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五章二郎庙

1、

后来成为蓝衣社领袖的那些人，一般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人家，这样，

他们才比许多人有条件上学、阅历世面，从而主导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

但是，也有例外。康泽就是例外之一。

10 多年以后，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康泽在襄阳前线被俘。由于他作

恶太大，人民中国把他送进了战犯营。在战犯营的日子，他断续地写出了

几十万字的《康泽自述》。其中“参加复兴社始末”一章，是至今发现的最

重要的蓝衣社史料之一。而另有一些文字，则描述了一个破产、赤贫的农

民家庭：

“你忘记了是穷人的孩子了么？我不应忘记。我的父亲东张西罗借得

五元钱交给我，在上学以后，他贫病交加就一病不起了。我的母亲带着我

们苦爬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

干萝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的小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的吐。还有，

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围绕在母亲的纺车周围，望着人家

过年的光景。……”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就得病去世了，家里只

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

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

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困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

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中学是这样读完的。”

如此辛酸、朴拙的文字，写的其实是四川乡下的大多数人家的日子。

毫无疑问，康泽是那种聪明过人、令人怜惜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因无力

到自费学校求学，他由先生和同学资助，赴广州应考黄埔军校。是为黄埔

三期学生。

此后几年，康泽先后留学俄国、从事党务、任职侍从室。1929年，他

调任第2 师政训处主任，进驻武汉。在该师，他效仿《曾胡治兵语录》进

行官兵的政治训练，并对士兵进行识字、职业等教育。当年的“成绩评定”，

2 师名列全军第一。

2 师政训模式在全军推广。康泽再次调任，任三军总部宣传大队长。

他亲赴徐州前线，负责战灾区的民间救赈工作。在这个被腐朽官场认为是

“第一肥缺”的岗位上，他身体力行、杜绝贪污，被称调查得“仔细周到”、

办理得“迅速确实”、效果上“惠而不费”，而记功一次。

到黄埔学生组建蓝衣社的时候，康泽年仅28岁，却已不仅是南京的“能

吏”、“干员”，还是一个“廉吏”，被认为“重信然诺”。这一年，在满洲事

变后，他奉命回到南京。

他要在南京，目睹自1919 年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学潮和社会骚乱的场

面。而冥冥之中，这将使他人生的轨迹发生转折。

9 月19、20两日，南京天色阴霾。

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民众运动，就在两天里，在南京各大高校酝酿着。

19 日清晨，报刊和有线广播刚刚报道了满洲消息，大学的草坪、空地上，

就三五成群地聚集着学生。当日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就都是肃穆的脸，

激愤的脸。

标语、旗帜、海报……渐渐在学堂里铺张开来。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

则忙于各校的串联。在中央大学的饭堂里，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

桌，声泪俱下地吼叫着《五四运动总宣言》的字句：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20 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

人声鼎沸，火车刚刚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就有大群乘客涌下火车。布衣、

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标着“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

团”的木牌，竖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着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入南京的大中学生，达到7 万

多人。他们和南京学生一处，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外交部大楼的路口和门

口，隔绝了交通。人墙、人潮一次次冲击着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

每个小时都有学生、警察受伤的事件发生。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暮色厚重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

来，在南京的主要街区连成了一片。惨淡的、象征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

学生咬破了手指，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划、触目惊心地写下了几个乌

红的大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片歌声

有了一个鲜明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每个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同乡或者熟人的学生，就到亲友处投宿，

更多人则铺盖一摊，在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

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然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

