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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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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南昌大火

1、

1934 年6 月的一个深夜,在南昌机场的一片陈旧营房里,一股黑烟冒

了出来,黑烟越来越大,隐约间,可以看到吞吐着的火苗。

火势急剧蔓延。一个哨兵发觉起火后,当即朝天鸣枪。枪声惊醒了营

房一带的空军地勤人员。他们来不及穿衣,纷纷提着水桶过去救火。

但已经来不及了,大火已经燃到了油库、弹药库一带。随后,一声一

声沉闷的爆炸声伴随着冲天的火光,使地面不断颤抖。许多远在市区的南

昌市民,这一夜甚至在十里之外都见到了火势。

火势不可抑制。此时,几千名军人、民工只能远远地站在空旷地带,

看着冲天大火将连片的新旧营房烧成一片瓦砾。接着,停放在附近的一架

飞机,也很快被大火吞没了。

一直到凌晨,火光才渐渐暗淡下来。一片灰烬的旷野上空,偶然飞过

一只老鸦。天底下孤零零地是一架飞机的残骸,残骸边上,是一些行影孤

单、眼中含泪的军人。

此时,一群接一群的通讯社、报刊记者赶到了现场。他们到处拍照、

采访。在焦垣残壁、仍明灭着暗火的炭条间,中央社、《中央日报》社等主

要传媒的记者,围住了在场的最高官员、前航空署长徐培根。

徐培根已接到调令20 余日,但新任署长尚未到任,南昌机场仍由他主

事。这个南昌机场的建设者满眼血丝,眼里不时地溢上泪花。面对记者各

式各样的询问,他一言不发,从人群里挤了出去,然后不回头地向远处走

去。

几个小时后,国内主要报刊,纷纷以头版头条刊发“南昌机场大火”

的消息。

是无数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支撑

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空军是中华民国的希望。由3 万民工历时九月、艰

难建设的南昌机场,更曾使举国欢腾,它牵连着无数的人心。这样的重重

背景,使机场大火,震动全国。

当日,无数电报朝南昌、南京蜂拥而去,要求调查大火原因。次日,

印尼、新加坡、马来亚、泰国,乃至美国檀香山等各主要华侨报纸,更以

呼天抢地的笔调,转发新闻和黑糊糊的现场相片。一些华人团体也当即派

员赴南昌视探。

大火使蒋介石也“惊诧、悲痛莫名”。他命令邓文仪,带同“调查课”

精干人员组成密查组,弄清大火起因,“对玩忽疏职、导致此重大损失者,

一概枪毙”!

