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十六章大溃退

1、

1935 年1 月底的一个夜晚，几名便衣分成两组，潜入天津的日本租界

区。正是春节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的日子，天空还飘着雪花，但已经有人不

时燃放爆竹了。胡同口奔跑着一些孩子，往来着一些行人。

积雪、爆竹、过往的行人，掩盖了这几个人的脚步、行踪和面貌。他

们消失在那灰色的胡同里。

当夜，“胡、白刺杀案”发生。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国权报》和《振报》，

是天津主要的两份以亲满、亲日为论调的报纸。但这一个深夜，其各自的

社长胡思溥和白逾桓，却在寓所被刺杀。胡死于枪击，白的脑袋则被利斧

劈成了两半。

次日，该刺杀案惊动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几乎不假

思索，这个雄心勃勃、但此时相当失意的军人即断定：该案系“蓝衣社、

复兴社”所为。

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前身为天津守备队。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大国纷纷在天津租界区、塘沽一带驻军。是时，

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已被各国公认，守备队也最为庞大，达1，250

人。

在漫长的30 多年时光里，作为数万日侨的卫队，它管辖着租界区及塘

沽的狭窄地带，代表帝国在华北的特权。但满洲事变后，它一下子显得黯

淡无光。日本的大街小巷，处处充斥着“关东军一夜就为帝国获得了满洲，

华北军30 多年还不能赢得山东”的论调。

更大的屈辱则是，就连华北军的扩编也是由关东军带来的。1933 年关

东军发动的长城大战，以《塘沽协定》为终结。其主要条款就是扩大华北

军。

华北军拥有兵员1 万余人，是本土、朝鲜、台湾、满洲之后的第五个

驻屯军。但“华北利益与满洲利益，都由关东军用铁和血缔造”的声音，

追逐着一个个军人，让万余官兵既自惭形秽，又愤懑不已。

酒井隆大佐就是在这一片轻蔑声中，来到天津的。作为一个狂热的“樱

会”成员，他喜欢剑与樱花，喜欢比剑与樱花还要美艳的鲜血。他厌恶和

平，厌恶市井的宁静。于是，他满意于这个任命，华北与本土不同，是一

片危机四伏、同时大有可为的土地。

在从本土到天津的海路上，回味本土和平居民对华北军的轻蔑，酒井

的心头却洋溢着一种奉天承运、时不我待的感觉。他坚信，在他的引领下，

华北军的历史将被改写。而华北军也将改写他，使他以帝国英雄的形象，

进入史册。

他追寻着这样的道路。他要象关东军、“满洲青年联盟”那样组织少壮

军人、策动战争，再次制造“内阁所不能控制之事件”，一举吞并华北。

他带到天津的，不仅是华北密谋，还有一股来自东京的狂飙。这就是

被校尉军官普遍接受的“神道”思潮。

1919 年8 月，在上海的一所简陋公寓里，一个叫北一辉的日本青年，

完成了《日本改造方案》一书的手稿。当时，他年仅28 岁。

北一辉是一个出身贫寒、以至于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所受的教育

相当有限。但如同历史上众多天赋突出的杰出人物，在失学、蜗居、游历

的早期生活里，他形成了恣意汪洋般的行文和口才。他具有特殊的、热烈

的、感染人的天才，因为他的特殊阅历，他对迷惘的日本一代、特别是对

陆军，更具有特殊感召力。

这样，《日本改造方案》完成后不久，它的手抄本就流传于军校学生、

少壮军人中。它的出版则和日本另一个更加狂热、也更加著名的理论家有

关，那就是后来东京大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

大川是一个早早得到天皇赏识的人。他32 岁就出任日本大学寮学监，

从此成为理论界、教育界的首要人物。1920 年，他从几个学生手上读到《日

本改造方案》手抄稿后，立即亲身赶往上海，将贫困潦倒的北一辉接回日

本，不久后还介绍他加入在日本有巨大声望的右翼团体，“犹存社”。

北一辉一举成名。

两个大法西斯理论家，在整个20 年代发展了相当动人的友谊。这源于

他们个性里的一些惊人的相似、以及一些奇妙的互补。东京大审判期间，

一个美国记者描述到：“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

帝国伟大之幻想。……”把这些描述放在北一辉的身上，也基本合适。而

北一辉更认为，他有一个天然的使命或者说是宿命，那就是他来到世间，

就是为了“唤醒日本人民”。

他们齐心协力，打算把日本带上战争、“拓荒八极”的道路。他们首先

要赢得的，就是陆军。

由于大川的学术界大人物身份，他早早就在陆军高层拥有了巨大影响。

