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十二章文化学会

1、

1934 年1 月14 日的清晨，阳光刚刚洒满长江入海口，27 岁的肖作霖

沿着和半年前的康泽相反的道路，经九江抵达南京。刚刚上岸，他瘦削的

身体一转，就消失在明瓦廊的灰色院子里了。

与一年前不同，这一次，肖作霖所目睹到的是一个日渐冷清的明瓦廊。

至于他听说过的1932 年沸腾、清新的日子，更似乎是很遥远的往事，一些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传说。

院子里的台阶经历两年的雨水，渐渐有了一些青苔的痕迹。此时，“四

大金刚”中的三个人都长期驻留江西，他们带走了大批人员。尚不显山露

水的戴笠，则“自二十二年起即很少参加干事会”（邓元忠，《肖赞育访问》），

身影更绝迹于明瓦廊。另外，“大太保”如腾杰、刘健群、郑介民、胡宗南、

桂永清等，也分散于柏林、华北等地。

于是，“留守”明瓦廊的主要首脑，就是那个以不安分、野心勃勃、制

造事端、甚至无事生非著称的人，刚刚考察纳粹德国回到南京的任觉五。

这一天，任觉五接待了肖作霖。

任觉五对戈培尔的宣传狂飙还深有印象。这一天，他一边挠着自己粗

硬的短发，表现出南京地头蛇的傲慢；另一边，仔细听取了肖作霖在淞沪

推进“文化学会”的设想。

作为一名文人、政治军官，此时肖作霖年轻的脸上，多少还有一些儒

雅之气。但这只是外表。他那曾国藩式的三角眼，掩盖不住的是勃勃野心

和这个人的“湖南性格”。

与贺衷寒一样，十几岁时，肖作霖曾是一个对大时代、大革命充满幻

想的人。但国共分裂后的血腥、动荡，彻底地改变了他的道路。在他穿着

列宁装，以一个和平居民的身份作为北京“文革”风潮里的尴尬人物时，

他写过这个改变：

“我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即意志消沉。但是因为反动的阶级本能驱

使，后来又终于投入了反共反人民的阵营。……”

与其说这是什么“阶级本能”，不如说，他很轻易就完成了从一个热血

青年到一个政客的转变。20 岁出头时，他先后担任过参谋、秘书、学员等

卑微的军职，并以聪明、下作、投机的天性，在古老、秩序、陈旧的遗留

与近代、动荡、清新的崛起，这样的时代夹缝中度过了几年。但幸运总是

与他无缘，一次一次的提拔机会都擦身而过。直到加入蓝衣社时，他还只

是一名小小的尉官。

湖南人在早期蓝衣社的当权，为他提供了向上的台阶。他先是投靠贺

衷寒，继而，邓文仪的出任宣传处长也使他有了新的机会。几个月下来，

这两个“大哥”都被他的勤快、巴结以及无处不在的机灵劲儿给征服了，

把他当作“得用”之人。

但他不是“小人”也不是“幸臣”。这是一个颇有眼光的聪明人。他最

早的形象是“管家”式的小人物，却时刻向往自己能成为大幕僚大谋士。

在5、6 年的积蓄与忍耐后，1933 年10月，他抛出了一个“全面的新的文

化运动”计划书，并呈递给宣传处长、有志当戈培尔的邓文仪。

他要以这份计划博得自己的出人头地。对一个生长于大时代的青年来

说，有野心，向往权力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乱世毁灭了规则，也为许许多

多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提供了横空出世的机会，使人不必在令人窒息的

官僚系统中，去唯唯诺诺、步步熬升。一份“上书”，一个计划，都可能使

一个毛头小伙平步青云。腾杰、刘健群、乃至别动队那个次要人物杨周熙，

都是前例。

肖作霖是蓝衣社这个序列中的第四个人，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在最早

的计划书，肖作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内容，他只是谈到，蓝衣社原先的

那些口号，“攮外安内”也罢，“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

只杀朱毛”也罢，对流民、士兵、文盲等下层百姓，可能会起一些作用，

但效果只在战争时期突出，是一时的；此外，蓝衣社的各种理论、纲领“对

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

起了一些蛊惑作用。但对于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和博士

硕士者流，这一套理论可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于是，他建议宣传处组建一个叫“中国文化学会”的外围组织。

