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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大跃进”

1、

1933 年，一个叫陈惘子的苏北青年因煽动学潮被追捕，流亡到了上海。

他隐姓埋名，居住在打浦桥新新南里232 号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

此后一年多，陈惘子的生计极其艰难。他在老家被人认为是“浪子”，

得不到任何资助。他又极端厌倦体力劳动，经常拖欠房租，在上海也被人

视为闲汉、“小赤佬”。

所幸，到上海后不久，陈惘子就在安徽会馆结识了“民国暗杀大王”

王亚樵。王亚樵经常资助陈惘子。而且每次资助前，他都自嘲地说“反正

我的钱也是骗来的”，以打消陈惘子的难堪。

日子无声、暗淡地过着。不久，陈惘子又邂逅了他的小学同学华克之。

是时，华克之刚刚抵达上海，没有住所，也搬进了打浦桥。

华克之之后，是张维、孙凤海。四人都是放荡不羁、穷困潦倒的子弟，

又都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慷慨悲歌之士。于是一见如故，以

月租15 元的价格，租下了阁楼的全部三个房间。

四人以兄弟相称，华克之为长兄，其次张维、陈惘子，孙凤海是“四

弟”。他们经常借酒以浇胸中块垒。一次，读到五言诗“至宝有本性，钢精

无与焘，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时，古代侠客遗留在这四个人身上的

风气，使他们“感愤兴起，拔剑击柱”。

他们也渐渐地结交了一些朋友。每有客人到阁楼喝酒、过夜时，主人

就打开地铺，而后一醉方休。

这些朋友中，有一个叫陈光国的人。他是南京著名的“花牌楼”书店

老板，此外，他还有三个秘密身份：他是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宁沪组织

的一个反蒋秘密团体“神州国光社”的骨干；是蓝衣社总社的助理书记；

最后，他还是南京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丰悌的私人秘书。

在蓝衣社的7 任书记中，最让人觉得面目模糊、并且下场最悲惨的，

当数丰悌。丰悌字力余，1903 年生，湖南湘阴县人。他家境贫寒、早年丧

父，由母亲辛苦抚养。少年时曾因贫辍学，在家乡县城的一家丝绸店当学

徒。后几经辗转，才考上黄埔，挤身人才济济的一期行列，从而阅历、际

会时代风云。

这相似于蓝衣社大多数魁首的早年阅历。参与发起力行社后，1932 年

夏天，丰悌前往柏林，担任驻德使馆武官。正是蓝衣社派遣大批干部考察

德意的时期，在欧洲，丰悌以“地主”便利，渐渐笼络了一批骨干，成为

“留欧派”首领。

按常理，象丰悌这样的出身，他应该会成为一个爱惜机会、善于察言

观色、手段狡黠的官场老手。但并不是如此。家庭的溺爱、从小被称为“才

子”而导致的目中无人，使丰悌处处不受欢迎。史料勾勒出了一个野心勃

勃、才华过人，同时刚愎小气、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倒霉蛋形象。他的同学、

同事描述他时，说他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

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

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

这是丰悌大致的形貌。有才能、自负、孤立，这似乎也是“湖南性格”。

但又不仅于此，林培琛曾经从细节上，描述了一个更琐碎、更惨淡的丰悌。

在八宝街和明瓦廊，丰悌的痕迹都很浅，因此林培琛对他相对陌生。

但自丰悌接任书记后，林培琛又“官升一级”，被任命为助理书记。短短几

个月的共事，使林培琛发现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林培琛先是态度复杂地评价一句，“他为人很老实”。但这多少因为丰

悌后来的遭遇而激发的恻隐之心。他随即谈到，丰悌“过分敢作敢为”，在

处理事务时“多不加思索”。也就是说，他不仅目中无人，而且缺少腾杰的

谨慎，贺衷寒的思辩。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这份莽撞相搭配，“也许因为幼时贫穷”，丰悌