在这横七竖八、一眼看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

南京在长江大水后，再一次旷日持久地变得面目全非。而几天后，“珍

珠桥惨案”的爆发，使全国性学潮再次升级。

珍珠桥是CC系控制下的《中央日报》社所在地。9 月下旬，《中央日

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社论，企图左右舆论。其中一份社论谈到“……政府

早在1928 年就宣布停止一切民众运动”，认为学生运动非法。这激怒了已

经失去控制的学生。

经过一小群学运专家的严密组织，9 月底的一天，数以千计的学生开

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学生纠察队迅速制服了警察和卫兵，随后大批学

生冲进大楼，他们捣毁了日报社的印刷厂和报馆，并计划盘踞大楼。

当日，宪兵二团开到珍珠桥，在和学生短暂对峙后，他们进行了战术

集结，并使用了枪械。在密集的排弹扫射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

生死伤。

“珍珠桥惨案”使学潮演变为暴力骚乱。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

沿平浦线南下，涌入南京。比起涣散、平和的各地学生，他们更加激进、

更富组织。在他们的策动下，“王宠惠事件”揭开了全国性暴力对抗浪潮。

当日，万余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一次次冲击着卫兵

的人墙。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时，外交部长

王宠惠博士见到场面很难收拾，走出有卫兵把守的大楼，试图说服学生。

但他刚刚张口，还来不及说话，学生已冲破人墙一涌而上，他们重复了“五

四”火烧、打人的一幕，乱拳齐下。

王宠惠被当场打成重伤。如果不是卫兵、警察立即对天放枪，用警棍

将他抢下的话，有可能一命呜呼。

迫于学潮压力，王宠惠辞职，在知识界颇有威望的顾维钧接任外长。

但这丝毫不能安抚学生，南京局势就此失去了控制。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相继被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

毁；中央党部被捣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占领市政府，

组织民众法庭，并对一批官员进行审判……全国性的骚乱形成了。

这次骚乱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不断地出现。蒋

介石的一段心情黯淡的话，可以说明当时的骚乱情况：“现在日本压迫我们

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愿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

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

冬天到来时，又有12，000 名外地学生到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

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第

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

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

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就在这片混乱的风潮背景中，康泽犹如一颗卑贱的草籽，被大风一路

地卷着。他迅速作出了两个对自己有一生意义的决定：办报、加入力行社。

首先决定的是办报。抵达南京后，面对南京学潮的声势，康泽对自己

长期从事的反共宣传事业，开始了怀疑。他不禁回想起在长沙所见到的群

众抗议情形，“我当时曾有若干感觉，反共的宣传和口号喊不响了”（《康泽

自述》）。

于是，办一份报纸的决心渐渐坚定。对于理由，他说，“几年来一时政

训处，一时宣传大队，成立不久，又马上结束，都是一些短命的工作，感

到无聊和厌烦。……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将来会怎样演变发展，我应该多

有了解。……于是我决心办报”（《康泽自述》）。

决心一下，康泽立即以惯有的雷厉风行的手笔，进行筹备。在和几个

黄埔同窗叙旧时，他了解到中央军校的《建业日报》亏损已很严重，到了

不能维持的地步。于是决定负责理清报社的欠款2，000 余元，改《建业日

报》为他自己的《中国日报》。

事情有了眉目后，康泽面见行将下野的蒋介石，陈述了自己的办报计

划。蒋介石大手一挥，拨给他3，000 元资金作为开办经费。同时，报纸的

人事也迅速确定：老同盟会员、有名的笔杆子张容公为报纸主笔，报人徐

琅亭为总编，而康泽自任社长。

在《中国日报》创刊前，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小插曲：康泽的黄埔校

友贺衷寒、曾扩情、丰悌等，联名为他向黄埔同学募捐，赞助办报。几天

后，尚未成家的他，更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在楼下的三个房间里，

以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

2、

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这数以百计的聚集在南京的救亡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

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愿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

团”等，仅仅名称，就透露着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

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 年9 月底到1932 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

以自杀、甚至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这些事件经《申报》、《大

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的详细报道，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 月间，南京出现了一份叫《救国日报》

的报纸，“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

乎是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于是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

“日夜监控”。两天后密探报告：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

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

义，对报馆进行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腾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