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已成为蓝衣社、南京政权的重大任务之一。

在这个背景下，这份计划立即被邓文仪批转给了几个幕僚、“师爷”进行讨

论。

张彝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1933 年回国觅职。当年，

他面见蒋介石并受到赏识，逐任职于邓文仪的“调查课”，担任海外情报组

组长。他与邓文仪的秘书吴寿彭一样，在蓝衣社内地位较低，只是复兴社

成员。但他们却是蓝衣社所吸收的最早一批学者专家，因此相当见重于蒋

介石、邓文仪。

讨论计划时，这两人对肖作霖提出：

“……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的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

什么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肖作霖，《复兴社

述略》）。

一翻讨论后，三人报请邓文仪：由旧学功底深厚的吴寿彭起草《中国

文化学会之缘起》文件，公告学界。并筹备中国文化学会，由邓文仪担任

理事长。

1933 年12 月24日，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它是蓝衣社宣传处的

“掩护和利用机关”，其会址，按肖作霖的回忆在“戴家巷14 号”，按邓文

仪回忆，则是在“中山路149 号”。它首先接收了原由邓文仪主持的、在几

个大城市都设有分号的拔提书店。

同日，肖作霖被任命为学会书记，成为该学会在邓文仪之下的第二号

人物。旋即他被增补为蓝衣社中央干事。

一步登天，肖作霖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开始和张彝鼎、吴寿彭两

人设计一个“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计划。计划完成并递交给邓文仪后，

他受命前往南京，代表“文化学会”去接收康泽的传媒网络，并筹建文化

学会的淞沪机构。

在明瓦廊，肖作霖的话题渐渐深入。面对任觉五，他一直表现出一种

学弟、晚辈、下级、新进贵族的谦卑，声口都是“觉五兄”。这个姿态无疑

很合适。以大胆、好出风头为个性的任觉五得到了相当满足。当天，在接

风酒宴上，他满口亲热的粗话，不时拍打着肖作霖的肩膀。他以一种故作

的宽宏大量，丝毫没有计较肖作霖的年轻、浅资历，以及近期的过于顺当，

一口答应“尽全力襄助”。

次日也就是1 月15 日，文化学会南京分会开始筹备，仅仅两周后的1

月28 日，分会就成立了。“地头蛇”任觉五任该分会书记。原革青会在南

京的六个文人担任理事。

南京分会成立时“即有150 余人报名参加”。随后，这个数字象滚雪球

一般地扩大。在任觉五的串联下，《中国日报》总经理顾希平加入了文化学

会。这份南京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为肖作霖提供了巨大的宣传空间。它

以粗大的黑体字，连续刊载文化学会的各种广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它的两句口号：

“劳动、创造，武力！”

“太阳、空气、水！”

一时之间，文化学会在南京几乎家喻户晓。而南京分会刚刚组建，任

觉五又给了肖作霖第二个礼物。那就是把这个六期出身、还毫不起眼的人

物，引见给一个与他“焦不离孟”、交情深厚的朋友，被称为蓝衣社“学运

专家”的叶维。

在励志社成立大会之前，叶维就被派遣到了上海。不过一年时间，在

这个生活着鲁迅、蔡元培等人的伟大城市，叶维和他的革青会组织，以及

渐渐庞大的传媒系统，就主导了上海几百万下层民众的视野。中国延续了

20 年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在叶维的工作以及戴笠对杨铨的枪声后，大半

终结的。

但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肖作霖，去彻底埋葬自由主义的一点残余。这

一天，任觉五的引见使肖作霖这个昙花一现的人物，能够把他极端幼稚、

极其无力的思想，沸沸扬扬地带到了上海。

2、

1932 年2 月，叶维被派遣到上海，担任力行社上海代表。他领受的任

务是控制学运。但口无遮拦、好出风头的个性，使他在任职之初就捅出了

一个大漏子。

到上海一两个月以后，叶维毫无进展。但他对八宝街的迅速发展成员

极其眼热。于是，他也找到一群“失业”的黄埔同学，意欲把他们发展进

蓝衣社。但他忽略了背景调查工作。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效忠于李济深、

陈铭枢集团的，其中几个甚至已是秘密筹建的“农工民主党”党员。在获

悉八宝街的活动后，农工民主党的筹建机关“力社”立即在机关报《力报》

上，发表了《十三太保闹中华》的报道。

腾杰回忆，《十三太保闹中华》的许多事例，纯属“捕风捉影”，是一

种政治上的诋毁手段。但在上海，蒋介石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主要干部

为蓝衣社“十三太保”的说法，一时不翼而飞，舆论哗然。“十三太保”就

因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蒋介石极为恼怒，勒令叶维限期解决。但此时的叶维却表现得极为盲