“对金钱看得很紧”。

他小气。这小气不仅对金钱，更对社务。于是一接任书记长，他就试

图取代贺衷寒，成为已支离破碎的“湖南派”首领。他排斥三个从前的同

乡、朋友，即肖赞育、潘佑强、刘咏尧，使之渐渐不敢过问社务。反过来，

他大量起用“私人”，特别是朝天宫视为“宵小之辈”的几个非黄埔人物，

陈光国、邵令江等。

这些“起用”，使他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遭受比后期贺衷寒更多的抵制，

更大的不满。不仅如此，《唐枞日记》记载了他和戴笠一样早的分裂活动：

“晚上力余约谈话，谈约二小时。他谈话的微意，似乎在窥探胡宗南和戴

笠对团体的态度……他的意思是想和胡、戴合作”。他是明瓦廊、朝天宫四

分五裂的始作俑者之一。

这些零散的回忆和记录，勾勒了一个锋芒尖锐、极端自我膨胀、动辄

上窜下跳，甚至有病态心理的人。哪个群体里都有这样的人。而哪个群体

里，这样的人都注定只能是过客。性格即命运，出头掾子先烂，古来官场

规律即如此，何况他身处纷纭的大时代，他面对的是无数老谋深算的政客。

这更注定了他只能是时代的、各个政治利益间的牺牲品。几年后丰悌

的身败名裂，其实在这里就留下了伏笔。偏偏，在蓝衣社最疲敝、最多事

的一年多时间里，担任书记长的，又是这么一个人。

丰悌任书记长期间，业已奄奄一息的朝天宫，在遭受“小团体”分裂、

“火并”、华北溃退等致命打击之后，又添上了一个根本的毒瘤。那就是早

期蓝衣社曾痛心疾首、大肆禁绝的腐败。

腐败席卷了几乎全部的基层组织，触目惊心。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惊人的腐败，是以组织的“迅猛发展”、“极盛时期”为肌体迅速泛滥的。

