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在黑人权力的名声背后，非学委正在继续解体。1966年十二月，非学委在纽约城以北的卡兹奇山度假区举行会议，期间全由黑人组成的亚特兰大非学委项目组突然提出要驱逐非学委的最后七名白人员工。这项动议致使会议议程停滞了充满怨恨的整整三天。针锋相对的参会人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纠缠不休，小到名词定义，大到辩证法，甚至就连墨西哥裔与美洲原住民的种族分类这样的棘手问题都被扯了进来。在非学委的领导层看来，白人同事的去留只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得如此大费周章的讨论。但是亚特兰大的比尔.瓦尔却不知疲倦地辩称，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革命者必须“切断依赖性的脐带”。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詹姆斯.福曼都反对这项动议，但是就像他们尴尬地向各自的核心支持者解释的那样，在原则层面针对黑人团结提出异议并不明智。于是二人转而在战术层面与这项动议作对。卡迈克尔声称驱逐白人员工就等于重复了马丁.路德.金的根本错误，也就是拒绝审时度势。金身处一个暴力当道的世界，却毫不通融地支持非暴力；非学委身处一个白人当道的世界，可不能像金那样毫不通融地坚持全黑人组织。鲁比.多丽丝.罗宾逊支持黑人民族主义，但是又抨击分离主义者只会喋喋不休地谈论白人而不去做实事。有人暗示福曼偏袒非学委的长期员工或者他的白人妻子，气得福曼怒斥曾经的静坐示威兄弟会已经堕落成了一帮只会抽大麻的伪君子，并且赌气地提出了另一项替代动议，声称不如干脆彻底解散非学委。反白人动议最终以十九票对十八票得到通过，另有二十四票弃权。但是在这个结果出炉之前，将近一半的参会人员已经因为疲惫或者厌恶而离开了会场所在地“木头腿贝茨乡村俱乐部”，其中就包括默默离去的鲍勃.泽尔纳和杰克.明尼斯。明尼斯一直自称是“一个强硬的老混蛋”，但是以后很多年里他一直无法开口谈及这个令他灼痛难耐的结果。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克莱顿.“木头腿”.贝茨（Clayton “Peg Leg” Bates）是一位来客不拒的生意人，此人出身佃农家庭，小时候遭遇事故断了一条腿。成人以后他学会了单腿踢踏舞，并且加入了哈莱姆黑鸟歌舞团。他曾经与艾灵顿公爵与吉米.多尔西这样的著名乐队合作，担当过埃德.沙利文综艺秀的嘉宾，为英国皇室御前献艺，如今又在卡茨基尔山干起了酒店生意，与度假区的众多犹太裔酒店老板成了同行。像他这样人生经历如此丰富之辈居然承办了一场旨在种族清洗的会议，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参会人员回到屋里之后，重新考虑投票结果的动议迷失在了一片不耐烦的雾气当中。直率的艾凡赫.唐纳森两眼空洞地嘀咕道：“这档子破事要是这么难受，那么我们他妈的究竟在折腾些什么？”

