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非学委领导人克利夫兰.塞勒斯在亚特兰大拦住了金，为了一件急事咨询他的意见。塞勒斯当时二十二岁，生性彬彬有礼，身体结实。他的父母是一名教师和一名农村创业家，两人含辛茹苦地将儿子送进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的霍华德大学。1962年他们曾经恳求儿子不要拿着他们辛苦挣来的学费不干正事，但是最终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消失在抗议与志愿入狱的漩涡当中，他们宁愿从未听说这些事情。现在塞勒斯回顾了梅雷迪思游行期间的深夜辩论，告诉金他不能再从精神层面反对暴力，而是决心采取政治立场反对征兵。金则指出，反对征兵就意味着走上法庭，本来就没有多少脱罪的指望，而塞勒斯构想的辩护词只会进一步削弱自己的胜算。但他依然建议塞勒斯站在信念的立场上看待自己和他人，咬牙挺过最多五年的拒服兵役刑期。这番回答让塞勒斯很满意，金则顺势为他献上了一段祈祷，祝愿他始终保持坚定的意志。5月1日星期一，卡迈克尔护送塞勒斯前往征兵站摊牌。进门之前卡迈克尔低声告诫道：“不要让他们影响到你。”就像阿里一样，塞勒斯也无视了向前一步出列的仪式性命令，他的举动随即成为了全国新闻——“民权领袖拒绝入伍”。《纽约时报》对于这场气氛紧张的仪式的报道强调了当事人的衣着细节：“他在早上七点出现在入伍中心，留着胡子，戴着太阳镜，穿着绿色高领毛衣和棕色无领夹克。他穿着棕色的鞋子，但没有穿袜子，他的棕色与白色格子长裤拉到了脚踝以上约六英寸。”卡迈克尔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有十六名非学委同事遭到了义务兵役系统的征召。为了抵消为种族主义战争进行偏向性征兵的指控，该系统刚刚接受了第一批非学委黑人成员——南卡罗来纳州一百六十一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一人遭到征召，佐治亚州五百零九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五人遭到征召。

身为非学委这样一个全国性组织的项目秘书，塞勒斯的举动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最近一段时期该组织提出的黑人权力理论以及针对美国在越南的目的的尖锐攻击大大增强了组织的公众存在感，但是新闻界的热心惊呼却掩盖了已经病入膏肓的组织瓦解。现在非学委的员工队伍只剩下了大约七十人。随着鲍勃.摩西、黛安.纳什和约翰.刘易斯等等非凡人物纷纷离队，仍然留在非学委忍受迫害与疲劳的人们开玩笑说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这个充满传奇的名字如今每一个字都名不符实：如今他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不再坚持非暴力，不再协调超越了长辈们的智慧与勇气的牺牲，也不再由奉行平等主义的基层委员会来运作。相反，他们在外界忙着争夺名人的注意力，在内部则像年轻时那样纠纷不休，凡此种种行为都像报界对于他们的衣着的评头论足一样俗气。

此前非学委内部曾经因为车钥匙的归属问题闹过多次纷争，纷争的一方是卡迈克尔，另一方是比尔.瓦尔以及其他奉行分离主义的同事们，后者曾经在去年十二月的“木头腿”.贝茨会议上带头投票开除白人工作人员。有一次，瓦尔的亚特兰大项目拒绝交出非学委车队当中的一辆普利茅斯，于是塞勒斯找到这辆车，依靠短路点火的方式启动了汽车，准备把车开到密西西比州。但是卡迈克尔在路上爆胎了，由于没有后备箱的钥匙，取不出备胎的卡迈克尔不得不向路过司机借了千斤顶，卸下受损轮胎，然后抱着轮胎搭车前往附近的修车店。另一次，瓦尔征用了一辆旅行车迟迟不肯归还，于是塞勒斯向警方报案时，瓦尔随即谴责他屈服于“亚特兰大白人主子艾伦的种族主义警察走狗，只为解决所谓的非学委黑人之间的内部纠纷”。接下来瓦尔更是给詹姆斯.福曼拍发电报，威胁要针对“蓄意破坏黑人意识形态的阴谋”进行报复：“我们掌握着录音带和其他资料，可能会落入全国各地的黑人手中。”卡迈克尔给亚特兰大项目部发送了一句话的答复：“你们已经被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解雇了。”在其他地方，他暂停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项目，关闭了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早已失灵的项目支持小组，并且透露华盛顿的员工正在躲避房东的驱逐，那里的“大部分办公设备都被偷走了。”

接下来，身为项目秘书的塞勒斯发现他的同居女友曾经多次与同事休伯特.G.布朗（Hubert G. Brown）私下幽会。大发雷霆的塞勒斯咒骂并且殴打了女友——事后他公开表示忏悔——还尖叫道这种背叛撕裂了非学委已经破裂的信任网络。布朗也是非学委的骨干成员，在塞尔玛危机期间他曾作为学生领袖与约翰逊总统会面；在卡迈克尔离开阿拉巴马成为非学委主席之后，他还负责监督了阿拉巴马州的选民登记项目。三月下旬，他曾经在朗德斯县基督教人权运动成立两周年会议上发表讲话。布朗沉痛地讨论了最近发生在运动教堂的两起纵火案，但是他随即又狡猾地猜测了白人房产失火事件的内情，以此活跃现场气氛。“闪电击中了好望角长老会教堂，”他在喧嚣与笑声中津津乐道地说道，希望这个惊人的巧合“帮助白人理顺头脑。”非学委员工斯科特.B.史密斯（Scott B. Smith）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恨，我知道如何去仇恨。”一位老人挥舞着手杖反对说他们的任务不是仇恨，而是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人，包括白人和有色人种。”黑豹党领导人约翰.胡莱特和西德尼.洛根已经把一辆拖车开到了临时扶贫办公室的灰烬上，为就业培训班重新布置了自制的桌椅。但是民间武装人员的身份依然神秘难解。洛根家的一头小公牛最近刚刚头部中枪而死，遗嘱检验法官哈雷尔.哈蒙德家里的二十头牛也被毒死了。后一起案件尤其引起了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三K党对于哈蒙德允许黑豹党候选人参加1966年投票的惩罚，也有人认为这是激进派黑人警告人们不要相信白人温和派。新鲜牛肉被送到了仍然住在80号公路上的帐篷城的难民手中。斯科特.B.史密斯暗示道，分割牛肉的人手是连夜从塔斯基吉兽医学校招募的非裔屠夫，而且还有传言说某三K党徒家的邮箱里发现了牛鞭。“焚烧教堂和杀牛根本不中用，”黑豹党候选人罗伯特.洛根在一次弥撒大会上宣称。“我们的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尽管如此，新近崭露头角的民权运动新势力还是采用了讽刺的派头：“是的，闪电。”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就焚烧教堂事件发表了一份声明——“黑人现在正在发出通知，我们将会进行反击”——并且以一句誓言总结了他关于纵火案的公开评论：“我们要么全都在同一座教堂里面敬拜，要么全都在露天地里敬拜。”如此隐晦的说法就像此前他在黑人校园里受到的冷热不一的对待一样，未能成为新闻。伯明翰迈尔斯学院的一些学生将他称作与白人至上主义者互为镜像反面的黑人至上主义者，还说他是个“该死的傻瓜”，因为他主张建立一支全黑人的教师队伍。卡迈克尔则斥责他们接受了一套蹩脚的课程——“你们都是只会学舌的鹦鹉”——还讽刺他们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陶醉。（他质问在摩根大学就读的女生：“你们在这里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在半夜踢门去找一双鞋？”）在演讲厅之外得到关注的是卡迈克尔针对美国白人的大胆呐喊。《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报》报道说，在图格卢大学“卡迈克尔强烈的反越战声明引发了将近五分钟的呼喊，‘该死，我们绝对不去越南！’” 据《纽约时报》报道，卡迈克尔在迈尔斯大学劝说学生们摒弃美国法律。他引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名言：服从主人的奴隶不可能拥有自由。他的最新格言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如果你想获得自由就必须高呼，‘让美国的法律见鬼去吧！’”《纳什维尔旗帜报》徒劳地敦促范德比尔特大学禁止卡迈克尔走进校门，从而防止暴乱。卡迈克尔在纳什维尔的三所黑人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菲斯克大学与德州农工大学——都发表了演讲。4月8日晚上，就在他离开菲斯克大学的第二天，菲斯克大学晚餐俱乐部的黑人经理打电话报警，赶走了一位醉酒的黑人主顾。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却迅速升级激化，引发了足足三天的骚乱，导致九十名学生被捕，五十人受伤。高度戒备的五百名防暴警察涌入校园，射杀了三名学生。田纳西州议会随即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无论卡迈克尔是否具有美国公民身份都应将其驱逐出境。当事各方都发出了理直气壮且针锋相对的迫切呼声，促使《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纳什维尔的‘黑人权力’。”文中警告说：“很难确定这些骚乱究竟是由卡迈克尔先生的火热言论引发的，还是由此前企图迫使他保持沉默的努力引发的。”如此强力的光环自从反战动员大会以来就笼罩着非学委主席。此前卡迈克尔遭到了牵强附会的定罪，阿拉巴马州当局声称他在他在去年十一月选举之前煽动塞尔玛黑人选民暴乱。四月下旬，光环附体的卡迈克尔在休伯特.布朗的陪同下走进联邦法院，针对这一罪名提出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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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在克利夫兰.塞勒斯拒绝服兵役之后的第二天，一群遥遥敬佩着朗德斯县民权运动的人们发起了一场壮观的初次亮相。他们为这个时代创造了醒目的黑豹标志并且向其献上了敬意，但是他们几乎想象不出更好的景象来掩盖他们从阿拉巴马州农村获得的灵感。这一天，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州议会大楼陷入了一片喧嚣。一队手握霰弹枪与步枪的黑人示威者昂首走进州议会大楼，向楼里的人们询问怎样前往二楼会议厅。人墙一般的记者和摄影师面对着前进的示威队伍一步步后退，用后背撞开了前进道路上的一扇扇门。正在辩论的州议员们突然看到二十几名黑人青年一边用枪指着天花板一边大步向前，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许多人都逃离了会场。有几位黑人青年穿着皮夹克，戴着黑色贝雷帽，他们身边还陪伴着六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女性。一名闯入者大声宣布要针对“种族主义的奥克兰警察”认可的枪支管制法案发起公民抗议，警察们则聚集在一起与这些面无表情的闯入者们对峙。安保人员冒险抓住了一部分闯入者，并且发现他们手里的枪支全都都装满了子弹。最终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警方允许闯入者们的领头人鲍比.西尔（Bobby Seale）在会议厅里大声朗读了一份黑豹自卫党成立宣言，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权力结构”针对从印第安人到越南人等等非白人的历史压迫：“黑豹自卫党相信，现在正是黑人武装起来对抗这种恐怖的时候，否则就太晚了。” 西尔的队伍随后根据停战协议走出会议厅，穿过州议会大厦的草坪，经过新闻摄影机与瞪大眼睛的游客面前——游客当中还包括一群在社会研习课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州议会实地参观的八年级中学生。一支庞大的巡警队伍在四个街区外的一个加油站附近逮捕了二十六名撤退路上的示威者。

这就是宣言作者休伊.P.牛顿设想的“大事件”。牛顿时年二十五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休伊二字取自二三十年代的路州著名政客、惯于大鸣大放的前任州长“鱼王”休伊.朗。事前牛顿就打算将追随者们必然面临的刑事审判当作宣传黑豹党的大好机会。为了筹措辩护经费，他投入了他首次以黑豹党名义进行演讲的出场费，用这笔钱买了一磅大麻，分装成小袋，然后开着他的越野大众汽车上街兜售。牛顿严格命令自己手下的小型军事化团体抵制奥克兰警察的针对性拦截——“决不放弃枪杆子，决不放弃麻叶子”——这一宗旨设定了黑豹党未来面临的冲突模式，也导致了1989年牛顿本人在一座可卡因藏匿屋门外因为毒品交易欠款而死于非命。就眼下而言，牛顿的瞬间成名确实传播了关于革命暴力的浪漫理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黑豹宣称枪就是权力”——解释了他派人冲击州议会的理由。另一篇较长的文章搭配了牛顿的海报照片，照片中的牛顿坐在一把造型夺目的藤椅上，手里拿着权杖与卡宾枪，与记者探讨了杜波依斯、马库斯.加维、马尔科姆.X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对于他的影响。5月7日的《纽约时报》头版特稿——“新左派转向暴力情绪以取代抗议”——注意到阿根廷游击队领导人切.格瓦拉给全美国的新兴白人活动家提供了属于白人的族裔模式，也就是马尔科姆.X和休伊.牛顿的模式。学生民主社会组织领导人格雷格.卡尔弗特（Greg Calvert）认为：“当我们把白人激进分子组织起来之后，就可以与黑人激进分子联合。”他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煽动城市暴乱的积极运动。更温和的“越南之夏”联盟的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声称：“我们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我们是革命者。”《时代周刊》记者附带指出，新左派拒绝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奥克兰黑豹组织的诞生也引起了主流政治界的共鸣。鲍比.西尔在会议厅谴责的限枪法案很快就得到了通过，里根州长很快还会签署新的枪支限制措施，其中包括一项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枪支的额外规定。但是枪支管制阵营的非理性胜利已经在更大范围内起到了反作用。加州的轰动性恐慌事件过后不到一周，全国步枪协会的官员就登上了头版头条——“步枪俱乐部认为枪支是抑制暴乱的利器”——他们给出的反面研究显示，在研究选定的十一场暴乱当中，九场都有黑人参与。因此协会在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下大胆宣称，武装起来的私人公民“可能对于维持公共秩序至关重要”。全国步枪协会不仅收割了跨越肤色界线的恐惧，而且也像黑豹党一样竭力鼓吹不受限制的持枪权。另一方面，里根州长同样借助休伊.牛顿手中枪支投下的阴影巩固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当鲍比.西尔驾车离开州议会时，他亲自来到了惊魂未定的州议会门前草坪上，因为此前他与参加社会研习考察课的中学生们约好了一起吃野餐。他的如约亮相极大地安抚了广大选民的情绪。面对危机从容不迫的姿态为里根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政治加分。最近这位新任州长刚刚因为两项极其不受欢迎的施政措施而备受抨击：他推行了加州历史上额度最大的增税，还批准了第一部允许“治疗性”堕胎的主要法律，两者都激怒了他的政治基本盘。（里根打趣道：“我原以为新官上任总有蜜月期，但是显然我在去教堂的路上弄丢了结婚证。”） 现在他抓住机会，再次将攻讦的矛头对准了“舞台中央的无政府主义者”。竞选州长时里根发誓要取缔从沃茨到伯克利的骚乱，如今他的语气依旧像竞选时那样斩钉截铁。5月15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里根与罗伯特.肯尼迪举行了一场电视辩论，并且让他们接受了远在伦敦的多国留学生们的质询。里根声称反战抗议不仅破坏了国内的希望，而且延长了国外的战争。罗伯特选择了为困难的立场辩护——一边驳斥那些认为美国干预越南不道德的学生，一边摸索在越南实现和平谈判与选举的可能性（“你能让北越那边老实听话吗？”），同时还要面对源自“一百五十年来我们不公正对待少数群体的遗产”的紧迫复杂局面——里根则认为解决种族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内心”。他表示早年间当他从事广播工作的时候，“规则书还会声称棒球是‘高加索绅士的游戏’”，相比起来如今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他甚至还想象了“万一柏林墙也会消失”的光明未来。惊讶的评论家们认为这位不被看好的新秀州长凭借简单的故事叙述保持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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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亚特兰大的帕斯卡尔汽车旅馆举行了一场拥挤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他要从乏味的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重新担任他喜欢的基层组织工作。不少同事都对这番言论大翻白眼。事实上，卡迈克尔在连任非学委负责人时几乎没有得到支持，即使是那些重视他的魅力并且认同他的黑人权力立场的人们也没怎么支持他。许多人都对卡迈克尔颇有微词，认为他的作秀风格颠覆了组织内部的兄弟情谊，他在组织内部推广了嘲笑白人的蔑称“白鬼”，而且他还嘲笑了政治虔信的自由派白人一心以为所谓的“好黑人”只想寻求他们的友谊：“白人女性不是这个世界的女王——她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出自人为塑造。”非学委的女性成员们尤其认为卡迈克尔沉湎于流星一般的名声，误以为头条新闻与俏皮的陈词滥调等同于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执行秘书鲁比.多丽丝.史密斯（Ruby Doris Smith）尤其直率地指责了他。史密斯缺席了气氛阴郁的亚特兰大选举，因为此时她已经患上了恶性淋巴肉瘤，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份就会英年早逝，时年仅仅二十五岁。同事们都很怀念她。休伯特.布朗当选了新任非学委主席，这一人选源自两派势力之间的妥协，一派是城市出身的分离主义者，另一派是仍然驻守农村推动着破败不堪的黑人选举权项目的实地员工。布朗被介绍给媒体的名字是H.“饶舌”.布朗。他主动隐去了休伯特这个名字，为的是凸显他在民权阵营获得的绰号。布朗具有少见的天赋，擅长采用各种方言口音进行饶舌说唱。（当初格洛丽亚.拉里和斯图尔特.豪斯在阿拉巴马州喜结连理的时候，布朗曾经在婚宴现场表现即兴说唱为新人助兴。）联邦调查局针对非学委新任主管做出了第一份情报报告，却发现此前从未收集过关于布朗的信息。记者想知道新任主席是否会产生卡迈克尔那样的宣传效果。“希望不会，”布朗回答说。

新官上任的布朗花了两天时间来主持人事审查。非学委中央委员会筛查了组织内部的异见人士、伤亡人员以及懈怠成员（“让她下床简直难于登天”）；此外卡迈克尔即将踏上环球旅行之路，鉴于当下他的媒体地位让非学委本身都相形见绌，中央委员会也讨论了利用这次环球旅行为非学委做宣传的微弱希望。就这样一直到了5月14日晚些时候，紧张的气氛终于消磨掉了顾左右而言它的余地，最棘手的难题终于摆在了委员会面前。鲍勃.泽尔纳获准发言，他提出了一项十分麻烦的请愿，希望非学委能够赞助他和他的白人妻子多萝西在白人社区开展工作。这个项目本身仅仅需要非学委与泽尔纳夫妇进行保持距离的合作，真正的问题在于此类合作是否能适应木头腿贝茨会议上制定的排除白人政策。泽尔纳紧张地告诉坐在他面前的十几位同事：“我想我已经度过了感情用事的阶段。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复下来，但是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够首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中央委员会随即开始讨论他们是否有权修改纽约州的含糊投票所决定的组织政策，争议立刻浮出了水面。有些委员质问泽尔纳如何看待非学委宗旨的演变，大多数赞成在白人社区开展项目的委员并不肯明确支持泽尔纳顺带提出的对于自身的非学委成员资格的主张。来自塔斯基的比尔.霍尔（Bill Hall）试图将这几个问题分开讨论。他想知道是否可能将白人保留在非学委员工队伍当中，但是同时又将他们排除在政策会议之外。委员会要求泽尔纳暂时离场，好让委员会进行投票，泽尔纳则要求在离场之前发言。他概述了一份他妻子为委员会撰写的声明：“我们不必讨论我的感情关系。但是我觉得而且一直觉得，非学委就像其他人一样是我的一部分，我曾经是，也将永远是非学委的一员……我不会因为我所属的种族而接受任何形式的限制或者特殊分类。我们既然不期望这个国家的其他人这样做，那么我也不会接受别人对我这样做。”

泽尔纳再次离场等在外面之后，“鉴于我们希望成为一支革命力量，也鉴于这种情况可能一再发生”，布朗开始主持辩论。委员们陷入了极尽纠结的冲突，纷纷呼应着种族隔离主义者们的举止话术。一位发言者一方面为排斥白人的政策辩护，同时又批评这一政策迄今为止的实施“非常草率且失之野蛮”。比尔.霍尔将这一政策与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战争相提并论，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泽尔纳的种族，而在于他能不能在参与黑人武装斗争的同时接受自己身为“技术员”的从属身份。菲伊.贝拉米（Fay Bellamy）认为“鲍勃.泽尔纳的做法非常不公平”，因为他试图将私交与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泽尔纳理应认识到，在一个致力于黑人权力的委员会当中哪怕只有一名白人成员也会严重损害委员会的公共形象，她无奈地承认道：“照理说这一点不应该造成任何区别，但是实际上就是有区别。”新进当选替代克利夫兰.塞勒斯的拉尔夫.费瑟斯通（Ralph Featherstone）同意霍尔的观点，但是又告诫同事们泽尔纳手里不仅只有一张感情牌：“在原则上鲍勃说得有理。当我们声称白人不应该制定关于黑人社区的政策的时候，要当心别人也能拿着这条道理反过来对付我们。”新近当选接替鲁比.多丽丝.史密斯的斯坦利.怀斯（Stanley Wise）引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关于争取优势的观点——“至关重要的关键在于率先出手的人必须是我们”——他提议将眼光放长远，不要拘泥于眼前的不幸遗憾，而是要着力建设全黑人决策的能力，“但是正如菲所说，我们同时也要理解这一决策并非出自种族主义。”

这番争辩听得詹姆斯.福曼越发激动起来：“我认为我们这是在犯糊涂，鲍勃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压过满场喧嚣的声音立刻嘲弄道：“你那天也是这么说菲伊的。”福曼一听这话就气炸了：“你他妈说得一点不错！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这句怒吼吓得会场上一时间鸦雀无声。福曼紧接着咆哮道，泽尔纳完全有权利情绪化，因为他已经为非学委效力了这么多年。早在1961年的麦库姆事件当中，泽尔纳就陪同鲍勃.摩西以及以及时任主席查尔斯.麦克杜（Charles McDew）一起蹲过监狱。但是福曼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建议将泽尔纳的员工身份问题推迟到下次全体员工会议再做讨论。比尔.瓦尔转而提出，怎样处理泽尔纳问题都可以，只要不搞员工投票就行。但是其他人谴责瓦尔无非是提出了又一则“摇摆不定的建议”，他们认为泽尔纳十有八九不肯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这样一来反而会让非学委难以自处。发言者们无不在矛盾当中苦苦挣扎，最终全都筋疲力尽地倒在了一项主张完全切断泽尔纳的成员资格的动议面前。泽尔纳被重新请进会场之前，福曼先一步向这位老同事解释说，最终投票结果适用于所有白人而不仅仅是“有胆量来到委员会面前的人”。布朗在宣读简短决定之前向泽尔纳做出了他本人的承诺：泽尔纳与非学委之间的羁绊永远不会被斩断，“唯一被削减的是你作为员工的特权。”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这是我们之间的错误，”泽尔纳回答到。他承诺对媒体保持沉默，仅仅要求提供他的发言的录音记录，好让他的妻子相信他在她称之为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当中保持了坚定的立场。非学委领导层就这样背离了既有原则带来的焦灼与疲惫，转向了不确定的新革命。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剩余的黑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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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在白宫门外挨了一颗生鸡蛋。警察拖走了一个骂他是叛徒的反示威者。此时斯波克已经与两百名反战动员会支持者在上了锁的白宫大门外守候了三天，詹姆斯.贝弗尔和科瑞塔.金与他站在一起，试图恳请约翰逊总统与4月15日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会面，他们的呼吁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科瑞塔此番代表她的丈夫来到华盛顿，至于金本人则正在克利夫兰推动选民登记活动。特勤局官员在私下里发现，贝弗尔已经说服了圣马克圣公会教堂向他敞开大门。卧底探员在教堂里观察到，约翰逊总统喜欢的一位礼拜牧师“积极参与了”战略会议，而且“贝弗尔发表了许多煽动性言论”。动员会领导人计划于10月21日举行一次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全国性后续抗议活动。5月19日，一项民调分析向总统保证70%的美国人与近一半的黑人在越南问题上不同意金。然而同一份研究报告还根据金自从四月以来的短暂反战行动的 “粗略数据”提出了警告：“金博士很可能有能力影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黑人选民支持他可能支持的1968年总统候选人。”

此前一周，约翰逊总统召见了拉塞尔参议员，谈到了一项即将实施的轰炸胡志明总部附近发电站的命令。麦克纳马拉主张这样做，拉斯克则表示反对。拉塞尔劝说道，现在所有这些轰炸无非只能伤及皮肉，唯有全面入侵北越才能一锤定音。哈利.麦克弗森是出席这次严肃磋商的唯一一位总统助理。他自愿前往越南视察南部战区，为苦恼的总统提供全新视角——尽管这副视角十分业余。当美军的喷气式飞机首次闯进河内上空突袭轰炸发电厂时，麦克弗森正在搭乘休伊直升机前往岘港。他在飞机上记录了这一轮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空袭……这里是一个师的营地，那里是一个营的前沿阵地……山顶上的大片区域已经被刮掉……我们刚刚铺设了一百英里的硬化道路。”5月19日——这天也是胡志明的七十七岁生日——北越出动了三十架战斗机升空迎敌。北越王牌飞行员刘辉昭回忆道，河内的地面防空火力如此密集，以至于除了五名美国飞行员之外还有几家北越方面的米格战斗机也被打了下来。

同一天在华盛顿，麦克纳马拉部长向总统展示了他对于威斯特摩兰要求增兵二十万的答复草案。这一答复的核心结论标志着麦克纳马拉的立场转折，也标志着约翰逊遭遇了更深的危机：“越南战争正在获得无法遏制的势头，必须将其截停。”尽管麦克纳马拉通过堆积大量细节证明美军已经取得了一项令人欣慰的成就——“人们一致认为我们不再面临着输掉这场战争的军事危险”——但是他却看不到战争走势能够指向任何建设性的结局。中情局也提出了令人抓狂的新结论来支持他：如今美军已经几乎完全摧毁了北越的发电厂和石油库（85%），却未能遏制北越武装人员向南流动。更糟糕的是，中情局还认为替代当前战略的两个主要方案——加强轰炸与减缓轰炸——都只使得北越民众的意志更加坚韧。用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美国对北越轰炸了二十七个月，却几乎没能影响河内的战略。”至于派往南越的美军，他发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与英雄主义宣传反而产生了不成比例的抵触心态，与此同时身为名义盟友的南越军队却变得越发“疲惫、消极、得过且过”。麦克纳马拉强调，即使按照威斯特摩兰的计划在越南部署六十七万名士兵——这意味着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动员预备役——北越方面在1968年美国大选之前恐怕也不会产生谈判的意愿。他建议不要增兵，因为他预见不到任何足以抵消更血腥僵局的收益，而且他还警告总统要小心增兵带来的陷阱：“可能存在一个限度，许多美国人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允许美国超越这个限度。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每周杀死或者重伤一千名非战斗人员，同时试图为了一个是非曲直备受争议的问题将一个落后小国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画面并不好看。”