这是蓝衣社的混沌、奇异的病变时期。它就是丰悌的“大跃进”。

2、

1932 年，南京颁布《国民军训条例》，试图效仿日本，制造一种全社

会的尚武气息。军训分学生、壮丁、普通公民三部分，其中，被视为民国

希望的大中学生是军训的重点。1933 年夏天，军训已推行至17 省，受训

学校178 所，但被认为“成绩低劣”。几千名大学生更联名上书教育部，要

求免除军训。

1933 年9 月，从德国回到南京的丰悌，出任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

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各省市强力推行“军训委员会”。到他出任书记长

之际，军训组织终于健全。各地主任如南京的何志浩、武汉的阮齐、浙江

的郑炳庚等，清一色是蓝衣社首脑。

出任书记长后，丰悌更不遗余力，他要从仪式、宣传、制度等着手，

制造尚武潮流。他并意欲通过军训，制造蓝衣社再一个“复兴狂飙”。

1935 年2 月，他在南京召集宁沪特别区的大中学校长会议，提出对学

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具体措施从每日行升旗礼、分区会操开始。短短三两

个月时间，学校升旗、会操的景象，从宁沪蔓延出去，风行于全国。

随后，1935 年夏天，正是3 万人马从华北撤退到西北的暗淡辰光，许

多学生都已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动身回家。但此时，无数教师都苦着一张

脸，无可奈何地说：在校大学生以及当年的中学毕业生，暑期不能回家了。

按照修改过的《军训法》，倘若不参加为期3 个月的军训，大学生将不能获

得毕业证书，中学毕业生将不能升学。

这个修改过的法令，四两拨千斤地把几万名学生滞留在了宁沪。此外，

各码头、车行、纺织工会的工头，也纷纷告知那些卑贱的挑夫、车夫、女

工，要参加历时半月的军训，否则他们所在的工厂与码头将被吊销营业执

照。

学生、工人之后，是邮电、铁路、海员等行业的职员。一个个的强硬

性举措，使宁沪特别区迅速地变成一个大兵营。

短短几天时间，宁沪地区10 余万和平居民，被召集到各军营和学校的

操场接受军训。桂永清、马超俊等人瓜分了学生、挑夫、车夫、妇女四个

总队的职务。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迅速抽调几千名军人，担任各队班长，吉

简章的宪兵团更倾巢出动担任分队长。

学生队主要进行战术训练。壮丁队、妇女队则被划分成交通、救护、

运输、防空、消防、通讯等勤务队。数以十万计拿惯笔杆子、锄头或针线

的人，生平第一次地操持起枪杆和刀片。一时之间，“立正”、“稍息”的吆

喝声，响彻了宁沪的天空；“拓”、“拓”的整齐步伐不仅扬起了漫天尘土，

也使战争的阴霾密布了大街小巷。

不仅宁沪。6、7 月间，军训沿长江流域蔓延开去，宁沪之后是江西、

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它同样波及了几乎全部的行业、居民，有的省份

声势比宁沪更为浩大。在这些贫瘠的省份，军训对象在学生、工人、职员

之外，更有保甲长和农民。以南昌为例，当时全市有93 保、5 万1 千余户，

当年就有1/5 的户主，即近20 保、1 万余人被强制组织军训。同时，每户

1 人、分5 年对5 万余居民完成军训的计划也编制出来了。

军训使中华民国升腾起了一种新气象。当时的主要报纸如《申报》，连

篇累牍地记录着这种气象，“现南昌朝夕各处升降旗时，妇孺皆知致敬，几

无一人不识唱党歌”；“宁沪学生见蒋委员长像者，以至闲谈至蒋委员长者，

皆知肃立”。

不仅是这些记录、声音。对这个军训，一些亲历者态度复杂、众说纷

纭。当时在浙江参与军训筹备的蒋坚忍，几十年后也先是褒扬到，“学生因

受军训关系而从军者，全国各处皆有所闻”，也就是说，军训使日后的抵抗

日本，增添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献身精神的生力军；但他随后又补充了一

句：“……对普通民众，因方法不妥当、态度有欠缺，逃避军训、兵民对立

之事也有所闻。”

何止是“逃避”、“对立”？先是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保甲长。这一年

夏天，充斥在大小报刊边角的，是无数条保甲长花钱雇人代受军训的消息。

这极大地影响了普通居民的态度。集体逃避军训，甚至中途溜号的现象不

断出现了。湖北沙市的一个壮丁中队原受训人员为一百六十余人，到军训

结束时只剩下了七、八十人，据说教官对此“无可奈何”。

喧嚣的军训场面底下，不仅是暮气沉沉、萎靡不振的景象，更有鲜血、

暴力冲突。当年报刊报道，仅仅河南一省，就发生了至少7 起壮丁袭击保

甲长、教官的流血事件。最严重的一起，十余名青壮因不堪教官的虐待，

趁两名教官独自出门的机会，打死教官后带走枪械，集体去当了草寇。

民众军训象潮水一般地涌来，也象潮水一般地退去。到8 月，农田、

工厂的活又开始忙起来了，普通居民都纷纷回到了日常生计。此时还在接

受军训的，是二、三十万名大中学生。他们的军训也转眼就要结束了。

就是在这种乱纷纷的图景中，丰悌所试图制造的第二轮“复兴狂飙”，

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在军训开始前几个月，蓝衣社就进行了诸多的组织准备。一个叫王宜

声的成员，曾谈到蓝衣社在这一年出现的大量行业性组织。

王宜声是一个“老邮电”，他早在1930 年就是全国邮务总工会的常委。

1934 年，他经人介绍加入蓝衣社，成为“忠义救国会”邮务分会的负责人。

大军训中，他先是率领一批人员参加在京杭国道的军事演习，几次演习过

后，这批人员大多变成“军邮”人员，也集体加入了忠义救国会邮务分会。

大军训结束后，该会升级为复兴社邮务分会。它下设南京、武汉、成

都、长沙四个小组，成员大部分是行业精英、技术骨干。它完全控制了全

国邮务总局、邮务总工会。王宜声谈到，不久后“经分会指示”，出现了“局

会一体”的景象。

比起邮务分会，手笔更大的是潘佑强主持的“同志会交通分会”。它不

仅是邮务分会的上级组织，更下属有铁路、海员、电讯、码头等复兴社分

会。大军训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潘佑强安插了大批教官，在一个个演习、

训练里大肆扩充人马。军训结束后，分会暴增人员1、2 万人。

数以百计的忠义救国会组织，也在这期间升级为复兴社。行业性组织

外，是地域性组织。是时，仅南昌一市就有保甲长2，166 人，全国范围内

的保甲长人数更以十万计。按“十中抽一”的原则，大军训中，大约有上

万名保甲长成为复兴社成员。军训结束后，他们并接受指令，在各自的街

区、集镇，吸收成员，发展组织。

第二轮“复兴狂飙”的最主要对象是学生。几十年后，康泽在战犯营

里写到，按照丰悌的指令，军训一开始，蓝衣社就“……下大力气在军训

学生里发展组织。”

