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三章青年意气

1、

1931 年7 月底，腾杰一行三人在上海上岸。因为两年多没有回国，他

们先是分成了两路。肖赞育因家事决定先回湖南。腾杰和陈启宇则延京沪

铁路北上，首先到如皋看望他的未婚妻陈启坤。

从肖赞育的“家事”，以及腾杰先到如皋等细节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

回国是受东京同学会的派遣，但多少也有私人探亲的色彩。此外，这更因

为此时的他们，还不了解政府腐败、国家分裂、民众无力的程度。

在如皋，腾杰和陈启宇短暂逗留了三两天后，一起向南京进发了。他

们并邀陈启坤同去南京。

从如皋到南京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但这一路，出现在三个青年面前

的，是一幅满目疮痍的图景。

1931 年春夏之交起，一场空前的长江、淮河大洪水，席卷了七省205

县。《中央日报》曾报道安徽灾情，“……镇市荡平，田禾淹没，浮尸雷雷”。

而《新京日报》对江苏灾情，有更详细的报道：“自7 月4 日起至12 日止，

大雨滂沱，酿成十六年来未有之奇灾。……此种生活，诚不啻人间地狱”。

比起安徽、江苏，受灾最烈的却是湖北。仅江汉平原，这一年死于水

患、饥饿、瘟疫的达200 万人，几乎户户丧事、家家挂白。洪水过后，千

万寡妇、老人、孤儿，又面对着空了的家室、荒了的田野，发芽的种子和

溺水而死的耕牛。一时哀号遍野。

顺长江而下的洪水，使京沪沿线“淹没田亩达百数十万。……庐舍荡

然，村落如海中岛屿”（《新京日报》）。虽然凄凉、破碎的景况不比湖北，

但灾患和死病也一目了然。流离失所的难民和乞丐，沿铁路延伸数百里，

路上更不断有人倒毙。

这些景象，重重地扣击着腾杰的心灵。然后，南京到了。

南京的洪水刚刚退去，满街还都是乞丐、饥民。城内不论哪处街角，

都溢着污水和烂菜叶，苍蝇嗡嗡地飞着。

一个个积善堂、施粥站的前头，都排满了望不到头的长队。队伍艰难

地向前蠕动着，一双双呆滞、灰蒙的眼睛，似乎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那

一勺烂粥。空气里弥漫着一丝丝的尸臭味，不时有野狗去扒垃圾，扒出了

一具具开始腐烂的尸体。

大部分店铺因为担心饥民的哄抢，都紧闭着门板。大街小巷充斥着一

股死亡的气息。但一到晚间，笙歌、酒色的气息，就荡漾在秦淮河边了。

无数大腹便便的人，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粗野、快活地哈哈大笑，在他

们的笑声中，人力车、汽车穿梭在霓虹灯下。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知了的声音，鸣叫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

南京。站立在街头的腾杰和陈启坤，他们的心，在一点一点地下沉。

然而，使他们的心事近乎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931 年7 月，南京政权处在一片混乱、动荡、分裂中。

1927 年，腾杰随着大部队进入南京时，他一路目睹的是民众质朴的笑

脸，青年献身的热情。但这个状况不过维系了一年。就是腾杰被选拔去日

本前后，国民党、南京政权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败着。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带着浓厚的秘密会社色彩、

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过纯洁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一个权

