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慢慢看来。

民国的历史在我看来，曾经是支离破碎的片断。终于，在看到这样的一篇好文章之后，一切豁然开朗。许多历史的碎片在蓝衣社的这条线下被逐渐的串联了起来，那些模糊的，曾经自相矛盾过的历史片断，一个个逐渐清晰起来。

我是一个学理科的，非常爱好文史方面的知识，只可惜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做一做学问。现在能读到这样的好文，真是三生有幸。

谢谢丁三，也谢谢西西河的朋友们！

第十二章文化学会

1、

1934 年1 月14 日的清晨，阳光刚刚洒满长江入海口，27 岁的肖作霖

沿着和半年前的康泽相反的道路，经九江抵达南京。刚刚上岸，他瘦削的

身体一转，就消失在明瓦廊的灰色院子里了。

与一年前不同，这一次，肖作霖所目睹到的是一个日渐冷清的明瓦廊。

至于他听说过的1932 年沸腾、清新的日子，更似乎是很遥远的往事，一些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传说。

院子里的台阶经历两年的雨水，渐渐有了一些青苔的痕迹。此时，“四

大金刚”中的三个人都长期驻留江西，他们带走了大批人员。尚不显山露

水的戴笠，则“自二十二年起即很少参加干事会”（邓元忠，《肖赞育访问》），

身影更绝迹于明瓦廊。另外，“大太保”如腾杰、刘健群、郑介民、胡宗南、

桂永清等，也分散于柏林、华北等地。

于是，“留守”明瓦廊的主要首脑，就是那个以不安分、野心勃勃、制

造事端、甚至无事生非著称的人，刚刚考察纳粹德国回到南京的任觉五。

这一天，任觉五接待了肖作霖。

任觉五对戈培尔的宣传狂飙还深有印象。这一天，他一边挠着自己粗

硬的短发，表现出南京地头蛇的傲慢；另一边，仔细听取了肖作霖在淞沪

推进“文化学会”的设想。

作为一名文人、政治军官，此时肖作霖年轻的脸上，多少还有一些儒

雅之气。但这只是外表。他那曾国藩式的三角眼，掩盖不住的是勃勃野心

和这个人的“湖南性格”。

与贺衷寒一样，十几岁时，肖作霖曾是一个对大时代、大革命充满幻

想的人。但国共分裂后的血腥、动荡，彻底地改变了他的道路。在他穿着

列宁装，以一个和平居民的身份作为北京“文革”风潮里的尴尬人物时，

他写过这个改变：

“我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即意志消沉。但是因为反动的阶级本能驱

使，后来又终于投入了反共反人民的阵营。……”

与其说这是什么“阶级本能”，不如说，他很轻易就完成了从一个热血

青年到一个政客的转变。20 岁出头时，他先后担任过参谋、秘书、学员等

卑微的军职，并以聪明、下作、投机的天性，在古老、秩序、陈旧的遗留

与近代、动荡、清新的崛起，这样的时代夹缝中度过了几年。但幸运总是

与他无缘，一次一次的提拔机会都擦身而过。直到加入蓝衣社时，他还只

是一名小小的尉官。

湖南人在早期蓝衣社的当权，为他提供了向上的台阶。他先是投靠贺

衷寒，继而，邓文仪的出任宣传处长也使他有了新的机会。几个月下来，

这两个“大哥”都被他的勤快、巴结以及无处不在的机灵劲儿给征服了，

把他当作“得用”之人。

但他不是“小人”也不是“幸臣”。这是一个颇有眼光的聪明人。他最

早的形象是“管家”式的小人物，却时刻向往自己能成为大幕僚大谋士。

在5、6 年的积蓄与忍耐后，1933 年10月，他抛出了一个“全面的新的文

化运动”计划书，并呈递给宣传处长、有志当戈培尔的邓文仪。

他要以这份计划博得自己的出人头地。对一个生长于大时代的青年来

说，有野心，向往权力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乱世毁灭了规则，也为许许多

多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提供了横空出世的机会，使人不必在令人窒息的

官僚系统中，去唯唯诺诺、步步熬升。一份“上书”，一个计划，都可能使

一个毛头小伙平步青云。腾杰、刘健群、乃至别动队那个次要人物杨周熙，

都是前例。

肖作霖是蓝衣社这个序列中的第四个人，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在最早

的计划书，肖作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内容，他只是谈到，蓝衣社原先的

那些口号，“攮外安内”也罢，“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

只杀朱毛”也罢，对流民、士兵、文盲等下层百姓，可能会起一些作用，

但效果只在战争时期突出，是一时的；此外，蓝衣社的各种理论、纲领“对

于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

起了一些蛊惑作用。但对于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和博士

硕士者流，这一套理论可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于是，他建议宣传处组建一个叫“中国文化学会”的外围组织。

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已成为蓝衣社、南京政权的重大任务之一。

在这个背景下，这份计划立即被邓文仪批转给了几个幕僚、“师爷”进行讨

论。

张彝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1933 年回国觅职。当年，

他面见蒋介石并受到赏识，逐任职于邓文仪的“调查课”，担任海外情报组

组长。他与邓文仪的秘书吴寿彭一样，在蓝衣社内地位较低，只是复兴社

成员。但他们却是蓝衣社所吸收的最早一批学者专家，因此相当见重于蒋

介石、邓文仪。

讨论计划时，这两人对肖作霖提出：

“……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的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

什么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肖作霖，《复兴社

述略》）。

一翻讨论后，三人报请邓文仪：由旧学功底深厚的吴寿彭起草《中国

文化学会之缘起》文件，公告学界。并筹备中国文化学会，由邓文仪担任

理事长。

1933 年12 月24日，中国文化学会在南昌成立。它是蓝衣社宣传处的

“掩护和利用机关”，其会址，按肖作霖的回忆在“戴家巷14 号”，按邓文

仪回忆，则是在“中山路149 号”。它首先接收了原由邓文仪主持的、在几

个大城市都设有分号的拔提书店。

同日，肖作霖被任命为学会书记，成为该学会在邓文仪之下的第二号

人物。旋即他被增补为蓝衣社中央干事。

一步登天，肖作霖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开始和张彝鼎、吴寿彭两

人设计一个“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计划。计划完成并递交给邓文仪后，

他受命前往南京，代表“文化学会”去接收康泽的传媒网络，并筹建文化

学会的淞沪机构。

在明瓦廊，肖作霖的话题渐渐深入。面对任觉五，他一直表现出一种

学弟、晚辈、下级、新进贵族的谦卑，声口都是“觉五兄”。这个姿态无疑

很合适。以大胆、好出风头为个性的任觉五得到了相当满足。当天，在接

风酒宴上，他满口亲热的粗话，不时拍打着肖作霖的肩膀。他以一种故作

的宽宏大量，丝毫没有计较肖作霖的年轻、浅资历，以及近期的过于顺当，

一口答应“尽全力襄助”。

次日也就是1 月15 日，文化学会南京分会开始筹备，仅仅两周后的1

月28 日，分会就成立了。“地头蛇”任觉五任该分会书记。原革青会在南

京的六个文人担任理事。

南京分会成立时“即有150 余人报名参加”。随后，这个数字象滚雪球

一般地扩大。在任觉五的串联下，《中国日报》总经理顾希平加入了文化学

会。这份南京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为肖作霖提供了巨大的宣传空间。它

以粗大的黑体字，连续刊载文化学会的各种广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它的两句口号：

“劳动、创造，武力！”

“太阳、空气、水！”

一时之间，文化学会在南京几乎家喻户晓。而南京分会刚刚组建，任

觉五又给了肖作霖第二个礼物。那就是把这个六期出身、还毫不起眼的人

物，引见给一个与他“焦不离孟”、交情深厚的朋友，被称为蓝衣社“学运

专家”的叶维。

在励志社成立大会之前，叶维就被派遣到了上海。不过一年时间，在

这个生活着鲁迅、蔡元培等人的伟大城市，叶维和他的革青会组织，以及

渐渐庞大的传媒系统，就主导了上海几百万下层民众的视野。中国延续了

20 年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在叶维的工作以及戴笠对杨铨的枪声后，大半

终结的。

但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肖作霖，去彻底埋葬自由主义的一点残余。这

一天，任觉五的引见使肖作霖这个昙花一现的人物，能够把他极端幼稚、

极其无力的思想，沸沸扬扬地带到了上海。

2、

1932 年2 月，叶维被派遣到上海，担任力行社上海代表。他领受的任

务是控制学运。但口无遮拦、好出风头的个性，使他在任职之初就捅出了

一个大漏子。

到上海一两个月以后，叶维毫无进展。但他对八宝街的迅速发展成员

极其眼热。于是，他也找到一群“失业”的黄埔同学，意欲把他们发展进

蓝衣社。但他忽略了背景调查工作。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效忠于李济深、

陈铭枢集团的，其中几个甚至已是秘密筹建的“农工民主党”党员。在获

悉八宝街的活动后，农工民主党的筹建机关“力社”立即在机关报《力报》

上，发表了《十三太保闹中华》的报道。

腾杰回忆，《十三太保闹中华》的许多事例，纯属“捕风捉影”，是一

种政治上的诋毁手段。但在上海，蒋介石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主要干部

为蓝衣社“十三太保”的说法，一时不翼而飞，舆论哗然。“十三太保”就

因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蒋介石极为恼怒，勒令叶维限期解决。但此时的叶维却表现得极为盲

目、幼稚、手足无措。一直到次月戴笠出任特务处长后，他专程来到上海，

以市井流氓的威胁恐吓、无极不用的手段，才最终平息了此事。

邓文仪认为，戴笠后来的被赏识、重用，与此有“很大关系”。

这个事件对叶维的前途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蒋介石不久后甚至在日记

里写下了“学生如此幼稚，不知道何时才能成材”的字样。

但当年7 月，被蓝衣社视为“极有才干”也“极有野心”的李济深，

他所策动的行刺蒋介石案，却坚定了蒋介石继续任用叶维的决心。在武汉，

叶维曾倾心交谈、试图发展的那几名黄埔学生，受李济深派遣潜入行营，

朝蒋介石连发几枪。是叶维的西南大同乡、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邱开基拼

死救助，蒋介石才大难不死。

行刺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逆反心理。对他来说，“幼稚”是次要的，忠

诚才是第一位。而叶维也没有让他失望。此后的半年，他一点一点激发出

自己丰富的学运经验，为蒋介石、蓝衣社最终征服了大上海。

上海的大小学堂当时有“学店”之称。一个学校的设立，无须资金、

教授、固定校舍，只需向当局申请执照即可。这样，上海在拥有当时全国

著名高校的1/5 之外，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野鸡学校。一个个懵懂的学生，

在这些学校见识了高跟鞋、唇膏、电影《摩登时代》，反过来不屑于自己开

杂货铺子的家庭，一力要挤身进上海的中产社会。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一种铺天盖地、庸俗而浮躁的气息，席卷了30

年代的海上故里。另一方面，30 年代以来，上海文艺极大地繁荣。拥有全

国性影响的作家从20 年代的鲁迅一人，变成了由鲁迅、茅盾、巴金、张天

翼、徐志摩、郁达夫等组成的一整个作家群。一群满洲的流亡作家，如萧

军夫妇、端木良蕻等也来到上海。

从20 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学界的主题，已经从“主义”

的论争转向了审美与感受。历史学术让位于文艺。对过去的深刻厌倦，对

民族未来的绝望感，使文艺家们不再醉心于“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他们

用大笔描述的，是一个异常压抑的时世和往事。铺天盖地行进在文字、章

节里的，是个人的愤懑。

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青年。个人主义成为上海的一时风尚。将这

样一个城市的近十万学生纳入一个政治运动，又何其难？在近两个月的时

间里，叶维仅仅发展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中国公学教授白瑜。他是叶维在东南大学短暂求学时的同窗。

1925 年后，叶维、任觉五走向了黄埔，白瑜却从学生变成一个学者。他虽

然也一度在黄埔任教，但赞同的却是共产主义。

1932 年初白瑜之父被共产党枪杀的事件，一方面使这个年轻的教授

“意志非常消沉”，另一方面，也使他脱离了共产党组织。得知这个情况后，

叶维“特执贺衷寒一函求见”，声称蓝衣社正“找新人加入、让旧人回头”。

白瑜因此成为上海革青会的成员。在他之后加入革青会的，则是中国

公学的另一教授孙伯骞。

孙伯骞是周恩来在南开时期的同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

治学硕士学位。他素有政治野心，曾参加过汪精卫的改组派。因不被重视，

旋即退出。

《力报》刊登《十三太保闹中华》的消息后，孙伯骞极其关注，他主

动向熟悉黄埔情况的白瑜“打听组织情形，并表示愿意加入”。白瑜因森严

的保密律条，“佯作不知”。但立即向叶维“提出报告”（邓元忠，《白瑜访

问》）。

叶维也立即发展孙伯骞入会。1932 年5 月初，这三个人组成了上海革

青会小组。

上海革青会的第一个重要活动，是创办《民众喉舌周刊》。这是一个政

治刊物，但熟悉上海学界的白瑜，恰到好处地“采取流行题材以广招徕”。

在“人物短评”、“大学教育”等专栏里，隐蔽地包裹着蓝衣社的各种政策

和思想。

白瑜谈到，当时，一般政论刊物都以骂人、“幕后”新闻、无聊小品为

内容，《民众喉舌》虽然“效仿之”，但它文笔犀利、内容清新，故“每期

发行三千份，一出售即被抢购一空”。

5 月中下旬，《民众喉舌》发行3 期后，白瑜、孙伯骞招徕了几名中国

公学年轻、热情的学生，兼职为《民众喉舌》处理编辑、通联等事务。不

久后，这些学生也被吸收进革青会。革青会上海分会出现了。

但，对上海革青会的发展最有意义的事件，是这一年夏秋，四个后来

名重一时的宣传专家的入会。

这四个“宣传专家”，分别是《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崔万秋，

贺衷寒的中学同学兼同乡刘炳黎，以及刘炳黎的朋友陈秋云、张云伏。

崔万秋是一个激进而热情的文人，他的客厅一直源源不断地容纳着从

各地来上海寻求机会的“文艺的冒险家”。他慷慨地为这些或落魄、或狂放、

或拘谨、或激进的青年，提供着食物、房租和零花钱，并引领他们进入上

海的文艺圈。后来叫作“江青”的蓝苹，就是从他的客厅进入演艺界的。

崔万秋把十余位文艺青年引进了蓝衣社。同时，他在上海名重一时的

“火炬”副刊，也成为叶维的宣传阵地之一。无数投稿的青年，阅读“火

炬”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把自己幼嫩单薄的躯体，投进蓝衣社的阴沉组织

的。

到9 月份前后，上海革青会已发展了近200 名成员。此时，刘炳黎的

入社，伏笔着蓝衣社后来在上海喧嚣一时的“青年运动”。

刘炳黎，35 岁，湖南岳阳人，贺衷寒的主要文友。与白瑜一样，他是

一名教授，就职于暨南大学。又与孙伯骞一样，他是一个激进而有政治野

心的文人。经贺衷寒介绍入社后，他申请创办《前途》杂志。

《前途》一直到贺衷寒出任书记的1933 年1 月才得以创刊。它的社址

在临近全国出版中心的五马路棋盘街宝善里5 号，刘炳黎任社长。此后5

年，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二流文人，以民国罕见的手笔，经营着这份蓝衣

社未来的机关刊物。

《前途》创办前，刘炳黎就在上海主要报纸《申报》上整整做了一个

星期的广告，声称这是一个严谨的、以研究国家前途为主题的杂志。当时，

叶维、白瑜等人都担心在浮躁、休闲的上海，这样广告会导致该刊读者寥

寥。但刘炳黎却断言，这将会是上海出版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月刊。

果然，创刊当日，几乎是《前途》刚刚上市几个小时后，散布在各个

街道的书局和零售点，就把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进了宝善里5 号，要求继

续供书。而刘炳黎的电话，也一个接一个地打到印刷所，要求立即供货。

第一版印刷了约3 千份，两个小时就销售一空；当日第二次印刷3 千

份，到入夜时也全部卖出。次日，《前途》创刊号又印刷、上市了几千册。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前途》创刊号销售了近2 万份，创下了民国学

术性杂志的记录。上海各主要高校当时在册人数2 万余人，几乎人手一份。

在寝室、食堂、图书馆、草坪，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该期的23篇文章都成

为最大的交谈热点。

到次年也就是1934 年，《前途》的基本订户近3 万户，每期零售约2

万户，不仅成为全国最畅销的杂志，而且，即使《大公报》、《申报》等售

价极低的日报，在上海的销量也略有不如。

当《前途》杂志发行24 期后，1934 年年初，上海蓝衣社已拥有数十

位力行社成员，一千余名“革命同志会”成员，复兴社成员更达到4、5

千人，成员几乎全是民国最受人尊重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

蓝衣社主导了迷惘、略显庸俗的上海学界。

这就是27 岁的肖作霖，在1934 年1 月29日抵达上海后目睹的景况。

此时离春节还有16 天，大部分学校都已经放假了。学生三三两两地提着藤

条箱，聚集到火车站，但一些人手上还持着《前途》月刊，打算把这个蓝

衣社的机关刊物带回到自己江苏、浙江乡下的祠堂边去。

出站的肖作霖目睹到《前途》的能量后，决心渐渐下定。虽然他面临

的，将是整整一个月冷清、寂寥的学校，但这一个月，一方面，他要组织

起“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另一方面，他将创办两个宗旨更隐秘的杂

志，《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文学》月刊。

接受了叶维、刘炳黎等人的接风宴请后，肖作霖回到了自己临时的住

处，外滩一带的一个房间。在缭绕烟雾和明亮台灯下，他写出了《中国文

学》的创刊广告：

“《中国文学》这个月刊，无论形式或内容都会使你感到十分的满

意。……它不标榜什么主义……但，在这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候，它也有它

的悲哀、愤怒和希望，这是一个自然的反映。……”

3、

几十年后，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一文里，不无得意地谈到了文化

学会上海分会的手笔。

1 月30 日，就是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分会就在“环龙路50 号”

开张了。当天出席成立大会的有55 人，大部分是教授、学者、记者、编辑。

刘炳黎任该会书记，肖作霖以总会书记身份兼任分会干事。

在春节前后的一个月里，这个分会的人数直线上升。2 月上旬达170

余人；中旬达700 余人。其中“直属会员”即学界首脑10 余人，“一般会

员”即专职文人400 余人，“青年会员”即学生领袖200 余人。

此时，也就是文化学会总会成立不过3 个月，最重要的地方机构上海

分会成立不过20 来天的时候，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潮，从南昌席卷到了

上海。

得知这个消息后，淞沪地区的几万名蓝衣社党徒一片雀跃，肖作霖更

兴奋得手舞足蹈。在此之前，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虽然已因为学会

的进展而沾沾自喜，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他和张彝鼎、吴寿彭三人提

出的那个“文化复兴运动”计划，不仅将使他短暂的、但风云一时的发迹

再上层楼，而且，它已经演进为一个比别动队、甚至比蓝衣社都更加重大

的政治现象。

这就是曾席卷亿兆苍生的“新生活运动”。

1934 年2 月19 日，在南昌街头，5 万民众被有组织地召集起来。这一

天南昌下着绵绵细雨，但按照宪兵、保甲长的警告，他们不允许使用任何

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了一个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5 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

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目光似乎还那样冷漠、那样矜持，但一些人仍然觉

察到了，在他缓缓扫视他统治下的居民、广场、城市和无数的青天白日旗

时，他的眼睛深处有着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样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示

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开始发表他生平最重要的演讲之一。

这个演讲的名字是《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在演讲的开头，他就以铿锵

的语调，表达了他“复兴民族道德”的决心。他说，“礼义廉耻”是中国人

生活的四维，是万世不易的道德核心。他就是为这个“复兴”才降临到这

个世界的。

“第二期革命”只是“目”，“新生活运动”才是纲。正如曾国藩的“洋

务”只是目，而复兴儒教才是纲那样。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一个不可阻拦的“民族复兴运动”。

那么，如何实现这“四维”？这就需要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言

行举止里，都贯穿“八个原则”。这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

确实、勇敢、牺牲。

他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5 万人象绵羊一般，一动不动地让他训斥着

自己的杂乱、肮脏、奢侈、懦弱。而演讲即将结束时，一个小插曲使演讲

到达了高潮。

这时已经接近中午了。在浩大的群众队伍边上，一个学童懵懂地穿过

街道，他的嘴巴里叼着一颗香烟。蒋介石看到了他，接着，几万人的目光

都在他目光的牵引下，木偶般地转向了学童。

蒋介石仿佛看到了一生最深恶痛绝的景象，他猛地拍着讲台，麦克风

震荡出一阵的“嗡嗡”响。他以一种具有金属般穿透力的声音叫喊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随后，他不再说第二句话，拂袖而去。直到他退场、直到大小官员都

退场后，几万民众才列队退场。

这样的场景在20 天后又重演了一次。3 月11 日，在十万民众所代表

的142 个组织的拥簇下，蒋介石“衣冠整洁地出现在会场”。这次，在“四

维”、“八原则”之后，他宣布发动一个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并宣布了

新生活运动的“95 条准则”。

他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他说，“如果我们想有

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他还

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

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

也就是说，这将是一场从“我”做起，从走路、吃饭、睡觉做起的群

众运动。而后，他声称：“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

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生活的全面军事化，以便使他们能够磨练勇气和敏

捷，增强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忍受力，特别是养成他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

能力，以便他们将来在任何时候为民族而牺牲。”

然后，他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他自任会长，六名总干

事分别是蓝衣社的邓文仪、康泽、蒋孝先，政学系的杨永泰、熊式辉，和

CC系的陈立夫。

一个波及17 省、分支机构达1，133 个，涉及了几乎全部中国人的社

会运动，就在这个集会后席卷开了。

“新生活运动”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比浩大的宣传运动。在

所有可以想到的媒介上，都印制着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数以千万计的《新

生活运动要义》小册子，被送到各家各户；此外还发行了一组数量达40

万套的四枚邮票。

在无数“促进会”的干涉和监督下，即使是商店里出售的脸盘、毛巾、

碗碟，也清一色地印上宣传字样。比如搪瓷面盆的周边除印有“新生活运

动”五个大字，盆底还印着八行繁体字：“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应以整齐、

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礼义廉耻为基础。”

宣传之后，是仪式和“生活”。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活限制、起居监

视风潮，它要求每个人都会唱国歌，并在升旗和言谈到蒋介石时立正。此

外，以这一年的武汉为例，开舞会、穿西装、听音乐都被认为“将腐蚀人

们的意志”。于是，经常有戴着鸭舌帽的人冲进舞厅和戏剧院，他们向一个

个穿着西装的观众泼洒着脏水甚至腐蚀液体。西装一片一片地被销蚀掉了，

最后露出了洞，而那些人则满足地发出尖叫或大笑。

它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动员和演习运动。它宣布，军官可随时在

街头“召集成年男子”，国家可随时动员，公民则必须随时响应和献身。这

样的场面曾在武汉上演了好几次。在江汉路、恪咖山一带的路口，曾有军

人对平静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起了哨子，而后几个人在警察的配合下，

吆喝着从路口经过的人站好队，整理好队列。

蒋介石试图在“复兴儒教”的基础上，缔造一个完全的军事化社会。

但，在“新生活运动”的推导过程里，笑话却一个接着一个。

例如，95 条准则对吃饭也提出了限制，在餐馆里就餐，要的菜不能超

过四菜一汤。但没几天，生意已经被大大影响的大小餐馆就开始用大盘子

盛菜。饭店禁止喝酒，跑堂的就把酒装在茶壶里送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

办法，来欺骗运动的“监督员”童子军。

军阀韩复榘将军做了件很有名的趣事。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

他发表讲话说：

“我衷心地拥护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很

伤脑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么谁走在右边呢？再说，这样一来左边

就未免太挤了！”

几万人哄堂大笑。

上海盛传的一个笑话可以说明租界外的居民，对“新生活运动”的态

度。95 条准则开始推行后，对这个“东方明珠”，蒋介石也要求“不穿高

跟鞋、不烫发”。但最早违背这个准则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外戚。笑话就从这

里开始了。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先施公司楼顶巨大的霓虹灯，始终闪烁跳跃着

“礼义廉耻”四字。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恶作剧，这一天“耻”字不亮了。

于是，上海长期流行着一个歇后语：“新生活运动，礼义廉------无耻！”

这就是肖作霖等人计划的、曾喧嚣一时的民国“新生活运动”。它延续

了接近3 年，一直到1936 年底，蒋介石才以“虎头蛇尾”、“非常失败”、

“异常惭愧”等话语，终结了这个空前闹剧。但民国的历史，毕竟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民族复兴运动”从“第二期革命”新兵种新武器引进的军事

阶段，“复兴农村”的经济阶段，“削藩”的政治阶段，禁绝鸦片腐败的社

会阶段，进入了它的高潮，即以“新生活运动”为口号的文化阶段。

蓝衣社的历史，也因此异常鲜明地拐了一个弯。“新生活运动”被发动

前夕，在南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蓝衣社干事会曾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会议对蓝衣社的《章程》作了重大修改。其中第一条由“本社定名为三民

主义力行社……以蒋介石先生为领导”，改为“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蓝衣社的组织核心已从力行社转移到复兴社了。

虽然力行社、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

接下去的一些修改则更加关键，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条宣称“放弃民

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第九条决定“取消三民

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明确，

蓝衣社的使命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

这些，标志着蓝衣社的最终演进为一个纯粹的法西斯组织。此外，蓝

衣社《纪律条令》，对成员的要求也由“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改成了“绝

对信仰法西斯主义”。

这股秘密的修正潜流，迅速被“中国文化学会”的那班文人领会到了。

一个国家如此巨大的转轨，将给无数人以权力升腾的空间，那么，他们有

没有可能在此中成为权力的暴发户呢？

文人们为此兴奋不已。几天内，各种来自欧洲的著作就充斥在他们的

床头、案边、话题里。而又几天，在文化学会的操作下，法西斯主义的风

潮，更迅速地吹拂、席卷到现代生活气息最浓厚的上海。

4、

“新生活运动”迅速被蓝衣社控制了。

挑选邓文仪、康泽、蒋孝先三人充当运动的总干事，是一个意味深长

的决定。“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是新生活运动的口号，邓文仪主宣传，

负责“艺术化”；康泽别动队在农村，执掌“生产化”；蒋孝先代表的宪兵

是社会军训的主力，推进“军事化”。

但还不仅于此。

生活限制和监督完全落入了明瓦廊的手里。民国没有任何一个其它派

系，有蓝衣社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它始终控制下的十余万童子军，此时

纷纷充任了各城市、各街区的“监督员”。与此同时，无数失业军人、复兴

社员，横冲直撞地进入一个个娱乐场所甚至餐厅。在他们的勒令下，除中

国古典音乐之外的一切乐曲，所有“卡莱巴”（俱乐部）式餐厅、所有平民

舞会，都被限期取缔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学会的迅速兴起。

1933 年12 月，文化学会刚刚在南昌设立总会时，资金异常紧缺。政

学系头号人物杨永泰出于和邓文仪的公私恩怨，“只批准每月由南昌行营拨

经费300 元”。但这一年春天，在蒋介石的批准下，邱开基富得流油的武汉

缉私处，开始往这里源源不断地汇入资金。

每月多达十余万元的经费，使文化学会成为蓝衣社最富裕的一个机构。

《华中评论》半月刊、《文化信号》旬刊、《汉口商报》……几十份报刊纷

纷创办了起来。

报刊之外，是雨后春笋般的分支机构。21 个分会和直属分会，数以千

计的文人学者，在北平、武汉、兰州、开封，乃至香港、菲律宾、巴黎……

都进行着“新生活运动”的鼓吹。

贺衷寒兼职负责的电影公司，把新生活运动的记录片在福建各地轮回

上映着。在当时极端贫困、落后、以番薯为主要食物的福建，人们被电影

这种新事物激动了。一时之间，它“引起轰动”。

上海分会是“中国文化学会”的重心，它拥有学会近一半的成员。到

5 月，据《申报》统计，该会已出版图书48 种，平均每5 天就出版一本书。

结合邓文仪控制下的上百份报刊，文化学会一举主导了新生活运动的

宣传。CC系的中央宣传部黯然失色了。

截止当年5 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文化学会“已备案”的会员即达

2，089 名，其中“一般会员”1，294 人，“青年会员”766 人，直属会员

38 人。

对此，几十年后，易劳逸教授概括到：“新生活运动……是完全的蓝衣

社运动”。

但它更是一个法西斯化运动。在邓文仪，肖作霖的授意下，1934 年2

月起，一股公开的法西斯主义鼓吹潮流，渐渐升腾了起来。

笔杆子陈秋云在《社会新闻》杂志上，这么概括着法西斯主义：

“……它是最实际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

现形式。”

刘炳黎在《前途》月刊的社论里，则以酸楚、悲怆的语气写到：

“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再也没有别的

路可走了，只有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

最令人瞩目的事实是，蒋介石、贺衷寒也频频在《前途》杂志上发表

署名文章，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

从《前途》、《社会新闻》等开始，蓝衣社由康泽缔造的、多达100 余

份报刊的传媒机器也高速运转着。南京、武汉、南昌、洛阳、郑州、长沙、

福州……

最引人注目的是浙江。当时，负责浙江“文化学会”的是蒋坚忍，1934

年6 月10 日，浙江分会组织了“文化前卫队”，在成立仪式上，肖作霖代

表总会，在几千名学生的睽睽众目下，将标志着生产化和军事化的剑和犁

交递给了蒋坚忍。这在当时轰动一时。

毫无疑问，肖作霖的这个创意来自“以剑征服土地、以犁种植粮食”

的希特勒名言。到此时，蓝衣社对法西斯主义的鼓吹，已没有任何保密、

“掩护”和遮盖了。

就从这里开始，这样的鼓吹和轮回宣传，连篇累牍，喝彩一片，整整

延续了两年有余。这期间，贺衷寒先后出版了四册《一得集》，与《学与干》

一书；邓文仪写出了《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完成了《复兴中国革命

之路》……这些蓝衣社的经典文献，纷纷摆在上海四马路的图书集市里，

并通过拔提书店，进入一个个青年的房间。

那是一个浮躁、盲目的年代。在朝不保夕、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从晚

清开始的文化、道路的迷惘，转化为一种爆发的、近乎绝望的情绪。法西

斯主义象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就象任何一个末世邪教迅速传播

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

在这种喧嚣、沸腾的气息中，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

分子，特别是在现状不满的人群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贺衷寒、刘炳黎

等人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发了热烈讨论。一个法西斯中国似乎呼之欲

出了。

也是在这样宣传狂潮的引领下，宣传处、“中国文化学会”在短短的半

年时间里，为蓝衣社带来了3、4 万名大学毕业生成员。蓝衣社的成员总数

已达10 余万人。

几十年后，生活在台湾的50 余名蓝衣社魁首，矢口否认蓝衣社是一个

或至少演进为一个法西斯组织过。为此，他们甚至与一些学者进行过几近

十年的论战。而对散落在当时各大报刊的白纸黑字，从1934 年起喧嚣甚上

的法西斯主义鼓吹，他们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这么一句：“很多力行社员，

包括蒋中正在内，对法西斯制度曾有过浓厚兴趣。……这种兴趣自（民国）

二十四年起已开始减退。蒋中正在那年对有关法西斯资料常批‘不值一看’