目、幼稚、手足无措。一直到次月戴笠出任特务处长后，他专程来到上海，

以市井流氓的威胁恐吓、无极不用的手段，才最终平息了此事。

邓文仪认为，戴笠后来的被赏识、重用，与此有“很大关系”。

这个事件对叶维的前途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蒋介石不久后甚至在日记

里写下了“学生如此幼稚，不知道何时才能成材”的字样。

但当年7 月，被蓝衣社视为“极有才干”也“极有野心”的李济深，

他所策动的行刺蒋介石案，却坚定了蒋介石继续任用叶维的决心。在武汉，

叶维曾倾心交谈、试图发展的那几名黄埔学生，受李济深派遣潜入行营，

朝蒋介石连发几枪。是叶维的西南大同乡、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邱开基拼

死救助，蒋介石才大难不死。

行刺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逆反心理。对他来说，“幼稚”是次要的，忠

诚才是第一位。而叶维也没有让他失望。此后的半年，他一点一点激发出

自己丰富的学运经验，为蒋介石、蓝衣社最终征服了大上海。

上海的大小学堂当时有“学店”之称。一个学校的设立，无须资金、

教授、固定校舍，只需向当局申请执照即可。这样，上海在拥有当时全国

著名高校的1/5 之外，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野鸡学校。一个个懵懂的学生，

在这些学校见识了高跟鞋、唇膏、电影《摩登时代》，反过来不屑于自己开

杂货铺子的家庭，一力要挤身进上海的中产社会。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一种铺天盖地、庸俗而浮躁的气息，席卷了30

年代的海上故里。另一方面，30 年代以来，上海文艺极大地繁荣。拥有全

国性影响的作家从20 年代的鲁迅一人，变成了由鲁迅、茅盾、巴金、张天

翼、徐志摩、郁达夫等组成的一整个作家群。一群满洲的流亡作家，如萧

军夫妇、端木良蕻等也来到上海。

从20 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学界的主题，已经从“主义”

的论争转向了审美与感受。历史学术让位于文艺。对过去的深刻厌倦，对

民族未来的绝望感，使文艺家们不再醉心于“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他们

用大笔描述的，是一个异常压抑的时世和往事。铺天盖地行进在文字、章

节里的，是个人的愤懑。

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青年。个人主义成为上海的一时风尚。将这

样一个城市的近十万学生纳入一个政治运动，又何其难？在近两个月的时

间里，叶维仅仅发展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中国公学教授白瑜。他是叶维在东南大学短暂求学时的同窗。