贵、政客、军阀、土豪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所谓“民初”近乎荒诞的

混乱，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大革命”时代的“新三民主义”、建

军黄埔，为的是根绝、根除这一点，但到1928 年，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

激情了。

“整理党务”后，大量职位空缺。大批军阀、劣绅、土豪、流氓的入

党，使有了枪的国民党，腐败程度远胜于“民初”。它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

《北华捷报》1930 年5 月的一篇报道，简略概括了这个过程：“仅仅在1

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之间都存在绝望感”。

组织的混乱、腐败、民众的绝望，这些如同发酵池一般，孵化加剧着

国民党的另一权力肿瘤------内部倾轧。

持枪的军阀，在1927年以后的一两年内，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员；上百

万的兵痞，摇身一变为国民革命军。他们是自私自利的沙，能够肥己处便

肥己；他们又都是妄自尊大的沙，能够称尊处便称尊。“统一”，不过是南

京自欺欺人的一个说法。

加入国民党后，谋求一个“正统”地位，成为盘踞各省的军阀最大的

如意算盘。他们纷纷和一些不甘寂寞的糟老头党员、“元老”结合起来，为

自己的割据披上合法外衣。正是腾杰回国前夕，南京政权历史上规模最大、

历时最久的权力倾轧活动，进入了高潮。

在1931 年乱哄哄的南京戏台上，胡汉民扮演着即将过时、但挣扎地回

光返照的角色。这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居然临到老了，还看不出这个

乱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他反对蒋介石效法孙中山、通过一部《临

时约法》的宣布。他喋喋不休、上窜下跳，一副遗老遗少的嘴脸。蒋介石

更干脆，他二话不说，派三五个武装军人就扣押了胡汉民。

蒋介石对此事的解释令人觉得啼笑皆非。这一年的《中国年鉴》记载，

蒋介石不屑一顾地谈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

玷污”。这比打胡汉民的耳光还令人难受，言下之意就是他已老朽不堪。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利用这个遗老来做文章。6 月份，

广东军阀陈济棠纠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州组成了“非常

议会”，宣布广州是民国的正统政府。这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孙科、汪

精卫、西山会议派、刚刚吃了败仗的山西军阀、河南军阀，都纷纷表示支

持这个议会。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了拥蒋和反蒋两

个阵营。

盛夏到来时，事态更加严重，始作俑者陈济棠以为时机业已成熟，一

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随后，南京和广州开始了比胡汉民还让人

讨厌的饶舌混战。动口过后，打算动手。双方都把军队开到了地界边上，

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腾杰步入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2、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腾杰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南京的第一

印象。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还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但广漠的南京天

地，似乎只剩下他们这三个渺小的青年。

1931 年7 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院前门可罗雀，连哨兵都没有布置。

深得望不到尽头的院子里，也只有寥寥几个公务员，他们或打着纸牌，或

在办公室里翻检着私人物品。一张张象征着权力的褐色办公桌、皮椅，都

蒙着厚厚的灰尘。

过往的那些大人物仿佛一下子消失了。这些裁决南京的人，此时都龟

缩在各自的公馆里，或合纵连横、待机而动，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没

有人理会腾杰的警告。

接连探视过政府、军委会和党部后，腾杰一无所获。但军人的韧性，

使他不愿死心。他们“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

这个访问，过程只有短短几天。8 月初，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

极为失望”。结论很快地作出了，即“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

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

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

这些结论，虽然早已经在自己的预计里，但还是令他们“惊讶之至”

（邓元忠，《腾杰访问》）。

几十年后，腾杰用“惊讶”一词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但其实，这是一

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也毫无结果。这个夏天，事实上已经

有两个选择出现在腾杰面前了：是回到日本、对东京同学会简单地进行“述

职”，而后由同学会做全盘统筹呢？还是继续地留在南京，再等待一些机会、

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奇迹”？

腾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要在南京等待着肖赞育的到来。不管

怎样，多一个人商量，就多一份抉择的分量和力量。

或者，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的回到南京？那个比他年长20 岁，经验丰

富、让他有依靠感的军人？

这个军人自然是蒋介石。他当时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围剿的战

争，并应对着来自两广、南京的权力挑战。

1931 年8 月煎熬般的日子里，腾杰和陈启坤就这样滞留在南京的一处

旅社，或南京某个亲友的住宅。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

了，回到了南京的应酬、清议、谈笑风生里去。而肖赞育的身影也迟迟不

见。他们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就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间流

逝中，所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消沉，……这些景象，连同不久前在

日本大街小巷所目睹的战争叫嚣与气息，都渐渐地压上了腾杰的肩头、心

头。

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民族复兴的最至诚的渴望。此外，

还有在执行“警告”任务、进行“访问”时的惊讶、失望、震惊、愤怒，

是这些积累的情绪，连同这沉重这渴望，在这颗26 岁的心灵里急剧膨胀着，

膨胀到使他决定“铤而走险”的地步。

是这些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爆发成了一种重大的历史关头来临之

前、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勇决。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腾杰连同陈启坤，在