这些令人不安的话语或许会让麦克纳马拉在白宫围墙外的动员会守夜活动当中受到欢迎，此时该活动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天，人们开始散去。但是约翰逊总统还在出于冷战思维的惯性支持越南战争，因为他一直害怕在政治层面被称为懦夫。长期以来总统与顾问们共同分担的忧虑演变成了一个比起麦克纳马拉的任何著名计算更为真实的数字。正如约翰逊不断重申的那样：“我在那边已经失去了一万个小伙子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传记作家托马斯.鲍尔斯后来指出，约翰逊的战争将会“越来越受制于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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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约翰逊在麦克纳马拉与威斯特摩兰的相反立场之间找到前进路线，一场更加重要的危机就陡然杀了出来。5月22日星期一，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下令封锁蒂朗海峡，切断了以色列从红海进入其南部唯一港口埃拉特的航运生命线。星期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遵从纳赛尔的法律通知，将联合国维和人员撤出西奈半岛，此时埃及军队已经在这里拉开了阵势。从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再到利比亚，阿拉伯各国纷纷派出军队为埃军助阵，伊拉克部队则开赴约旦与叙利亚提供支援。历史学家阿瑟.赫兹伯格（Arthur Hertzberg）写道，在一天之内“美国犹太社区的情绪经历了一场突然的，激进的，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变化。”美国国内要求政府干预拯救以色列的呼声高涨，约翰逊总统则担心支持阿拉伯世界的苏联的反应可能会将两个超级大国卷入下一场世界大战，因此他在星期三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则向联合国提出请求。他指出，眼下包围以色列的部队公开宣称要消灭他的祖国，敌国在人口上具有二十五比一的优势，在战机与坦克上具有三比一的优势。周四，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边公开敦促埃班紧紧抓住外交机会，一边在私下里提出了他的机密军事判断：尽管阿拉伯联军人数众多，但是以色列足以在一周内击败所有战线上的敌军。

战争的痉挛攫住了正在赶赴瑞士参加和平会议的马丁.路德.金。此时他刚刚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弗罗格莫尔中心的务虚会，会上的财政与政治要求早已淹没了他。约有七十名员工抱怨领导大会的高管遗弃了他们。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的办公室电话即将因为拖欠账单而被切断。仍然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格林纳达的员工们承认，即使在他们之间对于非暴力原则的承诺也已经破灭：“我们在公共场合控制自己，回到家里之后就用恶毒或者琐碎的言语互相攻击。”金听完了员工们的诉苦，然后试图振作手下团队因为战线过长而疲惫倦怠的精神：此时的民权运动不仅仍然在南方的顽固地区开展工作，不仅包含北方大型城市的试点项目，而且还涵盖了更广泛的反战倡议。金再次宣讲了民权和越南之间的联系，并且在同事面前坦诚承认自己曾经屈服于官方鼓吹即将到来的和平的诱惑：“1965年我刚刚开始反战时还有一点退缩，当时我的名字肯定不值得写进任何一本名为《勇气简介》的书中。但是现在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不会被吓倒。”务虚会结束后，金经过芝加哥与纽约两站飞往日内瓦，参加由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主办的“和平于世”会议，没想到苏联代表、戈德堡大使以及大多数美国政府代表却突然取消了行程。金照例在会场上吸引了大量人群，但是詹姆斯.雷斯顿告诉《时代周刊》读者，中东战争的威胁致使这场概念新颖的和平探索沦为了“祈祷会”。金回到纽约之后，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了斯坦利.利维森在5月31日发出的感叹，他认为反对越战的政治运动“正在遭受严重影响，因为和平运动阵营里有一半都是犹太人，可是现在犹太人都变成了鹰派。”

6月5日星期一天还没亮，哈里.麦克弗森就不辞劳苦地从南越穿越印度，向西飞往特拉维夫机场。一位负责护送的以色列将军在早餐后告诉他，用不着理会空袭警报以及来自西奈的埃及大规模轰炸的无线电警告。这是麦克弗森接到的第一条暗示。以色列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刚刚摧毁了纳赛尔手下几乎所有战斗机。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中东特使拉尔夫.邦奇叫醒了还在家里没起床的吴丹秘书长：“战争爆发了！”莫斯科与华盛顿的热线电话在早上7点47分响起——美国这一端的电话在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里活蹦乱跳，因为白宫还没来得及安装安全通讯设备。到了下午，约旦炮火的来袭促使以色列开辟了第二战线。以色列空军的反击打残了约军的阵势，紧接着以色列士兵迅速占领了耶路撒冷全城——这座古城上一次由犹太人掌控还是在一千九百年之前。根据战争史学家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的说法，周三下午2点30分，以色列国防军的首席拉比爬上围墙环绕的老城区圣殿山，情绪激动地提议炸毁在犹太人长期流亡时代建在山上的两座穆斯林建筑——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摩西.达扬和伊扎克.拉宾将军否决了他的建议，但是为了确保以色列在接下来的战斗期间始终保持对于耶路撒冷的军事控制，他们也无视了将这片圣地交给来自亚伯拉罕三大宗教的民间教士控制的指示。世界大国与交战双方还需要经历三天的混乱才能停火，在此期间以色列在第三条战线上将叙利亚赶出了戈兰高地。周日这天，接连浸泡在两场战争当中的麦克弗森返回了美国。他考察了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持久战，也见识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以色列全国上下的万众一心令他感到十分惊讶。他告诉约翰逊总统：“一支军队的精神——乃至这支军队背后全体国民的精神——必须亲身体会一下才能相信。”

关于越南问题的惶恐与内讧决定了金在河滨教堂的下一步行动，同时丑陋的种族关系过渡也依然还在死乞白赖地争夺关注。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2月27日星期一晚上8点01分，沃勒斯特.杰克逊（Wharlest Jackson）在阿姆斯特朗轮胎和橡胶公司打卡下班，结束了他在操作水泥搅拌器的工作岗位上的第一班。这个岗位以前只限于白人工人，与他的上一份工作相比每小时能多赚十七美分。九分钟后，他的皮卡车突然爆炸，将他抛出五十码远，落地时已然肢体残缺丢了性命。调查人员指出，杰克逊的皮卡车下面的热熔炸弹与差点杀死乔治.梅特卡夫的炸弹很相似。乔治.梅特卡夫是杰克逊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官员，也是阿姆斯特朗工厂的员工，平时经常与其他工友拼车。当天晚上，来自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海军准将队走进了密西西比州的老栗色体育馆，队里的后卫球员佩里.华莱士（Perry Wallace）首次打破了密州在参加东南联盟赛事时的肤色界限*。（这场比赛的对手密西西比大学此前曾经取消过一场与范德比尔特大学大一新生篮球队的主场比赛，从而避免与黑人球员同场竞技。）挥舞着绞索的观众投下了象征背叛的硬币，口中高呼“黑鬼！”还刺耳地合唱起了“迪克西之歌”。在其他地方，一枚炸弹毁掉了密西西比州利伯提的新建启蒙学校，阿拉巴马州朗德斯县的纵火案摧毁了一座黑人教堂与临时扶贫办公室。

*【来自纳什维尔的华莱士是队里的两名黑人球员之一，另一位戈德弗利.迪拉德（Godfrey Dillard）来自底特律，后来因为膝盖受伤而转校。体育生涯结束后，两人都将会从事律师行业。华莱士还将会成为华盛顿法学院的一名教授。】

沃勒斯特.杰克逊的谋杀案将会梅特卡夫爆炸案一样始终未能破获。另一方面，当地的一次审判很快就释放了一名被告，尽管此人当庭爆出猛料，承认曾在去年夏天的梅雷迪斯游行期间随意杀害了本.切斯特.怀特。（“陪审团被告知被告密谋加害金博士/杀死一名黑人作为诱饵，治安官作证”）相比之下，司法部的检察官则针对密西西比州三K党徒发动了顽强的打击。同样在2月27日，他们成功地重新起诉了两起里程碑式案件的三十一名同谋，一起是1966年弗农.达默尔的燃烧弹谋杀案，另一起是1964年残害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维尔纳的三重私刑。颇有几位政客很不待见联邦的追责努力，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于罪行的反感。共和党刚刚在密西西比州重新崛起，党魁克拉克.里德（Clark Reed）就在全州电视上抱怨说，沃勒斯特.杰克逊谋杀案“对于各州权利的破坏比自由主义极端分子自己所能带来的还要大”。

在华盛顿，一场政治大戏在3月1日达到高潮。围绕着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任职问题，众议院的众多议员们群情激奋，不惜违逆专门调查委员会与两党领导层的意见。该委员会正式提议，只要鲍威尔愿意承认滥用竞选基金的罪名并且支付四万美元罚款，愿意舍弃他在众议院的资历，甘心接受新晋议员的身份，愿意让国会扣押他的工资迎来支付以斯贴.詹姆斯诽谤案的法院赔款判决，愿意在警方押送下来到众议院并且静默无言地接受全体议员的谴责，就可以得到国会的接纳。少数议员为鲍威尔辩护，认为有好些恶棍即使锒铛入狱也能保持众议院的地位，而不必遭受此等责罚*。但是反对的声音却要求国会完全摆脱鲍威尔的恶劣影响。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腼腆地指出，尽管宪法要求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开除在位议员，但是众议院可以通过简单多数排除任何像鲍威尔这样尚未宣誓的边缘人且无需说明原因。曾经为多部主要民权法案保驾护航的会场主管、民主党人伊曼纽尔.塞勒威胁要弹劾任何胆敢做出不同裁决的最高法院法官。众议员H.R.格罗斯（H. R. Gross）宣布：“议长先生，我的胃口相当强壮。但是如果今天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在这个会议厅获得席位，随之而来的气味非得熏得我呕吐不可。”

*【美国宪法允许定罪重罪犯成为国会议员，甚至可以在服刑期间履职，但是必须得到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许可。】

群情激奋当中，唯有一位专门揭露丑闻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质疑了针对鲍威尔的核心指控：无视法律的鲍威尔首先诋毁了一位良善选民以斯贴.詹姆斯，在遭受诽谤判决之后又拒绝支付赔偿金。皮尔逊在一篇专栏中指出，以斯贴.詹姆斯并不是什么安善良民，她的案底可以追溯到1933年，罪名是黑帮活动。皮尔逊和专门委员会都没有提到这起诽谤案的起源：鲍威尔曾经在众议院的十次特别演讲当中列举了上百个哈莱姆区黑社会的“脏警爪牙”，其中就包括以斯贴.詹姆斯。这些呼吁全都遭到忽视之后，鲍威尔又在1960年公开重复了他的入骨指控。正是这番话成为了诽谤案的由头，害得他失去了宪法豁免权。虽然他的律师提供了大量证词，证明哈莱姆区的罪犯会定期经由以斯贴.詹姆斯之手向脏警支付保护费，但是要等到鲍威尔死后很久才会爆出令人揪心的丑闻来证明这些脏钱沿着警方指挥链输送到了上层。鲍威尔看到了警匪一家的祸害，一方面毒贩子得到了庇护，另一方面警方则以扫毒为名大肆敛财。（“所有的保护费都在每月一号交齐”）但是社会的普遍沉默却闷死了他的高声控诉，特别是由于这位冒失的战士有时还会提出上不得台面的主张：纽约市总共有二百一十二名警队队长，全都是白人，鲍威尔声称既然这帮人横竖都要搞腐败，那么他也要让黑人警官从中分一杯羹。盛行的说辞认为鲍威尔在街上无端地侮辱了一个卑微的“扛包女”。《纽约时报》认为，对于惩罚鲍威尔的犹豫不决标志着这一次他是偏见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这篇报道将以斯贴.詹姆斯塑造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寡妇：“一个六十六岁的家庭主妇，依靠做仆人的收入以及她已故丈夫的铁路养老金生活。” 3月1日当天，鲍威尔待在自己位于比米尼岛的度假屋，乘坐着他的小船“亚当幻想号”在海滨散心。驻扎在附近的记者向他转述了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他的同事们以三百零七票对一百六十六票决定将他永远赶出众议院。他在船上耸了耸肩，显得很淡定。

第二天3月2日下午，罗伯特.肯尼迪提议暂停轰炸北越。经过几周的准备，罗伯特审阅了包括理查德.古德温在内的多位意见不一的撰稿人的文章，从中谨慎地挑选了自己的措辞。他反对军事撤退，申明“决心并打算留在越南，直到我们履行了承诺”。但是他也承认美国自从肯尼迪总统时期就开始在越南制造恐怖，而且他本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他呼吁美国人承担风险，主动终结这份恐怖：“是我们生活在物质丰富的环境里，却把我们的年轻人推上前线送死。是我们的化学制剂烧焦了儿童，是我们的炸弹炸平了村庄。我们都是参与者。”他辩称，如果停止轰炸不奏效，战争责任就会更明确地转嫁到北越头上。眼看着罗伯特在拥挤的参议院旁听席上发表讲话，坐不住的总统搞出了两条大新闻，徒劳地试图盖过罗伯特的风头——首先他出其不意地访问了霍华德大学，重申纠正种族隔离的目标，然后他又临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外界披露他即将抱上第一个孙子。更为成功的是，约翰逊安排了针对罗伯特的即时反驳，还敦促两党参议员在罗伯特离开参议院之前对他进行盘问，让他说清楚已经尝试过的停止轰炸措施为什么没有奏效。（“好吧，”理查德.拉塞尔承诺。“我不太想跟这个小混蛋辩论，但是我会看看的。”）更加凶险的是，两周前约翰逊下令汇编了联邦调查局的机密资料，现在他开始暗示罗伯特即将遭受严重的政治报应。有关罗伯特越南演讲的头条新闻赶上了第二天的第一篇腐蚀性报道，后者指称他秘密参与了中情局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暗杀计划，这一指控可能会“反噬他已故的兄长”。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无需任何提示开始谴责罗伯特“通过鼓励敌人来延长战争”。

3月6日，金跟随这场骚乱来到纽约麦迪逊大道的哈里.瓦赫特尔律师事务所，与顾问团召开了难得的当面咨询会。本次咨询会的预定议程原本包括对于金的新书的最后修改，长期的资金问题，以及拖延许久一直没处理的何西阿.威廉姆斯危机。但是这些议题全都让位给了预定将在4月15日前往联合国广场的反战游行摆在金面前的最新僵局。所有高级顾问全都极力反对金参与这次游行。贝亚德.拉斯廷认为这样做将会毁掉未来与约翰逊总统合作的任何希望。历史学家劳伦斯.雷迪克等人认为，因为游行组织者欢迎所有的声音，甚至不排斥越共党员，所以游行队伍内部必定宗派林立，游行也会因此失去效力。安德鲁.杨开玩笑说，据称共产主义者反而是这个抗议联盟当中最理性的声音。眼看各位顾问打算将这个议题抛诸脑后，金首先发表了一番批评性质的同情评论，从而把持住了讨论方向。他一而再地质疑了顾问们的主张，致使顾问们的态度从温和的惊讶变成了苦恼，他们对于游行的态度也变得越发警惕起来，因为只有詹姆斯.贝弗尔一个人主张金应该参加游行，而贝弗尔最近的举止表现着实令人担忧。斯坦利.利维森一反常态地复述了他的独特权限允许他单独向金汇报的内容。他强调反战平台上面没有民选官员，只有一帮“争吵不休的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嬉皮士集合体”，金与这帮人搅合在一起无异于自贬身价。克利夫兰.罗宾逊表示同意，尽管他是游行发起人之一。一致的反对意见削弱了金的反驳，但是未能将他驳倒。他依然坚称唯有懦夫才会因为害怕遭受孤立而回避正义的事业，最后仅仅同意推迟几天再做最终决定。当天晚上他迟到了一个小时才来到纽约富人举办的晚间募捐活动现场，向人们心不在焉地介绍了自从罗莎.帕克斯以来的民权历史，然后私下里暗示了他的两难处境。曾陪同爱德华前往密西西比、陪同罗伯特前往南非的肯尼迪家族顾问威廉.范登.海维尔（William vanden Heuvel）告诉他，只要他在越南问题上进行任何公开表态，就必然招致一片口诛笔伐。

暂离纽约之后，金飞回亚特兰大去应对何西阿.威廉姆斯大胆发动的内部反击。威廉姆斯提交了一份宣言，将人员离散与整个领导大会的领导失败归咎于贝弗尔：“我们的员工问题令人难以置信。” 3月13日金返回华盛顿，但是突然取消了他在当天与总统的约会。最近金一直在仔细解读总统的言论——约翰逊的关注重点已经被越南问题强拖着远离了民权问题，他的言论也毫无定性，时而决心坚定，时而满腹遗憾——金一方面因为拿不准应该如何与总统打交道而苦恼，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的反战姿态再三遭到延期而烦躁。最新的每周报告显示，美国战争伤亡人数为一千六百一十七人——其中二百三十二人死亡，一千三百八十一人受伤，四人失踪——比一月份的记录多了四百人。在罗伯特.肯尼迪的越南演讲之后，众多头条新闻勾勒出了非同寻常的新闻竞争，各家媒体都企图挖掘出一个月前椭圆形办公室遭遇战的细节。《纽约时报》借用了《时代》杂志当期的新闻：“《时代》杂志文章称与约翰逊的讨论很痛苦。”匿名消息人士表示两人互相指责对方让无辜者流血，罗伯特骂约翰逊是个狗娘养的，约翰逊则发誓“你们这些鸽派不出六个月就得全都完蛋”。一位研究这场争斗的历史学家后来分门别类地整理了政治记者的兴奋用语，这些人“从他们的老套军事比喻库中搜罗了许多”关于扔下战利品与跨越卢比肯河的说法。

在纽约，金的顾问们疯狂地拉拢着潜在的反战领导人。他们表面上的任务是扩充4月15日动员集会的阵容，但是他们真正的希望是打破金不得不到场的魔咒。他们痛苦地提醒反战领导人民要注意到贝弗尔一贯精神不稳定，最近还以为耶稣造访了他家地下室。他们收集新的证据来加强他们的论点，即金不应该被一个疯疯癫癫的“想当然之人”恣意操纵。作为游行协调人，贝弗尔的表现倒是不像平时那样难以捉摸。他雇用了伯纳德.拉法耶特与保罗.布鲁克斯担任自己的副手，这对黑白搭档当年都是自由乘车者，也都在詹姆斯.劳森的纳什维尔讲习班接受了非暴力外交的熏陶。反战阵营的同事们称赞贝弗尔言辞犀利，“足以抖落头脑当中的蜘蛛网”。他还提出了一句栩栩如生的口号，主张和平运动“必须站在那些今天早上孩子被烧死的人们的立场上”，为和平运动赢得了大量公众关注。另一方面，他也经常抛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命令——“这次示威需要印第安人的参与！”——让动员总部摸不着头脑，也使得不少反战活动家们感到不安。他们原本想要一位体面可敬的名义民权领袖，没想到实际来人居然如此不着调。妇女和平罢工组织的地方分会向贝弗尔抱怨，认为他不该整天总是“强调‘大规模谋杀’，还说什么要向北越派遣一船志愿者”。接下来贝弗尔的举止变得越发乖张，上演了更加新奇的震撼剧。他闯进CALCAV的创始人当中，平淡地哭诉他的兄弟当天死在了越南。几位创始人一开始还安慰他节哀顺变，可是哭诉了一阵之后他却突然话锋一转，表示自己其实只想给大家上一课：反战运动应该把每一位士兵与受害者都当成手足血亲。CALCAV的一封信坦言道：“吉姆.贝弗尔吓坏了约翰.贝内特和亚伯拉罕.赫歇尔。”利维森、拉斯廷和瓦赫特尔报告说，即使是这些坚定的宗教领袖也不愿意接近由贝弗尔领导的动员会组织的抗议活动。这样的局面加强了他们的一致坚持：金就算真想公开反战也必须另找场合，这次绝不能与贝弗尔搅合在一起。但是到了3月14日，金却下定了相反的决心。他的表态差点就逼得不可思议的顾问们当面造反。金宣称：“我一定要去游行。我答应了贝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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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杨发出了一份不情愿的说明，声称金“感到有责任参加本次游行”，然后就手忙脚乱地与同事们开始限制损害。他们首先从战术层面提出要求，要让金第一个发言并且提前离开，以免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以及其他人的煽动性言论将他困在闭幕式的讲台上。杨还请求约翰.贝内特向金发出邀请，让金提前几天在在联合神学院的礼拜堂里试讲一下，希望通过有节制地介绍他的反战信息来缓和预期的敌意对待。

贝内特将试讲的安排工作交给了CALCAV的执行秘书理查德.费尔南德斯（Richard Fernandez）。这项安排对于金的顾问们来说可谓喜忧参半。费尔南德斯在公理会神职人员当中是一个尴尬的职业另类——他是波士顿一位石油高管的儿子，有一个西班牙姓氏，但是不会说西班牙语，所以一般会众都不肯接受他的领导。他曾搭车去采访金与阿博纳西，为的是写一篇关于公交车抵制运动的学期论文；他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与新英格兰的神学生一起入狱；在1963年的开创性游行之前，他还曾经作为校园牧师冒险加入过伯明翰的非暴力青年讲习班。在1966年面试CALCAV的职位时，费尔南德斯粗暴地告诉贝内特、赫歇尔和科芬，他们永远不会用神学血统和布道来扭转公众对战争的看法。在一年内，他通过诱导神职人员在朋友圈之外进行系统宣传，将CALCAV的活跃分会数量从八个增加到了六十八个。领取了接待金的任务之后不出一周，费尔南德斯就通知贝内特和杨，如果想要有效地为金参加贝弗尔游行的意向“打掩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他们要将试讲地点从礼拜堂转移到巨大的河滨教堂，CALCAV此前已经争取到了4月4日晚上该教堂的使用权。第二，他们要聘请一位专业的公关人员弗雷德.桑塔格（Fred Sontag），此人愿意在第三个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提供无偿服务。第三，金必须同意，这一次必须至少提前五天向主办方提交演讲稿。费尔南德斯在3月21日着重要求道：“这将给我们提供最充分的时间来复印讲稿并且分发给各路媒体。”

斯坦利.利维森飞往亚特兰大，呼吁金彻底重新考虑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我输了，”他通过遭到窃听的电话线向家里报告，“我们只能承受后果。”）3月24日，落在行程后面的金匆匆赶赴芝加哥，只给杨留下了河滨教堂演讲的四部分大纲。身为演说家的金接受过合成式即兴发挥的训练，经常在最后一刻构思演讲稿。但是即使不考虑额外的障碍，这一次迫在眉睫的最后期限依然令人震惊。亲信助手们都在百般拖延，使得杨不得不将起草初稿的任务交给各位志愿者，包括斯佩尔曼大学的文森特.哈丁教授和卫理学院的约翰.马奎尔教授。此时已经陷入困境的芝加哥运动如同一张巨口咬住了金，他一边奋力挣扎，一边还要对文稿撰写工作发表意见。在芝加哥，金来到在自由浸信会教堂举行的集会上，为自己最近三个月的缺席道歉。集会过后金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记者们质疑了停滞不前的和谈协议，“惨遭失败”的选民登记活动，进一步爆发骚乱的可能性，以及戴利市长对于他的回归的公开指责——戴利声称金这次“出于政治动机”无理闯入了市长竞选。金回答道：“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芝加哥的问题在于不公正。早在戴利市长当选之前，问题就在于不公正。如果他顺利连任，问题依然在于不公正。”这些天里金参加了一连串私人会议，期间还抽空于3月25日在芝加哥神学院发表演讲，赞扬芝加哥运动在杰西.杰克逊（领导大会当地的“面包篮行动”的早慧主任）的领导下，在整合全白人公司的劳动力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当天中午，金和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带领五千名支持者参加了芝加哥地区和平游行，从瓦克路沿州街穿过市中心的环路。有些嘲笑者抓住经过身边的标语牌——“多喝啤酒没意见，别送小伙上前线”，“凝固汽油弹会让你皈依民主吗？”——并将它们扔进了芝加哥河。游行的终点是位于南瓦巴什的体育馆，金在这里重新宣讲了他曾在比佛利山庄发表过的反越战演讲，赢得了一片起立鼓掌。他高呼道：“这场战争亵渎了美国所代表的一切！”

白宫官员注意到了这一重新出现的情况。约翰逊总统口述道：“他已经两次取消了与我的会面，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想知道，眼下自己面临着更大的战争困境，为什么他的助手路易斯.马丁没能带金来见他。五角大楼3月23日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周美国的伤亡人数首次超过两千人，为两千零九十二人，其中二百一十一人死亡。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宣布在越南取胜仅仅是幻想，“除非美国军队准备永远留在那里。”北越向全世界公布了最近的秘密信件往来，其中约翰逊提出了以军事冻结为前提开展和平谈判与停止轰炸的建议。这条建议遭到了直言不讳的拒绝。胡志明在回信当中写道：“越南距离美国几千英里，越南人民从未以任何方式伤害过美国……他们永远不会接受炸弹威胁下的谈判。”对约翰逊来说最糟糕的是，威斯特摩兰将军刚刚抵触了政府关于军事进展的公开保证。政府宣称前线战事顺利，无需继续增兵，威斯特摩兰将军却提出了继续增兵二十万的机密请求，这将使得总统授权的驻越病例上限提高到六十七万。