密布在17 个省、数以千计的军训教官，在整整3 个月的军训时间里，

以各种各样的说辞，在操场、食堂、弄巷、密室向学生推销蓝衣社。遵照

朝天宫的指示，他们的做法极其一致，首先是鼓动。他们把蓝衣社已经烟

消云散的抗日、反腐败主张重炒了一遍，以吸引学生中的“热情分子”。

“热情分子”毕竟数量有限，大多数学生关心的还是衣食住行、工作

生活。于是，鼓动之后是利诱。他们抛出了一个早已经行不通的许诺，“参

加之后，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证”。

紧接着就是威吓。这些职业军人铁青着脸对那些可怜的学生宣布：参

加之后，终身不许叛社，“脱离团体者，一律处死”。

这些说辞是一道既诱人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大餐。那些或者热情、或者

担心失业、或者胆小怕事的学生，不敢有丝毫反抗。他们纷纷填写了履历

表，在蒋介石半身像下宣誓了事。

朝天宫的指令是发展7%到10%的军训学生，也就是说2 万人左右入

社。但贪功求大的各地首脑、骨干哪里顾得上这个约束？许多地方出现了

整个中队，甚至整个大队集体入社的现象。

康泽回忆：那一段时间，“仅仅上海，每周都有几百人入社。”

到8 月，仅仅上海支社就新增成员六、七千人。肖作霖更亲眼目睹了

朝天宫组织处每天都接受数以千计的入社表格，全处几十名工作人员天天

加班、但仍然疲于应付的景象。他估计，3 个月内，全国范围新增学生成

员当在四、五万人以上。

这股喧嚣甚上的复兴狂潮，一路延续到1935年的秋冬。但此时，两个

被称为“严重事件”的小插曲在朝天宫发生了。它是后来震惊民国的一次

暗杀的伏笔。

3、

一直到台湾时期，林培琛仍困惑于发生在1935 年深秋的两个蹊跷事

件。它都和《司令塔》杂志有关。

从筹备力行社开始，《司令塔》，这个只有7、8 页纸，64 开本的期刊，

就是力行社的绝密刊物。它维系着从二郎庙到明瓦廊、朝天宫指令的上行

下达，即便此时社员已多达30 万，但能参阅到这个刊物的，仍只有寥寥

300 余人。

但到8 月间，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王明代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时，