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其借宿的一个小房间，腾杰先是每天

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

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当陈启坤起床、找到腾杰时，房间已经收拾得

井井有条，腾杰衣裳严整，脸色虽然疲惫但满是严肃。他哑着声音，有力

地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定要发动大仗，但这个国家有过

那么多的先贤显圣，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继续说到：

“那些贪官污吏、迂腐文人，他们都是中国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

中华民国、挖总理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

谋皮！……但今日局势虽险，只要我们青年能够振作起来，整顿吏治、扫

除污秽，为国家尽力，日本就不能侵犯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

到同志，建立组织！”

也是这一天，腾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支持者。陈启坤，正是筹备中的

蓝衣社，在腾杰之外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

广泛的青年运动，它的大门，沉重、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3、

1931 年8 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

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

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

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

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

录》。

《田中备忘录》起草于1927 年7 月25 日，据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

义一曾把它呈交给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满洲和蒙古计划的纲领，

因此又被称为“田中奏折”。备忘录在“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

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下，概述了满洲经济资源的意义，主张实

行“铁与血”的政策。它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

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

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

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

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烈的侵华情绪，腾杰

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

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

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

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

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

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忧心忡忡：日本极其注重军事思想，一战以后，铁路对于迅速调动、

集结军队的意义，已被日本军方所充分重视。南满铁路贯穿吉辽，沿途更

处处屯兵，用意就在这里。而日本陆军的悍然发难，其原由也包括不久前

满洲政府所组织的“交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吉辽修

建中国自己的战略铁路。腾杰预言：“日本决不待至该铁路修复而始发难。

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日本注重在发动战争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至天皇，下至顽童，都被

军队包围在精心制造的战争气氛中，使“上下同欲”。甲午海战前，日本顽

童间的游戏，是击沉纸折船“镇远”、“定远”，就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

事件的战争叫嚣，难道不是舆论造势？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海战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中

国的官吏愚昧、人民麻木。想到这里，腾杰的思索渐入深沉。

是天灾，还是人祸？不仅是长江五省，当年大水，这几年黄河也特别

暴戾。“圣人出、黄河清”，读过私塾的腾杰，觉得这个民谚并不仅仅是迷

信。是啊，何止是这一年？何止是湖广武汉？何止是水患天灾？

干旱、洪水、大风、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而战乱、逃离、重税、

苛捐、烟毒、通货紧缩、土地兼并……使大多数地区乌烟瘴气、暮气沉沉。

自然灾害使稻米产区的农村，在三四年里，产量缩减了三分之一，有些地

方颗粒无收。严重的口粮不足，导致了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集体逃荒，留

下的是满目疮痍。

土地价格狂泻，通货开始紧缩，这使得要用现金交纳地租的南方，特

别是原本富庶的江浙，佃农负担大幅加重。这些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土地

兼并，兼并又反过来使地主操纵了地租，许多地区的年地租在七八成以上，

造成农村经济的恶性循环。种地不如逃荒，逃荒不如作贼，作贼不如造反；

卖子卖女、满面菜色、目光呆滞，成了农村的一般景象。

这些景象浮跃在腾杰的脑海里。此外，出生在江苏农村的他，更回味

起几天前在陈启坤家乡如皋的见闻。曾有“天下粮仓”之称的苏常地区，

许多农户在这一年已“家无三日之粮”。他几乎要仰天悲叹：

“……而我国疲民弊。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原

因是民众对政府彻底之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

仁，早已忘记总理的民生纲要。”

腾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腾杰认为：造成“国疲民弊”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除却地

主的重租外，军阀的割据，历史遗留的烟患、民众的蒙昧，以及南京当局

的施政措施，是更深重的人祸。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并不只关心军事。仅仅是报章上的杂碎消

