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今天，林登.约翰逊的牧场陷入了选举后的沉默。”隐居中的总统呻吟道：“我不认为是我输掉了这场选举。我认为是黑人输了。”几天后他出现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令人沮丧的1966年中期选举失利统计数字。这一次民主党总共输给共和党四十七个众议员席位，三个参议员席位，八个州的州长职位以及共计六百七十七个州议会席位。约翰逊首先回答了十个关于战争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的核导弹能力与中国与苏联的对比，然后强打精神尽量积极地评价了本次选战结果。他指出，民主党人仍然控制着国会两院——在众议院是二百四十八席对一百八十七席，在参议院是六十四席对三十六席，与他在1964年压倒性胜利之前享有的优势大致相同。有记者直接问及“白人民意反弹”的影响时，总统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他表示如此异常的巨大转变可以追溯到三个主要州的高人气共和党州长身上：密歇根州的乔治.罗姆尼、俄亥俄州的詹姆斯.罗德斯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然而私下里约翰逊看到的却不是共和党的一时侥幸，而是某种长期不利趋势。他预测，刚刚加入国会的大多数新任共和党议员一方面将会与南方民主党人在民权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同时还会试图让共和党同事来取代南方民主党，这才是他真正担心的反弹。总统告诉比尔.莫耶斯：“这股势头将会超越乔治.华莱士，变得越发体面起来。”

乔治.华莱士则对于罗纳德.里根在竞逐总统的赛道上一夜之间超过他的说法感到愤怒。他在一次庆功会上警告记者小心里根这个人，因为“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现在他又成了保守派，今后他可能还会再变回去。”华莱士声称自己一手策划了本次选举当中针对共和党复兴潮流的最可观胜利，尽管他不得不让他的妻子洛琳作为一名政坛新手代替他参加竞选。洛琳赢得了阿拉巴马州63%的选票，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只是静静地坐在丈夫身边，聆听丈夫在新闻发布会的大部分时间里高谈阔论他企图参加1968年总统改选的更大野心。即将卸任州长一职的华莱士愤然拒绝记者为他的胜利贴上白人反弹的标签——“我在政治生涯当中从未发表过反映一个人的种族的声明”——并且主张他始终指向捍卫宪法规定的各州权利：“我唯一感兴趣的事业是恢复地方自治。”

在加利福尼亚州，当选州长里根回避了关于他注定要入主白宫的喧嚣：“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非常令人高兴。”他的竞选吸引了79%的注册加州选民参加投票，创下了历史记录。投票总数六百五十万张，里根得票数比起竞争对手帕特.布朗多了九十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九张，在五十八个县当中除去三个县以外全部胜出。里根承认自己赶上了风口，而且这股风口“似乎遍布全国。人民似乎已经表态，也许我们走得太快了。”他并不认为白人的民意反弹对于他本人或者其他共和党人有利，并且强调了他个人对于种族偏见的憎恶，还对比了马萨诸塞州新任黑人共和党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Edward Brooke）*与种族隔离民主党人莱斯特.马多克斯以及乔治.华莱士：“对我来说，投票反映了人民对于政府规模和成本的极大关注。”他对于加州种族政治的声明虽然内容可疑，但是语气和蔼，比起他被击败的帕特.布朗的痛苦观点更有吸引力。两届执政的布朗抱怨说里根仅仅获得了5%的黑人选票与四分之一的墨西哥裔选票，结果依然赢得了57%的压倒性优势：“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人民希望将种族分开。”

*【身为共和党的布鲁克在本次改选当中击败了前任州长恩迪科特.皮博迪，从1967年1月到1979年1月担任了两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时代周刊》指出，黑人选票对于本次选举结果“并未造成显著影响”，因为马萨诸塞州的黑人人口还不到3%，而且皮博迪州长也一贯支持民权。布鲁克本人曾表示“我无意成为全国黑人的领袖”，并且谴责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莱斯特.马多克斯都是极端主义者。尽管如此，《时代周刊》依然认为布鲁克的历史性胜选让他获得了“遍布五十州的选民基础，其他任何一位参议员都无法企及的基本盘。”他于1967年获得了协进会颁发的斯平加恩奖章。】

