税地位。几乎与此同时，约翰逊又收到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报告，声称福特基金会不久将宣布向金提供二十三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培训分散在各大城市的少数族裔教士的领导能力。碍于麦克乔治.邦迪的情面，总统不愿意直接询问福特基金会，因此要求胡佛给个说法。胡佛也是有苦说不出，他实在没脸告诉总统，主管基金会的邦迪卡死了联邦调查局破坏本次捐款的手段。于是他授意迪洛克向约翰逊讲述了一个大胆的故事：心肠软的邦迪一开始为金拨出了不少于四百万美元的专款，直到联邦调查局暗中干预之后才骤减到如今的数字。

不过胡佛这次还算有所收获：他注意到总统正在对金强压怒火，尽管金此前大力支持了他的伟大社会议程。这一点使得联邦调查局在进一步秘密攻击金的时候获得了额外的安全余地。胡佛在下发给联邦调查局所有办公室的正式指令当中将金与领导大会列为突出目标，号令全局上下“揭露、破坏、误导、诋毁或者以其他方式消解黑人民族主义仇恨组织的活动。”这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第三次全面发动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在此之前探员们已经展开了行动。他们向受宠的记者泄露宣传内容——“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报告准备就绪”——还为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在国会的长篇演讲提供素材，其中将金描绘成了一个“渴望权力的暴君”。到了十二月，胡佛还探讨了如何才能恢复针对金的电话窃听，此前这些窃听器根据约翰逊的命令遭到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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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星期天，金再一次来到了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这一天是这座他在事工生涯开端执掌的教堂建成九十周年，他的到来吸引了大量人群前来参加纪念仪式。现任本堂牧师默里.布兰奇（Murray Branch）开玩笑说：“甚至有些本教会的成员今天也是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在布道坛上，金诊断了美国这个同时患有种族主义、“强迫性物质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这三种大病的国家，宣称美国正在“走向精神层面的灭亡”，然后又宣讲了希望的意义。他重点讲解了使徒保罗关于信仰、希望和爱的长篇大论，从而在社会层面上区分了希望和欲望，并且认为真正的希望不可能是自私的：“你可能渴望一座漂亮的新房子，但是你希望获得自由。希望比渴望多出了‘我们’这一层品质。你可能渴望性爱，但你希望和平。”他认为将希望与乐观主义以及神奇期望区别开来的关键在于内在承诺：“真正的希望包括承认你所希望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他举了几个例子，还引用了耶稣的话：“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回顾了与“我的一些民族主义朋友”的讨论，声称自己在开合不定的希望之门面前指出了暴力学说与非暴力学说之间的致命分歧。最后他请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希望专家——“他们就是我们的奴隶祖先，想想吧。” 金对比了残酷的奴隶世纪与诞生在灵性当中的奇迹般的活力，然后向听众们坦诚道：“有些时候我也会因为每天都生活在死亡威胁之下而感到灰心。”他将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宣讲一段以基列的香膏为题的布道词。结束这段阴沉忧郁的讲话之后，金跟随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的会众们来到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脚下，近距离观察了正在进行的三K党集会现场。大龙詹姆斯.斯皮尔斯谴责了逃避兵役者、枪支管制法、“马丁.路西法.金"以及迪安.拉斯克允许异族通婚的丑行。一名身强力壮的三K党徒身穿带兜帽的礼袍，高举着拼写错误的标语牌——“我们的祖先为我们争取到了陪带武器的权利”——面无表情地游行。

金当晚赶到芝加哥进行了另一次演讲，然后赶回了家。在星期三的亚特兰大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们介绍了新任领导大会项目主任伯纳德.拉法耶特，授权他协调1968年春天的“穷人争取工作或者补贴运动”。新闻报道强调时年二十七岁的拉法耶特是非学委创始人之一，也是自由乘车者，而且他“在非学委接受黑人权力学说之前就离开了”。金还介绍了负责内部管理的新任执行董事威廉.卢瑟福。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窃听到了这项任命带来的影响涟漪。金在那天下午告诉斯坦利.利维森：“他不出一个星期就完成了我们两三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他工作起来真是太拼了。”在卢瑟福的鞭策之下，员工们逐一拆阅了随意堆放在箱子里的大批邮件，不仅发现了几个月前就已经寄来却一直没拆封的捐款，还发现了一封很久以前卢瑟福本人寄来的求职介绍信，信封已经发黄了；卢瑟福派遣的追踪人员在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发现了好几辆此前一直去向不明的租车；卢瑟福本人则解雇了一位非学委理事会成员的女儿，因为她在贝拉方特巡回演唱会期间开出了巨额娱乐账单。他还与亚特兰大唯一的黑人金融经纪人发生了冲突，因为此人自行决定拿着非学委的资金投资克鲁格金币，全然不顾这款金币的发行方是奉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这位经纪人很不服气地辩称分红的时候从来没人质疑他做得不对，于是卢瑟福把他也解雇了。