在30 年代数以百计的密谋团体的基础上，一个被称为“统制派”的高级军

官群体，开始奉大川为教父。但是，狂热得近乎荒诞的北一辉，对此并不

满意。在他看来，这些将官已经沾染了腐朽的官僚气息，作为既得利益集

团，他们反对根本改造日本，也不会真心实意支持一个持续扩大战争、最

终成为太平洋霸主的日本。

这样，他把目光转向了土地、破产农民、流民和低级陆军军官。最让

人啼笑皆非、并充分暴露日本民族这个思想侏儒全部特征的，是北一辉用

以获得广泛支持、并给狂热军人以理论支持的方式。这是一种近乎邪教教

主、至少也是巫师的伎俩。

他对普通的日本人说，在樱花转眼陨落的感受里，你们应该拥有舒缓、

凄美、迅速死灭的人生观点。死亡、毁灭是一种美；

他对自己的追随者则说：在他诞生以前，日本有一个神，神就是天皇；

在他诞生以后，日本还有一个先知，先知就是他；

他说，战争是“皇道”的手段，而太阳旗、太阳神的后裔天皇，是“皇

道”的核心。日本偏安一域的3，000 年，是人类的“史前”时期，要到太

阳旗通由战争方式、征服世界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史才开始。

不仅如此。拥有第一批信徒后，北一辉经常口吐白沫、发作癫痫。他

把这说成是“神灵附体”，而“神灵附体”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

灵的谕旨。

用这样的话语、伎俩，30 年代，北一辉也形成了陆军的“皇道派”。

酒井正是“皇道派”成员之一。1933 年，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小小的

“皇道派”密谋团体在天津出现了。这群视荣誉为生命的校尉，忍受着整

个日本对华北军的轻贱，他们开始推进华北密谋。

在他们看来，占领华北几省，不过是几个中队就能完成的工作。满洲

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先例。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满洲的成功，固然“根

源在于支那人的怯弱”，却也和关东军的几个特定优势有关。

第一个优势，是关东军长期控制着南满唯一的铁路。是这条铁路，使

兵员得以迅速调集、占领迅速完成。

擅自动武，要决就在“快”字，使占领变为既成事实。否则，战事一

旦陷入对峙、僵持，东京很可能就陷入那种“支那式”的懦弱、文牍、息

事宁人、卖好市惠。军人将成为外交需要的牺牲品。

但华北不仅没有日本控制下的铁路，反过来，有的是敌人控制下的铁

路。

第二个优势是大萧条的冲击、日本在满洲的巨大投资，以此为前提，

“万宝山事件”才引发了国内汹涌的反华浪潮。这种浪潮曾经给内阁以巨

大压力，导致了内阁的垮台。但此时大萧条的威胁已经消减，日本对华北

也谈不上有多少投资。

接着的一个优势是“时机”。当时“支那”政局分崩离析、极度虚弱。

但现在蒋介石已经以强人的形象，控制了南京的根本事务了。

地利、天时、人和，满洲事变的三个基础，他们都不具备。这注定了

所谓的“华北事变”，只能是“等待时机”的，也只能是纯粹地人为制造

的。……

他们也注意到满洲事变的第四个优势：它的成功，和“满洲青年联盟”

对当地社会、资源军备的深刻了解有关，和一份标题是《虎卷》的计划有

关。

按照陆军惯例，参谋长负责军情特工。华北几省的情报网，隶属于“酒

井机关”。这样的酒井机关还压根不存在，但，他们将从组织酒井机关开始，

制造一个新的、关于华北的《虎卷》。

2、

1933 年春天的酒井断定不能想到，等待这个小小的“皇道派”团体的，

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不堪回首的两年。

他吞并华北的工作，以“酒井机关”的组建为前提。但这个冠以自己

名字的机关，是怎样地命运多桀！几乎是他刚刚接手工作的时候，支那方

面的“蓝衣社”、“复兴社”组织就遍布了华北。此后近两年时间，如同鬼

魂附体一般，这个秘密组织一个个地、如影随形地破坏着他的机关。

与满洲不同，要制定新的《虎卷》，通过汉奸获得华北情报是最实惠的

办法。因为任凭怎样的“中国通”，只要是日本人，暴露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上任伊始，他买通了前北洋政府官员冯钦三。利用冯钦三，他在北平形成

了一个20 多人的小组。但1933 年4 月28日，小组刚刚在北新桥的一个胡

同开始活动，它就被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网打尽，20 多人或被公开枪决，

或永久“失踪”。

经受这个打击，他毫不气馁，立即又在江擦胡同布置了一个较小的机

关，但没几天，全部的11 个人又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在北平设一个点，被破获一个点，直到此时，在他的地图上，北平

