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在这里贴出不知妥当否

第二章聚餐会

1、

日本明治大学是东方最早、也最著名的人文社科院校之一。它是维新

时代的产物，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参与缔造着一个以西装、制服、议

院、法官为装点的日本。它诞生后的大部分时间，正是日本社会欣欣向荣、

破旧革新的时期。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一

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被包围在

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

溢在空气里的自信。

当然，并不是没有问题。20 多年时间，日本人口从5，000 万激增到7，

000 万，财富却日渐集中在少数财阀的手里。日本出现了转型期的大量社

会问题。一方面，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

日本人的一般印象；另一方面，农村破产、工人失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则是日本贫民的活生生日子。一整代日本青年就在这样畸形、冲突的印记

里，打发了自己的迷惘生活。

这些问题与日本社会大量的封建残余一起，将成为日后各种动乱的发

酵池。但在繁荣景象下，这些问题毕竟潜伏着。日本更多的是一种近乎自

大的信心。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概括过

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

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

任”。

明治大学，正是这么一个日本的见证。

与这一段日本历史相对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

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战后，在官吏

腐败、鸦片泛滥、农村破产、民众愚昧之外，中国更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

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

清末和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败坏恶劣的时期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效

法日本开始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一群群扎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青年

纷纷坐着快船东渡，而后消失在东京、神户、大阪的街市和学堂里。

几十年里，日本海关的出入境登记册上，先后留下了严复、孙中山、

鲁迅、蒋介石、汪精卫等现代史大人物的名字。东京成为那个混乱时世，

中国各种思潮、主义、动乱、革命、组织、暗杀的总的发酵池和策源地。

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既多，政治派系更极为复杂。派系间种种“争

人争地盘”的冲突，时常引起辩论、敌意甚至打斗。这是华人社区的一个

特殊景象。

及至20 年代，长袍马褂变成了中山装和各种制服，辫子变成了平头，

但这种景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严重。以派别而言，分成了国民党、

共产党、青年党等，属于国民党的，又分“中央派”、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

的改组派等。

1929 年，东京又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但

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他们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

三批学生共有90 人，有“带兵官”，但绝大多数是政治军官。他们散

布在各“文武学校”内。如早稻田、陆军大学、士官学校，以及户山、炮

兵、工兵、经理等。其中十余人则进入明治大学为他们专门设立的“政治

经济系”。

到东京后，因为同乡、同学、同僚等密如蛛网的私人关系，这些中下

级军官频繁往来。他们按照黄埔传统，有时是三五个人，有时是全体参加，

以“凑份子”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聚餐会”。

日本清酒、生鱼片、“聚餐会”纽带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此外，为抵制

其它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

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来说，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

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

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

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温斯顿-邱吉尔在20年后，曾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 年的悲

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

10 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

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他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阐述：“不过英语

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同时他也谈到，“1929 年到1931 年的经济风暴，

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

何止是不亚于其它地方？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

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

产……象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

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

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

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20 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

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

甲午战争使日本吞并了台湾、朝鲜，但日俄战争“只取得了满洲方面极不

完全的权益”。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写到，“日本在满洲权益的

基础，是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但由于战后的“三国干涉”，

租借地“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也就是

说，日本只能租借该地到1931 年。

这个事实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心病。随着“交还关东州”日期的抵近，

它更成为日本的病灶。议员松冈洋右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

席卷了日本。

到1930 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

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象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

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

是军内密谋组织。

1905 年到1928 年，大批从渔村、小店铺、佃农以及失业工人家庭走

出来的日本子弟，纷纷投身陆军。这些出身贫寒的人，把投军当作是改变

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是平民的儿子，和优越的海军不同，他们只坚信汗

水、操练、献身精神和个人奋斗。他们的努力在20 多年的锻造后，表现为

陆军的集体果实。日本帝国陆军在投入很少、军费不给的情况下，一举而

为综合战力全球第四的部队。

这些出身苦寒的军人，他们的大脑连接着日本的灵魂，因此直面着各

个社会肿瘤。要改变这个畸形的日本社会，靠机器还是靠土地？要贸易还

是要特权？乃至，要对内改革还是要对外侵略？……他们朴素而迫切地渴

望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为此，他们在士官学校、基层营地热烈争论着

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争论中，一股将席卷日本社会15 年以上的潮流，悄悄崛起。

这股潮流就是以密谋组织、暗杀、政变等为手段，以“下克上”为习气，

追求对内实施社会变革、对外确立日本太平洋霸权的新型武士思潮。大萧

条前后，军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密谋组织，所有校尉军官都可能身属某个

组织。“天剑党”、“大行会”、“国本社”、“樱会”等，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

的几个。

1930 年11 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

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

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

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却

一下子成为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

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 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

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举国的青年乃至许

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

共同地流泪。23 万军人、以及7，000 万国民，此时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

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满洲。

普通居民对“滨口案”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心态、政治潮流的

信号。到这时，那些几乎还是崭新的、在日本视野里才出现几十年的事物，

机械、贸易、市场，都一下子退居于日本生活的次要地位了；相反，那些

古老的、带有血腥和狂暴气质的武士道传统等，又占据了日本意识形态的

主流。日本社会在急剧嬗变中。

而发生于1931 年夏天的“万宝山事件”，使这个嬗变达到了顶峰。

2、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

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

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

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

永德。1931 年初，李升薰带领400 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

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

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500 垧（5000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

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

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

携妻带子地流亡满洲。

4 月初，400 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18

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这一天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

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

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

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在得知

孙永清的请愿后，也立即派一群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

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

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

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

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

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

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

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

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唯一

的应对，是李升熏跑下山去，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人争一口气，树活

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

一直到6 月初，他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

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

土豪地位。

但郝永德预料不到的是，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

以他不敢想象的强悍方式，来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7，000 万日

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400 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

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1931 年6 月3 日，田代重德派出60 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到筑坝

地点马家哨口。他们架设起机关枪，和中国警察、乡民进入了对峙状态。

7 月1 日，日警以黑洞的枪口，威吓那些可怜的朝鲜人继续施工。同

日，大约500 名三姓堡农民，打出一面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

段”的大白旗，冲到引水渠工地。他们和日本警察进入混殴状态，同时用

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后来日方的一份材料提到：“……从该事故

的组织性，所用的武器……以及该标语非中国农村民间惯用，可以判定这

是中国方面经过策划的一起蓄意事件。”

在拳头、警棍阻挡不住村民后，日本警察向空开枪射击，以示威吓。

三姓堡村民为示反抗，也在沟中向空中鸣枪，双方对峙鸣枪约半小时。此

时，马家哨口前村一位正在分娩的产妇马氏，受到惊吓，母子双亡。

7 月2 日，在现场的60 名日本警察，不顾已因母子两命案、而被彻底

激怒的村民反对，再次命令朝鲜人强行挖渠。此后数日，在马姓族人的牵

头下，三姓堡村民持步枪、刀片、农具、棍棒等，几次袭击日警、朝侨，

造成几名朝侨伤亡。日本军警、领事馆迅速作出反应，命令进行报复。

此时，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此时，他任《朝鲜日报》和《东

亚日报》驻长春记者。冲突发生后，长春的日本军警、特务和领事馆官员

召见了他，要他赴万宝山实地采访、撰写通讯。

在万宝山，金利三见到了他的许多目光呆滞、激怒而惶恐的同胞。他

先后和日警、郝永德、李升薰以及别的朝鲜人进行了谈访。日本人的压力

和同胞的苦难，使他夸大、渲染了这一事件。

尔后，几份通讯稿发回朝鲜。

7 月上旬，《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金利三

文。7 月上、中旬，日本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也纷

纷转发，并发几年来满洲政府和中国人排日、迫害朝鲜人的消息总汇。

金利三文象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朝鲜。整个7 月，朝鲜各地出现了

疯狂冲击在朝华侨的浪潮。日本便衣军警、特务、浪人等混杂在朝鲜失业

青年、学生中，肆意扩大事态。他们杀死、打伤、劫掠、扣押、驱逐华侨，

焚烧华侨的住宅、店铺。到当月底，在朝华侨被打死109 人，160 余人受

伤。

一股的难民潮形成了。据中国海关统计，逃亡回国的华侨，7 月9 日，

“抵威海卫者600 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1

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朝鲜在满洲的流民大约有200

万，史料记载：“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

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

回国。短短一个月时间，“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10 万人”

（《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连起居、出行都

受到长春市民的监视。从朝鲜返华的华侨，更对这个朝鲜事件的始作俑者

有着切齿之痛，他们在报刊上、金利三的住宅前，哭诉、谩骂，将在朝鲜

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决心血债血偿，商

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违背了新闻公德的小人物，在几经思

衡之后，决心在这种压力前低头。7 月14日，他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忏

悔声明，谈到“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可能有点小才气、却猥琐怕事的人，次日就被

日本警察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

更来不及避免的是，“万宝山事件”已经通由郝永德、孙永清、李升薰

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使满洲的动荡，犹如不断添加柴火的热水那样，达

到了它的沸点。并且还通由田锡谷、田代重德、金利三等形形色色的官僚

与文人，从山野和乡民，进入了在东京的几十名黄埔军人的视野。

从“滨口案”到“万宝山事件”，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在急风暴雨中。

全民族的反华情绪，充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90 名黄埔军人犹如风雨中的

小舟，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物、细节、声音、场景所构

成的巨大风潮，是他们所看到的、亲历的，并将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

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是此时东京的一个浩大场面。

3、

万宝山事件象一声惊雷，震惊了饥饿的东京。如果说，1929 年以来日

本的生活是忍饥受饿、祈望转机、顶多也只是在广播和报章边喃喃咒骂的

话，那么，到这个沉闷的夏天，一个徘徊、剧烈的日本年代就彻底结束了。

1931 年7 月下旬，一片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的阴霾，压在日本列岛的

天空上。乌云越来越低，逼近了东京犹如积木玩具的精致建筑。比阴霾还

厚重的，是一大片陆军军人的列队身影。10万余名分布在本岛、台湾、朝

鲜、满洲的军人，都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身材直挺挺地面对东京。

10 万余双眼睛，穿越日本海和黄海，向二重桥广场的那一片神秘建筑

祈求着。与此同时，建筑前的草坪上，也有无数日本民间团体、青年组织

的旗号字样浮动。在军人列队身影的衬托下，这里的服色和人群显得五花

八门。军人、学生、议员、工会活动家，工人、小业主、老人、妇女，身

份各异，贫富悬殊，代表了日本的大多数阶层。

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地或坐或跪。他们也在向日本之神乞求。二重桥

广场是日本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场所，才能负载起7，000

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负载此后的14 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永

远告别过去26 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就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

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块土地的获

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

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一次一次的喝彩声里，7，000 万国民达

到了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

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尸首烧焦的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

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 万3 千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 万2 千名

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 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

静凄苦地唱着《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1944 年10 月25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6 架飞

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1945 年8月15 日黄

昏，当2，519 名神风特攻队员化做尸骸后，最早发起“神风特攻”战术的

大西海军大将留下遗书：“……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

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1931 年7 月到1945年8 月，整整14 年另一个月，整个日本都以这

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

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大将，这一天在日记里写着：“一个

现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了日本要满

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

了足够的认识。……”

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在拍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称：“形势的变化让

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但南次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满洲，一个大尉急冲冲

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

行动、行动！只要一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

日本帝国了！……”

时间凝固于这一个大尉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 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

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大尉。这是一个让人带有

一丝恻隐的调任。出身于普通农家的石原已年近四旬。在人才辈出的陆军，

这样的岁数还和“参谋”、“大尉”等字眼相联系，是异常刺眼甚至近乎滑

稽的事情。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大作的眼里，石原是罕见的、

可以引导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当作笑

料的大尉军衔，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是石原对战争日本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它

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要点

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为实现这一目

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这

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大作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赢得的，是一个小小的、名

为“满洲青年联盟”的密谋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板桓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

吉武官等后来非常有名的中下级军官。此外，和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

直有交情的河本大作，也在此中。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 人，但已经够

了。板垣为它提供了和陆军高级军官的联系，土肥原为它提供了对满洲社

会的深刻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大川提供了侵略理论，河本

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侏式会社，使它和满洲23 万日侨休戚与

共，也使它获得在满洲的民间基础。它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引领他们道路的

战略家。到1928 年，这个战略家出现了，这就是石原。

石原不仅是“满洲青年联盟”所急需的战略家，还是使它深深扎根于

满洲土地的组织家。一生的艰厄，使他不仅目光长远，并且作风细致。他

刚刚加入“联盟”时，是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因为它人数太少，和满洲社

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日侨和军官的一

个俱乐部。

石原要求的“联盟”，是一个日占满洲的政府，是一个未来能完全控制

满洲的政党。在他的提议和系列努力下，1928 年年底，一个叫“大雄峰会”

的秘密群众组织诞生了。“大雄峰会”完全处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

下，其各分会、各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联盟成员担任。它是联盟的下属

组织。

和石原的要求一模一样，“大雄峰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士兵、

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士绅、流氓无赖、

满蒙少数民族居民、乃至旧官僚胥吏，都身在此列。

经过惨淡经营，到1931 年，“大雄峰会”已有成员数千人。未来日占

满洲的一个政党雏形产生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

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给满洲事变进行舆论造势，一些由石原、河本等

人亲自撰稿的小册子，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军校被悄悄散发。同时，以偷

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既成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

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7 月份东京街头的喧嚣场面，不仅掩护了他们的这些秘密行动，更使

和平内阁的国内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急剧、各种潜伏力量此起

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4、

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不仅有军事行动部分，还包括占领满洲后，“新

满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详尽规划。其计划要点，是形成“满洲

青年联盟”---关东军---“满洲国”的三位一体，制造一个事实上的“独立

王国”。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四、五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

《虎卷》刚刚形成，在东京，几十名黄埔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向蓝

衣社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

1931 年7 月中旬的一天，“万宝山事件”所引发的东京风潮还在飙升，

“东京黄埔同学会”又按照惯例，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聚餐，几乎没有联谊、漫谈、私人的成分。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回

忆，主要是“讨论此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参加的人数很多，

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但严肃、有力的会议。他们按照进入黄

埔的期别，先后发言，低沉处泪流满面，慷慨处怒发冲冠。

这些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的小城市、集镇、乡村。他们

生长在破碎、蒙昧的晚清和民初，也生长在各种各样乡土传说、人文遗产

里，如《水浒传》、瓦岗寨的故事，曾国藩、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的事迹。

前者浸染进他们的血液，使他们对“聚义”、会社，有着天然的亲近。后者

则激励着许多人的志向、抱负。

又不止是这些遍布于山野的乡村传说。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私塾教育，

熟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随后因为时世的变迁，他们又上了

近代化学堂、进入黄埔，阅历着一个辛酸而热腾的大时代。在断裂、转型、

同时黑沉得看不到前途的社会里，他们渐渐成为一群热血青年。

与大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见过死人堆，身上

弥漫着硝烟味道。于是，不清议、不空谈，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分析了

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异动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中日之间，行将爆

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

在他们看来，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陷。那么，

怎么办？

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已经随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湮没了。作为一群下

级军官的聚餐会，它没有做会议记录。于是，会议的地点只是简单的“东

京地区”；准确的时间更没有人能够说出。

至于会议所产生的结果，也只是“……这些黄埔毕业生确信日本很快

就要发动一场全力的侵华战争……便选派了腾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 月下

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

《蓝衣社的建立》）。

又不止这两个黄埔生。这一路回国的，还有一个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

他和腾杰有一层私人关系，是腾杰未婚妻的胞兄。他是为回国探亲，才与

腾杰、肖赞育做了一路的。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雾笼罩的东京码头，1931 年7 月中下旬

的那个早晨，腾杰、肖赞育、陈启宇等三人，在一群黄埔学生的挥手送别

下，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远洋渡轮的甲板。他们的目光中一定没有多少

依依离情，从他们的行李里也能看出，他们以为只要再有一些日子，就能

够再到日本、再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不知道这一天的天气，是晴

朗还是阴沉，不过7 月的日本海，一般说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海上有一些

水鸟，渐渐升起的还有太阳。而他们一定会愿意一直地站立在船头，不愿

回到那狭窄沉闷的船舱里去。

东京远了。看不到了。那么他们能够意识到吗？以后的许多年里，他

们将没有机会再来东京。

1931 年7 月下旬，几天的航行后，终于，南京、中国，都近了。都到

了。

第三章青年意气

1、

1931 年7 月底，腾杰一行三人在上海上岸。因为两年多没有回国，他

们先是分成了两路。肖赞育因家事决定先回湖南。腾杰和陈启宇则延京沪

铁路北上，首先到如皋看望他的未婚妻陈启坤。

从肖赞育的“家事”，以及腾杰先到如皋等细节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

回国是受东京同学会的派遣，但多少也有私人探亲的色彩。此外，这更因

为此时的他们，还不了解政府腐败、国家分裂、民众无力的程度。

在如皋，腾杰和陈启宇短暂逗留了三两天后，一起向南京进发了。他

们并邀陈启坤同去南京。

从如皋到南京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但这一路，出现在三个青年面前

的，是一幅满目疮痍的图景。

1931 年春夏之交起，一场空前的长江、淮河大洪水，席卷了七省205

县。《中央日报》曾报道安徽灾情，“……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雷雷”。

而《新京日报》对江苏灾情，有更详细的报道：“自7 月4 日起至12 日止，

大雨滂沱，酿成十六年来未有之奇灾。……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比起安徽、江苏，受灾最烈的却是湖北。仅江汉平原，这一年死于水

患、饥饿、瘟疫的达200 万人，几乎户户丧事、家家挂白。洪水过后，千

万寡妇、老人、孤儿，又面对着空了的家室、荒了的田野，发芽的种子和

溺水而死的耕牛。一时哀号遍野。

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

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破碎的景况不比湖北，

但灾患和死病也一目了然。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乞丐，沿铁路延伸数百里，

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扣击着腾杰的心灵。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满街还都是乞丐、饥民。城内不论哪处街角，

都溢着污水和烂菜叶，苍蝇嗡嗡地飞着。

一个个积善堂、施粥站的前头，都排满了望不到头的长队。队伍艰难

地向前蠕动着，一双双呆滞、灰蒙的眼睛，似乎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那

一勺烂粥。空气里弥漫着一丝丝的尸臭味，不时有野狗去扒垃圾，扒出了

一具具开始腐烂的尸体。

大部分店铺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充斥着一

股死亡的气息。但一到晚间，笙歌、酒色的气息，就荡漾在秦淮河边了。

无数大腹便便的人，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粗野、快活地哈哈大笑，在他

们的笑声中，人力车、汽车穿梭在霓虹灯下。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的声音，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

南京。站立在街头的腾杰和陈启坤，他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然而，使他们的心事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931 年7 月，南京政权处在一片混乱、动荡、分裂中。

1927 年，腾杰随着大部队进入南京时，他一路目睹的是民众质朴的笑

脸，青年献身的热情。但这个状况不过维系了一年。就是腾杰被选拔去日

本前后，国民党、南京政权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败着。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带着浓厚的秘密会社色彩、

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过纯洁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一个权

贵、政客、军阀、土豪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所谓“民初”近乎荒诞的

混乱，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大革命”时代的“新三民主义”、建

军黄埔，为的是根绝、根除这一点，但到1928 年，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

激情了。

“整理党务”后，大量职位空缺。大批军阀、劣绅、土豪、流氓的入

党，使有了枪的国民党，腐败程度远胜于“民初”。它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

《北华捷报》1930 年5 月的一篇报道，简略概括了这个过程：“仅仅在1

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之间都存在绝望感”。

组织的混乱、腐败、民众的绝望，这些如同发酵池一般，孵化加剧着

国民党的另一权力肿瘤------内部倾轧。

持枪的军阀，在1927年以后的一两年内，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员；上百

万的兵痞，摇身一变为国民革命军。他们是自私自利的沙，能够肥己处便

肥己；他们又都是妄自尊大的沙，能够称尊处便称尊。“统一”，不过是南

京自欺欺人的一个说法。

加入国民党后，谋求一个“正统”地位，成为盘踞各省的军阀最大的

如意算盘。他们纷纷和一些不甘寂寞的糟老头党员、“元老”结合起来，为

自己的割据披上合法外衣。正是腾杰回国前夕，南京政权历史上规模最大、

历时最久的权力倾轧活动，进入了高潮。

在1931 年乱哄哄的南京戏台上，胡汉民扮演着即将过时、但挣扎地回

光返照的角色。这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居然临到老了，还看不出这个

乱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他反对蒋介石效法孙中山、通过一部《临

时约法》的宣布。他喋喋不休、上窜下跳，一副遗老遗少的嘴脸。蒋介石

更干脆，他二话不说，派三五个武装军人就扣押了胡汉民。

蒋介石对此事的解释令人觉得啼笑皆非。这一年的《中国年鉴》记载，

蒋介石不屑一顾地谈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

玷污”。这比打胡汉民的耳光还令人难受，言下之意就是他已老朽不堪。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利用这个遗老来做文章。6 月份，

广东军阀陈济棠纠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州组成了“非常

议会”，宣布广州是民国的正统政府。这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孙科、汪

精卫、西山会议派、刚刚吃了败仗的山西军阀、河南军阀，都纷纷表示支

持这个议会。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了拥蒋和反蒋两

个阵营。

盛夏到来时，事态更加严重，始作俑者陈济棠以为时机业已成熟，一

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随后，南京和广州开始了比胡汉民还让人

讨厌的饶舌混战。动口过后，打算动手。双方都把军队开到了地界边上，

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腾杰步入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2、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腾杰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南京的第一

印象。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还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但广漠的南京天

地，似乎只剩下他们这三个渺小的青年。

1931 年7 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院前门可罗雀，连哨兵都没有布置。

深得望不到尽头的院子里，也只有寥寥几个公务员，他们或打着纸牌，或

在办公室里翻检着私人物品。一张张象征着权力的褐色办公桌、皮椅，都

蒙着厚厚的灰尘。

过往的那些大人物仿佛一下子消失了。这些裁决南京的人，此时都龟

缩在各自的公馆里，或合纵连横、待机而动，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没

有人理会腾杰的警告。

接连探视过政府、军委会和党部后，腾杰一无所获。但军人的韧性，

使他不愿死心。他们“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

这个访问，过程只有短短几天。8 月初，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

极为失望”。结论很快地作出了，即“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

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

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

这些结论，虽然早已经在自己的预计里，但还是令他们“惊讶之至”

（邓元忠，《腾杰访问》）。

几十年后，腾杰用“惊讶”一词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但其实，这是一

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也毫无结果。这个夏天，事实上已经

有两个选择出现在腾杰面前了：是回到日本、对东京同学会简单地进行“述

职”，而后由同学会做全盘统筹呢？还是继续地留在南京，再等待一些机会、

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奇迹”？

腾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要在南京等待着肖赞育的到来。不管

怎样，多一个人商量，就多一份抉择的分量和力量。

或者，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的回到南京？那个比他年长20 岁，经验丰

富、让他有依靠感的军人？

这个军人自然是蒋介石。他当时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围剿的战

争，并应对着来自两广、南京的权力挑战。

1931 年8 月煎熬般的日子里，腾杰和陈启坤就这样滞留在南京的一处

旅社，或南京某个亲友的住宅。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

了，回到了南京的应酬、清议、谈笑风生里去。而肖赞育的身影也迟迟不

见。他们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就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间流

逝中，所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消沉，……这些景象，连同不久前在

日本大街小巷所目睹的战争叫嚣与气息，都渐渐地压上了腾杰的肩头、心

头。

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民族复兴的最至诚的渴望。此外，

还有在执行“警告”任务、进行“访问”时的惊讶、失望、震惊、愤怒，

是这些积累的情绪，连同这沉重这渴望，在这颗26 岁的心灵里急剧膨胀着，

膨胀到使他决定“铤而走险”的地步。

是这些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爆发成了一种重大的历史关头来临之

前、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勇决。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腾杰连同陈启坤，在

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其借宿的一个小房间，腾杰先是每天

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

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当陈启坤起床、找到腾杰时，房间已经收拾得

井井有条，腾杰衣裳严整，脸色虽然疲惫但满是严肃。他哑着声音，有力

地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定要发动大仗，但这个国家有过

那么多的先贤显圣，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继续说到：

“那些贪官污吏、迂腐文人，他们都是中国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

中华民国、挖总理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

谋皮！……但今日局势虽险，只要我们青年能够振作起来，整顿吏治、扫

除污秽，为国家尽力，日本就不能侵犯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

到同志，建立组织！”

也是这一天，腾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支持者。陈启坤，正是筹备中的

蓝衣社，在腾杰之外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

广泛的青年运动，它的大门，沉重、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3、

1931 年8 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

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

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

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

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

录》。

《田中备忘录》起草于1927 年7 月25 日，据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

义一曾把它呈交给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满洲和蒙古计划的纲领，

因此又被称为“田中奏折”。备忘录在“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

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下，概述了满洲经济资源的意义，主张实

行“铁与血”的政策。它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

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

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

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

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烈的侵华情绪，腾杰

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

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

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

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

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

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忧心忡忡：日本极其注重军事思想，一战以后，铁路对于迅速调动、

集结军队的意义，已被日本军方所充分重视。南满铁路贯穿吉辽，沿途更

处处屯兵，用意就在这里。而日本陆军的悍然发难，其原由也包括不久前

满洲政府所组织的“交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吉辽修

建中国自己的战略铁路。腾杰预言：“日本决不待至该铁路修复而始发难。

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日本注重在发动战争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至天皇，下至顽童，都被

军队包围在精心制造的战争气氛中，使“上下同欲”。甲午海战前，日本顽

童间的游戏，是击沉纸折船“镇远”、“定远”，就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

事件的战争叫嚣，难道不是舆论造势？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海战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中

国的官吏愚昧、人民麻木。想到这里，腾杰的思索渐入深沉。

是天灾，还是人祸？不仅是长江五省，当年大水，这几年黄河也特别

暴戾。“圣人出、黄河清”，读过私塾的腾杰，觉得这个民谚并不仅仅是迷

信。是啊，何止是这一年？何止是湖广武汉？何止是水患天灾？

干旱、洪水、大风、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而战乱、逃离、重税、

苛捐、烟毒、通货紧缩、土地兼并……使大多数地区乌烟瘴气、暮气沉沉。

自然灾害使稻米产区的农村，在三四年里，产量缩减了三分之一，有些地

方颗粒无收。严重的口粮不足，导致了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集体逃荒，留

下的是满目疮痍。

土地价格狂泻，通货开始紧缩，这使得要用现金交纳地租的南方，特

别是原本富庶的江浙，佃农负担大幅加重。这些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土地

兼并，兼并又反过来使地主操纵了地租，许多地区的年地租在七八成以上，

造成农村经济的恶性循环。种地不如逃荒，逃荒不如作贼，作贼不如造反；

卖子卖女、满面菜色、目光呆滞，成了农村的一般景象。

这些景象浮跃在腾杰的脑海里。此外，出生在江苏农村的他，更回味

起几天前在陈启坤家乡如皋的见闻。曾有“天下粮仓”之称的苏常地区，

许多农户在这一年已“家无三日之粮”。他几乎要仰天悲叹：

“……而我国疲民弊。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原

因是民众对政府彻底之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

仁，早已忘记总理的民生纲要。”

腾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腾杰认为：造成“国疲民弊”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除却地

主的重租外，军阀的割据，历史遗留的烟患、民众的蒙昧，以及南京当局

的施政措施，是更深重的人祸。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并不只关心军事。仅仅是报章上的杂碎消

息，就折射出这个年代的社会事实：在帝国时期，行政干涉从来没有进入

县以下级别，而这时，为了方便压榨争夺地盘，百事不做坐刮地皮的官吏

在乡乡镇镇都大量增多。他们摊派附加税和各种杂捐，拉丁派役，进村庄

牵牛砸屋；这是“腐败”。大战频频爆发，无数良田被当作战场，军队频繁

调动，军队过境更是一场灾难，能拿就拿，不能拿就烧，几乎寸草不留；

这是“军阀”。此外还有鸦片、贫困。……那些只要吃上饭就最驯服的老人

说，天给了农村蝗灾、黄患，而人比蝗虫和洪水还狠。

他总结在日本入侵危机前民众漠然的根源：

“民生艰困，而军阀、豪强，遍布国家。底层平民漠然国事，中产人

家惟利是图，至于亡国祸在眉睫，而民心冷漠，无人欲应大变。……民之

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至！……”

权贵、豪强为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腾杰的面

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

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

每天都有庆祝、动员、集会。对杨希悯、刘震寰部队的决战已经打响，不

断有在校生成队成连地被召往前线，前线也不断传回哪个熟悉的学友阵亡

的消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酷爱读书、关怀时世民生、雄

辩、结社。黄埔的岁月是那么的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

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记不了的。

黄埔在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他清楚地记得，在进

入黄埔不久后，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吸

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总理遗著和戴季陶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

《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

是黄埔最重要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

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腾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经常说的一

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腾杰的耳边：

“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邓文仪大哥，还有那一个个的长官、学长、

兄弟，这些在南京的，在全国各地的，在日本及更远的海外的……你们这

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要亡

了，你们起来呀！

腾杰的眼睛满含着泪花，他回味着一个个亲切的名字，颤抖着双手，

继续着他的计划。

这份计划的要点，是“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

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

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腾

杰访问》）。

这个组织的使命，可概括为“复兴民族”。其核心任务，是对外抵抗日

本侵略，对内根绝“闹华五鬼”。

8 月中旬的一天，腾杰的眼睛已满是血丝，人也瘦了一圈，然而计划

的起草，总算是完成了。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和正忙着以漂亮的楷书誊

写计划的陈启坤，他罕见地点起了一颗香烟，心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

吧。

4、

“物色人事”的曲折艰难，大大地超乎了腾杰和陈启坤的想象。和一

般小人物的行为方式一样，他们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

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和腾杰一路回国的那个人，陈启坤的哥哥

陈启宇。

但陈启宇迅速让腾杰失望了。陈启宇的拒绝极为简单，他虽认为“腾

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

陈启宇建议他，“把计划提供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认为”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

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处的青年官僚的形象。“写的很好”，是一个中性

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的“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有关当局”，则

一面确保不违背任何法令、军纪和官场习性，使这个行为无风无浪，另一

面寄望于这个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进一步铺垫自己官场上升的

道路。

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

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另行活动。

当天，他就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隔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

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腾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与陈启宇不尽

相同。如果说陈启宇的拒绝，更多的是庸人的圆滑的话，那么，此时的胡

轨，更多的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

年年轻的国民党员的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

但这股怀旧的情绪下，流露更多的，是对自己参与的事业的深深质疑。另

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

趋，偶尔也花天酒地，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地变成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

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

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里，“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建

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很可能，胡轨寄望的仍

然是那些裁决南京命运的大人物的行动。于是，腾杰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

他只得再回南京设法。

两度失望后，腾杰渐渐把眼光地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

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最富影响的首脑，当数它的创始人、“黄埔政治领袖”

贺衷寒。他也是留日学生之一，腾杰与他极为熟悉。明治大学期间，两人

同屋而住达一年多时间，彼此友谊很深。一直到1931 年的春节前夕，南京

军委会组建“政治训练与宣传处”时，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处长要职。

两人从此音讯隔绝。

但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此时，他正屯住、工作在湖南湖北

一带的前线。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大首脑邓文仪，正随同蒋介石游走、巡视

于各个战场，主要是在南昌。他在协助蒋处理各地公文之外，还负责着一

个根据他的建议、粗率组建起来的军内特务组织：调查科。

这样，在南京，当腾杰进行再一次的组织尝试时，这些著名的黄埔人

物都不在他串联的视线里。因为没能找到他们，腾杰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

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6，000 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以后，

黄埔学生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不可避免产生了

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代、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层出不穷的

学生党争、社争、观点和社会思想之争，黄埔一系不断分裂。此时，在蒋

介石嫡系部队或政府里服役、并继续忠诚于蒋的，大约一半多一些；其余

的分别在共产党部队、桂系部队、其它地方部队，还有的干脆不知下落。

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着这个事实，于是在清党后下令，“……禁

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与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腾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去理

会。而别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进入南京后，继续在南京军队和政府里服役的黄埔生，又分化成几个

形态。一批和蒋介石个人关系良好、比较单纯的军人，因为效忠和英勇，

受到重用，在外带兵；他们对社会问题、政治比较不关心，是那种典型的

军人。另一些人则在黄埔岁月以后，迅速回到了庸常的轨道。他们在军事

机关、基层部队任职，安分地领一份薪饷，等待着苦熬资历、慢慢升级。

最后还有一群人，在清党中被指认为和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虽然立

即脱离共产党，并因为蒋对黄埔学生的另眼相看，也先后回到部队或政府，

但他们开始的是小心翼翼、企望消除“上峰”疑虑的生活。

这三拨人，占了黄埔学生很大的一个比例。要说服他们参与这个计划，

显然非常困难。要找到支持者，只能等待和不断碰运气。

接连几天，腾杰奔忙在位于丁家桥的国民党党部、位于三元巷的三军

总部和位于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等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

吃饭、喝茶，在各个俱乐部活动，试探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地提出主张。

但是，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他从那么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还不成熟的

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那都是那么年轻的脸庞呵！他们因为命运的安排，进入黄埔，年纪轻

轻地就处在头角峥嵘的地位上，而他们的同龄人，此时已经一生被注定地

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只能企盼没有战乱，“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尽量

略略富足一点地把无穷无尽的日子给打发下去。……但偏偏就是这些有力

量的、有可能的，也立马被卷进官派作风、按部就班的日子。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

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他们聚集时幼稚的

产物，而一旦步入社会、参与谋生以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这喧嚣、离散

的时世所湮没？难道这就是人生社会的本质？……有时，在完成串联后，

腾杰一身疲惫地走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他这样艰涩失望、略

有深沉味道地想着。

十余天过去了。

5、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8 月底，在南京角落的一条

弄巷里，腾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对话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

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连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

无音讯。

孤单与消沉笼罩在他们的小屋里。腾杰后来这样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

触：“我们好象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不禁也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孤单和消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也在这片模糊

混沌的背景中，腾杰绝望的面容，和他仍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

越来越清晰。

民国所有的目光，此时都“于无声处”地聚焦在他的身上。腾杰，这

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小人物，正是后来震动民国的蓝衣社的“开山鼻祖”。

30 年代中后期，蓝衣社一度非常有名，但由于它的“无声无息”、极

端秘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了解它的创始，更没有人注

意到腾杰。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何以萌发“建党”的设想？他何以在

如此绝望的境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建党活动”？乃至他的早年生活是怎

样的？他是个怎样的人？……更长久地被湮没了。但这些问题又是如此重

要，因为，如果腾杰不具有一些特殊的天性、品质和阅历的话，那么，后

来被称为“蓝衣社”的那个神秘组织，是注定不会出现的。

一直到40 多年以后，腾杰才开始以“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的身份，

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的身世与风格，才渐渐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1972 年7 月4 日的晚上，时任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腾杰，在自己

位于台北乐利路的公馆接受一个晚辈的访问。在这次访问里，他第一次谈

到了自己的身世。

当时已67 岁的腾杰，被认为“记忆力惊人”。他所叙述的内容，“不仅

句句清楚利落，而且深具组织系统”。在讲述里，他不断唏嘘，仿佛回到了

自己的风华年月。

腾杰，1905 年1 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

的家庭，父亲是庄内的三户地主之一。从7 岁到12 岁，他在家延读古书，

由三户共请的一位私塾先生教导。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户子弟共有的童年阅历。到民国早期，阜宁不

仅有私塾，而且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学堂。少年腾杰后来到县城念小学一年，

高小两年。到15 岁，身躯单薄、残留稚气的他，又乘一条木船沿大运河而

下，前往“文风很盛”的南通。

几十里水路在咿呀咿呀的桨橹声中走完了。这一年，他进入了美国基

督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的一些天赋开始渐渐显

露。

少年腾杰是刻苦而聪明的。“此校为四年制”，但腾杰“在三年内即将

其课程念完”。弹指间他已经18 岁了。从15岁到18 岁，在这个生动、活

泼、略略感伤、人生初觉醒的年龄，腾杰也开始被大时代的风潮吸引着。

他“在南通……即研读三民主义，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但又

和普通的激进学生不同，苏北人克己容人的天性，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深

具条理”，使他激情但不盲目，热烈而不冲动。他谦卑地面对师长、学长，

温厚地对待同学、朋友，并以此为基本，渐渐展现组织才能。

最能说明他个性和组织风格的，是这一年的罢课风潮。1923 年，“反

军阀、反列强”运动刚刚开始，一小群上海的学运活动家来到南通。他们

把教会学校一律看作是“英美文化侵略”的象征，于是游说腾杰领导英化

职校同学罢课。起初，腾杰“认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任何学运的积极参与，都不能排除赶时髦、媚

俗心态的可能。因而腾杰的这个“拒之”弥足珍贵。他“后被说动”。而一

被说动后，他就表现出超乎普通学运的气概。他决定“解散该校”。

当时，100 多位同学已大多还乡，腾杰以“自治会长”的名义，用一

台油印机连夜印刷信函，邀请分散在苏北城镇、乡村的学生回校开会，“竟

无人缺席”。

在全体学生的集会上，腾杰进一步展示了他厚积薄发的组织风格。他

要求百多名同学“全体退学”，另谋出路；同时，他也当场表示，他自己将

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入其它学校”后再谋求出路。

全体一致的表决立即做出了。100 多人集体退学，并三五成群前往上

海、苏州、南京。有的甚至直接回乡，开始继承祖上的田产、铺面。当年

夏秋，因为学生走光了，职校果真只得解散。

腾杰前往了上海，他进入上海大学，主修社会学系。不久，因为黄埔

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他又考入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七连。从此，这个

一夜之间解散了一所学校的组织天才，开始溶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在广阔的黄埔，腾杰并不是什么“江苏才子”、组织干将，他只是一条

游进大海的小鱼。但此后几年，却有一系列事迹，继续凸显他的风格。

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在建校后不久，出现了形形色色、无

止无休、火药味十足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冲突。冲突的起点，是“孙文主义

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争人争地盘”闹剧；冲突的顶峰，是历

史悬案“中山舰事件”与随后的“整理党务案”。这几乎就是四期生从入校

到毕业的时间。腾杰与他的好友胡轨“并未加入任何一会”，但他们却“暗

中协助孙文主义学会”。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正统的人。在他看来，军人更多地是政治家

的工具，即使非要在政治立场上表态，他追逐的也是主流。他并不叛逆。

他渐渐地“向右转”了。在“向右转”的过程里，他被发现“善于辞

令”，且有“主持会议的才能”，于是得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首脑、乃至

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1927 年4 月的血腥屠杀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

第四组组长”。两年后，作为一个前途无限的政治军官，他又被委派到日本

留学。

日本的生活集大成着他的面貌，并伏笔着日后的蓝衣社。

进入明治大学后，由于政治经济系只有寥寥几名学生，它的读书方式

很自由，选择课程听讲，找专人指导，或者在图书馆、校内“自由研究”，

都可以。但腾杰却依旧刻苦。每天清晨他都早早步行出校，到上野图书馆

（藏书30 万册）读书。他早去晚回，连午餐也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吃。

他的花销是充裕的，然而也节省。作为嫡系军官，他每月可以领到120

元的政府津贴，收入相当于国内普通公务员的三四倍；而稳重、有条理的

性格所辅助的另一面，必定是节制，他每月只需用40 元。因尚未成家，没

有家小的牵累，也没有积蓄的观念，“剩下的钱便买大量的书籍”。他几乎

天天都在读书。

刻苦、节俭，乃至克己容人、厚积薄发，最后，是对组织的天然兴趣，

使他在东京的一些细节和琐事，成为蓝衣社出现的命运式伏笔。

第一个伏笔是他所读的书。在上野图书馆的漫长两年里，他开始表现

出对政党建设的浓重兴趣。他借阅了一本《政党学》。细读《政党学》后，

他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到很不满意，于是又陆续借阅一些相关图书。

大量的阅读，使腾杰得出一个结论，“一般对政党的讨论，只着重在制

度与结构上，而鲜有对政党精神的建设，对其成长的推动力作深刻探讨者”。

于是他开始系统研究这些问题，“分了三个题目开始收集资料。此三题为主

义建设、组织建设、活动建设（策略部分）”。

这个研究一直延续到他离开日本的前夕。自然，作为一名军人，他还

谈不上有自己的什么政党思想。并且，他所注重的还是以“精神建设”贯

穿于政党活动的方法，有深重的黄埔以政治训练建军、建校的痕迹。但一

个作者评价到，他“在日本对政党学研究的成就，与他以后建议并组织筹

划力行社（蓝衣社）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伏笔是东京期间，“满洲青年联盟”等右翼密谋组织曾在许多学

校散发宣传小册子。这些文件有的就到了腾杰的手里，正研究政党学的他，

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组织的“极端秘密”、“军人核心”等性质。这使他开

阔了视野，认识到秘密团体不仅可以领导起一个急剧嬗变的社会，而且，

对一个积贫积弱、蒙昧涣散的社会，也可能是一剂强心针。

最后，他身为黄埔军人，一直处在“东京同学会”的严密组织中。而

冥冥之中，命运却把这样一个有组织天赋的人，这样一个深入研究了政党

学的人，这样一个注意到了“军人核心”、“极端秘密”的组织的人，推进

了满洲动荡的大风圈，推进了南京那哀号的四野、亡国的危机里。在偶然

的伏笔，个人的因素，以及时代的背景都具备的前提下，他在这个夏天的

密谋筹备蓝衣社，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

蓝衣社的酝酿，就这样从偶然、个人变成了一种必然。但在那个动荡

的时世里，在一处处街头、巷角、密室，可能每天都有青年谋划着这样的

或那样的组织。这些谋划有的昙花一现，更多的却仅仅是一个胎死腹中的

念头。在1931 年8 月的昏沉日子，腾杰所构想的这个组织，事实上也遭逢

着这样的局面。

是他早年所形成的种种个性，以及军人特定的坚韧，使他于无声处继

续支撑着他的构想。此外，晚年腾杰曾谈到，如果没有他的未婚妻，那个

叫陈启坤的姑娘的话，那么，蓝衣社会不会出现？仍然是一个无法解答的

历史疑问。

6、

比起隐藏在民国史深处的腾杰，陈启坤的面貌更显单薄。对于她，唯

一可以猜测的，就是她早年也就学或毕业于南通“英化职校”，因此得以结

识腾杰。此外，从她与兄长陈启宇都有的较高学历来看，她应当出生于一

个中产以上的人家，早年是受到父母珍视、兄长宠爱的。

这是当年知识女性的普遍背景。在那个年月，许多女性都短暂参与了

时代风潮，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开始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生活。如