另一方面，利维森依然远远没有认同金的计划。他在午夜之后给身在芝加哥的金打电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反对论据。比方说领导大会的捐款者们或许会觉得金背叛了他们，因为领导大会的筹款信从未要求他们反战。而且金的民权通货如此薄弱，以至于文学经纪人琼.戴维斯（Joan Daves）甚至无法找到一家小杂志来刊登新书宣传节选。利维森还转述了更严厉的说辞，报道了《星期六评论》编辑诺曼.考辛斯（Norman Cousins）的愤怒旁白，声称关于越南问题的错误思想会将金的声誉打落泥污。金回应道：“这种事我多少预料到了一点，对此我完全不担心。”3月27日，他试图用一份欢快的报告来安抚利维森。报告声称至少有一千名黑人参加了芝加哥游行，缓解了人们对于金或许会蜕变成白人理论家的象征性领袖的担忧。金公开强调他进行反战抗议是出于对美国的爱，对此利维森的态度在赞同与绝望之间摇摆不定。利维森担心，金的积极信息只是一支微弱的蜡烛，抵挡不住来自越南的暴风雨，而且现在这场暴风雨已经笼罩了种族隔离社会的最顽固底线，导致年轻人的愤怒如此强烈，以至于足以“浓缩成为”与整个国家的疏离。利维森恳求道：“你决不能与这种思想扯上关系。我不是在投机取巧地说话。这种思想不健全。” 领导大会的布道人们即将在肯塔基州召开冗长的集会，金打算在会上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利维森对此表示很不同意。

3月28日晚间金到达了路易斯维尔。在此之前，穆罕默德.阿里已经让他的家乡在种族与越南问题上酝酿发酵了起来，而且谁也没想到阿里在这方面居然得到了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帮助。当天晚上阿里走进了第九次卫冕重量级拳王的赛场，满腹恶气无处发泄的他在拳台上将对手厄尼.特雷尔（Ernie Terrell）恣意玩弄了整整六个回合，将挑战者揍得昏昏沉沉，只有招架之功。阿里一边刺拳频出，一边高声大喊“你说我叫什么名字？”以此惩罚特雷尔此前拒绝将自己称作阿里的轻蔑做派。紫色的头条新闻大字觉察到了拳台上的凶恶残忍：“凯瑟斯暴露了他的邪恶”。《纽约世界周刊与电讯报》的吉米.坎农（Jimmy Cannon）酸溜溜地得出结论：“凯瑟斯.克莱开心地痛殴了另一个黑人”；《时代周刊》的阿瑟.戴利（Arthur Daley）称他是“一个卑鄙狠戾的恶徒”。比赛结束后，阿里宣布他将以宗教理由违抗在四月报到服兵役的征兵令，愈发煽动了新闻界的怒火。3月29日，金从暴躁的领导大会理事会当中抽身两个小时与阿里私下会面，讨论拒服兵役可能导致的后果——阿里的拳王头衔十有八九会遭到剥夺，他本人也要锒铛入狱。阿里低声抱怨道，伊斯兰国度禁止其成员参与美国的“奴隶主”政治活动，包括反战抗议，因此他可能不得不违背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命令，出席4月15日的反战动员会。金则顺势将阿里的个人提问转向了更普遍的争论：“我对于强制征兵的立场非常明确。我反对这样做。”

咄咄逼人的阿里责备拥挤的记者们“震惊于”两个如此不同的黑人居然可以文明地交谈，“就像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一样”。但是他也透露了自己与金之间的尖锐分歧：他拒绝了领导大会在当地开展的脱离种族隔离社区运动。在阿里看来：“黑人应该在寻求开放式住房之前首先寻求尊严和自尊。”他借用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分离主义口吻驳斥记者，主张黑人仍然“迷失”在自我憎恨当中，一天之内就能把豪宅变成贫民窟。

路易斯维尔当地的种族融合运动尽管遭到了阿里的蔑视，不过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宣传。威廉姆斯与十几名员工助手在领导大会理事会会议之前精明地撤离了芝加哥。他在示威活动当中指出，路易斯维尔市区依然存在着名为帕克兰、烟镇以及小非洲的黑人贫民窟，黑人家庭甚至会在这些地方养猪养鸡。他发誓，除非市政当局打破这些地区的种族禁锢，否则领导大会将会在5月6日派出纠察队和抗议冲锋队前往路易斯维尔的丘吉尔园马场，为名流荟萃的肯塔基赛马会捧场助兴。这个注意吓坏了肯塔基州的人们，包括许多当地民权领袖在内，但是却赢得了金的弟弟A.D.金牧师的意外认可：“我们可以从计划扰乱马匹开始，因为白人琢磨马匹的心思比起琢磨黑人的心思更多。”

此时A.D.金正在他的锡安浸信会教堂主持领导大会理事会会议。开会之余他小心翼翼地挑选了另一个时机，从他哥哥嘴里掏出了一句预先写好的体己话，将其转告给了不久将当选为肯塔基州唯一黑人参议员的候选人乔金娜.戴维斯（Georgia Davis）：“自从你们上次见面后，马丁一直在想你。今晚的会议结束后，请和我一起坐车到罗迪威酒店，他会在那里与你见面。”

如此露骨的提议让戴维斯愣住了。坐在一旁的金家老大端详了她一会儿，只说了一句：“是的，我希望你能来。”然后就匆匆离开了。戴维斯与金是老相识，她曾经乘坐过在亚特兰大接走金参加塞尔玛游行最后一站的包机。她以追星族的精明头脑思考了自己的选择，盘算了黑人女性可以自由支配的条件，最后决定赴约。临近午夜时分，金家老二护送她来到客房门前，这里站着一位她认识的警察护卫。A.D.在护卫面前为她做了担保，护卫这才放她进门。这番阵仗让她有点畏缩。金很快就到了，一见面首先道歉，表示通过自己的兄弟采取如此严密的预防措施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我别无选择，”他叹了口气说。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一场鬼鬼祟祟的婚外情。

第二天3月30日，部分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指责金试图像主教一样将反越战决议强加到他们头上。“这里不是卫理会！”罗兰.史密斯牧师喊道。他宣称自己是美国政府反共圣战的坚定支持者。五十七名理事会成员们围绕着理事会的人员组成与不同成员的投票地位争论不休陷入僵局。有人抱怨说午餐都凉了。何西阿.威廉姆斯日后回忆道，金老爹亲自支持反对派们投票否决了一项批准领导大会反对越战的决议。但是随后又有多人呼吁不要让领导大会会长难堪，于是理事会最终通过了一项弱化版本的反战决议。金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赫伯斯（John Herbers）采访时脱口而出，证实他计划于下周二在河滨教堂发表关于越南的“重要政策文件”。

4月2日，这篇对于金的采访登上了《周日时代周刊》的头版。这一天金首先在以便以谢教堂布道，然后赶在截止日期之间抓紧修改演讲稿。安德鲁.杨通过电话修改了从亚特兰大提交的三段文本，阿尔.洛温斯坦直接将金与他协商好的第四部分草稿送到了纽约CALCAV总部。理查德.费尔南德斯急忙将整理好的稿件交给赫歇尔拉比与联合神学院院长约翰.贝内特，这两人都同意在当晚八点为本次河滨教堂反战活动发表闭幕陈词并且评论金的演讲论。第三位响应者是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格（Henry Steele Commager），此人从英国剑桥赶到纽约并且也得到了一份讲稿。周二上午，金在纽约海外新闻俱乐部举行了演讲预演招待会，事先的宣传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会。公关专员弗雷德.桑塔格在会场分发了禁止外传的演讲稿，并且承诺要为正式演讲提供“现场和远程拾音”，从而保障广播音效。

一车车的CALCAV支持者从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其他邻近各州纷纷赶来。金的顾问们聚集在他的美洲酒店套房，因为这场自相矛盾的成功焦虑了一下午。他们原计划将神学院试讲当成缓冲，没想到却造成了反效果。 隆隆作响的各种迹象都表明，一场原本应当遭到忽视的演讲即将演变成为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顾问团耳边陡然拉响了警报。平素在政治语言或者行文风格方面很少意见一致的利维森和瓦赫特尔挤在套房卧室里起草了一份紧急替代文稿，希望以此取代原稿当中在他们看来过于个人化且生硬的异见内容。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新版讲稿与新闻界已经拿到的旧版讲稿相差太明显，必然招致批评。于是二人合力撰写了一段文字优美而且无懈可击的序言，将金的反战立场全都压缩了进去。不过他们的努力最后还是化作了无用功。金利用同样的紧张时刻，通过出色的速记记忆吸收了他已经觉得很舒服的演说节奏。一行三人匆匆赶往河滨教堂时他干脆丢弃了序言，一百名神职人员的游行队伍聚集在教堂中厅。两千七百个固定座位和一千二百个可移动临时座位全都座无虚席。挤不进去的人们溢出教堂大门，排起长队沿着120街延伸开来。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的偶像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第一次在这座由小约翰.D.洛克菲勒资助的哥特式大教堂布道时也曾出现过如此壮观的景象。瓦赫特尔挤进了河滨教堂图书馆的贵宾室，但是利维森却因为严重的不祥预感而直接回家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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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起立鼓掌的声音逐渐消退，变成了空洞的紧张。然后金以沉思的语调安抚了众多犹疑的窃窃私语，将教堂推向了更深沉的寂静：“我今晚之所以来到这座宏伟的敬拜之所，是因为我的良心让我别无选择。”金首先致敬了罗伯特.麦卡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关于越南问题的CALCAV声明的第一句话——“沉默等同于背叛的时候已经到来了。”金承认，战争的情感漩涡让怀疑者“被不确定性迷住了”，并且在过去两年里使他的布道坛“成为痛苦的使命……因为我已经开始打破自己沉默的背叛，已经开始代表内心的熊熊烈火发言。” 金承认他仍然能感受到各方各面警告他别管越南政策的强烈告诫，但是让他“依然感到非常难过”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认为这个话题毫无意义，与公民权利搭不上关系。他感叹道，那些“未曾真正认识我”或者从来不了解民权运动的人们会有此想倒也合情合理。“事实上，他们的问题表明他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

接下来金解释了“为什么我相信源起于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的道路……清楚地通往今晚这座圣所”。他提出了七个理由。一开始的两个次要理由局限于种族问题。金断言越南战争已经“打破且破坏了”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的历史性正义势头，而且战争环境对于贫穷黑人士兵的摧残格外显著。黑人士兵的杀戮与阵亡人数在总数当中的占比几乎是驻越美军当中黑人士兵人数比例的两倍。如此惨痛的牺牲据称是为了保证东南亚自由，可是同样的自由对于国内黑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残酷地团结在一起……为一个无法让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国家而战斗。”金从年轻的骚乱参与者那里得出了第三个理由。金呼吁这些黑人青年遵守非暴力原则，年轻人们却反唇相讥，指出美国本身就惯于依靠“大量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金承认道：“他们的问题击中了我的要害。我知道，如果我还想大声反对贫民区被压迫者的暴力，那么首先就必须将反对暴力的立场清楚地传达给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供应商——我自己的政府。”

金接下来给出的理由分别围绕着爱国主义、他身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责任以及宗教原则展开。如此赤裸裸的宣告致使河滨教堂越发安静了下来。民权运动一直都在采用美国立国的广义决定性目标，既建设一个更完美的民主联盟。黑人平权运动就好比投石入水，扩散出一轮轮同心的自由涟漪，从而将南方白人也从种族隔离当做解放出来。因此在金看来，基于反方向的协同作用，不断恶化的战争气氛也会导致美国国内民主的内爆坍塌，自由将会遭到可怕的镇压。他警告说：“如果美国的灵魂完全被毒害致死，验尸报告上面必然少不了‘越南’一词。”他惊叹于宗教领袖如此轻易地回避了他们的核心信念，只为给暴力辩护：“难道他们忘记了我投身事工是为了顺从那位完全爱他的敌人，以至于为他们而死的人？那么作为此人的忠实臣仆，我又应该怎样对待越共、卡斯特罗或者毛泽东？难道我居然可以用死亡来威胁他们吗？或者说难道我必须拒绝与他们分享我的生命吗？”最后他宣布反对越战原动力的比美国的理想更广泛，但是并非来自宗教的天启或者完美理念：“我们受到了召唤，要为弱者、无声之人、我国决策的受害者以及被我国称之为敌人的那些人们发言。任何出自人类之手的文件都不能削弱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兄弟羁绊。”

金加快了节奏，从普通越南人的角度描述了几十年来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争：“他们一定觉得美国人是一帮怪异的解放者。”1945年，刚刚摆脱纳粹统治的法国政府做出了一项“悲惨的决定”，接下来耗费了整整九年的时间试图重新建立殖民统治并且废止越南独立。金的简要叙述使得这段历史越发不留空隙地贴紧了美国当前的局面：“现在他们在我们的炸弹下煎熬，他们认为我们而不是他们的越南同胞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他滤去了地缘政治的标签，强调了当地的个人现实情况：“当我们把他们从父辈的土地上赶进集中营时，他们悲哀地、冷漠地移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杀死了他们的一百万英亩庄稼……他们走进城里，看到成千上万的孩子无家可归，赤身裸体，像野兽一样成群结队地在街头奔跑。”越南村民与美国士兵相互蔑视，相互厌恶，一起堕落了下去，与此同时美国人还在让他们自己的部队承受战争危险之外的内心伤痛。金指责说：“我们向死亡的过程增加了愤世嫉俗，因为士兵们不用多久就一定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将他们投入了越南人的内部争斗……”

金宣称：“无论如何这种疯狂必须停止。”但是他也预测没有任何和平倡议能够匹配战争的胃口。“世界现在要求美国成熟起来，而我们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他提出了从洛温斯坦的草案当中提取的五项建议，包括永久停止轰炸与单边停火。震惊的听众们纷纷骚动起来。首先得到掌声欢迎的是最后一项建议：“五，确定一个日期。我们将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从越南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紧接着金立即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努力“为任何在新政权之下担心自己生命安全的越南人提供庇护”，又掀起了一股赞同浪潮。金没有回避在军事层面输给共产主义者的耻辱，也没有争论谈判条件。然而他同样没有贬低任何人对于民主的渴望，无论此人是面目不清的越南农民还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相反，他为“在越南的罪恶和错误”表达了赤裸且矛盾的悔意，因为这些罪恶与错误忽视、破坏、践踏了自由的基本团结纽带。由于把越南人视为“土著”臣民而不是公民，美国的榜样早已破坏了通往独立的民主道路。

河滨教堂的人群不仅接受了金的信息，而且似乎因为听到他的言论而集体松了一口气。这或许是因为金的反思既尖锐又细腻，而且丝毫不带恶意，也许还因为他坦率地怀疑了反战运动的实际影响力，使得他的言论听起来如此谦逊可信。听众们为了他支持抵制征兵的立场而鼓掌，然后又为了他对于迄今为止来自的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的赞美而鼓掌——仅仅在金的摩豪斯母校就已经出现了七十名依良心拒服兵役者。金承认，每一位听众都应该根据个人的良心与集体的承诺来权衡反战的方式方法，未必非得这样或者那样做不可——“但是我们全都必须抗议。”他在越发热烈的掌声当中告诉听众们，见证信仰要比眼前的结果更重要。“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清醒的现实，就算到了下一代人的时候我们依然还要组织神职人员和普通人关注委员会。”金这一次延续了自从诺贝尔奖演讲以来历次演讲的脉络，听众们也一直跟随着他的步伐。他声称越南问题只不过是表面症状，深处还隐藏着某种悲剧性冲动，即依赖伪装成美国价值观的军事力量来满足世界上“赤脚且衣不蔽体的人们”日益增长的希望。他宣称：“共产主义是针对我们的失败的一场审判，因为我们未能实现民主，也未能贯彻由我们发起的革命。” 金召唤一场全新的自由运动“打入一个有时饱含敌意的世界”，将克服贫困、种族主义与战争当成努力目标。他的言辞超越了既成文本，再次颂扬了先知阿摩司的圣经愿景——“届时公平将如大水滚滚，公义将如江河滔滔。”

演讲结束时，全场第二次起立鼓掌。本次演讲的发起人约翰.贝内特说赶紧上台发表评论：“没有人能够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有力地表达美国人民的良知，我希望他能让我们看清我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的滔天罪恶。”散场之后记者们聚集在一起，质问金如何看待核升级、共产主义阵营的压迫或者反战破坏行为的可能性。一个记者质问坐在旁边的赫歇尔，身为拉比的他怎么能容忍将美国政策与希特勒作比较。赫歇尔回答道：“我不知道金博士做过这样的比喻。他只提到了集中营，显然在这位听众的脑海当中勾勒出了这样的比喻。”许多出乎意料的老友挤过人群向金道贺，其中就包括金在摩豪斯的同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音乐家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他在公交抵制运动期间的一个受创夜晚创作了他发表的第一部合唱作品《我不能回头》。从河滨教堂回到每周旅馆的路上，威廉姆斯重新扮演了他在蒙哥马利的老角色，为一位至少在眼下感到欣慰的朋友提供志愿护送。金表示，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至少他的演讲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意味着他向世界表明了他寻求越南和平的简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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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激情考验着民主的制度核心。邦德诉弗洛伊德案此时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权衡了佐治亚州的论点：当选州议会代表朱利安.邦德缺乏宣誓就职所需的真诚品格，此人的品格缺失并非因为他的肤色，而是因为他批评越南战争。首席大法官沃伦尖刻地写道：“佐治亚州试图区分两类动机不同的排斥，其一是据称基于种族原因的排斥，其二是据称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排斥。这一论述未能说服我们。”12月5日，八位大法官一致裁决佐治亚州议会必须接纳邦德。这位二十六岁的前任非学委宣传员已经三次当选州议员，但尚未就任。一位州政府官员悻悻地表示：“我们都很失望。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显然不被允许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的抱怨标志着对于南方来说看似亡羊补牢的教训，但是就在此时，华盛顿又爆发了一场驱逐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运动。《纽约时报》宣布：“加州民主党人计划在国会进行禁止鲍威尔就职的斗争。”《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新闻宣称：“鲍威尔太明目张胆了。”这位有权有势的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主席虽然十二次在哈莱姆区正式当选，但是却激怒了许多国会同事，因为他总是喜欢高调张扬“所有议员都有条件进行，而且许多人也确实一直在悄悄进行的占便宜行为。鲍威尔的信条是，任何白人能干的事情他都能干。”

颇为巧合的是，关于联邦调查局监控的长期争斗也在同一周来了个华丽亮相。几天前，最高法院刚刚裁定对一起逃税案的被告、来自布鲁克林的乔.希帕尼（Joe Schipani）维持原判；现在司法部副部长瑟古德.马歇尔却要求大法官们撤销这一裁决，并且歉意地指出控方并未告知辩护律师或者法官，哪些证据来自通过“非法侵入”安装的麦克风窃听器。马歇尔进一步表示，由于这是最近发现的第三起此类案件，司法部将会审查过去和现在的联邦诉讼，从而确定是否存在尚未公开的窃听行为。《时代周刊》头版头条报道称：“美国审查窃听案件。”

公开报道打破了白宫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围绕过去十八个月的地下秘密活动的脆弱休战状态。眼看着外人发现了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政府内部随即掀起了关于责任的争论，然后就引来了异常直率的总统命令：总统禁止一切偷偷摸摸安装的麦克风窃听器。用卡岑巴赫的话来说，是否遵守这项规定成为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之间“一个非常情绪化的问题……联邦调查局方面几乎威胁要停止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调查，如果他们不能使用这种技术的话。”胡佛声称自己掌握着广泛但模糊的法律权威，足以支持使用麦克风窃听器的做法。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对此反应激烈，因为他在这方面早已授人以柄。他的签名潜藏在几百份正式窃听申请当中，这些申请要求针对电话线进行侵扰性较低的监听，此类窃听器不需要非法入室就能安装。罗伯特坚持声称，他在担任司法部长时甚至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会采取窃听手段，更不用说批准使用窃听器了。罗伯特针对联邦调查局秘密不当行为的指控越发激烈，最后干脆向他的继任者与前任副手卡岑巴赫发起了隐晦的呼吁。他派遣一位信使向卡岑巴赫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如你所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我不想被人射冷箭——我没做出过活该挨冷箭的事情——反正无论是否活该我都不喜欢冷箭。我不能像J.埃德加.胡佛那样给你写那么多备忘录，通过电话讨论这个问题则无异于犯蠢。我对这个问题有着强烈的感受。我给你写信就是为了这个，没有别的什么事可说。”

到了1966年7月，卡岑巴赫不仅设法挖出并且关闭了联邦调查局私自安装的室内窃听器，而且还关闭了许多电话窃听器。不过总统要求的窃听限制甚至超出了卡岑巴赫本人认为的合理程度，特别是总统催促他赶紧拆除针对马丁.路德.金的敏感装置。（约翰逊在电话中仔细询问道：“你已经禁用了那个小玩意是吧？”司法部长回答道：“它已经没了。”总统说道：“最好确实如此。”）卡岑巴赫只得对胡佛连哄带劝，还从法律层面上告诫胡佛趁早收手，不要继续追究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偷车罪名。因为一旦政府决定以偷车罪起诉威廉姆斯，那就一定会将针对金的窃听牵扯出来，到时候谁脸上都不好看。他之所以主动申请调职到国务院工作，部分原因在于他与胡佛的关系已经破裂到了就连表面客气都维持不住的地步。

尽管不甘不愿，但是胡佛还是放弃了入室窃听，从而降低他在官僚体系内部承担的风险。此外他还不顾情报部门副手威廉.苏利文的强烈反对，暂停了通过调查性盗窃来收集情报的另一路行动。苏利文在一份恳请胡佛局长重新考虑的陈情书当中承认：“我们没有获得在调查局之外执行‘黑袋’任务的授权。这种技术显然涉及非法侵入，因此不可能为其获得任何法律批准。” 不过苏利文接下来又为联邦调查局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他认为调查局在工作当中已经证明了入室盗窃是“一种宝贵的技术”，具有“广泛的效用”，可以收集到其他侦查手段搞不到的信息。等到瑟古德.马歇尔点燃了关于窃听器的公众争议时，胡佛不得不重复了他的保护性禁令。他通知各位高管：“我注意到局里的官员仍在要求使用‘黑袋’技术，这种做法——包括隐秘地侵入任何类型的场所——今后将不会得到我的批准。”

已然任职四十多年的胡佛更喜欢政治间谍工作赋予他的权威外衣，而不是执法人员这层身份压在他身上的责任。但是他依然引导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活动远离了非法侵入的禁区，转向了更微妙的手段。不久之后，联邦调查局通过线人得知马丁.路德.金的领导大会极度匮乏资金，因此计划向卡车司机协会主席吉米.霍法募集一笔捐款。很久以前在柳佐的葬礼上，霍法曾经向金捐赠过两万五千美元，这一回金打算再续前缘。胡佛随即授权德克.迪洛克先发制人，一定要暗中搅黄此事。于是迪洛克命人抛出了一篇旨在离间霍法与金的假新闻。此前卡岑巴赫为了安抚胡佛而保留了针对斯坦利.利维森的电话窃听器，现在探员们谨慎地监听了利维森的通话，听到利维森震惊地向克莱伦斯.琼斯讲述了刊登在《纽约每日新闻》上的这篇虚假报道————文章声称霍法希望收买几个像金这样的朋友为他造势，因为他面临着三十五年的联邦监禁判决，此时正在等待上诉。（“哎呀，那篇文章真是这么说的吗？”琼斯感叹道。利维森难过地反驳道：“怎么，你认为是我编的吗？”）线人很快告诉探员，大为尴尬的霍法将金称作“假货”并且取消了与金的会面。从始至终联邦调查局都安全地躲在暗处煽风点火。迪洛克在任务汇报当中宣称“我们的反间谍活动旨在挫败金从卡车司机那里获得经费，到目前为止这一任务相当成功。”胡佛在报告上批示道：“非常好。”

针对利维森的电话窃听还提醒胡佛注意到了金与前任白宫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之间正在萌芽的联系。邦迪此时正在担任福特基金会这一美国最大私人慈善机构的主席，最近他在不出几天的时间段内代表福特基金会宣布了两项颇有忏悔色彩的倡议。首先，邦迪提议利用卫星通信技术来建立美国第一个公共广播网络，而且他用意很深地与电视主管弗雷德.弗兰利共同开发了这个项目。虽说邦迪与弗兰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前者是越战的设计师，后者是反战的批评家，还曾因为坚持转播富尔布赖特听证会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但是两人却共同拥有一条压倒分歧的信念：国家意志的执行必须基于不受约束的公共辩论与直接了当的宪法决策。接下来邦迪又将种族关系推上了福特基金会的议程，宣称“全体美国黑人的完全平等是这个国家当前最紧迫的国内问题。”此前邦迪曾经公开承认自己一开始对于民权运动缺乏兴趣，为了弥补这一点，他悄悄雇用了两位金的贴身顾问的联系人。联邦调查局探员们早就知道了邦迪的立场转变，金的顾问们则一直蒙在鼓里并且吃惊不小。调查局的窃听人员听到了顾问们的顾虑，他们担心一贯作风呆板的基金会是否真的打算资助领导大会的公民项目，尽管基金会声称十分欣赏领导大会为芝加哥青年帮派设立的非暴力讲习班。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但是捐款谈判还是很快进展到了邦迪与金当面会谈的阶段。1966年中期选举过后，邦迪干脆委派他的两位新聘种族专家加入了领导大会的员工团队，为金出席美国参议院关于贫困挑战的听证会准备了四十四页证词。依旧满心疑虑的理想主义者利维森此时的立场摇摆不定，既担心与福特基金会的合作会对领导大会造成负面影响，又舍不得拯救民权运动的财政基础的巨大希望。他告诉安德鲁.杨：“我不想要五百万美元，我想要的数额要少得多。五百万美元恐怕会毁了咱们。”