政治分析家们认为反弹效应是共和党挑战者查尔斯.珀西战胜伊利诺伊州三届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的核心原因，因为道格拉斯坚持“支持开放住宅立法的明确立场”。伊利诺伊州的各位民主党选区负责人使尽了气力，但是即便在民主党大本营芝加哥市也只能让道格拉斯以微弱优势拿下一票。共和党人、库克县治安官理查德.奥格尔维曾经断然反对公平住房游行来到他管辖的郊区，而且他还一直在跟戴利的政治机器较劲，前前后后总共从民主党掌控的库克县立法会手里夺走了一万八千个赞助职位*，全都安插上了共和党支持者。这一政治壮举将会使得奥格维成为伊利诺伊州的下一任州长。根据传记作者亚当.科恩和伊丽莎白.泰勒的说法，此时戴利市长已经察觉到了自己在1967年4月的连任竞选面临着严重威胁。于是他赶紧调转方向，在十一月初开始批评马丁.路德.金是个麻烦制造者，一心想为共和党人制造反弹票。选举过后仅仅一天，他就示意自己的首席谈判代表托马斯.基恩（Thomas Keane）否认了8月26日公开住房峰会协议包含任何约束性责任。基恩告诉芝加哥市议会，这份协议“仅仅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及需要寻求的目标”。如此出尔反尔之举造成了一片哗然，用金的话来说：“任何破坏这种希望的企图都是残忍的行为。”但是戴利依然果断地将白人族裔社区当成了抵御反弹的堡垒，将种族融合发配到了政坛边缘的慈善区。他的新闻秘书后来坦言，戴利“对于种族平权的设想是九个爱尔兰人搭配一个瑞典人。”

*【根据芝加哥政坛的潜规则，凡是谋求政府公职——教师、消防员、图书馆员等等——的人们首先要提交当地民主党官员开具的推荐书。这样的职位被称作赞助职位，因为求职者入职后必须向民主党党部上交一部分薪水或者兼职从事选区工作，还要宣誓不会在选举当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参选人的竞争者。据估计戴利执政时期芝加哥地区的赞助职位最高达到了四万个。1969年，独立派民主党人迈克尔.夏克曼（Michael L. Shakman）起诉库克县民主党党组织侵犯了公职人员的权益。经过两党多轮谈判后，1983年出台的《夏克曼法令》（Shakman Decrees）规定政党机构不得因为政治原因拒绝雇佣符合资质的个人（涉及政党决策的岗位不在法令保护范围内）。至此，作为政党资金与人力来源的赞助职位现象基本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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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在选举过后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喉部息肉，修复了上次胆囊手术留下的疤痕。同时他也承受了无法再推迟的政治痛苦。公告显示，美军正在越南进行的集结的最高限额将从四十万增加到四十七万。此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已经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报的兵力要求削减了五万人，将最终数字包装成了“放缓”未来军事努力的表现。然而记者们依然预计1967年的战斗部署将会带来血腥的未来，伤亡人数预计大约是截至1966年的年平均值的两倍——到1966年为止已经有三万名美军在越南战场上受伤，六千六百四十四名美军战死，其中五千人死在1966年。为了支付从五角大楼其他账户当中挪用的未编入预算的战争费用，麦克纳马拉很快就向国会申请了一百二十四亿美元的补充拨款，比起公开承认的越战预算多出一倍，将越战年度费用推向了国家总预算的20%。如此巨大的美元现金流足以扭曲小小的南越经济。此时南越的物价已经跳升了125%。（麦克纳马拉秘密地指出：“失控的通货膨胀会破坏我们的军事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果。”）为了抑制越战赤字给美国国内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总统很不乐意地批准了征收所得税附加费。