果不因为陈启坤是蓝衣社创始人腾杰的未婚妻，甚至，如果不因为她是蓝

衣社的“赞助第一人”的话，那么，她将是一个早早被时光湮没的普通女

性。何况，她华年早逝、未留子息，当坟头青草初初长出的时候，在这个

广漠的世界上，除却腾杰，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念想着她了。

但陈启坤却永远纯洁、年轻地在蓝衣社的历史里。她能够让人无端地

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着的”、沉静然而大方坚决的女性。是一个能够

让人超越蓝衣社的毁誉是非、去单独地看待她的女性。

陈启坤不仅是“赞助蓝衣社之第一人”，而且，她还是蓝衣社构想的“监

护人”。在1931 年8 月的蒙昧南京，十余天的失意艰涩、处处碰壁，已经

使腾杰打消了“建党”念头，打算回日本“述职”去。但此时，陈启坤却

还坚守着这个计划，她让腾杰“再试试”。

她与生俱来的纯洁和激情，使她执着地，没有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

的身躯、生命与热枕，去扣启蓝衣社的森严大门。

然后，这个姑娘的祈望落实了，转折出现了。

第四章黄埔众生

1、

曾扩情，1894 年12 月生，四川威远人。在土地兼并极为严重的四川，

他出身于一个异常贫寒的佃农家庭。这样，艰难的求学之路，伴随了他的

青年时代。他一度入学北京朝阳大学，一年后肄业。回到家乡后，因通晓

文墨，他担任了一个偏远乡镇的民团教练，但仍然一贫如洗。半生艰难坎

坷，直到30 岁，曾扩情才从黄埔一期毕业。

在聚集大批毛头小伙的黄埔，已成家立业的曾扩情，显得多少有些刺

眼。但其为人温厚敦和，爱护同学，素有长兄之风，因此颇得黄埔学生的

爱重，被尊称为“扩大哥”。他并由此开始了自己不动声色的发迹。1926

年，作为第一个学生代表，曾扩情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兵进南京后，因人缘和品质，曾扩情的官场轨迹更加圆熟顺当。为团

结因清党、政争而分裂的黄埔学生，他被任命为中央党部秘书、党部军人

部主任秘书，负责军内“清党”工作。他并兼任黄埔同学会主任秘书，实

际主持了黄埔同学会。

正是这个貌似轻描淡写的“兼职”，使曾扩情不仅是亲切温和的“扩大

哥”，他还成为早期黄埔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几十年后，他曾这样概括黄

埔同学会的权限：“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

下。……同学会不仅对同学有任命罢免之权，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

从投军黄埔开始，不过六七年时间，那个昔日四川乡下的穷汉，不仅

置办了公馆、汽车，还娶了几房妻妾，生了一群儿女。他案牍奔波、大腹

便便，外表上和寻常的官僚已经没什么两样。他似乎已湮灭进南京昏聩的

官僚众生图里。

但在骨子里，和他“扩大哥”的称谓一样，这是一个亲切随和、缺少

锋芒、顾全大局的人。虽然三、四个月以后，他就再上台阶，成为黄埔学

生中第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四川乡下带出来的、那恍若泥土的个

性和气质，却一直没有被消磨掉。他野心不大，才能不显，善于倾听，乐

于助人，容易谅解，让人放心。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是一个群体的领袖，

但往往又会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发生作用。

这是一个在群体崛起时必不可少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倚赖自己的

品质，以及长期经营而来的别人的信任，为一个群体搭好舞台，然后相对

沉闷地退到舞台的边角，去继续纽带、润滑这个群体，扮演不太重要但又

缺其不可的角色。

在蓝衣社崛起之初，曾扩情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搭台”的角色。

8 月下旬的一个天色阴沉的早晨，已经走投无路的腾杰，终于走进曾

扩情在南京中山路的办公室。虽说是“同学”，但黄埔学生人数众多，他们

仅仅见过几面而已，谈不上熟悉。何况，一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一个

四期生，一个一期毕业，又一直没有共事过，哪里攀得上什么交情？

来这里，腾杰抱的是“碰运气”的心理。这一天，南京暗淡瘫痪的气

息，也笼罩在这间办公室里。但，刚刚进门的腾杰，看到四面墙上悬挂的

一张张黄埔合影时，他的心头却蓦然产生了一种坚实的感觉。

然后，他看到了笑吟吟的、心宽体胖的曾扩情。

因为负责同学会的工作关系，加上个人风格，这一天，曾扩情热情接

待了腾杰。寒暄过后，两人从“黄埔东京同学会”谈起，渐而到东京的黄

埔同学，一些南京人物，最后还提到了旧年黄埔的风物人情。叙谈过程里，

不断有电话、访客打断了他们；在人多嘴杂的办公室，腾杰也没有直接进

入话题。但他显然给曾扩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黄埔是他们持久的纽带，

而他的年幼十一岁，他显而易见的激情和聪明，更让曾扩情喜欢。

这样，当腾杰邀请曾扩情中午一起吃饭时，曾扩情立即答应了，只是

说，“晚上吧，时间多些，可以多谈。还有，请客的理应是我，哪有学弟请

学兄的道理？况且又是从日本那么远回来，算是为你洗尘！”

这个晚饭，是在曾扩情常去的蜀峡饭店吃的。两个人都穿着便装，氛

围显得很轻松。要了一个单间、上过重庆大壶茶后，跑堂的退出去了。两

个人开始随意聊一些话题。

上过菜，酒过两轮，腾杰进入了话题。他试探地问：“扩大哥一直在南

京，处于枢纽要职，不比小弟久在外国，身居学院，消息闭塞。不知对中

日邦交有何见解？又不知对前些日子的万宝山事件作何感想？”

曾扩情沉吟良久，叹到：“此事不善啊！日本对我国的野心，自60 年

前提出大陆政策以来，已是司马昭之心。前30 年窥视朝鲜、列岛，后30

年窥视我国满蒙。60年来，日本越来越强，野心自然也越来越大，中日邦

交断没有好转的道理，这是不消说的。……但我国久贫积弱，从民国13

年创办我黄埔算起，国军至今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事业，内战连连，对此

只能消极反应。……”

腾杰直言快语：“我在日本，和在日本的所有黄埔兄弟，都看得出大战

就在近年的！请问扩大哥，以你高见，倘若战事开启，政府可用之人有多

少？”

问到内政，曾扩情更加谨慎，又良久才含糊开口：“虽说我国千年文明，

地大物博，兵员数百万，但近百年来，一直落后于欧美日本，割地赔款，

精华被列强掠夺，国力人气、国民自信，也被摧毁一尽。日军之强，举世

皆知，我国实在不是对手。……南京部门冗肿，虽说党务有陈氏，财税有

孔宋，行政方面，也有一些饱学宿儒专业精英，一眼看过去都是人才，奈

何人事不齐啊！”

曾扩情不善批评人事，说话也只是点到为止。腾杰毕竟年轻，态度要

激烈得多，何况一个多月来，他处处碰壁、失望、郁闷。这时见逮着说话

时机，毫不避讳：

“何止是人事不齐？扩大哥，你这是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这是美

德。……日本入侵固然是心腹大患，但在我国，从来是胡虏没有百年运。

外敌不可怕，可怕的是位居高层的人，变成国家社会的敌人！今天的事实

是何官不贪、何人不浊，政府之无能之腐败，早已超过以前的历朝历代！

总理说革命未成，同志努力，今天又何止是不再努力？已经是惟恐别人努

力、惟恐天下不乱了！这样才能继续贪赃枉法！……”

看着曾扩情略略诧异的眼光，腾杰继续说道：

“如果仅仅是不努力，也倒罢了。但国家的风气、根基，几年时间已

被败坏一净！……你看那南京的孔家，上海的宋家，新贵上台，腐败之象

已现。再干净的青年，一旦步入这个社会，也立即愚昧不堪。中华民国现

在是一个大染缸！……长此以往，不用日本入侵，亡党亡国的日子，也不

用几天了。”

曾扩情为这番话悚然心惊。在道貌岸然、满是官场套话的南京，他是

听不到这样的耸听危言的。虽然一些现象，有时也朦朦胧胧地引发他的一

些想法，但他从来就没有往深处去想。或者，是不敢？

他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任务，军人不应不满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

政府。这是军人的本色。……但这个四期的小老弟，看得出是真心实意地

为国家作想的！他的一些话虽然过了，基本上也没有太离谱。

在温厚、容易谅解环境的性格之外，曾扩情也有血性，也有理想。黄

埔灌输的为国为民的教育，融合在很多人的血液里。对这番话，他是有共

鸣的。

这个晚上，他们叙谈到非常晚。8 月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但这

一天稍稍凉快些。从饭店出来，他们又散步在暗淡的街头，曾扩情坚持地

把多喝了两杯的腾杰送到住处，然后一个人步行回家。

回家的路上，曾扩情继续咀嚼、深思着腾杰的话。非危语不能耸听，

联想在南京几年的见闻，自己在黄埔时代所要反叛的、所激烈抨击的、所

决心改造的，难道不就在自己所效忠的这个政权里面么？难道这个政权真

会象腾杰预言的那样短寿？

他几乎一夜未眠。

这一夜，在曾扩情公馆十里开外的一个普通弄巷里，腾杰与陈启坤也

几乎一夜未眠。夜越来越深了，打更人的嘶哑声音，从弄巷口一阵阵地传

扬进他们的房间，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诡异的意境和回忆。

洪水造成的各种破坏仍然遗留着。这一个夏天，南京城内的无数普通

人家、小旅社，灯光都或明或灭。站立在每一个街角，都可以看到一个个

或晚睡、或早起的人家，那零零星星的蜡烛和煤油灯。就在这样暗淡的灯

光下，腾杰与陈启坤谈了一夜的话。他们有时亢奋，有时消沉，不过话题

都扣紧了“游说”曾扩情的各种可能。一直到天麻麻亮，他们才一个卧在

床上，一个伏在桌面上，草草地睡了一觉。

他们一夜商议的结果，就是腾杰再次造访曾扩情办公室。他要以回请

的名义，邀请曾扩情吃饭，并说明计划、“寻求赞助”。

这是腾杰拿自己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进行的一次赌博。他和陈启坤

断定，于公于私，曾扩情都会应邀的。但应邀的结果是什么呢？谁都不敢

断言。时世艰险、人心叵测，他和曾扩情只是初会，谁说得清在那“扩大

哥”的声名、满面的笑容下，隐藏的是怎样的心机和风格呢？

可以肯定的只是，一旦腾杰说出计划，曾扩情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他要么参与，要么就得立马调查、逮捕腾杰。这当中没有丝毫妥协的

余地。因为他所负责的黄埔同学会，其最重大的任务就是监视、镇压这样

的“政治活动”。

也因此，这一去的结果，要么化蛹为蝶，要么飞蛾投火。……这天中

午，层层阴霾依旧覆盖着南京的街市。连日的奔波和少眠，使腾杰的脸色

显得异常疲惫。他换上了一身笔挺、严严实实的军装，而后大步地走出弄

巷。

在弄巷口，腾杰招呼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路上

处处可见的，仍然是泥泞、饥民。雷声远远地轰鸣着，随时会有一场暴雨。

而路途不断地缩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不出他所料，对这个邀请，曾扩情又痛快地答应了。

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931 年、民国20 年8 月下旬的某一天，同样是

在蜀陕菜馆的一个单间里，腾杰对曾扩情全盘叙说了他的计划。他单刀直

入、语气铿锵，行将介绍完计划时才话锋一转：“今日南京时世异常，非我

黄埔旧人，不能负载此重责大任。扩大哥身为黄埔旧人首领，非鼎力襄助

不可了！……”

曾扩情似乎并不意外。他神色淡淡地从腾杰手上拿过计划草稿，很快

地读了一遍，接着又从头细致浏览下来。

历史仿佛在这里凝固。据说，曾扩情在再次阅读完草稿后，没有正视

腾杰，而是闭上了眼睛，似乎开始冥思。许久，他才缓缓地开口说：

“这个事情很艰险。一个是校长不会支持，何况已有明令。再者说，

我们是军人，军人不懂政治，不应参政，参政以后，生杀荣辱都由不得自

己了，这和上战场还不一样，校长的性情……但乱世用重典，非常时世要

用非常之法，腾老弟所提议的，正是一个非常之法。或者会大见其效？……”

他斟酌着话语：

“不是为介入党争，不是为一己的升官发财，腾老弟的忠心可见天日！

我虽愚钝，也是知道的。……腾老弟，承蒙你看得起我这个不中用的学长，

其实我身无长技，从黄埔到南京，至今一事无成，比起众多学友，除愚长

几岁外，胆识才学均不足道。……腾老弟，我今天允诺你了，我干，我们

一起干了！谁叫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世道里，谁叫我们懂得那些天下匹夫

的道理！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即便校长、朋辈乃至后世对

此均有非议，也顾不得了！……我想，黄埔同窗，也必多和我们一样的想

头！”

两个见过死人堆的军人，都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

腾杰与曾扩情的这次会面，事实上正是蓝衣社的起源。由于年代久远、

人物故去，对这次会面的具体情景，后来有一些不同的回忆和记录。比如

台湾的一本出版物就写到：曾扩情“阅计划后，大为赞赏。他满面笑容，

拍着胸脯对腾杰说‘实获我心’”。

场景被湮没，最终无可辨别。但在蜀陕饭店的那个单间里，蓝衣社如

同种子一般，终于执拗地发芽了。对话之后，两人立即商讨了“如何推行

的办法”。这个商讨很顺利。其结果是由曾扩情出面，尽量邀约此时活动在

南京的黄埔同学，也以“聚餐会”的形式增加发起人的人数。

2、

在蓝衣社的酝酿、形成阶段，“聚餐会”始终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纽带。

在各种有效的权力手段都瘫痪、破碎的情况下，人物、组织和事件，都通

过私人的聚餐会得以汇集。在东京如此，在南京更如此。

大约是8 月底、9 月初的时候，由曾扩情邀约的第一次聚餐会，在南

京蜀陕菜馆或浣花菜馆进行着。原定邀约“十余人”，但最终到会9 人。这

九个人除腾、曾之外，还有丰悌、邓文仪、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

军和张本清。清一色的黄埔学生，大多毕业于黄埔前三期。此时，除曾扩

情、邓文仪军衔少将外，他们大多是校尉军官。

也就是说，这是南京的一群次要人物。此外，当时“带兵官”有枪有

饷，手握实权，他们却大多是政治军官。以其中地位较高的丰悌为例，早

在1927 年，也就是他24 岁时，他就出任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是黄

埔一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此时，他却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算是军事教育系统的一员大将。

黄埔三期生周复也如此，他是1931 年2 月和贺衷寒等从明治大学归国

的20 余人中的一个，此时担任中央军校政治部秘书，并兼《东亚新闻报》

主编。

“军校派”之外，李秉中和蔡劲军两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是“特务

派”；娄绍恺和张本清是旅长，属“带兵派”。最后，邓文仪既是蒋介石侍

从秘书，又是特务组织“调查科”科长，身跨“侍从”、“特务”两派。

这九个人，不仅身份地位悬殊，性情也各异。如后来身中十余弹、死

在抗战第一线的周复，被认为“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而下场大相径庭的

丰悌，则目中无人、桀骜不驯。这是一个很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南京山雨欲来的政治压力，已被这一小群军人感受到。随着

广州“蒋下野”的叫嚣日渐升腾，蒋介石地位已在风雨飘摇中。于是，和

蒋介石前途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一系，也面临空前危机。这危机几乎路人

皆知，它使这些读过《资治通鉴》、众多古典旧籍的黄埔学生，感到杀机四

伏。

“沧海横流、方显本色”，何况他们一贯自诩为南京政权的中流砥柱？

他们地位次要，但与杂牌军官不同，他们有黄埔同学会这个主心骨。于是

这一天，在曾扩情混杂着权力与温情的面貌下，聚餐的气氛显得极为热烈

融洽。对腾杰的组社计划，他们更一拍即合。

晚年腾杰曾谈到：这一天，到酒酣脸热处，“首由曾扩情说明聚餐意义，

然后由腾杰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

见”。

“来日大难”的阴霾，曾扩情的地位，以及人多胆壮的氛围……使这

一天的组织发起之顺利，超出了腾杰的估计。在席间，九个人你一言我一

语，不仅“一致赞成”，年轻者如周复，更当场击节而起、泪流满面。

蓝衣社的车轮，就这样在黄埔同学会庞大而复杂的躯体上，艰难地、

但一发不可收拾地启动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个区区九人的聚会，足以载入史册。这九个人

里，不仅有四个人挤身于后来沸沸扬扬、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三太保”，其

中更有三人先后成为蓝衣社书记。

这一次聚餐会，使久远的、旧日黄花般的黄埔气息，通过那叠薄薄的

计划手稿在南京复活了。当天聚餐的尾声，腾杰趁热打铁地提出：采取“每

人再邀约一人与会”的做法，几天后再次举行聚餐会。

这样，第二次聚餐的到会人数，将达近20 人。

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或孤立地活动在南

京的，有一些当时还很年轻的名字。比如邓文仪。作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

邓文仪少年得志，他决定着大部分军官的推荐、任用，是南京人人巴结的

“天子近臣”。

但这寥寥十余人中，后来面目最模糊、说法最纷纭的，却是一个黄埔

六期都没有毕业的中尉。在1931 年夏天的苦寒日子里，这个人的形象是谨

慎、含蓄、机变。并且，因为读书最少、职位最低，在一大群人聚会时，

他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很少说话。

只有他眼中偶然闪射出的冷光，才能让人感觉到，在他卑微的地位和

态度下，是他坎坷的阅历和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人群里，一开始

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

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8 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

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

关心时局的风格。因为流气、浪费等习性，他少年时期极不得志，在宁波、

杭州、上海等地流荡了近10 年，仍一事无成。后性格大改，到28 岁，决

心寻求出路，从而投考黄埔，编入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在“清党”的风潮中，戴笠渐渐展示特工天才。他

所在的学兵连共有20 余名共产党人，经他观察、举报，一一落网。正是这

一特长，不久后再次流离失学的他，被蔡劲军收留，进入蒋介石侍从室，

开始了自己职业特务的生涯。

此时的戴笠，在自幼立志、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群中，辈分既小，职

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许多人如同他的出身一样，视他为破落子

弟。连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

但间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断，却神秘地、启示般地表明：他的命运

和民国不可分割。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

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的、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

上海期间，他更先后认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交易所经纪人

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

他主要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在蓝衣社的发起过程中，第一个赞助腾杰的是曾扩情；而接下去比较

重要的赞助者是邓文仪。

与曾扩情一样，邓文仪对蓝衣社的第一个重大赞助，也是人事。虽然

私自组社“违反军令”、可能被处决，这使物色人事继续遭逢着种种困难。

但这个“天子近臣”的特殊身份，却为蓝衣社的发起打开了种种森严的门

户。

第一次聚餐会的次日，邓文仪就给腾杰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

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乎谁都认识他，并都对他分外亲热。腾杰和曾

扩情更是大喜。

他就是黄埔政治领袖、原孙文主义学会创始人贺衷寒。

“游说”贺衷寒进行得并不顺利。与贺衷寒情如兄弟的腾杰，开门见

山要求贺衷寒“赞助”这个秘密组织。但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己见的军人，

贺衷寒表现得相当本分、谨慎。他以“校长有令”、“好自为之”的说法，

正色地拒绝参与。

与此同时，贺衷寒许诺，对这个违纪活动他“不阻止”、“不告发”。也

就是说，他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

这个态度让腾杰极为失望。它还带动了一个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

------张本清。几天后，张本清也许诺了“不阻止”、“不告发”，从此消失在

种种的密谋串联活动里了。

但这两个人的拒绝参与，只是初初卷起的蓝衣社狂潮中的一两朵小浪

花。当南京的日光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自感威胁的黄埔学生，挣脱

了那个官僚南京、势利南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筹备中的秘密组织。

面见贺衷寒不久后，邓文仪又捕捉到了与贺衷寒齐名的另一个黄埔一

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回京述职的消息。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1900 年出生。19岁，胡宗南以第一名的成绩毕

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因与人争夺校长一职未果，

1924 年，胡宗南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

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两人逐面见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大受

赏识，准许补考。是以进入黄埔。在黄埔，胡宗南以其质朴、认真的军人

气度，和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同时，他在军事上颇有天分，

善于举一反三，不久就与贺衷寒齐名，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连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

之一。不仅如此。胡宗南在南京的形象，是为人诚挚、谦逊、喜好朋友。

他和曾扩情一样，和黄埔旧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许多人的信任。又和

曾扩情不同，他与黄埔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深交。

和胡宗南本就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到达南京的消

息后，异常振奋，迅速地安排了见面。果然，和胡宗南的对话非常顺利。

这一次，邓文仪、腾杰、曾扩情等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而胡宗

南也立即热心地答应支持、参与。他笑声爽朗，三言两语地表明了态度。

“文贺武胡”的影响，邓文仪的地位，加上曾扩情与同学会，黄埔的

四个头领人物，事实上都不反对组社。这样，黄埔一系的大门，开始向腾

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血脉，开始延连成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

3、

随着胡宗南、戴笠等人的介入，蜀陕菜馆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

了原计划的18 人，达到20 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有愤懑、但

极其酸楚地说着：

“……我们只要去想一想我们早几年的日子，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在黄埔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国民革命的前

途一片黯淡，各处军阀都在反对着总理和校长，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

都可能送命。……那时我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那时我们把营私舞

弊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这些语言，回顾了那个“青年黄埔”。它激发起在座大多数人的旧日热

情。而接下去的讲话，不仅有“过往”、温情，还有“血”，还有权力：

“前些天，同学会已经得到消息，校长很可能要再次下野。我们这些

同学，要为校长着想，要为民国着想，也要为我们黄埔一系着想。……东

征北伐，我们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又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伤疤？校长

一旦下野，统治我们、当我们长官的，就是那时要我们的命的那些人！……

他们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总理和校长，有奶便是娘。难道我们这些黄埔军

人，就是为了给这些人作嫁衣裳吗？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

我们如果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让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番鼓动有理、有情，激昂而节制。它和腾杰的计划一起，击中了众

多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黄埔学生的心。这些黄埔生，以前三期人物为主，

投效黄埔时，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护民的热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旗帜下

吃过苦，打过血仗。但不过一两年后，南京满街的长官，满街的腐败，早

让他们的原本青年的心变得冷酷绝望。

国家危机、腐败蔓延之外，“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也焦灼着

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行动起来，内反官僚新贵、确立“校长”地位；外抗

日本俄国，以争大国地位呢？

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

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

也在这次聚餐会上，腾杰提出：再以“一人邀约一人”的方式，在9

月下旬组织第三次聚餐会。而正是20 余名青年在南京隐蔽活动的期间，一

个震动南京、中国、东亚的事变，大大加快了他们的步伐。这就是日本官

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和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黄埔学生第一次聚餐会前后，东京出现了奇异的、短暂的平静。大小

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

众集会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一夜之间，东京象是沸腾的开水被浇入

了一瓢凉水，喧嚣的气泡消失了。

制造这样一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文官内阁。

当时执政日本的，是比较温和的若规内阁。这个内阁，包括了一些资

深的政治家，如若规礼次郎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等。他们是所谓“平和

年代”的日本产物。在漫长的参政、执政生涯里，他们以粗暴的日本传统，

融合日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清新，引领着日本的道路。到1931年，他们

仍然控制着日本官僚机器的核心。

他们所拥有的视野，使他们对中国持有复杂心态。一方面，作为中产

阶级和制造业主的代表，他们沉湎于港口吞吐的黄金般的记忆，愿意把中

国当作是一个不能破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长在由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山东交涉等贯穿起来的扩张记忆里，热衷于建立在特权上的中

国利益。

这样，“万宝山事件”和大大小小的无数反日浪潮一样，被他们以自己

娴熟的、殖民色彩浓重的方式，演化为日本扩大市场准入的再一个筹码。

他们并再次显示了自己控制内政的经验，在短短几天内消除了东京的战争

氛围。

这确实是一班老练的政客。但也和整个“平和日本”的特征毫无区别，

短视、低效、无能为力，盛行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惯不顾原则的妥

协和市侩式的讨价还价，是这个内阁的实质。文官政府的所有弊病，几乎

都在这个内阁里暴露出来。

这个暴露，最致命和最无可救药的，是他们对民间心态和舆论疏导的

忽视。“滨口刺杀案”就是他们为自己的这个顽疾付出的代价之一。该案不

仅他们失去了一个滨口雄幸，更释放出了全社会的一种蔑视文官秩序、强

调军刀价值的特殊情绪。这种情绪在1931年，已经无可挽回地弥漫于日本

的城镇和渔村。

这种情绪在陆军军营里自然更加显著。“滨口案”和“三月政变”发生

后，1931 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阁不遗余力地清洗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

团体。但军部、军人们却抵制着这些命令，大多数的调查、判决，都被以

日本式的敷衍给抵消了。反过来，恰是这一期间，又有雨后春笋、数以百

计的密谋团体产生着。热衷阴谋、反叛、牺牲，已成为一时的陆军风尚。

文官内阁另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他们忽视了自己面对的，是陆

军这样一个出身苦寒、极端狂热的可怕对手。他们太高傲、太绅士，以至

于把陆军看成是任由他们宰割的土头土脑的村夫。

他们虽然清洗了那么多的军内密谋组织，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

他们忽视了“满洲青年联盟”。

早在7 月份，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时，满洲青年联盟的两个主要党魁，

石原和板垣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

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

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正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于是，“……制造东京

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及至9 月，他们已动员了两、三千人马，准备随时夜袭奉天。反过来，

外交派势力的漫不经心，此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直到14日，日本

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才对眼皮底下本国军队的大规模策动有所察觉，

他当即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

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当日，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消弭

满洲危机。但消息也同时到达了满洲青年联盟。建川美次迅速拍密电给板

垣，要其“……提前行动”。密电连拍三份，以示“万分火急”。

16 日凌晨2 时，一次充满犹豫、猜测和腾腾烟雾的冗长会议终于结束

了，石原对日本内阁极端蔑视的态度，最后左右了他的同僚、主导了会议。

他们决定“务必要在……锐气未减之际动手。”具体方案是在68 个小时以

后的18 日晚10 时，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伪造名义，策动奉

天事变使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板垣充满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色彩：“伪造军令是死罪。在座诸君届时可

以表示不知道此事，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好了。……”

18 日晚10 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晚10 时25 分，日

军设在营区内的两门榴弹大炮，发炮同时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

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

当夜，北大营之役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 人，士兵335 人，失踪483

人。而日军仅伤亡2 人。

19 日凌晨2 时，被副官从床上摇醒的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在睡眼惺忪

中就对板垣的发动战事表示赞许。在给东京发战报时，他自动替板垣承揽

了战争责任。他同时发布8 项电令，主旨是扩大战争范围、力度。这些命

令的根据是：“以长春军力为例……如果支那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

于不利地位，满洲附属地的20 余万名日本人的生命，和20 余年来日本人

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上午9 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

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调集来的日军，和奉天一带部队在奉天城

内会师。奉天沦陷。随后，日军洗劫奉天，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

掠走硬通货黄金256 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

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

营战事，日军死42 人、伤56 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喜若狂。相当于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2 年财政

收入的财富、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装备25 万军人的中国最好的轻武器，

几乎只有1 天时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几乎不是战争，是日本成

功的战争讹诈呵！……这是比日清战争更诱惑人的成就呵！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在对关东军、日本陆军狂烈的支持声中，

一夜之间，币原政策也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的

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

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

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

人。”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 万余人，

几乎达当时日本军队总数的1/3。“满洲青年联盟”则演变成伪满洲国的执

政党------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所构想的不受内阁节制、半独立、“满洲青

年联盟---关东军---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终于被制造出来了。

此后的14 年里，它操纵着满洲4 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并在满洲全境推行

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使500 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在此后的14 年时间里，他们还将一步步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

拥有军国的日本，一步步把日本人带领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颠峰，最后，

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4、

满洲事变后的一两天，已经完成最早组织准备的黄埔学生，几近震惊。

腾杰所预言的战争，这么快，不过十几天，就变成了事实！满洲那样的军

力兵备，居然几近一枪不发就撤退关内！四省沦陷指日可见！接下去，怕

不是华北山东？难道举国沦陷不可避免？难道三千年文明就此终结？

腾杰的计划，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基础。第三次“聚餐会”因此

迅速进行了。在事变的背景下，此次聚餐人数之多，场面之悲壮，再次超

乎了腾杰的预料。

事变也震醒了许多重视“军令限制”、或以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

人们。参加聚餐会的人数达到40 余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也成为发

起者之一。

9 月20 日前后，以腾杰、贺衷寒、曾扩情三人名义，出面设邀第三次

聚餐会。结果不到中午，人就陆续地来了，而且一个个脸色沉重，看不到

以往的寒暄亲热。

为保密起见，他们买断了餐厅这一天的生意。按照事先的安排，曾扩

情站起身来，手握一杯酒，缓缓说道：

“诸位同学，从广州到南京，一眨眼已经几年了。这几年里，我们分

散各处，或者前线，或者南京，也有的在海外、在地方上，各自为国家效

力。……都多见了世面，也算是当官带兵的，不比黄埔时候了。……我们

难得有机会一聚。本来20 来岁的人，现在大多也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古人看到离都几年，树木长成，会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虽然不是

星零离散，却也差不多了。”

这番话一语数关，情真意切，非常符合此时的情境。曾扩情略一停顿，

环顾数桌，看到几十人都在凝神细听，他继续说道：

“兄弟身为同学会干事，今天和腾同学、贺同学邀请大家来这里吃饭，

原本应该叙叙旧、说一些家常才是。但时值国家大变，身为军人，我们不

能象老百姓那样，再婆婆妈妈。现在我们这里，虽说学生游行、社会骚乱，

但店铺照样营业，工厂照样开工，生产、吃饭、睡觉，还有安乐日子好过。

只可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往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胡宗南挺身而起，插话道：

“扩情兄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这两天，学生游行，社会不安，

连部队里都有很多说法，说是政府卖国，校长卖国。学生们不懂大势，底

下当兵的更不用说了，但咱们心里得有数！……校长有校长的难处，给他

难处的，正是那些军阀、官僚。政府里，党部里，部队里，现在都是奸臣

当道！……本来，身为粗鲁军人，兄弟不该说这话，但看到国土丧失，心

里总不是滋味。腾杰兄的计议，兄弟知道，在这里要谢谢他啊，我们这些

一期二期的学长，觉得惭愧哪。……按我的想法，除依照这个意思，和举

国青年与民众一同奋发图强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这话已经切入了议题，并且强调了“反贪官、拥校长”的基调，对照

时局、物议，它深得人心。许多军官早已被计划的预见性、惊人的事实搞

得五内俱沸，见胡宗南如此直白、有力，都顺着他的话题，纷纷发言。

10 余人发言后，曾扩情见群情激昂，说道：“这个提议自腾杰始，具

体的计划，是不是请腾杰兄再谈谈？”

腾杰神情肃然。他历数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御笔信》

所定的“大陆政策”，1921 年5 月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案，

一直到近期的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他专门研读过这些文件，因此言语

掷地有声；他又历数了南京四年以来，文嘻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

事实，渐渐动容，眼中泪花点点。最后，他手持计划手稿，话锋一转：“……

计议为同学认同，此心即已快慰。但兄弟文不修、武不治，计划也就是说

了一个意思。具体的组织事宜，我建议我们听听贺衷寒同志的想法。对衷

寒兄，在座诸位可能比兄弟更加熟悉……”

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具体组织计划。

这一天，根据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有关这一个会议的更详细情况，也如同东京黄埔同学会派遣腾杰、肖

赞育回国的那个聚餐会一样，已经被时间永远地湮没了。参加过这个会议

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外，由于海峡两岸后来的长期隔绝，由于大陆

地区后来政治气候的变迁，也由于在台湾省，一直到70 年代，它仍然涉及

着当事人“私自建社”、“违反军纪”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流传在

两岸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谈访录》，谈到蓝衣社第一个组织“力行

社”的形成时，都语言含糊、相互矛盾。甚至于绝大多数的说法，都否认

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前，他们就自行结社。

比如一个当时的与会者、后来的战犯，在《自述》里就这样谈着参加、

组织蓝衣社的过程：

“1931 年10 月至11月间，蒋介石约贺衷寒、腾杰……戴笠和我等10

余人谈话，……他讲完之后，贺衷寒站起来并含着眼泪说：‘……我们很难

过，但，我们相信是有办法的。只要拿出正大的主张，并严密的组织起来。’”

在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蓝衣社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生组织”，

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一个定论。至于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它由一个叫

“刘健群”的年轻文人最早倡导。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以黄埔学生为

主体开始活动。

在漫长的时光里，“蒋介石说”和“刘健群说”分别主宰着大陆和台湾

的史学界与民间，没有人把它和腾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起

来。一直到很久以后，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已是垂垂老者的腾杰、邓文仪、

干国勋等20 余位老先生，才在台湾披露说：在中山路励志社总部由蒋介石

主持、宣布“力行社”成立之前，蓝衣社就存在了接近半年。蓝衣社“最

早的倡导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刘健群，而是腾杰。

这些披露资料，经过另一个会议的参加者邓文仪、他的儿子邓元忠先

生在《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里，予以系统的对照和整理，所得出的结

论，最接近于事实的原本。

亲历者终于还真相给历史。

会议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

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腾杰的未

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联络处”

的处址，安排在南京二郎庙一带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木

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

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的临时宿舍。

力行社面临着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以秘密手段，积极反对形形色

色的势力，如日本人、共产党、各地军阀、南京反对派等，以确立黄埔一

系对国家的主宰地位；这是所谓的“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为此，会议

决定：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在各地的黄埔校友。

这些代表的任务，是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军队、警察等机构内，建

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

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其二，是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身份，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献

身“复兴民族”使命、庞大、严密、正规的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建

设”和“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方面，首先是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

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 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

薄薄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

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接着，是“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此时力行社最大的课题。它一分为二，首先是“草拟

任务纲领，以及有关组织与策略的各种计划”，即在腾杰早期计划的基础上，

进行细化、明确和提高。另一是队伍建设。在“准备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

人适当人选”之外，腾杰把1931 年到1933年确立为“干部年”，这期间发

展人员，求精不求多，以组建一个抗日、廉洁、自律，能够动员全国青年

力量的团队。

此时的力行社，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隐蔽的、近乎“俱乐部”的组织。

它只有区区40 个人，“领地”就是那栋木屋的6 个房间。就规模而言，它

与一般的民间社团毫无区别。但它志向之深、自觉的使命之大，而威胁之

紧迫，使腾杰、贺衷寒等人都感到了急剧发展的需要。于是，经费来源就

成为再一个重大问题。

早期活动经费的一大部分由邓文仪筹借。邓文仪在担任蒋介石的侍从

秘书之外，还主持了一个黄埔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拔提书店。拔提是

英文“PARTY”的汉译，它在武汉、南昌、贵阳等多个城市都有分号，是

蒋介石各种著作、讲话稿的主要出版商。邓文仪向拔提书店借出300 银圆，

作为前期的筹办经费。此外，许多人的当月薪水，也都成为蓝衣社的第一

批“社费”。

不仅如此，在这个会议上，“如何使经费能够跟上组织与工作的发展需

要，也是一项重要的设计”。

这些筹划，是由腾杰揽总的。他并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等人，

经过数个昼夜的细致讨论，对逐条进行审议，最终得以成形。

力行社还回避了“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宣称：这个组织

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

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第五章二郎庙

1、

后来成为蓝衣社领袖的那些人，一般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人家，这样，

他们才比许多人有条件上学、阅历世面，从而主导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

但是，也有例外。康泽就是例外之一。

10 多年以后，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康泽在襄阳前线被俘。由于他作

恶太大，人民中国把他送进了战犯营。在战犯营的日子，他断续地写出了

几十万字的《康泽自述》。其中“参加复兴社始末”一章，是至今发现的最

重要的蓝衣社史料之一。而另有一些文字，则描述了一个破产、赤贫的农

民家庭：

“你忘记了是穷人的孩子了么？我不应忘记。我的父亲东张西罗借得

五元钱交给我，在上学以后，他贫病交加就一病不起了。我的母亲带着我

们苦爬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

干萝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的小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的吐。还有，

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围绕在母亲的纺车周围，望着人家

过年的光景。……”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就得病去世了，家里只

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

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

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困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

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中学是这样读完的。”

如此辛酸、朴拙的文字，写的其实是四川乡下的大多数人家的日子。

毫无疑问，康泽是那种聪明过人、令人怜惜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因无力

到自费学校求学，他由先生和同学资助，赴广州应考黄埔军校。是为黄埔

三期学生。

此后几年，康泽先后留学俄国、从事党务、任职侍从室。1929年，他

调任第2 师政训处主任，进驻武汉。在该师，他效仿《曾胡治兵语录》进

行官兵的政治训练，并对士兵进行识字、职业等教育。当年的“成绩评定”，

2 师名列全军第一。

2 师政训模式在全军推广。康泽再次调任，任三军总部宣传大队长。

他亲赴徐州前线，负责战灾区的民间救赈工作。在这个被腐朽官场认为是

“第一肥缺”的岗位上，他身体力行、杜绝贪污，被称调查得“仔细周到”、

办理得“迅速确实”、效果上“惠而不费”，而记功一次。

到黄埔学生组建蓝衣社的时候，康泽年仅28岁，却已不仅是南京的“能

吏”、“干员”，还是一个“廉吏”，被认为“重信然诺”。这一年，在满洲事

变后，他奉命回到南京。

他要在南京，目睹自1919 年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学潮和社会骚乱的场

面。而冥冥之中，这将使他人生的轨迹发生转折。

9 月19、20两日，南京天色阴霾。

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民众运动，就在两天里，在南京各大高校酝酿着。

19 日清晨，报刊和有线广播刚刚报道了满洲消息，大学的草坪、空地上，

就三五成群地聚集着学生。当日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就都是肃穆的脸，

激愤的脸。

标语、旗帜、海报……渐渐在学堂里铺张开来。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

则忙于各校的串联。在中央大学的饭堂里，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

桌，声泪俱下地吼叫着《五四运动总宣言》的字句：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20 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

人声鼎沸，火车刚刚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就有大群乘客涌下火车。布衣、

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标着“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

团”的木牌，竖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着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入南京的大中学生，达到7 万

多人。他们和南京学生一处，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外交部大楼的路口和门

口，隔绝了交通。人墙、人潮一次次冲击着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

每个小时都有学生、警察受伤的事件发生。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暮色厚重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

来，在南京的主要街区连成了一片。惨淡的、象征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

学生咬破了手指，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划、触目惊心地写下了几个乌

红的大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片歌声

有了一个鲜明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每个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同乡或者熟人的学生，就到亲友处投宿，

更多人则铺盖一摊，在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

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然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

在这横七竖八、一眼看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

南京在长江大水后，再一次旷日持久地变得面目全非。而几天后，“珍

珠桥惨案”的爆发，使全国性学潮再次升级。

珍珠桥是CC系控制下的《中央日报》社所在地。9 月下旬，《中央日

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社论，企图左右舆论。其中一份社论谈到“……政府

早在1928 年就宣布停止一切民众运动”，认为学生运动非法。这激怒了已

经失去控制的学生。

经过一小群学运专家的严密组织，9 月底的一天，数以千计的学生开

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学生纠察队迅速制服了警察和卫兵，随后大批学

生冲进大楼，他们捣毁了日报社的印刷厂和报馆，并计划盘踞大楼。

当日，宪兵二团开到珍珠桥，在和学生短暂对峙后，他们进行了战术

集结，并使用了枪械。在密集的排弹扫射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

生死伤。

“珍珠桥惨案”使学潮演变为暴力骚乱。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

沿平浦线南下，涌入南京。比起涣散、平和的各地学生，他们更加激进、

更富组织。在他们的策动下，“王宠惠事件”揭开了全国性暴力对抗浪潮。

当日，万余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一次次冲击着卫兵

的人墙。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时，外交部长

王宠惠博士见到场面很难收拾，走出有卫兵把守的大楼，试图说服学生。

但他刚刚张口，还来不及说话，学生已冲破人墙一涌而上，他们重复了“五

四”火烧、打人的一幕，乱拳齐下。

王宠惠被当场打成重伤。如果不是卫兵、警察立即对天放枪，用警棍

将他抢下的话，有可能一命呜呼。

迫于学潮压力，王宠惠辞职，在知识界颇有威望的顾维钧接任外长。

但这丝毫不能安抚学生，南京局势就此失去了控制。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相继被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

毁；中央党部被捣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占领市政府，

组织民众法庭，并对一批官员进行审判……全国性的骚乱形成了。

这次骚乱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不断地出现。蒋

介石的一段心情黯淡的话，可以说明当时的骚乱情况：“现在日本压迫我们

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愿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

