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金预定于9月10日星期五前往联合国拜见戈德堡大使，他为这次会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准备。他的顾问们吹嘘说，他们设在纽约的研究委员会终于顺利运作了起来。他们知道金与戈德堡的会面由约翰逊总统发起，双方必将进行重要讨论，所以他们紧赶慢赶终于及时汇编完成了一套有关越南政策的材料。贝亚德.拉斯廷在报告当中纳入了从佛教流亡者释一行到法国军事学者伯纳德.法尔（Bernard Fall）等等立场各异的信息来源。为了拓宽视野，安德鲁.杨安排了两位既报道过越南局势也报道过美国民权运动的外国记者——瑞典人斯文.奥斯特（Sven Oste）和意大利记者弗里奥.科伦坡（Furio Colombo）——请他们陪同金在会面期间进行情况简报。杨还从金的邻居与朋友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那里获得了研究论文，哈丁是斯佩尔曼学院的教授，此前被征召参加朝鲜战争，之后成为了门诺教派的和平牧师。金很熟悉越南历史的背景主题，因为他深入研究过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此外法国在亚洲的统治就像美国的种族隔离一样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源自“本土”的自由斗争贯穿了三大洲的共同苦难，共同发出了一条让金感同身受的信息。他认为这其中源自美国的线索尤其值得向戈德堡勾画一番。

1908年，也就是林登.约翰逊出生的那一年，一位命中注定要干大事的十几岁越南学生初次走上了政治舞台。当时越南农民正在发动针对殖民徭役的示威，他主动请缨将示威者的诉求翻译成了法语。武装人员挥舞警棍冲散了抗议人群，他也挨了一顿打。这位少年原本就读于阮朝首都顺化的国子监中学，此事过后学校开除了他，法国情报部门也以颠覆罪名对他展开了追踪，于是他偷偷爬上一条前往外国港口的货轮，就此流亡海外，整整三十年未曾返回越南。起初他到处打零工，在波士顿帕克楼酒店当过帮厨，在纽约布鲁克林当过男仆，在巴黎当过助理糕点师，借此磨炼出了流利使用七种语言的能力。1919年，这位逃亡者自称阮爱国，租了一套体面的西装礼帽，代表越南人民向一战之后聚集在巴黎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尽管阮爱国援引了伍德罗.威尔逊举世闻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当中的民族自决权主张，但是此时他还并未要求越南独立，只想为集会与言论自由之类的传统民主自由寻求保护，还希望结束法国殖民当局对于酒精与鸦片的可鄙垄断。参会各大强权国家不仅没有给出令他满意的回复，而且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但是法国秘密警察确实重新注意到了他，迫使他逃离法国，再度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道路，时而发动革命，时而身陷囹圄，时而得到共产国际反殖民主义局的支持。1940年，日本侵略者迅速制服了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想象一下，”一位越南农民后来回忆说。“法国就像我们一样变成了殖民地！”），阮爱国趁机策划了南圻起义，却因为发动时间过早而一败涂地，数百名起义领导人与参与者遭到处决，其中包括他的前妻阮氏明开。此后阮爱国在越南与中国边境的山洞里建立了越南独立党以及一支小规模游击队，有效地骚扰牵制了日本占领军，在敌后战场赢得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的尊敬与配合。广岛长崎核爆迫使日本投降之后，阮爱国更名胡志明，平生第一次走进首都河内，并且宣布越南仿照美国模式成为了独立国家。

二十年后金向戈德堡强调的正是这一历史时刻。1945年8月19日，即长崎核爆之后的第十天，大量人群聚集在了河内总督官邸以及河内卫戍军营门外。诚然，占领军的枪炮曾经夺去过许多越南平民的生命，但是这部分血债远远够不上聚集人群的全部复仇动机。更狠毒的是，日本指挥官和维希法国行政官员还曾经大量征用本就稀缺的稻米并且强迫稻农大面积改种黄麻以充军用。在此前六个月，越南足足饿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占越南总人口的10%，北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当时越南的日军与法军仍然控制着军队与重武器，但是却不知道应当如何应对来自遥远的东京的投降消息。在紧张的对峙中，越共领导人劝说两支外国驻军放下武器并且承诺让他们安全离开越南，崭新的越共旗帜很快就在河内升起。接下来十天越南经历了一场没怎么流血的革命，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拆除了殖民与日占时期的公共标志，征用了占领者留下的建筑与聊胜于无的公用设施。到了第十天，胡志明邀请美国战情局指挥官阿基米德.“艾尔”.帕蒂少校（Archimedes “Al” Patti）共进晚餐，并且恳请少校最后一次审查了他即将发表的公开宣言。第二天9月2日，胡志明站在巴亭广场的一座木制平台上用越南语开始讲话，平台下方是一片旗帜、面孔、灯笼与旗帜的海洋。他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造物主赋予我们某些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且解释说“这些不朽的话语”来自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然后他将美国革命者针对英国暴政的批判转变成了越南人民针对法国殖民恶行的控诉：“他们建造的监狱多于学校。他们无情地杀害了我们的爱国者。他们……把我们敲骨吸髓，让我们的人民经受了最黑暗的苦难，还摧残了我们的土地。”话说至此，胡志明从讲稿上抬起目光，注视着台下的听众：“同胞们，你们听清楚了吗？”巴亭广场上的人群——有人说现场有一百万人，有人说是四十万，此外在西贡以及全国各地也都有规模相当的人们正在收听广播——齐声叫好。“出于上述原因，”胡志明最后说，“我们……向世界庄严宣布，越南有权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而且事实上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了。”

金凭借着令人不得不服的详实资料总结了美国与越南的历史纠葛。他的顾问贝亚德.拉斯廷、安德鲁.杨、伯纳德.李以及哈里.瓦赫特尔都赞许地注意到，金提供的许多信息戈德堡从来都没听说过。大使打破了令他很不习惯的沉默，向金提出了关键问题：美国应该怎样应对胡志明？二战档案当中记录了不少前战情局官员的主张，认为胡志明的内心是一个杰斐逊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金并未采取这一辩护立场，他试图说服戈德堡相信胡志明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说他是共产主义者，那也很可能是像南斯拉夫铁托元帅那样特立独行并且愿意进行务实改革的共产主义者。胡志明曾经援引过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以及美国长期以来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因为他需要通过结盟来维持平衡，唯此才能在地缘政治无比严酷的亚洲生存下去。中国已经压制了越南整整一千年，而胡志明的苏共支持者约瑟夫.斯大林甚至在他于1945年成立政府之后四年多的时间里都懒得给予正式承认。此外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中华民国政府的将军们还曾经率领大军进入越南，名义上前来受降，实际上却在这个虚弱的新生国家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气得胡志明痛骂这帮人都是“蝗虫”。若干年后中共派来援越抗法的将军们则命令越南的全部时钟都要回拨一个小时从而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最紧迫的是，胡志明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防止法国在战后重新实行殖民统治。在1945年9月2日的独立演说中，他发誓他的人民将超越恐惧、软弱以及对于前任主人根深蒂固的顺从：“如果法国人再次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发誓，我们既不会在他们的军队中服役，也不会为他们工作或者向他们出售食物，更不会为他们带路！” 仅仅十天后，英国军队就进入了越南南部，增援并且重新武装了法国留守人员，从而维护欧洲人对于这片土地的控制。眼看着既是盟国又是对手的英国再次揭露了法国的军事脆弱，戴高乐总统深感颜面无光。于是他粗暴地催促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赶紧发兵清剿共匪。“你的任务是在河内重建法国主权，我对于你还没有这样做感到惊讶。”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胡志明展开了防御性的谈判，想要为越南在法兰西联邦内部谋求妥协地位。他徒劳地寻求一份能够承诺让越南在未来实现独立的协议，甚至哪怕仅仅在协议里提一下独立二字也好。（“如果我听信这些胡言乱语，”戴高乐给勒克莱尔发了电报，“很快法兰西就将不再拥有帝国。”） 勒克莱尔的继任者让.艾蒂安.瓦卢伊将军于1946年11月23日上午炮击了港口城市海防，据一位上岸的法国海军上将统计，这轮炮击造成了“不超过”六千名越南人死亡，而刚刚成立一年的越南政府很快又退回了丛林洞穴。

金告诉戈德堡，在随后八年的抗法战争当中，美国最终资助了法军战争总开销的四分之三。但是处于劣势的越南人还是在1954年围攻奠边府并且赢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法军旗帜下共有74000名士兵死亡，交战双方的死亡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其中包括二十五万平民。自那时起三届美国总统都曾经代替法国努力维护南越，从而避免他们所谓的冷战共产主义接管。胡志明的追随者也在努力完成他们所谓的独立革命战争。

金建议双方进行会谈，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尖锐的冲突。戈德堡认为会谈是自己的专长，并且秘密地暗示他同意金的呼吁，即暂停轰炸以促进会谈。金对于胡志明在美国撤军前拒绝谈判感到不安。他建议戈德堡可以结束美国拒绝与共产主义组织谈判的政策——尤其是应该主动接触毛泽东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鼓励胡志明坐上谈判桌。戈德堡在助手们的附议下回答说美国不可能直接与中国谈判，因为美国不承认毛泽东政府，而且自从1949年以来一直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金则认为拒绝接触亚洲的主导力量殊为不智，尤其是因为美国官员明明都认为越南听命于北京，“不管怎么说，八亿中国人不会因为我们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就凭空消失。”

哈里.瓦赫特尔从律师的角度研究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由此认为正在进行的越南统一战争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源自越南人的自行推动而不是共产主义大国的赞助。尽管苏联与中国都对资本主义美国深恶痛绝，但是两国也都在日内瓦向胡志明施压，要求他做出让步，以至于胡志明在日内瓦的所得远远赶不上他的军队从土崩瓦解的法国殖民者那里赢来的战果。瓦赫特尔认为，将越南“暂时”划分为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有助于化解拥核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但是冷战阵营划分并不能解释越南农民对于胡志明或者说“胡伯伯”的忠诚。甚至就连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约翰逊总统在军事问题上的坚定支持者——也刚刚在全国电视上承认胡志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因为他将在越南全境的公平选举当中获胜。因此瓦赫特尔认为胡志明在南越境内的支持者也应该被纳入谈判，以此保护美国的利益。他问道：“为什么您不能和越共谈一谈？”

戈德堡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支支吾吾。他回答说：“我们没说过不和他们谈，但我们也没说过我们会谈。” 这次会面持续了七十分钟，然后戈德堡暂且告退，将精力转向了克什米尔危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队正在当地发生冲突。临走之前他摆出一副积极姿态，感谢金在共同的民权事业当中的领导作用，表示对他自己的对话能力充满信心。在听取了顾问们的激烈辩论之后，金决定向等在外面的联合国记者团开诚布公。他概述了自己提出的“不可想象的”建议，既暂停轰炸，与越共会谈，以及让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简而言之，”他告诉记者们，“我的请求是我们要通过谈判解决这场非常困难、痛苦且可怕的冲突。”

这番话引起了地震一般的反应，并且当场就显露了迹象。戈德堡马上冲出克什米尔会议室，面向同一位电视记者发表了讲话：“我们不会被强迫离开南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觊觎那里的任何基地。我们不打算谋求任何领土。”他还表示有关方面已经收到了金的解决想法，但是并未进一步作出回应。接下来不出几个小时，金就听说有好几位民权同事斥责他不该危险地“干涉”外交事务，然后参议员托马斯.多德（Thomas Dodd）也在华盛顿才用类似的措辞谴责金“无理取闹，与绥靖主义势力结盟”。多德不仅怒火中烧，而且迫不及待。由于参议院在周五下午已经休会，他等不到周一在会场上发言就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多德首先为自己披上了种族平权斗士的衣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南方打民权官司的时候，金博士还是个孩子”*——然后又表示金关于越南问题的提议“将使我今后无法以同样的尊重看待马丁.路德.金博士”，这让他感到格外悲伤。他还指控金“完全没有能力谈论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金博士自作主张地破坏了总统的政策，这样做是彻头彻尾的傲慢。”

*【多德在法律界更加著名的事迹是参与了纽伦堡审判的控方团队，并且指控赫尔曼.戈林命令雷纳德.海因里希发动了大屠杀。】

9月12日星期天，金召开了一次紧急电话会议。“我想请你们所有这些杰出的美国智者传授一点高见，”他故作轻松地调侃道。

“拍马屁对你没好处，”斯坦利.利维森挖苦了他一句。电话线上有五六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顾问，无一例外全都遭到了窃听，利维森自然不能免俗。

金立即承认他没想到自己释放的信号居然会引发如此激烈的政治痉挛：“我相信是林登.约翰逊让多德这么说的。”金开始痛苦地重新审视自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与总统的直接谈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曾经一厢情愿地希望约翰逊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私人苦恼意味着总统对于和谈的想法抱有开放态度，但是这种希望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来自约翰逊的旁敲侧击，将金当成了越南战争的公开反对者。在如今的金看来，两天前的联合国会谈无非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陷阱，为得就是让他自行暴露他在越南问题上的异议。另一方面，金又认为戈德堡并不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保持政治忠诚的最佳信使，相比之下多德才是更加精明有效的人选。金意识到，许多人可能都会认为多德的声明很合理并且“认为马丁这次确实走得太远了。就连一部分黑人都会这样说。”然而金却在多德身上看到了参议院当中“联邦调查局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人恢复了通过人身攻击执法的秘密威胁。当初金获得诺贝尔奖之前，J.埃德加.胡佛痛骂他是“臭名昭著的骗子”，眼下金再度讨论了联邦调查局自行其是的可能性，但是这一次他同时还感觉到了来自白宫的政治策划。

“我真的没有力气一边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另一边还要继续民权斗争，”金告诉顾问们。联邦调查局迅速将他的表态汇报给了白宫。金表示如果他的带头异议能够产生效果，他将继续“做一个少数派”，但他认为交战各方——包括胡志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都不会对他的谈判呼吁作出积极回应，“所以我必须设法优雅地抽身而退。”

群情激奋的员工们随即开展了为金的立场辩护的宣传活动。哈利.瓦赫特尔早已安排了与《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午餐。安德鲁.杨认为可以劝说不少参议员与著名宗教人士——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撰写文章支持金。贝亚德.拉斯廷报告说，包括非学委的鲍勃.摩西在内的众多运动领袖全都支持金的立场。工会领导人克利夫兰.罗宾逊（Cleveland Robinson）报告说，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杨告诉《纽约客》杂志，他“不会像马丁那样假装自己好似上帝”，因此并不乐意质疑约翰逊总统的决策。罗宾逊认为：“我毫不怀疑他被政府戳了几下。”他恳求金允许他与惠特尼.杨以及其他人当面对质，因为他们散布了关于金的动机的“恶毒”暗示。金警告说，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最多可能会捍卫他的言论自由，断然不可能认同他关于越南或中国的想法。此外对于新闻学很有研究的金还警告各位顾问，战争批评本质上是个人行为。换句话说，身为民权领袖的金是全体黑人的代表，身为反战少数派的金却仅仅只是个孤家寡人。这一点有可能引发主流媒体面对黑人时的潜在傲慢：“一旦新闻界对你采取负面立场，再想让他们支持你就不容易了。”他还预言，以他本人的人格来为他的反战立场辩护“不会有多少用处”。

顾问们一致认为，越南谈判应该由金的代理人而不是他本人出面推动。没有参加戈德堡会面的斯坦利.利维森和克拉伦斯.琼斯私下里批评瓦赫特尔和拉斯廷不该让金在会谈末尾建议美国承认中共政府。这项建议在实际层面上确实很合理，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却相当“疯狂”，并且在头条新闻当中完全取代了越南议题——“金博士希望赤色中国加入联合国”——幸运的是，金的这一理念此时仍然被限制在报纸背版，否则影响必然更加恶劣。在电话会议上，利维森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主张卡死宣传，从而减少金在越南问题上的曝光率。接下来金首先在《时代周刊》董事会面前采用了利维森的策略。他拒绝解释、修改或者撤销他的提议，面对质疑也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木然表示他已经发表了对于越南问题的全部看法，接下来将会回到民权领域。

戈德堡会面在未来几周都成为了金的心病。“我应该在这次演讲当中表示我们在越南犯下了多大错误吗？”他在一条被窃听的电话线上询问利维森。“我认为应当有人指出我们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该不该是我。” 利维森提醒他，这一决策是集体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马丁，我们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金表示同意。10月5日，一份措辞含混的公开声明悄悄撤销了他向包括胡志明在内的世界主要领导人发送和平信函的承诺。金郑重声明，“与越南局势有关的某些因素”——包括联合国为了安抚克什米尔交战国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表明这一次我不再有必要采取我所决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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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又有两场迅捷的风暴为约翰逊政府与民权阵营之间的政治联盟蒙上了阴影，金则在无意当中将强度较弱的那场风暴推迟了六天。副总统汉弗莱在最后一刻向他发来了一份晚宴邀请，金则表示自己最近无暇赴宴，至少也要等到他能抽空赶赴华盛顿的最近一个时间窗口。（基于窃听录音，联邦调查局官员认为这次关于交际日程的交流其实是金抛出的“闭门羹”，用调查局的惯用话术来表示就是“他针对政府高级官员采取高压态度的又一个例子”。）在这六天里，金首先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附近的圣海伦娜岛，参加了在贵格会潘恩中心举行的为期一周的领导大会员工务虚会，巩固了对于非暴力的基本承诺。曾经帮助纳什维尔学生筹备静坐示威的甘地主义巡回指导员詹姆斯.劳森牧师主持了大型跨种族研讨会。民权斗争眼下正处于吊诡的历史时刻，一面是应接不暇的胜利，另一面是原始凶残的威胁；一部又一部民权法律已经得到通过，与此同时例如乔纳森.丹尼尔斯和乔治.梅特卡夫这样的民权倡导者仍然还在惨遭毒手。当前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引发了参会人员的激烈辩论。非暴力原则对于疲惫厌战的民权实践者而言究竟具有哪些局限性？民权斗争的目标即将进一步涵盖北方城市以及外国战争，非暴力原则对于这些新目标来说又有什么局限性？金与参会人员坐在折叠椅上围成一圈唱歌，一方面沉浸在会场气氛当中，但是同时又忍不住告诉别人，他在疲累的时候真心希望能主持一座与民权运动毫不相关的教堂。

汉弗莱副总统的晚宴在9月21日星期二举行，主要民权团体的负责人登上了他的哈尼.菲茨号游艇参加晚餐巡游。黑人周刊《黑玉》宣称：“历史上第一次”，种族融合的领导层有机会“沾一沾行政权力的光彩并且与之交换意见”。杂志记者后来查到了晚宴的菜单，菜品包括烤牛肉，“上面搭配着桃子酥饼”。游船将会沿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抵达华盛顿总统的老家弗农山庄然后折返。巡游刚开始的时候船上乘员的拘谨礼仪倒也颇为符合巡游路线的爱国主义主题。金和惠特尼.杨掩饰了二人在越南问题上针锋相对的紧张关系。安德鲁.杨谨慎地询问副总统，戈德堡会议是否败坏了金在约翰逊眼中的形象，汉弗莱向他保证绝无此事。用餐过后，乘员们开始了正式讨论。汉弗莱概述了目前摆在合作伙伴们面前的历史任务，宗种委主任弗洛伊德.麦基西克（Floyd McKissick）则抱怨大型民权法律的执行缓慢。接下来的辩论题目围绕着对于现状的看法展开。新增联邦登记选民如今达到了四万三千人，有些人认为这个数字表明民权工作进展神速，也有人认为这点变化微不足道，仅仅局限在十几个县的范围内；在南方和边境各州的几千个学区中，现在只剩下一百个学区尚未提交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有人认为这是原则性的突破，因为地方官员主动放弃了种族隔离，也有人认为这仅仅只是种族隔离地方当局为了暂避锋芒而采取的伪装，迄今为止能够勇敢面对“自由选择”式种族融合的学生仅仅只是极少数。

麦基斯克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抨击其他人的分析全都不切实际。这段演讲的主题是他得知自己的女儿在最近一次示威当中遭到殴打的经过。麦基斯克本人刚刚离开博加鲁萨的某座监狱，他指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民权工作者遭到袭击时依然只会被动观察，并没有多少改变。汉弗莱的助手威利.布兰顿（Wiley Branton）反驳称，这都怪民权团体仍在采用吹嘘进步的新闻稿来削弱人们对于迫切需求的认识，对此协进会的约翰.莫塞尔（John Morsell）激烈地表示反对，他的同事们则意识到两人之间存在着长期宿怨。布朗顿之前担任过亚特兰大选民教育项目的基金会主任，当时他曾经私下指责莫塞尔的协进会夸大了选民登记数字，从而提高协进会在可用资金当中的分配份额。接下来白宫的少数族裔政治专家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进一步激怒了他的民权同僚，他要求他们不仅要为政府提供解决方案，还要应对外部的要求。不久前莫伊尼汉关于破碎黑人家庭的报告轰动一时，许多机构都受到了影响。马丁表示这些机构急切地想要知道民权领袖对此提出了什么措施。这个话题愈发加剧了争论的激烈程度，有人斥责莫伊尼汉报告是在转移视线，也有人坚称报告只是挑明了丑陋的事实。

华盛顿著名的协进会说客克拉伦斯.米切尔愤怒地站起来，手指布朗顿斥责道：“你也是有色人种，你应该在工作当中代表我们，而不是反对我们。” 布兰顿反唇相讥称米切尔今后休想继续虚报协进会的实际业绩从而蒙骗政府官员。其他旁观者也纷纷因为这场贴近政府的角色转换而相互指责起来。布兰顿虽说有黑人血统，但是肤色很浅，所以米切尔骂他忘本；而米切尔平日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国会为协进会表功，所以布兰顿骂他吹牛——两人都骂到了彼此的痛处。一位匿名参与者声称他们吵得不可开交，“叛徒”一词不绝于耳，“几乎要掀翻游船”。