约翰逊准备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当中采用英勇的现实主义基调。他发誓要在越南 "站稳脚跟”，还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人类社会的忧郁法则在于有时我们被迫选择巨大的邪恶，从而抵御更大的邪恶。”他重新提出了闯关失败的1966年综合民权法案，并且承诺在扶贫战争当中“加强我们的努力”。由于预料到了政治上的交锋，约翰逊命令档案员检索了已故肯尼迪总统关于帮助穷人的全部言论，他的经济学家们编制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美国新增了八百四十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使得美国人口的贫困率从22%降至17%。尽管如此，约翰逊的反贫困主任萨金特.施莱佛还是谴责了让第三个经济机会办公室的预算停滞在大约十五亿美元的压力，这个数字与不断攀升的越南战争的代价相比相形见绌，而且还被后者牺牲掉了。他对记者说：“穷人会觉得民主只属于富人。”拉斯廷努力争取的自由预算在10月26日被推上了头条，这项预算计划拯救剩余的三千四百万美国穷人，其中四分之三是白人。马丁.路德.金谨慎地向白宫工作人员抱怨了国内的“退缩”气氛，同时反弹势力则试图完全取消反贫困运动。“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约翰逊在他的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回忆道，“但是某些人认为就连这个开始也太过分了。” 两党当中的反动分子比起自由派批评者更让约翰逊担心。这些人要求在越南全面开战，还攻击反贫困机构是无非是沾染了黑人权力颠覆色彩的乌托邦空想。

一位政治战略家告诫约翰逊总统，“最优秀的头脑现在正在这场游戏当中”反对他，这些人决心利用总统与两大负面议题之间的联系来打垮他，这两大议题就是“消灭贫民区以及普遍倾注大量资金用于改造穷人和黑人。普通美国人对此已经厌倦了。”白宫顾问哈里.麦克弗森不那么直截了当地表示，越南战争与“伟大社会”之间的冲突已经耗尽了政府领导层的心力：“您的内阁已经疲惫了。他们都是好人，但他们现在已经提不出困难的问题了。”有些民主党州长将中期选举的失利归咎于沟通不畅，特别是因为总统在电视上的形象就像玉米面饼一样土气，而且还一直坚持令人不安的学校去隔离准则。约翰逊私下与这些人对峙，满腹怨愤地断言：“公开宣称是你们的领导人的个人形象造成了你们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这样做不太公道。”州长们也回报了同样受伤的抱怨。得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坚持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想帮助您，我们所有人都想要期待1968年的到来。我们现在都处于防守状态。”约翰逊依然试图保护他在1964年得到的授权，但是渗透的疑虑困扰着他所做出的努力。伯德.约翰逊夫人向日记本倾诉道：“现在我们确实走进了‘黑猪谷’。”她回忆起了威廉.巴特勒.叶芝描写世界末日的诗歌：“作乱的瘴气笼罩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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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过后的第五天，金召集了散布各地的七十五名领导大会员工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在靠近沿海城镇弗洛格莫尔镇的圣海伦娜岛上举行了一次旨在稳定内部的务虚会。潘恩社区中心在岛上继承了一所为设施简陋、当年为解放奴隶设立的老旧贵格会学校。詹姆斯.劳森和艾拉.桑德佩尔在校舍里共同举办了关于非暴力哲学的研讨会。琼.贝兹在振奋人心的团体歌会之间进行了独唱，缓解了格林纳达游行与芝加哥运动期间累积的内部纷争。人们在研讨会上宣泄了疲劳、怀疑与不管不顾的情绪。一位过度紧张的员工表示：“我唯一一次挨打就是另一名员工动的手。”忠于贝弗尔与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对立派别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了分裂与破坏，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让原本就脆弱的追随者们经历了幻灭。威廉姆斯激烈地抵制了要求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芝加哥黑人区的建议，这项建议希望在冬季开展黑人选民登记，以此抵消戴利市长构建白人堡垒的努力。会场里吵闹不休了好一阵子，然后一句公开造反的威胁突然让全场安静了下来。威利.鲍登宣称：“金博士，我们都很敬爱您。但是我要坦白地说——何西阿.威廉姆斯才是我们的领袖。”

此言一出，吓得威廉姆斯赶紧冲着鲍登打手势让他闭嘴。此前早就流传着威廉姆斯正在策划一场针对金的“政变”的谣言，威廉姆斯很清楚鲍登公开表示忠心的做法只会为谣言火上浇油。反过来说，威廉姆斯也很怀疑贝弗尔和他的新门徒杰西.杰克逊打算造反。威廉姆斯阵营把自己视为坚守塞尔玛传统的主力军，反对那些没进过几次监狱、还将金骗到芝加哥吃苦头的二流理论家。贝弗尔阵营则将威廉姆斯贬低为专横的码头黑帮老大，没有能力掌握全国性运动，也应付不了杰克逊牵头的“面包篮行动”的自我维持潜力。金本人每当在场时总会容忍刚愎自用的副手之间的冲突，认为此类冲突是身处前线的人们克服困难与保持信念的必要副产品。他无视了围绕他的领导能力展开的尖锐对决，也很少约束政治双方，偶尔才会平静地插一句：“记住，我们是奉行非暴力的组织。”直到最后金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志。他暗示威廉姆斯，暂时将全部力量投向芝加哥可能是最好的的做法。威廉姆斯愤然抱怨了一通之后，金语调低沉地对他说道：“好吧，算了吧，这个事就算了吧。”

