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金从旧金山出发，途经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在底特律停留了一段时间。此前密歇根州长乔治.罗姆尼宣布为维奥拉.柳佐举行哀悼大会，星期二是悼念活动的第二天，当天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一场高级安魂弥撒，这也正是金在底特律驻留的原因。四十名摄影记者拍下了金与其他社会要人出席葬礼的场面。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路泽与他的竞争对手、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詹姆斯.R.霍法罕见地共同亮相。之后当人群跟随在维奥拉.柳佐的枫木棺材后面走出圣母无玷之心教堂时，一位记者尖锐地指出，《我们必胜》这首退场赞美诗“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现场很少有人知道歌词。”

金和伯纳德.李提前离开了安魂弥撒现场，搭乘正午航班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联邦调查局监视人员在机场大门看到贝亚德.拉斯廷和哈里.瓦赫特尔迎接了二人，并且催促他们参加下午在曼哈顿举行的演讲以及晚上在长岛大颈区贝斯埃尔寺举行的活动。金的精神状态让他的顾问们感到震惊，以至于瓦赫特尔希望他去看心理医生。金在境遇的高峰与低谷总是很容易抑郁。塞尔玛运动高潮结束后的失落感与尽快扩大民权运动规模的压力迎头相撞，致使此刻的金从骨头里往外散发着疲惫，整个人都陷入了瘫痪。他承认眼下自己无法辨别事务的轻重缓急。顾问们发现他仍然随身带着他曾答应要送给维奥拉.柳佐的亲属们的纪念品，并没有送出去。在安魂弥撒现场有人将他介绍给了霍法，霍法当即向领导大会捐赠了两万五千美元。但是金的情绪依然不高，因为卡车司机工会主席痛苦地表示他不愿意支持抵制阿拉巴马州产品的呼吁。这项挫折远比意外之财更令他焦躁激动。

瓦赫特尔把金的慰问信转发给了安东尼.柳佐，并附上一张纸条表示金太难过了，不能亲自送信上门。另一方面，拉斯廷巧妙地将金从抵制策略当中抽了出来。私下里他认为这项策略“非常愚蠢”。3月31日星期三，在前往巴尔的摩的途中，拉斯廷指责急躁的员工们——主要是贝弗尔——不应该以金的名义宣布一项利用塞尔玛游行势头改造阿拉巴马州的激进计划。(贝弗尔说：“除非华莱士州长对自由请愿书采取积极行动，否则我们希望联邦政府来到这里主持黑人选民登记，并且赶走违宪的当前州政府。”) 金感到有必要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支持抵制活动，这也引起了一阵批评。白宫发表了一份不支持的声明。《纽约时报》认为该提议“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不可行”。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金的政治目标“当然令人钦佩，但它们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合法有序的方式来实现。”其他报纸谴责这种想法是“报复性的”而且“十分危险”。民权领袖惠特尼.杨是主打商业的全国城市联盟的执行董事，他的反对意见认为，针对一个州的商业抵制将会迫使工会与企业的民权支持者违反与其他方面签订的合法合同。领导大会在巴尔的摩勋爵酒店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期间，广播布道者所罗门.米肖（Solomon Michaux）在酒店周围拉起了一条纠察线，抗议这种经济武器将会“使得阿拉巴马州成千上万的黑人失去工作，被迫领取救济。”

压不住的贝弗尔谴责了抵制行动的批评者们，还讥讽惠特尼.杨无非是套着衣衫的人偶模特，“两美元的脑袋上戴着五十美元的帽子”。但是当抵制运动的执行工作在议程上一再推迟时，就连他也意识到了致命的迹象。安德鲁.杨建议领导大会将非暴力运动从塞尔玛带入北方城市，正如金本人所建议的那样。领导大会理事会不情愿地批准了这一建议，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争执。南方布道人委员会对于试图扩展到北方地区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教会基地，而且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北方各州根深蒂固，对于竞争性的抢夺地盘一再表示过不满。贝弗尔想知道，与无权投票的南方佃农的困境相比，城里的黑人能有什么麻烦。其他人则强调了一个新的领导大会计划，即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小说家拉尔夫.埃里森等杰出顾问合作，通过对话而非抗议来解决种族冲突的根源。拉斯廷赞成关注经济正义问题，*但他强调采取渐进方式来维护民权运动来之不易的联盟。他警告说全国大部分地区眼下依然将种族问题视为南方特有的严重不公正问题，过快的观点转变必定会疏远北方的支持者，包括新闻界。这反过来又会破坏联邦政府支持种族平等的历史性动员——“自1867年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决不能分裂我们第一次得到的东西，”拉斯廷警告领导大会董事会。“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社会运动可以不依靠核心白人中产阶级作为盟友而取得成功。”

*【拉斯廷在三月早些时候宣称：“即使明天黑人全都变成了白人，他们仍然会受困于失业与无业。”他创立了A.菲利普.伦道夫研究所，旨在与贫困作斗争。】

何西阿.威廉姆斯抓住拉斯廷的论点来宣传他自己的夏季社区组织与政治教育项目，首字母缩写为SCOPE。该活动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引进两千名大学生，在这一年夏天帮助南方黑土带一百二十个县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金祝福了这个计划，领导大会理事会也因此更加衷心地接受了SCOPE方案而不是阿拉巴马州产品抵制行动。这一点表明贝弗尔的草率提议已经损害了他作为一名创造性战略家的地位，对于现场员工的控制权随即转到了威廉姆斯手里。领导大会的核心骨干大都有刚愎自用的毛病，现场员工控制权的易手更是激化了贝弗尔与威廉姆斯这两位死对头之间的相互指责。威廉姆斯指控贝弗尔试图依赖宏大计划来回避非暴力个人见证；贝弗尔则反驳称威廉姆斯对于非暴力的理解过于迟钝，而且SCOPE提案无非模仿了前一年非学委的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威廉姆斯抱怨说贝弗尔一直在金的行政班子内部给自己拆台。威廉姆斯的追随者预言他的奉献将会带来奇迹，而其他人则担心他行事霸蛮。在巴尔的摩，威廉姆斯大大咧咧地告诉负责柳佐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他把塞尔玛游行的所有交通记录留在了停在亚特兰大机场某处的一辆租来的汽车后备箱里。他回避了探员们随后的问询请求，声称联邦调查局只会碍事。最后他用一句临别赠言甩脱了坚持要与他谈一谈：他表示自己手下的员工一夜之间从三个人跃升成为了三十一个人，因此现在“我比胡佛、金、约翰逊或者其他任何人都要忙。”

来自世界舞台的压力绷紧了这个浸透布道坛民间习俗的组织。理事会成员仍然习惯性地迟到，许多人在向领导大会提供个人捐款时都要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长时间布道。安德鲁.杨报告说金在伦敦、越南、甚至南非都被视为和平缔造者，与此同时从弗吉尼亚到佛罗里达的理事会成员却抱怨自己在塞尔玛运动当中遭到了忽视。亚特兰大的罗兰.史密斯牧师（Roland Smith）建议在危机期间增派员工以保持民权项目现场与理事会的联络。华盛顿的沃尔特.方特洛伊警告说不要把投票权法案的通过视为理所当然。历史学家劳伦斯.雷迪克敦促大家支持即将启动的“启蒙计划”，这是一项帮助贫困儿童学习的联邦试验计划。肯塔基州的D.E.金牧师想知道黑人何时才有资格加入南方各州的国民警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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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打断了会议进程，提出了一项个人要求，希望各位理事“认真仔细地考虑领导大会主席的继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为他正式指定一位继承人，在他死后接手这个组织。金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知道有谁能比拉尔夫.阿博纳西更彻底地表达我的想法。”这番话吓得理事会成员们一个个张口结舌。各位擅长葬礼演说的教士们纷纷回避了金的要求，转而谈起了如何修改领导大会的章程。理事会成员们平时经常宣扬死亡临近——金没有直接抛出“死亡”一词，而是委婉且谨慎地表示自己可能遭遇“某些现实的实际情况”——这次却躲进了实务讨论的庇护之下，例如阿博纳西是否应该继续担任领导大会的财务主管。金老爹则将针对阿博纳西的怨恨转化成了一段关于金钱问题的慷慨陈词。他斥责他的同工们多年来消极无为，一直没能保证他的四位孙辈与儿媳柯瑞塔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享有财务安全。万一他亲爱的儿子、年仅三十六岁的全家顶梁柱在最近几天就被仇恨夺去性命，留在身后的孤儿寡母必然受穷。

在紧急召开的小组会议上，过度紧张的理事会成员们狂热地讨论起了金为众人带来的病态惊吓。许多人都知道一个半公开的秘密：金的精神状态在塞尔玛运动之前并不太好。自从去年十二月的诺贝尔奖之旅以来，自从他意识到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正在利用他的私生活录音勒索他并且迫使他自杀以来，金就一直处于抑郁之中。尽管金也曾下定决心要弃绝见不得光的减压手段，从而减少民权运动陷入丑闻的风险——他在一部分朋友面前无地自容彻底坦白，在另一部分朋友面前长吁短叹自我厌恶，在所有人面前都指天发誓今后必定洁身自好——但是此时他却早已故态复萌，再次屈服在了恶习脚下。即便在塞尔玛游行前后二十天的激烈漩涡当中，金也依然设法找到了一位时髦却又低调的黑人新情妇陪同自己一起旅行。像她这样能够来去自由地穿越肤色分界线的高级陪同专门服务身份显赫的——往往也是富有的——男性。金在兴头上玩得越狂野，事后的自我谴责就越凶狠，他的个人生活也越发恶化。金很清楚自己的事业多么脆弱，也很清楚自己的恶习让民权事业蒙受了多么大的风险，但是他恪守誓言的努力却遭受了尖锐的失败。除此之外，他的家庭生活也变得越发不适起来。过去五年间，金夫妇在亚特兰大一直租房居住。柯瑞塔非常希望能有一栋属于自己的住宅，并且看中了一座小型别墅，只需一万美元就能拿下。交纳首付款的最后期限是四月底，但是金却始终反对买房。金认为自己并非仅仅是黑人的代言人，还要为所有的穷人谋求福利，因此即使是这么一栋小屋对于他来说也依然过于奢侈，令他无法安然自处。金摒弃物质享受与小资产阶级追求的生活态度令柯瑞塔十分难受，尤其是因为丈夫一年到头奔波在外，将自己与孩子们留在逼仄的住所。在她看来，她的丈夫是一位“被自己的良心活活吞噬”的人，因此经常因为“心头满载负疚”而行事乖张。她将这一切都容忍了下来。

在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报》用整整一期的篇幅报道了这次领导大会会议，将其视为震撼人心的新闻，并且精确到分钟地报道了这一光辉耀眼的公共事件——红衣主教劳伦斯.希恩（Lawrence Sheehan）在晚上9点41分致词，6分钟后全体与会人员为金老爹起立鼓掌，阿博纳西在10点13分入场。相比之下，当地主流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仅仅在背页上适度地报道了这一过程，旁边还报道了当地理发学校涉嫌欺诈案的逮捕情况。在私下里，C.K.斯蒂尔牧师告诫金不该在没有事先通知理事会会的情况下就推出选定的继承人，反对阿博纳西的小派别也在蠢蠢欲动。金的贴身班子的员工们大都将设立继承人的想法视为阿博纳西与金之间的表面休战。他们看到阿博纳西在奥斯陆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妒意大发，吓得金不知所措。阿博纳西在典礼期间要求获得与金平等的皇家待遇，颁奖结束后又闹着要求奖金必须分给自己一半，尽管金决定将全部奖金悉数捐献。从那时起，金就不得不苦苦乞求他这位闷闷不乐的同工参加塞尔玛运动。贴身员工们并不因为金使用继位主席这样一个空洞头衔来安抚阿博纳西而气恼，因为这样做是金的权利，更何况只有一厢情愿之辈才会认为领导大会在金死后仍然能继续存在下去。真正令他们不解的是金与阿博纳西在个人层面上的羁绊为何如此牢固。拉斯廷贬损阿博纳西一脑子浆糊，平时只会作秀。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要是没有阿博纳西陪着，金在监狱里“就连十五分钟”都忍耐不下去。杨、伯纳德.李以及其他人则赞赏阿博纳西是一位富有天赋的布道人，通过黑人教会的基本身份与金捆绑在一起。金拥有阿博纳西所具有的全部生猛饥饿感，另一方面他本人还痴迷于顽固且缺陷横生的人性。这两股力量的相互冲突与制衡塑造了金这个人。两者的结合使得他的预言之声成为了一尊火力全开的熔炉。在平静状态下，金的声音则显示出了惊人的广度与诱人的善良本性，还掺着些许抑郁色彩。

金的助手们完全期待他像往常一样再一次挑起重担，再一次演好那个不可或缺并且只有他才能演好的角色。有几位助手认定金的个人绝望与忏悔折磨其实很有必要，因为这样能让他重新获得在民权运动当中公开牺牲的内生动力。还有几位顾问催促金趁热打铁赶快开展下一步行动。只有一个人认为他们应该放过金。“我们是什么人？”哈里.瓦赫特尔律师质问同事们，“我们有什么资格声称马丁必须继续强撑下去，无论代价几何？”

理事会再次召开会议，通过了确立阿博纳西作为领导大会继任者的传承计划。用弗雷德.夏特沃斯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他的象征意义。”他敦促同工们团结起来支持金。新的动议批准了为金家提供保险与养老金福利的决策。何西阿.威廉姆斯建议庆祝一下阿博纳西的生日。更大胆的成员要求金每年都应当强制度假休养身心，并通过了一项决议由领导大会来支付度假费用。拉尔夫与胡安妮塔.阿博纳西夫妇也得到了同样的休假待遇。

离开巴尔的摩时，痛苦的金找上了斯坦利.利维森，询问他对塞尔玛之后的世界的看法。

“亲爱的马丁，”利维森在回信一开头写道。严格来说他仍然在已故肯尼迪总统的要求下流亡在金的世界之外。尽管金在几周前才刚刚宣布了单方面的“赦令”，但瓦赫特尔和其他人已经慢慢地适应了利维森完全归队的局面。虽说他们可以想象这位好友是一个受到苏联影响的叛国代理人，一心想要破坏美国的自由，但是美国政府的反应居然是阴鸷且蹩脚地企图阻止他为金志愿服务，着实非常荒谬。对他们来说，这种分离只有对于那些赤裸裸地崇拜胡佛的人们来说才有意义。但是他们依然极其谨慎地行事，因为胡佛在肯尼迪遇害之后依然留任。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胡佛继续保持着政治攻势，他命令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搜索未来的SCOPE工作人员的颠覆背景，还要查明金是否曾不止一次访问过高地人中心。“如果我们能获得信息，推翻金最近在《与媒体见面》上的说法，”胡佛指示说，“我们将有可能发动反情报打击。”

自1963年底遭到放逐以来，利维森一直在大量阅读，以此弥补长期致力于为金筹款以及其他实际服务的时间。他试图通过学习古典政治文学——例如塞万提斯、左拉、雨果和托尔斯泰——来弥补通识教育方面的不足。他参观了曼哈顿的健身房，观察柔术这一格斗界的“温柔技艺”，并且将其作为非暴力的隐喻。他甚至还分析了好几部流行电影，把汉弗莱.鲍嘉在《越陷越深》中面对凶残黑帮的陈述作为座右铭。“你们买不到我，你们也吓不倒我。”他新近最喜欢的作家是维克多.雨果，因为雨果能够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强大”的事件，例如雨果声称滑铁卢是“宇宙的一个转折点”。

“塞尔玛的意义比伯明翰更大，尽管范围更小，”利维森写道，“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白人和黑人第一次加入了前往南方深处朝圣的斗争。”他认为伯明翰让数百万人“从纸面上的支持决议转向了用心同情”，而塞尔玛则动员了“美国的真正横断面”。利维森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继续写道：“在蒙哥马利机场，我震惊地发现那么多参与者的面容都如此陌生。他们不是长期承诺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与黑人。他们是来自一切信仰与一切阶层的新兴力量……从商人到和平主义激进分子无所不有。”

利维森称赞“约翰逊总统的宏伟演讲”是民众意愿的重要且必要的表达，但是他坚持认为历史的驱动力属于民权运动，而且民权运动的“领导权属于你。”塞尔玛的势头使得金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人物之一——现在你不仅是黑人的领袖，而且还是数百万白人的运动领袖。”他着重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或许是想使金摆脱诱人却又不留余地的谦虚，利维森认为这是金的缺陷之一。他经常主张金“太谦虚”，但却远非缺乏安全感。接下来利维森提出了一贯不留情面的批评：“在我看来，提议[抵制阿拉巴马州产品]的方式过于随意，而且还让外人觉得这就是你的核心方案，这两点都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这并不是行动的最佳选择，而且从争取投票权的斗争当中催生出经济斗争也不符合逻辑。”相比之下，他勾勒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内战期间与之后做出的历史性选择，认为这才是更健全的路径。

“你所领导的运动是目前这个国家唯一的运动，它唤起了这个国家更精细的民主本能，”利维森断言道。为了解释原因，他强调了民权运动的方法：“塞尔玛运动证明了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力量甚至比任何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宣传，认为塞尔玛是野蛮和恐怖主义的可怕表现，我们就错了。当局的态度相当克制。暴力的程度虽然令人震惊且吃惊，但是并不广泛。”相比之下伯明翰的暴力——更不用说过去几十年的奇观式私刑——要糟糕得多。塞尔玛的力量来自于非暴力斗争手段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激励与鼓舞。非暴力唤起了勇气。只要得到长期持续与精心设计，非暴力几乎会不可阻挡地建设出广泛政治参与的局面。“有人问一个黑人是否认为他们会赢，”利维森告诉金，“他回答说，‘我们一开始就赢了。’这话说得很深刻。”

另一方面，利维森也在努力克服非暴力的局限性。他可以将非暴力理念的“更精细民主本能”追溯到成千上万名实践者身上。他们冒着风险承受暴力打击却不肯还手，如此纪律严明的见证行为肯定了大胆的美国理论，即人民用不着强加的统治者或者监护人也能实现自我管理。非暴力示威者本着近乎超人的忍耐力以及对于共同人性的相应信念，邀请他们的压迫者加入开国元勋们创建的政治平等契约。他们像最初的爱国者一样挑战等级与家世，以求改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尽管利维森并不缺乏平衡持中的智慧，但他毕竟不是预言家。他给金的信低估了塞尔玛作为分水岭的意义。他预言了种族隔离代表的“农业利益”将被推翻，但没能预言南方阳光带将会因此迎来怎样的繁荣奇迹。他乐观地认为这场运动可以“在改变贫民窟的生存状况等等方面走得更远”，但他没能预见到自由理念在种族与经济领域之外必然激起的涟漪。一旦释放出来，平等与非暴力力量的理论就会在传统权威领域产生广泛共鸣。如果说当前的人们可以在维奥拉.柳佐与乔纳森.丹尼尔斯这两位塞尔玛朝圣者的非凡传奇当中窥见民权运动的深厚潜力，那么今后从祭坛与卧室再到遥远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将感受到民权运动的广泛影响。来自民权运动的约束性能量将会改变文化与炉灶，其影响将会使得民权领袖们自己都感到震惊，就像最初的美国开国者被自己建立的国家吓到那样——叮当作响的金钱主导了看上去很美的民主制度，惯于拳脚相向的选民们甚至能将选票投给一柄扫帚，以至于乔治.华盛顿尖刻地指出，他担心自己退休后美国将会出现民主过度的局面。超出想象的变化很快就变得司空见惯起来。在民权运动的激励下，1972年辛辛那提的一名学生将被按立为犹太教两千年来的第一位女拉比。“我们必须面对生活的现实，”莫里斯.艾森德拉斯拉比告诉他在美国希伯来教会联盟的董事会，“女性已经到来，她们不会离开。”

利维森更没有预料到反对民权精神的逆向思维将会多么壮大。在民权运动的内部与外部，正当非暴力政治不可阻挡的势头开始产生持久成就的同时，这一理念也正在逐渐淡出学术界与公众的关注。正如金在他的蒙哥马利演讲中所警告的那样，针对近期历史的修正主义再叙述将会致使非暴力民主的希望降到最低，同时又放大了伴随这一理念的恐惧。战争——即使是失败且自相矛盾的战争——将会再次成为衡量自由的共同标准。面对即将到来的动荡时代，美国人将会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谓的“人类对于王权政府的自然倾向”当中寻求庇护。全新的社会共识最终将会促使美国人将人民政府这一概念视作与自由纠缠不清的祸端而不是实现自由的不稳定工具。民权里程碑的反对者们也将会像凤凰涅槃那样完善自己的统治手段，变得更加无机可乘。

但是这一切都是后话，眼下的金只想好好休息几天。他带着利维森的长信来到牙买加度假。他的来日无几，其中还充满了凶险的政治漩涡，利维森的谏言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难得的慰藉。前方的所有曲折都将是1965年3月非暴力运动十年高峰的结果或者后果。尽管金的阳寿仅剩三年，但是这些结果与后果却将会在他身后继续塑造下一个世纪的历史。

蒙哥马利的电视直播逐渐停止了。在背景当中，拉尔夫.阿博纳西引领众人向金致敬。“谁是我们的领袖？”他在扩音器中不断喊道，“上帝保佑他！”他凭借特有的热忱带动全场欢呼，宛如众人正在对金屈膝跪拜一样。这种做法令非学委的活动家们大为腹诽，不仅因为他们拒绝将金奉为偶像，还因为阿博纳西在众人欢呼时腆着脸站在金身边跟着沾光。“我知道在美国没有其他女人像她那样为自由而受苦，”阿博纳西在集会结束时向他的妻子胡安妮塔点头示意：“她不怎么会说话，但她可以吻我！”接下来他遣散了人群并且提醒大家再看一遍印刷传单上的游行指示：一定要低调迅速地散开——“散兵游勇不得逗留”——天黑之前务必要全都离开蒙哥马利，不给暴力袭击者留下可趁之机。一位目击者有些夸张地报告说，“不出十分钟，德克斯特大街上除了新闻记者与军人以外的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在华盛顿，约翰逊总统躲进内阁会议室，逗弄那些被政府高层官员的一连串声明吓倒的记者们。声明的覆盖面很广泛，涉及数十亿美元的贸易转移，全国百名市长峰会的通知，如果暴力冲突停止就向北越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提议，以及游侠号太空任务已经发现了宇航员登陆月球的“两到三个可行地点”。“愿上帝怜悯你们的灵魂，”约翰逊跟手忙脚乱的记者们调侃道。游行之后，总统下令调拨“大量新闻预算”以重新赢得全国关注。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柯林斯向聚集在一起的媒体承认道，蒙哥马利周边的联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奉行种族隔离，并且承诺尽快进行具体改革。在约翰逊的鼓励下，柯林斯在闭门会议上刚刚当着内阁秘书们的面发表了相同的观点，在记者面前他的措辞还要更温和一些。柯林斯承认，虽然他与阿拉巴马州当地白人牧师反复交涉，但是目前只有寥寥几人愿意在布道当中“反对暴行”，愿意“为兄弟情谊大声疾呼”的白人教士一个都没有。而且他派出的调解人还遇到了来自阿拉巴马州白人联系人的严重阻力，“这些人无条件地认定联邦政府与游行领导人都是邪恶势力。”柯林斯告诉记者，他和司法部长卡岑巴赫都希望过去几个月的种族紧张局势能够暂且缓解片刻，好让他们这些人乃至全国上下“得以喘息”。