1925 年后，叶维、任觉五走向了黄埔，白瑜却从学生变成一个学者。他虽

然也一度在黄埔任教，但赞同的却是共产主义。

1932 年初白瑜之父被共产党枪杀的事件，一方面使这个年轻的教授

“意志非常消沉”，另一方面，也使他脱离了共产党组织。得知这个情况后，

叶维“特执贺衷寒一函求见”，声称蓝衣社正“找新人加入、让旧人回头”。

白瑜因此成为上海革青会的成员。在他之后加入革青会的，则是中国

公学的另一教授孙伯骞。

孙伯骞是周恩来在南开时期的同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

治学硕士学位。他素有政治野心，曾参加过汪精卫的改组派。因不被重视，

旋即退出。

《力报》刊登《十三太保闹中华》的消息后，孙伯骞极其关注，他主

动向熟悉黄埔情况的白瑜“打听组织情形，并表示愿意加入”。白瑜因森严

的保密律条，“佯作不知”。但立即向叶维“提出报告”（邓元忠，《白瑜访

问》）。

叶维也立即发展孙伯骞入会。1932 年5 月初，这三个人组成了上海革

青会小组。

上海革青会的第一个重要活动，是创办《民众喉舌周刊》。这是一个政

治刊物，但熟悉上海学界的白瑜，恰到好处地“采取流行题材以广招徕”。

在“人物短评”、“大学教育”等专栏里，隐蔽地包裹着蓝衣社的各种政策

和思想。

白瑜谈到，当时，一般政论刊物都以骂人、“幕后”新闻、无聊小品为

内容，《民众喉舌》虽然“效仿之”，但它文笔犀利、内容清新，故“每期

发行三千份，一出售即被抢购一空”。

5 月中下旬，《民众喉舌》发行3 期后，白瑜、孙伯骞招徕了几名中国

公学年轻、热情的学生，兼职为《民众喉舌》处理编辑、通联等事务。不

久后，这些学生也被吸收进革青会。革青会上海分会出现了。

但，对上海革青会的发展最有意义的事件，是这一年夏秋，四个后来

名重一时的宣传专家的入会。

这四个“宣传专家”，分别是《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崔万秋，

贺衷寒的中学同学兼同乡刘炳黎，以及刘炳黎的朋友陈秋云、张云伏。

崔万秋是一个激进而热情的文人，他的客厅一直源源不断地容纳着从

各地来上海寻求机会的“文艺的冒险家”。他慷慨地为这些或落魄、或狂放、

或拘谨、或激进的青年，提供着食物、房租和零花钱，并引领他们进入上

海的文艺圈。后来叫作“江青”的蓝苹，就是从他的客厅进入演艺界的。

崔万秋把十余位文艺青年引进了蓝衣社。同时，他在上海名重一时的

“火炬”副刊，也成为叶维的宣传阵地之一。无数投稿的青年，阅读“火

炬”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把自己幼嫩单薄的躯体，投进蓝衣社的阴沉组织

的。

到9 月份前后，上海革青会已发展了近200 名成员。此时，刘炳黎的

入社，伏笔着蓝衣社后来在上海喧嚣一时的“青年运动”。

刘炳黎，35 岁，湖南岳阳人，贺衷寒的主要文友。与白瑜一样，他是

一名教授，就职于暨南大学。又与孙伯骞一样，他是一个激进而有政治野

心的文人。经贺衷寒介绍入社后，他申请创办《前途》杂志。

《前途》一直到贺衷寒出任书记的1933 年1 月才得以创刊。它的社址

在临近全国出版中心的五马路棋盘街宝善里5 号，刘炳黎任社长。此后5

年，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二流文人，以民国罕见的手笔，经营着这份蓝衣

社未来的机关刊物。

《前途》创办前，刘炳黎就在上海主要报纸《申报》上整整做了一个

星期的广告，声称这是一个严谨的、以研究国家前途为主题的杂志。当时，

叶维、白瑜等人都担心在浮躁、休闲的上海，这样广告会导致该刊读者寥

寥。但刘炳黎却断言，这将会是上海出版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月刊。

果然，创刊当日，几乎是《前途》刚刚上市几个小时后，散布在各个

街道的书局和零售点，就把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进了宝善里5 号，要求继

续供书。而刘炳黎的电话，也一个接一个地打到印刷所，要求立即供货。

第一版印刷了约3 千份，两个小时就销售一空；当日第二次印刷3 千

份，到入夜时也全部卖出。次日，《前途》创刊号又印刷、上市了几千册。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前途》创刊号销售了近2 万份，创下了民国学