非学委的许多创始人在经历了七年的非暴力考验之后已经四散到了世界各地，例如黛安.纳什就去了北越。圣诞节过后两天，包括她在内的四名美国女性——其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突然被赶进了一家法国酒店地下的混凝土掩体，与其他外国客人一起躲避美军空袭。纳什在这里偶然遇到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们看着女服务员戴上白铁皮头盔，树起步枪向美国轰炸机射击，尽管击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此生动的战争细节令这些美国访客们啧啧称奇，也在这个由和平团体赞助的小型代表团中播下了争议的种子，他们冒险跨越文化，只为体验来自本国的火力投射。其中有人在见识了两个星期的农业社会全面战争动员之后挑衅性地断言：“在北越没有无辜的平民。”他这话说得心有余悸，但又带着一丝敬佩。纳什同意同伴芭芭拉.戴明（Barbara Deming）的观点，即美国人必须理解越南人的抵抗。即使面对从天而降的灭顶之灾，他们仍然团结一致。戴明是一家和平主义杂志的记者，不到四年前她在伯明翰儿童反对种族隔离的游行高潮当中结识了纳什。她们的代表团在前法国总督的宫殿里与胡志明会面了一个小时，可敬的和平主义者A.J.穆斯特几天后还与胡志明单独交谈了一次。这位北越领导人宣称尽管他厌恶美国政府，但是却很钦佩美国人民。穆斯特给约翰逊总统写信说：“胡主席没有要求我们转达他所说的话。”他告诫总统，胡主席虽然客气地接纳了约翰逊进行会谈的提议，但是这似乎并不表明他的军事决心有所减弱。穆斯特与其他三名女性回国后，他们的护照遭到了扣押，理由是非法旅行。他们的公开评论也没有激起什么反应。纳什推迟了回国的时间，独自留在北越努力梳理她自从塞尔玛以来清晰漂移的人生历程——起初她是非暴力纪律与愿景的缩影，现在她却不情不愿地感到了对于战争的尊重。她拒绝与白人记者交谈，因为她觉得他们对于越南的种族复杂性视而不见。

对于亚洲的思考也在折磨着另一位非学委先驱詹姆斯.贝弗尔。一方面，穆斯特提出要让他领导春季反战动员会，对此他一直在推脱搪塞。另一方面，他不仅连续陷入花边新闻，而且还像个神棍一样为自己的猎艳行径寻求合理性，声称自己正在进行关于非占有式爱情的验证实验。与他日渐疏远的妻子纳什因此彻底终止了与他重修旧好的尝试。相反，就像在自由乘车运动那时候一样，她再次延伸了运动责任的概念，这次将这份责任延展到了没有黑人的亚洲次大陆。与此同时贝弗尔则被她留在了芝加哥。一边开展奄奄一息的反贫民窟运动，一边照看夫妻二人的两个小孩。之前极少做家务的贝弗尔越发焦躁不安，直到二月份的某一天，看着地下室里的一堆待洗尿布，他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一阵神秘的风声。这阵声音终于击溃了贝弗尔的心理防线，他赶紧找来保姆照顾孩子，然后告诉穆斯特的同事们自己接收到了非常有利于抗议活动的奇特启示，然后就征用了一笔差旅资金，奔赴亚特兰大寻找马丁.路德.金。

此时金也跑到了国外，为得就是躲避贝弗尔这样日常登门叨扰的入侵者。他的新书还有两个月就要交稿，时间不可谓不苛刻。他在一月的演讲间隙每天都要见缝插针地撰写近三千字。这时深陷众议院宣誓就职争议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面临了第一次摊牌，局势要求金对此事做出回应。金坦言道：“从我与他的个人关系来看，我真不在乎那家伙下场怎么样。但是我必须把眼光放远。”斯坦利.利维森建议说，“虽然这样做的滋味很差，”但是金必须为鲍威尔辩护，以免鲍威尔的国会席位被违宪者抢走。于是金向鲍威尔发出了一封表达个人同情的电报作为临时措施，鲍威尔则迅速将这封电文当成了金对于他的全面认可并且将其公之于众。这时身在加州的金认同利维森的观点，即新书要想说服读者就必须涉及越南问题。但是他回避了在纽约与阿尔.洛温斯坦、本杰明.斯波克以及耶鲁大学牧师威廉.斯隆.科芬见面的请求。他预计这次会面将会涉及政治，因为洛温斯坦此前告诉过他，“不少人”都认为金应该作为反战候选人参加1968年的总统选举，而金认为这样做殊为不智。一月的中期选举当选人就职典礼也让金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因为他必须解释这一波纷纷上台的反民权州长——佐治亚州的莱斯特.马多克斯、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阿拉巴马州的卢琳.华莱士——凭什么获得了选民支持。不过《时代周刊》注意到马多克斯州长在就职仪式上显露了些许温和迹象，例如他的讲话始终没有提到种族隔离，而且他还公然与朱利安.邦德握手并且表示：“看来这次你终于可以入席了。”） 尽管1月10日众议院投票禁止鲍威尔宣誓就职并且责令他接受调查，但是身在比米尼岛的鲍威尔还是粗暴地预言自己必将取得胜利，还声称自己的政治实力足以支配“‘膝盖无力的’威尔金斯与马丁.‘撸瑟’.金”。