还是一片空白。

他虽然有些沮丧，但仍以帝国军人的勤奋、坚忍继续工作。他开始认

识到，北平是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在这里，酒井机关很难生存。于是他的

目光就转向了正太和平汉两铁路交汇的一个城市---石家庄。

他频繁往来于天津、石家庄之间，日夜辛劳，以北平十倍的细致、缜

密，苦心经营着这个机关。象独轮车那样，石家庄的组织，终于吱呀吱呀

地壮大起来了。他拥有了几十名极为精干的支那特工。并沿两条铁路，渐

渐把躯体伸延进两侧的县城、集镇。

依靠这个组织，“华北调查”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军备、矿产、市场、

社会，都是调查的范围。这个任务是如此的繁重、艰难，他却没日没夜地

工作。

调查却再次夭折。不久，石家庄组织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先后发

展了两个青年。其中一个北平人在考察期内即被怀疑为蓝衣社人物，经监

视、刑讯证实了这一点后，他下令秘密处死。

另一个人是石家庄当地人，极能干，于是两三个月后，他成为领取帝

国经费、津贴的职业特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也是蓝衣社埋伏

在他身边的一颗地雷。

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惨淡经营起来的机关，又在一夜之间覆灭了。只

有三两个人逃了出来，象兔子一样躲进他治下的天津租界。

到“胡、白刺杀案”发生这一天，他已经在天津度过两个冬天了。但，

不必说“华北虎卷”的完成，就连他的“酒井机关”也仅仅下属两个小组。

让他自己都觉得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小组的大多数人员，都活动在租界

区内，都在帝国宪兵的保护下。

华北事变似乎变得遥遥无期了。……而随着这两个文人的被刺杀，酒

井机关更几乎灰飞湮灭了。

胡、白二人，公开的身份是报人，其潜在身份，却是酒井机关在天津

的组长。

雪花不断地飘洒着，酒井的屋里生着炉火，整个房间煦暖如春。他的

手边有一杯温热的清酒。

在炉火、温酒的围绕下，他感到的却是一阵一阵的寒意。快两年了，

一方面是自己的毫无斩获，另一方面，他一向蔑视的那些支那人，却布置

了一个森严诡异的大网。这大网底下，有着无数看不见的面貌和身影。

这张网无声地遏制了他和他的团体，遏制了帝国拓荒八极的事业。

想到这里时，他的思绪转向了一千里外的东京。在“统制派”和“皇

道派”之间，此时，关于“日本出路”的争论已经持续几年了，始终占据

上风的，却是“统制派”。

《塘沽协定》签字6 个月后，关东军支持的广田宏毅，顺理成章地出

任了新首相。刚刚上任，广田即提出他的“三原则”。三原则是中国承认满

洲独立、取缔反日排满活动、密切两国贸易，以三条为“原则”，中日实现

邦交正常化。

在酒井等“皇道派”军人看来，“三原则”是一个空中楼阁。它两面不

讨好。一方面，支那人把它看成是公然的凌辱，断然拒绝接受；另一方面，

“皇道派”等无数的帝国军人，把它看成是充满了“支那式”软弱的一个

政策。它苟且、胸无大志、目光短浅。

还不仅如此。

“皇道派”清醒地认识到，与其说这是“广田原则”，不如说这是“石

原原则”的对华部分。是那个三年磨剑、一夜功成的人，石原莞尔，他“北

进”主张在内阁的延伸。

是时，对外扩张才是“帝国的出路”，已成为军人的共识。但如何扩张？

围绕这个问题，“统制派”持“北进”主张，“皇道派”的大多数人则主张

“南进”。北进派以石原莞尔、松岗洋佑等当年的“满蒙生命线”主张者为

主，力主与纳粹德国形成联盟，夹击此时在国际上形影孤单的苏联，并以

洲界为限瓜分苏联欧、亚领土。进而独霸亚洲，再向太平洋地区寻求“日

美两文明中心”的决战机会。

要北进，就既要“稳定满洲”，又要安抚南京，以既获得进攻基地，又

能避免腹背作战。于是，依靠“满洲青年联盟”得以上台的广田，才提出

“三原则”。

最后，北进派还搬出了明治天皇当年的扩张告诫：万不可与两大国同

时作战。他们以此作为自己北进、“三原则”依据。理由是倘若南进，即消

灭中国后进逼南洋，势必侵犯英美法三大国利益，日本将与整个西方为敌。

石原认为：这是取死之道。

但在酒井等人看来，北进才是取死之道。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

国家，之所以老天皇告诫“不与两大国同时交战”，根源即在于此。倘若与

德国瓜分苏联，日本劳师万里，得到的只会是贫瘠的远东、不毛之地的西

伯利亚，国力势必掏空。

况且，苏联国力之强、兵备之盛、幅员之广，倾日德两国之力都未必

能胜。反过来，中国、南洋都是资源大国，且防务极为空虚。经略南方，

数月可下，而后实行“以战养战”之策，原料、粮食、武器、弹药，均产

之不尽，何愁不能独霸亚洲，进而“日美决战”？

而南进，第一步就是吞并华北。……

酒井痛苦地知道，此时领导日本的，是那些主张“北进”的人。

他把手边的清酒一饮而尽，以浇心头的愤懑。而后，他孤单地、自己

一个人地，用粗旷沙哑的嗓音唱起了《君之代》。这首歌极其粗鄙，但对日

本人来说，它却是圣歌，每一个日本居民都有义务用自己的劳作、鲜血乃

至生命，去唱这首歌：

“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

歌声未绝，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副官。副官在他的耳边，

极低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

“关东军，土肥原将军抵天津……”