在蒙哥马利，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静静地跪在州议会大厦脚下人流稀少的人行道上。丹尼尔斯在数百名参加游行的圣公会神职人员中遇到了一位波士顿神学院教授，他向这位教授请求祝福，希望能够放弃剩余的学时，留在这里执行他所设想的宗教任务，教授向他给予了正式祝福。游行刚开始那天，他和同伴朱迪思.乌法姆乘坐乌法姆的大众汽车从波士顿回到塞尔玛，车上装满了行李；现在两人又将这辆大众汽车开到了蒙哥马利，卸载行李之后的空间正好用来搭乘返回塞尔玛的青少年。启程之前，两位志愿司机还想找一找有没有其他人需要搭车，于是来到了位于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的临时诊所。他们在众多身体不适或者双脚酸痛的病号当中认出了来底特律的维奥拉.柳佐。碰巧柳佐也有事想要问他们两个：她刚刚来到塞尔玛时就将自己驾驶的奥兹莫比尔汽车借给民权阵营的运输委员会，如今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她想知道自己的车现在在哪里。二人坦率地答道，在过去一周的混乱当中，这辆车已经被重新分配了不止一次，现在柳佐应该赶紧将自己的车提回来，因为据说现在分配给这辆车的司机没有执照。

柳佐强拖着身体离开了诊所。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在圣裘德集结区发现了自己的车，车上挤满了返程游行者，驾驶座上坐着一位十九岁的志愿者勒罗伊.莫顿（Leroy Moton）。柳佐从这位年轻人手里接过方向盘，礼貌地表示这段路最好让她自己来开车。反正她也要在一两天后返回密歇根，届时将要驾驶漫长的车程，因此她想趁现在先练习一下车技以免生疏。在返回塞尔玛的途中，柳佐首先在蒙哥马利机场放下了一位纽约来客，然后继续上路。这时两辆汽车闪着车灯咬在了他们后方。柳佐一边强打精神地笑称敌对白人缺乏行车礼仪，以此安抚同车乘客，一边频繁地来回加速减速，直到甩掉尾巴为止。一车人终于平安抵达了布朗礼拜堂——包括她本人、莫顿、一名塞尔玛本地的黑人男子以及三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白人女性。柳佐与莫顿休息了一下，然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启程赶赴蒙哥马利去迎接依然滞留在那边的游行者。

与此同时，一支由四名伯明翰三K党徒组成的“行动小队”或者说“传教士小队”一直在蒙哥马利与塞尔玛之间逡巡，但是却三番两次未能得手。他们沿着进入蒙哥马利的路线骚扰游行者，有一次还差点拖走了一位冒险进入加油站的黑人，但是每次想要痛下杀手之前都遭到了巡逻军人的吓阻——巡逻军人未必每次都一定正好就在附近，有几次他们大概是在自己吓唬自己。眼看在蒙哥马利这头讨不到便宜，四人决定去塞尔玛那头看看有没有空子可钻，结果在80号公路上因为超速行驶被一名阿拉巴马州骑警拦了下来。三K党徒尤金.托马斯（Eugene Thomas）不得不出示自己的辅警徽章以及两份治安副官特别委任书，这才得以脱身。不过州骑警还是给他们开了一张罚单，理由是汽车上的排气管消声器安装得不合规范。回到塞尔玛之后，四人憋着一肚子闷气来到了银月咖啡馆。此前他们一直鼓吹要在塞尔玛游行的最后一天前所未有地干一票大的，但是眼看这一天就要结束，几个人却连一点血花都没看见。这时有一位埃尔默.库克（Elmer Cook）走了进来。此人是被指控在银月咖啡馆外的人行道上殴打詹姆斯.里布致死的三名嫌犯之一，听说有外地党徒上门，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特意过来看看。“我做了我分内的事，”库克说着话拍了拍他们的后背。“现在该你们去做事了。”虽然库克既没有询问他们的来意也没多说些什么，但他的鼓励还是促使四位伯明翰党徒在天黑后回到街头继续寻找机会。他们一开始打算以布朗礼拜堂附近的落单行人做为目标，但是又看到教堂附近停着一辆架着机枪的国民警卫队吉普车，只得悻悻离开。在布罗德街的一座红绿灯前，他们注意到一辆挂着密歇根州车牌的汽车，车上有一名白人女性与一名黑人男性——正是柳佐与莫顿。一名党徒尖声叫道：“好家伙！”党徒们全都兴奋不已，纷纷猜测这对黑白配狗男女的脑子都在想些什么淫秽下流的勾当。尤金.托马斯宣称：“咱们这次逮着大鱼了。”

党徒们跟踪柳佐与莫顿驶过佩特斯桥，回到了蒙哥马利。托马斯告诉同伙俯身弯腰躲在车窗下沿以下，以此掩盖车上的人数。两名党徒躺在后座上，一人向另一人承诺，一定要从前面的汽车里搞来一件“黑鬼运动服”当做战利品。“动真格的时候到了，”他们一边相互打气一边偷看车外。他们的汽车费了半天劲才驶出了塞尔玛以东的拥堵路段，然后在经过克雷格空军基地门前时又放慢了车速，因为他们的目标似乎打算驶下80号公路找地方过夜。再接下来他们在80号公路的双车道路段经过了两小时前拦住他们的州骑警雷达测速警车，警车顶灯旋转，旁边停着一辆被查扣下来的超速车辆。远离了测速警车之后，他们的猎物突然以远远超过限速的速度飞驰起来。因此尽管两辆车都驶入了偏僻隔绝的朗德斯县乡间，但是党徒们一连几英里都没能成功超车。科里.威尔金斯（Collie Wilkins）大喊着不让托马斯将猎物撞出公路，以免他们自己的车上留下对方车漆与镀铬的剐蹭痕迹并且遭到指认。托马斯从手套箱里拿出一把手枪递给他。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和汤米.罗（Tommy Rowe）也都拔出了手枪。车辆驶上了一条跨越丘陵的直行道，党徒们挤在副驾驶侧的前后车窗旁边，将三支枪口插进了呼啸的风中。

此时莫顿正在一边全神贯注地调节收音机表盘，一边努力接受柳佐的宽慰，满心希望身后追兵或许确实是“我们自己的人”，然后爆裂的车窗玻璃碎片就突然撒满了前座。他意识到汽车仍在急速行驶，而柳佐已经瘫软在了方向盘下面。他赶紧从侧面抓住方向盘，然后也顾不得看路，直接往右边打了一把方向。汽车冲下路肩，剧烈颠簸着向前拱了一段路，沿着一道拉着围栏的牧场护坡斜倚着停了下来。没等车停稳，莫顿就强撑着关掉了发动机与车灯，然后看着柳佐死去的面庞昏迷了过去。刚刚苏醒过来，莫顿就朝向蒙哥马利跑去。要是在平时，如此空旷的夜晚前后几英里都不会有其他车辆。不过这天晚上他没跑出多远就看到一辆卡车迎面驶来，司机是来自加州里士满的基督门徒会牧师莱昂.莱利（Leon Riley）。莱利第一眼看到路边有个疯狂挥舞双臂、浑身血迹斑斑、身形好似竹竿的瘦高青年——莫顿的身高足有六英尺四英寸（约一米九），体重却还不到一百四十磅（约六十三公斤）——一下子没能及时反应过来，只得在停车之后又往回倒了一段距离，这才将莫顿拉上了卡车的敞篷车厢。莫顿一上车就大叫着让车上的四十名游行者赶紧低头趴下——车厢地板上没空就趴在别人身上——并且捂住自己的头。路上遇到的第一对车灯让莫顿陷入了崩溃，因为看起来就好像枪手的车又绕了回来。理解了眼下状况的众人就是否应该在朗德斯县停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才同意只停一小会儿，好让拿破仑.梅斯的两个侄女跳下车赶回家。两个女孩都吓哭了。

不出两小时约翰逊总统就给卡岑巴赫打了电话，谈起了正在新闻线路上传输的案件公告。“那个女人来自密歇根？”他问道。

“来自密歇根，是的，”卡岑巴赫说。

“有人在外面伏击了他们还是怎么的？”

“是的，”卡岑巴赫说，并补充说他还不知道该女子的受伤程度或者“任何进一步细节”。

“我没有吵醒你吧？”总统问。

卡岑巴赫苦笑了两声。他表示他已要求联邦调查局在早餐前向白宫提交一份完整报告，但是总统等不了这么久，现在就要做点什么。他告诉卡岑巴赫，即使是调解——将柯林斯州长连夜送回阿拉巴马州——“在理论上也值得一试，军事干预后边必须跟着后招。”

凌晨一点钟之前不久，约翰逊总统亲自打电话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通宵值班人员询问案件调查的最新进展。夜班主管哈罗德.斯旺森（Harold Swanson）在1点07分被叫去向总统汇报基本情况，然后在1点11分又汇报了一次：来自密歇根州的受害者已经死亡，正在进行尸检，从车上找到了子弹碎片和一块写着“运输委员会”的写字板。斯旺森强调，在塞尔玛负责里布案的联邦调查局重案督办约瑟夫.苏利文正在指挥柳佐案的调查工作并且已经保护了犯罪现场。约翰逊很欣赏苏利文，因为他去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负责了三名民权工作者遇害案的调查。但他要求一切最新消息都要立刻上报，无论当时是几点。

凌晨1点49分，黛安.纳什强行打通了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电话。她通知斯旺森，勒罗伊.莫顿在塞尔玛遭到了监禁。她警告调查局，如此倒行逆施之举不仅严重践踏了正义，而且还让枪击案的唯一已知证人面临着随时可能被人灭口的严重危险，特别是阿拉巴马州当局很可能会设法将他转移到犯罪地朗德斯县的管辖区。纳什要求斯旺森接通约翰.多尔的电话，斯旺森没有答应。但是他告诉纳什，苏利文检查官已经知道了莫顿的情况。苏利文批准威尔逊.贝克保护性收监了莫顿，以免他受到三K党、朗德斯县以及克拉克警长的危害。此时此刻他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探员的问询。

斯旺森后来联系上了苏利文并且宣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总统刚刚打电话给我，要求你今晚通宵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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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摸爬滚打的长期经验使得苏利文在星期五早上之前就感觉到了某些异样：他负责的这起热点案件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冷落；同事们没有争相帮助他，而是明里暗里给他拆台；夜里被传唤到总部的高级官员在他面前闪烁其词；只有一个朋友不情愿地透露，伯明翰当地探员从他手里夺走了这起案件。

胡佛局长在早餐前小心翼翼地透露了一丁点他的放射性秘密。他打电话给白宫告诉约翰逊总统，这个案子几乎已经侦破了，因为联邦调查局有“一位我们的人在车里”。胡佛表示，这位内线“当然没有枪，也没有开枪”——这话说得并不准确。他喘着粗气继续说，凶手计划“把枪扔进他们工作的钢铁厂的高炉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设好埋伏，等到这些人今天早上来上班时抓个现行。我们在办公室里找到了那个线人，我们正在和他谈话，因为——他害怕得要死，理由自然是他担心自己会性命不保。”局长向约翰逊总统保证，苏利文督办已经负责调查。

约翰逊首先感谢了胡佛——“你一如既往地掌控着全局”.——然后又问他卧底与线人之间的区别何在。“是不是你先雇人？然后他们加入三K党并且与你保持——”

“我们只去找那些已经加入三K党的人，”胡佛回答说，“并且劝说他为政府工作。我们为此向他支付报酬。有时他们的要价相当高昂，也有时他们不提条件。例如我们在密西西比州发现那三具尸体的时候，就不得不为此支付三万美元。”阿拉巴马州的这位线人“不是局里的正式探员”，但是“幸运的是他昨晚碰巧参与了这件事，否则我们只得大海捞针不可。”

约翰逊总统挂断了电话，茫然地看着他的助手们：“你们知不知道胡佛的一个线人也在向她开枪的那辆车上？”

约翰逊立即打电话给卡岑巴赫，想看看他了解多少情况：“我们会很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我还不太清楚这件事，”卡岑巴赫承认道。整个司法部都对胡佛的秘密一无所知，就像苏利文检查官本人一样，而且现在胡佛依然将他们蒙在鼓里。

“那辆车里有他们的一个线人，”总统宣布。他说联邦调查局正等着抓捕凶手。

“哦，那就好，”卡岑巴赫说。总统又问他是否应该直接将电话打到底特律，与柳佐的鳏夫安东尼.柳佐谈一谈。联邦调查局很不建议总统这么做，卡岑巴赫也认为应该小心行事。约翰逊表示同意并且责成白宫律师李.怀特打个电话探探口风。通话之前，总统指示怀特一定要出言谨慎，因为联邦调查局警告说安东尼的态度极其恶劣。几分钟后，结束通话的怀特惊讶地向总统报告说，他发现安东尼“毫无失态，非常放松，听他说话的口吻是个很不错的人。”怀特告诉约翰逊，安东尼.柳佐正在与五个孩子一起伤心，“他对华莱士说了几句不友好的话，”但是“他似乎沉浸在反思当中，想知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总统先生，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您真的给他打电话，他将会很理智，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失控或者发疯。”

与此同时，胡佛打电话给司法部长卡岑巴赫说，“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行动起来”以破获柳佐案。司法部的律师需要尽快拟定指控从而关押嫌疑人。卡岑巴赫建议将此事交给多尔，因为眼下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司法部高级雇员就是他，随时可以投入工作。胡佛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且简略地透露了某位联邦调查局线人涉及此案的情报。他有些夸张地解释说，约翰逊总统之所以比司法部长更早知道这一情况仅仅是因为他从午夜开始就亲自给胡佛打了三四通电话。此外胡佛依然坚持认为总统应当回避柳佐一家，并且为卡岑巴赫补充了一则令人震惊的论据。结束通话后，胡佛迅速在一份标题为“上午9点32分”的备忘录中向他手下的高层管理人员复述了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我说这个人本身背景不太好，而且这个女人的手臂上有针眼痕迹，显然她一直在注射毒品；她和车里的黑人坐得非常非常近，看起来就像是在私下乱搞。”卡岑巴赫对于胡佛的满嘴胡沁不予置评，因为胡佛显然将三K党的臆想打扮成了证据*。但他也没有质问为什么谋杀嫌疑人的汽车里会意外地冒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要么出于天真，要么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总之卡岑巴赫想当然地认为罗与联邦调查局只是偶然搭上线而已，直到案发后才站出来作证。与约翰逊总统一样，卡岑巴赫希望相信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明星证人。与此同时胡佛则热切地将怀疑的目标指向了受害者柳佐。

*【联邦调查局探员保罗.E.绍菲特（Paul E. Shoffeitt）——此人并非法医——猜测道，柳佐的手臂上有一处碎玻璃留下的划痕“被当成了最近扎过针的迹象”。毒理学测试没有在柳佐的遗体内找到任何毒品。胡佛的其他抹黑同样毫无根据。尽管有悖常识与莫顿的证词，他依然采信了三K党徒线人的刻板印象供述，认为一黑一白两名塞尔玛游行者混在一起肯定会“啃成一团”。】

几分钟后，约翰逊总统在9点36分再次联系上胡佛，声称他正承受着给柳佐先生回电话的巨大压力。如今已有大批记者来到底特律的柳佐家中安营扎寨，等待着来自白宫的反应。如果总统迟迟不打电话，必然会催生大量负面新闻。约翰逊想知道胡佛是否知道“我有什么理由不该打这个电话，因为你的档案中提到他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人。”

“是的，他是卡车司机工会的成员，”胡佛说。他的声音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我不会说他性格不好，但是当地人都知道他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主要打手之一。而且他妻子这个女人——我们在她身上发现了许多针眼，表明她可能在使用毒品。”胡佛认为约翰逊应该把打电话的任务委托给助手。

“怀特已经和他谈过了，”总统说。

“哦？他已经谈过了？”胡佛吃了一惊。他答应迅速发布嫌疑人在阿拉巴马州遭到逮捕的消息。

“请吧，”约翰逊催促道，“因为他们在这里快要把我逼疯了。”

“好的，我会的，我马上就把消息放出去，“胡佛说。他向总统提供了拉网式突击侦查的成果——探员们正在多次盯梢，凶手的红色英帕拉跑车停在自家院子里遭到监视——此外他还胡扯了两句凶手的动机。胡佛告诉约翰逊，自从里布谋杀案以来，三K党的阴谋已经“策划得相当完善了”。但是他又声称这次伏击只是恰好凑齐适当条件的结果：“他们不小心撞上了这辆车，看见这个有色人种正依偎在——呃——正距离开车的白人妇女很近。”他认为在接下来一小时内从白宫发表声明还算安全。

总统指示胡佛赶紧准备一下，然后去找司法部长，“你们两个人马上赶过来，我要让电视采访拍到你们两个进门的样子。”他轻描淡写地补充说这一幕“可能有点戏剧性。”

“好吧，我——我马上加紧办理，”约翰逊扣下电话时胡佛这样回答道。局长立刻让联邦调查局上下忙成了一锅粥，但是他首先打电话给卡岑巴赫，最后一次劝说司法部长不要让总统给柳佐家打电话。胡佛主张总统应该“等到案件破获之后再说，到时候他大可以考虑是否要给这个人打电话表示慰问。”

等到多年以后记录这些幕后交谈的文件与录音得到解密之际，约翰逊早已作古，不会告诉任何人他如何有意识地诱导胡佛做出了决定性的承诺。认识总统的人都承认他具有某种微妙操纵人心的天赋。尽管胡佛显然对于打电话安慰柳佐遗属的问题非常敏感，但是约翰逊却始终对此不以为然。胡佛对于柳佐的下流评论更是被总统扫到了一旁听都不听。胡佛的传记作者之一理查德.吉德.鲍尔斯（Richard Gid Powers）在1987年引用了胡佛针对柳佐的抹黑污蔑，以此证明胡佛在民权问题上的核心理念“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充斥着严重的家长主义作风，在最糟的情况下则干脆倒向了刻薄的种族主义。”柳佐的传记作者玛丽.斯坦顿（Mary Stanton）根据1998年进一步解密的更完整记录认为，胡佛之所以竭力污名化柳佐，不仅因为他本人性情卑劣，还因为他有着更实际的考量：他迫切想要尽量避免调查局的线人暴露在公众面前。如果全国上下对于柳佐的第一印象是白宫与她的亲属通电话表达慰问，那么柳佐就会被打造成殉难的女英雄，公众将会强烈要求有关部门解释她的遇害经过，这样一来很可能会揭开足以搞臭联邦调查局的肮脏秘密——线人加里.托马斯.罗在加入星期四的杀人小队之前曾经请示过联邦调查局的意见并且得到了批准。更有甚者，在此前将近五年间，罗就在伯明翰参与过一系列尚未得到破获的三K党罪案，每一次都在事先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绿灯放行。

“胡佛慌了，”斯坦顿写道。他抓紧时间反对柳佐，无论如何也要将英雄的衣钵抢到调查局手里。他始终没有透露探员们在柳佐车上找到的未邮寄信件的内容：根据柳佐的自述，她是受到了约翰逊3月15日的国会讲话的激励之后才赶赴了塞尔玛。另一方面，约翰逊也认识到对于胡佛来说将联邦调查局的表现暴露在外界问责之下是多么困难。局长甚至没有告诉他线人的名字，更不用说向公众坦白了。但是任何刑事审判都需要提供线人的姓名，约翰逊敦促胡佛至少承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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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总统打破了白宫新闻日的记录，在午餐前三次抢占了全国电视。首先，约翰逊邀请国会高层领导人来到椭圆办公室面谈，然后又在镜头前感谢他们即将通过医疗保险计划。这项提案仅存的主要障碍是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哈里.伯德（Harry Byrd），于是总统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总统询问伯德，如此重要的立法是否至少应该先走一下委员会投票的程序。伯德承认目前没有什么紧急事由阻碍该提案的审议。一听这话，约翰逊随即向电视观众们展示了他惯用的全线压上式游说风格：“那么当众议院采取行动并将提案呈交给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时候，你肯定会安排及时且彻底的听证会，没错吧？”伯德支支吾吾地承诺到时候自然会照办。拿下这一局的总统随即带头走到户外，欢迎一架载有双子座3号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与约翰.杨的直升机在白宫庭院降落，并且在东厅为二人举行了授勋仪式。

在场的三家电视台当中只有国家广播公司在授勋仪式结束后继续转播了宇航员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庆功游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管们则决定不要为了转播庆功游行而取消大受欢迎且利润丰厚的常规节目《寻找明天》。正当他们为了这项精明的商业决策而自鸣得意之际，白宫方面突然宣称总统还要发布当天的第三条重大新闻。白宫新闻秘书乔治.里迪拒绝确认这条新闻是否涉及柳佐案。记者们疯狂地搜寻着线索。来自底特律的消息说，约翰逊在中午12点30分给柳佐家打电话，但是没能与柳佐通话——熬过一个不眠之夜的鳏夫刚刚闭眼躺下，家里人决定就算是总统亲自打来电话也不能在这时候叫醒他；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有人在白宫看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轿车。高管们中断了原本的节目播出，再一次在荧幕上打出了硕大的总统徽记。12点40分，他们知道自己猜对了，因为约翰逊总统在卡岑巴赫部长与胡佛局长本人的陪同下再一次出现在了电视荧幕上。总统宣布了四名被捕嫌疑人的名字，并且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三K党恐怖分子”的运动，还祝贺联邦调查局不出二十四小时就破获了本案：“我对胡佛先生的赞美无以言表。”总统当天的第三次亮相将其他新闻全都比了下去，《纽约时报》头版用三层头条标题与五张照片进行了报道。