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

冬天到来时，又有12，000 名外地学生到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

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第

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

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

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就在这片混乱的风潮背景中，康泽犹如一颗卑贱的草籽，被大风一路

地卷着。他迅速作出了两个对自己有一生意义的决定：办报、加入力行社。

首先决定的是办报。抵达南京后，面对南京学潮的声势，康泽对自己

长期从事的反共宣传事业，开始了怀疑。他不禁回想起在长沙所见到的群

众抗议情形，“我当时曾有若干感觉，反共的宣传和口号喊不响了”（《康泽

自述》）。

于是，办一份报纸的决心渐渐坚定。对于理由，他说，“几年来一时政

训处，一时宣传大队，成立不久，又马上结束，都是一些短命的工作，感

到无聊和厌烦。……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将来会怎样演变发展，我应该多

有了解。……于是我决心办报”（《康泽自述》）。

决心一下，康泽立即以惯有的雷厉风行的手笔，进行筹备。在和几个

黄埔同窗叙旧时，他了解到中央军校的《建业日报》亏损已很严重，到了

不能维持的地步。于是决定负责理清报社的欠款2，000 余元，改《建业日

报》为他自己的《中国日报》。

事情有了眉目后，康泽面见行将下野的蒋介石，陈述了自己的办报计

划。蒋介石大手一挥，拨给他3，000 元资金作为开办经费。同时，报纸的

人事也迅速确定：老同盟会员、有名的笔杆子张容公为报纸主笔，报人徐

琅亭为总编，而康泽自任社长。

在《中国日报》创刊前，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小插曲：康泽的黄埔校

友贺衷寒、曾扩情、丰悌等，联名为他向黄埔同学募捐，赞助办报。几天

后，尚未成家的他，更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在楼下的三个房间里，

以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

2、

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这数以百计的聚集在南京的救亡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

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愿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

团”等，仅仅名称，就透露着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

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 年9 月底到1932 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

以自杀、甚至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这些事件经《申报》、《大

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的详细报道，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 月间，南京出现了一份叫《救国日报》

的报纸，“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

乎是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于是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

“日夜监控”。两天后密探报告：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

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

义，对报馆进行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腾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

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

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腾杰一路从东京回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 年7、8 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育被滞留在湖南

一月有余。等到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的时候，与腾杰约定会面的日

期早已过去。此时，腾杰已开始行走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

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以谦卑的态度拜访了一

些“前辈”，但同样一无所获。随着江浙大水的退去，明治大学的开学日期

越来越近了，他只得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不过几天，一路风尘尚未褪尽，满洲事变的消息就通过有线

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往昔平静的明治大学，

已容纳不下他的书桌。他迅速约见了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

任觉五。

在缺少了贺衷寒、腾杰的东京，肖赞育与这两个人是黄埔的“刘关张”。

经过匆促商议，三人决定发动黄埔学生、旅日华侨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满

洲事变。当年九月下旬，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名黄埔学生、

留日文人从东京成府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进发示威。

但日本侦探早就在关注这几个人的活动。示威队伍刚刚出发不久，就

被日本警察、宪兵驱散。而且，因为任觉五早就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

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的时候，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任觉五。

被释放后，因为“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

当年11 月上旬，任觉五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从东京回国，住进

了南京的四川会馆。随后，他和紧接着回国的肖赞育、叶维等人一起，一

面是等待军委会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另一面，在南京学潮的声势中，以

肖赞育为首，他们静悄悄地开始酝酿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

组织。

这就是有20 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

是一个秘密团体，但它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曾谈到：自从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头后，《救国日报》

也成为力行社的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名义去从

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掩护”这么简单？1931 年11 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短

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20 余人的“救国会”，并入力行社。力

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60 余人。

从学潮、骚乱开始，南京进入了它最森严的寒冬。

1931 年11 月7 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14 年的纪念日，在闽赣

大山深处的一个县城集镇------瑞金，几声礼炮、一些乡间的庆典方式中，

几千“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代表，沿着青石板街

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

府”，从此，瑞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成三个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

瑞金摧枯拉朽，彭德怀部攻陷会昌，随即攻陷赣州，南昌、杭州大震。贺

龙部逼近江汉，汉阳、长沙大震。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诗词写到的“直捣湘鄂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京统治下的大部分区域的不堪一击、死气

沉沉。

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1 年12 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

国。这一年冬天的南昌，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

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

乞丐，灰仆仆的脸都一片呆滞。

几百里外的枪声，似乎也若隐若现地传扬进了这个孤城。比大雪和北

风，乃至战争都更让人心头发冷的，却是悲观的境况。一整个冬天，从南

昌到淞沪，到处是奸商囤积、物价横飞、卖儿救穷、生路断绝。在惨淡的

市井，终日惶惶、朝不保夕的末世恐慌，象瘟疫一样传播开去。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屯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

已经整整3 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

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是一个已见多了

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

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而“……全面的社会变革

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

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

年3 月17 日）。

但这“唯一的生路”谈何容易？12 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1 万

7 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12 月15 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

后，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 月23

日，他带着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

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 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入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

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

“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孙科内阁在1932 年惨淡的元旦钟声里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希

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

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它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在这惨淡的背景中，南京，1932 年元旦，康泽的《中国日报》创刊。

康泽事事认真。他拟定了几条持论方针，如“发扬民族精神、代表真正舆

论”，“有主张有立场、不人云亦云”等。发刊后，报纸有力地落实了这几

个特色。“加上新闻……多为独有新闻，故该报在很短时间内，誉满南京”

（刘征鸿，《康泽办中国日报的一段经纬》）。

《康泽自述》也谈到：创刊当月，《中国日报》就成为在南京“有地位

的一份报纸”。

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建国路的一个叫干国勋的力行社成员的寓所里，

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了。

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受命潜入法租界。他领受的任务是“控制学运”。

在赵主教路的中国公学，他开始经营力行社上海小组。

最后，在五千里外北中国的一角，枪声也零零星星地响着。满洲的冻

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扎幌师团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

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已经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冲冲地来到他的帐篷

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3、

一张英挺军人的脸，浮现在林海雪原的背景里。

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年32 岁。经历龙潭、

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

军特务营长、编练团长等职。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被派赴柏林，学习

装甲兵战技战术。

这是一个“实干家”。在德国，他曾以自己的吃苦耐劳、谦逊诚实，博

得教官、同窗一片赞誉。他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

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钻研课程。前后两年

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桂永清留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职务。他的严谨习气、刻苦态

度，也渐渐闻达于南京军界高层。不久后，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

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

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1935 年，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

式，是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的只有稀稀

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桂永清一下子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他不顾军

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的话，他肯定会放声大

哭。

一直到报告蒋介石时，桂永清仍然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代表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

流亡到淞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

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

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时光重新流回1931 年的初冬。满洲事变爆发后，在德国的桂永清，接

到蒋介石的密令，迅速从德国出发。他“一去万余里”，一路经由中东铁路，

走过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

找到马占山部的营地时，满洲的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在高耸深黑的

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队已经人疲马惫，但士气却仍然高昂着。桂

永清决心为满洲保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

寒暄。他的诚挚和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

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的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部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

以持久。然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地和众多蒙古的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赢得了这些成吉思汗

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漫漫视野中，他的满

蒙活动“不辱使命”。

这一年冬天，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以牲口、步行、汽车、铁路等

方式，艰难辗转地回到南京。但几乎还没有安顿下来，他的旧日同窗贺衷

寒、腾杰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聚会。

短短的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了力行社的一个新成员。一个黄埔五

期学生后来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

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而几百里

外的溪口小镇，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小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

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个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

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

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

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满洲的风潮等让他焦头烂额的声音，跳出了大风

圈外。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的47 天，自这次短暂下野，以后的10 多年

时间，不会再有哪个国民党力量能够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提着一只土鸡或者从河里刚刚捞

上的鲜鱼，送到他的厨房。他是老家人的骄傲，自从他开始带兵，老家就

流传着小镇出贵人的风水说法。他的升迁浮沉、一举一动，都牵引着老家

人的心。何况，有那么多的乡亲子弟，都在他的队伍里任职。

面对老家人温厚、浓重的人情，蒋介石难得清闲。他开始在镐丰房总

结统治、驾驭国家的经验。

他要寻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

侍从秘书邓文仪跟随他住在溪口。象往常一样，他每天为蒋介石呈递

公文、通报动态，偶然也把拔提书店新出版的书籍介绍给他。

这一天，拔提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墨索里尼传记》，送到了蒋介石

的案头。蒋介石极为细致地通读了该书。

他指令邓文仪：该书要“……扩大发行、增加影响”。

那个时代象后来惯常的形容，是“风起云涌”的；也象一般的说法，

它“鱼龙混杂”、“泥石俱下”。在这个大社会里，现代传媒、白话文、通商

口岸、租界、产业工人、投机商、公务员、买办、律师、记者、作家、教

师……这些沿海中国特有的舶来品，让历史产生了新气象。

现代生活的专业分工，虽然仅限于部分城市，但是，这种新的气息，

让几个城市一下子变成了社会的重心。同时，意识形态、思潮等的传播演

化，席卷着城市的中产人家、知识分子。人的“视野大大拓宽了。……武

士道的军国主义理想……民粹派对于平民的关心……佛教的复兴，妇女高

等教育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自我形象的模

糊不清。”（《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一章）

这些，毫无例外地来自西方。在价值观变幻的情况下，对儒学仍有兴

趣的，只剩下一些非常不合时宜、蜗居在大学和乡村的老年学者。更多没

有出路的青年则苦闷、迷惘。

自《申报》在租界出现后，三、四十年里，报刊业大大地发展了。大

学群也在同一个时期，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纷纷出现。它为民

国带来了约30 万名大学毕业生。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从诞生的第

一天起，就贪婪地吸收着西方思潮。报刊和大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带

来苏俄革命、墨索里尼运动、昭和维新等动态，随后又将介绍这些思想的

小册子，送上书店的书架。

在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的年代，民主国家的影响，仅限于生活的

表层，时尚和“摩登”、新诗运动和交际花。决心以自己的学识、党员、军

队、铁腕等领导社会的人们，醉心的却是1917 年的革命、黑衫党“进军罗

马”等狂潮式的变革。他们痴迷于那种社会井然严肃、人民随时动员、意

志高度集中的组织图象。因为，“一盘散沙”的历史，实在太让人刻骨铭心

了！

共产党早就选择了苏俄模式，而南京，要选择罗马。

4、

这一年冬天，来自溪口的密令不断到达二郎庙人物的手上。桂永清之

后是曾扩情。他受命前往长江的尽头，“游说四川”。

《曾扩情入川始末》记载：“游说四川”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32

年年初，四川宣布“服从南京”，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大业”完成了。

“游说四川”是貌似远离南京的蒋介石，为自己“复出”所做的铺垫

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铺垫也悄悄进行着。此时南京的“小不点”戴笠

接到蒋介石密令：组织特务“十人团”，监视南京各派系活动。

但最惊心动魄的一个举措，却是“于无声处”促成的。一个寒冷的冬

夜，在溪口镐丰房的邓文仪，他床头的电话急促响起了。在电话另一头的，

是二郎庙的腾杰。

在静夜里，腾杰的声音显得疲惫而沙哑。他简洁指令邓文仪：“……速

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几十年后，腾杰曾以深思的口吻，谈到促发他这个决定的“李一民事

件”：“……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

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乃急电在奉

化之侍从秘书邓文仪，就近提前报告。”

而邓文仪则回忆：报告后，蒋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在历史的潜流之下，这个“不置可否”的态度，是蒋介石一贯的“欲

擒故纵”权术手法呢，还是为了让自己下决定获得缓冲？甚或，是他在自

己的嫡系面前，也要表现一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姿态？……一切

都隐藏在久远时光、隐蔽心态、乃至蒋介石复杂性格的深处。唯一能确定

的只是，从这个深夜开始，力行社这匹自由鲜活的野马，也要被套上辔头，

被牵系上南京大杂烩般陈朽腐烂的权力躯体了。从此，他们的悲欢沉浮，

乃至崛起和沉沦，都要取决于那个身影庞大的军人------蒋介石。

1932 年元旦被推入大风圈内的孙科政府，一片风雨飘零。

巨大的财政赤字，拖垮了这个内阁。当年的公债发行，受到上海财团

的顽强抵制。上海财团固执地相信，支持孙科，就可能导致蒋介石复职以

后的报复，而蒋的复职，在他们看来是三五日的事。1 月13 日，就职仅两

周的财政部长辞职。

刚被释放的胡汉民，改不了他的脾性；CC 系装聋作哑，党务似乎一

下子瘫痪了；军队更不用说，连一个勤务兵都指挥不动；更要命的是，民

众运动迅速把矛头对准孙科，孙科成为众矢之的……孙科无人可用，无钱

可使。

几天后，更为惊人的消息传来：日侨焚烧上海三友实业社、日本驻华

公使重光葵公馆发生“纵火案”、村井总领事的“48 小时最后通牒”发出……

同时，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日本本部、关东军均有异动，大量迹象表明，

日本将对上海动武。

蒋的复职，真的只是三、五天的事了。

1 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哉

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

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知道他行将复职，

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

抬回，溪口比过年还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

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着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

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朦，似乎

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

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

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那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

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围里，进行着各种惊心动魄

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象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

掩饰自己心里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

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就在他离开老家的这几天，他在杭州紧急召见了腾

杰、贺衷寒、康泽三人。这三人是力行社“筹办最力者”，他们在前往杭州

的路上，就议定见面时称谓蒋介石为“领袖”，而不是原本的“校长”。

这个称谓结合蒋介石对那个法西斯意大利“领袖”的兴趣，是此后几

年历史精确到极点的一个预言，一个伏笔。然后，在杭州迷人的西子湖畔，

夕阳斜斜照射着雷峰塔的时候，一场关乎民国命运的对话开始了。

关于蒋介石密召三人时的对话，资料非常简略。一些历史学家也只是

含糊地谈到，“他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

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最重要

的是，他了解到这些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蓝衣社的建立》）。

然后，他先是宣称自己支持他们。“但是，”他话锋一转，“你们年纪很

轻，经验不足，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片语释兵权后，他又表示了他对力行社组织状况的“不满意”。他说，

他需要一个更“正规一点”的组织。于是他指令三人立即制定《章程》和

《纪律条令》，并且，要多注意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

武士道精神”。

密谈一个多小时后，腾杰等三人起身告退。这时，一个颇为戏剧化的

细节又发生了，蒋介石告诫到：“你们是我的学生，领袖，别人叫我可以接

受，你们还是要叫我校长。”但颇谙蒋介石风格三味的康泽，从这片语里立

即知道，从此以后，“领袖”称谓将弥漫在二郎庙乃至南京了。

三人赶回南京后，在拔提书店和焦急等待的胡宗南等人碰面。三言两

语，二郎庙的几十号人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继而大喜。他们打电话的打

电话，备车的备车，相拥着到蜀陕饭店，喝酒庆贺连同“安排业务”。

等着酒菜上桌的时间，胡宗南一下子就把“业务”给安排完了。他是

个雷厉风行的军人，最不习惯官样文章的扯皮。他说：

“既然校长表态了，那我们立马干他的！……老是漫谈，猴年马月才

有结果。再说人多嘴杂的，你一句我一句，反而误了正事。我建议推选腾

杰、贺衷寒、周复、康泽、桂永清五位同志筹备，有什么看不过去的、不

满意的，那时再提再议！”

这番快语比较符合军人们的脾气。酒宴后，五个人在腾杰的召集下开

了一个会。他们对宗旨、原则、形式、纪律、名称、口号等进行初步讨论

后，安排了分工。腾杰、贺衷寒、周复负责起草《章程》，康泽、桂永清负

责起草《纪律条例》。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这群年轻的军官，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

们抱负远大、忠诚团结、行动迅速，仅仅这一点，在那个离散时代，在“一

盘散沙”的权力构架中，就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何况他们的背后，是一个

当时中国最有力量的军人；何况，在他们这里，集结了这么多的背景、阅

历、思考方式和特长。

他们注定要崛起。

在接受了蒋介石支持的那些人里，包括着各种各样或清晰或模糊的面

目。这里有温厚而公允的曾扩情，野心勃勃的丰悌，光明坦荡的肖赞育，

后来的“中国希姆莱”戴笠，戴笠的“黄金搭档”郑介民，组织臂膀梁干

乔，胆大狠辣的任觉五，学运“专家”叶维，标准的军人胡宗南桂永清，

掌握机要的邓文仪邱开基，特训专才杜心如，单纯激进的周复，线条鲜明

的潘佑强，阴险奸诈的葛武綮……最后，在这里裁定蓝衣社未来道路的，

则是被称为早期蓝衣社“三驾马车”的三个人，掌组织的腾杰，擅理论的

贺衷寒，以及“长策略（活动）”的康泽。

这一群人，平均年龄30岁，大多毕业于黄埔前四期，一般都出洋留学

过。此时担任着指挥、政训、政宣、机要、外勤特务、秘书、侍从、报人、

社团负责人等等五花八门的军内军外职务，但地位大多还都处在中、下级

别。在组建力行社以前，他们的前途、才能都表现得参差不齐，有的还似

乎一直是不得志的可怜虫，比如戴笠。

但自从组成力行社后，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貌出现，渐渐领导起后来

席卷全国、包含内容同样五花八门的蓝衣社运动。在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里，他们成了中国青年的领导人。虽然分化开始了，有的发迹，有的沉沦，

有的权可倾国，有的身败名裂……但事实上，蓝衣社给这群野心家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舞台。

在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方式，执导

着短暂的中华民国三次复兴运动中的一次。这三次运动，都由青年发起，

但只有它承前启后：它是前一次黄埔初潮的继承，又为后一次，就是15

年后蒋经国领导的币制改革、社会改革工程，提供了自己的遗产------三民

主义青年团。

三次复兴中，它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为浩大。

这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次。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众多的观察者都只

能对它进行某个片段、或某个具体事件的阐述，但所看到的，哪怕是那些

较次要的活动，其蓄谋、策划、组织、手段，也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至于

它所组织的暗杀自由主义学者、迫害民主人士的最臭名昭著的活动，更让

后人不愿看到它再出现，并渴望产生它的土壤，也永远过去。

仅仅从康泽所起草的简洁的《纪律条例》，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阴森

面目。连写着《条例》的纸张上，都飘泛着恐怖组织的残暴气息：

“(1)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

(2)不得违抗命令；

(3)不得泄露机密；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

(4)不得有小组织活动；

(5)不得偷生怕死；

(6)不得贪赃枉法；

(7)不得吸食鸦片；

(8)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他们用自己拟订的条例，来替代法律！而且条例制定得如此宽泛，可

以让组织内有权势的人随意裁决，生杀予夺，随心所欲。这是一群无法无

天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对自己残酷、凶狠，他们还要以这样的规则，

来引导整个的中华民国，来买断青年的未来，并试图永远地禁锢住人的思

考，禁锢住作为子孙的我们。在其鼎盛时期，他们在部队、警察、大中学、

民间社团、童子军组织、工厂、商店、乡村等几乎所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

设立了无数组织，控制内、外围人员在50万到100 万人之间，并把数以千

万计的青年，拉入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活动。

他们的影响还延续到了1938 年蓝衣社解体以后，并一直到了1949 年。

仅仅1944 年他们所号召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投军运动，就把

10 几万青年训练成党化教育最彻底、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然后送上内战战

场。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10 余万人大多阵亡、负伤。

所幸，民众并不总是愚蠢的。

5、

康泽之外，腾杰在《章程》里，也勾勒了层次鲜明、金字塔状的组织

图形。

力行社是业已存在的，它由黄埔学生和少数优秀人物组成，其选拔、

入社，均需有两名成员推荐，蒋介石亲自批准。它是蓝衣社组织的领袖层，

指导着整个蓝衣社的未来，并操纵着所有下级“团体”成员的前途和生死。

它规定，除非组织解体，其成员终生不许退社，违背者处决。这是蓝衣社

的第一条铁律，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这时，力行社的成员就是在二郎庙的60 多人；直到蓝衣社解体时，它

也只发展了300 名成员，顶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机关所说的“528 人”。那

时，进入力行社已经变成一种殊荣，它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特殊的擢升机

会、结识高层的便利，如果“组织上”不追究的话，经常还可以躲避法律

的制裁。因为力行社的态度，一般来说要比法律管用得多。

“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同样适用于蓝衣社还不存在的下级

组织。腾杰计划在力行社的底下，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

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军人会面向军官，它将以力行社成员一开始就控

制了的黄埔同学会为“掩护和利用机关”，各地的黄埔学生，年年一拨甚至

几拨的中央军校毕业生，都将被纳入它的轨道。

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党员、文人、警察、学生领袖、新

闻记者、中产人士等，都在它的目标之列。与军人会的首脑一样，它的首

脑清一色地由力行社成员担任。只有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领导、结合全国

文武精英”才能落到实处。

这就是1932 年初腾杰所规划的蓝衣社。用晚年腾杰的话来说，它将成

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

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现在，万事具备，蓝衣社兼有正剧、悲剧、闹剧等多种意味的历史，

似乎可以正式开幕了。2 月下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

防卫的蒋介石，再次召集腾杰等人密谈。

这个见面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南京2 月的阴冷夜晚，28 名军官奉

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附近的一处平房。或者，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

陵崇高威严的神秘感，以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在所有著名的建筑中，

中山陵罕见地以台阶为建筑主体，在拜谒的人们一步步迈进在山川、翠柏、

台阶时，一种自己的渺小、对孙中山事业的仰视感就会产生。蒋介石在历

次失意、静居溪口镇以前，也都要到中山陵来追思、交流、漫步。他熟悉

那种肃穆感。

干国勋在《回忆录》里曾详细描述了前往中山陵的路途：

“先一日由腾杰亲往每一人处，用口头通知，以示郑重，……场外没

有设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责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

不拘形式。蒋先生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

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这种外松内驰的氛围，影响了黄埔学生。他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象

是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事实上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

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政治眼光，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据说，在接见贺衷寒等三人时，

他曾经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等为一身，说了几句话：“你们组织不起

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

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召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

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示意，军官们依据从黄埔毕业的时间前后，开始发言，

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和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

身直立，满是情绪，慷慨陈辞，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

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

句话，在没能听清楚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

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一个个军

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延续到深夜11 点，而这时只有7 个人发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市区

去。但是一席对话，已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于是他宣布：“……明

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的时间不够，那就后天，一直到你们谈完为

止。”

就是次日，同样是在这一处苍茫的平房里，一个后来被史学界认为是

“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次日晚上，在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

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又突然站了起来，要求允许他再次发言。

蒋介石示意他开口后，桂永清言语铿锵，说他“……希望能够为校长

推荐一个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这个人正担任他的叔丈

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名字是刘健群，是个文人。

《蓝衣社的建立》一文写到：“由于没有人反对这一推荐，蒋介石表示

同意，并让桂永清通知刘健群明天上午8 点到他的办公室一谈”。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这个叫刘健群的非黄埔出身的文人，不仅给蒋介

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还为蒋介石带来了一份《贡献一点整理党

的意见》上书。

是这个上书，使“力行社”演进而为“蓝衣社”。它也使这个叫刘健群

的文人，不仅成为“十三太保”最后的，也最复杂、最有争议的一个成员，

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被盛传为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

第六章蓝衣社之春

1、

刘健群，1902 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到，他“老

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

开帽子铺。……”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刘健群的父亲应该是一个面目和蔼的县城小掌

柜，会算帐，但没有太多文化，随时会说出“恭喜发财”一类的话语。在

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算太宽裕的人家。

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贵州兵匪不分，谁能拥有大

量的枪支，谁就能当县长甚至督军。在兵匪统治下素本贫穷的贵州，此时

“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浸润了刘健群的心灵。后

来他写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

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大社会、大民生的性情。17 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

一个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就是这一年，“五四”风潮席

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

“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受五四气息的影响，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

息的一批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

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刘健群即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对法理、制度的熟悉，加上撰稿磨砺，使刘健群历练出了一副好口才。

他的一个朋友曾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

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

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 年中原混战结

束后，一批批部队被调集到江西围剿红军，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在

这样的背景下，刘健群被任命为何应钦机要秘书，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

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组建“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

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很有头脑，是他的形象。随着几次

围剿的先后失利，在繁忙的军务中，他开始细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

考朱毛等人在江西得势的原因。

在1931 年的黯淡辰光里，目不识丁的汉子们一拨一拨地加入朱毛军

队，使这个缺少给养、弹药、军饷的队伍连连壮大。相反，装备精良、人

多势众的国军，总是一触即溃。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楚：是民众愚昧，还是

国民党真的沉沦了？

这一年刘健群29 岁，在乱世中长大的人，自然深知“官逼民反”的道

理。对江西社会略作了解以后，他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

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赋而言，甚至重于政府。但一是注重

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

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对山民来说，负担虽然也重，但公平这一点

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江西围剿屡屡不能见效，和这有没有关系呢？刘健群清楚，军事后面

是社会、财税、政工和基层政权的建设。这样，对朱毛的研究，就渐渐地、

然而更有意义地，让位于对国民党的研究了。

他很快得出了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横行、作威作福、低效无能”

的结论。为此他苦恼、愤郁，然而他毕竟年轻，不象真正的官僚那样世故

老练。他又极富表达的欲望，没有什么“对人只说三分话”的处世方式。

他开始积极寻找谈话对象。

这一年，在南昌的街巷、茶馆、住所里，他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以及南

昌行营的四个青年同僚，交谈起了这些思考。几个有头脑的青年谈话丝毫

没有禁忌。宣介溪一次苦笑地谈到，他和很多普通百姓交往时，“不敢承认

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刘健群被这一句话搞得心头发冷。有一次，他神态激愤地对他的朋友

们说：“日本气焰嚣张，剿匪屡屡失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承认，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之于党的失败！”

日记里的记载更加直截了当：

“……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

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

就在这样的对话和感触里，六个青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他们

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交谈农村、社会、政治、党务等范围广泛的问题。

这一年夏天的宁粤分裂，使刘健群的声调更加沉重：“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

题。我们只要好好算一算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

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

治不可的地步！”

半年的思考、谈论后，刘健群的思路渐渐明晰。他认为，党已经到了

生死关头，而挽救党的唯一路子，就是取得领袖的支持，在国民党陈朽、

腐败的机体上，注入一股名为“蓝衣社”的清新力量，以彻底“改组”国

民党。

在宁粤分裂的沉闷夏天，一个只有区区6 人的布衣团在南昌组成了。

它被视为“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即使几十年以后，蓝衣社并非从布衣团

脱胎的真相已被披露，史学界仍然认为，蓝衣社“承袭了布衣团的主要构

想”。

“杜绝腐败，重组国民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也是布衣团

的主张。……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团体成员的个人财产。”1969

年，在接受来自美国的易劳逸教授采访蓝衣社旧事时，已年近古稀、重病

缠身的刘健群，面貌里似乎一下子有了神采。他迷离的目光，似乎在注视

着在南昌的那个29 岁的自己。

那是他多么富有活力的岁月呵。世俗的一切得失、取舍，追逐金钱的

本能，在救党救国的旗号下似乎都微不足道。“一个反腐败、有活力的团体，

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腐败。因此我们规定，每个加入布衣团的成员，一个月

的最高收入不能超过200 元，多余部分必须上缴给团体。反过来，月入不

到20 元的也能从团体里获得津贴。成员或其家属有灾病，老人的赡养、子

女的就学出现困难时，也能得到救助。……”

这是一个相当温馨的组织图景。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深知民

国社会风气的易劳逸，当即对它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从布衣团的这个“主要特色”里，可以看到乌托邦、互助公社的深重

痕迹。在20 年代，公社理想曾经席卷数以十万计的青年。一度，北平、上

海等城市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的延续时间能超过一年。

“公社---刘健群”，这是否蓝衣社最终灰飞湮灭的根源之一？易劳逸深

邃的蓝色眼睛扑闪着，他询问似地，想从病体离支的刘健群身上得到答案。

但这不是根源。刘健群以及后来的蓝衣社，对公社理想都不感兴趣。

只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实在的组织作用，就是使“成员的收入易于监控，

可以在根本上杜绝内部腐败”；而且它可以解决成员的“失业”、“涣散”问

题，增加组织的凝聚力。仅仅是因为这些作用，蓝衣社才一度在全社执行

了这个规定。

对话渐渐深入，刘健群不断地说，也不断咳嗽。他是癌症晚期，自知

已不久于人世。而且自来台湾后，他就每况愈下，最终潦倒蜗居在台北乡

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对已经无人问津的他来说，这，将是最

后一次对外界说话的机会了。

一口浓痰噎住了他的喉咙，太太关切地看着他。“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是他的二婚夫人，和他在一起近30 年了。在短暂的繁华后，跟着他，她

吃的都是苦，承担的却是误解和骂名。或者，此时他对夫人，多少产生了

恻隐之心？当时他是那么的自信，以为能够封妻荫子、追逐王霸功业。

他继续讲述着。从布衣团到蓝衣社，从出任蓝衣社书记长到当选立法

院副院长。一生的光彩都在那十几年里。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蓝衣

社，使当年如日中天的他最终沦落为台北街头的一个普通老人，连去医院

看病都要挤公共汽车。

于是，这个对话就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感慨，充满了一个不得志者步入

暮年时的叹息。对于生长在简单民主社会的易劳逸来说，这使他很快进入

了一种东方式的感动。

照射着这两间屋子的太阳，渐渐西斜了。易劳逸的笔记本上，已经满

满记录了大半个蓝衣社的演变历程，他却感到，自己的速记进度太慢。这

是一个多么睿智、深刻的老人呵！他的身上，有多少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呵！

刘健群惊人的记忆力和一针见血的评述，使他对这个老人产生了几分

同情、几分敬重。对话结束后，他真诚地对刘健群和夫人表示了谢意，而

后告辞了。

这是易劳逸最后一次见到刘健群。短短几个月后，在大洋彼岸的易劳

逸就听到了刘健群去世的消息。此时，他已开始《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

蓝衣社》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除了他对刘健群的谈访记录

外，还有刘健群送给他的一个小册子，《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

这个小册子起草于刘健群的江西时期。它不仅是布衣团的纲领性文献，

而且，刘健群本人的发迹，布衣团的并入力行社，以及力行社演变为“蓝

衣社”的历史轨迹，都和这个小册子息息相关。

2、

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即写到：党已经完全堕

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

场”：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党的领袖和党员之间的互相利用和互相冷

漠。……有些党员利用领袖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标。假若这些党员对

领袖的口号表示支持，那么他们就被视为忠实的和真正的同志。即使这些

党员危害了社会，领袖们也毫不介意。……”

和宣介溪在过去半年的许多对话，经过整理也写进了手稿。比如“被

群众所痛恨”、“源于党的失败”、“看不到党的工作”等。这是国民党的一

个真实图景，也是国民党的最大忌讳。刘健群丝毫没有考虑这可能使他有

杀身之祸，泼辣辣地挥洒情绪。

列举了党的面貌后，更重要的是“开出药方”。刘健群认为，“党的混

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

完善、内容不充实”。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地改组党。

但要全面改组国民党，又谈何容易！于是，以布衣团、蓝衣社来“修

正”国民党组织，就成为刘健群的设想。他希望在维系现状的基础上，产

生一个完全崭新的组织。也就是说，可以容忍旧的国民党的存在，但必须

剥掉它的权力实体。

“……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

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这个“队伍”是怎样的呢？它信仰怎样的“主义”？它推行怎样的政

治主张？最后，它将给党“培育”出怎样的精神？这是更为关键的一个问

题。刘健群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开始了《意见》的第二部分。

同样是在这部分的开篇，刘健群明确写到，布衣团将以“墨索里尼的

黑衫党人和希特勒的褐裳党为效仿”，力行独裁，使中华民国法西斯化。正

因此，布衣团的后身才将定名为“蓝衣社”。

1969 年，刘健群曾经感慨万端地说过，“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来是很落

后的了，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易劳逸，《刘

健群采访记》）。这个“当时”，指的正是30 年代上半期，力行社、布衣团

先后成立的时候。

1929 年左右，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它的第一个中文

译本在上海问世。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的自由主义领袖马泰奥蒂。

在墨索里尼的暴力小组横行于整个意大利，并操纵1924年4月选举的日子，

马泰奥蒂通过对暴力小组、黑衫党的深入调查，写出了该书。

刘健群读到这个册子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在两个主要欧洲国家------意

大利与德国，都已确立或行将胜利，而且使经济腾飞、国家复兴。在欧洲

中心的年代，它的影响迅速辐射世界。特别是一些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

它也辐射进刘健群的心灵。

这本小册子使刘健群成了中国最早、也最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之一。

不久后，法西斯的组织方式连同公社生活，被他混合在了一起。刘健群坚

信，法西斯的组织方式，结合公社式的组织生活，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

这个看法通过刘健群的如簧之舌，也渗透着布衣团，使这个只有区区

六人的小组织，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清新，奇特的活力。但它还不够。在《意

见书》的第二部分，《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刘健群更充分地表现着他的蓝

衣社设想。

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当然是领袖独裁，“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

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他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领袖，能够象

印度的甘地、或者墨索里尼那样，用超凡的精神素质来凝聚全党，但是，

“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产生”。

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产生！刘健群似乎看到了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

统，他相信这些是中国法西斯化运动的根基，“超人会出现，并且领导起革

命运动”。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基础上，所有蓝衣社成员都必须过“苦行僧一般的

生活”，蓝衣社的干部必须“等同于普通民众”。其收入、生活、行为都必

须处在严密的监视下，大到娶姨太太、吸鸦片，小到穿西装、跳舞，都在

取缔之列。任何贪污、“腐化”、违纪行为都必须得到严惩。

只有这样，蓝衣社才能“领导全民”，它的每一个小组才能成为“辖区

内民众的无形核心”。反过来，在蓝衣社管辖下的民众，必须把“财产、生

命和后代的命运”，全部托付给国家和领袖。他们要以日常生活来表示这种

“托付”。

在蓝衣社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要尽的责任极其烦琐，从服兵役、绝对

服从命令、随时准备“牺牲”开始，到爱戴领袖、包括见到领袖画像或闲

谈至领袖时都必须肃立，最后，还有监视邻居、整洁居所、准时起居等细

节。

那么，怎么培养民众的这些“精神”呢？这就需要把每个人的一生切

割为若干时期。幼年时必须加入蓝衣社的儿童组织，少年时必须加入蓝衣

社的预备组织，或处在预备组织的监视下。如果考核合格的话，那么，一

个人步入青年时，他就可以加入蓝衣社组织了。这样，中华民国将演变成

一个领袖------蓝衣社组织------普通民众的三级层次组织，实现社会的彻底

军事化。

这就是30 年代初，一个年轻政客为所有中国人设计的命运。

命运有意地让刘健群、腾杰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几乎同时想建立一个

挽救国家的秘密组织。而且，这个巧合如此完整：一个来自外侮，一个来

自内患；一个突出组织，一个强调理论；一个致力基层秘密，一个致力领

袖权威；一个用缜密的思考，一个不乏狂人的激情……他们把民国奇形怪

状、混沌原始的各种习性，一同运用、体现出来，“蓝衣社”集大成着民国

党团活动的特征。

把两份文件叠合在一起，后人可以看到，那就是蓝衣社全部的历史轨

迹。在军党政警学的基层秘密组织、军队政训的控制、“新生活运动”、法

西斯化宣传、对传媒的冰冷封锁、对蒋介石独裁地位的支持、大量的暗杀、

对日本态度的坚定，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令人生畏的军统局……一直到

最后的兵败台湾、灰飞湮灭。

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身上，完成了主

要的理论储备。它让人叹息于历史惊人的戏剧性。

长达87 页的《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手稿，在几经修改后于1932

年年初最终定稿。随后，当春节临近、稀疏的鞭炮声断续响起时，刘健群

决定以戏台故事里常见的“上书”方式，去游说、征服蒋介石。

1932 年1 月，刘健群和宣介溪买舟向东南方。在这一路的船头，他的

心头既有鼓荡感，又充满了忐忑。那个一生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信徒自居

的人，那个处世为人都以宋明心学为标榜的人，会采纳他的这个源于欧洲

的“意见”吗？

他当时并不知道，在他离南京越来越近之际，在溪口镇，那个读过私

塾，口气里都是“勇毅”、“诚信”等儒学信条，受过日本军国教育，入过

地下青帮，开过交易所，信仰过三民主义，同时为了娶到一个女人、还非

常滑稽地接受过基督教的人，那个中国历史上最古怪、最莫名其妙的大人

物，也已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兴趣。

史料记载：刘健群到南京时，他并没有找到陈立夫，但他也没有就此

回南昌，而是继续在南京活动。到2 月下旬，布衣团的活动中心从南昌转

移到了南京，并从原来的6 人发展为18 人（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在南京活动期间，刘健群频繁出入在何应钦府邸。在这里，他很快就

结识了何应钦的侄女婿桂永清。一席交谈后，他以自己的口才和《贡献一

点整理党的意见》，博得了桂永清的极度欣赏。

于是，接下去的令人眩目的发迹，就变得顺理成章。经桂永清推荐面

见蒋介石后，蒋介石对刘健群极为重视。此后一个月内，他连续召见刘健

群10 多次，并“一月两迁”，先是任命刘为中央军校政训处长，继而调任

新设立的军委会总政训处长要职，衔至中将。一时之间，南京政界把刘健

群笑谑为蒋介石的“螟蛉子”（《康泽自述》）。

刘健群横空出世，跃居南京官场的高层。但，对这个“螟蛉子”提出

的将布衣团扩展为蓝衣社的设想，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作答。

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他官邸附近的一片巍峨的建筑。那就是励志社。

3、

励志社旧址，位于今天的南京中山东路307 号。现在它只是江苏省会

议中心。而在过去的50 多年，它还先后是过学校、招待所、宾馆等普通场

所。历史已经剥夺了一个时代给予这三栋宫殿式古朴建筑的特殊荣光。作

为富有悲剧意味的一个时代象征物，人们只能看见，励志社，那不尽的尘

封的面容与真相。

1929 年元旦，励志社效仿日本“偕行社”而建，原址在黄埔路的中央

陆军大学校内，是一个军内文化服务组织。1931 年，由著名建筑师关颂声、

越深设计，由陆根记营造局施工的中山东路励志社建成后，励志社开始了

它兼为一个著名的服务组织、一个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气的建筑的历史。不

久后，作为社团，它的分支机构遍布了许多城市。

励志社事实上是那时的国家俱乐部。在励志社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

一笔：1932 年3 月1日，蓝衣社组织在此正式形成。

励志社大会的一个参加者干国勋，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写到

大会的进行情况：

“（3 月1 日）早晨8 时前，大家都根据筹备处的通知到励志社集

合。……会场中的座位布置成马蹄形，对着马蹄口所设的桌椅，即为蒋氏

主持会议的席位。……”

但这个会议因淞沪战争，而显得不大圆满，二郎庙的人物“因公不在

南京”而缺席了10 余人，其中更包括三个重要人物：康泽率关注战争的首

都记者考察团到前线考察，胡宗南则匆忙赶回前线，充实防御。最后，曾

扩情也还留在成都“游说四川”。这样，只有40 余人参加会议。

蒋介石到场后，如同桂永清推荐刘健群那样，这个绝密会议又有了一

个小插曲。

不知道是哪个二郎庙人物多话，一个叫冷欣的黄埔一期学生，听说了

励志社大会后，也闯进了会场。自然，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刻、能凑上蓝衣

社发起人的资历。但蒋介石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他一本正经地问冷欣：

“你来这里做什么？”

冷欣吓得不敢回答。然后蒋介石更加严肃地说：“你走吧。今天这里没

有你的事。”

赶走冷欣的场面，让在场的人印象都非常深刻。它使这个会议显得异

常庄重，会场静得只能听到细细的呼吸声。

一生有过无数兼职的蒋介石，自然是蓝衣社的真命社长。他开始致辞。

这个讲话也一如他惯有的枯燥、烦琐。他显得非常振奋，满口“力行”、“复

兴”。他的身后，挂着他自己拟订的，大致是照抄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手

书，“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讲话过后，依照“民主集权”原则进行人事评议和投票选举。得票多

少，将是干事、常务干事、力行社书记，以及力行社监察委员人选的主要

依据。

邓文仪因任蒋介石秘书，没有成为被选举人。腾杰、贺衷寒、康泽、

邓悌、桂永清、周复、肖赞育、郑介民、邱开基九人被选为干事。力行社

第一个赞助者曾扩情落选，在许多人的评议里，这个当年的“扩大哥”既

娶了姨太太，偶然还吸鸦片，他“能力全无、经验略有、但近来官僚不堪”。

得票较多的胡宗南被蒋介石亲笔圈出了干事人选。蒋介石的理由是军

队“带兵官”不要多参合政治事务，以免影响打仗。此外，怎么都不能占

据地位的戴笠，被蒋介石圈成了三个候补干事的最后一个。这可能和干事

会里几乎没有浙江人有关系，同时也说明蒋介石完全操纵了会场。

常务干事是“三驾马车”，腾杰、贺衷寒和康泽。其中腾杰代表黄埔四

期，贺衷寒代表一期，康泽代表三期；以便蓝衣社的统制全部黄埔力量。

顺理成章地，腾杰继续出任力行社书记。按照“书记负责制”原则，

他要推荐下属各处、以及监察会人员名单，但这些人选的确定，要经过社

长蒋介石的同意。

力行社设立六处，即书记、组织、宣传、军事、特务、总务。书记处

是腾杰的助理机关，由力行社的几个“小字辈”组成。常务干事康泽兼任

宣传处长，这和他正在办报的关系非常大，否则，他更合适的是周复的组

织处长职务。他的《中国日报》也“顺便地”成为力行社的机关报。

军事处长是除了不在场的胡宗南之外，唯一象模象样的“带兵官”桂

永清。总务处长是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曾扬言向蒋介石告发、此时却也

被带到励志社的李一民。最后，为使力行社拥有一个比黄埔同学会更正式

的“掩护和运用机关”（《康泽自述》），蒋介石决定设立一个新机构------中

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由肖赞育出任处长。

这个“调查处”不仅继承了黄埔同学会的全部权力，而且权力版图扩

展到此时南京大小几十所的各类军校。此外，从它设立的那一天起，它就

兼有特务机关的意味。

在会议临近结束前，蒋介石与40 多名与会者沿励志社宽大的大厅，手

拉着手站成一个大圆圈。他继续以他那呆板、毫无特色的语言进行鼓动：

“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不达目的决不终止……”