“何西阿再次提出要辞职，”金告诉利维森。威廉姆斯以一反常态的大量备忘录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辩护，其中仅12月15日就提交了三份长篇备忘录。他告诉卢瑟福：“我还想对于你试图评估我的性格表示愤慨与不满。”同一周，杰西.杰克逊缺席了关于贫困运动的第一次行政人员会议，卢瑟福随即针对无故缺席和迟到的员工实行了罚款制度。他在一封写给杰克逊的通知信中抱怨说：“你向我保证过你会充分合作。”信中虽然承认罚款“显得有点幼稚”，但是又反问道，如果领导大会甚至不能准点召集自己的员工，还怎么指望组织整个美国。接下来卢瑟福与安德鲁.杨一起飞往芝加哥与杰克逊会谈，留下了一份关于他从金那里领受的第二项秘密任务的积极报告。现在詹姆斯.哈里森的财务办公室上了锁并且新开了一个办事窗口，这样一来领导大会的员工们不必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能办理业务，自然也就不必在堆满现金的办公桌旁边徘徊。使卢瑟福感到满意的是，谨慎的审计表明每天的现金流都做到了出入平衡，哈里森与何西阿.威廉姆斯没有挪用一分一文的运动资金来供养他们的隐蔽公寓。得到准信之后，金对于两人私下享受的神秘奢侈品也失去了继续追究的兴趣。他以及领导大会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没有怀疑哈里森两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线人——此人偷偷摸摸地与联邦调查局探员见面，奉上各种小道消息与偷出来的内部报告。联邦调查局为他开设了代号为AT.1387.R的账户，这笔外快比金开给他的工资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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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星期五晚上，一百名知识分子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举办论坛，讨论暴力与权力的核心问题。这个话题吸引了媒体的不寻常兴趣。《人类状况》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作者汉娜.阿伦特宣布：“一般来说，暴力总是源自无能。”诚然，权力与暴力从来都联系密切，例如政府本身就被普遍定义为对于合法武力的垄断。（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写道：“所有的政治都在于争夺权力；权力的最终体现是暴力。”）但是阿伦特却主张人们不应当将这种联系视为理所当然。许多经典学说都将暴力置于自然过程的核心，例如卡尔.马克思主张暴力是历史诞生的阵痛，乔治.索雷尔主张暴力是对于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冲击，阿伦特同样针对这些经典提出了质疑。她嘲讽地指出：“现在萨特甚至告诉我们，不是劳动而是暴力创造了人。”她反对“暴力的海市蜃楼”，并且引用了非洲反殖民战争代言人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令人惊讶的警告：暴力往往会蜕变成冤冤相报。其他参会人员赞扬了阿伦特的态度，不过同时又为暴力辩护了几句，从而缓和她的感性论述。作家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诙谐地引用了一位爱尔兰独立运动活动家的言论：“暴力是确保温和意见得到倾听的最佳方式。”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则主张他可以轻松指出“在哪些情况下暴力确实可以消除更大的罪恶”。

作家苏珊.桑塔格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上述讨论都是炫技的理论体操，却回避了他们这个时代的紧迫问题：“这个房间里的各位，以及我们认识的人们，是否应该参与暴力？”乔姆斯基坚定主张一切抗议者都应该保持非暴力，并且提出了三个有力的理由：面对政府压倒性的力量，暴力对抗实属徒劳；在政治层面，“暴力会促使尚未表态的人们走向对立面”；最后人们必须意识到“参与暴力行动的个人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反对乔姆斯基的人们引用了自从沃茨骚乱以来不断增强的反叛暗流。事实上《纽约时报》在同一个周末的头版发表了调查结果——“白人自由派在种族融合问题上的转变”——表明黑人权力学说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根据黑人权力理论的主张，种族暴动与黑人抛开白人的单独发展可以有效化解黑人遭受的屈辱，而且美国知识界也正在逐渐欢迎这套主张。参会人员对于这一趋势则十分不以为然。哈佛大学的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叹息道，就在社会上的反对者终于开始让步的时候，学术界的支持者却转向了反对种族融合的道路。《时代周刊》援引丹尼尔.莫伊尼汉的话，模仿教授们对肤色界线的嘲讽。“好吧，你们刚攻占了纽瓦克，那么我们就拿下普林斯顿好了。”诺曼.梅勒表达了宽慰人心的打气言论：“战争可能是（种族压迫的）最后一计补药。”贝亚德.拉斯廷哀叹道，利用烟幕弹转移注意力的手法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当年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美国原本承诺要为得到解放的四百万黑奴没人提供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但是事到临头才发现“这很难实现，于是人们就将兴趣从黑人身上转移了开来。”

