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六章蓝衣社之春

1、

刘健群，1902 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到，他“老

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

开帽子铺。……”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刘健群的父亲应该是一个面目和蔼的县城小掌

柜，会算帐，但没有太多文化，随时会说出“恭喜发财”一类的话语。在

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算太宽裕的人家。

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贵州兵匪不分，谁能拥有大

量的枪支，谁就能当县长甚至督军。在兵匪统治下素本贫穷的贵州，此时

“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浸润了刘健群的心灵。后

来他写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

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大社会、大民生的性情。17 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

一个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就是这一年，“五四”风潮席

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

“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受五四气息的影响，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

息的一批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

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刘健群即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对法理、制度的熟悉，加上撰稿磨砺，使刘健群历练出了一副好口才。

他的一个朋友曾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

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

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 年中原混战结

束后，一批批部队被调集到江西围剿红军，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在

这样的背景下，刘健群被任命为何应钦机要秘书，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

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组建“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

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很有头脑，是他的形象。随着几次

围剿的先后失利，在繁忙的军务中，他开始细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

考朱毛等人在江西得势的原因。

在1931 年的黯淡辰光里，目不识丁的汉子们一拨一拨地加入朱毛军

队，使这个缺少给养、弹药、军饷的队伍连连壮大。相反，装备精良、人

多势众的国军，总是一触即溃。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楚：是民众愚昧，还是

国民党真的沉沦了？

这一年刘健群29 岁，在乱世中长大的人，自然深知“官逼民反”的道

理。对江西社会略作了解以后，他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

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赋而言，甚至重于政府。但一是注重

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

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对山民来说，负担虽然也重，但公平这一点

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江西围剿屡屡不能见效，和这有没有关系呢？刘健群清楚，军事后面

是社会、财税、政工和基层政权的建设。这样，对朱毛的研究，就渐渐地、

然而更有意义地，让位于对国民党的研究了。

他很快得出了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横行、作威作福、低效无能”

的结论。为此他苦恼、愤郁，然而他毕竟年轻，不象真正的官僚那样世故

老练。他又极富表达的欲望，没有什么“对人只说三分话”的处世方式。

他开始积极寻找谈话对象。

这一年，在南昌的街巷、茶馆、住所里，他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以及南

昌行营的四个青年同僚，交谈起了这些思考。几个有头脑的青年谈话丝毫

没有禁忌。宣介溪一次苦笑地谈到，他和很多普通百姓交往时，“不敢承认

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刘健群被这一句话搞得心头发冷。有一次，他神态激愤地对他的朋友

们说：“日本气焰嚣张，剿匪屡屡失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承认，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之于党的失败！”

日记里的记载更加直截了当：

“……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

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

就在这样的对话和感触里，六个青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他们

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交谈农村、社会、政治、党务等范围广泛的问题。

这一年夏天的宁粤分裂，使刘健群的声调更加沉重：“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

题。我们只要好好算一算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

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

治不可的地步！”

半年的思考、谈论后，刘健群的思路渐渐明晰。他认为，党已经到了

生死关头，而挽救党的唯一路子，就是取得领袖的支持，在国民党陈朽、

腐败的机体上，注入一股名为“蓝衣社”的清新力量，以彻底“改组”国

民党。

在宁粤分裂的沉闷夏天，一个只有区区6 人的布衣团在南昌组成了。

它被视为“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即使几十年以后，蓝衣社并非从布衣团

脱胎的真相已被披露，史学界仍然认为，蓝衣社“承袭了布衣团的主要构

想”。

“杜绝腐败，重组国民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也是布衣团

的主张。……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团体成员的个人财产。”1969

年，在接受来自美国的易劳逸教授采访蓝衣社旧事时，已年近古稀、重病

缠身的刘健群，面貌里似乎一下子有了神采。他迷离的目光，似乎在注视

着在南昌的那个29 岁的自己。

那是他多么富有活力的岁月呵。世俗的一切得失、取舍，追逐金钱的

本能，在救党救国的旗号下似乎都微不足道。“一个反腐败、有活力的团体，

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腐败。因此我们规定，每个加入布衣团的成员，一个月

的最高收入不能超过200 元，多余部分必须上缴给团体。反过来，月入不

到20 元的也能从团体里获得津贴。成员或其家属有灾病，老人的赡养、子

女的就学出现困难时，也能得到救助。……”

这是一个相当温馨的组织图景。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深知民

国社会风气的易劳逸，当即对它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从布衣团的这个“主要特色”里，可以看到乌托邦、互助公社的深重