威廉姆斯停了一下，掂量了一番金的语气强度，然后选择了让步：“博士，你知道我会去的。”于是除了威利.鲍登这个明显反例之外，他手下的大部分员工很快就全都闷闷不乐地赶赴了冬日的芝加哥。私下里金斥责安德鲁.杨不该听任贝弗尔和杰克逊如此强力地联合起来反对威廉姆斯，以至于削弱了整个组织的复原力。这番批评带来的苦恼压断了杨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为了执行另一项任务，他提前离开了会场，结果却在萨凡纳机场昏了过去。帮助他苏醒的医生之一让杨直接去特拉维夫，因为对于领导大会员工来说，前往国外谈判就相当于按照医嘱闭门休息。

长期以来，惨遭打击的情绪一直是民权运动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对于金的考验远远超过了他主持葬礼的受训经验。11月14日星期一晚上，他暂停了潘恩中心的动荡，大声探讨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无论我接下来这番话有没有道理，我都希望你们拼命地听。”他向聚集在一起的非学委员工与客人致意，并且坦言道：“今天下午，当我听莱斯特（汉克森）谈论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经历时，我发现自己流下了几滴眼泪。而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都经历过糟糕程度比莱斯特略微轻一些的遭遇，而我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我想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是出于对于事业的忠诚才这样做的。”他承认“空气当中存在大量的混乱”，并且表示没有确定答案——“我自己也仍然在寻找。”然后他就开始了一场被他称作关于民权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的非正式声明”。传记作者大卫.加罗后来发现，这场演讲流传下来的粗略大纲与金的下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我们往何处去：混乱还是团结？》的框架结构十分吻合。

回顾过往十年的民权运动，金做出了一番总结陈词。平等公民权利的伟大任务在过去十年间确实带来了广泛的变革，但是这些变革既不迅速也不深入：“虽然这一时期代表了针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正面攻击，但是它并没有打败种族主义的怪物……而且我们决不能忘记，种族主义的根源在美国非常深刻。”金在哲学层面上区分定义了种族主义造成的两大障碍，其一是认为黑人在各种方面不如白人的“经验性”陈述，其二是为了挑起争斗而划分种族的“本体论”顽固倾向。他断言：“事实上，种族主义的最终逻辑是种族灭绝。如果你说我不够好，因为我的肤色或者我的种族血统……不能住在你的隔壁，那么你实质上是认为我不配存在。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仍然盘旋在我国上空。”

金利用潜在的对抗身份这一前提分析了纠缠着1966年这个政治年份的双重执迷。他认为黑人权力与白人反弹虽然热度不相上下，但却是彼此独立的现象。换句话说金并不认同当时的常见理论，并不认为一方促进了或者正当化了另一方。金指出，所谓“白人反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是一个旨在否认现实的词汇，就像理想化的三K党传奇故事曾经麻木扭曲了内战的后果那样。在金看来，所谓反弹就是针对结构性社会变革的隐秘抵制。这种抵制的对象已经超越了具体行为，例如不让黑人自由使用公共汽车或者图书馆。就像早期的种族隔离法律一样，白人反弹同样表明白人男性决心保留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有形特权。相比之下，金将黑人权力定义为痛苦的呐喊：“事实上，它是对于白人权力未能兑现承诺且匆忙行事的反应。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开始理解这场革命当中正在发生什么。”

接下来金话锋一转，探讨起了革命的性质，从演讲大纲开始发挥。他大胆地宣称：“首先，当你审视一场革命时必须始终认识到，进步的路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革命总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反革命、分裂与弯路，“总有些时候你会感到自己在倒退……过去几乎所有革命都是基于希望和仇恨。”革命冲突必然会让革命队伍充满相互倾轧的派系，即使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这样同为贵族的革命者也未能免俗。金承认，一场基于被埋没的少数族裔的革命在这方面还要承担额外风险。“为了激发人们的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行动起来，”民权领袖们曾经高呼“所有人，在这里，现在！”以此动员人们去争取长期遭到剥夺的民主权利。“我们知道我们出于道义理应得到自由，我们现在本应早已得到自由，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也知道自由不可能现在到来。”

