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三国时期（一） -- 学习要定心

发展中国家的既有利益集团，既有精神的匮乏，在思想意识形态的表现，就是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推崇并大量引入西方既有利益集团包装的思想和理论。

这方面的危害，并不比他们吸血的危害小。

另外，邓的计划生育虽然延缓了既有利益集团的形成，但总的来看，这效率并不够高，也不够长远，别说“放开二胎”，即便不放，海外生子甚至就在国内超生，也早就不是政权所能限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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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我认为网上有一个说法很好——“良家子”制度

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很准确的。

这个妥协的空间，就是可以通过合作拿到手的利益。

对于孙家来说是本公司的做大和财富的增殖；对于世家大族来说，是从总公司的做大过程中，分得一杯大大的羹；对于屁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是饿不死、累不死、勉强活下去而已。所谓三赢的分项目标，不过如此而已。

曹孟德在中原屯田，无牛租借官牛的，收租六成，自己有牛的，收租五成，，就这么残酷的剥削，还是吸引了众多民众安定下来——乱世，还能有啥所求呢？三十万黄巾军，基于此，才可能被曹操逼降，而不是走南阳黄巾军全军战死的老路。由此，我们不能无视曹操给出对价的诱惑力。

实际上，就这点，也未必低于文景之治三十税一的百姓生活水准，其中的奥秘不过在于，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里，三十税一是落在地主身上的，而地主对于佃户，却不会讲这个三十税一。陆贾的奏章里面说，农民一年四季忙到头，不过勉强混个温饱边缘线而已。要想真的吃饱穿暖，那是根本不可能。

考古文件显示，东吴是对民众压榨极强的，这个极强，是跟曹操方面的压榨水平相比。东吴使者跑去蜀汉，回来报告说，蜀汉民有菜色 ，但是这点，跟东吴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三国志陆凯传中最后记载了其一篇奏折，里面讲，东吴的情况已经到了，丈夫常年在外从事各种劳役和差事，而家里生了孩子也没法养（只好处理掉），这是孙皓时候的事情，但是这些种类繁多的劳役在孙权时候就都有了，可以详细查看陆凯的奏折，在孙皓时候不过是恶化了。

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早在孙权时候就崩溃了，孙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恶性通胀，以掠夺民间财产（主要是以铜的形式，见下引文中粗体字）。先是在嘉禾五年（236年）货币贬值50000%，接着在赤乌元年（238年）贬值100000%。这可不是孙皓的责任。

如此混乱的结果，便是孙吴治下叛乱蜂起，这点翻检孙权传记即可点算，不可计数。接着便是孙权假惺惺发诏书安慰百姓。但是从他的诏书中都能看出来当日情况的严重性。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大臣上书劝谏慎用民力。最好笑的是陆逊、陆凯一家子的切谏。他家一边荫蔽大量人口，导致中央财力人力匮乏，只好加大对剩下民众的压榨，一边却又说政府应该减少开支，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一切放给企业——说错了，实际上，就是一切放给土豪、世家、大族们，这话儿听起来，跟《读者》、公知、砖家、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的观点，是多么相似！

事情发展到这份上，孙权就只有一条路，要么中央垮台，要么加大打击世家大族的力度，其众多政策，被孙皓继承下来，凭啥说孙权不是暴君，孙皓就是暴君呢？

孙权是创业之主，手里握有的资源巨大，至少名臣重将谁也不敢消极怠工，尚且处理国事如此棘手；而孙皓是被大族推上位子当君主的，手里资源极其有限，若非他强行夺了七万兵掌握在王族手里，勉强抵挡了一两阵，否则，我看晋军攻进来的时候，一仗也不用打了。

要共赢，也要看赢得起赢不起——首先东吴屁一般的民众要发来贺电，面临曹操进攻时，代刘备求救于袁绍的东汉末年大儒郑玄的侍女加急发来贺电。

然后，孙权孙皓发来贺电，谁有办法开源节流，既能不断满足手下大族们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财源、人力资源？

最后，吴郡顾陆朱张发来贺电，仅仅陆氏在政府之中，便占据了“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这是中央一级，其他级别官员两千多人（凭记忆从论文中看来），“吏”的层级，不知道有多少。无论天子姓啥，吴郡陆氏总是长盛不衰。