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

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腾杰一路从东京回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 年7、8 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育被滞留在湖南

一月有余。等到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的时候，与腾杰约定会面的日

期早已过去。此时，腾杰已开始行走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

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以谦卑的态度拜访了一

些“前辈”，但同样一无所获。随着江浙大水的退去，明治大学的开学日期

越来越近了，他只得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不过几天，一路风尘尚未褪尽，满洲事变的消息就通过有线

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往昔平静的明治大学，

已容纳不下他的书桌。他迅速约见了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

任觉五。

在缺少了贺衷寒、腾杰的东京，肖赞育与这两个人是黄埔的“刘关张”。

经过匆促商议，三人决定发动黄埔学生、旅日华侨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满

洲事变。当年九月下旬，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名黄埔学生、

留日文人从东京成府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进发示威。

但日本侦探早就在关注这几个人的活动。示威队伍刚刚出发不久，就

被日本警察、宪兵驱散。而且，因为任觉五早就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

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的时候，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任觉五。

被释放后，因为“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

当年11 月上旬，任觉五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从东京回国，住进

了南京的四川会馆。随后，他和紧接着回国的肖赞育、叶维等人一起，一

面是等待军委会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另一面，在南京学潮的声势中，以

肖赞育为首，他们静悄悄地开始酝酿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

组织。

这就是有20 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

是一个秘密团体，但它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曾谈到：自从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头后，《救国日报》

也成为力行社的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名义去从

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掩护”这么简单？1931 年11 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短

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20 余人的“救国会”，并入力行社。力

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60 余人。

从学潮、骚乱开始，南京进入了它最森严的寒冬。

1931 年11 月7 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14 年的纪念日，在闽赣

大山深处的一个县城集镇------瑞金，几声礼炮、一些乡间的庆典方式中，

几千“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代表，沿着青石板街

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

府”，从此，瑞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成三个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

瑞金摧枯拉朽，彭德怀部攻陷会昌，随即攻陷赣州，南昌、杭州大震。贺

龙部逼近江汉，汉阳、长沙大震。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诗词写到的“直捣湘鄂赣”。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京统治下的大部分区域的不堪一击、死气

沉沉。

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1 年12 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

国。这一年冬天的南昌，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

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

乞丐，灰仆仆的脸都一片呆滞。

几百里外的枪声，似乎也若隐若现地传扬进了这个孤城。比大雪和北

风，乃至战争都更让人心头发冷的，却是悲观的境况。一整个冬天，从南

昌到淞沪，到处是奸商囤积、物价横飞、卖儿救穷、生路断绝。在惨淡的

市井，终日惶惶、朝不保夕的末世恐慌，象瘟疫一样传播开去。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屯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

已经整整3 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

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是一个已见多了

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

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而“……全面的社会变革

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

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

年3 月17 日）。

但这“唯一的生路”谈何容易？12 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1 万

7 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12 月15 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

后，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 月23

日，他带着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

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 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入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

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

“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孙科内阁在1932 年惨淡的元旦钟声里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希

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

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它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在这惨淡的背景中，南京，1932 年元旦，康泽的《中国日报》创刊。

康泽事事认真。他拟定了几条持论方针，如“发扬民族精神、代表真正舆

论”，“有主张有立场、不人云亦云”等。发刊后，报纸有力地落实了这几

个特色。“加上新闻……多为独有新闻，故该报在很短时间内，誉满南京”

（刘征鸿，《康泽办中国日报的一段经纬》）。

《康泽自述》也谈到：创刊当月，《中国日报》就成为在南京“有地位

的一份报纸”。

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建国路的一个叫干国勋的力行社成员的寓所里，

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了。

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受命潜入法租界。他领受的任务是“控制学运”。

在赵主教路的中国公学，他开始经营力行社上海小组。

最后，在五千里外北中国的一角，枪声也零零星星地响着。满洲的冻

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扎幌师团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