迪洛克这次故技重施，又找上了基金会的母公司福特汽车的副总裁约翰.布加斯（John Bugas）出面挑拨基金会与金的关系，没想到布加斯却在邦迪这里碰了个硬钉子。曾经任职于联邦调查局的布加斯声称自己掌握了匿名来源的秘闻表明金这人如何如何不堪，但是邦迪却表示他对于这种藏头露尾的小道消息听都不听，反而要求布加斯说清楚这位匿名来源姓甚名谁。布加斯表示消息来源不希望泄露身份，邦迪立刻就猜测此人应该听命于联邦调查局。接下来他又提出如果这位调查局官员愿意公开站出来指控金，那么他倒是很乐意听一听对方想说的话。这番回答在调查局总部宛如碰翻了开水炉一般，人人避之不及。迪洛克既羞又恼地总结道：“我个人觉得邦迪属于那种常春藤联盟出身的伪知识分子，对联邦调查局不怎么尊重。”他已经放弃了直接作梗的指望。胡佛也表示赞同：“我们在邦迪身上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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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极少遭受公开挑战，而且每当受到挑战时他也总会毫不客气地对挑战者发起激烈的政治反击。比如最高法院责备他不该让这么多案件都遭到非法窃听的败坏。为了规避自己的保密限制，胡佛使了一招抛砖引玉之计。他并未直接开口驳斥最高法院的指责，而是让迪洛克执行了一项机密任务。胡佛假托第三方的口吻给自己写了一封询问信，并且将这封信交给了迪洛克；然后迪洛克诱使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H.R.格罗斯（H.R.Gross）在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格罗斯将这封信寄给胡佛并且收到了回信，然后就顺从地将回信内容发布在了12月11日星期日的《时代周刊》头版：“胡佛断言罗伯特.肯尼迪协助了窃听。”罗伯特随即抛出一份反驳声明——“胡佛先生显然遭到了误导”——以及他的前任联邦调查局联络人撰写的一封信，其中指出罗伯特处理了许多电话窃听申请，但是从未批准过入室窃听。胡佛等得就是这套说辞。联邦调查局总部立刻行动起来，在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25分发起了一轮压倒性反击，其基础是胡佛的声明，即罗伯特的立场“绝对不可想象”。迪洛克的助手们随即将胡佛声明的复印件连同“联邦调查局官方记录”当中的样本文件寄给了每一个外派办公室，“以供可靠的新闻联系人使用并且提供协助。”各家外派办公室向上级保证，虽然他们小心遵守了联邦调查局形象守则的细微要求——例如探员们一律拒绝在新闻镜头面前阅读材料，以免谈到不愉快话题的时候被镜头拍下他们为难的样子——但是胡佛声明当中的尖锐言论依然按照计划引领了大多数周日晚间的新闻报道。罗伯特一下子陷入了四面围攻，只得坚称他并不知道入室窃听器的存在。

民主规范和宪法平衡的问题很快就让位给了轰动全国各地的头条新闻——“罗伯特大战胡佛”（小石城），“窃听器与正义”（纽约），“你相信哪一边？”（查塔努加），“窃听风波实在糟糕”（萨克拉门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罗伯特与胡佛之间的个性冲突是一场非常适合华盛顿的“拳脚互殴”，因为“这座城市最喜欢的就是公共官员之间的全力争斗。”来自首都的报道——“总统在窃听风波中冷眼旁观”——准确地暗示约翰逊总统也接收到了联邦调查局针对罗伯特的指控。胡佛甚至让迪洛克向福塔斯法官介绍了所谓“可以摧毁肯尼迪”的不检点行为；卡岑巴赫在司法部的继任者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则告诉约翰逊，胡佛已经排好了“四十到五十位”证人的宣誓书，全都主张罗伯特当年批准了调查局使用入室窃听器。12月14日，《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道说，针对官员的怀疑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华盛顿没有人敢于确定自己能在电话上进行私密通话。”他的专栏当中还浮现出了以下谣言：“自从肯尼迪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就会在种族混乱期间监听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电话交谈……谁授权进行了窃听？我们不知道。”

喧嚣的偏执给第二天的参议院贫困问题听证会蒙上了阴影。金在听证会上提到了战争预算的数十亿美元上调，并且指控美国搞错了优先事项：“光是这一项错误就超过了承诺用于扶贫项目的金额的五倍。扔在越南的炸弹在国内爆炸——摧毁了建设一个体面美国的希望与可能性。”他将占美国贫困人口四分之一的黑人作为晴雨表，指责“为黑人实现安全与平等还没有成为一个严肃且不可逆转的国家目标”。罗伯特.肯尼迪是出席会议的仅有的两名参议员之一，他与金进行了一次基调悲惨的对话，探讨为什么非暴力似乎只在南方产生了希望。

会后记者就雷斯顿的报道向金提问，得到的反应很平淡：“金博士‘假设’电话被窃听/但表示他不知道为什么/各国使馆很平静。”联邦调查局官员同样拒绝发表评论，他们在纽约的窃听部门则颇为讽刺地监听到了金的律师之间关于窃听新闻的冷淡讨论。斯坦利.利维森认为肯尼迪总统本人早在1963年就警告过金要小心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哈利.瓦赫特尔则认为金的态度不该如此宽容，而是应该表达出更强烈的愤慨。他告诉利维森：“既然有人正在从事非法行为，那么你就不应该这么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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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另一场关于失去的美国纯真的戏码转移了公众的关注，并且帮助胡佛闯过了这一关。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大卫.布林克利轻描淡写地将这一事件称作“《新约》以来最大的出版界新闻”。12月16日，寡居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提起诉讼，要求阻止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书籍上市发行，因为这本书重新揭开了太多的原始伤口。此前她选择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执笔此书，如今遭到诉讼的曼彻斯特同意删除这本书的开篇章节，从而安抚杰奎琳。这部分内容描述了肯尼迪多年前的一次得州之行，作者将这段文字处理成了一则关于边疆男子气概的寓言，讲得是林登.约翰逊如何诱使一位优雅而又胆怯的当选总统在自家牧场上射杀野鹿。除去这项删改之外，曼彻斯特为文稿的其余部分进行了辩护，并且向遗孀承认自己极其失败地“没能抑制住我对于某位杰出政治家（林登.约翰逊）的偏见，他总是让我想起晚间节目当中D级电影里的角色。”无数流言蜚语随即渗入了媒体，人们纷纷揣测是不是罗伯特.肯尼迪要求作者进行修改，他为什么要这么要求，以及他向作者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圣诞节这天，约翰逊总统向着福塔斯与其他密友大发牢骚，声称这本书在描写血腥的权力转移过程时一直在嘲笑他。总统告诉比尔.莫耶斯：“我可不记得我管肯尼迪夫人喊过‘宝贝儿’。我认为他们在描写得州人的时候非得加上两句口头语才觉得足够地道，例如‘恁几位’或者‘来嘞’这样的。”莫耶斯警告说，有媒体声称约翰逊编纂了他在白宫的电话记录用来反驳曼彻斯特。他轻快地向总统保证：“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通话并没留下逐字记录。”

“不对，确实有的，”约翰逊反驳道。“而且有很多。”

莫耶斯一愣，“我还以为——”

“他们都不这么认为，但是其实有很多，”总统低声说。

莫耶斯反问道：“我以为胡安妮塔（总统秘书胡安妮塔.罗伯茨）说过，那时候我们没有安装电话录音设备。”

“不，都装上了。”约翰逊坚持说。

“但他在这里说的是，那个——”莫耶斯结结巴巴地说，“你和其他人之间的通话。”

“这些也录下来了，”总统郑重地告诫道。“内容很丰富。”隐藏的电话录音机同样录下了约翰逊这一次的警告。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助手也不知道他的全部防御措施。

此前莫耶斯刚刚从白宫辞职，总统责备他不该迎合曼彻斯特的歪曲报道。总统私下里担心越南问题会让莫耶斯更接近罗伯特.肯尼迪，因为战争辩论在圣诞节当天陡然激增。这一天美国记者从北越发出了第一份新闻报道，引发了国内的激烈反应。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调查了河内平民区被炸毁的情况，参观了学校的废墟，还描述了五角大楼声称不存在军事目标的南定市住宅区：“大教堂的塔楼俯瞰着一片又一片化作瓦砾的街区。”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发言人近乎抽搐地谴责了这些新闻报道，然后承认了此前的一点小错误：显然每架次美军轰炸都会导致一点五名平民死亡。《时代周刊》的军事记者为轰炸的准确性辩护，而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则质疑了索尔兹伯里的诚信：“胡志明正在尝试新的宣传武器……《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是胡志明选中的工具。”

1967年1月的美国涌动着尖锐的语言与爱国的热情。旋转木马脱衣舞厅的老板杰克.鲁比因为杀死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而正在等待重审，但是没等到开庭就死在了癌症手下。另一方面，曼彻斯特发表了新书内容节选，重温了达拉斯的国家创伤。特立独行的新奥尔良检察官、肯尼迪遇刺案的负责人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则面对了一片不可解的虚空，他的满腹疑问完全得不到体面或者可接受的回答。于是他向一群潜藏在阴影里的魔鬼发起了第一份阴谋论控诉，滋养了接下来几十年间的愤世嫉俗。在越南战场上，自从1月8日开始，由B-52飞机、六十吨推土机、落叶剂以及三万名士兵组成的系统性攻击烧毁了平阳省的四个村庄，还将西贡北部四十平方英里夷为平地。此前拉塞尔参议员曾经断言，企图将越南人与他们的土地分离开来是极其愚蠢的政治昏招。这次“雪松瀑布行动”却与拉塞尔的意见背道而驰，旨在将当地全部一万名居民转移到安置营，在战术上大胆颠覆了“搜索与摧毁”的作战顺序。美军的伤亡人数创下了每周一千一百九十四人的记录，其中单次作战阵亡的最大人数已经逼近了1965年德浪河谷战斗的二百四十人。索尔兹伯里的第二十份通讯“北越精神高涨”指出，河内街头的流行歌曲向默默无闻的反战抗议者诺曼.莫里森致敬，他于1965年底在五角大楼门外自焚。

第九十届国会于1月10日召开，这一天胡佛悄悄来到了国会山。这一天的众议院热闹非凡，召开仪式的盛况与战争观点的摩擦自不必说，更有一位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人莱昂内尔.范德林（Lionel Van Deerlin）成功阻止了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宣誓就职。胡佛躲开了所有这些热闹，向忠实的支持者们介绍了自己与罗伯特之间的纷争。根据他的助手的笔记，他“指出我们有许多其他文件证明鲍比在撒谎”，并且坚称让法院批准监听的做法不可行，因为“许多联邦法官都不值得信任，包括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些法官，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特定监听装置的存在。”接下来胡佛又在一个非公开的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就窃听事件的泄露正式作证。他撒谎说：“这些错误信息全都不是来自联邦调查局。”他首先回顾了自从禁酒令以来的窃听行为，然后详细描述了电话窃听的缜密过程，并且不怀好意地提醒人们，当年正是罗伯特.肯尼迪签署了针对马丁.路德.金展开窃听的秘密命令，同时还谎称当时是罗伯特而不是他本人主动提出要这么做。胡佛将电话窃听与入室窃听混为一谈，以此掩盖他毫无正当程序就独自控制后者的事实。他不遗余力地宣称罗伯特肯定见过明知来自入室窃听、或者必然能推断出来自入室窃听的情报材料。基于这一假设，胡佛凭空编织了一套无形的权威传统，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胡佛引用了他的私密文件的一小部分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即时任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内尔（Herbert Brownell）1954年5月20日的备忘录。不过他省略了两项事实：首先，这份备忘录的实际目的是提出异议；其次，它公然绕过了不利的法律。（布朗内尔写道：“很明显，在欧文案当中，在卧室里安装麦克风的做法惹怒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极其不体面……然而，似乎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获得重要的情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安装窃听器……不被最高法院的裁决所禁止。”）

多年之后，胡佛将会令人安心地死去，届时入室窃听时代牵强扭曲的理论依据将会让一届又一届政府颜面无光。但是活着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却能让国会与媒体全都噤若寒蝉。此时的胡佛依然是让美国人民免于恐惧的主要保护者，如此高大的形象既过于强大又过于脆弱，不适合公开讨论。威廉.曼彻斯特在描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时候几乎没有提到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只是指出胡佛对于沃伦委员会竟敢批评他的调查局感到愤怒。 胡佛凭借令人生畏的秘密文件为自己支撑起了无懈可击的正直形象，但是在这道障壁背后他却经常陷入神经质的歇斯底里。此类性情发作与他的公开形象之间的反差如此骇人，以至于偶尔得见的外来者全都会保持沉默。例如曼彻斯特在一次图书采访当中问及奥斯瓦尔德在莫斯科的短暂外派，没想到胡佛却借题发挥地谩骂了一阵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迪洛克记录道：“局长告诉曼彻斯特，他总是觉得偶尔应该踢踢赫鲁晓夫这种人的小腿，而不是一味拍他们的马屁。局长解释说，赫鲁晓夫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东方人。在东方人看来，反对东方人的人如果流露出恐惧或者害怕，通常就会失去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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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经有人讨论起了在1968年大选年推翻约翰逊总统的可能性，罗伯特.肯尼迪的命运也伴随着此类言论波动起来。窃听丑闻和曼彻斯特的新书使得一月份的草根民意调查大幅逆转，从罗伯特53%对约翰逊47%的领先优势变成了罗伯特39%对约翰逊61%的劣势。与此同时，索尔兹伯里关于美军轰炸的系列报道造成的骚动也再次给他带来了反对屠杀的压力。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问道，罗伯特没能提供符合道德的替代方案来叫停轰炸，他是否会因此感到无地自容？罗伯特将约翰逊称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试图以此冲淡关于他打算发动政治叛乱的言论，民主党内相互作对的派系则忙着争论哪一位带头人更能服务穷人。为了躲避国内的交叉火力，罗伯特出访了欧洲。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们向他施压，要求他谴责战争。但是罗伯特仅仅表达了对于轰炸的“严重保留态度”，总体而言他依然支持约翰逊总统保护南越的战争目标，新闻报道则强调了他与反战学生的坦诚互动。在巴黎，戴高乐总统再次警告罗伯特，美国不可能战胜越南的政治潮流，但是接下来他又冷酷地建议罗伯特不要试图阻拦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以免毁掉自己的大好前途。专栏作家乔.阿尔索普以“亲切的、令人钦佩的、深为关切的叔叔”的身份撰文，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恳求罗伯特避免参与一切可能将军事胜利变成僵局的抗议活动，并且警告说：“在任何程度上与后一种结果有牵连的任何人都不会得到原谅。”回国之后罗伯特又面临了另一场暴风雨，因为有报道说他从巴黎带来了北越的“求和试探”。2月6日，一头雾水的罗伯特被总统传唤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他猜测约翰逊的国务院一定泄露了他的例行出访汇报当中的一个细节——一个法国小官员认为美国停止轰炸会促使北越进行谈判——然后这个细节就遭到了严重夸大。一听这话总统当即按捺不住爆发了出来：“什么我的国务院！他妈的，明明是你的国务院！”接下来两人就陷入了互相谩骂。

副国务卿卡岑巴赫目睹了这场决斗。他后来将其称作“一个非常可笑的插曲”。他在高度机密的国务院和平倡议记录当中疯狂搜索了一通——这里面甚至包括约翰逊总统最近刚刚向胡志明本人提出的求和建议——并没能找到罗伯特的汇报，因为它已经与其他普通信息一起广泛散布开了。在总统看来，他的政府内部的阴谋家们放大了一种幻想，即罗伯特可以几乎无痛地解决越南问题，回避失败与战争之间的残酷选择；在罗伯特看来，一个精神不稳定的战争贩子企图拿他当成替罪羊；至于卡岑巴赫则再度扮演了他在三角窃听争斗当中两头受气的角色。就像上次一样，这一回的两位对手也都把他当成了对方的人。（卡岑巴赫回忆说：“我成功地让胡佛和肯尼迪都对我发火。”）实质性的难题又一次几乎隐没在了个人冲突当中——上次的难题是监视活动的宪法标准，这次的难题是能否凭借美国武器在越南人当中建立政治忠诚。此前胡佛局长通过煽动人格分歧来自保，这一次他干脆躲藏到了罗伯特与约翰逊的裂痕背后。这道裂痕的延续时间远远超过了两人在世之际。两位偶像之间的敌意投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政治语言，吞并了关于具体议题的相对较小分歧。它将会象征两人所属时代的消亡，还会取代落在两人之间的教训。

到了二月，外百老汇上演了话剧《麦克伯德！》（MacBird!），预示着公共辩论的极端两极化。这个剧本长期以来一直被发行商所唾弃。制作方为投资者举行了一场剧本朗读会，结果会场爆发了充斥着叛国咒骂的混战。根据剧本情节，约翰逊不仅是肯尼迪刺杀事件的主谋，而且还一手策划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致命心脏病以及爱德华.肯尼迪1964年的飞机失事。这出滑稽剧效仿莎士比亚风格，篡位者麦克伯德脚下蹬着叮当响的马刺，手握一根插满羽毛的权杖，身披一副用棒球捕球手护具拼凑而成的可笑盔甲，在舞台上游来荡去。而罗伯特.肯尼迪的角色则像《麦克白》当中的麦克达夫一样发誓要冷血复辟。“在每一名男丁降生时，我的父亲以他的智慧/让他的儿子们为了他们的伟大未来做好了准备……/我们切除了湿软的人类心脏/在原本的位置插入了钢铁与塑料管/构成的精密仪器。”编剧芭芭拉.加森（Barbara Garson）是伯克利学生抗议活动的老手，她认为美国政治的表面结构仅仅是为了掩盖王朝权力的反攻倒算。在她的笔下，美国政坛充斥着皇气逼人泡沫泛滥的演说，逡巡其中的各位政坛巨头炮制了一个又一个阴谋，将国家犯罪甚至战争都变成了争权夺利的道具。批评家和观众们对于这套描写自然产生了分歧。《新共和》评论称“两个对立的美国正在较劲”，《新闻周刊》称赞《麦克伯德！》是“讽刺艺术的彻底宣泄”。《纽约时报》斥骂了这部剧流露的“某种疯狂共识”，这种共识由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混合而成，要旨在于反对负责任的政府。《纽约客》撰稿人伊迪丝.奥利弗（Edith Oliver）写道：“这部戏的残酷和粗俗几乎无法形容。”《纽约客》拒绝承接《麦克伯德！》的广告，这是该杂志自从创刊以来首次拒绝承接剧院广告。一位主管在解释禁令时说，“我们认为这出戏的品味很差，包括越南以及所有其他情节。”

秋季政治运动展示了美国人在越南与民权问题方面动荡不稳的情绪冲突。共和党全国主席雷.布利斯（Ray Bliss）在10月3日声称他的候选人将会强调种族问题，因为民意调查显示58%的共和党员支持者将整顿城市秩序混乱作为首要任务。第二天10月4日，共和党巴尔的摩市长西奥多.麦凯尔丁（Theodore McKeldin）公开恳求酒馆老板在巴尔的摩金莺队对战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世界大赛期间为黑人顾客服务，并且将他们的顽固抵抗视作“令人厌恶的讽刺”，因为金莺队第一次夺冠的希望很大程度上要寄托在新来的黑人球星弗兰克.罗宾逊身上。几天后在阿拉巴马州，教区天主教妇女委员会的四名成员前去参加在州长官邸举行的正式茶会，结果却被拒之门外。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谁提前知道客人名单将会被整合的争论。在一次罕见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约翰逊总统描述了他在十一月前巡视亚洲的计划。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关于“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九十天内赢得越南战争”的好战言论，总统努力保持微笑，并且表示他总是欢迎参议员的意见。

总统安排这次出国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挫折。许多民主党候选人已经将他当成了中期选举的累赘而不是助力，尽管总统的政绩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约翰逊对他的助手们发火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执政头一百天里通过了五项主要法案，我们则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了二百项法案。这种事谁敢信啊？” 战争举措给他带来了政治推力，但是随着公众对于越南战场的印象从讨厌的麻烦变成严肃的重大问题，这股推力似乎正在越来越快地消失。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刚刚辞去司法部部长一职，成为了新任副国务卿，自愿调任前往国外应对挑战。约翰逊派遣他与麦克纳马拉一起前去越南再次评估当前路线。与此同时总统也试图抑制日益增长的焦躁情绪。他最近向犹太裔战争退伍军人组织抱怨道，他不明白为什么拉比在反对越战的异见人士当中如此突出。这一表态让很多人都猜测美国对于南越和以色列的军事承诺之间存在有条件联系。关于全球角力的焦虑致使总统派遣副总统与犹太领袖会面，产生了更多头条新闻——“戈德堡在总统问题上安抚了犹太人”——副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拉比们不要与总统作对，但是很有几位拉比感到自己不得不拒绝白宫提出的协议，因为此类协议扼杀了他们的良心。用亚伯拉罕.赫歇尔的话来说：“如果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挑战上帝对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审判，以免无辜者与有罪者一起遭到扫除，那么一个美国人在对于越南战争感到震惊时难道不应该有权挑战我们总统的判断吗？”

这段时间金没有针对越战问题直接发表意见，尽管他与赫歇尔曾经在一个全教派反战神职人员团体当中合作了将近一年。他在秋季竞选期间承受的压力与约翰逊如出一辙——他也同时收到了访问以色列和约旦的邀请，也很清楚这两个国家对于圣地耶路撒冷抱有针锋相对的主张。民权运动当中的实用主义者促使他配合约翰逊进行广泛的政治调整，把目光投向越南之外。贝亚德.拉斯廷首先请求金批准他以金的名义起草一封致美国黑人青年的公开信，温和地斥责黑人权力：“我恳请你们所有人记住，燃烧瓶、抢劫和仇恨既不能也不会解决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金最信任的劳工支持者、肉类加工厂工会的拉尔夫.海尔斯坦加入了金与贴身亲信的电话会议，希望金能实名支持自己的主张：“告诉他们，他们不能用石头解决问题，就像国家无法用炸弹解决问题一样。”金反对了拉斯廷的提议，认为任何公开信都应该针对一切暴力实施者而不仅仅是黑人，于是拉斯廷又起草了一份报纸广告。为了迎合金，他在广告词当中面向普通听众插入了一段文本，肯定了“通过民主程序实现种族正义”，只谴责了“诉诸暴力、报复或者私刑的策略”。

不过金还是拒绝了与罗伊.威尔金斯以及A.菲利普.伦道夫领导的传统盟友共同赞助这条广告的请求。10月10日，在他要求拉斯廷与其他顾问在亚特兰大就这则广告展开辩论的前两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强调了他的担忧：“金博士正在考虑摒弃‘黑人权力’集团的计划。”种族观念的诡计致使一个原本就很复杂的决定变得更加棘手起来。拉斯廷建立了一个广泛联盟，旨在为未来十年全国范围内的自由运动预算争取公众支持，同时还要认真对待白宫的立场，即美国有能力以“枪炮和黄油”同时对抗国内的贫困与海外的越共。金赞扬了拉斯廷的努力，但是同时他也感觉到这一策略暗藏隐患：白宫很可能将国内国外两条战线上的表现欠佳全都归咎于黑人少数派。黑人是身份暴露的少数族裔，一旦陷入这种政治局面必然大受打击。此外这条广告还含蓄地支持了所有战争而不仅仅只是越战，这一点同样让金感到颇为踌躇。但是基于非暴力原则，金一直在与直接否定这条广告的冲动作斗争。就像恐惧一样，这种冲动会滑向敌人思维、等级制度以及傲慢，这是种族间民主的主要障碍。

因此金拒绝联署这则题为“危机与承诺”的广告。该广告刊登在10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同时还搭配了一篇关于其出处的新闻报道：“七位黑人领袖发表原则声明，驳斥‘黑人权力’概念。”相反，他在亚特兰大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概述了他对未来的想法，并且慷慨赞美了自由预算。他还小心翼翼地重提了他对于黑人权力的书面批判，以此邀请对峙双方听他一言。金为十月刊的《黑檀》杂志撰稿写道，黑人甚至在他们自己发起的暴乱当中也是压倒性的受害者。他指出，仅仅一个查尔斯.惠特曼“这位精神错乱的得克萨斯大学年轻白人学生……在一天内杀死的人就超过了自从1964年哈莱姆区暴乱以来所有城市当中所有黑人杀死的人。这必须致使人们严重质疑黑人的暴力意图。”金认为激进的谈话为消极的武力工具定义了虚假的战线，并且补充说：“暴力作为促进美国社会变革的策略完全不成立。”相比之下，从来没有人在非暴力示威期间遭到杀害。而且当黑人投身于明确的民主运动并且举行游行时，“国家也会一起前进”。

亚特兰大的记者忽略了《黑檀》杂志的精细论点，直接询问金为什么在联署广告当中隐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催促他具体说明究竟在哪些方面反对广告当中的联合声明——毕竟这则广告并没有明确提到黑人权力。金着重指出他不太赞成广告词选择的语气和策略，但是最终还是承认他原本可以支持广告传达的整体信息。他这一松口不要紧，新闻界立刻做起了文章。许多报道都抓住了《时代周刊》大标题当中的线索：“金赞同种族声明/支持黑人对于黑人权力概念的否定”。金的传记作者大卫.加罗后来判断，金这次一不留神的赞同表态是“一次严重的失策”。这一表态抛开了基于“小心翼翼”的经验的硬性计算，致使人们对于金为什么改变主意众说纷纭。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响起了一阵相互责备。拉斯廷于10月15日给斯坦利.利维森打电话抱怨道，金一开始拒绝联署广告就是自找麻烦。利维森则打电话给不知所措的安德鲁.杨抱怨道：“贝亚德这一回把我们全都坑了。”金抱歉地告诉利维森，他被逼默许了这则广告的立场，因为拉斯廷预测如果他攻击这则广告将会导致严重后果。新闻界全都渴望看到金对于黑人权力概念表示懊悔，因此金事先就担心新闻界的胃口会压倒自己这次表态的实际立场。最终的结果比他的担心更糟糕，这一结果反过来又给白宫提供了一个自我驯服的盟友的有用形象。金无奈地总结道：“让我烦恼的是，每当我犯下战术错误的时候往往都正在与贝亚德掰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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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纳马拉与卡岑巴赫乘坐一架没有舷窗的KC-135运输机从越南飞回了美国，两人在飞机上写下了视察报告。比尔.莫耶斯和哈里.麦克弗森也结束了与之相对的亚洲各国首都考察之旅。两路人马回国之后仅仅过了三十六个小时就兵合一处，组成了一套规模庞大的总统随行班底，再次飞跃太平洋，对七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约翰逊总统在10月17日星期一的送行会上宣布：“我知道我不能一挥魔杖就心想事成。”尽管总统在人前展现了审慎的自信与华丽的排场，在私下里他却因为充满困扰的事态评估而垂头丧气。麦克纳马拉表示，他本人“在军事上的悲观情绪比前一年要少一些，因为强大的军力集结正在以每年六万人的速度造成敌方的伤亡，并且模糊了早先关于我方即将失败的预测。”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并没有可以很快结束战争的合理方法”，因为越共在1966年已经适应了消耗战，尽管美国出动了八万四千架次的轰炸，但是他们的士气却没有受到影响，渗透南越的能力反倒增加了三倍。麦克纳马拉还在另一封信件当中告诉约翰逊，为了争夺越南人民的政治忠诚而进行的“重要战争……毫无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

