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十章“第二期革命”
1、
1933 年初夏，宁都深山的一所小庙宇，居住着两名显赫的共产党人。
一个是毛泽东，他的邻居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洛甫。
两人都在这里养病。毛泽东的“打摆子症”，几次险些夺去他的生命，
但只要身体许可，他就出现在寂静清凉的庙宇天井，和洛甫不时交谈一两
句苏区经济、土地改革、农村工作，乃至闲谈到《红楼梦》。
“28 个布尔什维克”严密看管着军人们，不让他们和毛泽东接触。这
一天，两名军官带着一瓶白酒，偷偷地来看望他。一杯下肚，毛泽东深深
叹息：
“现在已经不是井冈山弟兄的天下了。……”
日头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但这流火的气息，分明只让毛泽东感到人
生、天地的无边萧索。旧岁的重阳，他曾以“人生易老天难老”、“寥廓江
天万里霜”的诗句，排遣着自己的愤郁，那么这一季，他又会有怎样的诗
句呢？
儿子毛毛在远处玩泥巴，妻子在屋里为他收拾笔墨纸砚。除了进行农
村调查，甚至组织走私队贩运盐巴外，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闲人。而他
的诗大多写在马背上，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能让他感到“分外香”。
他极目山野，看着轻风和夕阳。他似乎看到了远处的瑞金，看到了更
远处的抚州、庐山、南京。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但，在任何处境下，他都是一把匕首，他都要挑战、探索、鉴别、反
抗。经过几个月的深谈，洛甫已经渐渐地倒向了他。他也开始更加关注山
外的局势。
这一个夏天，他几乎不能读到任何党内的机密文件。他的消息都来自
公开的《红星报》。这一期的《红星报》，在“白区动态”里，有一则毫不
起眼的消息：上海法租界，“杨铨刺杀案”。
1933 年1 月17 日，蔡元培、杨铨联合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中央
研究院组成“民权保障大同盟”。到5 月13 日，纳粹狂飙席卷德国，无数
科学家文艺家被迫流亡，杨铨代表大同盟，把《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
残文化的抗议书》交递给德国上海领事馆。次日，《抗议书》在《申报》公
开发表。
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
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
56 人。
6 月18 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
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
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
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 月20 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
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
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
迅先生年谱》，1937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
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
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 月14 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
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8 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
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
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 人，名单如
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
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
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这
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30 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
的简单印象。“蓝衣社”三字象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
荒诞不经的传闻，从1933 年到1938 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
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
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
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至
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
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以及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
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
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
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6 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