第二天，约翰逊总统将汉弗莱叫到白宫，迫使他签署了一份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备忘录，其中以汉弗莱自己的口吻建议他应当被免除民权事务方面的职务，就此剥夺了副总统在平等权利方面的协调责任。从白宫回来的汉弗莱一头雾水并且大为震惊。威利.布朗顿勉强接受了承接相关工作的调动，为的是避免汉弗莱公开辞职造成的尴尬局面。记者们很快就对这次政变的效用提出了质疑，当事人与学者们则对政变的动机大惑不解。有人认为汉弗莱的降职损害了民权，也有人认为白宫企图提升民权工作的重要性，使其今后免于与缺乏权力的副总统办公室多做纠缠，特别是由于约翰逊认为汉弗莱能力不济。还有人诊断说，这只是再次体现了约翰逊玩弄权术的残酷嗜好。民权领袖们一开始都忍不住往最坏处去想，后来发现有证据表明总统此举已经计划了几个礼拜，这才略微安下心来。眼看着白人政治顶点的领导层也难免撕扯纠结乱作一团，民权领袖们多少感到了些许安慰。与此同时，他们身为少数族裔的情绪也不安地转移到了一个更大的鱼缸里。除了约翰.莫塞尔和克拉伦斯.米切尔之外，汉弗莱晚宴的全体客人们都签署了一封十月休战信，寄给《黑玉》杂志的出版商。鉴于当时只有《黑玉》书面报道了这次巡游晚宴，休战信的作用就是尽量避免晚宴上的不体面细节泄露出去。金与惠特尼.杨尤其小心翼翼地否认了“游艇上到处都在讨论越南问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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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的一则新闻泄露导致了更大的麻烦。《芝加哥论坛报》在这一天高兴地宣布，芝加哥获得了“绿灯放行”，可以领取根据最新《中小学教育法》分配的第一批联邦资金，共计3100万美元，将会补充全市学校预算的近10%。这则新闻首先在华盛顿引发了恐慌，因为教育部官员们很清楚芝加哥甚至还没有提交资金申请。他们担心这次过早宣布是威利斯督学的伎俩，企图不顾法律规定也要得到这笔钱。已经在民间流传的文件准确地表明，威利斯已经指定了200万美元用于购买更多的威利斯大客车，即主要用于少数族裔学生的移动教室。这笔钱一旦到位，华盛顿必将因为补贴了事实种族隔离的最有争议象征而陷入丑闻。为了防止地方当局顺水推舟，教育专员弗朗西斯.科佩尔立刻于9月30日通知威利斯与伊利诺伊州的总督学，关于芝加哥拨款的决定将被推迟，直到教育部审查过了他们提交的种族融合计划之后再说。科佩尔在通知当中并没有提到关于威利斯打算把钱花在两个富裕学区的报道，尽管这一做法确实违反了教育法。不过他引用了艾尔.拉比与芝加哥民权阵营在七月提出的关于“芝加哥学校系统当中违反《民权法案》第六章的歧视行为”的未决投诉。显然，科佩尔正在寻求一个站得住脚的解决方案，从而解决这两部新法律之下的责任。他催促威利斯安排会议“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威利斯非但没有妥协，反而变本加厉地更进了一步。他在10月2日召集记者，披露了来自科佩尔的“专制、骇人且充满威胁的”通知，并且声称这是审判之前的非法惩罚，还希望科佩尔的信“可以提醒公众注意来自联邦教育办公室的任性与专制之举”，而政治闪电事实上也确实在闪。芝加哥众议员罗曼.普西斯基（Roman Pucinski）不出几小时就宣布，如果像科佩尔这样“任意独裁”的滥用职权行为能够成立，那么他领导的教育小组委员会将永远不会再向任何其他教育拨款项目批准“哪怕一分钱”。10月3日，在纽约的一个喜庆场合，戴利市长把林登.约翰逊拉到私密之处疯狂咆哮了一通，痛斥联邦政府不该侮辱芝加哥。事后的员工简报拼命向约翰逊保证，教育办公室与戴利之间没有争执，戴利也“从来都不喜欢威利斯”，但是憋了一肚子气的总统依然认定自己的下属千不该万不该捅出这么大的篓子，将戴利与他本人一齐推进相互纠缠的公开窘境，而且事先不用说向他请示，就连通报都没跟他说一声。到了10月4日下午，约翰逊的特使在芝加哥达成协议，“恢复”了3100万美元的教育拨款，同时将芝加哥民权阵营关于实际种族隔离问题的未决投诉从华盛顿转交给当地学校董事会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不出所料*。普西斯基欢呼胜利，科佩尔则被打入了冷宫。“我当时毫无希望，”事后他坦言道。“我很快就被取代了。”

*【1965年12月，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在私下里吐槽芝加哥学校董事会的第一次自我研究：“这份报告——用最客气的话来说——水平太低。”1967年1月董事会又做出了第二次尝试，这次的报告勉强承认，不少芝加哥学校的政策都无法通过“不包括种族的因素”来解释。此时科佩尔的继任者哈罗德-豪二世（Harold Howe II）公开表示，北方学校的实际种族隔离现象“超出了《民权法案》的明确管辖范围”。】

艾尔.拉比在这几天里的心情从欣喜若狂坠落到了彻底绝望。一开始他还称赞科佩尔的推迟拨款通知（“我感觉很好”）是朝着创建“一个将使全体芝加哥人感到自豪的学校系统”迈出的奇迹般的第一步，没想到仅仅三天过后自己就要谴责“赤裸政治权力的无耻展示”抢先消解了联邦政府制约芝加哥当局的手段。10月8日，他冷静地与金一起参加了由二百名活动家参加的扩大会议，为新一年的芝加哥运动制定战略。拉比同意将斗争目标扩大到贫困学校之外，包括工作稀缺、住房简陋以及家庭困境。詹姆斯.贝弗尔抨击了受害者也要为自身处境的停滞不前承担共谋责任：“如果黑人不能在十五个月内打破一个贫民窟，他们将会永远无法脱身。” C.T.维维安劝告芝加哥的运动组织者们广泛传播经受过纪律与牺牲的净化的斗争方法：“非暴力是应对社会变革的唯一光荣方式。因为如果我们是错误的，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而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将会更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在金看来，芝加哥民权运动的主要障碍体现在两个人身上，分别是戴利市长与J.H.杰克逊牧师。前者控制着一台在黑人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庞大政治机器，后者身为树大根深的守旧派教士自从1961年就将身为民权新秀的金赶出了黑人浸信会的主导组织。金重申了非暴力原则的心理承诺：“我不认为戴利市长是敌人。”如同塞尔玛运动之前一年那样，他再次通过类比《圣经》当中的无畏探子来宣扬希望，这些探子曾经发现强大势力阻挡了通往迦南的道路，但是却并未因此而气馁。他喊道：“这里有巨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拥有自由的土地。”

到了十一月，与领导大会兵合一处的芝加哥民权阵营将会发起数百次社区集会与持续的研讨会，还会组织十五个类别的外联讨论组，其中包括西班牙裔讨论组、帮派成员讨论组乃至“郊区主妇”讨论组。贝弗尔每天都会露面几次，穿着灯芯绒西装，剃着光头，带着标志性的犹太教圆顶小帽，胳膊下面夹着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针对各种宏大主题——例如贫民窟的本质与组织方式——进行激烈的演讲。根据警方监视人员不甘不愿的汇报，这些演讲甚至赢得了现场白人商业领袖的掌声。有人怀疑运动策略能否在北方城市发挥作用，金正面回应了这些消极看法。他认为批评者高估了黑人仇恨或者分离主义的力量；要想发起一场持续有效的运动，而不是——就像至今仍然还在贬低南方民权运动的批评者们所声称的那样——通过暴动或者其他方式制造噪音，远比想象当中更加困难。金告诉北方的活动者们：“在南方，我们经受过难以置信的嘲弄、嘲笑与辱骂。一百个政治评论家恨不得把非暴力运动早早送进坟墓。”

到了十二月，运动组织者与志愿者共同组成的混合网络内部将会显现紧张关系。有些芝加哥本地运动参与者认为金的员工们看轻了他们多年来对于当地学校状况的调查工作。另一些人认为金和他的副手们口才确实不俗，但是缺乏具体目标。安德鲁.杨援引伯明翰和塞尔玛的历史经验，劝告人们对于动荡的社会实验保持耐心，他认为随着芝加哥民权运动在冬天不断蓄力，来年春天这座城市必然会迎来一轮动荡：“当草地变绿时，我们必须将人马送上街头。”金承诺北方民权运动将会呈现“新的亮点”，但他并没有宣传一个明显的疏漏。鉴于芝加哥运动赢得全国支持的前景受到越南战争的威胁——姑且不考虑约翰逊总统与戴利市长之间的私人关系完全有可能提前截断这一前景——金决定改换策略，将芝加哥运动构建成为一场针对本地决策的地方化斗争。因此他没有像从前那样敲响号召全国的战鼓，没有呼吁全国各地的人民“挺身奋起，活出开国信条的真正含义”。自从投身民权事业以来，金一直走的是当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基于宪法论证反对奴隶制的传统路线。在芝加哥的种族正义运动当中，金却并不打算追求全体美国公民对于芝加哥当地局势的决定性干预。对于他来说这还是头一回。

沃茨危机令全国上下都大为震惊，各方面都不得不随机应变。白宫助理们在周六晚些时候分享了公告，表示州长帕特.布朗在离开希腊群岛时已经知道了许多起火灾和一起死亡事件。李.怀特说：“当他下飞机时，我们告诉他死亡人数已达十七人。好家伙，这一句话就把他吓醒了。”杰克.瓦伦蒂插话指出，几分钟后这个数字又进一步上升到了十八人，受伤人数也从558人向上攀升。乔.卡里法诺说，他在五角大楼的前同事们几乎群龙无首，因为以赛勒斯.万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级副手事先都选择在八月休假。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与司法部长卡岑巴赫都跑到了玛莎葡萄园岛隐居，根本联系不上（“我们就该炸掉那个该死的岛，“约翰逊总统咆哮道）。就连演讲稿写手理查德.古德温此刻也正在出海航行，无法为总统起草关于危机的声明。作为约翰逊白宫团队的新人，资历尚浅的卡利法诺一开始只能在地下室办公。这次他趁机征用了一间条件更好的办公室，然后在一艘渔船上找到了前任弗州州长勒罗伊.柯林斯，将他紧急派往沃茨地区。当地的骚乱宵禁迫使《洛杉矶时报》的发行人奥蒂斯.钱德勒（Otis Chandler）推迟了报社在达拉斯牛仔队和洛杉矶公羊队之间举办的慈善橄榄球赛。钱德勒手下最新招募的记者打出了“罗伯特.理查德森，24岁，黑人”的署名，并且以一篇标题为“嗜血暴徒尖叫‘抓住白鬼’”的报道登上了头版。随后的周日，暴乱产生了即时的文化标志：“纵火者将当地付之一炬并且高呼‘烧吧，宝贝，烧吧！’”星期六的头版社论谴责了“过分宽松措施”的失败。周日的报纸哀悼“我们历史上最丑陋的四天”——这一天死亡人数达到了三十五人的最高点——并且呼吁所有人祈祷“永远不再重蹈覆辙”。

在全国范围内，越南的战况与沃茨的消息遥相呼应；披头士乐队在纽约的希亚体育场表演了他们新专辑《救命！》中的热门曲目，打破了流行音乐会的上座率记录；金放弃了波多黎各的休假之旅，但是在这个星期天也没去别的地方，而是滞留在了迈阿密。贝亚德.拉斯廷敦促他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访问洛杉矶，以免落得里外不是人。如果他帮助平息暴乱，他将会被扣上汤姆大叔的帽子；如果暴乱再次爆发，他将会被贴上无能失败甚至更糟糕的标签。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金自然心知肚明，但是他依然忍不住因为回避困局而谴责自己。他告诉洛杉矶的同工们：“我想我应该去一下现场，”但他们却含糊其辞。洛杉矶的教士们在七月份作为东道主接待改道前来的金时，也预想过接下来他们的城市可能遭遇种族创伤，但是眼下骚乱的严重程度却超出了他们的一切预计。而且他们的盟友布朗州长也正在游说，不想让金在这时候步入加州。于是金暂且忍耐了下来。可是接下来他又看到了一条新闻，说是金素来仰慕的福音派布道人葛培理刚刚访问了洛杉矶，约蒂市长与葛培理一起乘坐直升机飞过了沃茨区上空视察情况，而且葛培理还宣布他认为骚乱是“阴险邪恶的力量……最终目的在于推翻美国政府”的“带妆彩排”。这一下金终于忍不住了，拿起电话再次打给了领导大会洛杉矶分会的负责人托马斯.基尔戈牧师（Thomas Kilgore）。“汤姆，”金说，“如果葛培理可以乘坐直升机在当地人头上飞过，为什么我就不能到现场去跟那些年轻人谈一谈呢？”

金劝说贝亚德.拉斯廷于8月17日星期二下午在洛杉矶与他会面。这次会面对拉斯廷来说很尴尬，因为他曾经在1953年因为“变态行径”的罪名而在洛杉矶被捕，致使他与他在和平主义工作领域的雇主、慈父一般的A.J.穆斯特决裂。此外他与基尔戈牧师也有过节，因为此人曾在1960年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针对他发动政治威胁的时候担任过传话人，当时金只得驱逐了拉斯廷，以免敌人们公开指责他与同性恋者打交道。现在基尔戈领导了接待委员会，其中包括当地协进会主席诺曼.休斯顿（Norman Houston）以及第一AME教会的牧师H.H.布鲁金斯（H.H.Brookins）——此人领导的教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会众全都是中产阶级。金在机场门口向记者发表了简短声明，拉斯廷也在此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金对于暴力表示遗憾，并且承诺将会主持礼拜并且倾听当事人的呼声。有记者问他如何评论布朗州长指控他的访问“不合时宜”，金对此避而不谈。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他被匆匆带往了一个未公开的地点。”星期二晚上，金与加州人都在相互指责的荼毒氛围当中思考着各种选择。

在上届州长提名中输给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共和党人杰克.谢尔（Jack Shell）宣布沃茨暴乱带有“惊人的政治含义”，有利于他在1966年竞选当中推翻布朗州长。布朗在周二撤回了大部分防暴部队，宣称沃茨地区已经恢复了正常状态。“我不知道州长在做什么，”民主党竞选对手约蒂市长呵斥道。他谴责任何将暴乱归咎于洛杉矶市政当局的主张都是“弥天大谎”。帕克局长对于市长也颇有微词：“他太关注处理新闻关系了。”一开始帕克声称自己听信了黑人领袖的主意才决定将警力从骚乱区撤出两天，然后又声称自己从来都没有关心过黑人领袖的意见，最后干脆直接宣布胜利：“我们在上，他们在下，局面由我们掌控。”他宣称只有对于警察的恐惧才能保证骚乱地区的秩序。帕克驳斥了那些认为他的分析带有种族色彩的批评者，但他确实在事后诊断当中将骚乱的根源归结于黑人当中的伊斯兰教派。根据警方的情报报告，他指责“黑人穆斯林”将起初的一点混乱火花煽动成为了全面叛乱。

周二晚上，公羊队与牛仔队终于举行了遭到推迟的比赛。自从职业美式橄榄球诞生以来，到现场看球的洛杉矶观众还从来没有这么少过，巨大的球场里空座率达到了三分之二。宵禁解除后，伊斯兰国度的成员们重新聚集在了位于沃茨以西的南百老汇大街上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第27号圣殿。午夜过后不久，百余名警察包围了圣殿周四周，并且向该建筑发射了一千多发子弹，用霰弹枪近距离打碎了每一扇窗户，并且劈开了屋门。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最后警方发动协同攻势冲进圣殿内部，导致室内三处起火，“十九个人躺在血迹斑斑的地板上”，其中九人被飞溅的碎玻璃划伤。 警方以阴谋在自己的建筑内部纵火以及谋杀警官的罪名逮捕了这十九人，然后又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了另外四十名穆斯林，因为他们接到了“保卫圣殿”的召唤。事后便衣警察带着一名值得信赖的记者穿过毁坏的礼堂，进入一间小厨房。记者看到“桌子被砸碎，餐具扔了一地，鸡蛋摔成一滩，橱柜门的铰链被强行扯断，显然警方刚刚在这里搜寻了穆斯林枪手及其武器”。在户外，警察将催泪弹扔进了排水沟，因为他们认定携带枪支或者暴乱计划的嫌疑人就躲在排水沟里。但是这最后一次搜索依然徒劳无功。清真寺领袖则站在远处质问媒体，要求他们查明“警方出于自卫才开枪”的官方口径是否属实：“你们在街道的这一侧看到任何子弹痕迹了吗？”

记者们就像身在战区一样发送出了一篇篇特别报道。《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称洛杉矶警察“冲进了黑人种族极端分子的坚固庙宇”，《洛杉矶时报》称这次突袭是针对禁忌空间的”粉碎性攻击”。《时代周刊》宣称“狂热的黑人穆斯林从未允许白人进入他们的清真寺”，这篇报道忘记了1962年在同一座清真寺还发生过更暴力的警民冲突，而且在洛杉矶很少有黑人会忘记那场致命的事件，因为事后马尔科姆.X曾在著名的基督教教堂用激动人心的演说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当时马尔科姆主张帕克局长的武力是针对一切阶级的黑人、墨西哥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日常压迫，无论被压迫者究竟干了什么。甚至就连协进会主席罗伊.威尔金斯也一度与马尔科姆达成过共识，一致反对好莱坞阴影下艰难的种族隔离现实，尽管他一直坚定地谴责马尔科姆主张的种族分离主义。（洛杉矶警察局最近废除了禁止少数黑人警员——在1965年他们的级别全部低于警长——与白人搭档一起乘车的正式规定；加州公路巡逻队声称三千名警官中有三名黑人。） 在1963年的公开审判当中，马尔科姆的表现迷住了洛杉矶的黑人。他约束了穆斯林不要发动他本人承诺过的报复，同时又秘密地开始了他与伊斯兰国度创始人与领导人以利亚.穆罕默德的世俗化教义的宿命决裂。

三位在1962年搜捕当中入狱的黑人穆斯林在获释之后再一次在第27号清真寺遭到逮捕*，就好比上次被捕不过是小型预演那样。这次他们的被捕时间仅仅比马丁.路德.金从东区到达沃茨区晚了几个小时。周三这天，金来到满眼黑焦的沃茨区中心地带，推开了挤满此地的威斯敏斯特邻里协会的人群，爬上一座小平台，拉斯廷紧跟在他身后。平台不高，只能让金比听众们高出一个头，伸手就能碰到他们的下巴。一个人喊道：“赶紧滚蛋吧金博士！我们不想要你。”立刻有一位女人冲着他喊道：“你才快滚吧，神经病！”

*【特洛伊.X/奥古斯汀（Troy X/Augustine），克拉伦斯.X/金格尔斯（Clarence X /Jingles）以及罗伯特.X/罗杰斯（Robert X/Rogers）分别在1962年与1965年被捕。导致罗伯特.X被捕的警民冲突事件发生于1962年4月27日，金三部曲之二《高天火柱》第一章对此有详细描写。在这次冲突当中罗伯特.X身中四枪。控方最终撤销了对于这三位被告的指控。另有十一人于1963年被判有罪，在沃茨骚乱期间身处狱中。】

拉斯廷恳求众人听取金的意见，金几次试图开口：“美国各地的黑人必须携起手来……”

“烧他丫的！”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喊道。

“……并以创造性的方式携手合作，”金坚持说完了这句话。

一位年轻妇女喊道，“帕克和约蒂”应该亲自过来“看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另一个人叫道：“到时候就属他们烧得最狠！”第三个人嘲笑说，大人物永远不敢开着装有空调的凯迪拉克来到沃茨区，唯恐开进去就开不出来。

金承诺将“尽我所能”劝说警察局长和市长与居民交谈。他微笑着说：“我知道你们会对他们以礼相待。”这句话引来了一片笑声。他询问了当地的生活条件、警民关系以及骚乱细节，然后大声宣称他坚信非暴力原则。“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点，”金说。“我希望你们对我开诚布公。”

“当然，我们也喜欢非暴力，”一个人叫道，“但是我们在洛杉矶可没学过左脸挨打再把右脸让过去。”他谴责当地的黑人领袖都是缩头乌龟：“他们又在出卖我们，而我们已经厌倦了被当作奴隶卖来卖去！”

在欢呼声和交头接耳声中，另一个人的声音占了上风。“我们只想要工作，”他喊道。“只要有工作，我们就不给别人找麻烦。如果没有工作，我们就拆了洛杉矶，我把话放在这儿了。”

金在台下喧嚣平息后继续说道：“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在根本上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同舟共济，俱荣俱损。我们在南方没有自由，你们在北方的城市也没有自由。"

这一次他没有理会别人的打断。《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观察到，“当金博士开始充满感情地讲话时，人群安静了下来。”黑人周刊《黑玉》的一名记者也记录到：“嘲笑声已经停止，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了愤世嫉俗之辈的声音。”金宣讲了民权运动的痛苦目的，也就是在仇恨之上建立自由：“不要忘记，当我们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进军时，死去的是一个白人妇女。”他列举了加入黑人烈士行列的白人烈士名单，提醒听众们詹姆斯.里布在塞尔玛跟随了吉米.李.杰克逊的殉难脚步，在此之前还有施维尔纳、古德曼与詹姆斯.钱尼在梅德加.埃弗斯被枪杀的第二年就在密西西比州一起遭受了私刑处决。“以利亚.穆罕默德是我的兄弟，尽管我们的方法不同，”金在一阵雷鸣般的惊讶声当中喊道。他的演说将希望建立在无边的救赎之上：“将会有一个更光明的明天，”他高呼道。“白人和黑人一起，我们必胜。”

离开沃茨之后，金又去拜见了布朗州长，当时州长正忙着组建一个仿效沃伦委员会的暴乱调查委员会。两人联合举行了一场气氛冷静但是措辞模糊的新闻发布会。之后金在一封个人电报中坦诚地向布朗州长抱怨道：“我很抱歉您仅仅把我看作示威者当中的一员。”然而接下来金又在8月19日星期四与约蒂市长和帕克局长举行了秘密会议，这才发现州长的态度其实还算不错。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之后，显然深受打击的金出现在记者面前，说了几句“深入坦率的讨论”之类的套话，并且承认市政当局“不同意我们说的大多数事情”。记者请他举几个例子，金表示市政当局拒绝让他探访林肯高地监狱的骚乱被捕人员，而且还不肯承认骚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或者警方作风粗暴。金表示，由于几乎所有当地黑人都要求帕克辞职，他曾建议设立一个独立审查委员会，从而”大大缓解”针对特定警方粗暴行为的具体指控。这样的委员会将会囊括更多的人们来评判警方的作为，以免那些可能偏向于自家部下的警官们搞一言堂。

约蒂市长听到了媒体交流的最后一段话。他站出来宣布金的访问”是对洛杉矶人民和国家的巨大伤害”。他指责说，在暴乱之后质疑警察是为“无法无天的行为辩护”，而且金“不应该来这里”。至于有报道说在总统发动的新扶贫战争当中他治下的洛杉矶是唯一一个既没有接受也没有努力寻求联邦资金的大城市，约蒂把责任推给了华盛顿的“朝令夕改”，并且认为“这当然难免会煽动贫困地区的人们”。他还不出所料地拒绝了任何关于帕克局长应该被开除或甚至应该允许他主动辞职的想法：“种族关系将会陷入低谷，因为白人社区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记者们抓住了约蒂话里话外溢出的侮辱——“金在暴风雨般的会议后被约蒂攻击”——并且引用了双方确认的委婉说法。约蒂的助手表示双方的交流“远非友好”，拉斯廷也告诉记者金忍受了“粗鲁”的语言但没有发脾气。后来拉斯廷记录到，尽管他和金在南方积累了与种族隔离官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但是这次会议依然让他们“完全茫然无措”，因为帕克和约蒂坚定否认在洛杉矶任何地方存在种族偏见。拉斯廷写道，当他提出当地大多数人投票废除了加州的公平住房法时，帕克和约蒂坚持认为第14号提案是对于房地产交易当中个人选择的肯定，这一肯定与种族因素无关。