从晚清开始盛行的秘密组织时代，从这里步入了它的最高潮。

这一天，随着40 余人走出励志社、涌向八宝街的一个园子，一个悬念

也留给了大部分的与会者。那就是尚未确定的特务处处长人选。

不过，按照一般的估计，二期学生、广东海南人郑介民是腾杰的推荐

人之一，出任该职务的可能性很大。

4、

励志社成立大会使“三民主义力行社”半公开了。当时，没有人觉察

到一个影响历史的事件正在发生。没有任何报刊披露这个消息，至于麻木

的人民，更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社团”，日后会一度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3 月仍未转暖的南京，八宝街一带的几个院子却异常热烈。励志社

大会前后，由陈启坤出面，力行社在八宝街的一个“大园子”内，租下了

两栋二层楼的房子以作总社办公地。肖赞育曾谈到，“因系秘密”，它不设

岗哨、没有招牌，只有几个便衣警察守卫。

靠内的一栋楼房，一层是军事处和宣传处，二层是书记处和组织处。

另一栋，则是肖赞育和另一个书记处人员的住所，“以作掩护”。同时，腾

杰、康泽等人也纷纷在附近租赁房屋，以方便办公。

一开始，只有区区60余人的力行社，让这个园子显得很寻常。附近的

居民都以为这是普通的人家。但没几天，它就一下子鼎沸、神秘起来了。

3 月是蓝衣社6 年多的历程中，魁首们聚会最频繁、相处最默契的一

个月份。按照蒋介石对力行社的要求，力行社不另设机构，“只有小组和社

员”（《康泽自述》），全部60 余人被分为六个小组。小组每周会议一次，组

长也每周要向蒋介石汇报一次工作。这带来了力行社此时紧张、严密、热

烈的氛围。

蒋介石在当年6 月7 日前往武汉主持“三省剿匪总部”以前，主持了

力行社全部的13 次会议，“并且每日会议都长达3 小时以上”。一个成员更

回忆到，“在第一年的上半年，三位常务干事经常与蒋氏围着一张小圆桌四

方坐下，讨论国家大事与社务”（邓元忠，《林培琛访问》）。他过问着力行

社每一个计划，敦促着每一步动作。

在他无比庞大的军人身影下，这个春天，蓝衣社的第一轮发展狂飙卷

起了。

一个力行社成员1932 年春天的日记曾写到，“得到总司令的同意”后，

蓝衣社“气势一日千丈”（《唐纵日记》）。这种震动南京的气势，首先因为

它接管了首都的防务，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这年春天涌入八宝街的人流里，有五个“皇亲国戚”。他们是蒋介石原

配毛福梅的亲侄子、“天下第一侍从”毛邦初，首都卫戍部队88 师师长俞

济时，警卫团团长宣铁吾和蒋介石的两个侄孙，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和空

军首脑蒋坚忍。在古代，这些亲族子弟、近卫部队往往身着锦衣，一时之

间，蓝衣社被笑称为蒋介石的“锦衣卫”。

批上锦衣后，蓝衣社还被笑称“黄袍加身”。在“皇亲国戚”的后头涌

入八宝街的，是遍布各地的一百余名黄埔将官。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了

关麟征、黄杰、王敬久……等后来声名最显赫的黄埔毕业生，是当时几乎

全部的“学生将军”。

将官之后是校官。在连年混战、军饷不给的背景下，南京街头处处可

见“失业”、开小差的黄埔军人，不止南京，“各种大城市到处发现这类游

手好闲的人物，他们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社会混乱，莫此为甚”（《康泽

自述》）。

这些良莠不齐的失业军人，却是蓝衣社的一块肥肉。几乎是励志社大

会刚刚开过，蓝衣社就开始了以开办培训班、“分配工作”来网罗党羽的活

动。3 月，“自新训育班”开班，蓝衣社一举通吃了全部的270 名校官；4

月，“团警班”开班，第一期就招揽了500 余人，此后又连办三期，共汇流

2，000 余人。

这个春天，在办公室里，腾杰的眼睛不断投向一张硕大的地图。他似

乎看到了一个个粗壮的军人身影，而他目光所及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广

漠。2，000 多名团警班成员，先是在淞沪、江苏、浙江等地，成为雨后春

笋般冒出来的禁烟、税务、交通、铁路等警察部队的头目。不久后，那些

身影又进入中南、西南、西北和华北，负责起保安部队。

这些地方武装，毫无例外地成为日后蓝衣社各种阴谋、策反、颠覆、

串联活动的主力。在蓝衣社剪除军阀的“削藩”中，在席卷全国的“新生

活运动”中、在华北的抵制“自治”中……在接下去几年，处处可以见到

这些人的身影。

这个春天快过去时，腾杰的地图已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团警势力。上

百个保安团、几百个警察局，从中心城市到县城不断在地图上被标列、添

加……

夏天到来时，力行社已拥有成员约200 人，大多数人都是将军。此外，

军人会也在各地控制了200 多个小组，并且“小组常有多至15 人者”。

蓝衣社一举成为南京的三大派系之一，民国新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几

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写到：“（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其中最大、

最具影响的派系是CC 系、政学系以及黄埔系。……在1932 年到1938 年

间，黄埔系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一个纪律严格的秘密组织，闻名的蓝衣社。”

这番论述，被收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

又何止是“黄埔系”？这个春天，腾杰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烟雨迷蒙的

南京，他还有一张更加隐蔽、不断细密的蛛网形地图。

3 月，革青会兼并了18 人的布衣团。革青会南京小组成立。从这里开

始，一个庞大而细密的革青会网络，在一个个城市、街区、住宅舒展开来。

任觉五担任南京支社书记后，干国勋执掌武汉支社，叶维负责上海支社，

贾毅主持北平支社。接着，十余个支社、上百个区社、几百个小组，开始

密布在工会、报馆、学校、社团。

革青会的使命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许

许多多的市民，就在这个春天风闻到了蓝衣社的存在。

这个春天，八宝街还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迟迟没有任命的特

务处处长，终于下达任命了。担任处长的，不是控制着颇具规模特务势力

的邓文仪，不是早早显示了特工才能的郑介民，而是流离沪浙十年、一事

无成、曾经偷鸡摸狗，在家乡几次诈骗、屡受殴打、名声极差的那个从前

的流氓，后来变得勤奋含蓄的戴笠。

这个希奇古怪的决定一公布，戴笠兴奋得眼珠子要从眼眶里蹦出来。

当日，他在南京大宴宾客，次日，他正式受命在徐府巷草创特务处本部。

为了给他压根还不存在的手下以神秘感，戴笠特地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处，

安置在和他私交极好的胡宗南、在南京鸡鹅巷53 号的驻京办。

戴笠向自新训育班要走了30 个人，开始在南京三道高井的一所普通住

宅，依照自己的方式，训练他们。

这张声势日渐惊人的“地图”，就是腾杰的“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之

外，是“精神建设”。随着革青会的兼并布衣团，这个春天，《贡献一点整

理党的意见》也被接纳为蓝衣社的主要文件。布衣团“限制成员个人财产”

的特色，经过腾杰整理，变成了对早期蓝衣社有深远意义的《生活限制条

例》。

5、

《生活限制条例》后来被称为是“修身进德之举”。和刘健群的设想一

样，这是一个琐碎、细致、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条例。它要求成员勤奋、“力

行”、清廉、简朴；限制奢侈浪费，如外出不得坐客轮的头等舱，尽量减少

用车等；限制腐化堕落，如不准赌博、不得娶姨太太等。一句话，它也要

求大小成员，“生活等同于普通民众”。

首先限制的是收入。民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高级公务员的收入

一般为民间十倍以上。如一个上校团长，法定月薪为240 元，足以养活一

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此外，腐败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贪污、受

贿、灰色收入，使官员的收入往往能达到法定薪水的几倍以上。

与这样的高薪相比，军人会的一群上校，由于薪金由蓝衣社列支，每

月仅80 元。助理书记陈启坤的月薪同样是80 元。即使是总社书记腾杰，

其月薪也不过120 元。在这样微薄的薪金中，他们还要上缴5%的“社费”，

还要无穷无尽地“乐捐”。

八宝街如此，其他人也不能避免。按照《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

建议，《生活限制条例》规定，薪水不由蓝衣社列支的成员，必须将超出

200 元的收入，上缴给刚刚组建的“厚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力行社的

福利机构，一个小型的“公社”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收取高薪会员的

上缴，发放失业人员救济，负责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等。一句话，它要使

入社人员“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当时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月入为400 元，每月上缴200 元。桂永清

等人的每月上缴亦有此数。一个成员谈到，由于蓝衣社内高薪人员非常多，

一开始上缴也非常自觉，失业人员每月30 元的救济，从1932 年到1934

年是得到保障的。“介绍工作”也较有成效，军人会曾请马培基、杨政和及

张淳等三人帮忙编著《演习操典》一书，著书期间，三人加入军人会。该

书“完成后即告失业，乃由肖赞育、易德明介绍到航校任区队长”。

限制高薪，反过来，社内办事人员的薪水却相当平均。“刚从大学毕业

的助理员也是社内最低薪水人员，每月就有60 元”，和高干的差别极小。

随着《生活限制条例》的推出，及各个后来或重要、或昙花一现的人

物的介入，八宝街的生活，开始显露一种民国罕见的清新。

这种清新首先因为成员的年轻。1932 年夏天，拥有数千名成员的蓝衣

社，平均年龄约27 岁。年龄最大的曾扩情不过37 岁；大多数人是20 多岁；

而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则只有17 岁。

林培琛是整个蓝衣社历史上，最年轻的力行社社员。他的加入力行社，

多少有些幸运色彩。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热心时事，关注国

家前途，成为匆促组建的“童子军筹备会”成员。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

集会中，他被力行社的一些首脑看中，立即退学到力行社书记处任助理员。

加入力行社，使林培琛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追求。他

的工作是负责内部联络，安排会议，保管、誊写、整理各类文档，事务并

不重大却非常繁忙。同时，出于保密的需要，他后来回忆，在整整5 年多

的时间里，他吃睡都在办公室，“一月只出来理发一次”，此外足不出户，

没有任何娱乐、休闲和私人生活。

一道灰色的院墙、无数往来的亲切“同志”，就是林培琛青年生活的全

部。在作为力行社成员的6 年多时间里，除了一批简短的家书外，他和自

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他连腊月春节都没有回自己的广西老家。对他的

父母来说，这个儿子是中华民国的、蓝衣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

林培琛的顶头上司，是与腾杰一同创办力行社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

姑娘，也和林培琛一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爱情与婚姻，都纳入了八宝

街的生活。这一年3、4 月间，她和腾杰在八宝街一带的一所普通民房里，

匆忙地结婚了。几乎没有举办仪式，不过是几个同窗、同事一起吃了一顿

饭。

轻易地度过人生这个最难忘、最甜蜜的关口后，她继续自己在蓝衣社

的文档、内务、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她几乎比林培琛还要忙，以至不久后

就患了伤寒。在不知觉中，要命的病菌，在侵蚀着她年轻的躯体和生命。

林培琛、陈启坤，一个是蓝衣社的灵童，一个是蓝衣社的圣女，他们

带给了早期蓝衣社以特殊的纯洁。不止他们，一个叫严泽元的成员在几十

年后回忆，“当时在社内办公的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叫梁干乔

的成员则更加发奋，他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4 点钟才上床休息，第二天又

早早起床，准时上班。

这样繁重的工作，以至于“有一次全体办公的人员健康检查时，发现

很多人患有神经衰弱症”。

繁忙的工作，平均的收入之外，是一种融洽、亲密的生活氛围。梁干

乔在其《遗作集》里回忆到，那时他和腾杰、康泽等人一样，也刚刚结婚；

一结婚，他在大院附近临时安下的家，就变成了许多青年的“大家”。腾杰、

陈启坤、林培琛以及许许多多的青年，都在这个家庭里进出自如毫无拘束。

许多人有他们房间的钥匙，有时他们夫妻不在家，“青年同志”也可以随便

出入，甚至从窗子爬进去。

家里如果有食物，他们可以“任意取食”，最多是留一张条子，而后在

条子上写“谢谢阿梁”！29 岁的梁干乔和他的新婚妻子也从不介意，甚至

非常欢迎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生活情境，烘托、深入进了每一个年轻的心。许多年以后，一

个已年近古稀的原成员易德明，在面对采访者时，依旧无比的激动、缅怀。

他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地泪流满面。

清新气息之外，是严格的纪律执行和生活的自律。

禁止打麻将、赌博，是《生活限制条例》的律条之一。韦碧辉是蓝衣

社在陈启坤之后，所吸收的再一个女社员。刚刚入社，她就接受指令，以

拉家常、串门子的方式，来探听、监督成员的该方面违纪。

不仅是她，许多人都自觉、自发地进行纠察。胡靖安时任蒋介石侍从，

常在节假日邀朋唤友，麻将一打数圈。他的邻居，却是以正直、严谨著称

的桂永清。桂永清对胡靖安先是屡次规劝，胡靖安也屡屡保证，但仍不时

犯这个毛病。几天后，桂永清即在干事会中提出这个问题，干事会决定“照

章惩罚”。负责惩罚的，是胡靖安过去的下属、候补干事戴笠。

戴笠多少给胡靖安留了点面子，让他先返家。“胡乃告家人将出行一星

期，实际是被禁闭一星期”（邓元忠，《肖赞育访问》），从此戒麻将达数年

之久。此外，另一成员罗纲也因为打麻将被禁闭一星期，并被罚“写小楷

五千字”。

两个违纪打牌事件后，全社肃然。节俭、严谨、甚至苦行僧一般的生

活风气，弥漫于八宝街。有人记得，年龄最长、最早赞助力行社的成员曾

扩情，甚至只因入社前娶妾，数年内每有升迁、另调事宜，一概遭受多数

年轻成员抵制。

与此同时，蓝衣社也一改民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官场习气，

对于社内高干的违纪乃至失误，都严厉追究。

以“长策略”著称的康泽，本身是个极重纪律的人。他时常在清晨5

点钟召集革青会紧急会议，并严禁坐车、严禁迟到，迟到者不论地位，一

律罚站。于是这一年春天，临近的居民常看到，天未破晓时，一行人就一

溜小跑、穿街过巷，而后消失在那个神秘的园子里。但他却意外地成了这

种苛酷纪律的牺牲品。

一次，康泽“误将”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了蓝衣社的另一成员。

在戒律森严的蓝衣社内，这也违反了条律。“易德明发现后，将此事告知郑

介民”，由郑介民在干事会上提出，其结果是“康泽被弹劾”（《易德明访问》）。

在此之外，1932 年春夏的八宝街，一种破家报国的既悲壮又多少有些

荒诞的气息，升腾起来了。

送返外国妻子即是一个例子。蓝衣社规定，为保密起见，其成员不准

许与外籍男女通婚。已经通婚的一律限时送返。任觉五曾娶日本妻子，另

一成员李忍涛曾娶德国妻子，均迅速办理离婚手续并送返回国。几十年后，

一些成员对此态度也颇有保留，认为这“制造了拆散家庭的悲剧”。

清新气息的烘托、严格纪律的管制，使蓝衣社的成员一开始没有奢侈

浪费，没有懒惰腐化，“大家都廉洁清寒地生活”（邓元忠，《腾杰访问》）。

蓝衣社另外规定，“凡贪污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最早的两年里，至

少在南京，“无人犯过”。

这样的生活气息、严格纪律，使几十年后，数十名蓝衣社首脑仍然感

慨于早期的清新热腾，唏嘘于后来的土崩瓦解。

6、

“组织建设”、“精神建设”之后，轮到了“活动建设”。1932年6 月，

正是八宝街兵强马壮、声势惊人之际，前线的枪声似乎传扬到了这里。中

共党史称为“第四、五次围剿”的连续作战开始了。战争在三个战场同时

进行：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即“鄂豫皖三省苏区”，贺龙的洪湖苏区，和长江

以南的朱毛江西、福建苏区。

三个战场中，大别山是当年“围剿”的重点。6 月7 日，蒋介石亲任

“三省剿总”总司令。他先是驻足庐山，而后前往武汉。这一次，仅仅是

他的亲随中，就有15 名力行社成员。一个成员后来写到：“……除了经常

性的办公机关外，主力都集中到汉口、前线或苏区。……被称为‘有声有

色’、‘气焰极高’。……”

几十年后，邓文仪更称这是蓝衣社的“第一次集体行动”。蓝衣社通过

“铁与血”的手腕、来铲除“五鬼”并实现独裁社会的道路，就从这里开

始。

和谭伯牛一样拥有盛名。

第七章廉政风暴

1、

1932 年6 月下旬，在大批文武官员、秘书警卫的拥簇下，蒋介石从九

江踏上一艘炮艇，前往武汉。28 日，十余万武汉民众在“武昌首义遗址”

附近，以浩大的声势欢迎来自南京的数百名高官显贵。

当日，蒋介石略显沙哑、口音浓重的演讲，不仅在现场，而且通过有

线广播传扬进许多中产人家的耳朵。对“官话”素来陌生的武汉，很少有

人听清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但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仍然被捕捉到了：“……

五分军事，五分政治”。

次日，武汉最主要的报纸之一，贺衷寒兼社长的《扫荡报》，全文刊登

了蒋介石的演讲。这份报纸的几千家订户，当时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些

触目惊心的词汇：“编保编甲、五家互保”；“一人通共、五家同罪”；“没收

敌产、处决壮丁”……

这就是将在大别山推行的“五分政治”。如果说，对这些中世纪的词汇，

武汉人还觉得陌生的话，那么这个夏天《扫荡报》连篇累牍的消息，将折

射出一个人间地狱。

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 月的流火中，30 多个精锐师从三面夹击大别山。

其中包括5 个力行社成员，即胡宗南、俞济时、关麟征、黄杰和蒋伏生任

师长的部队。在他们的身后，是贺衷寒任处长的“三省剿总”政训处几百

名军官。

这几百名军官，大多是刚刚结业的“自新训育班”学员。他们在另一

力行社员、湖北保安处长阮齐的几个保安团，以及地方土豪武装“三枪会”

的拥簇下，沿山野、田舍缓缓推进。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留下一个小组、

一小股士兵。接着，几十上百人的集体活埋、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熊熊火

光、污水横溢的临时集中营……渐渐连成一片了。

也是在这个演讲后几天，7 月5 日，《扫荡报》在不为人觉察的边角，

又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它也象一颗掉进水面的小石子那样，无声无息

地过去了：“委员长手谕，令侍从秘书邓文仪另组全国对匪斗争机构，兼办

‘党内国内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

几个月后，当时住在武汉的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从旧报堆里找到

了这则消息。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这就是对已名震武汉的“第三科”的最

早报道，是令许许多多西方观察家感兴趣的武汉“廉政风暴”的先声。

这个“廉政风暴”在当时的影响，足以和1948年蒋经国主导的上海“打

老虎”风暴相提并论。富有意味的是，主导这个“廉政风暴”的，是后来

被许多人、乃至蒋介石质疑为“墨吏”、“贪污犯”的邓文仪。

在“四大金刚”中，邓文仪的面貌最为清晰。1972 年，他曾简短地谈

到自己的身世。他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小业主家庭，“父在乡间做小买卖，家

道中衰”。

又不是“小业主”、“小买卖”这样简单。邓文仪的父亲，是一个粗通

文墨、熟悉乡村掌故，然而毕生不得志的流民。他多少缺乏单纯农夫的忍

辱负重、克己尽责。从12 岁起，邓文仪就要“做工助家，念书时亦要自筹

大部分学费”。

窘迫的早年，一个未成年人“自筹学费”时艰辛与温暖，这样的“苦

寒行”影响了邓文仪的一生。“自筹学费”使邓文仪一生极重友谊，特别是

资助过他的同学与亲友；同时也使他早早摆脱小家小户的藩篱，放眼社会

大天地。“中学快毕业时，家人促邓氏结婚，以毕业在即，觅职可望”，但

他无法让自己进入普通、卑琐的家庭生活，于是断然拒绝，并离家出走至

黄埔。

在黄埔平等、淹没了出身差别的广阔天地里，邓文仪广交朋友。此后

几年，他仕途之坦顺，擢升之迅速，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到力行社成

立前后，他已经是蒋介石的头号“宠臣”了。林培琛曾谈到，“（民国）二

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初，……邓氏每日皆在蒋中正身侧。……任用师长和军

与师的参谋长，皆由邓文仪审核推荐”。不久，甚至“军长的任命亦由邓氏

审核推荐”。

从进入黄埔开始，不过8 年时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执掌了如此

重权，确实令人眩目。但也在此时，贯穿他一生官场沉浮的线索，开始浮

现出来了。

在南京官场，邓文仪有一个外号，“蔫辣椒”。身为侍从秘书，他作风

严谨、口风极密，这是“蔫”。同时，对自己效忠、信任之人，他真诚友善，

甚至可以忍辱负重；但他“排外性”极强，对与自己话不投机的官僚政客，

经常不留情面，而丝毫没有客套敷衍、应酬往来，这是“辣椒”。

性格即命运。在纷纭的大时代，在世故的官场，如此“蔫辣椒”风格，

自然不能持久。他后来的宦海沉浮，乃至他身后的争议纷纭，毁多于誉，

其实都因为这个性格。……但此时，正值蓝衣社“政通人和”之际，他27

岁的年龄，他“蔫辣椒”的本能，那带些莽撞、有点粗鲁的方刚血气，以

及初露端倪的“乱世能吏”形貌，使他在“廉政风暴”中一举成为全国性

的新闻人物。

“当时汉口有‘三多’之称，即‘多嫖’、多‘赌’、多‘吹’。多‘吹’

（吸鸦片烟）。……腐化的风气直接影响了士气、税收、军事保密。”40年

后的一个夜晚，在台北的一处公馆，经过“三起三落”、已经从政工局长位

置上退休的邓文仪，开始娓娓讲述当年自己主导的“廉政风暴”。他似乎一

下子回到了那个在烈日和污浊中的闷热武汉。

又哪里是“三多”这么简单？在30 年代初的末世里，武汉这个伟大的

城市，民国纪元的象征，这个聚居着400 万人口的“九省通衢”中心，最

大的水陆码头，已经深深陷进了腐败堕落的沼泽地。腐败不仅限于官场，

更弥漫于整个武汉社会。它是一个“小中国”，它把“闹华五鬼”的各种弊

病，集大成式地汇合在自己的身上，使一个荣光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遍身

浓疮、污秽不堪、奄奄一息的老年女丐。

作为水陆码头，自晚清以来，上海、武汉分别是“洋务”中国的两个

缩影。一边是“向洋看世界”的开放，另一边是“富国强兵”的改革。在

50 年的开埠之后，上海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虽然有些畸形的繁荣。

一度，上海汇聚了中国60%的货币资本、50%的外贸、40%的工业制造。

广漠苦难的国土，支撑起了一个可与纽约、伦敦、巴黎媲美的东方都市。

即便在文化上，它也是名副其实、百家争鸣的“上海滩”。

与此同时，以新式陆军、兵工厂、重工业为象征的武汉三镇，却迅速

陷入了蒙昧、野蛮的深渊。“首义”的枪声刚刚停息，沿长江东下、从大西

南汇聚于此的，是大量的鸦片。“云土”、“贵土”乃至由印度、缅甸辗转漂

流而来的“洋土”，使这里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交易商埠。

随鸦片而来的，是大批流民。从“首义”到北伐的10 余年时间，大群

大群的苦力、娼妓、土豪、人口贩子、避祸盗贼、失意军阀，从黄麻地区、

河南川黔，乃至毗邻云南的缅甸纷纷涌入武汉。他们聚居在武汉的“上江”

地区，与“下江”的租界以及旧城区遥遥对峙，构成武汉三镇动荡、混乱

的长久渊蔽。

以流民为社会基础，“青红帮”等黑社会组织在这里泛滥成灾。一个地

下武汉迅速形成了，他们的势力遍布于码头、铁路、商铺、市场、妓院乃

至学校中。无数卑贱、盲目、好斗的流民的血泪，滋养着三镇黑帮势力，

使地下武汉隐约地开始操纵、主导青天白日旗下的武汉。

20 年代动荡的局势，制造了武汉的权力真空阶段。北伐、收复租界、

宁汉分裂后，外国势力、割据军阀势力迅速没落，而南京的影响不成气候。

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权力博奕，都倚赖于黑社会。这极大纵容了黑社会的

成长。20 年代后期，黑社会日渐坐大，最终主宰了武汉。“黑金”武汉极

大地泛滥了。

以贿赂、收买，甚至“招安”的方式，“青红帮”的大头目迅速成为各

级警察机构的头子。他们藏污纳垢，将原流氓、盗贼、横行市井的粗胚招

进警队，按照各自在帮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授予警衔。警察机构完全成为

黑帮的附庸，警匪一家，鹰鼠一窝。几年间，帮会之间的坐地分赃，成为

武汉政治生活的最大事务。帮会的火并结果，成为武汉社会生活的风向标。

武汉在沦陷。

鸦片武汉、地下武汉、黑金武汉。一边是卖儿救穷、砍头示众、污水

横溢，另一边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横行三镇。武汉的人口贩卖市场、

鸦片交易市场，是完全公开的；而作为全国第二大城市的武汉，当时报刊

发行总量，位居各大城市的末座。

这就是1932 年6、7月间，邓文仪连同他的“校长”所目睹的武汉。

“九时半与曹浩森、陈希曾、邓文仪谈话，令邓接收各方报告”。蒋介

石当年7 月5 日的日记，这样简短地记载。曹、曾两人，正是武汉的警备

头脑。一句简单的“令邓接收各方报告”，邓文仪轻易接管了武汉的生活秩

序。

接着，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在《回忆录》里也谈到同样的权

力移交：

“某日，委员长……令彼时侍从秘书邓文仪与我……兼办‘党内国内

贪污腐败的清查任务’，但我对此任务艰巨，不敢接受……”

这个蔡孟坚是CC系的大将，曾伪装成商人潜入洪湖，并与贺龙会面，

是当时盛传一时的“蔡大胆”。但他在武汉腐败面前却束手无策，于是其倒

霉的日子也就到来了。几天后，“委员长出席联合纪念周，即席训话，对武

汉市区秩序混乱，社会生活腐败，对警察服务精神，大肆指责……”。

把蔡孟坚骂得面如土色后，邓文仪接受了一项指令：组建负责反腐败

调查、“社会风气整饬”的机构------第三科。第三科以原军委会“调查科”

为班底组成，其基本干部不变，邓文仪为科长，与邓文仪交往极密的邱开

基为副科长。下设五组，共辖军情特工、秘密警察、刑事侦探1，000 余人。

第三科兼有特务机关、社会局、警察局三大权限。一开始，这是一个

精悍的，然而在武汉面前、多少还貌似单薄的力量。

2、

“第三科成立时，汉口市内已有两个调查机构，但皆与青红帮有关，

实为罪恶之首。……”40 年后，谈到武汉土豪时，邓文仪仍然一脸激愤与

轻蔑。正是渔船停泊港湾的季节，台风一阵阵地刮过街市，卷起他们住所

的窗帘，电灯不时地明暗。不过，一屋子的人都沉湎于尘封的旧事，谁都

没有去注意天气的异常。武汉反腐的另一亲历者邱开基，更是激动不已。

历史在两个老人的讲述中重现。原有的两个“调查机构”，一是绥靖公

署稽查处，其处长为杨庆山。此人十几岁就开始了自己“打码头”、混黑帮

的生涯，因善于拉帮结派，在帮会中地位节节上升。到30 多岁，杨庆山已

开设了两个堂口，成为“栖霞山和太华山的双龙头”，有数千弟子、打手。

杨庆山重视门徒的“投名状”。其手下大小喽罗，手上无人命者不升为

堂口头目。在堂口他公然以宋江自居，动辄言道：“武松、李逵这些英雄好

汉，就是打架出来的，杀人杀出来的。读书科举是盛世的路子，这个乱世，

打杀才是正路子。……”

但这又是一个嗅觉灵敏、狡诈多变、深悉“黑金”三味的人物。一方

面，他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另一方面，他却以“慈和、义气、有担当”

为包装，捐资积善堂、施粥灾荒年，并积极参与各个政治派系的倾轧活动，

成为一个活脱脱的“汉口杜月笙”。到20 年代末，他摇身一变，成为武汉

的上流人物，出任负责禁烟、反走私的稽查处处长要职。

堂口升腾的香烛，与象征社会秩序的稽查处白底黑字招牌的结合，使

杨庆山势力急剧膨胀。不久后，他接受自己堂口的“白纸扇”即狗头军师

的建议，以“远交近攻”为策略，网罗大批码头工人入帮、充当打手，并

以稽查处数千人枪为后盾，大肆进行黑帮火并行动。短短几月时间，“长江

中游自九江、安庆到重庆皆为其势力范围”，从而成为势力、罪行都极其惊

人的“地下武汉王”。

仅仅初步统计，经杨庆山收购、倒卖、放行、中介的烟土，每月多达

数十万两，可以组成一个小船队。长江这个黄金水道，几乎就是烟土水道、

走私水道。

几千里的长江，任由杨庆山的船队出入。来自西南各省的烟土，在他

的组织和庇护下，流入中南数省，甚至流入上海、满洲。反过来，沿长江

漂流而下的有正经生意的船只，则被紧密束缚在杨庆山打造的黑网中。值

十抽一、雁过拔毛，是稽查处的规矩。不缴纳费税者，轻者以“反走私”

名义扣押货物，重者干脆扣以“贩卖烟土”的帽子就地枪毙。短短几年时

间，被抛入长江喂鱼的正经客商，至少上百人。作为内贸最大中转码头的

汉口，贸易迅速萎缩，市井惊人萧条。

这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政客。以烟土的暴利为支撑，杨庆山贿赂收买

了上至南京、下达武汉的大小官员数百人。其中，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每

月收受杨庆山“茶水费”八万元，杨庆山的顶头上司、湖北绥靖公署主任

何成睿每月收受十余万元；省政府、绥靖公署大半官吏的日常开支，结婚

置业，费用大多由杨庆山供给；湖北之外，四川军阀、安徽政府、江西政

府与杨庆山也均有勾结。

长江沿域的一小半官员都卷进了杨庆山精心勾勒的“黑金图”中。最

富讽刺意味的是，满手血腥的杨庆山，因在前一年的长江大水中捐资五万

修建善堂，施粥拯民，被湖北政界誉为“官场楷模”、慈善长者。其住所、

办公室、乃至堂口，都悬挂满了大小名流歌功颂德的牌坊……

整理完《密报纪要》后，邓文仪和邱开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即使几

十年后，邱开基仍然以重重一语，来概括自己当时的心情：“此贼不除、汉

无宁日”！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原“调查机构”，武汉警察局所属的侦缉大队，也

进入了邓文仪和邱开基的视线。

杨庆山的稽查处，管辖的是长江交通动脉；侦缉大队管辖的则是武汉

治安。“多赌、多嫖、多吹之外，汉口地方之败坏，治安之恶劣，难以言说！”

与老谋深算、势力惊人的杨庆山相比，侦缉队的几个队长，只能算是

一群头脑简单、举事草率、丝毫不会预留余地的“小巫”。他们没有丝毫修

正，把帮会规矩原汁原味搬进了侦缉队，首开了民国令人啼笑皆非、毛骨

悚然的“警员不开支，队长收孝敬”先例，被汉口小儿传唱，成为一时笑

柄。

侦缉队共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四个分队。一个分队100 人，全

队警察共计1，200 人，是汉口警察局的核心。但除各级队长十五人外，千

余警员一概不开薪水，反过来，各警员每月必须向队长“上供”，多者数百

元，少者一百元。仅仅该项收入，就使侦缉队长的月入接近于一个中等规

模公司的老板，成为最令人眼热的肥缺。

“时侦缉队长的月薪为八百元，……每人每月的实际收入可达四、五

万元以上”，该收入几乎相当于最大的民族企业之一------申新纱厂的利润。

除却警员“上供”的每月数千元外，这样的一笔巨款，主要来自三个大队

长瓜分了武汉三镇后，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向主要的烟馆、妓院、旅

馆、饭店、码头、船帮、交易市场等场所收取的规费。规费大部落入私人

腰包，每月多达三四万元。

“警员不开支”的根源也在于此。大烟馆大妓院大码头的规费归大队

长，中等场所的规费归分队长，小商铺、小生意人、小集市的规费，则划

归警员所有。一个普通警察在每月上缴“孝敬”后，其收入仍达上千元。

于是，凡是“有门子”、“有路子”的市民，纷纷委托关系，意欲将子弟送

进侦缉队。武汉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警员中介机构，“介绍费”、“跑路费”、

“茶水费”等名目五花八门，足以使一个中产人家破产。饶是如此，“进侦

缉队”仍是武汉市民的最佳投资。

在这些眩目的“肥缺”下，掩盖的是无数商人、普通市民的血泪。

《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等主要报刊的汉口版，几乎每天都刊

登商人破产、自杀的消息。王门杨姓寡妇，守着亡夫留下的澡堂、拉扯孤

儿度日，但在侦缉队一分队长的连续敲诈下，无钱支付，写高利贷欠条。

利加利，利滚利，在还贷期限到达前夜，寡妇先是毒死孤儿，而后悬梁自

尽。一门两命的惨案，丝毫不能激发该队长的天良，反而以欠条为依据，

驱逐王氏亲族，霸占澡堂。

汉正街百年老店“瑞和堂”因生意兴隆，引发三警员的规费争夺，轮

番收费。该店老板一月三付，不久破产。店主靠赁屋度日，但三警员仍不

放过，依旧索要三倍规费，规费高于房租。店主逐吊死于汉口警察局门口，

但凌晨时尸身被投入长江以灭迹。

南洋华侨庄某，携子携资到武汉投资。其子流连妓院，说动一粉头从

良。老鸨勾结警员，先敲诈三千元，继而诬陷庄某为烟土走私贩，扣押其

全部川资。庄某数十年积蓄一夜而光，投诉无门，重新到南洋充当苦力……

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泪。这就是青红帮统治下的普通武汉人的生活。

它换得的是警察头子、黑帮头目令人咋舌的收入，粗野放肆的哈哈大

笑。……邓文仪总结，“仅以此队长之收入一项为例，可推想当时社会风气

之败坏以及其影响力”。

1932 年7、8 月间，在这种青年官吏特有的悲愤情绪主导下，邓文仪

和他的“第三科”正式启动了武汉的“廉政风暴”。他要实现的，是一个“浊

流根绝、清流上升”的武汉。

“廉政风暴”从彻底整顿警风开始。

一开始，“彻底整顿警风”似乎拖泥带水，有着民国官场左右逢源的深

重痕迹。邱开基回忆，7 月中下旬，“第三科为了推行业务，作权宜之计。

首先请蒋介石召见杨庆山，叫他退休并赠五万元办慈善堂，手下稽查全部

交出。……”

作为“出山第一刀”，第三科对杨庆山不过是迫其辞职、同时略加惩处。

区区五万元“罚金”不足杨庆山历年敛积的半成，不过九牛一毛。至于“退

休”一说，更会助长贪官墨吏不伤筋骨、全身而退的侥幸心态。它缺少雷

厉风行的气势，杀一儆百的效果。

但这个多少让人失望的“权宜之计”，是一个持重之举，也是接下去一

系列大手笔的关键。“乱世用重典”是大方针，大路线，但对社会疲惫、羸

弱已极的武汉，一开始就滥用治世猛药，却可能使整个城市陷于混乱崩溃。

此外，还有一些更重大深远的背景。

史料记载：1932 年，随着蒋介石的“二次复出”，实现统一已成为南

京政权、蓝衣社的第一热望，成为国策。当年，蓝衣社干事会制定了“稳

定山东、瓦解两广、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的削藩十六字方针；

两湖地区是南京与两广、华北、西南的缓冲地带，两湖的稳定，是实

现逐省削藩的前提。是时，两湖军阀与南京方面的关系极为微妙。因此，

不引发军阀激变，不“有碍大局”，成为“廉政风暴”的前提。

史料记载：在三省“剿匪”胜券在握之际，平定江西，并建立新兵种、

引进新武器，已成为国防建设的要务。东南区域财源将竭，开拓两湖、华

中财源，充实国库，已成为重大的政治需要。

杨庆山案覆盖数省、牵连成百上千的官员，这使邓文仪只能以“釜底

抽薪”的方式，推进官场、社会的整饬。反过来，这也能使他手握巨大筹

码，在博奕中为南京政府控制烟土、烟花税、贸易税费等财源。

于是，在溢于言表的愤慨，“不杀此贼、汉无宁日”的说法后，27 岁

的邓文仪和29 岁的邱开基，以超乎年龄的眼光和手腕，使反腐和“削藩”、

“开源”两大国策紧密相联。

确保国策的同时，第三科“釜底抽薪”。几乎刚刚逼迫杨庆山辞职，第

三科就一举摧毁了杨庆山的湖北堂口。码头、纺织两工会的理事长刘海清

被吸收为革青会成员。人数达四、五千的堂口，被改组为革青会的“掩护

机关”------“忠义救国会”武汉分会，并开始协助禁烟、反走私、情报搜

集等工作。

正担任安庆警备司令的桂永清，同月也率领他装备精良的警卫营，一

举摧毁了杨庆山的安庆势力。由2，000 余名码头工人组成的安庆“九华山”

堂口，被改组为“忠义救国会”安庆分会。

3、

如果说，“出山第一刀”多少还妥协、隐晦、只是“釜底抽薪”的话，

那么，“第二刀”则引人注目得多。对于得罪了大半武汉居民、社会公愤极

大的警察局侦缉队，邓文仪、邱开基要以他们的人头，来向400 万武汉人

表明蓝衣社、南京政府的反腐决心。

逮捕、审判、枪决侦缉队大小队长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摧毁杨庆

山湖北堂口的前夕，汉口警察局令人敬畏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忽然多了

一群穿便衣的人。

低低的礼帽，深色的衣裤，干净利索的装束，森严的目光，一切都如

同后来的“特务”印象。但那些苦挣苦扎、赚几块铜板以养家糊口的汉口

芸芸众生，此时却一点都没有觉察到空气里的那种反常味道。人力车、小

摊贩依旧川流不息地从这里经过。

正午的阳光渐渐大了起来，然后开始西斜。在警察局对过的一个茶楼

里，一个黑瘦、矮小的头目模样的青年，正不时看表。他微皱着眉头，似

乎有些不耐烦了。

一个便衣匆匆地走进茶楼，对他耳语了几句。黑瘦青年一下子安定了

下来，他缓缓地站起身。

他走出茶楼，朝散布在四周的便衣一挥手。

阳光射在他的脸上，这个面孔，对于大多数的汉口人来说，还是陌生

的。他就是蓝衣社干事、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

邱开基，云南人。他出生在与缅甸相邻的景东县，在热带丛林中长大。

几十年后，他简要地自述了身世，“生于民前八年，父兆南，前清举人，革

命后犹效忠清室，拒不出仕，为县内士绅殷商。……有兄弟七人，排行第

五”。

荒蛮的丛林与富足的家境，使邱开基的血液里流淌着敢作敢当、粗犷

热烈的天性。21 岁，他行将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的前夕，“有毕业学生十

余人，无故遭讲武堂学生集众殴打”，别的学生不是四散而逃，就是呻吟号

叫，但邱开基却独身反抗，结果“几乎丧命”。

斗殴事件使邱开基毕生痛恨军阀、兵痞，乃愤然从军。次年，他考入

黄埔二期，与邓文仪相交为友。

在发起、组建力行社的日子里，邱开基是一个既不显眼、也不落后的

“骨干”式人物。因为掌握特工机要，又是云南人，在“联系西南”成为

削藩国策的组成部分之际，他因缘际会，经蒋介石“钦点”成为蓝衣社的

第九名干事。然后，因为他的个性、职务，他以“先锋官”的角色进入了

“廉政风暴”的大戏。

在汉口警察局的大门口，邱开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挥手，一部

顶着墨绿色蓬布的军车，从附近街道的拐角开了过来。隐约间，可以看见

蓬布下面露出来的，是一挺轻机枪的暗蓝色枪口。

他布置四名特工监视门口的岗哨。然后带领二三十名特工，一拥而入

汉口警察局的会议室。

三个侦缉大队长、十余名分队长正在会议室里。他们优哉游哉地吸烟、

闲聊，不时因为一个小小的插科打诨而爆发大笑。空气中充满了一股松弛、

粗鲁的气味。他们是中午时才开着车，搂着多少还有点惺忪的眼睛，先后

来到汉口警察局的。

这一天会聚得这么齐，不过是应警察局长蔡孟坚的“会议”要求。平

时，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地来点个卯，敷衍地应付一下公务，然后在这个饱

受他们蹂躏的城市随便找一个酒肆歌楼，以打发自己的日子。

汉口的天，汉口的地，他们在汉口的发迹，似乎都是亘古不变的形态。

这一天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人世间的秩序似乎就是这样的，为钱生，为钱

死。这个乱世更是简单，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此而已。

直到邱开基的特务冲进会议室时，他们还在谈“牌局、女人、好酒、

洋荤”。几乎是在毫无预感、稀里糊涂的情况下，他们被下了枪械，然后被

不容分说地押出了警察局。警察局的岗哨，目瞪口呆地看着绝尘而去、用

机关枪押解着十余名头目的军车。

当夜，他们被扣押在一处静谧、偏僻的旅社里。

“一路哭，何如一家哭？”邓文仪、邱开基的临时审讯处，悬挂着这

样一张蒋介石多少有些生硬的手书。无奈大部分的案犯都是胸无点墨的粗

胚，北宋名臣范仲淹简洁八字后面的森然杀气，他们一点都不能领会。

一切醉生梦死、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这样在旅社蚊虫的叮咬，看守特

工的呵斥、邓文仪邱开基威严而不屑的声音中，成为黄梁美梦了。但大部

分人却死到临头还没有惊觉。一些人满心瞧不起眼前的两个对手，以为自

己只是“流年不顺、应有此劫”，而虚应事故地敷衍；一些人一边故作谈笑

风生地推委、套近乎、表忠心，心里却暗暗在盼望能够传递一个口信出去；

还有一些阅世日久的老油条，渐渐惊惧起“生瓜蛋子”的不晓世、不畏事

禀性，他们担忧起自己的前途。……

审问几乎是在糊里糊涂、口是心非、答非所问的状态中进行的。

1932 年7 月底到8 月初，短短几天时间，审问就结束了。七名罪大恶

极、手上有人命的警察头目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并抄没全部财

产；其他人或被判处有期徒刑、抄没大部分财产，或被撤职和处以罚金。

就是架设机关枪的那部军车，将7 个死囚押赴到武汉郊外的一个秘密

刑场。刚刚升起的夏日朝阳，殷殷的碧草，使清晨武汉透出几分凉意。一

群便衣特工扇形铺开，严密警戒刑场。执行枪决的是一群宪兵。

几声清脆的枪声响起了。一群草丛里的喜鹊、老鸦，被惊得扑簌簌地

飞起。检验尸体的邱开基，发现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人，临刑前一脸土色，

屎尿难禁，刑场里恶臭难当。他掩着鼻子，不屑地踢了一脚尸体，“……一

帮稀松货！”