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已经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冲冲地来到他的帐篷

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3、

一张英挺军人的脸，浮现在林海雪原的背景里。

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年32 岁。经历龙潭、

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

军特务营长、编练团长等职。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被派赴柏林，学习

装甲兵战技战术。

这是一个“实干家”。在德国，他曾以自己的吃苦耐劳、谦逊诚实，博

得教官、同窗一片赞誉。他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

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钻研课程。前后两年

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桂永清留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职务。他的严谨习气、刻苦态

度，也渐渐闻达于南京军界高层。不久后，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

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

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1935 年，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

式，是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的只有稀稀

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桂永清一下子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他不顾军

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的话，他肯定会放声大

哭。

一直到报告蒋介石时，桂永清仍然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代表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

流亡到淞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

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

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时光重新流回1931 年的初冬。满洲事变爆发后，在德国的桂永清，接

到蒋介石的密令，迅速从德国出发。他“一去万余里”，一路经由中东铁路，

走过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

找到马占山部的营地时，满洲的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在高耸深黑的

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队已经人疲马惫，但士气却仍然高昂着。桂

永清决心为满洲保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

寒暄。他的诚挚和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

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的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部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

以持久。然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地和众多蒙古的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赢得了这些成吉思汗

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漫漫视野中，他的满

蒙活动“不辱使命”。

这一年冬天，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以牲口、步行、汽车、铁路等

方式，艰难辗转地回到南京。但几乎还没有安顿下来，他的旧日同窗贺衷

寒、腾杰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聚会。

短短的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了力行社的一个新成员。一个黄埔五

期学生后来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

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而几百里

外的溪口小镇，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小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

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个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

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

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

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满洲的风潮等让他焦头烂额的声音，跳出了大风

圈外。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的47 天，自这次短暂下野，以后的10 多年

时间，不会再有哪个国民党力量能够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提着一只土鸡或者从河里刚刚捞