出现“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等字样。它使朝天宫警觉到“泄密”的

危险。与此同时，戴笠警告朝天宫：在近期截获的几本共产党秘密刊物中，

均发现蓝衣社绝密文件。一些文件几乎一字不差直接转引自《司令塔》。

这个警告让涣散的朝天宫呆如木鸡、手足冰凉。毫无疑问，已有“异

党”分子进入了朝天宫。那么他是谁呢？

9 月份，新一期《司令塔》出版了。这一期《司令塔》，更令阅读到它

的300 名力行社成员惊诧不已。每本杂志里都夹杂着两页传单，传单直指

汪精卫是“卖国贼”。在华北溃退后6 月15 日汪精卫仍主持了中日两国使

馆升级，这是卖国的明证。

这倒也罢了。另一页传单更是激烈。它开篇谈到，作为反日、锄奸组

织，蓝衣社有义务刺杀汪精卫。随后的寥寥几百字，即是一份石破天惊的

刺杀计划。

自汪精卫主张对日妥协、并推动中日建立大使级关系以来，蒋、汪关

系急剧恶化。6 月30日，汪精卫称病离开南京，前往上海；7 月15 日移居

青岛；8 月8 日，他电告南京，申请辞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职务。在他

的带动下，留日出身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要求辞职。

随着“华北自治”风潮的日渐卷起，千万民众都把汪、唐二人视为“卖

国贼”。市井道路充斥着“斩汪、唐以谢国人”的声音。这声音早已波及到

了朝天宫。但是，谁会在刊物里公然提出“刺汪”呢？

正当许多电话、电报涌到朝天宫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神秘

的力行社员，把这份刊物送给了还逗留在青岛的汪精卫。

汪精卫勃然大怒。他气势汹汹地赶回南京，当着国民党元老蔡元培、

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面，出示物证，并质问蒋介石是否要“煮豆燃萁”？

蒋介石异常狼狈，却又有口难辩，只好将一股怒气发泄到了朝天宫的丰悌

身上，扬言要枪毙丰悌。

枪毙手令被人劝止了。但正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将召开之际，如

此事件，自然要追究责任人。于是，蒋介石一面勒令丰悌、戴笠限期侦破

此案；另一面，直接的责任人即总社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傅胜蓝，判

入狱两年。

但一直到此时，还没有人怀疑到丰悌亲信的秘书、朝天宫“新进之人”