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籍一片，满地都是饭
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
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
踪，“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
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
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 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
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
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 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
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
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 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
经过调查。……”
杨铨被刺杀后，“蔡元培……自1933 年起便不大公开露面。”中国自由
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上海，从此暗哑无声了。大多数西方媒体更认为，
延续20 多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被戴笠一枪就阉割了。
2、
1933 年5 月，在南昌，一个全权处理赣、粤、闽、鄂、湘五省军政的
“委员长行营”设立了。这个行营的目标是“直下瑞金”。
6 月8 日至12 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五省“剿匪会议”召开。根据
纳粹德国的一名贵族将军的建议，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口号，决定对瑞金实施封锁战、持久战、“堡垒主义”三大战略。
为推行“七分政治”，7 月，“中央军校暑期政训班”在庐山开班，大
约3，400 名政治军官流水般参加了集训。政训班的主任，正是贺衷寒。
庐山的瀑布、石阶、日照，衬托出一个已达到权势顶峰的军人的脸。
这张脸是如此踌躇满志，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不能发现他下垂的嘴角，
以及颧骨上的几点泪痣。在古代的堪舆说法里，这是“苦相”。
接任蓝衣社书记半年多以来，他风生水起，原“孙文主义学会”的几
千成员，把持了蓝衣社的各级组织。腾杰的痕迹被他完全消抹掉了，一个
在南京看来极为完整、极为统一的湖南人的“蓝衣社帝国”，在他手上出现
了。
几万成员匍匐在他的脚下，此外还有上万名政治军官、无数外围组织。
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曾谈到，此时的他，已“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
子。……（他）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力量和宣传影响，被认为是复兴社和
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于是，他开始和“保定系”首脑何应钦平辈论交。日常往来，不过淡
淡地称谓何应钦为“敬之兄”。对蒋介石干女婿、18 军军长陈诚，他更认
为陈诚入过孙文主义学会，拜过他的门，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年长于他的陈
诚当作晚辈，一口一声“辞修”地叫唤。
南京在他熏天的权势、威严的目光下，无比沉默。这个夏天，在庐山，
贺衷寒开始整理他《一得集》第二册。几名蓝衣社书记处的人员几乎成了
他的文员、杂役，他们帮他誊写手稿、处理私事。
但这本要公开出版的文集将定稿时，贺衷寒让一名助理员特地剔除掉
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复兴大革命精神、实行“第二期革命”
的构想。它的主要计划都已被蒋介石采用，贺衷寒不敢剥夺蒋介石对这个
构想的专利权。
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其主要成就，一是复兴社狂潮，第二，就是
提出和实施“第二期革命”。如果说复兴社狂潮只是使蓝衣社步入它的全盛
时期的话，那么，由蓝衣社领衔的“第二期革命”，则使中华民国也步入它
昙花一现、一去不返的“全盛”阶段。
所谓“第二期革命”，是一个湮没于中国现代史的民族复兴构想。它起
始于这个夏天，中断于西安事变。在大约3 年半的时间里，以蓝衣社为“先
锋官”和主力，南京按照蒋介石的意志，进行了一系列手笔巨大的社会实
验。其结果是1936 年席卷全国、“百废待兴”的清新气象。
“第二期革命”首先要实现的，是一个山川一般古老的梦想：统一。
北伐后，南京政令不出五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权”。20 年代
中期，政学系的谋士杨永泰曾上书《削藩论》，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
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的
主张。这是一个内容空洞、目光短浅的计划，其代价是连年内战，满洲沦
陷。
军阀格局进一步演变着。此时，轮到了贺衷寒。他所提出的立足长江
中下游地区，“稳定山东、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瓦解两广”的削藩主张，
成为南京的国策。
“安抚华北的重责，落在刘健群的肩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以2 师25 师、宪兵三团为依托，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五大魁首，即刘健群、
郑介民、蒋孝先、关麟征和黄杰。他们安抚军阀、刺杀汉奸、破获机关、
禁绝鸦片，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复兴社小组，势力弥漫于平津古老的城墙