可是在联邦调查局内部谁也没有心思庆功，因为马上又冒出了新的危机：有记者质疑加里.托马斯.罗（Gary Thomas Rowe）——即汤米.罗——为什么没有与其他三名嫌疑人一起在周五下午出庭接受提讯。身为线人的罗与他信任的联邦调查局上线一起秘密返回了犯罪现场，试图回忆他与同伙们在80号公路沿线抛弃弹壳的位置。此时的罗吓得六神无主，他已经被架在了刀刃上，因此一直企图拖延时间。他在监狱里与党徒同伙们分开的时间越长，他作为安插在他们当中的政府内线就越容易受到怀疑，但是他又不想离开联邦调查局的保护。最后在下午5点25分，戴着手铐的罗来到了提审现场。他一露面就摆出了三K党徒的全套派头，冲着记者与他的调查局上线破口大骂。有一位马特.墨菲律师（Matt Murphy）——此人自称是阿拉巴马州三K党的大骑士（Klonsel）——为罗交纳了五万美元保释金，并且在罗被当庭释放之后与一名大泰坦（Grand Titan）以及一名上位独眼巨人（Exalted Cyclops）对他展开了盘问，罗全靠脑筋飞转才侥幸过关。他声称联邦调查局一定是通过州骑警开具的罚单才追踪到了杀手小队，还说联邦调查局探员将他隔离关押了一整天，对他威逼利诱，迫使他交出证据——这倒不完全是瞎说——而他则始终英勇不屈。墨菲大骑士表示他们可以用篡改证据与“贿赂”的罪名弹劾任何起诉，从而让被捕党徒无罪获释。三K党头目们并未打消对于罗的疑心，但还是姑且放他回了家。

联邦调查局的秘密并未遭到新闻报道的揭露，只有一篇冷门报道质疑罗在接受传讯时“迟到了四个小时，原因不明。”探员小组勤勉地收集着刑侦证据，并且在80号公路沿线找到了弹壳。联邦调查局总部一边命令他们加紧工作，另一边警告他们压制一切关于线人的暗示。胡佛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直截了当地指示道，“所有探员都必须闭口不谈”。一位高级官员告诉督办们，调查局“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解释我们正在做什么，说得越少越好”。胡佛补充了一则手写命令：“我不希望任何人议论或者扩大阿州事态，因为总统已经发表了声明，此事到此为止。”

在约翰逊声明的堡垒背后，政治角力还在继续进行。胡佛接见了一位新当选的俄勒冈州议员，该议员此前不仅谴责过金，还反对沃伦委员会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所有批评，由此向胡佛献上了一片忠心。胡佛详细地回顾了他将金称为美国最臭名昭著的骗子的决定。另外在柳佐案嫌犯被捕的星期五，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秘密向联邦调解员勒罗伊.柯林斯提交了一份浸透毒汁的目标报告。主管人员从堆积如山的电话窃听录音当中挑出了柯瑞塔.金对她丈夫的一句话：她认为柯林斯在周一与他们一起短暂游行时暴露了自己“被偏见蒙蔽”的事实，因为他敦促金适应一下蒙哥马利白人渴望针对最后集会施加的限制。联邦调查局的主管们特意标出了这条评论，以此表明她侮辱了柯林斯。他们声称信息来源绝对可靠，不过具体来源不便细说。在胡佛的批准下，在确信柯林斯是“局长和调查局的长期崇拜者”的基础上，他们还附上了联邦调查局的绝密指控汇编，指斥金是一名生活作风败坏的颠覆者。这个文件包一边佯装友好地告诫柯林斯要小心虚假的盟友，另一边又告诫柯林斯，国家安全当局截获了他与所谓不良人士的私人通信。这条酸溜溜的信息补全了前州长在佛罗里达州老家遭到的粗鲁慢待：有一位曾经长期为柯林斯服务的理发师拒绝今后继续为他理发，因为他与黑人勾结在一起。

周六下午2点26分，合众国际社的全国报道为联邦调查局拉响了最后的警报，因为报道当中引用了克拉克治安官的一段话。他在谈到伯明翰三K党小队时声称：“联邦调查局监视了那辆车。”记者追问他如何看待阿拉巴马州最新的民权谋杀案，克拉克猜测联邦探员破案如此迅速，其中必有蹊跷。然后他又将案发的责任推给联邦调查局，因为他们没有与自己分享可能避免谋杀的信息。合众国际社的报道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层层上报，晚上9点45分调查局发布公开声明，斥责克拉克的言论是“恶意的谎言”。联邦调查局官员准确地否认了探员曾在谋杀当天主动监视过三K党的汽车。这条反驳就像胡佛随后交给卡岑巴赫的报告一样——“我不得不将治安官的以下陈述称作谎言……”——利用克拉克猜测当中的一点错误掩盖了联邦调查局知晓凶案内情的事实。调查局总部发言人隐瞒了案发之前总部与罗的通信，尤其是批准罗参加三K党任务的最后通信，因为这些内容肯定会促使人们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党徒们乘坐的汽车没有得到监视？他宣称局里“迅速传播了所有它知道的信息”，然后一夜之间侦破了罪案。只有一个奉行“极权主义”的联邦调查局才能做得更多更好，而胡佛局长谦虚地拒绝了这种权力。

联邦调查局仅仅发表一份声明就足够了。迪洛克明智地建议同事们不要理会克拉克今后的任何攻击——此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名誉扫地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以免此类攻讦与胡佛的威望相互作用，催生“治安官寻仇调查局”之类的段子。一向警觉的胡佛利用柳佐案的喘息之机强化了总部官僚机构传说当中严密周全的工作纪律。他责令督办们解释为什么在星期六这天花了七个小时才对这篇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应对负面新闻的关键在于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但是这次调查局差一点就要等到第二天的新闻周期才做出反应。每一份送进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文件都会盖上显示送达时间的时间戳。按照正常工作流程，督办会根据时间戳确保预读员在严格期限内挑出值得注意的敏感材料，分拣员与传信员也必须在期限内将标记出来的文件呈交给调查局高层——工作日每七分钟送一次，周末每小时送一次。这一回胡佛的私人秘书坚称她“立即”将采访克拉克的报道交给了胡佛，有下午4点16分的收件章为证，此时距离合众国际社发布新闻刚刚过去了不到两个小时。高管们也为他们的每一个工作细节辩护。但是督办们依然不可避免地发现了可以纠正的疏漏，例如迪洛克手里有好几份文件都没盖时间戳，还有一位不幸的助理承认周六晚些时候下班回家时没有注意到他桌上的克拉克文件。

联邦调查局在新闻界享受了一场荣耀盛宴，迪洛克的一个助手称其为“对于调查局的新闻发布程序正当性的又一次平反”。《纽约时报》向胡佛致敬，尊称他是“一个真正的美国民间英雄……几代美国年轻人眼中不可败坏的偶像，数百万长辈心目当中‘诚实警察’的象征”。《时代周刊》认为，破获柳佐案的“壮观壮举”对胡佛来说特别甜蜜，因为这一成果修复了“他那套曾经坚不可摧的公众尊敬盔甲上的些许裂缝”。回顾胡佛在司法部连续工作的四十八年，文章作者发现胡佛自从1924年担任联邦调查局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局长以来只要求过两件事：他本人对于调查局的绝对控制，以及让调查局免于政治干预。《时代周刊》没有暗示这两个条件可能互不相容，特别是在调查局成立多年之后的今天，或者它们干脆违反了宪政自治的最基本原则。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胡佛用他的铁手建立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率与诚信的纪念碑”。

马丁.路德.金也给胡佛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我谨祝贺您与联邦调查局迅速逮捕了被指控刺杀柳佐夫人的凶手。派到阿拉巴马州的探员们出色地遏制了潜藏在阿州日常生活表面之下的猖獗暴力与野蛮，尽管他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明确提到阿拉巴马州的探员是一个自觉道歉的信号，因为金曾经公开批评过联邦调查局在阿拉巴马州的表现，胡佛则以此为理由怒骂金是“臭名昭著的骗子”。然而胡佛拒绝对金做出任何答复——无论是幸灾乐祸、亲切慰问还是场面套话。迪洛克指示各部门主管，即使仅仅承认调查局收到了金的电报“也只会树立他的形象……将我们与他联系在一起，并使我们对他负有义务。”他们决定不向记者证实金的电报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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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星期日，金飞往西部，在旧金山的格雷斯大教堂布道，然后又开车前往当地一家电视台。全国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同意在这里为金拍摄一期《会见新闻界》特别节目。作为交换条件，金必须答应一件事：接下来其他电视台采访他的时候，假如问及他塞尔玛游行之后的阿拉巴马州产品抵制运动，他不能给出任何有新闻价值的评论。尽管这个条件有点霸道，金还是答应了下来。经验告诉他，全国性的新闻节目往往会从与民权运动不一致的角度引发争议，甚至会把他当做家丁任意驱遣。他也知道最好不要指望在节目当中讨论塞尔玛的历史地位。不过，节目一开头抛出的问题还是令他难以招架。

“首先，”金在直播中回答说，“我想说游行一点都不傻。”

率先发难的嘉宾劳伦斯.斯皮瓦克（Lawrence Spivak）坚称这一评价来自哈里.杜鲁门——“这是他的原话”——这位前总统认为“愚蠢的”游行除了制造大场面之外办不到“一丁点破事”。杜鲁门非常赞赏关于塞尔玛运动慷慨陈词的约翰逊总统，但他却蔑视金所代表的民权运动本身。

斯皮瓦克接下来又抛出了另一个棘手论点：塞尔玛游行对于任何投票权法案都是多余的。“无论你是否游行，法案都会问世，不是吗？”

“示威当然是为了投票权法案，不过……”金小心翼翼地答道。诚然，民权运动是推动投票权改革的发动机，但是他目前却不敢公然这么说，因为许多国会议员都需要在自己的选民面前宣称自己支持投票权法案完全出于个人判断，而不是受到了少数族裔群体的压力。倘若金过分强调民权运动的作用，很可能会失去这些人的支持。所以他把塞尔玛运动与许多目标联系了起来：“无数的家庭与教堂遭到了炸弹袭击，而且在整体上我们依然没有对这个问题采取任何措施。我们之所以游行是为了抗议这些暴行、这些谋杀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同时自然也是为了获得投票权。”

既然谈到了暴力问题，其他嘉宾开始质疑金对于非暴力原则的个人承诺究竟有多深，还担心他无法控制进一步的局面混乱。“你对黑人暴力的爆发有多深的恐惧？”一位嘉宾描述了高地人学校的照片“贴满阿拉巴马州广告牌”的景象，并要求他解释“那是否是一座共产主义培训学校？你在那里做什么？”有人直截了当地质疑：“共产主义者是否渗透到到了民权运动当中？”其他人则要求停止示威活动。

金坚守立场毫不让步。他宣称，由于善意的人们“放弃了责任”，民权运动感到自己负有“道德义务，将这些问题摆在公众面前，摆在美国人的良知面前，摆在我们国家的主流社会面前，希望有人会因此而采取行动。事实证明，示威是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

主流文化机构看待塞尔玛的态度仍然存在分歧。正当国家电视台的特邀嘉宾们努力淡化这次事件的动荡影响时，记者们也在周日早上聚集到了塞尔玛准备报道一条大新闻。他们预先得知阿拉巴马州的卡彭特主教已经促成了一项新政策，为的是遵守圣公会规则第16条第4款关于礼拜仪式的准入规定。威尔逊.贝克逮捕了克拉克治安官手下的一名民团分子，因为此人在街上冲着圣保罗教堂大喊脏话。与此同时，圣保罗教堂的引导员尽职尽责地将来自布朗礼拜堂的十六名新人安排在了前排——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洛杉矶的白人神职人员，还有四名黑人，其中三人来自塞尔玛。教区牧师弗兰克.马修斯在这一周写了两封文辞焦灼的教牧信函，软硬兼施地敦促会众们多多包容跨种族的访客。硬的一面是威胁：“假如我们不肯接受这一遵守教规的决议……我将不得不辞去教区牧师一职，而且你们将无法找人接替我，因为这个教团将会被美国新教圣公会解散。作为个人你们将不再是圣公会信徒，再也不能使用《公祷书》祈祷……”；软的一面则恳求会众们将心比心：“我们没有资格评判其他人走进这座教堂的动机，或许我们自己的动机也并不总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纯粹——至少我知道我不是。”当天上午他在布道当中宣讲和解，但是没有提到种族冲突。（他在事后表示：“这和我在神学院的毕业布道一样糟糕，”并且承认自己的神经简直要绷断了。）尽管之前多有龃龉，但是这一次马修斯与几位教友还是热情迎接了来访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早先至少有过一次被圣保罗教堂拒之门外的经历，例如约翰.莫里斯牧师。这一回他因为“塞尔玛的第一项种族融合突破并非源自法院命令”而欣喜不已。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则在教会教义的变革力量当中感受到了可喜的顿悟。“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这次礼拜仪式，标题是“塞尔玛新教教堂首次实现种族融合”，并且预言变革将从这个先例蔓延开来。

莫里斯抱怨说民权运动领导层撤离得太迅速，以至于数百名留守在塞尔玛的教士们没有了方向。他们参加了布朗礼拜堂门外的日常示威活动。一些人响应了詹姆斯.贝弗尔尽快采取后续行动的号召，“就是现在，趁着人们还在运动，趁着恐惧尚未来临。”非学委的工作人员提议再次游行到蒙哥马利，这次的目标不是州议会大厦，而是要围攻华莱士的州首府本身。其他人凭着新的胆识沿着游行路线来到吉拉德山教堂。杰西.费沃斯在周日下午将电线串到了他挂在周边的临时射灯上。那天晚上朗德斯县举行了第一

周三下午，约翰逊总统给亨利.卡伯特.洛奇打电话，表示新成立的通信卫星公司有一个职位空缺，他希望由共和党来填补。总统半开玩笑地表示，眼下正值共和党人失势之际，他不能允许洛奇这位共和党要员“一屁股坐在波士顿啥事都不干”。他声称自己非常佩服洛奇的能力，毕竟“之前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提名，我才得到了这么多共和党选票。”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推出了理查德.尼克松与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竞选组合，与肯尼迪/约翰逊组合展开一场恶战，最后以微弱差距落败。相比起来，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当中击败巴里.戈德沃特的选票差距则要大得多。不动声色地恭维过了自己的老对手之后，总统继续抱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让他很难雇用高素质的政府管理人员。全国委员会建议的政治任命人选在总统看来都是“一群狗……要么在俄亥俄州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整整瞎混了二十年……要么看什么都不顺眼。”洛奇表示同意，“就是一帮混子，没错。”最重要的是，约翰逊向这位共和党子弟主动示好，希望他能再度跨鞍上马，“带领这帮人走上一条良好的公共服务之路。”总统还声称，“我现在每天在这里一醒过来脑子里就装满了胡思乱想，”并且向洛奇献上了一连串奉承，表示自己十分怀念与另一位能力地位不相上下的政治家在私下里打交道的感受，“我们可以一起遛狗，一起思考哲学问题，因为我有时在这里会感到非常孤独。” 此外他还有一个机密问题想听听洛奇的意见：应该派谁来替换麦克斯韦.泰勒将军担任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是泰勒之前的上一任大使，他对这个问题肯定有独到见解。

洛奇爽快地回答说，要想正确应对越南局势，必须派遣一名地位足够高并且“有政治头脑的文官”，因为“军人看问题的盲点太多”，尽管他也承认约翰逊在1964年派遣泰勒作为“你的头号士兵”去化解越南这个竞选议题的做法并不算错。“我当然愿意考虑一下推荐人选，”洛奇向总统承诺，然后停下来笑了笑，又咳嗽了一声。“但是也许您真正该做的是把我送回去。”

“那也未尝不可，”约翰逊回答道，“有这可能，有这可能。”洛奇趁势推销了一波自己的优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知道如何与拥兵自重的军头们打交道，这两点“在那边非常重要”。不过约翰逊却话锋一转，继续敦促洛奇帮他填补通信卫星公司董事会的空缺，以此掩盖了任何涉及越南的招募企图。他的言语当中充满了泛泛的热情，尽管之前他非常看不起洛奇，但是这一次话里话外却没有透露一丝口风。十六个月之前，当临危受命的约翰逊刚刚在达拉斯就任总统时，就曾经在密友面前抨击洛奇是个近亲生育的少爷秧子。他告诉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洛奇此人“一文不值”；他告诉参议员威廉.富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洛奇在越南“把事情搞砸了”。约翰逊指责洛奇就像麦克白夫人一样伙同参与了针对南越总统吴庭艳的致命政变。麦克纳马拉认为他是一个自视甚高的 “独行侠”，而拉塞尔则悄悄告诉约翰逊，洛奇“认为自己是那边的土皇帝……整天都要与野蛮部落打交道。”

在那之后洛奇的为人没有多大变化，不过约翰逊对于他的看法却改变了不少。现在正如泰勒大使所说，总统本人已经严峻地“渡过了直接干预的卢比孔河”。在如今的总统看来，当初洛奇在南越的冲动式发号施令恐怕并不是无能的表现，而是形势使然不得不为。不久前洛奇还以秘密顾问的身份告诫约翰逊，“越南人没有国家政府的传统，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很差。”洛奇仍然认为越共的颠覆是堪比世界末日的危险——“比核威胁更严重”——他敦促总统忽视或绕过南越政府，而不是“听任传统的外交观念——即处理任何低于国家层面的事务都等同于干涉他国内政——阻碍我们的手脚。”相比之下，泰勒大使一贯反对引入美军地面部队，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与军事上都是自取灭亡。他不仅担心美国人出手救援的前景将会“削弱越南军队早已废弛的战意”，还认为越南平民肯定也会反感与抵制美军，因为“披戴了他这样一身武器、装备与训练的白脸士兵”很容易就会被视为可憎的法国殖民者的继承人。泰勒为约翰逊献上了身为军人的忠诚现实主义，但洛奇却提供了无限的信心。此外身为一名差点成为副总统的共和党人，他的主动请缨还可以为现任总统的决策披上一层两党合作的掩护。

“你不要向任何其他人提及刚才的第二个话题，”总统指示说。

“我明天能给您打电话吗？”洛奇问。

“我希望你能，”约翰逊说。“明天尽早给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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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晚上，在远离蒙哥马利的密歇根大学，教师们安排了一场校外现场教学，主题是反对即将全面展开的越南战争。密歇根州的立法机构禁止教师们在常规授课时间之内组织政治活动，因此教师们将所谓的“暂停工作”时段安排到了白天的正常授课时间结束后，以此回避州立法机构的怒火。这一关应付过去之后，松了一口气的学校管理层又批准女生们在周三当晚夜不归宿，以便她们有机会参加在大学城安娜堡举行的现场教学。这一招的确提高了活动出席率。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针锋相对的越战支持者来到校外教学现场，口中高呼“宁死不赤化”，还高举着刻薄讽刺的抗议标语牌，上面写着“薅秃植物园，戳翻无脑妞”与“赶紧扔炸弹”之类字样。这些人带来的戏剧能量同样为现场教学招徕了不少人气。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能想到居然一口气来了三千多名学生。尽管活动组织者围绕越南战争的各个方面安排了整整十场志愿研讨会——内容包括基本的地缘政治学、亚洲革命现状、游击战理论与美国卷入越南局势的历史由来——但是依然只能容纳这三千人当中的一小部分，以至于每一场研讨会都挤得水泄不通。研讨会现场既有存心起哄的捣乱者，也有出于好奇凑上来的情侣，主持研讨会的教授们以公民身份参与辩论并且回答听众提问。在安格尔报告厅举办的一场专题讲座当中，阿瑟.瓦斯科（Arthur Waskow）认为战争是错误的：“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越南人民的政治自由不能通过军事政策来推进——”这句话还没说完，戴着头盔的警察就将大厅里的所有人都疏散了出去，因为警方刚刚收到炸弹威胁。集会在午夜前夕转移到露天场合，发言人依靠事先在雪地上设置的扩音器讲话。人们首先听到瓦斯科完成了他的哀叹，“我们可能要为我们的拖延付出代价。”他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关于盲目民主与奴隶制的不详预言：“每当我想到上帝是公正的，就为我的国家而颤抖不已。”

与此同时在蒙哥马利，下午的庆祝活动正在恶化成为濒临恐慌的混乱。设备故障致使圣裘德营地几乎一片漆黑。根据联邦调查局估计，此时营地里的总人数已经从一万多人增加到了三万多人，全都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下方挤来挤去，最后约有五十七人因为疾病、疲惫或受伤而支撑不住。风纪员们用担架抬走了其中的二十人。直到夜深之后，草草搭建的音响系统才挣扎着焕发了活力。哈里.贝拉方特随即登台演唱了他的招牌歌曲之一《牙买加告别》。为了恢复秩序振奋精神，贝拉方特举办了一场午夜联欢会，登台献艺的嘉宾包括尼娜.西蒙、艾伦.金、比利.埃克斯廷、约翰尼.马蒂斯、查德.米切尔三重奏、伦纳德.伯恩斯坦、詹姆斯.鲍德温等人。柯瑞塔.金罕见地与她的丈夫一起朗读了一首兰斯顿.休斯的诗，向来自她的家乡佩里县的大批游行者致敬——“我出生与长大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八十英里……”联欢会于凌晨两点结束。在此之前，圣裘德营地容不下的游行者们就已经在蒙哥马利分散开来，只为寻找一块干燥的躺卧之地。有些人寄宿在当地黑人家里，有些人在教堂长椅上将就一宿，来自底特律的维奥拉.柳佐睡在她的车里。金回到里士满.斯迈利家中参加了另一场吵得火热的后期员工会议。在黎明之前还有更多航班抵达蒙哥马利——例如一个足足有293人的代表团从伯班克机场出发，在凌晨4点45分降落；仅从纽约市出发的包机就送来了四百人——一长串隆隆作响的公交车在早餐前就吵醒了宿营地。