痕迹。在20 年代，公社理想曾经席卷数以十万计的青年。一度，北平、上

海等城市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的延续时间能超过一年。

“公社---刘健群”，这是否蓝衣社最终灰飞湮灭的根源之一？易劳逸深

邃的蓝色眼睛扑闪着，他询问似地，想从病体离支的刘健群身上得到答案。

但这不是根源。刘健群以及后来的蓝衣社，对公社理想都不感兴趣。

只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实在的组织作用，就是使“成员的收入易于监控，

可以在根本上杜绝内部腐败”；而且它可以解决成员的“失业”、“涣散”问

题，增加组织的凝聚力。仅仅是因为这些作用，蓝衣社才一度在全社执行

了这个规定。

对话渐渐深入，刘健群不断地说，也不断咳嗽。他是癌症晚期，自知

已不久于人世。而且自来台湾后，他就每况愈下，最终潦倒蜗居在台北乡

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对已经无人问津的他来说，这，将是最

后一次对外界说话的机会了。

一口浓痰噎住了他的喉咙，太太关切地看着他。“少年夫妻老来伴”，

这是他的二婚夫人，和他在一起近30 年了。在短暂的繁华后，跟着他，她

吃的都是苦，承担的却是误解和骂名。或者，此时他对夫人，多少产生了

恻隐之心？当时他是那么的自信，以为能够封妻荫子、追逐王霸功业。

他继续讲述着。从布衣团到蓝衣社，从出任蓝衣社书记长到当选立法

院副院长。一生的光彩都在那十几年里。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蓝衣

社，使当年如日中天的他最终沦落为台北街头的一个普通老人，连去医院

看病都要挤公共汽车。

于是，这个对话就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感慨，充满了一个不得志者步入

暮年时的叹息。对于生长在简单民主社会的易劳逸来说，这使他很快进入

了一种东方式的感动。

照射着这两间屋子的太阳，渐渐西斜了。易劳逸的笔记本上，已经满

满记录了大半个蓝衣社的演变历程，他却感到，自己的速记进度太慢。这

是一个多么睿智、深刻的老人呵！他的身上，有多少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呵！

刘健群惊人的记忆力和一针见血的评述，使他对这个老人产生了几分

同情、几分敬重。对话结束后，他真诚地对刘健群和夫人表示了谢意，而

后告辞了。

这是易劳逸最后一次见到刘健群。短短几个月后，在大洋彼岸的易劳

逸就听到了刘健群去世的消息。此时，他已开始《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

蓝衣社》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除了他对刘健群的谈访记录

外，还有刘健群送给他的一个小册子，《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

这个小册子起草于刘健群的江西时期。它不仅是布衣团的纲领性文献，

而且，刘健群本人的发迹，布衣团的并入力行社，以及力行社演变为“蓝

衣社”的历史轨迹，都和这个小册子息息相关。

2、

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开篇，刘健群即写到：党已经完全堕

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

场”：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党的领袖和党员之间的互相利用和互相冷

漠。……有些党员利用领袖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标。假若这些党员对

领袖的口号表示支持，那么他们就被视为忠实的和真正的同志。即使这些

党员危害了社会，领袖们也毫不介意。……”

和宣介溪在过去半年的许多对话，经过整理也写进了手稿。比如“被

群众所痛恨”、“源于党的失败”、“看不到党的工作”等。这是国民党的一

个真实图景，也是国民党的最大忌讳。刘健群丝毫没有考虑这可能使他有

杀身之祸，泼辣辣地挥洒情绪。

列举了党的面貌后，更重要的是“开出药方”。刘健群认为，“党的混

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

完善、内容不充实”。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地改组党。

但要全面改组国民党，又谈何容易！于是，以布衣团、蓝衣社来“修

正”国民党组织，就成为刘健群的设想。他希望在维系现状的基础上，产

生一个完全崭新的组织。也就是说，可以容忍旧的国民党的存在，但必须

剥掉它的权力实体。

“……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

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这个“队伍”是怎样的呢？它信仰怎样的“主义”？它推行怎样的政