术性杂志的记录。上海各主要高校当时在册人数2 万余人，几乎人手一份。

在寝室、食堂、图书馆、草坪，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该期的23篇文章都成

为最大的交谈热点。

到次年也就是1934 年，《前途》的基本订户近3 万户，每期零售约2

万户，不仅成为全国最畅销的杂志，而且，即使《大公报》、《申报》等售

价极低的日报，在上海的销量也略有不如。

当《前途》杂志发行24 期后，1934 年年初，上海蓝衣社已拥有数十

位力行社成员，一千余名“革命同志会”成员，复兴社成员更达到4、5

千人，成员几乎全是民国最受人尊重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

蓝衣社主导了迷惘、略显庸俗的上海学界。

这就是27 岁的肖作霖，在1934 年1 月29日抵达上海后目睹的景况。

此时离春节还有16 天，大部分学校都已经放假了。学生三三两两地提着藤

条箱，聚集到火车站，但一些人手上还持着《前途》月刊，打算把这个蓝

衣社的机关刊物带回到自己江苏、浙江乡下的祠堂边去。

出站的肖作霖目睹到《前途》的能量后，决心渐渐下定。虽然他面临

的，将是整整一个月冷清、寂寥的学校，但这一个月，一方面，他要组织

起“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另一方面，他将创办两个宗旨更隐秘的杂

志，《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文学》月刊。

接受了叶维、刘炳黎等人的接风宴请后，肖作霖回到了自己临时的住

处，外滩一带的一个房间。在缭绕烟雾和明亮台灯下，他写出了《中国文

学》的创刊广告：

“《中国文学》这个月刊，无论形式或内容都会使你感到十分的满

意。……它不标榜什么主义……但，在这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候，它也有它

的悲哀、愤怒和希望，这是一个自然的反映。……”

3、

几十年后，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一文里，不无得意地谈到了文化

学会上海分会的手笔。

1 月30 日，就是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分会就在“环龙路50 号”

开张了。当天出席成立大会的有55 人，大部分是教授、学者、记者、编辑。

刘炳黎任该会书记，肖作霖以总会书记身份兼任分会干事。

在春节前后的一个月里，这个分会的人数直线上升。2 月上旬达170

余人；中旬达700 余人。其中“直属会员”即学界首脑10 余人，“一般会

员”即专职文人400 余人，“青年会员”即学生领袖200 余人。

此时，也就是文化学会总会成立不过3 个月，最重要的地方机构上海

分会成立不过20 来天的时候，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潮，从南昌席卷到了

上海。

得知这个消息后，淞沪地区的几万名蓝衣社党徒一片雀跃，肖作霖更

兴奋得手舞足蹈。在此之前，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虽然已因为学会

的进展而沾沾自喜，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他和张彝鼎、吴寿彭三人提

出的那个“文化复兴运动”计划，不仅将使他短暂的、但风云一时的发迹

再上层楼，而且，它已经演进为一个比别动队、甚至比蓝衣社都更加重大

的政治现象。

这就是曾席卷亿兆苍生的“新生活运动”。

1934 年2 月19 日，在南昌街头，5 万民众被有组织地召集起来。这一

天南昌下着绵绵细雨，但按照宪兵、保甲长的警告，他们不允许使用任何

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了一个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5 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

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目光似乎还那样冷漠、那样矜持，但一些人仍然觉

察到了，在他缓缓扫视他统治下的居民、广场、城市和无数的青天白日旗

时，他的眼睛深处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样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示

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开始发表他生平最重要的演讲之一。

这个演讲的名字是《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在演讲的开头，他就以铿锵

的语调，表达了他“复兴民族道德”的决心。他说，“礼义廉耻”是中国人

生活的四维，是万世不易的道德核心。他就是为这个“复兴”才降临到这

个世界的。

“第二期革命”只是“目”，“新生活运动”才是纲。正如曾国藩的“洋

务”只是目，而复兴儒教才是纲那样。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一个不可阻拦的“民族复兴运动”。

那么，如何实现这“四维”？这就需要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言

行举止里，都贯穿“八个原则”。这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

确实、勇敢、牺牲。

他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5 万人象绵羊一般，一动不动地让他训斥着

自己的杂乱、肮脏、奢侈、懦弱。而演讲即将结束时，一个小插曲使演讲

到达了高潮。

这时已经接近中午了。在浩大的群众队伍边上，一个学童懵懂地穿过

街道，他的嘴巴里叼着一颗香烟。蒋介石看到了他，接着，几万人的目光

都在他目光的牵引下，木偶般地转向了学童。

蒋介石仿佛看到了一生最深恶痛绝的景象，他猛地拍着讲台，麦克风

震荡出一阵的“嗡嗡”响。他以一种具有金属般穿透力的声音叫喊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随后，他不再说第二句话，拂袖而去。直到他退场、直到大小官员都

退场后，几万民众才列队退场。

这样的场景在20 天后又重演了一次。3 月11 日，在十万民众所代表

的142 个组织的拥簇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这次，在“四

维”、“八原则”之后，他宣布发动一个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并宣布了

新生活运动的“95 条准则”。

他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他说，“如果我们想有

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

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

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也就是说，这将是一场从“我”做起，从走路、吃饭、睡觉做起的群

众运动。而后，他声称：“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

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练勇气和敏

捷，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受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

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为民族而牺牲。”