政治层面的失败是约翰逊分配给卡岑巴赫的主题。他在越南农村的视察见闻迫使他写了一份罕见的绝密备忘录，以近乎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农民人口无休止的艰苦劳作……他们的水稻不是在水中生长，而是在汗水中生长。”他为总统描述了越南稻田与美国官员之间的政治鸿沟，这些官员与越南底层民众完全脱节，平时惯于“用一种充满缩写和缩略语的奇怪语言”讨论如何安抚局势。例如：“如果我们能让MACV、USAID和JUSPAO推动GVN，那么也许ARVN——通过与PF、RF、PFF、CIDG和PAT的干部合作——就能让RD起步。”回到华盛顿后，卡岑巴赫成立了一个高级别“非正式小组”，在官僚渠道之外集思广益，为的是将对越政策与被忽视的越南普通人的前景更有效地联系起来。此时美军的军事行动也已经流露出了与政治专家们相呼应的超现实特质。尊重胡志明的事业但是与美国士兵一起巡逻的法国军事历史学家伯纳德.法尔认为，源源不断地部署到越南的三十二点五万名美国军人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他们使得越南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了廉价晶体管收音机的战区，收音机里播放着逃避现实的流行歌曲——“多么适合做白日梦的一天”。美军士兵还发明了一套“蝙蝠侠”式极简主义行话，例如“查理干了个滑头” （Charlie zapped a slick），意思是南方越共游击队摧毁了一架没有武装的运输直升机。

在空军一号到达此行第一站檀香山之前，一则令人震惊的噩耗刺穿了民权阵营。同一个星期一，俄亥俄州立大学新建基督教中心的一名管理员发现罗伯特.斯派克牧师死在了中心的客房里，死因是钝器重击。他前一天晚上在这里进行过布道。三个新教教派发表了悼词，警探们也蜂拥而至。家属收到了包括金、副总统汉弗莱以及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我们对你们的损失表示衷心的同情，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等人的慰问电报。新闻报道回顾了斯派克生前影响的广度：鲍勃.摩西称赞他为密西西比自由之夏争取到了原本不可能得到的教会支持；约翰逊总统在国会发表“我们必胜”演讲时，他得到了陪坐在伯德夫人身边的殊荣；最近他还被任命为国家人文科学委员会成员。芝加哥城市联盟的埃德温.“比尔”.贝里（Edwin “Bill” Berry）认为斯派克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由于刑事调查没有进展，斯派克之前在纽约河滨路全国教会理事会总部工作时的同事们纷纷动员起来，准备雇用私人侦探并且提供悬赏。

但是谁也没想到，隐秘的恐惧与仇恨转眼间就扼杀了悲伤。1963年斯派克为全国教会理事会宗教种族委员会聘请的总顾问杰克.普拉特警告说，斯派克的同事们“最好不要”公开解决他的遇害之谜。亲自前往俄亥俄州探查一番之后，普拉特透露死者身上只穿了一件雨衣，附近还有涉及同性恋的文字资料。一开始全国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埃德温.埃斯皮（Edwin Espy）以及其他认识斯派克的人们还以为这些陌生的线索暗示了一套旨在抹黑受害者的不可告人的阴谋，以至于普拉特不得不明确要求他们不再追根究底，因为关于本案的任何审判不仅会揭开一个禁忌的世界，而且还会暴露好几位知情神职人员的身份，这些人要么知道斯派克与男性之间偷偷摸摸的联系，要么为他打过掩护，甚至还有几位也是同道中人。不敢声张的全国教会委员会代表一脸苦相地将相关线索摆在了斯派克的遗属面前。当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斯派克回忆说：“我的母亲对此非常吃惊，事实上这几乎要把她击垮了。”母子俩不由得回忆起了死者生前的种种异常表现，多少次去向不明的出行，多少次近乎忏悔的只言片语。更加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不安的教会官员们最后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控制损失而叫停了调查。全国教会组织如此害怕事实，让母子俩很是难过。

理事会的故意回避将斯派克案件封闭在了神秘之中，也为阴谋论打开了大门。安德鲁.杨一直担心他的朋友由于宣扬反越战而遭到了杀害；其他人则怀疑是联邦调查局下了黑手，甚至还可能与斯派克在民权领域的竞争对手合作，放任民权阵营内部的自相残杀。 在公开场合这起谋杀案被缩减成了一则简短新闻：行凶嫌犯是一位遭到拘留的流浪汉，此人可能不会接受审判，因为检察官认为他精神错乱。报纸仍然回避这种形式的丑闻，因为他们不敢刊登述说情节的必要文字。《亚特兰大宪法报》上的一套先驱性系列报道刚刚注意到联合国总部门外出现了惊人的示威标语牌——“美国声称没有二等公民/同性恋者怎么办？”——但是文中描述的同性恋者却是一副躲躲闪闪、情绪迟钝的形象，还声称这些人“情愿砍掉自己的左臂来接受治疗”。在未来几十年，建立在民权运动基础上的人性能量将会抹去这种致命的耻辱，解除几乎所有深藏的沉默。就算罗伯特.斯派克这样的远见卓识之人恐怕也想象不到如此激烈的社会变革。从历史尺度来看，这场变革仅仅发生在转瞬之间；对于斯派克本人来说，这场变革却还是发生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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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理查德.尼克松登上了《会见新闻界》节目。他在节目现场预测了共和党人将会实现“本世纪任何政党当中最伟大的政治复兴”，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他与主持人争论了究竟是哪个政党正在“玩弄民意反弹的议题”——换言之就是利用当前美国社会对于民权议题的抵触情绪——并且认为莱斯特.马多克斯和乔治.华莱士的再度当选证明民主党将会继续是“立足南方的种族主义政党”。（“我不知道有哪位共和党候选人正在利用民意反弹。”）尼克松一方面断言南方的两党实际上都不赞成种族融合，同时又指出目前两党之间的关键分歧在于共和党在越南问题上保持着团结一致的立场。他宣称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阵容很快将会新增四十人乃至更多，这一点“将会向身在越南的敌人们发出通告：美国不会像十年前的法国人那样撤退逃跑。”尼克松还斥责林登.约翰逊是史上第一位无法团结自己的政党支持一场战争的美国总统：“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存在于民主党内部。”

也是在这一周，反战异见阵营当中出现了全新的分支。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飞越疯人院》和《永不让步》的作者肯.克西，此前不久克西宣称他“身为逃犯以及撒在胡佛伤口上的盐”拒绝承认自己遭受的持有禁药指控。克西在反战集会上告诉人们，利用高呼口号与演讲来反对越南战争是极其愚蠢的做法，因为这两者都是政客们的工具——“他们就会干这个”——然后他掏出口琴，当众吹奏了一段《牧场上的家》。这套做派激怒了不少年轻抗议者，也吸引了许多其他人。他的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喜好寻欢作乐的铁杆拥趸。克西与他们一起通过华丽的退场和荒诞的作秀到处搅扰反战示威，以此彰显他对于战争辩论当中的陷阱心理的不屑一顾。在十月被捕之前不久，克西来到加州参加了一场恣意张扬的“爱情节”，并且无视了将迷幻药物LSD列为非法禁药的加州新法规的生效日期。得到保释之后，他重新与叛逆的哈佛大学教授蒂莫西.利耶（Timothy Leary）建立了断断续续的跨国联系，利耶在九月宣布自己是一门新宗教的创始人，教义则是通过使用LSD、大麻以及佩奥特掌之类的致幻物质来探索精神世界。他打出的标志性口号是“聚神，调谐，出离”。在纽约，许多关系松散的团体在十一月选举前举行了一次联合示威，并且将一个黄色潜水艇道具带到了示威现场。其他人则计划于一月在旧金山举行 “人类聚会”，并且邀请新成立的摇滚乐队“感恩而死”和“杰弗逊飞机”来表演。曾经的教学示威活动家杰里.鲁宾在示威现场“按照格劳乔、奇科、哈波以及卡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宣传反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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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嬉皮士现象看上去很像五十年代的“垮掉一代”反叛，不过更加温和，在新闻界的流行速度也比黑人权力更慢。不过某些政客的反应要比新闻界快得多，例如罗纳德.里根早在为加州州长竞选制定战略时就认识到了嬉皮士运动的意义，时任州长的一位顾问则将其称为“一道主要的文化政治分水岭”。里根呼吁美国人回归传统道德，并且为传统道德精心树立了一个由沃茨骚乱与伯克利示威混合而成的阴暗标靶。他主张通过立法直接废除加州的《公平住房法》，以此绕过法院对于支持种族歧视的14号提案的审查。他为电视竞选广告当中阴森瘆人的骚乱影像献上了画外配音：“每一天，丛林都在一点点靠近……我们的城市街道在天黑之后就是丛林荒径。”他谴责伯克利大学充满了“放纵滥交的丑行，简直令我无法诉诸言表”。 他还承诺将要招募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孔再次出山，之前麦孔领导了沃茨骚乱调查委员会，这次里根则希望他针对现任州长以及加州各所大学的校长们展开调查，因为里根认为这些人“面对校园里的不满者以及肮脏言论的倡导者只会一味绥靖。”为了缓和这些政治主张的攻击性，里根也不介意开开玩笑。例如他调侃男性嬉皮士“穿得像人猿泰山，长头发像女主角，闻起来像黑猩猩。”在选举前十天，他给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发了一封电报，坚决建议他取消在加州的所有演讲行程，还挑战现任州长帕特.布朗也发出类似的电报。10月29日，卡迈克尔来到伯克利大学劝说学生们对越南征兵说“扯淡，没门”。令里根竞选团队非常满意的是，此前的公开电报策略加强了新闻界对于这场演讲的报道。

11月2日，林登.约翰逊在经过历时十七天。行程三万一千五百英里的海外访问之后胜利回国。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总统出访。他带回的国礼包括两只来自澳大利亚的白色袋鼠。他在泰国皇宫用水牛形状的银质水龙头放水洗澡。10月26日他突然打破行程，绕道造访了南越的金兰湾，使他成为了自从1943年前往卡萨布兰卡的罗斯福总统以来第一位在活跃战区向美国军队致敬的三军统帅。在亚洲战场彰显决心的盛况使得美国人在越战问题上对于约翰逊的支持度飙升到了63%，也激起了理查德.尼克松的抨击。尼克松认为总统奉行了错误的长期战略，将美国“交代给了”一场“可能持续五年、伤亡人数超过朝鲜的战争”。尼克松提议两党采取有力行动，在1968年之前赢得战争，而总统则以不寻常的公开毒舌予以回应。（尼克松的抨击言论与约翰逊看到的绝密严峻预测相差无几。尽管两人之间敌意旺盛，但是几乎会步调一致地实现预测内容。） 在回国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约翰逊谴责了尼克松是“慢性竞选病患者”，积年以来一直惯于每隔一年就在十月份“给他的国家和政府找麻烦”。他认为尼克松“当初在政府担任正式职务时从未真正认识到与意识到究竟出了什么事”，并且冷酷地提醒记者，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要求他们在一周内想出已经连任两届副总统的尼克松究竟都做出过什么贡献。

归国之后的约翰逊取消了为民主党候选人拉票的计划。令人失望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军统帅在海外的光芒无法左右当地竞选，而且这次包括帕特.布朗在内有好几位民主党候选人都注定失败，为他们出面拉票的努力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很可能损害他本人的地位。于是他转而回到了得州家中。11月7日星期一，正当全国上下的注意力都投向最后一轮竞选集会的时候，约翰逊不声不响地访问了科图拉的韦尔豪森学校。他在自己年轻时曾经教过各种课程的教室里告诉一群家长：“当初我是班上的领唱员。你们肯定不相信，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努力唱出来了。”总统指出，自从1928年自己在这所学校任职以来，学校没有什么变化，近四分之三的美籍墨裔学生仍然会在八年级之前辍学离校：“就在这里，我接受了关于贫穷的第一课。”多年之后，这些栩栩如生的记忆仍然影响着他的政治追求。约翰逊宣称，“当墨裔美国人的孩子们被告知人生的终点是甜菜行、菠菜地或者棉花地时，美国的良知一直在沉睡——它已经睡得够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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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约翰.胡莱特在自由组织的治安官候选人西德尼.罗根的陪同下，于当天早些时候走进朗德斯县法院，从遗嘱检验法官哈雷尔.哈蒙德斯（Harrell Hammonds）那里获得了一份经过认证的最终选民名单，这批黑人选民全都是朗德斯县自由党的铁票。作为一个新近成立的参选集团，朗县自由党一丝不苟地遵守了每一条州法律，这才让党派名称登上了正式选票。选民名单上一共有五千八百零六个名字。洛根告诉记者：“我们在朗德斯县有足够的登记人口来赢得选举。”胡莱特的表态则更加谨慎。他知道由他发动起来的首次投票者必须在选举当局的严格审查下进行投票，而且以往多年身为黑人的人生经历早已让这些选民养成了躲避当局的条件反射。他承认，“我们从未尝试过投票，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当天上午，朗德斯县发生了从没有人见识过的一幕：官方指定的黑人和白人投票监督员在法院混杂在一起，共同听取有关规则的强制性解释。记者问到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将在这次选举期间扮演什么角色，胡莱特委婉地回答说卡迈克尔已经不在朗德斯县居住了。又有记者询问非学委员工起到了什么作用，员工们将这个问题转交给当地人回答。县教育局候选人约翰.欣森这样答道：“他们带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获得了勇气，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美国公民。”

这一天也是卡迈克尔在塞尔玛入狱的第三天。这些天来他遵守非学委的政策，没有公开发表关于朗德斯县选举的声明，以免他的黑人权力恶名造成额外紧张。但是乔.史密斯曼市长一声令下之后，他还是与另外两名非学委员工斯图尔特.豪斯（Stuart House）和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一起被捕了，因为他们一直在一辆音响卡车上敦促人们投票。（一位塞尔玛警察作证说：“我看到一些黑人兴奋起来了，他们通常不会在星期六这么兴奋。”） 非学委花费了极大气力才将卡迈克尔及时保释出来，让他在周一晚上赶赴了在海尼维尔附近举行的最后一次弥撒大会。六百五十人挤满了当地的莫利亚山浸信会教堂，他们按居住地分为八个投票区，向律师莫顿.斯塔维斯（Morton Stavis）咨询选举法的各种细节——怎样的选票会有争议、计票程序有哪些具体步骤、如何质疑假托死者名义投出的“墓地”选票——还观看了非学委的考特兰.考克斯用实物演示如何操作投票机。此前他们已经在公路上张贴了印有竞选组织标志与安全说明的标语——“为了黑豹拉动手柄，然后立！刻！回！家！”但是许多中坚分子都很清楚投票观察员们将要承受怎样的压力，因为投票点全都设置在白人拥有的店铺产业里。因此他们决定在投票之后继续驻留在现场以示支持，并且与投票站保持法律规定的三十英尺距离。

卡迈克尔在备战期间出现在了教堂，让所有人都大为振奋。他宣称：“我们为这一时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接下来他回顾了过往二十个月的经历。二十个月之前，朗德斯县的黑人居民甚至不敢开口提及附近塞尔玛的投票权运动，如今他们却要为了自己推举的候选人投下一票。卡迈克尔的讲话从赤裸裸的真情流露——“这是我们心中的意志、勇气和爱”——逐渐升级成了雷鸣般的滔滔不绝——“我们将拉动那根杠杆，阻止白人殴打黑人！我们将为所有黑人拉动那根杠杆！我们将为所有惨遭杀害的黑人拉动那根杠杆！我们明天要让他们复活！我们将拉动那根杠杆，使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要拉动杠杆，好让人们住在精美的砖房里！我们要向窝棚说再见！向肮脏的道路说再见！向可怜的学校说再见！”在一曲动人心魄的“我们必胜”合唱之后，胡莱特遣散了人群，恳请他们明天早点出门并且打扮得漂亮一些，卡迈克尔则站在教堂门口逐一拥抱了离去的人们。

11月8日选举日当天，朗德斯天气凉爽，阳光明媚。志愿者们驾驶着几辆运送黑人选民的汽车在乡村公路上来回穿梭，成群结队的黑人选民站在路边举起白纸向司机示意。在本顿投票站之外，黑人选民们领到了预先做好的三明治。当天早上这里的黑人选民人数很多，以至于他们放松地相互调笑起来。海尼维尔的气氛要紧张得多，因为这里的黑人选民与白人选民排成了泾渭分明且人数相当的两条队列，此外汤姆.科尔曼还纠集了一帮三K党徒在周围逡巡，但是黑人选民队伍依然阵脚稳固。胡莱特的妻子埃迪.梅.胡莱特（Eddie Mae Hulett）守在本顿，发现了第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一辆满载黑人佃农的卡车来到了投票现场。她上前询问这些人是否需要帮助，但是他们根本不肯看她，而是在种植园主推荐的白人官员的陪同下温驯地走进了投票室。司法部观察员认为没有理由进行干预。志愿司机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在迪波西特堡被围困了一整天。天色暗下来之后，他看到市政厅投票站的灯突然熄灭了。在黑暗中有人凑上来与他搭讪，他告诉对方自己正等着护送投票监督员回家。此时对方突然发难，抡起一只手就打了下来。琼斯抓住这只手与对方扭打了片刻，然后就感到后脑勺挨了一记硬物猛击，“打破了我的头皮”。这一击将琼斯打倒在地，他的两个女儿从旅行车上跳下来，尖叫着跑去求救，然后把他送往了塞尔玛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一路上他们途经了位于吉拉德山浸信会的朗德斯自由运动总部，满头鲜血淋漓的琼斯刚一亮相就叫停了高潮迭起的选举之夜庆祝活动。卡迈克尔与胡莱特启动了紧急预案，宣誓袭击者唯有在打响“第一枪”的时候才不必担心还击。武装的黑人民团成员就像白人民兵一样在全县争先恐后地组织起来，分散抵御后续袭击。非学委的珍妮弗.劳森（Jennifer Lawson）挥舞着杰克逊家族的步枪，保护着白厅附近的朗德斯县自由之家。在迪波西特堡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斯科特.B.史密斯身穿军装手握猎枪，守卫着安德鲁.琼斯的妻子和九个孩子，一直到天亮。

朗县自由党的七名参选人全都败下阵来，尽管计票结果相当接近。他们当中原本为白人雇主工作的三人全都失去了工作。迪波西特堡的投票监督员克拉拉.麦克米恩斯（Clara McMeans）平时依靠帮佣赚取生计，选举结束后她很快也遭到了解雇，因为雇主认为她的活动“影响了他和他的朋友”。安德鲁.琼斯一家没等到琼斯出院就遭到了驱逐。琼斯在塞尔玛游行的最后一天在蒙哥马利遇到了卡迈克尔，此后就成为了迪波西特堡的第一个黑人注册选民。他与乔纳森.丹尼尔斯一起目击了当地的第一批示威者被垃圾车押赴监狱，并且放弃了身为木材工人以及阿拉巴马州电力公司门卫的两份有偿工作，全身心投入了民权事业。尽管遭到了驱逐，他依然选择留在迪波西特堡，在一位参与民权运动的农场主捐赠的土地上搭建新家。他的勇气鼓舞了目睹1966年选举的外来者。几个月后，志愿者马克.康福特（Mark Comfort）将会带领一列卡车车队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为仍坚守帐篷城的被驱逐者提供食物与物资。约翰.胡莱特在投票后的第二天表示：“尽管我们输掉了选举，但是人们的信心依然高涨了起来。”竞选估税员的爱丽丝.摩尔从政治角度分析了自己的失利。她说她一直觉得自己这次难免会因为白人的打压而失败，事实上也确实有几百名黑人选民因为遭受恐吓而不敢前来投票，白人种植园主也确实组织了几百位黑人佃农投票反对她。但是为了避免挫伤同事们的积极性，她并未事先表露自己的想法。朗德斯县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主席查尔斯.史密斯从哲学角度指出，鉴于该县还有一半合格黑人尚未完成选民登记，“我认为我们这第一次亮相的表现不错。”

民主原则在朗德斯县一寸一寸地艰难前进着。曾经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塑造了国家承诺的民权运动回到这片土地，开始了基于普遍选举权的日常政治。朗德斯县自由党这个新生的地方团体在超过两次选举当中都拿下了高于20%的总票数，由此得到了阿拉巴马州法律的正式承认。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宣布：“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政党。黑人并不气馁。我们正在前进。”然而他说这番话的地点却是在波士顿，与他一起成名的党团将会因为枪支而不是投票或者阿拉巴马州而为人所知。他现在计划让非学委在阿拉巴马州保持象征性的存在*。非学委员工马克.康福特（Mark Comfort）带着关于朗德斯县选举的报告回到了加州奥克兰。在他的讲述当中，武装卫士们在选举之夜纷纷涌现，遍布黑暗的乡间，不开一枪就赢得了 “迪波西特堡之战”。康福特还保存了一张万分珍视的照片：一位持枪战士站在公路公告牌旁边，公告牌上绘制着一头黑豹。他的这番述说将会为全新的社会现象提供扎根的土壤。

*【卡迈克尔期望拉普.布朗（H.Rap Brown）在1966年选举后成为非学委在阿拉巴马州唯一的外勤人员。西拉斯.诺曼已被征召入伍。鲍勃.摩西虽然超过征兵年龄九岁，但还是在八月份逃到了国外。他未来的妻子珍妮特.杰莫特最终离开朗德斯县，与他一起在坦桑尼亚流亡了十年。鲍勃.曼茨也离开了，尽管他后来又返回朗德斯县并且定居在此。新婚的格洛丽亚.拉里.豪斯和同事斯图尔特.豪斯（Stuart House）一起去了底特律，因为医生认为自由之家的粗陋伙食过于缺乏营养，已然怀有身孕的格洛丽亚如果每天只吃这种东西，那么腹中胎儿很可能活不下来。她成为了韦恩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

自从卡迈克尔在五月份的演讲以来，就一直有人想要将黑豹这个引人注目的南方黑人政党选票图标据为己用。胡佛秘密警告联邦调查局各地办公室，有消息称具有“暴力倾向”且与阿拉巴马州“合法政党”没有“实际联系”的活动家们企图在纽约组建黑豹组织，必须予以关注。但是休伊.P.牛顿（Huey P. Newton）和鲍比.西尔（Bobby Seale）很快就抢在所有竞争者前面独占了黑豹的旗号。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们的黑豹自卫党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地带闪电般地摆出了黑人分离主义叛乱的军事姿势。武装斗争的轰动效应几乎在舆论场中抹杀了在各方面都与其截然相反的黑人平权真正先例——爱国的佃农、拼接被面的女工以及牧师殉道者的投票斗争——就像对于黑人权力理念的痴迷使得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之前六年的非暴力运动黯然失色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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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运动将种族问题升级成了全国性的议题，补充了沃茨骚乱的冲击。如果没有这场运动，金在后世恐怕将会更多地被视为一名仅仅影响了美国南方地区的区域性名人。针对北方民权示威的暴力事件戳穿了一种久经培养的诱人自负，即种族偏执仅仅存在于南方乡巴佬身上，并且可以通过开明但坚定的教导来治愈。一位芝加哥市民给《华盛顿邮报》投稿写道，这场运动“向芝加哥展示了它内心深处一直都知道的真相：这座城市一直存在着可怕且糟糕的种族问题。”《周六晚邮报》的编辑们着代表广大美国人直截了当地承认：“让我们实话实说吧，我们全都是密西西比人。”

自从金的第一次波士顿考察之旅以来，民权运动在北方扩张的目的就是促使美国人意识到平等公民是一项全国性的挑战。不过芝加哥对于这一低调目标的促进效果或许好得有些过头了。美国社会还没来得及彻底消化克服种族隔离的新任务，就迎来了一项更加棘手的更新任务。芝加哥运动的现实主义基调侵蚀了社会上许多阵营对于民权运动的支持。正当金在表达他本人对于民权运动在北方遭受严重抵制的失望情绪的时候，其他公众声音则正在以各种理由作壁上观。《新共和》杂志坚持认为芝加哥运动作为北方民权运动的开端十分合宜，因为“金几乎还没有开始进行足以强行催生必要的基本变化的工作。”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承认“狂热的、无法辩护的暴力”促成了“有利于开放住房原则的重大让步，甚至就连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都做出了让步，该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是现有隔离住房模式的支持者。”但是他们对于现阶段的“枕头式”解决方案不感兴趣，因为“金既没有也不可能接受贫民窟的基本问题”。他们还宣布金的地位“在年轻黑人领导阶层眼中正在衰退”。一位《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认为和谈协议“只是纸面上的胜利”。愤怒的白人居民则在市政厅门前拉起纠察线，指控戴利背叛了他们（“戴利出卖了芝加哥”）并且在民权势力面前屈膝投降（“另一场慕尼黑和会”）。