学生领袖汤姆.海登（Tom Hayden）在格林威治村论坛上向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挑战：“你们不妨拿我当成麻风病人，但是我依然认为在和平运动当中运用暴力并非全无道理。”海登时年二十七岁，曾在1962年协助创建了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在此之前也曾投身民权运动并且入狱。出身于纽瓦克的白人贫困工人家庭的海登为种族骚乱的暴力辩护，认为骚乱者只想“搞几张床垫，几套衣服，再搞几瓶烈酒留着过冬。”他援引了西班牙和古巴的历史先例，坚持认为只要有了持不同政见者预先奠定的坚实政治基础，那么暴力也可以是合法且积极的。此外他还认为美国的抗议者已经用尽了和平的民主渠道。他告诉阿伦特：“在我看来，除非你能开始展示——不是在语言上，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你能结束越南战争，结束美国的种族主义，否则你就不能谴责那些等不及你采取行动的其他人诉诸暴力。”就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一样，海登凭借着新锐的激情赢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身为著名哲学家的阿伦特努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历史依靠非暴力的力量上向前推进，但是她的论点却令人遗憾地遭到了忽视。阿伦特补充说：“如果我们看看已经发生的革命，我完全不确定它们的成功基于暴力”。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战争与几乎遍及全球的政治危机的刺激下，阿伦特将会重新思考她的立场，并且意识到“单纯主张权力不等同于暴力是不够的”。诚然，上至高级理论，下到日常生活的普通本能，关于暴力的假设可谓根深蒂固。然而在《论暴力》一书中，阿伦特却针对这一假设提出了一则原创论题。她断言：“权力和暴力相互对立。在一个人绝对统治的地方，其他所有人都会缺位……暴力可以摧毁权力；它完全不能创造权力。”阿伦特驳斥了暴力。她省略了披挂在武力身上的仪典外皮，也不顾武力可能抱有怎样的崇高抱负与道德遗憾，转而宣称无能毁灭的历史现实正在到来。她将暴力定义为对于自愿认同的否定，而自愿认同又是建设现代政治的原材料。她还否定了军队与电影英雄的暴力是实现更大利益的必要之恶的信念，将其称为 “哲学偏见”。阿伦特写道：“这种历史悠久的观点已经变得越发危险，原因很简单。它激发了希望，驱散了恐惧——但是这种希望十分奸诈，被它驱散的都是合乎情理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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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一周，约翰逊总统围绕着麦克纳马拉针对政府的越南战略的书面背弃撰写了一份独特的“档案备忘录”。他写道：“我已经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这篇文章，”然后阐述了为什么他认为麦克纳马拉主张的稳定战局计划“在河内和美国都会被视为意志衰退的标志”。约翰逊把这份备忘录当作最后的遗嘱，并未将其交给员工们审阅，而是单独保存起来并且附上一张便条，要求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非常仔细地阅读附件”。第二天总统出国访问，首先来到澳大利亚出席了已故总理哈罗德.霍尔特的葬礼，然后在墨尔本与亚洲领导人举行了战争会谈，之后他转向北方，经过十个小时的飞行来到泰国的霍拉特空军基地，在午夜时分向匆忙集结的美军飞行员致敬：“你们这寥寥几十人就死死钉住了几十万北越敌军。” 在黎明前他又对航空机械师发表了类似的讲话。12月23日星期六上午他飞往南越检阅部队——“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也不会摇摆不定！”——然后拖着一飞机因为行程盲目而满腹火气的记者们出其不意地往西飞去。总统专机首先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着陆，总统在跑道上与巴基斯坦总统举行了峰会。与此同时，总统访问团的先头部队也从罗马秘密传回了航空路线纠结不清的状况。听说约翰逊临时有意访问罗马的传闻之后，无数意大利反战示威者纷纷聚集了起来。为了避开这些人，约翰逊在周六晚上改乘直升机降落在梵蒂冈城墙以内的一片花园里，驾驶员事先甚至从没进行过演习。然后他在一名助理的陪同下匆匆赶到教皇图书馆会见了保禄六世。