与记者一样,密查组要调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当夜在营房过夜,并

指挥救火的蓝衣社魁首之一徐培根。

此时,该案系“人为纵火”的说法,在南昌、全国乃至海外,都象瘟

疫一样传播开来了。

邓文仪带领密察组整整奔忙了大半个月。几十名特工对上千名军人、

民工,一一盘问调查。此外,一小群消防专家也赶到现场,进行勘探。

他们首先找到了大火的发端处:一处修建于1902 年的前陆军营房。该

营房系木屋,在南昌机场施工期间,曾充当航空署的办公处。新办公处落

成后,为节省开支计,徐培根的副手陈庆之下令,保留该营房作日后航空

队宿舍。

但此处营房已相当陈旧、潮湿,到处是鼠穴和蟑螂窝。于是,机场刚

刚竣工,一队民工即被派赴于此,重修地板。

大火当夜,地板已全部更换,但刨花、旧地板仍堆积于各个房间的墙

角。大火就从这些刨花旧木料里燃起。

大火发端处找到后,紧接着是找火源和肇事者。经过明察暗访,邓文

仪得出结论:是一个值勤士兵吸烟,烟头未熄灭即抛掷到刨花堆中,由此

引发大火。该案因此被定为“过失事故”。

是时,随着各报刊、各民众团体对“大火案”关注的不断升温,各种

各样谣传的层出不穷,邓文仪身上已有极大压力。他迅速整理《密报纪要》,

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公审并枪毙肇事士兵,追究其官长的连带责任;向

海内外公布该调查结果,“以正视听”;最后,迅速拨款组织施工,以修复

机场、平息不满。

随即,他匆忙赶赴庐山,将该《密报》呈递给蒋介石。

1934 年7 月的庐山静谧而凉爽。孤独地站在庐山山麓上的蒋介石,以

一种淡泊的神色,来俯视对瑞金层层推进的铁丝网。或者,他也俯视着即

将匍匐在他身影之下的亿兆众生?距离黄埔初创,此时刚好十年,那时的

广州是那样沉闷、激越,而十年后,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他却终于成为这

片天地里的第一强人。

接到邓文仪的《密报》后,他神色仍然很淡。毕竟,“机场大火案”不

过是一时的,它丝毫不能冲淡此时他的志满意得。

他努力地掩饰着志满意得。“二次复出”后的三年里,他开始“第二期

革命”,发动新生活运动,并即将敉平瑞金、大别山和洪湖。这个夏天,酝

酿在他心里的梦,是做一个一洗百年屈辱、复兴民族、去“换了人间”的

伟大人物。

对这样的志向来说,一个小小的机场算得了什么?烧掉了,可以重建,

反正中国有无穷无尽的民夫劳力。……

于是,他在《密报》上批示:如此结案,甚好。

但此时,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

2、

《密报》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南昌的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该《密

报》,并附长篇评论。该评论尖刻指出:南昌机场火势之大,罪魁祸首岂是

一个烟头?民国官场黑幕之深,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士兵?

该评论一口断定,拟枪毙的那个士兵连同打算撤职的几个军官,都不

过是一个替死鬼。而该案系人为纵火所致,“纵火意在消弭贪污罪证。该员

地位甚高,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官官相护,不仅贪污前案,即此滔天

巨案亦将石沉大海……”。

《密报》和评论引起全城哗然。当日,此报一印再印,一时洛阳纸贵。

南昌街头几乎人手一份。

当日,全国、海外舆论都一片哗然。南京、上海、汉口、西安、广州、

南洋等地的上百家报刊,都纷纷增发“号外”。一些“号外”甚至不象南昌

小报那样还略有遮掩,它把矛头直指徐培根、邓文仪,宣称徐培根系纵火

罪魁,邓文仪是包庇祸首。

此后一周,舆论持续升温,物议沸腾。百万华侨、民众无比愤慨,在

各个城市的街头,他们口诛笔伐。各地电报局天天爆满,甚至一些漠然国

事的学者、团体,也纷纷发电报谴责官场黑幕,要求严惩徐培根、邓文仪。

当时流传于民国朝野,此后几十年仍流传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一些说

法,就在这一周内传播开了。

这些说法或荒诞不经、或信誓旦旦。其中在大陆流传极广的一个说法

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其纵火主谋徐培根和许多高官一样,

不仅领着一份薪水,而且很深地介入了证券、期货等投机领域。民国二十

二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人在投机场一再失意、一败涂地,不到一年时间,

他先后投入二、三百万元,但都血本无归。

二、三百万元!这几乎够支付一场小规模战争的军费了,这么多钱,

徐培根是哪里来的呢?是贪污,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

到1934 年5 月底,一纸调令下来,徐培根不再担任航空署长。此时,

不销毁经费的收支帐目,其贪污必定发案。于是,在新任署长到南昌交接

的前夜,他指使卫兵,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纵火,制造了大火案。

事情还没完。这个说法接着谈到:邓文仪、密查组接手调查后,迅速

发现了大量的纵火证据。他已经命令特工监视徐培根的行踪,准备随时逮

捕。但这一天徐培根不请自来,刚一落座,他就掏出8 万元现金的巨款和

一管手枪,然后对邓文仪说,机场确实是他纵火焚毁的。现在,邓文仪要

吗接受他的8 万元贿赂,把这个案子掩盖过去;要吗,他就一枪打死邓文

仪,然后自杀。

邓文仪在这个流氓手段面前被吓坏了。再说,对8 万元他也并非无动

于衷。于是就收下了钱,并以“意外事故”为理由试图遮掩此案。

这个说法有很深的民间演义的痕迹,但几十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它始

终流传的一个关键,是民众、报刊对当时的官场贪污腐败,都持“宁可信

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态。

而另外一个说法,在“大火案”爆发那一天即流传于宁沪、江西等地,

至今仍流传在台湾。它不仅可信得多,而且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著作。

这个说法也谈到,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导致的。其用意也是消弭腐败证

据。不过,徐培根的钱不是来自贪污、挪用,而是来自向美国公司购买飞

机所收取的回扣。他原本只想烧掉那片旧营房,因为购买飞机的开支帐本

存放在那里。但没想到一点火,火势就不可控制,才造成了这把震惊民国

的大火。

收取回扣,会在帐目上留下什么证据?南京贪污成风,许多“铁案”