与此同时在安娜堡，六百名彻夜不眠的学生一再延长了越南研讨会，直到学校的钟楼敲响了星期四早上八点的钟声。关于第一个“T日”或者说“教导日”的兴奋言谈恰似传染病一般散播开来。在不到两周前刚刚有人提出这种活动模式，显然有意识地仿照了非学委在1964年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当中开创的自由学校先例。此外教导日现象很快就效仿民权运动的另一个先例——1960年的静坐示威——获得了“教导示威”的别名。教导示威在北方各大高校之间扩散的势头甚至还要超过当年静坐示威席卷黑人大学的速度。纽约州的哥伦比亚大学第二天就举办了一次教导示威活动，威斯康星州在第二周也迅速跟进。在两个月内，全美国将有超过一百所大学校园同时举行教导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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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洛奇一大早就给白宫打了电话。“早上好先生，您睡得怎么样？”约翰逊总统回答说自己正在审阅关于阿拉巴马州游行的报告——“今天是个大日子……一个危机四伏的日子”——洛奇立即宣布他准备再次担任驻越南大使。总统表示自己也很遗憾，只要还有其他选择，他也不想将任何人“送回那个沼泽泥坑”。但他又告诉洛奇，他与身边的高级顾问们得知洛奇的意愿后都非常高兴，“麦克纳马拉昨晚几乎欣喜若狂……他说这正好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约翰逊敦促洛奇在未来几个月保持沉默——“甚至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谈过”——直到可以按照正常流程安排泰勒的继任者为止。扣上这通电话之后，约翰逊又收听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关于阿拉巴马州局势的电话简报，不过卡岑巴赫没说几句话就被总统打断了。“我知道你最近日子不好过，”总统一边安慰自己的手下一边告诫对方注意身体：就算这几天一直要熬夜，也不能像他那样不要命似的抽烟。

“我最近抽烟确实抽得挺凶，总统先生，”卡岑巴赫承认道。他询问约翰逊有没有关于戒烟的个人建议，希望等到过两天压力减轻时“有胆量”戒烟。卡岑巴赫满怀希望地报告说，如果他们能在华莱士州议会大厦的台阶上顺利唱完这出大戏的压轴剧目，那么“我想金接下来肯定也打算休息一下，毕竟他的双脚现在已经酸痛不堪了。”约翰逊剖析了投票权法案的立法前景，然后很快将电话打给年轻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谈到了即将在伦敦城外的兰尼米德绿地举行的《大宪章》签署七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届时伊丽莎白女王将在那里奉献“一英亩英格兰土地”来纪念肯尼迪总统。他邀请爱德华、罗伯特.肯尼迪和他们的寡嫂杰奎琳一起代表美国参加五月份的皇家仪式。爱德华热情地一口应允，并且开玩笑说现在想要联系上自己的二哥可不容易，因为“您兴许知道，他跑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了。”（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在一天之前刚刚结束了对于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危险考察，他登上了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无名高山，在山顶安放了三枚已故兄长当年服役过的PT-109号鱼雷艇发放的纪念领带夹，并且将这座高山命名为肯尼迪山。）约翰逊与这位最年轻的肯尼迪兄弟说笑了一阵，然后不等笑意消散就将话题转换成了老大哥训小弟一般的质问。“该死，我的移民法案在哪里？”他吼道。爱德华的情绪依然很欢乐，但是口风却变得吞吞吐吐起来。他说他在司法委员会的盟友为了干涉投票权听证会已经“耽误了四个星期”。约翰逊敦促他在推动民权问题的同时抓紧移民问题。眼下塞尔玛掀起的种族排斥议题吸引了南方参议员的主要火力，正好趁他们一心难以二用的良机在移民问题上取得进展。

约瑟夫.卡利法诺星期四上午在五角大楼写道，“由2966人组成的陆军部队已被分成三组”，分别是沿游行路线部署的路障部队，部署在集会地点的安保部队，以及镇守在蒙哥马利北部与东部的预备队。华盛顿时间上午十点——也就是蒙哥马利时间上午九点，即预定的活动开始时间——他的“第12号报告”指出：“帐篷已被拆除，营地正在进行警戒。”一小时后，卡利法诺来到白宫战情室准备了另一份公告：“大约2000/4000名游行者正在四处游荡，没有组织，”由于当地下起小雨，活动开始时间被推迟。他在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中匆匆写了一份补充：“上午11点35分，人群仍在游荡。估计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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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陆军吉普车队被路障阻挡了下来。伯纳德.李苦苦劝说把守路障的士兵们赶紧放行，因为金博士一行人必须从他们这个路口转入圣裘德营地，然后才能率领队伍完成最后阶段的游行。安德鲁.杨也从车上跳下来，最后拉尔夫.邦奇走下吉普车后座，一副国际机构高管的风范——邦奇虽说也是非裔美国人，但是肤色却很浅，乍一看去与白人无异。

“我是邦奇博士，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对驻守在此的中士说。“我是来参加游行的。”

“对不起先生，”中士回答道。“这里不是联合国。我接到的命令是此地不能左转。”

金也下了车向李询问情况，此时一辆蒙哥马利警用摩托鸣响警笛，穿过后方堵塞不堪的车龙来到路口。车上的警官粗暴地打断了中士关于当前僵局的解释。“你这个该死的白痴！”他一边指着金一边骂道：“就是这个人，赶紧让他过去！”

吉普车一寸一寸地挪进了圣裘德教堂的热闹场地，期间车上的乘客们一直在忍俊不禁地相互挖苦：刚才那一幕证明了牧师的循循善诱与联合国官员的名号遇到实际问题都没什么卵用，不过双方都认为还是对方更没用一点。另外刚才赶来救场的警察是个年轻小伙子，众人纷纷猜测当初金住在蒙哥马利时此人是否已经达到了足以参加警队并且逮捕金的年龄。在营地里，风纪员艾凡赫.唐纳森与弗兰克.索拉科也在不太愉快地与游行者们争执级别问题。二人向走完五十英里全程的三百名中坚力量分发了鲜艳的橙色马甲并喊道：“为老资格们让路！”新来的人们则在编队点上涌向他们，要求获得额外的马甲，从而与这三百人平起平坐。有些人说他们与排在队伍前列的布道人是同伴，还有人声称走在前列是民权阵营承诺给他们的奖励：“我们的总统告诉我们，金博士希望我们和他一起游行。”最后还有少数人断然拒绝跟在“一帮孩子”身后游行。

穿上橙色马甲的塞尔玛中学学生们自然不吃这一套。自从1963年以来这座中学就是民权示威活动的人力中心，现在学生们则底气十足地在外来人面前坚守着自己的立场。“我不管你们有多大身份，反正都得跟在我后面，”十七岁的普罗菲特.巴洛（Profit Barlow）喊道。“我在塞尔玛没见过你们，我在去蒙哥马利的路上也没见过你们。除了金博士谁都别想排在我前面走。”他的同学们通过干净的鞋袜分辨出了好几个鱼目混珠之辈并且把他们赶到了后排。

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为其他身份显赫的全国领导者做出了表率。“你们几位确实应该走在前列，”他对身披橙色马甲的少年们说道。如此高姿态的表率行为安抚了营地里的焦躁气氛，然后一直等在一旁的蒙哥马利县治安局副官们就不合时宜地横插了进来。他们拦截了金并且向他送达了好几场传票，金必须在全部应诉之后才能离开阿拉巴马州。这其中包括一份针对抵制的初步禁令，塞尔玛公交公司要求赔偿收入损失的诉讼，塞尔玛市要求赔偿损失以及示威期间公共开支的诉讼，所有这些传票都一式几份地送到了同为被告的阿博纳西、杨与刘易斯手中。当金终于加入游行队伍时，其他几位领导人原本还想试探着看看他能不能迁就一下自己，但是四面八方的无名群众一看到金就如同潮水一般簇拥上来，淹没了这几位大人物。风纪员们努力维持着现场局面，把年轻的橙色马甲安排在金的正前方作为荣誉先锋，这些少年身后是留给摄影师的空地，后方是金与阿博纳西以及前排领导人，包括威尔金斯、A.菲利普.伦道夫、拉尔夫.邦奇、何西阿.威廉姆斯、约翰.刘易斯、詹姆斯.贝弗尔、弗雷德.夏特沃斯、柯瑞塔.金、胡安妮塔.阿博纳西；第二排的成员包括阿梅利亚.博因顿、卡格.李、玛丽.福斯特（Marie Foster）等等更年长的橙色背心，还有詹姆斯.福曼，一干演艺界人士，以及包括詹姆斯.里布的最后晚餐同伴奥洛夫.米勒在内的大量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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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的实际出发时间比起预计推迟了两个小时，几乎已经到了华盛顿时间的中午十二点。前面的游行者依然还在相互争夺位置，一些人举着重要的组织旗帜。罗莎.帕克斯接连几次被推到队伍侧翼的人行道上，她在那里站了半天，直到一位认识她的风纪员看到她居然被挤到这么偏僻的位置，气得他大吵大闹，一定要让帕克斯站到前排中央。帕克斯抱怨说：“我本来站得挺靠里的，但是他们把我弄出来了。”最后她站到了位置没那么抢手的后几排。也有很多人并不打算往前挤，而是等待在拥挤的营地里等着其他人先出去，例如维奥拉.柳兹。她请求圣裘德教堂的一名牧师带她登上了教堂钟楼的制高点。看着队伍在逐渐消失的直升机与轻型陆军飞机下面延伸到远方，柳佐突然激动起来，她承认自己很害怕种族隔离主义者或许会施展一项扭曲的阴谋，即刺杀乔治.华莱士并且栽赃给民权运动。最后她平静下来，拎着皮包和鞋子与队尾的游行者一起缓步向前。

“全体人员通过起点需要1小时40分钟，”联邦调查局探员从一个观察站报告说。“经统计，大约有12000名游行者。”在进入蒙哥马利的最后四英里路程当中总共要经过104个路口，这些路口都已经沿着队伍前进方向的两侧安置了路障。一路上还有更多的人从这些路口自发汇入了游行行列。一路上经过的景点在大多数游行者看来十分新奇，但是同样的景色却让金夫妇心里五味杂陈。经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两人再度回到了这座曾经安家的城市。游行路线从圣裘德医院出发——柯瑞塔在这里生下了金家的头两个孩子——沿橡树街进入黑人社区，经过霍尔特街浸信会教堂。九年多以前，二十六岁的金在这里主持了公交车抵制运动的第一次弥撒大会并且发表讲话，从此踏上了民权斗争之路。一户户人家走出破旧的房子，向金与游行队伍挥手致意。“许多人都哭了，”一位记者写道。贝拉方特转身对同伴们说：“这就是了。如果我能唱出这些人的心声，那就太好了。”

队列沿着莫比尔街流向市中心的商业区，那里冷清得可怕。华莱士州长宣布州政府的女性雇员当天全都放假，理由是“避免危险”。各大企业都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支持州长呼吁市民呆在家里的信息。李街与蒙哥马利街路口的一栋办公楼在游行者们经过楼下时抛撒了大量传单，上面的照片是金于1957年在田纳西州高地人中心演讲的照片，搭配的说明词是“马丁.路德.金在共匪培训学校”。金本人无疑已经忘记了他在庆祝高地人中心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演讲当中究竟说过什么*，但他清楚地知道，田纳西州将南方最早的跨种族交谊场所迫害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华莱士州长等人将这张照片贴上了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广告牌，以此作为攻击金的核心宣传材料。

*【金在1957年9月2日说道：“人们互相憎恨，是因为他们害怕对方；他们互相害怕，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对方；他们互相不了解，是因为他们无法与对方交流；他们无法互相交流，是因为他们彼此分离。”罗莎-帕克斯以及奥布里-威廉姆斯——林登-约翰逊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任职于国家青年管理局时的顶头上司——都出席了金的这次关于种族隔离危害的演讲。】

弗兰克.约翰逊法官也在联邦大楼的高窗后面俯瞰着游行队伍。四年前，惊恐的约翰.多尔曾在楼下亲眼目睹了无数暴徒在公共汽车站殴打种族融合的自由乘车者，这是多尔一生中第一次亲身经历政治示威。约翰逊与一位法官同事估计游行队伍花了两个小时才通过杰夫.戴维斯酒店。就个人脾性而言，约翰逊法官反对一切街头政治，因为这意味着正义未能通过法院来实现。但他并不打算以个人名义谴责这次游行。游行的场面虽然混乱不堪，但是却证明了“民主的特别之处：永远不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游行队伍来到了法院广场的喷泉边上。1955年，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正式开始的前一天，下定决心要主动走进监狱的罗莎.帕克斯这里登上了下班回家的种族隔离公交车。以这座喷泉为地标，沿着德克斯特大道再爬六个街区的上坡就是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道路变得宽阔起来，大厦的帕拉第奥式白色穹顶逐渐映入眼帘，士兵们站在德克斯特大道两边的木制路障后面。来自萨吉诺的吉姆.莱瑟尔虽然疲惫，但却依然心气昂扬。他一边赶路一边向路边围观者点头致意，每前进一步腋下双拐都要重重地撞击在地面上。“我相信你们，我相信民主。”他口中呼喊道。远处窗口有白人老者怪声怪气地喝着倒彩，莱瑟尔轻蔑地冲着他摇了摇拐杖。约翰.多尔在游行队伍的外围巡视，一位学生听见他说道：“人这一辈子至多只能见识三次堪称伟大的游行，这就是其中的一次。”对于一贯谨言慎行的多尔来说，这样的言论已经近乎兴奋失态了。

在抵达州议会大厦之前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右侧，矗立着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金正是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事工生涯。这家教会于九十年前在哈威尔.梅森的奴隶窝棚里组织起来，教堂选址位于州议会大厦的脚下。流浪的圣徒弗农.约翰斯于朝鲜战争期间在这座教堂任职，并且发表了诸如“死后的种族隔离”与“论白人强奸犯”等等布道题目，一视同仁地斥骂了白人与黑人。金老爹曾经恳求儿子不要接受“专吃布道人”的德克斯特执事团的雇佣，因为被执事团嚼碎吐掉的约翰斯就是前车之鉴。现在金老爹则等候在儿子平生接手的第一个教区，与打头阵的前排游行者汇合。他的两位亲家——柯瑞塔的父母奥巴迪亚与伯尼斯.斯科特夫妇——也在他身边。

经过浸信会教堂，德克斯特大道继续向东延伸一个街区，与班布里奇街形成了T型路口，班布里奇街东侧就是州议会大厦广场。在两条道路交接处的宽阔人行道上排满了阿拉巴马州骑警，他们的任务是阻止游行者涌入州政府的其他地产。另一批担任预备队的州骑警背靠州议会大厦，在大厦门前步步高升的台阶上摆开了阵势。此外华莱士州长还在大理石广场的显眼处设置了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在1861年2月南北战争前夕，杰斐逊.戴维斯在这座广场上宣誓成为了第一任邦联总统。1940年，州政府在他当年的宣誓地点竖立了一尊他本人的青铜塑像。如今为了防止黑人与融合主义者“亵渎”这尊南方精神的寄托，州长下令暂时用胶合板将塑像围了起来。

安德鲁.杨爬上了一辆平板卡车。“这是一场革命，一场不动枪炮的革命……”他在扩音器中呼吁道。“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热爱阿拉巴马州。”集会主持人阿博纳西用一段关于旗帜的诙谐评论逗乐了越来越多的到场者。有谣言说州议会大厦人员清空之后大厦圆顶上将会升起一面黑旗，以此哀悼这个不幸的日子；联邦调查局的错误情报则声称华莱士打算在大厦圆顶上升起一面镰刀铁锤红旗，“以示社会主义霸占了议会大厦。” 阿博纳西描述了阿拉巴马州与南方邦联战旗此时此刻如何飘扬在大厦圆顶上，而“老光荣”星条国旗却不知被谁扯了下来。他调皮地猜测阿拉巴马州人要么记错了自己所属的国家，要么忘记了国歌。“让我们来教教他们国歌的歌词！”阿博纳西喊道，将人群的目光从州议会大楼的圆顶转向德克斯特大道，美国国旗正在游行者头顶上方猎猎飘扬。

游行者自发唱起了《星条旗永不落》。然后又在轮流登台的流行歌手带领下唱起了一首又一首爱国民歌与灵歌，例如《在风中飘》、《去告诉群山》以及《这是你的土地》。台上的歌手们围绕着一簇麦克风一展歌喉，从欧蒂塔.霍姆斯到莱昂.毕布，从奥斯卡.布兰德到戴着木髓遮阳帽的伦.钱德勒，再到穿着天鹅绒长裙打着赤脚的琼.贝兹。“伟大的一天! 伟大的一天！伟大的一天！伟大的一天！”贝拉方特在他们中间喊道，他的音量压倒了现场记者对于游行动态的报告，显然直到此时仍有大量游行者还在陆续离开圣裘德宿营地。彼得、保罗和玛丽三人组的玛丽.特拉弗斯吻了他的脸颊。

这一幕刚刚登上电视屏幕，位于纽约的各大电视台总部就遭到了投诉电话的围攻，南方各州的电视观众纷纷抗议金发碧眼的特拉弗斯与深肤色西印度人贝拉方特之间的明显接触“气得南方人热血沸腾”。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某位电视台经理威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总裁弗雷德.弗兰利（Fred Friendly），除非他从电视转播当中删除令人反感的“宣传品”，否则南方各家附属电视台将会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弗兰利和他的副手们手忙脚乱地应付着闪烁的电话灯，直到半小时休息时间。然后从反方向又涌来了大量谴责电话，指责电视台竟然在蒙哥马利的历史性时刻停止现场直播，转而播出肥皂剧。

在接下来的九十分钟，电视台高管们许诺马上恢复阿拉巴马州的现场直播，而电视观众们错过了一场在乏味与惊奇之间徘徊的弥撒大会的原始化学反应。“在这个舞台上，我看起来比任何人都糟糕，”瓦工阿尔伯特.特纳（Albert Turner）代表佩里县说道，“那是因为我游行了五十英里。”有些橙色马甲匍匐在地，甚至就连他们一贯钦佩的明星向他们点头示意也无法让他们起身。也有些橙色马甲激动地要将几位额外的女性发言人插入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预定发言序列。塞尔玛的阿梅利亚.博因顿宣读了一份呈交给华莱士州长的请愿书。罗莎.帕克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台前，回忆了小时候躲避三K党的往事。“我的家人被剥夺了他们拥有的土地，”她轻声说。“我在各方面都有障碍，”她一边说一边摇摇头，表示其他人更擅长用言语表达。

3月21日星期天，伯明翰环宇圣母教堂例行举行了弥撒，教区看守弗莱德.卡尔霍恩（Fred Calhoun）在教堂门外打扫卫生。他看见一个盒子，原以为里面装的是垃圾，但是拿起来却听见盒子里传出了滴答声。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盒子，然后赶紧冲进教堂向爱德华.福斯特神父（Edward Foster）报警。神父告诉他要保持冷静，因为天主教教规规定弥撒一旦开始就不能半途而废。话又说回来，伯明翰炸药山的黑人们早就习惯了炸弹袭击，不必大惊小怪。福斯特神父率领会众排队来到远离教堂的空地上，凭借便携式祭坛完成了弥撒仪式的剩余部分。与此同时伯明翰警察局则将紧急求助转给了驻扎在附近准备应对塞尔玛游行的美军，军方派遣了来自麦克莱伦堡的第三军第142军械分遣队（负责处理爆炸物的专门部队）。当分遣队来到教堂门前时，教堂附近又发现了另外两个同样滴答作响的绿色盒子——一个盒子被放置在A.G.加斯顿的殡仪馆，1963年伯明翰运动期间金与手下员工就在此人开设的宾馆落脚；另一个盒子被放置在一位阿瑟.肖尔斯（Arthur Shores）的家里，此人的住宅在伯明翰运动期间挨过两次炸弹。军士长马文.拜伦（Marvin Byron）与六级技术员罗伯特.普莱斯利（Robert Presley）手工拆除了第一枚炸弹——这枚炸弹的装药量共计五十八根炸药棒（其中有四十根完整的，十八根不完整的）——并且在正午时分将其引爆。在远处观望的《纽约时报》记者写道，接下来分遣队又“马不停蹄地冲上山坡，奔赴了肖尔斯先生的住宅。”

来自伯明翰的警报冲进了塞尔玛和蒙哥马利的美军临时指挥所，又沿着特殊热线传送到了五角大楼作战室。其他渠道的公告同样加剧了塞尔玛的杰克逊夫妇一家当天早晨的混乱。此前威尔逊.贝克本人曾经不止一次钻进杰克逊家的地板托梁下面，检查是否有炸弹威胁。作为家中主妇，简.杰克逊应对混乱的方式是不断为各位客人提供符合特定口味的早餐——金想吃煎蛋，蛋黄面朝上，蛋黄要煎出溏心，蛋白要紧致；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的大胡子拉比不吃烤面包片或者培根，只需要饼干以及一枚用干净锅单独煮熟的煮蛋；诺贝尔奖得主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的胃痛因为神经紧张而加重，于是简为他准备了松软的奶酪和不加盐的炒鸡蛋。简在屋里穿行，每走一步都难免踩着打地铺过夜的客人，就连她本人的小小VIP卧室门外都躺着一名医生。压低音量的外语喃喃声在房间里飘荡。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在窗前腾出空间，用希伯来语做晨祷；一位主教也在附近祈祷，用得可能是拉丁语。詹姆斯.福曼曾在餐桌下睡觉，现在他人不知道去了哪里，在桌子底下留下了一条毯子、一个烟斗与几片标志性的橘子皮。金半开玩笑地指出，拉尔夫.阿博纳西即将进行每天清晨的例行“宏大亮相”，届时肯定要独占洗手间很久才能完事。贝弗尔闻听此言赶紧从浴缸里抱走了枕头铺盖。外来的访客也开始陆续登门，其中有金的员工，有政府官员，也有久违的朋友。