陈光国。

几十年后，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华克之，在《1935 年刺汪案真相》一文

中写到，准备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起事”的，是“血气方刚、

无权无势、经济困扼的三、四小子”。那就是陈惘子、华克之、张维和孙凤

海。

“庆父未死、鲁难不已”，是他们在1934 年夏，对国难不已反复谈论

后得出的结论。他们反复商议，最终决定利用一切机会，刺杀蒋介石。

四人做了分工。不久，华克之前赴香港，意在找到李济深、陈铭枢；

张维前往南京，筹备一个名为“晨光”的小小通讯社，以作行刺活动的掩

护；孙凤海与张维同往南京，他的任务是观察蒋介石的行踪、出没规律，

以制定行刺计划。

四人中，孙凤海身材修伟、“外表风流”。他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一

生赤贫，仅靠自学识得几百个汉字。他双臂孔武有力，十几岁出走家乡后，

曾在十九路军当过连长，练得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是四人中的“荆轲”。

因此，“刺客”人选选定了他。

当年10 月，晨光通讯社设立，地址在南京陆家巷23 号。但此时，因

华北事变的演进，他们的刺杀对象发生了转变。他们把目标对准了汪精卫。

4、

9 月到来时，分布在十几个省的几千所学校纷纷复课了。市井、校园

出现了一片短暂的宁静。但此时，建立了“二次复兴狂飙”这样不世奇功

的丰悌，又从朝天宫发出一道新的指令：各地社员都有在当地发展童子军，

进而发展组织的义务。

童子军以各地高中生或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一些地区甚至也招募小学

生入童子军。是时，丰悌担任中国童子军总会主任秘书已一年有余。在他

看来，这么长时间，童子军仅仅从五万余人发展到八万余人，主要根源在

于“缺乏底层组织”。现在，数以万计的新成员，不是现成地在那里了吗？

他一道接一道地下达指令。起初是每个新成员必须发展一名童子军，

进而是要求每人发展两到三名童子军，并介绍一人入复兴社。最要命的是，

丰悌明确到：发展童子军、复兴社高中生成员的数量多寡，将是原复兴社

成员升入“革命同志会”的主要标准。

这些指令到各区社、小组后，被层层加码。最后是多多益善。各级书

记、组长也效仿丰悌，天花乱缀地对下属成员进行各种各样的许诺。无数

学生被动员起来，他们频繁活动，以幼稚的口吻，故作神秘地向低年级学

生推销着一个秘密组织，总会地点远在南京堂府街三条巷、由丰悌兼任书

记的“童子军励进会”。

童子军狂潮被轻易地制造出来了，它席卷了无数个家庭。这年秋天，

学校附近的一些裁缝店小老板乐坏了，他们都接到大批童子军制服的订单。

在一些小县城，咔叽布料甚至出现了脱销。这些童子军制服都是一个个孩

子向家里要来，甚至是从零花钱、早点钱里节省出来的。

一夜之间，街道、校园处处都是穿制服的人，构成民国的一个奇特短

暂的景象。几乎所有的县城，都有了一个人数从一二百到三五百人不等的

“童子军团”。

这些年轻、不谙世事的童子军，开始参与“新生活运动”的管制，参

加疏通河道、纠察市容、捐机宣传等当时极为时髦的工作。许多人第一次

参加了体育锻炼，第一次进入了集体生活。家庭的藩篱，乃至阶级、出身、

贫富等区分，在这里都短暂地消失了。许多人有了挺拔的身材、黝黑的面

容、整齐的牙齿。一些外国观察家评价到：这是一个关于青年的、重大的

社会变革。

但更触目惊心的事实却是：随着“童子军励进会”网络的惊人延伸，

童子军组织迅速演变为蓝衣社、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了。从1935 年秋天到当

年底，全国童子军从8 万余人一举扩张至约30 万人。大约10万人加入了

“励进会”，其中三四万人被发展为复兴社成员，并领导起了一个个励进会

分会。

蓝衣社的金字塔式组织形成了。处在塔顶的，是300 多个黄埔军人，

其下是约3 万名的中下级军官、大学教师、公务员、学生领袖，再下是20

余万人的复兴社组织。最底下的，则是作为蓝衣社的塔基，复兴社成员补

充地的数以十万计的童子军。一直到1936年、丰悌早已下台后，童子军风

潮仍然席卷着绝大多数的学校，并且规模仍然很大。当年10 月，当蒋介石

决定效仿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少年队”，举行全国童子军大露营大检阅时，

全国童子军总数已达50 万人，其中“已登记者”即已加入复兴社的人数，

达到了20 万人（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9 月30 日）。

约15 万名新成员，加上原来的10 万名成员，蒙昧民国近一半的知识

分子和“准知识分子”一举被纳入蓝衣社的轨道。而这一切不过耗费短短

5 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青年组织，有过

这样的声势，控制了这么多青年。虽然政学系人物、CC 团人物，甚至蓝

衣社自己的“四大金刚”，都只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这个狂飙般

的风潮，但的确，朝天宫一度笑语晏晏、志满意得。

丰悌更是得意忘形。蓝衣社在一个个街道、社区，乃至乡村和集镇，

也都流露出一种民国“青年领袖”的、不可一世的姿态。

肖作霖不无羡慕地说：“丰悌担任书记长期间……是复兴社的极盛时

代”。

但，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所谓第二次“复兴狂飙”的真相。它证实了

这不是蓝衣社的什么“极盛时代”。相反，这一期间它的基层组织虽然急剧

膨胀，但其内部，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到了腐败的谷底。它只是蓝衣社

的一个深度浮肿、“回光返照”的时期。

一个叫沈详甫的学生，在《记叶县复兴社的一些情况》一文里，谈到

了自己在大军训中参加“复兴社”的过程。

1935 年夏天，沈详甫在河南的叶县师范学校读书。临近毕业，天气闷

热而潮湿，而“毕业即失业”的阴霾厚重地在他的心上。就在此时，席卷

全国的学生军训开始了，自然也波及到了叶县。

军训是艰苦的。他见到了教官的辱骂、粗劣的饭食。作为一个小康家

庭出身的懂事孩子，他没有声息地把这些都忍受了下来。他只是和自己的

同学一起计算着日子，盼望军训的早日结束。

还好，三个月的军训，立即就要结束了。只要再过一天，他就要去寻

觅一份体面的教书先生职务，而后开始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的庸常生活。

但就是这时，一个让他后半生不得安宁的事件发生了。

这一天晚上，一个打扮得不伦不类的大胖子，忽然通知全体学生集会。

胖子是该县教育局的头子，50 多岁，“戴着金丝眼镜、拿着手杖、穿着长

褂”。

胖子讲的话，就和他的装扮一样不伦不类。先是一通复兴社的“使命”、

“纪律”等等场面话，而后就宣布“叶县复兴社成立”。所有参加集会的学

生，不论是否自愿，一律算是第一批成员。

再后，胖子就开始了赤裸裸的威胁：“如若谁要违犯组织决议，就会有

人跟在你后面把你打死。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有进无出的。……”

沈详甫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复兴社。但更可笑的事情还在后头。

宣布成立、进行威胁之后，胖子开始了一项明显从中牟利的推销。“随后他

又说，谁要交160 元钢洋，就可以买德国造20 发手枪一支，购买手续由组

织来办。”

最后，沈详甫让人忍俊不禁地写到：“因为第二天就毕业了。所以，这

个仅仅成立了一天的叶县复兴社，也就结束了。”