经过游说、说情,都能不了了之,徐培根又何必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销毁

“证据”?这是“收取回扣”说法的两大疑点。但此时舆论已经失控,全

社会都处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绪下,没有人会去略略地考究这些“疑点”。

更重要的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已将这个说法,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自己领导下的政府、官场也丝毫不信任。对贪污腐败,他也

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立即先入为主地相信,是徐培

根收取回扣,才有随后的大火案,才有南京政府的颜面扫地。

随着各地抗议声潮的不断汹涌,他更盛怒无比。这一天,他下达手令,

命令把徐培根连同所谓的“肇事士兵”、“责任官长”,统统枪毙。

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这个“劝阻者”和那个神秘的“告

发者”一样,是对蒋介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一天,这两个人都分别利

用蒋介石的盛怒,在单独相处时,轻轻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让蒋介石迅速

做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告发者”建议的。他在提议枪毙徐培根之外,还提出

取缔由邓文仪兼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学会,并“顺便”逮捕任觉五。

“告发者”谈到,文化学会在宁沪、河南等地区不断滋事。不仅开了

官场所未见之恶劣霸道风气,更使民众对“新生活运动”的热情一落千丈。

“新生活运动”是国内头等政治要务,岂能因一粒老鼠屎而坏了这锅大粥?

第二、第三个决定则由“劝阻者”建议。他反对枪毙徐培根。他老谋

深算地劝戒蒋介石,不论徐培根贪墨是否属实,一旦执行枪毙,贪污即算

“坐实”。不仅容易被政敌利用,而且将影响华侨的捐赠、航空爱国奖券的

发行。

他提议先软禁徐培根,以观态势,如有需要再杀不迟。反过来,他提

出要撤消邓文仪的一切职务。这个撤消,依据不仅是邓文仪举措失当、使

《密报》泄露出去,严重失职,严重违反特工的“保密”纪律,并引发了

民众对空军建设的信任危机;依据还在于“劝阻者”同时呈递上来的一份

《邓文仪十大罪状》。

该“十大罪状”,包括贪污、营私、结党、包庇等,如果用作依据,每

一条罪状都可以将邓文仪处死。撤消职务已经是额外宽大的“法外施恩”

了。

撤消邓文仪职务之外,则是立即派遣干员,赴美国察访飞机制造商,

察清徐培根在任职期间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这个“劝

阻者”还同时建议:要避免有人因一己私愤,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

大事态,使案件越描越黑,影响大局。因此,该“干员”不能是CC 团、

中统人物。

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干员”人选,选择了戴笠。

3、

命令下达后,一夜之间,蓝衣社丢掉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外围组织,事

实上也就丢掉了对“新生活运动”宣传的领导权,丢掉了在学界文化界的

领导权。几千名文化学会成员的一大部分,在学会被取缔后,毫不犹豫地

转头加入了他们曾与之为敌的、CC系控制下的“文化建设协会”。

一夜之间,蓝衣社还折损了“四大金刚”中的一员。不仅侍从秘书的

职务从此与邓文仪无缘,而且,就连他苦心经营的调查课,也不知道将花

落谁家。此后近一年时间,邓文仪一直赋闲,极为落寞。这个原本的“天

字一号宠臣”,一下子变成了南京街头的一个闲汉,并背上了延续一生的“贪

墨”声名。

蓝衣社损兵折将之际,“南昌机场大火案”的舆论风潮,继续飙升。但,

在蜂拥的声音里,再一个重大疑点又被无数人都忽略了:那份标明为“绝

密”的《密报》文件,是怎么落入南昌那家小报的手里的?

难道它就如那个“劝阻者”所说的,是因为邓文仪“举措失当、导致

泄密”吗?对如此重要的文件,领导一个庞大特工网已将近5 年的邓文仪,

会犯什么“一时疏忽”的错误吗?

