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政治激情考验着民主的制度核心。邦德诉弗洛伊德案此时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权衡了佐治亚州的论点：当选州议会代表朱利安.邦德缺乏宣誓就职所需的真诚品格，此人的品格缺失并非因为他的肤色，而是因为他批评越南战争。首席大法官沃伦尖刻地写道：“佐治亚州试图区分两类动机不同的排斥，其一是据称基于种族原因的排斥，其二是据称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排斥。这一论述未能说服我们。”12月5日，八位大法官一致裁决佐治亚州议会必须接纳邦德。这位二十六岁的前任非学委宣传员已经三次当选州议员，但尚未就任。一位州政府官员悻悻地表示：“我们都很失望。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显然不被允许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的抱怨标志着对于南方来说看似亡羊补牢的教训，但是就在此时，华盛顿又爆发了一场驱逐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运动。《纽约时报》宣布：“加州民主党人计划在国会进行禁止鲍威尔就职的斗争。”《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新闻宣称：“鲍威尔太明目张胆了。”这位有权有势的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主席虽然十二次在哈莱姆区正式当选，但是却激怒了许多国会同事，因为他总是喜欢高调张扬“所有议员都有条件进行，而且许多人也确实一直在悄悄进行的占便宜行为。鲍威尔的信条是，任何白人能干的事情他都能干。”

颇为巧合的是，关于联邦调查局监控的长期争斗也在同一周来了个华丽亮相。几天前，最高法院刚刚裁定对一起逃税案的被告、来自布鲁克林的乔.希帕尼（Joe Schipani）维持原判；现在司法部副部长瑟古德.马歇尔却要求大法官们撤销这一裁决，并且歉意地指出控方并未告知辩护律师或者法官，哪些证据来自通过“非法侵入”安装的麦克风窃听器。马歇尔进一步表示，由于这是最近发现的第三起此类案件，司法部将会审查过去和现在的联邦诉讼，从而确定是否存在尚未公开的窃听行为。《时代周刊》头版头条报道称：“美国审查窃听案件。”

公开报道打破了白宫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围绕过去十八个月的地下秘密活动的脆弱休战状态。眼看着外人发现了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政府内部随即掀起了关于责任的争论，然后就引来了异常直率的总统命令：总统禁止一切偷偷摸摸安装的麦克风窃听器。用卡岑巴赫的话来说，是否遵守这项规定成为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之间“一个非常情绪化的问题……联邦调查局方面几乎威胁要停止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调查，如果他们不能使用这种技术的话。”胡佛声称自己掌握着广泛但模糊的法律权威，足以支持使用麦克风窃听器的做法。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对此反应激烈，因为他在这方面早已授人以柄。他的签名潜藏在几百份正式窃听申请当中，这些申请要求针对电话线进行侵扰性较低的监听，此类窃听器不需要非法入室就能安装。罗伯特坚持声称，他在担任司法部长时甚至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会采取窃听手段，更不用说批准使用窃听器了。罗伯特针对联邦调查局秘密不当行为的指控越发激烈，最后干脆向他的继任者与前任副手卡岑巴赫发起了隐晦的呼吁。他派遣一位信使向卡岑巴赫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如你所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我不想被人射冷箭——我没做出过活该挨冷箭的事情——反正无论是否活该我都不喜欢冷箭。我不能像J.埃德加.胡佛那样给你写那么多备忘录，通过电话讨论这个问题则无异于犯蠢。我对这个问题有着强烈的感受。我给你写信就是为了这个，没有别的什么事可说。”

到了1966年7月，卡岑巴赫不仅设法挖出并且关闭了联邦调查局私自安装的室内窃听器，而且还关闭了许多电话窃听器。不过总统要求的窃听限制甚至超出了卡岑巴赫本人认为的合理程度，特别是总统催促他赶紧拆除针对马丁.路德.金的敏感装置。（约翰逊在电话中仔细询问道：“你已经禁用了那个小玩意是吧？”司法部长回答道：“它已经没了。”总统说道：“最好确实如此。”）卡岑巴赫只得对胡佛连哄带劝，还从法律层面上告诫胡佛趁早收手，不要继续追究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偷车罪名。因为一旦政府决定以偷车罪起诉威廉姆斯，那就一定会将针对金的窃听牵扯出来，到时候谁脸上都不好看。他之所以主动申请调职到国务院工作，部分原因在于他与胡佛的关系已经破裂到了就连表面客气都维持不住的地步。