上的鲜鱼，送到他的厨房。他是老家人的骄傲，自从他开始带兵，老家就

流传着小镇出贵人的风水说法。他的升迁浮沉、一举一动，都牵引着老家

人的心。何况，有那么多的乡亲子弟，都在他的队伍里任职。

面对老家人温厚、浓重的人情，蒋介石难得清闲。他开始在镐丰房总

结统治、驾驭国家的经验。

他要寻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

侍从秘书邓文仪跟随他住在溪口。象往常一样，他每天为蒋介石呈递

公文、通报动态，偶然也把拔提书店新出版的书籍介绍给他。

这一天，拔提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墨索里尼传记》，送到了蒋介石

的案头。蒋介石极为细致地通读了该书。

他指令邓文仪：该书要“……扩大发行、增加影响”。

那个时代象后来惯常的形容，是“风起云涌”的；也象一般的说法，

它“鱼龙混杂”、“泥石俱下”。在这个大社会里，现代传媒、白话文、通商

口岸、租界、产业工人、投机商、公务员、买办、律师、记者、作家、教

师……这些沿海中国特有的舶来品，让历史产生了新气象。

现代生活的专业分工，虽然仅限于部分城市，但是，这种新的气息，

让几个城市一下子变成了社会的重心。同时，意识形态、思潮等的传播演

化，席卷着城市的中产人家、知识分子。人的“视野大大拓宽了。……武

士道的军国主义理想……民粹派对于平民的关心……佛教的复兴，妇女高

等教育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自我形象的模

糊不清。”（《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一章）

这些，毫无例外地来自西方。在价值观变幻的情况下，对儒学仍有兴

趣的，只剩下一些非常不合时宜、蜗居在大学和乡村的老年学者。更多没

有出路的青年则苦闷、迷惘。

自《申报》在租界出现后，三、四十年里，报刊业大大地发展了。大

学群也在同一个时期，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纷纷出现。它为民

国带来了约30 万名大学毕业生。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从诞生的第

一天起，就贪婪地吸收着西方思潮。报刊和大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带

来苏俄革命、墨索里尼运动、昭和维新等动态，随后又将介绍这些思想的

小册子，送上书店的书架。

在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的年代，民主国家的影响，仅限于生活的

表层，时尚和“摩登”、新诗运动和交际花。决心以自己的学识、党员、军

队、铁腕等领导社会的人们，醉心的却是1917 年的革命、黑衫党“进军罗

马”等狂潮式的变革。他们痴迷于那种社会井然严肃、人民随时动员、意

志高度集中的组织图象。因为，“一盘散沙”的历史，实在太让人刻骨铭心

了！

共产党早就选择了苏俄模式，而南京，要选择罗马。

4、

这一年冬天，来自溪口的密令不断到达二郎庙人物的手上。桂永清之

后是曾扩情。他受命前往长江的尽头，“游说四川”。

《曾扩情入川始末》记载：“游说四川”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32

年年初，四川宣布“服从南京”，长江流域貌合神离的“统一大业”完成了。

“游说四川”是貌似远离南京的蒋介石，为自己“复出”所做的铺垫

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铺垫也悄悄进行着。此时南京的“小不点”戴笠

接到蒋介石密令：组织特务“十人团”，监视南京各派系活动。

但最惊心动魄的一个举措，却是“于无声处”促成的。一个寒冷的冬

夜，在溪口镐丰房的邓文仪，他床头的电话急促响起了。在电话另一头的，

是二郎庙的腾杰。

在静夜里，腾杰的声音显得疲惫而沙哑。他简洁指令邓文仪：“……速

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几十年后，腾杰曾以深思的口吻，谈到促发他这个决定的“李一民事

件”：“……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

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乃急电在奉

化之侍从秘书邓文仪，就近提前报告。”

而邓文仪则回忆：报告后，蒋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在历史的潜流之下，这个“不置可否”的态度，是蒋介石一贯的“欲