3、

初春的北平有一种特定的悠远和宁静。树芽儿已经在抽条，第一层浅

淡的绿色，已经覆盖了这个故都。在中南海恢弘、大气的建筑群中，40 岁

的曾扩情，正凝神地看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华北地图。

这个昔日黄埔的“扩大哥”、蓝衣社年龄最长的魁首，有一种“入乡随

俗”式的生活本能。早年四川乡下时髦“读书入仕”，他不顾自己贫寒的出

身，跑到北平求学；不久全社会都流行“投笔从戎”，他也被这股风潮卷着，

进入了黄埔。“为官作宰”没几天，他就效仿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开始娶

姨太太、讲究享受。当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长期在四川活动时，他

更接受军阀“赠送”的妓女、鸦片、礼品，几十年后还写到“作为一名四

川军阀的客人，真是‘别有风味’……”。

但这种性格，在野心勃勃、风格激烈的蓝衣社，却是最不受待见的。4

年前的励志社大会上，曾扩情就被认为“学问平常、微有经验，但……腐

化不堪、毫无斗志”，从此长期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只听命行事而已”。

对此他“颇为失意”，但这失意很快又过去了，他依旧自得其乐地过日

子。别人抵制他，他不恼怒；蒋介石训斥他，他顶多辩解几句；蓝衣社与

CC 团闹得不可开交，他却仍然是陈立夫的座上宾……他不愿意得罪任何

一个给过他笑脸的人。

“一个佃农之子，都当上将军了，该知足了”，这是曾扩情的口头禅。

或者，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本能，使他虽然一生多历患难，却活到了

90 岁的高龄？

如果不是“湖南小团体”的没落，不是在朝天宫同样形影孤单的刘健

群的推荐，他是不可能成为蓝衣社的“一方诸侯”的。但对此，他似乎也

没有特别的激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个职务时，他也只平淡地说了一句，

“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而且住在中南海，很想长此安居下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那些有才华、有“斗志”、不“腐化”的人，

把明瓦廊和朝天宫折腾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负责的华北分社却依旧团结、

有力，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

1935 年春，华北分社，是蓝衣社的重镇。

许多年后，CC 团大将、当时华北党部的负责人张厉生，还不无感慨

地说道，蒋介石任用曾扩情，真是极有“知人之明”，深谙“用人之道”。

1934 年4 月，曾扩情接手华北工作时，朝天宫正处在瘫痪、小团体林

立的局面中，而上海、河南等地的“火并”闹剧正愈演愈烈。此时，华北

聚集着蓝衣社的3 万人马，即刘健群嫡系的几百宣传、政训人员，郑介民、

蒋孝先的几千特务与宪兵，以及关麟征、黄杰的2 万余人正规军。

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协调的人群。刘健群自负、孤立；郑介民虽善合作，

但戴笠的身影和风格，却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华北特务；蒋孝先作为皇亲国

戚，极为嚣张狂妄、目中无人；最后，关麟征和黄杰身为单纯军人，对蓝

衣社无休无止的口水仗、小报告、“小团体”已深感厌恶，正自觉脱离朝天

宫的视线。

又何止是蓝衣社这“五魁首”？在广漠的华北，更有背景、关系错综

复杂的“八匹马”。保定军校出身的何应钦，政学系的黄郛，CC团的张厉

生，这三个大人物代表南京，分别执掌华北的军、政、党。此外，是张学

良部、宋哲元部、庞炳勋部，以及步步进逼的日本人和蓝衣社自己。

华北人事纷纷，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图景几乎就是中华民国的权力微

缩版本。对曾扩情的任命下达之时，朝天宫的那些“才子”、活动家无不窃

窃发笑，认为蒋介石无谋，刘健群无眼，曾扩情必将使华北工作崩溃。

但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腐朽不堪”的人物，就因为把朝天宫所不

屑的人情世故、温厚谦卑发挥到了尽头，短短一年时间，蓝衣社的根系扎

进了华北的沃土。

在中南海，对黄郛，曾扩情以学生之礼对待。他常“请教”黄郛，“他

（黄郛）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时常以长辈口吻指点几句。

对北平市市长袁良，他“表示特别好感……认为不愧为正人君子”，这

一举击中了以道德家自居的袁良，两人往来极密。对张学良，他“不仅表

面尊重”，还以“第二个领袖来看待”，此外和张学良的幕僚黎天才发展了

很深的交谊，黎的幼女曾认曾扩情为义父。至于对宋哲元这个“抗战英雄”，

他更时常盛赞为“国家干城”，使西北军出身、在奉系里一直郁郁不得志的

宋，常有知音之感。

这种辛苦营造的私人交谊，贯穿了华北的权力场。此外，曾扩情极善

于协调矛盾。蒋孝先乖张、骄横，他与挂名的宪兵司令余晋和经常当面争

执。对这个蒋氏亲族，余晋和不敢招惹，但人前人后都愤懑地说，“这个司

令让他当算了”。此时，曾扩情一面劝告蒋孝先“要分工合作”，另一面请

余“有事可以同我们商量”，从此相安无事。

郑介民因庞炳勋屡屡私贩鸦片，几次意欲逮捕，他告诫郑介民“小不

忍则乱大谋”，随后又口口声声以“老前辈”的态度暗示庞炳勋，劝庞自律，

冲突最终消弭。

四两拨千斤。在他的笑语和坦诚中，华北权力实现了圆满的平衡。最

后，是与“党部”的关系。如同曾扩情在《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

动》一文中意味深长地写到的：“复兴社与CC系，因彼此的利益冲突，从

来处于敌对的状态。……（但）在我继任政训处处长任内，与CC 没有什

么冲突”。

合纵连横、谦卑厚实，华北蓝衣社迅速膨胀。各军阀都慷慨地让蓝衣

社组织涌入各自辖区。以河北为例，拥有数万“民军”的豪强张荫梧，不

久加入蓝衣社，使关麟征的学生军训得以大手笔进行；以山西为例，数以

百计的联庄“红枪会”组织，都被控制在华北“忠义救国会”之下。

是这个遍布集镇和村庄的耳目网、民间警探网，使日本在华北的谍报

网荡然一空。1935 年年初，《纽约时报》继评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

于能坚定地建立起来了”之后，又简洁评价，“蓝衣社（已）成为南京在华

北的权力基础”。

这一年春节，在中南海日子越过越惬意的曾扩情，甚至接来了自己的

妻妾和几个孩子。爆竹声中，他们在积雪、窗花、碳火、四川火锅里一同

举杯，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5 年春天，中日和解的潮流在东京和宁沪都席卷一时。松本重治的