息，就折射出这个年代的社会事实：在帝国时期，行政干涉从来没有进入

县以下级别，而这时，为了方便压榨争夺地盘，百事不做坐刮地皮的官吏

在乡乡镇镇都大量增多。他们摊派附加税和各种杂捐，拉丁派役，进村庄

牵牛砸屋；这是“腐败”。大战频频爆发，无数良田被当作战场，军队频繁

调动，军队过境更是一场灾难，能拿就拿，不能拿就烧，几乎寸草不留；

这是“军阀”。此外还有鸦片、贫困。……那些只要吃上饭就最驯服的老人

说，天给了农村蝗灾、黄患，而人比蝗虫和洪水还狠。

他总结在日本入侵危机前民众漠然的根源：

“民生艰困，而军阀、豪强，遍布国家。底层平民漠然国事，中产人

家惟利是图，至于亡国祸在眉睫，而民心冷漠，无人欲应大变。……民之

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至！……”

权贵、豪强为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腾杰的面

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

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

每天都有庆祝、动员、集会。对杨希悯、刘震寰部队的决战已经打响，不

断有在校生成队成连地被召往前线，前线也不断传回哪个熟悉的学友阵亡

的消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酷爱读书、关怀时世民生、雄

辩、结社。黄埔的岁月是那么的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

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记不了的。

黄埔在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他清楚地记得，在进

入黄埔不久后，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吸

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总理遗著和戴季陶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

《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

是黄埔最重要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

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腾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经常说的一

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腾杰的耳边：

“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邓文仪大哥，还有那一个个的长官、学长、

兄弟，这些在南京的，在全国各地的，在日本及更远的海外的……你们这

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要亡

了，你们起来呀！

腾杰的眼睛满含着泪花，他回味着一个个亲切的名字，颤抖着双手，

继续着他的计划。

这份计划的要点，是“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

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

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腾

杰访问》）。

这个组织的使命，可概括为“复兴民族”。其核心任务，是对外抵抗日

本侵略，对内根绝“闹华五鬼”。

8 月中旬的一天，腾杰的眼睛已满是血丝，人也瘦了一圈，然而计划

的起草，总算是完成了。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和正忙着以漂亮的楷书誊

写计划的陈启坤，他罕见地点起了一颗香烟，心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

吧。

4、

“物色人事”的曲折艰难，大大地超乎了腾杰和陈启坤的想象。和一

般小人物的行为方式一样，他们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

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和腾杰一路回国的那个人，陈启坤的哥哥

陈启宇。

但陈启宇迅速让腾杰失望了。陈启宇的拒绝极为简单，他虽认为“腾

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

陈启宇建议他，“把计划提供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认为”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

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处的青年官僚的形象。“写的很好”，是一个中性

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的“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有关当局”，则

一面确保不违背任何法令、军纪和官场习性，使这个行为无风无浪，另一

面寄望于这个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进一步铺垫自己官场上升的

道路。

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

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另行活动。

当天，他就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隔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

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腾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与陈启宇不尽

相同。如果说陈启宇的拒绝，更多的是庸人的圆滑的话，那么，此时的胡

轨，更多的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

年年轻的国民党员的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

但这股怀旧的情绪下，流露更多的，是对自己参与的事业的深深质疑。另

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

趋，偶尔也花天酒地，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地变成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

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

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里，“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建

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很可能，胡轨寄望的仍

然是那些裁决南京命运的大人物的行动。于是，腾杰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

他只得再回南京设法。

两度失望后，腾杰渐渐把眼光地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

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最富影响的首脑，当数它的创始人、“黄埔政治领袖”

贺衷寒。他也是留日学生之一，腾杰与他极为熟悉。明治大学期间，两人

同屋而住达一年多时间，彼此友谊很深。一直到1931 年的春节前夕，南京

军委会组建“政治训练与宣传处”时，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处长要职。

两人从此音讯隔绝。

但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此时，他正屯住、工作在湖南湖北

一带的前线。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大首脑邓文仪，正随同蒋介石游走、巡视

于各个战场，主要是在南昌。他在协助蒋处理各地公文之外，还负责着一

个根据他的建议、粗率组建起来的军内特务组织：调查科。

这样，在南京，当腾杰进行再一次的组织尝试时，这些著名的黄埔人

物都不在他串联的视线里。因为没能找到他们，腾杰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

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6，000 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以后，

黄埔学生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不可避免产生了

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代、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层出不穷的