治主张？最后，它将给党“培育”出怎样的精神？这是更为关键的一个问

题。刘健群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开始了《意见》的第二部分。

同样是在这部分的开篇，刘健群明确写到，布衣团将以“墨索里尼的

黑衫党人和希特勒的褐裳党为效仿”，力行独裁，使中华民国法西斯化。正

因此，布衣团的后身才将定名为“蓝衣社”。

1969 年，刘健群曾经感慨万端地说过，“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来是很落

后的了，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易劳逸，《刘

健群采访记》）。这个“当时”，指的正是30 年代上半期，力行社、布衣团

先后成立的时候。

1929 年左右，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它的第一个中文

译本在上海问世。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的自由主义领袖马泰奥蒂。

在墨索里尼的暴力小组横行于整个意大利，并操纵1924年4月选举的日子，

马泰奥蒂通过对暴力小组、黑衫党的深入调查，写出了该书。

刘健群读到这个册子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在两个主要欧洲国家------意

大利与德国，都已确立或行将胜利，而且使经济腾飞、国家复兴。在欧洲

中心的年代，它的影响迅速辐射世界。特别是一些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

它也辐射进刘健群的心灵。

这本小册子使刘健群成了中国最早、也最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之一。

不久后，法西斯的组织方式连同公社生活，被他混合在了一起。刘健群坚

信，法西斯的组织方式，结合公社式的组织生活，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

这个看法通过刘健群的如簧之舌，也渗透着布衣团，使这个只有区区

六人的小组织，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清新，奇特的活力。但它还不够。在《意

见书》的第二部分，《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刘健群更充分地表现着他的蓝

衣社设想。

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当然是领袖独裁，“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

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他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领袖，能够象

印度的甘地、或者墨索里尼那样，用超凡的精神素质来凝聚全党，但是，

“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产生”。

这样的领袖，一定会产生！刘健群似乎看到了中国专制统治的漫长传

统，他相信这些是中国法西斯化运动的根基，“超人会出现，并且领导起革

命运动”。

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基础上，所有蓝衣社成员都必须过“苦行僧一般的

生活”，蓝衣社的干部必须“等同于普通民众”。其收入、生活、行为都必

须处在严密的监视下，大到娶姨太太、吸鸦片，小到穿西装、跳舞，都在

取缔之列。任何贪污、“腐化”、违纪行为都必须得到严惩。

只有这样，蓝衣社才能“领导全民”，它的每一个小组才能成为“辖区

内民众的无形核心”。反过来，在蓝衣社管辖下的民众，必须把“财产、生

命和后代的命运”，全部托付给国家和领袖。他们要以日常生活来表示这种

“托付”。

在蓝衣社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要尽的责任极其烦琐，从服兵役、绝对

服从命令、随时准备“牺牲”开始，到爱戴领袖、包括见到领袖画像或闲

谈至领袖时都必须肃立，最后，还有监视邻居、整洁居所、准时起居等细

节。

那么，怎么培养民众的这些“精神”呢？这就需要把每个人的一生切

割为若干时期。幼年时必须加入蓝衣社的儿童组织，少年时必须加入蓝衣

社的预备组织，或处在预备组织的监视下。如果考核合格的话，那么，一

个人步入青年时，他就可以加入蓝衣社组织了。这样，中华民国将演变成

一个领袖------蓝衣社组织------普通民众的三级层次组织，实现社会的彻底

军事化。

这就是30 年代初，一个年轻政客为所有中国人设计的命运。

命运有意地让刘健群、腾杰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几乎同时想建立一个

挽救国家的秘密组织。而且，这个巧合如此完整：一个来自外侮，一个来

自内患；一个突出组织，一个强调理论；一个致力基层秘密，一个致力领

袖权威；一个用缜密的思考，一个不乏狂人的激情……他们把民国奇形怪

状、混沌原始的各种习性，一同运用、体现出来，“蓝衣社”集大成着民国

党团活动的特征。

把两份文件叠合在一起，后人可以看到，那就是蓝衣社全部的历史轨

迹。在军党政警学的基层秘密组织、军队政训的控制、“新生活运动”、法

西斯化宣传、对传媒的冰冷封锁、对蒋介石独裁地位的支持、大量的暗杀、

对日本态度的坚定，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令人生畏的军统局……一直到

最后的兵败台湾、灰飞湮灭。

后来席卷全国的蓝衣社运动，在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身上，完成了主

要的理论储备。它让人叹息于历史惊人的戏剧性。

长达87 页的《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手稿，在几经修改后于1932

年年初最终定稿。随后，当春节临近、稀疏的鞭炮声断续响起时，刘健群

决定以戏台故事里常见的“上书”方式，去游说、征服蒋介石。

1932 年1 月，刘健群和宣介溪买舟向东南方。在这一路的船头，他的

心头既有鼓荡感，又充满了忐忑。那个一生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信徒自居

的人，那个处世为人都以宋明心学为标榜的人，会采纳他的这个源于欧洲

的“意见”吗？

他当时并不知道，在他离南京越来越近之际，在溪口镇，那个读过私

塾，口气里都是“勇毅”、“诚信”等儒学信条，受过日本军国教育，入过

地下青帮，开过交易所，信仰过三民主义，同时为了娶到一个女人、还非

常滑稽地接受过基督教的人，那个中国历史上最古怪、最莫名其妙的大人

物，也已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兴趣。

史料记载：刘健群到南京时，他并没有找到陈立夫，但他也没有就此

回南昌，而是继续在南京活动。到2 月下旬，布衣团的活动中心从南昌转

移到了南京，并从原来的6 人发展为18 人（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在南京活动期间，刘健群频繁出入在何应钦府邸。在这里，他很快就