擒故纵”权术手法呢，还是为了让自己下决定获得缓冲？甚或，是他在自

己的嫡系面前，也要表现一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姿态？……一切

都隐藏在久远时光、隐蔽心态、乃至蒋介石复杂性格的深处。唯一能确定

的只是，从这个深夜开始，力行社这匹自由鲜活的野马，也要被套上辔头，

被牵系上南京大杂烩般陈朽腐烂的权力躯体了。从此，他们的悲欢沉浮，

乃至崛起和沉沦，都要取决于那个身影庞大的军人------蒋介石。

1932 年元旦被推入大风圈内的孙科政府，一片风雨飘零。

巨大的财政赤字，拖垮了这个内阁。当年的公债发行，受到上海财团

的顽强抵制。上海财团固执地相信，支持孙科，就可能导致蒋介石复职以

后的报复，而蒋的复职，在他们看来是三五日的事。1 月13 日，就职仅两

周的财政部长辞职。

刚被释放的胡汉民，改不了他的脾性；CC 系装聋作哑，党务似乎一

下子瘫痪了；军队更不用说，连一个勤务兵都指挥不动；更要命的是，民

众运动迅速把矛头对准孙科，孙科成为众矢之的……孙科无人可用，无钱

可使。

几天后，更为惊人的消息传来：日侨焚烧上海三友实业社、日本驻华

公使重光葵公馆发生“纵火案”、村井总领事的“48 小时最后通牒”发出……

同时，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日本本部、关东军均有异动，大量迹象表明，

日本将对上海动武。

蒋的复职，真的只是三、五天的事了。

1 月下旬，在溪口老家养好身子、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的蒋介石，优哉

游哉地带着一大群侍从、警卫，由老家的艄公、脚夫护送，从水路出发，

沿途过宁波、经杭州，一点都不着急地向南京进发。乡亲知道他行将复职，

人人兴高采烈地欢送，鞭炮声响彻了溪口小镇。一坛一坛的米酒被乡里人

抬回，溪口比过年还热闹。连极其骄傲、看不上乡间人的宋美龄，也感动

于这种浓浓的乡情。

年轻力壮的子弟，艳羡地看着那些又要随同去南京当大官、享大福的

邻居。蒋介石站在船头，他频频挥手，向乡亲们道别。他目光迷朦，似乎

在远望南京，远望中国。船越行越远，奉化水乡的景物渐渐模糊了，渐渐

看不到了，这时，邓文仪才小心地奉上大衣，提醒他“船头风大，请校长

进船舱休息”。

但，并不总是那么闲适。多少次，他经历失意时，总是在那个小镇，

积蓄力量、思考总结、遥控南京，在宁静的氛围里，进行着各种惊心动魄

的计划。此时，蒋介石更象任何一个面对新挑战的大人物一样，用平静来

掩饰自己心里的澎湃情感，自己的王霸雄图。

“老家多好，老家人多好……”

蒋介石喃喃自语。

但更好的是权力。就在他离开老家的这几天，他在杭州紧急召见了腾

杰、贺衷寒、康泽三人。这三人是力行社“筹办最力者”，他们在前往杭州

的路上，就议定见面时称谓蒋介石为“领袖”，而不是原本的“校长”。

这个称谓结合蒋介石对那个法西斯意大利“领袖”的兴趣，是此后几

年历史精确到极点的一个预言，一个伏笔。然后，在杭州迷人的西子湖畔，

夕阳斜斜照射着雷峰塔的时候，一场关乎民国命运的对话开始了。

关于蒋介石密召三人时的对话，资料非常简略。一些历史学家也只是

含糊地谈到，“他开始的态度并不明朗……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

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最重要

的是，他了解到这些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蓝衣社的建立》）。

然后，他先是宣称自己支持他们。“但是，”他话锋一转，“你们年纪很

轻，经验不足，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片语释兵权后，他又表示了他对力行社组织状况的“不满意”。他说，

他需要一个更“正规一点”的组织。于是他指令三人立即制定《章程》和

《纪律条令》，并且，要多注意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

武士道精神”。

密谈一个多小时后，腾杰等三人起身告退。这时，一个颇为戏剧化的

细节又发生了，蒋介石告诫到：“你们是我的学生，领袖，别人叫我可以接

受，你们还是要叫我校长。”但颇谙蒋介石风格三味的康泽，从这片语里立

即知道，从此以后，“领袖”称谓将弥漫在二郎庙乃至南京了。

三人赶回南京后，在拔提书店和焦急等待的胡宗南等人碰面。三言两

语，二郎庙的几十号人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继而大喜。他们打电话的打

电话，备车的备车，相拥着到蜀陕饭店，喝酒庆贺连同“安排业务”。

等着酒菜上桌的时间，胡宗南一下子就把“业务”给安排完了。他是

个雷厉风行的军人，最不习惯官样文章的扯皮。他说：

“既然校长表态了，那我们立马干他的！……老是漫谈，猴年马月才

有结果。再说人多嘴杂的，你一句我一句，反而误了正事。我建议推选腾

杰、贺衷寒、周复、康泽、桂永清五位同志筹备，有什么看不过去的、不

满意的，那时再提再议！”

这番快语比较符合军人们的脾气。酒宴后，五个人在腾杰的召集下开

了一个会。他们对宗旨、原则、形式、纪律、名称、口号等进行初步讨论

后，安排了分工。腾杰、贺衷寒、周复负责起草《章程》，康泽、桂永清负

责起草《纪律条例》。

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这群年轻的军官，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他