几十年后,在台湾,晚年邓文仪曾谈到,由于案情重大,该文件是他

亲自起草、直接呈递的,除他自己外,没有一个密查组成员接近过《密报》。

而没有《密报》的泄露事件,“大火案”风潮很可能就不会卷起。

那么,到底是谁用意险恶地把这个《密报》给了那家南昌小报?除了

蒋介石,谁有机会看到《密报》?

还不仅如此。那两个使蓝衣社遭受空前削弱的“告发者”、“劝阻者”,

又分别是谁?

几十年来,曾沸沸扬扬的“南昌机场大火案”,其真相一直隐藏在历史

的深沉黑幕之下,让人无法瞥见它的根本。事实上,大火原本就如邓文仪

所汇报的,是因为那个士兵的过失,它的一波三折、最终导致蓝衣社的空

前挫折,则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事实上,这是CC、政学两系的官僚,极其高明地利用“无官不贪”、

先入为主的普遍社会心态,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试图一举摧毁蓝衣社的

倾轧杰作。在整个民国的历史里,几乎没有另外一个倾轧案例,可以和它

相提并论。

《密报》的泄露者,就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很久以后,随着一批

蒋介石秘密档案在台湾的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随着陈立夫的露出水面,“机场大火案”的真相也隐约露出了一角。显

然,陈立夫是在利用“机场大火”这样轰动一时的事件,无中生有、兴风

作浪。其动机之一,无非是为了报暨南大学“火并”与“三党员命案”这

两箭之仇,因此提议逮捕任觉五。其次,是了根本摧毁文化学会这个心腹

大患。

此外,他还有更重大的动机,那就是夺取“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

这是一个老辣至极的“一箭三雕”之计。是“火并”的延伸。

那么,那个同样神秘的“劝阻者”又是谁呢?