百度里面稍稍搜一下这四个字，便会跳出一堆新闻旧闻来，光在首页上，惹眼的便有两个，一个是一篇论文《唐代吴郡陆氏的文化转型》，另外一个便是2009年10月由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吴郡陆氏春秋》，作者叫做陆德文与陆铮，大家不用去看内容，就可以知道吴郡陆氏的威力震铄古今，直到今天尚有子孙在炫耀两千年以来的祖先之荣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特别是经过文革，中华民族的政治觉悟也高多了

高层的政治活动，比如说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谁要是只拿道德标准行事纯属傻帽，但是在基层里，没有一定的道德建设，会导致失败和倒退，说直白一点，外交家到一起互相欺诈能得国之利，小商小贩做生意或者邻里之间的生活则以诚信为上。

你说的初期的伦理体系，如果能持续下去会很好，实际上目前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关键是它像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一样，你说我说，但没有一个人真正信，在现实里平常百姓中，甚至出现这种情况，谁趋向于这种伦理体系甚至会遭到孤立。

你提到了封建迷信，甚至你说的新型伦理体系还没有“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法对人劝善作用显著。

一个道德体系，如果相对于预期的受众太高端，高端到受众根本做不到，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受众的层次就摆在那里，如果曹操能获得最后胜利就可以不用道德评价，那普通的老百姓会觉得自己只要获利就不需要注重道德，你使诈行凭什么我不行？摈弃道德评价或者以为那是一种过时的说法是他们间接的“理论基础”。

当赞美狡诈、权谋的风气大行其道的时候，当历史传统里的曾经的美德都被贴上“封建伦理”的标签的时候，去劝别人诚信，劝一个上年纪的老人诚信、劝一个生意人诚信、劝一个种地的种地农民诚信、劝一个上学的青年诚信，劝用什么劝呢？

（二）十字路口的具体情况——蜀汉有多么接近胜利

蜀汉的两次行动，在益州出攻汉中(击败夏侯渊获得胜利)和关羽在荆州出攻襄洛（被孙吴偷袭惜败）这两个大型军事行动（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预言的），刘备如果能调整好时间同时开动，打下长安并封锁潼关，坐拥关中，则刘邦的旧路几乎重演，曹操翻盘的可能性无限趋近到0。

而真正的历史，刘备与曹操的汉中争夺战胜利，是因为孙吴濡须口大战消耗了曹操机动力量（打成平手，孙吴也伤亡惨重），曹操无暇西顾所致。半年之后，曹操已失汉中，机动部队坐守邺城，此时荆州关羽再战，曹操已可腾出手来从容对付。尤其是曹操暗中联络孙吴白衣渡江，让荆州军后方崩溃，荆州军被前后夹击，以致失败。

对于孙吴来说，此举并不为过。刘备取得长安后，孙权以其地缘再无一统天下的希望，而如果能取得荆州和益州，再与曹操一战，则有些小胜利可能。

至于之后的夷陵之战，很多人指责刘备不该打，其实刘备心里明知艰险，此战却是他一贯的信条下所必须打的。刘备持政，以仁为先，第一，牺牲的二弟关羽如果不复仇，势必无颜以对跟着自己的一帮老同志，其仁亦有名无实，第二，手下新投靠的荆州帮失去根本，再无法心安辅佐自己，第三，无荆州则隆中对所表的：两路钳制，一战略进攻一战略吸引的方案无法实现，复汉毫无希望（之后六出祁山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历史的十字路口是三国，三国的十字路口则是夷陵之战。

（三）为什么说刘曹之争是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刘备统一会怎样

首先讲十字路口不是随便叫的。

第一，十字路口意味着走向两个相异方向的机会是均等的。所以秦国一统六国和刘邦代楚并没有被我列出，因为秦国一统和刘邦代楚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当走上擂台的是嬴政和其他六国国君，或者是刘邦面对项羽，或者是杨广、李世民等等，都是在初始就分出了胜负，在最终结局出现之前已经注定了输赢。而刘备在失去荆州和夷陵之战之前，与曹操掰腕子是能掰一掰的。