金在公开场合将满腹怨气提炼成为了若干层次的忏悔：“我们——包括我自己——作为黑人领袖却未能将民权运动带到人民群众中去。”另一方面，他还认为自己在洛杉矶没能找到“任何政治家或者创造性的领导”，并且承诺将会直接向约翰逊总统提交他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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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这天，乔伊丝.贝利（Joyce Bailey）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九岁生日。在金走访沃茨的这一周，她一直呆在海尼维尔的牢房里。她的牢房正在变得越来越脏——脚边的马桶不仅堵塞不通而且还没盖子；她要求看守为她提供一杆拖把好让她清洁一下牢房，但是看守无视了她的呼声；唯一的净水来源是洗手池，而且还经常停水。她已经丢掉了在迪波西特堡睡衣厂的工作。她的父亲是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公司的一名相对独立的铁路工人，头几天他还会在探监时给她带来母亲烹饪的家常菜，后来看守就阻拦了一切探视人员，包括约翰.胡莱特派来的无畏祝福者以及塞尔玛民权阵营的医生。她的两位同监狱友不仅缺乏家庭同情的安慰，而且还祈祷家里人永远不会发现自己遭遇了什么。格洛丽亚.拉里知道她的继父肯定会暴跳如雷——他是一名美国空军，自从成为拉里的继父之后就一直在精心谋划自己的职业路线，多年来他的派驻地点从百慕大到旧金山，总之始终都远离黑人继女的南方老家，却没想到这个惹祸丫头这一回居然自投罗网。话又说回来，虽然拉里在继父眼中还是个惹祸丫头，时年二十四岁的她在青少年狱友眼里却是一位成熟长者，因此她在原始的折磨当中始终努力保持镇定，为狱友们做出表率。折磨不仅来自监狱方面的虐待，还来自其他狱友的痛苦，例如年龄最小的狱友鲁比.萨尔斯（Ruby Sales）就因为胃溃疡而疼得整天在床上蜷成一团，泪流不止，频繁尖叫。治安副官乔.杰克逊（Joe“Lux” Jackson）威胁称，如果她们继续制造噪音，就要让自己手下的黑人爪牙痛打她们，甚至还要对她们干出更糟糕的事情。她们不顾威胁，依然唱起了自由之歌，好让二楼的男性囚犯知道自己依然精神昂扬。

时年十七岁的萨尔斯虽然体质不太好，但是为人却很早熟。她设法说动了一位治安副官的黑人打手，让此人将她的笔记偷运到楼上交给丹尼尔斯，以此证明他还有一丝独立的人性。她平时经常拿着民权运动哲学调侃丹尼尔斯，尽管她仍然嘲笑他戴着神学院学生的假领子不肯摘下来。萨尔斯出身于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一户中产阶级黑人家庭，但是她性格叛逆，受不了中产阶级的虔诚作风，于是就从一名“高派”浸信会成员变成了怀疑论者，从学校里的首席拉拉队队长变成了囚犯。她的叛逆之路开始于塞尔玛游行期间，当时她参加了前往蒙哥马利的大学新生一日游，并且与她在塔斯基吉大学的教授一起在金曾经管理过的德克斯特大道教堂里呆了一整夜。萨尔斯的父母对于女儿期许极高，以至于在女儿的整个童年时期他们都把她送到哥伦布市最精英的第一非洲浸信会单独做礼拜，自己则满足地待在另一家层次较低的传教士教会。但是自从自家闺女投身民权运动之后，两口子只得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的掌上明珠抛弃了塔斯基吉大学的高跟鞋与丝袜，穿上了非学委的连体裤工作服。他们一辈子的穿衣打扮都在向上看齐，因此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故意穿上最贫穷、最脆弱的人们的衣装。他们指责女儿的年轻教授让.威利（Jean Wiley）是罪魁祸首——他也加入了非学委。萨尔斯曾经反对让丹尼尔斯加入朗德斯县的运动，倒不是因为丹尼尔斯是白人，而是因为她觉得布道人都是向人民兜售鸦片的伪善之徒，不可能与黑人佃农团结一致。但事实证明丹尼尔斯太有魅力也太熟谙宗教，以至于她无法在他面前保持冷漠。为了打消萨尔斯父母的顾虑，丹尼尔斯曾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一起开车来到哥伦布市，亲自出面来做老两口的思想工作，给她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告辞之前萨尔斯的父亲恳求他们两个一定要照顾好自家女儿。萨尔斯担心如果父亲知道自己在迪波西特堡被捕，很可能会将她从阿拉巴马州强行拉回家里。

除了胃疼之外，最让萨尔斯感到难受的尖锐疼痛来自于一张纸条：卡迈克尔与一位克里斯.怀利（Chris Wylie）在星期三——即入狱后的第五天——分别缴纳了保释金，打破了入狱人员共同进退抵抗不公正指控的约定。监狱里从此没有了卡迈克尔号召大家唱歌的呼声，再也听不见他高喊：“约翰，现在是祈祷时间！”以此促使年轻且虔诚的麦克曼斯主持礼拜。偷偷运进女囚牢的纸条声称卡迈克尔需要筹钱才先一步离开了监狱，但是女囚们并不相信这一主张。此前金在保释出狱时也采用过类似的理由，她们也都听到过针对这一理由的嘲笑，因此才不肯信服字条上的说法。更何况金的确为领导大会筹措了大部分预算，而名不见经传的卡迈克尔并没有多少化缘的能耐。女囚们心里暗暗怀疑非学委老兵会不会得到优先救援，后来确认了密西西比运动的威利.沃恩仍然呆在楼上牢房里之后才放下心来。萨尔斯为卡迈克尔的单独保释找了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理由。她在蒙哥马利第一次见到卡迈克尔的那个晚上亲眼目睹了卡迈克尔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当时贝弗尔与金曾经共事过的德克斯特教会受托人们拒绝让非学委凭借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为据点发动“第二战线”示威，金站在这些人一边为他们开脱，而萨尔斯则与卡迈克尔一起坚决地抱起双臂拒绝认同金的说辞。尽管他们对于金很有意见，但是当金发表关于民权运动的更宏伟目的的演说时，他们依然情不自禁地跺脚欢呼起来。萨尔斯还记得卡迈克尔对于他本人此后不久的抽搐性崩溃的无情描述。在她看来，卡迈克尔虽然看上去乐天开朗，但是内心里一定担心过去五年的民权斗争负担会在监狱环境的诱导下致使他当着敌人的面第二次崩溃。

监狱外面的反对压力也正在增加。此时非学委的金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基本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领导大会此前承诺要支援非学委五千美元，但是一直没有到位，现在非学委正在催要这笔钱。塞拉斯.诺曼和鲍勃.曼茨在办理保释手续时遇到了令人头痛的阻挠，很难找到愿意前往海尼维尔的律师。伯明翰的彼得.霍尔律师（Peter Hall）转而去了蒙哥马利并且提出动议，要求将迪波西特堡的案件转移到弗兰克.约翰逊法官的联邦法院。与此同时，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的要求，更大的法律危险伴随着一封咄咄逼人的意向书袭击了朗德斯县法院，明确指出司法部得到授权要针对“指称一名未成年儿童被学校董事会剥夺了法律平等保护的书面投诉”提起诉讼。虽然约翰.多尔在意向书当中误以为学监胡尔达.科尔曼是男性，但是这点小错无伤大雅。真正要命的是。他的详细申诉表明被拒绝转学的黑人学童已经从华盛顿获得了补救的希望。这封意向书进一步放大了阿拉巴马州当局对于世事变换的恐惧。吉姆.克拉克治安官早已发布了大规模通告，警告说司法部将会再一次“计划、鼓励、执行以及帮助 ”他所谓的“犯罪暗杀”，就像先前在塞尔玛周边干过的那样*。州骑警队的阿尔.林戈上校也在沃茨骚乱期间发布了一份全州公告：“本部门现在收到了某些可靠信息，即全国许多主要城市，特别是南部地区将发生暴乱”。林戈发布警报的日期是8月16日，正好也是多尔的告知书送交到“胡尔达.科尔曼先生 ”手中的日子。林戈敦促各地的治安官与警长们“开始着手组建相当规模的辅警、消防员以及治安副官的预备力量”。为了购买防暴装备，胡尔达.科尔曼的弟弟汤姆在8月20日星期五上午前往了蒙哥马利。

*【克拉克宣称：“策划这次行动的仇恨大师就藏在白宫。”】

“最亲爱的妈妈，”丹尼尔斯星期二在一张废纸上写道。他为手头这张几乎无法辨认的“奇特的生日贺卡”向母亲道歉（“这支该死的铅笔头大约只有一英寸又四分之一长”），并且告诉母亲自己自从上个从星期六就一直呆在监狱里：“这里的伙食很差，而且他们还不允许我们洗澡（好家伙！）。但是除此之外我们都很好，两三天之内应该就可以出狱并且回到工作岗位。你可以想象，下次我们一起品尝马提尼酒的时候我将会有一两个新故事要告诉你。”周三晚些时候，丹尼尔斯将这片废纸邮寄到了自己的家乡新罕布什尔州。这片废纸之所以能寄出去，多亏了几位陌生访客的帮助。这几人驾车来到朗德斯县，路上忍受了警方拦截和交通罚款，然后来到法院软磨硬泡地坚持要求取消禁止访客探视犯人的禁令。负责看押犯人的弗兰克.瑞尔斯治安官（Frank Ryals）虽然气得浑身颤抖，但是最终还是无奈地给予了他们探监许可。

得到探监许可之后，两位圣公会牧师走进了楼上牢房的一条腥臭走廊，发现犯人们正在进行绝食抗议。牢房地上散落着仍然没有动过的斑豆罐头、腌背膘以及发霉的玉米面包，饥饿的囚犯们拒绝食用，看守们也拒绝清理。此情此景令牧师们非常不安，接下来丹尼尔斯的精神状态更令他们感到困惑。此时身为囚犯的丹尼尔斯依然十分乐观，就像写给母亲的废纸生日贺卡体现的那样。现在卡迈克尔和韦利都离开了，只有丹尼尔斯一个人留在走廊尽头的牢房里虔诚祷告。两位牧师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勇气，无法判断他对于危险的漠不关心究竟出于故意还是天真。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Francis Walter）尤其因为丹尼尔斯的轻快情绪而感到不安。沃尔特是阿拉巴马州人，七月下旬曾同意在丹尼尔斯返回剑桥之后接替他在塞尔玛的传教工作。两位牧师代表圣公会文化种族团结协会前来保释丹尼尔斯，但是丹尼尔斯拒绝出狱，因为两人带来的保释金不足以解脱所有囚犯。

与丹尼尔斯隔着两间牢房的理查德.莫里斯罗同样拒绝出狱。此时他非常疲惫，以至于没有隔着铁栏杆站起来商议。他的牢房有两张架子床四个床位，但是却关押了八个人，包括他本人，吉米.罗杰斯，以及迪波西特堡的六位年轻表兄弟。八个人商量好了轮流在床上睡觉，没有轮到的人就站在牢房里硬撑着。六位年轻表兄弟花了很多精力重温他们之前去伯明翰观看灵歌明星詹姆斯.布朗演出的经历，那是他们离家最远的一次旅程。他们通过幻想重演了一开始就遭到扼杀的示威活动，猜测仅仅依靠精神征服就能回应他们所认识的白人仇恨狂热。这些谈话甚至吸引着两位探监牧师也参与了进来，建议下次可以改进战术，例如突然奇袭，事先预热，或者调动更多摄像机来传唤全国范围内的良知。正当他们聊得兴起之际，走廊中间牢房里的威利.沃恩突然爆发了出来：“牧师，你以前有没有站在纠察队里看着你的对手的脸？”他大喊道，“你有没有看着他们软化下来？” 如此激烈而又隐秘的欲求致使整个监区都安静了下来，仿佛沃恩正在不顾一切地想要从密西西比州找回一些纯粹的东西。

年轻的约翰.麦克曼斯是当地技校的一名焊工，他告诉莫里斯罗他曾渴望成为一名布道人。他分享了一首写在袖珍小本上的监狱诗歌：

昨晚我在梦境里看见

勇敢的人们为了权利而战。

这场战争多么激烈，

如同怒海翻腾一般的鲜血。

人们的嘶吼痛苦发狂，

为什么我们全都必须死亡？

人群当中一个白人大叫，

这帮黑鬼想把我们毁掉。

我宁肯被埋进我的墓地，

也不愿遭受折磨被人奴役。

他们来回传递这个笔记本，好让莫里斯罗能够记录他本人“身为凯里爱尔兰裔的奇思怪想”，其中大部分都是信马由缰的遐想。他写道：“我的观察似乎围绕着我旋转，我几乎感觉不到我交给这些朋友的东西，我只感觉到我得到了什么。一年前我还知道很多。”接下来还有一段：“星期五的早晨——在监狱待够了一周，上个星期六在迪波西特堡的一时英勇决定了接下来的一周，不想要的一周，浪费了假期的一周……它的元素很快就会融合成英雄的记忆。勇敢将在回忆当中回归，在弥撒大会与星光下的安静谈话当中，在长椅上，在桌子上，在床上。”

8月20日星期五下午，治安副官们突然敲开牢门，带来了犯人们已经全部获释的消息。二十名兴高采烈的囚犯几乎没工夫为了一身污垢而操心，赶紧团聚在楼下签署他们自己的保释凭证。众人当中只有吉米.罗杰斯觉察到到情况不太对，因为并没有人为囚犯们支付保释金，似乎当局不知何故放了他们一马。此外也没有律师或者运动车队来接他们。他竭力想要挽留狱友们在监狱里再多呆一会儿，但是也只能在办公桌前将他们暂留片刻。他们被推到户外，聚集在监狱院子里，然后治安副官拉克斯.杰克逊从后面命令他们散开，开着巡逻车过来的海尼维尔警官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威利.沃恩争辩道他们有权利留在监狱院子里，他首先想当然地声称联邦政府对于监狱地产拥有所有权，然后又徒劳地恳求他们这群人不应该“种族融合地走在上城区”，但是警方依然将他们全都赶出了监狱，经过海尼维尔轧棉厂来到97号公路拐角的种子仓库，距离法院广场一个街区。沃恩立刻脱离了大部队，想要找一户友好人家并且通知四十英里外的塞尔玛非学委办公室，因为朗德斯县的自由之家没有电话。其余十九人聚集在一棵含羞草树周围，决定不要徒步前往白厅或者迪波西特堡。有几个人注意到街道上冷冷清清的，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没有朋友知道他们刚刚被释放。不过在明亮的阳光下，他们毕竟还是按捺不住欢欣鼓舞的心情。在等待安全交通方式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想来一口冰镇饮料。于是他们冒险走过一个街区，来到一家木板墙杂货店。店主是彬彬有礼的弗吉尼亚.瓦纳（Virginia Varner），以前他们在旧监狱申请选民登记的时候在这里买过零食。

丹尼尔斯在路上向鲁比.萨尔斯讨了一角钱。他爬上两级低矮台阶，来到狭窄的门廊入口，突然听到纱门内侧传来一声凶恶的喝令，吓得他当场一愣：“商店已经关门了！赶紧滚蛋，否则我就打掉你们这些该死的脑袋！”丹尼尔斯后退一步，身体前倾，扬起一条胳膊就将原本与他并肩的萨尔斯扫到了自己身后。然后等在杂货店里的汤姆.科尔曼就一步冲出纱门，端着一杆萨维奇十二号双筒霰弹枪，几乎抵着丹尼尔斯扣动了扳机。铅丸与垫料击中了他的肋侧，向下穿过肝脏直插脊柱，撕开了一个一英寸宽的血窟窿。丹尼尔斯摔在人行道上，脸朝上落在了路边草丛里。乔伊斯.贝利一开始跟在丹尼尔斯身后二十英尺处，身边是莫里斯罗。枪声一响她拽着莫里斯罗掉头就跑，紧接着又听见第二次震耳欲聋的枪响。无数弹丸击中了莫里斯罗的后背，冲击力之大致使贝利一下子松了手，莫里斯罗随即仆倒在地。萨尔斯疯狂地在杂货店周围爬来爬去寻找藏身之处。吉米.罗杰斯和格洛丽亚.拉里窜到了莫里斯罗倒地位置附近的树篱后面，回头瞥见那个男人从门廊走向他们，手里端着猎枪。

科尔曼不仅手里端着猎枪，腰间还挂着一副插着手枪的枪套。他站在原地打量了一番倒卧在地的两具身体，然后走到他的车上，不紧不慢地开到法院，从治安官办公室给蒙哥马利打了电话。他的儿子是州骑警，在那里担任阿尔.林戈上校的司机和保镖。“我刚刚打死两个布道人，”他告诉他们。“你们最好过来一趟。”

科尔曼走后，乔伊斯.贝利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你们这些叛徒！”她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大喊。“你们就这么跑了——逃跑了！”其余人员三三两两地聚了过来。约翰.麦克曼斯此后再也无法从脑海中摆脱两个人倒在血泊当中的画面，血流满地恰似洗车时放水那样。迪波西特堡当地的少年们敲打着杰克逊美容店和附近房屋的屋门试图求助，但是没有人前来开门。格洛丽亚.拉里无奈地退了出去，耳边响起了莫里斯罗惨不忍闻的呻吟声，想求口水喝。罗杰斯转过身来，与轧棉机厂后面小路上的几名民间武装人员对峙，其中一人得意地叫嚣道。“黑鬼赶紧滚吧，再不滚就得跟他们两个躺一块了！”

不敢再冒险的罗杰斯只得把他的同伴们驱离了受害者身边。许多人在慌乱当中都将坐牢时的读物遗弃在了路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活和时代》，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还有《教会与新拉丁美洲》这样的专业书籍——罗杰斯也不允许他们掉头回去捡拾。一小时后，威廉.丁金斯医生乘坐着曾经将詹姆斯.里布送往伯明翰的救护车从塞尔玛赶来，发现地上早已没有了伤员，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枪击事件。验尸官杰克.戈尔森用县里的灵车拖走了莫里斯罗与丹尼尔斯，而且还将两个人摞在同一具担架上。莫里斯罗在上，丹尼尔斯在下，莫里斯罗几乎已经丧失了意识。

由于约翰逊总统和约翰.多尔都是白宫首届平等就业机会会议的特邀发言人，非学委电话总机的接线员没能在第一时间联系上多尔，只得留下了绝望的信息——周五晚些时候彼得.霍尔律师前往海尼维尔监狱，看守坚持声称他的客户还在牢房里，但是拒绝让他与其中任何一人交谈，海尼维尔的囚犯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周围的医院或停尸房都不承认接收过符合囚犯体貌特征的伤员或者尸体。直到最后白教堂殡仪馆的一名员工向多尔承认接到一名符合丹尼尔斯描述的新来者，这才打破了沉默的壁垒。多尔在下午6点15分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另一方面，一位天主教神父被单独叫到浸信会医院举行临终仪式，在医院走廊里发现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且没有身份证明的重伤员，于是找来了一位熟识的查尔斯.考克斯医生（Charles Cox）前来看个究竟。考克斯是个上过战场的外科医生，他立刻召集创伤小组展开了长达十一个小时的急救手术，切除了这位神秘伤者的脾脏与部分被刺穿的肺，还清除了从肩胛骨到小肠的嵌入弹丸碎片。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等在病房并且向总部保证，“如果莫里斯罗死了”，总部会立即得到消息。莫里斯罗将会挺过这一关。

与此同时在洛杉矶机场，安德鲁.杨一直试图安排让金在下午与总统通话，但是未能成功。事后白宫助手通知联邦调查局总部，约翰逊拒绝听取金关于沃茨骚乱的意见。白宫方面认为金的通话请求不怀好意，要么是在打肿脸充胖子，要么想要为总统布下政治陷阱。白宫方面之所以向调查局表明自己的盘算，或许是为了安抚调查局，但是显然仅仅做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白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胡佛在急件上批示道，“哪怕仅仅允许金等人保持与白宫的接触渠道也依然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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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金的北方之行的最后几天配合了他的步伐。8月3日星期二，金从街头集会赶到费城商会发表演讲，与当地协进会主席塞西尔.摩尔合影留念以示“团结”，然后在执行种族隔离的吉拉德学院门外加入了共有五千人的纠察线。这一天众议院以328票对74票通过了投票权会议报告。第二天的炸弹威胁迫使金改签了前往华盛顿的航班。抵达华盛顿之后他发表了八次演讲。这一天参议院以72票对18票通过了这份法案，一并扫除了投票权法案在国会当中的最后障碍以及重建结束以来南方各州的主导政治现实。与此同时在白宫草坪上，约翰逊总统迎接了一万名大学实习生，按照美国传统将他们称作“革命战友”，并且敦促他们克服“贫穷的暴政”与 “偏见的压迫”。星期四，卡岑巴赫和约翰.多尔通知约翰逊，司法部已准备好在星期六下午1点前针对密西西比州的人头税实践提起诉讼，到了下个星期一向至少十个县部署联邦登记员，并在星期二对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以及总统的家乡得克萨斯州的人头税法提起额外诉讼。接下来总统安排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北方各州的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全国种族问题会议，金也是参会人员之一，约翰逊在他抵达时透露了这一突破性议程，周四晚上，金与几千人一起回到白宫门外参加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守夜，为得是支持约翰逊的“地方自治”法案，该法案旨在让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选举自己的代表。

周五早些时候，在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资深和平主义者、日后的芝加哥七君子之一大卫.戴林格高兴地看到贝亚德.拉斯廷冲上了他的航班。拉斯廷满脸笑容地告诉记者，他应邀参加总统的投票权法案的颁布仪式，尽管事出突然。“太好了！”戴林格说。“一定要拿一支他用来签字的笔。”戴林格提议接下来在越战示威时把拉斯廷叫到前面，用同一支笔签署《良心宣言》。拉斯廷在几十年的非暴力见证中开创了营造戏剧性效果的天赋，因此这个设想对他诱惑极大。拉斯廷当年与戴林格一样宁肯坐牢也不肯参军，即使正在进行的战争是针对希特勒的“正义之战”。此后他经常在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周年纪念日冒着坐牢的危险警告核危险。他还和戴林格一起为他们共同的导师、美国最重要的和平主义者A.J.穆斯特起草了越南和平宣言。尽管如此，拉斯廷还是狠不下心来答应戴林格的建议。他没办法在同一天前脚刚刚庆祝了与约翰逊总统的历史性合作，后脚就去抗议总统刚刚发动的战争。他和戴林格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很不自在地分道扬镳了。

总统和他的内阁在中午时分乘坐车队到达国会大厦。两座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塑矗立在特别讲台两侧，讲台背后的圆顶大厅墙壁上悬挂着约翰.特伦布尔绘制的恢宏画作《康沃利斯的投降》。约翰逊宣称：“今天是自由的胜利，与在任何战场上赢得的任何胜利一样巨大。”他回顾了自从埃德蒙.佩特斯桥上的“塞尔玛的暴行”以来动荡不安的五个月份，赞扬投票是“人类有史以来为打破不公正而设计的最有力的工具”，并且敦促每个黑人充分利用这件工具：“你们必须学习，这样你们的选择才能促进你们自身的利益以及我们这个美好国家的利益。”至于新法律的反对者，那些不愿意“改变多年来的习惯”的人们，总统的建议“仅有以下这句话：它必须到来……当它到来时，你们将会发现自己肩上的负担也会被卸下来。”他号召各方群策群力地治疗“削弱社会成就的伤口与弱点——包括外在的壁垒与内在的疤痕”。

总统发言结束后，将近一百多位特邀来宾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沿着走廊走向参议院，挤进了一片二十英尺见方的空间里。这里被称为总统室，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总统都曾在这里签署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约翰逊在当年身为多数党领袖时使用过的一张胡桃木小桌上签署了《选举权法案》。他首先将签字笔递给副总统汉弗莱和参议员迪尔森，然后递给更多的立法者，递给民权团体的领导人。随着庄严的仪式变成庆祝，更多的签字笔递到了受邀客人手里——包括罗莎.帕克斯、拉斯廷和阿拉巴马大学的第一个黑人毕业生维维安.马龙。一支纪念笔送到了分配给金的人身保护小组的埃弗雷特.库珀警官（Everett Cooper）手中。