贝亚德.拉斯廷在1月14日的民权领袖峰会上警告说，鲍威尔令人厌恶的傲慢可能会分裂民权运动阵营。A.菲利普.伦道夫谴责了支持与反对鲍威尔双方的非理性行为。金则建议民权团体不该过于投入此事。通过联合努力维护公正标准固然很好，但是仅就本次事件而言大家不妨多谈道理少谈实务，“因为亚当下周就会转过身来把我们一个一个全都轰走，他这人就这德行。”会后金告诉同事他必须闭关写作，然后就飞到了牙买加海岸的奥乔里奥斯，躲进一所隐蔽房间，既不接听电话也不接受绝大多数报纸采访。但是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还是传到了他耳朵里：不少领导大会员工都流露出了对于北方选民登记活动的厌恶情绪。1月16日的《纽约时报》刊载了何西阿.威廉姆斯的言论：“我不喜欢芝加哥。”莱斯特.汉克森首先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身上的冻伤，然后解释了他为什么宁愿在格林纳达挨打也不想呆在芝加哥，因为当地黑人全都是一副爱谁谁的态度：“这里的人们对于一流公民身份不感兴趣。”这则报道迫使金不得不暂时出关，给国内打电话部署接下来的应对措施。怒不可遏的利维森敦促金立即开除早就应该走人的威廉姆斯——“要我说运动完全有权这样做”，安德鲁.杨则预测威廉姆斯肯定会像往常那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获得金的宽恕。金指示他们切勿马上严厉惩处威廉姆斯，有什么事都等到他回国再说：“这件事烦得我一行字都写不出来，头两天我写得还挺顺利的。”

鉴于威廉姆斯的麻烦一时间难以处理妥当，杨没敢在电话里向金通报另一条消息：一位高度亢奋的访客刚刚找上他，问他要了一张飞机票以及前往金的闭关地点的路线。旅行助理伯纳德.李很快就敲响了金的房门，用领导大会特有的形式为金献上了一份惊喜：“会长先生，贝弗尔来了。”匆匆赶来的贝弗尔见到金之后二话不说就讲述了自己的怪异经历：当他眼看着尿布在洗衣机里翻滚时，听到门外传来了无数难以言喻的声响，乍一听像是一群熟悉的表亲正在七嘴八舌，后来又凝结成了一道语调陌生的责问：“为什么你只会在密西西比向黑人传授非暴力，却不在越南向林登.约翰逊传授？！”贝弗尔描述了这个地下室里的陌生声音如何令自己大惊失色，最后他说道：“难道越南人不是你的兄弟姐妹，就像你以为在门口听到的那些人一样？”金一边听拉斯廷讲话一边紧张地调整着自己的领带。他推脱道，响应来自国外的任何召唤都意味着放弃领导大会理事会托付给他的民权任务——“本.胡克斯（Ben Hooks）和乔.洛维（Joe Lowery）肯定不会容忍我这么做”——并且在1月19日以临时休假的名义将贝弗尔赶出了牙买加，让他先去参加穆斯特的员工队伍。贝弗尔走后，金苦恼地给杨打电话，质问自己的这位高级助理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贝弗尔的精神状态存在严重问题：“贝弗尔听起来像是疯了似的，他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他复述了贝弗尔根据自己见到的异象提出的行动指南：显然，金应该乘坐一艘命名为“和平盾牌”的敞篷船穿越太平洋，沿着河流一路北上深入越南腹地，“沿途宣扬战争必须结束。”