结识了何应钦的侄女婿桂永清。一席交谈后，他以自己的口才和《贡献一

点整理党的意见》，博得了桂永清的极度欣赏。

于是，接下去的令人眩目的发迹，就变得顺理成章。经桂永清推荐面

见蒋介石后，蒋介石对刘健群极为重视。此后一个月内，他连续召见刘健

群10 多次，并“一月两迁”，先是任命刘为中央军校政训处长，继而调任

新设立的军委会总政训处长要职，衔至中将。一时之间，南京政界把刘健

群笑谑为蒋介石的“螟蛉子”（《康泽自述》）。

刘健群横空出世，跃居南京官场的高层。但，对这个“螟蛉子”提出

的将布衣团扩展为蓝衣社的设想，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作答。

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他官邸附近的一片巍峨的建筑。那就是励志社。

3、

励志社旧址，位于今天的南京中山东路307 号。现在它只是江苏省会

议中心。而在过去的50 多年，它还先后是过学校、招待所、宾馆等普通场

所。历史已经剥夺了一个时代给予这三栋宫殿式古朴建筑的特殊荣光。作

为富有悲剧意味的一个时代象征物，人们只能看见，励志社，那不尽的尘

封的面容与真相。

1929 年元旦，励志社效仿日本“偕行社”而建，原址在黄埔路的中央

陆军大学校内，是一个军内文化服务组织。1931 年，由著名建筑师关颂声、

越深设计，由陆根记营造局施工的中山东路励志社建成后，励志社开始了

它兼为一个著名的服务组织、一个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气的建筑的历史。不

久后，作为社团，它的分支机构遍布了许多城市。

励志社事实上是那时的国家俱乐部。在励志社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

一笔：1932 年3 月1日，蓝衣社组织在此正式形成。

励志社大会的一个参加者干国勋，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写到

大会的进行情况：

“（3 月1 日）早晨8 时前，大家都根据筹备处的通知到励志社集

合。……会场中的座位布置成马蹄形，对着马蹄口所设的桌椅，即为蒋氏

主持会议的席位。……”

但这个会议因淞沪战争，而显得不大圆满，二郎庙的人物“因公不在

南京”而缺席了10 余人，其中更包括三个重要人物：康泽率关注战争的首

都记者考察团到前线考察，胡宗南则匆忙赶回前线，充实防御。最后，曾

扩情也还留在成都“游说四川”。这样，只有40 余人参加会议。

蒋介石到场后，如同桂永清推荐刘健群那样，这个绝密会议又有了一

个小插曲。

不知道是哪个二郎庙人物多话，一个叫冷欣的黄埔一期学生，听说了

励志社大会后，也闯进了会场。自然，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刻、能凑上蓝衣

社发起人的资历。但蒋介石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他一本正经地问冷欣：

“你来这里做什么？”

冷欣吓得不敢回答。然后蒋介石更加严肃地说：“你走吧。今天这里没

有你的事。”

赶走冷欣的场面，让在场的人印象都非常深刻。它使这个会议显得异

常庄重，会场静得只能听到细细的呼吸声。

一生有过无数兼职的蒋介石，自然是蓝衣社的真命社长。他开始致辞。

这个讲话也一如他惯有的枯燥、烦琐。他显得非常振奋，满口“力行”、“复

兴”。他的身后，挂着他自己拟订的，大致是照抄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手

书，“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讲话过后，依照“民主集权”原则进行人事评议和投票选举。得票多