学生党争、社争、观点和社会思想之争，黄埔一系不断分裂。此时，在蒋

介石嫡系部队或政府里服役、并继续忠诚于蒋的，大约一半多一些；其余

的分别在共产党部队、桂系部队、其它地方部队，还有的干脆不知下落。

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着这个事实，于是在清党后下令，“……禁

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与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腾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去理

会。而别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进入南京后，继续在南京军队和政府里服役的黄埔生，又分化成几个

形态。一批和蒋介石个人关系良好、比较单纯的军人，因为效忠和英勇，

受到重用，在外带兵；他们对社会问题、政治比较不关心，是那种典型的

军人。另一些人则在黄埔岁月以后，迅速回到了庸常的轨道。他们在军事

机关、基层部队任职，安分地领一份薪饷，等待着苦熬资历、慢慢升级。

最后还有一群人，在清党中被指认为和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虽然立

即脱离共产党，并因为蒋对黄埔学生的另眼相看，也先后回到部队或政府，

但他们开始的是小心翼翼、企望消除“上峰”疑虑的生活。

这三拨人，占了黄埔学生很大的一个比例。要说服他们参与这个计划，

显然非常困难。要找到支持者，只能等待和不断碰运气。

接连几天，腾杰奔忙在位于丁家桥的国民党党部、位于三元巷的三军

总部和位于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等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

吃饭、喝茶，在各个俱乐部活动，试探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地提出主张。

但是，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他从那么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还不成熟的

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那都是那么年轻的脸庞呵！他们因为命运的安排，进入黄埔，年纪轻

轻地就处在头角峥嵘的地位上，而他们的同龄人，此时已经一生被注定地

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只能企盼没有战乱，“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尽量

略略富足一点地把无穷无尽的日子给打发下去。……但偏偏就是这些有力

量的、有可能的，也立马被卷进官派作风、按部就班的日子。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

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他们聚集时幼稚的

产物，而一旦步入社会、参与谋生以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这喧嚣、离散

的时世所湮没？难道这就是人生社会的本质？……有时，在完成串联后，

腾杰一身疲惫地走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他这样艰涩失望、略

有深沉味道地想着。

十余天过去了。

5、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8 月底，在南京角落的一条

弄巷里，腾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对话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

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连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

无音讯。

孤单与消沉笼罩在他们的小屋里。腾杰后来这样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

触：“我们好象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不禁也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孤单和消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也在这片模糊

混沌的背景中，腾杰绝望的面容，和他仍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

越来越清晰。

民国所有的目光，此时都“于无声处”地聚焦在他的身上。腾杰，这

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小人物，正是后来震动民国的蓝衣社的“开山鼻祖”。

30 年代中后期，蓝衣社一度非常有名，但由于它的“无声无息”、极

端秘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了解它的创始，更没有人注

意到腾杰。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何以萌发“建党”的设想？他何以在

如此绝望的境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建党活动”？乃至他的早年生活是怎

样的？他是个怎样的人？……更长久地被湮没了。但这些问题又是如此重

要，因为，如果腾杰不具有一些特殊的天性、品质和阅历的话，那么，后

来被称为“蓝衣社”的那个神秘组织，是注定不会出现的。

一直到40 多年以后，腾杰才开始以“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的身份，

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的身世与风格，才渐渐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

1972 年7 月4 日的晚上，时任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腾杰，在自己

位于台北乐利路的公馆接受一个晚辈的访问。在这次访问里，他第一次谈

到了自己的身世。

当时已67 岁的腾杰，被认为“记忆力惊人”。他所叙述的内容，“不仅

句句清楚利落，而且深具组织系统”。在讲述里，他不断唏嘘，仿佛回到了

自己的风华年月。

腾杰，1905 年1 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

的家庭，父亲是庄内的三户地主之一。从7 岁到12 岁，他在家延读古书，

由三户共请的一位私塾先生教导。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户子弟共有的童年阅历。到民国早期，阜宁不