内外。当年6 月8 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南京在北方的威
信，终于坚定地建立起来”。
华北之后是西南。以西南青年社在川、滇、黔的基层秘密组织为依托，
曾扩情在1931 年年底首次入川、使大军阀刘文辉投向南京后，于1933 年
4 月、当年年底又两度入川，负责“整理党务”。他以忠厚谦卑的姿态，施
展合纵连横的能耐，使另外两个大军阀刘湘和杨森，也臣服南京。
“联系西南”也大收成效。但，在“瓦解两广”的活动中，蓝衣社却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北伐之后，在近5 年的时间里，两广特别是广西，已建立了庞大的民
团。所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与“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
学、寓征于募，使两广变成了一个封闭、孤立的军阀社会，组织异常严密。
一直到1933 年初，贺衷寒才派遣“干员”叶简修等十余人，挺进相对薄弱
的广东，进行地下工作。
两广的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其次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党部、军
队和铁路工人是主要的活动对象，在半年的时间里，大约发展了二十余个
小组、三四百人。但9 月间，广东复兴社在粤汉铁路雇员中发展的一个小
组，违反了原定无声无息、秘密潜伏的工作方针，“拟破坏铁路，未逞，遭
逮捕”（邓元忠，《腾杰访问》）。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对复兴社在广东全境的总戒严、总清查。陈济棠下
令“军警联合，在广州逐屋搜捕”。数千军警连夜出动，短短两天逮捕数百
人，“被认定判罪者七十四人”。叶简修试图化装混出城门，也被指认逮捕。
几天后，叶简修等贺衷寒所派九人被判处枪决，在广东发展之65 人判
处监禁。陈济棠得理不饶人，他先是给蒋介石拍发明码电报，“询问该九人
是否中央所派，若是，则另案办理”。同时，他在香港进行新闻发布，声称
“蓝衣社试图在城内发动暴动，以谋建立法西斯政权”。
9 月26 日，密切关注蓝衣社活动的《纽约时报》，依据“香港来电”
刊登该消息。舆论再次哗然。在中外压力下，蒋介石焦头烂额。林培琛回
忆，“为顾全大局，蒋氏只能否认之”。
两广组织被一举摧毁了。但绝大多数的复兴社成员，依然潜伏在珠江
两岸。他们有的意志消沉，从此脱离了明瓦廊的视线，更多的人则屏声静
息地窥测、等待。两年后，先是刘健群，而后是更加能干的戴笠，要再次
把他们纽带、凝聚起来。
“削藩”的使命虽然有广东的失利，但在贺衷寒的统领下，这群“上
校”的工作是如此得力，南京的权力版图终于蔓延到了长江上游，渐而又
蔓延到黄河流域。
“削藩”要根绝军阀割据。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是日本。为
此，南京计划“投入九万万元”的巨资，改造军队，并建设自己的新兵种
新组织。明瓦廊的“留欧派”势力特别是留德人员，垄断了“发展精兵”
的事务。首先是桂永清。
自参加力行社后，这个坚实、大气的军人日渐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蒋
介石时常在人前人后感慨，桂永清是“真正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楷模”。
这一年，桂永清更奉命住进中央陆军学校，住所就在蒋介石官邸的边上。
和蒋介石做邻居后，这对师生似乎发展出了一种超越上下级关系的友
谊。5 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是真正的精兵。一开始它不过四个大队、二千余人。但
其最普通的队员，也是基层团队、地方部队的营连长。桂永清依照德国军
官团模式，开始对这些军官进行“士兵化训练”。
士兵化训练彻底改造了基层军官。教导总队的一个学员，曾经生动地
写到一则逸事。他在南京郊外汤山参加集训时，桂永清下令，必须在风口
“埋锅造饭”，这样做出来的饭满口泥沙。这个学员嘀咕了一句，却被走过
来的桂永清听到了。桂永清当即抓起一把沙土，放进他的饭碗，而后大声
问：“脏不脏？”他立即挺身，大声回答：“不脏！”接着当着桂永清的面，
大口把饭吃完。
“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不怕，军官就怕士兵化”，成了教导总
队的口头禅。不久，教导总队扩编到12，000 余人，并对数以万计的基层
军官，进行流水般的轮训。
这才有了后来淞沪抗战中的40 万精兵，才有了“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
的感叹。
在教导总队内，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也出现了。它的规模很小，一
开始不过是两个营的轻装甲车，但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指挥
官，大部都在这个小小的机械化部队里。
桂永清之后，曾经留德，并曾在1932 年春天依据八宝街的命令，将德
国妻子送返回国的李忍涛，负责化学兵部队。而比装甲兵、化学兵更引人
注目，则是空军。
早在1932 年3 月，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
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他3 月24 日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
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
负责空军建设的是一群外戚和浙江人。但孔宋家族只是挂职，真正主
事的是三个力行社员，毛邦初、蒋坚忍与徐培根。
空军的建设首推人才建设。当年，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开学，蒋介石兼
任校长，毛邦初任副校长，蒋坚忍为航校政训处主任。这一天，在隆重的
成立庆典上，毛邦初把一批飞行员介绍给蒋介石。其中包括“一二八”抗
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
在这一群飞行员里，后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军神”高志航，
先后击落11 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这些未来