第二，十字路口意味着必须是相异的方向。如果是朱元璋陈友谅被打败，也不称作十字路口。而三国时期的刘备和曹魏完全代表了发展的两个方向（孙权问鼎宇内可能性渺茫，他自己在后期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历史走到了刘备统一的路上，类似刘秀的开朝之政有望重现，而且随着刘氏连续的第三次兴起，政权合法性会有加倍的巩固，古代中国可能会真正的形成正朔。在“皇命所归固定”的政治话语中，儒家的思想控制作用会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刘氏皇族和外戚（贵族）、官僚（士族）的三角斗争，且这种斗争在汉朝的正朔传统下会相对固定成主要政治角力。很可能逐渐形成不一样的局面。

而真实的历史里，江山代有豪杰出，曹家可以代刘家，司马家可以代曹家，中国出现了彻底的改朝换代，在加剧了社会阶层流动性同时，每个上位的开国之君都是脊梁骨冒冷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只是个空口号，有样学样，你怎么上来别人也可以照样上来，每个封建朝代的“基本矛盾”都是皇帝“防止造反的强力控制”和大臣“反抗强力控制以至于要造反”。这种游戏规则无非也是历代帝王上位后屠戮功臣的真实原因。而儒家的兴盛，无非也是因为儒家的忠君思想在这种游戏规则下有极大可取、可利用之处，可以为控制人的造反思想提供理论基础。其实就是功利主义，“为了最终目的牺牲道德”的正反馈机制了，不断的强化，不断的加深。

主要问题在于东汉中后期接连是幼帝当权，而且寿命大都不长，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他们对朝廷的权力比铲除豪强更有兴趣，西汉中期的景帝和武帝执政时间都比较长，有实力和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

很多人在用道德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时候是以为自己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是正确的道德，比如说是普世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根本还是道德是相对的，对压迫阶级道德就是对被压迫阶级不道德，对被压迫阶级道德就是对压迫阶级不道德，鸟尽弓藏在帝王的道德看来就是正确的。

当然鸟尽弓藏在功臣的道德看来就是不正确的，普通老百姓往往是在功臣的一边看这个问题的。

以清朝皇帝的战战兢兢，完全可以再持续下去。

干不干得好，需要承受对应的褒贬。我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这句都是屁话。成败就是英雄与否的关键评判标准。

在具体问题上，君的权力来源是复杂多样的，但总体上，君是一个仲裁者，如果这个仲裁者干得不好，就得退下来和诸侯世家进行竞争，既当裁判又当队员这种事是干不好的。

孙权的事迹却是受教了，之前并不知道这位老大竟然还干出这些事。不过反面想，这还不足以臧否他，通货膨胀的打击对象和实行效果具体如何，不代入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小民是很容易以恢复易货交易来规避通胀的，他们是一线物资产出者，在货币未完全普及的古代更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明白股票挂单的玩法，这事究竟博弈的真相如何，恐怕未必如史料上那几句话这么简单。但总体上孙权手上，无论怎么凶险，东吴没玩砸，人心也没有向背，曹魏压根不敢再提取江东，这个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回到孙皓的问题，谁都会继承一个政治摊子，孙皓的摊子是否比孙权当初的更烂还是更好这个不予置评，但作为一国之君，怎么坐好这个位子，选择适合自己的玩法，这却是君必须承担的职责。参考汉宣帝的例子，当君位根基不稳，基本盘已经空虚时，君退一步也是一种选择。而君一退，外戚权贵诸侯的群丑毕现，很快就使得人心重新呼唤仲裁者，汉宣帝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自己的基本盘。相对于孙皓拼死从下层挖几个人上来当基本盘，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一个国家的未来不取决于君怎么想，而取决于有多少人确实为这个国家着想。

无论是过程和结果（东吴灭亡）来说，孙皓的历史评价也就注定了，其再怎么“英明神武”，也是和刘禅同档次的，无非相对于蜀后主混吃等死来说，他还算是“有为”了。

所见略同

这点我认同，建国前的史学还是传统的儒家史观，而这个史观也是被历代统治者污染过的（即成王败寇）。而建国后呢，那些生搬硬套的做法也是政治气候再加上个人能力和水平不够，好好的工具给程式化，庸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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