根据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记录，金一行人在塞尔玛时间上午10点58分姗姗来迟地到达了布朗礼拜堂门外。早已离开司法部但作为约翰逊总统的个人使者在场的伯克.马歇尔通过无线电通报了自己的估计：他觉得游行将至少再推迟一个小时，因为还有好几位政要以及一架来自德国的包机尚未赶到。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医生完成了对于入选全程参与游行的三百人的体检。在布朗礼拜堂的台阶上，不同传统的神职人员用扩音器发表了一系列讲道——赫歇尔念诵了一段希伯来语经文。圣公会高级代表团从圣保罗教堂赶了回来，圣保罗教堂的负责人依然以顽固的学术态度捍卫着“唯独黑人教友不得入内”的教区政策，不允许代表团踏入教堂。来自夏威夷的代表团高举着巨大的横幅——“夏威夷知道种族融合当真可行”——并且分发了传统花环，金的脖子上也套了一个。金最喜欢的两位三年级学生谢扬.韦伯和她的朋友瑞秋.韦斯特（Rachel West）领唱了一首自由歌曲，之后金跪下来与两位小朋友合影。

中午12点15分，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向白宫通报了陆军情报部门与司法部官员之间的分歧，前者预测游行队伍“将在一点前出发”，后者则同意胡佛的联邦调查局的意见，认为游行还需要等待更久才会开始，也许要一直推迟到两点之后。这样的前景非常糟糕，因为游行者将无法在天黑之前到达当天的宿营地。《纽约客》的一名记者注意到，游行者之间诙谐地谈论着运动的私人时区，称为“C.P.T.，即有色人种时间”。尽管如此，贝弗尔与安德鲁.杨还是将前排的队伍整理成大约六人一排的纵队，统一戴着臂章，队形拉伸出了半英里，队尾延伸到了希尔文街的另一头。然后游行队伍在中午12点46分正式出发。队伍的正前方是一辆缓慢行进的敞篷卡车，车斗里挤满了面向游行队伍的摄影师，不住手地拍摄着游行参与者的肖像照片。电视台的新闻摄制组人员携带了足够的备用胶片，一刻不间断地连续拍摄着队伍的领头人们——电视记者之间流传着一个低调的笑话：如果真有哪位游行领导人被狙击手击中但摄像师却没拍下来，那么此人必然将会遭到解雇。艾凡赫.唐纳森没有征求金的批准就在金的两翼稍稍靠前的位置上安排了两排志愿者充当人肉盾牌，以尽量避免金暴露在外界的直接视线里。

游行队伍的后方是负责护送的十九辆吉普车和四辆军用卡车，还有两架直升机在上方盘旋。三千人的行军队伍沿着通常的短路线穿过市中心。围观人群当中充满敌意的男性比以往更安静，更倾向于躲在车里嘲笑。一位开着红色跑车的司机用最大音量播放着《迪克西之歌》，某家十分配合的电台刚刚播出了这首歌；另一位司机用四个扩音器播放了讽刺的《再见，再见，黑鸟》。总体而言，男性反对派在成排的陆军宪兵面前都不敢过于造次，反而是女性反对派似乎毫不畏惧。两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相互大呼小叫地打着招呼，假装刚刚发现了什么稀罕物：“你见过白皮黑鬼吗？”“看看那些白皮黑鬼！” 一位衣着光鲜的妇女在一个十字路口走下克莱斯勒汽车，果断地冲着游行队伍吐了一下舌头，随即开车离开。一位带着两个小孩的母亲率领一帮妇女七嘴八舌地质问着女性游行者，是不是只有黑人才能在床上满足她们。《星期六晚邮报》的两位记者写道，女性游行者——特别是修女们——“从阿拉巴马州的白人妇女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她们的贞洁的说法，此等言语之下流实在无法见诸报端。”

还有其他几位身份更冷僻的反对者也回避了这场盛大的出征仪式。比方说塞拉斯.诺曼当天就一直呆在塞尔玛非学委办公室给地板刷清漆，这件事后来在民权阵营内部成为了尽人皆知的段子。诺曼承诺不会再度背弃非学委几周前通过辩论达成的共识——向蒙哥马利进军的提议毫无意义，无非是金想要在国家政治当中作秀出风头而已——未来几十年间他也从来不会主张自己在这场历史性冲突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天他专心致志地忙着做杂务，对窗外的喧嚣充耳不闻。在游行队伍前方的法院台阶上，克拉克治安官举行了一场非正式新闻发布会。他伸手指向并肩走在游行队伍前排的约翰.多尔以及他的前任伯克.马歇尔，闷闷不乐地说道：“联邦政府已经给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在他身后，五十名毫无用武之地的民团成员沮丧地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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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在布罗德街左转，将克拉克治安官抛在身后，自3月7日以来第三次登上佩特斯大桥。在桥面中点守候着身穿整齐制服的亨利.格雷厄姆准将（Henry Graham）。他在参军之前是来自伯明翰的一名普通房地产经纪人，此前曾两次尽职尽责地执行命令，以保障历史性的过渡——1961年与约翰.多尔合作营救被困的自由乘车者，以及1963年在尼古拉斯.卡岑巴赫与华莱士州长的对抗登上全国电视之后强行在阿拉巴马大学实现种族融合。格雷厄姆发布命令，将主要护送任务从第720宪兵营移交给了他本人亲率的联邦调用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第31步兵师。游行队伍开始冒着阿拉巴马河上空的疾风有序下桥。尽管昨晚的最低温度接近冰点，但是灿烂的阳光早已显著提升了气温。前方再没有出现州骑警的封锁线。巧合的是，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和朱迪思.乌法姆刚刚从马萨诸塞州一路驾车返回塞尔玛，与游行队伍的前进方向恰好相反。两人开车驶上佩特斯桥时正好赶上游行队伍的队尾走下蒙哥马利一侧的桥头。二人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祝愿他们一路顺风。

随着队伍越走越远，恐惧滋生的沉闷气氛也逐渐烟消云散。一位记者记录道，“游行进入了另一种情绪——欢乐"。和平队助理主任哈里斯.沃福德与其他迟到者一起小跑着加入了队伍后方的高中生方阵，这些少男少女们一边鼓掌打拍子一边按照拉格泰姆音乐的风格高唱赞美诗：“圣灵说行进我就行进……圣灵说要歌唱我就歌唱……圣灵说要投票时我就投票……圣灵说要死亡我就死亡。”记者数了一下，游行队伍从前锋到末尾至少同时唱起了四首歌曲。兴奋的赫歇尔拉比“感到我的双腿正在祈祷”。他走在一对来自加州的夫妇身边，他们用婴儿车推着年龄最小的游行参与者。至于最年长的游行者则是吉米.李.杰克逊的八十二岁的祖父卡格.李，老人看到来自80号公路路肩的敌视目光，乐呵呵地挥了挥手。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预先来到游行队伍即将通过的乡间路口拦截交通以保障安全，联邦调查局探员在这个路口拍下了十七辆汽车的照片，每一辆车的车身上都用白漆涂抹着粗陋的种族主义标志，其中一辆标有“美国黑坯之乡”的汽车还与一名州骑警一起跟着游行队伍行进了一段路。

行进途中并非没有意外。例如直升机的噪音吓坏了路边一匹拴着的马，惊马将拴马桩扯出地面，然后疯狂地冲向游行队伍，金属桩子在路面上哐当作响，给安保人员增添了不少麻烦。大约两英里外，一名联邦观察员看到远处的游行者突然好像被镰刀砍过一般纷纷倒地，赶紧用无线电通知了边境巡逻队，然后徒步上前调查情况——“我要离开信号覆盖区了！”几分钟后他气鼓鼓地回到信号区宣布一切正常，“显然黑人们只是突然决定要休息一下，然后就纷纷躺在了草地上。”躺倒的众人吃完了腊肠三明治——金穿着深色西装与大衣，以及一双崭新的登山靴——然后继续前进。此时坚硬的路面要比潜藏的危险更加妨碍队伍行进。游行者们只觉得背包越来越重，各种保护措施也越来越累赘——有人带着黄色硬帽，有人撑着雨伞，还有人戴着美式橄榄球头盔。不少游行者因为酸痛疲累纷纷掉队，法警们用私人汽车在国民警卫队的护送下把这些人送回了塞尔玛。

一时间司法部官员莫衷一是，不确定是否应当为这些返程人员继续提供安保，以及怎样简化安保流程。约翰.多尔认为，假如联邦援助超出法院规定的安全范围，将会削弱司法部不偏不倚地支持投票权的立场。司法部副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否决了他的意见，在他看来安全等同于顺利，而总统希望他们不遗余力。地图显示第一个过夜营地附近有一条铁路，于是克拉克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西阿拉巴马州铁路公司，租用了一列火车来运送返程游行者。租车事宜刚刚谈妥，立刻就有威胁电话打了进来，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的来电人声称要炸毁铁路。悄然下达的紧急命令将列车停在了蒙哥马利城外十五英里处，陆军部队随即沿着前方的桥梁与铁路栈桥展开了扇形排查。

此时游行队伍已经走到了距离塞尔玛七英里处，按照预先安排必须向南迂回，前往达拉斯县最近的黑人自有地产。下午5点07分，队伍的前锋抵达了戴维.霍尔（David Hall）的农场，看到先遣人员正在忙着搭建四座大型野营帐篷，其中一座专供女性游行者使用，由国际女装工会捐赠。来自阿拉巴马州第156宪兵营的联邦调用州警卫队队员在农场周围摆开了阵势。来自匹兹堡神学院的艾尔文.史密斯教授（Elwyn Smith）在黄昏后乘坐一辆从赫兹公司租来的黄色卡车抵达宿营地，车上装载着共计三吨晚餐——意面、玉米面包、猪肉和豆子。这批食物由绿街浸信会的厨师准备，装在特大号的镀锌金属垃圾桶里，史密斯雇佣了十二名全天连轴转的工作人员负责分发食物。大部分游行者都不会参与第二天的游行，这些人纷纷乘车离去，要么直接返回塞尔玛，要么穿过80号公路前往泰勒汇合点搭乘火车。九节特快列车以每人75美分的价格装载了一千人，于晚上8点45分驶入塞尔玛。游行领导层取消了原定在宿营地举行的集会，好让余下的四百多名游行者赶紧找地方过夜。营地里的毯子远远不够一人一条，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烧着火的汽油桶。一些游行者来到霍尔农舍旁边的谷仓阁楼上安顿下来，想利用楼板下面畜栏里的牲畜发出的热量御寒。《纽约客》记者雷纳塔.阿德勒（Renata Adler）写道：“五只珍珠鸡栖息在谷仓外的一棵树上，安保巡逻队拿着对讲机在附近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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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夜之前，比尔.莫耶斯从白宫通知约翰逊总统，陆军爆破队在伯明翰的黑人住宅区总共拆除了四枚大型炸弹。到了周一白天又发现了两枚。当时总统刚刚结束了在得州的双周末休息，从始至终他都兴致高涨。他讲了一个故事，内容是他如何在十七岁时身无分文地离家出走，一路搭便车跑到了加州。为了解决一路上的给养问题，他事先从父亲那里偷偷顺走了好几盒猪肉与豆子罐头，于是在路上“我们每天三顿饭都要吃猪肉和豆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喜欢这道菜的原因。”他在自家农场重现了这道菜，并且热情劝说犹豫不决的客人们敞开吃喝。饭后的总统又起了飙车的兴致，于是一支二十辆车组成的车队拉着特勤局特工、朋友和记者追逐着领头的总统以令人窒息的高速在得州山区疾驰而过。途中约翰逊看见道路中央扔着一只遭到抛弃的新生山羊羔，于是赶紧停车给他的工头打电话询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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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清晨六点还没到，史密斯教授的餐车就运来了一批镀锌燕麦片罐头，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吵醒了整个营地。游行队伍早早地吃了早饭以便赶紧上路。气温是华氏28度，地面覆盖着厚实的霜冻。不过到了中午气温显著上升，再加上阳光普照，许多人都在明媚凉爽的阿拉巴马州早春天气里脱去了外衣，只穿T恤。又走了七英里之后，一些人干脆脱了鞋以舒缓疼痛的双脚。在五角大楼，麦克纳马拉的特别助理 乔.卡利法诺（Joe Califano）向政府高层官员分发了第一份每小时一次的公告。“目前队列当中约有392人，其中约有45名白人……在上一个小时，一辆来自塞尔玛的巴士将40名新来的游行者带入队伍，并将40名疲惫的游行者送回塞尔玛。”直升机嗡嗡作响，一架孤零零的单翼机俯冲向游行队伍，想要将几千份黄色种族隔离主义传单投向游行队伍，但却偏离了方向，传单都掉落在了皂石溪周围的荒凉树林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军事护卫队在抵达朗德斯县边界之前“明显增加”。一支爆破队在新闻采访车车前面开路，八辆新加入的陆军吉普车和几辆运兵车提供了进一步支援。陆军宪兵司令卡尔.特纳少将（Carl Turner）不时出现在路肩上与游行队伍并肩前进。

安德鲁.杨在下一个休息站宣布，为了遵守约翰逊法官规定的三百人限制，队伍人数必须缩减。这番话这引起了不同意见。没能入选的青少年抗议说这应该是一次黑人的游行，唯此才能对得起他们在塞尔玛的长期牺牲。一位白人妇女表示附议。杨不得不进行了一场小型布道，针对这一主张提出两点反论：第一，白人志愿者极大地吸引了种族隔离主义者们的注意力，恰似避雷针那样保护了黑人；第二，将白人志愿者排除在外有悖民权运动的平等参与原则。趁着杨正在布道的时候，艾凡赫.唐纳森与游行风纪员们以县为单位挑选了他们选定的黑人老兵：一百五十七名来自达拉斯（塞尔玛），八十九名来自佩里（吉米.李.杰克逊的家乡），威尔考克斯二十一人，马伦戈十五人，朗德斯无人入选。除了已经指定的几位外来者之外——例如圣公会的 “戈尔迪”谢里尔——何西阿.威廉姆斯将最后一类“金博士的特邀嘉宾”压缩到十人，包括哈里斯.沃夫德以及夏威夷参议员丹尼尔.伊努耶（Daniel Inouye）的助手。巴士载着大约一百人回到塞尔玛，车上有人兴奋不已，有人忿忿不平，有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些人发誓早晚要回到80号公路缩窄成双车道的地点再次游行。

“都起来，该上路了！”金喊道。联邦调查局探员统计了308名游行者，其中有二十二名白人。卡利法诺在“截至14点的2号报告”当中告诉麦克纳马拉和卡岑巴赫，这三百人当中有三分之一女性，而且非学委的约翰.刘易斯来晚了。纵队以三人并排的队形沿着一道狭窄的干地了穿过一片沼泽。查尔斯.法格（Charles Fager）写道：“浑浊的水面上点缀着睡莲与漂浮的水藻，一旁的枯树已经没了树皮，木质因为风化而异常光滑，长长的灰色苔藓挂在树枝上缕缕飘动。”一行人波澜不惊地地回到干燥空旷的灌丛牧场，放眼望去几英里之内几乎见不到一丝绿意。

空旷的环境使得阳光出乎意料地炽烈，以至于到了傍晚时分足有二百五十名游行者被晒伤甚至中暑，需要接受治疗。金摘下他那顶带耳垂的绿色行军帽戴在约翰.刘易斯头上，说他的脑袋更需要保护——刘易斯在“血腥星期天”头部遭到殴打之后为了疗伤而剃掉了头发，因此比其他人更加怕晒。黑人少年在额头用厚厚的白色防晒霜写下了“VOTE”字样。堪萨斯城的玛丽.利奥林修女（Mary Leoline）是唯一走完全程的修女。她强撑着层层叠叠的修道长袍勉力前行，上浆笔挺的修女头巾衬托着着她的圆脸，这张脸如今浮肿不堪，还因为严重晒伤而发红。来自密歇根州萨吉诺市的安置房建筑工人吉姆.莱瑟尔（Jim Letherer）右腿缺了半截，他拄着双拐单腿跳着前进，右手与腋下磨出了血，嘴唇也被太阳晒裂了。在塞尔玛街头游行时，经常有穷极无聊之辈仿照游行口号的腔调冲着他乱叫：“左、左、左又左！”现在摆脱了这些烦人精之后，莱瑟尔的情绪也越发轻松起来，一路上谈兴甚高。他告诉身边人，自己经常向女性伴侣发起挑战，看看对方会不会被他那肉桩一般的右腿残肢吓到。非学委的沃斯.朗（Worth Long）半真半假地笑骂莱瑟尔太不讲究，身为白人男性居然也会干出利用女性的负疚感来泡妞这种事——某些黑人男性利用白人女性志愿者的愧疚心理来占便宜的做法在民权阵营内部争议很大。莱瑟尔则反唇相讥称自己是个民主党人，论起负疚感并不比女伴们更少。实在看不下去的贝弗尔与其他人强迫莱瑟尔赶紧登上医护车休息一阵，不要硬撑下去。另一方面，风纪员索拉科则将好几位赖在车载移动厕所里不出来的人们轰下了车，认为如此偷懒有损大部队的士气。一位年过七旬的当地巡回布道人催促青少年大步前进，还质问他们为什么需要五天时间才能走完五十四英里。他大言不惭地宣称：“我走了这么多年的路早就习惯了，这点路程我一天半就能走到。”

约翰逊法官告诉阿拉巴马州政府的律师们。如果他们想让第五巡回法庭紧急中止自己的裁决，可以赶紧坐飞机在一小时内赶到新奥尔良。这项通知让律师们大为震惊。法官正确地认为他们肯定会抓紧时间，因为他的命令仅仅为民权阵营留出了略多于一周的时间来完成五十英里的行军。民权阵营同样火速投入行动，金确定要在周日第三次尝试穿越佩特斯桥。这样一来运动参与者们只有三天时间在80号公路沿线临时搭建宿营地。

周四，华莱士州长的律师们还在为了阻止民权阵营采取动作而奋力上诉，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辩论并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决定将刚刚问世一天的投票权法案送交司法委员会，并指示最迟在4月9日，即阿波马托克斯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前将该法案提交给国会进行表决。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司法委员会主席詹姆斯.伊斯特兰宣布，“我反对法案每一行的每一个字。”制定立法时间表是伊斯特兰的传统特权，这次这项特权却遭到了篡夺，气得他严正抗议。不过两党领导层这次都反对他。副总统汉弗莱正式主持会议，许多参议员赞扬了塞尔玛示威者对于民主原则的坚定承诺。肯塔基州共和党人约翰.谢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认为，“作为美国公民，他们对美国有信心。那么我们就必须维持这种信心。”只有十三名参议员投票反对该决议，其中包括一名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切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她反对将该法案送交司法委员会，因为法案事关重大，仅仅留给委员会三周时间着实不够用。

当天还爆出了另一条重大国际新闻：一名苏联航天员实现了人类首次太空行走。“我没有感到恐惧，”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上校在结束行走返回轨道飞船“黎明二号”时说道，“我仅仅感到了宇宙的无限广阔与深邃。” 这条新闻意味着美国在太空竞赛当中再丢一分，白宫方面对此作出了不失风度的回应。然后约翰逊又委托他的秘密中间人布福德.艾灵顿去让华莱士州长亲口承诺按照法院的命令保护塞尔玛游行。但是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很快就带着坏消息拦下了艾灵顿：难以捉摸的华莱士打算向总统求助。国防部副部长塞勒斯.万斯正在准备部署美国陆军，以防阿拉巴马州来个甩手不管。卡岑巴赫和艾灵顿指导约翰逊打了一通摊牌电话，目的是利用他在上周六会面期间令华莱士难以自拔的个人支配力。

州长在电话中叫苦不迭地抱怨“游行者从全国各地倾泻过来……既有修女又有牧师，现在我的州议会大厦门前还堵着好几百个留着大胡子的披头族。”他告诉总统，就在两天前，“詹姆斯.福曼当着所有修女牧师的面大放厥词，说什么如果他们进入咖啡馆却没人招待他们，他们就要踢断他妈的桌子腿……您听听，这么没底线的鬼话要把人激怒成什么样子……我会尽我所能，但现在我说老实话，他们已经被各方各面的因素煽动起来了，我知道您不希望这里发生任何看上去好像闹革命的事情，但如果这些人继续涌入的话……真到了那时候，非得需要您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一起出力才能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

约翰逊总统抛出一连串好言好语来安抚华莱士，恳请对方按照法院命令和平地配合游行。“让我们尽快了结这档子事吧。咱们不至于——你刚才说什么革命，那还真是——那还真是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安心。”

华莱士话里话外都在明示约翰逊总统，自己所谓的革命威胁来自针锋相对的两个极端：一方是“想让联邦政府接管这个州”从而争取黑人投票权的外来者，另一方是站在他这边、想在涉及种族的问题上砸烂联邦权力的阿拉巴马州当地人。“当然，如果我是一个革命者，那么我一发话就能叫来二十五万人帮助我们。但是我根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希望人们受到伤害。”

“我知道，”约翰逊说。

华莱士意识到自己谈论革命的直白口吻似乎戳到了总统的痛处，于是他抓住时机恢复了攻势，话锋一转开始主张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是受害者而不是压迫者，正在承受几乎令人忍无可忍的种族调戏。“昨天有个黑人牧师问所有的巡警，他们整天在外面忙，他们的妻子正在家里干什么。哼，估计他们的什么朋友可能和警察的妻子有约会。总之就是各种挑衅，而我们却要求警察们听到这种鬼话也得忍着。”华莱士抱怨说塞尔玛的游行和煽动活动已经持续了八个星期，并且急忙再次警告：“如果这件事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如果他们要在这个州停留八个星期，每天聚集五万人，到时候准得闹革命不可。" 说到这里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又往回找补了一句：“就像您说的那样，我也不想使用‘革命’这个词。我们只是会有麻烦而已。”

约翰逊几次恳求华莱士派遣阿拉巴马州警卫队，以免联邦政府介入，但华莱士翻来覆去咬住了一句托词。“我的打算是这样的：我们会密切关注事态。”

总统把卡岑巴赫与艾灵顿先后叫到电话旁，希望动用三人协同之力迫使华莱士把话说死。“乔治，你那边还有旁人吗？”艾灵顿问道，他怀疑华莱士可能不想让政治同事听到他承诺在联邦压力下保护种族融合的游行队伍。

当华莱士再次辩解时，约翰逊摆出了一副厌烦的口吻。“你我不必继续谈下去了，”他宣布。总统很忙，在当天下午飞回得州老家度假之前还要提名财政部部长。“我以为艾灵顿州长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进行过——怎么说来着？——思想的碰撞了。”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补充道。