签字仪式结束后，总统躲进了参议院会议厅。惊愕的会议主持者、俄勒冈州的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假装总统仍然是一名议员——他采用了难免令人想起五十年代的辞令：“主席认出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多数党领袖。”——好让总统暂时躲躲清净。约翰逊暂时坐在他的旧办公桌前——位于前排中间，雕刻于1819年，材质是桃花心木，之前摆在同一个位置的办公桌被英国军队烧毁了——并为这此尴尬的闯入向办公桌的合法主人麦克.曼斯菲尔德道歉：“对不起，我忘了。”总统的口吻就好像他已经回到了过去。然后他恢复了他独特的、狂躁视角，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从白宫打电话向盟友发难。“我们必须——你必须做到这一点，”他命令卡森巴赫加强他对于移民改革将会得到通过的保证。下一个电话打给了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卡尔.阿尔伯特，约翰逊一开始充满感性地祝贺了之前工作的成绩，然后突然换了一副批评的口吻，认为阿尔伯特过去一个星期仅仅提交了一份会议报告，无论会议本身多么意义重大，这都算不得什么重要工作：“上个礼拜你他妈什么事都没干啊！”总统不顾阿尔伯特结结巴巴的辩解——“我们下周会通过一项重要报告”——向他灌输了几条战术性意见。 “你有什么事都该跟我说，可是你又不给我打电话……你需要我给谁打电话说一声就行……除非让他们全都尿出来，否则我逮着单独一个人再使多大劲也挤不出一滴尿……”在约翰逊看来，美国社会改革的历史机遇窗口正在关闭，而他则不管不顾地想要在此之前再多做一点事。他尖锐地提起了已故得州议长、自己当年的政坛导师山姆.雷伯恩。“你和约翰.麦科马克必须成为雷伯恩先生。现在我已经让你们甩开膀子干了……我来告诉你接下来必须干什么……”

与此同时在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人行道上有六百名纠察员正在行进，戴林格也是其中之一。两百名警察和十五名特勤局人员负责现场警戒。热心的警察拿出水和椅子，让八十岁高龄的纠察员穆斯特暂避暑气。他的同伴们举着“立即从越南撤走美国军队”和“耶稣基督没有携带征兵证”等标语。二十五名纠察员入夜之后也不肯离开，整晚都未受干扰地躺在人行道上，第二天星期六又重新加入了更大的团体，参加名为“无代表人士大会”的周末活动。这是一场由波多黎各人、移民劳工、华盛顿特区居民、儿童、太平洋岛民、普通选民、美籍印第安人以及穷人等等群体组成的研讨会。

仍然自称帕里斯的鲍勃.摩西率领一个由三十名密西西比州黑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这场为期四天的大会。为了纪念几周前在越南阵亡的约翰.肖——将近四年前肖才只有十几岁时就跟随摩西参加了在麦库姆举行的第一次血腥示威——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密州自民党通讯写了一份“麦库姆声明”，列出了“黑人少年不应该在密西西比州履行兵役义务”的五个理由，招致了激烈的敌对反应。协进会外地秘书查尔斯.埃弗斯和密西西比民权运动阵营的律师都谴责了他们。约翰.刘易斯虽然在几个月前签署了穆斯特的反战宣言，但在又在当天参加国会大厦仪式之前会见了约翰逊总统，并发表了一份痛苦的声明，表示自己与集会无关。密州自民党主席劳伦斯.古耶特辩称人们有权持有异议，但是又觉得有必要表明自己愿意服兵役。星期天，最支持民权的密西西比州白人编辑将麦库姆声明称为“接近叛国”，还抨击古耶特“与共产主义路线合作”。8月9日星期一，即长崎核爆二十周年纪念日，身着制服的美国纳粹将会向摩西、戴林格和斯塔顿.林德泼洒油漆，因为他们带领八百人举行了游行，以此纪念研讨会结束。下一期《生活》杂志上将会有一张照片显示现场的景象：在国会大厦台阶附近有三百名各类和平主义者遭到逮捕，其中只有这三人是被打上刺目红色烙印的贱民。戴林格拒绝保释，他将服满三十天的刑期，并且在八月下旬的牢房里隐约听到国家动荡的声音。

星期五下午，集会的第一条纠察线就已经吸引了人们目不转睛的注视。一位旁观者说：“有时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们那样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但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更加激烈。仇外者们嘲笑他们。许多黑人与民权运动老兵都对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和平游行队伍很生气，因为这些人对于《投票权法案》来之不易的胜利欢庆之日不屑一顾。纽约《乡村之声》的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贬损这场反战示威是一场由“超级好战分子与威权主义者”组成的“乱伦”大会。摩西是和平集会当中黑人民权运动派系的传奇人物，他像往常一样漂浮在各种激烈交火的情绪之上。在面向拉法耶特公园的纠察队讲话时，他分析了一个看似不合常理的问题：麦库姆声明与穆斯特的《良心宣言》都做出了抵制越南战争的同等呼吁，而且前者背景复杂少有人理解，后者则由五千名请愿者签署，并通过白宫大门公开递送，可是为什么美国人对于前者的反应要比对于后者远远更加强烈？他把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种族。未被驯服的部落本能被时局冲到表面，仍然要求少数族裔服从于主流社会划定的战线，否则他们自己就会被指定为敌人。“黑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质疑这场战争，”摩西通过扩音器轻声说。“不是因为他们更了解战争，而是因为他们更了解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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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星期日，相互矛盾的多场胜利散落在了相去甚远的不同世界。金在纽约的河滨教堂讲道，然后又在一场殡仪馆行业会议上讲话。约翰.刘易斯与SCOPE志愿者一起在乔治亚州阿美里克斯最大的教堂外发起两场新的跪祷示威并且被逮捕。在朗德斯县的深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警告人们不要幻想变革将会马上到来：“我对于联邦政府如何吞噬我们有着自己的担心。这种迹象每天都在阿拉巴马州出现。我自己的感觉是非学委即将被孤立。如果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应该与‘当权者'毫无瓜葛，那么我们就必须组建无权者的联盟。”

卡迈克尔发出了建议：整个南方未被代表的人们应当在这一年的秋天举行集会。他在当晚主持了迪波西特堡尚未敢于举行的第一次弥撒大会。一支由三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排成了前保险杠紧贴后保险杠的紧密队形，沿着偏远的乡村公路从80号公路向南行驶了近二十英里，进入了被非学委记录称为“朗德斯县最艰难的地区”。卡迈克尔在报告中指出，非学委员工鲍勃.曼茨（Bob Mants）和吉米.罗杰斯（Jimmy Rogers）在那里“被三K党赶了出来”，但他们继续返回，直到他们在“一棵树下聚集了四十个当地孩子”。其中一个叫约翰.麦克曼斯（John McMeans）的少年说服了他的嫂子给罗杰斯提供住宿，另一位名叫贝西.麦克曼斯（John McMeans）的少女是伯利恒基督教堂的会众，她最终说服了意见分裂的教会长老，为运动本身打开了教堂大门。大多数当地人都是步行到达，迎接来自白厅的车队。车上的义工们虽然年轻，但是相对而言都已经是民权老兵了。外来访客与当地人在教堂里共同组成了约有四百人的热闹人群。大家唱着赞美诗，听取约翰.胡莱特和其他人作为已经成功登记的选民传授心得。萨珀斯坦拉比被介绍给大家并且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卡迈克尔似乎太忙了，没工夫欣赏他在黑人基督徒的呼声与回应当中试图传递的自由信息。许多窃窃私语的人们开始挤到门口，很快全体人员就在非学委员工的监督下疏散离开了教堂。就在外面，联邦调查局探员挡住了五车来势汹汹的白人，直到车队远去为止。卡迈克尔让萨珀斯坦夫妇脸朝下趴在后座乘车者的大腿上，以免三K党看见车里还有白人。汽车穿过铁轨，有惊无险地离开了迪波西特堡。

8月10日星期二早些时候，黑白双方的人群都紧张地围在朗德斯县法院周围。这时一行政府用车无声无息却又高调显眼地驶进了海尼维尔，车上坐着来自蒙哥马利的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Richmond Flowers），此行目的是调查关于新的国家投票权法律执行不力的广播新闻报道是否属实。弗劳尔斯曾经被称为来自多坦的黄金演说家，他在1962年与他的朋友兼同学乔治.华莱士一起当选，还曾经希望能接替华莱士成为州长。他也是种族隔离主义者，立场甚至比华莱士更加顽固。但是最近他明确表示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这一表态等于舍弃了自己在种族隔离阵营的多年资历。从那时起，受到华莱士集团暗中鼓励的谣言就给他贴上了在种族问题上“软弱无力”的标签。弗劳尔斯在法院草坪上问了一圈，人们只会困惑地耸耸肩。于是他带着助手们走进了街对面的邮局。

“您有什么事？”办事员问道。

“据我所知联邦登记员在这里办公，”弗劳尔斯说。“你能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吗？”

办事员还没说话，一旁的汤姆.科尔曼就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里士满，我们他妈的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他在柜台后面气势汹汹地说道。他建议州检察长赶紧滚蛋。这次接触让州检察长近距离感受了一下科尔曼的名声。他一辈子都在担任治安副官，在监狱农场杀死了不止一名所谓的麻烦制造者。他的妹妹胡尔达仍然管理着朗德斯县的学校，而且还有人声称他经常与三K党一起骑马兜风。

弗劳尔斯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邮局。后来他才知道联邦登记员出现在了远离正常办公地点的地方。尽管朗德斯县当地官员在7月6日暂停了识字考试，但是却依然没能阻止联邦登记员的派驻——事实上，联邦政府的目标清单当中第一批需要派驻登记员的十个南方重点县区没有一个得到缓刑。朗德斯县当地官员声称这一局面令他们“非常恶心”。四位新近受过训练的联邦登记员刚刚抵达朗德斯县，当地官员就连哄带骗地将他们打发到了当地登记员卡尔.戈尔森的家乡迪波西特堡，并且极力吹嘘将选民登记点设立在全县最大最古老的定居点有多少好处。迪波西特堡始建于1813年，原本是一座兵站，在针对克里克印第安人的领土战争期间由安德鲁.杰克逊将军下令建立，坐落在蒙哥马利和新奥尔良之间的最高点。这里的地势并不算很高，当前常住的一千二百名人口也不是很多。尽管如此，这个小村庄依然是广阔黑土带地区少数白人最集中的居住点，村里足足安装了两部红绿灯。这里既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医院，一名公共卫生官员每周只来视察一天，不过朗德斯县的四位医生与牙医当中有三位住在这里。

只有四十八名黑人设法及时到达迪波西特堡进行了登记。朗德斯就像相邻县区塞尔玛一样迎来了新时代，不过塞尔玛正在热烈庆祝，朗德斯县则沉默无声。在塞尔玛法院门外，选民登记申请们一边精神昂扬地合唱着《伟大的一天》一边在烈日下排队，支持者们向他们送上了水与欢呼。当天晚上在迪波西特堡，那些第一次偷偷摸摸在树下听非学委演讲的青少年们下定了决心。由于他们自己不到年龄无法登记，于是决定掀开种族隔离街道上的恐惧，鼓励他们的长辈一路走到朗德斯县南端的禁区。“本周六将在迪波西特堡举行示威，”非学委广域电话线路传播的公告告诉人们。非学委将会要求阿拉巴马州和司法部提供保护。“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迪波西特堡举行的示威，”公告补充说。“这是三K党的总部……他们非常害怕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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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罗杰斯留下来安排年轻的志愿者，卡迈克尔则开车来到伯明翰参加金的领导大会第九届年会。本届年会的主题“人权——基本问题——大联盟”将最近几个月的乐观情绪推上了顶峰。有些人想起了1962年围攻密西西比大学时的年会，当时他们被限制在伯明翰这个种族隔离堡垒内部的黑人场所，一个纳粹分子趁他们不备一拳捣在了金的脸上。今年这届年会的举办地点则是伯明翰最好的杰斐逊酒店，绝大多数参会人员都从未受到过如此新奇的礼遇，入住之后还在模仿前台招待的口吻相互打趣：“先生，还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吗？”周一，七百名登记选民昂首挺胸地从托马斯.杰斐逊酒店走到雷德蒙酒店，参加纪念罗莎.帕克斯的开幕宴会。协进会律师康斯坦斯.贝克.莫特利（Constance Baker Motley）为宴会致辞。

星期二，越来越多的人们自由地游行到市政厅。他们经过了凯利.英格拉姆公园，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儿童游行，主题是谴责伯明翰市政当局至今仍然不肯按照1963年示威游行的和解协议以及联邦法律的要求，雇用哪怕仅仅一名黑人警官或消防员。警方在堵截点动用了警犬和消防水龙来对付这些未成年游行者，以至于堵截点成为了惹人注目的地标。在大会上，众多发言者代表了民权运动的累积经验与未来选择。来自华盛顿的末底改.约翰逊是霍华德大学的前校长，曾经是与霍华德.瑟曼以及已故的弗农.约翰斯同一级别的高级布道坛演说家。他刚刚从哥伦比亚特区的学校董事会辞职，为得是强烈抗议董事会任命的成员雇用不称职的黑人教师以获得资助；这些人只顾得向国会当中的南方议员负责，却不肯向没有选票的当地公民负责。来自芝加哥的演讲者包括天主教信徒马修.阿曼（Matthew Ahmann），他是1963年宗教和种族问题普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另外还有联合包装厂工人工会的高级官员拉尔夫.海尔斯坦（Ralph Helstein）和菲尔.韦特曼（Phil Weightman），他们为了实现中西部肉类工人群体的种族融合奋斗了几十年，而且从公交车抵制开始就一直在支持南方的民权运动。波士顿神学家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与他们一起参加了一次弥撒大会的节目演讲，他质疑了指定给他的演讲主题“上帝的事业 ”，因为他觉得任何已经投身民权运动的听众肯定不需要被别人强行推进世俗世界的痛苦当中。“那你可想不到，”金回答说。

联邦调查局特工向总部报告说，阿拉巴马州三K党的首席调查员伪装成记者在人群中无人注意。纽约的窃听器截获了斯坦利.利维森8月11日星期三从杰斐逊酒店打回家的电话。“我们的会议很顺利，”他这样告诉他的妻子比伊，尽管他很疲惫，而且“马丁昨晚一直工作到今天早上七点。”华尔街志愿律师哈里.瓦赫特尔长期以来一直在与利维森争夺金的注意力，为了不让利维森抢去风头，他寄来一份手写说明，向金通报了一条好消息：他的法律联系人卡罗尔.阿格——“（新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亚伯.福塔斯的妻子”——已经从财政部为领导大会的筹款部门争取到了长期寻求的免税地位。瓦赫特尔在后台无精打采地处理着此起彼伏的示威活动、人头税诉讼以及参议院确认瑟古德.马歇尔为副检察长的消息。他在酒店大堂等待与金会面，结果金和柯瑞塔夫妇却不慎与他擦肩而过，双方一句话都没搭上。后来沮丧的瓦赫特尔又写了一份呼吁书——“我需要和你单独谈谈”——其中列出了十个紧迫的财政问题与华盛顿战略问题。

金一如既往地忙得不可开交，主要是为了应付布道人圈子的内部政治而操心。大会确实在被炸毁的第16街浸信会教堂举行了由弗雷德.夏特沃斯领导的集会，但是许可得来的很不容易：本堂牧师以辞职相威胁，这才迫使执事团勉强松口。私下里，金在领导大会董事会中再次面对了三十多位刚愎自用的布道人——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们全都不太赞成将民权运动带到北方某地的初步计划，并且提醒金别忘了领导大会的全称是“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跑到北方搞运动的“最终收益很可能还不够货物运费”。他们建议不要亲自介入北方大城市的民权运动，送一批领导大会宣传册过去提供一下场外指导就够了。最后他们把将拟议的战略转变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决定。何西阿.威廉姆斯试图说服董事会批准将他的SCOPE项目期限延长到一整年，并且预测如果董事会成员愿意出面，将在选民登记方面获得巨大的收益。然而他的奉承并没有融化董事会针对当前结果的批评，因为威廉姆斯自己也无奈地接受了在本月底之前终止SCOPE的修订提案。金则因位一份措辞谨慎、呼吁越南和平谈判的决议而遇到了麻烦。董事会成员反对金干涉外交政策并且修改了他的文案，重申领导大会的“主要职能”是确保黑人权益，传记作者大卫.加罗将这件事称作董事会针对金的“隐性斥责”。领导层争端的暗流渗入了酒店的走廊。

星期三是大会的中点，安德鲁.杨在当天的主题演讲当中站在了超越各种内部纷争的高处，宣称“人类的存亡安危取决于这个组织所催生的日常行动。”他认为过去十年的非暴力运动“只是我们的初级阶段，就像一个婴儿一样，我们跌跌撞撞，步履蹒跚。”然而过去这几年已经将一个软弱无力、不为人知的种族变成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变革引擎。“我们不是一个富有的民族，我们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民族，我们甚至不是——愿上帝原谅我们——一个特别勤奋的民族，更不是道德家所谓的良善民族。但是不知何故，上帝选择了我们作为祂的子民，并且从世界的遥远角落召唤祂的孩子们……组成光荣的队伍聚集在我们周围。”

杨的演讲将世界末日的希望与麦迪逊式的平衡混合在一起。他宣称“南方权力的重新分配”正在不可阻挡地进行，尽管戈德华特的势力“把我们赶出了共和党”，但是黑人“仍然必须找到一切机会来鼓励南方两党的发展。”另一方面，民权刺激了同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他指责说并不是所有的运动——尤其是和平运动——都明白长期关注对手的价值。“我们一直认真对待权力与政治改革，同时又将问题戏剧化，”杨夸口说。他还警告听众们，今后的斗争对于严格纪律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强，因为“人们不会轻而易举地抛开一个世纪的恐惧，蹦蹦跳跳地前往法院去登记。公民学也无法依靠学校传授。”他断言非暴力运动的重担迄今为止一直落在最贫困的人身上，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需要建设性的联盟，“从而确保权力的平衡以及针对权力滥用的制约。”

杨在伯明翰大会上表示，“甘地着力讨论过、而我们刚刚才开始探索的那种心爱的灵魂之力”的可怕力量让他感到既兴奋又害怕。非暴力已经推动了最深刻、最独特的爱国主义奇迹——在等级制度统治多年的地盘再次创造了民主力量的纽带。现在他根据最近的经验宣称，民权运动可以在几乎任何一个大城市组建一支至少十万人的非暴力军队。“因此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们不为了推进积极的社会变革而去组织约束这股力量，那将会发生什么。”民权运动的历史如此压缩套叠，在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黑人是国家政治的全面参与者——更不用说现当代的开国者——之前就已经开辟了新的疆域。杨预测道：“在民权运动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将无法像之前那样从北方得到同等程度的新闻支持或者财政支持，因为届时民权运动将会发生在距离北方人更切近的地方，威胁到北方的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忠于甘地，努力仅仅攻击社会弊病而不去攻击当事人，我们就有希望激励所有人——甚至包括我们的反对派——达到新的道德高度，从而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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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发表演讲的那个星期三下午，在伯明翰以西两千英里开外的洛杉矶市，一位名叫罗纳德.弗莱（Ronald Frye）的黑人青年与两位年轻女士以及他的哥哥马奎特（Marquette Frye）一起畅饮了一顿伏特加与橙汁，为得是庆祝罗纳德从空军退伍。喝尽兴了之后，四人坐进一辆1955年款别克汽车，摇摇晃晃地上了路。一名骑摩托的加州公路巡警在阿瓦隆大道上跟踪他们向北行驶了一段，并在第116街的拐角处——或者说洛杉矶市区的边缘——拦下了他们。围观者聚集在一起观看司机马奎特.弗莱进行醉酒测试，也就是在马路上走直线。走完一遍之后，他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来个返场，倒退着再走一遍。此情此景逗得围观人群哄堂大笑，促使一名公路巡逻队的后援警官端起了霰弹枪，为欢乐的现场气氛又增加了几分紧张。十二分钟之后拖车抵达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五百多名，同时当事人的母亲瑞娜.弗莱（Rena Frye）也从两个街区之外的家中步行赶了过来——两个儿子开得是她的车。她首先痛骂儿子们喝酒误事，然后又为儿子们辩解，主张他们的罪过并没有警方声称的那么大。一来二去辩解变成了顶撞，最后她自己也被铐上了手铐，被扔进了一辆警车的后排座。马奎特.弗莱拒绝坐进警车，高喊道：“来吧，杀了我吧！”于是警察拔出了左轮手枪。一名警官作证说，他原本想要用警棍击打弗莱的肩膀，但是一不小心打偏了，警棍落在了弗莱的脑门上。另一位目击者声称当时公路巡警将摩托车开到人行道上，试图驱散看热闹的人群。这里是黑人居住区，围观人群认为警员们才是外来的入侵者，此外他们也不满意警员对于他们的称呼。警员们冲进人群逮捕了两名辱骂他们的旁观者，拖延了离开。集体被捕的弗莱一家三口在造成了二十六分钟交通堵塞之后披着一身瘀伤被警方带离了现场。此时现场人群已经膨胀到了一千五百人，他们用嘲笑和石块来迎接后续赶来的洛杉矶正规警察部队。

离现场九个街区以外，一名退休人员对他的妻子说，如此喧闹的警笛声一定意味着“暹罗国王”进了城。他急忙跑去打听，却听到热切的传言声称警察粗暴擒拿了一名怀孕的黑人妇女，他还看到大块的混凝土被扔进车窗。此时现场局势已经超出了警队指挥官们的控制。他们惯用的常规镇暴战术是为了立足于固定地点的暴乱人群设计的，一旦暴乱人群翻腾涌动起来，他们就无计可施了。于是警方只得向东撤退到了沃茨区——此地的地名源自帕萨迪纳房地产商兼马车行老板C.H.沃茨。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一些黑人“在被封锁的区域内徘徊，抗议警察的‘暴行’”，而其他人则开始攻击陌生的汽车，尤其是白人乘坐的汽车。电视记者们看到暴乱者向转播车逼近，赶紧下车徒步逃走，转播车随即被付之一炬。

洛杉矶市长萨姆.约蒂（Sam Yorty）首先指责公路巡逻队在城市范围内磨磨蹭蹭。洛杉矶警察局局长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 ）出现在电视上为撤出骚乱区的决策辩护。“你想让警察做什么？”他粗暴地问。“你想让他们在那里集结吗？为了什么目的？”帕克说，他的副官们还有一座巨大的城市需要保护，“他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派到瓦特去……任由城里其他地区的每一个毛贼与扒手无法无天。”暴力事件在夜间平息，帕克局长也躲过了进一步的审查。周四早上的《纽约时报》在封底刊登了一篇两英寸的报道——“逮捕导致海岸黑人区几乎发生骚乱”——旁边是关于五十名SCOPE义工在佐治亚州都柏林的一个种族隔离加油站进行抗议而被监禁的报道，以及关于“在最近的种族事件发生后，规范炸药销售”的法案在阿拉巴马州立法机构当中进展缓慢的报道。

在洛杉矶南部，人群再次回到阿瓦隆大道，仿佛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又去上班那样，并且抢劫了一家超市。