字样。……”

这种说法是极为勉强、极为无力的。自1934 年2 月修改《纲领》为法

西斯组织后，一直到它灰飞湮灭，它也没有重新强调过“信仰三民主义”。

如果说，此前别动队的副总队长杨周熙所写的《孙文主义与法西斯蒂》一

书，还以调和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为遮掩的话；那么，腾杰、郑

介民、杜心如等重要“太保”，在这一年出版的《德意志访问记》一书里，

就极力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了。

一直到1935 年年底，也就是晚年肖赞育等人宣称，“这种兴趣……已

开始减退”的时候，在一次中央干事会上，蒋介石继续宣称，“法西斯主

义……对于一个衰落中的社会，是一帖兴奋剂”。

如果说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兴奋剂”、还多少有着统治工具意味的话。

那么，不久后在一个更大型的集会上，蒋介石更直言不讳地宣称：“法西斯

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的回答是：能！……”（易劳逸，《流产的革命》）。

这些事实表明，从1934 年起，一直到抗战爆发，所谓的“第二期革命”

和“新生活运动”时期，正是民国的法西斯化阶段。而蓝衣社正是这个努

力的主力军。

于是，到1934 年，当《纲领》被修改、当舆论鼓吹抬头的时候，当“新

生活运动”被发动后，腾杰那单纯、挚烈的青年意气，贺衷寒那含泪的、

忧伤的眼睛，“十三太保”个人的忠诚、正直与廉洁，所有这些令人难忘的，

让人尊重的，所有这些在那个乱世里鲜有的罕见的品质，都在这股飓风般

的思潮风暴中，渐渐地暗淡下去了。……

最早发起蓝衣社的60 余名青年，在1931 年那沉痛、悲歌的日子里，

一定不能想到，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

发展为一个成员10 余万人、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但即使到此时，他们也

不能想到，八宝街、明瓦廊那清新热烈的日子，武汉暴日下的努力，复兴

狂飙的出发和“远征”，乃至所谓的“江西新政”，所有这些多少夹杂着美

好的、寄托着成百上千万生民期盼的进程，在这一股思潮的侵袭前，也都

成为了“种下龙种、养出跳蚤”的历史悲剧。

他们是晚清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以自己的身躯做

牺牲、去祭奉文化遗失国土沦陷的惨重背景的再一群人。但到这一天，他

们所能完成的，也就是命运式的再一个轮回。

在一个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成本最低而

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模式”（黄仁宇语）。这个现实，使此前和此后的，洪

秀全也罢，孙中山也罢，毛泽东也罢，他们的革命都多少折射着独裁社会

的痕迹。……但只有他们，这群平均年龄仍然是30 岁出头的、一生忧患多

于安乐的，有理想、有文化、有良知的青年，因为处在西风再次东渐，并

且风潮就是独裁，就是恐怖，就是刺刀、军队与暗杀等内容的时世里，他

们更直接地以独裁社会的推动者自居，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他们也就更

直接、更鲜明地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

第十三章朝天宫

1、

霉雨季节到来了。

河湾、港道密布的田野间，遍地流淌着雨水。正是“钟山风雨起苍黄”

的时节，孤零在一大片平原中的几个城市，南京，上海、镇江等，也只是

偶尔晴朗。大多时候都飘零在烟雨里。

人流、车流、雨伞一片熙囊的明瓦廊大街，在这样的背景中，显得更

加隐晦。几十年后，它渐渐变成了一个老人对1934 年春天的回忆背景。

这个老人，就是原力行社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

自陈启昆去世、腾杰远走后，19 岁的林培琛依旧繁忙于文档、联络等

事务。他还“官升一级”，从助理员变成了书记处的助理干事。但比起两年

前，他似乎沉默多了。

在阴雨连绵的一个个午后，林培琛看着渐渐冷清的院落、到处滋长的

青苔，他的心头不时掠过一种怅惘的感觉。似乎，随着他所亲近的腾杰和

陈启坤的消失，原来洋溢在整个院子的清新、热腾、活泼，也就消失了。

但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离去吗？或者，仅仅是因为许多人的驻留外地，

明瓦廊的渐渐冷清吗？

超过200 元的月薪开始收不上来了，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救济也就谈不

上；一度下属有农场、商店的自足机关“厚生合作社”开始出现亏损，再

也无法安置伤残军人了；随着一个个干事职务的上升，出门不得坐头等舱、

减少用车的规定，不知道哪一天起已形同虚设；打麻将、赌博、跳舞，乃

至悄悄地包养姨太太，渐渐弥漫在明瓦廊内。

《生活限制条例》完了。那么，力行社原本规定的每周一次小组会、

每月一次的干事会呢？

“（民国）二十一年起，各干事因公务常不在南京，干事会渐渐废弛”

（邓元忠，《林培琛访问》）。如果说这还是一条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

只有区区300 人的力行社，要根据区域重新编组，继续小组会惯例，本来

是很容易的事。但在无声无息中，一个个小组也已经事实上地瓦解了。

缺少了会议的力行社，靠《司令塔》维系它的运行。但《司令塔》也

开始充斥着种种官场套话，被认为“空洞浅薄”。

力行社对同志会的控制开始松弛。此时，同志会已有成员一万余人，

按规定每季度应进行一次成员考评，并发展优秀会员升入力行社。但1932

年年底力行社成员就达到了300 人左右，14个月以后，它还保留着这个数

字。另外考评也废止了。

组织处除了接受一叠一叠的花名单，事实上已无事可做。总务处除了

下发经费外就是打杂；宣传处是邓文仪的，或者说是文化学会的；军事处

就是教导总队；特务处更是戴笠的私家地盘。最后，书记处这寥寥几个人，

除了为贺衷寒跑腿、起草文件外，已经丝毫不能过问各处各地的工作了。

力行社“渐渐等于零”（《康泽自述》）了。而与此同时，它却有了另外

一种气息。

它端起了架子。

这14 个月以来，最时常进入林培琛视野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

寒。对这个冷峻、威严、出口成章、威望极高的魁首，他既感陌生，又打

心眼里敬重。但贺衷寒那不苟言笑的面容，怎么都不能叠合上往日明瓦廊

的近乎亲情的感觉。

陌生造就神秘，神秘奠定权力，这是一切谙熟权力的人都貌似必须选

择的形象。在明瓦廊，贺衷寒总是衣冠笔挺，云麾勋带、中正剑、皮靴以

及耀眼的将军金星，烘托出他总政训处长的身份。但这或者也是此刻明瓦

廊的象征。

原本没有“兼职”的干事、助理干事、助理员，纷纷投门子找路子，

进入了政训处等公开机关，以至于一度出现过办公人员紧缺的问题。留在

明瓦廊的百十号人，也抱怨起了低薪水、少机会、当的是“无名英雄”，一

时牢骚一片。

从“投门子找路子”开始，同学、同乡、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小团体”

出现了。反过来，效率越来越低，官僚气味越来越重，有时为一个临时事

件进行联络，也要一转几手。于是，一边是处在荒废状态，另一边则是层

层的审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大量的案牍公文……这就是此时的明瓦廊。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团体”，它的青年色彩开始消退。它渐渐象征起了

权力，渐渐和黄埔路官邸、丁家桥党部大楼等不再有什么区别。

它开始成为一个“衙门”。而小小的林培琛，只是这个衙门的一个零件，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于是他那活泼的面容，开始有些僵硬了。在贺衷寒担任书记的14 个月

里，不知道哪一天起，他开始显得小心翼翼、少年老成。短短的一年多里，

他从一个热情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开始熟识人世、官场的大人。

不仅是他，所有办公人员都如此。那么，这样的从一个“灵童”到一

个纯粹办事人员的转变过程，是人为呢，还是一种必然？

一直到晚年，林培琛都还认为它是“人为”的。在接受一次访问时，

他谨慎地谈到：贺衷寒虽然性格鲜明、博学多才，“观点深入宏大”。但这

也是一个刚愎自用、有着深重而恶劣的湖南习气的人。

2、

贺衷寒担任书记的14 个月，明瓦廊几乎就是一个湖南人的天下。

作为一个一生毁誉参半、而且毁多于誉的人，明瓦廊里的贺衷寒面貌，

也似乎既模糊又鲜明。就个人气质来说，他坚定的社会理想、执着的个性

特点，几乎就写在他的脸上。但与这样热烈、鲜明、执着的气质成正比的，

却是这个人悲剧、灰色、狭隘的性情。

几乎所有认识贺衷寒的人都说，他文人气息很重，“有浓烈的情感”。

因此，对那些湖南籍首脑如潘佑强、肖赞育、杜心如、刘咏尧等，他极其

亲近照抚。这种同乡之间近乎亲情的交往本来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他

动辄以曾国藩自居，以为自己连同黄埔的湖南势力，将是国家的“中兴重

臣”。这自然要引发江浙官僚、乃至蓝衣社外省同僚的侧目。

“湖南小团体”的流言就因此长盛不衰。此外更要命的是，他具有强

烈的领导欲。于是地位高于自己、或他认为不易控制的人等，一概不许进

入明瓦廊。

几乎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后来台湾的“国防部长”、蒋介石的远

亲俞大维，就多次表示要加入蓝衣社，但都被他轻蔑地拒绝。这一点使众

多明瓦廊人物纷纷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满。但不久后，他变本加厉，渐渐疏

远、放逐了蒋介石的妻侄，温厚的、对蓝衣社事务一贯热心的毛邦初。

与隔绝、疏远浙江籍同僚相对应，他大量任用私人。短短一年里，湖

南人接管了蓝衣社政训、宣传、财务、民间军训、童子军组织等要津。翻

开1934 年蓝衣社的首脑名单，几乎就是一个“湖南小团体”的名册。

如果说这些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创始成员的任职，尽管有明显的拉

帮结派的痕迹，但也貌似“合乎情理”，因此只让人猜测、度量的话；那么，

1933 年年底，他的胞兄贺醒汉以一介平民身份，出任蓝衣社湖南书记，则

让人笑话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老调重弹。……

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并在力行社内，被普遍认为“气量不够”（邓

元忠，《林培琛访问》）。1933 年的大部分时间，他虽然以自己的理论功底、

个性魅力，推进了蓝衣社的“复兴狂飙”和民国的“第二期革命”，使成员

从万余人一跃而为十余万人，但首先是与他“交情甚笃”的腾杰，质疑起

了他的用意。

一直把贺衷寒当作自己亲近兄长的腾杰，在自己丧妻、失意的潦倒时

光里，曾屡次以面谈、书信的方式规劝贺衷寒。当初的澡堂“组织四点”

之外，还有“小组会还是要开的”、“生活还是要限制的”等话语。但贺衷

寒一直当作耳边风。

腾杰渐渐疏远了他。几十年后，腾杰更不无复杂、不无痛心地谈到，

“……当时贺氏的政治地位很高，对外影响力也大。……但因其性情，对

内建设性少而破坏性大”。

还不仅于此。据说，这个疏远和蒋介石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1933 年10 月，腾杰行将出访德国前夕，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的中央

军校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他们的谈话长达几个小时，而且充满了温馨

的气息。蒋介石首先以一种长辈的态度，对腾杰丧妻进行抚慰，随后，对

腾杰行将开始的德国之行说了很多勉励的话。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他才

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从点评蓝衣社的工作、人事开始，话题渐渐转

移到了贺衷寒身上。

这一夜，蒋介石评点贺衷寒的话，很多，很琐碎，也很婉转。但腾杰

终于捕捉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他……有代表湖南人，做领袖的野心”。

这个评点，一字千钧。虽然14 个月里，一直有两个湖南人，肖赞育和

李一民，象“消防队员”那样试图为贺衷寒消解、融合他所“得罪”的人。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当蒋介石，这个在根本上裁决着蓝衣社的军人，屡次

以憎恶的表情斥驳、放逐贺衷寒时，圆滑、世故、习惯“墙倒众人推”的

南京官场，早已对他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

他早已成了南京的一个“孤家寡人”，只留下湖南同乡这一亩三分地。

即使湖南同乡也不见得都那么牢靠，已结束驻柏林武官职务的丰悌，早已

疏远了他。

而这一天，淫雨还漫天飘洒，林培琛略显落寞地在院子里办公。此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了。电话的那一头，是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迅速召集各在京干事。……领袖今夜将主持会议，对团体宣布一项

重大决定！”

3、

这个“重大决定”就是免去贺衷寒的书记职务。但一直到入夜时分，

奉令赶到明瓦廊的几十个党魁，都还没有丝毫预感。

只有忙着准备茶水、收拾会场的林培琛，意外地看到，不知道什么时

候，贺衷寒已经进入会议室了。他呆呆地、若有所思地坐在长方形会议桌

的一角，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但烟的一头已经被碾碎了。金黄色的烟丝，

洒落在桌面上。

林培琛不敢惊动他。接着，在风雨声中，一片接一片的寒暄问好声，

在会议室外响着，杂沓的脚步，渐渐连成了一片。但贺衷寒似乎没有知觉，

一动不动。

人群鱼贯而入会议室后，许多人都觉察到了贺衷寒的异常。他们面面

相觑，会议室的声音又一下子暗哑下来。

“领袖到！立正！……”

随着这个声音的响起，几十双眼睛都看到了，在漫天的夜雨里，蒋介

石以一种军人的沉静步伐，走过天井。他的身侧，有一个人努力地用伞替

蒋介石遮挡着雨水，他自己的半个身子却完全湿了。

这个人，是明瓦廊久违了的刘健群。

会议绕了一个大弯子。示意那些蓝衣社党魁坐下后，蒋介石面无表情

地开始了他的长篇讲话。他的声音似乎是从一个幽远的山谷里飘出来的：

“……民国二十一年，你们要‘拿出正大的主张’，要‘严密地组织起

来’。当时，我就说你们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要闹小团体，就要闹矛盾。……

时过两年，现在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样质问后，他开始历数明瓦廊的幼稚、冒失、文牍习气、官僚做派、

倾轧苗头。他公务繁忙，但明瓦廊丝毫不予体衅，反而动辄上《万言书》。

这些《万言书》下笔千言，实无一物，执笔人却不以为耻，“而引以自豪”。

他从不自居国家领袖、黄埔师长，更忽略了自己的身兼蓝衣社社长，仅仅

是“我比你们年长20岁，经验上要丰富”，因此，他才善意规劝社员，“但

一再规劝，你们只当耳边风”。

这些规劝是什么呢？他简略地回顾：早在1932 年9 月，他就曾严令腾

杰、康泽，“社会（民间）所荐之人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妄招摇求借等

恶习，……应切实负责考核”（《蒋公日记》）。但明瓦廊还是贪功求大，盲

目发展人员。

因为没有听从他的规劝，贪污、腐化已经在基层渐渐滋生。何止基层？

何止贪污腐败？力行社几个月前惊爆的“李安定案”，在蒋介石看来，已足

以说明力行社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李安定是蓝衣社的福建书记。戴笠秘密瓦解“闽变”时，他得到李安

定与广东陈济棠方面有相当勾结的证据。1933 年底，李安定被扣以私贩鸦

片的罪名，在南京处决。

“一个李安定死了，又来了一个余洒度！”蒋介石的声音蓦然抬高，他

当场出示了北平蒋孝先的一份电报：“余洒度身为前共匪分子，本以为已昭

然自新，并期以华北中央化厚望。塾料贼性难改，在华北走私吗啡，牟取

暴利。已电令蒋孝先将其枪决正法！”

与吃里爬外、走私毒品相比，“党同伐异”虽然不是什么罪名，但更是

明瓦廊一直的顽疾！说到这里，蒋介石继续加重了语气。他带着一种“恨

铁不成钢”的腔调，回顾了1933 年他的多次告诫，“不要打小报告”、“不

要闹小组织”。回顾了几个月前，他甚至有些无可奈何地告诫的，“不要党

同伐异，眼光要远，要知晓水涨船高的道理”。

“……但你们幼稚、狂妄、不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剩下的，都

是脑后长反骨的，要自己当领袖的。都是昏聩的，忘记了日本是怎样欺负

我们，赤匪是怎样处心积虑要打垮我们的！……”蒋介石掷地有声地总结，

回音嗡嗡作响，甚至使会议室里的电灯不时明灭。

会议室一片寂静。蒋介石的眼睛，却似乎有些冷漠了。他环顾了一圈

屏声静息，或面如土色、或一脸深思的听众。

这个眼神震慑了会场。于是，他的声音低了下来，缓缓说到：

“几月之内，接连发生两案，君山是不适宜再当这个书记了。新的书

记人选，也不要再是同学了。是同学，就会窝里斗。……我提议由健群来

替君山。……或者，党同伐异的恶习，腐化安逸的恶习，能就此消弭？”

他似乎是自问自答。但他的眼光，已经和会议室里的几十双眼睛，一

起转移到了在角落里的刘健群身上。刘健群略显拘谨、不安，他站了起来。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健群做了简短的就职讲话。这个就职讲话大约

只持续了三五分钟。讲过几句“惶恐”、“精诚团结”等场面话后，他宣布

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总社“书记”一职从此改称“书记长”，以有别各分社、

支社、区社书记。力行社书记长也是同志会、复兴社的书记长，以“统制

事权”。

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接着，他宣布社址从

明瓦廊搬迁至朝天宫，各会、社、处合并办公。

朝天宫是一个恢弘大气、极其著名的明代建筑。600 年前，它是明太

祖的祭天宫殿，后来先后是过江宁学府、孔庙、南京市博物馆。力行社的

上百名工作人员，第二天就开始了搬迁工作。搬迁进行了整整一周，一个

车队被征集，一卡车一卡车地转移着桌椅、橱柜、书籍以及几万份文件档

案。一个排的宪兵被调拨到这里负责警卫。

第三个也是比较实质的一个决定，是曾扩情接替他本人，赴北平出任

华北军分会政训处主任、华北蓝衣社书记。这个决定让多数的与会者既感

到意外、又多少有些不满：娶有姨太太、且私生活有那么多“污点”的曾

扩情，怎么能担此重责呢？

但没有人发言反对，更没有人提醒刘健群这并非社务，刘健群也并不

是总政训处长。

讲话结束后，蒋介石径直起身，戴上军帽，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

室。刘健群紧随其后，迅速又撑起了雨伞。这两个人消失后，其他人也悄

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从孤零零的贺衷寒身边走出。

不一会，会议室里又只剩下了一个贺衷寒，一个不知道如何劝慰他的

林培琛。

3、

作为“倒贺”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易德明走出明瓦廊后，一再地感到

震惊、意外。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蓝衣社一个特殊的、命运式的时刻要到

来了。至于这个时刻是什么，此时的他却不敢多想。

几十年后，在台北，他以一种冷静、超脱的态度进行总结，说这是“黄

埔毕业生在力行社的争斗所致”。

这句话仍然有“为尊者讳”的古老痕迹。但大体上却是不错的。1934

年春天淫雨连绵，贺衷寒也日渐消瘦、日渐失意。而在他孤零身影后面的，

不仅有一个日渐瘫痪的力行社，还有一个四分五裂之象终于显著的蓝衣社。

“西南派”的半独立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别动队革新江西、威

震民国后，“别动队------西南青年社------淞沪基层”这三轴力量终于成形。

它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湖南派早已有了分庭抗礼之势。

但令易德明深感震惊的，是康泽的转变。

一直以来，如同四川丰饶而苦寒的土地，康泽一直有着四川人卑微但

执拗的性情。是这个扎实刻苦、然而不显山不露水的风格，使他渐渐获得

在蓝衣社、民国的特殊地位。但随着权位的上升，康泽性情里被压抑了许

久的另一面，终于显露出来了。

此时蒋介石不过48 岁，但“蒋后接班人”的话题在力行社内早已显得

时髦。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最早是“螟蛉子”刘健群，接着

是“政治领袖”贺衷寒，但此时，许多人却把目光对准了康泽。

康泽也有志于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个苦寒青年的这种“志气”，

过去是潜伏的，此时却以一种极端狂妄、极端草率的方式来表达。一次，

他对易德明毫不掩饰地宣称，蒋介石的能力“与我们相差不多”。

那么，蒋为什么能始终掌握权力呢？他更进一步地分析，“……但（蒋）

指导人工作的方法，非常高明；蒋氏用人，一件工作上一定要用两个，因

不放心也”。换而言之，蒋善于“分而治之”。

在康泽看来，这是蒋介石唯一比他强的地方。不如他自己的，却是“蒋

氏的头脑一天到晚都在想事，故时刻‘下条子’。但缺点在下条子后，缺乏

继续跟踪的能力。”就是说，蒋不善“抓落实”。

最让易德明目瞪口呆的还不是这些。这样没有忌惮地评价“领袖”、师

长，在力行社虽然罕见，毕竟也不是绝无仅有。但康泽紧接着公然宣称，

他自己有志于“做中国的斯大林”！

就是这次和康泽对话后，易德明感到，明瓦廊“沸腾高涨之革命精神”，

已经“渐次下降，而私人派别关系渐次发生”。

但离明瓦廊越来越远的，又何止是康泽与他的“西南派”？在易德明

的视线之外，更有另一个“小团体”，此时还相当隐秘的“浙江派”。1933

年的漫长日子，是一个刻苦、廉洁、小个子的“大将军”，人为地、接近恶

意地制造了一个“浙江派”。

“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是黄埔流传9 年的口头禅。但这个“大

将军”真的象此时蒋介石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本色的军人吗？

与贺衷寒一样，胡宗南是一个身后褒贬不一、评价纷纭的人物。围绕

他的为人、为事、为功，各种说法泾渭分明。比如，民国或官办或民办的

大小报刊，曾连篇累牍，视他为民国罕见的“清官”、能吏，其廉洁刻苦的

名声，民国无出其右。但同时，民间也悄悄地流传着他“逼父”、“害妻”

的故事，勾勒出来的，是一个天性凉薄、毫无人寰的形象。

他被称“治军严整”，凡事亲历亲行，与士卒同甘苦，有古代名将遗风；

但另一方面，除河口一役，他毕生败绩累累，被称“草包将军”、“败北将

军”。

最后，对其功业，誉者，视他为民国干城、基石，毁者，则视他为乱

国的何进、杨国忠一流……

潜伏在这样纷纭说法底下的，是贯穿胡宗南一生的勃勃野心，他的“王

霸雄图”。

早在1930 年，胡宗南的第1 师驻防开封期间，他就与冷欣、萧洒、王

天木等人，秘密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三民主义大侠团”。“大侠团”的成员

没有超过10 人，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但，它正是后来蓝衣社“浙江派”

的种子。

这颗种子缓慢但执拗地生长着。它并扭结、连带起另一颗卑微的种子，

那就是次年形成的戴笠“十人团”。唐枞、梁干乔等“自新分子”，连同“大

侠团”成员王天木都身在此列。正是在胡宗南的游说、带动下，这个大约

十五六人的，天性里都夹带着沉默、狡黠、汗水、伺机而动等官场本能的

浙江小集团，集体地投入了蓝衣社。

1932 年在励志社大会上，胡宗南没有入选蓝衣社干事会，这给他带来

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一个深谙官场黑幕的军人，他首先效法韩信、司

马懿等古代名将，扼守秦岭要地，待机而动。天水、陇东南一地，兵法记

载“据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但对胡宗南来说，这不仅是军事的“扼远近”，

也是权力的、政治的。他将身影淡出纷乱、危机四伏的南京，但他也需要

在明瓦廊找到一个政治的代言人。

选择贺衷寒还是选择戴笠？一直到1933 年，戴笠的特务处还仅仅有特

工100 余人，只是潜伏在淞沪的一个微弱力量。他要把砝码压在哪里呢？

是贺衷寒的“声望”，还是戴笠对人心世事的深刻了解，他本人的天才？

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但戴笠却极其主动地靠拢着他。“浙江派”

大将之一，曾在戴笠之后任军统局局长的唐枞，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们的谋

划：“……晚上与雨农谈话到一点钟。我对他说，第一期争领导的人太多了，

各不相上下，结果力量是不会集中的。……”

就是在这个深夜，唐枞为戴笠勾勒了一个“胡---戴联盟”的蓝图。在

蒋介石的态度表明了“湖南小团体”的大厦将倾后，联盟终于成形了。

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二十二年，任蒋中正侍从秘书时，……

曾听到胡氏亲向蒋报告说社内有湖南人小组织。……”

“胡---戴联盟”形成后，胡宗南在蓝衣社内，依旧“不负实际责任”，

并且他“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象他并不热衷于任

何政治活动……”（肖作霖，《复兴社述略》）。但正是这种貌似的淡泊超脱，

“本色”的军人形象，使几个小团体都不戒备他，反过来拉拢他。他上下

其手，游刃有余，成了“太保中的太保”。

湖南人、“西南派”、“浙江派”之外，还有刘健群的势力。

刘健群及其“嫡系”，一贯被力行社的大部分人都视为“旁支”，但这

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抗日宣传总队”挺进华北不久，就演变为华北各军的政训主力，所

谓“安抚华北”博得了南京的一片赞誉。与此同时，北平的一个区社书记

李荷曾谈到，刘健群频繁出入在各高校，“一为吸收成员，重质不重量”，

其次是宣传抗日，“他在北大文学院大礼堂演讲过好几次，开始听讲人数很

少，但愈来愈多，后来拥挤到有人需站在窗沿上听讲”。

这些工作使刘健群在华北的学界、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名望。此外，刘

健群与张学良的众多幕僚、将领，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宋哲元，建立了极好

的私交。一些人甚至认为，正因此刘健群才得以出任书记长。

自然，这个“旁支”不能略略染指力行社，于是也就谈不上会成为分

裂的因素。要命的却是，按蒋介石的说法，刘健群出任第三任书记长，是

为了杜绝党同伐异。但他能重新凝聚力行社吗？

那些内部都倾轧不已的黄埔生会听命于这个“外来户”吗？

4、

与一年前相比，重新回到南京的刘健群，似乎老练、超脱了。他变得

非常“识趣”，以淡泊的、“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去面对纷乱的朝天宫。

他丝毫没有介入几个小团体的纷争。但这“淡泊”又未免过了头。几十年

后，肖赞育谈到，“刘氏任书记长时，甚至未告诉干事会他在南京的住处”。

《康泽自述》也写到，刘健群任职期间，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之

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

于是，从明瓦廊到朝天宫，原本是为便利协调的“各会、社、处合并

办公”，一下子形同虚设了。从刘健群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朝天宫就处在

瘫痪、无人主事的状态。

是这种乱纷纷的涣散局面，才使轰动一时的民国“火并”闹剧变得不

可收拾。据说，3、4月间的一天，就是蓝衣社总社刚刚搬入朝天宫不过几

天后，任觉五就去了一趟上海。在环龙路的一个办公室里，他对自己所赏

识的肖作霖，对十年来和自己一起不断闹事、不断被学校开除、“焦不离孟”

的叶维，以及白瑜、刘炳黎等文宣学运大将，挑明了一个胆大妄为的算盘：

拿CC下手。

他以自己浓重的四川口音，不伦不类地说：

“……我们也要吃饭咯。这伙龟儿子，以为自己是秦始皇，圈一个城

墙就是自家的地盘了。……我们是校长的嫡子，这些杂种不过是私生子，

不说私生子，也是他娘的吃祖宗饭的。南京轮不上他们说话。……管他什

么家、什么党，犯着这里的，就统统要他开路！”

第十四章“火并”

1、

上海郊外，真如镇。

京沪铁路从这里经过，镇上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在破碎惨淡的1934

年，这个距离大上海不过12 华里的小镇，显得异常的荒凉、凋敝。正是江

南霉雨季节，一片接一片灰得发黑的屋顶，几条摆放着舶来的玩意和本地

土产的小街，连同三三两两的黄油纸伞，衬托出一种古老的色调。

又不单纯是古老的、水乡小镇的味道。镇子深处的一片青砖建筑，凸

显着真如浓重的近代化痕迹。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暨南大学当时就

设在真如镇。它共有近2，000 名学生，大多是华侨子弟。郑振铎、许德珩、

徐志摩、张大千、钱钟书等大文人大学者，先后在此任教。居住在市区霞

飞路的鲁迅，以及同样落足于法租界的蔡元培，也频繁在此讲学。

暨南大学是真如镇的重心。镇上的居民有的在校内做勤杂工，有的破

屋开店，做着学堂的生意，更多的人，靠租赁房屋给教员、学生以贴补家

计。

30 年代，真如本地的菜农为节省几个铜板、一张小票，还习惯于肩挑

手提，他们早上满担而出，午后带一些日杂用品步行回家。大部分日子里，

南京和上海对开的火车停留此站时，下车的都是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学

者或学生。

但这一天，一列南京开来的火车停靠在真如时，在车站内招揽生意的

几个卷烟小贩、食杂摊贩却意外看见，车上涌出的是一群目光阴鸷、五大

三粗的壮汉。

这些人都穿着蓝咔叽制服、土黄色裤子。他们兵不兵、民不民，一些

人的腰上甚至刺眼地别着手枪。他们一言不发，脚步匆忙地走出了嘈杂的

站台。

他们涌到站台外的小街上。这条小街是真如最热闹的地盘，叫卖声此

起彼伏。但和平的市井，往来的人群，似乎一下子被这些外来者惊呆了。

声音一时暗哑下来。这时，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人迎了上去，和那群汉子

的首脑握了握手。

一些站在街角以谈古论今为乐趣的闲汉，认出了那个人。其中一个悄

悄地说，“……那就是暨南学堂的刘先生，是一个有大身份的大先生”。

那个“刘先生”，正是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书记

刘炳藜。他在这个小镇已教书、生活了好几年，镇上许多人都熟悉他。但

与他握手的那个壮汉，却是真如镇很感陌生的。

他就是蓝衣社的南京书记任觉五。和刘炳藜寒暄两句后，任觉五一挥

手，几十个汉子就裹杂着他和刘炳藜，一溜烟地消失向暨南大学那一带的

弄巷。

在蓝衣社的首脑中，任觉五算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他不大不小、

不文不武，不显眼也不容忽视。

他位不上“十三太保”，却一直负责革青会与南京支社，算是地方大员、

“封疆大吏”。他先后就学于北洋大学、东南大学等著名学堂，都只是“走

马观花”，但黄埔使他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他热衷于青运、学运，又偏偏，

爱热闹、不安分、蔑视权威、多惹是非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这个人是朝天宫的一号“顽童”。过去两年多，因为有腾杰森严纪律，