“啊，我们确实打算交流一下思想，总统先生，”华莱士表示让步。“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如果需要一万名国民警卫，我们肯定会调来国民警卫。我将会——我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而且我肯定不会拖延。当然，您也知道……”

“那就得了，”约翰逊没有给华莱士留下继续表演的空间。“那就得了。还有，你和布福德保持联系。”华莱士只得扣上了电话。距离他面向阿拉巴马州立法机构发言还剩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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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哥马利，州立法会领袖护送华莱士州长走进了州议会的会议厅，下午6点30分，全州电视开始直播他的讲话。他的演讲只用了十六分钟，但是却充分汲取了针对民权潮流的各种抵触情绪。他首先讥讽地宣读了一份清单，上面列举了一长串塞尔玛游行组织者要求州政府提供的移动后勤保障设施，包括九辆三百加仑的运水拖车与两辆垃圾车；然后他又谴责游行者是暴民。“正是在这些人身上，在他们的无法无天身上，一个假模假式玩弄司法的联邦法官盖上了批准的印章。”他宣称这些人在“集体主义新闻界”的滋养下为“某种境外哲学”卖命，旨在“将所有警察权力归于中央政府。可悲的是，在这种老套的共产主义街头战争当中被人当枪使的黑人并不清楚他们正在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怎样的痛苦与奴役。”

接下来华莱士的关注重点离开了“惊恐的话语——倒不是说我反对适当地保持警惕”，转而朝着所谓的“失落的事业”大踏步撤退。“我不要求你们怯懦，但我要求你们按照我们的众多先辈所遵循的传统保持克制。”他敦促阿拉巴马人“行使属于你们的卓越纪律”，服从联邦法院命令，“尽管它令人厌恶”，换句话说他希望民众对于民权游行听之任之。“请留在家里，”他恳求道，“请让我们拥有和平。”他将轻蔑的忍耐称作最大的爱国主义牺牲，但他实在不忍心迫使阿拉巴马州的任何权力机关为游行提供保护。既然“联邦法院闹出了这档子事”，那么他就要呼吁华盛顿方面“为所谓的示威者提供安全与福利。”雷鸣般的欢呼声回应了他最后的呼吁——“我对你们有信心……”因为选民一定会支持捍卫人民利益的州长。《蒙哥马利广告报》记录道，“听众当中有几位妇女流下了眼泪。”周五的《伯明翰新闻》宣称这是“华莱士的最高光时刻”。

来自蒙哥马利的照相机闪光灯将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滞留在了白宫草坪上。总统原本打算在周四晚上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视察，但是九点过后他依然没有动身的意思，“我从三点半开始就跟那个狗娘养的搅在一起，”约翰逊总统布福德.艾灵顿大发雷霆，“那个两面三刀的混蛋！”

艾灵顿发誓再也不和华莱士说话了。“唉，您也知道我提醒过您——”

总统引用一句华莱士发言的原话打断了他：“我——我绝不允许有人跟我玩背后插刀。我这就发表一份声明，非得烧了他的尾巴不可。”

不过总统还没来得及动手，华莱士就率先出招了。约翰逊在十点给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打电话，沮丧地表示自己刚刚准备召集记者，“这条该死的电报就来了”。华莱士在电报当中要求总统动用五千名平民身份的联邦雇员——例如法警和狱警——来维持游行秩序。

卡岑巴赫当即指出这个要求“很荒谬，而且华莱士州长也完全清楚这个要求有多么荒谬”。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步妙棋。在阿拉巴马州的政治环境下，只要与国民警卫队扯上关系，无论华莱士做出怎样的政治选择都无异于服毒自戕。如果他自行召集国民警卫队，那么也就承担了保护黑人的责任，可是此前他一直为了收买民心而妖魔化黑人，现在突然改弦更张必定招致民意反弹；如果他拒绝动用国民警卫队，那么就等于将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给联邦政府，这样做在州权强硬派看来更是无异于开门投降。现在华莱士的请求虽然看似荒谬，其实却巧妙避开了上述两难局面，反而将烫手山芋扔回到了总统手里。如果约翰逊现在宣称华莱士“背弃了”之前作出的将会在必要时动用国民警卫队的承诺，华莱士只需一句话就能堵回去：思虑再三之后，他认为还是平民身份的执法人员更适合这次任务。“他肯定会这么说，”卡岑巴赫预言道。他建议约翰逊取消谴责声明，转而撰写一份直截了当的答复：平民身份的联邦雇员未经训练，不适合应对紧急情况；更何况这些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机构，而一万名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就在手边，“专业受训，装备齐全。”

“嗯，如果他不去号令他们出动，我们就去，”总统建议道。

“进一步说，如果他无法维护法律，我们就替他维护，”卡岑巴赫补充道。

约翰逊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玛丽.费默（Marie Fehmer），花十分钟口述了这套回复让费默记录下来，然后才起飞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并且在飞机上与联邦调查局通了电话。通话后胡佛局长告诉手下各位主管们，总统“谈到阿拉巴马州局势时的状态非常激动”。总统在星期五凌晨两点前到达了自家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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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也度过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漫长夜晚，华莱士讲话的广播新闻报道在这个夜晚只能充当背景音。在约翰逊法官那里赢下有利判决后，游行随即进入了倒计时，各条战线上的压力紧跟着暴涨起来，比方说周日离开塞尔玛的第一个晚上应该在哪里宿营。一位名叫安德森.沃茨（Anderson Watts）的志愿者愿意让游行队伍在一处靠近公路的农场宿营，但是达拉斯县的官员立刻怂恿农场主詹姆斯.明特（James Minter）冲进法庭表示反对，并且提交了铁一般的依据：安德森.沃茨仅仅是他手下打工二十年的佃农，没资格代表他将自家农场让给别人使用。塞尔玛法院也传出了各种不利于民权阵营的留言，据说市政府与当地公交公司即将提起诉讼，就示威活动的经济影响向黑人领袖收取巨额赔偿。熟悉的怨恨迹象掏空了运动老兵们的乐观情绪，他们已经学会了在来之不易的公共成功的边缘保持警惕。报复性暴力曾经反复为民权胜利蒙上阴影，在公交车抵制运动、静坐示威、伯明翰运动以及华盛顿游行之后不久都发生过炸弹袭击。

惯常的内讧摩擦如此激烈，以至于惹得金也难得一见地发了脾气。这次动怒的地点是蒙哥马利，惹他动怒的对象是非学委的威利.利克斯。先前利克斯与詹姆斯.福曼一起组织了学生纠察队，在州议会大厦外坚守了几个小时，遭到了更大规模的“黑鬼回家”白人反示威的威胁。警察逮捕了八十四名坐在人行道上的学生，然后又有三百名新的示威者——主要是前往塞尔玛的旅行者——赶到法院，谴责监禁违反了新的示威协议。午夜时分，其中最顽强的三十六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关于这场危机的紧急程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早上。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金非常不快的事情。他遇到了三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女学生，她们戴着福曼为非学委的“第二战线”运动置办的头盔。他称赞这款头盔外观独特，其中一个女生回答说：“你需要一个。”另一个补充说：“你最好给你自己也弄一个。”

金停了下来。“是威利.利克斯让你们这么说的是吧？”他催促学生们给他一句准话，可是她们反而跑到利克斯身边——她们都认识利克斯——说金是一个偏执的名人，一心以为利克斯控制着他的命运。

几小时后，金在一场马拉松式战略会议的边缘地带发现了利克斯。“过来，孩子，”金把他拉到自己身旁。“我在这里打了很久的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伤不了我。”他的语气致使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金不动声色地宣称，虽说当年该隐杀了亚伯，但是利克斯却没有伤害他的本事。“记住这一点，在你成为威利.利克斯之前，我就是马丁.路德.金；在你离开之后很久，我依然还会是马丁.路德.金。”

日后利克斯回忆道，当时金“对我大发雷霆”，他则一言不发。但他的非学委同事们却站出来对金的代理人大加指责。福曼指责安德鲁.杨为了取悦华盛顿而削弱了非学委的战斗力。他说金的领导大会员工为了争取舒适的游行条件——例如移动式厕所与对讲机——甚至不惜牺牲人格。“我见过某些人出卖自我，为的是换取豪车或者金钱，”他喊道，“但是为了换取厕所我还真没见过！”

“吉姆，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你讨厌金博士？”杨反问道。他认为福曼唯一坚持不变的立场就是想要将“错误”二字烙在金的身上。

大多数旁观者都不愿卷入这场争论，但是金在蒙哥马利的东道主里士满.斯迈利是个例外。当初在公交车抵制运动期间他就志愿担任了金的保镖，他的家人则包括了几位停水断电将福曼的示威者赶出德克斯特教堂的教会理事。他震惊地看着这帮年纪轻轻的毛头小子们斥责自己当年的牧师，气得他不止一次提出要把他们赶出自己家，但金制止了他。发过火之后，他又恢复了宽厚容人的气质。“不，这不是办法，”他说。面对此类冲突，金的一贯态度就是漠不关心，听任其自行发展。黎明时分，福曼在半心半意地唱完一曲《我们必胜》之后就离开了。之后金面对自己的员工与朋友们说道：“好吧兄弟们，就算真要离婚，也得由非学委先提出来。如果他们真的提出来了，我会像洛克菲勒的老婆刚刚发现乐乐怀孕时那样。”*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 这个一本正经的段子引起一阵哄堂大笑，现场的紧张气氛随即大为缓解。

*【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抛弃了三十二年的结发妻子，迎娶了竞选活动志愿者玛格丽塔.“乐乐”.墨菲（Margaretta "Happy" Murphy），很多人都认为如此胡闹的行径害得他失去了成为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机会。】

星期五在纽约，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监听民权顾问的电话通话时无意中听到贝亚德.拉斯廷敦促金公开与非学委决裂，因为非学委已经沦为了拖累金的政治包袱。金没有正面答复拉斯廷的建议。拉斯廷根据个人经验认为金之所以惯于回避个人冲突——特别是解雇员工与告别友人——是出于他性格当中的软弱一面。金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自己与非学委绑定既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原则。金手下的员工班子人数很少，面对的任务却如同雪崩压顶一般繁重。因此非学委的民权老兵在金眼中是独特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勇敢无畏，都是眼里只有任务的独行者，习惯了暴力威胁，也有能力在转眼间创造奇迹，既能控制大片人群，又能搭建大片帐篷。他通过何西阿.威廉姆斯将五十四英里范围内的大部分后勤与通信工作交给了非学委的艾凡赫.唐纳森。唐纳森经历了多次监禁以及一次死亡威胁——一位愤怒的密西西比州警官曾用手枪指着他的头部。有些非学委同事嘲笑金的活动是“牧师作秀”，唐纳森对于这种说法却很不以为然。当初华盛顿大进军的时候他没有参与，现在现在却声称自己沉浸在一场巨大的运动当中。他开玩笑说：“每个人在一生中都理应参与一次这样的活动。”

唐纳森一头扎进了塞尔玛的混乱，那里的人群与记者们挤在一起，露营用品在教堂地下室扔的到处都是，需要征用好几辆农场皮卡来组建运输系统。在游行开始前一天晚上，哈里.贝拉方特计划在蒙哥马利附近举行一场名人音乐会，因此唐纳森开始考虑如何利用塞尔玛黑人殡仪馆里堆放的棺材箱搭建一个户外音响舞台。唐纳森与非学委的弗兰克.索拉科还承担了另一项微妙的任务。约翰逊法官的命令规定，尽管游行开始与结束时的总人数没有限制，但是在这场为期五天的长途跋涉的中段——也就是在朗德斯县境内——只有三百名指定人员可以游行，因为80号公路在这一区域收窄成了双车道。为了遵守法官的规定，唐纳森与索拉科必须从全体游行参与者当中挑选出三百人。这一要求给数以千计的人们带来了后勤方面的噩梦，这意味着他们要么只能参与某一段路程的游行，要么必须在敌对地区滞留好几天，而这三百名“精英”自然也就成了令人垂涎的位置。唐纳森与索拉科随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组织了一次人口普查，收集了游行者的体质信息以及他们参与民权活动的过往记录，然后还要权衡当地黑人与知名访客之间相互竞争的需求。他们将二百五十个名额划拨给了曾经在血腥星期日或者之前参与游行的阿拉巴马当地人，为外来访客保留了五十个名额。入选五十人小名单的访客尤其需要精挑细选，例如有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伊布斯维奇的F.格德斯沃特.谢利尔牧师（F. Goldthwaite Sherrill），他的入选理由是作为圣公会的代表。

金将如此敏感的名册交给两名非学委员工编订，这一举措透露出的信任意味平息了广为流传的疏远传闻。“任何家庭都免不了争吵，”唐纳森告诉记者。“吵架并不意味着不团结。”他抱怨说新闻界正在“误导那些想同时支持两个组织的人们”。罗兰德.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在周四的联名专栏当中将约翰.刘易斯和詹姆斯.福曼称作“两个头脑发热的极端分子”，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金。专栏还指责金过于软弱，同意恢复塞尔玛游行意味着他已经“投降”、“放弃”并且“屈服于”非学委——一个早已“被披头族左翼革命者以及——最糟糕是——被共产主义者渗透”的组织。对金来说，这段攻讦仅仅包含一点真相：他确实认为非学委的最近几场示威活动流露出了攀比与愤怒的心态，没有建设性的目的。他曾私下向同事们抱怨说学生们缺乏“政治时机”意识，只想自私地在阿拉巴马州为非学委“争取一个烈士名额”，但他还是拒绝了公开斥责他们的建议。从根本上讲，金担心某些非学委领导人正在远离非暴力——远离超越诋毁、分裂、反击、妖魔化以及煽动等等人类倾向的克制承诺——但他无法在不背叛非暴力原则的前提下这样说。相反，他告诉拉斯廷与其他人，他将努力与非学委领导人沟通，“充分化解他们的焦虑”。金承认，正是针对他本人的不耐烦促使学生们做出了历史性、创造性的牺牲，尤其是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他也知道学生对于塞尔玛项目的态度看法不一且很不稳定。尽管福曼气势逼人，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暂停在蒙哥马利的示威活动，直到游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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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神经崩溃”之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回到了阿拉巴马，心中想到了一条全新的补救措施。他的实验性座右铭是“利用金”，在他看来这一口号有别于非学委内部的其他各种立场，例如詹姆斯.福曼的“对抗金”，西拉斯.诺曼的“无视金”，约翰.刘易斯的“成为金”，还有艾凡赫.唐纳森的“有选择地与金合作”。卡迈克尔认定不应该挑战金对于大规模动员的呼吁，因为这样做既徒劳又有害。但他又认为非学委员工或许可以利用民众的反应来进行自己的基层工作。星期五，他带着一叠传单开车前往朗德斯县宣传即将到来的塞尔玛游行，还带上了鲍勃.曼茨随行。曼茨刚结束了痛苦的归家之旅回到塞尔玛，他在回家之后告诉父母，自己虽然完好无损地经历了血腥星期天，但是现在必须从摩豪斯学院退学，重新加入非学委。两人来到全黑人的朗德斯县培训学校门外，向着避开他们的离校学生挥舞着传单与非学委纽扣。R.R.皮尔斯校长（R.R.Pierce）赶走了两位来访者并且通知他们校方已经报警，不过在此之前还是有一名校车巴士司机偷偷地表达了对于游行的兴趣。还没等两人驾车开出两英里，治安副官“拉克斯”.约翰逊（“Lux” Johnson）就追上了他们并且命令他们回到学校接受调查，一名州骑警和过度紧张的皮尔斯校长正在学校里等待他们。学校师生纷纷来到校门口看热闹，只见卡迈克尔不慌不忙地坐在密西西比州牌照非学委专车里，拽出民用电台的天线，嘴里蹦出一连串无线电术语，不知道向谁汇报起了自己的当前位置与预计到达时间。

一番查问之后，非学委的汽车再次离开了学校，后面不远不近地吊着一辆警车。两名教师很快就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想弄清楚治安副官与州骑警是否真的会放走这两位入侵者。之前流露兴趣的校车司机是十七岁的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他正确地预料到自己即将因为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失去校车司机的工作，但他还是带着传单证据飞奔回家，告诉家里人不管他们信不信，马丁.路德.金都将来到朗德斯县，正如这些乘坐手动挡普利茅斯汽车、将车载天线拽得老长的“自由乘车者”所承诺的那样。他的父母马修与艾玛.杰克逊（Matthew and Emma Jackson）当天晚上偷偷溜出家门参加了一场会谈。参会人员都认识一位杂货店主威廉.科斯比（William Cosby），将近一个月之前他在店里招待过“约书亚的探子”（安德鲁.杨和詹姆斯.贝弗尔），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宣称世道改变的迹象已经显现。这天晚上杰克逊夫妇等人的讨论话题就是科斯比的主张是否可信。不过他们认为科斯比本人已经暴露，因此不能去他家集合。他们首先聚集在弗兰克.哈拉尔森（Frank Haralson）家里以确定一个最安全的地点——担当集会地点的人家首先必须经济独立，不会因为背负白人发放的贷款而受到左右，其次集会地点必须足够远离某几户众所周知投靠了白人的黑奸。大家最后认为哈拉尔森自家开设的商店满足这两个条件，不过距离哈拉尔森的住宅还有一段路程。有些人决定步行或者开车前往，也有些人觉得最好还是呆在哈拉尔森家里，哈拉尔森的妻子罗西娜（Rocena Haralson）留守在家为后一批人提供了食物。无论如何，这都是朗德斯县的第一次黑人政治会议。

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将近三十人，其中大多数人曾经试图在本周一前往老监狱进行选民登记。他们自行组织起来，成立了朗德斯县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LCCMHR）。这个名字改编自弗雷德.夏特沃斯在伯明翰的团体，由约翰.胡莱特提出。接下来他战战兢兢地公开接受了新组织的领导角色——部分原因是为了践行他的牧师洛伦佐.哈里森被当地三K党赶走时的临别请求。接下来组织的创建人们选择莉莉安.麦吉尔（Lillian McGill）担任秘书，她在蒙哥马利做女仆时正好赶上公交车抵制运动并且遇到了金。她的父亲艾尔兹（Elzie McGill）是一名铁路工人，被选为财务主管。卡尔霍恩的农民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担任副主席和首席演说家，因为此人记忆力超群，将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张口就来。1930年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曾有一位老师恳求他不要在八年级就辍学，不要浪费自己的文学天赋。但是史密斯还是舍弃了无法养家糊口的学术道路，并且迎娶了一位埃拉.梅（Ella Mae），此后她为他们生育了九个孩子。

回头再说卡迈克尔与曼茨，两人蹑手蹑脚地溜出朗德斯县，一路上一边死死盯着后视镜里的巡逻警车，一边强忍着得意的坏笑与内心的恐惧。却原来卡迈克尔刚才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正在与身份不明的后台进行无线通话，唬得当地警察一时间竟然不敢轻举妄动——其实他的车载电台的收发范围很有限，刚才根本联系不上任何人。这招无中生友之计令曼茨佩服得五体投地。回到塞尔玛之后，两人发现这里已经被来自北方的新来志愿者们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金的员工都不得不允许这些人稍微游行一下，以此宣泄他们躁动的热情。约有三百名新来的白人志愿者因为在史密斯曼市长的家门口拉起纠察线而被捕，他们不仅拒绝接受保释，还坚持要被关在黑人社区中心，尽管这座建筑有好几个出口都没有上锁。挤在一起的陌生人们通过跨越教派的交流相互介绍，直到一位纽约人“几乎开始感觉我的耳朵里有了宗教，有了强烈的宗教气息。”还有一些过夜的囚犯甚至跳起了民俗舞。不情愿地看守这些人的威尔逊.贝克对记者抱怨说：“这也太愚蠢了，黑人示威的时候至少伴奏音乐还挺好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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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入狱的其他新来志愿者极大地扩充了周五在布朗礼拜堂举行的弥撒大会的规模。来自密歇根州的副主教C.吉尔莫.迈尔斯牧师（C.Kilmer Myers）与第二位圣公会主教、旧金山的乔治.梅拉德（George Millard）一起被简短地请上布道坛发言，他宣称：“在你们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一个白人教徒能获得自由。”塞尔玛的F.D.里斯牧师宣布，“心地善良、脚踏实地、头脑聪明、愿意一路走下去的人们”现在依然可以踊跃报名，争取成为前往蒙哥马利的三百名中坚之一。诚然，直到目前为止游行沿途的供给、安保与宿营等等问题都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可能要在公路上打地铺，这我也不好说。”里斯也承认这场运动是千头万绪的纵身一跃，已经脱离了任何人的彻底掌控——“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他设想了一位在座众人的孙辈在未来某一天回顾塞尔玛的景象，“他试图找到一条可以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渠道……他的内心里将会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必须去。’”

詹姆斯.贝弗尔随后发表了一场特色讲话，将塞尔玛的历史与挑逗性的娱乐线索掺和在了一起。前一年夏天的种族骚乱之后，贝弗尔前往纽约州罗切斯特走访，有人问他：“‘黑人怎么了——他们在全国各地都疯了？’我说，‘你认识黑人吗？’他们说，‘哦是的，我们认识我们的黑人。你又认识什么黑人？’”这个故事逗笑了许多听众。接下来贝弗尔讲述了他为了教育白人当权者而做出的努力，比方说他曾经邀请柯达公司的高管“与我一起来到城市的犄角旮旯”收听点唱机里的歌曲。“‘我无法入睡，街上很拥挤/我得搬家，我得给自己寻觅更安静之处。’” 贝弗尔引用了加奈特.米姆斯与施咒者乐队（Garnet Mimms & the Enchanters）的灵歌歌词，然后在布朗礼拜堂里回忆道：“我告诉他们，‘你们听到他在说什么吗？如果你们在春天听他唱歌，他就会告诉你们到了夏天他打算做什么。’”然后贝弗尔又认真告诫听众们，一定要避免另一个“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大”的历史时期，例如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那样。他大声疾呼：“你不能在立法之后就回家，却不去治疗社会的病症。”而且美国社会显然病得不轻，因为这个社会当中不仅存在克拉克治安官这样“驱赶着两三百名黑人儿童在公路上跑了六英里，然后把孩子们丢在乡下不管”的执法者，还存在一看见詹姆斯.里布牧师就恨不能要杀人的社区。“除非我们深刻地解决白人社区的仇恨问题，”否则投票权法案“不会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有一项工作要做，我将会完成我的工作。”说着他转向站在一旁的迈尔斯主教，“我也要给您一条建议，主教：将您的传教士从非洲召唤回国吧。”在惊愕的笑声中，他半真半假地叫道：“非洲那边也有很多人正在杀人，但是至少他们杀人是因为没饭吃！可是克拉克治安官呢？他可不差一顿饭！”