在接下来的七十五分钟，约翰逊向教皇描述了自己的战争政策。他声称自己的决策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实现和平，以便让美国尽快回到教育、健康以及社会正义等等优先领域。他告诉教皇：“我的右手保持着稳定的压力，而我的左手则寻求谈判。”鉴于“河内根本不打算坐到会议桌前”，总统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请求，希望梵蒂冈出面说服南越的少数派天主教统治者——包括新任总统阮文绍与他的大多数手下——让他们自行与越共私下秘密和解。这是一项艰险的计划，旨在从政治层面分裂越共，将越南分裂成南北两部分。正当约翰逊极力拉拢教皇协助的时候，保禄六世却注意到了约翰逊为记者们预先起草的联合声明当中的一句话：“我们永远不会把南越交给侵略者或者攻击者。”教皇针对这句话提出了温和的反对：“我非常清楚地理解了您的良好意图和美好希望，但是您必须明白我永远不能认同战争。”相反，他建议美国从今往后停止轰炸——“使之成为一场更加防御性的战争，而不是一场进攻性的战争。这将加强您在世界的道德地位。”约翰逊拒绝了教皇提出的延长即将到来的假日休战的请求，理由是他手下的军事主官一致认为胡志明会抓住任何机会派出“前保险杠挨着后保险杠的卡车车队”，将援军安全地运送到战线上。总统声称在三十七天的轰炸暂停期间，越共已经积累了足够消耗七个月的军需物资，只为尽可能多地杀死美国士兵。

保禄六世间接质疑了战争逻辑的钳制力：“他们的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物资都来自哪里？”

这句质疑暗示越南人民正在与越共合作反对约翰逊，而约翰逊的回答则回避了教皇的暗示：“他们的人马全都是通过恐怖手段从南方招募的，他们的兵源现在只剩下了十四岁的男孩。”总统坚持认为他的敌人在军事层面已经走上了绝路。尽管如此，他依然恳请教皇敦促他的南越天主教盟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和解谈判，尽管这一设想在政治层面同样孤注一掷。教皇表示他愿意竭尽所能，但是他们两人都很清楚，南越领导人认为主动接触共产党人无异于自杀式的叛国行径，他们更愿意依靠美国的武器。获得教皇许可之后，约翰逊发布了两人的联合声明——其中“删除了一句话”——然后匆匆回到空军一号。1967年12月23日就此成为了有记载以来最长的美国总统工作日。一位强撑困意目光呆滞的白宫助理后来声称这次出访堪称“菲尼亚斯.福格一般的冒险”。返航的空军一号再次追逐着地球自转，于12月24日早些时候到达华盛顿，带回了约翰逊总统的圣诞夜信息，其核心内容宣扬了总统对于解决越南冲突的不竭渴望。然而总统很快就被梵蒂冈方面的新闻报道气得暴跳如雷，因为教皇质疑了他对于和平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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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新年庆祝活动彰显的美国社会文化显现出了某种被焦虑阴影笼罩的青春活力。进入1968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表骄傲地记下了两亿公民这个数字。这一年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执行死刑的年份，无论是在各州还是联邦层面。一等邮票的价格在1月7日从五美分上涨到六美分。自从出现第一个正式伤亡人员算起，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六年之久，并将在几个月内超过1775年至1781年的独立革命，成为美国历时最长的战争。但是这个计算起点始终被争议笼罩，因为美军在亚洲的早期死亡人数一直模糊不清。因此众多美国人也理所当然地将越南视为了来自遥远阴霾的可怕暗流。1967年的年终审查显示美军在越南的累计死亡人数为一万五千九百人，另九万九千人受伤。此时还很少有人预料到1968年的伤亡人数将会就会逼近过去几年的总和，或者这一年将会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暗杀与动乱的分水岭，但是弥散的疑惧还是暗示了这一年的血腥前景。威斯特摩兰将军派出六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去守卫孤立的溪山要塞，抵挡四万名北越士兵的围攻。这样的作战态势难免促使人们不安地回想起当年法军在奠边府的决定性投降。