民权运动不仅背负着未能得到满足的期望，还背负着来自非暴力纪律的额外负担。这种纪律要求人们坦然承受暴行与施虐，但是却没有为他们提供宣泄愤怒的出口。金断言：“我们将传统革命当中的仇恨因素转化成了积极的非暴力力量。在我们取得的每一场胜利当中，正是这种希望与非暴力力量引导着决定胜负的心理转折点。”然而这些成就如今却遭到了创造它们的战术的限制。“一旦希望破灭，一旦人们意识到，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成果，他们身处的环境仍然很糟糕，那么暴力就会成为某些派系的运动术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正在发生这种情况。”金认为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用更多的暴力来喂养暴力造成的挫折感要比用更多的牺牲与希望来抚慰非暴力造成的挫折感更加容易。“有趣的是，在一场希望减弱的革命当中，人们会痛苦地仇恨那些树立希望之人，因为这些人在树立希望的同时没有余力去兑现承诺。”

金的沉思陷入了惨淡的转折。他指出，非暴力运动正在经受白人反弹与黑人权力的两面夹击。不过他非但没有建议民权阵营暂且休养生息，等到历史性的调整尘埃落定再做打算，反而押上了他在诺贝尔奖演讲当中提出的三段式信条。“我所说的一切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人类的存续取决于人类解决种族不公正、贫困和战争问题的能力。”在潘恩中心，金将这三大弊病称为“不可分割的三胞胎”。民权运动不可能一方面指望在格林纳达或者芝加哥的种族问题上取得进展，另一方面还能避开“一个将要在越南无理残害数百万男孩女孩、男人女人的病态国家”的暴力倾向。“这两个问题不能分开。它们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为敌对情绪提供了附带的庇护所。贫穷也是如此。金认为贫穷是精神暴力感染了经济体系的体现。

金对威廉姆斯笑了笑：“何西阿，我想让你听听这番话，因为你是一个资本家。”金宣称，民权活动家们必须大声反对越南战争而“不被吓倒”；同理，他们也不能因为害怕遭受共产主义的指控而不敢质疑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原则。金直言不讳地建议：“也许美国必须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民权运动必须考虑卡尔.马克思等等禁忌思想家的经济批判：“只要你读过他的文章就会意识到，马克思这个人对于社会正义抱有巨大的热情。你知道卡尔.马克思是犹太人出身，有拉比的背景。”金断言早期的马克思显然受到了阿摩司以及其他希伯来先知的影响，但是后来却陷入了经济决定论，为无产阶级专政“斩断个人自由”的行径提供了借口。“卡尔.马克思的最大弱点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手段和目的必须协同一致……因此我要在这里与马克思兄弟分道扬镳，继续向上帝的天国前进。”

金指出，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搁置1965年的胜利庆祝活动，整顿行装收拾身心，做好投入漫长劳苦的准备，并且加深他们对于非暴力的承诺。“我们有一套方法，我们必须发展它。”非暴力方法可能只是一场实验，未必就能成功。但是渴望战争的批评者必须明白，暴力导致的结果同样无法确定。“暴力可能会谋杀说谎者，但它不会谋杀谎言，不能确立真理……暴力可能会达到谋杀仇恨者的地步，但它并不能谋杀仇恨，还可能会增加仇恨。”诉诸暴力的神经反射使得人类分裂成了相互交战的部落，颠覆了民主和宗教的基本承诺。“我仍然希望领导大会成为那盏希望之灯，伸手不见五指之际的那盏灯。我们仍然必须相信，我们的胜算在于召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而不是特定的种族群体，“因为孤立无援必然没救。”