十九，畅饮自由：1965年7月2日-8月2日

还是在7月2日，最后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示威者从杰克逊牲畜市场的临时监狱当中获得保释。当天金途经了弗吉尼亚州，而联邦调查局官员正忙着再次针对他发起攻击。六月份联邦调查局将电话窃听内容交给媒体爆料，但是效果却令人失望，并未激起多大反响。这次他们决心要开发一条更有成效的攻击路线。这次的报道将金的成就与一连串指控放在一起——指控的基础全都是联邦调查局透露出去的黑材料——营造出看似平衡公允的效果。但是就连这样的报道也依然令胡佛厌恶不已，因为他认为这根本就是在给金捧场。（胡佛在一份广泛发表的合众国际社新闻稿上批示道：“这要是都不算洗白，那就什么都不算了。”）美联社报道声称，不管金有什么其他缺点，至少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办公室面积狭小，“四壁都是脏绿色，地面也没有铺地板。”长期以来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金在瑞士银行藏匿了一笔巨款，于是命令海外探员挖地三尺也要揭穿美联社的虚假宣传。但是事实证明这项怀疑纯属捕风捉影。这时副局长迪洛克又找到了另一条攻击路径。这一天拉尔夫.阿博纳西在亚特兰大就最近几起暴力袭击事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SCOPE志愿者和七名黑人在阿拉巴马州威尔科克斯县的安蒂奥克浸信会教堂内遭到殴打，还有两名SCOPE志愿者在佐治亚州的阿美利斯被破窗飞溅的碎玻璃划伤。照理说此类司空见惯的事件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却检索了发布会留下的三段独立录音，为的是核实阿博纳西对于一则敏感提问的回答。有记者问，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在选择合作者时如何确保这些人与共产主义者全无瓜葛，阿博纳西大大咧咧地答道：“我们会向联邦调查局的人核实，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共产主义背景。我们可不想沾上粉红色，赤红色就更别提了。”

不出几个钟头，一份录音笔录就如同坐了火箭一般飞速发送到了华盛顿，火箭的燃料则是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凶狠怒火。阿博纳西如此漫不经心地声称领导大会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可谓触碰了调查局的逆鳞。胡佛笔走龙蛇地写下一份预防说明：“如果我发现有人向领导大会提供信息，此人将被开除。”迪洛克则策划了一场咄咄逼人的运动，躲在联邦调查局一切文件均需严格保密的官方立场背后将阿博纳西的声明指斥为“绝非实情”。事后迪洛克向同事们汇报说，他的办公室向新闻界的联系人分发了尖锐轻蔑的声明，“好让他们知道马丁.路德.金之流如何满嘴扯谎。”根据胡佛的命令，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在7月2日下班前收到了发起新一轮媒体攻势的通知。

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在7月6日晚上紧紧咬着金进入了芝加哥，并且得到了少数报纸的刊载（“联邦调查局迅速提出反驳”），但大多数报纸都认为这些引发争议的言论没什么新闻价值，因为当事人阿博纳西在民权圈子以外没什么名气。伊利诺伊州的一家报纸甚至将联邦调查局的斥责与戴利市长的新言论混为一谈。持续十九天的民权示威激怒了戴利，致使他在7月2日自行发布了一条颠覆指控：“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者渗透进了所有这些组织。”金早已听惯了此类争议，权当是背景杂音。由于航班延误，他没来得及与艾尔.拉比在帕尔默宫酒店会面就被推进宴会厅，在基督教联合教会总会议上发言。他向过去两年来美国宗教人士的大规模见证活动致敬，认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始。金宣称：“救赎美国灵魂的实际工作就在我们面前，”以此暗示了在全国范围内跨越破碎的种族障碍的建设性任务。“不仅数百万人得不到正规教育与适当的医疗卫生设施，而且我们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也因为经济不公而受到折磨、腐蚀和削弱。教会不能对这些明显的恶行漠不关心。“

金在各位教会代表的招待会上匆匆露了一面，然后又赶忙去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们想知道他是否计划“接管“芝加哥的新兴民权运动。奇怪的是，他们还追问他如何看待前一天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举行的全国宗种委大会的内部纷争。金回避了这两个问题，然后在深夜与他的芝加哥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艾尔.拉比和当地宗种委领导人威利.布鲁（Willie Blue）进行了磋商。拉比刚刚向美国教育专员弗朗西斯.科佩尔提出申诉。根据1958年危机报告以来的研究，他认为芝加哥的实际隔离学校应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被“剥夺任何和所有联邦援助”。这份新的请愿书——第一份针对北方学区的请愿书——肯定会放大当地抗议的风险。

正当金的员工讨论芝加哥运动的胜算时，布鲁插话质问道，为什么全国宗种委代表要通过一项涉及越南的决议，呼吁“立即撤出所有美国军队”，但是在詹姆斯.法默的个人呼吁下，不出几小时内就重新考虑并且搁置了这一提议。几天前，金在全黑人的弗吉尼亚州立学院发表演讲时也受到了越南问题的牵连。一位当地记者注意到了他关于越南的评论——“没有理由不能像举行自由集会一样举行和平集会……我们不可能使用炸弹、枪支和毒气来打败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民主框架内解决这个问题”——这句话登上了几家报纸的底版。流言蜚语将宗种委的立场逆转归因于幕后操纵与派系竞争，新闻界因此嗅到了全新争议的气味。但是来自拉尔夫.阿博纳西的紧急电话——被芝加哥警局“反赤小队”截获——在午夜过后插入了一条令人恶心的消息：威尔逊.贝克逮捕了F.D.里斯牧师，罪名是涉嫌侵吞自佩特斯桥游行以来涌入塞尔玛的捐款。黑人领袖偷窃公款的新闻画面笼罩着仍然滞留在国会两院之间的投票权法案。

7月6日晚，白宫方面提醒埃德加.胡佛要注意越南问题的敏感性。 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打来一通热心电话，告诉他约翰逊总统和拉斯克部长希望联邦调查局调查金在越南问题上的新立场，包括他可能受到了怎样的共产主义影响。卡岑巴赫透露，金最著名的民权同事罗伊.威尔金斯和詹姆斯.法默最近都曾经贬损过金，因为金围绕越南问题发表了在他们看来错误且不忠诚的言论。对胡佛来说，卡岑巴赫是他名义上的上级，曾经抵制过他对于政治情报的嗜好，以至于两人之间几乎毫无私交，因此这次卡岑巴赫放下身段主动向他提出请求令他颇为得意。更重要的是，这项请求标志着总统的转变。自从约翰逊入主白宫那天起，他就一直无视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无耻报告。此前胡佛企图给金打上颠覆的烙印，但是约翰逊一直专注于国内议题，没心思关注这方面。现在对外战争即将到来，胡佛在战壕里突然获得了再展身手的契机。他马上下令连夜开始研究这个不起眼的亚洲国家，这样做或许能让联邦调查局的宣传机器摆脱此前针对拉尔夫.阿博纳西的蹩脚攻讦。第二天，他批准提交了一份关于“金如何介入越南问题”的机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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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当天上午在帕尔默宫宣布，他已同意“从7月24日开始在芝加哥呆一段时间”。有人质疑在一个没有种族隔离法律的城市进行示威有何意义，金回答说许多“善良的人们”还不了解非暴力运动的广度，而且他也不能一上来就在北方发起第一次重大活动，之前“还有大量的解释工作要做”。联邦调查局观察员给总部发来电报：“在整个新闻发布会上金没有受到质疑，也没有提到越南或者任何美国外交政策。”他留下安德鲁.杨和贝弗尔在芝加哥负责前期筹备工作，他本人则飞往纽约参加下午的活动，并且立即取消了晚上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因为他突然得知当天晚上将会发生一件需要他全力应付的大事。太多的不祥之兆沿着电话线散发开来并且渗入新闻当中，太多的历史变故正在此起彼伏，而民主政体当中最关键的单一向量已经指向了他，致使他的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7月7日晚上8点05分，随着电话铃声在金身边响起，白宫日志记录了由林登.约翰逊总统主动打给金的第一次电话。

电话那头的总统语气冷淡，咕哝着表示听不清是谁在说话。金确认了自己的名字：“我是马丁.金。”

“好的。”

“您最近怎么样，先生？”

“还行。”

“那就好，很高兴再次听到您的声音。”

“谢谢。”

刚开始约翰逊一直在往外蹦单音节单词，直到金放弃寒暄，问起了投票权法案。“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建议，”他总结道。

金的毕恭毕敬终究还是软化了总统的态度。“我很乐意，”他回答道，并且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持续加速的政治算计，以至于金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几乎没机会开口，仅仅见缝插针地说了一声“的确”。约翰逊注意到，自从戈德华特开始影响国会当中的共和党领导人以来，共和党人与狡猾的南方人结成的敌对联盟变得更加有力了。“他们已经不打算要黑人选票了，他们也不会让黑人为他们投票。” 总统告诉金，敌对联盟目前的伎俩是“围绕着如何废除人头税的问题掀起一场大战”。最近参议院差一点就通过了一项将人头税作为种族歧视形式加以废除的投票权法案修正案，但是政府却发现其中潜藏着陷阱。陷阱位于佛蒙特州，这个州几乎没有黑人居民，却有一部休眠的人头税法。卡岑巴赫因此警告说种族隔离主义者肯定会欢迎这项修正案，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挑战整套投票权法案的切入点。总统告诉金：“他们将会在佛蒙特州提起诉讼，将会把这套说辞提交给法院。他们将会主张人头税在佛蒙特州并没有歧视性，因为确实没有。”约翰逊最初指示卡岑巴赫“在避免危及整个法案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手段摆脱人头税”。他说卡岑巴赫的法律策略就是正大光明，他发誓要保持投票权法案干干净净不生枝节。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手头有一起悬而未决的南方案件，预计最高法院将借助本案判决取消所有人头税，卡岑巴赫正在努力加速这起案件的审理进程。*

*【在美国多个州，直到1965年之前，缴纳人头税都是选民登记的先决条件。这一规定也是吉姆.克劳法的一部分。自从1870年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全体种族均有权投票之后，许多州都利用人头税规定来限制黑人、亚裔、原住民以及白人贫民——尤其是女性——投票。1964年美国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废除了将人头税作为联邦选举投票前提的规定，但并未涉及州内选举。1966年，最高法院在哈珀诉弗吉尼亚州选举委员会一案的裁决当中裁定州内选举也应当废除人头税限制。】

约翰逊抱怨说，众议院的自由主义者们无论如何都抵制不了为《投票权法案》添加一项人头税修正案的诱惑。他气哼哼地向金诉苦道：“[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担心有人会比他更支持黑人，所以他坚决支持完全废除人头税，那态度热烈得都烧红了。”他告诉金，即将进行的修正案投票可能导致致命后果，因为一项法案经由参议院通过之后，再想做出任何细微变化都需要国会两院的会议委员会出面调和分歧。“所以他们发生争执，于是法案就遭到了拖延。到最后或许什么结果都得不到。”任何修改后的法案都必须在至少一个国会议院当中重复立法程序，换句话说就是要么在参议院当中、要么在众议院当中再次闯过阻挠议事，再不然“你就得回到[霍华德.]史密斯法官那里”。弗吉尼亚州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是国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也是一贯反对民权运动的死硬派。“你必须得到他的裁定，而他打死也不会做出裁定。他——他——他——”一想到要再次费尽心思绕开史密斯的陷阱，总统就气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所以你必须提交[撤销]申请，再花二十一天……他们还想在劳工节之前脱身，他们现在玩得就是拖延战术。我在国会历练了三十五年，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段，他们这一套我见的多了。”

约翰逊不止一次地提醒金“我与两位肯尼迪参议员之间的实际政治问题”——两位肯尼迪都支持废除人头税。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在十几条战线上孤军作战的总统，而他的民权盟友“都去庆祝了”——威尔金斯召开了庆祝大会，劳工领袖乔治.米尼与沃尔特.路泽在度假，“而你在别的地方。”与此同时反对派正在“玩弄我们，如果你想听我说实话，那我得说我们在国会的表现不太聪明——你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能说的就这么多。”这段独白将约翰逊的精明、愤怒和自怨自艾表达得淋漓尽致。尽管金竭力保持端庄，但是依然忍俊不禁。“他们想让你老婆往这边走，让你往那边走，”总统说。

“是的，”金笑着说。

“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不知道该跟谁走了，”约翰逊补充道。

总统总结自己的战术蓝图时，金笑了起来。“嗯，我当然很感激，总统先生，”他说，然后又轻声补充说，在“投票权法案的一切问题”上，他都对卡岑巴赫很有信心，而且他总是试图让民权运动发挥助力，“正如我们在阿拉巴马州开始时，我告诉您的那样。”

“你当然帮上忙了，而且——”约翰逊停顿了一下，然后更认真地回应了金的个人提醒。“我想，你确实营造了很大的声势，将事态推动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使得我可以在那天晚上发表国会演说。我认为那是有史以来最有成效的演讲之一。但是你已经为此工作了几个月，帮助营造支持那场演讲的情绪。"

“是的，”金说。

“现在的问题是火已经熄灭了。”约翰逊补充道，他没有沉湎于情绪。“我们得在火上再加几块煤。”然后总统回顾了他的计划：用雪松和“一点煤油”让余烬再度熊熊燃烧，通过全面的民权游说，在众议院提出再无异议的法案。

“是的，很对，您的做法非常稳妥，”金回答说。他抓住机会插话道：“还有一点，我想跟您提一下。因为在过去——呃——几天里，在我发表演讲时——当我在弗吉尼亚州发表演讲时，我发表了关于——呃——越南局势的声明，已经有几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我现在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总统沉默地听着金的紧张独白。金否认他在“进行破坏性的批评……说我们应该单方面从越南撤军，我知道这样做不合理。”他表示自己一直在“作为福音的仆从发言”，并且明确主张“这只是一则声明，即所有善意公民都应该关注我们世界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战争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补充道，“尽管不舒服，但他们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金咳嗽了一声。“我只想对您说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最终会引起您的注意——”

“这个嘛——”

“——我知道您肩负的负担多么沉重，需要您来负责的决定多么令人生畏，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金急忙说，"我不想增加您的负担，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非常困难。”

约翰逊停顿了一下。“嗯，你——你——你非常——呃——你帮了大忙，我很感激，”他磕磕巴巴地说道。然后总统又恢复了常态。“我都看在眼里了。我很苦恼。我确实想和你谈谈。” 他用忏悔的语气向金透露了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窘迫处境，声称自己一直在拖延，一直希望事态好转，可是眼下“除非我下令轰炸，否则他们很快就会把我赶出白宫。”他还强调了持续战损带来的压力——“共和党领导人今天下午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杰拉尔德.]福特要求我轰炸河内”——他告诉金，在他任职以来的二十个月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失去了大约二百六十条生命，而且我可能会很轻易地失去二十六万五千条生命。我正在努力避免在数字末尾添加零。”

总统承认，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表现“并不特别明智”。他向金保证“我不想当战争贩子，”但他也无法忍受在冷战冲突当中落败。“现在我不想扯下国旗，夹着尾巴回家，特别是因为这样做很可能造成比起当前问题更严重的麻烦——根据我们最好的判断，肯定会这样。”约翰逊敦促金与拉斯克、麦克纳马拉和他本人详细探讨大动干戈之外的替代方案——“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会告诉你”——并且感谢金在“我们一起打交道时”始终抱有建设性目的。金反过来感谢约翰逊具有真正的领导力，特别是——“这话我之前一直没得着机会告诉您”——感谢他在塞尔玛运动之后的讲话。两人在结束通话之前承诺要共同致力于普及选举权。

在这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两人围绕越南问题进行了接触。约翰逊一再淡化他的战争动机，几乎到了要向金道歉的程度，金也没有直言不讳地批评总统。两人都表示希望找到另一条出路，但是在军事挑战的强光照射下，两人都没有谈起非暴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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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神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第三次来到塞尔玛，这一次他是独自前来。此前他提交了一份浸透宗教顿悟的逾期论文，由此完成了剑桥大学的学期。这座城市为他留下的鲜明记忆已经转变成了反思的工具。这次他的出行工具还是向乌法姆借来的大众车。为了消除南方陌生人的敌视，他先是把马萨诸塞州的车牌换成阿拉巴马州的车牌，上面写着“迪克西之心”的口号，但是又在黑人的警惕目光下忍不住面红耳赤，然后在他北上返回家乡新罕布什尔州时更是为了这块车牌给人留下的印象感到羞愧。“我想对他们大喊：‘不，不！我不是阿拉巴马州的白人！’”丹尼尔斯写道。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很体谅身处动荡当中的南方白人针对他的敌视，以至于其他神学院师生居高临下地贬抑这些人时，他总会站出来为他们辩护。丹尼尔斯对自己在阿拉巴马州黑土带最初几周的“自以为是的疯狂”感到遗憾，并且感谢了他在塞尔玛的教牧导师，圣伊丽莎白爱德蒙传教团派在黑人当中的传教士莫里斯.奥埃勒特神父（Maurice Ouellet），因为此人明确告诉他，在经历了十二年的排斥与不公正之后，“他终于不再憎恨”白人同工了。此时的丹尼尔斯心怀着秘密的意图，想要在奥埃勒特的领导下皈依天主教而不是继续谋求圣公会神职。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的正式礼仪与结构化等级制度锚定了无数神学大家的哲思冥想，从圣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默顿无不如此，丹尼尔斯正是在这套体制当中找到了慰藉。他自己在阿拉巴马州曾经遭受过各种对待，有人辱骂他是白皮黑鬼，有人拿他当成红脖子，也有人觉得他是一位神经兮兮的救世主。这段心路历程促使丹尼尔斯开始努力寻求一种能够触及所有人类伤口的共鸣。他在谈到种族隔离主义者时写道：“这样做意味着也要吸收他们的罪恶感，并且承受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要付出的代价。”他宣称自己接受了某种超越恐惧的活神学的全新洗礼——“在唯一真正重要的意义上，我已经死了，我的生命与基督一起蕴藏在上帝之中。”

丹尼尔斯的房东朗兹与爱丽丝.韦斯特夫妇开车将丹尼尔斯从蒙哥马利机场送到塞尔玛的卡弗家园313E号公寓，不远处就是布朗礼拜堂。韦斯特家里十个孩子当中的许多人都对他们最喜欢的家庭客人的回归感到高兴，尽管这意味着他们睡觉的时候不得不在床和沙发上挤得更紧，从而腾出他的旧房间。丹尼尔斯与孩子们——尤其是年龄还小的孩子们——结成了开放的纽带。孩子们极少在卡佛家园见到白人，看到他都觉得新鲜。丹尼尔斯利用这一点与他们打成了一片。他承认孩子们全都是民权运动的参与者，难免也要经受伴随着民权运动的恐惧，但是另一方面又试图利用戏谑玩笑——让孩子们在自己膝盖上跳高，抱着他们在半空中旋转，一边转一边问：“现在你害怕了吗？”——来驱散来自成人世界的困难。

塞尔玛大游行之后，当地权力机构正在重新树立权威。阿拉巴马州大主教托马斯.图伦（Thomas Toolen）刚刚下发诏书将奥埃勒特神父驱逐到佛蒙特州，此事还登上了全国新闻。丹尼尔斯就此失去了个人顾问，韦斯特夫妇也失去了家庭牧师。（朗兹.韦斯特十年前担任奥埃勒特教区看门人，之后脱离黑人浸信会皈依了天主教。）达拉斯县的学监与一群黑人家长就自由选择种族融合问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但是气氛紧张的会议还没切入正题就破裂了，因为学监宣布他只接受书面提交的问题供以后研究，而且拒绝用礼节头衔来称呼黑人家长，坚持直呼名字。此外学监还简慢地拒绝与黑人家长握手。他声称自己支持自由选择的抽象原则，为他开脱的辩解者则声称他无法承受打破种族习俗的政治污名。与此同时，约瑟夫.史密斯曼市长拖延了市中心抵制种族隔离商铺的行动，直到运动因为缺乏结果而逐渐衰退下去。

在疲惫不堪的塞尔玛运动内部，早在7月6日F.D.里斯牧师因为挪用公款的罪名而遭到逮捕之前，就有人抱怨身为领导的里斯平时惯于自吹自擂。一位密切关注紧急事态的观察员认为里斯是一位遭到两面夹攻的业余人士，既要面对敌方的迫害者，也要应付己方的机会主义者。拉尔夫.阿博纳西当即言辞恳切地呼吁人们团结起来支持里斯，无论他是否有罪。他嘲笑说，此前白人官员因为他们试图投票而逮捕他们，现在这帮官员突然一抹脸就变成了民权运动私人捐款的可靠监护人。“我可是从没见过贝克先生往募捐托盘里放下一分钱！”他喊道。通过控制布道坛——呼吁会众们唱起珍爱的赞美诗，颂扬布道人是圣经时代领导者的继承人——阿博纳西总算暂时挡住了台下涌现的批评。“非学委的人嘲讽领导大会首先利用、然后又抛弃了里斯，”金的一名员工写道。“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不能回应他们。”

在领导层的争斗之下，丹尼尔斯将自己投入了塞尔玛自由学院等等实验性项目。春天的游行者返回家乡之后组织发起了书籍捐赠活动——第一批来自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赠书有13000本，来自安蒂奥克学院有1600本，耶鲁大学与布朗大学各自的赠书数量都需要小型卡车运送——塞尔玛当地志愿者接收了这批书籍。为了避免在白人塞尔玛引起反响，全黑人塞尔玛大学的官员害怕地拒绝接受带有民权色彩的赠书（可悲的是，校园图书馆的藏书不到四千册），于是十几名志愿者为他们自己的临时暑期课程编排了一座完整的借阅图书馆。他们搜罗了一架钢琴用于上音乐课与民间舞蹈课，把一座废弃的房子改造成了美术馆，还在一个池塘里举办了大型游泳班。他们在窗户上钉上铁丝网，从而预防由年轻黑人男孩组成的“绿街帮”的破坏行为，这些孩子不仅偷窃学校物资，还会杀死用来喂养蜥蜴的黄粉虫——蜥蜴是科罗拉多州科学教师玛丽.爱丽丝.麦奎德（Mary Alice McQuaid）组织的自然展览当中的展品。除了这些烦心事之外当然也有好事，例如有一位格洛丽亚.拉里（Gloria Larry）在塞尔玛自由学院开设的课程就赢得了满堂彩。学生们崇拜她那电影明星般的容貌，但是拉里却对于学生们要求上法语课而不是参加示威游行的喧嚣感到困惑。她是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听完鲍勃.摩西的演讲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战战兢兢地来到南方。九岁的雷切尔.韦斯特每天早上都会急切地参加她的自由课程。韦斯特的室友丹尼尔斯得知这位新老师是一位终身黑人圣公会教徒，感到非常高兴。他告诉拉里，她具备无可挑剔的资格，很适合在圣保罗教堂重新开展种族融合礼拜运动。

回到塞尔玛之后，丹尼尔斯恢复了此前的日常活动，每天都会笨拙地前往圣保罗教堂成员的办公室与家里登门造访。他还与塞拉斯.诺曼的非学委当地员工一起走访了塞尔玛东城最贫穷的黑人居住区。这里的家庭甚至得不到基本营养与洁净饮用水的供应。虽然自由学院健康课的调查清楚揭示了这一点，但是志愿者们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四面透风的棚屋时往往还是会震惊不已。有志愿者询问一位赤贫的妇女，为什么没有男性帮她养家。这名女性将手放在十一个孩子的头上，大声地报出了每一位缺席父亲的名字。愕然的志愿者建议她不要再与这些男人见面，这样才有资格获得社会服务。这位母亲恳切地表示她的孩子远比福利支票更宝贵。另一位母亲的两个孩子患有营养不良而且肠道有寄生虫。丹尼尔斯提出愿意陪同她与孩子前往好撒玛利亚人医院接受伊莎贝尔.杜蒙医生（Isabel Dumont）的紧急治疗——杜蒙医生是一位德国难民，早在奥埃勒特神父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天主教传教团，而且在神父被赶走之后也依然是传教团成员——但是这位母亲要么太害怕医生，要么不敢冒险进入塞尔玛白人居住区，总之死活不肯动身。志愿者们想尽办法才做通了她的工作。