白宫的国内顾问们正在展开辩论，论题是总统在一月份关于民权的讲话是否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完全不歧视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实现”。反对者担心如此缓慢的时间表“会给认为伟大社会是骗局的黑人权力之流提供弹药”，支持者主张奉行现实主义而不是沉湎于儿童读物式的美好幻想，希望培养人们不顾挫折和伤痕，对于长期进步保持耐心。在密西西比州，霍尔姆斯县的罗伯特.G.克拉克（Robert G. Clark）在当月坚持不懈地成为二十世纪第一位黑人州议会众议员——上一次黑人加入密州州议会还是1894年的事。他因没有收到邀请函而错过了庆功典礼宴会；新任众议员举行官方游行的时候，他借了一辆车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其他众议员坐在平台上参加就职仪式时，他独自一人站在台下；最后他在单独摆设的另一张桌子面前完成了宣誓仪式——所有人对于这一切全都视而不见。他在密州州议会坚持存在了几十年，然后于1992年成为了临时议长。*

*【克拉克于2003年退休，就此成为了密州众议院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议员。2004年，他又成为了第一位以姓名为密州州政府办公建筑命名的非裔美国人。】

在纽约，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于1968年开始就电视、报纸、地铁和广告牌广告当中缺乏少数族裔面孔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媒体高管们一方面申辩称自己无力影响广告客户究竟采用怎样的图像，同时又强调他们一直致力于机构内部的种族多元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总裁威廉.菲茨（William Fitts）作证说：“二战结束后我们立即决定积极寻找非白人员工。”但是他也承认种族多元化在高于收发室的岗位层级上几乎毫无进展。听证会后第九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第一位黑人摄像记者哈尔.沃克（Hal Walker）。《纽约时报》的人事主管约翰.莫蒂默（John Mortimer）遭受了尖锐的质问，因为人们注意到这份报纸的全白人员工队伍昂然征讨种族问题的报纸社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被问及《纽约时报》是否曾经雇用过一名波多黎各记者时，他回答说：“我并不这么认为。”新任命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克利福德.亚历山大证实，确实有一家投资公司刚刚打破了禁止派黑人文员或或者送信员进入交易大厅的肤色限制。巴奇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表示：“据我所知我们是第一家这样做的公司。”证人证实，纽约市九十一家职业中介机构当中有六十家仍然愿意接受 “非犹太裔白人秘书”的招工要求，还有好几家著名广告公司口头声称追求种族多元化，但是就是不肯雇用任何少数族裔专业人士。金融领域的状况也大同小异。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弗雷德里克.莫斯利（Frederick Moseley）作证说：“本公司不存在种族隔离的职业设施。”197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会认可第一位黑人成员*，在此之前国会领导人将会确保亚历山大提前从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辞职。逼他辞职的理由是他紧紧纠缠各位雇主加快平等就业进度，超过了雇主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步调。

*【此人名叫约瑟夫.L.希乐斯（Joseph L. Searles）。金的律师克拉伦斯.琼斯在纽约某证券公司担任合伙人期间与此人合作密切。此外在196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接受了第一位女性交易员莫丽尔.希伯特（Muriel Siebert）。在所有权层面之下，美林公司于1965年雇用了三名黑人，从而整合由两千二百五十名股票经纪人组成的销售队伍。】

在华盛顿，J.埃德加.胡佛声称共产主义领导人“回顾1967年的时候想必颇为得意”。新闻分析家们注意到，胡佛的年度报告综合了来自颠覆、反战抗议和种族煽动的可怕威胁。尽管美国社会此时一直认为正牌美共成员已经少之又少，胡佛却将这一点包装成了更加精妙的危险。他警告称美国的敌人非常乐意“看到政府的越南政策遭到持久且广泛的反对，特别是来自非共产主义者的反对。”他还认为与此同时黑人权力的激增“造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气氛，对于许多黑人来说这意味着暴动、纵火、抢劫和杀人的‘权力’。”私下里，胡佛还发起了一场协同警报。1月2日，他正式要求针对金进行新一轮电话窃听。第二天，他向约翰逊总统发送了一份基于詹姆斯.哈里森的线人报告的机密蓝图。为了即将于春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公民不服从示威，金正在招募志愿者。胡佛的蓝图列举了作为招募地点的十五座城市以及五个农村地区，以及迄今选定的四十六名招募专员的预定分布。1月4日，在没有通知白宫的情况下，胡佛命令联邦调查局外地办事处为一项新的秘密行动建立每一位员工与志愿者的档案，代号为POCAM（代表“贫困运动”），企图以此阻止金。这是联邦调查局针对“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反情报计划的专门方向。