然后，他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他自任会长，六名总干

事分别是蓝衣社的邓文仪、康泽、蒋孝先，政学系的杨永泰、熊式辉，和

CC系的陈立夫。

一个波及17 省、分支机构达1，133 个，涉及了几乎全部中国人的社

会运动，就在这个集会后席卷开了。

“新生活运动”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比浩大的宣传运动。在

所有可以想到的媒介上，都印制着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数以千万计的《新

生活运动要义》小册子，被送到各家各户；此外还发行了一组数量达40

万套的四枚邮票。

在无数“促进会”的干涉和监督下，即使是商店里出售的脸盘、毛巾、

碗碟，也清一色地印上宣传字样。比如搪瓷面盆的周边除印有“新生活运

动”五个大字，盆底还印着八行繁体字：“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应以整齐、

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礼义廉耻为基础。”

宣传之后，是仪式和“生活”。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活限制、起居监

视风潮，它要求每个人都会唱国歌，并在升旗和言谈到蒋介石时立正。此

外，以这一年的武汉为例，开舞会、穿西装、听音乐都被认为“将腐蚀人

们的意志”。于是，经常有戴着鸭舌帽的人冲进舞厅和戏剧院，他们向一个

个穿着西装的观众泼洒着脏水甚至腐蚀液体。西装一片一片地被销蚀掉了，

最后露出了洞，而那些人则满足地发出尖叫或大笑。

它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动员和演习运动。它宣布，军官可随时在

街头“召集成年男子”，国家可随时动员，公民则必须随时响应和献身。这

样的场面曾在武汉上演了好几次。在江汉路、恪咖山一带的路口，曾有军

人对平静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起了哨子，而后几个人在警察的配合下，

吆喝着从路口经过的人站好队，整理好队列。

蒋介石试图在“复兴儒教”的基础上，缔造一个完全的军事化社会。

但，在“新生活运动”的推导过程里，笑话却一个接着一个。

例如，95 条准则对吃饭也提出了限制，在餐馆里就餐，要的菜不能超

过四菜一汤。但没几天，生意已经被大大影响的大小餐馆就开始用大盘子

盛菜。饭店禁止喝酒，跑堂的就把酒装在茶壶里送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

办法，来欺骗运动的“监督员”童子军。

军阀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

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

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

就未免太挤了！”

几万人哄堂大笑。

上海盛传的一个笑话可以说明租界外的居民，对“新生活运动”的态

度。95 条准则开始推行后，对这个“东方明珠”，蒋介石也要求“不穿高

跟鞋、不烫发”。但最早违背这个准则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外戚。笑话就从这

里开始了。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先施公司楼顶巨大的霓虹灯，始终闪烁跳跃着

“礼义廉耻”四字。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恶作剧，这一天“耻”字不亮了。

于是，上海长期流行着一个歇后语：“新生活运动，礼义廉------无耻！”

这就是肖作霖等人计划的、曾喧嚣一时的民国“新生活运动”。它延续

了接近3 年，一直到1936 年底，蒋介石才以“虎头蛇尾”、“非常失败”、

“异常惭愧”等话语，终结了这个空前闹剧。但民国的历史，毕竟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民族复兴运动”从“第二期革命”新兵种新武器引进的军事

阶段，“复兴农村”的经济阶段，“削藩”的政治阶段，禁绝鸦片腐败的社

会阶段，进入了它的高潮，即以“新生活运动”为口号的文化阶段。

蓝衣社的历史，也因此异常鲜明地拐了一个弯。“新生活运动”被发动

前夕，在南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蓝衣社干事会曾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会议对蓝衣社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其中第一条由“本社定名为三民

主义力行社……以蒋介石先生为领导”，改为“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蓝衣社的组织核心已从力行社转移到复兴社了。