尽管不甘不愿，但是胡佛还是放弃了入室窃听，从而降低他在官僚体系内部承担的风险。此外他还不顾情报部门副手威廉.苏利文的强烈反对，暂停了通过调查性盗窃来收集情报的另一路行动。苏利文在一份恳请胡佛局长重新考虑的陈情书当中承认：“我们没有获得在调查局之外执行‘黑袋’任务的授权。这种技术显然涉及非法侵入，因此不可能为其获得任何法律批准。” 不过苏利文接下来又为联邦调查局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他认为调查局在工作当中已经证明了入室盗窃是“一种宝贵的技术”，具有“广泛的效用”，可以收集到其他侦查手段搞不到的信息。等到瑟古德.马歇尔点燃了关于窃听器的公众争议时，胡佛不得不重复了他的保护性禁令。他通知各位高管：“我注意到局里的官员仍在要求使用‘黑袋’技术，这种做法——包括隐秘地侵入任何类型的场所——今后将不会得到我的批准。”

已然任职四十多年的胡佛更喜欢政治间谍工作赋予他的权威外衣，而不是执法人员这层身份压在他身上的责任。但是他依然引导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活动远离了非法侵入的禁区，转向了更微妙的手段。不久之后，联邦调查局通过线人得知马丁.路德.金的领导大会极度匮乏资金，因此计划向卡车司机协会主席吉米.霍法募集一笔捐款。很久以前在柳佐的葬礼上，霍法曾经向金捐赠过两万五千美元，这一回金打算再续前缘。胡佛随即授权德克.迪洛克先发制人，一定要暗中搅黄此事。于是迪洛克命人抛出了一篇旨在离间霍法与金的假新闻。此前卡岑巴赫为了安抚胡佛而保留了针对斯坦利.利维森的电话窃听器，现在探员们谨慎地监听了利维森的通话，听到利维森震惊地向克莱伦斯.琼斯讲述了刊登在《纽约每日新闻》上的这篇虚假报道————文章声称霍法希望收买几个像金这样的朋友为他造势，因为他面临着三十五年的联邦监禁判决，此时正在等待上诉。（“哎呀，那篇文章真是这么说的吗？”琼斯感叹道。利维森难过地反驳道：“怎么，你认为是我编的吗？”）线人很快告诉探员，大为尴尬的霍法将金称作“假货”并且取消了与金的会面。从始至终联邦调查局都安全地躲在暗处煽风点火。迪洛克在任务汇报当中宣称“我们的反间谍活动旨在挫败金从卡车司机那里获得经费，到目前为止这一任务相当成功。”胡佛在报告上批示道：“非常好。”

针对利维森的电话窃听还提醒胡佛注意到了金与前任白宫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之间正在萌芽的联系。邦迪此时正在担任福特基金会这一美国最大私人慈善机构的主席，最近他在不出几天的时间段内代表福特基金会宣布了两项颇有忏悔色彩的倡议。首先，邦迪提议利用卫星通信技术来建立美国第一个公共广播网络，而且他用意很深地与电视主管弗雷德.弗兰利共同开发了这个项目。虽说邦迪与弗兰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前者是越战的设计师，后者是反战的批评家，还曾因为坚持转播富尔布赖特听证会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但是两人却共同拥有一条压倒分歧的信念：国家意志的执行必须基于不受约束的公共辩论与直接了当的宪法决策。接下来邦迪又将种族关系推上了福特基金会的议程，宣称“全体美国黑人的完全平等是这个国家当前最紧迫的国内问题。”此前邦迪曾经公开承认自己一开始对于民权运动缺乏兴趣，为了弥补这一点，他悄悄雇用了两位金的贴身顾问的联系人。联邦调查局探员们早就知道了邦迪的立场转变，金的顾问们则一直蒙在鼓里并且吃惊不小。调查局的窃听人员听到了顾问们的顾虑，他们担心一贯作风呆板的基金会是否真的打算资助领导大会的公民项目，尽管基金会声称十分欣赏领导大会为芝加哥青年帮派设立的非暴力讲习班。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但是捐款谈判还是很快进展到了邦迪与金当面会谈的阶段。1966年中期选举过后，邦迪干脆委派他的两位新聘种族专家加入了领导大会的员工团队，为金出席美国参议院关于贫困挑战的听证会准备了四十四页证词。依旧满心疑虑的理想主义者利维森此时的立场摇摆不定，既担心与福特基金会的合作会对领导大会造成负面影响，又舍不得拯救民权运动的财政基础的巨大希望。他告诉安德鲁.杨：“我不想要五百万美元，我想要的数额要少得多。五百万美元恐怕会毁了咱们。”