少，将是干事、常务干事、力行社书记，以及力行社监察委员人选的主要

依据。

邓文仪因任蒋介石秘书，没有成为被选举人。腾杰、贺衷寒、康泽、

邓悌、桂永清、周复、肖赞育、郑介民、邱开基九人被选为干事。力行社

第一个赞助者曾扩情落选，在许多人的评议里，这个当年的“扩大哥”既

娶了姨太太，偶然还吸鸦片，他“能力全无、经验略有、但近来官僚不堪”。

得票较多的胡宗南被蒋介石亲笔圈出了干事人选。蒋介石的理由是军

队“带兵官”不要多参合政治事务，以免影响打仗。此外，怎么都不能占

据地位的戴笠，被蒋介石圈成了三个候补干事的最后一个。这可能和干事

会里几乎没有浙江人有关系，同时也说明蒋介石完全操纵了会场。

常务干事是“三驾马车”，腾杰、贺衷寒和康泽。其中腾杰代表黄埔四

期，贺衷寒代表一期，康泽代表三期；以便蓝衣社的统制全部黄埔力量。

顺理成章地，腾杰继续出任力行社书记。按照“书记负责制”原则，

他要推荐下属各处、以及监察会人员名单，但这些人选的确定，要经过社

长蒋介石的同意。

力行社设立六处，即书记、组织、宣传、军事、特务、总务。书记处

是腾杰的助理机关，由力行社的几个“小字辈”组成。常务干事康泽兼任

宣传处长，这和他正在办报的关系非常大，否则，他更合适的是周复的组

织处长职务。他的《中国日报》也“顺便地”成为力行社的机关报。

军事处长是除了不在场的胡宗南之外，唯一象模象样的“带兵官”桂

永清。总务处长是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曾扬言向蒋介石告发、此时却也

被带到励志社的李一民。最后，为使力行社拥有一个比黄埔同学会更正式

的“掩护和运用机关”（《康泽自述》），蒋介石决定设立一个新机构------中

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由肖赞育出任处长。

这个“调查处”不仅继承了黄埔同学会的全部权力，而且权力版图扩

展到此时南京大小几十所的各类军校。此外，从它设立的那一天起，它就

兼有特务机关的意味。

在会议临近结束前，蒋介石与40 多名与会者沿励志社宽大的大厅，手

拉着手站成一个大圆圈。他继续以他那呆板、毫无特色的语言进行鼓动：

“三民主义力行社从此正式成立了，不达目的决不终止……”

从晚清开始盛行的秘密组织时代，从这里步入了它的最高潮。

这一天，随着40 余人走出励志社、涌向八宝街的一个园子，一个悬念

也留给了大部分的与会者。那就是尚未确定的特务处处长人选。

不过，按照一般的估计，二期学生、广东海南人郑介民是腾杰的推荐

人之一，出任该职务的可能性很大。

4、

励志社成立大会使“三民主义力行社”半公开了。当时，没有人觉察

到一个影响历史的事件正在发生。没有任何报刊披露这个消息，至于麻木

的人民，更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社团”，日后会一度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3 月仍未转暖的南京，八宝街一带的几个院子却异常热烈。励志社

大会前后，由陈启坤出面，力行社在八宝街的一个“大园子”内，租下了

两栋二层楼的房子以作总社办公地。肖赞育曾谈到，“因系秘密”，它不设

岗哨、没有招牌，只有几个便衣警察守卫。

靠内的一栋楼房，一层是军事处和宣传处，二层是书记处和组织处。

另一栋，则是肖赞育和另一个书记处人员的住所，“以作掩护”。同时，腾

杰、康泽等人也纷纷在附近租赁房屋，以方便办公。

一开始，只有区区60余人的力行社，让这个园子显得很寻常。附近的

居民都以为这是普通的人家。但没几天，它就一下子鼎沸、神秘起来了。

3 月是蓝衣社6 年多的历程中，魁首们聚会最频繁、相处最默契的一

个月份。按照蒋介石对力行社的要求，力行社不另设机构，“只有小组和社

员”（《康泽自述》），全部60 余人被分为六个小组。小组每周会议一次，组

长也每周要向蒋介石汇报一次工作。这带来了力行社此时紧张、严密、热

烈的氛围。

蒋介石在当年6 月7 日前往武汉主持“三省剿匪总部”以前，主持了

力行社全部的13 次会议，“并且每日会议都长达3 小时以上”。一个成员更

回忆到，“在第一年的上半年，三位常务干事经常与蒋氏围着一张小圆桌四

方坐下，讨论国家大事与社务”（邓元忠，《林培琛访问》）。他过问着力行

社每一个计划，敦促着每一步动作。

在他无比庞大的军人身影下，这个春天，蓝衣社的第一轮发展狂飙卷

起了。

一个力行社成员1932 年春天的日记曾写到，“得到总司令的同意”后，

蓝衣社“气势一日千丈”（《唐纵日记》）。这种震动南京的气势，首先因为

它接管了首都的防务，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这年春天涌入八宝街的人流里，有五个“皇亲国戚”。他们是蒋介石原