奥埃勒特神父曾经担心丹尼尔斯过于幼稚，干不了这么困难的实务工作。春天的时候两人在弥撒结束后经常交流，他认为这位神学生过于相信思想改造性格的力量。例如丹尼尔斯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关于基督教义务与神学的对话来改变圣保罗教堂的弗兰克.马修斯牧师的立场，而奥埃勒特本人则认为马修斯在塞尔玛最有声望的教堂占据着令人垂涎的社会职位，正是这个职位而非他本人的性格支配着他的行为与立场。现在丹尼尔斯自己也成长为了一名相对而言的老手。他可以一边嘲笑种族偏见的荒诞不经，一边阐述愚昧与孩童一般坚韧的信仰之间的区别。一位新近来自加州的志愿者试图带领一队黑人女孩在白人区的洗衣店消费，他向陌生人保证这几位姑娘肯定没问题，因为她们受到了他的监督。结果一行人还是被一名脱下鞋子当武器的白人女性打出了洗衣店。丹尼尔斯先是语带诙谐地安抚了这位志愿者的情绪，把惊吓转变成了松一口气之后的笑料，然后趁机上了一堂关于文化挑衅及其风险的实务课。他还成为了一对从长岛来此逗留一个月的中年夫妇的导师——丈夫是一位拉比，名叫哈罗德.萨伯斯坦（Harold Saperstein），妻子名叫玛西娅.萨伯斯坦（Marcia Saperstein）。他在卡佛家园找了一位护士担任夫妻俩的房东，安排他们帮助教授地理课，还带领他们前往布朗礼拜堂参加弥撒大会，萨伯斯坦拉比两次受邀作为访问贵宾登台发言。但是当他还想前往布罗德街的犹太教会堂做礼拜时，当地犹太人却恳求他不要过来。这一挫折并未出乎丹尼尔斯的预料，他安抚了萨伯斯坦夫妇的失望情绪，并且带领他们走访了塞尔玛城东。他指导他们怎样恰当地完成去邮局这样的日常小事，不要一想到自己是民权工作者就故意隐藏身份，反而弄巧成拙惹人怀疑。最后为了奖励夫妻二人的进步，他做出了一条奇怪的声明：“我想你们可以去见斯托克利了。”

丹尼尔斯带领萨珀斯坦夫妇来到一座地处偏僻的粗陋小木屋门外等候。夫妻二人首先看到卡迈克尔从丹尼尔斯身后的门口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条烤熟的某种小动物的腿——玛西娅猜测那是负鼠，她的丈夫认为是兔子。但是两人都有些晕头转向，没敢当场询问。他们三人离开塞尔玛之后经历了漫长车程才来到这座小屋，期间丹尼尔斯一直脚踩油门不放松，车速始终高于八十英里，下车之后夫妻俩仍然心有余悸。丹尼尔斯引用了卡迈克尔自相矛盾的安全规则之一告诫萨珀斯坦夫妇，“永远不能被超车。”丹尼尔斯向他们介绍了这个非学委乡村前哨站的情况，这个前哨在没有电、没有钱、没有自来水、还要直面三K党的情况下已经在朗德斯县持续了四个月。

自从7月6日以来，这间自由之家小木屋里就充满了疯狂的希望。当时司法部的一名律师通知卡迈克尔，当地官员同意延长选民登记日期并且终止对于未来选民的识字测试。这则消息吓了卡迈克尔一跳：这其中莫非有诈？或者存在什么旨在减弱未来联邦投票权法律执法力度的幕后交易？经过激烈的辩论，朗德斯县的民权运动团队决心赌一把。他们呼吁自3月1日以来的五百名选民登记申请先驱——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拒绝了——勇敢地前往海尼维尔的旧监狱再试一次。 莉莉安.麦吉尔辞去了她在农业部的联邦工作，几乎昼夜不停地投入了游说宣传。她经常约翰.胡莱特一起行动，这位教会执事在二月份从三K党手中救出了自己的牧师，此后创立了朗德斯县的投票权运动。非学委员工也请来了了外部增援，包括格洛丽亚.拉里，她在塞尔玛上完早课后，冒险穿过大沼泽，帮助看管登记车队。（初来乍到的拉里第一次要求使用自由之家的洗手间的时候很是被同事们嘲笑了一通，因为卡迈克尔乐呵呵地把她指向了木屋后面树林当中的一处旱厕。）在如何对待丹尼尔斯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大多数员工反对让他参与朗德斯县的项目，因为白人民权义工在这里就像核辐射原料一样，肯定会带来额外危险与麻烦。但是卡迈克尔亮出鲍勃.摩西的论点说服了众人：争取种族自由的运动不能在自身内部设置种族障碍。转过脸来他又向鲍勃.曼茨、威利.沃恩（Willie Vaughn）以及其他非学委员工保证，白人志愿者这次只会起到辅助作用，不会像密西西比自由之夏那样喧宾夺主。拉比夫妇小心翼翼地跟在丹尼尔斯身后，一行三人很快就奇迹般地敲开了一扇扇紧锁的佃农屋门。他们顶着七月的高温身穿商务套装游走在朗德斯县乡间，告诉每一位他们遇到的黑人，选民登记申请当中的刁难问题已经被取缔了。

没有了识字考试的阻碍，选民登记申请队列的排队速度大为加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非学委的一份新闻稿中宣称：“我们为取消这一考试奋斗了这么久，很难相信它真的消失了。”吉拉德山浸信会的弥撒大会从每周一次改为每晚一次，卡迈克尔的个人信仰虽然与宗教传统相去甚远，但他还是引用了圣经典故向热情高涨的群众宣讲。他从以西结书当中描绘的异象发散开来，想象着朗德斯县的黑人将会像以色列山谷当中的“枯干骸骨”一样加筋长肉，重获活气，纷纷起舞。

胡莱特也在吉拉德山教堂呈现了另一项突破：朗德斯县贴出通知声称该县正在接受 “自由选择”分配到高中的申请。一些人在会场上争论说此时开辟第二战线并不明智，但还是有许多家庭响应了志愿者的商定政策，这些家庭的子女数量共计五十名。丹尼尔斯陪同几个人去法院领取所需的表格，结果发现这些表格并不存在，最后还是学监胡尔达.科尔曼按照她自己的版本打印了一批。非学委员工在为司法部收集的宣誓证词当中详细记录了迅速且广泛的反应，其中还穿插着7月10日和16日在附近举行的三K党集会。黑人家长们的举动立刻引起了白人社会的激烈反应。有一位家长名叫卡托.李（Cato Lee），他突然发现自己与朗德斯县最大的私人金融家有了交集：“巴斯特.海格勒让我去他家。他从口袋里拿出他的书，问我是否有孩子报名参加海尼维尔高中。”另一位家长伊莱.洛根（Eli Logan）表示，一位白人教师两次向他建议道，除非洛根将小斯蒂芬的名字从十二年级的转学名单上删除，否则“三K党肯定会在下周二过来一趟。”第三位家长玛莎.约翰逊（Martha Johnson）坚定地宣称，这位教师的儿子——“就是去年给我丈量土地的那个人”——告诉她，如果她的女儿想换学校，她自己就会“陷入困境”。第四位家长乔丹.古利（Jordan Gully）讲述了一位负责发放农业贷款的债权人如何警告他，白人已经厌烦了他女儿的转学申请。“然后他说，‘你们要登记的时候我们没拦着你们。你们开什么弥撒大会的时候我们也没打扰你们，’”古利回忆道。“他对我说，‘如果这次的扯淡玩意也搞成了，我还不如一头撞死……我们非得阻止它不可。今后你再有什么事都别找我帮他妈的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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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总统在7月宣布提名亨利.卡伯特.洛奇重新担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与此同时还在疯狂地避免战争的惯性。他还将比尔.莫耶斯调任为白宫新闻秘书，从而抓牢宣传工作，为了未来的国外动荡做准备。有记者向莫耶斯提了一个问题，结果他当着记者的面给总统打电话询问答案，以此彰显总统对于自己的亲信程度。这一幕看得记者们无不目瞪口呆。为了代替莫耶斯继续推动国内议程，约翰逊将五角大楼的约瑟夫.卡利法诺与国务院的哈里.麦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加入了自己的班子当中。走上新岗位的卡利法诺很快就与教育部官员围绕着违反民权法案的学校系统的最新统计数量进行了第一次交锋，总统要来了会议的逐字记录。尽管卡利法诺已经非常有力地鞭策了教育部，但是总统依旧不满意，干脆毫无预警地亲自冲进会场，冲着教育专员科佩尔喊道：“干掉他们！干掉他们！干掉最后那几个！”此时已经有三千个南方学区提交了取消种族隔离计划，科佩尔批准了不到四分之一。朗德斯县是大多数待提交的新计划中的一个。但约翰逊最关心的是到了七月下旬依然不肯就范的四百个钉子户。他想诱使每一个学区都想出自己的理由——几乎任何理由都可以——来放弃种族隔离，从而打破心理障碍。尽管这个优先事项几乎压垮了临时S区的应急小组（“我们绝对要疯了，”科佩尔回忆说），约翰逊却把助手拉到了其他任务上，只留下卡利法诺独力支撑。当卡利法诺第二次暂时错过总统来电之后，一位羞愧的秘书敲门提醒他，信号部队的技术人员奉总统之命要在他的新办公室的洗手间里安装电话。

另一方面，约翰逊向前任协进会律师瑟古德.马歇尔提出了一项令后者震惊的邀约，希望马歇尔就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同一天——也就是莫耶斯成为白宫新闻秘书的第一天——他还费尽口舌回应了参议员威廉.富尔布莱特的抱怨。约翰逊打算提名一位非裔美国人小罗伯特.季岑（Robert W. Kitchen, Jr）作为接替现任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麦克弗森的人选，而富尔布莱特很不认同这一提名，因为这样一来国务院里的高阶黑人官员未免太多了一点。总统反驳道。“如果我不提名这个家伙，他们那边就连一个黑人都没有。”自讨没趣的富尔布莱特随即将反对意见收窄到了具体工作上。教育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责包括管控著名的富尔布莱特学者外国交流项目，富尔布莱特据此声称：“我从未想过他们在文化领域有多出色。我的意思是，毕竟他们并非如此。主要大学都不是以有色人种为主。”身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富尔布莱特主张，如果将这个与他本人同名的项目交给黑人来管理，参与项目的大学会比政府更加退缩。他用颤抖的声音强调说：“如果您想让他担任国务卿，我一点也不反对。我现在反对您是因为我对这个项目有着相当大的个人兴趣。”

这一回合富尔布莱特设法阻挡了约翰逊对于助理国务卿职位的人选，但是随后不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伦敦突然去世，接下来就有一项更重大的任命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总统在华盛顿大教堂发表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悼词，然后不出几个小时就邀请大法官艾毕.福塔斯造访白宫，两人在杜鲁门露台上对酌起来。推杯换盏之间总统提出了一项新建议：既然驻联合国大使的职位刚刚出缺，或许可以以此为诱饵吸引阿瑟.戈德堡大法官离开最高法院，让他去联合国推动解决越南问题，这样一来总统就能得到任命一位大法官的机会。7月20日——即史蒂文森在伊利诺伊州下葬的第二天——约翰逊完成了这套操作的第一阶段。他在上午宣布任命戈德堡前往联合国，然后打电话感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提出的想法。约翰逊高兴地表示，此前美国的政治禁忌不允许犹太人在世界机构当中代表美国，而戈德堡正是打破这一禁忌的最佳人选。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加尔布雷斯，他将任命瑟古德.马歇尔填补未来最高法院的空缺。当然，“他要先担任一两年的司法部副部长。”总统认为，马歇尔作为协进会律师在最高法院已经赢下了二十九起艰难的官司，等到他的履历当中再添一笔司法部工作经历之后，他将会更有资格成为第一位黑人大法官。总统宣称：“我认为我们将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就像我们在许多类似事情上取得突破那样。”

夏日将近之时，民权运动形势也开始经历大规模的转变。将近三千个南方学区不再一味采取守势，单纯依靠拖延战术来应对联邦法院的命令，而是针对华盛顿睡意最浓的官僚机构发起了集体冲击：他们要求美国教育办公室给个说法，究竟如何才能获得办公室开具的证明信，证明每个学区都遵守了1964年《民权法案》废除种族隔离的规定。根据规模庞大的新教育计划，唯有做到这一点的学区未来才能获得拨款。“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获得正式的书面准则和标准，”一位学监断言道。四月下旬，当教育专员弗朗西斯.科佩尔（Francis Keppel）发布这条规则时，某些最抵触地区的律师公然宣布他们所代表的地区已经取消了种族隔离。（从技术上讲，他们主张联邦资金的依据是一项早已用了很久的保留论据，即目前学校内部种族分离的现状是“自然结果”而非官方干预的产物。）佐治亚州州长卡尔.桑德斯（Carl Sanders）坦言这些人都是华莱士的追随者——“整天大喊大叫着革命与反抗”——并且承认这些人在他治下的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桑德斯私下里这样描述他正在进行的绝望斗争：他认为自己正在试图“给华莱士先生套上嘴套……以免这个国家的一整块区域追随白痴的领导。”他在五月份告诉约翰逊总统，温和派种族隔离主义者倒是能够容忍现行计划阶段的种族融合班级。但是如果总统要求他们必须把教师也纳入种族融合范围，那么无异于要求他们在政坛自寻死路。“您与我都知道，我用猎枪顶着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他呻吟道。桑德斯希望在几年内实现一部分教职员工会议的种族融合，但是任何一所学校在允许第一位黑人教师主持白人学生的课堂之前都会自我毁灭。约翰逊欣慰地表示同情。“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上帝啊，我只是——我的心在为你流血。”他告诉桑德斯，他认为每个人都渴望做正确的事，“但是想做正确的事与做到正确的事不是一回事，有时在这两者之间还要爬一段很长的山路。”说到这里约翰逊为了回避桑德斯施加的压力扯了两句闲话。他最近在自家牧场打猎时猎杀了一头鹿，将鹿头送给了向桑德斯。得知桑德斯很喜欢这件礼物，总统也很高兴。但是桑德斯在五天后又打来电话，为了即将到来的新学年寻求宽松的履约条件：“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已经举手投降了，我只要求仁慈……我们不要求拖延或者暂停任何规章的落实。”

与此同时，反对势力也在反复追问科佩尔专员，要求他马上批复第一批提交给教育办公室的一千份种族计划。五月中旬，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罗伊.威尔金斯反对说：“几乎所有的计划都没有将启动变革的责任放在学校董事会——种族隔离的实施者——身上，而是放在他们的受害者身上。黑人家长和学生必须承担种族融合的相关费用，必须主动要求并且获得从黑人学校转到白人学校的机会。”威尔金斯指责所谓的“选择自由”计划是残酷的骗局，必定会招致针对志愿参与家庭的迫害。另一方面，学校董事会则抱怨联邦官员吹毛求疵。曾经藐视布朗裁决并且针对民权法案发动阻挠议事的立法者现在又转过脸来谴责颟顸的联邦官僚只会碍事。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埃尔文（Sam Ervin）写道：“最令我不安的是，卡巴鲁斯县为了遵守专员的命令所做的不懈努力至今仍然受到挫折。”面对着悬而未决的巨大后果——如果处理得好，或许可以将未来的无数起诉讼消弭于无形——政客和学校代表挤满了教育办公室。临时文件从桌子上的柜子里鼓出来撒满了地板，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少数法律顾问赶来增援不堪重负的公务员们——其中大多数是学校行政人员，通常的工作职责是编撰教育摘要，来到教育办公室帮忙只能算是副业——巨量的合规文件涌入了名为临时S的营房办公室，这是国会大厦附近兴建于二战期间的应急建筑之一，也是保存至今的最后一片战时应急建筑。

国家广场另一边的官员们也面向同样艰巨的任务发起了最后冲锋。司法部的律师们准备在投票权法案出台后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部署，约翰逊总统则试探性地通知霍华德大学校长詹姆斯.纳布里特（James Nabrit），自己打算在本学年霍华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一场重要讲话，主题是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经济正义问题。约翰逊强迫纳布里特发誓保密，只要走漏一丝风声总统就会取消这次发言。总统甚至禁止校长根据应急计划重新印制修改后的毕业典礼流程，也不允许校长提前警告预定的发言人沃尔特.方特洛伊牧师，他可能会在最后一刻被另一位来头更大的发言人顶替下去。充满期待的纳布利特校长简直要被总统的封口令憋到爆炸，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所黑人大学向现任美国总统授予过荣誉学位。五月的最后一天，特勤局探员搜查了他的学校，校长只能装傻充愣地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这帮人来干嘛。

在司法部，律师们正在处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关于如何取代南方各地当地选民登记员的争端。谁来承担这项出力不讨好的临时任务？他们要住在哪里？联邦调查局官员拒绝承担保护应征者的责任，美国法警署也敬谢不敏。邮政部门反对将农村邮局当成“堡垒式”登记点。公务员委员会的代表希望首先测试尚未受到暴力影响的“简单”投票区，但是其他代表坚持要在暴力侵袭最严重的地区开展示范项目，从而打破最强硬的阻力。黑人登记员虽然在原则上得到了接受，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却遭到了心照不宣的禁止。管理人员努力工作，从而防止公共舆论对于这些先驱官僚产生个人层面上的兴趣。

除了部署登记员队伍外，司法部民权司还希望将巨大的诉讼势头从投票权领域转移到学校去隔离领域。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事先宣布的指导战略是通过法律和政治的协调压力在这两个领域实现民主化。（“法院的单独行动已经失败，”上诉法官在一起迁延日久的学校案件当中坦率地强调。）1964年《民权法案》第四章新授权司法部提起学校去隔离诉讼，从而补充第六章规定的行政任务，即从学校、医院到国防工厂全面无歧视地使用联邦资金。

不过卡岑巴赫并没有将全部人马都撒出去，而是留下了三十名一线民权律师，从而应对特殊事件造成的常规创伤。比方说6月2日在密西西比州帕诺拉县，范妮.路.哈默劝说七十名黑人佃农尝试着拉起了三十年代以来的第一条纠察线，目的是提高当地农场的工资（每天三美元）。然后他们的雇主就根据当地某条禁令将他们一股脑地赶出了佃农棚屋，转而采用监狱里的劳役犯人来干活。这条禁令很快就会在联邦法院遭到检验。同一天晚上，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加卢萨发生了暴力袭击。司法部正在这里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二款之规定针对六家拒绝为黑人提供服务的餐馆发起发起司法救济，民权部门的负责人约翰.多尔也正在这里主持谈判，希望警方能容忍旨在敦促城市公园、公共图书馆以及几家企业尽快实现种族融合的和平示威。这天晚上的遇袭者是这座城市最早雇佣的两名黑人警官（他们的警务权限范围仅限于涉及黑人的案件）。袭击者驾车与警车并排行进，然后用霰弹枪射杀了治安副官奥尼尔.穆尔（O’Neal Moore）。另一名治安副官克里德.罗杰斯（Creed Rogers）中弹之后侥幸没死并且利用警用电台发出了凶犯体貌描述。不出一小时三K党徒雷.麦克尔文（Ray McElveen）就遭到了逮捕。

第二天6月3日早上，约翰逊总统为民主党领导人举行了一场秘密简报会。约翰逊总统措辞严峻地展望了越南问题的前景，以至于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拉塞尔.朗（Russell Long）忍不住建议 “直接一步到位地轰炸中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斩钉截铁地对此表示异议。当天上午，电视上庆祝了双子座4号太空任务安全发射，之后总统向一个企业高管代表团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创造暑期工作，让长期失业的青少年“离开街道，回到[工作]岗位上。”他半开玩笑地告诫各位高管们，在座诸位全都很有些年纪了，圣彼得很快就会在天堂门前当面质问“你们利用你们的财富做了什么，你们作为这个伟大政府体系的受益者回馈了什么。”然后总统临时去了一趟芝加哥，动身之前他批准了旨在宣传下一步种族问题议程的霍华德大学讲话稿最终定稿，并且解除了纳布利特校长的保密誓约。校长立刻忙不迭地修改起了第二天在华盛顿举行的毕业典礼的流程。

第二天，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告诉五千名观众们，尽管通向自由的障碍正在“轰然倒塌”，“但是仅有自由并不够。”他预见到未来将会有一场全新的、“更深刻的”战斗——届时人们所要争取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机会……不仅仅是作为权利与理论的平等，而是作为事实与结果的平等。”为了构筑未来的愿景，约翰逊采用了大量涉及战争和体育的隐喻来面对过去。“你不能把一个多年来一直锁链缠身的人解放出来之后直接带到赛跑比赛的起跑线上，然后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与所有其他人竞争了，’并且仍然公正地认为你已经做到了完全公平。”

约翰逊将平等之路上的剩余障碍描述为某种恶性形式的“遗传的、脱身无门的贫困”，它顽固地困扰着全体人口的一部分，包括相当数量的白人家庭。他指出，恶性贫困的遗产与前景因种族而异，“因为黑人的贫穷不能等同于白人的贫穷。”被俘虏的非洲人登陆北美时的身份是进口劳役商品，而随着之后的几次移民潮来到美国的新美国人都是出于自我选择，两者无法同日而语。在约翰逊看来，非裔之外的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固然也都经受过重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远远比不上将人当成牲畜的奴隶制或者种族隔离，也没有哪个族裔由于种族与肤色而遭受过足以与种族隔离相提并论的排斥。如此独特的种族敌意已经升华成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其黑暗程度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没有任何其他偏见可以比拟。”

话说至此，台下早已鸦雀无声。不少粗鲁的学生都收敛了嘲笑，他们原以为这位“得州白人老头”打算代表他们将最近几场历史性民权胜利的功劳据为己有，同时还指望台下黑色面孔的海洋能为他鼓掌叫好，但是显然这并不是总统的打算。相反，约翰逊早就放弃了更安全的政治自负——种族问题的重负正在自然而然地消退，或者种族问题仅仅存在于南方各州，又或者只需一项立法就足以解决种族问题——为得是讨论他所谓的“更严峻的故事”，既种族问题的人身危害。他提醒人们，大多数黑人——在他面前学业有成的毕业生们的近亲与远亲——仍然“背井离乡、一无所有”，被禁锢在贫民窟里，“每天都在丢失阵地”，没有技能，教育程度低下。总统宣称：“他们仍然属于另一个国家。”尽管他有时也会后撤一步，谈起失业与收入的非个人化统计数字，但是最终的意象依然毫不留情地落在饱受摧残，赤裸暴露的面孔上：“观察他们着实令人痛苦。对于黑人来说，他们不断地提醒着压迫的存在。对于白人来说，他们不断地提醒着罪恶的存在。”总统指责道，“长年累月的堕落”致使黑人家庭“大规模地”破裂，不知苦害了多少儿童，“这也让人不忍直视。”