那些临死前或丑态百出、或多少开始忏悔的迷蒙目光，铺张出的，却

是一个渐渐清朗的武汉的天空。虽然审判、处死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

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预闻此事的武汉官员知道。但昔日趾高气扬的警察

头目们的被捕、失踪、撤职，依旧迅速地引发了许多普通警员的关注。一

些人悄悄地收敛了，“公平买卖”的现象出现了。

而后，神秘的“第三科”连同大快人心的“人头落地”，各种小道消息

在市井里不胫而走，越传越远，越传越神秘。

正是众多市民纷纷猜测“下一个落地的人头”究竟是谁时，邓文仪、

邱开基开始了他们造福于大部分武汉市民的“第三刀”。那就是针对普通警

员的重组、整顿。

“各级队长撤职，稽查重加训练”，是针对失去了杨庆山的稽查处；而

“严厉整顿警员，务使习气根绝”，则针对已被震慑住了的侦缉队。1932

年8 月，一个规模浩大的“警察集训班”在武汉开班了。

学者张义夫、郭寿华，特务王新衡等特训专家，带领第三科的几个工

作小组，开始整训这个头顶流脓、脚底长疮的警察队伍。第三科人员组成

的纠察队，把守在集训班的大门口。冷冰冰的机枪，严厉地对准每一个头

颅、每一个躯体。那些过去的帮会成员、市井地痞，眼睛一下子变得怯生。

课程开设、政治宣讲、军事训练、侦探技能讲授，以及生活起居，一

切都被精心地制造出一种热腾、鲜活、严格、有力的氛围。每周上街一次，

采买日用品、“放风”、探视家属，但只允许一个小时。到点熄灯，准时起

床，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

发现偷偷吸食鸦片者枪毙，发现溜号嫖娼者枪毙，集训期间参与或预

闻走私而不举报者枪毙；“放风”时间乘机敲诈商铺者判刑，聚众滋事斗殴

者判刑，与原堂口、黑帮牵扯关系者判刑；点名迟到者禁闭，顶撞教官与

纠察队员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

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生怕成了倒霉的出头掾子。几天后，几

千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穿着严严实实的警服，由教官挥舞警棍，驱赶

着奔跑在武汉盛夏的烈日中。一段时间，这成为武汉市民津津乐道的饭余

话题。而第一次军事集训，素本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暑、昏厥者就将

近1/5。

一个多月的封闭式整顿后，稽查处与侦缉处被认为“面貌焕然一新，

组织、内务、技能均为之一变”。一个似乎已经无可救药的藏污纳垢的队伍，

摇身而为一支纪律整肃、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是，还不够。这样的一只野狗，被圈养时驯服，一旦放回街市、执

行任务，过去的阅历、习惯、作风、社会联系，极容易死灰复燃。

邓文仪推出更加有力的第二招：“茶房训练”。

武汉数万家饭馆、酒楼、茶楼、旅馆、澡堂，凡颇具规模者，一概选

派粗识文墨的茶房一人，另行集中训练。集训的目的是举报违纪警察，监

视社会动态，含官员腐败、走私交易、黑帮殴斗、敌情动态等。为顺利推

进茶房训练，第三科将一纸通知沿街散发：凡不派出茶房者，该营业场所

立即吊销执照。凡茶房举报不力者，在营业场所内发案，则茶房连同老板

负有连带责任。

上万名茶房生平第一次进入集训营。这些善于察言观色、八面溜光的

市井包打听，见识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和反腐决心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开始诉苦。警察的敲诈勒索、地痞的白吃白拿、生意的日渐萧条、治

安的持续下降……一幅武汉底层市井的生态图卷，在这些快嘴伙计的语言

下展现。

诉苦之后，是案情观测、举报程序、奖罚细则等简单训练。流水一般

地，一拨一拨的茶房，在通过审核后被放回商铺。随着一个个卑琐身影的

走出集训地，“清流武汉”的耳目，已经遍布于三镇了。

1932 年8、9 月间，稽查处和侦缉队开始重新“就职”、上岗。上岗前，

集训班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在黑压压的、面貌一新的警察面前，邓文仪

毫不留情地宣布纪律：

“再有挠乱社会、欺压民众、执行任务不力者，视行为，一次禁闭，

二次降职、留用查看或撤职，三次判刑直至枪毙！在公共场所肆言、散布

不满、诽谤长官者，重惩！报复举报茶房者，一经查出，不论情节大小，

卷铺盖，回老家！”

武汉的市井开始清朗，商铺开张的鞭炮声，从此又断续响起了。不仅

如此，几天后，以蓝衣社、第三科为大脑和中心，以几千名受过训练的警

察、万余名茶房为手足和耳目，“清流武汉”、“廉政风暴”行动，迅速从“整

顿警风”阶段，到了整饬文武官员的糜烂生活、横扫市民消极习气的阶段。

4、

“整饬社会风气是在汉口太平洋旅馆开始的。……”时隔四十年，邓

文仪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准确的地点，“当时有些营长以上的带兵官，不

在前线驻阵而到汉口嫖赌，故第三科通过茶房的消息……”

太平洋旅馆是旧汉口最大的旅馆之一，集吃、住、嫖、“吹”等服务于

一身，是当时著名的销金窟。因为临近水陆码头，日日夜夜，无数富商、

帮会龙头、军官、警察、各色人等都在这里出没。

依据茶房密报，这一天来到旅馆嫖赌的，是夏斗寅部队的一名师长、

一名团长。这两人是太平洋旅馆的常客，声马色犬，无所不为，次次一掷

千金，动辄通宵达旦。

也如邓文仪所回忆的，在“整饬文武官员糜烂生活”的阶段，庞大、

细密的耳目网发挥了作用。不仅是太平洋旅馆的茶房眼线，将几名军官从

前线偷偷溜回汉口找乐子的消息报告了第三科，成千上万茶房，也纷纷将

各自场馆的消息上报、汇总。消息的对象不仅有军官，而且有武汉的文官、

士绅、豪强、恶霸。

当天傍晚，邓文仪下令：第三科组长李叶，率该组人员到太平洋旅馆

严密布控，争取“一拿而中”。与此同时，第三科其他人员、蓝衣社武汉分

社的几百成员也被动员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带同数千名已经驯化的警察，

分成上百个小组，各自布控于各旅馆、妓院、烟馆、酒楼，随时待命，同

时行动。

在邓文仪、邱开基等人安排后，这个发轫于整饬军纪的行动，演变成

了一场声势浩大、震动武汉的“清流”风暴。

武汉蓝衣社书记是干国勋。这个幼时的“神童”、贫苦的佃农之子，在

接到邓文仪指令后精神振奋，他布置支社办公人员，用两个小时就串联了

在武汉的全部社员，并以慷慨有力的言辞，召集会议、完成动员。

当时也在武汉的蒋坚忍，参加了武汉蓝衣社的这一次集会。后来，他

以流畅的文笔描述了这一次动员：“……会虽然开得很短，但大部分的与会

者都激动起来了。随着散会后人群的鱼贯而出，随着我们社员开始在武汉

各处行动，我们都坚信，‘清流政治’不再仅限于口头了。……”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警察队伍。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在这个傍晚，

使原来的市井野狗，变成了一条条生猛的警犬。密密麻麻的几千名警察，

在数百名第三科特工的带领下，也从汉口警察局、各派出所鱼贯而出。他

们一个个默无声息、表情严肃、精神饱满，而且，事后的记录表明“无一

人泄密、无一人通风报信”。

数千人整装待发。在视察了几个小组后，邓文仪多少有些满意了。随

后，他偕同邱开基，在半夜时分也驱车到太平洋旅馆。这里，将是“清流

风暴”的首发地。

这个阴霾沉重的傍晚，在武汉的数千蓝衣社社员、特工、警察集体行

动。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一下子遍布了武

汉的各个主要街道。许许多多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一天，听闻和目睹到蓝衣

社的存在的。

行动在凌晨四点钟开始。正是嫖客、赌徒渐入佳境的时分，第三科组

长李叶一马当先，一脚踹开太平洋旅馆的一间客房。赌徒还来不及反应过

来，几个特工已经一涌而入，喝令赌徒到墙角蹲下，然后拍照、没收赌资。

与此同时，茶房也手脚麻利地打开了另外几个客房的房门，没有遭遇

反抗，特工、警察就当场扣押了几名军官和妓女。

“整饬工作由此展开了”，晚年邓文仪多少有些得意地回忆。半个小时

后，太平洋旅馆的一行人，就押解着那些气色败坏的违纪军人，以及“顺

便”抓获的几个文官、公务员，驱车向第三科办公地审理。车行的一路，

几乎在每个路口，都能不时地看见被押解出来的三三两两嫖客、赌徒。

被押解到临时拘留处的犯禁官员、士绅越来越多。临时拘留处变成了

一个人头攒动的菜市场。

汉口、武昌、汉阳，整个武汉三镇往昔不夜的场所，这一夜灯光却在

一处一处地熄灭。旅馆、妓院、酒楼，一家一家地暗淡下去。与此相反，

在汽车上的邓文仪看到，闷热的武汉夏天，原本习惯在路边躺在竹床上过

夜的普通市民，此时大部分被惊醒了。惊醒后，随着他们的一路车行，一

家一家的灯光，持续不断地亮了起来。

灯亮一处，“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了一分。许许多多的市民静默无

声地站立在街道边，老人、孩童、妇女，都以一种复杂中掺杂着欣慰的表

情，注视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邓文仪似乎被感动了。40 年后，他谈到

这一夜时，仍然有许多感慨。

但他已经记不清当天的成果了。那年月的文件连同自己的日记，都湮

灭在时间里了。他只记得，“行动”大约是在6 点钟时结束的。

1949 年后遗留在大陆的另一个“复兴社特务”，却在一份回忆文字里

留下了似乎可信的数字。他谈到，当天他是一个“留守人员”，在留守的两

个小时里，桌面上的电话不时响起，他紧张地作着记录。临近6 点钟的时

候，“江汉路在押公务员三百余人”、“首义路已拘留违令军官、士兵百余”、

“拘留嫖客、老鸨、妓女等共计400 余人”。

这一夜，近千人被扣押，几千人行动，几百万人不眠。到次日，几乎

所有的武汉市民都风闻了这个行动。它震恐了武汉的官场，震动了民间。

饶是如此，还是没有几个人想到，军官之后，轮到文官、高官了。官

位之高，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邓文仪也称它为“整饬期间最为严重的一案”。

这“最为严重”的一案，矛头对准的是湖北省的三个最有权势的人。

头号人物是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紧接着的两个，分别是湖北绥靖公署主

任何成睿、“三省总部”中路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

历史使这一案显得异常的烟波诡异。表面上，它起于反腐，最后的效

果也在反腐；但在民国充满勾心斗角、连横吞并的背景中，对如此高官要

采取的行动，通常都有不便明说的“内幕”。

邓文仪在回忆此案时，先是异常含糊地说到，“侦知三人常到汉口法租

界南宁路47 号，水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家中赌博。蒋中正得报后，下令逮

捕。并交邱开基执行……”

正是这番话使真相开始诡异。显然，“侦知”此案的是第三科的人，而

下令逮捕的就是蒋介石自己。仅仅两个月以前，为一个恶贯满盈、不死不

足以平民愤的黑帮大龙头杨庆山，蒋介石都只能亲自召见，不伤毛发地迫

使辞职了事，那么此时，对杨庆山的原顶头上司何成睿，老牌子军阀夏斗

寅，以及正在重用的上官云相，对这三个重量级人物，为“赌博”这样的

蒜皮小事，他会如此激烈、“下令逮捕”吗？

然后，更含糊、诡异的事件一个接一个来了：

“邱开基……尚不知案情之严重性，先到军法处觅妥一个合适的监狱，

准备当晚捉人。军法处长仇鳌好奇，再三追问拟捉何人，邱开基终以实相

告，仇鳌知情后便劝邱开基做事不可太卤莽。若真的去捉，可能见笑世人，

甚至引起政变，乃劝延迟一日。……”

准备监狱、“见笑世人”、“引起政变”……一个惊心动魄的密谋，在这

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法处长的规劝中隐隐浮现。难道蒋介石预见不到这些

吗？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仇鳌的规劝下，邱开基果真答应“延迟一日”。

并且，“次日去时，已无人在场矣”。一个“最为严重的一案”，就这样无声

无息，不了了之。

最后，对仇鳌触犯了“泄密”这一蓝衣社极刑纪律、并自作主张答应

“延迟一日”以致案件湮灭的邱开基，并没有受到蒋介石、蓝衣社的任何

惩处。几十年后，他更得意洋洋地谈到，“此事传出后，武汉官吏之腐败生

活顿然停止，咸认蒋中正整饬风气之决心甚坚，偌大官吏会受惩处，其他

人员更加难免了，故多不敢违背。……”（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拿湖北三巨头开刀，但“杀鸡儆候”的客观效果

已经产生。一个清流武汉的局面短暂出现了。

这个效果，使这一“最为严重的一案”，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预闻了此事的前蓝衣社成员，认为这是蒋介石、第三科和所谓“湖

北三巨头”合演的一幕双簧。所谓拿三巨头开刀、走漏消息、以至不了了

之的事故，都是事先筹划的一出反腐滑稽戏。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邱开基何以“泄密”之后却毛发未伤。但，“三巨头”

愿意扮演这样声名扫地、威风尽失的角色吗？

那么，它是不是蒋介石授意邱开基出演的一出“捉放曹”把戏呢？一

方面收到反腐效果，另一方面，也顺便警告三巨头，并显示南京已完全控

制武汉的姿态？也有这个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这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削藩、“政变”密谋。

史料记载：当年9 月11 日，蒋介石宣布三省工作转入“政治为主”阶

段。浮现于历史表层的“政治”，是对大别山的“地方整理”，而作为历史

潜流的“政治”，事实上是三省“削藩”。

是时，夏斗寅等三人之主力部队已倾巢而出大别山。卫戍武汉近郊的

是俞济时88 师；城区的主要武装，则是蒋孝先宪兵三团，及邓文仪的数千

警察，力行社另一成员阮齐的数团保安部队。

史料记载：9 月中旬即“抓赌”闹剧前后，张国焘部久战麻城不下，

一部曾沿聂水河南下，猛扑武汉。

该部态势已疲，于武汉七十里外被围截。但数日之内，武汉全城失色、

草木皆兵。在此关头，倘若城内生变，将使人心涣散、局面不可收拾。

5、

1932 年9 月底，持续三月的“反腐风暴”已接近尾声。这一天，在江

汉码头大群官员、士绅，以及鞭炮和仪仗的烘托下，行将回到南京的蒋介

石再次发表了长篇演讲。这一次，整个武汉都屏声静息地倾听着他的浙江

官话。镁光灯、有线广播、报纸再次把他的演讲全文送到了每一个武汉家

庭。

他先是公开嘉许了蓝衣社在前线的工作，“五分军事，五分政治。以三

省工作而言，政治力量确已做到了五分。……下一步，应将之推行于全国。”

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眯起了眼睛，随后眺望着长江的深处，似乎

在看着江西大山的那片田土，那群难以征服的对手。

接着，他用“有声有色”、“入木三分”来评价第三科的反腐风暴，并

一一列举了“汉口地方之改善”、“清流社会之复兴”、“警察服务精神之扭

转”的事实。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如潮的掌声淹没。

然后，他开始表明自己的几项决心。

第一个决心是根绝流毒百年的鸦片。早在9 月1 日，三省总部就颁布

了《党、政、军、学戒烟办法》，要求党员、公务员、军人、学生在两周之

内向“有关单位”填写《戒烟志愿书》。而这个“有关单位”，正是第三科。

禁绝烟患不过刚刚在武汉实行。但这一天，他语气森严地宣布了两个

决定，一是从即日起，《办法》要“通令三省各机关学校一体执行”，二是

自即日起，禁止民间种烟、禁止买卖，私贩烟土者一律处以死刑。

三省烟患延续百年，断然禁绝谈何容易？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脸上又

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说，为供应过渡时期瘾君子的需要，实行“少量”鸦

片的政府专卖，专卖收入全部供“剿匪所需”。

听到这里，大小官员都伸长了脖子，想知道烟土专卖这个“肥缺”要

落到谁的手上。但蒋介石的决定貌似无懈可击，专卖“仍由”缉私处负责，

虽然担任缉私处处长的，已经是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了。

鸦片实行专卖之外，是“全国对匪斗争机构”的设立。他历数无数的

学潮、工运、兵变、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秘密支部后，斩钉截铁地宣称，建

立这样一个机构，“实为必要”。

“但是”，他话锋一转，慢吞吞地说，由于“事涉机密”，他只能在这

里宣布，这个有力的“对敌”机构已经出现，并且已有出色表现。

在场的几百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机关就是第三科。但没有一个人觉察

到蒋介石用词的变化，即不仅是“对匪”，而且是“对敌”。南京的敌人有

哪些呢？共产党、军阀之外，还有------日本人。

1932 年的整个夏天，武汉日租界始终活跃着一个小型、神秘的恐怖组

织，那就是“锄奸团”。这个组织先后制造了几起震动租界的爆炸案、刺杀

案。首先是“日货案”。7 月，武汉几百家和日本企业有商务往来的公司、

商号、船帮，都收到“锄奸团”的恐吓信，限三日内停止销售日货，“届期

不停，炸弹进门”。随即，几家商行果然只剩下了几根焦木、一片瓦砾。此

举震恐了租界，到9 月，日货在武汉的销量，从每月600 万元狂跌到20

万元。

“日货案”之后，是“杨志清、王金波案”。8 月，日清公司买办杨志

清和武汉警备司令部秘书王金波，分别在汉口、九江被杀，死状残不忍睹。

而且尸体上都覆盖着一张大大的、墨迹方干的宣纸，宣纸斥责杨志清为“日

本汉奸”，历数五大罪状，宣纸的落款，是血红色的“锄奸团”。

经警察局调查，杨、王二人确系日本间谍。但和“日货案”一样，该

案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领港案”、黄飞案等。……而这些，正是第三科的手笔。“锄

奸团”的头目，是第三科的一个原名杨又生、化名陈有光的特工。他的面

容始终隐蔽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只让人瞥见他阴森的一角。

到蒋介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作为“全国性对敌斗争机构”，第三科

已经是民国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了，并且它已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调查课。

谈到禁烟、设立调查课时，蒋介石都充满着一种故作的从容，貌似的

举重若轻。但，当他的话题转到第三个决心时，他的声音却略显激愤、嘶

哑，他的脸上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

这就是根本杜绝腐败、全面革新国民党。这是南京的一个逾久弥新的

老话题，它牵连着这个政权最脆弱的神经。蒋介石是从三省工作转入这个

话题的。

三省的“五分政治”虽然出色，但这是治本呢，还是治标？蒋介石的

语气似乎很沉痛，他重重地承认，是治标，“为什么土匪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是因为苛捐杂税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征敛没有止境，匪患也就不会止

息。”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敛呢？他认为，不在政体，也不在天灾和

内战，在于个人。他又重复了他在1930 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的话：“……

现在，党员既不为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

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

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认为，这是因为道德的沦丧、人心的不

古。因此，“如欲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实现道德复兴”。

全社会道德复兴的前提，是党员、官员的以身作则。他谈到，社会性

腐败的根治，其唯一出路是奢靡生活的终结、个人的修身齐家。

说了这一大通废话后，蒋介石有意停顿，目光从几百人脸上缓缓扫过，

说不清楚是殷切还是威慑。他最后加重了语气：

“……汉口之整饬工作，亦将推行于全国！”

在漫天的鞭炮声中，蒋介石的座船终于离开了码头。他站在船头，他

的身边，也一直站立着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渐渐地，船消失在

长江的薄雾里了。

码头上的官员已大多散去了。但一直到此时，在一个角落里，一双比

“锄奸团”的杨又生、乃至比未来的戴笠都更加阴森的眼睛，还在盯着一

片迷蒙的长江江面。

他也正盯着摧毁了汉口日租界大部分商业利益、间谍组织的“锄奸团”，

以及第三科和整个的蓝衣社。

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土肥原。

第八章元旦公告

1、

1984 年，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徐向前元帅，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

开始撰写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他的回忆从山西五台县的一个

小村庄开始，写过“当店员”、“入黄埔”后，他的笔墨转入了一条遥远苍

茫的山脉------大别山。

50 多年前，他和自己的黄埔同学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等一起，从

数百个人、几十条枪开始，在大别山创建了一个红色的土地。在他们的手

上，大别山变了模样。每一个集镇都有列宁路、列宁小学、平民医院、苏

维埃代表大会。而一首清脆的歌谣，更传遍了山麓，那就是《送郎当红军》。

当他苍老的眼神回顾大别山时，他还记起了一个比他小10 岁的姑娘。

姑娘是那片水土的女儿，1928 年，这个叫程训宣的姑娘成了他的妻子。但

多少年来，元帅一直回避谈到她。是漠忘呢？还是因为那个历史太沉重？

1931 年年底到次年春夏，在豫南的一个小镇白雀园，程训宣和她的弟

弟，连同元帅的许多黄埔密友，一同在持续三月、惨绝人寰的大“肃反”

中遇难。这就是著名的“白雀园惨案”。大别山的“红色黄埔”势力，就是

在这个惨案后开始没落的。

惨案的导火线如芥末之微。它是一封来自南京的书信。

1931 年深秋，一个叫“钟蜀武”的人潜入大别山。他一身行商装扮，

到达军事重地七里坪镇后，才声称受红12师师长许继慎的故人委托，来送

一封信。“故人”就是许继慎的黄埔一期同学、南京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

许继慎先是感到意外。“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和曾扩情以前虽是密

友，但自从两人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已经四五年没有通音讯了。但这封信

继而又让他感到释然，信很短也很平常，与曾扩情的形象没有丝毫两样，

充满了念旧的色彩。

于是，他收下信后，把钟蜀武打发走了。但一个多月后，钟蜀武再次

来访。这次，他不仅带来了曾扩情的又一封书信，而且还带来蒋介石的亲

笔信。两封信感情色彩都异常浓烈，用字也相当暧昧，甚至有“匍匐归来

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的字样。

许继慎立即警惕起来。《皖西革命史》记载，他“立即把钟蜀武和曾扩

情的书信送到了军部，并向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做了汇报”。

但这封信不久落入了在大别山主持肃反的张国焘手里。11月3日深夜，

许继慎被秘密勒死在苏区首府新集镇的保卫局牢房里；次日，其妻王望春

也被秘密枪杀于英山上河滩。

许继慎灭门惨案后，大清洗公开化了。短短十天时间，在白雀园镇石

巷、土城门两地，红四军被屠杀团以上军官96 人，其中黄埔学生数十人连

同妇孺清一色灭门。

11 月中旬，清洗从军官波及到普通士兵和地方干部。程训宣及其亲弟，

以及王树声的妹妹都在此时遇害。《历史的回顾》写到：官兵总数为1 万5

千人的红四军，“被肃掉了2，500 余人”。

此后，肃反又向地方政权蔓延。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

委书记到一般干部被屠杀一光；霍丘县连炊事员、马夫、帐房都没有放过，

砍杀殆尽；商南县政府48 名干部被杀45 名；英山县政府11 名干部被杀

10 名；六安独立团一次枪杀200 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100 多人全部活

埋……

屠杀一直持续到1932 夏天，并波及了街巷、居民，“富农及别的坏成

分，无故被杀在一千五六百人以上。杀人玩起了花样，有点天灯的，也有

剥皮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整整十年以后，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才洋洋自得

地对徐向前的同事陈毅说到：“我们不过略施小计，张国焘就杀掉了许继慎。

但我们预料不到的，是张国焘还帮我们杀了那么多人。……”

此时，张国焘早已投靠戴笠、成为一名特务了。

2、

对大别山来说，这个“离间计”的确是“略施小计”。1932 年7月初，

从大别山内开出来的大批红军，集结在鄂东北的黄安、河口一线，而后大

部主力攻坚重镇麻城，另一翼则沿聂水南下，试图饮马黄陂、武汉。

但麻城战役进入了僵持阶段，南下部队更无法进抵武汉。此时，在邓

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里，一个决定性的地名出现了，那就是河口镇。

河口镇位于鄂东北，因聂水河在这里分流而得名。镇很小，只有几百

户居民和弯街边散落的几家染坊、油作坊、山货铺。但它是大别山的门户，

此时张国焘的两股部队更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试图会师河口，而后

重返大别山。因此，河口虽小，布防、得失却牵动战争全局。

著名的“河口血战”因此爆发了。

1932 年9 月下旬的一天，胡宗南部猛轰几炮，就全歼了河口区区百余

人的地方武装，而后迅速强占聂水滩头。1 万余名士兵沿聂水的河滩、田

野修筑了简易工事。与此同时，蓝衣社另一首脑俞济时，率其素有“御林

军”之称的88 师从鄂南开赴河口增援。

几天时间，河口变得警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目光森冷，烤蓝的枪

管、暗堡和铁丝网，在月光下都折射出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

10 月8 日晚，张国焘进攻麻城的主力部队在河口与胡宗南部接触。发

现敌情，士兵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并不管不顾地射了几枪。然后，早已

布置好的火力网也一齐开火。机枪疯狂地朝那些已连续作战几月、未进行

任何休整的红军战士扫射着。

对胡宗南来说，这是策划已久的一个血战。但张国焘部自麻城攻坚失

利、决定从河口突围后，已如同无头苍蝇。形势太过急转直下，仅仅在不

到3 个月以前，他们还声称要“占领麻城、武汉”，此时面临的却是关乎生

存的血战。

河口血战，对张国焘、徐向前部是一个遭遇战。训练有素的老兵在机

枪响起的那一刻都一片混乱，更不用说刚刚从赤卫队转入正规军的新兵了。

但这毕竟是一支作风顽强、经过彻底党化教育的部队。在第一轮攻击

结束后，徐向前立即下令收缩部队，一面对背后追兵严密警戒，另一面，

是组织最精锐的团队向当面之敌进行集团冲锋。试图一举突破河口防线。

在前后夹击下，要生存要活命，张国焘部都只能拼死决战。充当集团

冲锋主力的，是红军一个著名的猛将，曾在少林寺习武，以胆子大、不怕

死著称的团长许世友。他的团队在他的训练下，也有尚武传统，几乎人人

一把大刀。此时他呼喝一声，团队在两翼友军配合下当先而出，直逼防线

核心。

“天下第一师”胡宗南部、和南京“御林军”俞济时部也志在必得。

在集团冲锋抵近阵地、火力网已失效的情况下，胡宗南组织反冲锋。几千

人应声而出。就传统而言，第1 师是典型的黄埔遗产，排以上的基层骨干

几乎清一色是黄埔毕业生，并在中原大战的冲锋恶战、在胡宗南种种苛酷

的山地训练下，成为南京最精锐、最勇悍的师团。

刺刀闪光、士兵呼号。这样的危急情况，使两军直接对峙的第一仗变

成了决战。阵前，白刃战、肉搏战开始了。

当夜，天上月明星稀，长空如洗，一片恬静气息。但在人间，是千军

万马的号角、连成一片的鲜血、苍劲嘶哑的嗓音、燃烧到天际的火光、山

呼海啸的人流……是最惨淡的景象。这是典型的硬碰硬恶战，无数伤员、

尸体被抬了下来，又有无数人顶了上去。战事空前残酷，一轮一轮的冲锋

和反冲锋交替进行。军人形成的铁流如同海上的惊涛，不断拍打、冲击、

席卷向对方的阵地。

下半夜，付出重大伤亡后，徐向前一改冲锋战术，实施梯队式冲锋。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一轮冲锋接近尾声时，胡宗南、俞

济时的反冲锋集团声势已竭，而下一轮反冲锋团队尚未进入阵前。此时，

徐向前的第二梯队冲锋已经呼吼地逼近。一部生力军配合前冲锋梯队，迅

速牵制阵前反冲锋团队，另一部直逼河口阵地。

此时，胡宗南脸色铁青，不断呼喝自己的部下死守阵地。他是一个极

其朴素、随和的军人，常年一身旧军装，连皮鞋都只有两双；他常年身先

士卒，能叫出许多普通士兵的名字，极得部属的爱戴。但在阵地呈现不支

之际，他挥舞手枪、目光凶狠，一会扬言要枪毙了谁，一会抓起一挺机枪

要自己冲上去……

是夜，在梯队冲锋的战术冲击下，胡宗南的河口阵地，终于退守数里。

该役打得昏天黑地。该役，由于双方从一开始就对实力不作任何保留，

均伤亡重大。胡、俞两部损失二千余人；张国焘、徐向前部损失约四千人，

一些团队的建制已不复存在。

河口血战整整打了三天三夜。10 月9 日，2 师黄杰部增援。3 个蓝衣

社将军指挥的3 万余人部队进行了战术分工。胡宗南、黄杰各一部继续组

织冲锋，其余部队则修筑工事，计划以新建工事为支撑，夺回河口阵地、

阻击敌军，并等待友军从敌后发起攻击。

由徐向前、陈赓、蔡申熙三个同样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指挥的3 万余名

红军，在弹药、粮食、状态上均已衰竭。10月9 日，红军的战场势态较为

被动，以坚守阵地为主。

下午，惨烈的坚守开始了。胡黄两部一口气进行了七、八次冲锋。冲

锋也采用梯队战术。红军拼死顽抗，绝大多数官兵都杀红了眼睛，阵地前

后，横七竖八地是无数的伤员、病员。许许多多人在这个下午死去。

当日，主要将领蔡申熙受重伤，并于次日阵亡；另一将领甘济时阵亡。

许多充任团营职务的黄埔学生阵亡。在大别山的“肃反”后，“红色黄埔”

势力至此几近消亡殆尽。

在兵势已竭的情况下，9、10 两日，红军损失了接近一半的人马，并

且几乎打光了弹药。撤退到根据地的河口血战目标，至此已全面落空。继

续争夺河口，全军覆没不可避免。

10 月10 日，源源不断的南京部队陆续开来。同时，在河口镇黄柴畈

村的一间破庙里，那台陈旧的15 瓦电台再次截获情报：约10 个师的南京

部队将“合围河口”。

徐向前一面命令各部殊死抵抗，另一面，匆忙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事实上，这个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黄柴畈会议”，过程简短

极了。当天，濒临绝境的红军，作出了放弃根据地的决定。10 月11 日深

夜，张国焘部在丢下1 万多具尸体后，回避河口强敌，从胡宗南部的侧后

方突围。

胡宗南部死追不舍。他们不给张国焘部任何喘息的机会。红四军寻求

重建根据地的决心，让位给了悲歌、沉重的三千里流亡。这一年秋冬，大

约2 万名的士兵告别了经营日久的大别山，走上了漫漫逃亡路。这几乎就

是后来长征的预演。出中原、过关中、进陕西……他们一路面对着严寒、

饥饿、逃溃、追兵，一路面对着无数敌军的围堵。名将卫立煌，以及蒋伏

生等部都在追击围堵之列。而最可怕的还是胡宗南部，两军的近距离接触、

频繁交火，整整三千华里。

在露水凄凉、庐舍废墟的中原，在地势险要的秦岭山脉一线，两支部

队越走越荒凉，筹集粮饷越来越困难，天气则越来越冷。两支军队在较量

的已经不是战争技能了，他们是在和残酷的自然，和自己的求生可能作

战。……特别是无后方、无补充、无休息、无支援的红军，景况更加艰难。

士兵的口中，不断地呼出热气，大多数人的脸部、手脚，都长满了冻疮，

许多人把麻袋、蓑衣都顶在身上御寒。不断地有人倒下、冻毙。

1932 年秋冬的西部大地，就这样一前一后地流亡着这两支“叫花子”

部队。

当年底，只剩下几千人的张国焘部队，摇摇晃晃地到了陕南要塞漫川

关下。雄关如铁，决不可能抢关成功；而追兵，只有几步之遥了。

3、

1932 年胡宗南的形象，和1935 年是否相似？在漫川关下，张国焘部

队又重演了河口的一幕，他们从尾追堵截中找出了一个缺口，连夜南下逃

亡，最终重建了川北根据地。从此，胡宗南经常被政敌笑话为“草包将军”。

但从这一年起，他的部队就势留在了西北。到1935 年，当杰出的《大

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西北，进行《中国的西北角》长篇通讯的写作时，

胡宗南部正驻扎甘肃。他的第1 师师部，在陇东甘谷的一个叫“三十里铺”

的小地方。

此时，胡宗南不仅因为几乎击垮了张国焘，而且因为效仿康泽的江西

别动队模式，在陇东南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他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人物。在陇东南、在西北，胡宗南都是正直、廉洁的化身。这样，范长江

也自然希望能够采访他。

在预约后，范长江奔波了数百里地，来到三十里铺。

依然是严冬。陇东天寒地冻、北风彻骨，一路的景象依然是无比萧条，

但居民的生计却似乎在恢复。范长江一路地想，莫非这是陇东南改革的结

果？

大约是黄昏时分，范长江才拍打着雪花，由卫兵带领着走进一个小庙。

这就是胡宗南的师部。然后，范长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那一

个人，就是推进陇东南改革的青年将军？

小庙门窗不全、破旧不堪，北风呼呼地灌了进来。这还不算什么，范

长江发现，庙里居然没有生火，而眼前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军人，居然只穿

一身陈旧的单衣！他似乎只是一个伙夫、列兵，身上所有裸露出来的皮肤，

都裂出一道道口子，长满了无数冻疮。

在阴沉的小庙里，只有他挺立的站姿、平直沉稳的眼光，那种真正的

军人气质，才让人把他和“胡宗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胡宗南热情地和范长江握手。对于这个天津租界里的文弱书生，他素

有好感，以为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人物。宾主开始自由地交谈。有关

陇东南的社会改革，有关第1 师官兵的日常生活，是他们对话的重点。

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这时，胡宗南招呼范长江吃晚饭。已经不再意

外的范长江，看着勤务兵捧上两碗糙米饭和两个家常素菜，菜里的油花很

少。最后，勤务兵又端上了一份木须肉。胡宗南似乎有些过意不去，连声

地道歉。但范长江一下子明白了，那份木须肉还是招待客人时才有的菜。

以独立、公正著称的范长江一下子被感动了。两个人在饭后又挑灯而

谈。这一夜，胡宗南几乎陪他谈了一个通宵。

次日，当范长江提出要拍摄《胡宗南将军和他的天下第一军》等一组

采访相片时，胡宗南披上了一件大衣，然后，笑呵呵地对范长江说，这是

他最好的衣服。

这次采访，使一直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范长江感到了一丝困惑。这是和

他的民国印象，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的民国。两人从此成为朋友。次年

初，《大公报》天津版就全文刊登了这个有关胡宗南的采访通讯。而许多年

以后，胡宗南仍然只肯接受《大公报》的采访。他毕生都极为尊重范长江。

这就是1935 年的、有关胡宗南的一幅素描。但当时的范长江并不知道，

这个形象不仅是这个廉洁却畸形的军人，成为煊赫一时的“西北王”的因

素之一；它也是胡宗南的“校长”蒋介石，在1933 年初试图为南京官僚集

体描绘的一幅生活画像。

3、

1932 年12 月30日午后，南京。

这一天南京的阳光极为明媚。摊贩、小商人依旧奔波于生计，市井依

旧熙熙攘攘。在丁家桥、三元巷、复成桥等政府重地，面貌严肃、目光警

惕的卫兵和游动哨，仍然指挥着进进出出的黑色小车。

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天的南京，依旧貌似刻苦、严谨、古老、

传统。“南京是灰色的，官僚的，它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一个抵

达南京不久的《纽约时报》年轻记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对南

京的印象。但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并不知道，这才象是一个农业中国的首

都。它要以自己的威严、威仪，来俯视亿兆众生。

这一天，已计划回溪口小镇过元旦并静养一段日子的蒋介石，授意他

的“文胆”陈布雷，“致令陈立夫、康泽，明日在首都各报刊登国府的禁赌

令禁嫖令。明示一下，以汉口为榜样，凡大小官员违令者一律重惩。另，

自民国二十二年元旦起，国府将致力革新社会风气、根绝官员腐败。二十

二年将为民国之道德复兴、革新鼎元之年！……”

12 月31 日，《中央日报》、《中国日报》等首都数十份报纸，纷纷在显

著位置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国府禁令》。《申报》、《新闻报》等淞沪主要报

纸纷纷转载。与此同时，在国府任职的大多数公务员，也都收到了行政院

的这纸公告。

许多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个动态。感觉南京“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

道”的那位年轻记者，在写过南京印象后接着写到：

“……蒋介石将军的‘复出’已经有一年时间了。如果说这一年南京

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他终于牢固地掌握了权力。……但一年后，这个令

我们西方人感到亲切的基督徒，已经向这个政府最重大、最可怕的敌人------

令人吃惊的、将最终吞噬掉这个政府的腐败------发起挑战了。……或者到

明年的今天，我能够对这个政府更有信心。”

这个记录者以年轻人特有的激动来看待这个公告。但另一个40 多岁的

外国人，在南京已居住了6 年的《泰晤士报》记者，却显然质疑多于激动：

“今天在许多西方人活动的场所，人们纷纷议论着南京的一个新动作。

他们说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很可能将在上帝所护佑的一个军人的领导下，

进入它的复兴时代，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中兴’。……这个中兴将从禁

绝官员私生活糜烂的方面开始。但问题是这个政府一直说得太多，做得又

太少。我必须说，对它，我已经失去信心了。……至于那个被看作是杰出

人物的军人，我也并不认为他是西方的朋友。在我看来他只是浙江乡下祠

堂里的一个族长，他属于上一个世纪。……”

大部分的西方人，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以既希望又“姑且观之”

的复杂态度，去看待这个“元旦公告”，去等待所谓的“革新鼎元”。但在

南京的另一些人并不如此。

这一天，已到达溪口小镇的蒋介石，他的两份手谕先后送达了明瓦廊。

第一份手谕使腾杰呆若木鸡，继而到达的另一份，却使他百感交集、五味

俱全。

蓝衣社总社从八宝街迁到明瓦廊已经将近半年了。几个月的时间，以

总政训处、毕业生调查处为“掩护和运用机关”，蓝衣社已建立了十个支社，

其中“3 个设在南京，其余分别在上海、汉口、杭州、北平、洛阳、兰州

和广州等地”。数以千计的小组，无声地监视着一个个街区、建筑。

以南京为例，在南京3 个支社中，仅“第一支社（就）有成员1，582

人”，其中军人（含特务）693 人，文人、记者、公务员533 人，大学生356

人。此外，全国社员、会员数达到了万余人。它“以秘密对秘密”，1932

年上半年在淞沪就破获了几十个共产党机关，捕获600 余人，迫使中共中

央迁往瑞金。

腾杰所计划的“发展精英”、1931 年到1933年为“干部年”的设想，

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计划。但自从搬到明瓦廊，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扼制着他