迪洛克这次故技重施，又找上了基金会的母公司福特汽车的副总裁约翰.布加斯（John Bugas）出面挑拨基金会与金的关系，没想到布加斯却在邦迪这里碰了个硬钉子。曾经任职于联邦调查局的布加斯声称自己掌握了匿名来源的秘闻表明金这人如何如何不堪，但是邦迪却表示他对于这种藏头露尾的小道消息听都不听，反而要求布加斯说清楚这位匿名来源姓甚名谁。布加斯表示消息来源不希望泄露身份，邦迪立刻就猜测此人应该听命于联邦调查局。接下来他又提出如果这位调查局官员愿意公开站出来指控金，那么他倒是很乐意听一听对方想说的话。这番回答在调查局总部宛如碰翻了开水炉一般，人人避之不及。迪洛克既羞又恼地总结道：“我个人觉得邦迪属于那种常春藤联盟出身的伪知识分子，对联邦调查局不怎么尊重。”他已经放弃了直接作梗的指望。胡佛也表示赞同：“我们在邦迪身上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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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极少遭受公开挑战，而且每当受到挑战时他也总会毫不客气地对挑战者发起激烈的政治反击。比如最高法院责备他不该让这么多案件都遭到非法窃听的败坏。为了规避自己的保密限制，胡佛使了一招抛砖引玉之计。他并未直接开口驳斥最高法院的指责，而是让迪洛克执行了一项机密任务。胡佛假托第三方的口吻给自己写了一封询问信，并且将这封信交给了迪洛克；然后迪洛克诱使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H.R.格罗斯（H.R.Gross）在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格罗斯将这封信寄给胡佛并且收到了回信，然后就顺从地将回信内容发布在了12月11日星期日的《时代周刊》头版：“胡佛断言罗伯特.肯尼迪协助了窃听。”罗伯特随即抛出一份反驳声明——“胡佛先生显然遭到了误导”——以及他的前任联邦调查局联络人撰写的一封信，其中指出罗伯特处理了许多电话窃听申请，但是从未批准过入室窃听。胡佛等得就是这套说辞。联邦调查局总部立刻行动起来，在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25分发起了一轮压倒性反击，其基础是胡佛的声明，即罗伯特的立场“绝对不可想象”。迪洛克的助手们随即将胡佛声明的复印件连同“联邦调查局官方记录”当中的样本文件寄给了每一个外派办公室，“以供可靠的新闻联系人使用并且提供协助。”各家外派办公室向上级保证，虽然他们小心遵守了联邦调查局形象守则的细微要求——例如探员们一律拒绝在新闻镜头面前阅读材料，以免谈到不愉快话题的时候被镜头拍下他们为难的样子——但是胡佛声明当中的尖锐言论依然按照计划引领了大多数周日晚间的新闻报道。罗伯特一下子陷入了四面围攻，只得坚称他并不知道入室窃听器的存在。