贝弗尔历来惯于在金面前拉满戏剧效果，金也经常当面驳回他的张扬主张，事后却始终难以释怀，这样的情节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贝弗尔走后，金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起了自己写书时用到的一份研究材料。这是一篇刊登在一月份的《壁垒》（Ramparts）杂志上的特稿，篇幅二十四页，搭配了多张照片。照片上的越南青年肢体残缺，身上遍布弹片伤痕，面容被凝固汽油弹烧得没了形状。儿科医生斯波克为这篇特稿撰写了序言：“一百万儿童已经被杀、受伤或者被烧伤……”这篇特稿毫不留情地啃啮着金的良心：就算贝弗尔真的疯了，难道他还能比造成此等屠杀的普遍原因更加疯狂吗？金很清楚贝弗尔经常吹牛称当初曾经在伯明翰和塞尔玛用狂野的灵感引导过他，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对于一场旨在开辟新路的运动来说，疯狂与智慧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微妙。金告诉伯纳德.李，在他发现自己对于尽早结束战争能够起到的作用之前，不管吃什么都会食不甘味。金还要在牙买加继续闭关四个星期，每天都在为了书写出足以重振民权的语句而疯狂工作。1月25日，他给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提名流亡的越南僧侣释一行成为1967年的和平奖获奖者：“释一行提供了一条走出这场噩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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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在国内的时候，艾尔.洛温斯坦通过多条路径驾驭着反战联盟。这位才华横溢的法学教授兼民权活动家策划了一封由五十名罗德学者共同署名的公开信，质疑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这封信登上了1月27日的头版头条。然后他护送刚刚发出类似呼吁的一百名学生会主席当中的四十人（“学生领袖警告总统应当对战争抱有怀疑”）参加了1月31日与国务卿拉斯克的会谈。学生们想要知道，如果越战升级为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将会发生什么。拉斯克淡漠地回答道：“那样的话难免有人会受到伤害。”这个答案令学生们十分惊诧。另一方面，洛温斯坦也与耶鲁大学的牧师科芬合作（“耶鲁大学462名教师敦促停止轰炸”），鼓励抱病的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发表和平宣言。他还帮助斯坦福大学的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为1月31日在华盛顿聚会的两千多名宗教领袖撰写了一份良心宣言。全国二百五十名天主教主教没有一人出席本次聚会，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尤金.麦卡锡参议员（Eugene McCarthy）却来到了会场。之前麦卡锡因为在战争问题上保持沉默而受到了宗教界选民的指责。这次他在弥撒大会上总结称越战政策违背了天主教的正当战争教义。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劝说参会人员们大会就在会场的走廊里举行见证活动，以此反对关于暴力的自满情绪：“在一个自由社会，有些人有罪，有些人无辜，但是所有人都有责任。”经过两天的守夜之后，赫歇尔又护送一个请愿团前往五角大楼，并且在路上安抚了六位来自CALCAV（关切越南教士与教友团体）的发起人，指定科芬作为他们的发言人，还告诫科芬千万要控制情绪。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在开场白当中认为宗教领袖应该更多地参与民权活动而不是反战运动。科芬随即解释道，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像麦卡菲.布朗和他自己一样参加过自由乘车运动游行或者自愿入狱。他与联合神学院院长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t）谨慎地概述了布朗的声明，直到赫歇尔打断了他们的发言。进门之前还告诫别人要控制情绪的赫歇尔此刻突然激动起来，热情洋溢地宣称战争不仅亵渎了上帝的面容，还亵渎了祂的子女。现场的紧张气氛骤然升温，但是麦克纳马拉却话锋一转，将谈话方向转向了道德领域。双方越谈越兴起，甚至超出了预定的会谈时间。麦克纳马拉认为宗教异议不仅合乎法理，而且甚至可能提供了值得欢迎的制衡，以此暗示请愿者们自己承担着战争升级的政治压力，而且这份压力远比他们看到的更沉重。代表团在导致了如此深重的伤害的指挥中心承受了双重冲击：一方面是赫歇尔不由自主的爆发，另一方面是麦克纳马拉的坦诚遗憾。