的作为。

晚年腾杰曾回忆，在八宝街时期，蒋介石“交给力行社办理的公文件

数之多，甚至特别刻有‘交腾杰核办’之木章”。但在此间，他们却有了一

些令人不安的冲突。

冲突几乎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如同晚年邓文仪所追忆的，1932年3 月

底，“蒋氏曾三次向腾杰婉言推荐戴笠”，但一直到第三次，腾杰才勉强同

意戴笠出任特务处长。这让蒋介石相当不快。

而发生在次月的“葛武綮事件”，更使他们的矛盾公开化。

葛武綮是黄埔二期学生，二郎庙时期的力行社成员之一。他因为过去

的一些工作阅历，和陈立夫建立了诸多联系。4 月份，陈立夫要求他提供

力行社的早期计划。葛武綮当即就整理了一份材料。

仅仅几天后，不知道是阴错阳差还是陈立夫有意的安排，腾杰就“在

陈立夫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这份材料”。他不动声色，偷偷地将材料带了回来。

随后在八宝街，他以书记身份要求处死葛武綮。

蒋介石却厉声指责了腾杰。原因是作为一个黄埔学生，作为“正人君

子”，不应有偷窃材料的行为。因此，这样得来的证据，他“不予理会”。

这个离奇、反常的态度使“葛武綮事件”显得烟波诡异。几天后，在

腾杰的垂头丧气中，葛武綮仅仅受到了“开除社籍”的轻微惩处。不久，

他脱下军装变为文职，出任宁夏教育厅长，从此逗留在了西北。

从“葛武綮事件”开始，日常社务中，两人冲突不断。“有时蒋氏的意

见并不被采纳，甚至在开会时当面争执”（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意见”之外，还有作风。蒋介石重“人治”，而腾杰重“制度”。许

许多多西方人都注意到蒋介石“越权控制和不顾正常程序的个人偏好”，腾

杰也深有此感。于是这一年10 月初，他和肖赞育上书给蒋介石，对这个“校

长”直言批评，说他“喜怒无常”。

据说蒋介石对此哭笑不得，他当场以一句浙江乡下的俗语，“你们人穷

志大”来轻轻了结此事。

但仅仅是“哭笑不得”这么简单吗？“到二十一年下半年，蒋氏对力

行社的态度显已冷淡而间有申斥”，过去轻车简随、不时出现在八宝街，与

三个常务干事围坐在一张小方桌边交谈国家大事的情形，更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蒋介石经常越过腾杰，交办事务给康泽、戴笠等人。这造成了

“十三太保”各自邀宠、忽视干事会的心态。毕竟每个人的升迁沉浮、仕

途得失，似乎都取决于蒋介石而不是蓝衣社。……在明瓦廊“一日千丈”

的气势下，让腾杰最为忧虑的，却是“由于各人的性格和观点不同而造成

的很多不协调形态”。他担心这会产生“各自为政的趋势”。

那个军人庞大的身影，已严实地笼罩着明瓦廊。在这个军人的眼里，

蓝衣社不过是一个工具，它不需要有思想，有独立的见解，它只需要服从、

行动。对此，身为军人的腾杰也自无异议。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校

长”的复杂内心、神秘性格里，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将导致这个政权的崩

溃……

这一天送达明瓦廊的第一份手谕，不过简短的两行字：“……即日起，

停止革命军人同志会发展带兵官入会。”而另一份，是指令明瓦廊“整治嘻

废”、以“杜绝糜烂”。

“整治嘻废”即效仿武汉的“清流风暴”，禁赌、禁嫖、整顿南京卫戍

部队的内务。这个傍晚，正是日本陆军一部逼近山海关之际，一部宪兵奉

命“核查部队”，另一部奉命“整理秦淮河的浊流”。任觉五和南京支社几

千名成员，则奉命监视、检查大小官吏的住宅，旨在禁赌和“杜绝糜烂”。

动员工作和武汉一样高效。一个多小时后，蓝衣社的几千人马，就密

布在天色依旧阴霾的南京各主要街区。

1933 年元旦凌晨2 时许，几千名身着军装，或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

子的青年，同时从街巷里冒出。宪兵布控在各个路口，秦淮河边各条暧昧

的游船，被勒令靠岸检查。蓝衣社再一次的“清流风暴”卷起了。似乎，

武汉的一幕又要在南京重演了。

但武汉的一幕并没有重演。仅仅几个小时后，“清流风暴”就令人啼笑

皆非地夭折了。它是这个政权最终被腐败吞噬的预言和象征：“元旦公告”

在它执行的第一天，就遭受了南京官僚、乃至蒋介石自己的无情嘲弄。它

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的重大事件，就因此发生了。

蓝衣社从“腾杰时代”过渡到了“贺衷寒时代”。

4、

南京的“清流风暴”一开始收效就不大。武汉风暴的威慑，行政院、

各大报纸的事先公告，使这一夜到秦淮河寻欢作乐、聚众赌博的官吏，人

数很少很少。凌晨3 时许，全城撒网式行动已经进行一个小时了，但统计

的结果依旧让人沮丧。被扣押在洪武路的三、四百人，除了几十个或抱着

侥幸心理，或干脆不知道这个禁令的倒霉的官吏外，大多数是被蓝衣社“顺

手”扣押的寻常嫖客和赌徒。

凌晨4 时前后，南京的主要街道已经一片清冷了。除了暗淡的路灯，

以及不肯死心的一些蓝衣社成员晃动的手电筒外，几乎连过往的汽车也见

不到。菜贩子三三两两地顶着露水出门，早点铺子三三两两地开门。

在明瓦廊的腾杰多少有些失望。他打算知会各处，终止当日行动。就

在此时，任觉五的电话来了。

作为南京的地头蛇，这一天，一贯好动好事的任觉五抓捕最起劲，失

望也最大。这个腾杰的四期同窗，粗着嗓门、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

“……抓了几百号人，尽是一些小鱼小虾，说出去让人笑脱下巴

咯。……这里有个扎手的货色，动不动他？”

“货色”是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作为南京的“执金吾”，这个人以老

资格著称，也以好酒、好赌、神通广大、目中无人著称，是一根泡进了官

场酱缸的老油条。他对蒋介石指派蓝衣社抓赌扫黄、实施“清流风暴”的

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变相盘剥首都警察厅的权限。他更把“廉政公告”

当作一纸笑话。于是，在“禁赌令”下达的当天，特意邀约一帮赌棍到自

己家里聚赌，以示轻蔑。

这个赌博可能接连进行了两天两夜。虽然几十上百个蓝衣社党徒游荡

在这个街区，但没有一个人敢触摸吴思豫的虎须。只有任觉五觉得“咽不

下这口气”。

以“温文尔雅、廉洁奉公”著称的腾杰，闻报后却“勃然大怒”。他当

即决定拿吴思豫开刀。“备车！叫上宪兵！带手铐！”他厉声下达命令，而

后率领一队人马来到吴思豫的公馆外。

几十个赌徒刺耳、喧嚣的押宝声从公馆里洋溢出来，几乎半条街都能

听到。公馆外边，还有几个持枪的警察在护卫。这声音在腾杰听来，是对

蓝衣社、乃至整顿吏治的肆无忌惮的挑衅。

“缴他们的械！砸门！冲进去！”

对仍然犹豫的宪兵，腾杰冷冰冰地下达了命令。随后，几十个党徒气

势汹汹地闯进了吴公馆。

这一起人“先拍照，后把所有赌资没收，并带走扣押了几个赌徒”（康

泽，《复兴社的缘起》）。腾杰多少给吴思豫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把他带走。

否则“警察厅长进拘留所”，将成为南京政权无数笑料中的再一个。

但对于吴思豫，这已经不啻于奇耻大辱了。一个久经宦海的人，在自

己的地盘上被一群20 来岁的毛头小子折辱。他半是负气，半是要挟，“连

夜写了辞呈”，第二天清晨就把辞呈送到中山陵官邸，委托陈布雷转交给溪

口镇的蒋介石。

陈布雷对此异常重视，当即电告蒋介石。

一个后来被众说纷纭的离奇事件，紧接着发生了。次日，蒋介石用“各

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处理了这个事件。

打吴思豫的五十板，是批准他的辞职；打腾杰的五十板，则是康泽在

《复兴社的缘起》一文里言语确凿地写到的：1 月2 日，蒋介石在溪口镇

紧急召见了腾杰，对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幼稚，让我为难……”

当日，他以社长身份下达手令：免去这个“让他为难”的人蓝衣社书

记的职务，由贺衷寒接任。在贺衷寒从大别山赶回南京赴任前，由肖赞育

代理该职。

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重大的事件，果真因为腾杰“抓赌”而令人

哭笑不得地引发的吗？许多预闻了此事的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

康泽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他隐晦地谈到，吴思豫

在南京政权内有相当的地位和“后台”。此人的负气辞职，对南京政权、对

蒋介石的执政地位，都多少有影响。因此，一边的筹码是民国在纷乱20

年后，权力得之不易的短暂平衡，另一边的筹码，是反糜烂反腐败、“革新

鼎元”的决心。蒋介石希望在维系平衡的基础上，去温和、渐进地实现“革

新鼎元”。

腾杰动作太大、态度太激烈，他的“抓赌”是典型的政治上的幼稚。

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就成了最好的处理办法。

被人笑称为“一剂生姜”的肖赞育，心思要比康泽简单一些，但也要

犀利一些。他把腾杰下台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的借题发挥。在他看来，抓

赌不过是个借口，真正原因是蒋介石和腾杰的作风冲突。

从出任书记起，腾杰事事谈“制度”，甚至上书批评蒋介石“喜怒无常”，

这都是南京政权的异端表现。虽然蒋介石都以一种长者姿态轻轻避让了。

但大事小事，芝麻西瓜，久而久之，信奉理学、讲究等级人际的蒋介石，

对此并不是没有意见。

“你们人穷志大”，这句貌似诙谐的浙江俗语，底下流露的却是蒋介石

对腾杰作风的深不以为然。“为尊者讳”的品质，使肖赞育没有深入蒋介石

的个性和风格。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一直到1933 年夏天，蒋介石在一次

社务会上仍再次提起“上书”，再次说“你们人穷志大”。对来自学生、属

下、晚辈的批评，事实上他相当耿耿于怀。

侍从秘书邓文仪则认为主要原因既不在于“抓赌”，或抓赌背后的“制

度”或“幼稚”，也不在于“作风冲突”。在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人事限制。

几十年后，他话语隐晦然而意味深长地说，“二十二年初贺衷寒继腾杰出掌

书记，开力行社书记职一年一任、不可连任之传统……”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抓赌”事件，也不管腾杰是否幼稚，对这个

影响日大、势力渐渐惊人的组织，蒋介石是不愿意任何一个学生久握大权、

渐而坐大的。这就是蒋介石的统治之术。

邓文仪的这个看法，他的同乡贺衷寒也相当赞同。一生“三起三落”

的贺衷寒，在十年后的重庆经历第二“落”时，他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职

权限制谈起，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这样的纷纷猜测、各怀心思的理解，事实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康泽长策略，因此重举措；肖赞育重性格，因此看作风；贺衷寒、邓文仪

在此后数十年，因为蒋介石的一些独特神秘的性格与作风，宦海沉浮，一

生艰难，对蒋“分而治之”的权术更身有体会，因此看权谋。

但在这么多看法中，始终淡然等闲视之，一语不肯轻发的，是当事人

腾杰自己。几十年后，他在台湾曾谈到，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他就

“存心拥戴贺为蒋之下力行社领导人”。姑且不论这番话语的真实性，但，

作为一个“十三太保”中品质最没有争议的人，即使有难过、有失望，他

也不会流露出来。

连陈启坤也忽略了，“抓赌”这一天，正是腾杰28 岁的生日。

“一剂生姜”代理该职的时间不过18 天。这18 天里，腾杰依旧每天

一大早到明瓦廊办公。他整理从“联络处”时期开始的、16个月来多达几

个橱柜的文件资料；他或者心态平和，或者有苦难言地轮番和干事、社员

交谈，进行权力交接。同时，他也悉心地回顾、反思一年多以来蓝衣社的

历程，等待贺衷寒回到南京。

他没有任何愤怨、一丝不满。……1933 年1 月20 日上午，33 岁的贺

衷寒，终于匆匆了结了大别山的一应事务，并沿长江，经武汉、九江、安

庆赶回南京。就是这一天，腾杰邀约他到明瓦廊大街上的一个澡堂洗澡，

进行书记职务的正式交接。

5、

这个午后，两个热气腾腾的身子从大澡池里出来后，进入了一个单间

的休息室。跑堂的泡上一壶热茶后退出去了，这两个蓝衣社最有权势的人

物，仿佛回到东京“同住一处”时的情形。

或者，那样深厚难忘的友谊，正是这个下午他们谈话的背景？在四五

年从相交到相知的过程中，大小场合，腾杰都一力维护、迁就着贺衷寒。

在他任书记期间，不论社务大小，他一概要与贺衷寒商量。以至于许多年

后，还有那么多人认为他“能力不足”、“比较幼稚”、“对贺衷寒言听计从”。

但，腾杰也深深悉知着贺衷寒一应的性格弱点。这个下午的对话，围

绕的正是贺衷寒的性格弱点。1973 年2 月21日，当40 年时间弹指而过后，

腾杰依旧清晰地记得，他“交代任务给贺衷寒时，特提出维系组织的四要

点”。

从后来蓝衣社的历史来看，这些真是不折不扣的“要点”。第一点是“同

志的观念应高于一切其它的观念”。

在南京，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此外在蓝衣社内，

他又与几个湖南人“过从密切”。“湖南人有小团体”的说法早就弥漫于整

个蓝衣社。对此，腾杰委婉地建议，“不要将湖南人放在身边”，要尽力避

免湖南小团体的做法，以免被人“误认同乡之贵于团体”。

再一点，是“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这个建议切准了蒋介石的行事

风格，和南京官场的人心。

“因蒋中正用人，对某人信任时，喜欢委以多种任务”（邓元忠，《腾

杰访问》）。担任了一年多书记的腾杰，对此可谓深有体会，并了解这“对

社务有极大的影响”。他一针见血地谈到，倘若兼职太大、太重，可能“使

人认为做书记是当官的跳板”。

何止做书记。在明瓦廊，不是有许多人把当干事、做处长都看作是当

官的跳板吗？这种对乱世之中无数青年习惯投机暴发、甚至火中取栗心态

的了解，以及“跳板”心态对蓝衣社志向与组织的破坏，正是腾杰出任书

记一年多以来最弥足可贵的经验。

黄埔时代的热血气质、牺牲精神，为什么那么快就让位于南京官场的

沼泽地？无非是权势动人心。腾杰本人的发起蓝衣社，事实上是再次凝聚

黄埔激情与牺牲的残余，再次以“杀身”、“救国”的态度来开创后黄埔时

代。但，谁能说这个“后黄埔时代”不会再次陷入南京官场的汪洋大海呢？

针对贺衷寒自负、刚愎自用的性格，腾杰建议，“团体的政策应以干事

会议决定为主，不要独断”，此外，“负责人应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以作

表率”。后一点是腾杰一年多以来始终恪守、实践着的，这才有了八宝街清

新热腾的生活。而前一点，是他最担心贺衷寒不能做到的。

最后，腾杰谈到了“合作”，其中特别谈到与CC系的关系。他认为，

如果说一年多以来组织有“主要失败”的话，那就是“与党部的关系”未

能改善。贺衷寒更“与党部负责人颇有误会，故应特别注意此点”。

“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为的是避免蓝衣社内的倾轧和争权夺利；

改善与“党部”的关系，为的是避免蓝衣社那些冲动盲目的成员，乃至整

个蓝衣社组织陷入与其它派系的权力倾轧。……他娓娓道来，貌似建议贺

衷寒一个人，但一点一滴，都深谋远虑指出了蓝衣社的发展关键。

这就是“惟贤不惟亲”的人事原则、献身“复兴事业”的纲领坚持、

“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以及与CC 系合作的道路。这既是过去一年

多蓝衣社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此后蓝衣社存在的立足点。

贺衷寒一字一句地倾听着，并不时点头。他那锐利有神的眼睛，也闪

烁着感动的光泽。这个午后，这间小小的澡堂休息室，是他们毕生不会忘

却、不能出走的。……

但不幸的是，和“湖南小团体”的说法一样，不过一个多月后，贺衷

寒就有了负责全国军队政工系统的“兼职”；不过三四个月后，他刚愎自负

的性情，就笼罩在明瓦廊以及分布着成千上万名蓝衣社成员的土地上；不

过一年多以后，蓝衣社与CC系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了轰动一

时的两个派系“火并”闹剧。

这就是蓝衣社。

6、

腾杰远去了。1933 年1 月20 日傍晚，在再一次干事会上，贺衷寒正

式出任了蓝衣社书记一职。此时，贺衷寒军衔少将，主要职务是“三省剿

总”政治训练处处长。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了贺衷寒此时的心境。但，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最富

激情、最有才能、也最为复杂的日子。因为接下去的蓝衣社历史表明，从

这个春节行将临近的日子开始，一直到第二年3、4 月份，整整14 个月时

间，贺衷寒将缔造一个全盛的蓝衣社时代。在这期间，蓝衣社不仅一跃而

为民国三大派系中最有影响、最富权势的力量，而且还完成了中国法西斯

化的理论、组织、策略等诸多方面的准备。

因为这些成就，也因为他的阅历、才华、信念和个人魅力，贺衷寒后

来被认为是“蓝衣社之魂”。但这个“蓝衣社之魂”的说法，究竟有多少赞

许？多少鄙夷？却没有人说得清。他带领蓝衣社步入全盛时期的同时，他

的狭隘、冲动，他种种的缺点，以及他根深蒂固的“湖南性格”，也从反面

深重地影响了蓝衣社。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贺衷寒，那么，曾经生机蓬

勃的蓝衣社运动，其结局就不会是那个样子。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个蓝衣社的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历史。这

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晚清、民国那个动荡时世的纯粹产物。这样的一个

人，不管他是尴尬的、不合时宜的还是邪恶的，都值得后人去反复思索。

贺衷寒的青年历程，就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900 年1 月5 日生，原名忠汉。少时，他曾游

览洞庭湖君山岛，听说了秦始皇在这里怒盖“封山印”的故事，慕其威严，

因此为自己取字“君山”。

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另一说其父“务农兼商”、属

小康之家，见《贺君山先生逝世周年特辑》），因此6 岁便延师读塾。他聪

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乡里传为佳话。在岳阳楼下成长的生

活，使他从小习惯于精美、隽永的汉字，以及士大夫“先天下忧”的情结。

考入中学后，他开始展现国文才能，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

在中学期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为“饮冰怀霜”的情

怀打动，思想渐渐激进。1920 年秋，20岁的贺衷寒由于能说善辩，又有很

强的组织能力，被在校学生选为代表，领导“五四”运动。不久后由于向

往苏俄运动，他被准许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但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的，是1921 年秋天他在苏联目睹的事实。

这一年他到苏联留学，并和张国焘等一同出席共产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

前后共7 个月。当火车从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一路驶过时，他看到许多

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而且一路都是乞丐、娼妓、

小偷……他人道主义的思绪被唤醒，悲惨的现实使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

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1922 年自苏联回国后，贺衷寒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当时，

湖南第一纺纱厂曾因两名工人被杀发生工潮，贺衷寒以极大义愤撰写了《黄

庞案之真相》一文，替死者呜冤，被军阀政府逮捕3 个多月。在狱中，他

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

出狱后，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那个年

轻的心灵，活泼泼地，怎么可以呆在见不到大风潮的乡村社会？他又返回

长沙，从事新闻事业，因文笔犀利、不畏强权，在社会上引起敬重。

次年春，贺衷寒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

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到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

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锚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

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得知青年名叫胡

宗南，也去广州投考黄埔。两人于是相识，意志相投，后来便情同手足。

他们联名面见主考官廖仲恺、传扬出“文贺武胡”的事迹，已经成为

黄埔佳话并广为流传。但贺衷寒的“文”名，不仅来自文章，更来自他在

校期间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黄埔时期，为对抗他深深厌倦的共产主

义思潮的威胁，他和一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

共产党学生已控制了在广州的军人联合会。于是，贺衷寒就另起炉灶，短

短一年内，他将学会发展成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大社团，以抗衡共产党人。

他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

他几乎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活化石。而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期间，他

也表现出贯穿他一生、后来也贯穿了蓝衣社历史的线索。

那就是他的“湖南性格”。

“湖南性格”在整个近代历史上，都留下了深重烙印。即使是作为中

兴重臣、“儒学宗师”的曾国藩，身上也集大成着湖南人各种复杂、对立的

面貌。一方面，是求知、热烈、献身、忍耐，另一方面则是自私、狭隘、

尊重强权、固步自封。在蒙昧、好斗的湖南乡土，在素有“普鲁士人”之

称的目光短浅的湖南愚民身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贺衷寒是这个“性格”表现得至为鲜明的人之一。黄埔毕业后，他跟

随大部队一路进入南京。后来的反共、清党，他以铁与血为特点，极力支

持、毫不留情。在那种大时代大动荡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同学、同乡、

或者同是青年的包容。

这是悲剧么？仅仅因为观点的不同，那么多原本用同一口锅做饭的优

秀青年，此时却互相残杀。这就是“湖南性格”，这就是贺衷寒悲剧人生的

起点。

还不止于此。1929 年，贺衷寒被选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他全面研

究日本的军事政治。在日本，他看到了一个军国的、法西斯的日本渐渐崛

起的过程。或者这个留日阶段，是他生命中可以和进入黄埔相比的重要转

折。

到腾杰组建力行社的日子，他从日本回来仅仅半年。通过腾杰，他从

日本所找寻到的一个“复兴国家”的途径，在那时只有区区40 人的力行社，

获得了干部基础。而接下去，在他自己出任蓝衣社书记后，他还要开始一

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探求。

这时，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的青年，

他自己曾参与缔造的黄埔精神，以及在二郎庙、八宝街的清新回忆……所

有这些，他生命中重要的、美好的阅历，都渐渐地、然而永远地离去了。

贺衷寒，是那时黄埔、中国最早注意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人之一。他的

手上已经满是大别山的鲜血，同时，他还要为他的中华民国，铸就铁，继

续地索取血。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又何止表现在贺衷寒一个人身上？这时，

聚集在贺衷寒身边的那些黄埔众生，那些都有过意气风发青春年月的力行

社发起人，即使是个人品质上最不受质疑的腾杰、陈启坤、周复、桂永清……

他们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他们都试图以城市、“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

实上的农奴社会。他们一面以“复兴”、廉洁为口号，另一面却以中世纪的

编组保甲、五家连坐、监视社会、屠杀壮丁为手段，去巩固他们的政治。

于是，在接下去的一些年头里，他们所参与的，事实上只是播下龙种、

育出跳蚤的历史轮回。而这个轮回，在他们的时代本来是可以结束的。

更深层次地说，黄埔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悲剧？许许多多后来选择了

不同道路的黄埔学生，就其根本上说是同一类人。几乎共有的私塾教育在

心底都形成情结。然后因为命运的安排，他们在大时代里集聚了，一同缔

造出所谓的“黄埔精神”。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

等等，是黄埔的一个方面。但这些的根源，却是坚固的、顽强的军人情绪。

当拥有这种情绪的人领导着国家时，国家就立即地军国化了。而它一旦和

另一个方面，即最重要的黄埔传统，那种终生不渝的忠诚结合起来，强人

的独裁的中国就产生了。

黄埔人都是尊重秩序、尊重业已形成的权威的。包括蒋介石的对于孙

中山、周恩来的对于毛泽东。这种教育、情绪、思考、逻辑也强烈地影响

着黄埔学生。黄埔的这个特点，是它在离散时代有力影响了历史的根源，

也是它在强人中国的悲剧所在。

黄埔传统本身就是以传统中国的一般人格做基础的，在仍然传统、但

是渴望现代化的年代，这个悲剧和南京政权、蓝衣社的命运一样，是被注

定的。

贺衷寒的接管“黄埔系运作核心”蓝衣社，因此也是被注定的。他一

生都没有出走过刺刀、独裁的光圈，他的“湖南性格”更形成他重视权力、

拉帮结派、兴风作浪的本能。于是，他注定要把蓝衣社牵引上本来可以避

免、但一切又貌似必然的路。

在他出任蓝衣社书记仅仅十天以后，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就在欧洲发

生了。是贺衷寒的“湖南性格”连同这个事件，牵引着蓝衣社走上了它的

不归路。

第九章复兴狂飙

1、

1933 年1 月30 日的阴沉午后，在遥远的欧洲，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

总理。从总统府出来后，他回到他的“战友”中间，眼里满是泪水，一句

话都不说。

当天晚上，数以十万计的冲锋队员点着火把、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

切》的歌曲，整齐地行进在柏林。他们的高统靴在街道上踩出整齐的“拓”、

“拓”声，整个夜晚，柏林都充满了一种纳粹的气息。在一家旅馆的窗户

边，对他狂热的党徒，希特勒一会致以纳粹敬礼，一会擦去脸上的泪。

据说，德国年迈的总统兴登堡元帅，在这一夜也认为“那个下士唤醒

了德国精神”。

“那个下士”唤醒的又何止是德国精神？这一天，蓝衣社首脑之一、

驻柏林的中国使馆武官丰悌也站在一扇窗户边。他的身边站立他以前的教

官赫尔曼-克瑞伯。

克瑞伯中校是前魏玛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他是一个优秀的

战术教官，但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狂热的纳粹党人。20 年代希特勒发

动“啤酒馆暴动”时，克瑞伯站在希特勒的身边，并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元

首”。随后，他和希特勒一同被囚禁，并亲耳聆听希特勒口述《我的奋斗》。

早在1932 年5 月的南京时期，克瑞伯就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

谈到了刚刚形成的蓝衣社对纳粹党的向往：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完整资料。……我们党怎样成功地推行如此

严格的纪律？如何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

成功？他……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就是因为这个向往，丰悌才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此后，蓝衣社还

每半年派遣几名成员组成“赴德考察团”，以借鉴纳粹党。

这一夜，当浩大的冲锋队从他们眼皮底下通过时，丰悌一脸的羡慕、

热切。他再次敦促这个希特勒的朋友、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父”，给明瓦

廊以纳粹“全党的资料”。

克瑞伯却调皮地说：“……全党的资料？你们还需要吗？我们党的全部

秘密都在元首的身上，在戈培尔博士、罗姆先生、希姆莱先生，以及我们

‘北方领袖’施特拉塞的身上。”

这年春天，在给南京的一封信里，丰悌写到了这个对话。不久，它就

成为明瓦廊津津乐道的口头禅。一年多以后，邓文仪还一脸谦虚地说：“……

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才够格，

我是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

被公认的“蓝衣社戈培尔”，却是康泽。

1932 年5 月，因为误把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给另一个蓝衣社成

员，康泽受到“弹劾”，失去了革青会书记一职。把该职移交给任觉五后，

他专注于宣传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此，他开始了一项新生的、朝阳般的事

业，那就是为明瓦廊构建一个民国最庞大、最无所不在的宣传系统。

“九分宣传，一分武力”是孙中山的名言。蓝衣社的众多“太保”都

从事过宣传工作，也都重视宣传处。在“联络处”、八宝街时期，腾杰和贺

衷寒都多次强调过“宣传工作的压倒性地位”。晚年腾杰曾谈到，“早在力

行社成立之前”，他就“向蒋中正建议，应建立一个新机构，并利用现成的

机构使（之）结合成一全国性的宣传网”。而贺衷寒更构想，蓝衣社的宣传

网，应“多边无定型”，但基调应“一致”。即宣传渠道多样，形式多样，

但论调统一。

这样一个宣传网的建设，落到了康泽的头上。凭借《中国日报》的经

验，宣传网进展之顺利，甚至出乎康泽本人的意料。

早在1932 年春夏，康泽就统管了黄埔系统的10 余份报纸。使这些报

纸“多边无定型”但论调“一致”，是康泽的第一个任务。《康泽自述》曾

记载一个辛劳时期：“每月或每季度发一《宣传大纲》，有临时事件发生，

则发临时的《事件宣传纪要》。……”

通过《大纲》、《纪要》，康泽严密控制了报纸的论调。那么，如何“利

用现成机构”以缔造“全国性”的宣传网呢？1932 年的9 个月时间，康泽

先是对宣传处和革青会作了一个异常关键的联系。那就是发展报人入会。

大批报人的入会，使蓝衣社控制了一批报纸。然后，当年夏天到次年

春天，宣传处以狂飙的姿态，介入着中国尚不成熟的新闻事业。到1933

年春天，康泽的宣传处控制了民国区区数百份报纸中的100 余份。他们的

声势在短短一年内，就超过了CC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南京以《中国日报》为核心，形成了包括《中华周报》、《国际周报》、

《国际译报》、《中国与苏俄》月刊等在内的传媒群；汉口是《扫荡报》、《新

中华日报》，青岛是《新青岛报》，天津是《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是《西北

评论》半月刊，长沙是《乐群》月刊，杭州是《人民周报》，南昌是《青年

与战争》周刊，太原是《华闻晚报》，福州是《南方时报》……

手笔最大、声势最猛的，是宣传舆论中心上海。康泽在叶维的支持下，

使上海最终形成了以《前途》杂志为主，另有《社会新闻》月刊、《新社会》

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杂志等报刊的传媒群。

最后，当1933 年春天的北平，四份有地位的报刊《北方日报》、《老实

话》，以及自诩为“独立报纸”的《实报》和《世界日报》，也被纳入蓝衣

社宣传系统后，宣传舆论机器就全面成形了。在蓝衣社必然地土崩瓦解之

前，他们要利用这个庞大的网络，让形形色色的思潮，来自西方的“不适

合中国”的自由主义、原本式微的“实业救国”思潮，“封建”的新儒家主

义、乡村民粹派运动等等，都先土崩瓦解掉再说。

康泽之后，渐渐引人注目的，是“希姆莱”戴笠。

成年后性情大改的戴笠，在“四大金刚”中年龄最长，而资历最浅。

可能因此，他不象康泽那样才华外显。但10年的浪荡生活，使他锻炼出投

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迎上、含辛茹苦等性格。这是一个性

格改变命运的范例，在30 岁前后，他一点一点地挽回自己人生的颓势。

加入蓝衣社之前，他常年“自费”在北方各地搜集军阀的情报，没有

领取到一毛钱的活动经费，连黄包车也坐不起。但他是一个狂热的苦行僧，

为了把情报及时送到蒋介石的案头，他总是连夜整理情报，草草一觉后，

在夜色仍然凄迷的南京步行上几个小时，绕过整个城市到中山陵园官邸。

冰霜、风雨，依然天天如此。

他还经常忍受蒋府佣仆，包括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的白眼讽嘲，

经常听闻到“小瘪三又来了”的话语。主高奴大，他总是一言不发，继续

极其坚忍、事事谨慎地卖力，终于博得了后来的蓝衣社同僚、蒋介石妻侄

毛邦初的同情。

他渐渐地、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地改变着地位。1932 年初，蒋介石任

命他为蓝衣社特务处长。这是他这种性格、这些努力的命运回报。

出任处长后，郑介民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副处长。他们性格、志趣、

特长的互补性都非常大，以至于几年后，被人称为是“黄金搭档”。此外，

从“自新训育班”要来的30 个人，成了他第一批的部下。这些人清一色地

是黄埔学生。一开始，特务处也和蓝衣社的众多机构一样，是黄埔系的延

伸。

但戴笠非常实际。在浪荡、穷困的日子里，他见识了各种各样身份的

人，了解到在弄巷、贫民窟、码头也有能干的人。底层上海的头子杜月笙

是他的朋友，此时已是俨然的头面人物，这说明了什么？

这一年5 月开始，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如青帮大小头目、盗

窃犯、小流氓，以及变节者，无业游民，慢慢进入了特务处。比如王克全。

王克全是原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成员，骨头极软，CC系特务逮捕他以后，

几乎没废什么力气就让他变节了。他被释放后，怕遭到共产党的报复，整

天躲躲藏藏，生活非常潦草、潦倒。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的地下生活，

反而历练出特工所需要的老鼠那样窥视，在阴暗角落活动的能耐。这样一

个人被戴笠一眼看中。后来，他在刺杀杨铨的行动中，果然发挥了他的这

些能耐。

又如杜月笙的弟子王兆槐、陈墨，这两个人都是身兼警察头子和黑帮

“恒社”头目的兵匪一家的角色，兵带得、酒喝得、钱要得、人杀得。他

们帮助戴笠在上海建立起散布租界内外、遍及社会的内线网。

洪门大头子向松坡的许多门人弟子，那些胡作非为、鱼肉市井的粗坯，

也神气活现地出入在鸡鹅巷令人莫测高深的弄巷里。

几十名黄埔生和这样的一些老鼠、蟑螂、臭虫、苍蝇，拼凑成了1932

年的蓝衣社特务处。戴笠后来的“中国希姆莱”的名声，就是从这里开始

的。

“戈培尔”、“希姆莱”之外，蓝衣社也有自己的“施特拉塞”。这个纳

粹党的“北方领袖”是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但几乎从一开始，他与从南

方起家的元首就有微妙的裂痕。无独有偶，蓝衣社的这个人也是一个有名

的演说家，与明瓦廊也几乎一开始就有隔阂，并且，在1933 年春天，他也

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

这个人，就是明瓦廊唯一的非黄埔“太保”刘健群。

2、

1932 年秋天，在明瓦廊，刘健群开始组织蓝衣社在“自新”、“团警”

之后的第三个培训班。这个班以培养民运干部为主。

这个班的名称是“军委会特训班”。它宣布的招生条件，是应届高中毕

业生、大专以上学生和校级军官。原布衣团成员主导了这个班，它有深重

的“刘健群痕迹”。康泽后来回忆，在南京“这个班的社会影响，要远大于

自新训育班或团警班”。

许许多多学生出于“复兴民族”的热情，志愿放弃了高收入。总共录

取五百人，报考人数却超过三千。310 名大学生被录取，另有190 名军校

学生也在此列，不过绝大多数不是黄埔生。这五百人是1932 年唯一的非黄

埔力量，也是蓝衣社后来数十万成员中最有理想、文化素养最高的分子。

10 月7 日“放榜”。10月10 日，在国民党建党节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

特训班开学了。特训班学制半年，作为明瓦廊唯一的非黄埔人物，刘健群

精心经营这个“嫡系”。他迅速博得500 名部属的钦赖。几十年后，一个叫

李茂永的学员写到了他对刘健群的印象：

“……刘健群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与人谈话时，他态度谦和，虚心

听取对方的意见；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

出使人比较满意的答复。在大会演讲时，不带讲稿站着讲，所讲的话题迎

合大家的心理。他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倦容。”

但也正是这个班，使刘健群与明瓦廊的关系开始微妙。

晚年腾杰曾谈到，军人会和革青会先后介入了这个班，甚至为争夺成

员发生过摩擦。刘健群曾对他“讨论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

而康泽之外，打算排斥他的明瓦廊人物，就是贺衷寒。

1933 年1 月，为“防止刘健群势力的扩张”，刚刚出任书记的贺衷寒，

把军委会特训班改名为“中央军校研究班”。这么一来，全部500名政训班

学员，那些和黄埔八杠子都打不上关系的文人、大学生们，就从刘健群的

嫡系变成了“黄埔系”。

刘健群变成了异常孤立的明瓦廊“外来户”。还不止于此，1933 年1

月，似乎是此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刘健群，一个无比灰暗倒

霉的月份。500 名嫡系被“釜底抽薪”后，他又“后院起火”。

这就是在南京传为一时笑柄的“《抗争》事件”。

“《抗争》事件”的主角之一是刘健群的妻子胡蕙兰。这是一个有神经

质的女人，自刘健群来到南京后，她不断怀疑刘健群有外遇。这一年春节

前后，她自费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抗争》，小册子披露了刘健群的种种隐私，

他们的家庭琐事和婚姻生活。在《抗争》里，刘健群被描述成一个狭隘自

私、卑琐自大的人物。

小册子南京整整散发了一万多份。一时之间，街巷市井几乎人手一份。

不久后，上海的几家小报也惟恐天下不乱，纷纷转载《抗争》。它成为一个

令人啼笑皆非的政坛丑闻。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刘健群擢升太快，太得蒋介石的宠信，这

使南京官场对他或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这一年2 月初，蒋介石终于下

达了手令：免去刘健群总政训处长的职务，“另有任用”，由贺衷寒“兼任

该职”。

“《抗争》事件”后，明瓦廊召开了蓝衣社1933 年年会。蒋介石亲自

主持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热河危机、华北危机。在这个会议上，刚刚上任

一个多月的贺衷寒，提出成立华北分社，一方面，是对抗近在眼前的“满

洲青年联盟”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安抚华北”，使之纳入南京的权力版

图。

邓文仪后来总结，“十余位力行社社员被派往蒙古华北工作。……是继

武汉后，另一次集体行动”。

冥冥之中，象一颗草籽一般，形影孤独的刘健群被来自满洲的烈风吹

动。他参加了这次“集体行动”，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并担负起在

华北的重任。

早在1931 年制定《虎卷》计划时，“满洲青年联盟”所勾画的伪满洲

国版图，就包括一个塞外小省热河，和沿长城延伸的一条“非武装走廊”。

“满洲新秩序”建立后，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立即着手这一新的征服。

1933 年2 月23 日，日军2 万余人分三路进犯热河。10 天时间，热河

全境沦陷。3 月3 日，日军6 师团一部128 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该部

在承德大肆劫掠。这个师团意志顽强、作风凶狠，4 年多以后，正是他们

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首凶。

“保卫长城”的声音，在这一年3 月一下子成为华北大地最苍劲悲怆

的声音。风雨飘零中，战争在长城的300 里隘口间铺开，每个关隘都有恶

战。几十万人马往来冲杀，只有苍天、黄土、长城、夕阳才静默无声。

在这样的恢弘时空里，“满洲青年联盟”和蓝衣社终于在长城两侧，用

炮火、大刀、思想和身体进行碰撞。两大青年军人集团、两大秘密组织成

为这个战争的主角。

“贺衷寒时代”就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开幕了。

3、

在“腾杰时代”，淞沪和大别山是蓝衣社的活动重点。蓝衣社在其它地

区的组织均极为微弱。平津与华北更是其中最脆弱的链条。以北平为例，

它虽然是最早的四大支社之一，但一直到此时它也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革

青会分会，和特务处的一个工作站。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不如说这是几

十号人的一个秘密俱乐部。它的书记贾毅一份薪饷、几杯小酒，日子与在

胡同里的大部分人并无不同。

山海关、热河的炮声震动北平后，这里因缘际会，成为蓝衣社再一个

活动重点。2 月，贺衷寒已往北平派遣了一个工作小组。它包括因为武汉

反腐、名气已经很大了的邓文仪，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以及武汉书记干

国勋等。

三个力行社员连同10 余名特工人员，在东城栖凤楼的一条胡同里租赁

了一所二层带院子的住宅，做长期停留的打算。他们不过是蓝衣社北平活

动的“先锋官”。紧接着，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前往北平的，是一个浩

浩荡荡的队伍。

2 月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在十余条军列边，铁

石般地挺立着一个将军的身影。他的手一直举在帽檐边，表情严峻，目光

森冷。在他的身边，铁流一般地，望不到尽头的持械军人涌进站台，涌过

他的身边，涌上火车。

这一天是霉雨天气。雨水不断地沿将军的帽檐、肩章上淌下，他的军

装早就湿透了，但仍然一动不动。火车站喧天的锣鼓，无数市民、学生、

记者的注视，似乎一点都不能惊动他。仿佛他的心已经在遥远的华北了。

2 师、25 师官兵的长龙已经到尾巴上了，关麟征、黄杰走过来了。此

时，他的身体微微地、不被人觉察地颤抖了一下，随后，他的目光由森冷

转向热烈，几名卫士为他铺展开了一幅白布。

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笔划。随后，是关麟

征、黄杰，随后是百余名出身农家、视野多少有些狭隘的士兵。他们纷纷

咬破手指，你一字、我一句，以拙劣字体续成了一阙《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不知道是哪个学堂的学生率先

唱了起来。随即，将军沙哑的嗓音加入了，无数人加入了，歌声撞击着南

京广漠的天空。将军的眼睛里先是蒙上了一层水汽，接着这水汽凝固、扩

大，化作了满眼的泪。

这眼泪感染着站台，这是南京罕见的眼泪。将军没有去拭抹它。

2 师、25 师官兵后面，是一队一队更加威严、潮水一般静默涌过的宪

兵。罕见的钢盔、仪仗，衬托着将军的泪花。此时，人群激动喧闹了起来：

“宪兵三团！大英雄！”“宪四团的兄弟，好好地打鬼子！……”

两个姑娘冲破卫兵的警戒线，给蒋孝先、吉简章这两个宪兵团长，佩

带上了姑娘连夜编织的绒线花。

一个当过私塾教师的老先生，颤巍巍的身躯也灵活地穿过卫兵的警戒

线，把有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字样的锦旗，披到了将

军的身上。随后，聚集着数万民众的车站沸腾了，男女老少都试图冲破卫

兵的警戒线。卫兵的脸上热泪纵横，但仍然不肯放行，苦苦地劝说着人群。

这个将军，就是贺衷寒。

这一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几万民众，还很少有人知道，贺衷寒，以及

他所送行的关麟征、黄杰、蒋孝先、吉简章四人，都是让市井开始惊恐的

蓝衣社首脑。但即使知道，一个多月后再次出现在南京火车站的一幅令人

肝胆俱裂的图景，也足以使亿兆苍生，依旧把那远征的2 万余人，那个在

火车站用泪眼送行的将军，当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依旧是十余条军列，军列边依旧站立着贺衷寒。然而这一天的贺衷寒，

却没有戴军帽，他的头上刺眼地扎着一条雪白的布带。他眼中泪水所蕴涵

的悲恸，似乎折射着五千年和四万万的痛楚。

在贺衷寒泪水的衬托下，花圈和白幛，挽联和松柏，静默无息地和一

直延伸到火车站广场的几万人，等待着一个个黑色匣子的捧出。飘扬的青

天白日旗，高远的南京天空，迎接着近2 万个幽灵。然而捧回的不过是一

千多个做象征的骨灰盒。大多数人的躯体，已经融合进长城与黄土了。

就在这一个多月里，在长城，蓝衣社控制的2 万余名出征军人，损失

了2/3 的人马。

《关麟征传略》简洁地描述了古北口作战的情形：“……关麟征奉命率

25 师北上至古北口抗日。是役，他亲率149 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

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炸五处受伤，浑身是血，身边官兵全部战死……”