《上海纪事》一书，记载了这个短暂的平和时期。他声称在繁华的大上海，

他所接触到的无数中国外交官、军人、学者和商人，都表示了中日和解的

强烈愿望。

3 月，通过重光葵公使，东京表示将在“三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南京，外交部长汪精卫也发表讲话，声称中日合作是

“孙中山的主张”。

“石原---广田”政策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当年，按照石原莞尔的建议，

关东军开始以苏联为假想敌，编制作战计划。

但这股汹涌的潮流底下，却有无数的礁石。铺垫历史河床的，是千万

激烈反日的民众；在河床之上的，是还在长征途中的2 万余名衣裳褴褛的

志士；是一群群南京的军官；是酒井隆等潜伏在阴暗角落的日本军人。

还不仅是无能、失意的酒井。

与绝大多数秘密组织一样，赢得满洲后，“满洲青年联盟”不可避免地

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权力上，石原控制着“协和党”，并在奉天通过他的思

想和主张，去辐射东京、影响内阁；板垣成为关东军之魂；松冈洋佑先是

控制着满洲经济，随后又进入外交部，极力推进日德联盟。

这些人都是“北进”方针的赞助者，有的还是理论提出者，如石原。

但也有例外。土肥原就是一个例外。

一张肥胖的圆脸，一脸日本式温和恭顺的笑意，一口流利的、比大多

数中国人还标准的汉语……这是一张很容易让人有好感的脸。但在这副令

人放心的面貌下，则是花岗岩般坚硬的意志，大理石般冷静的思维，驰骋

的想象力和魔鬼般的性格。这就是土肥原。

土肥原有一句后来流传一时的名言，“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这是

他对特工、间谍事业，由术入道的精辟概括。从满洲事变开始，一方面是

他的惊人才能，另一方面则是日本民族的嗜血天性，使他渐渐博得了一土

一洋两个外号，一是“东方劳伦斯”，另一是他名字的谐音，“土匪原”。

土肥原是“南进”主张的激烈赞成者。这一年春天，他潜入天津，出

现在华北军参谋部。与酒井一席交谈后，“土酒合流”。

随后，土肥原以缜密的计划、强悍的作风、有力的手笔，使自己的几

百名特务与酒井的密谋小组结合了起来。他成为华北阴谋的灵魂。

4 月，土肥原派出151 名特务，从天津出发，开始了“华北调查”。调

查工作进展之顺利，让酒井既目瞪口呆又口服心服。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土肥原就整理出了多达72 卷、内容极其翔实的《华北调查》。这份调查使

他们“比支那人更了解华北”。

“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熟读儒家典籍、胸有成竹的土肥原，肥

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他象一个诲人不倦的汉学教师，对必恭必敬的

酒井侃侃而谈。华北缺少日占铁路、“大萧条”的消退、蒋介石“第二期革

命”的成就……所有这些，使满洲事变必定不会重演。那么日本如何赢得

华北？

他慢条斯理地讲起了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历史典

故。而后重重地一跺脚，“酒井君，一千多年前的幽云十六州，现在就在我

们的脚下！”