2月3日，安德鲁.杨抵达牙买加，代替伯纳德.李投入了协助金完成书稿的马拉松式任务。金长篇大论地口述，杨负责誊写修改。他还带来了美国本土反战热潮的报告以及《评论》杂志的一篇“爆炸性”封面报道：“总统与黑人。失去的时机。”利维森警告金，丹尼尔.莫伊尼汉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气势的论点，即约翰逊总统正在放弃民权，因为运动领导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机会……（并且）陷入了傲慢与虚无主义的狂热。”而且他们还回避了莫伊尼汉报告当中建议的针对黑人家庭母权病症的关注。莫伊尼汉的结论是：“一个作风糟糕的时代几乎肯定已经开始了。”

2月13日，距离新书交稿还有最后五天。金将冲刺工作转移到了迈阿密的一家酒店，在这里与一个编辑小组交换了章节草稿与修改意见。期间他突然接到噩耗：A.J.穆斯特在纽约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金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穆斯特，“美国黑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非暴力的含义。”民权阵营隆重悼念了这位八十二岁的和平主义后裔，悼念仪式上的发言人包括诺曼.托马斯，贝亚德.拉斯廷，还有詹姆斯.贝弗尔——他是穆斯特定于四月进行的反战动员的新任协调人。他们回顾了逝者从《约伯记》当中为自己挑选的信仰格言——“祂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祂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穆斯特认为这句话奠定了对于进步至关重要的和平主义纪律。他在1941年写道：“如果它没有精神上的联系，那么我确信它一定会出问题。要么希望受到侵蚀，要么走入施行暴力的深渊。”

金在迈阿密发起了一场电话会议，在会上表示自己希望更积极地争取和平，还描述了《壁垒》照片对他起到的诱导作用。但是并非全部顾问都认为他应该与贝弗尔一起参加前往联合国的反战大游行。工会领导人克利夫兰.罗宾逊表示强烈支持，并且列举了战争使使得国内民权工作陷入瘫痪的 “赤裸现实”。安德鲁.杨则希望首先召集其他黑人牧师代替金出头，从而起到缓冲作用。斯坦利.利维森坦言，他担心民权与和平之间的冲突会致使金在两条战线上都失去作用，沦为“一个没什么分量的和平领袖”。他认为金真正应该执行的反战策略是专注上层路线，招募关键政治人物加入反战运动，例如美国工会主席沃尔特.路泽。但是金强调了民权运动斗争经验：唯有自下而上的声势才能触及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他指出：“必须先有群众支持你，然后你才有底气去找总统谈话。”尽管如此，金仍然对于投身反战运动感到不安，害怕这样做会加剧民权阵营的分裂，甚至损害民权阵营的经济基础——“我们可能会失去福特基金会”——利维森说服他多拉拢几位上层人士一起开展反战任务。

2月25日，也就是《麦克博德！》在纽约首演后的第三天，金与四位美国参议员一起在加利福尼亚的比弗利希尔顿酒店的越战会议上发言。阿拉斯加的欧内斯特.格鲁宁（Ernest Gruening）宣称美国的战争努力违反宪法，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宣称开战就是错误，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宣称战争决策遭到了误导，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则呼吁所有人都来质疑战争：“我们理应犹豫不决，不该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如此令人质疑的事业上。”金面对一千五百名“美国人和民主爱好者”发表了语气亲切的主旨演讲。他概述了最近的历史，并且对于建立自由国家这一目标的文化盲点表示遗憾：“九年来，我们一直在大力支持法国人重新殖民越南的失败努力。”他对于越南战争的看法呼应了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反奴隶制正义觉醒的不安预感：“当我看到我们的国家今天正在干预一场基本就是内战的战争，用凝固汽油弹摧残数十万越南儿童，在无数的田野上留下破碎的尸体，向国内送回身心残缺的残废士兵……而且这一切还都以追求和平的目标为名义，我为我们的世界感到颤抖。”他将深陷越战的美国比作基督教经文当中的浪子，“往远方去了”，并劝说他的听众像痛苦的父母一样重新接纳这个浪子。他疾呼道：“我大声反对这场战争，因为我对美国感到失望。没有大爱就不会有大失望。”这次演讲确实登上了零星几家报刊的头版头条——“金博士主张退出越南”——但是舆论界整体而言保持了沉默，标志着当下这个严酷时代对于边缘化虔诚立场的点头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