金在自由浸信会教堂介绍了协议条款，但是台下“黑人权力！”的叫喊声却压倒了他的话语，致使他不得不邀请一位台下的异议人士走上布道坛发表意见。这位来自非学委的门罗.夏普（Monroe Sharp）宣称黑人应当首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向戴利市长或者敌对的白人邻居祈求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责备金回避了西塞罗游行这场最严峻的考验。当初詹姆斯.福曼在穿过佩特斯桥之前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如今夏普的立场同样摇摆不定，一会儿偏向热切的自我牺牲，一会儿又偏向更加艰难的长期目标。他所代表的一小部分联盟成员们发誓就算没有拉比或者金的参与也要前往西塞罗区游行，不管眼下达成了怎样的和解协议。更有甚者，他们还宣称这一次他们不打算遵守非暴力原则。宗种委领导人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也认同夏普的策略。《纽约时报》声称卢卡斯“宁愿行动而非空谈”。9月4日星期日一早，金给卢卡斯带来了惊喜。他向即将前往西塞罗区接受考验的游行小分队送上了良好的祝愿，并且暂时搁置了他本人对于这次游行的含蓄责备。（卢卡斯回忆说：“我很高兴，但也很震惊，没想到马丁会给像我这样的小老头子打电话。”）人数不多、满心焦虑的游行者们在富兰克林公园集合，听到领导人用扩音喇叭宣称本次游行除了表达政治诉求之外还要彰显内在的反抗。西区组织的切斯特.罗宾逊（Chester Robinson）喊道：“我们游行到西塞罗不是为了呼吁白人的良知。我们并不打算脱帽在手、抓耳挠腮、手足无措地乞求些许让步。”

这支二百五十人的队伍——其中包括五十名白人——穿过带线铁路北上进入了西塞罗区。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员以及五百名头戴防暴盔的库克郡警员组成的护卫队将他们层层保护在正中央。保护层之外是三千名尖叫怒骂投掷石块的当地居民，他们的凶狠攻击换来了不出所有人预料的新闻头条——“西塞罗权利游行的护卫队向挑衅者亮出刺刀”。有些的示威者甚至带来了棒球手套，接住飞石之后就扔回去，以此履行了他们的战斗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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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游行两天后的9月6日，非学委全国指导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来到亚特兰大市政厅，事先没有预约就要求会见伊万.艾伦市长。市长十分客气地来到这批不速之客面前，可是为首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却拒绝与他握手，而是直截了当地要求市长释放三周前被捕的十二名非学委员工。这批人被捕的原因是在陆军征兵站的兵员集散中心门外举行反越战抗议活动。市长耐着性子回答说此类案件属于联邦事务，超出了他的权限。卡迈克尔坚持认为市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他没有透露他的团体正苦于无力筹集大约三万美元的集体保释金，但他确实愤慨地抗议其中一名抗议者居然被指控犯有足以判处死刑的叛乱罪，就像大萧条时期的著名黑人被告安吉洛.赫恩顿那样*。艾伦市长将这群捣乱者赶出了大楼，并且礼貌而尖锐地建议他们首先成为亚特兰大的注册选民再说。

*【安吉洛.赫恩顿（Angelo Braxton Herndon）是一位工会组织者。1932年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试图组织黑人与白人产业工人举行联合示威，之后被捕。警方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涉及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献资料，公诉方将这一点当成了寻求叛乱罪死刑判决的依据。接下来五年，赫恩顿案件两次呈交到最高法院面前，最高法院最终裁定佐治亚州的叛乱罪立法违宪，触犯了旨在保护言论与集会自由的第一修正案。】

当天下午，早先这场紧张且别扭的会面影响到了亚特兰大六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这次骚乱发生在萨莫希尔区。起因是警方在追击一名徒步逃离的偷车嫌疑人时连开两枪将其击杀。市长一边躲避着漫天横飞的石块和瓶子一边恳求人们回家。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低估了骚乱人群的敌意，吓得忍不住双手颤抖起来。于是他向随行人员借了一根烟，企图通过抽烟来稳住双手，但是没有成功。接下来他爬上一辆警车的车顶，想要听一听骚乱人员的诉求，没想到却把车顶踩塌了。抵达现场的何西阿.威廉姆斯看到白发苍苍的市长被一片黑人面孔包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其他非学委人员则站在人群的边缘。他认为艾伦市长具有“狮子般的胆量”，但是毫无街头斗争的经验——在他看来市长的举动正中卡迈克尔的下怀，后者“会花钱让伊万.艾伦跳上那辆车”——还认为他在梅雷迪思游行期间的非学委对手们又掀起了一阵狂热。愤怒的人们摇晃着暴露警车，直到艾伦从车顶摔了下来。然后人群四散而去开始打砸抢。一千名警察与催泪瓦斯在午夜时分恢复了秩序。本次骚乱有十六人住院，七十五人入狱。万幸的是没有人死亡且只有一栋建筑被烧毁，这个结果多少缓解了一下亚特兰大的进步形象遭受的打击。艾伦的员工们发现他们的老板虽然在精神上大受冲击，但是身体却并无大碍，就连摔下警车那一下也没伤到他。却原来他的西裤里面垫着一层厚厚的护腿。他们怀疑市长事前不知怎的预感到了即将遭遇暴力，结果市长不好意思地坦白说这一做法纯属凑巧。艾伦在城里的地产包括一大片林地，几天前他在林地里集中焚烧枯叶，不小心烧伤了小腿。

一个跨种族委员会很快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暴乱阴谋的对冲报告，其中引用了许多关于动乱的警告。几年前亚特兰大市政府不顾萨莫希尔早已十分拥挤的局面，在这里征用了大片土地建造大联盟棒球场，从而为这次骚乱埋下了祸根。换句话说，“非学委并不能为了在一片没有儿童公园的地区为四千辆汽车提供停车位而负责。”（球场建设致使许多萨莫希尔居民不得不搬家，仅仅为了安置这批人就已经让亚特兰大纳税人的税款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实在顾不上公园之类的民政设施。艾伦市长只得与可口可乐大亨罗伯特.伍德罗夫软磨硬泡，依靠对方的捐款暂且施行了一批权宜项目，例如树立几座秋千或者在小巷铺设硬化路面）。另外市长也知道警方的倒行逆施令当地居民积怨已久。不久前的八月份刚刚爆出了一则丑闻：当时亚特兰大勇士队明星外野手亨利.亚伦的妻子芭芭拉来到球场探望丈夫，但是现场的警察却声称“黑鬼娘们”不准走球员通道，芭芭拉表示抗议，警员随即拔枪指着她并且逮捕了她。事后这位警员遭到了降职处分。另一方面，卡迈克尔确实通过电台将许多抗议者召集到了枪击现场，头两位被捕人员也都是非学委员工，分别是比尔.瓦尔（Bill Ware）和罗伯特.沃尔顿（Robert Walton），因为他们邀请枪击事件的旁观者登上装有音响的卡车发布煽动性描述。这一点为艾伦指责卡迈克尔的黑人权力学说提供了充分的口实。《纽约时报》头版宣称“非学委在亚特兰大骚乱中受到攻击”。一贯立场温和的《亚特兰大宪法报》主编尤金.帕特森（Eugene Patterson）也忍不住动了火气，在他的办公室里诊断了这场呆板机械的混乱：“黑人对星期二的情况没有任何清楚的认识。蛊惑人心的人控制了他们；非学委要为此负责。”

《时代周刊》报道说骚乱者向他们的记者罗伊.里德（Roy Reed）吐口水。9月8日，里德发表了他本人对于骚乱的报道，其中隐去了一则细节。在亚特兰大警方以煽动暴乱的罪名逮捕卡迈克尔之后，他遇到了威利.利克斯。长期以来利克斯一直是他的消息来源，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这次相遇却令他极为不安，因为利克斯对他说道：“我认为出于公平起见应该提前警告你一下，当革命开始时，如果你出现在我的枪口面前，我会杀了你。”这句话听得他不寒而栗。与此同时林荫道区又陷入了动荡，起因是一名黑人少年在自家门口被路过的驾车者枪杀。（嫌疑人是一名白人假释犯，法院根据1967年的一起先例案件判处此人终身监禁。）疯狂的是，在卡迈克尔入狱后，何西阿.威廉姆斯宣布他打算在林荫道区领导一场纪律严明的游行以争取正义，可是游行还还没有发动他本人就被逮捕了，据说警方得到了领导大会理事会的默许。理事会成员萨姆.威廉姆斯牧师（Sam Williams）斥责何西阿.威廉姆斯“被人当枪使”，忘记了马丁.路德.金关于不在自家门口举行示威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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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骚乱期间，金正在孟菲斯参加一场由詹姆斯.劳森主持的保密务虚会。议题是民权员工们的士气。近四十名年轻员工一个接一个地概述了自己内心的压抑与矛盾。许多人都表示受不了何西阿.威廉姆斯的粗暴指责，可是威廉姆斯同样有一肚子苦水要往外倒。他向参会人员们讲述了一位“大莱斯特”.汉克森的困境以及他本人因此而面临的信念危机。汉克森原本是萨凡纳海港的黑帮分子，在威廉姆斯的感召下加入了非暴力运动。但是汉克森自从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纳达遭受了一顿殴打之后就陷入了痛苦的迷茫。他要求威廉姆斯给他一个说法：听任他的朋友白白遭受伤害是否正确？威廉姆斯说：“我们大喊救命，却没有任何帮助，这符合非暴力的要求吗？”他的解决方案是设法诱发更多的针对白人志愿者的暴力，毕竟此类暴力袭击更有新闻价值。格林纳达的员工一致认为这个方案令他们感到恶心。他们宣称暴力是民权运动面临危险而不是值得追求的目的。安德鲁.杨则认为非暴力的风险应该得到主动分担而不是被动强加，但是他在项目监管方面的表现并不比刚刚离职的兰迪.布莱克韦尔好到哪里去。威廉姆斯经常气得领导大会的高管们流泪，每每需要金站出来打圆场，通过发表以爱为题的布道来缓和冲突。私下里金招募了劳森来加强针对青年员工的辅导，因为这些人一方面久战疲惫，另一方面个人生活也失之放纵。比方说人在芝加哥的贝弗尔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劳森的来访，唯恐他在纳什维尔的导师当面教训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在孟菲斯，金通过遭到窃听的线路给斯坦利.利维森打电话，委婉地报告说领导大会正在改进“行政控制”的能力。接下来他问起了亚特兰大骚乱得到的关注，利维森说这些骚乱每天都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头版，最新一期刊物指出朱利安.邦德跟在约翰.刘易斯之后离开了非学委。金表示邦德是个好人，并且努力避免给人留下抛弃同事的印象。他还认为随着黑人权力理念的战略陷阱变得清晰起来，这一理念在民权阵营内部的话语权将会逐渐减弱，但是“新闻界正在使它保持活力”。金指出“斯托克利可能会因为这次骚乱而坐牢。”话说至此他不禁皱起眉头，预感到自己很快就将不得不公开评论卡迈克尔的入狱。

几天后，格林纳达的学校开学了。校方管理人员将招生工作推迟了一个多星期，从而应对面前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法院已经下达了基于自由择校的种族融合命令，另一方面领导大会的当地项目负责人足足招募了三百名黑人家长向各所学校提出了转学申请。许多市民都认为，在9月12日星期一最终开课之前，来自校方的严厉训诫将会使得申请转学的人数减少到接近零。但是这一天依然有一百五十名黑人学生走进了约翰.伦德尔中学与邻近的丽兹.霍恩小学。失望的白人纷纷聚集在学校门外，愤怒的群把两个迟到的黑人学生推倒在地，随即又击退了另外三十名学生，口中喊道：“黑鬼赶紧滚蛋吧！”然后这批人又召集临近居民一起上街抗议违反种族隔离的行为。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员和警员都加入了街头人群。在学校中午放学之前，人群数量已经扩大到了四百人。白人学生率先离开了学校，半小时之后黑人学生才出现在校门口。四百道饱含敌意的目光立刻凝结成一面高墙堵在了这些少男少女的面前。 学生队伍的前排刚刚跟在两辆高速公路巡逻警车后面离开学校，原本的嘲讽谩骂就升级成为了针对后排学生的殴打与全面攻击。中学生多萝西.艾伦（Dorothy Allen）和波因德克斯特.哈比（Poindexter Harbie）尖叫着冲过拳打脚踢的封锁线，一个男人轮起树枝追打着他们，两人的面部都被踢得流了血。一个女人用雨伞绊倒了十二岁的理查德.塞恩（Richard Sigh），紧接着又有好几个拎着铁管的人们一拥而上，打断了塞恩的一条大腿，并且在塞恩单腿跳着逃离现场时依然穷追不舍。还有人殴打了小儿麻痹症患者艾默尔.坎宁安（Emerald Cunningham）。孟菲斯记者查尔斯.古德曼（Charles Goodman）注意到一个女人打着打着突然抽身后撤，一只手捂住了嘴，在她面前有一群人正在绕着圈抽打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古德曼听见这个女人喃喃自语道：“他们在动手的时候怎么还能笑出来？” 三名记者也遭到了殴打。

这天中午共有三十名黑人学生在暴徒手下受了伤。反对力量在几小时内针对这场暴行做出了反应。约翰逊州长派遣了增援部队，促使近五百名白人公民当晚前往格林纳达市政厅谴责了他。一位发言者宣称：“你赶紧撤走公路巡逻队，我们保证不出二十四小时这里一个黑鬼都剩不下。”市长承认自己刚刚向国家政府求助，并且在充满怨恨的欢呼声中辞去了职务。周二，安德鲁.杨飞到格林纳达，带领残余的三十名黑人学生去上学，约翰.多尔则在牛津申请了针对学校门口集会的永久禁令。周二晚上，何西阿.威廉姆斯从亚特兰大赶到格林纳达与杨一起游行，但是游行队伍在格林纳达镇广场遭到无数飞石的迎击，只得中途撤退。不过项目员工还是召集了八十七名黑人儿童参加了周三的上学游行。此前美国地区法官克劳德.克莱顿（Claude Clayton）下令将格林纳达的学校关闭到星期一。到了9月15日星期四，克莱顿法官裁定格林纳达当地警员“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责任”。他点名要求他们保护所有学生，并且将现场指挥权临时分配给了高速公路巡警。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周五这天逮捕了十三名涉嫌周一在学校门外施行暴力的男子，其中包括一名治安官。

种族隔离主义者发起了一场短命的运动，企图弹劾约翰逊州长，罪名是他与“联邦干预”沆瀣一气。格林纳达的白人温和派发现跨种族对话得不到支持，于是散发了一份泛泛而谈的请愿书，恳请各方保持冷静。到了星期天，第一卫理会教堂的C.B.伯特牧师（C.B. Burt）发表了一篇事先受到广泛期待的布道。伯特牧师表示几天前他在许多熟悉的面孔上看到了“兽性”的存在，并且恳求会众们对其加以宽恕。二战期间，身为随军牧师的伯特曾经见识过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惨状，他永远记得自己迈入集中营时的惊愕心态。现在他向会众们坦诚道：“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内心并未充满对于德国人民的怜悯，但是我也从未见过哪个美国士兵虐待德国儿童。”台下许多人都哭了起来。这次布道之后谣言四起，迫使伯特牧师公开表明自己并未在暗地里打算让他的会众为黑人信徒的加入“做好准备”。

民谣歌手琼.贝兹与和平主义者艾拉.桑德佩尔（Ira Sandperl）在同一个周末抵达了格林纳达。许多黑人孩子们都恳求两人去跟满心恐惧的家长说情，好让家长同意他们也去参加种族融合择校，因为孩子们认为他们的父母肯定能听得进去白人的意见。这些请求让两位访客亲身体会到了种族混合的领导大会员工面临的日常压力：即便在民权阵营内部，种族风险与种族权威的分布也并不平衡。9月19日星期一，贝兹和桑德佩尔背着课本与护送人员一起走了一英里长的路，穿过公路巡警与满面怒容的旁观者组成的门廊，来到两所白人学校门前。这一天总共有一百六十名黑人学生到校上课，占据了总入学人数的10%。理查德.塞恩也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学校，他大腿上的石膏要一直打到来年一月才会拆下来。（在圣诞节期间，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乔治敦大学的十四名志愿辅导员将会为这些孩子们补课，从而缓解常规班级的授课内容不足以及磨人的排斥现象。）当天晚上，马丁.路德.金也来到格林纳达，在一场喧闹的千人弥撒大会上向饱受打击的先锋们致敬。《纽约时报》报道说：“他的演讲语气火爆，但是内容温和。”

第二天一早，安德鲁.杨把贝兹请到了当地一位牧师的家里，求她帮个忙。却原来当天早上金一直躺在床上不肯下来，除非能让贝兹给他唱首歌。杨使尽了办法也无法驱散金的身心疲惫，显然金的沮丧绝望已经超过了疲惫的限度。杨把贝兹请进焦虑的东道主家里，希望她的歌声能够像充满魔力的海妖之歌那样让金重新振作。贝兹用无伴奏女高音演唱了《悲伤的朝圣者》，唱到第二三节时，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弱的笑容，缓慢地在床上坐了起来。像往常一样紧赶慢赶了一阵之后，金来到位于钟花浸信会教堂的运动中心，护送两位年轻女孩前往丽兹.霍恩小学，途中他的手一直温和地搭在她们的肩头。杨背着一个孩子跟在贝兹后面。贝兹则欣赏着精力充沛的女孩们的跳动步伐，她们似乎对危险视而不见。她走上前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金：“我们为什么非要送她们去白人学校？在那里她们肯定会失去现在这样的精气神。”金立刻竖起一根手指示意她压低音量，然后指了指周围的摄影师，笑着说：“别在镜头跟前说这种话。”后来他表示这些女孩们必须凭借内心自发的精神不如一个艰难的世界。但是他自己却重新陷入了抑郁，以至于不惜躲开预定的新闻发布会，直接坐上了来自孟菲斯的班机。滞留在格林纳达的记者们无不气得火冒三丈，在报道当中记下了自己遭受的侮辱。

黑人权力跟随民权运动沿着密西西比河中心地带一路北上，从三角洲的原始土地来到了芝加哥的花岗岩地带。何西阿.威廉姆斯留在格林纳达主持进一步运动。早些时候当地有四十三人被捕，随即有三百余人聚集在监狱门外守夜，警察冲出监狱抡起警棍打散了他们。金公开指控当地官员违背了在梅雷迪思游行期间“作出的每一项承诺”。头条新闻则倾向于报道更新鲜的全国性争议——“宗种委听到了‘黑人权力’的呼声”，“黑人民族主义者在哈莱姆区获得更多关注”，“协进会负责人警告说‘黑人权力’意味着‘黑人死亡’”——所有这些新闻衬托了7月10日的头版头条，也就是芝加哥运动的盛大启动集会：“金博士和宗种委负责人采取行动弥补权利漏洞”。集会在军人球场举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特意精简了演讲，为前来热场的嘉宾们留出表演时间。从孟德林学院的修女唱诗班到蓝调传奇人物B.B.金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吹响了本次运动的号角。芝加哥著名黑人帮派黑石游击队也扛起黑人权力旗帜上街巡游，吸引了大批记者一路跟随。一辆白色豪华轿车送来了马丁.路德.金，他冒着华氏九十八度的高温打着遮阳伞讲话。金的孩子们也一起来到现场，恳求金带他们去看看大名鼎鼎的戴利市长的总部。正有此意的金随即率领五千游行者步行三英里来到了市中心。在阳光炙烤下，一路上游行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少。来到市政厅门前时，三岁的邦妮.金已经精疲力尽，趴在安德鲁.杨的肩上一动不动。当金隆重地将写有十四项要求的羊皮纸贴在市政厅的上锁大门上时，邦妮已经睡着了。

理查德.戴利市长再次将这项挑战与官方活动联系了起来。他在集会前一天宣布，到目前为止芝加哥市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整修了9226栋不合标准建筑中当的102847套公寓，并且将住房违规罚款提升到了前一年的两倍。两天后的7月11日，他主持了市政府与民权阵营的初步谈判。在谈判桌前，戴利拐弯抹角地指出每个大城市都存在贫民窟，而且芝加哥贫民窟早在他执政之前就存在。此外他还恳请金加入或者点评一下市政府最近的帮扶工作。金承认市长的意见确实有理，但是谢绝了市长的恳求。反过来说，戴利也赞同金提出的“开放性城市”目标，但是只要提到这一目标要求的种族融合住房与就业政策，他就会岔开话题。双方都坚决拒绝被卷入对方的议程。市长抱怨民权阵营只会施压，不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且将自己包装成为了振兴芝加哥的主力——“我们将扩大我们的项目”；金则呼吁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来揭示“社会弊病的深度和广度”。这一天詹姆斯.贝弗尔与伯纳德.拉法耶特正在领导第二天将要部署的五百名非暴力志愿者进行演习。但是在罗斯福路与瑟罗普路交叉路口靠近西城区的一角却出了篓子。

当时一辆冰激凌车在这个路口抛了锚，司机下车找人帮忙，却看到几个黑人儿童拿着偷来的冰激凌蹿出了卡车。他告诉第一批到达的警察，窃贼们正在附近的消防栓玩水。警方关闭了消防栓，结果引来了成年人的抗议。他们表示长期以来这片街区就有在夏天打开消防栓冲凉的传统，并且指着向北三个街区之外正在喷射的消防栓表示抗议。警民双方扯着嗓子相互叫嚷起来。警察表示三个街区之外是意大利社区不归他们管，而且那边也没人因为冰淇淋失窃而报案；当地居民们则抱怨道芝加哥每四座游泳池就有三座禁止黑人入内，现在他们的孩子居然连街头戏水都不行了。双方都不肯示弱地亮出了扳手，一边刚刚拧死消防栓，另一边紧跟着就拧开。然后有一位唐纳德.亨利（Donald Henry）冲着聚集的围观人群高喊道：“你们就只会站在一边干看着吗？”警方随即逮捕了他。现场立刻爆发出了一连串的咒骂，水花与石块齐飞，招来了三十辆支援警车。黑人儿童因为试图冲凉遭到警棍殴打的消息不胫而走，所到之处骚乱四起，窗户破碎。

事发之际金与柯瑞塔正在赶去示罗浸信会教堂参加弥撒大会的路上，得知此事之后立刻绕路赶赴现场，看到了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打砸抢人员在街头来回冲刺，尖锐的警笛声不绝于耳。混乱的报告纷纷涌向示罗浸信会教堂，帮派头目就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提出了谈判条件——将白人赶出教堂，并且/或者证明被捕人员都还活着。针对后者，金与福音歌手马哈利亚.杰克逊一起来到第十二区警察局谈判，说服警方释放了六名刚刚挨了一顿好打的青少年，并且将他们领到了示罗浸信会教堂。面对骚动的会众们，六位少年当事人倾倒了一番苦水，主要是警察手段粗暴以及周边社区缺乏操场或者游泳池。金既反对暴乱，也反对半心半意的改革：“改善监狱伙食的意义不大，因为早晚有一天人们想想要出狱。”他援引了肯尼迪总统的话来强调民权运动的紧迫性——“那些致使和平革命无法发生的人们将会导致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并且承认了自己的痛苦。“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非暴力……我需要帮助。我需要一些胜利。我需要一些让步。”这一次他没能抵挡住墙内的嘲笑与墙外的城市骚乱噪音。上百名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在阿什兰大道，帮派成员用垃圾桶堆成路障拦住一辆车，然后砸碎车窗包围了车上的三名波多黎各人，直到西城组织的比尔.克拉克（Bill Clark）跳到他们中间指着自己熟悉的面孔喊道：“你们要想揍人就先揍我吧！” 领导大会的阿奇.哈格雷夫牧师（Archie Hargraves）、艾尔.桑普森牧师与克拉克一起守在惊恐的车上乘员身边充当了人肉盾牌。几乎整个晚上，芝加哥运动联盟的领导人都在不顾危险地四处游走，恳求愤怒的人们回家。

街头暴力逐渐平息，然后到了7月13日星期三晚些时候，供水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始为黑人区的消防栓上锁，导致局势再度恶化。砖头再次飞向窗户，商店再次遭到纵火与抢劫，就连接警前来的消防员都遭到了飞来砖块的袭击。随着破坏行为愈发加剧，一英里外西麦迪逊大道的廉租房区响起了第一声打冷枪的声音。周四晚上，忙着四方斡旋的金接到消息，更严重的骚乱正在向西蔓延了好几英里，已经抵达了劳德尔与加菲尔德公园。留在哈姆林大道公寓的金家孩子们冲动地靠近窗口，想要看看楼下突然响起的砰砰声和玻璃碎裂声是怎么回事，吓得柯瑞塔尖叫道：“别往窗户那边凑，你们不要脑袋了？！”这句话为一位驻扎在公寓里的英国记者提供了一则独家新闻。

星期五早上，金暂时回了一趟家。此时骚乱已经在附近造成了两起死亡事件：一名十四岁的孕妇在与朋友散步时被杀，一名二十八岁的密西西比州黑人男子被击中背部。在此之前一直将骚乱淡化为“青少年事件”的戴利市长公开呼吁动用国民警卫队来平息局势，并且声称这场由外来者煽动的骚乱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他指责金的员工是罪魁祸首——“来到这里的人们去年一直在谈论暴力，并且展示图片指导人们如何进行暴力”——他的主要黑人盟友则举行了串联新闻发布会指控民权运动。J.H.杰克逊牧师宣布：“我相信我们的年轻人还没有恶毒到攻击整个城市，某些其他势力正在利用这些年轻人。”