这个春天，土肥原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裂华北、不战而胜的战略。

它的第一步就是秘密网罗证据，以中国方面违反《塘沽协定》相关条例为

借口，驱逐蓝衣社出华北。

天遂人愿。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得来全不废功夫。正当土肥原、酒井

匆忙搜集“证据”之时，在遥远的南京，“郑吉康事件”发生了。

4、

郑吉康，蓝衣社组织处的收发员，兼管案卷。

这是被掩盖在历史深处的一个极为琐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使在

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朝天宫，他也是一个相当卑微、丝毫不引人注目的角

色。许多人谈起他时，都只有隐约的印象，仅仅记得他“很好玩”。即使他

的顶头上司，组织处当时的助理干事龙步云，也只记得他“很年轻”，1935

年春天才结婚。

卑微、“好玩”、年轻，这是朝天宫的一粒草芥。但几十上百个分社、

支社所上报的新成员花名册，旧成员的活动、考评，都要先经过他的手，

而后才到达组织处，最后才进入由便衣日夜守卫、戒备森严的档案库。就

是这个“近水楼台”的职责连同他的结婚，给蓝衣社捅出了一个空前的大

娄子。

郑吉康不仅“好玩”，而且讲排场、重虚荣。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些，

他四处借债，终于风光地把新娘子娶上门。但没几天，债主就纷纷登门索

债。

一个普通的收发员，每月区区三、四十元的薪水，又刚刚拖家带口，

一时之间哪里能清理得掉债务？郑吉康被逼得几乎要出走躲债。就在此时，

日本公使馆的一个特务找到了他。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这个人对郑吉康的

一应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开出天字高价，要郑吉康为他提供华北情报，

并许诺“保密”。这笔钱不仅能让这个新婚家庭还清债务，还足够他几年的

开销。

财色动人心，略略犹豫之后，郑吉康一口答应了。按照日本人的要求，

他扣押、偷窃了大批密件，而后送到指定地点，钱货两讫。

第一批情报就使土肥原掌握了“胡、白暗杀案”的证据。但事情并没

完，尝到甜头后，郑吉康又准备了第二批情报。这批文件数量极多，密级

很高，不仅能让他好吃好喝上几年，还能让他成为一个小阔佬。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戴笠的情报网已经相当的细密。日本驻华

公使馆曾招募一批南京雇员，其中一个雇员是原“调查课”密探。郑吉康

和接头人接洽第二批情报的时候，密探悄悄禀报了戴笠。

正当郑吉康喜形于色地带着一大笔现金从使馆出来后，在一条小巷子

里，几名特工扣押住了他。经过简短审讯，郑吉康被秘密处决，尸体沉江。

但已经来不及了。“郑吉康事件”首先导致了特务处与朝天宫此后的完

全隔绝。

如果说，在过去的3 年多时间，特务处只是处在“半独立”状态的话，

那么，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足以使戴笠不敢再和纪律松懈的朝天宫有任

何瓜葛。处置郑吉康后，戴笠不再参加朝天宫的任何一次会议。他并严令

在各处的大小特务：不得和朝天宫、同志会、复兴社等，有任何“协同行

动”。

他特地举出了特务处华北站的例子：只是因为文件单独处理，此次特

务处密件才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否则“后果堪虞”。

此外，富有意味的是，在对朝天宫知会“处决郑吉康”时，戴笠有意

宣称：郑吉康倒卖情报的对象，是CC团的人。

这个宣称，显示了戴笠的森严城府。自兼并调查课后，特务处急剧膨

胀，已拥有职业特工2，000 余人，是可以与中统分庭抗礼的两大特务组织

之一。它与中统的倾轧苗头已渐渐显露。但戴笠认为，特务处根基未稳，

和蓝衣社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几乎刚刚处决郑吉康，根据郑介民的情报，戴笠已经得知，土肥原在

天津“异动”。这个情报在戴笠精密的大脑里，迅速化作一幅可怕的图景：

土肥原根据郑吉康情报，要求驱逐华北蓝衣社；由于证据确凿，南京方面

将全盘接受；“华北自治”揭幕，华北逐渐被蚕食、沦陷……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惊人精确的判断。它也变成戴笠处理“郑

吉康事件”的依据。

他需要一个哪怕依然脆弱、异常涣散的朝天宫，去吸引CC团的视线，

去作为他迈向更大权力、更高地位的缓冲地带。他不能毁了蓝衣社。而处

决郑吉康的“真相”一旦对朝天宫公开，难保没有人会为一己的私利、私

怨，去密报蒋介石。

如果朝天宫“泄密”造成南京在华北势力一夜覆没的情报，传扬进蒋

介石耳朵的话，伤痛、震怒的蒋介石，会不会下令取缔蓝衣社呢？这是完

全有可能的。一个日渐没落的蓝衣社，哪里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除却被

取缔，它又怎么承担这个责任？

又何止是需要朝天宫作缓冲地带？蓝衣社一夜覆没的话，那庞大的遗

产，特别是使他眼谗的汉口缉私处，各地的警察局、保安部队，现在就会

轮到他来继承吗？

于是，这个一生以“校长的看家狗”自居的人，决心对朝天宫隐瞒到

底。这个貌似不可理喻的知会，是政治上相当精明的一个动作。

戴笠此举使朝天宫得以苟延残存。一直到他权势熏天的时候，在一次

私人密谈里，为表白自己对“团体”的“维护”，他才隐略透露了口风。

龙步云在《中华复兴社内幕》里也写到，“当时任书记长的丰悌竟不知

此事”。

但“郑吉康事件”导致的，又何止是戴笠的“阴干”，何止是特务处与

朝天宫的完全隔绝？郑吉康卖出的两批情报，包含了蓝衣社的基本面貌。

除力行社这个业已瘫痪的核心组织，因为相关文件的密级过高、郑吉康无

法获取外，蓝衣社对土肥原机关已无秘密可言。

依据郑吉康的情报，土肥原机关迅速形成了《蓝衣社调查》。《调查》

是土肥原华北阴谋最重要的“弹药”。它是一份《备忘录》的附件，是这个

附件，使《备忘录》显得言之有物，使土肥原驱逐蓝衣社出华北变得顺理

成章。

《备忘录》将通过酒井，以华北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伪造名义，送

达中国方面的华北长官何应钦。而得到何应钦回复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它极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历史著作里，即使经历千年，也不会被湮没。

这就是著名的《何梅协定》。

5、

“……一、于学忠及张廷锷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

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

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

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除，

励志社北平支社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师、第

二十五师撤出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

排外排日之禁止……”

此外，九条要求“之实行”，中方应“承认下记附带事项”。即九条“完

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任命人员时，“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之