配毛福梅的亲侄子、“天下第一侍从”毛邦初，首都卫戍部队88 师师长俞

济时，警卫团团长宣铁吾和蒋介石的两个侄孙，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和空

军首脑蒋坚忍。在古代，这些亲族子弟、近卫部队往往身着锦衣，一时之

间，蓝衣社被笑称为蒋介石的“锦衣卫”。

批上锦衣后，蓝衣社还被笑称“黄袍加身”。在“皇亲国戚”的后头涌

入八宝街的，是遍布各地的一百余名黄埔将官。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了

关麟征、黄杰、王敬久……等后来声名最显赫的黄埔毕业生，是当时几乎

全部的“学生将军”。

将官之后是校官。在连年混战、军饷不给的背景下，南京街头处处可

见“失业”、开小差的黄埔军人，不止南京，“各种大城市到处发现这类游

手好闲的人物，他们招摇撞骗、为非作歹，社会混乱，莫此为甚”（《康泽

自述》）。

这些良莠不齐的失业军人，却是蓝衣社的一块肥肉。几乎是励志社大

会刚刚开过，蓝衣社就开始了以开办培训班、“分配工作”来网罗党羽的活

动。3 月，“自新训育班”开班，蓝衣社一举通吃了全部的270 名校官；4

月，“团警班”开班，第一期就招揽了500 余人，此后又连办三期，共汇流

2，000 余人。

这个春天，在办公室里，腾杰的眼睛不断投向一张硕大的地图。他似

乎看到了一个个粗壮的军人身影，而他目光所及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广

漠。2，000 多名团警班成员，先是在淞沪、江苏、浙江等地，成为雨后春

笋般冒出来的禁烟、税务、交通、铁路等警察部队的头目。不久后，那些

身影又进入中南、西南、西北和华北，负责起保安部队。

这些地方武装，毫无例外地成为日后蓝衣社各种阴谋、策反、颠覆、

串联活动的主力。在蓝衣社剪除军阀的“削藩”中，在席卷全国的“新生

活运动”中、在华北的抵制“自治”中……在接下去几年，处处可以见到

这些人的身影。

这个春天快过去时，腾杰的地图已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团警势力。上

百个保安团、几百个警察局，从中心城市到县城不断在地图上被标列、添

加……

夏天到来时，力行社已拥有成员约200 人，大多数人都是将军。此外，

军人会也在各地控制了200 多个小组，并且“小组常有多至15 人者”。

蓝衣社一举成为南京的三大派系之一，民国新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几

十年以后，易劳逸教授写到：“（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其中最大、

最具影响的派系是CC 系、政学系以及黄埔系。……在1932 年到1938 年

间，黄埔系有效运作的核心，是一个纪律严格的秘密组织，闻名的蓝衣社。”

这番论述，被收入了《剑桥中华民国史》。

又何止是“黄埔系”？这个春天，腾杰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烟雨迷蒙的

南京，他还有一张更加隐蔽、不断细密的蛛网形地图。

3 月，革青会兼并了18 人的布衣团。革青会南京小组成立。从这里开

始，一个庞大而细密的革青会网络，在一个个城市、街区、住宅舒展开来。

任觉五担任南京支社书记后，干国勋执掌武汉支社，叶维负责上海支社，

贾毅主持北平支社。接着，十余个支社、上百个区社、几百个小组，开始

密布在工会、报馆、学校、社团。

革青会的使命是成为辖区内“每一民众团体……无形的领导核心”。许

许多多的市民，就在这个春天风闻到了蓝衣社的存在。

这个春天，八宝街还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迟迟没有任命的特

务处处长，终于下达任命了。担任处长的，不是控制着颇具规模特务势力

的邓文仪，不是早早显示了特工才能的郑介民，而是流离沪浙十年、一事

无成、曾经偷鸡摸狗，在家乡几次诈骗、屡受殴打、名声极差的那个从前

的流氓，后来变得勤奋含蓄的戴笠。

这个希奇古怪的决定一公布，戴笠兴奋得眼珠子要从眼眶里蹦出来。

当日，他在南京大宴宾客，次日，他正式受命在徐府巷草创特务处本部。

为了给他压根还不存在的手下以神秘感，戴笠特地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处，

安置在和他私交极好的胡宗南、在南京鸡鹅巷53 号的驻京办。

戴笠向自新训育班要走了30 个人，开始在南京三道高井的一所普通住

宅，依照自己的方式，训练他们。

这张声势日渐惊人的“地图”，就是腾杰的“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之

外，是“精神建设”。随着革青会的兼并布衣团，这个春天，《贡献一点整

理党的意见》也被接纳为蓝衣社的主要文件。布衣团“限制成员个人财产”

的特色，经过腾杰整理，变成了对早期蓝衣社有深远意义的《生活限制条

例》。

5、

《生活限制条例》后来被称为是“修身进德之举”。和刘健群的设想一

样，这是一个琐碎、细致、严厉得近乎苛刻的条例。它要求成员勤奋、“力

行”、清廉、简朴；限制奢侈浪费，如外出不得坐客轮的头等舱，尽量减少

用车等；限制腐化堕落，如不准赌博、不得娶姨太太等。一句话，它也要

求大小成员，“生活等同于普通民众”。

首先限制的是收入。民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高级公务员的收入

一般为民间十倍以上。如一个上校团长，法定月薪为240 元，足以养活一

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此外，腐败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种贪污、受