们抱负远大、忠诚团结、行动迅速，仅仅这一点，在那个离散时代，在“一

盘散沙”的权力构架中，就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何况他们的背后，是一个

当时中国最有力量的军人；何况，在他们这里，集结了这么多的背景、阅

历、思考方式和特长。

他们注定要崛起。

在接受了蒋介石支持的那些人里，包括着各种各样或清晰或模糊的面

目。这里有温厚而公允的曾扩情，野心勃勃的丰悌，光明坦荡的肖赞育，

后来的“中国希姆莱”戴笠，戴笠的“黄金搭档”郑介民，组织臂膀梁干

乔，胆大狠辣的任觉五，学运“专家”叶维，标准的军人胡宗南桂永清，

掌握机要的邓文仪邱开基，特训专才杜心如，单纯激进的周复，线条鲜明

的潘佑强，阴险奸诈的葛武綮……最后，在这里裁定蓝衣社未来道路的，

则是被称为早期蓝衣社“三驾马车”的三个人，掌组织的腾杰，擅理论的

贺衷寒，以及“长策略（活动）”的康泽。

这一群人，平均年龄30岁，大多毕业于黄埔前四期，一般都出洋留学

过。此时担任着指挥、政训、政宣、机要、外勤特务、秘书、侍从、报人、

社团负责人等等五花八门的军内军外职务，但地位大多还都处在中、下级

别。在组建力行社以前，他们的前途、才能都表现得参差不齐，有的还似

乎一直是不得志的可怜虫，比如戴笠。

但自从组成力行社后，他们以一个群体的面貌出现，渐渐领导起后来

席卷全国、包含内容同样五花八门的蓝衣社运动。在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里，他们成了中国青年的领导人。虽然分化开始了，有的发迹，有的沉沦，

有的权可倾国，有的身败名裂……但事实上，蓝衣社给这群野心家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舞台。

在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用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方式，执导

着短暂的中华民国三次复兴运动中的一次。这三次运动，都由青年发起，

但只有它承前启后：它是前一次黄埔初潮的继承，又为后一次，就是15

年后蒋经国领导的币制改革、社会改革工程，提供了自己的遗产------三民

主义青年团。

三次复兴中，它持续时间最长、声势最为浩大。

这也是最不光彩的一次。虽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众多的观察者都只

能对它进行某个片段、或某个具体事件的阐述，但所看到的，哪怕是那些

较次要的活动，其蓄谋、策划、组织、手段，也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至于

它所组织的暗杀自由主义学者、迫害民主人士的最臭名昭著的活动，更让

后人不愿看到它再出现，并渴望产生它的土壤，也永远过去。

仅仅从康泽所起草的简洁的《纪律条例》，就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阴森

面目。连写着《条例》的纸张上，都飘泛着恐怖组织的残暴气息：

“(1)不得违背主义和领袖；

(2)不得违抗命令；

(3)不得泄露机密；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以死刑

(4)不得有小组织活动；

(5)不得偷生怕死；

(6)不得贪赃枉法；

(7)不得吸食鸦片；

(8)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各条之一者，处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他们用自己拟订的条例，来替代法律！而且条例制定得如此宽泛，可

以让组织内有权势的人随意裁决，生杀予夺，随心所欲。这是一群无法无

天的人。

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对自己残酷、凶狠，他们还要以这样的规则，

来引导整个的中华民国，来买断青年的未来，并试图永远地禁锢住人的思

考，禁锢住作为子孙的我们。在其鼎盛时期，他们在部队、警察、大中学、

民间社团、童子军组织、工厂、商店、乡村等几乎所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

设立了无数组织，控制内、外围人员在50万到100 万人之间，并把数以千

万计的青年，拉入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活动。

他们的影响还延续到了1938 年蓝衣社解体以后，并一直到了1949 年。

仅仅1944 年他们所号召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知识青年投军运动，就把

10 几万青年训练成党化教育最彻底、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然后送上内战战

场。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10 余万人大多阵亡、负伤。

所幸，民众并不总是愚蠢的。

5、

康泽之外，腾杰在《章程》里，也勾勒了层次鲜明、金字塔状的组织

图形。

力行社是业已存在的，它由黄埔学生和少数优秀人物组成，其选拔、

入社，均需有两名成员推荐，蒋介石亲自批准。它是蓝衣社组织的领袖层，

指导着整个蓝衣社的未来，并操纵着所有下级“团体”成员的前途和生死。

它规定，除非组织解体，其成员终生不许退社，违背者处决。这是蓝衣社

的第一条铁律，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这时，力行社的成员就是在二郎庙的60 多人；直到蓝衣社解体时，它