有贺衷寒威望的拘束，他也罕见地卖力着，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此间把持

“青运”的职权，结合与他“焦不离孟”的叶维在上海的大出风头，他渐

渐成为淞沪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个人物。

别动队、文化学会的先后崛起，带给他新的依托、新的空间。无疑，

他卤莽、泼辣的形象，让一向功利实际的康泽很放心，康泽在江西期间，

曾把“西南青年社”的大小事务一应托付给他。由此，他成为“西南派”

数二数三的人物。

至于那些文化学会的秀才、“先生”，如肖作霖、刘炳藜、白瑜等，个

个下笔千言、工于心计。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更把这个粗鲁而

有手笔的人，当作是发展势力不可或缺的“急先锋”。

朝天宫瘫痪、无人主事后，这个“急先锋”犹如虎脱牢笼。和10年他

与北洋军阀教育部、“旧政学会”作对一样，这一次，他又给自己找到了一

个对头。

这个对头，就是民国密如蛛网的权力关系中，最坚硬的一个结点

------CC系。

2、

“蒋家天下陈家党”，是民国流传最广的官场口头禅。但到30 年代初

期，这句话却显得陈旧过时了。党务之外，此时，CC 还以对特务机关、

文宣教育、江苏地方的控制，而震慑民国。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权力群落。但30 年代中期，潜伏在这些公开机关

底下，并主宰这些机关的，是1932 年春天形成的一个秘密社团，“青白社”

及其二级组织“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

民国深重的秘密会社传统，先是苏联、后是纳粹德国的影响，以及一

盘散沙的社会背景与人心时世……这些散乱、复杂的因素，使“公开结合

秘密”，以公开为正，以秘密为奇，并且“秘密领导公开”的方式，成为

30 年代盛行一时的组织潮流。它也左右着蒋介石的思想。

1930 年，《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刻薄而公正地认为，“国民党已经

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而比大洋彼岸的这个声音更早、更具体，早在

1930 年，蒋介石就认为党员、官僚的贪污是普遍现象。他公开地说：“大

多数人民把我们当成一个特殊的阶级，群众到处都不欢迎我们……”；“为

什么（革命）还未成功？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主观条件不够。现在多

数人民称革命是什么呢

? 是虚伪!是假革命！……”

于是，不仅是自发的、军内的蓝衣社，而且是受命的、党内的CC系。

1932 年3、4 月间，就是力行社刚刚在淞沪地区获得蒋介石认可，登台亮

相的时候，“二陈”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南京组织了一个秘密、小型的

“青白社”。它的使命，正是刘健群恋恋不忘的“改组国民党”。

青白社以20 年代末“中央俱乐部”为基础，一开始就有成员一百七、

八十人，他们大多是汇集南京的党魁，另有一些各省的党务活动家。它的

秘密程度可以和力行社相提并论。但，和中央俱乐部没有任何区别，这是

一个腐朽的派系俱乐部，有深重的大杂烩式、大腹便便的气息。

这一年4、5 月间，葛武肇用以卖身投靠的力行社文件，却启发了“二

陈”组建二级组织、以“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的构想。于是，

以年轻、廉洁、有激情的普通党员为对象，旨在“复兴国民党”的中国国

民党忠实同志会成立了。

忠实同志会以《中央日报》、中央党务学校为依托，面对形形色色的文

人、党员、学员、青年。它也痛陈对日本的愤怒，痛陈对腐败------这个已

吞噬了国民党灵魂的肿瘤------的痛心疾首。救亡和反腐败这两大诉求，使

忠实同志会也渐渐拢聚了一批青年。它成为CC旗下秘密团体的核心。

与“复兴狂飙”同时，CC 系在各地的干部纷纷受命发展组织。利用

垄断党务、教育的特权，几个月时间，众多名目不同的外围秘密团体，在

各地建立起来了。

南京是叶秀峰负责的“五友社”；上海是潘公展组建的“上海会社”；

北平，张厉生与刘健群一同进发，支撑起了“诚社”；浙江，朱家骅形成了

“新干部派”；江苏，则是陈果夫亲自出马，他有声有色地发展了“励进

社”……

这些秘密的小团体、小组织，后来被人合称为“CC团”。

CC团的各会、社、派规模都很小，成员少则几十人，多则也不过三、

四百人。此外，它们都依托于CC 干将的公开职权，有深重的行业色彩。

如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新干部派”，以各科处厅长、县长为主力；上海教

育厅长潘公展的“上海会社”，以学者、学生为主要吸收对象。

就是这些小型、行业性的秘密社团，缓慢、执拗、虽然多少有些可笑

地推动着整党事务。它也窥测、关注着蓝衣社的动作。毕竟，蓝衣社发展

太快、声势太惊人，需要他们不时去防范，也不时去借鉴。但“井水不犯

河水”，一个是军宪警特，一个是党政文宣，他们是在不同领域共同推进“第

二期革命”的主力。

在“二陈”看来，这些被蒋介石称为“同学”的人，与CC 团即使有

摩擦、有倾轧，在根本上却是没有冲突的。特别是腾杰的诚恳、公允，给

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他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于是，1932 年

上半年，当八宝街的贺衷寒、任觉五时时在公开场合，抨击党部的腐败、

无能，甚至发布新闻时，他也只是息事宁人地要求腾杰“希饬所属注意”

（《申报》，1932年6月24 日）。……

这些抨击、摩擦还有很重的意气成分。但“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一

切都不一样了。

“新生活运动”发起后，文化、宣传、青年等事务，已“于无声处”

成为民国权力的核心之一。CC 团与蓝衣社的宣传处、革命同志会，在这

些方面却有着根本的重叠和冲突。

这种重叠、冲突迅速变得无法妥协。一两个月时间里，两系摩擦不断，

主动挑衅的往往是蓝衣社，“使绊子”、“掺沙子”、挖墙角、丢石头，手段

无极不用。不久后，这股风潮从淞沪蔓延了出去，蔓延到各县党部和各县

复兴社组织间，一时乌烟瘴气。

但使CC团感到致命威胁的，却是文化学会。

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后，诸多“海上名流、闻人”，如上海市长吴铁

城，众多大学的校长等都纷纷入会。一时之间，CC 团在上海教育界的影

响几乎荡然无存。为此陈立夫一面严厉训斥了CC团在上海的头目潘公展，

另一面，迅速筹备一个叫“文化建设协会”组织。

“协会”成立的仪式刚刚结束，形形色色、笑料百出的勾心斗角就开

始了。肖作霖曾谈到：“……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中，展

开了争夺战。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

参加了。……”

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两校是争夺最严重的社区。两校不仅是刘炳藜、

白瑜等人的巢穴，也盘踞着CC 系的重要人物。如“协会”的首脑之一樊

仲云是暨南大学有影响的教授。而潘公展更身兼中国公学副校长职务。

于是，两校的争夺几乎白热化。短短半个月内，暨南大学近1/4 的学

生，成为或蓝衣社或CC团的“文化特务”。法租界的赵主教路，只有区区

300 余人的中国公学更有近半数卷入纷争。……

江浙人小巧、重心计，但西南人好辣子，喜直接。何况是以胆大妄为

著称的任觉五？几乎是“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出现的那一天，多少有心

模仿卑斯麦的任觉五，就下定决心。他要和CC 团“以铁与血的方式，一

较高下”。

在1934 年混乱的淞沪，以“新生活运动”为背景，在前台对峙的，是

文化学会和“文化建设协会”；躲在幕后、显得模糊一些的，是复兴社和

CC团；而根本上，角斗双方正是蓝衣社、CC系。

是这样步步为营，但总的来说蓝衣社大占上风的格局，才使暨南大学

这个原本宁静的学府，成为一个权力、政争的是非之地。

3、

暨南大学附近的一条小弄堂里，有一个古老的土地庙。这一天，真如

镇的许多居民都看到从南京来的那些壮汉，在“刘先生”的引领下，拐进

了那条湿漉漉的弄堂。

一进土地庙，三五个壮汉就游荡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们的手枪和粗鲁

目光，吓唬住了附近的居民。许多女人都低声告诫自己的孩子，别出门，

别惹那些人的是非。然后自己悄悄躲在门板后，偷窥或倾听着“那些人”

的动静。弄堂、土地庙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土地庙里，往日摆放香火的案台被挪到屋子中央。20 余人或站或坐，

环绕着案台。一张临时绘制、手工粗劣的大地图摊放着。地图边，四五个

人正小声计议着。

一个个符号、图形随着计议的进行，被标上地图。艰难地透过层层乌

云的一缕阳光，穿过天井折射到了这个案台上。可以看到，地图上方标绘

着四个大字：暨南大学。

傍晚到来了，天色愈加阴沉。几个汉子从庙里出来，走出弄堂。向一

户人家问路后，他们到一个小饭铺买走了几十份饭食。随后又回到土地庙。

然后，掌灯时分到了。

整整一个下午，土地庙一派严肃、繁忙、紧张，它似乎是一个临时的

军事指挥部。而在庙里的20 来个人，也大多是正宗黄埔毕业的职业军人。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用这么多精力“军事编组”、“制定计划”，用以

对付的不过是百余名教员、普通大学生。具体地说，是CC 团在暨南大学

的一个小组织。

夜幕笼罩真如镇的时候，“行动”开始了。20 余人一涌而出土地庙。

此时，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正既忐忑又兴奋地游荡在路口、校门、饭堂和

宿舍附近。他们正是刘炳藜任书记的复兴社暨南大学区社成员，是这个“行

动”的“士卒”。

在真如镇的夜空下，一阵尖锐的呼哨声响起了。

几百名学生被分成20 余个小组，黄埔军人担任各组组长。他们人手一

根铁棒、木棒、警棍，迅速封锁了大门、侧门、通往各条道路，然后开始

扫荡宿舍、教室、图书馆。

一个参与了这个“行动”的学生后来回忆到：“……大概是同心圆的形

状，包围了整个学校。”

暨南大学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校内，横冲直撞的一组组“巡逻队”，几

乎把学校翻了个底朝天。所有过往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都被带到一片空

地上，然后一个个地盘问辨认过去。几个CC 团的学生来不及跑，当场被

打得头破血流。

这还不过是前奏。当棍棒声、哭吼声，和许多女学生的尖叫声连成一

片的时候，任觉五带领一个小组，大摇大摆地“押解”着几名校工，勒令

他们对宿舍楼断水、断电。

当时是暨南大学校工的一位老人，几十年后仍然余悸犹存地说：“那些

人逼迫我，很凶，有人带枪，有人推着我。我一个乡间人，守的是纸糊的

饭碗，哪有办法呃？！……学堂通电灯通自来水没多久，都是华侨给的钱。

他们逼我关电闸，关水闸。不一阵，整个学堂就黑糊糊的，就手电，尽是

手电。……作孽哪！都是几辈子当猪猡才把孩子送回来念大书的。那么个

挨打法……”

随着一处处灯光的熄灭，刘炳藜和他的十几个复兴社学生组长，开始

在宿舍楼下，用刺眼的手电筒，放行“清白”学生，封锁“嫌疑”学生。

所谓“清白学生”，是既没有加入复兴社、也没有染指CC团的。这包

括了暨南大学的大多数人，对他们，任觉五、刘炳藜早就宣布可以放行、

“疏散”，让他们到已腾空的通电有水的宿舍楼去。条件是他们要写下一纸

“契约”，允诺不参加“上海会社”，不介入“文化建设协会”的任何活动。

每个宿舍楼的大门边都安放着一张桌子。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一个个

被吓坏了的学生，纷纷填写“契约”，按上鲜红的手印。但事情并没完，仍

然心惊胆战的他们几乎刚刚进入有耀眼灯光的宿舍，蓝衣社的“办事人员”

就进来了。

这些“办事人员”有的是他们熟悉的师长、同学，有的却是来自南京

或上海市区的陌生人。他们或笑容满面，或满面凶狠，但不管是什么表情，

都让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产生了一种战兢感。他们携带着油印

的《入社申请表》、《成员履历表》，一进房间就开门见山地“发展成员”。

两三百名学生连夜填写了表格，以换取一个安稳觉。接着，他们被告

知，第二天有一个入社宣誓仪式。

不是所有的“清白学生”都能轻易过关。在手电筒的逼射下，一些仅

仅因为同乡、同班等关系，而和CC 团学生行迹密切的人，也被指认为是

“党部的人”。他们或轻或重地都挨打了，有的是一记耳光，有的是一根棍

棒，然后被勒令回到漆黑的被包围的宿舍去。

大约半夜时分，乱糟糟的校园总算短暂地安静下来了。辨别、“隔离”

工作已大致完成，任觉五留下一半的人马继续包围学校、监视宿舍，他则

和另外一二百人，到业已恐慌的真如镇大街上摆酒论功。他们一气摆开了

十余桌酒席，喧闹声传出几条街外。

这一夜，任觉五似乎年轻了许多。他大声说笑，一桌一桌地敬酒，让

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受宠若惊。他喝得酩酊大醉，后来由副官、几个

学生搀扶着，在镇上最大的旅店开了一个房间，呼呼大睡。

但对被围困的那些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是罕见的好天气。在旅店里，一直到太阳晒到屁股上了，任觉

五才起床。他不紧不慢地洗漱，甚至刮了胡子。然后，前呼后拥地开始“巡

视”暨南大学。

经过一夜的鸡犬不宁，暨南大学已经象一潭死水了。校园里空空荡荡，

往来穿梭的，只有几伙刚刚睡醒、来“接班”的复兴社成员。折腾了大半

宿，他们也显得疲惫不堪。任觉五却兴高采烈，他一个宿舍楼一个宿舍楼

地巡视过去，大声说：“盯紧点，一只苍蝇也别让进出。……先饿这伙党部

的龟儿子两顿！打不醒，饿了就醒！”

阳光渐渐地大起来了，不久又隐藏在云层后。任觉五无所事事地东走

西逛，似乎兴致不减。正午时分，被勒令上街采购的几个校工，推着两板

车猪肉、蔬菜、米面回来，他远远地瞥见后，更粗野地大笑：“……馋馋这

帮龟儿子！”

此时，副官凑近了他：“吴醒亚、潘公展电话。……”

任觉五一楞，但随即命令：“不接！……慢着，脑袋灵醒点，再有电话，

就说我和刘炳藜、肖作霖都不在这里，谁都不在！”

“谁都不在”的话音刚落，远处喧闹了起来。一栋宿舍楼里，大约二、

三十个CC 团学生手持条凳、桌腿、小刀，探头探脑地下了楼梯。在楼梯

拐角处，他们看到复兴社学生的防范很懈怠，个个显得无精打采，于是集

体呼啸而下，打算一鼓作气冲过封锁线。

混殴开始了。任觉五吐了一口唾液，掏出手枪，解气式地骂着：“来了，

果然来了，这伙龟儿子！……他奶奶的，上，一起上，往死里打！”

楼外，两个小组的复兴社学生也立即来了精神，他们纷纷操起铁棒、

警棍，一涌而上去堵截逃命者。人高马大的一挑一，瘦弱些的就两三个围

打一个。CC团学生早已饿得个个眼冒金星，又受了一夜惊吓，毫无斗志，

只想夺路而逃。一会就被打倒了两个人。

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脑袋上受了重重一击，顷刻满脸是血。血糊住了眼

睛，趁此机会，三四个人狠扑过去，棍棒、拳脚象雨点式地落在他身上。

任觉五咧着嘴巴，看得眉飞色舞。仿佛还不够过瘾，他对副官嘟囔着：

“开两枪！吓吓这帮子龟孙。……”

枪声惊得鸟儿扑簌簌地飞起。CC 团学生果然被吓住了，他们不约而

同地转身向宿舍楼跑去。灰色的，没有食物、灯光和水的宿舍楼，至少可

以暂时回避开鲜血、棍棒和手枪。

这场混殴，CC 团学生伤八、九人，无一人逃脱。三两个腿快的虽然

逃离了堵截圈，但很快被“巡逻”的小组、守在门口的小组一一擒获。他

们先是被暴打了一顿，而后，任觉五轻蔑地下令：“找一个黑屋子装他

们。……去几个人看着，他们再跑，打断他们的腿！”

流淌在楼下的几滩刺眼的鲜血，使CC 团学生近乎绝望地龟缩在宿舍

里，他们一筹莫展、听天由命。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一间阶梯教室里，

一个别开生面的复兴社入社仪式进行着。近三百名学生在蒋介石的半身像

下，一组接一组地轮流进行宣誓。他们成为了复兴社成员，暨南大学的第

二个复兴社区社成立了。

虽然许多人进行宣誓时，都是一脸的苦相或仅仅是勉强地挤出一点笑

容。但毕竟，大约600 名华侨子弟、这所大学超过1/3 的学生，都被操纵

在蓝衣社组织里了。任觉五似乎有些心满意足。在“成立大会”上，他以

浓重的四川口音，效仿蒋介石的“领袖”姿态，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

一个当时入社的学生，几十年后心情复杂地说到：“……都是被逼无奈

啊！但是有什么办法？不要说暨南校方、真如的保甲长，就是当地的警察

和保安团，就是市政厅也不敢管啊！……我就是这么加入复兴社的。那时

想，宣誓就宣誓，加入就加入，应付过了这一关就没事了。没想到后来……”。

另一个学生更直截了当地说：“那是一份卖身契！……”

填写卖身契、“应付”过后，任觉五立即委派任务给这些人。大约五十

名刚刚入社的学生，一部分被指令去宿舍楼下喊话，以游说自己的同学或

同乡“弃暗投明”；另一些人，则“随特别小组行动”！

“劝降”工作很顺利。除了组织过突围的那个宿舍楼，被任觉五明令

“不予受降”外，喊话和棍棒下的“谈判”不到半个小时，几个宿舍楼的

CC团学生都按照要求，晃动着白衬衫充当投降的“白旗”，陆陆续续地下

楼了。他们在复兴社学生的监视下，耷拉着脑袋，站成了几列。

面对百来个“俘虏”，任觉五满意极了，他笑吟吟地转来转去。半天，

他才下令：“带他们去办理自新手续！……”

所谓“自新手续”，是让这些饥肠辘辘的人都“倒腾出来”。任觉五笑

嘻嘻地说：“都倒腾出来吧。……倒腾出来了就去吃饭，排骨炒扁豆，大米

饭放开吃！”

于是，他们就在几页的八行纸上，以或拙劣或清秀的字体，写出他们

参加“上海会社”或参与“文化建设协会”的过程，交代了他们的介绍人、

联络人，以及所知道的一鳞半爪的组织“内幕”。再后，签字、画押。

一份份“供词”递上案头，任觉五随手翻检，嘴里痛快地骂着“这帮

龟儿子”一类的话。他似乎意犹未尽，阅览过几份后，他跑到饭堂，对那

些狼吞虎咽的学生慷慨而又不伦不类地叫囔：“放开吃，大厨房里有的

是！……圆了肚，就回去睡觉。睡了这觉后日后就会记得，这天下，是姓

黄的，就是黄埔的。就是我们这起子人！……再不要跟党部的那帮子骗子

跑了，更别跟着那帮师爷跑！……”

所谓师爷，指的是蓝衣社极其轻蔑的、以杨永泰为首的政学系。几十

年后，肖作霖曾谈到，当时“复兴社实际上就是黄埔系。黄埔系一贯自命

为蒋介石的唯一嫡系，以嫡子的身份自居。……他们把政学系当作‘师爷’

或‘管家’之流看待。认为不过是雇佣性质的一伙人，算不得什么。有些

人在背后就称杨永泰为杨师爷，称张群为张总管。……”

公然羞辱了这些政府首脑后，对另一群“师爷”的羞辱开始了。

一小群失业的黄埔学生当头，带领“特别小组”的一大群学生，气势

汹汹地闯进暨南大学的生活区。这里居住着李恩粥、金光媚、蒋建白等几

个CC团教授，他们都是“文化建设协会”的“头面人物”。此外还住着十

来个“嫌疑人物”。

接近一天的鸡飞狗跳，早已使大多数人家提心吊胆。这一天，女人们

或不敢外出买菜，或刚刚到达校门，就被门口把守的几个失业军人挡了回

来。缺油少盐的饭菜难以下咽，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能使几家人紧闭大

门。

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停在门口，一个老妈子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我家

先生不在”，然后要关门。但几个膀大拳粗的失业军人似乎不在意这个冲撞，

他们嬉皮笑脸，略略地扬脸示意了一下。

几十个学生一涌而上，他们用棍棒敲打着几户人家的大门、窗户。一

片接一片的“咣当”、“咣当”声响起了，无数玻璃碎片飞溅出来，门窗立

即显得一片黑洞。随后，土块、瓦片、石子、墨水瓶，从没有遮挡的门窗

飞了进去。

屋子内，那些教授、“先生”或气得嘴唇哆嗦，或惊得脸色苍白。一个

遭受池鱼之殃的老先生，几十年后都还颤巍巍地说：“真是斯文扫地啊！……

干这事的，偏偏不是那些流氓，是自己过去的学生！……我一辈子，不敢

说桃李满天下，至少桃李满申城。受这样的委屈，一辈子只得两次，另外

一次是文革。……”

这些“先生”不知道，让学生而不是失业军人来砸门窗，正是任觉五

“攻心为上”的一个恶作剧。而这个举动，也是刚刚在柏林研究了纳粹运

动的任觉五，效仿希特勒驱逐犹太人“砸玻璃窗的一周”的产物。

夜幕再次降临了。已经“接管”了暨南大学的任觉五，依旧在乌烟瘴

气的校园里到处乱窜。这时，副官急匆匆地找到了他，压低了声音，在他

耳边说了一句：

“……吴铁城电话！”

4、

“火并”闹剧象瘟疫一样传播开去了，而且声势愈显轰烈。就是暨南

大学“砸玻璃窗”这一天，在遥远、贫瘠的河南，上千名蓝衣社党徒闯进

开封、洛阳、郑州等地的学堂，他们在近万名学生成员的配合下，横扫了

数以百计的学校。肖作霖曾写到：“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

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

的。……”

何止是“一样”？在河南，这股“争人争地盘”的风潮从春天延绵到

了夏天。风潮甚至席卷进了各县、各个集镇的小学。而这是一场实力太过

悬殊的较量。

在书记萧洒的苦心经营下，一年多时间，蓝衣社控制了河南社会的大

半壁江山。军事方面，省保安处以下的绥靖公署各处处长、各保安团团长，

清一色地是蓝衣社党徒；行政方面，洛阳专员王泽民以下，各地区专员、

各县县长的半数以上，以及2/3 的乡镇长都在“团体内”；至于教育系统，

“复兴社在教育厅的小组数量最多。……全省的中小学校长也几乎半数都

是复兴社社员。”

河南复兴社的根深扎于基层。它有一个人数异常庞大的学生支社，至

少有六、七千人；它间接控制着河南的十万保安军人、地方“民军”。它决

定着河南。

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 团在河南只有一个空洞洞的省党部，和形同

虚设的各县党部。于是，所谓的争夺，是几万人马对几十号人的以石击卵。

一部部军车呼啸而在街道上，一批批穿着便衣、但刺眼地携带枪支的

人员，大摇大摆地闯进、游荡在校园。从第一天开始，每天总有几十个地

方同时摆开入社宣誓的场面，每天总有几百上千人入社。

一个河南大学的学生后来写到：“整个河南学界都乱了。……说是针对

CC团，又不仅仅是针对CC团。……他们醉翁之意不仅在酒，那么个耀武

扬威，是逼迫很多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也不得不加入复兴社。”

这和暨南大学的闹剧还没有什么区别。而另一个经历沧桑的教员，显

然更明白就里，他说：“……复兴社是拿棒喝团、褐裳党做榜样的。他们很

眼热那种社会动乱、天下大乱的场面。他们是有意效仿什么‘进军罗马’，

什么‘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乱套了，河南陷入了政治动乱。”

这种效仿在开封的一条大街上，达到了顶峰。在5 月浓郁的春光里，

大街两头都被戒严、封锁了。街对过是CC 团控制的河南“新生活运动促

进会”，街这一头，一群满脸伤疤的失业军人，用沙包堆起了几个简易街垒。

黑洞洞的机关枪对准了朱红色大门，他们扬言：倘若太阳落山前，不“交

出”这个会，则“格杀勿论”！

果然交出来了。

河南之后，是安徽、湖北。……卷入争夺、“武斗”的省份大约有十个，

除陈果夫担任省主席的江苏，保持了“均势”之外，复兴社处处大占上风。

学堂、街道、集镇，一个个院落，小半角的中国，都处在倾轧、动荡中。

一直到几十年以后，还有许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地追问，这场

小型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什么？它是“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吗？是法西斯思

潮的辐射吗？……

当时担任蓝衣社书记长的刘健群，后来在台北却一语道破天机地总结：

“任何斗争都不是因为政策分歧而来。都是在争夺饭碗”（易劳逸，《刘健

群采访》）。

但毕竟，覆盖着纷乱民国的，是蒋介石那巨大的身影。这个习惯勾心

斗角合纵连横的人，这个声口都是“精诚团结”的浙江祠堂里的“族长”，

或者喜欢所属派系的“文攻”------这能使他始终维持权力的平衡------但肯

定不喜欢“武斗”。

于是，“武斗”进行的第三天，在它的发酵之地上海，它就开始被人以

一种民国特殊的、顽强的惯性，引导上它的轨道。

“武斗”进行的第三天，以吴铁城为“调停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

进行着。谈判双方的角色、身份，正浓缩着两大派系的面貌。一方是任觉

五、肖作霖、刘炳藜，平均年龄31 岁，一个上校、一个少校、一个文人，

代表着几万青年；另一方，是吴醒亚和潘公展，他们的平均年龄约50 岁，

身份是党阀、“绅士”，此时的公开职务分别是上海社会局长、教育厅长，

代表着几百人马。

这一天，不仅有妥协，还有鲜血。

“谈判”从CC 团的三个质问开始。第一个，自然是“当务之急”的

暨南大学的所谓“善后”。

20 余名CC团学生还被围困在宿舍楼。两天里他们粒米未进、滴水不

沾，几个在混殴中受伤流血的已经虚脱。潘公展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

坐下，立即质问任觉五：他“究竟要怎样”？是不是要“出人命才肯罢休”？

吴铁城在座，任觉五心头多少有些发虚，他闭口不答。随即，吴醒亚

沉稳地开始了第二个质问：怎么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事件？换而言之，

蓝衣社与CC团的“势力范围”该怎样划分？

这个质问绵里藏针。是时，陈立夫仍兼任教育部长。而革命同志会不

过是一个秘密的“民间团体”。难道这个“团体”能替代合法政府的一个部，

来行使职权吗？这样的“火并”难道不是非法的吗？再有这样的接管，岂

不是人人自危？

显然，吴醒亚这一番质问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激发身为上海市长的

吴铁城的同感，博取支持。对这个问话，任觉五再度拒绝回答。

第三个质问更为尖锐。吴醒亚调头质询吴铁城：任觉五能不能代表蓝

衣社？肖作霖能不能代表文化学会？如果不能，那在暨南大学的“行动”，

有没有请示过刘健群、邓文仪？有没有获得准许？如果都没有，那是不是

该让刘健群和邓文仪来一趟上海？

这个质问，表现了一个老牌官僚娴熟的“攻心术”。它居高临下，对任

觉五的职权隐含轻蔑；它并暗示了任觉五等人的行动不仅“非法”，也违反

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其威胁意味相当明显。

吴醒亚的目的，显然是击垮任觉五等人的心理防线。但一直沉默的任

觉五，此时不惊反笑。显然，吴醒亚丝毫不了解朝天宫的近况，丝毫不知

道蓝衣社四分五裂的局面。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个年头谁怕谁？何况，胳

膊肘总是向里拐，在对付CC团上，蓝衣社什么时候动用过什么纪律？

于是，他没有拖泥带水，对三个质问，都态度强硬地表了态。这番表

态振振有辞，充满了指鹿为马、信口开河的无赖色彩。发生在暨南大学的

事件，是由CC团学生引发的，“曲”在对方。是CC团学生先动手打伤了

复兴社学生，他们不过是基于“同志友爱”，才包围宿舍楼，报复“打人凶

手”并要求赔偿，“而已”！

怎样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因此，这是

CC 团要先保证的。CC 团如果肯保证，那么，他可以保证自己绝不会碰

CC团一根寒毛，而在暨南大学，他也根本没有动手。

至于革命同志会能不能替代教育部行使职权，任觉五嗤之以鼻。他说，

同志会和文化学会都不想替代教育部，更没有行使什么职权。但反过来，

“文化建设协会”就代表教育部吗？它就不是一个“民间团体”吗？触犯

“协会”就是触犯教育部吗？这个问题，真是“无稽之谈”！

最后，对第三个质问，任觉五傲慢地宣称：这个事件是“自发行为”。

因此，不需要惊动刘健群、邓文仪这两位“同志”。他们或许不能代表蓝衣

社、文化学会，但“代表自己总可以吧”？反过来，吴醒亚、潘公展能代

表CC团吗？“不见得啊，不太见得”，据他所知，能代表它的似乎还是陈

氏兄弟。

这个10 年来搀和了无数次学运的活动家，此时真是口若悬河。他唾沫

横飞，滔滔不绝，说的都是歪理，但这些歪理确实一时都难以辩驳。吴醒

亚、潘公展几乎气得七窍冒烟。

此时，冷冷地在一旁的吴铁城，打断了任觉五的长篇讲话。他口气很

淡地说了一句：“这是在我上海的地界上。……觉五，你的人，先撤出暨南

学堂。”