仅有私塾，而且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学堂。少年腾杰后来到县城念小学一年，

高小两年。到15 岁，身躯单薄、残留稚气的他，又乘一条木船沿大运河而

下，前往“文风很盛”的南通。

几十里水路在咿呀咿呀的桨橹声中走完了。这一年，他进入了美国基

督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的一些天赋开始渐渐显

露。

少年腾杰是刻苦而聪明的。“此校为四年制”，但腾杰“在三年内即将

其课程念完”。弹指间他已经18 岁了。从15岁到18 岁，在这个生动、活

泼、略略感伤、人生初觉醒的年龄，腾杰也开始被大时代的风潮吸引着。

他“在南通……即研读三民主义，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但又

和普通的激进学生不同，苏北人克己容人的天性，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深

具条理”，使他激情但不盲目，热烈而不冲动。他谦卑地面对师长、学长，

温厚地对待同学、朋友，并以此为基本，渐渐展现组织才能。

最能说明他个性和组织风格的，是这一年的罢课风潮。1923 年，“反

军阀、反列强”运动刚刚开始，一小群上海的学运活动家来到南通。他们

把教会学校一律看作是“英美文化侵略”的象征，于是游说腾杰领导英化

职校同学罢课。起初，腾杰“认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任何学运的积极参与，都不能排除赶时髦、媚

俗心态的可能。因而腾杰的这个“拒之”弥足珍贵。他“后被说动”。而一

被说动后，他就表现出超乎普通学运的气概。他决定“解散该校”。

当时，100 多位同学已大多还乡，腾杰以“自治会长”的名义，用一

台油印机连夜印刷信函，邀请分散在苏北城镇、乡村的学生回校开会，“竟

无人缺席”。

在全体学生的集会上，腾杰进一步展示了他厚积薄发的组织风格。他

要求百多名同学“全体退学”，另谋出路；同时，他也当场表示，他自己将

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入其它学校”后再谋求出路。

全体一致的表决立即做出了。100 多人集体退学，并三五成群前往上

海、苏州、南京。有的甚至直接回乡，开始继承祖上的田产、铺面。当年

夏秋，因为学生走光了，职校果真只得解散。

腾杰前往了上海，他进入上海大学，主修社会学系。不久，因为黄埔

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他又考入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七连。从此，这个

一夜之间解散了一所学校的组织天才，开始溶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在广阔的黄埔，腾杰并不是什么“江苏才子”、组织干将，他只是一条

游进大海的小鱼。但此后几年，却有一系列事迹，继续凸显他的风格。

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在建校后不久，出现了形形色色、无

止无休、火药味十足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冲突。冲突的起点，是“孙文主义

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争人争地盘”闹剧；冲突的顶峰，是历

史悬案“中山舰事件”与随后的“整理党务案”。这几乎就是四期生从入校

到毕业的时间。腾杰与他的好友胡轨“并未加入任何一会”，但他们却“暗

中协助孙文主义学会”。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正统的人。在他看来，军人更多地是政治家

的工具，即使非要在政治立场上表态，他追逐的也是主流。他并不叛逆。

他渐渐地“向右转”了。在“向右转”的过程里，他被发现“善于辞

令”，且有“主持会议的才能”，于是得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首脑、乃至

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1927 年4 月的血腥屠杀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