1月5日，政府的压力从另一面向金袭来。司法部针对去年秋天登门上交近千张征兵卡的五位成年人提出了刑事指控。金在谈到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时——“斯波克被起诉”——非常怀念明确的道德选择。他在周日布道时宣布：“我希望我没有身为牧师的征兵豁免权。我要敬告联邦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人，他们怎样对待斯波克博士和威廉.斯隆.科芬——我的好朋友，耶鲁大学的牧师——也可以怎样对待我。他们可以准备好给我定罪。”在接下来的一周，金的巡回演讲路线从明尼苏达州延伸到北达科塔州，期间他回绝了与斯波克一起参加新的越战集会的提议，因为斯波克依然还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相关团体拉扯不清。去年八月劳工节全国新兴政治会议在芝加哥召开，结果只能用乌烟瘴气来形容，出席会议的金也落了个灰头土脸，现在他只想对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敬而远之。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金还拒绝要求五名被告接受监禁而不是针对起诉提出异议，但是他确实允许跟随他出行的法律顾问哈里.瓦赫特尔在1月11日的纽约核心会议上如此主张。瓦赫特尔认为标准的辩护策略只会给这场旨在诉诸良知的正剧拆台，使其沦为旷日持久的拉锯官司，官司的焦点也会变成关于异议的技术限制，失去放大反战情绪影响的难得机会。科芬至少在一开始同意了这一策略，因为他在司法部举行上交征兵卡仪式的原本目标就是与其他寂寂无名的年轻拒服兵役者一起接受监禁。然而新聘请的辩护律师团一想到要向政府的严厉阴谋起诉书投降就感到羞愧，他们的职业热情——战斗，胜利，确保客户不用坐牢——压倒了被告的创伤与矛盾。金对于这一转折仅仅表示了泛泛的支持，并且向瓦赫特尔解释了他的沉默：“我不能告诉另一个人他应该什么时候进监狱。”

第二天上午，科芬在贝尔蒙特广场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决心“在美国法庭上以传统的美国方式对抗政府”。记者们随即失去了对于本案的兴趣。还是金挽回了新闻界的兴趣——“金博士呼吁在首都举行反战集会”。他宣布CALCAV神职人员将在二月举行第二次和平朝圣，“要么我们结束越南战争，要么我们许多最敏感的公民必须被送进监狱。”斯波克.科芬案件将会于当年夏季在波士顿进行审理，公诉方将会指控五名被告阴谋勾结，而为被告辩护的知名律师将会指出五名被告不仅先前从未参与过反战抗议，而且彼此都不认识。这一招让辩方牢牢掌握了庭审主动权。科芬的律师詹姆斯.圣克莱尔（James St. Clair）提供证词，声称被告收集征兵卡的行为非但没有妨碍征兵，反而加快了征兵进程，因为这一做法提前甄别出了不适宜当兵的无赖汉。激进的律师伦纳德.布丁（Leonard Boudin）是斯波克的辩护人，他针对斯波克受到的每一条指控都提出了异议。至于斯波克则发现自己在受审期间的轻松心态令他本人都感到惊讶：“像我这样从小循规蹈矩的人，如今不仅遭受了联邦罪行的审判，而且竟然还在庭审现场打起了瞌睡。”曾经担任纽伦堡首席检察官的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这次担任了马库斯.拉斯金（Marcus Raskin）的辩护人，并且赢得了陪审团的无罪判决。他的当事人听到判决之后当场瘫倒，眼里流下了遗憾的泪水。其余四名共同被告则欢迎了法庭的定罪，尽管他们的罪名都在后续上诉当中遭到了推翻。最后，辩护方的法律策略牺牲了公民不服从的原则来维护第一修正案。相比之下，CALCAV纽约分部的神学院学生巴里.约翰逊（Barry Johnson）在回应夏季征兵通知时将自己与八名成年支持者用锁链拴在一起——其中包括巴尔福.布里克纳拉比以及一名越南阵亡士兵的母亲——并且祈祷军方做出选择，要么将他们一起逮捕，或者将约翰逊与他的“同谋者”分开。白厅征兵中心的军官们无视这些纠缠不清的影响，从未起诉约翰逊，因为政府律师不希望为了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而宣扬军事胁迫的手段，以免激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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