比起吴醒亚咄咄逼人的质问，这句貌似温和的话象是对任觉五当头浇

下的一桶冷水。作为民国元老、黄埔前辈，吴铁城是一个作风稳重、滴水

不漏的角色。显然，原本打算做一个不偏不倚“调停人”的他，是被任觉

五的骄横狂妄激怒了。

如果不遵命、“撤出”的话，出动上海警备司令部或上海警察厅成千上

万的军警，去搜捕、扣押那几十号失业军人，几百个学生，还不就是他一

句话？那些乌合之众欺负CC 团学生是足够了的，但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上

海军警对手吗？

局面登时逆转。任觉五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他略一沉吟，

就故作大度地表示，“既然吴市长说话了，晚辈还能不照办”？其它的争议

暂时搁置，他这就打电话，通知真如方面撤人、解围。

电话打出去了。紧接着，一块大石头终于从心里落地的潘公展，也知

会CC 团人员出动救护车、食品车，迅速到暨南大学救护伤员，并抚慰受

了惊吓的教员、学生。

谈判告一段落了。于是，原来剑拔弩张的谈判桌边，又是一派笑语晏

晏、把酒言欢的民国场面。当天，吴铁城做东宴请了这几个人。虽然一方

心怀鬼胎，另一方仍然气愤难平，但场面总算张罗过去了。

当天下午，喝了一肚皮白酒的任觉五，从饭店出来后被冷风一吹，他

终于把戴了小半天的面具卸了下来。他似乎一肚子委屈、火气，当着肖作

霖、刘炳藜的面不时喃喃咒骂。他们又来到暨南大学，然后，在几百号喽

罗的送行里，20 余名失业军人偃旗息鼓、灰不溜秋地踏上回南京的列车。

“上海，这是上海?！……他龟儿子，上海的地界上招呼不起你们。南

京呢？南京能不能？……”

在站台上，任觉五大丢面子地自言自语。同样深感脸面无光的肖作霖、

刘炳藜，以为他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比起上海，首都南京更是“首善之

地”，任觉五还能在那里掀起什么波澜不成？

然而，这一次他们估计错了任觉五。回南京后的短短一两天，这条四

川的泥鳅，不仅又掀起了波澜。这波澜里，还有鲜血、还有人命。

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三党员命案”。

5、

回到南京的当夜，在蜀陕饭店里，二十几个大汉又灌了一通老酒。这

顿酒喝得可谓沉闷之极，两桌子人都象被霜打了的茄子，悄不做声地低头

喝闷酒。但酒酣脸热处，任觉五一掼酒杯，招呼他们继续喝酒，他自己带

了六七个人，分坐三部车出门去了。

汽车一溜烟地驰向在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在暗夜里，这所象征着

中国第一个现代党团的学府，显得很阴森、很暧昧。对它，任觉五有着一

种近乎刻骨铭心的熟悉。

早在1932 年夏天，中央党务学校大学部毕业第一批学生时，革青会即

已打入该校。到该校工作秘密活动的，是后来的广东书记、被陈济棠枪毙

了的“干员”叶简修。腾杰后来曾谈到，叶简修在该校的活动极有成效，

当年即发展成员一百余人，“也因此功劳，叶被派往广东工作”。

任觉五极其重视这个区社。毕竟，这是从CC 团墙角上挖下来的第一

块大石头。于是叶简修赴广东后，他自己兼任了这个区社的书记。但这个

“顽童”，以“学运专家”自诩的草包，此后的一年里被CC团的几员大将，

弄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几乎叶简修一离任，CC团立即发觉了蓝衣社的活动。“千里之堤，毁

于蚁穴”，他们极为重视“该案”，直接调来一个小组的中统特工，对这个

心腹大患开始明察暗访，没几天人头就被弄得水落石出。随后，凡蓝衣社

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不是求告无门、一直坐冷板凳，就是被打发到偏

远省份、小县城去当差。

这一手震慑了众多的学生。他们有的已经和蓝衣社勾搭上了，有的正

暗自掂量，是加入蓝衣社划算呢，还是在“党部”级级熬升？但一百多个

失业、发配、“流放”的先例，使选择变得很简易。没几天，党务学校就被

布置得针插不下，水泼不进。

不仅如此。这一年秋冬，大批失业学生涌到任觉五的办公室，他们或

叫苦连天，或丑态百出，纷纷要求任觉五“妥善安置”。任觉五焦头烂额，

但南京失业军官尚且成堆，他又哪能先安置这些“私生子”？

可怜的那些失业学生！他们都是各自小弄巷里的出色子弟，靠父母亲

的辛劳、自己的勤奋，好不容易才在这所象征着前程、权力的学堂，取得

一席之地。寒暑假回家时，他们赢得的是乡邻的一片赞叹，乃至自己父母

对将要“为官作宰”的子弟的小心翼翼，他们也以为自己能光宗耀祖，出

人头地。但此时，他们面对的却是走投无路的冷漠南京。

当CC 团把这些可怜的人儿晾了半年后，他们又略略把门缝打开了一

角。几乎不废吹灰之力，几十个人奔走相告，很快又靠上了CC 团。而且，

经历一个波折来回后，他们对蓝衣社、任觉五明显地敌视起来。

党务学校这个区社，就这样被一举摧毁了。对此，1933年冬天，贺衷

寒曾厉声斥责任觉五，认为他使“团体遭受成立以来之未有失败”。……

新仇旧恨，使这个晚上的任觉五满腔怨毒。他决心要在那些可怜的学

生身上，挽回面子，一泄愤恨。

借着酒劲，任觉五让他的七八个人分成三个组，四面铺开，监视着党

务学校的过往人群，“弄几个叛徒回去”！

不到半个小时，几组人员就都回到停车的阴暗角落里。他们象老鹰抓

小鸡一样，挟持回了三个抖抖簌簌、面如土色的学生。对这些从前的部属，

任觉五只是不屑地看了一眼，鼻孔间“哼”了一声，然后他下了命令：“把

他们弄上车”！

三部汽车装着三个“俘虏”和几个“看守”，朝郊外的一个废弃的仓库

开去。

这一夜在那个仓库里，发生了怎样的凌辱、暴打和血腥行径？那三个

学生在临死前，是否发出了呼天不应求地不灵的惨叫？这是一起蓄意的绑

架谋杀呢，还是任觉五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或者，任觉五是不是只想暴

揍他们一顿，但因为失手打死了一个人，才决定集体“处死”以杀人灭口

的呢？……

所有的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物的死去，都已经永久湮灭了。

据说，在把三个学生象绵羊一样地弄死后，他们还集体驱车赶回了蜀陕饭

店。那里酒宴未罢，甚至，因为他们的回来，场面反而热闹了起来。任觉

五开始谈笑风生，满口粗话，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几个打手虽然

心神不宁，但也都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直到几天以后，才有仓库附近的居民，发现了那三具已经发臭的尸

体。大批警察和许多小报记者，乃至CC 团的几个人员都迅速赶到，他们

看到了一个噩梦般的场面。

满地都是血。血已经凝结成了暗黑的色块，无数绿头苍蝇嗡嗡地飞舞。

在杂草丛生的角落里，一个学生死不暝目地睁着死鱼般的眼睛，几只肥白

的蛆虫在他的鼻孔间爬进爬出。他的脑袋上中了致命的一棒，但是凶手还

怕他不死，又对他的腹部开了一枪。这一枪是通透伤，在背后打出了一个

大洞。

另外两个学生更惨不忍睹。他们的头、胸、腹、背，处处都是淤青的

肿块，衣裳破碎，满脸黑血。显然，对这两个人的暴打，进行的时间很长。

致命伤，则一是枪击，从左侧太阳穴进，同样通透，右边出；另一是棒杀。

当天，十余家大小报纸，纷纷在显著地位，刊发消息。舆论一致认为

此案缘由是“派系仇杀”。

几天后，首都警察厅公布消息：凶手用枪，系军用手枪。且下手极为

干净利索。由此推断凶手应为职业军人。

与此同时，有党务学校的几名学生向CC 团密报，三人失踪当夜，曾

在校区目击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虽然有黑夜的掩饰，但他们都记得这些人

的装束，极象是“蓝衣社”。

嫌疑渐渐集中在了任觉五的身上。已胸有成竹的陈立夫，当即召集手

下的文宣大将，布置舆论、组织反击。

接连几天，《中央日报》、《金陵日报》等主要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三

党员命案”的分析和侦破报道。这些分析没有无端猜测，也没有武断认定

该案系蓝衣社所为，而是行文冷静、义正词严。它激发了沪宁地区学界、

市民对该案的持续关注。

与此同时，各种惯于捕风捉影、大肆渲染的小报，也一反常态。它们

以缜密的论据、悲悯的情绪，不断将公众的视野，牵引向一个隐藏在地下

的秘密组织，和其中的一个魁首------蓝衣社和它的任觉五。

舆论步步为营、层层深入。整个舆论造势，整整进行了半月有余。一

时之间，“三党员命案”成为市井、街头耳熟能详的词汇。甚至年老的黄包

车夫、买菜的小脚老太，一听闻闲汉议论该案，也能插嘴说上两句。

在这股舆论风潮中，案件侦破获得了重大进展。

首都警察厅负责该案的，是一名颇为正直、不问政治的能干侦探。他

先是在现场松软的地面上，发现了汽车的碾驰痕迹，经过勘测，断定凶手

分乘的是三部“道奇”军用吉普。此外，从现场的杂沓脚印上，也推断出

凶手共有七、八个人。

随后，经过党务学校的询问、拥车单位的排察等烦琐过程后，该侦探

终于来到了蜀陕饭店。5、6 月间，他终于从几个伙计的嘴巴里，掏出了案

发当夜，任觉五等人曾离开该饭店两小时有余的口供。

党务学校的目击者，更从该侦探暗拍下的那几张相片上，一眼认出：

案发当夜，这几个人，都在学校出现过！

至此，舆论、侦破工作已事实上地终结了。首都警察厅的几名便衣，

连同中统的若干特务，都已经在朝天宫附近、以及任觉五等人的住处，秘

密监视各疑犯行踪。他们只等待着“上头”一声令下，就可以连锅端掉这

伙凶手了。

但舆论、侦破之后，轮到的是权力、平衡。

一个当时在党务学校的CC 团学生，几十年后在台湾谈起了曾在宁沪

引起轩然大波的“三党员命案”。他说：“谁都心知肚明，就是蓝衣社，就

是任觉五干的。……但陈先生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他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

案，铁案如山，才翻不了。……抓捕却一直拖，拖到了7 月份，那时出了

南昌机场大火案，蒋先生开始反感蓝衣社了，才下令抓的。……”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别的事件、背景，任觉五还很可能毛发无伤。

而另一个一直生活在南京的学生谈到：“任觉五被抓后，我们比过年还高兴，

有人放鞭炮了。……都是蓝衣社和CC 团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但CC 团温

和，不比蓝衣社。任觉五更是一个危险分子，不抓他，没人能放心，能服

气。……”

还有一个金陵大学的复兴社学生，更是心情复杂地说到：“‘三党员命

案’，好象只是个不大不小的案件。但它对复兴社的影响很大。……一般民

众都开始把复兴社看成是一个专搞暗杀的，（复兴社）名声一落千丈，被很

大地削弱。……那年暑假我回宜兴老家，我父亲就直接问我是不是复兴社

的人，如果是，赶快脱离，别再有什么牵扯了。……”

但富有意味的是，随着盛夏的到来，任觉五等人已经被关押近一个月

了，此案却一直没有转移到法庭。据说，任觉五在被押期间，一口咬定他

是在“执行纪律”。按照蓝衣社“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被杀三人

既然加入过复兴社，那么，对他们执以死刑又有什么错呢？

这个说辞极大地打动了蒋介石。据说，蒋介石看过被害三人的入社表

格后，沉吟了一会，随后说：“不杀。关一段，磨掉他的野性子再说。……”

这一小群凶手就这样侥幸地逃脱了性命。不过半年后，任觉五又大摇

大摆地出现在朝天宫。不久后，他更被委派为四川蓝衣社书记、四川教育

厅长。

还不仅如此。几十年后，台湾成立了一个叫“任觉五教育基金会”的

机构。至此，任觉五已经是一个教育名流、慈善长者了。

这就是历史。

6、

霉雨季节结束了，宁沪地区一片艳阳高照。但笼罩着朝天宫的霉雨，

不仅还漫天飞扬着，其中更开始夹杂着民国的冰雹、风霜。

随着盛夏的到来，已经声名狼籍的蓝衣社，再次遭受了一个重大危机。

如果说，“三党员命案”只是使宁沪民众看清了蓝衣社的诡异真相、使它声

名扫地的话，那么，这个危机所导致的后果，却是它组社以来最重大的深

痛巨创。不仅声名，而且人事；不仅人事，而且组织。

这个危机，就是使蒋介石最终决定抓捕任觉五的“南昌机场大火案”。

第十五章南昌大火

1、

1934 年6 月的一个深夜，在南昌机场的一片陈旧营房里，一股黑烟冒

了出来，黑烟越来越大，隐约间，可以看到吞吐着的火苗。

火势急剧蔓延。一个哨兵发觉起火后，当即朝天鸣枪。枪声惊醒了营

房一带的空军地勤人员。他们来不及穿衣，纷纷提着水桶过去救火。

但已经来不及了，大火已经燃到了油库、弹药库一带。随后，一声一

声沉闷的爆炸声伴随着冲天的火光，使地面不断颤抖。许多远在市区的南

昌市民，这一夜甚至在十里之外都见到了火势。

火势不可抑制。此时，几千名军人、民工只能远远地站在空旷地带，

看着冲天大火将连片的新旧营房烧成一片瓦砾。接着，停放在附近的一架

飞机，也很快被大火吞没了。

一直到凌晨，火光才渐渐暗淡下来。一片灰烬的旷野上空，偶然飞过

一只老鸦。天底下孤零零地是一架飞机的残骸，残骸边上，是一些行影孤

单、眼中含泪的军人。

此时，一群接一群的通讯社、报刊记者赶到了现场。他们到处拍照、

采访。在焦垣残壁、仍明灭着暗火的炭条间，中央社、《中央日报》社等主

要传媒的记者，围住了在场的最高官员、前航空署长徐培根。

徐培根已接到调令20 余日，但新任署长尚未到任，南昌机场仍由他主

事。这个南昌机场的建设者满眼血丝，眼里不时地溢上泪花。面对记者各

式各样的询问，他一言不发，从人群里挤了出去，然后不回头地向远处走

去。

几个小时后，国内主要报刊，纷纷以头版头条刊发“南昌机场大火”

的消息。

是无数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支撑

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空军是中华民国的希望。由3 万民工历时九月、艰

难建设的南昌机场，更曾使举国欢腾，它牵连着无数的人心。这样的重重

背景，使机场大火，震动全国。

当日，无数电报朝南昌、南京蜂拥而去，要求调查大火原因。次日，

印尼、新加坡、马来亚、泰国，乃至美国檀香山等各主要华侨报纸，更以

呼天抢地的笔调，转发新闻和黑糊糊的现场相片。一些华人团体也当即派

员赴南昌视探。

大火使蒋介石也“惊诧、悲痛莫名”。他命令邓文仪，带同“调查课”

精干人员组成密查组，弄清大火起因，“对玩忽疏职、导致此重大损失者，

一概枪毙”！

与记者一样，密查组要调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当夜在营房过夜，并

指挥救火的蓝衣社魁首之一徐培根。

此时，该案系“人为纵火”的说法，在南昌、全国乃至海外，都象瘟

疫一样传播开来了。

邓文仪带领密察组整整奔忙了大半个月。几十名特工对上千名军人、

民工，一一盘问调查。此外，一小群消防专家也赶到现场，进行勘探。

他们首先找到了大火的发端处：一处修建于1902 年的前陆军营房。该

营房系木屋，在南昌机场施工期间，曾充当航空署的办公处。新办公处落

成后，为节省开支计，徐培根的副手陈庆之下令，保留该营房作日后航空

队宿舍。

但此处营房已相当陈旧、潮湿，到处是鼠穴和蟑螂窝。于是，机场刚

刚竣工，一队民工即被派赴于此，重修地板。

大火当夜，地板已全部更换，但刨花、旧地板仍堆积于各个房间的墙

角。大火就从这些刨花旧木料里燃起。

大火发端处找到后，紧接着是找火源和肇事者。经过明察暗访，邓文

仪得出结论：是一个值勤士兵吸烟，烟头未熄灭即抛掷到刨花堆中，由此

引发大火。该案因此被定为“过失事故”。

是时，随着各报刊、各民众团体对“大火案”关注的不断升温，各种

各样谣传的层出不穷，邓文仪身上已有极大压力。他迅速整理《密报纪要》，

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公审并枪毙肇事士兵，追究其官长的连带责任；向

海内外公布该调查结果，“以正视听”；最后，迅速拨款组织施工，以修复

机场、平息不满。

随即，他匆忙赶赴庐山，将该《密报》呈递给蒋介石。

1934 年7 月的庐山静谧而凉爽。孤独地站在庐山山麓上的蒋介石，以

一种淡泊的神色，来俯视对瑞金层层推进的铁丝网。或者，他也俯视着即

将匍匐在他身影之下的亿兆众生？距离黄埔初创，此时刚好十年，那时的

广州是那样沉闷、激越，而十年后，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他却终于成为这

片天地里的第一强人。

接到邓文仪的《密报》后，他神色仍然很淡。毕竟，“机场大火案”不

过是一时的，它丝毫不能冲淡此时他的志满意得。

他努力地掩饰着志满意得。“二次复出”后的三年里，他开始“第二期

革命”，发动新生活运动，并即将敉平瑞金、大别山和洪湖。这个夏天，酝

酿在他心里的梦，是做一个一洗百年屈辱、复兴民族、去“换了人间”的

伟大人物。

对这样的志向来说，一个小小的机场算得了什么？烧掉了，可以重建，

反正中国有无穷无尽的民夫劳力。……

于是，他在《密报》上批示：如此结案，甚好。

但此时，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

2、

《密报》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南昌的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该《密

报》，并附长篇评论。该评论尖刻指出：南昌机场火势之大，罪魁祸首岂是

一个烟头？民国官场黑幕之深，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士兵？

该评论一口断定，拟枪毙的那个士兵连同打算撤职的几个军官，都不

过是一个替死鬼。而该案系人为纵火所致，“纵火意在消弭贪污罪证。该员

地位甚高，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官官相护，不仅贪污前案，即此滔天

巨案亦将石沉大海……”。

《密报》和评论引起全城哗然。当日，此报一印再印，一时洛阳纸贵。

南昌街头几乎人手一份。

当日，全国、海外舆论都一片哗然。南京、上海、汉口、西安、广州、

南洋等地的上百家报刊，都纷纷增发“号外”。一些“号外”甚至不象南昌

小报那样还略有遮掩，它把矛头直指徐培根、邓文仪，宣称徐培根系纵火

罪魁，邓文仪是包庇祸首。

此后一周，舆论持续升温，物议沸腾。百万华侨、民众无比愤慨，在

各个城市的街头，他们口诛笔伐。各地电报局天天爆满，甚至一些漠然国

事的学者、团体，也纷纷发电报谴责官场黑幕，要求严惩徐培根、邓文仪。

当时流传于民国朝野，此后几十年仍流传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一些说

法，就在这一周内传播开了。

这些说法或荒诞不经、或信誓旦旦。其中在大陆流传极广的一个说法

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其纵火主谋徐培根和许多高官一样，

不仅领着一份薪水，而且很深地介入了证券、期货等投机领域。民国二十

二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人在投机场一再失意、一败涂地，不到一年时间，

他先后投入二、三百万元，但都血本无归。

二、三百万元！这几乎够支付一场小规模战争的军费了，这么多钱，

徐培根是哪里来的呢？是贪污，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

到1934 年5 月底，一纸调令下来，徐培根不再担任航空署长。此时，

不销毁经费的收支帐目，其贪污必定发案。于是，在新任署长到南昌交接

的前夜，他指使卫兵，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纵火，制造了大火案。

事情还没完。这个说法接着谈到：邓文仪、密查组接手调查后，迅速

发现了大量的纵火证据。他已经命令特工监视徐培根的行踪，准备随时逮

捕。但这一天徐培根不请自来，刚一落座，他就掏出8 万元现金的巨款和

一管手枪，然后对邓文仪说，机场确实是他纵火焚毁的。现在，邓文仪要

吗接受他的8 万元贿赂，把这个案子掩盖过去；要吗，他就一枪打死邓文

仪，然后自杀。

邓文仪在这个流氓手段面前被吓坏了。再说，对8 万元他也并非无动

于衷。于是就收下了钱，并以“意外事故”为理由试图遮掩此案。

这个说法有很深的民间演义的痕迹，但几十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它始

终流传的一个关键，是民众、报刊对当时的官场贪污腐败，都持“宁可信

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态。

而另外一个说法，在“大火案”爆发那一天即流传于宁沪、江西等地，

至今仍流传在台湾。它不仅可信得多，而且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著作。

这个说法也谈到，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导致的。其用意也是消弭腐败证

据。不过，徐培根的钱不是来自贪污、挪用，而是来自向美国公司购买飞

机所收取的回扣。他原本只想烧掉那片旧营房，因为购买飞机的开支帐本

存放在那里。但没想到一点火，火势就不可控制，才造成了这把震惊民国

的大火。

收取回扣，会在帐目上留下什么证据？南京贪污成风，许多“铁案”

经过游说、说情，都能不了了之，徐培根又何必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销毁

“证据”？这是“收取回扣”说法的两大疑点。但此时舆论已经失控，全

社会都处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绪下，没有人会去略略地考究这些“疑点”。

更重要的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已将这个说法，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自己领导下的政府、官场也丝毫不信任。对贪污腐败，他也

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立即先入为主地相信，是徐培

根收取回扣，才有随后的大火案，才有南京政府的颜面扫地。

随着各地抗议声潮的不断汹涌，他更盛怒无比。这一天，他下达手令，

命令把徐培根连同所谓的“肇事士兵”、“责任官长”，统统枪毙。

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这个“劝阻者”和那个神秘的“告

发者”一样，是对蒋介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一天，这两个人都分别利

用蒋介石的盛怒，在单独相处时，轻轻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让蒋介石迅速

做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告发者”建议的。他在提议枪毙徐培根之外，还提出

取缔由邓文仪兼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学会，并“顺便”逮捕任觉五。

“告发者”谈到，文化学会在宁沪、河南等地区不断滋事。不仅开了

官场所未见之恶劣霸道风气，更使民众对“新生活运动”的热情一落千丈。

“新生活运动”是国内头等政治要务，岂能因一粒老鼠屎而坏了这锅大粥？

第二、第三个决定则由“劝阻者”建议。他反对枪毙徐培根。他老谋

深算地劝戒蒋介石，不论徐培根贪墨是否属实，一旦执行枪毙，贪污即算

“坐实”。不仅容易被政敌利用，而且将影响华侨的捐赠、航空爱国奖券的

发行。

他提议先软禁徐培根，以观态势，如有需要再杀不迟。反过来，他提

出要撤消邓文仪的一切职务。这个撤消，依据不仅是邓文仪举措失当、使

《密报》泄露出去，严重失职，严重违反特工的“保密”纪律，并引发了

民众对空军建设的信任危机；依据还在于“劝阻者”同时呈递上来的一份

《邓文仪十大罪状》。

该“十大罪状”，包括贪污、营私、结党、包庇等，如果用作依据，每

一条罪状都可以将邓文仪处死。撤消职务已经是额外宽大的“法外施恩”

了。

撤消邓文仪职务之外，则是立即派遣干员，赴美国察访飞机制造商，

察清徐培根在任职期间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这个“劝

阻者”还同时建议：要避免有人因一己私愤，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

大事态，使案件越描越黑，影响大局。因此，该“干员”不能是CC 团、

中统人物。

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干员”人选，选择了戴笠。

3、

命令下达后，一夜之间，蓝衣社丢掉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外围组织，事

实上也就丢掉了对“新生活运动”宣传的领导权，丢掉了在学界文化界的

领导权。几千名文化学会成员的一大部分，在学会被取缔后，毫不犹豫地

转头加入了他们曾与之为敌的、CC系控制下的“文化建设协会”。

一夜之间，蓝衣社还折损了“四大金刚”中的一员。不仅侍从秘书的

职务从此与邓文仪无缘，而且，就连他苦心经营的调查课，也不知道将花

落谁家。此后近一年时间，邓文仪一直赋闲，极为落寞。这个原本的“天

字一号宠臣”，一下子变成了南京街头的一个闲汉，并背上了延续一生的“贪

墨”声名。

蓝衣社损兵折将之际，“南昌机场大火案”的舆论风潮，继续飙升。但，

在蜂拥的声音里，再一个重大疑点又被无数人都忽略了：那份标明为“绝

密”的《密报》文件，是怎么落入南昌那家小报的手里的？

难道它就如那个“劝阻者”所说的，是因为邓文仪“举措失当、导致

泄密”吗？对如此重要的文件，领导一个庞大特工网已将近5 年的邓文仪，

会犯什么“一时疏忽”的错误吗？

几十年后，在台湾，晚年邓文仪曾谈到，由于案情重大，该文件是他

亲自起草、直接呈递的，除他自己外，没有一个密查组成员接近过《密报》。

而没有《密报》的泄露事件，“大火案”风潮很可能就不会卷起。

那么，到底是谁用意险恶地把这个《密报》给了那家南昌小报？除了

蒋介石，谁有机会看到《密报》？

还不仅如此。那两个使蓝衣社遭受空前削弱的“告发者”、“劝阻者”，

又分别是谁？

几十年来，曾沸沸扬扬的“南昌机场大火案”，其真相一直隐藏在历史

的深沉黑幕之下，让人无法瞥见它的根本。事实上，大火原本就如邓文仪

所汇报的，是因为那个士兵的过失，它的一波三折、最终导致蓝衣社的空

前挫折，则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事实上，这是CC、政学两系的官僚，极其高明地利用“无官不贪”、

先入为主的普遍社会心态，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试图一举摧毁蓝衣社的

倾轧杰作。在整个民国的历史里，几乎没有另外一个倾轧案例，可以和它

相提并论。

《密报》的泄露者，就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很久以后，随着一批

蒋介石秘密档案在台湾的公开，人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立夫。

随着陈立夫的露出水面，“机场大火案”的真相也隐约露出了一角。显

然，陈立夫是在利用“机场大火”这样轰动一时的事件，无中生有、兴风

作浪。其动机之一，无非是为了报暨南大学“火并”与“三党员命案”这

两箭之仇，因此提议逮捕任觉五。其次，是了根本摧毁文化学会这个心腹

大患。

此外，他还有更重大的动机，那就是夺取“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权。

这是一个老辣至极的“一箭三雕”之计。是“火并”的延伸。

那么，那个同样神秘的“劝阻者”又是谁呢？

隐藏在这个问题底下的，是“机场大火案”的另一角真相。它也是衣

冠顶戴、道貌岸然的民国权力场，一幅百出丑态的图景。晚年邓文仪曾毫

不含糊地谈到，这个人就是政学系的头号人物杨永泰。

早在1933 年，杨永泰就曾向邓文仪提议，每月支付他银圆5 万，以换

取调查课的“合作”。这个“合作”是调查课为他提供CC团官员腐化、违

法的证据。

是时，三系之间的倾轧关系错综复杂。对于蓝衣社明目张胆、咄咄逼

人的进攻，CC 团大多处在退缩状态，但它对政学系所占据的各政府要职

极为眼红。“二陈”不断指令中统网罗政学系的腐化罪证，并曾因此对蒋介

石“进谗”，一举剥夺了几名高官的职务。

和中统能够抗衡的特务势力，惟有调查课。此外，蓝衣社对政学系虽

然轻蔑，但对政府权位并无兴趣。杨永泰此举，除了想对CC 团官员进行

反击外，事实上也是对邓文仪暗送秋波。他想和实力惊人的蓝衣社形成短

暂联盟，联手打击CC团。

远交近攻，合纵连横，是政学系的擅长手笔。但此时的邓文仪、蓝衣

社，却表现得既狂妄又极为幼稚。他们试图以自己一系之力，独立摧毁CC

团。晚年邓文仪曾谈到，他对杨永泰所送的这个秋波，“不予理睬”。

还不仅如此，当年年底，他在破获的江西“生产党”地下组织一案中，

曾一举逮捕200 余人。该案的被捕人员，大部分是政学系另一大将、江西

省主席熊式辉的部属，其中更包括杨永泰的机要秘书。

该案不仅使杨永泰、熊式辉名声扫地，而且几乎掏空了政学系的江西

班底。与此同时，随着庐山政训班、别动队、文化学会的齐头并进，民国

脆弱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三系之间，蓝衣社最强，CC 团次之，而政学

系最弱。

这个事实，结合宁沪“火并”的节节升级，使无力行动的杨永泰开始

冷眼旁观，希望能坐收渔翁之利。他以“坐山观虎斗”的姿态，期待蓝衣

社与CC 团的两败俱伤；他并等待着自己的出击时机。而形势果然迅速急

转直下，仅仅几个月，他就等待到了“机场大火案”这一空前良机。

他熟读史书，世事洞明。他深知着蒋介石的神秘内心和权术手腕，于

是早早就看到了朝天宫四分五裂、小团体林立的格局，看到了蓝衣社种种

的先天不足。在军人会被取缔后不久，他也预料到蓝衣社“功高震主”的

后果。

到1934 年春节，在与几个政学系同仁的密议中，他就谈到这是一群政

治上的低能儿，其势“不足道也”。

他不希望蓝衣社被迅速瓦解，他要留着这群“毛头小伙”，为他分担来

自CC 团的咄咄压力。与此同时，他也看中了一个政治上不低能的蓝衣社

人物。他需要这个人，一方面是用他去取代邓文仪，以报邓文仪的“生产

党”案之仇；另一方面，是相互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地让他去制衡CC 团

那可怕的中统势力。

他看到的这个人，就是曾经一举平息“闽变”的戴笠。这样，才有了

推荐戴笠前赴美国、调查徐培根“回扣”的建议……

然而，还没完。

1934 年夏天起，政学系开始渐渐严密行署、区公署制度。即在几千年

沿袭的省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新一级的政府机构。行署的大量出现，使

缺少基层组织的政学系渐渐得以控制县治，大批原CC 系的县长纷纷投靠

政学系。此外，区公署介于县与乡镇之间，大批蓝衣社控制下的土豪在两

系之间，开始持摇摆态度。

严密行政制度之外，政学系渐渐接管了保甲制的推行，进而接管许多

保安部队、警察机关、民团。短短一两年以后，民国三大派系的势力对比，

政学系的颓势，就被这个瘦弱的书生加政客给扭转了。

4、

1934 年7 月底，戴笠风尘仆仆地从美国赶回。他此行相当圆满，不仅

以翔实的证据，证实了徐培根没有收取回扣；而且，在美国的短短几天里，

他面见了许多华侨领袖、华人报刊的记者，“澄清事故”。他从一条一条的

唐人街着手，让众多华侨迅速相信，机场大火是一起“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说抛出后，舆论压力渐渐缓解。同时，“第五次围剿”即