也只发展了300 名成员，顶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机关所说的“528 人”。那

时，进入力行社已经变成一种殊荣，它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特殊的擢升机

会、结识高层的便利，如果“组织上”不追究的话，经常还可以躲避法律

的制裁。因为力行社的态度，一般来说要比法律管用得多。

“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同样适用于蓝衣社还不存在的下级

组织。腾杰计划在力行社的底下，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

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军人会面向军官，它将以力行社成员一开始就控

制了的黄埔同学会为“掩护和利用机关”，各地的黄埔学生，年年一拨甚至

几拨的中央军校毕业生，都将被纳入它的轨道。

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党员、文人、警察、学生领袖、新

闻记者、中产人士等，都在它的目标之列。与军人会的首脑一样，它的首

脑清一色地由力行社成员担任。只有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领导、结合全国

文武精英”才能落到实处。

这就是1932 年初腾杰所规划的蓝衣社。用晚年腾杰的话来说，它将成

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

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现在，万事具备，蓝衣社兼有正剧、悲剧、闹剧等多种意味的历史，

似乎可以正式开幕了。2 月下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

防卫的蒋介石，再次召集腾杰等人密谈。

这个见面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南京2 月的阴冷夜晚，28 名军官奉

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附近的一处平房。或者，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

陵崇高威严的神秘感，以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在所有著名的建筑中，

中山陵罕见地以台阶为建筑主体，在拜谒的人们一步步迈进在山川、翠柏、

台阶时，一种自己的渺小、对孙中山事业的仰视感就会产生。蒋介石在历

次失意、静居溪口镇以前，也都要到中山陵来追思、交流、漫步。他熟悉

那种肃穆感。

干国勋在《回忆录》里曾详细描述了前往中山陵的路途：

“先一日由腾杰亲往每一人处，用口头通知，以示郑重，……场外没

有设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责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

不拘形式。蒋先生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

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这种外松内驰的氛围，影响了黄埔学生。他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象

是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事实上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

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政治眼光，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据说，在接见贺衷寒等三人时，

他曾经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等为一身，说了几句话：“你们组织不起

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

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召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

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示意，军官们依据从黄埔毕业的时间前后，开始发言，

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和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

身直立，满是情绪，慷慨陈辞，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

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

句话，在没能听清楚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

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一个个军

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延续到深夜11 点，而这时只有7 个人发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市区

去。但是一席对话，已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于是他宣布：“……明

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的时间不够，那就后天，一直到你们谈完为

止。”

就是次日，同样是在这一处苍茫的平房里，一个后来被史学界认为是

“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次日晚上，在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

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又突然站了起来，要求允许他再次发言。

蒋介石示意他开口后，桂永清言语铿锵，说他“……希望能够为校长

推荐一个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这个人正担任他的叔丈

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名字是刘健群，是个文人。

《蓝衣社的建立》一文写到：“由于没有人反对这一推荐，蒋介石表示

同意，并让桂永清通知刘健群明天上午8 点到他的办公室一谈”。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这个叫刘健群的非黄埔出身的文人，不仅给蒋介

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还为蒋介石带来了一份《贡献一点整理党

的意见》上书。

是这个上书，使“力行社”演进而为“蓝衣社”。它也使这个叫刘健群

的文人，不仅成为“十三太保”最后的，也最复杂、最有争议的一个成员，

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被盛传为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