贿、灰色收入，使官员的收入往往能达到法定薪水的几倍以上。

与这样的高薪相比，军人会的一群上校，由于薪金由蓝衣社列支，每

月仅80 元。助理书记陈启坤的月薪同样是80 元。即使是总社书记腾杰，

其月薪也不过120 元。在这样微薄的薪金中，他们还要上缴5%的“社费”，

还要无穷无尽地“乐捐”。

八宝街如此，其他人也不能避免。按照《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的

建议，《生活限制条例》规定，薪水不由蓝衣社列支的成员，必须将超出

200 元的收入，上缴给刚刚组建的“厚生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力行社的

福利机构，一个小型的“公社”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收取高薪会员的

上缴，发放失业人员救济，负责为失业人员介绍工作等。一句话，它要使

入社人员“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障”。

当时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月入为400 元，每月上缴200 元。桂永清

等人的每月上缴亦有此数。一个成员谈到，由于蓝衣社内高薪人员非常多，

一开始上缴也非常自觉，失业人员每月30 元的救济，从1932 年到1934

年是得到保障的。“介绍工作”也较有成效，军人会曾请马培基、杨政和及

张淳等三人帮忙编著《演习操典》一书，著书期间，三人加入军人会。该

书“完成后即告失业，乃由肖赞育、易德明介绍到航校任区队长”。

限制高薪，反过来，社内办事人员的薪水却相当平均。“刚从大学毕业

的助理员也是社内最低薪水人员，每月就有60 元”，和高干的差别极小。

随着《生活限制条例》的推出，及各个后来或重要、或昙花一现的人

物的介入，八宝街的生活，开始显露一种民国罕见的清新。

这种清新首先因为成员的年轻。1932 年夏天，拥有数千名成员的蓝衣

社，平均年龄约27 岁。年龄最大的曾扩情不过37 岁；大多数人是20 多岁；

而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则只有17 岁。

林培琛是整个蓝衣社历史上，最年轻的力行社社员。他的加入力行社，

多少有些幸运色彩。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热心时事，关注国

家前途，成为匆促组建的“童子军筹备会”成员。不久后，在一个偶然的

集会中，他被力行社的一些首脑看中，立即退学到力行社书记处任助理员。

加入力行社，使林培琛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追求。他

的工作是负责内部联络，安排会议，保管、誊写、整理各类文档，事务并

不重大却非常繁忙。同时，出于保密的需要，他后来回忆，在整整5 年多

的时间里，他吃睡都在办公室，“一月只出来理发一次”，此外足不出户，

没有任何娱乐、休闲和私人生活。

一道灰色的院墙、无数往来的亲切“同志”，就是林培琛青年生活的全

部。在作为力行社成员的6 年多时间里，除了一批简短的家书外，他和自

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他连腊月春节都没有回自己的广西老家。对他的

父母来说，这个儿子是中华民国的、蓝衣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

林培琛的顶头上司，是与腾杰一同创办力行社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

姑娘，也和林培琛一样，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爱情与婚姻，都纳入了八宝

街的生活。这一年3、4 月间，她和腾杰在八宝街一带的一所普通民房里，

匆忙地结婚了。几乎没有举办仪式，不过是几个同窗、同事一起吃了一顿

饭。

轻易地度过人生这个最难忘、最甜蜜的关口后，她继续自己在蓝衣社

的文档、内务、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她几乎比林培琛还要忙，以至不久后

就患了伤寒。在不知觉中，要命的病菌，在侵蚀着她年轻的躯体和生命。

林培琛、陈启坤，一个是蓝衣社的灵童，一个是蓝衣社的圣女，他们

带给了早期蓝衣社以特殊的纯洁。不止他们，一个叫严泽元的成员在几十

年后回忆，“当时在社内办公的人，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叫梁干乔

的成员则更加发奋，他几乎每天都是凌晨3、4 点钟才上床休息，第二天又

早早起床，准时上班。

这样繁重的工作，以至于“有一次全体办公的人员健康检查时，发现

很多人患有神经衰弱症”。

繁忙的工作，平均的收入之外，是一种融洽、亲密的生活氛围。梁干

乔在其《遗作集》里回忆到，那时他和腾杰、康泽等人一样，也刚刚结婚；

一结婚，他在大院附近临时安下的家，就变成了许多青年的“大家”。腾杰、

陈启坤、林培琛以及许许多多的青年，都在这个家庭里进出自如毫无拘束。

许多人有他们房间的钥匙，有时他们夫妻不在家，“青年同志”也可以随便

出入，甚至从窗子爬进去。

家里如果有食物，他们可以“任意取食”，最多是留一张条子，而后在

条子上写“谢谢阿梁”！29 岁的梁干乔和他的新婚妻子也从不介意，甚至

非常欢迎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生活情境，烘托、深入进了每一个年轻的心。许多年以后，一