民主规范和宪法平衡的问题很快就让位给了轰动全国各地的头条新闻——“罗伯特大战胡佛”（小石城），“窃听器与正义”（纽约），“你相信哪一边？”（查塔努加），“窃听风波实在糟糕”（萨克拉门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罗伯特与胡佛之间的个性冲突是一场非常适合华盛顿的“拳脚互殴”，因为“这座城市最喜欢的就是公共官员之间的全力争斗。”来自首都的报道——“总统在窃听风波中冷眼旁观”——准确地暗示约翰逊总统也接收到了联邦调查局针对罗伯特的指控。胡佛甚至让迪洛克向福塔斯法官介绍了所谓“可以摧毁肯尼迪”的不检点行为；卡岑巴赫在司法部的继任者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则告诉约翰逊，胡佛已经排好了“四十到五十位”证人的宣誓书，全都主张罗伯特当年批准了调查局使用入室窃听器。12月14日，《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道说，针对官员的怀疑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华盛顿没有人敢于确定自己能在电话上进行私密通话。”他的专栏当中还浮现出了以下谣言：“自从肯尼迪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就会在种族混乱期间监听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电话交谈……谁授权进行了窃听？我们不知道。”

喧嚣的偏执给第二天的参议院贫困问题听证会蒙上了阴影。金在听证会上提到了战争预算的数十亿美元上调，并且指控美国搞错了优先事项：“光是这一项错误就超过了承诺用于扶贫项目的金额的五倍。扔在越南的炸弹在国内爆炸——摧毁了建设一个体面美国的希望与可能性。”他将占美国贫困人口四分之一的黑人作为晴雨表，指责“为黑人实现安全与平等还没有成为一个严肃且不可逆转的国家目标”。罗伯特.肯尼迪是出席会议的仅有的两名参议员之一，他与金进行了一次基调悲惨的对话，探讨为什么非暴力似乎只在南方产生了希望。

会后记者就雷斯顿的报道向金提问，得到的反应很平淡：“金博士‘假设’电话被窃听/但表示他不知道为什么/各国使馆很平静。”联邦调查局官员同样拒绝发表评论，他们在纽约的窃听部门则颇为讽刺地监听到了金的律师之间关于窃听新闻的冷淡讨论。斯坦利.利维森认为肯尼迪总统本人早在1963年就警告过金要小心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哈利.瓦赫特尔则认为金的态度不该如此宽容，而是应该表达出更强烈的愤慨。他告诉利维森：“既然有人正在从事非法行为，那么你就不应该这么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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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另一场关于失去的美国纯真的戏码转移了公众的关注，并且帮助胡佛闯过了这一关。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大卫.布林克利轻描淡写地将这一事件称作“《新约》以来最大的出版界新闻”。12月16日，寡居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提起诉讼，要求阻止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书籍上市发行，因为这本书重新揭开了太多的原始伤口。此前她选择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执笔此书，如今遭到诉讼的曼彻斯特同意删除这本书的开篇章节，从而安抚杰奎琳。这部分内容描述了肯尼迪多年前的一次得州之行，作者将这段文字处理成了一则关于边疆男子气概的寓言，讲得是林登.约翰逊如何诱使一位优雅而又胆怯的当选总统在自家牧场上射杀野鹿。除去这项删改之外，曼彻斯特为文稿的其余部分进行了辩护，并且向遗孀承认自己极其失败地“没能抑制住我对于某位杰出政治家（林登.约翰逊）的偏见，他总是让我想起晚间节目当中D级电影里的角色。”无数流言蜚语随即渗入了媒体，人们纷纷揣测是不是罗伯特.肯尼迪要求作者进行修改，他为什么要这么要求，以及他向作者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圣诞节这天，约翰逊总统向着福塔斯与其他密友大发牢骚，声称这本书在描写血腥的权力转移过程时一直在嘲笑他。总统告诉比尔.莫耶斯：“我可不记得我管肯尼迪夫人喊过‘宝贝儿’。我认为他们在描写得州人的时候非得加上两句口头语才觉得足够地道，例如‘恁几位’或者‘来嘞’这样的。”莫耶斯警告说，有媒体声称约翰逊编纂了他在白宫的电话记录用来反驳曼彻斯特。他轻快地向总统保证：“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通话并没留下逐字记录。”