人）”；“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与纠察之手段”。

1935 年6 月9 日，酒井隆向何应钦提交该《备忘录》。《备忘录》有一

附件，以大量、详实、确凿的文字，列举中方的违约事例。附件即《蓝衣

社调查》。

附件称，5 个月前发生在天津租界区的“胡、白刺杀案”，均“与中国

官厅有关”，日本掌握大量证据，可证实凶手系反日秘密团体“蓝衣社”。

此外，中国方面更有大量违反《塘沽协定》的行为，因此应全部接受日方

以上要求。

该《备忘录》及附件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曾扩情，震动了中南海。

九项要求，几乎要把华北蓝衣社这棵大树，连同与蓝衣社关系最密切

的于学忠51 军，这个蓝衣社的“河北枝桠”连根拨除。其中更有五条单独

针对蓝衣社。倘若照办的话，那么，南京在华北除了军分会和政分会这两

具空壳之外，还剩下什么？千里平原，亿万苍生，岂不是要任由日本人欺

凌？

曾扩情一改往日的平和与悠闲，开始借酒浇愁、浇怒。北平有无数高

大的白杨，与去年一样，在初夏时分，知了的鸣叫就一阵一阵地传扬进他

的寓所。那时，觉得这是多么温暖、多么平静的居家声息啊，此时，这声

息却一下子变得刺耳了。

刺耳的又何止是知了的鸣叫？几乎是《梅津备忘录》刚刚呈送过来，

一种日本式的迫不及待、掩耳盗铃，就压迫向中南海这苍茫的建筑群了。

三三两两的便衣、“浪人”游荡在政训处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携刀的

“武士”满脸醉意，跌跌撞撞地向门口的卫兵挑衅着。他们对着营门小便，

在卫兵的刺刀上擦洋火点烟，在府右街一带的弄巷追逐妇女，辱打小贩。

卫兵已接受严令，任凭百般凌辱，都犹如石柱那样一动不动，但眼睛里却

跳跃着愤怒的火花。

曾扩情发现，他已被人“日夜监视”！

北平的挑衅还仅限于市井无赖的手段，在河北张家口的，则是赤裸裸

的公然绑架。这一天，宣介溪和几个蓝衣社同僚刚刚走出51 军的营门，就

被一小群“不明身份之便衣”以手枪、棍棒相逼，挟持上一部汽车，随后

失踪。

晚年宣介溪谈到：“……被绑架至宪兵司令部，遭受百般折磨。（日本）

意在逼供团体之活动。……一周后何（应钦）长官口头应许要求，并由宋

哲元担保，方被释放。”

但这个“应许”不仅仅是“口头”。7 月6日，何应钦简短回函给梅津

美治郎：“6 月9 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

《何梅协定》就这样被炮制出来了。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当南

京、庐山的日头一天比一天大起来的时候，“华北自治”的叫嚣也一天比一

天激烈。反过来，“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此后抵抗运

动的诠释。《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写，就是在这样的风潮里进行的，继满洲

事变后，它再次牵连着无数军人、学生、市民的心。“一二九”运动、“西

安事变”、抗日战争……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一直到日本战败后，南京方面才颜面扫地地得知：这不过是梅津默许、

由土肥原等少数战争贩子策动的又一个成功的“自发”讹诈。

被日本宪兵释放后，宣介溪不敢在河北久留，请示朝天宫后，他匆忙

坐上一列火车，沿平浦线直下南京。

宋哲元51 军政训处在一夜之间瓦解了。接着是军分会政训处、曾扩情。

曾扩情的逃跑更加狼狈。把自己的妻儿委托给副官后，夜半时分，他

化装成普通商人的模样，从府右街潜到长安饭店，在饭店候车。但一直监

视他的日本特务也跟随到饭店，确信他将南下后，这些匪徒从暗处现身，

先是劫掠了他所有的财物，又下了他的佩枪。戏弄了他一番后，几个匪徒

监视他入站。

站台上是浓厚得化不开的夜色。夜色凄迷而破碎，曾扩情心如死灰，

面目枯槁。不远处的中南海，远处的宛平丰台，更远处的南京，似乎都在

他空洞的眼睛里漂浮着。

汽笛鸣起，这是华北的呜咽。黑烟滚滚，一直飘到深得看不见的天际。

他身无分文，一动不动，无数南来北往的旅客从他身边流过，似乎一点都

不能惊动他。

火车动了，火车缓慢地开了，火车远离了惨淡的灯光，进入了无边的

黑暗。而在时光的前头，等待这个蓝衣社“北方领袖”的，又会是什么呢？

20 多年后，一个已白发萧索的战犯又出现在中南海。这是他第三次、

也是生平最后一次进入中南海。这一天，在温暖的春天日照下，周恩来接

见了他。

在周恩来温和的笑容下，他局促不安地站了起来，说：“周老师，我错

了……”