的抗战英雄，正是在蓝衣社的打造下，才飞上蓝天，成为永恒。
比起毛邦初等外戚，真正奠基了中国空军的，却是曾与桂永清一同进
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徐培根。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殷夫的胞兄。他被称为“有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
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夏天，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在出任航空署长的11 个月里，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
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改革机构、淘汰冗员、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
列工作。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
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
夜赶筑”，结果机场在当年10 月即完工。随即，杭州机场、洛阳机场也都
提前完工。
这一年，徐培根更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即“自制飞机”，建成
中国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蓝衣社的手里。在“发展精兵”、新兵种建设
外，则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已从柏林回国的丰悌，开始筹备
“中国童子军总会”。当年全国即发展童子军“658 团、53340 人”。
童子军一开始就处在复兴社的严密控制下。这一年9 月，几乎是童子
军组织刚刚起步，一个复兴社的“掩护机关”------“童子军励进会”就出
现在南京阁老巷了。
童子军之外，是“公民训练”。负责“公民训练团”的是“湖南帮”的
一个重要人物潘佑强。当年7 月，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军训处处长，随
即，他召集长江下游五省的军事人员600 余人，组成“国民军事教官训练
班”。在50 天的集训后，主要人员被派赴到江西，对江西半省数十万男女
进行军训。
“训练组织”之外，武汉，由邓文仪发展入社的工程师郑家俊，当年
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他“全力整修”已一片荒芜的兵工厂，“并将上海炮
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1933 年5 月1 日，兵工厂重新开工，首先生
产制造“中正式”步枪，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重炮和军用卡车。几个月
时间，汉阳兵工厂就一举取代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
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3、
“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
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
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
间，即捐款170 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
它一共发行了30 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
风潮。“荣誉士兵号”、“工人号”、“妇女号”、“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
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650 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
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
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它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3 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
责的武汉缉私处。粗犷、豪野的邱开基以武汉反腐后业已驯服的数千警察
为基础，在沸腾的大武汉大量招募知识青年、下级军官，短短一个月时间，
他组成了3 个团的禁烟部队。
这是势力庞大、装备精良的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它有权对全国任一城
市、集镇，或公开或秘密的毒品交易进行调查和立案。它以甲种师的规格
进行组建，每个团的编制达3，802 人，是正规团队的3 倍。
人多、枪快、弹足之外，他们还购置了“安华”、“安民”等多艘炮艇，
日夜游弋在江汉平原上，严密监视着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市场。一时之间，
武汉再次民心振奋，无数市民、农夫都自觉自愿地充当缉私处的眼线。
最主要的眼线是革青会成员刘海波控制的武汉“忠义救国会”。这个外
围组织以码头工人、纺织工人为主体。几千名码头工人在徐家棚子、江汉
路一带，或隐秘或以公开的工人纠察队名义，建立了细密的眼线网。最早
的一年多时间，鬼祟地试图沿江而下、贩卖鸦片的船只，几乎无一漏网。
以武汉缉私处为依托，禁烟委员会推出了3 年内全国根绝烟患的计划。
过渡期内，公务员、军人一次吸食鸦片警告，二次吸食鸦片枪毙；对普通
平民则相对温和，吸食鸦片者予以3 个月期限，过期不戒者送戒毒营3 月，
再不戒者，处以3 年至5 年的拘役。
“重惩官吏，轻理民间”的特点，使禁烟计划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它
以告示、张贴等形式颁布于各大城市、县城、集镇，赢得了千万民众的支
持。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