隐藏在这个问题底下的,是“机场大火案”的另一角真相。它也是衣

冠顶戴、道貌岸然的民国权力场,一幅百出丑态的图景。晚年邓文仪曾毫

不含糊地谈到,这个人就是政学系的头号人物杨永泰。

早在1933 年,杨永泰就曾向邓文仪提议,每月支付他银圆5 万,以换

取调查课的“合作”。这个“合作”是调查课为他提供CC团官员腐化、违

法的证据。

是时,三系之间的倾轧关系错综复杂。对于蓝衣社明目张胆、咄咄逼

人的进攻,CC 团大多处在退缩状态,但它对政学系所占据的各政府要职

极为眼红。“二陈”不断指令中统网罗政学系的腐化罪证,并曾因此对蒋介

石“进谗”,一举剥夺了几名高官的职务。

和中统能够抗衡的特务势力,惟有调查课。此外,蓝衣社对政学系虽

然轻蔑,但对政府权位并无兴趣。杨永泰此举,除了想对CC 团官员进行

反击外,事实上也是对邓文仪暗送秋波。他想和实力惊人的蓝衣社形成短

暂联盟,联手打击CC团。

远交近攻,合纵连横,是政学系的擅长手笔。但此时的邓文仪、蓝衣

社,却表现得既狂妄又极为幼稚。他们试图以自己一系之力,独立摧毁CC

团。晚年邓文仪曾谈到,他对杨永泰所送的这个秋波,“不予理睬”。

还不仅如此,当年年底,他在破获的江西“生产党”地下组织一案中,

曾一举逮捕200 余人。该案的被捕人员,大部分是政学系另一大将、江西

省主席熊式辉的部属,其中更包括杨永泰的机要秘书。

该案不仅使杨永泰、熊式辉名声扫地,而且几乎掏空了政学系的江西

班底。与此同时,随着庐山政训班、别动队、文化学会的齐头并进,民国

脆弱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三系之间,蓝衣社最强,CC 团次之,而政学

系最弱。

这个事实,结合宁沪“火并”的节节升级,使无力行动的杨永泰开始

冷眼旁观,希望能坐收渔翁之利。他以“坐山观虎斗”的姿态,期待蓝衣

社与CC 团的两败俱伤;他并等待着自己的出击时机。而形势果然迅速急

转直下,仅仅几个月,他就等待到了“机场大火案”这一空前良机。

他熟读史书,世事洞明。他深知着蒋介石的神秘内心和权术手腕,于

是早早就看到了朝天宫四分五裂、小团体林立的格局,看到了蓝衣社种种

的先天不足。在军人会被取缔后不久,他也预料到蓝衣社“功高震主”的

后果。

到1934 年春节,在与几个政学系同仁的密议中,他就谈到这是一群政

治上的低能儿,其势“不足道也”。

他不希望蓝衣社被迅速瓦解,他要留着这群“毛头小伙”,为他分担来

自CC 团的咄咄压力。与此同时,他也看中了一个政治上不低能的蓝衣社

人物。他需要这个人,一方面是用他去取代邓文仪,以报邓文仪的“生产

党”案之仇;另一方面,是相互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地让他去制衡CC 团

那可怕的中统势力。

他看到的这个人,就是曾经一举平息“闽变”的戴笠。这样,才有了

推荐戴笠前赴美国、调查徐培根“回扣”的建议……

然而,还没完。

1934 年夏天起,政学系开始渐渐严密行署、区公署制度。即在几千年

沿袭的省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新一级的政府机构。行署的大量出现,使

缺少基层组织的政学系渐渐得以控制县治,大批原CC 系的县长纷纷投靠

政学系。此外,区公署介于县与乡镇之间,大批蓝衣社控制下的土豪在两

系之间,开始持摇摆态度。

严密行政制度之外,政学系渐渐接管了保甲制的推行,进而接管许多

保安部队、警察机关、民团。短短一两年以后,民国三大派系的势力对比,

政学系的颓势,就被这个瘦弱的书生加政客给扭转了。

4、

1934 年7 月底,戴笠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他此行相当圆满,不仅

以翔实的证据,证实了徐培根没有收取回扣;而且,在美国的短短几天里,

他面见了许多华侨领袖、华人报刊的记者,“澄清事故”。他从一条一条的

唐人街着手,让众多华侨迅速相信,机场大火是一起“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说抛出后,舆论压力渐渐缓解。同时,“第五次围剿”即

将成功,瑞金指日可下的消息,开始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一度耳熟能详的

“南昌大火”词汇,终于在街头巷尾稀薄下去了。……

南昌和南京,又恢复了平静。但大火所遗留下的废墟,作为记忆,毕

竟鲜明、长久地遗留在众多蓝衣社人物的脑海里。大火过后,蓝衣社这个

权力大厦,终于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开始倾斜倒塌了。

8 月上旬,几千民工又被调集到南昌机场,机场的修复工程开始了。

沉闷厚重的撞击声,咣咣当当的敲打声,从这里日夜传扬开去。

它似乎也传扬到了宁静的庐山,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这一天,蒋介

石下达命令,要求在一千里外的南京朝天宫工作人员,筹备一个会议。这

是一个“自行检讨会”,即便是远在西北的胡宗南,在华北的曾扩情也要出

席。会议的时间定为8 月20 日,届时,他将亲自主持会议。

朝天宫匆忙地准备会议,各地魁首也纷纷准备回京。此时,又一道命

令同时到达了朝天宫、鸡鹅巷53 号。

这道手令使戴笠欣喜若狂:已失去了邓文仪的调查课“原有人事”,除

邓文仪、邱开基外,一概由戴笠负责“接收”,并入特务处。

接到手令的当夜,与出掌特务处时一样,戴笠召集了全部的145 名特

务,他们大肆庆祝,把酒言欢。在举处欢腾的席间,戴笠颁布严令:各特

务必须对调查课人员一视同仁,倘有先后、门户、小派系之分,一律格杀

勿论!

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权力。按照邓文仪交出的花

名册,他命令调查课全部的1,628 名人员,即刻到南京受训并改组。同时,

145 名原有人员,由他率领,全部到机场、车站、码头等地隆重迎接,以

示欢迎。

几十年后,邓文仪心情复杂地说:“……军统局即由此成形。”