周恩来说，“错了就改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改了就好嘛……都是

黄埔同窗嘛”（《曾扩情三进中南海》）。

从此，一个前国民党中将、蓝衣社“北方领袖”死去了，一个温和而

与世无争的普通老人，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他深居简出，先是住在一个

大杂院里，后来又搬进了楼房。一直到1984 年，曾扩情才无疾而终。

在华北，大撤退开始了。

2，000 余名宪兵从北平撤退。他们奉命撤往西安。钢盔、仪仗、皮靴、

冲锋枪，一张张默不作声的黝黑面容，一响响沉闷而整齐的脚步声，“拓”、

“拓”、“拓”的声响，响彻了北平的青石板大街。这里没有送行，也没有

当初从南京远征时少女的绢花。虽然无数行人让开了大道，许多呆滞的面

容也心情复杂地一直目送他们走进火车站，但盛夏的北平，却似乎是那样

的萧索苍凉。

宪兵之后，是华北政训处。几百名当年的“特训班”学员也被调到西

北，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与沉默的宪兵不同，他们有的穿着军装，

更多人却穿着学生装，带着围巾，恍若那种“五四”青年。在站台上，许

多双泪眼对望着，然而却也一言不发。

2 万余名精锐的正规军，则如同一条长龙一般，从河北各地纷纷向一

个个火车站汇合。而后，他们的灰色身影被军列集体吞噬。许多打过长城

大战的老兵，脸上、身上还有当年弹片的痕迹，胸前还有各式的勋章，是

长城抗战使他们成为一个个民众心中的英雄。但此时南京的命令，同样是

要他们开赴西北，去打内战。

关麟征的副官回忆到：“……关长官似乎一夜间老了十岁”。

大撤退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完成了。与此同时，大搜捕开始了。

一队队日本宪兵、特务冲进北平的各所大学，开始逮捕“复兴社分子”。

搜捕断续进行了几个月，甚至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被日本特务机关带走，拘

扣了几天。在那里，这个大学者遭受了斯文扫地的凌辱。

《纽约时报》驻北平的记者，一反平日的超脱与冷静，在电报稿里愤

怒地写到：“……

他们任意闯进每一个家庭和办公室，以破坏蓝衣社组织为名义。但实

际上搜捕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逮捕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个

人戴着眼镜、正接受着高等教育，就可以是他们的逮捕对象。……被他们

凌辱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都是西方的天然盟友”（《纽约时报》，1935

年11 月5 日）。

这样的抗议声毕竟是微弱的。在大撤退还进行的时候，一封天津发往

东京的密电，就得意忘形地宣称：“北平、河北……只剩下几个空城了！实

现华北自治，已经不再需要铁与血，只需要口舌、照会与《备忘录》了！”

果然如此。

6、

大撤退还在进行的时候，随着长征队伍的进入大西南，重庆行营设立。

康泽率别动队“特别支队”约7 千人挺进川黔，“西南青年社”的叶维和已

被“磨掉野性子”的任觉五同路入川。任觉五出任四川复兴社书记。

6 月，奉蒋介石密令，别动队5 大队3，000人连夜潜入贵阳。绑架贵

州省主席王家烈后，两个小时内，别动队全面接管贵阳城防、警备。“黔变”

成功。随后，大批别动队人员被派到各地担任专署主任、县长、区长等职，

接管贵州。

与此同时，别动队另一部控制重庆浮图关，改浮图关为“复兴关”。他

们一面与成都刘湘对峙，另一面以分队甚至小组的形式分布各个县城，发

展四川复兴社，“声势迅速播于全川”（《康泽自述》）。易劳逸教授认为，别

动队使严重隔绝的川黔处在南京的控制下，从而缔造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也与此同时，在四川，30 名勇士飞夺泸定桥，长征部队进入川西北。

8 月，2 万余人摇摇摆摆地进入了漫漫西草地。“一连十多天不见人烟，

沼泽地里雨几乎总是下个不停……很多人失足陷入这片水和草的海洋，转

眼就没入了沼泽深处”（《红星照耀中国》）。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曾转述了一个亲历者的原话：“人们精疲力尽，渐

渐支持不住了，自自然然地蹲下来，那样软弱再起不来。几千人冻死了。

我们几个月只吃青稞，许多人消化不了它，拉出来的青稞，别人捡起来，

洗干净，又吃它。过一次肠道再排泄它一次。……”

大草地的前头，还有腊子口。但腊子口的前头，就是六盘山。只要走

过六盘山再拐一个弯，长征就结束了。

毛泽东坐在马背上。在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苦征途中，他却象

一个伟大的游吟诗人，始终感到“天高云淡”。他并“望断南飞雁”。长征

是他一生中诗作最丰富的时期，它也使这个原本很实际很能干的富农之子，

变成了“摩西”，在这征途上他被重塑被升华被打造。

8 月1 日，在遥远的莫斯科，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

宣言》。《宣言》谴责南京、蓝衣社的逃跑主义：

“……日寇要解散蓝衣社，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

风潜逃了！……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

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

示坚决的抗议。……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

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

余地。”

随即，《宣言》呼吁“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

一同为生存、独立、自由而战，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南京，蒋介石紧急召见了“闲人”邓文仪。从黄

埔路官邸出来后，邓文仪的脸上说不清是喜还是愁。他又回到了南京的权

力序列。自然，新职务与过去权倾一时的“头号宠臣”是不能比较了。蒋

介石让他去苦寒的莫斯科，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邓文仪还接受了蒋介石的一个密令：与在莫斯科的王明接触，寻求收

编红军、共同对日作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