金以一段关于历史的沉思结束了演讲。他的贴身圈子的成员们——其中许多人还没能从彼此之间的内斗当中平静下来——倾心吸取了金的号召。金呼吁人们针对种族隔离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位表亲开展斗争。他用坚定承诺的语言提出了激进的飞跃。这远远称不上一项计划，而是呼吁人们做见证的质朴召唤。这一次金没有采用惯常的精炼演说风格，而是抛出了一则笨拙的新比喻。他宣称，1964年与1965年的里程碑将“民权的橄榄球”推进到了“五十码线附近”，现在民权队已经打入了对手的半场，必将面临远远更加顽强的抵抗。“我们在持球推进的过程当中有时甚至会失误丢球。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要赶紧将球抢回来，然后我们将继续逼近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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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杨于11月30日结束了对于约旦与以色列为期十二天的访问返回美国。他报告说，这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都急切地邀请金进行一场普世朝圣访问，而且正在安排金在加利利海近海的一艘船上向多达五千名游客布道。杨希望在哈达萨医院或者旧希伯来大学建立一个和平总部，这所大学位于约旦领土，此刻仍然闲置。但是合作官员“害怕得要死”，担心两国之间的敌对行动会吓跑外国游客并且切断急需的外汇收入。杨这次访问恰好赶上了“碎纸机行动”导致的骚乱。以军原本打算趁着黎明前夕快进快出地突袭一下希伯伦附近的巴勒斯坦民兵，结果却碰上了一支意外到场的约旦巡逻队，以至于原本的偷袭变成了激烈交火。最后以军指挥官与十五名约旦士兵阵亡，许多士兵受伤，一百多所房屋被毁。副国务卿卡岑巴赫责备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居然针对最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元首侯赛因国王进行拙劣的跨境挑衅。侯赛因国王原本将他的巴顿坦克部署在约旦河东岸，希望借此缓解以色列关于国家安全的担忧，但是现在约旦的军事领导层却敦促他将其中一部分坦克调拨到耶路撒冷，摆开了剑拔弩张的架势。

金遗憾地表示，全面战争的威胁可能迫使他取消1967年访问该地区的计划。更何况只要他胆敢在当地呼吁和平政治，就难免引发两个东道国政府之一的强烈反应，甚至两国政府还很可能同时向他发难。杨的备用想法是让金回避政治，着重强调宗教和解，不过这一招光是看上去就十分蹩脚。（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金为了救济在苏联受迫害的犹太人而发出的公开呼吁。）斯坦利.利维森认为，任何外来者要想在中东政治的大熔炉当中站稳建设性立场都需要非同一般的天才。他同意杨的观点：金的任何访问都应当仅限于观光，期间决不能开口发表意见。但是这样一来金又将处于另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届时难免有人会指责他不去应对国内的紧急问题，反而跑到国外带领游客穿越战区。

与此同时利维森正在操心另一个问题：新近抄录的金在潘恩中心的自我检讨文本令他感到十分不安。金本人也根据以往的教训担心文中关于民权阵营需要开展内部批评的段落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他限制了讲话文稿的分发，从而避免另一轮负面新闻报道宣称他打算以自己的权威“敲打黑人权力”。金的目标是塑造一套积极的替代方案，让黑人权力的弱点自然而然地发展，但是此类报道只会再次败坏民权运动的名声并且宣传分裂。身为领导大会首席筹款人以及联邦调查局目标的利维森对于讲稿内容同样抱有保留意见，他觉得讲稿的布道风格过于浓重，而且对于马克思这位共产主义之父的随口引用也难免招致猜忌。他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表示：“马丁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却称他为‘马克思兄弟’，我认为捐款人们恐怕不喜欢听他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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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1966年芝加哥民权运动的早期评估当中，伯纳德.拉法耶特告诉民权老兵们，他们已经实现了关键目标，因为他们的运动推翻了认为北方城市的种族不满“过于微妙而无法表现出来”的理论，并驳斥了人们对分散的城市居民能不能“在面对大规模暴力时被动员起来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普遍怀疑。专门研究芝加哥历史的学者准确地得出结论：开放住房解决方案尽管仅仅略微影响了芝加哥的住房种族隔离，“但是肯定要比领导大会的伯明翰运动与圣奥古斯丁运动最终达成的解决方案要强得多。”根据该协议成立的芝加哥大都会开放住房领导委员会在未来几十年一直都是受人尊敬的稳定社区种族融合联盟。这个委员会将会多次发起关于住房种族平权的诉讼，其中两起官司还打到了最高法院。从反面来看，芝加哥的政客们确实放弃了当地的承诺，就像伯明翰的领导人背弃了整合百货商店浴室和警察部队的承诺一样。芝加哥运动与伯明翰/塞尔玛运动的显著区别在于更广泛的影响。伯明翰解决方案的缺点消失在了波澜壮阔的浪潮当中，这道浪潮通过全面国家立法在形式上解决了的种族隔离问题；塞尔玛运动本身从未击败或改变吉姆.克拉克警长，而是促使全国实现了投票权民主化，从而让克拉克这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沦为了旧时代的遗物；但是芝加哥解决方案结果或者声誉并没能得到相应显著转变的补强，它的所有缺点也没能得到时代潮流的遮盖，看上去非常碍眼。