将成功，瑞金指日可下的消息，开始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一度耳熟能详的

“南昌大火”词汇，终于在街头巷尾稀薄下去了。……

南昌和南京，又恢复了平静。但大火所遗留下的废墟，作为记忆，毕

竟鲜明、长久地遗留在众多蓝衣社人物的脑海里。大火过后，蓝衣社这个

权力大厦，终于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开始倾斜倒塌了。

8 月上旬，几千民工又被调集到南昌机场，机场的修复工程开始了。

沉闷厚重的撞击声，咣咣当当的敲打声，从这里日夜传扬开去。

它似乎也传扬到了宁静的庐山，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这一天，蒋介

石下达命令，要求在一千里外的南京朝天宫工作人员，筹备一个会议。这

是一个“自行检讨会”，即便是远在西北的胡宗南，在华北的曾扩情也要出

席。会议的时间定为8 月20 日，届时，他将亲自主持会议。

朝天宫匆忙地准备会议，各地魁首也纷纷准备回京。此时，又一道命

令同时到达了朝天宫、鸡鹅巷53 号。

这道手令使戴笠欣喜若狂：已失去了邓文仪的调查课“原有人事”，除

邓文仪、邱开基外，一概由戴笠负责“接收”，并入特务处。

接到手令的当夜，与出掌特务处时一样，戴笠召集了全部的145 名特

务，他们大肆庆祝，把酒言欢。在举处欢腾的席间，戴笠颁布严令：各特

务必须对调查课人员一视同仁，倘有先后、门户、小派系之分，一律格杀

勿论！

次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权力。按照邓文仪交出的花

名册，他命令调查课全部的1，628 名人员，即刻到南京受训并改组。同时，

145 名原有人员，由他率领，全部到机场、车站、码头等地隆重迎接，以

示欢迎。

几十年后，邓文仪心情复杂地说：“……军统局即由此成形。”

几家欢乐几家愁。就是胡宗南、曾扩情等人顺陇海线、平浦线，来参

加这个他们毫无兴趣的会议时，蒋介石又下达了第三道命令。这是一个人

事任免手令，更换的是书记长。蒋介石委婉地说到，“健群同志因健康原因

提请辞职，现予以照准”。

接替刘健群的，是另一个黄埔一期学生丰悌。对这个人事更替，刘健

群本人倒是满不在乎，朝天宫在经历诸多的人事动荡之后，也没有人感到

意外。但，这道手令却仿佛是一个特殊的象征，是一个隐喻。它在许多人

的心中，都激发了一种无比苦涩、甚至大厦将倾的感觉。首先是易德明。

和5 个月前撤换贺衷寒时一样，易德明再次感到了一个“特殊时刻”

的到来。如果说，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时刻是什么，那么，现在他却知道

了。那就是他多少回不敢想、不愿面对的一个前景：蓝衣社的落幕时代，

终于到来了。

有大厦将倾感觉的，并不止易德明。

8 月19 日的午后，肖赞育一个人徘徊在庐山蒋介石别墅外。他接任邓

文仪、成为侍从秘书已经一个多月了。“湖南帮”的许多人物，都暗自庆幸

这个机枢要职总算“肥水不外流”，但他自己的心头，却一直无比焦灼、矛

盾、痛苦。

这一天，蒋介石因感风寒，决定不去南京参加第二天的那个“检讨会”。

于是，作为秘书，他也就不能离开庐山。但他的心思却一直萦绕在这个会

议上。回顾蓝衣社3 年多的道路，他痛苦地想到，开这样的一次会，已“至

为必要”。

但一个会议，能根本解决蓝衣社的种种问题吗？1931 年夏天的创始，

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不过是几十个人，却那样的清新有力，然而仅仅3 年

以后，有十万成员的蓝衣社，却羸弱之极、犹如沉疴在身。这是为什么？

谁能够给蓝衣社开出良方？这天底下，有这样高明的大夫吗？正如这

渐渐西斜的日光，它必定要一直地落下山去，有谁能挽留住太阳吗？……

他一阵一阵仰天长叹。

他不指望天底下有什么大夫，能开出什么良方。但他认为，蓝衣社还

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从检讨会开始，进行“自救”。

这一天晚上，肖赞育决定写一封信。他要把自己的观感、思索，告诉

行将离职的刘健群。他并要把自己的痛楚情绪，传达给他的那些“同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或者，他的信能警醒一些人，从而让蓝衣社崩溃的

步伐，略略地延缓一些。

在暗夜里的庐山，他显得那样孤单。他先是直截了当地写到：蓝衣社

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上。这个会议，很可能是蓝衣社的最后一次会议。

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也不能根本扭转局面，那么，他也愿意借此

机会，和蓝衣社做一个“永别”：

“健群兄同志，并转到会各同志赐鉴：……此次会议关系团体之存亡，

影响革命前途至巨。……倘不幸而此次会议果为最后一次之会议。则幸得

与诸同志在此严肃之会场中，作最后之别，亦没世难忘之纪念也。……”

他似乎看到了虎视眈眈的陈立夫，老谋深算的杨永泰。但，蓝衣社的

没落是他们制造的吗？看起来是，根本上却不是。“今日之团体，已处在最

困难之境地。……追究其困难之源，不在外而在内，亦不始于今日而由来

已渐久也。……”

这个“源”，首推那种热烈、清新气质的消退。“……查我团体组合之

初，乃鉴于党的庞杂无力和党内其它组织之无望，而吾人尚自信有一片公

忠纯洁、为党国奋斗之精神，故毅然以复兴民族自任。……与团体最初组

合时之精神相较，是否尚能保持同一之状态？……”

当然不是和当初保持“同一状态”。他不知道蓝衣社的青年气息、献身

精神，是什么时候开始消退的。但他知道，是这个消退，导致了蓝衣社内

的“功独居”、“过推委”的局面。

对这一点，肖赞育谈得较为隐晦。但随后的愤怒指责，自然也不是无

所指：“……非如文过饰非、面谀阴诋者之为可耻可恶也。……”

在肖赞育看来，这些行为导致了内部的日趋分裂。他直言批评了分裂

行为最严重的三个主要首脑，那就是戴笠、康泽，以及新任书记长丰悌。

他并温言劝告他们：“……加以特务处之工作，别动队之工作，交通研究所

及星子特训班之工作，真正能通统团体化，无丝毫私人产业之观念杂于其

间……”

这三个“私人产业”能实现“团体化”的话，肖赞育认为：蓝衣社的

没落，就是能够避免的。又何止是避免没落？它结合“……团体重心和今

后发展方向，集中于国民军事教育，军队政治训练，保安团队训练……”，

那样，“此种有生机有希望之雄厚势力，谁复能与之比拟”？！

写到这里，肖赞育的眼中，似乎掠过一线奇异的神采。这种神采在黄

埔时期，在蓝衣社最早的日子里，都一直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里。是

的，正如1928 年国民党的迅速堕落那样，国民党何尝是被共产党、日本人

打败的？今天的蓝衣社，又哪里是被陈立夫、杨永泰打败的？……

他用自己的心力、真诚、及自咎的情绪，一字一句地写来。天已经麻

麻亮了，林间的鸟儿在鸣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时，在信的末尾，他

呼吁他的同僚“作临难不苟免之勇士，成功千百年后历史上有价值之伟大

志士”。……

这一封《致刘健群、诸同志书》，从1934年8 月19 日深夜，一直写到

次日凌晨。信写好后，肖赞育特地又誊写了一遍，而后，他心情低沉地把

信交给一名下级军官，派遣他沿长江而下，专程送信到南京朝天宫。

这封信的草稿，在后来几十年里，都一直被肖赞育珍藏于自己的寓所。

它和腾杰的《计划书》、蒋介石的《革命的心法》演讲稿一样，都是蓝衣社

重大的历史见证。但，如果说腾杰的《计划书》是蓝衣社萌芽、迅速崛起

的见证，《革命的心法》是蓝衣社极盛时期的重大注脚、主要象征的话，那

么，《致刘健群、诸同志书》，却是蓝衣社趋于没落的一个隐喻，是它必将

崩溃的挽歌。……

信使抵达南京后，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烟雾缭绕、言不由衷的朝天宫。

这个聚集了上百人的会议极其拖沓，整整开了一周有余。但几十年后，肖

赞育谈到，检讨会“无任何结果，盖未能解决问题”。

邓文仪的看法更为消极，认为它“是力行社的最后一幕。……以后两

年多力行社只是苟延残存而已”。

虽然如此，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经历分裂、瘫痪、火并、“大

火案”中CC 和政学两系的沉重打击，毕竟，蓝衣社还脆弱地维持着庞然

大物的形貌。它还要经历一些外来的撞击，一些重大的事变，才会死去，

才会被埋葬。

“检讨会”开过后，即使在担任书记长期间、也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

之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的刘健群，匆忙与丰悌进行了社务交接。

他似乎一身轻松，当晚，他在南京的一所学校发表了关于华北局势的一个

演讲，随后，他在一个年轻女学生的陪同下，到一家剧院看了一场电影。

第二天，刘健群和蓝衣社的华北书记曾扩情，以及郑介民、蒋孝先一

道，结伴再度前往华北。南京朝天宫的一应创痛，似乎都和这一小群华北

魁首无关。

他们又一同住进了中南海。

5、

1934 年4 月，瑞金重镇广昌失守，瑞金门户洞开。它也标志着林彪在

“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战略下、所提出的“短促突击”这一战术的彻

底失败。这一天，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激烈的争吵，但很快，争吵由莫斯

科进行了仲裁，莫斯科同意了进行运动战甚至游击战的策略，并且，毛泽

东，这个已被冷落很久的人物，也短暂地恢复了军职。

7 月，就是南昌机场大火案飙升的时节，方志敏部打出了“北上抗日”

的旗号，挺进浙西。它为的是缓解瑞金的压力，并且也很快瓦解在碉堡和

重炮下。但，这也是后来大溃退演进为史诗般的长征的一出序曲。

8 月，周恩来来到宁都。在这里，他通知毛泽东准备与大部队一起“转

移”。此时，瑞金下辖的，已经只有6 个县了。

10 月18 日，毛泽东跨过了宁都的一条河流。这一天，在匆促的出发

里，他的妻子遗忘了他的一个大背包，那背包装着他的笔墨纸砚，他的书，

他的许多手稿，本来是他的“八宝箱”。而这个“八宝箱”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天，他的再一个孩子，也永远地丢在了这个满是红土和番薯的土地上。

漫漫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开始后，不过三个多月时间，在华北，随着几声枪响，蓝衣社乃

至中华民族的再一个大挫折大溃败，又揭开了序幕。

难得的是史料掌握的非常扎实认真，对历史事件的见解也非常深刻，行文流畅优美，大气温雅，真是时下罕见的好书!与诸如“白银谷”之流的一点子茶叶就敢泡一大锅茶的“历史小说”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什么时候老萨也给大家来本大部头的？？

第十六章大溃退

1、

1935 年1 月底的一个夜晚，几名便衣分成两组，潜入天津的日本租界

区。正是春节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的日子，天空还飘着雪花，但已经有人不

时燃放爆竹了。胡同口奔跑着一些孩子，往来着一些行人。

积雪、爆竹、过往的行人，掩盖了这几个人的脚步、行踪和面貌。他

们消失在那灰色的胡同里。

当夜，“胡、白刺杀案”发生。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国权报》和《振报》，

是天津主要的两份以亲满、亲日为论调的报纸。但这一个深夜，其各自的

社长胡思溥和白逾桓，却在寓所被刺杀。胡死于枪击，白的脑袋则被利斧

劈成了两半。

次日，该刺杀案惊动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几乎不假

思索，这个雄心勃勃、但此时相当失意的军人即断定：该案系“蓝衣社、

复兴社”所为。

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前身为天津守备队。这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大国纷纷在天津租界区、塘沽一带驻军。是时，

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已被各国公认，守备队也最为庞大，达1，250

人。

在漫长的30 多年时光里，作为数万日侨的卫队，它管辖着租界区及塘

沽的狭窄地带，代表帝国在华北的特权。但满洲事变后，它一下子显得黯

淡无光。日本的大街小巷，处处充斥着“关东军一夜就为帝国获得了满洲，

华北军30 多年还不能赢得山东”的论调。

更大的屈辱则是，就连华北军的扩编也是由关东军带来的。1933 年关

东军发动的长城大战，以《塘沽协定》为终结。其主要条款就是扩大华北

军。

华北军拥有兵员1 万余人，是本土、朝鲜、台湾、满洲之后的第五个

驻屯军。但“华北利益与满洲利益，都由关东军用铁和血缔造”的声音，

追逐着一个个军人，让万余官兵既自惭形秽，又愤懑不已。

酒井隆大佐就是在这一片轻蔑声中，来到天津的。作为一个狂热的“樱

会”成员，他喜欢剑与樱花，喜欢比剑与樱花还要美艳的鲜血。他厌恶和

平，厌恶市井的宁静。于是，他满意于这个任命，华北与本土不同，是一

片危机四伏、同时大有可为的土地。

在从本土到天津的海路上，回味本土和平居民对华北军的轻蔑，酒井

的心头却洋溢着一种奉天承运、时不我待的感觉。他坚信，在他的引领下，

华北军的历史将被改写。而华北军也将改写他，使他以帝国英雄的形象，

进入史册。

他追寻着这样的道路。他要象关东军、“满洲青年联盟”那样组织少壮

军人、策动战争，再次制造“内阁所不能控制之事件”，一举吞并华北。

他带到天津的，不仅是华北密谋，还有一股来自东京的狂飙。这就是

被校尉军官普遍接受的“神道”思潮。

1919 年8 月，在上海的一所简陋公寓里，一个叫北一辉的日本青年，

完成了《日本改造方案》一书的手稿。当时，他年仅28 岁。

北一辉是一个出身贫寒、以至于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所受的教育

相当有限。但如同历史上众多天赋突出的杰出人物，在失学、蜗居、游历

的早期生活里，他形成了恣意汪洋般的行文和口才。他具有特殊的、热烈

的、感染人的天才，因为他的特殊阅历，他对迷惘的日本一代、特别是对

陆军，更具有特殊感召力。

这样，《日本改造方案》完成后不久，它的手抄本就流传于军校学生、

少壮军人中。它的出版则和日本另一个更加狂热、也更加著名的理论家有

关，那就是后来东京大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

大川是一个早早得到天皇赏识的人。他32 岁就出任日本大学寮学监，

从此成为理论界、教育界的首要人物。1920 年，他从几个学生手上读到《日

本改造方案》手抄稿后，立即亲身赶往上海，将贫困潦倒的北一辉接回日

本，不久后还介绍他加入在日本有巨大声望的右翼团体，“犹存社”。

北一辉一举成名。

两个大法西斯理论家，在整个20 年代发展了相当动人的友谊。这源于

他们个性里的一些惊人的相似、以及一些奇妙的互补。东京大审判期间，

一个美国记者描述到：“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

帝国伟大之幻想。……”把这些描述放在北一辉的身上，也基本合适。而

北一辉更认为，他有一个天然的使命或者说是宿命，那就是他来到世间，

就是为了“唤醒日本人民”。

他们齐心协力，打算把日本带上战争、“拓荒八极”的道路。他们首先

要赢得的，就是陆军。

由于大川的学术界大人物身份，他早早就在陆军高层拥有了巨大影响。

在30 年代数以百计的密谋团体的基础上，一个被称为“统制派”的高级军

官群体，开始奉大川为教父。但是，狂热得近乎荒诞的北一辉，对此并不

满意。在他看来，这些将官已经沾染了腐朽的官僚气息，作为既得利益集

团，他们反对根本改造日本，也不会真心实意支持一个持续扩大战争、最

终成为太平洋霸主的日本。

这样，他把目光转向了土地、破产农民、流民和低级陆军军官。最让

人啼笑皆非、并充分暴露日本民族这个思想侏儒全部特征的，是北一辉用

以获得广泛支持、并给狂热军人以理论支持的方式。这是一种近乎邪教教

主、至少也是巫师的伎俩。

他对普通的日本人说，在樱花转眼陨落的感受里，你们应该拥有舒缓、

凄美、迅速死灭的人生观点。死亡、毁灭是一种美；

他对自己的追随者则说：在他诞生以前，日本有一个神，神就是天皇；

在他诞生以后，日本还有一个先知，先知就是他；

他说，战争是“皇道”的手段，而太阳旗、太阳神的后裔天皇，是“皇

道”的核心。日本偏安一域的3，000 年，是人类的“史前”时期，要到太

阳旗通由战争方式、征服世界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史才开始。

不仅如此。拥有第一批信徒后，北一辉经常口吐白沫、发作癫痫。他

把这说成是“神灵附体”，而“神灵附体”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

灵的谕旨。

用这样的话语、伎俩，30 年代，北一辉也形成了陆军的“皇道派”。

酒井正是“皇道派”成员之一。1933 年，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小小的

“皇道派”密谋团体在天津出现了。这群视荣誉为生命的校尉，忍受着整

个日本对华北军的轻贱，他们开始推进华北密谋。

在他们看来，占领华北几省，不过是几个中队就能完成的工作。满洲

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先例。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满洲的成功，固然“根

源在于支那人的怯弱”，却也和关东军的几个特定优势有关。

第一个优势，是关东军长期控制着南满唯一的铁路。是这条铁路，使

兵员得以迅速调集、占领迅速完成。

擅自动武，要决就在“快”字，使占领变为既成事实。否则，战事一

旦陷入对峙、僵持，东京很可能就陷入那种“支那式”的懦弱、文牍、息

事宁人、卖好市惠。军人将成为外交需要的牺牲品。

但华北不仅没有日本控制下的铁路，反过来，有的是敌人控制下的铁

路。

第二个优势是大萧条的冲击、日本在满洲的巨大投资，以此为前提，

“万宝山事件”才引发了国内汹涌的反华浪潮。这种浪潮曾经给内阁以巨

大压力，导致了内阁的垮台。但此时大萧条的威胁已经消减，日本对华北

也谈不上有多少投资。

接着的一个优势是“时机”。当时“支那”政局分崩离析、极度虚弱。

但现在蒋介石已经以强人的形象，控制了南京的根本事务了。

地利、天时、人和，满洲事变的三个基础，他们都不具备。这注定了

所谓的“华北事变”，只能是“等待时机”的，也只能是纯粹地人为制造

的。……

他们也注意到满洲事变的第四个优势：它的成功，和“满洲青年联盟”

对当地社会、资源军备的深刻了解有关，和一份标题是《虎卷》的计划有

关。

按照陆军惯例，参谋长负责军情特工。华北几省的情报网，隶属于“酒

井机关”。这样的酒井机关还压根不存在，但，他们将从组织酒井机关开始，

制造一个新的、关于华北的《虎卷》。

2、

1933 年春天的酒井断定不能想到，等待这个小小的“皇道派”团体的，

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不堪回首的两年。

他吞并华北的工作，以“酒井机关”的组建为前提。但这个冠以自己

名字的机关，是怎样地命运多桀！几乎是他刚刚接手工作的时候，支那方

面的“蓝衣社”、“复兴社”组织就遍布了华北。此后近两年时间，如同鬼

魂附体一般，这个秘密组织一个个地、如影随形地破坏着他的机关。

与满洲不同，要制定新的《虎卷》，通过汉奸获得华北情报是最实惠的

办法。因为任凭怎样的“中国通”，只要是日本人，暴露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上任伊始，他买通了前北洋政府官员冯钦三。利用冯钦三，他在北平形成

了一个20 多人的小组。但1933 年4 月28日，小组刚刚在北新桥的一个胡

同开始活动，它就被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网打尽，20 多人或被公开枪决，

或永久“失踪”。

经受这个打击，他毫不气馁，立即又在江擦胡同布置了一个较小的机

关，但没几天，全部的11 个人又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在北平设一个点，被破获一个点，直到此时，在他的地图上，北平

还是一片空白。

他虽然有些沮丧，但仍以帝国军人的勤奋、坚忍继续工作。他开始认

识到，北平是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在这里，酒井机关很难生存。于是他的

目光就转向了正太和平汉两铁路交汇的一个城市---石家庄。

他频繁往来于天津、石家庄之间，日夜辛劳，以北平十倍的细致、缜

密，苦心经营着这个机关。象独轮车那样，石家庄的组织，终于吱呀吱呀

地壮大起来了。他拥有了几十名极为精干的支那特工。并沿两条铁路，渐

渐把躯体伸延进两侧的县城、集镇。

依靠这个组织，“华北调查”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军备、矿产、市场、

社会，都是调查的范围。这个任务是如此的繁重、艰难，他却没日没夜地

工作。

调查却再次夭折。不久，石家庄组织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先后发

展了两个青年。其中一个北平人在考察期内即被怀疑为蓝衣社人物，经监

视、刑讯证实了这一点后，他下令秘密处死。

另一个人是石家庄当地人，极能干，于是两三个月后，他成为领取帝

国经费、津贴的职业特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也是蓝衣社埋伏

在他身边的一颗地雷。

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惨淡经营起来的机关，又在一夜之间覆灭了。只

有三两个人逃了出来，象兔子一样躲进他治下的天津租界。

到“胡、白刺杀案”发生这一天，他已经在天津度过两个冬天了。但，

不必说“华北虎卷”的完成，就连他的“酒井机关”也仅仅下属两个小组。

让他自己都觉得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小组的大多数人员，都活动在租界

区内，都在帝国宪兵的保护下。

华北事变似乎变得遥遥无期了。……而随着这两个文人的被刺杀，酒

井机关更几乎灰飞湮灭了。

胡、白二人，公开的身份是报人，其潜在身份，却是酒井机关在天津

的组长。

雪花不断地飘洒着，酒井的屋里生着炉火，整个房间煦暖如春。他的

手边有一杯温热的清酒。

在炉火、温酒的围绕下，他感到的却是一阵一阵的寒意。快两年了，

一方面是自己的毫无斩获，另一方面，他一向蔑视的那些支那人，却布置

了一个森严诡异的大网。这大网底下，有着无数看不见的面貌和身影。

这张网无声地遏制了他和他的团体，遏制了帝国拓荒八极的事业。

想到这里时，他的思绪转向了一千里外的东京。在“统制派”和“皇

道派”之间，此时，关于“日本出路”的争论已经持续几年了，始终占据

上风的，却是“统制派”。

《塘沽协定》签字6 个月后，关东军支持的广田宏毅，顺理成章地出

任了新首相。刚刚上任，广田即提出他的“三原则”。三原则是中国承认满

洲独立、取缔反日排满活动、密切两国贸易，以三条为“原则”，中日实现

邦交正常化。

在酒井等“皇道派”军人看来，“三原则”是一个空中楼阁。它两面不

讨好。一方面，支那人把它看成是公然的凌辱，断然拒绝接受；另一方面，

“皇道派”等无数的帝国军人，把它看成是充满了“支那式”软弱的一个

政策。它苟且、胸无大志、目光短浅。

还不仅如此。

“皇道派”清醒地认识到，与其说这是“广田原则”，不如说这是“石

原原则”的对华部分。是那个三年磨剑、一夜功成的人，石原莞尔，他“北

进”主张在内阁的延伸。

是时，对外扩张才是“帝国的出路”，已成为军人的共识。但如何扩张？

围绕这个问题，“统制派”持“北进”主张，“皇道派”的大多数人则主张

“南进”。北进派以石原莞尔、松岗洋佑等当年的“满蒙生命线”主张者为

主，力主与纳粹德国形成联盟，夹击此时在国际上形影孤单的苏联，并以

洲界为限瓜分苏联欧、亚领土。进而独霸亚洲，再向太平洋地区寻求“日

美两文明中心”的决战机会。

要北进，就既要“稳定满洲”，又要安抚南京，以既获得进攻基地，又

能避免腹背作战。于是，依靠“满洲青年联盟”得以上台的广田，才提出

“三原则”。

最后，北进派还搬出了明治天皇当年的扩张告诫：万不可与两大国同

时作战。他们以此作为自己北进、“三原则”依据。理由是倘若南进，即消

灭中国后进逼南洋，势必侵犯英美法三大国利益，日本将与整个西方为敌。

石原认为：这是取死之道。

但在酒井等人看来，北进才是取死之道。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

国家，之所以老天皇告诫“不与两大国同时交战”，根源即在于此。倘若与

德国瓜分苏联，日本劳师万里，得到的只会是贫瘠的远东、不毛之地的西

伯利亚，国力势必掏空。

况且，苏联国力之强、兵备之盛、幅员之广，倾日德两国之力都未必

能胜。反过来，中国、南洋都是资源大国，且防务极为空虚。经略南方，

数月可下，而后实行“以战养战”之策，原料、粮食、武器、弹药，均产

之不尽，何愁不能独霸亚洲，进而“日美决战”？

而南进，第一步就是吞并华北。……

酒井痛苦地知道，此时领导日本的，是那些主张“北进”的人。

他把手边的清酒一饮而尽，以浇心头的愤懑。而后，他孤单地、自己

一个人地，用粗旷沙哑的嗓音唱起了《君之代》。这首歌极其粗鄙，但对日

本人来说，它却是圣歌，每一个日本居民都有义务用自己的劳作、鲜血乃

至生命，去唱这首歌：

“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

歌声未绝，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副官。副官在他的耳边，

极低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

“关东军，土肥原将军抵天津……”

3、

初春的北平有一种特定的悠远和宁静。树芽儿已经在抽条，第一层浅

淡的绿色，已经覆盖了这个故都。在中南海恢弘、大气的建筑群中，40 岁

的曾扩情，正凝神地看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华北地图。

这个昔日黄埔的“扩大哥”、蓝衣社年龄最长的魁首，有一种“入乡随

俗”式的生活本能。早年四川乡下时髦“读书入仕”，他不顾自己贫寒的出

身，跑到北平求学；不久全社会都流行“投笔从戎”，他也被这股风潮卷着，

进入了黄埔。“为官作宰”没几天，他就效仿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开始娶

姨太太、讲究享受。当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长期在四川活动时，他

更接受军阀“赠送”的妓女、鸦片、礼品，几十年后还写到“作为一名四

川军阀的客人，真是‘别有风味’……”。

但这种性格，在野心勃勃、风格激烈的蓝衣社，却是最不受待见的。4

年前的励志社大会上，曾扩情就被认为“学问平常、微有经验，但……腐

化不堪、毫无斗志”，从此长期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只听命行事而已”。

对此他“颇为失意”，但这失意很快又过去了，他依旧自得其乐地过日

子。别人抵制他，他不恼怒；蒋介石训斥他，他顶多辩解几句；蓝衣社与

CC 团闹得不可开交，他却仍然是陈立夫的座上宾……他不愿意得罪任何

一个给过他笑脸的人。

“一个佃农之子，都当上将军了，该知足了”，这是曾扩情的口头禅。

或者，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本能，使他虽然一生多历患难，却活到了

90 岁的高龄？

如果不是“湖南小团体”的没落，不是在朝天宫同样形影孤单的刘健

群的推荐，他是不可能成为蓝衣社的“一方诸侯”的。但对此，他似乎也

没有特别的激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个职务时，他也只平淡地说了一句，

“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而且住在中南海，很想长此安居下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那些有才华、有“斗志”、不“腐化”的人，

把明瓦廊和朝天宫折腾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负责的华北分社却依旧团结、

有力，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

1935 年春，华北分社，是蓝衣社的重镇。

许多年后，CC 团大将、当时华北党部的负责人张厉生，还不无感慨

地说道，蒋介石任用曾扩情，真是极有“知人之明”，深谙“用人之道”。

1934 年4 月，曾扩情接手华北工作时，朝天宫正处在瘫痪、小团体林

立的局面中，而上海、河南等地的“火并”闹剧正愈演愈烈。此时，华北

聚集着蓝衣社的3 万人马，即刘健群嫡系的几百宣传、政训人员，郑介民、

蒋孝先的几千特务与宪兵，以及关麟征、黄杰的2 万余人正规军。

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协调的人群。刘健群自负、孤立；郑介民虽善合作，

但戴笠的身影和风格，却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华北特务；蒋孝先作为皇亲国

戚，极为嚣张狂妄、目中无人；最后，关麟征和黄杰身为单纯军人，对蓝

衣社无休无止的口水仗、小报告、“小团体”已深感厌恶，正自觉脱离朝天

宫的视线。

又何止是蓝衣社这“五魁首”？在广漠的华北，更有背景、关系错综

复杂的“八匹马”。保定军校出身的何应钦，政学系的黄郛，CC团的张厉

生，这三个大人物代表南京，分别执掌华北的军、政、党。此外，是张学

良部、宋哲元部、庞炳勋部，以及步步进逼的日本人和蓝衣社自己。

华北人事纷纷，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图景几乎就是中华民国的权力微

缩版本。对曾扩情的任命下达之时，朝天宫的那些“才子”、活动家无不窃

窃发笑，认为蒋介石无谋，刘健群无眼，曾扩情必将使华北工作崩溃。

但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腐朽不堪”的人物，就因为把朝天宫所不

屑的人情世故、温厚谦卑发挥到了尽头，短短一年时间，蓝衣社的根系扎

进了华北的沃土。

在中南海，对黄郛，曾扩情以学生之礼对待。他常“请教”黄郛，“他

（黄郛）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时常以长辈口吻指点几句。

对北平市市长袁良，他“表示特别好感……认为不愧为正人君子”，这

一举击中了以道德家自居的袁良，两人往来极密。对张学良，他“不仅表

面尊重”，还以“第二个领袖来看待”，此外和张学良的幕僚黎天才发展了

很深的交谊，黎的幼女曾认曾扩情为义父。至于对宋哲元这个“抗战英雄”，

他更时常盛赞为“国家干城”，使西北军出身、在奉系里一直郁郁不得志的

宋，常有知音之感。

这种辛苦营造的私人交谊，贯穿了华北的权力场。此外，曾扩情极善

于协调矛盾。蒋孝先乖张、骄横，他与挂名的宪兵司令余晋和经常当面争

执。对这个蒋氏亲族，余晋和不敢招惹，但人前人后都愤懑地说，“这个司

令让他当算了”。此时，曾扩情一面劝告蒋孝先“要分工合作”，另一面请

余“有事可以同我们商量”，从此相安无事。

郑介民因庞炳勋屡屡私贩鸦片，几次意欲逮捕，他告诫郑介民“小不

忍则乱大谋”，随后又口口声声以“老前辈”的态度暗示庞炳勋，劝庞自律，

冲突最终消弭。

四两拨千斤。在他的笑语和坦诚中，华北权力实现了圆满的平衡。最

后，是与“党部”的关系。如同曾扩情在《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

动》一文中意味深长地写到的：“复兴社与CC系，因彼此的利益冲突，从

来处于敌对的状态。……（但）在我继任政训处处长任内，与CC 没有什

么冲突”。

合纵连横、谦卑厚实，华北蓝衣社迅速膨胀。各军阀都慷慨地让蓝衣

社组织涌入各自辖区。以河北为例，拥有数万“民军”的豪强张荫梧，不

久加入蓝衣社，使关麟征的学生军训得以大手笔进行；以山西为例，数以

百计的联庄“红枪会”组织，都被控制在华北“忠义救国会”之下。

是这个遍布集镇和村庄的耳目网、民间警探网，使日本在华北的谍报

网荡然一空。1935 年年初，《纽约时报》继评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

于能坚定地建立起来了”之后，又简洁评价，“蓝衣社（已）成为南京在华

北的权力基础”。

这一年春节，在中南海日子越过越惬意的曾扩情，甚至接来了自己的

妻妾和几个孩子。爆竹声中，他们在积雪、窗花、碳火、四川火锅里一同

举杯，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5 年春天，中日和解的潮流在东京和宁沪都席卷一时。松本重治的