“不对，确实有的，”约翰逊反驳道。“而且有很多。”

莫耶斯一愣，“我还以为——”

“他们都不这么认为，但是其实有很多，”总统低声说。

莫耶斯反问道：“我以为胡安妮塔（总统秘书胡安妮塔.罗伯茨）说过，那时候我们没有安装电话录音设备。”

“不，都装上了。”约翰逊坚持说。

“但他在这里说的是，那个——”莫耶斯结结巴巴地说，“你和其他人之间的通话。”

“这些也录下来了，”总统郑重地告诫道。“内容很丰富。”隐藏的电话录音机同样录下了约翰逊这一次的警告。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助手也不知道他的全部防御措施。

此前莫耶斯刚刚从白宫辞职，总统责备他不该迎合曼彻斯特的歪曲报道。总统私下里担心越南问题会让莫耶斯更接近罗伯特.肯尼迪，因为战争辩论在圣诞节当天陡然激增。这一天美国记者从北越发出了第一份新闻报道，引发了国内的激烈反应。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调查了河内平民区被炸毁的情况，参观了学校的废墟，还描述了五角大楼声称不存在军事目标的南定市住宅区：“大教堂的塔楼俯瞰着一片又一片化作瓦砾的街区。”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发言人近乎抽搐地谴责了这些新闻报道，然后承认了此前的一点小错误：显然每架次美军轰炸都会导致一点五名平民死亡。《时代周刊》的军事记者为轰炸的准确性辩护，而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则质疑了索尔兹伯里的诚信：“胡志明正在尝试新的宣传武器……《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是胡志明选中的工具。”

1967年1月的美国涌动着尖锐的语言与爱国的热情。旋转木马脱衣舞厅的老板杰克.鲁比因为杀死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而正在等待重审，但是没等到开庭就死在了癌症手下。另一方面，曼彻斯特发表了新书内容节选，重温了达拉斯的国家创伤。特立独行的新奥尔良检察官、肯尼迪遇刺案的负责人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则面对了一片不可解的虚空，他的满腹疑问完全得不到体面或者可接受的回答。于是他向一群潜藏在阴影里的魔鬼发起了第一份阴谋论控诉，滋养了接下来几十年间的愤世嫉俗。在越南战场上，自从1月8日开始，由B-52飞机、六十吨推土机、落叶剂以及三万名士兵组成的系统性攻击烧毁了平阳省的四个村庄，还将西贡北部四十平方英里夷为平地。此前拉塞尔参议员曾经断言，企图将越南人与他们的土地分离开来是极其愚蠢的政治昏招。这次“雪松瀑布行动”却与拉塞尔的意见背道而驰，旨在将当地全部一万名居民转移到安置营，在战术上大胆颠覆了“搜索与摧毁”的作战顺序。美军的伤亡人数创下了每周一千一百九十四人的记录，其中单次作战阵亡的最大人数已经逼近了1965年德浪河谷战斗的二百四十人。索尔兹伯里的第二十份通讯“北越精神高涨”指出，河内街头的流行歌曲向默默无闻的反战抗议者诺曼.莫里森致敬，他于1965年底在五角大楼门外自焚。