如果这只说明基层空洞的话，那么，高层的闹剧更加触目惊心。

当时的蓝衣社湖南书记仇硕夫，在《中华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一文

里，勾勒出了一幅偷梁换柱，以蓝衣社名义来培植私人势力的百丑图。

1935 年初，何键出任湖南省主席。他开始接受来自南京的“中央大员”。

“大员”之一是新任财政厅长何浩若。

何浩若，湖南湘潭人，何键同乡。他在腾杰时代就极深介入了明瓦廊。

作为留美学者、大学教授，他先后在康泽、贺衷寒、刘健群等主持的各种

训练班上课。在明瓦廊的日子，何浩若与许多魁首都建立了密切的私交。

但他由学入仕、担任厅长后，朝天宫的分崩离析，使他意识到蓝衣社不是

什么靠得住的大树。于是，他疏远着人数业已非常庞大的湖南蓝衣社，并

倒向何键。

这一年军训波及到湖南之前，何浩若意味深长地对何键说，“湖南的青

年是芸公的青年，都是拥护芸公的。这是芸公在湖南最可靠的社会基础，

不能让别人抓去。……”随后，他建议何键在蓝衣社派遣教官之前，自行

组织全省的学生、民众军训。何键心领神会，迅速派出自己的人，担任了

十几个大队、几千名学生的教官。

何浩若负责军训。集训开始当天，他在长沙小吴门外49 标广场，宣布

成立湖南“铁血锄奸团”。几千名学生需集体入团。何浩若并且声称，锄奸

团就是1932 年在武汉反腐中暗杀了许多汉奸的那个锄奸团，它“就是湖南

蓝衣社”。

两三千名学生当即入团。军训进行到一半时，何键亲自主持了一个场

面浩大的集会。他送出了一份礼物：学生人手一份得到一个戒指，一柄短

剑。戒指上刻有“铁血”二字，短剑则刻“慧剑、何键赠”字样。何键声

称：是不是“同志”，要以有没有戒指、短剑做区别。湖南锄奸团的负责人

就是他和何浩若，除此之外，“任何命令都不得接受”！

这个说法类似于“圈地运动”，它把几千人都圈进了何键的私人地盘。

几天后，朝天宫方面的教官来了。但天高皇帝远，此时，任何补救措施似

乎都来不及了。丰悌只能按照民国的大杂烩方式，把“铁血锄奸团”默认

为蓝衣社的一个外围组织。它的成员也就这样进入了朝天宫的花名册。

此后两年，湖南蓝衣社、“铁血锄奸团”都迅猛发展。仇硕夫回忆，到

1938 年移交三青团时，它已有5 万成员。但谁都说不清楚，这5 万人中有

多少是听命于朝天宫的？有多少是听命于何键的？

蓝衣社新近增添的15 万学生成员，有多少类似于沈详甫那样，是莫名

其妙地成为朝天宫的属下的？又有多少成员，是象“锄奸团”那样进入自

己的花名册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这个漫长而

闷热的夏天过去后，蓝衣社，它已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小国林立、城堡

隔绝。

如果不是1935 年11 月初的一声枪响，“大跃进”原本可以延续得更久

一些，规模也可以更大一些。但随着这一枪声，丰悌，这个人为制造了蓝

衣社虚假繁荣的第四任书记长，他的因性格而导致的悲惨命运，开始露出

一角。

5、

11 月1 日上午9 时，天色阴霾，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从青岛回

到南京的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简短的开幕典礼后，上百名委员到礼堂门

口照相。人群分成了五排，汪精卫、张学良、阎锡山等人站在第一排。

与此同时，几百名记者在宪兵、便衣的维持下，站成一个半圆形。无

数摄影机、照相机对准了党魁们，镁光灯连成一片。但此时，不少细心的

记者已注意到一个细节：缺了一个大人物。

当时任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的彭革陈，后来也谈到这个细节：“……

蒋介石后走。我因照料记者关系，也是后走。蒋离开礼堂后，即于礼堂大

门前台阶上站了一会，观察一番后，又转向秘书长办公室。……”