这天晚上金没有参加弥撒大会，而是忙着为即将到来的考验做安排。他通过安德鲁.杨发出紧急请求，邀请他的老朋友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前来参加第一天的游行活动。“乐意之至，”身在纽约的赫歇尔回复道，“但是安息日的问题我不太好解决。” 正统犹太教习俗规定周六白天禁止一切日常活动——包括旅行——直到黄昏降临安息日结束为止。假如恪守这一规定，赫歇尔肯定无法及时赶到塞尔玛。良心与教规的冲突令赫歇尔左右为难。他出身于哈西德派拉比世家，在纳粹迫害之前逃离了欧洲。196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关于宗教与种族问题的历史性会议上，他与金跨越各自背景之间的鸿沟，发现两人之间存在着惊人联系的种子。当时两人分别在大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发言，两份发言稿几乎可以互换，主题都是对于正义的先知式呼吁。两人都抨击了消极无为、耽于细谨的美国宗教界大气候，促使大约两千名杰出神职人员向着世界上的种族分裂施加治疗性的不适。赫歇尔曾宣称，“以宗教精神行事，就是要把分离的东西联合起来，要记住人类这一整体是神所爱的孩子。”现在回应他的呼吁的洪流终于降临到了塞尔玛，无论如何他也不能置身事外。于是赫歇尔开始咨询其他权威人士，塔木德的规定在涉及拯救生命以及承担生命危险的行为时存在哪些破例情况，以及一位身体虚弱之人是否可以因为环境严峻而通过替代仪式来缓解安息日禁令的严苛程度，比方说此人未必只能爬楼梯不可，而是可以用肘部而非手指来按电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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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和车队载着睡眠不足的约翰逊总统在他回到得州的第一天拜访了位于五座不同牧场的朋友们。在总统出行期间，身在华盛顿的助手们一直向他转发消息，各方面都督促他星期五晚上就在阿拉巴马州发动部队。约翰逊本人更希望隐瞒或推迟所有行动，直到他自己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止。对此五角大楼的指挥官警告说，陆军运输机的预先集中“无论如何都可能在夜间的某个时候泄露”；政府律师也指出，总统正式签署命令的时间必须早于调用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初步通知。"比尔.莫耶斯在电报中说：“赛.万斯（Cy Vance）强烈地——重复：强烈地——坚持认为他明天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以便混编国民警卫队与正规军。”总统最终只得让步，他与A.W.莫桑德法官（A.W.Moursund）一起用过夜宵之后飞回了自家牧场，开始处理积累的文件。

约翰逊在星期六凌晨1点28分和1点30分签署了两项必要的命令，依据可以追溯到1792年乔治.华盛顿镇压威士忌叛乱的先例。阿拉巴马州飞行路线下方的老兵们很快就认出了C-130运输机的响亮轰鸣声。其中六十八架飞机连夜降落在游行路线的两端——来自得州胡德堡的克雷格空军基地的第720宪兵营驻扎在了塞尔玛城外，来自北卡布拉格堡的麦克斯韦空军基地的第503宪兵营驻扎在了蒙哥马利附近。总统在凌晨三点钟就寝，6点34分被叫醒，准备参加上午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在户外举行，伯德夫人坐在总统旁边，上身披着一块披肩。总统宣称，在各州境内维护公共秩序本应是州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在任何方面承担这一责任都是“不受欢迎的义务”。他告诉记者们，将近四千名来路各异的士兵将会在周日之前准备就绪，此外游行沿途还会部署两座他希望用不着的野战医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国的目光都将聚焦在阿拉巴马州，全世界的目光也将聚焦在美国。”总统引用了林肯的信心，相信美国人将会被“我们天性中的良善天使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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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玛，近两百名圣公会神职人员在周六中午组成了队列。用密歇根的迈尔斯主教的话来说，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类似于家庭纠纷”，这个家庭的成员则是全国圣公会信徒。他们向圣保罗教堂走了一个街区，然后被警察拦住，威尔逊.贝克宣布阿拉巴马州的C.C.J.卡彭特主教拒绝允许来访主教在其教区内的任何祭坛举行圣餐仪式。他挥手拒绝了他们对教规法的解释：“你们有话别跟我说，我不是主教，我甚至不是圣公会教徒。”此外贝克还表示，就算是“为了你们自己着想”他也不能让游行队伍冒险接近市中心的敌对分子。

队伍转回了布朗礼拜堂，主教们在人行道上进行了圣餐仪式，仪式所需的器皿是从伯明翰的一家圣公会黑人传教所借来的。节奏悠扬的圣歌回荡在喧嚣的背景杂音当中，周围的景象无论如何算不得正常，就好比载歌载舞的新奥尔良葬礼那样。当地的孩子们在操场上骑着猪到处乱跑，冲着教士们怪叫；一个拄着拐杖、戴着犹太圆顶小帽的单腿男人站在教堂台阶上打量着他们；路边的一排平板卡车上摆放着二十四个移动厕所。有人宣布志愿厨师已经准备好了自制的香肠以及又一批五十个三明治。维奥拉.柳佐独自一人从韦恩州立大学来到塞尔玛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成了专职接待员，坐在桌子后面开始接待其他新来者。陆军技术员汉克.托马斯（Hank Thomas）身着便装，小心翼翼地走在人群中，避免被熟人认出来。托马斯是非学委的特许成员，也是最初十三名自由乘车者中的一员，四年前还在密西西比臭名昭著的帕奇曼监狱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当过狱友，他不想向非暴力运动的同志们解释自己为什么接受军队征召——尽管只是去担任军医而不是亲自上阵杀人——也不想让任何一位进城散心的军官发现自己。他刚刚溜出本宁堡，想要在跟随第一航空骑兵队出征亚洲之前最后体验一次民权运动。

“到星期六晚些时候，”游行参与者兼历史学家查尔斯.法格（Charles Fager）写道，“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已经开始穿行在塞尔玛，在通往军械库的沿途街角放下背着固定刺刀的步枪的士兵。”在他们身后是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车辆，车身侧面涂有新鲜的“U.S.”，以此宣传联邦指挥。《纽约时报》记者发现士兵们的情绪“并不特别紧张”。欢快的赞美诗飘出布朗礼拜堂，贝弗尔与黛安.纳什都将在那里发表晚间演讲。不过还是有一名波士顿学院的学生不幸遭到袭击，他独自走进一条小巷，落入了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埋伏圈。袭击者将他打倒在地，又拽着他的头发提起脑袋，用刀片划开了他的右脸。

联邦调查局探员将利奥.哈利（Leo Haley）遇袭事件（“需要缝三针”）以及其他一系列通常渠道之外的威胁与警告通报给了华盛顿。司法部的一名秘书以及之后的一名律师分别报告称自己接到匿名电话，来电人声称自己拥有一架小型飞机，将从空中“干掉那个该死的黑鬼马丁.路德.金”。胡佛大感宽慰地看到，抛头露面的安保职责落在了军事单位而非联邦调查局头上。对此十分满意的他凭借着加倍的热情驱使调查局展开了敌后情报工作。局长下令：“立即与航空公司、铁路、长途汽车线路、线人、黑人与其他组织的联系人联系。”星期六这天，“我们所有的外地办事处”汇总得来的答复表明，“总共有1856人已经抵达塞尔玛或者实际上已经出发正在路上。”其中包括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十名神父与乘坐灰狗巴士来自达拉斯的三十五名南卫理公会大学学生。另有六十三个团体“总计1011人”据说正在准备动身。在这些详细得近乎荒唐的信息背后——如此细致的情报工作是联邦调查局的标准要求，为得是万一胡佛局长想要在人前摆出无所不知的姿态——报告以秘密消息来源的名义估计道，足有数千人正在“待命”或者将会“自行前来”。

这一天胡佛还收到了另一份内容更全面、长达十四页的分析报告。此前胡佛局长受邀参加周六晚上的烧烤俱乐部（Gridiron Club）年度晚宴，这份报告的作用就是帮助局长

天翻地覆的巨变暂时挂上了一副诧异的微笑。专栏作家默里.坎普顿（Murray Kempton）写道，“但凡活在世间的人们如今都知道了每一位将我们与约翰逊先生带到他昨晚伫立之处的孩子们的名字。”《亚特兰大宪法报》向约翰逊五体投地，因为他关于黑人投票权的论点充满了“无法回答的细节 ”。就连许多南方报纸都坦率地对他那毫不掩饰的理想主义表示敬畏。《休斯顿邮报》认为“美国人的良知很少被如此深刻地激起”。《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称赞了约翰逊引人入彀的演讲天赋，他“引诱批评者抢先出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将所有这些情绪与斗争引向立法。” 其他公众声音也不像往常那样警惕地呼吁理性，而是惊讶地倒吸凉气。约瑟夫.阿尔索普称赞这是“一个大人物的演讲，以一种大胆的方式处理了一个大问题"。威廉.S.怀特（William S. White）反对约翰逊的投票权法案，认为它侵犯了作为“这个共和国的核心”的各州特权，但他依然公开表示钦佩这位“毫无怨言地背起这个可怕包袱”的总统的突然开诚布公。

午夜过后以及周二的一整天，约翰逊总统收获了来自各路权贵们的敬意，乐得他满面红光。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打来电话，称赞讲话“非常棒，气势磅礴，令人印象深刻”，并补充说芝加哥市的所有市议员以及各个辖区的警队队长们都同意“这是他们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这样的演讲今后应该多做一些。这就是人们想从您这里听到的东西。上帝保佑您和约翰逊夫人。” 总统不断地插话说：“上帝祝福你的心，迪克。”戴利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是自林肯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伟大的演讲之一，谈到了政府，谈到了人民。遵守法律，遵守宪法，了解你的职责，这是对待人民的唯一方法……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希望……愿主继续赐予你健康。今后咱们再细聊。”

甚至就连IBM总裁汤姆.沃森都希望讨论塞尔玛，尽管约翰逊更想和他谈谈去哪里寻找新一任财政部长的问题。沃森说道：“先生，你昨晚的演讲非常精彩。我认为那让整个国家都很兴奋。”

“这我可不敢说，”约翰逊回答道。“我已经尽力了。”不过总统的谦虚作风很快就消失殆尽，因为他向沃森通报了白宫收到回应的确切数字——1436封亲笔电报和82封密电。他宣读了哈里.杜鲁门发来的一份激动人心的电报。热烈地重复了许多遍前总统的名字，还声情并茂地为沃森重温了他如何通过宣讲墨西哥裔美国儿童的教育问题来哄骗共和党人起立。“我把头向后一仰，就这么看着他们。我还看着摄像机，他们也看着全部摄像机都冲着他们，我真希望你能看到他们是怎么站起来的。”

总统与沃森一起大笑起来。“我看到他们站起来了，”沃森说，“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这么点事，我就是这么干的，”约翰逊笑道。

“这我还真没想到，”沃森说。

“他们那帮人的裤子后档就跟抹了胶水一样，一屁股坐下就粘在椅子上了，本来他们根本就不会站起来，”约翰逊吹嘘道。“当他们看到摄像机开始在他们身上转来转去，小红灯闪闪发亮——我还真没见过更搞笑的场面。”

“嗯，那确实是天才之举，”沃森说。“他们早就应该站起来了，因为这样做很壮观。”

在这一天结束之前，约翰逊将孩子气的庆祝活动带来的全部能量都用在了艰难的工作上面。他召集副总统汉弗莱以及整个众议院的民主党领导层——议长约翰.麦科马克、多数党领袖卡尔.艾伯特、多数党党鞭黑尔.博格斯以及所有十八名助理多数党党鞭——举行战略会议，讨论他决心利用国家支持的高潮来确保成为美国法律的四块新基石：联邦教育援助、医疗保险、选举权和移民改革。第四项也是最不被看好的法案将取代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其他可追溯到1790年美国第一部移民法的法案。所有这些法案都将移民的种族或国籍严格限制为受到偏爱的北欧“种群”。约翰逊的改革试图按照人数而非原籍限制新来者，从而承诺在宪法下慢慢吸收世界上所有的面孔与文化。每项法案都确立了一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承诺——对年轻人、老年人、少数族裔以及有志入籍的外国人的承诺。它们共同扩展了美国独有的横向民心纽带，并且符合平等公民权利的建国原则。

约翰逊劝说众议院领导人在所有法案当中率先通过这四项法案，就在今年，趁着塞尔玛的势头强化了1964年选举的政治授权的大好机会将它们一并通过。他研究了一下这些法案，然后退到白宫楼上，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为了同一目标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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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尔玛迎来周二清晨的时候，神学院学生朱迪丝.乌法姆与乔纳森.丹尼尔斯都感到大为泄气。两人争论着演讲与喧嚣的游行是否只是稍纵即逝的噪音，并且一直同意示威游行“有点愚蠢”——无非是为了向一个顽固的世界里传达某些简单观点而将自己打造成奇观。在布朗礼拜堂门外，詹姆斯.贝弗尔告诉早晨的人群，他希望很快能得到向蒙哥马利进军的联邦法院许可。急切的新来者试图绕过封锁。来自亚特兰大的黑人神学院学生与克拉克治安官对峙，三百多人的队伍在西尔文大街上静坐了几个小时。乌法姆和丹尼尔斯打算回学校，但是错过了另一辆刚刚出发的长途车。两人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丹尼尔斯日后写道当时的感觉就好像“突然失明”一样——他们无法将自己当做事工层面的观光游客，无法将塞尔玛之行仅仅当成一次干打雷不下雨的访问。苦思冥想几个小时之后，二人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要想心安理得地离开塞尔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临行前庄严承诺今后一定要回来，而且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要扎根在这里干出一番名堂。丹尼尔在一封信中解释说：“当务之急太明确了，赌注太高昂了，我自己的身份遭到了赤裸裸地质疑……对我来说，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又回到了这里。”下定决心之后，再无顾虑的两人终于赶赴了波士顿。他们在波士顿总共只呆了两三天，办了两件事：首先向神学院请了延续到学期末的长假，其次在乌法姆的大众汽车里装满了长期驻扎塞尔玛所需的行李。

两人在蒙哥马利机场再次经历了一轮混乱。非学委的招募人员在机场拦截了一批前往塞尔玛的朝圣者，并将他们转送到蒙哥马利市区。詹姆斯.福曼率领约六百名学生从杰克逊浸信会教堂出发进行危机游行，以此回应周一晚上发生在本.摩尔酒店附近的一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暴力围攻。当时他们打算向华莱士州长递交一份投票权请愿书，但警察在迪凯特街和亚当斯大道的拐角处封锁了他们。蒙哥马利县的麦克.辛.巴特勒治安官（Mac Sim Butler）率领十五名州骑警拦住了学生们。一位观察者写道，巴特勒“戴着一顶牛仔帽，挥舞着尖端手杖。”照片证实了这一说法。嚎叫声与尖叫声此起彼伏，若干示威者围在福曼身边保护他。许多人紧紧抓住一根电线杆，直到警方的殴打迫使他们向后退散。戴着头盔的民团分子步行跟随马匹。示威者当中有一名拉比跑出路边庭院，他的牙齿间咬着一根点燃的雪茄，一只手拿着一沓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受伤黑人女孩的腿；一名外面套着吊带工装裤、里面衬着礼服衬衫的非学委工作人员揽着这个女孩的肩膀喊道：“这里有医生吗？”《纽约时报》的记者罗伊.里德（Roy Reed）写道，有那么一刻现场突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然后就有一根警棍砸在了某人的脑袋上，“警棍击打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街区。在迪凯特街对面，较大的人群几乎被吓得歇斯底里……当较小的人群被击溃后，骑马的警官们又闯进了较大的人群。”

示威者退到了杰克逊浸信会教堂外面的街道上。听到风声的贝弗尔从塞尔玛赶来，气急败坏地将福曼拉到一边，质问他为什么要招引如此无谓的惩罚。难道他不能从总统的讲话中看出投票权运动正处于成功的边缘吗？同样气急败坏的福曼斥骂总统讲话无非是空洞的政治作秀：“那个家伙只是在胡说八道而已。”

“不，那个家伙在布道呢！”贝弗尔答道。

鉴于游行人群刚刚遭受重创军心不稳，两人暂且压下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贝弗尔站到木箱上宣扬非暴力原则，并且建议在场众人为了下一步的决定性游行保存有用之身。福曼接着发言，主张约翰逊总统必须保护人们举行投票权请愿的权利，直到他能够将平等投票权落到实处为止。发言结束后，两人等待马丁.路德.金前来调解，群众则为他们俩一齐欢呼起来。这其中有来自塔斯基吉大学、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以及当地高中的学生，大部分白人志愿者仍然举着“一人一票”的标语牌，上面印着来自全国各地十九所大学的校徽，包括安迪亚克大学、斯波坎大学、威尔伯佛斯大学、哈佛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杜克大学以及韦恩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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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玛事件的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回荡，此起彼伏的新事件相互推波助澜。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布达佩斯，匈牙利教会理事会给金寄来一封慰问信，借此庆祝匈牙利从希特勒手中解放二十周年（“我们对于詹姆斯.J.里布牧师的死深感震惊……”）。韦恩州立大学此前就已经派了一批人前往塞尔玛，还派了另外五十人去白宫门前拉起纠察线，现在这所学校又派了另外二百五十名学生与密歇根州长罗姆尼一起围绕底特律市中心的联邦大楼进行了第二个星期二的万人游行。*这批学生当中有一部分人事后聚集在韦恩州立大学的圣公会驻校牧师家中展开讨论，有几位学生决定立即乘车前往阿拉巴马州。他们当中有一位维奥拉.柳佐（Viola Liuzzo）这样写道：“在今天之前，我觉得我可能为塞尔玛的那些人做出的任何个人贡献都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在阅读了我们总统今天的讲话内容后，我再也不能坐视我的同胞受苦了……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如果我是塞尔玛的受害者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那么我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柳佐所说的“我的人民”指的是公民同胞。她是田纳西州煤矿工人的女儿，现在是一位已婚的半脱产学生，将近四十岁，有五个孩子，性格坚定极有主见。到了第二天早上，所有其他学生志愿者要么取消要么推迟了他们的行程，柳佐却不顾家人的恐惧抗议，独自驾驶她的奥斯莫比尔汽车向南驶去。

*【这位乔治.罗姆尼州长（George W.Romney）就是日后将会与巴拉克.奥巴马争夺2008年美国总统之位的著名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的父亲。】

同样在星期二，还是在韦恩州立大学，时年八十二岁的爱丽丝.赫兹（Alice Herz）突然想起来她把抗议传单的原件留在了一台商业复印机上。由于担心校方会拦截并阻止她，赫兹放弃了在校园里进行示威的计划。她在1933年逃出柏林作为难民向西逃亡，战争期间蹲过法国和古巴的拘留营，现在她在大学里教授德语。她带着她的材料，沿着底特律的大河街匆匆登上了一辆出城的公交车。赫兹是一位书虫、精通三种语言的自由撰稿人、退休的幼儿园经营者以及马丁.路德.金的狂热崇拜者。她曾挤进1963年在底特律科博会议中心举行的集会，听取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早期预演，密歇根州的信徒们都认为这场演讲要比日后华盛顿的著名版本更精彩。她参加了3月9日在底特律联邦大楼周围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她无法相信，一位从那时起就如此雄辩地赞同塞尔玛事业的美国总统居然忍心发动战争，而且尽管人们振聋发聩地呼吁总统将这场战争遏制在萌芽状态，他却置若罔闻。赫兹在一个停车场附近下了车，用棉花塞住嘴，把两罐活力牌干洗液倒在头上，然后划了一根火柴。她将手提包留在了自焚地点不远处，包里装满了复印传单。这些传单谴责了“在过去二十年里被故意煽动起来的仇恨与恐惧”，并且指责约翰逊总统“宣布了他的决定并已经开始实施”，一意孤行地要在越南发动战争。“上帝并未遭到嘲笑，”赫兹写道。“为了让人们听到我的声音，我选择像佛教徒那样投身于火焰之死……愿美国的青年带头拥抱生命！”

尽管赫兹显然打算痛快地了断自己，但是全身严重烧伤的她却挣扎了十天才得到解脱。事先她没有向她唯一在世的孩子赫尔加.赫兹（Helga Herz）透露一丝口风，尽管在她已故的丈夫保罗（曾经是德皇威廉二世麾下的一名士兵）的敦促下，母女二人都成为了终身和平主义者，并在他于1928年去世后搬到一起住。周二晚上赫尔加在底特律公共图书馆一位同事的搀扶下赶到医院，泣不成声地告诉人们，她的母亲自从二月份以来一直对于轰炸越南的军事行动感到非常不安。她在第二天的邮件中收到一张来自母亲的字条，母亲乞求女儿原谅自己。“当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时，你会接受的。不要哭，不要抱怨。我这样做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对人类的希望。”一本收录了爱丽丝.赫兹与全球各地笔友通信的书籍将于十年后在荷兰出版——她在1952年写给一位日本哲学家：“一种神圣的勇气必将激励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灵魂。”但是美国的第一位越南和平牺牲者却没能在争相夺人眼球的新闻界激起一丝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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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权阵营为了达成临时妥协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蒙哥马利的夜间弥撒大会上的情绪还是越发高涨起来。曾经拒绝非学委的牧师网络这次为金提供了一座大型教堂，福曼也同意在大会上强调两次遭到推迟的塞尔玛游行所象征的全国行动目标。“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乔治.华莱士和他那帮民团份子，”他在人挤人的比拉浸信会教堂如此宣称。“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发动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但是太多的问题都不会因此就得到解决，除非那座名为白宫的破房子也开始摇晃，除非破房子里的人们给华莱士打电话说，‘现在听着乔治，如果你继续搞事，我们就赶过来把你扔进监狱！'” 在回荡全场的欢呼声中，福曼吐露出了最具杀伤力的质疑：“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的最底层，下面这句话我今天说了好几遍，接下来我还要再说一遍：如果桌子边上没有咱们的位置，那么不好意思，咱们还不如砸断他妈的桌子腿！”