虽然力行社、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

接下去的一些修改则更加关键，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条宣称“放弃民

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第九条决定“取消三民

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明确，

蓝衣社的使命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

这些，标志着蓝衣社的最终演进为一个纯粹的法西斯组织。此外，蓝

衣社《纪律条令》，对成员的要求也由“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改成了“绝

对信仰法西斯主义”。

这股秘密的修正潜流，迅速被“中国文化学会”的那班文人领会到了。

一个国家如此巨大的转轨，将给无数人以权力升腾的空间，那么，他们有

没有可能在此中成为权力的暴发户呢？

文人们为此兴奋不已。几天内，各种来自欧洲的著作就充斥在他们的

床头、案边、话题里。而又几天，在文化学会的操作下，法西斯主义的风

潮，更迅速地吹拂、席卷到现代生活气息最浓厚的上海。

4、

“新生活运动”迅速被蓝衣社控制了。

挑选邓文仪、康泽、蒋孝先三人充当运动的总干事，是一个意味深长

的决定。“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是新生活运动的口号，邓文仪主宣传，

负责“艺术化”；康泽别动队在农村，执掌“生产化”；蒋孝先代表的宪兵

是社会军训的主力，推进“军事化”。

但还不仅于此。

生活限制和监督完全落入了明瓦廊的手里。民国没有任何一个其它派

系，有蓝衣社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它始终控制下的十余万童子军，此时

纷纷充任了各城市、各街区的“监督员”。与此同时，无数失业军人、复兴

社员，横冲直撞地进入一个个娱乐场所甚至餐厅。在他们的勒令下，除中

国古典音乐之外的一切乐曲，所有“卡莱巴”（俱乐部）式餐厅、所有平民

舞会，都被限期取缔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学会的迅速兴起。

1933 年12 月，文化学会刚刚在南昌设立总会时，资金异常紧缺。政

学系头号人物杨永泰出于和邓文仪的公私恩怨，“只批准每月由南昌行营拨

经费300 元”。但这一年春天，在蒋介石的批准下，邱开基富得流油的武汉

缉私处，开始往这里源源不断地汇入资金。

每月多达十余万元的经费，使文化学会成为蓝衣社最富裕的一个机构。

《华中评论》半月刊、《文化信号》旬刊、《汉口商报》……几十份报刊纷

纷创办了起来。

报刊之外，是雨后春笋般的分支机构。21 个分会和直属分会，数以千

计的文人学者，在北平、武汉、兰州、开封，乃至香港、菲律宾、巴黎……

都进行着“新生活运动”的鼓吹。

贺衷寒兼职负责的电影公司，把新生活运动的记录片在福建各地轮回

上映着。在当时极端贫困、落后、以番薯为主要食物的福建，人们被电影

这种新事物激动了。一时之间，它“引起轰动”。

上海分会是“中国文化学会”的重心，它拥有学会近一半的成员。到

5 月，据《申报》统计，该会已出版图书48 种，平均每5 天就出版一本书。

结合邓文仪控制下的上百份报刊，文化学会一举主导了新生活运动的

宣传。CC系的中央宣传部黯然失色了。

截止当年5 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文化学会“已备案”的会员即达

2，089 名，其中“一般会员”1，294 人，“青年会员”766 人，直属会员

38 人。

对此，几十年后，易劳逸教授概括到：“新生活运动……是完全的蓝衣

社运动”。

但它更是一个法西斯化运动。在邓文仪，肖作霖的授意下，1934 年2

月起，一股公开的法西斯主义鼓吹潮流，渐渐升腾了起来。

笔杆子陈秋云在《社会新闻》杂志上，这么概括着法西斯主义：

“……它是最实际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

现形式。”

刘炳黎在《前途》月刊的社论里，则以酸楚、悲怆的语气写到：

“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再也没有别的

路可走了，只有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

最令人瞩目的事实是，蒋介石、贺衷寒也频频在《前途》杂志上发表

署名文章，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

从《前途》、《社会新闻》等开始，蓝衣社由康泽缔造的、多达100 余

份报刊的传媒机器也高速运转着。南京、武汉、南昌、洛阳、郑州、长沙、

福州……

最引人注目的是浙江。当时，负责浙江“文化学会”的是蒋坚忍，1934

年6 月10 日，浙江分会组织了“文化前卫队”，在成立仪式上，肖作霖代

表总会，在几千名学生的睽睽众目下，将标志着生产化和军事化的剑和犁

交递给了蒋坚忍。这在当时轰动一时。

毫无疑问，肖作霖的这个创意来自“以剑征服土地、以犁种植粮食”