自从林肯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如此切近地面对几个世纪的重量。林肯当年将整个“美国奴隶制”作为“众所周知”以某种方式导致内战的罪行——而不是把责任局限于南方奴隶制或南方邦联的叛乱。约翰逊如今则承认了一份仍被恐惧淹没的国家遗产。林肯引用《诗篇》第19篇，以此推测四年的无尽杀戮可能仍然无法弥补自从美国立国以来就有来无往的单方面罪行*，约翰逊则谈到了忏悔和决心。最后还是一则对于总统言论的无心误读打破了压抑肃穆的会场气氛。总统承诺要在“两个种族的黑人领袖 ”共同参加的秋季专家会议上寻求具体补救措施，这一失言引得霍华德大学的学生们终于哄堂大笑起来。这句话难免让人想起杜波依斯关于分裂身份的经典之作，以及关于小资产阶级黑人试图成为白人的当代笑话。约翰逊很快恢复过来，赞美“这一代人具有光荣的机会来结束美国的巨大错误”。像林肯一样，他以圣经的腔调拥抱自由，以建设者的身份去“尽我们所能化解心中的古老仇恨，这些仇恨削弱了心怀仇恨的人们，分裂了伟大的民主，并且对上帝的孩子犯下了错误——巨大的错误。”

*【1865年3月4日林肯在讲话末尾这样说道：“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热切祈祷——战争的巨大祸患能够迅速消散。但是，假如上帝希望战争继续，直到二百五十年来通过农奴的无偿操劳积累下来的财富全都化为乌有，直到每一下皮鞭抽打都换来另一下刀劈剑砍，那么我们也只得重述一遍三千年前的古训：‘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6月4日的总统讲话很快就会像一道闪电一样撕裂历史的天空。约翰逊以自己的方式开辟了新天地，跳过了民权运动请愿示威的苦难。《纽约时报》认为他的大胆言论“在总统历史上引人注目”。马丁.路德.金通过电报向约翰逊致敬并且叹服道：“您的宏伟演讲……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感性。”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对于这次演讲的解释就开始偏折起来。约翰逊面向整个国家讲话，但有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白人的观点。他的言论充满了道德确定性——例如他宣称“美国白人必须”为了破碎的黑人家庭“承担责任”，但是同时他又呼吁针对种族鸿沟当中令人困惑的谜团进行学术研究。（“我们并不完全确定这是为什么，”他在谈到赤裸顽固的不平等时这样说道。“这其中的原因复杂而微妙……我们也不完全了解所有的问题。”）如此模棱两可的说法导致了相反的结论。《时代周刊》宣称，总统的霍华德大学演讲是对国家投资的召唤。与总统意向当中的投资规模相比，十亿美元的扶贫战争将会“显得难以置信地微不足道”。同一天，《华盛顿星报》的一位受人尊敬的专栏作家玛丽.麦克格罗利（Mary McGrory）认为，约翰逊的真正目的是公开“黑人家庭生活的失败”，这是国家关注的“迄今为止最微妙的话题”。她写道：“总统希望说服黑人坦率地谈论他们自己的问题，也希望他们能自己找到解决办法。”这些两极分化的评论为日后的政治混乱埋下了伏笔。

远在波加卢萨，暴力份子在霍华德大学演讲的当晚再次出手。多曼.克罗治安官（Dorman Crowe）认为行凶者是一帮“半吊子白人小孩”，因为新闻报道说黑人将有资格获得国家雇员的遗属保险而感到愤怒。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已经取消了摩尔的遗孀领取抚恤金的资格，理由是摩尔没有按照规范细则“在直接逮捕某人时”遭到谋杀。杀害摩尔的被控凶手的起诉也被安全地搁置了起来（调查将在二十多年后的1989年重启*），这种案件当中经常发生这种事。即便如此，年轻的袭击者依然在父母的怂恿下冲着克罗的白人副官家里开了好几枪，为得是阻止执法部门的“种族叛徒”。克罗告诉记者：“这些人实际上从心里相信，如果不是他们，共产党会在十二点之前接管美国。”

*【本案在2001年与2009年又重启了两次，均未能得出结果。身为首要嫌疑人的雷.麦克尔文于2003年病亡，生前并未因本案遭到起诉。2016年，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宣布，由于涉案人证均已亡故，本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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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17年5月15日以来——这是黑人报纸《芝加哥捍卫者报》的报社老板罗伯特.阿伯特（Robert Abbott）为了现代版“逃出埃及”确定的起始日期——庞大的芝加哥就一直在大量吞噬着贫穷黑人人口。他的报纸一直在厚着脸皮描述着大湖区的冬天多么温暖，还以横幅标题着力描写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霜冻作为对比（“格雷塔纳的黑人在没钱生火的小屋活活冻死”）；报纸还宣传了三美元的火车票，从而吸引南方黑人投奔北方——这些北上难民大都来自尚未建立第一所黑人公立高中的地区。“从南方得到拯救”，《芝加哥捍卫者报》如此高声欢迎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的移民大军。在高峰期，每天都有两千南方黑人到达伊利诺伊州中央车站。由于大量当地青年赶赴一战战场，工厂里空出了许多岗位，这些工作成为了饥肠辘辘的新移民们的争抢目标。六万五千名移民在两年内留在了芝加哥，致使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风格古板的《芝加哥论坛报》用一则略带自豪的恐慌性标题承认了这场国家级移民潮流：“五十万来自迪克西南方的黑人涌向北方寻求更好生活”。

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迅速作出反应，于1917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每个街区的黑人住房都“应当彻底住满，进一步的扩张应当限于相邻街区，并且停止目前在分散街区单一建筑内居住的做法。” 这样一来芝加哥就自然而然地划分成了黑人居住区与白人居住区，在假想的交界线上时常发生敌对摩擦。有一段沿着第29大街划下的界线甚至一直延伸到了湖滩并且直插进了密歇根湖。1919年7月27日，年轻的黑人尤金.威廉姆斯（Eugene Williams）乘着自制筏子在密歇根湖上戏水，一不小心漂过了这条假想界线。湖滩上的白人随即冲他投掷石块，将他砸下筏子并且活活淹死在了湖水里。这起血案引发了帮派劫掠的疯狂传言与持续五天的暴力事件，期间确实出现了若干起集体抢夺事件。暴力冲突造成三十八人死亡，其中黑人二十三名，白人十五名；伤者共计537人，黑白双方比例相当。直到6500名民兵进驻市里，再加上持续数天的夏日大雨，暴力冲突才告一段落。1919年的芝加哥种族骚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本土主义时代动荡树立了全国性标杆。就像同年晚些时候的黑袜队棒球丑闻以及1886年的干草市场劳工暴力冲突一样，这次骚乱也是划时代的事件，象征了原始与秩序在芝加哥的大规模混合——城外是广阔的畜牧场，城里是精致的建筑，暴力的巨人与艺术的巨人互不相让。

在整个二十年代，芝加哥的房地产经纪人与监管者一直在向南挤压黑人移民，将黑人居住区推到了阿尔.卡彭常年驻扎的列克星敦酒店的南边。从列克星敦酒店向南一英里左右就是传奇级别的前重量级拳王杰克.约翰逊——此人曾经因为炫耀白人情妇而被从拳击场赶进联邦监狱——经营的冠军咖啡馆，这里是州街的热门夜场之一。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杰利.罗.莫顿在此类夜场里将南方蓝调发展成为了爵士乐。（一位惊讶的观察者回忆说：“我看到艾灵顿公爵、厄尔.海因斯、卡西诺.辛普森和阿特.塔图姆在安耐克斯咖啡馆进行钢琴演奏比赛。”）从冠军咖啡馆往东走一英里是全黑人的奥利维特浸信会教堂，歌手凯布.卡洛维（Cab Calloway）在距离教堂不远的一家妓院里享受着他所说的“舒适得该死”的婚姻生活。此时浸信会正在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成长为美国规模最大的新教会众团体。随着黑人定居点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入芝加哥城南的犹太区，黑人浸信会也开始在犹太区买房置地。从奥利维特浸信会教堂继续往南走两英里左右是贝瑟尔AME教堂，这家教会在1922年买下了犹太人兴建的湖边俱乐部；在奥利维特教堂西面街区的对角位置上是朝圣者浸信会教堂，这家教会买下了芝加哥最古老的犹太教会堂KAM圣殿（KAM即Kehilath Anshe Ma'ariv的希伯来语缩写），这座地标建筑由丹克马尔.阿德勒和路易.苏利文的建筑公司设计。

随着二战爆发，芝加哥又迎来了第二波规模更大的北上黑人移民。科技进步为这一波移民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1944年10月2日，国际收割机公司在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附近公开实地测试了一台机械采棉机。贫困史学家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写道：“每台机器做了五十人的工作。”于是大量丧失生计的黑人佃农家庭纷纷涌向北方各大城市，仅芝加哥一地就在接下来二十年时间里平均每周都要增加五百名黑人。这批新新移民再次遵循了此前犹太人率先开辟的定居模式——这次他们通过老旧的麦克斯韦尔街贫民区进入了西芝加哥。麦克斯韦尔街曾经遍布着售卖活鸡与意第绪语报纸的露天市场，充斥着头戴宽边帽、身穿黑大衣、满脸菜色的斯拉夫移民。他们的困境促使日后美国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简.亚当斯创建了赫尔屋社区避难所。麦克斯韦街的绝望能量孵化了一众少年英才，例如摇摆乐单簧管演奏家本尼.古德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佩利，黑帮会计杰克.“油拇指”.古齐克，以及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随着拖家带口的东欧犹太人逐渐在这条街上站稳脚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校、俱乐部甚至医院，因为住在城南的上一批犹太移民——被统称为“德裔犹太人”——一直在系统性地排斥他们。接下来二战过后最近一批衣衫褴褛的南方黑人移民则纷纷挤进了位于西芝加哥、俗称“犹太街”的道格拉斯大道。他们的到来促使将近十万犹太人离开了道格拉斯大道所在的劳德尔区。在1953年，劳德尔区有十五座犹太会堂关门转手，希伯来神学院也于1954年从劳德尔搬到了郊区。也是在1954年，身为芝加哥商业界风向标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商店终于修改了禁止雇佣黑人的公司规定。

随着居住区被反复分割，人口密度逐渐达到贫民窟的标准，汹涌而来的南方黑人移民也在不断冲击“限制在相邻街区”的定居规定。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试图在低层住房当中分散推行“妥善管理的种族融合”。1946年，房管局选定了两位在二战战场上立功受奖的黑人老兵进行试点，将这两户人家安置在了中途机场附近的一座新建公寓楼里。可是未曾想这栋公寓立刻就遭到了一千多名暴徒——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白人妇女——长达两星期的围攻，非要将这两户黑人赶走不可。伍德一直将自己的政策坚持到了1954年，这才在最后一次惨胜之后黯然离职。南非反种族隔离小说家艾伦.帕顿为杂志读者记录了这场胜利。身为当事人的贝蒂与唐.霍华德夫妇（Betty/Don Howard）在特伦布尔公园住宅区的462栋房屋之一里面坚持了一年，上下班都离不开警察护送，窗户用木板钉死，以此抵挡动员起来的辱骂、石块甚至炸弹骚扰。（社区领袖路易斯.丁诺森佐（Louis Dinnocenzo）发誓，“只要这片住宅区还有黑人，我的人民就不会离开街头。”）伍德被解雇后，理查德.J.戴利于1955年顶着芝加哥三大白人报纸的联合反对首次赢得了市长选举。戴利赢得了《芝加哥捍卫者报》的支持，因为他不动声色地暗示道，就算是奉行种族隔离的公共住房也胜过无房可住。凭借这句承诺，他从黑人老板控制的选区获得了十二万五千张选票，从而成功当选。成为市长之后，他利用联邦资金将最无助、最缺乏技能的黑人进一步集中在这些选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南州街的走廊上建造了一排巨大的砖砌筒子楼，一共二十八栋，每栋十六层，紧邻着新建的丹.瑞安高速公路。首批27000名居民中有四分之三是儿童，气得伊丽莎白.伍德斥责这种高层设计“反家庭且反人道”。这片罗伯特.泰勒住宅区于1962年竣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住房项目。到了1970年，它将包含美国最贫穷的三个人口普查区当中的两个。

如此这般的政治算计压抑住了几十年来黑人的怨气。黑人选区的话事人们一度饱受民权阵营的批评，因为他们假装不知道布朗案的裁决，不肯趁机推动学校种族融合；此外1955年有一位名叫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的芝加哥黑人青年在密西西比州惨遭私刑杀害，各位话事人对此同样装聋作哑。不过话事人们并未因为遭受批评就改弦更张，而是于1957年在当地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全国最大的分会，声称有五万名会员——购买了足够多的会员资格，然后就赶走了分会会长、民权活动领袖威洛比.艾伯纳（Willoughby Abner）。此人留下了一份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芝加哥公立学校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将于第二年发表在协进会杂志《危机》上。艾伯纳的调查人员发现，芝加哥90%以上的学校实际上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危机》研究报告承认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是种族隔离现象“相对较新的表现形式”，并且指出芝加哥官员一直在努力按照种族匹配学区与教师，从而与相邻街区的住户保持一致。

芝加哥学区学监本杰明.威利斯（Benjamin Willis）上任七年来一直回避这一指控。他首先坚持认为他治下的教育机构毫不关心学生的肤色，甚至没有保留这方面的记录。在1961年的韦伯诉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一案中，二十多名黑人家长以种族歧视为由提出起诉，要求将他们的孩子转到离家较近且不那么拥挤的学校。代表市政当局的律师认为将种族概念引入本案的做法很值得商榷。他们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无可争议的原因来解释公立学校为何拥挤——在过去十年中，有十五万名“额外”的学生涌入了公立学校，相当于匹兹堡的全部学生人口。此外律师们还辩称威利斯一直在通过快速兴建学校来缓解入学压力。报界也昵称他为“建设者大本”。未来的美国教育专员、当时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弗朗西斯.科佩尔在1961年称赞威利斯是一股“行政旋风”。直到后来，独立调查——有些基于法院命令，有些由著名大学自行发起——才证实了关于区别对待式监管的指控。白人学校的操场空地面积是黑人学校的六倍，每天只能上半天课的“两班倒”白人学生却只有黑人学生的五分之一。自从1955年以来，百分之九十四的新建学校都只有单一种族的师生。芝加哥共有189个用来缓解教学空间紧张的车载移动教室——被民权纠察队称为“威利斯大车”——几乎全都驻扎在全黑人学校，从而吸收更多黑人学生。

为了让1961年的韦伯案达成庭外和解，芝加哥教育委员会在1963年同意按照种族针对学校系统进行第一次正式人数统计，并且允许——但不是启动——向过分困难的学校提供适度救济。委员会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尽量中立的规定，即按学业平均成绩排名前5%的学生可以要求被重新分配到设有荣誉学士课程的高中。但是如此谨慎的措辞依然未能掩饰对于肤色界线的潜在触犯。先是有七百名白人家长拉起了纠察线，然后又有超过两千名白人举行了大型集会。威利斯反对庭外和解，认为这样做侮辱了他的权威。他先后宣布十五所白人高中没有资格接纳转学生。法庭命令送达到他的办公室，他就从后门偷偷溜走。到最后他宁肯辞职也不肯执行这些命令。如此高调的姿态使得威利斯成为了白人团结的公开斗士，也促使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辞职。但是这些姿态同时又恰好赶上了华盛顿大游行与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于是另一股截然相反的情感力量打破了芝加哥的种族距离。（用芝加哥民权领袖蒂缪尔.布莱克（Timuel Black）的话来说：“然后伯明翰出了事，这件事改变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派白人跨越了种族立场的分界线，近三千名芝加哥人乘坐火车前往华盛顿朝圣，并且对来自南方的迁徙移民产生了高度认同。他们带回的热情如此广泛且明显，以至于戴利市长指示民主党选区的队长们容忍了一场为期一天、针对芝加哥学校条件的抗议。

1963年10月22日，一万名示威者游行到教育委员会门前要求威利斯学监辞职，并且打出标语指责他是个偏执狂：“威利斯与华莱士有什么区别？”虽然这样的声音在空旷的芝加哥不过是个小插曲，但是在同一天悄然发生的另一件事却震惊了示威的旁观者与参与者们：法院下令进行的学校种族统计公布了结果，显示黑人少年儿童在公立学校的536163名学生当中几乎占了一半（46.5%）。同样在这一天，近二十五万名黑人学生进行了罢课活动——官方统计的罢课人数是224700人。这次招生普查好比一束耀眼的光芒，照亮了长期处于公众意识阴影下的移民数量积累。《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向读者保证“黑人在芝加哥仍然是少数”，并且敦促戴利市长与各所学校的董事会“切莫屈服于麻烦制造者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们也在抗议结束后出现了分歧，因为谁都没想到罢课的实际规模居然达到了预期的十倍，只差一点就可以宣称芝加哥的全部黑人学生都参与了本次罢课。1964年芝加哥又举行了一次后续罢课活动，这次没有得到协进会以及其他团体的支持，听命于戴利市长的组织更是积极反对。此外这次参与罢课的学生人数约为十五万，民权联盟内部对于怎样看待这个数字展开了相持不下的辩论，一方认为只有这么多学生罢课令人失望，另一方则认为还能有这么多学生罢课实在很可观。随着民权谈判者将目光投向1965年之后——届时威利斯学监的第三个四年合同将会到期，他本人也将会退休——针对北方的贫困与种族隔离问题的普遍态度陷入了一厢情愿的漠然。《商业周刊》主张：“许多黑人通过迁往城市改善了他们的命运，但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南方农村。”《芝加哥每日新闻》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支持塞尔玛示威，同时又对比明显地否定了芝加哥当地爆发的糟糕记忆，认为这些爆发“使得芝加哥的大部分人交替感到害怕与无聊”，并且庆幸于芝加哥的抗议联盟“就一切效用目的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了。”

雕塑家吉米卢.梅森（Jimilu Mason）已经绝望了，她再三要求自己的模特约翰逊总统保持同一个姿势，但是坐在椭圆办公室窗外高台上的总统却一刻也闲不下来。总统在等待雕塑家为他塑造半身像的一个小时里一直在与身边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秘密演讲稿，期间始终在手舞足蹈。他保证说：“这回我一定会拿出你一直跟我说的胡萝卜。”4月7日晚，白宫直升机因为风暴天气而停飞，于是一支车队将约翰逊送到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全国性电视讲话。他欢迎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的“无条件讨论”，并且承诺要为包括北越在内的越南战后经济发展提供“十亿美元的美国投资”。他宣称：“广阔的湄公河可以提供食物、水和电力，其规模甚至能让我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相形见绌。现代医学的奇迹可以在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缺乏护理的村庄里播撒开来。我们可以建立学校……”

约翰逊保证说，一旦北越停止针对南越的“全面征服”作战，上述各种援助“以及更多”就会在越南完全到位。在那之前，他将美国包装成一名不得不在“这条痛苦的道路上”恪尽职守的战士，随时准备要将这项已经“在暑热蒸腾的越南土地上”结束了四百条年轻美国生命的事业进行到底。他宣布了消极但坚定的决心：“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不会疲倦。”总统一方面坚称美国已经为“一场无与伦比的残酷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对于和平的抒情式渴望。约翰逊六次提到了结束一切战争的梦想。“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梦想。但我们有能力，现在我们有机会使这个梦想成真。”他几乎是踌躇满志地对抗着赫赫武功的诱惑——“枪炮和炸弹，火箭和军舰，都是人类失败的象征”——然后采用摩西对于以色列圣约法的总结陈词结束了自己的演讲。“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批评家们称赞这场演讲堪称“大手笔”。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私下里祝贺约翰逊做出了“非常及时且出色的举措”，并且欢迎这项面向世界的政治倡议，认为它承认了独立的南越不能“仅仅靠刺刀”或者“仅仅靠白人国家”来维持。寄给白宫的邮件一夜之间从四对一地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转变为五对一的赞成，但是敌对反应依然让约翰逊难以释怀。第二天早上，他找上了老朋友阿瑟.“特克斯”.戈德施密特（Arthur “Tex” Goldschmidt），希望曾经作为湄公河开发专家为联合国服务的戈德施密特能够壮一壮自己的底气。戈德施密特曾经与演讲稿写手理查德.古德温合作过，他很高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的听众规模足有六千万，几乎能与三周前的“我们必胜”开创性演讲一较高下。他的上司、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透露了口风，认为这则信息“很美妙”。戈德施密特告诉总统，他已经从几位联合国同事那里听到了“精彩的反应”——“您知道，我在电梯里和他们聊天时会谈到这方面。”

尽管听到了这么多鼓励，约翰逊还是放不下雪崩一般袭来的反对电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人们已经厌倦了你关于越南的谎言。快把军队带回家吧。’得克萨斯州卢伯克，‘我们将在越南退让，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一样’……呃，‘你今晚的演讲是虔诚的废话’……呃，‘你真的相信十亿美元就能买到和平吗？’这是密歇根州的来信。呃，加利福尼亚州，‘软弱的买断计划……十亿美元的绥靖’……呃，‘你听错了顾问的话。请查阅1957年版美国大百科全书……’”

戈德施密特笑了起来。他说约翰逊正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打击。

“凡是我认识的人就连一封该死的电报都没发过来，”总统说。“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一封也没有。”政坛老手们都在观望。虽然约翰逊希望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会选择经济奖励而不是军事惩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处境调换，把他摆在胡志明的位置上，那么他绝不会与美国谈判。惆怅之余，他觉得戈德施密特的妻子至少会赞同他的医疗保险立法。

“她很热爱这项立法，”戈德施密特说。“我们都很高兴。我的意思是，如果您想让戈德施密特夫妇高兴起来，那么不可能做得比现在更好。”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威肯登（Elizabeth Wickenden）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一直倡导社会政策，当时她与戈德施密特曾经将年轻的林登.约翰逊引见给许多终生朋友，例如现任大法官艾毕.福塔斯。现在总统要求他让她口述一份关于今晚通过医疗保险法案的声明。

“今晚？”戈德施密特惊叹道。

“是的，我们今晚就要在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约翰逊说道。他不顾戈德施密特的惊讶，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告诉她稍微考虑一下，她可以打电话给我的秘书口述。我真想说这是世界上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情。”

历史性的奇迹与困境正在相互倾轧。医疗保险在4月8日午夜前确实以110票的差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第二天——即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一百周年之际——教育法案与投票权法案在参议院的障碍也遭到了扫清。在此期间，约翰逊一直到星期四晚上都在处理有关一架空军喷气式战斗机失踪的报告，该战机被认为在中国领土海南岛附近遭到击落。他推迟了原定的休斯敦之行，一想到可能要与共产主义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参议院政治纷争就提心吊胆。他担心好战的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托马斯.多德（Thomas Dodd）“将会站起来质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要逃跑？他们击落了我们的飞机，而我们却什么都没做？”约翰逊担心，“如果我们再赶上另一起类似事件，或者他们扔了炸弹什么的，”那么接下来任何正常活动都会“看起来非常糟糕”。

“我想您可以出发了，总统先生，”麦克乔治.邦迪提醒道。于是约翰逊在星期五晚上到达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空调房”的休斯敦天体体育馆，见证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在室内进行的大联盟棒球赛，由纽约扬基队客场对战休斯顿天体队。扬基队的头号球星米奇.曼托（Mickey Mantle）向右中场击出一记表演性质的本垒打，致使首次启用的巨大电子记分牌抽搐了四十五秒，闪现出一幕幕画面，从飞驰的弹球到火箭尾焰，再到向长角牛抛出套索的牛仔。《纽约时报》将这座新建的多功能体育馆比作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在公元70年修建的布料覆顶的圆形剧场，其中的创新之处包括五十三个配备私人吧台与天鹅绒转椅的豪华包厢。就连球场养护员都身穿橙色太空服，被称作“地球人”。诚然球场里还有不少缺陷需要解决——比方说球场上原本铺设的百慕大天堂草草皮将会因为晒不到阳光而枯死，很快就会被塑料质地的仿真草皮取代——但这座堪称奇观的圆顶建筑被依然成为了地区经济的风向标。同一个星期五，密尔沃基勇士队和底特律老虎队也在亚特兰大匆忙搭建的体育场举行了比赛。按照伊万.艾伦市长的说法，这是“在不归我们所有的球场上，用我们没有的钱，为我们没有签约的球队举行比赛。”随着南方深处开始摆脱种族隔离的商业桎梏，艾伦收购了勇士队和一支新的职业橄榄球队，从而帮助亚特兰大连续第五年搭乘全国经济繁荣的势头。