发布会后，金与拉比迅速作出反应，不出几小时就领导了一场相当于在市政厅静坐示威的活动，抗议他们旨在防止而不是发动暴力的斗争策略遭到了“不幸的”歪曲。天主教大主教詹姆斯.科迪也赶到现场加入了他们。迫于压力的戴利以和解的姿态接待了这群人：“金博士，我想说清楚一件事。我们知道你没有做过任何引起骚乱的事情，你是一个主张和平与爱的人。”金以一份精简的四项建议清单作为回应，从而实现了暂时休战。其中一项建议致使休战协议遭到了舆论的刻薄讽刺。借用《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迈克.罗伊科（Mike Royko）的话来说：“我也有个休战方案，戴利肯定喜欢——他们要水就给他们水，这么大一个湖就在他家门口。”具体来说，市政工人将会在黑人区分发十座充气便携式游泳池，并且在消防栓上安装喷头而不是锁具。黑人区居民同样不领情：“我们不需要洒水器，我们需要工作。”经白宫批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向芝加哥派遣了两名高级助理，四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于7月15日星期五晚些时候赶来恢复秩序。这场骚乱是沃茨的缩影，有两人死亡，八十人重伤，包括六名警察被枪弹打伤，加上二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以及大约五百名被捕人员。

司法部的约翰.多尔和罗杰.威尔金斯在午夜前夕毫不声张地造访了哈姆林大道。多尔原本正在威斯康星州的家乡泛舟度假，为了考察芝加哥骚乱特意抽身前来。在南方农村进行了六年民权实地考察之后，大城市难免让他感到不太自在。在拜访芝加哥官员的途中，一个瓶子砸中了他的车。罗杰.威尔金斯是协进会领导人罗伊.威尔金斯的侄子，他原本以为金在下班后会溜到他的同工们钟爱的酒店，结果却惊讶地发现金一直流连在一处比宣传当中条件更恶劣的贫民区“演艺场”，身边聚集着几十名级别高低不一的帮派头目，上到“恶王”，下到“眼镜蛇”。这些人挤在椅子和地板上，紧张地围着金问东问西。有些人将金当成了陌生人，在他面前炫耀强硬，声称自己扔出去的莫洛托夫鸡尾酒显然引起了关注；另一些人则有意向世界上最著名的名人之一阐述他们的帮派文化。金与他们逐一接触，有时还会转向阿博纳西，分享两人在监狱里的斗争故事或者关于黑人布道人的笑话，以此调节现场气氛。两位华盛顿来客在这座演艺场里旁听了四个小时——日后威尔金斯回忆说，这是“四个炎热的小时，四个汗流浃背的小时”——这场关于痛苦和尊重的研讨会并未留下会议记录，但是研讨内容却让来自社会上层的两位听众大出所料，不由得听得入了迷。安德鲁.杨后来回忆道，研讨会的转折点是罗马圣徒帮的一把手理查德.“花生”.蒂德维尔（Richard “Peanut” Tidwell）的发言。此人发表了一篇敏锐且发自内心的演讲，区分了非暴力的战术与哲学，并且促成了帮派与运动阵营之间的协议。他敦促各位道上兄弟们卖给金博士一个面子，这次姑且尝试一下非暴力运动。等到帮派成员纷纷离开后，司法部来客开始与金协商，双方一直谈到了到7月16日星期六黎明时分。

送走多尔与威尔金斯之后，民权阵营又展开了内部讨论，议题是芝加哥运动的灾难性开局。大家都认为昨晚金与帮派骨干举行的峰会是恢复和平局面的关键步骤，但是眼下也仅仅只是试探性的步骤。如果一切顺利，这场峰会将会消除一支倾向破坏且无法预测的力量。斯坦利.利维森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将本次暴乱归咎于金，但是可能会认为金原本可以阻止暴乱。他还指出，戴利巧妙地发出了褒贬混杂的混合信号，将会让暴乱成为反对民权运动的力量。民权阵营唯一可行的应对就是将暴乱的矛头扭向戴利。现在退缩就意味着失败，前进则意味着试图从暴乱的残余烟雾当中恢复非暴力。金承认了自己的失策，不该将芝加哥运动的启动时间一直拖延到现在。他认为如果早点采取行动，或许能够避免这次挫败。庞大的芝加哥民权联盟已经为了这次运动筹备了将近一年，但是筹备工作的成效眼下却根本没有显现出来。外人只能看到芝加哥民权联盟接连发出于事无补的紧急警告，与此同时天气正在变得越发炎热，一再拖延的芝加哥运动即将陷入破纪录高温的围困（这一周仅在纽约城一地就有六百五十人死于暑热，致使死亡率陡然上升了40%）。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周四的芝加哥还发现了一起恶性谋杀案：芝加哥南部某护士学校的八位学员惨死在学生公寓里，凶手有条不紊地捆绑、强奸、勒死以及刺死了她们。灾难像圣经当中的瘟疫一样层层堆积。先前的种族骚乱早已严重消耗了芝加哥公众的信心，这起深不可测的大规模谋杀案带来的恐惧更是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丝信心储备。即便如此，运动领袖们依然于周日在盖奇公园举行了旨在促进市政重建的示威，周一又在贝尔蒙特克拉金社区举行了示威。金宣称道：“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我们的积极计划，使芝加哥成为一座开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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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运动向国家政府求援的底气遭到了骚乱的削弱，戴利市长针对这个弱点发起了攻势。他在7月19日私下向约翰逊总统告状：“自从星期天以来的这一个礼拜，金在集会上宣讲的内容有百分之五十都扯上了约翰逊。‘约翰逊是个杀手，约翰逊是人类生命的毁灭者，约翰逊是屠杀越南人的刽子手。’他（金）不是你的朋友。他在越南问题上反对你。他是个该死的骗子。”在戴利看来，自家门口这场种族骚乱的根源是黑人对于北方恩人的忘恩负义。此等忘恩负义不仅阴险，而且不可理喻。此外戴利还在滔滔不绝的控诉当中歪曲了芝加哥运动的要求，丝毫不顾其中一部分要求其实完全照搬了约翰逊本人在国会提出的民权立法内容。

总统看准空隙插进一个问题，打断了戴利的话头：“你把金收拾得怎么样了？他准备好离开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戴利回答道。他向总统透露了自己的打算，即依靠市政资助与扶贫计划来压倒芝加哥运动——“我们目前控制住了啮齿动物，我们搞定了蚊蝇蟑螂，我们在六个月内干掉了一千座贫民窟建筑”。同时他又将金塑造成了追求公平的伟大事业当中的叛徒，并且感慨道：“搞什么鬼！你一直以来都为了这件大事打拼，现在他们却瞎扯起了该死的外国问题！”

“你不能逃避一直以来的朋友，”戴利继续强调说。“你要与他们共同进退。”就像理查德.拉塞尔一样，戴利也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在国家危机面前并不重要。戴利尤其依据两人之间的双向政治忠诚守则向总统承诺，自己将会发动芝加哥的整台政治机器来支持约翰逊的越南路线：“这就是我今晚与我们的领导人讨论的内容。他们当中有八十人前来开会，我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会掉头逃走。我们可能会被打败，但是我们依然要在越南问题上与约翰逊站在一起。我们支持为我们的全体人民伸张正义，我们也支持法律与秩序，如果我们听任随便什么人接管这座城市，那还不如让老天咒死我。’”

“你说得很对，迪克，”总统简洁地结束了电话通话。“而我将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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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星期四，金呼吁人们在第二天星期五前往一家历来拒绝为黑人顾客服务的房地产公司，在办公楼门外通宵守夜。当天早些时候，运动议程委员会中的几位神职人员主张周五还是应该休整一天，因为这几天以来民权阵营一直在发动各种种族融合日常活动，例如安排黑人与白人志愿者一起逛商场购物，或者组团前往一贯只有白人的篮球场打友谊赛。这些活动想必致使潜在的民权盟友们十分紧张，不妨通过休整一天来安抚他们。另一些人仍然抵制芝加哥运动偏重于住房问题的斗争路线——“全部住房属于全体人民”——认为将彻底消灭贫民窟当成斗争目标是遭到误导的精英主义做法。激烈的战术辩论基本上都要交给詹姆斯.贝弗尔最终拍板，而贝弗尔又要依靠他在纳什维尔神学院的朋友以及自由乘车运动期间的狱友伯纳德.拉法耶特帮他拿主意。1963年，拉法耶特与年轻的妻子科利亚一起创建了非学委的第一个塞尔玛项目。之后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在詹姆斯.劳森的推荐下雇用他们在芝加哥测试非暴力斗争方法。夫妻二人发现，芝加哥公众对于开放学校与开放就业的推动相对较弱。持续了十年的开放学校斗争最终疲惫收场，斗争的目标人物本杰明.威利斯将会在八月底退休。分散的就业运动则仅仅带来了零星成果。* 相比之下，反倒是此前基本没有开展过的住房斗争更有潜力可挖，尽管相对而言并没有多少黑人愿意或者能够负担在白人社区定居。拉法耶特认为，北方城市内部依据种族划分的社区边界是吉姆.克罗法的无形指标，堪称明目张胆——“没有标志牌的种族隔离”。他在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的同事们研究估计，芝加哥只有1%的住宅房源对黑人申请者开放，这条限制往前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正式政策，眼下则可见于伊利诺伊州房地产委员会协会的一份直白声明：“我们的要求仅仅是让房产经纪人和推销员拥有与雇用他们服务的业主一样的歧视权利。”拉法耶特的行动小组费尽心力地考察了好几个芝加哥社区，下至工人阶级聚集的贝尔蒙特.克拉金社区，上至高档的奥克帕克社区，对于住房示威的潜力进行了采样，希望以此揭露将人们锁死在贫民窟的人性力量。

*【例如，根据领导大会的面包篮行动在芝加哥达成的第五套解决方案，杰西.杰克逊于7月22日与柏曼乳业公司达成协议，雇佣了四十五名黑人雇员走上此前完全由白人占据的工作岗位。】

为了开启非暴力见证的新阶段，五十名示威志愿者在周五晚上来到了凯兹大道与南63街拐角处的F.H.哈尔弗森房地产公司门外摆开了阵势。但是十倍于他们人数的起哄人员也聚集了过来。眼看着起哄人群的威胁性越来越大，贝弗尔在午夜之前中止了守夜活动并且接受了乘坐警车离开的提议。这一决定引发了他与艾尔.拉比之间漫长的马拉松式辩论，争论焦点在于中止守夜究竟是放弃了非暴力见证的阵地还是仅仅因为事先准备不足的暂时撤退。不少员工回去之后也没工夫睡觉，而是熬夜绘制了“所有上帝的孩子都需要一个住处”之类的标语，确保他们的信息能够传达给反对者与公众。其他员工则去召集增援，并且额外警告说这一回不是训练演习。

7月30日星期六上午十点，一队二百五十名志愿者们离开了新友谊浸信会教堂，首先走到哈尔斯蒂德大道的南头，然后沿着南71街向西行进，走过二十四个街区之后在科蒂兹路转向北，穿过马凯特公园的高尔夫球场，从67街出来。几百名愤怒的白人居民守在67街上高喊：“黑鬼回家！”手握警棍的芝加哥警察封锁了通往63街的路线，但是鸡蛋、瓶子和石块依然不断地飞过他们头顶，猛烈地袭击了游行者，致使贝弗尔和拉比没能抵达哈尔沃森房地产公司就在一片凌乱当中掉头撤退了。该地区共有二十三家房地产公司拒绝向黑人或者种族融合测试小组展示房产。领导层的新一轮争论致使事后情况变得越发复杂。运动阵营究竟应该冒着冲淡非暴力见证力度的风险抱怨警察保护不力，还是应该让支持者咬牙“接受”打击，从而彰显肤色界线上的仇恨深度？组织者们动员人们再次尝试，而不是向暴力屈服。

周日下午，一队运送游行者的汽车在警察的护卫下停在马凯特公园北门门口以便回程。由大约两百名头戴防暴盔的警察组成的护卫队引导五百五十名示威者穿过公园走上科蒂兹路，等待多时的街区随即冲着他们掀起了愤怒的高潮。前一天的石块升级成了樱桃炸弹与砖头。不少投掷物没能砸中示威队列，反而飞进了附近商店的窗户。但是也有几块投掷物砸倒了受害者，例如圣心学校的一年级教师玛丽.安吉丽卡修女（Mary Angelica）。她在“咱们又打着一个！”的欢呼声中失去知觉，流血不止。运动风纪员架着她冲开人群坐上警车赶往了圣十字医院。较年长的居民对于“白种黑鬼”——大约一半的游行者——尤其施以狠手，还将警察护卫队视为叛徒。“白人权力！”的口号很快就被更加狂暴的叫嚣取代了：“把他们像犹太人一样烧死！”一位警队队长劝说拉比带队向西，转进一条狭窄的绿荫街道上躲避，却没想到青少年们纷纷沿着小巷钻进绿荫道，冲着游行队伍的侧翼发动了突袭。他们打开消防栓，将挤在一起的游行队列浇得透湿，然后又涌向游行队列前方拦住去路，人数足有四千人之多。游行所在的第八警区发出电台警报，召集了全市的警察部队前来维持秩序。但是当被围困的队伍重新穿过马凯特公园时，已经有四十名游行者和两名警察被抬到了医院。贝弗尔和拉比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否应该冒险让队伍就地散开，分头冲向停在那里的汽车，蜂拥尾随的青少年们就一哄而上，割破了轮胎，砸碎了车窗，掀翻了贴有“结束贫民窟”标签的车辆。为了躲避追捕的警察，他们用自制燃烧弹点燃了十几辆汽车，还将另外两辆汽车推进了高尔夫球场的池塘，其中一辆是安德鲁.杨租用的福特，杨站在岸边眼看着汽车的尾灯在水面上闪光。杰西.杰克逊告诉记者他被砸中了三次，但是挥手拒绝了关于具体事态的提问。“我不知道，”他在被迫返回的路上茫然地答道。在阿什兰大道肤色分界线等待游行队伍归来的支持者们发起了《我们必胜》合唱，一部分茫然疲惫的游行者也加入了他们。

南方风格的仇恨影像带来的冲击致使芝加哥各个阵营的领导人们都承受了严重的压力。罗伯特.J.马克思拉比（Robert J. Marx）是芝加哥三十三家改革派犹太教会所共同组成的联合会指派的社区观察员，他对自己在袭击期间扮演的角色感到遗憾。无数普通父母与子女的汹涌恐惧让他看到了“集中营的起源，人的仇恨如何能致使他们杀人”。马克思写了一份痛苦的忏悔书，讲述了在家门口担当先知的困境：“我站在了街道的错误一边。我本应与游行者在一起。”另一方面，宝相庄严的《芝加哥论坛报》则站在了暴戾袭击者的立场上，认为他们“上周末在连番引诱之下几乎发生暴乱”，还针对“那些外地引进、试图通过在白人社区游行来煽动麻烦的‘非暴力’先知们”划清了战线。戴利市长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他告诉来自芝加哥劳恩社区与盖奇公园社区的代表，社区暴力只会适得其反，无法实现他们尽早结束动乱的目标。他请求社区居民保持克制，让游行者耗尽能量之后自行离开。社区领袖们觉得这番表态无非是在耍滑头，配不上戴利作为美国最强大市长的地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震惊地意识到，戴利的警察（他们与这些警察素来熟识，彼此都能叫出姓名）居然逮捕了捍卫家园的白人青年，却放过了不请自来的恶客。

自从芝加哥运动开始以来，戴利市长第一次了派遣手下的黑人市议员会见拉比和金，营造了低调而又张扬的气氛，好让芝加哥市民们知道他正在试探性地寻求和解。在运动阵营内部，其他地区的日常住房测试激起了人们的期望，这份期望在周四晚上达到了顶峰。这一晚的新友谊教堂举行了足有一千七百人参加的弥撒大会，金在会场上向正在收听实况转播的收音机听众们宣称：“如果有人还要怀疑我们是否已经在芝加哥掀起了运动势头，你们今晚应该来到这座教堂看一看！”金宣布他将亲自领导第二天的摊牌游行——“我的位置就在盖奇公园”——并且谈到了运动阵营内部的种族摩擦。他保证，即使犹太人或者天主教徒拒绝他的帮助，“我仍然会采取反对偏见的立场。”同样，他也敦促新加入的白人盟友们坚持原则，尽管他们难免要面对来自黑人的不信任。毕竟，黑人眼下并不熟悉他们，而且还憋了一肚子怨气。金敦促道：“你应该站起来说，‘我是自由的，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相信正义。无论你是否想要我，我都会参加运动。’”他以坚韧不拔的表态承认了自己的身心疲惫，但是“我仍然对未来抱有信心。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仍然可以合唱《我们必胜》。”

8月5日星期五下午，经过特别训练的二十人先锋队首先出发，在哈尔弗森公司以及沿科蒂兹路的其他三家房地产公司门外拉起了纠察线。九百六十名戴着防暴头盔的芝加哥警察浩浩荡荡地开赴现场组成了人墙，一边是正在集结的六百人游行队伍，另一边是大约五千名提前来到马凯特公园北边的居民。年轻人举着邦联旗帜或者做工粗陋的标语牌，内容包括“解决黑鬼的唯一方法是消灭”。反游行人群发出越发不耐烦的喧闹声，等待金的到来。金像往常一样姗姗来迟，直到五点钟才乘车赶到。现场登时爆发了一阵反常的敌对呼声：“我们要金！我们要金！我们要金！” 警官们把反游行人群挡在远处，确保他们的砖头扔不过来，但是分量更轻的石块与樱桃炸弹依然纷纷落在游行队伍头顶。尖叫声回应了第一轮爆炸。密密麻麻的游行者笨拙地继续前进，有些人弯着胳膊挡住了自己的头。一块巴掌大的石头很快就绊倒了人行道上的金，他的下巴磕在了左膝上。这一幕引起了胜利的尖叫与恐惧的哭声。金的身边人们刚刚将他拉起来，现场就爆发出了一声压倒人声鼎沸的巨响，吓得金一皱眉。警官与助手们赶紧问他是否没事。“我想是的，”金答道，他的身形略微有些摇晃。紧接着另一枚樱桃炸弹又发出了宛如枪击一般的爆炸声，迫使他再次俯身躲避。然后他直起身子，目光炯炯有神，右耳后侧鼓起了一个肿块。

被包围的游行队列缓慢地穿过劳恩区，走向北面的盖奇公园。当地居民——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意大利、立陶宛以及波兰移民的后裔——纷纷来到平房门廊上冲着游行队列破口大骂，队列当中身穿法衣的天主教教士们尤其遭到了格外关照。一位中年妇女与黑人教士乔治.克莱门茨（George Clements）并肩奔跑，口中一刻不停地尖叫着“你这个肮脏的黑鬼牧师！”直到她瘫软倒地为止。风纪员们意识到克莱门茨这一下升级成为了首要目标，赶紧将他塞进了一辆护送车，这辆车随即成为了投石者们的众矢之的。在队伍的后面，遵守承诺参加游行的马克思拉比也挨了一块石头。在队伍前端，一名志愿保镖的鼻子被打破，鲜血直流。他与拉比、拉法耶特以及杰西.杰克逊一起保护着金。在他们前方，由七十五名警官组成的方阵推开拦路的青少年开辟了一条道路，一位少年举着“金背上插把刀一定很好看”的牌子退到了一边。还有人挥刀前刺，没能够着游行者，倒是刺穿了另一位反游行者的肩膀，后者也被拖走了。这一路上总共有三十人因为伤情严重被送去了医院。金只是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前进，他向四家房地产公司门前的坚定纠察队致敬并且将他们吸纳进了游行队伍。由于商业区的反示威火力越发加剧，两支队伍的会师仪式也随之缩减。

到了七点，绵延三英里的游行队伍在无情的追击下重新进入马凯特公园。芝加哥警察副局长罗伯特.林斯基（Robert Lynskey）带着一队公交车等待在公园里，为得是加速疏散。他还安排了额外的警力来迎接新的威胁。“那里至少有两千五百人，”他指着公园空地上的一个山丘说道。身手敏捷的青少年开始追赶运送游行人员撤离的公共汽车——一名公交车上的卧底警员报告说车窗被打碎，很多人都因为玻璃飞溅而受伤——刚下班回家的愤怒成年人也冲到现场，从警察队伍的缝隙中攻击尚未上车的游行人员。妇女们将砂糖倒入公交车油箱。男人们放火焚烧了更多车辆。一小群人把乔治.克莱门茨神父扯出护卫车并且赶在警察介入之前将他痛殴了一顿。人数更多的百余人包围并殴打了六名脱离大部队的警察，直到援军赶到才一哄而散。《纽约时报》记者吉恩.罗伯茨（Gene Roberts）记录道：“增援人员跑过来对空鸣枪，并且抡起警棍殴打白人。‘你们这些爱黑鬼的下三滥！’一个穿着绿色常春藤盟校风格西装的中年男子骂道。‘我再也不会投票给戴利了！’”

游行者撤退之后，狂乱的当地人转而将警车当成了投掷石块的靶子，直到午夜方才收手。金则在水泄不通的新友谊教堂安抚了惊愕迷茫的人们。他宣称今天对于芝加哥来说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因为居然有人对着修女骂婊子。他再次解释了他如何相信纪律严明的勇气可以将治愈之光撒向社会病症，并且铿锵有力地宣誓暴力不会阻止芝加哥运动，下一步他们还要在盖奇公园等二十个社区举行游行。这一表态赢得了全场喝彩。汗流浃背的金离开教堂之后面对新闻摄像机讲述了这一天的乱象：“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仇恨，甚至就连在密西西比或者阿拉巴马都没见过。这实在非常可怕。”

在梅雷迪思游行期间，自由的标志开始易手。在加利福尼亚，罗伯特.肯尼迪的政治顾问弗雷德.达顿（Fred Dutton）警告说，新近亮相的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刚刚展现了某种天赋，可以一边传达对于越南的军事热情以及针对自由主义时代的反抗，同时又让听众感到十分自由。达顿在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预言道，这种复合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将会让民主党遭受自从1920年以来最严重的挫折。”里根的风格融合了怀旧情绪与坚定的乐观主义，但是他那自信从容的做派并非全无破绽。在三月的加州，他参加了黑人共和党人大会的一次初选辩论，有人问他如何能在反对新民权法的同时依然指望获得黑人的选票。这个问题致使里根显而易见地激动了起来：“我不喜欢有人暗示我的品格包含任何一点偏见，”他当场怒斥道。下台的时候他还冲着提问观众扔了一个纸团，口中骂道：“谁也别想暗示我德行有亏！”这次事件之后，人们开始怀疑这位候选人是否足够冷静。意识到自己行差踏错的里根很快采取了补救措施，他敦促记者们尽早决定如何给自己贴标签，他的形象究竟应该是“顽固死板”还是狂热扭曲。“伙计们，”他风趣地指出，“你们不可能两全其美。”6月1日里根再次公然发作，产生了另一条热度相对较低的新闻。这一天里根访问了明日黑人俱乐部，一位会员质疑道，此前里根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支持种族平权但是反对投票权法案，对此他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里根脱口而出：“我很反感那部法案。这就是我的回答。我的答案完全发自真心。”

里根凭借着纠结却又强烈的自我剖白超越了耻辱：“如果我不知道巴里.戈德华特不是种族主义者的反面，那我也不可能支持他。” 这番天真而又敏感的表白保护了他。为他隔开了此类反民权言论带来的普遍不安。里根虽然惯于驳斥民权运动的哲学，但却从未要求废除已经通过的民权法律，也没有刻意积蓄力量发动积极抵抗，而且他一般总会避免评论执法争议。他一方面针对马丁.路德.金为美国政治体制开出的药方提出异议，同时又用强大的麻醉剂安慰了那些心怀恐惧与内疚的人们。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人将会面对一轮又一轮此起彼伏的平权运动，期间里根的麻药将会让他们大体上保持麻木，并且逐渐适应平权运动的不断冲击。现任民主党州长帕特.布朗认为里根是如此天真且极端，简直“一打就倒”，以至于他愚蠢地雇用了水军来抹黑里根在共和党初选当中的对手，好让自己能对上里根。当里根在6月7日凭借八十万张选票赢得党内初选时，《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几乎没有克制自己的震惊。他们直截了当地痛斥了加州的选民：“共和党人违背了一切常识与政治审慎的建议，坚持提名演员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

前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样采用了里根路线来培育刚刚在南方起步的共和党，不过更有分寸。他小心翼翼地支持着民权立法，并且在私下里解释说，作为全国性政党的共和党要想取胜就必须求稳，既不能像戈德华特那样与民权立法斗得不亦乐乎，也不能与乔治.华莱士这样的派系煽动家多做纠缠。眼下民主党人的软肋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国内动荡，其二是对外绥靖。尼克松抓住这两点大做文章，力图促成两党政府。五月，他在伯明翰共和党人集会上宣称，如果约翰逊总统能够加大针对越南的轰炸力度并且减少对于地面部队的依赖，“成千上万的美国小伙子今天就不会死。”在南卡罗来纳州，他为深南部的共和党先驱与首要种族隔离主义者斯特罗姆.瑟蒙德开脱。“斯特罗姆不是种族主义者，”尼克松面向显然十分感激的瑟蒙德参议员宣称。“斯特罗姆是一个勇敢且正直的人。”在密西西比州，尼克松建议共和党人将民权作为一个已经得到解决的尴尬问题，将其塞进角落，从而消解这个议题的威力。他在杰克逊的筹款会上宣称：“种族问题在南方没有前途。共和党在种族问题上没有前途。民主党在种族问题上也没有前途。这个问题已经伤害了南方，正如它已经伤害了这个国家那样。现在是向前迈进，继续去关注其他重大问题的时候了。”

共和党人特拉维斯.巴克利（Travis Buckley）拒绝听从尼克松的劝告，决心要把种族牌打到底。6月7日，也就是里根赢得加州初选的当天，南方最后几个州组织了共和党初选，其中就包括密西西比州。此时的南方共和党依然在与遍及南方各地的反林肯文化进行着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斗争。不久前得州参议员约翰.塔尔（John Tower）感叹道：“你几乎必须拿枪指着某人才能让他作为共和党人在南方参选。”密西西比州在众议院共有五个选区，所有共和党参选人全都集结在同一个选区进行了近百年来在密州的首次亮相。与这些竞争者相比，巴克利的竞选卖点在于他身为三K党律师的恶名——不久前他刚刚代理过因为涉嫌烧死选民登记领袖弗农.达默尔而被捕的十一名名白骑士。巴克利在初选当中输给了一位举止更加清醒的候选人，后者又输给了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主义民主党人G.V. “桑尼”.蒙哥马利（G. V. “Sonny” Montgomery）。某位共和党领导人承认“我们不可能打败桑尼”，但他又准确地预测自己的政党“只要等到这家伙一退休就能拿下这个选区”。由于民主党人长期占据南方政府的高位，并且与法院关系密切，南方白人选民全面倒向共和党的过程贯穿了下一个政治世代，这个新世代的起始标志则是1964年戈德华特与约翰逊的决裂。1996年，共和党人查尔斯.皮克林（Charles "Chip" Pickering）接替退休的蒙哥马利成为了密州州长，此时共和党人已经在南方取代了种族隔离时代“铁板一块”的民主党人。更有甚者，此时这个由罗纳德.里根塑造而成的全国性政党当中的大部分领导人选都来自南方。