个已年近古稀的原成员易德明，在面对采访者时，依旧无比的激动、缅怀。

他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地泪流满面。

清新气息之外，是严格的纪律执行和生活的自律。

禁止打麻将、赌博，是《生活限制条例》的律条之一。韦碧辉是蓝衣

社在陈启坤之后，所吸收的再一个女社员。刚刚入社，她就接受指令，以

拉家常、串门子的方式，来探听、监督成员的该方面违纪。

不仅是她，许多人都自觉、自发地进行纠察。胡靖安时任蒋介石侍从，

常在节假日邀朋唤友，麻将一打数圈。他的邻居，却是以正直、严谨著称

的桂永清。桂永清对胡靖安先是屡次规劝，胡靖安也屡屡保证，但仍不时

犯这个毛病。几天后，桂永清即在干事会中提出这个问题，干事会决定“照

章惩罚”。负责惩罚的，是胡靖安过去的下属、候补干事戴笠。

戴笠多少给胡靖安留了点面子，让他先返家。“胡乃告家人将出行一星

期，实际是被禁闭一星期”（邓元忠，《肖赞育访问》），从此戒麻将达数年

之久。此外，另一成员罗纲也因为打麻将被禁闭一星期，并被罚“写小楷

五千字”。

两个违纪打牌事件后，全社肃然。节俭、严谨、甚至苦行僧一般的生

活风气，弥漫于八宝街。有人记得，年龄最长、最早赞助力行社的成员曾

扩情，甚至只因入社前娶妾，数年内每有升迁、另调事宜，一概遭受多数

年轻成员抵制。

与此同时，蓝衣社也一改民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官场习气，

对于社内高干的违纪乃至失误，都严厉追究。

以“长策略”著称的康泽，本身是个极重纪律的人。他时常在清晨5

点钟召集革青会紧急会议，并严禁坐车、严禁迟到，迟到者不论地位，一

律罚站。于是这一年春天，临近的居民常看到，天未破晓时，一行人就一

溜小跑、穿街过巷，而后消失在那个神秘的园子里。但他却意外地成了这

种苛酷纪律的牺牲品。

一次，康泽“误将”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了蓝衣社的另一成员。

在戒律森严的蓝衣社内，这也违反了条律。“易德明发现后，将此事告知郑

介民”，由郑介民在干事会上提出，其结果是“康泽被弹劾”（《易德明访问》）。

在此之外，1932 年春夏的八宝街，一种破家报国的既悲壮又多少有些

荒诞的气息，升腾起来了。

送返外国妻子即是一个例子。蓝衣社规定，为保密起见，其成员不准

许与外籍男女通婚。已经通婚的一律限时送返。任觉五曾娶日本妻子，另

一成员李忍涛曾娶德国妻子，均迅速办理离婚手续并送返回国。几十年后，

一些成员对此态度也颇有保留，认为这“制造了拆散家庭的悲剧”。

清新气息的烘托、严格纪律的管制，使蓝衣社的成员一开始没有奢侈

浪费，没有懒惰腐化，“大家都廉洁清寒地生活”（邓元忠，《腾杰访问》）。

蓝衣社另外规定，“凡贪污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在最早的两年里，至

少在南京，“无人犯过”。

这样的生活气息、严格纪律，使几十年后，数十名蓝衣社首脑仍然感

慨于早期的清新热腾，唏嘘于后来的土崩瓦解。

6、

“组织建设”、“精神建设”之后，轮到了“活动建设”。1932年6 月，

正是八宝街兵强马壮、声势惊人之际，前线的枪声似乎传扬到了这里。中

共党史称为“第四、五次围剿”的连续作战开始了。战争在三个战场同时

进行：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即“鄂豫皖三省苏区”，贺龙的洪湖苏区，和长江

以南的朱毛江西、福建苏区。

三个战场中，大别山是当年“围剿”的重点。6 月7 日，蒋介石亲任

“三省剿总”总司令。他先是驻足庐山，而后前往武汉。这一次，仅仅是

他的亲随中，就有15 名力行社成员。一个成员后来写到：“……除了经常

性的办公机关外，主力都集中到汉口、前线或苏区。……被称为‘有声有

色’、‘气焰极高’。……”

几十年后，邓文仪更称这是蓝衣社的“第一次集体行动”。蓝衣社通过

“铁与血”的手腕、来铲除“五鬼”并实现独裁社会的道路，就从这里开

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