《上海纪事》一书，记载了这个短暂的平和时期。他声称在繁华的大上海，

他所接触到的无数中国外交官、军人、学者和商人，都表示了中日和解的

强烈愿望。

3 月，通过重光葵公使，东京表示将在“三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南京，外交部长汪精卫也发表讲话，声称中日合作是

“孙中山的主张”。

“石原---广田”政策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当年，按照石原莞尔的建议，

关东军开始以苏联为假想敌，编制作战计划。

但这股汹涌的潮流底下，却有无数的礁石。铺垫历史河床的，是千万

激烈反日的民众；在河床之上的，是还在长征途中的2 万余名衣裳褴褛的

志士；是一群群南京的军官；是酒井隆等潜伏在阴暗角落的日本军人。

还不仅是无能、失意的酒井。

与绝大多数秘密组织一样，赢得满洲后，“满洲青年联盟”不可避免地

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权力上，石原控制着“协和党”，并在奉天通过他的思

想和主张，去辐射东京、影响内阁；板垣成为关东军之魂；松冈洋佑先是

控制着满洲经济，随后又进入外交部，极力推进日德联盟。

这些人都是“北进”方针的赞助者，有的还是理论提出者，如石原。

但也有例外。土肥原就是一个例外。

一张肥胖的圆脸，一脸日本式温和恭顺的笑意，一口流利的、比大多

数中国人还标准的汉语……这是一张很容易让人有好感的脸。但在这副令

人放心的面貌下，则是花岗岩般坚硬的意志，大理石般冷静的思维，驰骋

的想象力和魔鬼般的性格。这就是土肥原。

土肥原有一句后来流传一时的名言，“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这是

他对特工、间谍事业，由术入道的精辟概括。从满洲事变开始，一方面是

他的惊人才能，另一方面则是日本民族的嗜血天性，使他渐渐博得了一土

一洋两个外号，一是“东方劳伦斯”，另一是他名字的谐音，“土匪原”。

土肥原是“南进”主张的激烈赞成者。这一年春天，他潜入天津，出

现在华北军参谋部。与酒井一席交谈后，“土酒合流”。

随后，土肥原以缜密的计划、强悍的作风、有力的手笔，使自己的几

百名特务与酒井的密谋小组结合了起来。他成为华北阴谋的灵魂。

4 月，土肥原派出151 名特务，从天津出发，开始了“华北调查”。调

查工作进展之顺利，让酒井既目瞪口呆又口服心服。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土肥原就整理出了多达72 卷、内容极其翔实的《华北调查》。这份调查使

他们“比支那人更了解华北”。

“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熟读儒家典籍、胸有成竹的土肥原，肥

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他象一个诲人不倦的汉学教师，对必恭必敬的

酒井侃侃而谈。华北缺少日占铁路、“大萧条”的消退、蒋介石“第二期革

命”的成就……所有这些，使满洲事变必定不会重演。那么日本如何赢得

华北？

他慢条斯理地讲起了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历史典

故。而后重重地一跺脚，“酒井君，一千多年前的幽云十六州，现在就在我

们的脚下！”

这个春天，土肥原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裂华北、不战而胜的战略。

它的第一步就是秘密网罗证据，以中国方面违反《塘沽协定》相关条例为

借口，驱逐蓝衣社出华北。

天遂人愿。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得来全不废功夫。正当土肥原、酒井

匆忙搜集“证据”之时，在遥远的南京，“郑吉康事件”发生了。

4、

郑吉康，蓝衣社组织处的收发员，兼管案卷。

这是被掩盖在历史深处的一个极为琐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使在

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朝天宫，他也是一个相当卑微、丝毫不引人注目的角

色。许多人谈起他时，都只有隐约的印象，仅仅记得他“很好玩”。即使他

的顶头上司，组织处当时的助理干事龙步云，也只记得他“很年轻”，1935

年春天才结婚。

卑微、“好玩”、年轻，这是朝天宫的一粒草芥。但几十上百个分社、

支社所上报的新成员花名册，旧成员的活动、考评，都要先经过他的手，

而后才到达组织处，最后才进入由便衣日夜守卫、戒备森严的档案库。就

是这个“近水楼台”的职责连同他的结婚，给蓝衣社捅出了一个空前的大

娄子。

郑吉康不仅“好玩”，而且讲排场、重虚荣。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些，

他四处借债，终于风光地把新娘子娶上门。但没几天，债主就纷纷登门索

债。

一个普通的收发员，每月区区三、四十元的薪水，又刚刚拖家带口，

一时之间哪里能清理得掉债务？郑吉康被逼得几乎要出走躲债。就在此时，

日本公使馆的一个特务找到了他。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这个人对郑吉康的

一应情况显然了如指掌。他开出天字高价，要郑吉康为他提供华北情报，

并许诺“保密”。这笔钱不仅能让这个新婚家庭还清债务，还足够他几年的

开销。

财色动人心，略略犹豫之后，郑吉康一口答应了。按照日本人的要求，

他扣押、偷窃了大批密件，而后送到指定地点，钱货两讫。

第一批情报就使土肥原掌握了“胡、白暗杀案”的证据。但事情并没

完，尝到甜头后，郑吉康又准备了第二批情报。这批文件数量极多，密级

很高，不仅能让他好吃好喝上几年，还能让他成为一个小阔佬。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戴笠的情报网已经相当的细密。日本驻华

公使馆曾招募一批南京雇员，其中一个雇员是原“调查课”密探。郑吉康

和接头人接洽第二批情报的时候，密探悄悄禀报了戴笠。

正当郑吉康喜形于色地带着一大笔现金从使馆出来后，在一条小巷子

里，几名特工扣押住了他。经过简短审讯，郑吉康被秘密处决，尸体沉江。

但已经来不及了。“郑吉康事件”首先导致了特务处与朝天宫此后的完

全隔绝。

如果说，在过去的3 年多时间，特务处只是处在“半独立”状态的话，

那么，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足以使戴笠不敢再和纪律松懈的朝天宫有任

何瓜葛。处置郑吉康后，戴笠不再参加朝天宫的任何一次会议。他并严令

在各处的大小特务：不得和朝天宫、同志会、复兴社等，有任何“协同行

动”。

他特地举出了特务处华北站的例子：只是因为文件单独处理，此次特

务处密件才没有落到日本人手里，否则“后果堪虞”。

此外，富有意味的是，在对朝天宫知会“处决郑吉康”时，戴笠有意

宣称：郑吉康倒卖情报的对象，是CC团的人。

这个宣称，显示了戴笠的森严城府。自兼并调查课后，特务处急剧膨

胀，已拥有职业特工2，000 余人，是可以与中统分庭抗礼的两大特务组织

之一。它与中统的倾轧苗头已渐渐显露。但戴笠认为，特务处根基未稳，

和蓝衣社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几乎刚刚处决郑吉康，根据郑介民的情报，戴笠已经得知，土肥原在

天津“异动”。这个情报在戴笠精密的大脑里，迅速化作一幅可怕的图景：

土肥原根据郑吉康情报，要求驱逐华北蓝衣社；由于证据确凿，南京方面

将全盘接受；“华北自治”揭幕，华北逐渐被蚕食、沦陷……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惊人精确的判断。它也变成戴笠处理“郑

吉康事件”的依据。

他需要一个哪怕依然脆弱、异常涣散的朝天宫，去吸引CC团的视线，

去作为他迈向更大权力、更高地位的缓冲地带。他不能毁了蓝衣社。而处

决郑吉康的“真相”一旦对朝天宫公开，难保没有人会为一己的私利、私

怨，去密报蒋介石。

如果朝天宫“泄密”造成南京在华北势力一夜覆没的情报，传扬进蒋

介石耳朵的话，伤痛、震怒的蒋介石，会不会下令取缔蓝衣社呢？这是完

全有可能的。一个日渐没落的蓝衣社，哪里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除却被

取缔，它又怎么承担这个责任？

又何止是需要朝天宫作缓冲地带？蓝衣社一夜覆没的话，那庞大的遗

产，特别是使他眼谗的汉口缉私处，各地的警察局、保安部队，现在就会

轮到他来继承吗？

于是，这个一生以“校长的看家狗”自居的人，决心对朝天宫隐瞒到

底。这个貌似不可理喻的知会，是政治上相当精明的一个动作。

戴笠此举使朝天宫得以苟延残存。一直到他权势熏天的时候，在一次

私人密谈里，为表白自己对“团体”的“维护”，他才隐略透露了口风。

龙步云在《中华复兴社内幕》里也写到，“当时任书记长的丰悌竟不知

此事”。

但“郑吉康事件”导致的，又何止是戴笠的“阴干”，何止是特务处与

朝天宫的完全隔绝？郑吉康卖出的两批情报，包含了蓝衣社的基本面貌。

除力行社这个业已瘫痪的核心组织，因为相关文件的密级过高、郑吉康无

法获取外，蓝衣社对土肥原机关已无秘密可言。

依据郑吉康的情报，土肥原机关迅速形成了《蓝衣社调查》。《调查》

是土肥原华北阴谋最重要的“弹药”。它是一份《备忘录》的附件，是这个

附件，使《备忘录》显得言之有物，使土肥原驱逐蓝衣社出华北变得顺理

成章。

《备忘录》将通过酒井，以华北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伪造名义，送

达中国方面的华北长官何应钦。而得到何应钦回复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它极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历史著作里，即使经历千年，也不会被湮没。

这就是著名的《何梅协定》。

5、

“……一、于学忠及张廷锷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

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

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

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除，

励志社北平支社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师、第

二十五师撤出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

排外排日之禁止……”

此外，九条要求“之实行”，中方应“承认下记附带事项”。即九条“完

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任命人员时，“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之

人）”；“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与纠察之手段”。

1935 年6 月9 日，酒井隆向何应钦提交该《备忘录》。《备忘录》有一

附件，以大量、详实、确凿的文字，列举中方的违约事例。附件即《蓝衣

社调查》。

附件称，5 个月前发生在天津租界区的“胡、白刺杀案”，均“与中国

官厅有关”，日本掌握大量证据，可证实凶手系反日秘密团体“蓝衣社”。

此外，中国方面更有大量违反《塘沽协定》的行为，因此应全部接受日方

以上要求。

该《备忘录》及附件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曾扩情，震动了中南海。

九项要求，几乎要把华北蓝衣社这棵大树，连同与蓝衣社关系最密切

的于学忠51 军，这个蓝衣社的“河北枝桠”连根拨除。其中更有五条单独

针对蓝衣社。倘若照办的话，那么，南京在华北除了军分会和政分会这两

具空壳之外，还剩下什么？千里平原，亿万苍生，岂不是要任由日本人欺

凌？

曾扩情一改往日的平和与悠闲，开始借酒浇愁、浇怒。北平有无数高

大的白杨，与去年一样，在初夏时分，知了的鸣叫就一阵一阵地传扬进他

的寓所。那时，觉得这是多么温暖、多么平静的居家声息啊，此时，这声

息却一下子变得刺耳了。

刺耳的又何止是知了的鸣叫？几乎是《梅津备忘录》刚刚呈送过来，

一种日本式的迫不及待、掩耳盗铃，就压迫向中南海这苍茫的建筑群了。

三三两两的便衣、“浪人”游荡在政训处的白底黑字的招牌下。携刀的

“武士”满脸醉意，跌跌撞撞地向门口的卫兵挑衅着。他们对着营门小便，

在卫兵的刺刀上擦洋火点烟，在府右街一带的弄巷追逐妇女，辱打小贩。

卫兵已接受严令，任凭百般凌辱，都犹如石柱那样一动不动，但眼睛里却

跳跃着愤怒的火花。

曾扩情发现，他已被人“日夜监视”！

北平的挑衅还仅限于市井无赖的手段，在河北张家口的，则是赤裸裸

的公然绑架。这一天，宣介溪和几个蓝衣社同僚刚刚走出51 军的营门，就

被一小群“不明身份之便衣”以手枪、棍棒相逼，挟持上一部汽车，随后

失踪。

晚年宣介溪谈到：“……被绑架至宪兵司令部，遭受百般折磨。（日本）

意在逼供团体之活动。……一周后何（应钦）长官口头应许要求，并由宋

哲元担保，方被释放。”

但这个“应许”不仅仅是“口头”。7 月6日，何应钦简短回函给梅津

美治郎：“6 月9 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

《何梅协定》就这样被炮制出来了。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当南

京、庐山的日头一天比一天大起来的时候，“华北自治”的叫嚣也一天比一

天激烈。反过来，“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此后抵抗运

动的诠释。《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写，就是在这样的风潮里进行的，继满洲

事变后，它再次牵连着无数军人、学生、市民的心。“一二九”运动、“西

安事变”、抗日战争……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一直到日本战败后，南京方面才颜面扫地地得知：这不过是梅津默许、

由土肥原等少数战争贩子策动的又一个成功的“自发”讹诈。

被日本宪兵释放后，宣介溪不敢在河北久留，请示朝天宫后，他匆忙

坐上一列火车，沿平浦线直下南京。

宋哲元51 军政训处在一夜之间瓦解了。接着是军分会政训处、曾扩情。

曾扩情的逃跑更加狼狈。把自己的妻儿委托给副官后，夜半时分，他

化装成普通商人的模样，从府右街潜到长安饭店，在饭店候车。但一直监

视他的日本特务也跟随到饭店，确信他将南下后，这些匪徒从暗处现身，

先是劫掠了他所有的财物，又下了他的佩枪。戏弄了他一番后，几个匪徒

监视他入站。

站台上是浓厚得化不开的夜色。夜色凄迷而破碎，曾扩情心如死灰，

面目枯槁。不远处的中南海，远处的宛平丰台，更远处的南京，似乎都在

他空洞的眼睛里漂浮着。

汽笛鸣起，这是华北的呜咽。黑烟滚滚，一直飘到深得看不见的天际。

他身无分文，一动不动，无数南来北往的旅客从他身边流过，似乎一点都

不能惊动他。

火车动了，火车缓慢地开了，火车远离了惨淡的灯光，进入了无边的

黑暗。而在时光的前头，等待这个蓝衣社“北方领袖”的，又会是什么呢？

20 多年后，一个已白发萧索的战犯又出现在中南海。这是他第三次、

也是生平最后一次进入中南海。这一天，在温暖的春天日照下，周恩来接

见了他。

在周恩来温和的笑容下，他局促不安地站了起来，说：“周老师，我错

了……”

周恩来说，“错了就改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改了就好嘛……都是

黄埔同窗嘛”（《曾扩情三进中南海》）。

从此，一个前国民党中将、蓝衣社“北方领袖”死去了，一个温和而

与世无争的普通老人，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他深居简出，先是住在一个

大杂院里，后来又搬进了楼房。一直到1984 年，曾扩情才无疾而终。

在华北，大撤退开始了。

2，000 余名宪兵从北平撤退。他们奉命撤往西安。钢盔、仪仗、皮靴、

冲锋枪，一张张默不作声的黝黑面容，一响响沉闷而整齐的脚步声，“拓”、

“拓”、“拓”的声响，响彻了北平的青石板大街。这里没有送行，也没有

当初从南京远征时少女的绢花。虽然无数行人让开了大道，许多呆滞的面

容也心情复杂地一直目送他们走进火车站，但盛夏的北平，却似乎是那样

的萧索苍凉。

宪兵之后，是华北政训处。几百名当年的“特训班”学员也被调到西

北，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与沉默的宪兵不同，他们有的穿着军装，

更多人却穿着学生装，带着围巾，恍若那种“五四”青年。在站台上，许

多双泪眼对望着，然而却也一言不发。

2 万余名精锐的正规军，则如同一条长龙一般，从河北各地纷纷向一

个个火车站汇合。而后，他们的灰色身影被军列集体吞噬。许多打过长城

大战的老兵，脸上、身上还有当年弹片的痕迹，胸前还有各式的勋章，是

长城抗战使他们成为一个个民众心中的英雄。但此时南京的命令，同样是

要他们开赴西北，去打内战。

关麟征的副官回忆到：“……关长官似乎一夜间老了十岁”。

大撤退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完成了。与此同时，大搜捕开始了。

一队队日本宪兵、特务冲进北平的各所大学，开始逮捕“复兴社分子”。

搜捕断续进行了几个月，甚至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被日本特务机关带走，拘

扣了几天。在那里，这个大学者遭受了斯文扫地的凌辱。

《纽约时报》驻北平的记者，一反平日的超脱与冷静，在电报稿里愤

怒地写到：“……

他们任意闯进每一个家庭和办公室，以破坏蓝衣社组织为名义。但实

际上搜捕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逮捕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个

人戴着眼镜、正接受着高等教育，就可以是他们的逮捕对象。……被他们

凌辱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都是西方的天然盟友”（《纽约时报》，1935

年11 月5 日）。

这样的抗议声毕竟是微弱的。在大撤退还进行的时候，一封天津发往

东京的密电，就得意忘形地宣称：“北平、河北……只剩下几个空城了！实

现华北自治，已经不再需要铁与血，只需要口舌、照会与《备忘录》了！”

果然如此。

6、

大撤退还在进行的时候，随着长征队伍的进入大西南，重庆行营设立。

康泽率别动队“特别支队”约7 千人挺进川黔，“西南青年社”的叶维和已

被“磨掉野性子”的任觉五同路入川。任觉五出任四川复兴社书记。

6 月，奉蒋介石密令，别动队5 大队3，000人连夜潜入贵阳。绑架贵

州省主席王家烈后，两个小时内，别动队全面接管贵阳城防、警备。“黔变”

成功。随后，大批别动队人员被派到各地担任专署主任、县长、区长等职，

接管贵州。

与此同时，别动队另一部控制重庆浮图关，改浮图关为“复兴关”。他

们一面与成都刘湘对峙，另一面以分队甚至小组的形式分布各个县城，发

展四川复兴社，“声势迅速播于全川”（《康泽自述》）。易劳逸教授认为，别

动队使严重隔绝的川黔处在南京的控制下，从而缔造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也与此同时，在四川，30 名勇士飞夺泸定桥，长征部队进入川西北。

8 月，2 万余人摇摇摆摆地进入了漫漫西草地。“一连十多天不见人烟，

沼泽地里雨几乎总是下个不停……很多人失足陷入这片水和草的海洋，转

眼就没入了沼泽深处”（《红星照耀中国》）。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曾转述了一个亲历者的原话：“人们精疲力尽，渐

渐支持不住了，自自然然地蹲下来，那样软弱再起不来。几千人冻死了。

我们几个月只吃青稞，许多人消化不了它，拉出来的青稞，别人捡起来，

洗干净，又吃它。过一次肠道再排泄它一次。……”

大草地的前头，还有腊子口。但腊子口的前头，就是六盘山。只要走

过六盘山再拐一个弯，长征就结束了。

毛泽东坐在马背上。在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苦征途中，他却象

一个伟大的游吟诗人，始终感到“天高云淡”。他并“望断南飞雁”。长征

是他一生中诗作最丰富的时期，它也使这个原本很实际很能干的富农之子，

变成了“摩西”，在这征途上他被重塑被升华被打造。

8 月1 日，在遥远的莫斯科，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

宣言》。《宣言》谴责南京、蓝衣社的逃跑主义：

“……日寇要解散蓝衣社，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

风潜逃了！……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

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

示坚决的抗议。……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

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

余地。”

随即，《宣言》呼吁“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

一同为生存、独立、自由而战，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南京，蒋介石紧急召见了“闲人”邓文仪。从黄

埔路官邸出来后，邓文仪的脸上说不清是喜还是愁。他又回到了南京的权

力序列。自然，新职务与过去权倾一时的“头号宠臣”是不能比较了。蒋

介石让他去苦寒的莫斯科，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邓文仪还接受了蒋介石的一个密令：与在莫斯科的王明接触，寻求收

编红军、共同对日作战的可能。

第十七章“大跃进”

1、

1933 年，一个叫陈惘子的苏北青年因煽动学潮被追捕，流亡到了上海。

他隐姓埋名，居住在打浦桥新新南里232 号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

此后一年多，陈惘子的生计极其艰难。他在老家被人认为是“浪子”，

得不到任何资助。他又极端厌倦体力劳动，经常拖欠房租，在上海也被人

视为闲汉、“小赤佬”。

所幸，到上海后不久，陈惘子就在安徽会馆结识了“民国暗杀大王”

王亚樵。王亚樵经常资助陈惘子。而且每次资助前，他都自嘲地说“反正

我的钱也是骗来的”，以打消陈惘子的难堪。

日子无声、暗淡地过着。不久，陈惘子又邂逅了他的小学同学华克之。

是时，华克之刚刚抵达上海，没有住所，也搬进了打浦桥。

华克之之后，是张维、孙凤海。四人都是放荡不羁、穷困潦倒的子弟，

又都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慷慨悲歌之士。于是一见如故，以

月租15 元的价格，租下了阁楼的全部三个房间。

四人以兄弟相称，华克之为长兄，其次张维、陈惘子，孙凤海是“四

弟”。他们经常借酒以浇胸中块垒。一次，读到五言诗“至宝有本性，钢精

无与焘，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时，古代侠客遗留在这四个人身上的

风气，使他们“感愤兴起，拔剑击柱”。

他们也渐渐地结交了一些朋友。每有客人到阁楼喝酒、过夜时，主人

就打开地铺，而后一醉方休。

这些朋友中，有一个叫陈光国的人。他是南京著名的“花牌楼”书店

老板，此外，他还有三个秘密身份：他是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宁沪组织

的一个反蒋秘密团体“神州国光社”的骨干；是蓝衣社总社的助理书记；

最后，他还是南京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丰悌的私人秘书。

在蓝衣社的7 任书记中，最让人觉得面目模糊、并且下场最悲惨的，

当数丰悌。丰悌字力余，1903 年生，湖南湘阴县人。他家境贫寒、早年丧

父，由母亲辛苦抚养。少年时曾因贫辍学，在家乡县城的一家丝绸店当学

徒。后几经辗转，才考上黄埔，挤身人才济济的一期行列，从而阅历、际

会时代风云。

这相似于蓝衣社大多数魁首的早年阅历。参与发起力行社后，1932 年

夏天，丰悌前往柏林，担任驻德使馆武官。正是蓝衣社派遣大批干部考察

德意的时期，在欧洲，丰悌以“地主”便利，渐渐笼络了一批骨干，成为

“留欧派”首领。

按常理，象丰悌这样的出身，他应该会成为一个爱惜机会、善于察言

观色、手段狡黠的官场老手。但并不是如此。家庭的溺爱、从小被称为“才

子”而导致的目中无人，使丰悌处处不受欢迎。史料勾勒出了一个野心勃

勃、才华过人，同时刚愎小气、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倒霉蛋形象。他的同学、

同事描述他时，说他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

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

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

这是丰悌大致的形貌。有才能、自负、孤立，这似乎也是“湖南性格”。

但又不仅于此，林培琛曾经从细节上，描述了一个更琐碎、更惨淡的丰悌。

在八宝街和明瓦廊，丰悌的痕迹都很浅，因此林培琛对他相对陌生。

但自丰悌接任书记后，林培琛又“官升一级”，被任命为助理书记。短短几

个月的共事，使林培琛发现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林培琛先是态度复杂地评价一句，“他为人很老实”。但这多少因为丰

悌后来的遭遇而激发的恻隐之心。他随即谈到，丰悌“过分敢作敢为”，在

处理事务时“多不加思索”。也就是说，他不仅目中无人，而且缺少腾杰的

谨慎，贺衷寒的思辩。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这份莽撞相搭配，“也许因为幼时贫穷”，丰悌

“对金钱看得很紧”。

他小气。这小气不仅对金钱，更对社务。于是一接任书记长，他就试

图取代贺衷寒，成为已支离破碎的“湖南派”首领。他排斥三个从前的同

乡、朋友，即肖赞育、潘佑强、刘咏尧，使之渐渐不敢过问社务。反过来，

他大量起用“私人”，特别是朝天宫视为“宵小之辈”的几个非黄埔人物，

陈光国、邵令江等。

这些“起用”，使他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遭受比后期贺衷寒更多的抵制，

更大的不满。不仅如此，《唐枞日记》记载了他和戴笠一样早的分裂活动：

“晚上力余约谈话，谈约二小时。他谈话的微意，似乎在窥探胡宗南和戴

笠对团体的态度……他的意思是想和胡、戴合作”。他是明瓦廊、朝天宫四

分五裂的始作俑者之一。

这些零散的回忆和记录，勾勒了一个锋芒尖锐、极端自我膨胀、动辄

上窜下跳，甚至有病态心理的人。哪个群体里都有这样的人。而哪个群体

里，这样的人都注定只能是过客。性格即命运，出头掾子先烂，古来官场

规律即如此，何况他身处纷纭的大时代，他面对的是无数老谋深算的政客。

这更注定了他只能是时代的、各个政治利益间的牺牲品。几年后丰悌

的身败名裂，其实在这里就留下了伏笔。偏偏，在蓝衣社最疲敝、最多事

的一年多时间里，担任书记长的，又是这么一个人。

丰悌任书记长期间，业已奄奄一息的朝天宫，在遭受“小团体”分裂、

“火并”、华北溃退等致命打击之后，又添上了一个根本的毒瘤。那就是早

期蓝衣社曾痛心疾首、大肆禁绝的腐败。

腐败席卷了几乎全部的基层组织，触目惊心。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惊人的腐败，是以组织的“迅猛发展”、“极盛时期”为肌体迅速泛滥的。

这是蓝衣社的混沌、奇异的病变时期。它就是丰悌的“大跃进”。

2、

1932 年，南京颁布《国民军训条例》，试图效仿日本，制造一种全社

会的尚武气息。军训分学生、壮丁、普通公民三部分，其中，被视为民国

希望的大中学生是军训的重点。1933 年夏天，军训已推行至17 省，受训

学校178 所，但被认为“成绩低劣”。几千名大学生更联名上书教育部，要

求免除军训。

1933 年9 月，从德国回到南京的丰悌，出任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

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各省市强力推行“军训委员会”。到他出任书记长

之际，军训组织终于健全。各地主任如南京的何志浩、武汉的阮齐、浙江

的郑炳庚等，清一色是蓝衣社首脑。

出任书记长后，丰悌更不遗余力，他要从仪式、宣传、制度等着手，

制造尚武潮流。他并意欲通过军训，制造蓝衣社再一个“复兴狂飙”。

1935 年2 月，他在南京召集宁沪特别区的大中学校长会议，提出对学

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具体措施从每日行升旗礼、分区会操开始。短短三两

个月时间，学校升旗、会操的景象，从宁沪蔓延出去，风行于全国。

随后，1935 年夏天，正是3 万人马从华北撤退到西北的暗淡辰光，许

多学生都已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动身回家。但此时，无数教师都苦着一张

脸，无可奈何地说：在校大学生以及当年的中学毕业生，暑期不能回家了。

按照修改过的《军训法》，倘若不参加为期3 个月的军训，大学生将不能获

得毕业证书，中学毕业生将不能升学。

这个修改过的法令，四两拨千斤地把几万名学生滞留在了宁沪。此外，

各码头、车行、纺织工会的工头，也纷纷告知那些卑贱的挑夫、车夫、女

工，要参加历时半月的军训，否则他们所在的工厂与码头将被吊销营业执

照。

学生、工人之后，是邮电、铁路、海员等行业的职员。一个个的强硬

性举措，使宁沪特别区迅速地变成一个大兵营。

短短几天时间，宁沪地区10 余万和平居民，被召集到各军营和学校的

操场接受军训。桂永清、马超俊等人瓜分了学生、挑夫、车夫、妇女四个

总队的职务。桂永清的教导总队迅速抽调几千名军人，担任各队班长，吉

简章的宪兵团更倾巢出动担任分队长。

学生队主要进行战术训练。壮丁队、妇女队则被划分成交通、救护、

运输、防空、消防、通讯等勤务队。数以十万计拿惯笔杆子、锄头或针线

的人，生平第一次地操持起枪杆和刀片。一时之间，“立正”、“稍息”的吆

喝声，响彻了宁沪的天空；“拓”、“拓”的整齐步伐不仅扬起了漫天尘土，

也使战争的阴霾密布了大街小巷。

不仅宁沪。6、7 月间，军训沿长江流域蔓延开去，宁沪之后是江西、

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它同样波及了几乎全部的行业、居民，有的省份

声势比宁沪更为浩大。在这些贫瘠的省份，军训对象在学生、工人、职员

之外，更有保甲长和农民。以南昌为例，当时全市有93 保、5 万1 千余户，

当年就有1/5 的户主，即近20 保、1 万余人被强制组织军训。同时，每户

1 人、分5 年对5 万余居民完成军训的计划也编制出来了。

军训使中华民国升腾起了一种新气象。当时的主要报纸如《申报》，连

篇累牍地记录着这种气象，“现南昌朝夕各处升降旗时，妇孺皆知致敬，几

无一人不识唱党歌”；“宁沪学生见蒋委员长像者，以至闲谈至蒋委员长者，

皆知肃立”。

不仅是这些记录、声音。对这个军训，一些亲历者态度复杂、众说纷

纭。当时在浙江参与军训筹备的蒋坚忍，几十年后也先是褒扬到，“学生因

受军训关系而从军者，全国各处皆有所闻”，也就是说，军训使日后的抵抗

日本，增添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献身精神的生力军；但他随后又补充了一

句：“……对普通民众，因方法不妥当、态度有欠缺，逃避军训、兵民对立

之事也有所闻。”