周六这天约翰逊留在得克萨斯州，与刚刚成立八个月的扶贫项目的主任萨金特.施莱弗一起为一座职业培训中心剪彩。总统向聚集在一起的年轻学员们坦言他自己年轻时也曾辍学两年。他还调侃了一番平台上的政要们，回忆说其中有几个人曾经在罗斯福的国家青年管理局——或者说“当年的就业团”——当过饥饿的学徒：州长约翰.康纳利当年的月薪是30美元，众议员杰克.皮克尔（Jake Pickle）每月能拿到25美元。尽管约翰逊表示“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预言家的儿子”，但他还是预言了一个有可能重新创造奇迹的时代。与此同时，信使们带着完成的教育法案从华盛顿争先恐后地赶来，在4月11日的棕枝主日，总统助理们来到约翰逊从小就读的学校，在校舍院子里的一张木板桌上挂上了总统的徽记。这座学校位于大草原上，只有一间房。约翰逊四岁入学，在这里读完了八个年级。“您坐这边，凯蒂小姐，”总统招手邀请自己的开蒙老师（早已退休）和他一起坐在记者团面前。

新法案提供了13亿美元经费，虽然仅仅涵盖了目前中小学总支出的6%，但是针对的对象却是美国所有学校当中最贫穷的五百万名学生，无论他们此刻就读于公立学校还是宗教学校——这样一来还顺便规避了此前围绕教育界政教分离问题的长期僵局。法案凸显了约翰逊一贯强调的主题：“贫困有很多根须，但是最粗壮的主根是无知。”法案要求各地自行控制经费分配，意味着各个地区不仅可以、而且肯定会将资金转移到并非最需要的学生身上。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于联邦政府支持教育政策的突破性进展欣喜万分，因为本次突破结束了最早能追溯到1870年并且从1946年以来严重妨碍了美国教育发展的立法失败。总统在剪彩仪式上亲切招呼了几位自己于1928年在科图拉当小学老师时带过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托马斯.科罗纳多（Tomás Coronado），还有一位阿曼达.加西亚（Amanda García）。尽管科罗纳多早已成年，如今是一位勤杂工，但是约翰逊老师这次还是给他买了一本辅导书，好让他继续练习英语。加西亚则回忆道，约翰逊有一次打了另一个学生的屁股，因为这个捣蛋鬼模仿约翰逊的笨拙步态被抓了现行。这次体罚使得学生们意识到约翰逊老师其实对于羞辱非常敏感。总统认为自己今后不可能签署一份比起1965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更重要的法律。他引用托马斯.杰斐逊的告诫，“要建立与完善教育普通人的法律”，并且敦促他的听众不要“推迟将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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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个棕枝主日，塞尔玛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首席引座员在7点30分的晨祷开始前拦住了一个种族融合礼拜团体：“主教说我们必须放你们进入我们的教堂，但我们不必让你们领取圣餐。”双方的对峙再次招来了警察，一阵僵持之后，弗兰克.马修斯牧师穿着长袍出现在门口，将引座员带到人行道上进行了激烈的私下讨论。白人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和朱迪思.乌法姆与五六名等待加入晨祷的同行者们一起等待着——同行者都是他们从卡弗廉价公寓的寄宿家庭招募来的未成年少女，她们从黎明起就开始梳理头发，将礼服手套拉到手肘，并且一丝不苟地反复演练了领取圣餐的礼仪。“我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马修斯结束讨论走回来之后低声说，“但是你们可以进门参加仪式了。”他的眼神表明他刚刚与引座员达成了令人不安的妥协：访客们必须坐在教堂最后排，并且要等到仪式末尾才能接受圣餐。在教堂里面，有些会众带着明显的厌恶之情忍住不领圣餐，仿佛这些闯入者糟践了救赎；其他人则在仪式结束后对来访者表示欢迎；还有一个人原本在台阶上谈话，假装并不在意，直到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冲着来访者脱口而出：“你们这些该死的人渣！”“人渣”这个词的语气如此凶狠，令乌法姆感到浑身发抖。

在蒙哥马利大游行的余晖中，乌法姆和丹尼尔斯在民权运动的边缘地带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见证之路。他们驱车前往莫比尔购买了能表明他们是神学院学生的教士领。他们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寻找愿意与他们交流的圣保罗教会少数派。首席引座员伯纳德.雷诺兹法官（Bernard Reynolds）在达拉斯县法院的房间里接待了他们，并解释说只要他们别带着“黑鬼垃圾”上门，教堂就会欢迎他们的到来。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强忍怒火与法官讨论了一番教会教义。“有些时候，我仍然想要拿上一把大口径步枪钻进树林，”丹尼尔斯在那一周写道。“我越来越强烈地开始感到，最终我将会投身革命之路而非十字架之路。”

为了亲身实践宗教原则，两位神学生不惜在战术层面犯傻。乌法姆和丹尼尔斯作为知情人士多次惋惜维奥拉.柳佐不该如此天真，在夜里开车出门还要捎带上黑人乘客，太不拿自己的安危当回事。但是两人驾驶大众汽车在塞尔玛周边巡行时车里却总是塞着五六名黑人青年。他们带着一位来自加州的圣公会牧师一家人——包括三个小孩——冒险进入偏远的威尔科克斯县，并且不顾尴尬地询问当地白人附近哪里有投票权示威。在卡姆登的确有一场集会，而且集会人群还遭到了催泪弹袭击，滚烫的弹壳落在丹尼尔斯身上造成了烫伤。这一幕让丹尼尔斯突然获得了顿悟：这些满怀仇恨的南方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对于这些人怀有“一种严峻的感情”——“至少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主义’的爱而不是抽象的爱。”

年轻的钢琴家昆廷.莱恩（Quentin Lane）在复活节周日之前帮他强化了这份心得。此前莱恩所属的亨利.哈德森高中合唱团曾经来到布朗礼拜堂，为纪念一位因为参加塞尔玛示威而被杀害的同学举行了纪念演出，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在演出现场认识了他。这场音乐会充满了温情，但是在成人世界的现实面前却显得很生硬：这位同学是被他的黑人继父用猎枪打死的，因为此人对塞尔玛运动感到愤怒，而且白人当局实际上无视了这一罪行。莱恩表示他也想加入针对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跨种族见证活动，这一表态令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十分矛盾，因为他们此前答应过马修斯牧师，暂时不会继续施压圣保罗教会接受种族融合，给教会与马修斯留一点喘息之机。他们争论到半夜，然后痛苦地通知马修斯，他们还是要在复活节周日那天与莱恩以及其他四名黑人少年一起试图在圣保罗教堂做礼拜。马修斯牧师愤怒地反对他们出尔反尔，认为这一手证明了他们缺乏诚信。他表示阿拉巴马州主教卡彭特此前曾以个人身份与执事会谈判，希望教会今后放宽种族限制政策，而谈判依据正是这两名学生承诺要让圣保罗教会消停两天的保证。两位神学院学生否认自己试图毁掉他的教会。一位气急败坏的教会成员问他们还有什么目的，丹尼尔斯回答说：“我们正在努力践行福音。”

4月18日星期日一早，两白五黑七位年轻人再次来到圣保罗教堂。引座员将这七人隔离在后排角落，在领圣餐时又将他们圈禁起来，直到所有其他人都各归原座位置。雷诺兹法官近乎绝望地悄悄建议他们不要回来参加11点的复活节仪式，几位年轻人表示他们届时将会前往塞尔玛另一边的同名教堂参加仪式，这个回答让法官明显松了一口气。在圣保罗有色人种卫理公会教堂，丹尼尔斯发表了他在阿拉巴马州的第一次公开布道，由T.R.哈里斯牧师（T.R.Harris）指导。这次布道很成功，硬要说美中不足的话就是台下时而会传出“宣讲吧，兄弟”之类的鼓励性呼声，略微分散了丹尼尔斯的注意力。之后他和乌法姆开始撰写针对圣公会主教C.C.J.卡彭特的正式询问信，又在当天晚上冒险走进了黑人麋鹿俱乐部。两人在塞尔玛已经刷了长达一个月的存在感，因此很快就成为了点唱机旁边的社交红人。直到一批从偏远农村赶回来的非学委员工姗姗来迟地走进俱乐部，这才抢走了他们的风头。丹尼尔斯也对这批人很着迷，他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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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乌法姆和丹尼尔斯基本上接触不到他们打算效仿的政治领导人。首先，金出国度假去了——“我祈祷他不会被赶走”，丹尼尔斯写道；其次，分散各地的非学委工作人员在一个月内三次集中闭关，累计进行了七天内部辩论。非学委的公务用车都是从员工手里征用的私家车，这些车辆的使用问题成为了非学委内部近乎无政府状态的组织混乱的新象征。项目负责人抱怨说，现场工作人员经常轻率地离开农村岗位，跑到亚特兰大城里开车兜风。还有些员工根本舍不得将自己的爱车交给组织使用。密西西比州的穆里尔.蒂林哈斯特（Muriel Tillinghast）问道：“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你胆敢开走他们的车，他们就会向你开枪，你打算怎么应付这些人？”前任非学委主席马里恩.巴里将组织内部大家庭氛围的丧失归因于直接抗议的减少。他哀叹道，如今就连入狱见证行为也不足以剔除无意义的内讧了。卡迈克尔认为，各种自行其是不服管束的非学委成员——所谓的“漂泊者”——只是1964年自由之夏过后非学委缺乏标志性项目的症状。有些人哀叹，自从鲍勃.摩西在两个月前的神秘告别仪式上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帕里斯之后，非学委就出现了严重的领导真空。其他人则反对说，摩西与他的妻子多娜早在尚未被非学委从工资单上抹去姓名的时候就匿名漂流到了伯明翰，树立了大灭自家威风的恶劣榜样。“我才不去找他们呢，”塞拉斯.诺曼气愤地宣布。“他们必须主动与我联系。”

摩西错过了为期三天的非学委务虚会，于4月1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大型集会上发言。被他抛在身后的同事们认为这场演讲体现了又一次富有远见的勇气飞跃，但是演讲主题的转变却凸显了非学委在两个方面的分裂。首先，就像新兴的反战运动本身一样，华盛顿的两万名集会者几乎完全由白人组成。对于一个渴望超越种族紧张关系的民权团体来说，这一事实暴露了非学委内部的隐藏问题。摩西甚至早在自由之夏项目结束后留下来的白人志愿者充斥了南方民权运动之前就已经主持了关于内部敌意的痛苦辩论。此外当初之所以会有六十多名非学委员工如此轻率地离开密西西比前往塞尔玛，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逃避种族融合的民权项目带来的个人与政治压力。第二，越战演说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引发了新的抗议，可是非学委的年轻员工们——尤其是摩西——却感到自己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早已被打倒，如今疲惫不堪而且遭到了背叛。许多人已经把国家政府当成了令人窒息的敌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谴责LBJ的投票法案？”来自霍华德大学、在同事当中很有影响力的理论家考特兰德.考克斯敦促道。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Jack Minnis）则认为，拟议的投票权法律“完全是骗人的……因为极其复杂的美国政府的种族主义整体结构为那些执政者提供了太多的‘出路’。”

非学委的活动家们从总体上拒绝了联邦行动的目标，尽管这一目标此前一直是民权运动为种族正义发出痛苦呼吁的锚点。立足在历史判决边缘的他们断言民权立法将会是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什么里程碑意义。他们预测民权立法必将遭受失败与有法不依，但是他们的不满其实更加深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权运动老兵们对于国家政治的固有性质产生了不满。“林登、休伯特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继续打着治理伟大社会的幌子进行着长线诈骗，”明尼斯在4月15日出版的调查通讯《与林登一起生活》中写道。自一月以来，这份自由职业者创办的周刊已经成为了非学委内部的现象级刊物，因为它把约翰逊总统刻画成了潜藏在自由主义空壳背后的非人力量——主要是利润与中央集权——操纵的工具。极其讽刺的是，乔治.华莱士以及其他政治立场与非学委针锋相对的人们此时也正在炮制类似的话术来攻击民权阵营。

非学委员工们相互发泄着矛盾。强硬派痛斥纯粹派远离政治的做法不道德，纯粹派则痛斥强硬派参与政治的做法不道德。（“他们说既然权力结构如此不道德，那么我们就应该使阴招下黑手来获得权力。”） 密西西比州的一队绝望员工抗议福曼对待塞尔玛示威的公开态度前后不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沮丧地集体辞职了。“我们互相拆台，”一个人写道，“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不给对方任何安慰。”塞拉斯.诺曼责备艾凡赫.唐纳森尽管反对蒙哥马利大游行，但还是担任了游行风纪员。密西西比州的人们恳求唐纳森回到他所倡导的基层生存项目当中，但是唐纳森却抛出了一枚吓到所有人的炸弹：他正在帮助非学委通讯主管朱利安.邦德竞选佐治亚州州议会的席位。

“如果朱利安输了，他会怎么做？”一位员工困惑地问道。

“我不知道，”唐纳森耸了耸肩。他开始以务实的姿态争取非学委的第一笔竞选捐款，无视了组织内部根深蒂固的共识：西装领带与选举政治是通往腐败的必然道路。他与邦德想要拿下亚特兰大新设立的第136选区。在唐纳森看来，这里的黑人选民们从未被候选人征求过意见，黑人布道人规定他们选谁他们就选谁。这些人理应得到更好的选择。此外邦德的名字是一种资产，因为他的家庭地位显赫，但他的面孔却不为人知。因此唐纳森与非学委同事查理.科布在挨家挨户走访时谎称自己就是邦德，从而使竞选活动的个人影响力增加了两倍。身为白人的弗兰克.索拉科的工作主要局限于竞选总部，位于亨特街的一家假发店后面。

如今自称帕里斯的摩西在非学委四月的最后一次辩论会上发表了一番沉思，主题是自由的生长痛。他主张民权运动正在为数百万人打开大门，但是并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制度化地确保“他们的能量得到有意义的释放”——这将会成为民权运动在二十世纪余下时间里的核心问题。摩西不顾台下同事们的坐立不安或者迷惑不解，为他们勾勒了一张组织理论的草图。“如果前进方向真的来自底层，”摩西耐心地宣称，“那么人民就必须聚在一起，解决在他们看来出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包括非学委的问题。这项进程永远不会终结，不存在截止期限。没有人当面说他是漂泊者，还有几个人试图揣摩他的信息的民主要旨。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话来说：“人民要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

喧嚣的抽象讨论让位于分裂的实践。非学委的白人员工们要么渐渐离开，要么转而唱起了配角，为深入偏远地区的黑人实地工作者提供支持。朗德斯县的小团队找到了一处条件简陋的自由之家——屋里没有上下水设施——由新诞生的投票权团体朗县基人运组织的农夫马修.杰克逊（Matthew Jackson）捐赠。以此为据点，卡迈克尔和鲍勃.曼茨开始依靠步行与借来的骡子缓慢地在这个巨大的农村县城拉票，起初只要受惊的黑人允许他们靠近，他们就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卡尔霍恩周边的一位老妇人礼貌地拒绝了他们：“我可登不了什么记，我的脑袋眼看就要到坟头上开花了。” 后来在一场小小的顿悟当中，一位名叫“艾达阿姨”的老年残疾人宣布，自从 “我在亚伯拉罕.林肯身边看到你们”，她就一直在等待他们——非学委员工们认为她指的是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她派遣亲戚参加了非学委组织的小型弥撒大会。

卡迈克尔的目标是深入朗德斯。为了找到更多像艾达姨妈一样的人，他招募了一位斯科特.B.史密斯（Scott B. Smith）。史密斯是一位他素来钦佩的实地工作者，因为此人在之前的工作当中展现了极强的办事能力。就算将他扔在某个陌生县城的路边，一不给钱二不给车，他也依然能够独力经营民权项目。史密斯原本是芝加哥街头的一名社会青年，在“血腥星期天”之后南下成为了民权志愿者。尽管他是大城市出身，但是平日里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荒蛮神秘的气质，戴着一条由“闹鬼”骨头制成的项链——有人说是鹿角——并且还会侃侃而谈地讨论黑人酿私酒师对于农村教会的微妙重要性。他很快就预言，迪波西特堡将会成为朗德斯县的“火药桶”，新兴民权项目在那里试图通过躲在主流视线之外悄悄工作来预防暴力。卡迈克尔认为，无论如何非学委员工都不该愚蠢地拒绝广大黑人群众对于马丁.路德.金的热爱。他曾经亲眼见过阿拉巴马州的黑人为了能够触摸一下金而相互推搡，甚至试图从挡在前面的人身上爬过去。“人们没听说过什么非学委，”卡迈克尔尖锐地指出。“他们只会说，‘你是金博士的人吗？’”他敦促他的同事们回答：“是的，女士。”并且通过日常服务建立纽带。这样一来到了下一次危机的时候，即使是金也要“依仗非学委的人马”，从而实现从上到下的共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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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星期四，金开始第一次测试波士顿的民权运动环境，测试地点是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他在州立法机关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的上方是一排五幅巨大的历史题材壁画，横贯壁画上方的雕带上镌刻着这套壁画的共同主题——“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自由之路里程碑”。“我是一个曾经被禁止进入政府所在地的人，由于试图向州立法机构与州议会请愿而多次入狱。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当前这一刻非常重要。”接下来金向土生土长的波士顿子弟、不幸英年受戮的肯尼迪总统致敬，纪念他最早引入了民权法案，“许多社区现在都在遵守法案规定……展现了惊人的良好意识与冷静的理性。”对于肯尼迪的致敬换来了听众们的起立欢呼，关于民权立法落实情况的报告则赢得了一片掌声。然而接下来金又继续谈起了仍然存在的“令人绝望的问题”的各个方面。观察家们注意到，此时台下的州议员们要么身体前倾聚精会神，要么干脆坐到了挤满过道前端的板凳上，唯恐听漏了一个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他从未具体提及波士顿或马萨诸塞州，但他确实强调了‘学校不平衡’[和]‘事实上的隔离’。”“请允许我这么说，”金在会议厅里说道，“我来到马萨诸塞州来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鼓励。正是从这里的海岸诞生了一个在自由中孕育的新兴国家的愿景，如今自由也必须通过这里的海岸得到维护。”

离开州议会之后，金的车队驶上了前往后湾区的道路。在塞尔玛时金号召人们来到佩特斯桥，雷鸣般的赞同响应了他的召唤。如今雷鸣的余音依然回响在车队行进的路上。在逾越节的最后一晚，他造访了聚集千名信众的以色列圣殿，随性地回忆起了1951年自己来到波士顿求学的经历。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波士顿大学研究生，他打电话联系了好几位房东想找个落脚之地。一开始仅仅能在电话里听到他说话的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直到他们发现我是黑人为止……一处又一处无不如此。”1965年的《基尔南教育报告》认为，由于房地产政策的限制，马萨诸塞州的全部八万名黑人当中有70%被封锁在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区，在那里腐朽败落肆虐滋生，就好像被环剥树皮的树木枯死之后滋生霉菌一样。金在会见约翰.沃尔普州长与州立法机构的路上巡视了罗克斯伯里——他钻进刚刚逃离种族隔离南方的难民贝蒂.詹宁斯（Betty Jennings）的破旧公寓查看了一番，然后来到坎贝尔学校门外——这里的学生每班最多足有五十人——通过喇叭向家长讲话。金在以色列圣殿解释说，他最艰难的任务往往是防止苦涩心态的膨胀，唯此才能发展建设性的非暴力：“每个黑人都必须为‘未来的逾越节’做准备。”

“波士顿远远不是美国最糟糕的城市，”周五早些时候金在罗克斯伯里的蓝山基督教中心门外告诉记者。他向记者指出，许多富有良知的民权参与者都曾在这家中心服务过，包括詹姆斯.里布以及前任州长的母亲、前年春天曾经在圣奥古斯丁参加入狱见证的玛丽.皮博迪。弗吉尼亚州的前任领导大会协调员维吉尔.伍德牧师（Virgil Wood）介绍了一个由戒酒者组成的唱诗班。他们此前参加了蒙哥马利游行，现在又为金的来访打扫了罗克斯伯里的街道。然后金与当地民权领袖举行了闭门会议，当地领袖向他展示了波士顿民权运动的薄弱之处。有人承认，波士顿黑人“沿着阶级界线分裂得极其严重。”他们的克星、全白人学校的保卫者路易丝.戴.希克斯（Louise Day Hicks）已经更有效地动员了起来*。一些人担心爱尔兰裔青少年在过去两年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期间用石头砸了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花车。其他人则对声望显赫的盟友不屑一顾。他们给副州长埃利奥特.理查森起了一个不无戏谑的绰号：“我和你同在塞尔玛”。这是根据他们所说的他在波士顿用来巧妙地谈论种族问题的一句话。金笑了，但他不能轻率地冒险失去像理查森这样的显赫政治家的支持，更何况理查森确实去了塞尔玛。投票权法案仍然还在经受阻挠议事的考验，面临着足以使其效力丧尽的修正案。即使是已经确定的法律也只能为金所说的“创造性乐观主义”提供脆弱的基础。这一周的星期三，正当布朗案一致裁决十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金告诉纽约市律师协会，目前只有1.18%的南方黑人学生与任何白人儿童一起上课。

*【希克斯于1961年当选波士顿公立学校委员会委员，此后一直将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实际种族隔离状态维持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接下来金参加了他在北方发起的第一次民权游行，不过他本人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六百名警察的护卫下，游行队伍从罗克斯伯里出发走了三英里，人数估计在两万到五万人之间。在游行终点波士顿广场，人们举行了集会。寒冷的雨水驱使不少人在特雷蒙街的商店遮阳篷下避雨，但是大多数人像金本人一样撑起了雨伞。金瞻仰了民主斗争的著名英雄——策动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塞缪尔.亚当斯、单骑夜奔通报敌情的保罗.里维尔、波士顿惨案的首位死难者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率领全黑人部队攻打邦联军要塞并且饮弹牺牲的罗伯特.古尔德.肖以及反奴隶制活动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墓碑和纪念碑，并且告诫美国人不要成为“一个旁观者的国家”。然后他赶往机场，并且在路上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金否认自己对于波士顿吹毛求疵，否认自己因为哈里.杜鲁门最近公开指责他是“麻烦制造者”而担心，还否认自己不愿意将精力转移到和平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权领袖像反对种族隔离那样反对战争。”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头条新闻——“金的新策略：结束越战”。身为和平主义者的老朋友A.J.穆斯特与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看到这条标题之后发来感谢电报，敦促金加入他们的反战抗议活动。这一天来自布道坛的分心事同样层出不穷。南方长老会原本打算邀请金造访，但是有人提出动议要取消邀请，引起了一场辩论；萨凡纳的圣约翰圣公会和休斯顿的第一浸信会这两个主要教会都投票决定拒绝黑人进入。金抱怨说他的安眠药不再起效，他的假期感觉更像是蹲监狱而不是休息。助手们讨论了向他推荐一种更断然的、旨在治疗抑郁症的精神病学方法——“当然，我们并没有当面对他说出抑郁症与精神病学这两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