进戒毒营的潮流。
同时，因为良好控制了烟土流通，政府收入大大增加。仅为过渡期戒
毒者提供的“少量鸦片”，1933 年4 月，武汉缉私处的烟土税入达200 万
元，一个月后达400 万元，到9 月达到了600 万元。这些税入全部成为南
京政府的军费，占军费支出的1/3 左右，以至于后来大部分人都笑称这是
一笔“以黑（鸦片）剿赤（红军）”的买卖。
到1935 年9 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了中国
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 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
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只是由于华北、西北、西南等毒品
大省的未获统一，以及后来的抗战，这一进程才被中断。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早在1931 年夏天，腾杰在
发起力行社的《计划》里，就无比伤痛、震撼人心地谈到“农村濒临破产”。
他曾举两例：曾经负担过天下财税三分有一的苏常地区，大多数农户居然
“家无三日之粮”。地方军阀的竭泽而渔，更使四川一省提前征收田赋到“民
国六十年”。
农村的破产使国家动荡不已、流民成灾。1932 年的“大别山时期”，
由贺衷寒主持，武汉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这个银行总资本计1 千万元，
为破产农民提供小额低息的贷款。银行的经营一开始很失败，摊到每个农
户头上的不过几角银圆；而且，由于银行设在大城市，一时门可罗雀。
但不久后，银行进行了扩资，并且，它的门市开始进入大别山的村村
镇镇。虽然申请贷款的多数是原来的地主、土豪，但一两年后，大别山的
农业，仍被认为“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复兴农村”的关键是联省公路的兴建。1933 年，“政学系”官员提
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七省公路计划。七省计划在三年内，修建公路二万二
千公里。计划获批后，成千上万吨砂石土灰的运输，万千民工、兵士的征
集，芟夷山野与沟渠的工作，一个浩荡的施工、建设场面……所有具体工
作都落到了蓝衣社的头上。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西一省在1932 年修建公路720 公里。次年达
2 千余公里。七省共筑路5 千公里左右，超额完成当年任务。
禁烟、反贫困之后，是反腐败。虽然南京“清流风暴”虎头蛇尾，但
这一年，蒋介石仍然根据在武汉的邱开基、在南京的周复、在江西的康泽
等报告，处决了7 名高级官员，以作儆尤。到夏天，“根绝腐败”的念头又
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江西工作中，至
少有两分是反腐……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期革命”。实施“第二期革命”的主力军，正是
仍然潜伏的、但已相当庞大的中华复兴社。1933 年8 月27 日的深夜，在
庐山美庐别墅，蒋介石在日记里为复兴社写下了一个《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
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
领土、还我主权。”
几年后，在陕北的逼人日照下，毛泽东也从几个落网的复兴社特务口
中知道了这篇《宗旨》，据说，对此他相当轻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还
是曾国藩的那一套。……同治中兴搞了十三年，他的中兴呢？三四年就到
头了”。
但这寥寥的56 字宗旨，所贯穿的，却是蒋介石全部的社会理想。他要
建立的，是一个貌似朴素的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他决心从江西开始，
把他半生的，从儒教徒、流民、军人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
从个人延伸开去，转化为这么一个社会模型。
这个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也是贺衷寒的理想，是他以全部的心力
和手腕，热切和激情，去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到此时，他已成为南京事实
上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权势，而且声望；不仅声望，而且作为和主张。在
不久后的一篇文稿里，他把这个社会实验，称为“新江西模式”。这是一个
不久后就被整个中华民国熟悉的词汇。
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4、
1933 年6 月下旬的一天，南京下着微蒙的细雨，长江码头一片泥泞。
在夫子庙一带，卖零杂玩意的小贩很晚才出来摆摊，油纸伞三三两两，汽
车、人力车零零星星。
几年了，南京不是一片骚动，就是这样的萧条。……这一天，一个面
目贤惠、挺着已经很显眼的肚子的年轻妇人，心里这样感慨着。在码头上，
她送一个身材矮胖的青年军人走进了“要员候船室”。
开往九江的轮船鸣起汽笛了。站立在码头上的妇人，不断地挥舞着手，
站在轮船甲板上的那个军人则一动不动、目光深远，说不清楚他是在看着
妻子，还是在看她背后迷朦的南京。
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以来常见的别离。此后的十余年，还有更多这样
的送行。但几十年了，虽然这样的情景有很多，而且都犹如发黄的相片渐
渐模糊。这一天他大致的面容，却一直在妇人的脑海里。
30 年后，妇人陪伴着儿子住在台北的一处普通民居里。这个失去了男
主人的住所，简陋而寒素。唯一显示它与平民住宅不同的，是一个火苗不
时跃出的壁炉，墙壁上异常显眼的一个蒋介石手书条幅。壁炉和条幅之间，
则悬挂着一张大大的相片。相片上的人，佩带有两颗金星的中将肩章。
正是海峡对峙的肃杀年头。这个冬天，当年在肚子里的那个儿子已经
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前往北京了。……然而，在海的那一头，他还活
着吗？活着，那他是不是还在神秘的秦城监狱里？儿子这一去能见得到他
吗？
妇人一阵一阵地咳嗽起来。她是四川人，原本也熟悉潮湿的气候。但
自从踏上这个小岛后，她就患上了哮喘。每年秋风刮起的季节，她总要这
样的咳嗽。
一会，电话响起了。妇人慌忙拿起了听筒。