几家欢乐几家愁。就是胡宗南、曾扩情等人顺陇海线、平浦线,来参

加这个他们毫无兴趣的会议时,蒋介石又下达了第三道命令。这是一个人

事任免手令,更换的是书记长。蒋介石委婉地说到,“健群同志因健康原因

提请辞职,现予以照准”。

接替刘健群的,是另一个黄埔一期学生丰悌。对这个人事更替,刘健

群本人倒是满不在乎,朝天宫在经历诸多的人事动荡之后,也没有人感到

意外。但,这道手令却仿佛是一个特殊的象征,是一个隐喻。它在许多人

的心中,都激发了一种无比苦涩、甚至大厦将倾的感觉。首先是易德明。

和5 个月前撤换贺衷寒时一样,易德明再次感到了一个“特殊时刻”

的到来。如果说,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时刻是什么,那么,现在他却知道

了。那就是他多少回不敢想、不愿面对的一个前景:蓝衣社的落幕时代,

终于到来了。

有大厦将倾感觉的,并不止易德明。

8 月19 日的午后,肖赞育一个人徘徊在庐山蒋介石别墅外。他接任邓

文仪、成为侍从秘书已经一个多月了。“湖南帮”的许多人物,都暗自庆幸

这个机枢要职总算“肥水不外流”,但他自己的心头,却一直无比焦灼、矛

盾、痛苦。

这一天,蒋介石因感风寒,决定不去南京参加第二天的那个“检讨会”。

于是,作为秘书,他也就不能离开庐山。但他的心思却一直萦绕在这个会

议上。回顾蓝衣社3 年多的道路,他痛苦地想到,开这样的一次会,已“至

为必要”。

但一个会议,能根本解决蓝衣社的种种问题吗?1931 年夏天的创始,

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不过是几十个人,却那样的清新有力,然而仅仅3 年

以后,有十万成员的蓝衣社,却羸弱之极、犹如沉疴在身。这是为什么?

谁能够给蓝衣社开出良方?这天底下,有这样高明的大夫吗?正如这

渐渐西斜的日光,它必定要一直地落下山去,有谁能挽留住太阳吗?……

他一阵一阵仰天长叹。

他不指望天底下有什么大夫,能开出什么良方。但他认为,蓝衣社还

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从检讨会开始,进行“自救”。

这一天晚上,肖赞育决定写一封信。他要把自己的观感、思索,告诉

行将离职的刘健群。他并要把自己的痛楚情绪,传达给他的那些“同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或者,他的信能警醒一些人,从而让蓝衣社崩溃的

步伐,略略地延缓一些。

在暗夜里的庐山,他显得那样孤单。他先是直截了当地写到:蓝衣社

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这个会议,很可能是蓝衣社的最后一次会议。

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也不能根本扭转局面,那么,他也愿意借此

机会,和蓝衣社做一个“永别”:

“健群兄同志,并转到会各同志赐鉴:……此次会议关系团体之存亡,

影响革命前途至巨。……倘不幸而此次会议果为最后一次之会议。则幸得

与诸同志在此严肃之会场中,作最后之别,亦没世难忘之纪念也。……”

他似乎看到了虎视眈眈的陈立夫,老谋深算的杨永泰。但,蓝衣社的

没落是他们制造的吗?看起来是,根本上却不是。“今日之团体,已处在最

困难之境地。……追究其困难之源,不在外而在内,亦不始于今日而由来

已渐久也。……”

这个“源”,首推那种热烈、清新气质的消退。“……查我团体组合之

初,乃鉴于党的庞杂无力和党内其它组织之无望,而吾人尚自信有一片公

忠纯洁、为党国奋斗之精神,故毅然以复兴民族自任。……与团体最初组

合时之精神相较,是否尚能保持同一之状态?……”

当然不是和当初保持“同一状态”。他不知道蓝衣社的青年气息、献身

精神,是什么时候开始消退的。但他知道,是这个消退,导致了蓝衣社内

的“功独居”、“过推委”的局面。

对这一点,肖赞育谈得较为隐晦。但随后的愤怒指责,自然也不是无

所指:“……非如文过饰非、面谀阴诋者之为可耻可恶也。……”

在肖赞育看来,这些行为导致了内部的日趋分裂。他直言批评了分裂

行为最严重的三个主要首脑,那就是戴笠、康泽,以及新任书记长丰悌。

他并温言劝告他们:“……加以特务处之工作,别动队之工作,交通研究所

及星子特训班之工作,真正能通统团体化,无丝毫私人产业之观念杂于其

间……”

这三个“私人产业”能实现“团体化”的话,肖赞育认为:蓝衣社的

没落,就是能够避免的。又何止是避免没落?它结合“……团体重心和今

后发展方向,集中于国民军事教育,军队政治训练,保安团队训练……”,

那样,“此种有生机有希望之雄厚势力,谁复能与之比拟”?!