比起拉拢选民，巴克利更善于应付陪审团。他成功地代表三K党徒欧内斯特.阿凡茨打赢了官司。1966年6月10日，六十五岁的黑人老者本.切斯特.怀特被三名党徒当成了诱杀马丁.路德.金的诱饵，三人在纳奇兹的漂亮溪畔杀害了怀特。几天后包括阿凡茨在内的三名涉案党徒遭到了逮捕。控方的物证包括凶手驾驶的车辆，车座上浸透了瘆人的鲜血与脑浆。此外司机詹姆斯.琼斯还鬼使神差地供认，自己的两名神经质同伙不等受害者离开汽车后座就冲着他开了十九枪。但是巴克利居然将如此不利的局面扳了回来。他一边大肆鼓吹白人至上，一边厚颜无耻地声称阿凡茨其实没杀人，因为他所做的无非是冲着怀特的头部打了一发霰弹，轰掉了被害人的一部分脑壳而已，在此之前怀特肯定已经被另一位党徒克劳德.富勒用卡宾枪打死了。琼斯与富勒在余生当中侥幸躲过了定罪，并且赶在美国政治气候变迁之前就咽了气。阿凡茨则没这么走运，一直活到了正义伸张的那一天。2003年，顽强的公诉方提供证据表明，当年的杀人地点正好位于霍莫奇托国家森林公园。鉴于森林公园是归联邦政府所有的地产，联邦政府有权针对发生在公园里的谋杀案另行审判。密西西比州的一个陪审团在阿凡茨犯罪近三十七年后裁定他有罪，并且将他处以终身监禁。可惜他仅仅坐了一年牢就在2004年病亡了。

在1966年6月的密西西比州初选当中，只有四分之一的黑人登记选民参与了投票。如此之低的投票率让运动领袖们大失所望。但是密州立法机构仍然狂热地连续举行了好几场特别会议商议对策，这些会议贯穿了整场梅雷迪思游行。州议员们惊恐地意识到，十万名新增黑人登记选民致使密州黑人选民总数增加到了1964年的五倍，当时只有6.7%的黑人有资格投票，如今达到了超过三分之一。全白人州议会一口气通过了十三项立法来冲淡新增黑人选民的潜在影响，内容包括重新划定选区边界，提高参选申请费，以及将黑人选区与白人选区连接起来。简而言之，如果某个选区的黑人选民占多数，他们就将这个选区并入白人占多数的更大选区，以此抵消黑人选民的局部优势。州议员们在辩论时刻意避免了种族术语，从而掩盖他们的真实用意。不过当他们开始对人口统计数据上下其手时，某些来自白人选区的州议员还是忍不住发出了明确警告，提醒各位同事们不要魔怔。奥克蒂比哈县的州参议员本.希尔本（Ben Hilbun）抗议说：“仅仅因为有几个黑人在几个县投票我们就如此忧心忡忡，居然不惜破坏整套政府机构，实在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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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国旗日，梅雷迪思游行队伍接近了格林纳达。在51号公路的路面上喷涂着潦草粗鄙的三K党宣言：“黑鬼见字赶紧跑，不认识字也得跑。”天上暴雨倾盆，队伍一片混乱，人人脚上起泡，来自各方各面的琐碎骚扰层出不穷。尽管如此，来路各异的志愿者们已经走完了计划当中的二百英里游行里程的大约一半，再走一百英里就能抵达密州首府杰克逊。来自布鲁克林的公交车司机文森特.杨（Vincent Young）利用年假参与了游行，一路上磨坏了一双鞋，同时还举着一块手写标语牌：“越共从没叫我是黑鬼”。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七十一岁白人老太太也是佃农家庭出身，她头戴一顶造型质朴的太阳帽，帮助一位来自贝尔佐尼的年轻黑人护士分发盐片。当天早晨的《纽约时报》记录了路边的一场争论：有人在前方的宿营地看到了手枪。一位来自新泽西的卫理会牧师“震惊地”表示：“民权运动可不是玩枪的地方。”但是AME主教查尔斯.塔克（Charles Tucker）则认为任何无法持枪自卫的人都“应该脱掉裤子，换上裙子。”欧内斯特.托马斯主张双方各退一步：白天游行期间当然要严格执行非暴力纪律，但是晚上宿营之后他手下的执事们还是应该持枪巡逻。《时代周刊》调皮地引用了一位员工主管的话，此人恳请争论各方都压低音量：“你们要是想讨论暴力与非暴力，起码得躲着点媒体。” 来自图加卢学院的民权老兵埃德温.金牧师私下抱怨说，大多数记者都变得充满敌意，“甚至对马丁也是如此”。记者保罗.古德指出，只有《时代周刊》对于沿途遇到的佃农们的简陋生活条件抱有兴趣，并且引用了身为新闻界风向标的合众国际社的一份明显不怀好意的报道：“这次游行一部分是民权运动，一部分是马戏团巡演。在三百五十多名游行者当中……有大约五十名白人青年，他们穿着T恤、牛仔裤、凉鞋和装饰有自由纽扣的奇怪牛仔帽……一位密西西比州公路巡警表示：‘这简直就是怪胎开会。’大多数现场记者表示同意。”

第二天一早，游行队伍穿过了亚洛布沙河，并且在大桥上跳起了热烈的拍手舞，一边起舞一边唱道：“兄弟，为了你的孩子前进，让他们自由！”成群结队的黑人居民看着民权运动第一次活生生地来到了格林纳达——“人口一万两千，而且还在增长”。这是一个从校舍到图书馆都严格执行种族隔离的小镇。许多人凝视着队伍或者向他们挥手致意，有些人半心半意地承诺加入，更多的人们则根本无法抗拒，当场就加入了队伍当中。有一位泰西.麦凯恩（Tessie McCain）事后表示：“一开始我只是看看而已，突然间我就开始游行了。”少数参与者害怕当地白人认出他们，因此没走多远就退出了队伍。但是根据一位公路巡警的估计，当游行队伍来到市中心穿越珍珠街的时候，后面已经跟上了“大约一英里的黑鬼”。在珍珠街的尽头有一座邦联纪念碑，高挑的基座上竖立着杰斐逊.戴维斯的雕像。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罗伯特.格林教授（Robert Green）原本在基座下方发表演讲，结果越说越激动，干脆转过身来在基座一侧的巨大奖章后面楔了一面小国旗。周围的人们都能听到他喘着粗气喊道：“我们已经厌倦了邦联旗帜！给我美国的国旗，自由的旗帜！”安德鲁.杨事后回忆道他当时有点担心。格林是他的朋友，这次密歇根州立大学将他借给领导大会以壮声势。在杨看来，格林平时总是一副古板学究的形象，眼下的场合恐怕对他刺激很大，所以他才会突然摆出这样一副不顾死活的架势。

游行人群逐渐发现，一路跟随的公路巡警一直很老实，似乎更倾向于预防而不是率领头脑发热的报复，因此游行队伍当中的欢呼声也逐渐高涨起来。宗种委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发现格林纳达公共厕所的门前标志无论男女都从“白人”和“有色人种”改成了“1号”和“2号”。于是他指着格林纳达县法院喊道：“我们要用一下标有‘1号’的厕所，看看里面的环境是不是好一点。” 法院门前的草坪上很快就排起了长队，并没有人过来骚扰他们。考虑到白人专用厕所未必一定是1号，兴致勃勃的人们很快又在2号厕所门前同样排起了长队。此外选民登记处门前也排起了第三路长队，天黑之前足有将近两百人完成了选民登记。当晚游行队伍在新希望浸信会教堂举行了庆祝活动，教堂里座无虚席。一位热身演讲者喊道：“你们以前从未拥有过这个城市，现在你们在一天之内就占领了它。这就是自由。所以为它歌唱吧。”范妮.卢.哈默随即领唱了一轮自由之歌。从谈判现场赶回来的马丁.路德.金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格林纳达县官员同意委派六名受人尊敬的黑人教师担任登记员。接下来金开始了他的宣讲：“我的朋友们，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现在是实现民主承诺的时候了。”一夜之间，该县的黑人登记选民人数从之前的697人翻了一番，创造了戳穿恐惧的奇迹。保罗.古德写道，相比之下，邻近的卡罗尔县的联邦登记员连续等待了“四天，没能等到一名黑人申请人露面。”

欣喜的气氛并未持续多久。游行战略委员会在格林纳达留下了一批员工帮助当地运动，又将游行路线转向西边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偏离了梅雷迪思的计划路线，旨在揭露与批判种植园地区的封建压迫。金驱车前往塔拉哈奇县的查尔斯顿和蒙哥马利的威诺纳举行了选民登记集会，然后于6月15日离开游行路线回到芝加哥，花了两天时间料理当地民权运动的筹备工作。当他离开时，来自格林纳达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密西西比州政府手里。州政府原本以为可以借助容忍姿态来减少尴尬事件的发生，但是试验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保罗.约翰逊州长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这次游行“正在变成一场选民登记运动”。他决定将公路巡逻队的保护措施从二十辆警车减少到四辆，并且指示格林纳达当地司法机构负起责任来——“我们不打算给一帮全国各地跑到这里来出风头的戏子们换尿布。” 当天下午，格林纳达警方逮捕了第一批试图整合一家电影院的志愿者。平民开始在街上不受干涉地殴打运动员工。一面邦联旗帜取代了格林插在纪念碑上的刺眼团结象征。在当地观察事态的司法部律师分门别类地记录了上述一系列支持种族隔离的行径，最后还添加了一条他们自己的遭遇：他们租来的汽车也遭到了破坏，车窗全被敲碎，四个轮胎都被割破了。

在格林纳达，约翰.多尔设法提出了一项公诉，指控地方官员于6月7日在附近的格林伍德投票站非法驱赶黑人选民。游行队伍正在沿着7号公路向当地进发，三十英里的路程按计划要走两天。在这两天的长途跋涉期间，卡迈克尔不断收到有利的侦察报告。威利.利克斯提前打探一番之后回来报告说当地气氛非常热烈，“他们都快乐疯了。”格林伍德之所以如此热情，是因为游行前哨们在当地传播了卡迈克尔精心琢磨的信息，他正是凭借这条信息赢得了非学委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一开始非学委强烈要求回避梅雷迪思游行，认为这不过是另一场名人驱动的“大型作秀”，但是卡迈克尔却提议趁此机会推广朗德斯县运动模式，将密西西比州的贫穷黑人飞地打造成独立政治的橱窗。在他看来，所谓朗德斯县模式的关键就在于“接受并且掌握了黑人权力概念的人们”。卡迈克尔希望这次能借用而不是对抗或者否认金的人望。6月10日这天，他在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上说服了众人让福曼留在亚特兰大，以免福曼与金再闹矛盾。他每晚都要盘问同事们在实地测试新的非学委口号的结果。前方就是他熟悉的棉花田与教堂，他将要在那里进行动员演讲。尽管利克斯声称届时群众反应必将极其热烈，但是他心里仍然没底。自从鲍勃.摩西在1962年勇敢地打入三角洲地区以来，格林伍德一直是南方民权运动的立足点。卡迈克尔本人作为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的地区主管也曾在这里生活过并且蹲过当地的监狱。他知道当地警察局长“布夫”.哈蒙德（“Buff” Hammond）相对而言脾气还算温和，但是到了6月16日星期四下午，当游行队伍与当地警方在格林伍德石街黑人学校的校园里相遇时，局面还是迅速恶化了下去。卡迈克尔认为警方一定是错误地阻挡了进入校园搭建过夜帐篷的先头人员，因为学校操场是当地黑人可以使用的唯一公共场所，疲惫的游行者不得不在这里扎营；哈蒙德则坚称在学校场地上举行任何集会都需要得到全白人学校董事会的许可，而董事会成员现在全都下班了。“不管你怎么说，我们终归要把帐篷支起来，”卡迈克尔抗议说。警官给他和另外两人戴上了手铐。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在步履蹒跚地前行，再过六个小时才能抵达格林伍德。晚饭前，金在芝加哥发表了一份关于密西西比州镇压游行的声明。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从纽约向华盛顿转发了斯坦利.利维森的判断，即政治压力正在促使约翰逊州长强硬起来。另外他们还转发了金的评论，即他“已经预料到了早晚要出这种事”，因为“警察太有礼貌了”，以至于游行 “感觉不像是在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当天早晨的格林伍德《联邦报》警告称金是一个仇恨煽动家，“可以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当地官员一开始认为应该驱散他的队伍，后来又觉得堵不如疏，于是允许了游行队伍在学校宿营。这一举措为当晚的群众集会平添了几分了平反的刺激。威利.利克斯将得到保释的卡迈克尔引导到演讲台上，并且告诉他绝大多数当地人都对他记忆深刻。“整个大活吧，”他敦促道。“人们已经准备好了。”

卡迈克尔面对六百名激动的人群开口说道：“这是我第二十七次被捕了，我不会再进监狱了！”他宣称黑人应该远离越南越南留在美国，为格林伍德的黑人权力而战。“我们要黑人权力！”他将这句口号一连喊了五次，然后将食指在空中向下狠狠一戳，“这就对了。我们就是想要黑人权力。我们不必感到羞愧。我们一直都是这个立场。我们乞求过总统。我们乞过求联邦政府——直到现在我们除了一遍又一遍的乞求之外什么都没干过。现在是我们站起来接管权力的时候了。密西西比州的每一座法院明天都应该被烧成白地，好让我们摆脱污垢与混乱。从现在开始，他们要是再问‘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们想要什么？”

人群异口同声地喊道：“黑人权力！”威利.利克斯跳起来协助卡迈克尔引导着雷鸣般的呼叫与回应。“你们想要什么？”“黑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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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星期五，金从芝加哥返回游行现场，此时梅雷迪斯游行已经成为了一场在公众面前闪烁着刺眼光芒的运动。这一天的游行队伍完成了朝向勒弗洛尔县法院的紧张行军。在当晚的群众大会上，威利.利克斯在“黑人权力！”与“自由！”这两种口号的此起彼伏当中与何西阿.威廉姆斯唱起了对台戏。第二天星期六，游行队伍经过了一个名为伊塔贝纳的小村庄——詹姆斯.贝弗尔的家乡。三年前当地佃农冒着第一次举行民权仪式的危险哀悼梅德加.埃弗斯遇刺，结果当地警方将他们拖出教堂关进格林伍德监狱，然后又转到帕奇曼监狱，其中有些人还被手铐吊在了死囚室的铁栏杆上。接下来游行队伍沿着7号公路向贝尔佐尼行进，一路上金与卡迈克尔都面对着持续的采访。“你是什么意思，”一位广播记者问道，“当你对后面这些人喊出‘黑人权力’时，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卡迈克尔回答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要创造一种态度，好让他们不会像猪一样被人一枪打死，不会像狗一样被人一枪打死。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获得权力，在各县构成多数，这才能建立正义。”

“然而，我觉得，”金在一旁插话说，“虽然我坚信权力是必要的，但是我本人很难使用黑人权力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对于许多人来说具有其他涵义。” 卡迈克尔走在旁边，双手紧握在背后，表情看似很愉悦。两人都戴着遮阳镜。

同一天，密西西比州南部的一篇简短新闻揭示了当地三K党徒阴谋的一角——有人在漂亮溪捞出了本.切斯特.怀特的死尸。报道引用了警方公布的詹姆斯.琼斯的口供，声称震耳欲聋的枪击打爆了怀特的头，“在我的新车上到处是人头碎片。”到了周日，金再度回到芝加哥。这一天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沃尔特.路泽在底特律科博厅举行了一万两千人的集会为梅雷迪思游行筹集资金，金参加了这场集会。路泽领导的凯迪拉克第一装配厂工会当中也潜藏着三K党团伙，此前联邦调查局收到了这些人针对金的死亡威胁，不过他们并未向金透露消息。但是在金返回密西西比州的路上，随行记者关于黑人权力问题的追问还是产生了一则头条新闻——“他说，任何种族的至上主义都很邪恶”。6月21日星期二，金、拉尔夫.阿博纳西以及二十名志愿者离开大部队绕道前往费城，为的是纪念两年前自由之夏的第一个晚上遭到三K党谋杀的三名民权义工。这段绕路游行从尼波山浸信会教堂出发，终点是费城内索巴县法院。几百名当地人参加了这次气氛紧张的游行。震惊的白人雇主们纷纷来到路旁，站在人行道上指点着游行队伍里的自家女佣。（“没错，是我，”同样身为母亲的玛丽.贝茨（Mary Batts）冲着一位死盯着她的白人妇女喊道，“你的孩子当年就是我带大的。”）充满敌意的司机们纷纷故意加快速度掠过游行队伍，还将喇叭按得震天响。一位坐在蓝色敞篷车后座上的年轻女子喊道：“我撞死你们这帮黑胚还嫌弄脏了我的车！”一排警察堵住了通往法院草坪的去路，治安副官塞西尔.普莱斯与金当面对峙，他不允许金一行人继续前进，但是准许他们就地举行公共祈祷。与此同时狭窄的街道两边围拢了越来越多的旁观者，其中有几十个人拿着手枪、棍棒和至少一把花园锄头。

金转过身来，面对沿着人行道就地队伍，提高了声音：“在这个县，安德鲁.古德曼、詹姆斯.钱尼与米奇.施维尔纳遭到了残忍的杀害。我从心里相信，凶手此刻就逡巡在我的周围。” 记者们听到围观白人们一阵讥笑起哄，阴阳怪气地叫嚣着“在你后面站着呢！”或者“你还挺有点逼数的！”一位记者写道：“金似乎受到了震动。” 金知道普莱斯本人正是联邦阴谋罪起诉书列举的十八名被告之一。鉴于州政府对于这起谋杀案毫无反应，联邦政府提出了这一起诉。在开庭之前的法律较量当中，起诉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他们应该查验自己的心，”金继续大声说道。“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害怕。如果他们杀了我们当中的三个人，他们就不得不杀掉我们所有人。我不害怕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无论他是在密歇根州还是密西西比州，无论他是在伯明翰还是波士顿。” 嘲笑声很快就淹没了《我们必胜》的结尾合唱。在回程游行期间，起初骚扰者们只会冲上来打一拳掉头就跑，然后他们的胆量逐渐越来越大，直到有人推倒了扛着沉重摄像机的电视记者。《纽约时报》记者罗伊.里德（Roy Reed）观察到：“大约二十五名白人男子冲过电视记者，然后就甩开臂膀砸进了游行队伍。他们双眼圆瞪，怒火中烧。黑人尖叫起来。”攻击者“投掷石块、瓶子、棍棒、鞭炮，同时还发出猥亵的叫声。”他补充说警察没有干预，“直到有五六名黑人开始反击为止。”当天晚上有好几轮飞车党冲进费城的黑人社区，朝着沿途民宅喷射枪弹。第四轮的枪手们冲着尼波山教堂开了火。当时教堂里正在举行弥撒大会，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教堂附近值守，差点就挨了一枪。一户挨枪住宅向外开枪反击，打中了一名路过的民间武装人员。里德将这则喧闹的尾声写进了关于法院对峙的新闻，并且以此为依据为这篇戏剧性的头版报道起了一个误导性的标题：“白人与黑人交火”。

费城的创伤激化了游行领导层内部的战略分歧。金感叹“法律和秩序完全崩溃”，并且发电报请求约翰逊总统提供联邦保护。星期二晚上，他率领的这支小分队在亚祖市与大部队汇合，当天晚上的群众大会上再次爆发了激烈辩论。路易斯安那州自卫与正义执事组织的欧内斯特.托马斯（Ernest Thomas）嘲笑人们不该指望联邦探员保护他们的安全，因为这帮人只会“面带微笑，写很多文件，然后寄回华盛顿特区”。他主张成立治安委员会来应对无法无天的镇压。“如果我必须死，那么我必须死得痛快！”托马斯在一片欢呼声中喊道。

金等到很晚才出场，一开口就慷慨激昂地反驳了先前几位发言人：“今晚有人说我们处于多数派——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在任何一个州都不是多数……我们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我站起来告诉你们我们可以全靠自己获得自由，那简直是愚不可及！” 他还质疑了黑人占多数的偏远县区号称要发动武装斗争的狠话：“是谁在管理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警卫队里有多少黑人？谁在管理密西西比州的州巡警？” 他认为任何组建私人武装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会适得其反”，不仅在军事上毫无胜算，而且还会在公众舆论层面一败涂地——“我告诉你们，我们的压迫者就盼着我们这么干”——因此这种事“甚至就连想一想都嫌不现实。”金的反暴力布道赢得了人群的支持：“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把我拉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使用那些在我们整个文明当中延续邪恶的手段。我厌倦了暴力。我厌倦了越南战争。我厌倦了世界上的一切战争冲突。我厌倦了开枪射击。我厌倦了仇恨。我厌倦了自私。我厌倦了邪恶。无论是谁有什么话要说，我都不会使用暴力！”然后他回到幕后参加战略辩论，当晚争辩了一个通宵，星期三又争辩了大半天。卡迈克尔拒绝采用“黑人平等”来替代“黑人权力”，并且坚持认为“权力”这个词与暴力无关。金则发誓称如果游行领导层继续使用煽动性言论，他就要抽身离开。最后领导人们各退一步，同意今后不再公开呼喊相互竞争的口号。这次游行的根基毕竟是贫穷的少数族裔，本来就没有人数优势。如果还要将核心分歧暴露在外，无异于自取败亡。

约翰逊总统回避了金的联邦保护请求，而是向他转达了保罗.约翰逊州长的保证。州长承诺“可以并且一定会提供所有必要的保护”，密西西比州公路巡警“已经迅速派出”了额外警力。总统从华盛顿敦促金“与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多尔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将留在密西西比州直到游行结束”。约翰逊的回电在6月23日晚间送到了金手中。此时他已经冒着暴雨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了坎顿市。前方二十英里处就是本次游行的终点站杰克逊市。迟来的参与者们还在不断壮大游行阵容，当地的支持者更是将游行人数增加到了两千人以上。游行队伍原本打算在麦克尼尔黑人小学的操场上举行夜间集会，但是集会许可再次出了问题，致使何西阿.威廉姆斯遭到了。正当帐篷工人急于搭建当晚的过夜之处时，一名公路巡警警官通过扩音器宣布：“你们将不被允许在此搭建帐篷。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将被赶走。”

隐约的难以置信在游行人群当中蔓延开来，人们突然发现，原本守护在外围的公路巡警方阵不知何时已经从面朝外变成了面朝里。“我不知道他们对我们有什么计划，”金站在一辆平板卡车上叫道，“但是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州骑警作战。”他一边把话筒交给卡迈克尔，一边紧张地用右手摸了摸脑袋，因为武装人员正在沿着操场周边扩散开来。卡迈克尔伸直一根手指劈开空气，“逃跑的时间结束了！”他喊道。他浑身浸透汗水，他的眼睛和牙齿在黑夜中闪闪发光。“你们要告诉密西西比州的白人，所有害怕的黑鬼都死了！”欢呼声掩盖了一段间歇期，记者们趁机清点了一下警方的阵容，发现足有六十一名戴着防爆盔的警官齐刷刷地捂上了防毒面具。约翰.多尔无奈地回绝了要求干预的呼声：“我能做什么呢？双方都不愿意让步。”

很快操场上就响起了第一声巨大的爆裂声。金在一片尖叫当中喊道那是发射催泪弹的声音。他喊道：“大家都不要离开，大家都不要动手，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然而密实的惨白色催泪瓦斯毒云很快就吞没了金所在的卡车，喉咙里的尖叫声淹没了金试图唱出的“我们必胜”。窒息呕吐的人们盲目地奔跑或者趴进烟雾较稀薄的泥地，冲锋陷阵的警察则抡起催泪瓦斯枪的枪托击打他们。公路巡警仅仅用了半小时就扣留了全部帐篷，清理了操场，拖走了十几个失去知觉的离群游行者，还抢救了一个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三岁男孩。歇斯底里的情绪在毒烟阴霾当中挥之不去；观察家们声称这次暴力事件“比塞尔玛还糟糕”；新泽西州的圣公会牧师罗伯特.卡塞尔（Robert Castle）大声质问“密西西比州的民主，或许还有美国的民主是否已经死亡”；两位朋友扶起了瘫软的卡迈克尔，并且不停地重复念叨着：“他们还会接着开枪！”安德鲁.杨惊慌失措地跳下演讲卡车，弯着腰踉踉跄跄地穿过街道，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们要去教堂！ 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人民！”记者们跟在金的身后，看着他一边擦拭眼睛一边撤退。“鉴于刚才的事态，金博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约翰.哈特（John Hart）问道，“你是否打算重新审视非暴力哲学？”

“哦，完全没有，”金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仍然觉得我们必须恪守非暴力。再者说了，面对刚才那样的警察部队，我们怎么可能暴力的起来？”当天晚上，饱受打击的残余人员汇聚在了一座教堂里。金在讲话当中不无苦涩地提到了几小时前从约翰逊总统那里得到的“讽刺性”保证：“今晚向我们发射催泪弹的人正是据称将会保护我们的人。”他双手紧攥，陷入了奇怪的沉思：“你知道，我在这次游行期间……学到了一件事。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居然有人会像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一样收入如此微薄，这简直是耻辱。这些事你们也都知道。”在金看来，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如此绝望的面孔，着实会令人感到谦卑与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