3 月12 日下午3

时，古北口失守。关麟征师伤亡过半。其副手、“军人会”成员张耀明

接替负伤的关麟征，再次集结部队，在口内南天门一带阻击。此后20 余日，

“……起初是关麟征25 师在第一线，被打残了。黄杰第2 师顶上去，换下

第25 师。第2 师被打残了，刘戡的第83 师又顶上去，换下第2 师。……”

至3 月底，3 万军人几乎不成建制。同时歼敌5 千余人。《时世月报》

第二卷第二期在战后曾刊登中日双方战果，称整个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

队共伤亡、失踪6 万5 千余人，其中关麟征等所属的“徐廷瑶军伤亡65%”，

达2 万余人。

日本方面，共伤亡6 千余人，大部为关麟征等人所歼灭。

近2 万人死去了，阵亡的700 名军官，绝大多数是蓝衣社军人会成员。

一个个往昔音貌尚存、生龙活虎的人，先是身体上穿透了密集的枪眼，随

后又化作了一把土、一股烟，再也看不到了。

它也化做了贺衷寒在站台上的声音：

“弟兄们，我们回家了！……我们都回家了！”

随着这个暗哑声音的响起，哭声连成一片，汇成了南京当夜的家家熄

炊、户户招魂。那个私塾老先生，再次颤巍巍地爬上一条高凳。他持着一

条长长的招魂白布，用力地挥舞着手，他带着哭音的嘶哑嗓子喊着：“孩子

们，到西边去，那里是阳光大道！……”

4、

在漫天的霉雨下，出征、招魂、悲恸、眼泪……是这个春天的南京日

子。长城大战牵连着亿兆苍生的心灵，即使战事已经平息，后方高校、商

界、新闻、卫生等慰问团，仍纷纷从淞沪、武汉涌到华北。南京站的站台

日夜没有停息，贺衷寒几乎天天都出现在这里，为一群一群蓝衣社的人流

送行。

3 月，在潮水一般的人群中，第三批、为数达几百名的蓝衣社成员，

又从这里出发了。这就是刘健群、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率领的“华

北抗日宣传总队”。是蓝衣社派遣的身负“华北中央化”使命的人员。

“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在3 月19 日由贺衷寒下令组建。筹备处设在南

京韩家巷，政府每月拨款2，800 元。据《申报》报道，它“不到十日”就

完成组建。其主力是政训班的300 余名文职学员。

在组建“抗日宣传总队”前，贺衷寒作出了一个对蓝衣社有最重大影

响的决策。那就是计划把蓝衣社从原先的“精英组织”，演进为一个席卷民

国的群众性运动。

这就是贺衷寒的“复兴社”构想。复兴社，始终是“贺衷寒时代”的

主旋律。

3 月27 日，在南京火车站，同样是在贺衷寒的送行下，“抗日宣传总

队”的几个大队长，李秉中、陈春霖、余洒度等先行出发，“到北平待命”。

送走这个小队伍后，在苍茫的暮色中，贺衷寒回到了明瓦廊。

这一个晚上，在明瓦廊，贺衷寒召集了一个简短的干事会。干事会的

第一个议题是设立蓝衣社华北分社。

南京已决定由何应钦取代张学良，负责平津、华北的军政要务。但何

应钦前往华北，“仅带了秘书与副官二、三人”。贺衷寒提出，在各种势力

盘根错节的华北，蓝衣社应成为抵抗日本的“发动机”。

为此，贺衷寒继而提出，要组成一个“赞襄何氏”处理各重大事务小

组。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六人小组……以刘健群为首，除方觉慧外皆为力

行社员”。这些社员“皆是何应钦的亲信、旧属和学生”（干国勋，《回忆录》）。

在此基础上，也以刘健群为首，将华北五省二市脆弱的、不过区区数

百人的蓝衣社组织，合并为“华北分社”。原北平支社书记贾毅“他调”，

以便刘健群全权负责。

更重大的议题，是贺衷寒的第二个决定。那就是在华北组建蓝衣社的

第三层组织，“中华复兴社”，一方面，是作为力行社、革青会的“掩护机

关”，另一方面，则“充实华北分社的中下层力量”，以领导全华北的群众

性抗日活动。

贺衷寒言语铿锵地宣布，“宣传总队”的300 余人组成复兴社的第一个

支社。宣介溪任支社书记，原布衣团的十几名成员，分别担任助理书记、

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小组长等职。

又何止是华北和这个支社？这一天，几乎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那一刻

起，一个无比浩大、延续四年的群众性“复兴运动”就揭开了序幕。此后

几年，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无数的青年、妇女、文人、市民、华侨、儿童

组织，都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被纳入了蓝衣社的轨道。蓝衣社运动从

精英运动，变成了一个效仿纳粹德国的群众运动了。

也从贺衷寒话音始落的这一刻起，经历力行社的“联络处”阶段、八

宝街阶段，明瓦廊时代，蓝衣社终于行进到了“复兴社”时代。就从这里

开始，此后的4 年多时间，复兴社吸收了数以十万计的知识青年、公务员、

中产市民，甚至工人、农民，它的触角延伸进所有的社会角落，震动了蒙

昧的民国。它的躯体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后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把这个

基层组织视为蓝衣社的全部。

早在1932 年5 月，第一个复兴社小组就在太原出现。随后，8 月份，

上海书记叶维在中国公学，曾组建了一个复兴社“直属小组”，南京书记任

觉五在中央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区社。当年底，复兴社已发展了三个区社、

四个小组。

这些复兴社的小组织，都以早期的四大支社为依托，同时都以学校的

“教师、大学生为主”。这些小组织都微不足道，另外，总社也都没有认可

过。

随着贺衷寒一声令下，“复兴社阶段”开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政训

班学员之一李茂永是最早的复兴社成员，后来，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复兴

社的生活。

3 月28 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春天的气息却静谧地覆盖着韩家

巷。这是行将开赴华北的前夕，几百名特训班学员有的忙于整理行装，有

的在给家人写信。李茂永则闲闲地翻阅着一本外国小说。

但他们在午后就得到了通知，当晚“有任务，不得外出”。于是就有人

不时地看看手表。

一直到入夜时分，特训班的一个区队长才来到李茂永等人的宿舍。集

队后，他带着宿舍的十几个学员“到本部对面的一个院子”。他们先进入一

个小房间，接着，一个陌生的“负责人”分发了一份“调查表”给他们。

领到调查表后，这些人“才晓得是来加入复兴社”。他们详尽地填写了

自己的履历、家世、亲属和所有社会关系，然后把表格交给“负责人”。每

收到一份表格，“负责人”就再给这些人分发“宣誓词”一张。

然后，他们来到另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大约有40 平米，显得很空荡，

却布置得很庄重。房间的两端都悬挂着蒋介石的半身像，两边墙上贴着很

多标语，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

“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

这样的场面使十余名青年屏声静息。在负责人的指挥下，他们一列地

站在蒋介石的半身像下，左手执着贺衷寒起草的“宣誓词”，右手握拳，而

后由他们的区队长和那个“负责人”监誓，进行宣誓：

“余誓以至诚，复兴中国革命，力行三民主义，效忠领袖，服从组织，

严守机密。为达成使命，甘任劳怨，不辞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

制裁……”

宣誓过后，他们把写有宣誓词的那张纸交给区队长，由区队长当场焚

毁。然后，“负责人”开始了简短的训话。

训话先是许诺“参加之后，工作和生活都永远有保障”。随后，“负责

人”表情严肃地宣称了复兴社的三大铁律，即“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泄

密者处以极刑”；以及“单线联系、只有纵的关系”。

“纵的关系”就是他们和自己组长的关系。这一夜他们被告知，他们

编为了一个小组，组长就是他们的区队长。

训话结束后，他们无声地退出房间。在院子里，他们见到了一组一组

的同学。全部310 名学员在这一夜集体加入了复兴社，统共编了20 多个小

组。而在他们宣誓的同时，附近房间的蓝衣社组织处人员，已把他们的调

查表资料制成一张张小卡片，卡片上不仅有一个号码，还留出了很大一块

空白，以定期填上“考核评语”。

根据“考核评语”，他们“每三个月都有一次提升的机会”。文职的升

入革青会，武职升入军人会。但此时他们还都不知道这两个二级组织的存

在，更不用说是力行社了。

复兴社的《章程》很简单，只有短短六条。但他们却要接受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的训练。训练分为技术训练和“特别训练”。技术训练包括驾驶汽

车、收集情报、射击、爆炸等，这是每个人都要接受的。这个训练使无数

的复兴社成员都具备了特工的基本素养，到次年，明瓦廊更秘密下发了《我

们的训练》一书，以便各组长、书记进行技术训练。

特别训练往往只争对行将升入革青会、军人会的成员，主要训练内容

包括编保编甲、农村工作、学生运动、民兵训练，乃至碉堡构筑、化装侦

察等。每个季度，在几个中心城市的郊外，都总有几十上百人被秘密集中，

进行这些训练。训练完成后，他们往往都被告知已升入革青会和军人会，

然后以他们为组长，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复兴社小组。

邱开基的汉口缉私处通过烟土专卖，已经大发其财。一开始每月收入

在六七十万元，到1933 年春天已暴涨到四百万元。但蒋介石每个月只从这

笔巨款里截留区区20 万元给明瓦廊当经费，在有着几百上千名工作人员的

明瓦廊，这只够支付工资。于是，“量出为入、就地筹款”成为复兴社的财

务制度。每个组长都可以根据“发展需要”，收取组员的社费和发动“乐捐”。

于是，不久后的特别训练里，还添上了组长的财务训练。

在最早的一年多，复兴社相当部分的成员都活动在学生团体、学校里。

比如李茂永在抵达华北后，曾深入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活动在学校的

食堂、各种各样的讲座、甚至学生宿舍里。他也发展了几名学生入社。按

照组长的指令，一开始这些新成员只和他本人“单线联系”，社费的收取、

活动的布置，也都由他经手。一直到“考核”完成后，他才带领新成员参

加小组会。

一开始，复兴社相当纯洁也相当有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成百上千个

小组，每周都定期开会。他们依据明瓦廊的命令，活跃地进行控制民间、

渗透社会的工作。有的“走出去”，以秘密身份加入一些公开的社团，而后

逐步渗透、控制这些社团；有的“请进来”，许多社团的最活跃、最有才能

的青年，一旦被认定没有亲共嫌疑、是“同志”，就由组长或组员出面发展

入社。

这就是后来复兴社数十万成员都目睹过的入社场面，都经历过的“组

织生活”。因为宣誓现场的那些标语所流露出的独裁性质，事实上，复兴社

也是新的、非孙中山的、属于蒋介石自己政权的开始。许许多多青年就从

这里，踏上了自己日后的一生沉浮。

加入复兴社的这个夜晚，让李茂永终生难忘。而第二天，还有一个他

同样难忘的大会。

3 月29 日是阴霾重重的一天。一大清早，南京开往北平的列车已停靠

在火车站了。300 余人集结在明瓦廊准备出发。但此时，贺衷寒下达了一

个“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要求他们到励志社去，参加“复兴社成立大会”。这样，

这些年轻的学生也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了那个大人物。

励志社会场的上方，同样悬挂着蒋介石的巨幅半身像，也有那些标语。

半身像下则站立着黑压压的七、八百人，有教师、有学生也有军人。他们

一列一列地笔直挺立。在贺衷寒、刘健群的无声指挥下，特训班学员也站

成了几队。

列队完毕后，贺衷寒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言辞简洁地宣布“成立大会”

开始。随后，他退到主席台的一侧，蒋介石出现了。会场爆发出经久不息

的掌声。蒋介石用他奉化口音很重的声调，开始了演讲。

这是一个长长的演讲。在贺衷寒不断的带头和示意下，会场出现了无

数次的掌声和欢呼。人群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基调下的沸腾。

演讲结束后，贺衷寒又出现在主席台，他似乎用尽了他功能强大的肺

部的全部力量，大声宣布，“中华复兴社成立”！

刚刚成立的复兴社下设三个支社，华北支社之外，是南京支社和上海

支社。散会后，李茂永和他310 名同事、第一个复兴社组织，就踏上前往

华北的路途了。路途沿京浦线延伸着，华北越来越近了。

也是这一天，“满洲青年联盟”在天津秘密控制的一份“汉奸”报纸，

以《大批蓝衣社员到华北活动》为标题，显示这两个秘密组织对抗的升级。

5、

以3 月28 日复兴社华北支社，3 月29 日南京支社和上海支社的形成

为标志，蓝衣社的“复兴狂飙”卷起了。

为“联系西南”，3 月底，贺衷寒批准康泽组织“西南青年社”。与华

北蓝衣社的组建一样，这个组织是蓝衣社“维系省级与中央的中间层机构”。

它最主要的使命是“削藩”。

西南青年社以四个四川籍贯的“太保”，康泽、曾扩情、任觉五、叶维，

以及总社书记贺衷寒为首脑。他们先是在淞沪活动，把西南籍贯的二、三

百名黄埔学生一色纳入；其中包括武汉反腐时期、面目诡异阴森的“锄奸

团”头目杨又生。紧接着，它开始了辐射西南的一系列工作，特别是辐射

他们的家乡------蒙昧的、遍布血泪、与南京严重隔绝的四川。

相对于此时蓝衣社的潜力，以及日后发展成员50 万人的规模，西南青

年社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它一直到解散的时候，也不过区区300

余人。但在康泽的运作下，一批批四川籍成员先后被派遣到成都、重庆，

在蒙昧的四川大肆活动。不过一两个月时间，西南社在四川就发展了10

余个复兴社小组。其中一个组长就是康泽的胞弟康济民。

复兴社如同一棵种子那样，在广漠、古老的四川生根、发芽、茁壮着。

此后只要有一滴水、一片土，它就会成长起来。后来，康泽就是依托这些

力量，结合他入川的别动队一部，使蓝衣社一举控制贵州，对峙四川。

这才有了后来八年抗战的稳固的大后方。

“西南青年社”组成前后，在明瓦廊，那个蓝衣社的“圣女”，一直以

自己纯洁的形象烘托着早期蓝衣社清新气息的人，陈启坤，因为身患伤寒，

不治而死。临死前，她美丽深情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在床头的腾杰。

或者，她也在注视着蓝衣社这1 年另7 个月，狂飙一般崛起的过程？

注视着广漠蒙昧的国土？在明瓦廊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她结婚、工作，一

直渴望能怀孕，为腾杰生一个孩子。虽然工作那么繁忙，事务那么多，她

仍旧在闲暇时，以自己女性的细心在这个房间这里放上一些点心，那里插

着一束野花，使一个小房间显得温馨而生机盎然，并多少透出了一些居家

过日子的气息。

她关爱着每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同事，比如林培琛、干国勋等。作为亲

切的姐姐，亲爱的同志，她自己是那样忙碌，从不爱惜自己的健康，却不

时地关照这些人的身体。她给他们递上一碗面条、一份零食，只要能换回

一张笑脸一声叫唤，她就觉得心里满足地受用。

在人事复杂的明瓦廊，只有她才不仅博得了林培琛、干国勋等人的信

赖，也博得丰悌、戴笠这样的人的尊重。

在纪律森严的蓝衣社，也只有她才有那明朗、欢畅的笑声。她的笑声，

一直地飘扬在明瓦廊略略古旧、略略破败的园子里。没有她，早期明瓦廊

就不会那样清新、那样动人。

然而，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她就要死了吗？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过那朴素的碎花窗帘，照射在她苍白、年轻的

面容上。活着有多好呃，看得到那郊外的花草，田野的牛哞，甚至连带着

一些腥味的微风气息，都能嗅到。活着多好呃，亲人、恩人，乃至仇人，

都在同一个天空下，都能让人以谦卑而感激的心思，去感念这样的人间。

死了，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但即使有天堂，她也不愿意死啊！

她平静地留恋着这个世界。不知道她在临终的回光返照时，对腾杰说

了怎样的悄悄话。当傍晚到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渐渐地阖上了，手

也渐渐地松垂下去。一缕头发松软地在她宽阔的额头前。……

在腾杰撕心裂肺的叫声中，一个人永远地消失了。

几十年后，腾杰仍然沉痛地谈到，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1933

年的整整几个月时间，他都心神恍惚，一直不愿意相信陈启坤真的已经死

掉了。到这一年秋天，因为他的状态一直不能恢复，蒋介石、贺衷寒都相

当体谅地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他前往德国，一面是散心和忘却，另一面则

是“考察”德国的纳粹政权。

事实上，陈启坤的死，腾杰的“下台”，意味的都是蓝衣社清新时代的

终结。

陈启坤患上伤寒、去世的日子里，一连串后来震撼了全世界的事件，

不时地进入贺衷寒的视野。在赢得德国政权后的一个多月，“国会纵火案”

突发了。

“国会纵火案”使希特勒下令取缔共产党。接着是反犹太潮流的席卷，

是国会《授权法案》的通过。《授权法案》通过的这一天，戈培尔得意忘形

地叫着：

“再也没有选举了！今后一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已经被确定了！……”

在这样的声音里，果然，独裁化德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新德国”的

前景展现了出来。它不仅震撼了欧洲，而且震撼了南京。

在这股席卷世界的风潮中，在明瓦廊，贺衷寒开始撰写、整理他的一

本文集。这个文集点点滴滴地反映着他复杂、丰富、沉重的人生，是他的

人生的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他在湖南乡村的日子，他13 年前在长沙创办

平民通讯社的生涯，乃至他在苏联的生活、在黄埔的岁月、在日本的见闻

里都始终坚持的一些令人感动的情怀，就因为这个文集的写作，而彻底地

成为了过去。

这个文集有一个简单的命名，《一得集》。

在写作、出版《一得集》以前，贯穿早年贺衷寒面貌的，首先是关注

生民疾苦、誓言“改造社会”的情绪。他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劳动共和

国”，另一方面，他希望这个“劳动共和国”能保存、延续那亲切的传统文

化。

他早年所具有的就是这样朴素的民粹思想。他渴望的其实是一个温情

脉脉的“公社”。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温情的“公社”被严酷的“复兴

民族”决心所替代。他开始寻求更好的工具来“改造社会”、复兴民族。他

一度曾放眼共产主义，但苏联的游历使他觉察并坚信，那个以红色、锤子、

镰刀为象征的制度，不是什么“劳动共和国”。

或者，他的最终游离共青团，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对传统文化、

对历史的多少割裂？

黄埔岁月，他沉浸在“民族”、“民主”与“民生”的朴素思想中，民

族主义对应他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民主主义对应一个青年蔑视权威的本

能，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是他所留恋的“公社”的社会基础。他同时

也沉浸在“新三民主义”强调刺刀价值、宣扬暴力运动的潮流中。这使他

开始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于是，一面是传统文化、“公社”、“复兴国家”，

另一面是刺刀、暴力、军队、特务。这构成贺衷寒奇异、对立、冲突、悲

剧的面貌。

这种面貌一直延续到他的日本见闻，延续到他的参与蓝衣社。自觉或

不自觉地，他和腾杰一起，把蓝衣社设计成了他所熟悉、所向往的那个样

子。

蓝衣社推崇个人关系，称兄道弟，这当中有多少传统的遗留？蓝衣社

限制生活、平均收入，不就是一个小型的、虽然不那么完整的“公社”么？

在他们清廉勤奋、整饬官场、复兴国家的努力里，又有多少“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以及修身立德的痕迹呢？

五分传统、二分秘密会社、一分特务组织、一分公社，连同一分淡淡

的法西斯主义的痕迹，这就是腾杰时代蓝衣社的面貌。它诡异地可亲，神

秘地清新。它不仅是腾杰的，也是这个“蓝衣社之魂”世界观的反映。然

而，腾杰下台、陈启坤去世、“新德国”崛起……所有这些事件都冲击、洗

刷、改造着他的思想。在这个春天的短短几个月里，贺衷寒要彻底告别的，

是自己那么久以来的那么多，那么美好的情绪、阅历和思考。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写到，“一部人类的历

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和农工、民众的劳动无关。反过来，民众的任务就

是象牛马一样地服从、劳役。他强调“生产化”。

他强调对“领袖”也就是对蒋介石的“神圣化”。在这样的说法下，哪

里还会有什么“民主主义”的地盘？对“民主”他嗤之以鼻。他写到，“需

要就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

治的真理……”；“人们的衣食住行……（应）实行彻底的军事化”。也就是

说，只要有“需要”，不管要求民众付出什么，都是“真理”。亿兆众生的

生命、财产，只要蒋介石需要都可以随便征集。

他不再谈改善民生。反过来，他打算用以控制民众的，是当年起报章

上频频出现的四个字，“管、教、养、卫”。他力主推行中世纪的“保甲”

制度，以彻底控制民众；他力主推行独裁教育、统制教育，以实现“一个

国家，一种主义”；他力求民众生活简单、“朴素”，节衣缩食以重整军备；

他要把整个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些都是他公开发表、出版和鼓吹的。“领袖创造历史”、“一个国家，

一种主义”、生产化、军事化、管教养卫、保甲制度……这，不就是一个中

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他把这个文集的所有文字都看成是个人的、一己的，于是命名为《一

得集》。但蓝衣社组织巨大的、最终的转轨，也隐含在这个文集的字字句句

里。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也不仅是一种鼓吹。就是这一年，管教养卫、保

甲制度，乃至他计划的宣扬的全部社会政策，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

江西实施了。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再一个特征------特务政治，更仅仅在三四

个月以后，就要由戴笠对杨铨的暗杀枪声，而悄然开幕。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蓝衣社成为一个法西斯组织的公然宣扬，

一个无可抵赖的标志。虽然还要几个月，蓝衣社才修改《章程》，从而使它

完全地堕落为一个法西斯组织。但它已经是一个鲜明的的伏笔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伏笔对残留着大量儒学传统、方兴未艾着自由

主义思潮、并遭受共产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冲击的中华民国，对青年迷惘

冲动，但市井、乡村迟钝而麻木的中华民国，是一个重大的、富有意味的

事件。

6、

在《一得集》写作期间，贺衷寒开始重组总政训处。他任命刘咏尧为

副处长，袁守谦为秘书长，并“聘丰悌、潘佑强、肖赞育、桂永清、曾扩

情等为设计委员”，也就是说，政训处变成了蓝衣社特别是“湖南帮”的私

家地盘。随后，他开始组织“四科、十二股”的庞大机构，以便总揽全国

军队的“新政工”。

“所有部队、军事院校、机关之政工均归其直接统辖”，是总政训处的

职权。但还不够，几天后，贺衷寒更颁布了《政工条例》，它进一步规定，

所有军阀部队的政工人员，需由总政训处“统一委派”。从此，大批蓝衣社

活动家连同戴笠的特务，一起出现在广漠、蒙昧的军阀社会里。他们代表

着“新型”、“革命”的军人形象，釜底抽薪地瓦解着大小军阀的各种社会

基础。

就从这里开始，以总政训处为机枢、后来一度膨胀到几万人的民国军

队政工系统，长达几年内都是贺衷寒的“私家地盘”。

然后，轮到了宣传处。

这个春夏之交，贺衷寒的运气好得惊人。5 月份到来时，继摧毁大别

山后，对江西朱毛红军的围剿开始了。两份任命同时到达了明瓦廊，“贺衷

寒兼任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之外，是康泽被命令前往南昌，“组织特别警

察队”，以“安抚地方、推行保甲制度、恢复江西地方”。

任命到达后，贺衷寒以此为借口，免去了康泽宣传处长的职务。宣传

处由二流文人、反共“疯子”邓文仪接管，它迅速被纳入了贺衷寒的轨道。

一个将席卷全国的法西斯化鼓吹风暴，在这一年夏天被酝酿着。

这一年夏天开始，贺衷寒的意志，在蓝衣社遍布淞沪、两湖、华北的

组织网络上传递着。“铁的纪律”、绝对的服从，成为蓝衣社上万党徒的头

顶悬剑。从这里开始，蓝衣社开始步入它的全盛时期。

用个把月时间“整顿”完纪律后，1933 年5 月，在一次干事会上，贺

衷寒提出了新的组织规划：

“按照‘吸收社会领袖和精英’的组织目标，一年里我们把许多优秀

分子都吸引到团体里面来了。我们具备了动员社会的条件。……现在到了

争取群众的时候了！……”

按照干事会决议，这个南京霉雨纷飞的月份，大批蓝衣社干部被派遣

往浙江、江苏、安徽几省，从中心城市进入了各个小城市、小县份。郑炳

庚去杭州，李守维在江苏，徐中岳抵合肥……据原浙江蓝衣社书记郑炳庚

回忆，一个多月时间，浙江七十二县，“县县都建立了复兴社组织”。

6 月，更多的干部被派遣出去了。梁干乔到开封、贺醒汉在长沙、萧

洒到开封、李安定在福州……复兴社的组织网络，从长江中下游拓展开去，

形成了它淞沪、江浙、两湖、河南、华北、西北的六大板块。此外，另有

大批的保安部队军官、警察头子、县长、士绅，就地成为许多县城、集镇

的复兴社负责人。复兴社组织在十几个省、上百个城市、数百个县份如雨

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后来“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就在这一轮复兴狂飙中，带同他20

余人的“华蒂社”，在济南集体加入蓝衣社的。

这一年盛夏到来时，蓝衣社已在全国24 个省区建立了复兴社组织。它

的势力延伸进新疆、内蒙、西康等边远省区。

东京、伦敦、纽约、柏林、巴黎等海外大城市，也形成了一个个复兴

社小组、区社。同时，秘密援助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殖民地的“亚

洲被压迫民族大同盟”、“亚洲文化学会”等纷纷出现。《中央日报》曾报道：

1933 年春，“在一宴会中”，贺衷寒曾邀请数十位殖民地代表聚会，南京以

日本之后的再一个亚洲霸主的面貌，试图与殖民主义对抗。

韦碧辉等十余名女社员，也组织起了“远东妇女抗日同盟会”。

在邓文仪控制的庞大传媒系统的推波助澜下，复兴狂飙就这样卷起了。

这一年春夏，无数青年怀着神秘的冲动，加入了蓝衣社。

全社会价值观的离散、满洲的沦陷、华北的危机，以及大量的失业青

年、对政权现状深感不满的党员、急切寻找出路的学生、善于把握机会的

投机者、需要接近高层或形成派系的官员、单纯的军人、破产的商人、控

制地下社会的黑帮头子……民国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都迷惘于这个混沌

的年代，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而这，正是蓝衣社迅速崛起的社会基础。

当复兴社的网络遍布各地时，仅仅一个多月时间，虽然他们的保密工

作是做到家了，虽然他们在挑选成员方面极其严格，但复兴社的成员，仍

迅猛发展到了四、五万人。

复兴狂飙卷起后，1933 年7 月，武汉、安庆的由吞并杨庆山堂口而来

的两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成为当地复兴社的“掩护机关”。也几乎从这

一天起，“忠义救国会”从长江流域延伸出去了。

先是胡宗南在西北，组织了再一个“忠义救国会”组织，接着，河北

的一个大豪强张荫梧加入了蓝衣社。他打着“忠义救国会”的招牌，几年

时间在河北组织了十万民军。随后，以土豪劣绅、民团头子、会道门人物、

地痞无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物组成的“忠义救国会”，也在各地先后

出现。它在集镇、乡村都泛滥起来。

此后5 年，对这样的人渣有着天然兴趣的戴笠，将使邓文仪、胡宗南

都黯然失色。到蓝衣社解体前后，特务处在拥有4 万余名职业特务之外，

更控制了5 万余名“忠义救国会”人员。抗战中，这些人被编成5 个师的

“忠义救国军”，直属戴笠指挥。

这个外围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共发展人员二、三十万。到1933 年9

月，当“童子军励进会”这个一直在“湖南帮”手里的，蓝衣社的“希特

勒青年团”也被组织起来后，蓝衣社一直延续到1938 年的组织面貌都浮现

出来了。蓝衣社后来以“法西斯组织”的标记进入史册，就从这些日子开

始的。

贺衷寒有不分寒暑、爱吃狗肉的习惯。1933 年6、7 月间，贺衷寒的

湖南老乡、“小兄弟”肖作霖，在一次请贺衷寒吃狗肉时，半是羡慕、半有

醋意地问到：

“贺大哥下一步的计划是……”

贺衷寒似乎很不屑地、但坚决地回答：

“到南昌去！”

第十章“第二期革命”

1、

1933 年初夏，宁都深山的一所小庙宇，居住着两名显赫的共产党人。

一个是毛泽东，他的邻居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洛甫。

两人都在这里养病。毛泽东的“打摆子症”，几次险些夺去他的生命，

但只要身体许可，他就出现在寂静清凉的庙宇天井，和洛甫不时交谈一两

句苏区经济、土地改革、农村工作，乃至闲谈到《红楼梦》。

“28 个布尔什维克”严密看管着军人们，不让他们和毛泽东接触。这

一天，两名军官带着一瓶白酒，偷偷地来看望他。一杯下肚，毛泽东深深

叹息：

“现在已经不是井冈山弟兄的天下了。……”

日头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但这流火的气息，分明只让毛泽东感到人

生、天地的无边萧索。旧岁的重阳，他曾以“人生易老天难老”、“寥廓江

天万里霜”的诗句，排遣着自己的愤郁，那么这一季，他又会有怎样的诗

句呢？

儿子毛毛在远处玩泥巴，妻子在屋里为他收拾笔墨纸砚。除了进行农

村调查，甚至组织走私队贩运盐巴外，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闲人。而他

的诗大多写在马背上，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能让他感到“分外香”。

他极目山野，看着轻风和夕阳。他似乎看到了远处的瑞金，看到了更

远处的抚州、庐山、南京。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但，在任何处境下，他都是一把匕首，他都要挑战、探索、鉴别、反

抗。经过几个月的深谈，洛甫已经渐渐地倒向了他。他也开始更加关注山

外的局势。

这一个夏天，他几乎不能读到任何党内的机密文件。他的消息都来自

公开的《红星报》。这一期的《红星报》，在“白区动态”里，有一则毫不

起眼的消息：上海法租界，“杨铨刺杀案”。

1933 年1 月17 日，蔡元培、杨铨联合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中央

研究院组成“民权保障大同盟”。到5 月13 日，纳粹狂飙席卷德国，无数

科学家文艺家被迫流亡，杨铨代表大同盟，把《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

残文化的抗议书》交递给德国上海领事馆。次日，《抗议书》在《申报》公

开发表。

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

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

56 人。

6 月18 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

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

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

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 月20 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

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

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

迅先生年谱》，1937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

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

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 月14 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

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8 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

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

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 人，名单如

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

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

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这

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30 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

的简单印象。“蓝衣社”三字象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

荒诞不经的传闻，从1933 年到1938 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

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

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

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至

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

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以及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

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

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

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6 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

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籍一片，满地都是饭

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

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

踪，“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

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

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 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

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

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 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

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

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 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

经过调查。……”

杨铨被刺杀后，“蔡元培……自1933 年起便不大公开露面。”中国自由

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上海，从此暗哑无声了。大多数西方媒体更认为，

延续20 多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被戴笠一枪就阉割了。

2、

1933 年5 月，在南昌，一个全权处理赣、粤、闽、鄂、湘五省军政的

“委员长行营”设立了。这个行营的目标是“直下瑞金”。

6 月8 日至12 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五省“剿匪会议”召开。根据

纳粹德国的一名贵族将军的建议，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口号，决定对瑞金实施封锁战、持久战、“堡垒主义”三大战略。

为推行“七分政治”，7 月，“中央军校暑期政训班”在庐山开班，大

约3，400 名政治军官流水般参加了集训。政训班的主任，正是贺衷寒。

庐山的瀑布、石阶、日照，衬托出一个已达到权势顶峰的军人的脸。

这张脸是如此踌躇满志，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不能发现他下垂的嘴角，

以及颧骨上的几点泪痣。在古代的堪舆说法里，这是“苦相”。

接任蓝衣社书记半年多以来，他风生水起，原“孙文主义学会”的几

千成员，把持了蓝衣社的各级组织。腾杰的痕迹被他完全消抹掉了，一个

在南京看来极为完整、极为统一的湖南人的“蓝衣社帝国”，在他手上出现

了。

几万成员匍匐在他的脚下，此外还有上万名政治军官、无数外围组织。

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曾谈到，此时的他，已“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

子。……（他）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力量和宣传影响，被认为是复兴社和

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于是，他开始和“保定系”首脑何应钦平辈论交。日常往来，不过淡

淡地称谓何应钦为“敬之兄”。对蒋介石干女婿、18 军军长陈诚，他更认

为陈诚入过孙文主义学会，拜过他的门，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年长于他的陈

诚当作晚辈，一口一声“辞修”地叫唤。

南京在他熏天的权势、威严的目光下，无比沉默。这个夏天，在庐山，

贺衷寒开始整理他《一得集》第二册。几名蓝衣社书记处的人员几乎成了

他的文员、杂役，他们帮他誊写手稿、处理私事。

但这本要公开出版的文集将定稿时，贺衷寒让一名助理员特地剔除掉

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复兴大革命精神、实行“第二期革命”

的构想。它的主要计划都已被蒋介石采用，贺衷寒不敢剥夺蒋介石对这个

构想的专利权。

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其主要成就，一是复兴社狂潮，第二，就是

提出和实施“第二期革命”。如果说复兴社狂潮只是使蓝衣社步入它的全盛

时期的话，那么，由蓝衣社领衔的“第二期革命”，则使中华民国也步入它

昙花一现、一去不返的“全盛”阶段。

所谓“第二期革命”，是一个湮没于中国现代史的民族复兴构想。它起

始于这个夏天，中断于西安事变。在大约3 年半的时间里，以蓝衣社为“先

锋官”和主力，南京按照蒋介石的意志，进行了一系列手笔巨大的社会实

验。其结果是1936 年席卷全国、“百废待兴”的清新气象。

“第二期革命”首先要实现的，是一个山川一般古老的梦想：统一。

北伐后，南京政令不出五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权”。20 年代

中期，政学系的谋士杨永泰曾上书《削藩论》，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

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的

主张。这是一个内容空洞、目光短浅的计划，其代价是连年内战，满洲沦

陷。

军阀格局进一步演变着。此时，轮到了贺衷寒。他所提出的立足长江

中下游地区，“稳定山东、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瓦解两广”的削藩主张，

成为南京的国策。

“安抚华北的重责，落在刘健群的肩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以2 师25 师、宪兵三团为依托，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五大魁首，即刘健群、

郑介民、蒋孝先、关麟征和黄杰。他们安抚军阀、刺杀汉奸、破获机关、

禁绝鸦片，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复兴社小组，势力弥漫于平津古老的城墙

内外。当年6 月8 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南京在北方的威

信，终于坚定地建立起来”。

华北之后是西南。以西南青年社在川、滇、黔的基层秘密组织为依托，

曾扩情在1931 年年底首次入川、使大军阀刘文辉投向南京后，于1933 年

4 月、当年年底又两度入川，负责“整理党务”。他以忠厚谦卑的姿态，施

展合纵连横的能耐，使另外两个大军阀刘湘和杨森，也臣服南京。

“联系西南”也大收成效。但，在“瓦解两广”的活动中，蓝衣社却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北伐之后，在近5 年的时间里，两广特别是广西，已建立了庞大的民

团。所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与“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

学、寓征于募，使两广变成了一个封闭、孤立的军阀社会，组织异常严密。

一直到1933 年初，贺衷寒才派遣“干员”叶简修等十余人，挺进相对薄弱

的广东，进行地下工作。

两广的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其次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党部、军

队和铁路工人是主要的活动对象，在半年的时间里，大约发展了二十余个

小组、三四百人。但9 月间，广东复兴社在粤汉铁路雇员中发展的一个小

组，违反了原定无声无息、秘密潜伏的工作方针，“拟破坏铁路，未逞，遭

逮捕”（邓元忠，《腾杰访问》）。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对复兴社在广东全境的总戒严、总清查。陈济棠下

令“军警联合，在广州逐屋搜捕”。数千军警连夜出动，短短两天逮捕数百

人，“被认定判罪者七十四人”。叶简修试图化装混出城门，也被指认逮捕。

几天后，叶简修等贺衷寒所派九人被判处枪决，在广东发展之65 人判

处监禁。陈济棠得理不饶人，他先是给蒋介石拍发明码电报，“询问该九人

是否中央所派，若是，则另案办理”。同时，他在香港进行新闻发布，声称

“蓝衣社试图在城内发动暴动，以谋建立法西斯政权”。

9 月26 日，密切关注蓝衣社活动的《纽约时报》，依据“香港来电”

刊登该消息。舆论再次哗然。在中外压力下，蒋介石焦头烂额。林培琛回

忆，“为顾全大局，蒋氏只能否认之”。

两广组织被一举摧毁了。但绝大多数的复兴社成员，依然潜伏在珠江

两岸。他们有的意志消沉，从此脱离了明瓦廊的视线，更多的人则屏声静

息地窥测、等待。两年后，先是刘健群，而后是更加能干的戴笠，要再次

把他们纽带、凝聚起来。

“削藩”的使命虽然有广东的失利，但在贺衷寒的统领下，这群“上

校”的工作是如此得力，南京的权力版图终于蔓延到了长江上游，渐而又

蔓延到黄河流域。

“削藩”要根绝军阀割据。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是日本。为

此，南京计划“投入九万万元”的巨资，改造军队，并建设自己的新兵种

新组织。明瓦廊的“留欧派”势力特别是留德人员，垄断了“发展精兵”

的事务。首先是桂永清。

自参加力行社后，这个坚实、大气的军人日渐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蒋

介石时常在人前人后感慨，桂永清是“真正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楷模”。

这一年，桂永清更奉命住进中央陆军学校，住所就在蒋介石官邸的边上。

和蒋介石做邻居后，这对师生似乎发展出了一种超越上下级关系的友

谊。5 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是真正的精兵。一开始它不过四个大队、二千余人。但

其最普通的队员，也是基层团队、地方部队的营连长。桂永清依照德国军

官团模式，开始对这些军官进行“士兵化训练”。

士兵化训练彻底改造了基层军官。教导总队的一个学员，曾经生动地

写到一则逸事。他在南京郊外汤山参加集训时，桂永清下令，必须在风口

“埋锅造饭”，这样做出来的饭满口泥沙。这个学员嘀咕了一句，却被走过

来的桂永清听到了。桂永清当即抓起一把沙土，放进他的饭碗，而后大声

问：“脏不脏？”他立即挺身，大声回答：“不脏！”接着当着桂永清的面，

大口把饭吃完。

“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不怕，军官就怕士兵化”，成了教导总

队的口头禅。不久，教导总队扩编到12，000 余人，并对数以万计的基层

军官，进行流水般的轮训。

这才有了后来淞沪抗战中的40 万精兵，才有了“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

的感叹。

在教导总队内，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也出现了。它的规模很小，一

开始不过是两个营的轻装甲车，但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指挥

官，大部都在这个小小的机械化部队里。

桂永清之后，曾经留德，并曾在1932 年春天依据八宝街的命令，将德

国妻子送返回国的李忍涛，负责化学兵部队。而比装甲兵、化学兵更引人

注目，则是空军。

早在1932 年3 月，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

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他3 月24 日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

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

负责空军建设的是一群外戚和浙江人。但孔宋家族只是挂职，真正主

事的是三个力行社员，毛邦初、蒋坚忍与徐培根。

空军的建设首推人才建设。当年，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开学，蒋介石兼

任校长，毛邦初任副校长，蒋坚忍为航校政训处主任。这一天，在隆重的

成立庆典上，毛邦初把一批飞行员介绍给蒋介石。其中包括“一二八”抗

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

在这一群飞行员里，后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军神”高志航，

先后击落11 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这些未来

的抗战英雄，正是在蓝衣社的打造下，才飞上蓝天，成为永恒。

比起毛邦初等外戚，真正奠基了中国空军的，却是曾与桂永清一同进

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徐培根。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殷夫的胞兄。他被称为“有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

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夏天，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在出任航空署长的11 个月里，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

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改革机构、淘汰冗员、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

列工作。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

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

夜赶筑”，结果机场在当年10 月即完工。随即，杭州机场、洛阳机场也都

提前完工。

这一年，徐培根更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即“自制飞机”，建成

中国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蓝衣社的手里。在“发展精兵”、新兵种建设

外，则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已从柏林回国的丰悌，开始筹备

“中国童子军总会”。当年全国即发展童子军“658 团、53340 人”。

童子军一开始就处在复兴社的严密控制下。这一年9 月，几乎是童子

军组织刚刚起步，一个复兴社的“掩护机关”------“童子军励进会”就出

现在南京阁老巷了。

童子军之外，是“公民训练”。负责“公民训练团”的是“湖南帮”的

一个重要人物潘佑强。当年7 月，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军训处处长，随

即，他召集长江下游五省的军事人员600 余人，组成“国民军事教官训练

班”。在50 天的集训后，主要人员被派赴到江西，对江西半省数十万男女

进行军训。

“训练组织”之外，武汉，由邓文仪发展入社的工程师郑家俊，当年

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他“全力整修”已一片荒芜的兵工厂，“并将上海炮

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1933 年5 月1 日，兵工厂重新开工，首先生

产制造“中正式”步枪，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重炮和军用卡车。几个月

时间，汉阳兵工厂就一举取代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

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3、

“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

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

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

间，即捐款170 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

它一共发行了30 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

风潮。“荣誉士兵号”、“工人号”、“妇女号”、“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

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650 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

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

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它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3 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