写到这里,肖赞育的眼中,似乎掠过一线奇异的神采。这种神采在黄

埔时期,在蓝衣社最早的日子里,都一直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里。是

的,正如1928 年国民党的迅速堕落那样,国民党何尝是被共产党、日本人

打败的?今天的蓝衣社,又哪里是被陈立夫、杨永泰打败的?……

他用自己的心力、真诚、及自咎的情绪,一字一句地写来。天已经麻

麻亮了,林间的鸟儿在鸣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在信的末尾,他

呼吁他的同僚“作临难不苟免之勇士,成功千百年后历史上有价值之伟大

志士”。……

这一封《致刘健群、诸同志书》,从1934年8 月19 日深夜,一直写到

次日凌晨。信写好后,肖赞育特地又誊写了一遍,而后,他心情低沉地把

信交给一名下级军官,派遣他沿长江而下,专程送信到南京朝天宫。

这封信的草稿,在后来几十年里,都一直被肖赞育珍藏于自己的寓所。

它和腾杰的《计划书》、蒋介石的《革命的心法》演讲稿一样,都是蓝衣社

重大的历史见证。但,如果说腾杰的《计划书》是蓝衣社萌芽、迅速崛起

的见证,《革命的心法》是蓝衣社极盛时期的重大注脚、主要象征的话,那

么,《致刘健群、诸同志书》,却是蓝衣社趋于没落的一个隐喻,是它必将

崩溃的挽歌。……

信使抵达南京后,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烟雾缭绕、言不由衷的朝天宫。

这个聚集了上百人的会议极其拖沓,整整开了一周有余。但几十年后,肖

赞育谈到,检讨会“无任何结果,盖未能解决问题”。

邓文仪的看法更为消极,认为它“是力行社的最后一幕。……以后两

年多力行社只是苟延残存而已”。

虽然如此,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经历分裂、瘫痪、火并、“大

火案”中CC 和政学两系的沉重打击,毕竟,蓝衣社还脆弱地维持着庞然

大物的形貌。它还要经历一些外来的撞击,一些重大的事变,才会死去,

才会被埋葬。

“检讨会”开过后,即使在担任书记长期间、也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

之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的刘健群,匆忙与丰悌进行了社务交接。

他似乎一身轻松,当晚,他在南京的一所学校发表了关于华北局势的一个

演讲,随后,他在一个年轻女学生的陪同下,到一家剧院看了一场电影。

第二天,刘健群和蓝衣社的华北书记曾扩情,以及郑介民、蒋孝先一

道,结伴再度前往华北。南京朝天宫的一应创痛,似乎都和这一小群华北

魁首无关。

他们又一同住进了中南海。

5、

1934 年4 月,瑞金重镇广昌失守,瑞金门户洞开。它也标志着林彪在

“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战略下、所提出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的彻

底失败。这一天,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激烈的争吵,但很快,争吵由莫斯

科进行了仲裁,莫斯科同意了进行运动战甚至游击战的策略,并且,毛泽

东,这个已被冷落很久的人物,也短暂地恢复了军职。

7 月,就是南昌机场大火案飙升的时节,方志敏部打出了“北上抗日”

的旗号,挺进浙西。它为的是缓解瑞金的压力,并且也很快瓦解在碉堡和

重炮下。但,这也是后来大溃退演进为史诗般的长征的一出序曲。

8 月,周恩来来到宁都。在这里,他通知毛泽东准备与大部队一起“转

移”。此时,瑞金下辖的,已经只有6 个县了。

10 月18 日,毛泽东跨过了宁都的一条河流。这一天,在匆促的出发

里,他的妻子遗忘了他的一个大背包,那背包装着他的笔墨纸砚,他的书,

他的许多手稿,本来是他的“八宝箱”。而这个“八宝箱”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天,他的再一个孩子,也永远地丢在了这个满是红土和番薯的土地上。

漫漫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开始后,不过三个多月时间,在华北,随着几声枪响,蓝衣社乃

至中华民族的再一个大挫折大溃败,又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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