话一出口，福曼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出于根深蒂固的尊重，他赶紧羞涩地对着在场的修女听众们点了点头。但是不慎脱口而出的脏字还是成为了他这条信息的最主要卖点。非暴力运动的纪律要求参与者在公共场合保持文明礼貌的个人形象，面对福曼的明显违纪行为，有些观察家感到高兴，另一些则感到不以为然。总之这番话结束了后来被福曼视为分水岭的一天——“这是我最后一次想要参加非暴力示威。”随后登台的金用一篇火热的演讲为福曼打了圆场。他宣称：“忍耐的杯已经喝干了，”并且将听众们对于骑马警察施暴的愤怒引导转化成为了第二天跟随他与福曼进行大规模非暴力见证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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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早些时候，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打电话给弗兰克.约翰逊法官，催促他赶紧处理这个连续八天致使塞尔玛远征陷入瓶颈的案件。现在总统已经宣布了政府的立场，而投票权法案也将在此时提交给国会，卡森巴赫力图缓解而不是遏制这股压力。他问法官司法部还要等多久才能得到他的裁决。

“我不会做出裁定，”法官回答说——至少在他觉得自己的裁定肯定能得到支持之前不会最终拍板。

“支持？”卡岑巴赫说。“我想我们可以支持您的裁定。”

“我不在乎你怎么想，”法官厉声说道。他希望得到具有强制力的保证来约束争论各方，以免他强加的解决方案在各级政府之间相互指责的真空当中沦为一纸空文。他补充说：“如果一项法院裁决得不到支持，对于法院和人民来说都不公平。”

“好吧，我向您保证，”卡岑巴赫说。如果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官员在任何方面拒绝履职，华盛顿方面肯定会介入。

“我不要你的保证，卡岑巴赫先生，”法官坚持说。“我要总统亲口向我保证。我想在我下达裁决之前听到总统的保证。”

卡岑巴赫放下电话之后就打给了白宫。

在蒙哥马利，距离约翰逊法官办公室不远处，金、福曼和塞拉斯.诺曼带领近两千人步行一英里来到巴特勒治安官位于县法院的办公室门前。学生们簇拥在金的周围充当着抵御狙击手威胁的人肉盾牌，一排排的警察守卫着长长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继“血腥星期天”与针对詹姆斯.里布的袭击之后，三月份的第三次全国性宣传迫使阿拉巴马州采取了守势，并且掩盖了民权运动内部的紧张局势。《纽约时报》头版的两张大照片显示，“骑马的民团份子”和 “挥舞棍棒的治安副官”正在冲击种族融合的年轻示威者队伍。内页的其他照片的标题是“避难”和“呼救”。周三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十一篇相互独立的阿拉巴马州危机报道。《华盛顿邮报》头版上与民权无关的新闻不多，其中之一是韩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为访美的韩国外长设宴接风，不过有好几位拿到请柬的客人却被拒之门外，害得韩国外交官赶紧道歉说他们在发出邀请时并不知道国家新闻俱乐部禁止女性进入餐厅。

在蒙哥马利，一位懊恼的当地检察官为警队前一天的横冲直撞道歉，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州首府的身份：“我们很抱歉在下达命令时发生了混淆与误解。”他邀请金和福曼进入法院，与当地官员谈判新的抗议程序，参与谈判的人员包括摘了牛仔帽的巴特勒治安官。约翰.多尔作为司法部观察员列席旁听。示威群众在外面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尽管雨下个不停，但他们仍然兴高采烈地唱歌。一位惊讶的示威者写道，面对人行道上咄咄逼人的嘲笑者，“警方提供的保护非常彻底”。与此同时，在五十英里外的塞尔玛，联邦调查局探员统计了586名顶风冒雨参加户外祈祷集会的人们，哪怕半英寸的冰雹正在噼啪砸落。何西阿.威廉姆斯则在努力劝说外来志愿者与当地中坚力量一起坚持下去。“我没兴趣批评克拉克警长的所作所为，”他喊道。“我的兴趣在于改变克拉克警长的所思所想！”

在蒙哥马利，星期三下午5点15分，金和福曼共用一个扩音器在法院台阶上发表了进展报告。他们声称当地官员已同意签署一份声明，对星期二的暴力事件表示遗憾，并且承诺今后将不再使用不负责任的民团份子进行执法。他们感谢被雨淋湿的人群，因为正是这些人的努力才使得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触手可及。接下来金与福曼又敦促示威人群先去找地方过夜，因为会谈将会持续到深夜。“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谈判，”金宣布。这时安德鲁.杨挤过人群，来到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金登时变了脸色。新闻摄像师期待地示意附近的记者赶紧扫清视野——“把麦克风放下，把麦克风放下！”

“我要向大家宣布一条喜讯，我想这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深切喜悦之源，”金叫道。“约翰逊法官刚刚裁定，我们拥有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游行的合法权利与宪法权利！”此言一出，群情振奋，欢呼声经久不息。

在周一下午的蒙哥马利，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通过非学委的广域线路报告说，警察试图“持枪”突袭本.摩尔酒店，詹姆斯.福曼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总部。酒店经理向他保证说当地的建制派黑人已经将这场突袭应付了过去，于是卡迈克尔回到他位于酒店五楼的观察哨，看到非学委的同事们组织了将近三百名示威者从附近的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校园出发（学校里的教师和院长们徒劳地恳求甚至尖叫着，试图劝阻他们），经过酒店门前走向十个街区之外的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福曼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滩头阵地，越过停滞不前的塞尔玛运动，开辟更积极进取的“第二战场”，从而要求华莱士州长加以关注。卡迈克尔从窗口看到一支由骑着马的治安副官组成的警察部队正在远处慢慢移动，试图封锁游行队伍的去路。他冲下楼去警告游行队伍，却发现饭店大门被铁链从外面锁住了。他无助地敲打着出口，然后又跑回楼上，眼睁睁地看着汇聚在一起的警察在楼下街道上击退； 游行队伍。两支队伍相互接触的边缘地带爆发了一连串小规模冲突，马匹嘶鸣，警察挥舞着长柄警棍。

事后非学委的同事看到卡迈克尔站在人行道上发呆。他说他们理应预见到这样的结果。“都是你的责任，”他指责他在密西西比州的朋友、同样身为项目主管的克利夫兰.塞勒斯（Cleveland Sellers）。卡迈克尔要么不能、要么不愿为自己辩解，只是一味地喃喃自语：“布鲁图斯啊，你也在内吗？”与此同时脸上还挂着笑容。他的笑容平时很有感染力，如今却只剩下了空虚。塞勒斯、威利.利克斯以及其他人都知道，自从卡迈克尔在被警方围困的德克斯特大街教堂力与贝弗尔决斗以来就一直心绪不宁。同事们认为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卡迈克尔正在“假装上帝附体”来欺骗他们——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要么他就患上了神经衰弱，他们也确实在他身上看出了不少神经衰弱的迹象。许多非学委工作人员都遭受过神经衰弱，而且他们承受的压力远远小于卡迈克尔——在过去五年他足足进过二十几次监狱。无论怎样，以往的经验告诉同事们必须迅速送他离开民权斗争第一线。

信使们设法将卡迈克尔不得不离开一线的消息通报给了距离本.摩尔酒店几个街区的福曼，他率领的示威人群在那里与警方一直对峙到了星期一晚上。福曼与同伴们背靠建筑物挤在漆黑的街道上，警察和骑马的治安副官包围着他们。他找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只能勉强接收到约翰逊总统即将在国会发表的讲话，但他依然在没有目击记者帮助的情况下努力传播着发生在身边的细微新闻。福曼收集了附近十几位受伤者的粗略细节（“梅尔泽塔.普尔（Melzetta Poole）,十九岁, 来自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被击中头部……埃里克.斯特恩（Eric Stern）, 来自匹兹堡大学, 可能下巴骨折……弗兰.利普顿（Fran Lipton），密歇根大学，被马踢中……杰拉尔德.维特牧师（Gerald Witt），二十八岁，来自亨廷顿……”），他找人替代了卡迈克尔的角色，通过非学委在亚特兰大的通讯部门将自己收集的信息传播了出去，以此来对冲早已厚颜无耻地登上多家报纸的官方版本报道：“三百名黑人示威者挡住了一辆救护车……他们向治安副官投掷石块、砖头和瓶子，所幸没有人受重伤……离州议会大厦约六个街区处爆发了暴力示威。”另一边，卡迈克尔在同事陪同下麻木地但顺从地来到了蒙哥马利机场，准备接受非学委对待神经衰弱员工的常规疗法，即前往安全的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从而放松神经。然而曾经在其他人身上发生过的状况这次也发生在了他的身上：机场大厅里熙熙攘攘的日常景象与民权斗争前线的血腥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狠狠地咬穿了这位非学委老员工的受伤心灵。眼看着度假旅客们拖拽着大包高尔夫球杆费劲登机，眼看着家人们在登机口拥抱作别，卡迈克尔的神经终于崩溃了。在一位惊讶的警察面前，他突然身子一软倒在地上，随即挣扎尖叫起来。随行的朋友们赶紧跨坐在他身上压制住他，逐渐让他安静下来，这才将他送上飞往加州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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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伯德.约翰逊夫人坚忍克制地看着她的丈夫气急败坏地鞭笞着自己的助理们。这些工作人员拿着一页页总统的演讲稿件奔走穿梭在打字机之间，一个个脸色苍白。总统正在等待车队将他送到国会大厦，在九点钟进行全国演讲。他责备一位坐在远处的秘书打字慢慢腾腾，就好像长了“十四根该死的木头手指”，然后又忿恨地指责杰克.瓦伦蒂和比尔.莫耶斯篡改了他的明确修改意见：“你们这帮混蛋有一个算一个都觉得自己比我更聪明！”闻听此言的瓦伦蒂恨不得剖心掏肺以自证清白，他表示之前的补充内容将演讲的结尾推得太晚，以至于来不及输入众议院的提词器。这番回答气得素来敏感的约翰逊冲着走廊破口大骂起来，声称自己陷入了叛徒们的包围。在他看来叛徒们正在沆瀣一气，只为了凸显他那憔悴的神情与沉闷的演讲风格。不过总统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将片刻失态抛在了身后。当他来到理查德.古德温面前时，后者甚至都没听见他的脚步声。身为一名演讲稿写手，古德温这次得到了与总统共同赶赴国会山的罕见邀请，早已经整装待发。他刚刚刮完胡子，但是由于一整天都在拼命赶稿，神色依然有些萎靡。此时总统周身的气场宛如狮身人面像一般强大且神秘，一路上他坐在专车里一言不发，同车乘员也全都不敢吭声。

一路上约翰逊总统的精力全都集中在了古德温草稿的增补内容上。比方说古德温在介绍投票权法案条款的部分就添加了一节批评民权抗议者的新内容，认为这些人“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或者“阻断公共道路交通”。这处增补原本得到过约翰逊的认可，可是现在他又临阵变卦了。他删除了这段增补，以免让人误以为这几句抱怨反映了他的真实感受。在其他几处，总统还亲手增加了若干词语与复合隐喻。古德温劝告美国人“审视我们自己的社区和我们自己的内心，并且根除那里的不公正”，总统确定的最终版本则写道：“让我们每个人都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以及我们自己的社区，让我们每个人都用我们的肩膀抵住车轮，从而根除存在于任何地方的不公正。”此外约翰逊还做出了一项更为实质性的修改：他删除了一个将两项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简洁句子。古德温写道，为了促进自由，“美国人今天正在越南和塞尔玛承受生命危险”。如此直白的平行关系将越南局势当成了民权运动的孪生问题，因此难免引起后续质疑，例如为什么在前者当中承受生命危险的人是士兵，在后者当中却变成了信奉非暴力的黑人与神职人员。相反，约翰逊团队以共同牺牲的精神为出发点作出了更安全的总号召，呼吁人们“现在团结起来”，并且引用了爱国责任的传统：“南方在荣誉和英勇方面的贡献不亚于任何其他地区。”

尽管全体密西西比州与弗吉尼亚州议员以及其他南方各州的零星议员抵制这次讲话，国会大厦还是要比往常更加热闹。国会领导层一如既往地在议长室迎接总统，伯德夫人则被请到了拥挤听众席上的保留包厢里。坐在这里的听众包括伯德夫人与女儿琳达，中央情报局局长卡尔.罗文，前南方州长布福德.艾灵顿和勒罗伊.柯林斯，参加了塞尔玛守夜仪式的四位著名教士之一罗伯特.斯派克，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他的座位正好显赫地位于伯德夫人的前排。总统本人一马当先走进大厅，首先在过道上与内阁官员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握手，然后议员们仪式性地起立鼓掌。接下来他再次一言不发地带着在最后一刻刚刚敲定的讲稿站到了发言席上，面前是政府各部门的代表以及他从政以来面对过的最大规模电视观众群体——大约有七千万人正在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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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为人类的尊严和民主的命运而发言，”总统缓缓地开始了他的演讲。

“我敦促两党的每一位成员，以及所有宗教、所有肤色，来自美国各地的每一位美国人，与我一起参与这项事业。”

“有时，历史与命运会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相遇，引导人类对于自由的无尽追求迎来转折点。建国之初的莱克星顿与康科德就是如此。一个世纪前的阿波马托克斯就是如此。上周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也同样如此。”

“在那里，长期受苦的男男女女因为自己身为美国人的天然权利横遭剥夺而举行了和平抗议。许多人因此受到了残酷的攻击。还有一个好人，一位虔诚的上帝信徒，遭到了杀害。”

“对于在塞尔玛发生的事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感到骄傲。对于数百万美国人的平等权利遭到长期剥夺的局面，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自我满足。”

“但是因为今晚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有理由心怀希望，有理由对我们的民主抱有信心。”

“因为痛苦的呼喊，以及被压迫人民的赞美诗与抗议，已经唤起了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的最伟大政府的全副威严。”

总统自然而然地停顿了一下，全场寂然无声。这段几乎完全遵照古德温初稿的抒情开场白抽干了会议厅里的一切正常反应。每一个人似乎都遭到了当头一棒，只得坐立不安地眼看着这位仪态笨拙、吐字缓慢的总统突然大步走上了横贯高空的钢丝，而且脚下还没有防护网。约翰逊主张塞尔玛将会成为美国的重大历史性时刻之一，还宣称这座城镇是对自由政府本身的考验。他认为美国故事有且只有一个，而他关于塞尔玛的主张则将当前时刻与针对这个故事核心的考验牢牢绑定成了一体：“像这样一个暴露出美国本身的秘密核心的问题极其罕见。我们极少遇到这样的挑战，遭到挑战的对象并非我们的发展或者富足，并非我们的福祉或者安全，而是我们这个亲爱国家的立国价值、开国目的以及建国意义。”

“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利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算我们能够打败所有敌人，就算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财富翻倍，就算我们能够征服群星，但是假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不平等，那么我们就仍然是一个失败的民族，一个失败的国家。”

“因为国家与个人都遵从同样的道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甚么益处呢？’”

总统再次停顿了一下，会场里响起了第一声掌声，然后试探性的零星掌声就稀稀落落地传遍了会场。约翰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林肯的口吻与马可福音的语录，仅凭这一点就有理由为他加分。接下来他将精神层面的韵律融入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创建的国家。彰显这一目的的伟大短语仍然回响在每个美国人的心中，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人人生而平等，治理权力基于被治理者同意，不自由毋宁死……’”约翰逊认为当前的问题绝不仅仅在于如何帮助任何地区或者种族摆脱不公平的限制，而是在于如何恪守捍卫自由的承诺：“并没有什么黑人问题，只有美国问题，我们今晚作为美国人在这里开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讲话稳步穿过历史，踏进了现代政治的丛林。约翰逊谴责了“严酷的事实……男男女女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无法投票。”他讲了几个直白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并且断言：“我们现有的全部法律——我本人也曾经协助了其中三项法律的通过*——都不能在地方官员决心剥夺某人的投票权时保障他们的权益。”然后他概述了他的新法案的用意：“取消所有选举当中用来剥夺黑人投票权的投票限制——无论是联邦选举、州选举还是地方选举。”为了应对联邦主义的质疑，总统向各位州权利捍卫者提供了一条消解新法案强制力的简单出路：“向你们那里的所有人开放你们的投票站。允许每一位男男女女登记投票，无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将公民权普及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但他接下来又发誓，一定要将国家的宪法命令推行到各州在历史上纵容暴政的领域，不会继续拖延。“我们已经等了一百多年，”约翰逊总统宣称，“等待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约翰逊这里指的是1957、1960与1964年通过的三部民权立法，这三部法案终结了自从南北战争战后重建以来的民权立法空白。约翰逊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身份推动了前两部法案的通过，以总统的身份签署了第三部法案。】

闻听此言，众议院资深民主党人、时年七十七岁、来自布鲁克林区的伊曼纽尔.塞勒（Emanuel Celler）率先站了起来，然后全场起立鼓掌，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深信约翰逊正在运用政府的硬性机制来支持他那诱人的爱国主义音乐。掌声经久不息，偶尔还能听到几声欢呼，以至于各大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纷纷缓慢地扫过听众席，从而为观众们呈现《纽约时报》所谓的“国会反应的精彩展示”：塞勒高举双手鼓掌，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明显地激动得浑身发抖，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埃尔文（Sam Ervin）则“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抱在胸前以示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白宫助理杰克.瓦伦蒂正在台下心急如焚地攥着秒表。缓缓扫过听众席的摄像机镜头对于他来说意味着足以让总统颜面丧尽的两项巨大威胁之一——总统登台时提词器里尚未输入完整的讲稿，第十二页之后的部分依然还在修改，如果不能及时输入定稿，总统用不了多久就要在全体议员与全国电视观众面前裸奔。信使们终于带着了承载着唯一一份修订稿的提词器磁带赶到了会场，瓦伦蒂低声恳求摄像师将镜头转回发言席，然后他低头猫腰潜行穿过会场，赶在总统即将脱稿发言之前将磁带插进了提词器。接下来就要看总统自己如何应付另一项威胁了。

约翰逊继续说道，投票权对于美国黑人的“更大规模运动”至关重要，这项运动就是“为自己争取美国生活的全部福祉。他们的事业也必须是我们的事业，”他将双手放在讲台上，缓慢地说道。“因为不仅只有黑人，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战胜偏见与不义的残害性遗产。而且——我们——必胜。”

这一次没有人起立。在过去一个世纪，还从来没有哪位南方出身的美国总统第说出过这样的话。再度响起的掌声对抗着难以置信与再吃一惊的心态。所有人都意识到约翰逊明确无误地采用了黑人抗议的标志性口号。会场上某位南方众议员悄悄地嘟囔了一句“妈的”，然后就木然不动起来。总统在参议院的老朋友理查德.拉塞尔悲伤地宣布，他亲爱的门徒兼密友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叛徒”。在塞尔玛观看讲话的约瑟夫.史密斯曼市长忍不住身子往后缩，感觉好像“一把匕首插在了心上”。事后依然缓不过神来的他懊丧地表示：“你知道南方非常爱国，但是这句话却摧毁了你一直为之奋斗的一切。”在距离史密斯曼市长家不远的拉普斯利街，苏利文与简.杰克逊家的客厅里如同炸开了锅一般热闹。马丁.路德.金的同事们盯着电视上的约翰逊互相喊道：“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金本人坐在一张靠近电视的扶手椅上，无言地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这次讲话对他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终于得到应答的祈祷。约翰逊不仅接受了非暴力运动精神与爱国基础的融合，而且还投入了国家政府的力量维护长期以来对于平等公民权的承诺。一滴眼泪从金的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金听到总统的话语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指向以及来自民权运动的主题，还看到这些主题将总统托举得越发精神昂扬起来。“这场斗争的真正英雄是美国黑人，”约翰逊告诉他的听众。“我们当中有谁敢说，就算缺少了他们坚持不懈的勇气以及对于美国民主的信心，我们本来也会取得同样的进展？”紧接着约翰逊进一步提升了赌注，他的讲话冲破了众议院会议厅里的阻力，赢得了越发热烈的掌声。“正义的时刻现在已经到来，当它到来时，我认为那一天将照亮每个美国人的生活。因为黑人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讲述了几小时前他向古德温讲过的故事，也就是他在得州科图拉市的平生第一个工作岗位上教育墨裔美国儿童的见闻。“我的学生们都很穷，他们经常吃不上早餐，只能饿着肚子来上课。而且他们甚至在小小年纪就尝到了偏见的痛苦。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们。但他们知道情况确实如此……”

“不知何故，当你看到贫穷和仇恨在一名幼童充满希望的脸上刻下伤痕时，你永远不会忘记它们的能耐。”

“1928年的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1965年站在这里……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或许能有机会帮助这些学生的儿女，以及这个国家当中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人。但是现在我确实有这个机会，而且我向各位分享一个秘密：我将——牢牢——抓住——机会。”

全场第二次起立鼓掌。如果说之前的约翰逊在世人眼中无非是又一位来自产油州的政客，那么方才的演讲就让人们瞥见了表象之下的真实一面。投票权演讲本身就具备令人吃惊的力量，演讲结尾的坦呈心迹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总统离开众议院时简直要被喧闹的赞誉声吞没。“曼尼，我要你今晚就开始举行听证会，”他穿过一片向他伸出的手臂向塞勒喊道。身为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塞勒为难地回答道，投票权提案——尚未出台——无论再怎么抢时间也得等到下周才来得及闯关。不过满面春风、兴奋不已的总统挥挥手就否绝了他的说法：“这周就要发动，晚上也要开会。”

在返回白宫的路上，刚才的震耳喧嚣在总统乘坐的加长轿车里变成了无声的肾上腺素激增。总统专车一连驶过好几个街区，车上乘员全都一言不发，最后还是总统率先打破了沉默。“杰克，我表现得怎么样？”约翰逊开口问道。如此艰巨的问题吓得古德温与莫耶斯都不敢应声，唯有瓦伦蒂准备好了足以安抚总统的干货：演讲总共被掌声打断了三十六次，鼓掌总时长八分四十秒，演讲总长度四十五分零二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