第四组组长”。两年后，作为一个前途无限的政治军官，他又被委派到日本

留学。

日本的生活集大成着他的面貌，并伏笔着日后的蓝衣社。

进入明治大学后，由于政治经济系只有寥寥几名学生，它的读书方式

很自由，选择课程听讲，找专人指导，或者在图书馆、校内“自由研究”，

都可以。但腾杰却依旧刻苦。每天清晨他都早早步行出校，到上野图书馆

（藏书30 万册）读书。他早去晚回，连午餐也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吃。

他的花销是充裕的，然而也节省。作为嫡系军官，他每月可以领到120

元的政府津贴，收入相当于国内普通公务员的三四倍；而稳重、有条理的

性格所辅助的另一面，必定是节制，他每月只需用40 元。因尚未成家，没

有家小的牵累，也没有积蓄的观念，“剩下的钱便买大量的书籍”。他几乎

天天都在读书。

刻苦、节俭，乃至克己容人、厚积薄发，最后，是对组织的天然兴趣，

使他在东京的一些细节和琐事，成为蓝衣社出现的命运式伏笔。

第一个伏笔是他所读的书。在上野图书馆的漫长两年里，他开始表现

出对政党建设的浓重兴趣。他借阅了一本《政党学》。细读《政党学》后，

他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到很不满意，于是又陆续借阅一些相关图书。

大量的阅读，使腾杰得出一个结论，“一般对政党的讨论，只着重在制

度与结构上，而鲜有对政党精神的建设，对其成长的推动力作深刻探讨者”。

于是他开始系统研究这些问题，“分了三个题目开始收集资料。此三题为主

义建设、组织建设、活动建设（策略部分）”。

这个研究一直延续到他离开日本的前夕。自然，作为一名军人，他还

谈不上有自己的什么政党思想。并且，他所注重的还是以“精神建设”贯

穿于政党活动的方法，有深重的黄埔以政治训练建军、建校的痕迹。但一

个作者评价到，他“在日本对政党学研究的成就，与他以后建议并组织筹

划力行社（蓝衣社）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伏笔是东京期间，“满洲青年联盟”等右翼密谋组织曾在许多学

校散发宣传小册子。这些文件有的就到了腾杰的手里，正研究政党学的他，

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组织的“极端秘密”、“军人核心”等性质。这使他开

阔了视野，认识到秘密团体不仅可以领导起一个急剧嬗变的社会，而且，

对一个积贫积弱、蒙昧涣散的社会，也可能是一剂强心针。

最后，他身为黄埔军人，一直处在“东京同学会”的严密组织中。而

冥冥之中，命运却把这样一个有组织天赋的人，这样一个深入研究了政党

学的人，这样一个注意到了“军人核心”、“极端秘密”的组织的人，推进

了满洲动荡的大风圈，推进了南京那哀号的四野、亡国的危机里。在偶然

的伏笔，个人的因素，以及时代的背景都具备的前提下，他在这个夏天的

密谋筹备蓝衣社，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

蓝衣社的酝酿，就这样从偶然、个人变成了一种必然。但在那个动荡

的时世里，在一处处街头、巷角、密室，可能每天都有青年谋划着这样的

或那样的组织。这些谋划有的昙花一现，更多的却仅仅是一个胎死腹中的

念头。在1931 年8 月的昏沉日子，腾杰所构想的这个组织，事实上也遭逢

着这样的局面。

是他早年所形成的种种个性，以及军人特定的坚韧，使他于无声处继

续支撑着他的构想。此外，晚年腾杰曾谈到，如果没有他的未婚妻，那个

叫陈启坤的姑娘的话，那么，蓝衣社会不会出现？仍然是一个无法解答的

历史疑问。

6、

比起隐藏在民国史深处的腾杰，陈启坤的面貌更显单薄。对于她，唯

一可以猜测的，就是她早年也就学或毕业于南通“英化职校”，因此得以结

识腾杰。此外，从她与兄长陈启宇都有的较高学历来看，她应当出生于一

个中产以上的人家，早年是受到父母珍视、兄长宠爱的。

这是当年知识女性的普遍背景。在那个年月，许多女性都短暂参与了

时代风潮，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开始相夫教子、担任贤妻良母的生活。如

果不因为陈启坤是蓝衣社创始人腾杰的未婚妻，甚至，如果不因为她是蓝

衣社的“赞助第一人”的话，那么，她将是一个早早被时光湮没的普通女

性。何况，她华年早逝、未留子息，当坟头青草初初长出的时候，在这个

广漠的世界上，除却腾杰，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念想着她了。

但陈启坤却永远纯洁、年轻地在蓝衣社的历史里。她能够让人无端地

猜测：这是一个“时时微笑着的”、沉静然而大方坚决的女性。是一个能够

让人超越蓝衣社的毁誉是非、去单独地看待她的女性。

陈启坤不仅是“赞助蓝衣社之第一人”，而且，她还是蓝衣社构想的“监

护人”。在1931 年8 月的蒙昧南京，十余天的失意艰涩、处处碰壁，已经

使腾杰打消了“建党”念头，打算回日本“述职”去。但此时，陈启坤却

还坚守着这个计划，她让腾杰“再试试”。

她与生俱来的纯洁和激情，使她执着地，没有反顾地，要以自己年轻

的身躯、生命与热枕，去扣启蓝衣社的森严大门。

然后，这个姑娘的祈望落实了，转折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