果然，电话是儿子从香港打来的。在电话的那一头，儿子的声音似乎
很伤感、并隐隐地有一些哽咽：“周恩来果然没有失信，我见到他了。母亲，
他，他还活着。……但是生活得很不好，身体也很糟糕，恐怕离世不远了。”
活着，还活着！泪水冲涌上妇人已经略略浑浊的眼睛。儿子又说了些
什么，她一句都没有听到。整整15 年了啊，整整15 年两岸分离、死生契
阔的岁月光景。
这个妇人，名字是朱素怀。她是蓝衣社“四大金刚”之一康泽的妻子。
儿子的电话挂断后，妇人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心神不宁地遐想着。岁
月，又一下子回到了1933 年6 月的那次离别，那张面容。
那就是30 岁时的康泽。
30 岁康泽的面容，隐隐地浮现在湮灭的历史、过往的时间里。与怀孕
的妻子离别后，轮船经过一天多的航行抵达九江。康泽不顾旅途的劳累，
他出示自己的“要员证”，向九江警备司令部借了一部车后，连夜赶赴南昌。
南昌与南京不同。四五年来，南京一直给人破败、沉重感，但南昌却
是一个大兵站、大兵营。南京有深重的腐败痕迹，但南昌却要不时地经历
敌兵逼近、全城大震的恐慌。一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因为收不上老家的租子
破产了，一些有钱人远逃了，许多商铺关门了，它处处可见逃难的灾民。
南昌天空灰蒙，空气里似乎都有硫磺火药的气息。
当夜，康泽住在南昌行营的一处客房里。卫士泡上一杯茶后就退出去
了，他却不顾旅途劳累，连夜开始阅读一些江西近年的军情民政资料。
南昌的夜色覆盖了这个矮胖的身躯。但泛白的灯光却照射出他的面容。
这一张有点横肉、略失丑陋的脸，显示了他苦寒的出身。但上扬的眉毛和
森冷的目光，也衬托出他几分军人的英气。是眉目使这张脸生动起来了。
这是一个经历苦寒、个性极其要强的人。早在12 岁时，作为失去父亲
的孤儿，康泽一边帮助母亲，在租赁来的田土里苦挣苦熬，另一边则负责
起了全部的家务。他时常在严冬腊月到小溪边洗衣服，手被冻出了一个个
口子。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因为先生的卑微资助，他也终于不辍读书。
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
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康家孩子”的懂事、聪明，因此在四乡
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邓文仪也有过依靠资助、不辍读书的阅历，那么，与邓文仪
对家庭的多少轻蔑不同，康泽始终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在早年，他
始终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维护着这个飘零于风雨中的家庭。至于他功成名
就之后，他更因孝敬母亲、爱护弟妹，成为南京盛传的“孝悌”典范。
如果说，在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出走的方式来抗拒结婚，并终
于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则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依照晚清
四川广为流行的“娃娃亲”习俗，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到他14 岁，因
家贫遭逢女方解除婚约。寒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
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的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提起
此事，一生都以此自我勉励。甚至，在他官居三青团头号首脑、衔至中将
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字样：“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
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有什么区
分！……”
如同许许多多经历过苦寒的大人物一样，这是一个凡俗、客观、始终
不失市井本色的人。早年的贫寒与“懂事”，注定了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逼
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也不会有邓文仪那“蔫辣椒”的性情，不会有丰
悌不合群的特点。他辛勤中夹带着狡黠，汗水里透露着聪明，并以此辅助
自己善于窥测局势、把握机会的权术本能。
是这样的形貌，形成了他令人难忘的才能。但才能之外，他的苦寒、
“懂事”，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雄心，也使他有着根深蒂固、市井人物般的性
格弱点。几十年后，腾杰谈到他时，一方面不吝言辞地赞誉他“长策略”，
是民国和陈立夫并列的两大“组织天才”之一，另一方面，也不无惋惜说
他“胸襟不够宽宏”……
腾杰的一句“可惜”，概括了康泽在蓝衣社的面貌。他扎实、刻苦、能
干，使革青会、宣传处纪律严明，有声有色；同时，从励志社大会起，他
先后染指特训班人事、组织“西南派”小团体，被认为“颇有破坏力”。
就在这样有誉有毁的形貌里，康泽渐渐崭露头角。如果说，蓝衣社的
“联络处”、八宝街时期属于腾杰，接下去的半年属于在武汉反腐中一举成
名的邓文仪，而1933 年的前半年属于贺衷寒的话，那么，此后的一年时间，
轮到的就是康泽。
康泽一生的前40 年有三大成就：蓝衣社庞大宣传系统的缔造；震动民
国的“别动队”和“新江西”模式；对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达7 年的控制。
在此中承前启后的，就是他的别动队。1933 年夏天，从组织别动队入手，
康泽步入了自己一生最有成就的这个时期。
正是别动队使他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3 年多以后，宋美龄
在西安事变中，把它列为南京政权的三大成就之一；23 年以后，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的雄文里，特地把康泽和末代皇帝溥仪当作战犯成功改造
的例子。提起他的别动队时，毛泽东说，康泽“并非没有可杀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