何止是“逃避”、“对立”？先是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保甲长。这一年

夏天，充斥在大小报刊边角的，是无数条保甲长花钱雇人代受军训的消息。

这极大地影响了普通居民的态度。集体逃避军训，甚至中途溜号的现象不

断出现了。湖北沙市的一个壮丁中队原受训人员为一百六十余人，到军训

结束时只剩下了七、八十人，据说教官对此“无可奈何”。

喧嚣的军训场面底下，不仅是暮气沉沉、萎靡不振的景象，更有鲜血、

暴力冲突。当年报刊报道，仅仅河南一省，就发生了至少7 起壮丁袭击保

甲长、教官的流血事件。最严重的一起，十余名青壮因不堪教官的虐待，

趁两名教官独自出门的机会，打死教官后带走枪械，集体去当了草寇。

民众军训象潮水一般地涌来，也象潮水一般地退去。到8 月，农田、

工厂的活又开始忙起来了，普通居民都纷纷回到了日常生计。此时还在接

受军训的，是二、三十万名大中学生。他们的军训也转眼就要结束了。

就是在这种乱纷纷的图景中，丰悌所试图制造的第二轮“复兴狂飙”，

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在军训开始前几个月，蓝衣社就进行了诸多的组织准备。一个叫王宜

声的成员，曾谈到蓝衣社在这一年出现的大量行业性组织。

王宜声是一个“老邮电”，他早在1930 年就是全国邮务总工会的常委。

1934 年，他经人介绍加入蓝衣社，成为“忠义救国会”邮务分会的负责人。

大军训中，他先是率领一批人员参加在京杭国道的军事演习，几次演习过

后，这批人员大多变成“军邮”人员，也集体加入了忠义救国会邮务分会。

大军训结束后，该会升级为复兴社邮务分会。它下设南京、武汉、成

都、长沙四个小组，成员大部分是行业精英、技术骨干。它完全控制了全

国邮务总局、邮务总工会。王宜声谈到，不久后“经分会指示”，出现了“局

会一体”的景象。

比起邮务分会，手笔更大的是潘佑强主持的“同志会交通分会”。它不

仅是邮务分会的上级组织，更下属有铁路、海员、电讯、码头等复兴社分

会。大军训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潘佑强安插了大批教官，在一个个演习、

训练里大肆扩充人马。军训结束后，分会暴增人员1、2 万人。

数以百计的忠义救国会组织，也在这期间升级为复兴社。行业性组织

外，是地域性组织。是时，仅南昌一市就有保甲长2，166 人，全国范围内

的保甲长人数更以十万计。按“十中抽一”的原则，大军训中，大约有上

万名保甲长成为复兴社成员。军训结束后，他们并接受指令，在各自的街

区、集镇，吸收成员，发展组织。

第二轮“复兴狂飙”的最主要对象是学生。几十年后，康泽在战犯营

里写到，按照丰悌的指令，军训一开始，蓝衣社就“……下大力气在军训

学生里发展组织。”

密布在17 个省、数以千计的军训教官，在整整3 个月的军训时间里，

以各种各样的说辞，在操场、食堂、弄巷、密室向学生推销蓝衣社。遵照

朝天宫的指示，他们的做法极其一致，首先是鼓动。他们把蓝衣社已经烟

消云散的抗日、反腐败主张重炒了一遍，以吸引学生中的“热情分子”。

“热情分子”毕竟数量有限，大多数学生关心的还是衣食住行、工作

生活。于是，鼓动之后是利诱。他们抛出了一个早已经行不通的许诺，“参

加之后，生活和工作都永远有保证”。

紧接着就是威吓。这些职业军人铁青着脸对那些可怜的学生宣布：参

加之后，终身不许叛社，“脱离团体者，一律处死”。

这些说辞是一道既诱人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大餐。那些或者热情、或者

担心失业、或者胆小怕事的学生，不敢有丝毫反抗。他们纷纷填写了履历

表，在蒋介石半身像下宣誓了事。

朝天宫的指令是发展7%到10%的军训学生，也就是说2 万人左右入

社。但贪功求大的各地首脑、骨干哪里顾得上这个约束？许多地方出现了

整个中队，甚至整个大队集体入社的现象。

康泽回忆：那一段时间，“仅仅上海，每周都有几百人入社。”

到8 月，仅仅上海支社就新增成员六、七千人。肖作霖更亲眼目睹了

朝天宫组织处每天都接受数以千计的入社表格，全处几十名工作人员天天

加班、但仍然疲于应付的景象。他估计，3 个月内，全国范围新增学生成

员当在四、五万人以上。

这股喧嚣甚上的复兴狂潮，一路延续到1935年的秋冬。但此时，两个

被称为“严重事件”的小插曲在朝天宫发生了。它是后来震惊民国的一次

暗杀的伏笔。

3、

一直到台湾时期，林培琛仍困惑于发生在1935 年深秋的两个蹊跷事

件。它都和《司令塔》杂志有关。

从筹备力行社开始，《司令塔》，这个只有7、8 页纸，64 开本的期刊，

就是力行社的绝密刊物。它维系着从二郎庙到明瓦廊、朝天宫指令的上行

下达，即便此时社员已多达30 万，但能参阅到这个刊物的，仍只有寥寥

300 余人。

但到8 月间，莫斯科的共产党领袖王明代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时，

出现“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等字样。它使朝天宫警觉到“泄密”的

危险。与此同时，戴笠警告朝天宫：在近期截获的几本共产党秘密刊物中，

均发现蓝衣社绝密文件。一些文件几乎一字不差直接转引自《司令塔》。

这个警告让涣散的朝天宫呆如木鸡、手足冰凉。毫无疑问，已有“异

党”分子进入了朝天宫。那么他是谁呢？

9 月份，新一期《司令塔》出版了。这一期《司令塔》，更令阅读到它

的300 名力行社成员惊诧不已。每本杂志里都夹杂着两页传单，传单直指

汪精卫是“卖国贼”。在华北溃退后6 月15 日汪精卫仍主持了中日两国使

馆升级，这是卖国的明证。

这倒也罢了。另一页传单更是激烈。它开篇谈到，作为反日、锄奸组

织，蓝衣社有义务刺杀汪精卫。随后的寥寥几百字，即是一份石破天惊的

刺杀计划。

自汪精卫主张对日妥协、并推动中日建立大使级关系以来，蒋、汪关

系急剧恶化。6 月30日，汪精卫称病离开南京，前往上海；7 月15 日移居

青岛；8 月8 日，他电告南京，申请辞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职务。在他

的带动下，留日出身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要求辞职。

随着“华北自治”风潮的日渐卷起，千万民众都把汪、唐二人视为“卖

国贼”。市井道路充斥着“斩汪、唐以谢国人”的声音。这声音早已波及到

了朝天宫。但是，谁会在刊物里公然提出“刺汪”呢？

正当许多电话、电报涌到朝天宫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神秘

的力行社员，把这份刊物送给了还逗留在青岛的汪精卫。

汪精卫勃然大怒。他气势汹汹地赶回南京，当着国民党元老蔡元培、

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面，出示物证，并质问蒋介石是否要“煮豆燃萁”？

蒋介石异常狼狈，却又有口难辩，只好将一股怒气发泄到了朝天宫的丰悌

身上，扬言要枪毙丰悌。

枪毙手令被人劝止了。但正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将召开之际，如

此事件，自然要追究责任人。于是，蒋介石一面勒令丰悌、戴笠限期侦破

此案；另一面，直接的责任人即总社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傅胜蓝，判

入狱两年。

但一直到此时，还没有人怀疑到丰悌亲信的秘书、朝天宫“新进之人”

陈光国。

几十年后，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华克之，在《1935 年刺汪案真相》一文

中写到，准备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起事”的，是“血气方刚、

无权无势、经济困扼的三、四小子”。那就是陈惘子、华克之、张维和孙凤

海。

“庆父未死、鲁难不已”，是他们在1934 年夏，对国难不已反复谈论

后得出的结论。他们反复商议，最终决定利用一切机会，刺杀蒋介石。

四人做了分工。不久，华克之前赴香港，意在找到李济深、陈铭枢；

张维前往南京，筹备一个名为“晨光”的小小通讯社，以作行刺活动的掩

护；孙凤海与张维同往南京，他的任务是观察蒋介石的行踪、出没规律，

以制定行刺计划。

四人中，孙凤海身材修伟、“外表风流”。他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一

生赤贫，仅靠自学识得几百个汉字。他双臂孔武有力，十几岁出走家乡后，

曾在十九路军当过连长，练得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是四人中的“荆轲”。

因此，“刺客”人选选定了他。

当年10 月，晨光通讯社设立，地址在南京陆家巷23 号。但此时，因

华北事变的演进，他们的刺杀对象发生了转变。他们把目标对准了汪精卫。

4、

9 月到来时，分布在十几个省的几千所学校纷纷复课了。市井、校园

出现了一片短暂的宁静。但此时，建立了“二次复兴狂飙”这样不世奇功

的丰悌，又从朝天宫发出一道新的指令：各地社员都有在当地发展童子军，

进而发展组织的义务。

童子军以各地高中生或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一些地区甚至也招募小学

生入童子军。是时，丰悌担任中国童子军总会主任秘书已一年有余。在他

看来，这么长时间，童子军仅仅从五万余人发展到八万余人，主要根源在

于“缺乏底层组织”。现在，数以万计的新成员，不是现成地在那里了吗？

他一道接一道地下达指令。起初是每个新成员必须发展一名童子军，

进而是要求每人发展两到三名童子军，并介绍一人入复兴社。最要命的是，

丰悌明确到：发展童子军、复兴社高中生成员的数量多寡，将是原复兴社

成员升入“革命同志会”的主要标准。

这些指令到各区社、小组后，被层层加码。最后是多多益善。各级书

记、组长也效仿丰悌，天花乱缀地对下属成员进行各种各样的许诺。无数

学生被动员起来，他们频繁活动，以幼稚的口吻，故作神秘地向低年级学

生推销着一个秘密组织，总会地点远在南京堂府街三条巷、由丰悌兼任书

记的“童子军励进会”。

童子军狂潮被轻易地制造出来了，它席卷了无数个家庭。这年秋天，

学校附近的一些裁缝店小老板乐坏了，他们都接到大批童子军制服的订单。

在一些小县城，咔叽布料甚至出现了脱销。这些童子军制服都是一个个孩

子向家里要来，甚至是从零花钱、早点钱里节省出来的。

一夜之间，街道、校园处处都是穿制服的人，构成民国的一个奇特短

暂的景象。几乎所有的县城，都有了一个人数从一二百到三五百人不等的

“童子军团”。

这些年轻、不谙世事的童子军，开始参与“新生活运动”的管制，参

加疏通河道、纠察市容、捐机宣传等当时极为时髦的工作。许多人第一次

参加了体育锻炼，第一次进入了集体生活。家庭的藩篱，乃至阶级、出身、

贫富等区分，在这里都短暂地消失了。许多人有了挺拔的身材、黝黑的面

容、整齐的牙齿。一些外国观察家评价到：这是一个关于青年的、重大的

社会变革。

但更触目惊心的事实却是：随着“童子军励进会”网络的惊人延伸，

童子军组织迅速演变为蓝衣社、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了。从1935 年秋天到当

年底，全国童子军从8 万余人一举扩张至约30 万人。大约10万人加入了

“励进会”，其中三四万人被发展为复兴社成员，并领导起了一个个励进会

分会。

蓝衣社的金字塔式组织形成了。处在塔顶的，是300 多个黄埔军人，

其下是约3 万名的中下级军官、大学教师、公务员、学生领袖，再下是20

余万人的复兴社组织。最底下的，则是作为蓝衣社的塔基，复兴社成员补

充地的数以十万计的童子军。一直到1936年、丰悌早已下台后，童子军风

潮仍然席卷着绝大多数的学校，并且规模仍然很大。当年10 月，当蒋介石

决定效仿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少年队”，举行全国童子军大露营大检阅时，

全国童子军总数已达50 万人，其中“已登记者”即已加入复兴社的人数，

达到了20 万人（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9 月30 日）。

约15 万名新成员，加上原来的10 万名成员，蒙昧民国近一半的知识

分子和“准知识分子”一举被纳入蓝衣社的轨道。而这一切不过耗费短短

5 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青年组织，有过

这样的声势，控制了这么多青年。虽然政学系人物、CC 团人物，甚至蓝

衣社自己的“四大金刚”，都只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这个狂飙般

的风潮，但的确，朝天宫一度笑语晏晏、志满意得。

丰悌更是得意忘形。蓝衣社在一个个街道、社区，乃至乡村和集镇，

也都流露出一种民国“青年领袖”的、不可一世的姿态。

肖作霖不无羡慕地说：“丰悌担任书记长期间……是复兴社的极盛时

代”。

但，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所谓第二次“复兴狂飙”的真相。它证实了

这不是蓝衣社的什么“极盛时代”。相反，这一期间它的基层组织虽然急剧

膨胀，但其内部，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堕落到了腐败的谷底。它只是蓝衣社

的一个深度浮肿、“回光返照”的时期。

一个叫沈详甫的学生，在《记叶县复兴社的一些情况》一文里，谈到

了自己在大军训中参加“复兴社”的过程。

1935 年夏天，沈详甫在河南的叶县师范学校读书。临近毕业，天气闷

热而潮湿，而“毕业即失业”的阴霾厚重地在他的心上。就在此时，席卷

全国的学生军训开始了，自然也波及到了叶县。

军训是艰苦的。他见到了教官的辱骂、粗劣的饭食。作为一个小康家

庭出身的懂事孩子，他没有声息地把这些都忍受了下来。他只是和自己的

同学一起计算着日子，盼望军训的早日结束。

还好，三个月的军训，立即就要结束了。只要再过一天，他就要去寻

觅一份体面的教书先生职务，而后开始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的庸常生活。

但就是这时，一个让他后半生不得安宁的事件发生了。

这一天晚上，一个打扮得不伦不类的大胖子，忽然通知全体学生集会。

胖子是该县教育局的头子，50 多岁，“戴着金丝眼镜、拿着手杖、穿着长

褂”。

胖子讲的话，就和他的装扮一样不伦不类。先是一通复兴社的“使命”、

“纪律”等等场面话，而后就宣布“叶县复兴社成立”。所有参加集会的学

生，不论是否自愿，一律算是第一批成员。

再后，胖子就开始了赤裸裸的威胁：“如若谁要违犯组织决议，就会有

人跟在你后面把你打死。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有进无出的。……”

沈详甫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复兴社。但更可笑的事情还在后头。

宣布成立、进行威胁之后，胖子开始了一项明显从中牟利的推销。“随后他

又说，谁要交160 元钢洋，就可以买德国造20 发手枪一支，购买手续由组

织来办。”

最后，沈详甫让人忍俊不禁地写到：“因为第二天就毕业了。所以，这

个仅仅成立了一天的叶县复兴社，也就结束了。”

如果这只说明基层空洞的话，那么，高层的闹剧更加触目惊心。

当时的蓝衣社湖南书记仇硕夫，在《中华复兴社在湖南的活动》一文

里，勾勒出了一幅偷梁换柱，以蓝衣社名义来培植私人势力的百丑图。

1935 年初，何键出任湖南省主席。他开始接受来自南京的“中央大员”。

“大员”之一是新任财政厅长何浩若。

何浩若，湖南湘潭人，何键同乡。他在腾杰时代就极深介入了明瓦廊。

作为留美学者、大学教授，他先后在康泽、贺衷寒、刘健群等主持的各种

训练班上课。在明瓦廊的日子，何浩若与许多魁首都建立了密切的私交。

但他由学入仕、担任厅长后，朝天宫的分崩离析，使他意识到蓝衣社不是

什么靠得住的大树。于是，他疏远着人数业已非常庞大的湖南蓝衣社，并

倒向何键。

这一年军训波及到湖南之前，何浩若意味深长地对何键说，“湖南的青

年是芸公的青年，都是拥护芸公的。这是芸公在湖南最可靠的社会基础，

不能让别人抓去。……”随后，他建议何键在蓝衣社派遣教官之前，自行

组织全省的学生、民众军训。何键心领神会，迅速派出自己的人，担任了

十几个大队、几千名学生的教官。

何浩若负责军训。集训开始当天，他在长沙小吴门外49 标广场，宣布

成立湖南“铁血锄奸团”。几千名学生需集体入团。何浩若并且声称，锄奸

团就是1932 年在武汉反腐中暗杀了许多汉奸的那个锄奸团，它“就是湖南

蓝衣社”。

两三千名学生当即入团。军训进行到一半时，何键亲自主持了一个场

面浩大的集会。他送出了一份礼物：学生人手一份得到一个戒指，一柄短

剑。戒指上刻有“铁血”二字，短剑则刻“慧剑、何键赠”字样。何键声

称：是不是“同志”，要以有没有戒指、短剑做区别。湖南锄奸团的负责人

就是他和何浩若，除此之外，“任何命令都不得接受”！

这个说法类似于“圈地运动”，它把几千人都圈进了何键的私人地盘。

几天后，朝天宫方面的教官来了。但天高皇帝远，此时，任何补救措施似

乎都来不及了。丰悌只能按照民国的大杂烩方式，把“铁血锄奸团”默认

为蓝衣社的一个外围组织。它的成员也就这样进入了朝天宫的花名册。

此后两年，湖南蓝衣社、“铁血锄奸团”都迅猛发展。仇硕夫回忆，到

1938 年移交三青团时，它已有5 万成员。但谁都说不清楚，这5 万人中有

多少是听命于朝天宫的？有多少是听命于何键的？

蓝衣社新近增添的15 万学生成员，有多少类似于沈详甫那样，是莫名

其妙地成为朝天宫的属下的？又有多少成员，是象“锄奸团”那样进入自

己的花名册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这个漫长而

闷热的夏天过去后，蓝衣社，它已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小国林立、城堡

隔绝。

如果不是1935 年11 月初的一声枪响，“大跃进”原本可以延续得更久

一些，规模也可以更大一些。但随着这一枪声，丰悌，这个人为制造了蓝

衣社虚假繁荣的第四任书记长，他的因性格而导致的悲惨命运，开始露出

一角。

5、

11 月1 日上午9 时，天色阴霾，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从青岛回

到南京的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简短的开幕典礼后，上百名委员到礼堂门

口照相。人群分成了五排，汪精卫、张学良、阎锡山等人站在第一排。

与此同时，几百名记者在宪兵、便衣的维持下，站成一个半圆形。无

数摄影机、照相机对准了党魁们，镁光灯连成一片。但此时，不少细心的

记者已注意到一个细节：缺了一个大人物。

当时任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的彭革陈，后来也谈到这个细节：“……

蒋介石后走。我因照料记者关系，也是后走。蒋离开礼堂后，即于礼堂大

门前台阶上站了一会，观察一番后，又转向秘书长办公室。……”

也就是说，蒋始终没有出现在大门外，更没有参加照相。这个国民党

副主席、军委会委员长，南京事实上的头号人物，在这样重大的一次会议

上，为什么不参加合影呢？

这个疑点使接下去发生的事件，显得异常诡异、阴森。9 时35 分拍照

完毕后，各委员转身上台阶，要回到礼堂去开预备会。说时迟、那时快，

混在人群里的孙凤海，忽然突出几步。他掏出大衣里的手枪，对汪精卫连

发三枪。三枪全部命中，一弹中脸颊，一弹中左臂，另一弹击中左肋骨。

汪精卫当场倒地。

人群被变故惊呆了，一下子寂然无声，随即又哄地一声，四处逃窜。

孙凤海要继续开枪。此时，站在他附近的张继一反文官常态，冲上前

拦腰死命抱住了他。孙凤海又开两枪，但在张继的扭打下，两枪朝天。趁

此机会，张学良大步向前，一脚踢翻了孙凤海。卫士这才反应过来，对孙

凤海开了两枪。孙倒在血泊里。旋即，卫士从孙的大衣口袋里翻出了名为

“孙凤鸣”的出入证。

蒋介石闻声而出，与他一同奔出的还有汪夫人陈璧君。他们立即组织

人手，并亲身护送汪精卫到医院抢救。

为获得口供，一队宪兵也送孙凤鸣到医院救治，另一队宪兵则封锁了

现场，对几百名记者进行盘查。最后，大批宪兵、警察、特工赶往陆家巷

23 号，意欲围捕华克之等人。

晨光通讯社已人去楼空。当日，南京全城戒严，水陆空交通全部断绝，

凡以匆忙表情赶路的人，一一被宪警拘扣，抓捕了上百人。

当夜，孙凤海在医院，因流血过多，在昏迷中死去。而此时，华克之

等人所乘坐的轮船，已经临近香港了。

蒋汪矛盾、《司令塔》刺汪计划、蒋介石缺席合影……这重重背景，使

刺杀案出现了层层迷雾。当日，南京市井的窃窃私议，众口一声认定，该

案的杀手系蓝衣社所派，其“幕后人物”是蒋介石。

不仅市井。党内若干人士虽然相信该案与蒋介石无关。但“缺席”这

个疑窦重重的迹象，也使他们断定，蒋介石早已获知刺杀密谋，其缺席用

意是“移祸江东”，借杀手的枪来除掉他的头号政敌。

蒋介石狼狈不堪。该案麻烦之大，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再次分裂。那么，

它是不是蓝衣社所为呢？

作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认为，这一天蒋介石确实怀疑“刺汪案”的指

令出自朝天宫。午后时分，他紧急召见了数十名蓝衣社中央干事。肖赞育

回忆，在等待他们赶赴官邸的间隙，蒋“来回踱步，面色铁青”。

果然，丰悌、贺衷寒等人刚刚悄无声息地步入大厅，蒋介石即大发雷

霆。他先是一语概括了对丰悌的评价，责骂他“愚而好自用”。

丰悌当即起立，为自己辩护。他已是中央委员，也在丁家桥目睹了刺

杀案的过程。他深知此案关连重大，于是对天发誓，说自己和“刺汪案”

绝无任何牵连，不仅他自己，朝天宫的绝大多数人物，他也是敢担保的。

说到这里，他可能记起了一直引为心病的《司令塔》事件。他又辩解

说，他已命人监视编辑、印刷工人，并调查所有嫌疑人员，《司令塔》事件

不久必可水落石出。他认为自己担任书记长以来，尽心尽责，“如校长果以

为涉案”，他们可以集体“到中山陵，于总理灵枢前发誓明志”。

这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在性命攸关之际，还口若悬河。这更加惹怒

了蒋介石。他嘴唇哆嗦，显得怒不可遏，而后掷地有声地斥骂：“我把组织

交给你，是把性命交给你。你不要我的命，我也不要你的命……”。

随即他命令卫兵把丰悌拉出去，当场枪毙。贺衷寒赶忙制止卫兵。干

国勋当夜的日记写到：贺“在旁讲情，声泪俱下，方未执行”。

当日傍晚，渐渐平静的蒋介石，终于拿出了一个折中的惩处办法。他

下令先免除丰悌的书记长职务，留待调查；并声称将建议中委会，免除其

中央委员职务。书记长一职由刘健群再度接任。考虑到刘健群仍然“健康

欠佳”，决定已回到南京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代理”该职。

11 月1 日晚间，几十名朝天宫人物散去后，蒋介石又召见了戴笠。他

密密地叮嘱了这条忠实的“看家狗”一番，直到深夜才让他告退，让他着

手平息此案。

随着“刺汪案”调查的进行，蓝衣社最后的“戴笠时代”开幕了。

第十八章落幕序曲

1、

1935 年10 月，长征部队拐过了六盘山。8 万多名从江西的柴门边出发

的子弟，最后只有不到7，000 人摇摇摆摆走进西北的窑洞。但，毛泽东仍

然以“屈指行程二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表明了“缚住苍龙”的

大气豪情。

与此同时，南京却因“刺汪案”一片混乱。

孙凤海所用枪械，是杀伤力较小的四寸左轮，三弹皆“有入无出”。11

月19 日，除一颗弹头夹在两根肋骨之间无法取出，汪精卫脱险。次日，他

由陈璧君陪同，悄无声息地前往上海租界疗养。

这个举动表达的是对蒋介石的深刻质疑和敌意。蒋介石试图用以证明

“国民党空前统一”的四届六中全会，在一片非议、怀疑、指责中落幕了。

它也使刺杀案的破获或者说是了结，显得更为迫在眉睫。

22 日，处在巨大压力下的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地对特务处香港站发出

密令：逮捕余立奎。

余立奎，原19 路军补充团团长，闽变后退出现役，随李济深隐居香港，

并与王亚樵结成密友。几乎刺汪案刚刚发生，特务处香港站即接受戴笠指

令，监视余立奎。但监视的结果却是他与该案“毫无关联”。

显然，戴笠要找的是一只替罪羊。自己了差之外，蒋介石也可摆脱尴

尬局面。而余立奎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顶罪人选。

李济深反蒋态度之坚定，举世皆知。余立奎作为其部下、亲信，谋划

此案指使杀手是顺理成章之举，可欺世人。况且孙凤海在十九路军服役之

际，余系其长期上司。由此该案可全盘推卸至李济深集团。

其二，蒋、李是死敌，在蒋介石被举世质疑的情况下，推出余立奎可

使人认为蒋介石与该案绝无关联。并且可以获得一份异常重要的审判供词：

该案第一行刺对象是蒋介石，只是蒋“阴差阳错”地不在现场，刺客才转

而杀汪。

推出余立奎，使蒋介石也处在和汪精卫并无两样的“受害者”地位，

以博取党内同情、冰释社会舆论。最后，余立奎地位不高不低，最为适宜。

过高者，不必说制造冤案，即使在香港逮捕、引渡也不容易；过低者，无

法取信世人。……

在这样缜密的思谋下，这个惊天要案被纳入民国的司法逻辑。次月，

余立奎审判在香港开庭。

审判进行得极其艰难，不论是英国法官还是戴笠的密探，都无法拿出

确凿证据。但此时，象征公正、廉洁、“真相”，并以法袍、假发等中世纪

礼仪为点缀的英国皇家法庭，却已被戴笠的手段全盘笼罩了。

这个曾历经苦寒的人无法拿出余立奎“指使行刺”的证据，但他深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他通过自己聘请的英籍律师史杜沙剌，到处打点，

仅贿赂总督公署，一次即20 万元，此外，他先后贿赂香港法庭上下40 万

元，以至于“南京政府钱太多”变成香港司法界的一个笑话。

戴笠首开了蓝衣社的行贿先例，为的不过是引渡余立奎。他的活动太

过明目张胆，甚至导致了首都警察厅的不满。余立奎被引渡至南京后，一

个警官毫不掩饰地对余立奎说：“这个案子，有人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有

捕到一个真正主犯。……”

引渡至南京后，“刺汪案”的真相被这个工于心计的大特务，层层湮没、

淤积进南京那无比厚黑的审判黑幕里了。南京的审判整整进行了大半年，

在此前后，先后无辜被捕的大约有一百多人，这上百人有的仅仅在十九路

军服役过，更有的仅仅因为在案发当日匆忙赶路，被认为“形迹可疑”而

遭受逮捕。他们很少有生还者。

孙凤海的兄长孙凤山、夫人崔正瑶，以及姨妹崔正琪等人，都被以中

世纪的株连方式捕杀。此外，上海傅耀东医生在淞沪抗战中曾为十九路军

做过护理社工，由此认识了王亚樵的学生许志远。仅仅因为这个理由，这

个医生也遭受了逮捕。被捕后，他经受严刑拷打，后来“不知下落”。

最后，连租借房子给晨光通讯社的房东，为他们处理杂务的老人，临

近的一些一生安分老实的和平居民，也整家人整家人地“不知下落”。……

是这些无辜的尸骨，平息了曾经引发轩然大波的刺杀案。对这些“乱

世重典”，蒋介石却频频赞叹，认定戴笠是蓝衣社罕见的“能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立奎审判进行的同时，另一个更为诡异的刺

杀案又在上海惊发。1935 年12月24 日，外交部次长、汪精卫之下的第二

号亲日派人物唐有壬，在甘寺东路甘村寓所的台阶上，被隐藏在隔壁停车

间的两名杀手袭击。唐有壬身中数弹，当场毙命。

奉命调查此案的，当然还是戴笠。

2、

1936 年2 月25 日的大雪之夜，东京。

几天前，“皇道派”的堡垒，日本陆军第一师团接到命令，他们将被调

往满洲。这是一个罕见的举措，因为按陆军惯例，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负

责东京卫戍。该调动令被许多军人视为“北进派”打击南进势力的动作。

在“神道派”教父北一辉的策动下，这一夜，第一师团野中大尉率领

百余名军人，率先袭击首相官邸。第一师团及近卫师团的几股神道派军人，

也举着旗帜，分头出发。按照周详秘密的计划，他们打算先暗杀首相、内

阁元老和重臣，而后控制东京，胁迫天皇改组政府。

当夜，十余名大臣被屠戮一光。东京永田町、霞关及溜池一带被叛军

占据，警视厅、内务省、参谋本部及陆军省被占领。

这就是“二二六兵变”。兵变延续的时间不过短短几天。北一辉拒绝命

令叛军投降后，天皇瓦解了叛军。北一辉被判处死刑。随后，石原莞尔被

天皇指令为两名执政官之一，负责推荐新内阁。满洲青年联盟的东京代言

人广田弘毅接任首相。

兵变对日本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在东京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重

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记载到：“……阿富汗和泰国公使曾来视望，

他们握着笔者的手说，‘东洋先进国家日本，发生此次事件，使我们深感惋

惜’。……覆盖着大雪的帝都，因军队的叛乱，到处流淌着鲜血淋漓的斑点，

站在孤寂天地间的我无限感慨，日本将走向何方呢？”

在调查“汪、唐”两案的这个冬天，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兼任蓝衣社

代理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不过短短几个月。但就是这几个月，特务处继

兼并调查课后，迎来了再一轮的发展狂潮。

1935 年冬天，在广漠的26 省土地上，共有警察26 万3 千余名，地方

武装近百万人，这个庞大的准军事团队，此时鱼肉乡里，“废弛不振”。但

早在1933 年，邓文仪执掌调查课时，他就在20 余省保安处、上百个警察

局都设立了调查科，一是以民团、警局为活动掩护，再是监视各省军阀的

“异动”。

调查课原以“克格勃”为效仿。但戴笠接收调查课、并入特务处后，

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对这一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到1935年秋天，一