为了缓和损失，某些运动领袖采取了自负的态度，认为他们曾经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了反对派。拉尔夫.阿博纳西写道：“我们本应想得更清楚，而不是相信我们可以来到芝加哥，用我们在蒙哥马利、伯明翰和塞尔玛使用的同样策略来纠正这座城市的错误。”贝亚德.拉斯廷也收窄了叙事框架，与全国各地的其他员工一起为自己开脱，甚至对他的博爱朋友投去了狭隘的目光：“我就知道他这次非得摔一大跤不可。戴利把马丁.路德.金的屁股切下来了。”

按照历史周期律，为了让美国彻底吸收平等公民权的字面与精神所规定的巨大变化，一段充斥着失望与分裂的时期也许不可避免。残酷的偶然因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挫折。对种族间正义的追求萌生于美国国内气氛因为越战而变得充满敌意之际，于是民权运动最独特的信条——为民主制度担当非暴力见证——几乎同时在公共讨论当中失去了踪影。非暴力在各个领域都变成了过去式。黑人首先抛弃了非暴力，就像初学者抛弃了装在自行车上的辅助轮，现在他们要求理直气壮地像普通美国人那样好战，即使是像黛安.纳什这样坚定的非暴力实践者也开始渴望某种比非暴力更强大的东西，并且开始怀疑非暴力的付出能够带来足够的回报；白人热衷于将非暴力作为某种宗教理念，不该安插在国家政治当中；嬉皮士的举止给非暴力贴上了自私的标签；许多思想家更是忽略了非暴力，认为这一理念无非是个过时的障碍，仅仅适合于种族问题的某一阶段，几乎没有人尊重或者分析非暴力公民原则的更广泛遗产。坚持信念的金因此变得越发孤独起来。他认为非暴力运动为整个国家提供了卓越的领导纪律，而非暴力的衰落则放大了从“敌人思维”继承而来的复合危险——也就是按照类别隔绝人群的倾向。在宗教方面，敌人心理学可以颠覆整套道德准则，将暴力包装成为神圣的事业。在政治方面，敌人心理学可以利用恐惧、秘密与战争任意命令的等级结构来颠覆民主承诺。

1966年的调整既明目张胆又潜移默化，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现实意义。自从1964年以来，戈德华特派共和党人作为南方以外合法种族隔离的最后捍卫者几乎消亡殆尽，1966年的反弹现象最初似乎不过是对于这一现象的平衡修正。但随后几十年的观察家们将会把这个通常不起眼的中期选举年视为戈德华特的继承人们开始统治美国政坛并且为其带来更持久变化的发力点。政治学家厄尔与梅尔.布莱克兄弟（Earl/Merle Black）追踪了整个南方的党派投票模式的“大白人转换”。研究黑人如何从南方流向芝加哥的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发现了具有强大累积效应的更大反应。他在1991年写道：“现代保守主义崛起的开端恰好赶上了美国开始意识到黑人移民的真正规模与后果的时刻。”他补充说，这场影响力巨大的新保守主义运动是由“前自由主义者建立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北方的种族问题而失去了信心；欧文.克里斯托的名言声称‘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个被现实打劫的自由主义者’，不难猜出这里的劫匪是什么肤色。”马修.达勒克（Matthew Dallek）的著作则研究了与新保守主义潮流互成镜像的课题，也就是罗纳德.里根的崛起。在这本书的结尾，他简要回顾了里根的对手帕特.布朗在1966年选举中的“一个致命缺陷”——“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当帕特.布朗倒下时，他在整个成年生活当中坚持的哲学也随之倒下，从未真正恢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