第九十届国会于1月10日召开，这一天胡佛悄悄来到了国会山。这一天的众议院热闹非凡，召开仪式的盛况与战争观点的摩擦自不必说，更有一位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人莱昂内尔.范德林（Lionel Van Deerlin）成功阻止了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宣誓就职。胡佛躲开了所有这些热闹，向忠实的支持者们介绍了自己与罗伯特之间的纷争。根据他的助手的笔记，他“指出我们有许多其他文件证明鲍比在撒谎”，并且坚称让法院批准监听的做法不可行，因为“许多联邦法官都不值得信任，包括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些法官，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特定监听装置的存在。”接下来胡佛又在一个非公开的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就窃听事件的泄露正式作证。他撒谎说：“这些错误信息全都不是来自联邦调查局。”他首先回顾了自从禁酒令以来的窃听行为，然后详细描述了电话窃听的缜密过程，并且不怀好意地提醒人们，当年正是罗伯特.肯尼迪签署了针对马丁.路德.金展开窃听的秘密命令，同时还谎称当时是罗伯特而不是他本人主动提出要这么做。胡佛将电话窃听与入室窃听混为一谈，以此掩盖他毫无正当程序就独自控制后者的事实。他不遗余力地宣称罗伯特肯定见过明知来自入室窃听、或者必然能推断出来自入室窃听的情报材料。基于这一假设，胡佛凭空编织了一套无形的权威传统，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胡佛引用了他的私密文件的一小部分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即时任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内尔（Herbert Brownell）1954年5月20日的备忘录。不过他省略了两项事实：首先，这份备忘录的实际目的是提出异议；其次，它公然绕过了不利的法律。（布朗内尔写道：“很明显，在欧文案当中，在卧室里安装麦克风的做法惹怒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极其不体面……然而，似乎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获得重要的情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安装窃听器……不被最高法院的裁决所禁止。”）

多年之后，胡佛将会令人安心地死去，届时入室窃听时代牵强扭曲的理论依据将会让一届又一届政府颜面无光。但是活着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却能让国会与媒体全都噤若寒蝉。此时的胡佛依然是让美国人民免于恐惧的主要保护者，如此高大的形象既过于强大又过于脆弱，不适合公开讨论。威廉.曼彻斯特在描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时候几乎没有提到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只是指出胡佛对于沃伦委员会竟敢批评他的调查局感到愤怒。 胡佛凭借令人生畏的秘密文件为自己支撑起了无懈可击的正直形象，但是在这道障壁背后他却经常陷入神经质的歇斯底里。此类性情发作与他的公开形象之间的反差如此骇人，以至于偶尔得见的外来者全都会保持沉默。例如曼彻斯特在一次图书采访当中问及奥斯瓦尔德在莫斯科的短暂外派，没想到胡佛却借题发挥地谩骂了一阵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迪洛克记录道：“局长告诉曼彻斯特，他总是觉得偶尔应该踢踢赫鲁晓夫这种人的小腿，而不是一味拍他们的马屁。局长解释说，赫鲁晓夫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东方人。在东方人看来，反对东方人的人如果流露出恐惧或者害怕，通常就会失去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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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经有人讨论起了在1968年大选年推翻约翰逊总统的可能性，罗伯特.肯尼迪的命运也伴随着此类言论波动起来。窃听丑闻和曼彻斯特的新书使得一月份的草根民意调查大幅逆转，从罗伯特53%对约翰逊47%的领先优势变成了罗伯特39%对约翰逊61%的劣势。与此同时，索尔兹伯里关于美军轰炸的系列报道造成的骚动也再次给他带来了反对屠杀的压力。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问道，罗伯特没能提供符合道德的替代方案来叫停轰炸，他是否会因此感到无地自容？罗伯特将约翰逊称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试图以此冲淡关于他打算发动政治叛乱的言论，民主党内相互作对的派系则忙着争论哪一位带头人更能服务穷人。为了躲避国内的交叉火力，罗伯特出访了欧洲。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们向他施压，要求他谴责战争。但是罗伯特仅仅表达了对于轰炸的“严重保留态度”，总体而言他依然支持约翰逊总统保护南越的战争目标，新闻报道则强调了他与反战学生的坦诚互动。在巴黎，戴高乐总统再次警告罗伯特，美国不可能战胜越南的政治潮流，但是接下来他又冷酷地建议罗伯特不要试图阻拦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以免毁掉自己的大好前途。专栏作家乔.阿尔索普以“亲切的、令人钦佩的、深为关切的叔叔”的身份撰文，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恳求罗伯特避免参与一切可能将军事胜利变成僵局的抗议活动，并且警告说：“在任何程度上与后一种结果有牵连的任何人都不会得到原谅。”回国之后罗伯特又面临了另一场暴风雨，因为有报道说他从巴黎带来了北越的“求和试探”。2月6日，一头雾水的罗伯特被总统传唤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他猜测约翰逊的国务院一定泄露了他的例行出访汇报当中的一个细节——一个法国小官员认为美国停止轰炸会促使北越进行谈判——然后这个细节就遭到了严重夸大。一听这话总统当即按捺不住爆发了出来：“什么我的国务院！他妈的，明明是你的国务院！”接下来两人就陷入了互相谩骂。