的希特勒名言。到此时，蓝衣社对法西斯主义的鼓吹，已没有任何保密、

“掩护”和遮盖了。

就从这里开始，这样的鼓吹和轮回宣传，连篇累牍，喝彩一片，整整

延续了两年有余。这期间，贺衷寒先后出版了四册《一得集》，与《学与干》

一书；邓文仪写出了《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完成了《复兴中国革命

之路》……这些蓝衣社的经典文献，纷纷摆在上海四马路的图书集市里，

并通过拔提书店，进入一个个青年的房间。

那是一个浮躁、盲目的年代。在朝不保夕、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从晚

清开始的文化、道路的迷惘，转化为一种爆发的、近乎绝望的情绪。法西

斯主义象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就象任何一个末世邪教迅速传播

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

在这种喧嚣、沸腾的气息中，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

分子，特别是在现状不满的人群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贺衷寒、刘炳黎

等人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法西斯中国似乎呼之欲

出了。

也是在这样宣传狂潮的引领下，宣传处、“中国文化学会”在短短的半

年时间里，为蓝衣社带来了3、4 万名大学毕业生成员。蓝衣社的成员总数

已达10 余万人。

几十年后，生活在台湾的50 余名蓝衣社魁首，矢口否认蓝衣社是一个

或至少演进为一个法西斯组织过。为此，他们甚至与一些学者进行过几近

十年的论战。而对散落在当时各大报刊的白纸黑字，从1934 年起喧嚣甚上

的法西斯主义鼓吹，他们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这么一句：“很多力行社员，

包括蒋中正在内，对法西斯制度曾有过浓厚兴趣。……这种兴趣自（民国）

二十四年起已开始减退。蒋中正在那年对有关法西斯资料常批‘不值一看’

字样。……”

这种说法是极为勉强、极为无力的。自1934 年2 月修改《纲领》为法

西斯组织后，一直到它灰飞湮灭，它也没有重新强调过“信仰三民主义”。

如果说，此前别动队的副总队长杨周熙所写的《孙文主义与法西斯蒂》一

书，还以调和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为遮掩的话；那么，腾杰、郑

介民、杜心如等重要“太保”，在这一年出版的《德意志访问记》一书里，

就极力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了。

一直到1935 年年底，也就是晚年肖赞育等人宣称，“这种兴趣……已

开始减退”的时候，在一次中央干事会上，蒋介石继续宣称，“法西斯主

义……对于一个衰落中的社会，是一帖兴奋剂”。

如果说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兴奋剂”、还多少有着统治工具意味的话。

那么，不久后在一个更大型的集会上，蒋介石更直言不讳地宣称：“法西斯

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的回答是：能！……”（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这些事实表明，从1934 年起，一直到抗战爆发，所谓的“第二期革命”

和“新生活运动”时期，正是民国的法西斯化阶段。而蓝衣社正是这个努

力的主力军。

于是，到1934 年，当《纲领》被修改、当舆论鼓吹抬头的时候，当“新

生活运动”被发动后，腾杰那单纯、挚烈的青年意气，贺衷寒那含泪的、

忧伤的眼睛，“十三太保”个人的忠诚、正直与廉洁，所有这些令人难忘的，

让人尊重的，所有这些在那个乱世里鲜有的罕见的品质，都在这股飓风般

的思潮风暴中，渐渐地暗淡下去了。……

最早发起蓝衣社的60 余名青年，在1931 年那沉痛、悲歌的日子里，

一定不能想到，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

发展为一个成员10 余万人、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但即使到此时，他们也

不能想到，八宝街、明瓦廊那清新热烈的日子，武汉暴日下的努力，复兴

狂飙的出发和“远征”，乃至所谓的“江西新政”，所有这些多少夹杂着美

好的、寄托着成百上千万生民期盼的进程，在这一股思潮的侵袭前，也都

成为了“种下龙种、养出跳蚤”的历史悲剧。

他们是晚清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以自己的身躯做

牺牲、去祭奉文化遗失国土沦陷的惨重背景的再一群人。但到这一天，他

们所能完成的，也就是命运式的再一个轮回。

在一个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成本最低而

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模式”（黄仁宇语）。这个现实，使此前和此后的，洪

秀全也罢，孙中山也罢，毛泽东也罢，他们的革命都多少折射着独裁社会

的痕迹。……但只有他们，这群平均年龄仍然是30 岁出头的、一生忧患多

于安乐的，有理想、有文化、有良知的青年，因为处在西风再次东渐，并

且风潮就是独裁，就是恐怖，就是刺刀、军队与暗杀等内容的时世里，他

们更直接地以独裁社会的推动者自居，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他们也就更

直接、更鲜明地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