也就是说，蒋始终没有出现在大门外，更没有参加照相。这个国民党

副主席、军委会委员长，南京事实上的头号人物，在这样重大的一次会议

上，为什么不参加合影呢？

这个疑点使接下去发生的事件，显得异常诡异、阴森。9 时35 分拍照

完毕后，各委员转身上台阶，要回到礼堂去开预备会。说时迟、那时快，

混在人群里的孙凤海，忽然突出几步。他掏出大衣里的手枪，对汪精卫连

发三枪。三枪全部命中，一弹中脸颊，一弹中左臂，另一弹击中左肋骨。

汪精卫当场倒地。

人群被变故惊呆了，一下子寂然无声，随即又哄地一声，四处逃窜。

孙凤海要继续开枪。此时，站在他附近的张继一反文官常态，冲上前

拦腰死命抱住了他。孙凤海又开两枪，但在张继的扭打下，两枪朝天。趁

此机会，张学良大步向前，一脚踢翻了孙凤海。卫士这才反应过来，对孙

凤海开了两枪。孙倒在血泊里。旋即，卫士从孙的大衣口袋里翻出了名为

“孙凤鸣”的出入证。

蒋介石闻声而出，与他一同奔出的还有汪夫人陈璧君。他们立即组织

人手，并亲身护送汪精卫到医院抢救。

为获得口供，一队宪兵也送孙凤鸣到医院救治，另一队宪兵则封锁了

现场，对几百名记者进行盘查。最后，大批宪兵、警察、特工赶往陆家巷

23 号，意欲围捕华克之等人。

晨光通讯社已人去楼空。当日，南京全城戒严，水陆空交通全部断绝，

凡以匆忙表情赶路的人，一一被宪警拘扣，抓捕了上百人。

当夜，孙凤海在医院，因流血过多，在昏迷中死去。而此时，华克之

等人所乘坐的轮船，已经临近香港了。

蒋汪矛盾、《司令塔》刺汪计划、蒋介石缺席合影……这重重背景，使

刺杀案出现了层层迷雾。当日，南京市井的窃窃私议，众口一声认定，该

案的杀手系蓝衣社所派，其“幕后人物”是蒋介石。

不仅市井。党内若干人士虽然相信该案与蒋介石无关。但“缺席”这

个疑窦重重的迹象，也使他们断定，蒋介石早已获知刺杀密谋，其缺席用

意是“移祸江东”，借杀手的枪来除掉他的头号政敌。

蒋介石狼狈不堪。该案麻烦之大，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再次分裂。那么，

它是不是蓝衣社所为呢？

作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认为，这一天蒋介石确实怀疑“刺汪案”的指

令出自朝天宫。午后时分，他紧急召见了数十名蓝衣社中央干事。肖赞育

回忆，在等待他们赶赴官邸的间隙，蒋“来回踱步，面色铁青”。

果然，丰悌、贺衷寒等人刚刚悄无声息地步入大厅，蒋介石即大发雷

霆。他先是一语概括了对丰悌的评价，责骂他“愚而好自用”。

丰悌当即起立，为自己辩护。他已是中央委员，也在丁家桥目睹了刺

杀案的过程。他深知此案关连重大，于是对天发誓，说自己和“刺汪案”

绝无任何牵连，不仅他自己，朝天宫的绝大多数人物，他也是敢担保的。

说到这里，他可能记起了一直引为心病的《司令塔》事件。他又辩解

说，他已命人监视编辑、印刷工人，并调查所有嫌疑人员，《司令塔》事件

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他认为自己担任书记长以来，尽心尽责，“如校长果以

为涉案”，他们可以集体“到中山陵，于总理灵枢前发誓明志”。

这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在性命攸关之际，还口若悬河。这更加惹怒

了蒋介石。他嘴唇哆嗦，显得怒不可遏，而后掷地有声地斥骂：“我把组织

交给你，是把性命交给你。你不要我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

随即他命令卫兵把丰悌拉出去，当场枪毙。贺衷寒赶忙制止卫兵。干

国勋当夜的日记写到：贺“在旁讲情，声泪俱下，方未执行”。

当日傍晚，渐渐平静的蒋介石，终于拿出了一个折中的惩处办法。他

下令先免除丰悌的书记长职务，留待调查；并声称将建议中委会，免除其

中央委员职务。书记长一职由刘健群再度接任。考虑到刘健群仍然“健康

欠佳”，决定已回到南京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代理”该职。

11 月1 日晚间，几十名朝天宫人物散去后，蒋介石又召见了戴笠。他

密密地叮嘱了这条忠实的“看家狗”一番，直到深夜才让他告退，让他着

手平息此案。

随着“刺汪案”调查的进行，蓝衣社最后的“戴笠时代”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