责的武汉缉私处。粗犷、豪野的邱开基以武汉反腐后业已驯服的数千警察

为基础，在沸腾的大武汉大量招募知识青年、下级军官，短短一个月时间，

他组成了3 个团的禁烟部队。

这是势力庞大、装备精良的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它有权对全国任一城

市、集镇，或公开或秘密的毒品交易进行调查和立案。它以甲种师的规格

进行组建，每个团的编制达3，802 人，是正规团队的3 倍。

人多、枪快、弹足之外，他们还购置了“安华”、“安民”等多艘炮艇，

日夜游弋在江汉平原上，严密监视着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市场。一时之间，

武汉再次民心振奋，无数市民、农夫都自觉自愿地充当缉私处的眼线。

最主要的眼线是革青会成员刘海波控制的武汉“忠义救国会”。这个外

围组织以码头工人、纺织工人为主体。几千名码头工人在徐家棚子、江汉

路一带，或隐秘或以公开的工人纠察队名义，建立了细密的眼线网。最早

的一年多时间，鬼祟地试图沿江而下、贩卖鸦片的船只，几乎无一漏网。

以武汉缉私处为依托，禁烟委员会推出了3 年内全国根绝烟患的计划。

过渡期内，公务员、军人一次吸食鸦片警告，二次吸食鸦片枪毙；对普通

平民则相对温和，吸食鸦片者予以3 个月期限，过期不戒者送戒毒营3 月，

再不戒者，处以3 年至5 年的拘役。

“重惩官吏，轻理民间”的特点，使禁烟计划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它

以告示、张贴等形式颁布于各大城市、县城、集镇，赢得了千万民众的支

持。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

进戒毒营的潮流。

同时，因为良好控制了烟土流通，政府收入大大增加。仅为过渡期戒

毒者提供的“少量鸦片”，1933 年4 月，武汉缉私处的烟土税入达200 万

元，一个月后达400 万元，到9 月达到了600 万元。这些税入全部成为南

京政府的军费，占军费支出的1/3 左右，以至于后来大部分人都笑称这是

一笔“以黑（鸦片）剿赤（红军）”的买卖。

到1935 年9 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了中国

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 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

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只是由于华北、西北、西南等毒品

大省的未获统一，以及后来的抗战，这一进程才被中断。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早在1931 年夏天，腾杰在

发起力行社的《计划》里，就无比伤痛、震撼人心地谈到“农村濒临破产”。

他曾举两例：曾经负担过天下财税三分有一的苏常地区，大多数农户居然

“家无三日之粮”。地方军阀的竭泽而渔，更使四川一省提前征收田赋到“民

国六十年”。

农村的破产使国家动荡不已、流民成灾。1932 年的“大别山时期”，

由贺衷寒主持，武汉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这个银行总资本计1 千万元，

为破产农民提供小额低息的贷款。银行的经营一开始很失败，摊到每个农

户头上的不过几角银圆；而且，由于银行设在大城市，一时门可罗雀。

但不久后，银行进行了扩资，并且，它的门市开始进入大别山的村村

镇镇。虽然申请贷款的多数是原来的地主、土豪，但一两年后，大别山的

农业，仍被认为“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复兴农村”的关键是联省公路的兴建。1933 年，“政学系”官员提

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七省公路计划。七省计划在三年内，修建公路二万二

千公里。计划获批后，成千上万吨砂石土灰的运输，万千民工、兵士的征

集，芟夷山野与沟渠的工作，一个浩荡的施工、建设场面……所有具体工

作都落到了蓝衣社的头上。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西一省在1932 年修建公路720 公里。次年达

2 千余公里。七省共筑路5 千公里左右，超额完成当年任务。

禁烟、反贫困之后，是反腐败。虽然南京“清流风暴”虎头蛇尾，但

这一年，蒋介石仍然根据在武汉的邱开基、在南京的周复、在江西的康泽

等报告，处决了7 名高级官员，以作儆尤。到夏天，“根绝腐败”的念头又

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江西工作中，至

少有两分是反腐……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期革命”。实施“第二期革命”的主力军，正是

仍然潜伏的、但已相当庞大的中华复兴社。1933 年8 月27 日的深夜，在

庐山美庐别墅，蒋介石在日记里为复兴社写下了一个《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

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

领土、还我主权。”

几年后，在陕北的逼人日照下，毛泽东也从几个落网的复兴社特务口

中知道了这篇《宗旨》，据说，对此他相当轻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还

是曾国藩的那一套。……同治中兴搞了十三年，他的中兴呢？三四年就到

头了”。

但这寥寥的56 字宗旨，所贯穿的，却是蒋介石全部的社会理想。他要

建立的，是一个貌似朴素的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他决心从江西开始，

把他半生的，从儒教徒、流民、军人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

从个人延伸开去，转化为这么一个社会模型。

这个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也是贺衷寒的理想，是他以全部的心力

和手腕，热切和激情，去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到此时，他已成为南京事实

上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权势，而且声望；不仅声望，而且作为和主张。在

不久后的一篇文稿里，他把这个社会实验，称为“新江西模式”。这是一个

不久后就被整个中华民国熟悉的词汇。

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4、

1933 年6 月下旬的一天，南京下着微蒙的细雨，长江码头一片泥泞。

在夫子庙一带，卖零杂玩意的小贩很晚才出来摆摊，油纸伞三三两两，汽

车、人力车零零星星。

几年了，南京不是一片骚动，就是这样的萧条。……这一天，一个面

目贤惠、挺着已经很显眼的肚子的年轻妇人，心里这样感慨着。在码头上，

她送一个身材矮胖的青年军人走进了“要员候船室”。

开往九江的轮船鸣起汽笛了。站立在码头上的妇人，不断地挥舞着手，

站在轮船甲板上的那个军人则一动不动、目光深远，说不清楚他是在看着

妻子，还是在看她背后迷朦的南京。

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以来常见的别离。此后的十余年，还有更多这样

的送行。但几十年了，虽然这样的情景有很多，而且都犹如发黄的相片渐

渐模糊。这一天他大致的面容，却一直在妇人的脑海里。

30 年后，妇人陪伴着儿子住在台北的一处普通民居里。这个失去了男

主人的住所，简陋而寒素。唯一显示它与平民住宅不同的，是一个火苗不

时跃出的壁炉，墙壁上异常显眼的一个蒋介石手书条幅。壁炉和条幅之间，

则悬挂着一张大大的相片。相片上的人，佩带有两颗金星的中将肩章。

正是海峡对峙的肃杀年头。这个冬天，当年在肚子里的那个儿子已经

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前往北京了。……然而，在海的那一头，他还活

着吗？活着，那他是不是还在神秘的秦城监狱里？儿子这一去能见得到他

吗？

妇人一阵一阵地咳嗽起来。她是四川人，原本也熟悉潮湿的气候。但

自从踏上这个小岛后，她就患上了哮喘。每年秋风刮起的季节，她总要这

样的咳嗽。

一会，电话响起了。妇人慌忙拿起了听筒。

果然，电话是儿子从香港打来的。在电话的那一头，儿子的声音似乎

很伤感、并隐隐地有一些哽咽：“周恩来果然没有失信，我见到他了。母亲，

他，他还活着。……但是生活得很不好，身体也很糟糕，恐怕离世不远了。”

活着，还活着！泪水冲涌上妇人已经略略浑浊的眼睛。儿子又说了些

什么，她一句都没有听到。整整15 年了啊，整整15 年两岸分离、死生契

阔的岁月光景。

这个妇人，名字是朱素怀。她是蓝衣社“四大金刚”之一康泽的妻子。

儿子的电话挂断后，妇人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心神不宁地遐想着。岁

月，又一下子回到了1933 年6 月的那次离别，那张面容。

那就是30 岁时的康泽。

30 岁康泽的面容，隐隐地浮现在湮灭的历史、过往的时间里。与怀孕

的妻子离别后，轮船经过一天多的航行抵达九江。康泽不顾旅途的劳累，

他出示自己的“要员证”，向九江警备司令部借了一部车后，连夜赶赴南昌。

南昌与南京不同。四五年来，南京一直给人破败、沉重感，但南昌却

是一个大兵站、大兵营。南京有深重的腐败痕迹，但南昌却要不时地经历

敌兵逼近、全城大震的恐慌。一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因为收不上老家的租子

破产了，一些有钱人远逃了，许多商铺关门了，它处处可见逃难的灾民。

南昌天空灰蒙，空气里似乎都有硫磺火药的气息。

当夜，康泽住在南昌行营的一处客房里。卫士泡上一杯茶后就退出去

了，他却不顾旅途劳累，连夜开始阅读一些江西近年的军情民政资料。

南昌的夜色覆盖了这个矮胖的身躯。但泛白的灯光却照射出他的面容。

这一张有点横肉、略失丑陋的脸，显示了他苦寒的出身。但上扬的眉毛和

森冷的目光，也衬托出他几分军人的英气。是眉目使这张脸生动起来了。

这是一个经历苦寒、个性极其要强的人。早在12 岁时，作为失去父亲

的孤儿，康泽一边帮助母亲，在租赁来的田土里苦挣苦熬，另一边则负责

起了全部的家务。他时常在严冬腊月到小溪边洗衣服，手被冻出了一个个

口子。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因为先生的卑微资助，他也终于不辍读书。

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

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康家孩子”的懂事、聪明，因此在四乡

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邓文仪也有过依靠资助、不辍读书的阅历，那么，与邓文仪

对家庭的多少轻蔑不同，康泽始终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在早年，他

始终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维护着这个飘零于风雨中的家庭。至于他功成名

就之后，他更因孝敬母亲、爱护弟妹，成为南京盛传的“孝悌”典范。

如果说，在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出走的方式来抗拒结婚，并终

于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则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依照晚清

四川广为流行的“娃娃亲”习俗，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到他14 岁，因

家贫遭逢女方解除婚约。寒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

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的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提起

此事，一生都以此自我勉励。甚至，在他官居三青团头号首脑、衔至中将

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字样：“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

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有什么区

分！……”

如同许许多多经历过苦寒的大人物一样，这是一个凡俗、客观、始终

不失市井本色的人。早年的贫寒与“懂事”，注定了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逼

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也不会有邓文仪那“蔫辣椒”的性情，不会有丰

悌不合群的特点。他辛勤中夹带着狡黠，汗水里透露着聪明，并以此辅助

自己善于窥测局势、把握机会的权术本能。

是这样的形貌，形成了他令人难忘的才能。但才能之外，他的苦寒、

“懂事”，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雄心，也使他有着根深蒂固、市井人物般的性

格弱点。几十年后，腾杰谈到他时，一方面不吝言辞地赞誉他“长策略”，

是民国和陈立夫并列的两大“组织天才”之一，另一方面，也不无惋惜说

他“胸襟不够宽宏”……

腾杰的一句“可惜”，概括了康泽在蓝衣社的面貌。他扎实、刻苦、能

干，使革青会、宣传处纪律严明，有声有色；同时，从励志社大会起，他

先后染指特训班人事、组织“西南派”小团体，被认为“颇有破坏力”。

就在这样有誉有毁的形貌里，康泽渐渐崭露头角。如果说，蓝衣社的

“联络处”、八宝街时期属于腾杰，接下去的半年属于在武汉反腐中一举成

名的邓文仪，而1933 年的前半年属于贺衷寒的话，那么，此后的一年时间，

轮到的就是康泽。

康泽一生的前40 年有三大成就：蓝衣社庞大宣传系统的缔造；震动民

国的“别动队”和“新江西”模式；对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达7 年的控制。

在此中承前启后的，就是他的别动队。1933 年夏天，从组织别动队入手，

康泽步入了自己一生最有成就的这个时期。

正是别动队使他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3 年多以后，宋美龄

在西安事变中，把它列为南京政权的三大成就之一；23 年以后，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的雄文里，特地把康泽和末代皇帝溥仪当作战犯成功改造

的例子。提起他的别动队时，毛泽东说，康泽“并非没有可杀之罪。……”

慢慢看吧.

第十一章别动队

1、

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

称为是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

属5 个纵队，管辖着2 万4 千名队员和3 个师的正规军。它装备精良，战

斗力极强，曾有过以一个中队（连）击退方志敏部队一师的战例。

但它又是大半个江西、鄂东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这些地方，它建

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民兵组织，操纵着近千万居民的生

杀予夺。它的势力后来还弥漫进贵州、四川，操纵了贵州全境、四川大半

的政务。从1933 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广漠的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过

问县政府工作，甚至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监视民间、整饬军纪、执掌交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

总数约8 千人的便衣特务，任何人都有权调动当地正规军一个连的兵力，

可以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可以进入一切公私场所。这些特权至少在江西，

是得到切实保证的。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家剧院，几名别动队特

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靠前座位，为此大打出手，但事后副官却因“违反纪

律”被撤职。另一次，别动队特务因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相持不下时，

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一直流传着它是“御林军”、

“监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即使是抗战爆发、康泽称“别动队

不复存在了”以后，由它改编成的部队仍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别动队，许多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都有着种种迷惑。一方面，它

推行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它在贵州的政变，在四川的

渗透，八年抗战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它短暂的5 年历

史里，它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它并以砍头、挖心、

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1958

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

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

在别动队短暂的5 年历史里，它一手是“秩序”、“扶助春耕”、“复兴

农村”，另一手是令人窒息的镇压、漫天的血腥和大量的死亡。它的始作俑

者康泽，也有一褒一贬、截然相反的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

它是如此的面目模糊，以至于不断地有人追问：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时间又回到了1933 年夏天的那张面容、那个行程。后来声震民国的别

动队，在康泽最早的构想里，不过是一个区区的“特务警察队”。它的编制

只有一个大队（营）、500 人。而领受的任务，也不过是简单的“组训民众、

清剿散匪、恢复地方秩序”。是后来或偶然或必然的一些因素，才使渺小得

如同一芥草籽的“特务警察队”，变成庞大严密、权势熏天、耸人听闻的“别

动队”。

1933 年7 月的一个夜晚，江西抚州已实行宵禁，黑漆一片的青石板街

道上空无一人，但街角遍布着岗哨、军人。在一个古老的书院改成的临时

行营里，蒋介石给风尘仆仆赶到这里的康泽下达了指令，让他编制一份“特

务警察队”计划。

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召集500 名失业同学，予以短期训练；形成干

部，成立特警队；分布各乡，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构筑碉堡；清剿散匪、

肃清地方”。得到蒋介石“照办”的简洁批示后，康泽电告南京：

调明瓦廊宣传处之傅胜蓝、陆梦衣，宪兵司令部所属之韩文焕，及肖

武郎、马维骥、龚建勋、公秉藩几人，限期到南昌城外20 里的星子县报到，

负责“特警队”训练班。着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肖赞育处长，立即在各

省区各部队，召集失业之黄埔生，限期到星子县报到。

这些人或者是西南人，或者是康泽《中国日报》和宣传处的“嫡系”。

邓文仪曾谈到：他们“规格很高”，马维骥曾担任过军长，龚建勋、公秉藩

担任过师长，但这些高级军官在计划的500 人建制里，只是小小的中队长，

掌握的将只有百十人枪。

一个前力行社成员更谈到，“仅以早期别动队之干部规格，可见……西

南派势力已日渐显著”。但，当500 余名“失业同学”赶到星子县、“特训

班”开班后不久，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发生了。这个插曲使“特务警察队”

变成了别动队，而且，它还使康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权力，使后来的别动

队有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

自1932 年起，明瓦廊先后派遣两批、10 名成员考察纳粹德国。这一

年夏天，第一批人回到了南京。其中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学生，不仅

在柏林写出了一本题为《孙文主义与法西斯蒂》的小册子，以修正三民主

义，而且，他还注意到了柏林的一个新事务：希姆莱的党卫队。

与冲锋队这个群众组织相比，党卫队的出现要晚得多，一开始，它更

仅仅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只有区区二、三百人。但自从希特勒执政、“纳

粹新秩序”的口号日渐喧嚣后，它渐渐引人注目。

虽然此时的党卫队，离后来统治大半个欧洲的声势还远得很，它的“新

秩序”针对的不过是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和几处柏林客厅里的反希特勒密谋，

但杨周熙注意到，它兼有私人卫队、“党化”雇佣军和特务组织的三重性质。

此外，另有一个因素使这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大胆地出现在历史的

前台。

那就是象戏台故事一般荒诞的“上书”奇迹。在蓝衣社，先后有腾杰、

刘健群两人因为一纸计划而横空出世，这些故事此时已被传播得很远，足

以让一些热中权势的青年效仿了。

于是，杨周熙提出，蒋介石应当建立自己的党卫队。为了不招惹上海、

北平那些文人的抗议，这个组织可以定名为“别动队”。它的使命是建立南

京的“新秩序”。

但杨周熙太不了解蒋介石的理想、性格和权术手腕了。他几乎漫无边

际地谈到，别动队将“直属于军委会”，以显示“特别”；蒋介石应在10

个以上的中心城市组织别动队，以控制社会、左右民间；此外，每支军队

里也应该有别动队人员，以防止军官的“异动”。也就是说，别动队将全盘

使中国法西斯化。

这份计划通过邓文仪，顺利地到达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细细阅读后，

写了一个长长的批示。这个批示让寝食不安的杨周熙既失望，又多少有些

安慰。同意设立“军委会别动总队”，但别动队只负责“匪占区”的新秩序，

此外，“不另设机构”，直接将“特务警察队”升级为别动总队，总队长是

康泽，杨周熙担任副总队长。

同日，蒋介石下令：将“豫鄂皖赣四省合作人员训练所”的情报人员

编入康泽“特训班”；将“南昌行营所辖五省党务工作”人员编入该班；勒

令肖赞育“十万火急”招揽一切“失业”同学，到星子县报到。

星子特训班迅速扩张了，它包含七个部分：特务警察队之外，是学员

大队、团干大队、政治队、壮丁军训教官班、交通总队（含公路、无线电、

邮政、航政四系）、留日学生总队。它一举成为“复兴社最重要的训练机关

和发展组织的场所。无论是招考学生或调训的人员，多半都成为复兴社或

其外围组织的分子了”（《康泽自述》）。

别动队一举暴涨到2，000 余人。

2、

因为别动队的“党卫队”性质，它也一举成为已发动“第二期革命”

的蒋介石，最为关注的一个蓝衣社组织。9月21 日，他离开庐山，轻车简

随地抵达星子县。

这一天，在略显简陋的校舍里，面对两千余名特训班成员，蒋介石发

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邓文仪谈到，这是“专对力行社各级干

部的特别指示”。

出席演讲会的大半人员都是后来的别动队员。另外，“很多在南昌的力

行社员也专程赶到星子去参加听讲”。

在硕大的孙中山和自己的画像下，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显得异常真诚、

异常激动。这是一个不同于往昔的蒋介石。20 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

克松曾访问台湾，他说在这一次的访问，以及他与蒋介石前后的几次接触

中，他“从未见蒋介石笑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僵硬而呆板的人”。

40 年代曾和蒋介石共事的另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将军，更不屑于蒋介

石的装腔作势、枯燥无味，他轻蔑地给蒋介石取了一个外号：这颗“花生

米”。

不仅外国人。在连篇累牍的关于蒋介石的描述中，机械、沉闷，是几

乎所有人对他的共同印象。“时势造英雄”，然而，在纷纭的大时代，这却

是一个毫无个人魅力的领袖。他只是自己所代表的权力机器的符号，并且

也是它的化身。南京政权一如他的面貌一般，激发不起任何人的好感。

但，1933 年的这个特殊的夏天，面对自己的“党卫队”，这个僵硬呆

板的人却流露出一生罕见的表情。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似乎在他

那空茫的眼前浮现着。邓文仪后来描述到：“蒋氏在此次演讲中，情绪激昂

感人，全场为之动容”；“蒋氏所流露的激昂态度，是他（邓文仪）追随蒋

氏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

他先是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伟大的中国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搁在我们肩上，

绝对的责无旁贷。同时，我们的成功也就在目前！……我们革命的机会已

经十分成熟了，已经到了最大成功的关头。……”

随后他进行动员：

“大家要做继往开来的革命党党员，做第二期革命的先锋……我们每

个人要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来奋斗，来牺牲！”

再后，他开始了事实上的许诺：

“从今以后，一定要有真诚的革命党出来！当然我做领袖，要首先以

身作则，忠于主义，忠于革命，忠于全体的党员。……自我今天将革命团

体的特殊精神告诉你们以后，大家要真能从此共患难，同生死，如手如足，

亲爱精诚！……”

两三千人鸦雀无声，静静地听完了这个长篇演讲。散会后，许多魁首、

党徒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与振奋，他们一改往日清廉的自诩，走上街头聚

餐。星子县凋敝街道的酒楼、饭馆，这一天的生意几乎被蓝衣社包圆了。

他们在酒桌上或窃窃私语，或谈笑风生。

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绝口不提业已腐朽的

国民党。他所说的“团体”、“革命党”、“革命团体”，指的都是成员已发展

到约7 万人的蓝衣社。

蓝衣社作为“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就这样被蒋介石承认了。一直

到40 年后，面对自己的儿子，邓文仪都特地强调，从此，《革命的心法---

诚》的演讲稿，成为蓝衣社的“基本文件”。成为它权力的依据。

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邓文仪并没有谈到：作为蒋介石复杂

性格、权术本性的表现，也就是这一天，他下令解散“军人会”。

蓝衣社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吸收了1 万余名各类军校毕业生，其中

大多数是政治军官、宪警人员、特务头目。两年里，它也多少改变了民国

脆弱、涣散的图景------官场与民间、官员和社会的严重隔绝，改变了基层

官兵得过且过、横行市井的习气。

它更使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成为了南京无可怀疑的头号人物。

但一直到此时，在蒋介石神秘的内心，南京的第一生存要务仍是维系一种

脆弱的平衡。蓝衣社却破坏了这个平衡。

政学系首要人物、蒋介石的头号幕僚杨永泰，从1932 年年底起就不断

地以“养虎遗患”的历史经验来告诫蒋介石，已到了遏制蓝衣社发展的时

候。随着几千名“带兵官”的进入力行社和军人会，蓝衣社已控制了南京

部队的一小半。更令人恐惧的是，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黄杰、俞济

时、宣铁吾等十余名魁首，他们所带的兵都是南京最精锐的部队。是这个

政权的基石。

一生最重兵权的蒋介石，对此也早已警惕。或者，对这个浙江乡下宗

祠的“族长”来说，这并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家不可忽

视的“法度”？1932 年年底，就是“元旦公告”前夕，他指令腾杰，“停

止在带兵官中发展成员”。

“军人会”的扩张在短短9 个月后就被制止了。但复兴狂飙卷起后，

又有大批校尉级军官加入了复兴社，仅仅南京的一个支社就达到六、七百

人。上万名下级军官和力行社、“军人会”成员一起，依旧构成民国时期的

一个势力最为惊人的军事组织。

“第二期革命”的构想浮现后，一方面，蒋介石注重蓝衣社惊人的潜

力、民国罕见的清新与廉洁，试图以它为主力，号召社会，推进统一；另

一方面，南京政权新的权力结构，也在他的心里勾勒着。毫无疑问，此时

的南京已经隐约形成了四大派系。CC系的“党”，“政学系”的“政”，孔

宋此时尚不显眼的金融财政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黄埔的“军”。但对最根本、

最关键的军权，他能让蓝衣社一家垄断吗？

他不怕“蒋家天下陈家党”，但他怕“蒋家天下蓝家军”。失去军权，

何来天下？

他近乎本能的权力意识又抬头了。一生不能出走的“分而治之”的权

术手腕，不知不觉又应用出来了。1933 年7 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开始训

练他的3，400 名政治军官的时候，他就指令一个仍然年轻、前途无量的军

官，也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军官训练团以“带兵官”为

对象，受训人员将达7，500 人。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黄埔系”。他要使黄埔几千将军、数万

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即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

系，和一个新的“武官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各个权力组织的空隙间，

顺当地操纵权力的平衡木。

他开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贺衷寒。在这个庐山的沉闷秋天，凡是贺衷寒

的上行报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聩，不会做事”等话语。

他开始指责明瓦廊，指桑骂槐地指出“湖南小团体”的存在。甚至在

一些场合，他拐弯抹角地说贺衷寒有“野心”，“脑后有反骨”。这些批评给

肖赞育、邓文仪等造成很大的压力。至于性格乖张、原来就不大买贺衷寒

帐的丰悌，更立即疏远了他。

“湖南小团体”被他的权威削弱了。到这一年9 月，贺衷寒《一得集》

第二册出版了。这本被认为是蓝衣社“最重要文献之一”的小册子，不仅

流露着贺衷寒业已成熟的法西斯思想，也充满了他对蒋介石的崇仰情绪。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领袖是党的重心，革命的重

心，……就是他（蒋介石）”等语句，是贺衷寒水到渠成的人生观的反映，

绝不简单地是谄媚讨好。但对于这本书，蒋介石却潦草地批注了“不晓大

道”、“狂妄”、“可见幼稚”等话语。

这个黄埔建校9 年以来一直的“政治领袖”，这个连政敌都不敢就他的

个人忠诚加以攻击的“忠臣”，此时开始成为蒋介石的“逆子”。

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僚都“世事洞明”地看到了贺衷寒的失宠。甚至，

连康泽都隐约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只有贺衷寒自己，虽然也偶然不解、

失意、愤懑，却以容忍、等待的心思，一种“饮冰怀霜”的情结，继续在

庐山上奔忙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贺衷寒前半生的

面貌。但，当蒋介石不为人觉察地酝酿、孵化“武官系”时，他就再也不

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从此时开始。这一落似乎

声色不动，但却巨大无比，一个“蓝衣社帝国”的主宰者，一个黄埔系的

政治代表，一个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从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权力

的峰顶了。

意欲夺之，必先予之。当“武官系”已经初具雏形的时候，蒋介石谙

熟民国政局规律的眼光、手腕，再次表现了出来。他先给了蓝衣社“三大

派系”之首的地位，给了蓝衣社“真正的革命党”的赞誉。而如此慷慨的

手笔，铺垫的都是“军人会”的解散。

他新近任用的那个未来“武官系”的首脑，名字叫做陈诚。

由于军人会早已停止活动，于是，解散工作相当迅速。9 月底，革青

会接收了几千名军官后，易名为“中国革命同志会”。它的会章明确规定，

“以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为本会发展对象”，不再接受军官的入会申请。

监督这个规定的，一个是周复任书记的蓝衣社“监察委员会”，另一个，

则是正密切关注19 路军“闽变”异动的戴笠特务处。各地分会违纪者，主

要当事人处死，书记将被追究责任，直至处死。

森严的律令使成千上万的军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被隔绝在

蓝衣社阴森的入口处。直到1935 年以后，随着内部纪律的慢慢松弛，这条

规定才开始形同虚设。大约5 万名军官、士兵又先后涌入“革命同志会”、

复兴社。但此时，早期一泻千里、组织严密的蓝衣社早已完结了，对蒋介

石再也构不成潜在威胁了。于是，蒋介石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

任之了。

还不仅如此。这一天，蒋介石再次下令，把西南人控制下的“革命同

志会”的大约一千名失业军官并入别动队。在陈诚之外，他还要在蓝衣社

内人为制造一个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政训势力想抗衡的小组织。这

就是康泽、“西南派”、别动队。

邓文仪后来谈到，“……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

于成型”。

和“腾杰时代”一样，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在短短9 个月后就开

始落幕了。

3、

效仿“党卫队”、解散军人会，使康泽不仅控制了别动队这个蓝衣社唯

一的军事组织，还使他通过任觉五、叶维，间接控制了蓝衣社唯一的二级

组织。一个康泽与贺衷寒、西南人与湖南人相对峙的局面出现了。

也是这一天，蒋介石亲自把几千名受训人员带到庐山海会寺，编为由

陈诚任教育长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四营。

编营当天，蒋介石亲到操场，对他们吆喝起了口令，并亲自点名报数。

而后又开始训话。这同样是蒋介石一生中罕见的虽无文采、略显不伦不类、

但激情澎湃的训话之一。

他努力地挥动右手：

“同志们、军人们！……你们受训毕业以后，将要负最重要的责任，

只要你们能耐劳吃苦、冒险犯难，那么，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

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们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虑，我替你们完

全负责！……”（《康泽自述》）

此后，陈诚公开评价：“……精神和纪律，均以四营为最好。”

何止是精神和纪律？数以千计的前无产流氓者、在各个城市无事生非

的前“失业”学生，都已经认识到康泽将给他们带来不可限量的前途。此

后几年，别动队不仅是蒋介石的私人“党军”，也是康泽的雇佣军。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对别动队进行了组织设计。

这首先是一个全盘效仿党卫队的组织。康泽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权力

高度集中的“总队部”。这个康泽的直属机关，下辖参谋组、指导组、交通

组、总务组、秘书室，组以下设置了“股”级单位，由200 余名精干的黄

埔学生组成。原《中国日报》总经理顾希平、蓝衣社江西分社书记郭礼伯

等康泽嫡系，更占据了要津。

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队成为康泽的私人卫队。此外，总队以下，以“三

三制”的党卫队编组为模式。即总队辖三大队、各大队辖三支队、各支队

辖三中队、各中队辖三区队，区队下设分队。每个分队17 人，不足人员到

任务执行地征召。分队配轻机枪一挺，各成员步枪手枪各一支，自成一个

行动单位。

别动队的服装也效仿党卫队，一律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

鞋、黑袜，腰扎横皮带。此外，各中队的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

有特务证”（陈少校，《黑网录》），以方便秘密活动。组织上采用“军装掩

护便衣，便衣领导军装”的原则，从而形成三层结构，即总队---便衣---普

通队员。

大约1，200 名便衣就地成为特务。最后，康泽对别动队颁布了极其严

格、具有蓝衣社和党卫队双重风格的纪律：别动队成员不许辞职，每个人

都要做到“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报告，得到批准后方

可进行；在江西工作期间不许结婚，不许离开营房，每晚组长都必须组织

查铺；等等。违背这些纪律中的任何一条，康泽都有直接处以死刑的权力。

思想控制则更为严格。康泽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我

的奋斗》等书外，禁绝成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

至于成员腐败，康泽更宣布“即使进民宅只取一只鸡、吃一顿饭而不

付钱，指导组也可处死”。为杜绝腐败，他首先以身作则。许多原别动队成

员几十年后都谈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康泽一直“着士兵服装，穿

草鞋”，腰上别着一支匣子枪，这结合他的丑陋长相，一段时间里，许多不

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

这就是早期别动队的组织状况。1933 年10 月初，编组完成后，这群

大部分装扮奇异、兵不兵民不民的人，这个带着枪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马

上政府”，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它的总队部

驻扎抚州，各大队沿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等地散开。最后，各

支队、中队及区、分队，布置满了各要线、要点。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

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10 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

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

便衣先进乡摸底，对乡村的人口、结构、谁家有人“通敌”、谁家田地

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况进行调查。这非常类似于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划

分成分”准备。

然后，就是一个区队或者一个分队的“下乡”。这一带的精壮已经很少

了，共产党的征兵运动在过去两年内声势非常浩大。这样，他们的小股武

装也几乎没有受到反抗。一个支队接管一个甚至两三个县，中队接管集镇，

区队、分队则深入到村庄。小半个江西在一夜之间被他们接管了。

接管地方后，他们在祠堂或原来的苏维埃公所，设立了无数的“临时

衙门”。大堆大堆陈旧的户籍资料被翻检出来，以方便清查户口、划分保甲。

在他们进村进户之前，原来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色部队的

人家几乎跑了个精光。此时，盖有康泽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现在村

村镇镇：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别动队不咎

既往。违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这个一手软、一手硬的野蛮政策非常见效。方舟，这个一度负责瑞金

编保组甲的康泽嫡系，后来曾谈到，连朱毛经营日久的红都瑞金，都有一

千几百名“赤色群众”到县政府办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农一批批地回来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

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

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

推行着。

苏区周围的几十里方圆都被辟为环状的“无人区”。康泽目光冷峻，指

挥着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士兵，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村民驱赶出他们

的乡井、田土，这是这些村民们在乱世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他毫不留情，

而且安置工作非常草率。

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了。

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制度之一。它规定，任何一

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

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

者，枪毙灭门。一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

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方舟《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

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

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

务网使地方整肃，“几乎没有人通敌，没有一粒米流进苏区”。

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20 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

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以十万计的居民被发动

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

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

“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强大的民间管制以及“发动群众”

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瑞金的钳制。

物质禁运圈沿闽西、赣东、赣北等临近苏区的地界为第一圈，后方各

省依次铺开。各绥靖专署部队、民团，都在别动队的特权下被要求配合禁

运。许多远离苏区的地方也设置关隘，进行由外到内的严密盘查。盘查的

重点是食盐、药品、布匹、煤油等紧缺物质，但日用品、烟草等五花八门

的物品，也都列入了禁运名单。

此外，为“釜底抽薪”、搞垮苏区经济，苏区较为富足的产品，如纸张、

木材、钨砂、樟脑、山货等，更严禁流出，并严禁“奸商”购买。康泽谈

到，过去“屡次禁运不力”，是由于对苏区的“走私暴利”。而稽查部队的

腐败、受贿，更是禁稽无力的根本。因此首先要对“奸商”开刀。

对“奸商”的这一刀，惩治极其残酷。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

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

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

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

并连升“两级薪饷”。

稽查部队无不战战兢兢，格外卖力。后来，蒋介石以“滴水不漏”来

评价别动队的这个工作。

物质极为匮乏的苏区，立即感觉到这个扼制的威胁。史料记载：在从

境外流入物质变得非常困难以后，为反封锁，苏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开始亲

自领导物质工作。“……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军工作部长李

克农、执行部长李一氓两位部长的倡导下，成立了联合消费合作社，总社

设在瑞金。中央苏区一些县的保卫局在总社的推动下，也相继成立了消费

合作社。”

这些小型的“合作社”继续组织着越来越困难的私运，并集中食盐等

物质限量供应。但当组织私运的人一个个被捕获、枪杀后，物质的匮乏乃

至没有尽头的饥饿，仍然象魔鬼一样冷冰冰地使苏区一片绝望。当时身患

“打摆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毛泽东，接到何长工送来的特效

药奎宁后，据说“流下了眼泪”。因为仅仅为这一小批药品，就死了一个交

通员。

傅连璋医生回忆：毛泽东由此记住了比他小10 岁的“康泽”的名字。

几年后，他对埃德加-斯诺谈到了瑞金的毁灭：“……封锁……尤其是极端

缺盐。……整个地区人口锐减，有时是被强行大批迁徙，有时更干脆地被

集体屠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20 多年后，他进一步指出，毁灭瑞金的两个主凶，一是蒋介石，再是

康泽。

在数以万计的保甲长的协助下，几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一条一条的简

易公路被修建、连接，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渐形成环状包围时，依照德国顾问建议而构筑的“堡垒”接

连出现了。无数的钢筋、水泥、砖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绵数百里，被

调集往前线。四个月之内，江西共修筑了2，900 余个钢筋水泥堡垒。

《剑桥中国史》记载了这次工作：

“……至少有2 万人被征来修建700 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队的

机动性。……他们的推进路线排满了碉堡。……碉堡构成了支援网……这

时民团被派驻守这些碉堡，而正规军则转入进攻状态。”

埃德加?斯诺形象地说，它是“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

1934 年初，事实上，瑞金已在望。

4、

瑞金在望前后，康泽已接管了江西六十余县中的大约一半。别动队已

迅速扩充到五个大队、一万余人。另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

队的两个师也划归康泽指挥。

“新江西模式”开始了。

“新江西模式”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社会实验。第一个举措是组织

“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这个举措有双重目的：争取青年；断绝苏区

兵源。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

严格的管制。

刘操是原红四军交通科长、谍报科长，在一次执行外出任务时叛逃到

南昌，后来到别动队驻江西泰和的第四大队部任职。他的一份回忆材料写

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 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

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

止壮丁离家远出”。

事实上，这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民兵组织。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

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

也达几万人。

这个举动和朱毛的“赤卫队”异常相似，不同的是它更全面、更强硬。

方舟回忆：许多民间的古老警报方式都被利用了起来，“……遇有红军游击

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壮

丁队、铲共义勇队都得援驰。”

当岗哨、民兵、壮丁组织都纳入别动队的管制后，“新江西”的面貌展

现了。“皖豫重团警，江西重教化”是蒋介石制定的方针。教育、反腐败这

两个“百年大计”，正是“新江西”模式的关键。

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众查哨站”、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一起出现

在每一个村庄。他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进民众夜校，每个人需要

“认识500 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

至少上千名的别动队员都担任过夜校教员。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

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 所学校，

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

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

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

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共产

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

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

邓文仪谈到，别动队针对苏区的宣传，专门设计了一套口号。苏区提出“打

土豪、分田地”，别动队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苏区提出“士兵不

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别动队则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

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

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

设立了2，000 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100 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

风暴”，15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

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

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1，200 件“腐败

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腐败。

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

了一个大兵营。这种手笔、气势只是在30多年以后才重演了一次。不仅如

此，他们还挨家挨户地访苦问贫，提供贷款、种子，引进农药，赈济灾害……

在前线枪声不绝的时刻，江西半省出现了农业复兴的势头。

到1934 年年底，正是朱毛部队开始史诗般的长征的时候，在江西的大

部分地区，春耕、买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渐出现。耕牛和田地交易

是村社繁荣的象征，别动队很少征收杂捐、摊派，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

些。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

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

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 千余人，普通成员1 万7 千

人，控制正规军3 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 万左右的居民。

但，这并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

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 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

“红军伤亡超过6 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

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

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 年时间里，别动队累累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

在无人区、收复区和“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

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

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

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短短几年

就变成了没有男人的县份，至于寡妇村、寡妇镇更比比皆是。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

甚为恐惧。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

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镇压”，而在河南，“应采

取相同的办法”。

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1933 年年

底，因为大别山“匪患”的“死灰复燃”，“别动队一部”约2，400 人开到

了这里。它不仅象宋美龄所希望的“采取相同的办法”；而且，在蒋伏生，

这个贺衷寒的中学同窗、蓝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统治的漫漫长夜开始笼

罩在这个自古贫瘠的土地上。它的凶残、彻底、干净利索，足以使历史上

的任何一个征服者都自愧不如。

5、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

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

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是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

为难民和饥民、最后象野狗一样死去的一个计划。它的下达者，是那个以

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象个慈善长者的人。它的执行

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

蓝衣社成员。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

“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

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

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

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蓝衣社、别动队无

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区区9 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被别动

队及蒋伏生的83 师杀了上万人。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

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一个外国传教士

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到：“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

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

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

人。……”

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是到蒋介

石下令释放这些人的时候，83 师官兵还对这些人的家属大肆勒索。一摞银

圆、一枚累世传家的戒指，乃至几只生蛋的老母鸡，都能换回一个人去。

以廉洁自居的蓝衣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

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

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那个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

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

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

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

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

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

名14 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

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镇里四处可见还在冒烟的房屋，尸臭从此长年累月地弥漫在大别山的

空气里。而一面面土墙上，还虚应故事地刷着“剿匪济民”的口号。

《皖西革命史》简单地概括：“昔日墟舍连绵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内

就成为了一个人间的活地狱。”

不仅别动队、蒋伏生、金家寨，而且整个的蓝衣社和大别山。“湖北有

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这是一半的大别

山苏区。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 万人口，但

到1934 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 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也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

杀掉了。在蓝衣社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苏区人口减少了60 万！”斯

诺惊叹着。可惜在他游历陕北、以及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臭名昭著

的“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否则他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匪徒和蓝衣社匪帮

的武功。

全家被杀了66 口人的徐海东对此则说道：“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

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

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

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

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

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

行”。

“南京大屠杀”杀了30 万人，以蓝衣社匪徒为主力的南京部队却杀了

60 万人；“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 个星期，蓝衣社匪徒的屠杀却整

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 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

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

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

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如果不

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

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但，也因此，抵抗运动不久后就更加猛烈地开始了。徐海东和他的游

击在大别山的数千残兵，不久后又发展到数万之众，并且因为目睹了这么

多屠杀，徐海东说，“最后一次围剿的12 个月里，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

小差”。

1963 年，已满60 岁的康泽，结束了他15 年的牢狱生涯。在最早的判

决书里，他庞大的、一度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虽然曾“直接或间接屠杀了

近百万革命群众”，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在秦城监狱的第四次

“战犯特赦大会”上，当场脱下囚服，换上了一身整洁的列宁装。

就是这一刻，一个记者拍摄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相片。

结束牢狱生活后，康泽居住在北海一带的一个普通大杂院里。因为毛

泽东曾说过，“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

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这样，他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

任文史专员。

他开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日子。他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探望

他。但，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么？在深夜的梦魇里，他不时地被惊醒。

他是那样的孤独，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唱着《社

会主义好》，同时把他视为一个古旧时代的残渣余孽。他们疏远、戒备着他，

他从来就不能和邻居有略多的往来。……除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

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回忆，是过时的大人物的娱乐。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回忆文章，

毕竟，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饭碗。……

然后，这一天，在秋风萧瑟的北京，他的那两间平房，终于有了自己

的第一个客人。对这个客人，他曾经满心眼地不放在眼里过，但毕竟沧海

桑田，一个“故人”是多么的难得，毕竟这也是他孤独生活的调剂。

他去买了一瓶北京产的红星牌二锅头，几两猪头肉和一些花生米，热

情地招待着这个客人。一张涂有白漆的旧桌子，一张摊开的《人民日报》

以及两个酒杯，就是他们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

标题是《复兴社述略》，请他过目。

看到“复兴社”、“蓝衣社”、“别动队”、“新生活运动”等已被新时代

湮没的名词时，康泽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就是他时刻挂念的儿子，带着妻子的眼泪和问候，即将通过秘

密渠道、绕道香港来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们酩酊大醉。

这可能也是康泽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这个客人是肖作

霖。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蓝衣社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学会”书记，和程潜

一同在长沙和平起义的湖南人。最后，他还是席卷民国的“新生活运动”

的最早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