副国务卿卡岑巴赫目睹了这场决斗。他后来将其称作“一个非常可笑的插曲”。他在高度机密的国务院和平倡议记录当中疯狂搜索了一通——这里面甚至包括约翰逊总统最近刚刚向胡志明本人提出的求和建议——并没能找到罗伯特的汇报，因为它已经与其他普通信息一起广泛散布开了。在总统看来，他的政府内部的阴谋家们放大了一种幻想，即罗伯特可以几乎无痛地解决越南问题，回避失败与战争之间的残酷选择；在罗伯特看来，一个精神不稳定的战争贩子企图拿他当成替罪羊；至于卡岑巴赫则再度扮演了他在三角窃听争斗当中两头受气的角色。就像上次一样，这一回的两位对手也都把他当成了对方的人。（卡岑巴赫回忆说：“我成功地让胡佛和肯尼迪都对我发火。”）实质性的难题又一次几乎隐没在了个人冲突当中——上次的难题是监视活动的宪法标准，这次的难题是能否凭借美国武器在越南人当中建立政治忠诚。此前胡佛局长通过煽动人格分歧来自保，这一次他干脆躲藏到了罗伯特与约翰逊的裂痕背后。这道裂痕的延续时间远远超过了两人在世之际。两位偶像之间的敌意投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政治语言，吞并了关于具体议题的相对较小分歧。它将会象征两人所属时代的消亡，还会取代落在两人之间的教训。

到了二月，外百老汇上演了话剧《麦克伯德！》（MacBird!），预示着公共辩论的极端两极化。这个剧本长期以来一直被发行商所唾弃。制作方为投资者举行了一场剧本朗读会，结果会场爆发了充斥着叛国咒骂的混战。根据剧本情节，约翰逊不仅是肯尼迪刺杀事件的主谋，而且还一手策划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致命心脏病以及爱德华.肯尼迪1964年的飞机失事。这出滑稽剧效仿莎士比亚风格，篡位者麦克伯德脚下蹬着叮当响的马刺，手握一根插满羽毛的权杖，身披一副用棒球捕球手护具拼凑而成的可笑盔甲，在舞台上游来荡去。而罗伯特.肯尼迪的角色则像《麦克白》当中的麦克达夫一样发誓要冷血复辟。“在每一名男丁降生时，我的父亲以他的智慧/让他的儿子们为了他们的伟大未来做好了准备……/我们切除了湿软的人类心脏/在原本的位置插入了钢铁与塑料管/构成的精密仪器。”编剧芭芭拉.加森（Barbara Garson）是伯克利学生抗议活动的老手，她认为美国政治的表面结构仅仅是为了掩盖王朝权力的反攻倒算。在她的笔下，美国政坛充斥着皇气逼人泡沫泛滥的演说，逡巡其中的各位政坛巨头炮制了一个又一个阴谋，将国家犯罪甚至战争都变成了争权夺利的道具。批评家和观众们对于这套描写自然产生了分歧。《新共和》评论称“两个对立的美国正在较劲”，《新闻周刊》称赞《麦克伯德！》是“讽刺艺术的彻底宣泄”。《纽约时报》斥骂了这部剧流露的“某种疯狂共识”，这种共识由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混合而成，要旨在于反对负责任的政府。《纽约客》撰稿人伊迪丝.奥利弗（Edith Oliver）写道：“这部戏的残酷和粗俗几乎无法形容。”《纽约客》拒绝承接《麦克伯德！》的广告，这是该杂志自从创刊以来首次拒绝承接剧院广告。一位主管在解释禁令时说，“我们认为这出戏的品味很差，包括越南以及所有其他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