个混合了“盖世太保”、“克格勃”、以及古代“锦衣卫”特点的，空前严密

的特务管制模式完全成形了。

这个冬天到来时，对于手上虽然精干、却只有区区二千余人的特务队

伍，戴笠似乎不再满足了。他决定接管警察与民团。

这个冬天是特务处的风水流年。戴笠“天时”、“地利”、“人和”一应

俱全，天时是蓝衣社的惊人声势与惊人涣散，地利是原调查课在警察、民

团中的细密网络，人和是蒋介石的空前赏识，以及郑介民的职务便利。他

坚信自己有能力执行特务处的“大跃进”，而不会把组织拖进涣散腐败的沼

泽地。

职业特务、业余特务、耳目网的三层区分，是戴笠所构想的新的特务

处。这一年冬天，戴笠获准筹备“中国警察学会”。被推举为筹备理事的，

清一色是戴笠骨干，如赵龙文、李士珍等人。中国警察学会首先在各省设

立筹备分会。随着分会网络的舒展，特务处以近2 千名军情特工为骨干，

短短几个月时间，扩张职业特务近1 万人。它的声势一举超过了已苦心经

营6 年有余的中统。

与此同时，一个个惟特务处马首是瞻，并按戴笠严令、与朝天宫老死

不相往来的复兴社小组、区社，也在各地的警察局出现了。到次年年初，

戴笠发展了2、3 万名警察入社。驻各地的特务站先后搬出蓝衣社分、支社

办公处，入驻各警察局。

警察之后是民团。早在1933 年，蓝衣社就掌握了长江中下游8 省的地

方武装，直接掌握兵员四、五十万人。此时，10 余省保安部队的上万军官，

和几千名警官一同成为了业余特务。戴笠也在保安部队中大肆发展复兴社

组织，任一个县的保安团，大则区社，小则小组，成员总数也在2、3 万人

之间。他们和数万警员一样，都是特务处的“耳目”。

1936 年到来时，戴笠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一个

被《中国剑桥史》认为是“国民党中国最可怕的机构”的“戴笠组织”，至

此已完全浮现在蒙昧的天空和苦难的土地之间。

随着1936 年夏天的临近，特务处已成为蓝衣社的真正重心。5 年前酷

暑中腾杰的青年意气，几十位青年甘冒杀身之祸的组社热血，所有这些正

直的种子，在5 年后终于收获了一颗邪恶的果实。

1936 年夏天，李济深、陈济棠等策动的“两广事变”爆发。这是民国

时代军阀分裂的尾声，它有惊无险。南京几乎兵不血刃地平息了这一事变。

其中，蓝衣社派出大批干部，进行政训、情报、策反等工作。刘健群负责

政训，郑介民负责情报，戴笠负责策反，这三个蓝衣社的大魁首，决定性

地使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在这一事变前后，蓝衣社再次进行了人事调整。在南昌机场大火

案中经历失意、但在担任驻莫斯科武官期间被认为工作“卓有成效”的邓

文仪，接替前赴广东的刘健群、郑介民，担任书记长。

邓文仪是蓝衣社的第六任书记。在他的任期内，风雨飘零的朝天宫、

蓝衣社，显得更加摇摇欲坠。

也是这个夏天，戴笠开始遭逢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对手。这个对手，他

的许多原“调查课”部属都很熟悉。那就是曾在武汉反腐期间组织“锄奸

团”的小头目杨又生。

他也是刺杀唐有壬案的策划者。

3、

贵州西南部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兴仁”的小小县份。80 年代初，

在这个县城的一所普通民居里，一个叫陈有光的老人开始撰写一篇回忆资

料。随着他迷蒙的老花眼渐渐抬起，浮现在他面前的，是自己充满传奇色

彩的一生。

陈有光，原名杨琪真，贵州人。青年初期为纪念自己的投身黄埔，他

特地改名为“又生”。

1932 年，杨又生进入调查课后，在武汉组织了“锄奸团”。但不久，

因是西南人的关系，他进入康泽的“西南青年社”，并转入别动队。

在星子县受训期间，“攮外必先安内”是康泽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杨

又生有感于内战连连，经常和同僚交谈“所谓内之不安，主要是由于外之

不攮；若能攮外则内自安”一类话语。但不久，这些话语就传入了康泽的

耳朵。

晚年杨又生写到：“……康对我不满，并准备以内部纪律制裁我。黄埔

四期同学龙之章即使将这消息转告于我，并建议我立即出走。我于1933

年深秋……化名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杨又生住进了法租界。但康泽的追捕网也渗透了租界，不

久，一个别动队成员找到他的住处，他声称“受康泽委托”，要求杨又生到

上海北站去见康泽。

毫无疑问，康泽是想把杨又生诱骗出租界，而后加以逮捕。杨又生没

有上当，并准备潜逃回贵州老家。但他还来不及出逃，预定日期的第二天，

法租界巡捕房突然以“秘密组织社团”的名义，逮捕了杨又生。

杨又生被整整扣押了三个月。后来他写到，“……康泽曾要求法租界将

我引渡至第二特区法院，但未得到巡捕房的同意”。

就是这三个月改变了杨又生的人生。康泽的诬陷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

同时，他在狱中还认识了两个因煽动学潮而被捕的男女学生，刘镇南和裘

积玉。

被证明清白后，杨又生被释放。但他回贵州老家当一个安分平民的念

头却打消了，他又在法租界蛰居了一年多，这期间刘镇南、裘积玉“两人

被释放后还经常来找”，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谈话圈不久后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杨又生的表弟，原十九路军补充

团连长肖佩韦。1935年初，在法租界贝勒路的均益里，一个叫“抗日锄奸

团”的暗杀组织诞生了。

“锄奸团”在1935 年秋已发展到十余人。其中三名女学生裘积玉、吴

冰和倪莉茄都出身豪门，她们出资为锄奸团购置了一批手枪和炸弹。当年

的“刺汪案”刺激了他们，在杨又生的策划下，刘镇南和裘积玉成功刺杀

了唐有壬。

枪杀唐有壬后，十余人集体逃亡到反蒋中心广州。风头渐渐平息后，

1936 年夏天，他们又潜回上海，制定了一个三地连串行刺的计划。

第一个暗杀地在上海，其目标是对华北溃退负有责任的“政学系”首

脑黄郛，仍以刘镇南和裘积玉充当杀手。第二个暗杀地为武汉，其目标则

更加惊人，是政学系的“灵魂”杨永泰，由肖佩韦负责实施。第三暗杀地

是南京，目标是政学系张群，由女学生吴冰负责准备工作。

上海行动最早进行。但这是一个失败的行刺，刘镇南和裘积玉早已被

戴笠密探注意，这一天黄郛的汽车从公馆开出后，刘、裘二人刚刚动手，

就被密探逮捕，黄郛仅受轻伤。杨又生写到：不久，他们“被法院判处死

刑。但这并没有影响锄奸团在京、汉的行动”。

刘、裘被捕后，上海风声鹤唳，锄奸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武汉，杨

又生“很快调查清楚了杨永泰住在武昌三教街，以及他到省府的必定路线。

选中了离杨住所不远的一个医院为行动地点。……”

行动的时间定为10 月15 日晨。但这一天的行动功亏一篑，在杨又生

望远镜的监视下，“上午八时，杨（永泰）的汽车被我们预先准备的一部黄

色车挡住了退路，汽车停下约半分钟，但因行动人员动作迟缓而误了时

机。……这一戏剧性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杨的怀疑”。

次日上午，杀手又到计划地点时，发现已有一群警察在盘问路人，从

而再次放弃行动。随后，杨又生计划把实施刺杀的地点，从武昌转移到汉

口。

10 月25 日下午四时，在森严的警卫下，杨永泰携妻从江汉关轮渡码

头的台阶上拾级而下，两名杀手箭步上前，连发数枪，杨永泰顷刻毙命。

杨永泰案震动全国。在1936 年的整个秋天，社会舆论沸腾。许多人从

杀手作风上推断，刺杀杨永泰的，应是其政治夙敌，已并入蓝衣社特务处

的原“调查课”。

但戴笠一眼就判断出，该案主犯，是原应也归他指挥的杨又生。

对戴笠来说，杨又生是比王亚樵更大、更难对付的敌手。其一，杨又

生对调查课、特务处的风格了如指掌，反侦破、反追捕能力之强，民国无

出其右；其二，陈有光作为原调查课人物，倘若抓捕他，接收了调查课的

特务处，能完全摆脱干系吗？

1936 年的整个冬天，杨又生一个人地潜伏在与戴笠只有一步之遥的上

海租界。他“经济困难达到了顶点”，但还是顺利地获得资助，随后雇汽艇，

在江面搭乘上一艘外国轮船，一路逃亡回贵州兴仁。从此隐姓埋名，深居

简出，度过了自己平静的半生。一直到80年代初期，他的街坊才知道，这

个和善的单身老人，居然是个“暗杀大王”。

杨又生再也抓不到了。而这一年冬天，随着破案限期的日渐逼近，戴

笠再找替死鬼，再造“葫芦案”。

他又把主犯定为李济深、陈铭枢集团的大将------刘芦隐。

4、

1936 年冬天，20 岁的王天容已经是乌石山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了。

这个学堂当时有300 多名学生，是旧福建的最高学府。

在那个小小的渔村，他先是读私塾，在“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四

书》《五经》中浸泡了几年。不久后，因为离渔村十多里地的集镇，出现了

乡公所、民团办公室和一所“国民小学”，作为一个乡下土财主的儿子，他

又在国民小学读了两年书。

乡间对这个幼嫩的孩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重。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

父亲的百十亩田产、几家雇农；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读书、识字、上进。

到他前往县城、进入一个也初初创办的“凤城书院”时，乡间更是一片哗

然。目不识丁的乡民纷纷议论说，“有皇帝老子的时候，这就顶得过一个秀

才了”。

不仅那百十户人家的渔村，集镇一带的居民也都被他惊动了。几家略

有头面的小财主、富农、前清秀才，纷纷托人求亲，有的还许出了丰厚的

聘礼。他的父亲，那个把家业看得重于一切的人，对此不是没有动心过，

但王天容却一再拒绝了亲事。

他才十五六岁，心灵活泼泼地。在县城，他开始知道“三民主义”、“英

吉利”、“阿美利坚”，知道了外面的大世界。通过“格致”课程，也知道大

地是一个圆球，人是由猴子变来的。他循规蹈矩的心里，已经多少有些看

不上乡间的女子了。

然后，他考上了乌石山师范学校。

考到省城的当年夏天，他参加了那个席卷全国的军训。在军训中，按

照蓝衣社发展“7%---10%军训学生”的计划，他和他的二三十名同窗，一

同成为福州复兴社的基层成员。

加入复兴社后，乡间开始盛传“那秀才开销太大了”的议论。每季度

他总要回一次家，先是坐每三天一班的汽车到县城，然后再走上几十里路

到集镇，到集镇后，他还要雇一条小船，或者搭乡间熟人的船，回到渔村。

住了一两宿后，他就沉甸甸地带着百十元银洋，在乡间半是羡慕、半是摇

头的眼光中，往省城去了。

到1936 年5 月，第二次全国性军训开始时，他加入复兴社已经一年了。

此时，他被任命为复兴社一个小组的组长，负责在新生中发展成员。

他卖力地奔走在福州三坊七巷一带的一栋旧洋楼，和位于乌石山的学

堂之间。那个洋楼是福州复兴社的社址。在那里负责工作的，是一个姓陈

的中年人，身份据说是教师，但整天鬼鬼祟祟，语言里也多少有一些底层

市民的油腔滑调。他以廉价的勉励，故作的亲热，让王天容一次次在深夜

里敲开所属成员的宿舍门，索要“活动经费”。那些成员大多和他一样，是

乡间、集镇、县城不大不小的富户子弟，于是，也麻利地把两三块、三五

块银洋给了他。

然后王天容往往还要连夜赶路，走向旧洋楼那暧昧的灯光，将十几元、

几十元的“活动经费”给那个“负责人”。由于复兴社一再强调“单线联系”，

同时，从力行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的文件上都明确规定财务遵循“量出

为入、就地筹款”的原则，于是，王天容从来不知道这些经费最后派作了

什么用途，复兴社除一再发展成员外，又有什么“活动”。

他懵懵懂懂地在复兴社里又呆了一年。在他手上，他自己先后缴纳以

及代为收上的活动经费，大约有三五百元。这些钱够买六七头牛、几间不

错的房子，或购置两亩地了。而仅仅是乌石山学堂内，属于那个“负责人”

的小组就有三四个。

一直到自己娶妻生子、通晓人事，并且“复兴社”、“蓝衣社”都已成

为久远的往事后，在艰难的乡间生计里，王天容才恍然醒悟，一大部分的

钱都不是什么“活动经费”。它们都是打着幌子自行收取的“茶水费”，最

后落进了那个“负责人”的腰包。

2001 年年底，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特地与父亲几次交谈王天容。在王

天容的后半生，几乎不与人往来的他，唯一的谈话伙伴就是比他小了近30

岁，爱“读闲书”、爱“瞎谈国事”的父亲。父亲是他的忘年交。于是，这

个落魄、孤独的老人，他许多难以触及的心事，父亲却略略地知晓。

我问父亲：“您说天容先生曾对您谈过，当年他加入的是复兴社。那么，

他谈起过福州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吗？谈得多吗？”

父亲一再回忆后，说：“谈得很少。……只是谈他当时一年的学费，包

食宿不过一百元，但缴纳的复兴社会费也快有这个数目了。天容先生是那

种很保守、很传统的读书人，为尊者讳的道理，他看得很重。不管怎样，

他毕竟是过复兴社的人。……”

我又问：“他为复兴社后来受了那么多连累，就没有抱怨过吗？”

父亲感慨起来：“是啊，受了多少连累。那一年，正月初一，你认识的

XX、XX，动花样想批斗他，象耍猴似的把他从家里牵出来，到晒谷场搞

批斗改。天气很冷，天容先生戴着一个羊毛帽子，XX 就动手，把那帽子

摘了下来，给他大的小孩戴上了。……”

他沉思起来，很久才又说：

“也不是一点抱怨都没有，不过谈的很少，顶多是说这个人有私心，

那个人有杂念。没有说复兴社组织的坏话。……日本人进来那一年，听说

他还去演讲、发传单，那时他已经在县城教书了。如果说福州复兴社有组

织活动，比较确凿的就是这个。天容先生谈起打日本时，人很激动。……

如果这样的活动多一些，他是什么抱怨也不会有的。”

父亲接着告诉我，日本人进福州是1939 年，那年天容先生出去“躲了

一阵”，后来风声不厉害了，才重新回来教书。就是这期间他结婚了，还留

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戴着一条花色的围巾，一副“五

四青年”的模样。

他生育了一男一女，都还在世。女儿一直是省立医院的大夫，近年才

退休。我小心翼翼地对父亲建议：“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拜访王大夫，看看

天容先生有没有日记一类的文字留下，方便吗？”

父亲思考良久，说：“不会有什么日记，我和天容先生往来了十几年，

从来没见他写过什么日记。闷的时候，也就是写几幅毛笔，都是古人的诗

词。……算了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和父亲进行过对话不久，我终于有机会和一个原福州复兴社的成员，

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

毓英书院是福建最古老、也最有名的书院之一，它的后身分裂成了两

所高中。其中之一是我的母校。前几年校庆时《校史》里曾经提到一笔，

“1935 年后，法西斯组织复兴社一度要渗透本校，但在全校师生的抵制下，

终于没有成功。……”

但一次，我在电话里对一个原先的老师，提起自己计划写“复兴社”、

“蓝衣社”时，老师沉默了好久，终于说：“你知道彭XX 老师吗？你在校

的时候他就退休了。……不过我听说，他原本就是复兴社的人。”

我急忙问：“他现在还在世吗？”

老师肯定地说：“在世。就住在学校里呢，我隔两三天就能见到他下楼

来走动，见了过去的同事还打招呼。……”

在老师的安排下，一个春天的下午，我终于在彭老先生的住处，见到

了这位已经82 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已经非常稀疏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

但精神还好，记忆力也不错。

我问起他是否“真是复兴社成员”时，彭老先生略略迟疑了一下，但

他立即说，“是入过复兴社，前后在里面呆了一年多。”

他是在1936 年的军训中秘密加入复兴社的，当时他就是毓英书院的学

生，“咱们学校，当时有教会背景，主要的先生不是留洋回来的，就是在北

京、上海的教会大学读书毕业的，都很反感复兴社。那时学校还明示，军

训不能不进行，压力太大了，但是，谁加入复兴社就开除谁。……”

我问：“那您是出于什么动机，冒风险入社的呢？”

彭老先生居然笑了起来：“当时小么。小家伙一个。爱热闹，爱神秘，

听说有这样一个组织，学校越是禁止，就越好奇。……后来一个军训教官，

把我们几个人找到梅钨路那边的一个小饭馆，做了动员。我们第二天就加

入了。入社宣誓是在东街，林觉民故居后头的一条巷子，几个人走了十来

里地，晚上到，到了就办手续入社。一共有五六个人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林觉民，其故居正是在王天容谈过的“三坊

七巷”一带。看来，彭老先生也是在福州支社的社址里入社的。我立即向

他询问起王天容说起过的“姓陈的负责人”，以及缴纳“活动经费”的事。

他却一点都记不起来当时的负责人。只是说，“我们虽然小，也知道那

时的总社书记长是邓文仪，负责福建复兴社的是袁守谦。组长大会小会都

把这些大人物的名字挂在嘴巴边。……那年放暑假，邓文仪来福州视察，

临时抽调了几个人过去帮忙，我也去了。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想着多少人

一辈子见不到这样的大官。……”

对“活动经费”，彭老先生说，“也交，不过没那么多。你说的那个人，

可能因为是大学生，所以交的多。……我们是中学，一个月一两块钱，差

不多就是不吃早点，把零花钱都省下来。……那时幼稚啊，上了别人的当。”

而邓文仪视察福州复兴社后，除了缴纳社费，彭老先生也再想不起来

这个组织还有什么活动。“单线联系，就是这个单线联系，搞得这个组织，

涣散得。……我在的这个组还好，听说还有的组，简直就是书记、组长的

私人势力。底下的成员根本分不清一个活动，是上头要求的，还是这些头

自己要求的。……青年会那一带的那个组，七八个人，甚至被头儿带去打

码头，就是争抢地盘”。

所谓“青年会”，位于福州苍霞洲一带，历史上它就是一个水陆码头。

听到“私人势力”、“打码头”这样的字眼，我赶忙问彭老先生：“是不是黑

社会也介入了复兴社的基层？”

彭老先生说：“谁说得清楚呢？……我们的组长，还只收一点零花钱，

青年会的那个组，组长是一个开米铺的，很有钱，那时那一带是做生意的

风水宝地，争抢也很厉害。……但带着人打了一次，对方又知道他是复兴

社的人后，觉得惹不起，从此就没有争抢了。复兴社吓人啊，做生意的一

说起，就知道是个特务组织。……不是黑社会，但比黑社会更吃得开。”

参与“打码头”那个组的一个成员，入社时是一个失业青年。60年代

曾和彭老先生一起被关押过，连篇累牍地写《交代材料》。他对彭老先生说

过，“原本是对复兴社好奇，加入后，虽然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在‘市

面’上，复兴社成员很吃得开。”

我问彭老先生：“复兴社欺行霸市的事情多吗？”

彭老先生感情复杂地说：“要说多，也不算多。主要是市民怕，怕复兴

社。……这叫怎么一回事啊，无端端地为这么一个混日子的组织，受了那

么多罪。……”

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里谈到，随着这年秋天的到来，大批地方土

豪、基层官吏涌入组织，把持了一个个地方支社、分社。如同彭老先生所

称的，许多基层组织都已经沦落为这些人的“私人势力”。

贪污敲诈、组织涣散之外，更严重的，是复兴社的“卖官”现象。一

个原成员在回忆文字里，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谈到：“由于河南复兴社的势

力极为庞大，乡镇长、保安队长、甚至县长等职务，在一些地区只从复兴

社分子里选拔。……一时之间，成为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书记，成为一本万

利的买卖。……花费几百元、千把元，成为支社书记后，就可以放手搜刮

地皮了。在河南，这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

到1936 年冬天到来时，随着第二次大军训的结束，蓝衣社的成员扩张

到50 万人。但它藏污纳垢、暮气沉沉。连朝天宫的大部分人员都意识到，

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年冬天，在遥远的西北，正酝酿着一个重大

事变。它为蓝衣社的最终落幕敲响了丧钟。

5、

19 世纪开始，大批西方记者对这个古老、沉闷、似乎随时会发生巨变

的国家，开始尝试作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试图在破碎的图景上，为世界拼

凑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出来。这个国家难为了这些上帝的儿女，从马可-

波罗的游历见闻开始，几百年来，他们对中国的敬畏越来越少，但迷雾却

似乎越来越重。他们了解的越多，疑惑也越多。

造成迷雾一般疑惑的，是那种空气里都弥漫的特殊气息。西方人知道，

有一种东西，隐藏在他们看到的表象后面，那就是形而上的“文化”。

到30 年代，一群群记者更象候鸟一样，飞出租界，他们乘坐火车、汽

车、牛车、骆驼，深入到黄河边上的中国腹地。4，000 年前，在这里，这

条令人悲欢交集的河流，第一次被一个叫“禹”的人成功治理。虽然后来

的中国人，用他们惯有的大气、质朴的风格，仅仅称谓他为“大禹”，但没

有言语能够描述出中国人对他的崇仰。在原始、古歌般的气息里，因为治

河，一个国家就产生了。他们确定了天地、四方、五行、64 种天人沟通方

式等，将自己的命运和自然联系。然后，确定了对土地、祖先、谷物的崇

拜，并把这些合称为“社稷”。这个文化如此苍老、博大，对西方人来说，

上帝定义的世界起源，不过在5，000 年前呢，而他们，却把世界的历史，

占据、主导了一大半！

不见黄河、不到中原，他们就怎么都不会懂得这个国家。以冒险著称

的西方记者，走进西安、走进陕北，走进黄土边的那些已经不再是世界中

心、相反非常闭塞了的农家。哦，只有古长安处处可见的“瓦当”，才能提

醒他们，这里曾经是文明的“麦加”圣地。

这些西方记者中，包括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他们因为对富有人类

命运意味的长征的关注，而在后来伴随陕北的赢得中国，被一代代中国人

所熟悉。

对这些没有偏见的人来说，长征是未来中国的源头，后来的红色中国，

是必定的结果。但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历史由源头、标志性的转折、还有

结果这三轴构成线索，以便人类能够更加容易地理解它本身。同时，要西

方人、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更适合作这样的见证。

上帝之手安排他们在两个文明对话的夹缝里。在长征和红色中国之间

的那个转折性事件，也要他们做见证。

事变的背景，在史沫特莱这个奇异人物的亲身阅历，在她不断深入的

《回忆录》里展开。

1936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到鲁迅的家里做客。这

一天，鲁迅位于霞飞路的寓所，还有一个特殊客人。他是长征的一个亲历

者。喜好听传奇故事的史沫特莱，从这个晚上开始，嘴里不断地发出“my

god”的惊叹声，不断睁圆了她波斯猫一样的眼睛。因为她亲耳听到的，

是一个世纪最伟大的传奇。史沫特莱说：此后“……有好几个星期，每天

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人们难以相信。

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

史沫特莱的笔记本里，开始记录只有中国才可能有的人。这个记述越

来越长，并且让史沫特莱深深着迷。

是的，可能只有《圣经》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故事，才

能够和这个路程相提并论。这是东方的、创世纪的史诗。在上海春天的那

些晚上，史沫特莱一定有一些朦胧的意识、深刻的感动，被自己挖掘出来

了。鲁迅的寓所有着一种深刻的诗意，史沫特莱因此很容易就进入氛围。

她一下子在这些命运的征服者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虽然她还没有见到过

他们。

在几个星期的对话结束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有意识地接近着那个神奇

的队伍。而且，当暮春到来、夜来香弥漫在夜上海的时候，和长征一起出

现在她的视野里的，还有一个叫“蓝衣社”的恐怖组织。史沫特莱发现，

因为和左翼作家的频繁往来，她的居所已被监视，信件和笔记被偷偷翻阅，

本人也不时受到盘查……

她不久后移居西安。她解释的原因是：“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

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横行霸道的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

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她故作轻描淡写地说：“……我希望在西安

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但她并不知道，此时的西北，是蓝衣社的活动重心。

早在1932 年秋冬，一个叫马志超的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成员，就调

任西安警察局长。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蓝衣社特务处西北站站长。戴笠

担任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后，西安的三千名警察完全纳入了特务处的权力

版图。电台、特务、蓝衣社……开始出现在灰色古都阴森的警察局大院里。

随后，戴笠的密友、特务处骨干赵龙文也来到兰州，出任甘肃建设厅

长。邓文仪谈到，“甘肃组织由此得以发展”。

随着胡宗南的扩军十万，在混乱、苍茫、广漠的西北，渐渐抬头的，

是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蓝衣社。1934 年，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已有

数千人的力量潜伏在青天白日的社会改革，天山祁连的逼人日照下。它是

“胡---戴联盟”的西北一角。

1935 年，“浙江派”弥漫、渗透到了河南。这一年的大军训，河南地

头蛇萧洒制定了一个发展“十万民军”的计划。他利用河南民间散失枪支

极多的特点，发展千余民团头目加入复兴社。一夜之间，复兴社脆弱、涣

散而庞大的躯体，覆盖了河南的乡乡镇镇。

不久，担任湖北书记的肖作霖到开封主事。他和萧洒是与CC 团“火

并”的两个最主要当事人。随着蓝衣社的日渐没落，他们产生了一种朝不

保夕的恐慌。如果说，当年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犯CC，是因为背后

有一个气焰逼人的朝天宫的话；那么现在，四分五裂的朝天宫抵挡得住崩

溃的势头吗？CC团会放过他们这些出头掾子吗？

肖作霖与萧洒一拍即合，开始寻找新的“后台”。此时，胡宗南向他们

伸出了橄榄枝。河南复兴社迅速倒向了“浙江派”。

当年夏秋，随着“西北剿总”的成立，蓝衣社的人流更象蜂群一样地

涌进西北。“蜂群”里夹杂着刚刚撤出华北的曾扩情、蒋孝先、关麟征。原

华北政训处几百人马，宪兵三团的几千人马进驻西安；关麟征1 万余人的

部队进驻宁夏。冬天到来时，别动队公秉藩特别支队约4 千人也开赴到西

北。

“西北剿总”组成后不过三月，蓝衣社以“浙江派”为主体，在西北、

河南汇聚了数万成员，控制上万警察、“十万民军”和10 余万精锐部队。

作为一个微缩版本，“政训、特务、宪兵、警察、别动队”，蓝衣社的五大

势力，西北已应有尽有。在朝天宫组织涣散、暮气沉沉时，蓝衣社的活动

中心，已从长江中下游区域转移到了黄河的源头。

这个转移，就发生在史沫特莱认为蓝衣社对西北还“鞭长莫及”的时

候。

史沫特莱的西安生活，开始于1936 年初秋。那个鲁迅的“特殊客人”，

委托人帮她“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

地方”。

她看到了一个动荡、酝酿大事变的西北。不久她记录到，“……10 月，

有3 个刚到西安的学生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

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3 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随后，12 月初，她被驱逐到西安城里去了。“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

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

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史沫特莱嘴里嘟啷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她对中国社会已有了一些

了解，得知这是因为蒋介石12 月7 日将下榻于此后，她很不情愿地进城了。

一路上，她看到“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

夫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

员。……”

泥泞不堪的道路边有大批武装军警。这些人满脸阴鸷、戒备。

西安城内的气息比天气更加肃杀。“我在西安市唯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

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随着蒋介石身影

的终于迫近西安，12月7 日，西京招待所又“住满了几百名蓝衣社分子。

（他们还）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

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在沉闷、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的预感里，12 月10 日清晨，枪械预示着

征兆。史沫特莱自从来到中国，一直带着一管袖珍手枪和几发子弹，用以

防身。这时，一个“红军朋友”却把枪借走了。这个人忧虑重重地告诉她：

“……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

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西安事变，就在这样绝望的情绪里，在悲怆的古都骤然突发了。

名字似乎是孙凤鸣，而华克之是王亚樵最好的助手，此人后来定居南京郊区，我的弟弟和华的孙女是红颜知己（拜把子的那种），到她家去玩过，对华老先生当年的照片感到非常有兴趣。而戴笠早年对王亚樵执弟子礼，“欺师灭祖”之前和王谈过多次合作问题，从人情上说也算是仁至义尽，然后就“各为其主”了。胡宗南说戴笠“人情世故熟”，章士钊说戴“生平具侠义风”，大体如此。

• 【文摘】巴菲特的买卖

第十九章西线惊变

1、

几十年后，在台北，几十名原蓝衣社首脑总结西安事变时，认为它“之

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

作的失责……”

此时蒋介石的安全工作，由3 个人负责。首先是蒋孝先。是时，蒋孝

先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色。几十名精干的

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

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

防兵变。

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到，“……张副司

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明瓦廊，“要表示真诚的合

作”。于是，“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腾杰访问》）。

再一个负警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性质决定的。

作为“天子门生”的势力，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

天然地有护卫蒋介石的职责。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

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其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

年夏，张学良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在刘少奇、薄一波

的秘密活动下，“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共党分子或‘民族解放

先锋队’的队员”。他们在王曲镇训练军官，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日渐左

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没有制止张学良的自行招募，因此有“严重责任”。

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发现王曲镇

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蒋介石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

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 年秋天，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9、10 月间，

在南京，张学良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

群说过，“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腐败、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

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 月12 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

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

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

台。

兵变在3 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

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

在西北时期，杨震亚屡次奉命“整饬军纪”，这些整饬工作徒劳无功，却得

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

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

一句“没错，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

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目中无人的蒋孝先，就因为禁绝贩毒、检查军

纪等工作，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天，也是半夜，他和

警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发现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

的警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

拥了过来，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

响起。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梭子。

“天下第一侍卫”毛庆祥几十年后谈到，枪毙蒋孝先，“似有报仇之迹

象”。这个迹象异常明显。另一黄埔生陈继承也得罪过奉军，名字的相近，

使陈诚这一夜险些身遭不测。叛兵冲进陈诚住所时，陈诚也如实交代了姓

名，但他浓重的浙江青田口音，使叛兵误听为“陈继承”。要举枪射击时，

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大声叫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陈诚幸免

于难。

随即，陈诚被押解到陕西交通银行的地下室。在这里，他见到了衣裳

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随后被遣送到这里的曾扩情。

特务处的王新衡10 日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

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这里，他看到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

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象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

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

肃政训处大院，象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葛武綮、赵龙文。随后，

兰州与西安一样，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随着西安、兰州两地的城门紧闭，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

了。天亮后，张学良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此时飘零着雪花的

西安，街道仍然是湿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外，空无一人。

店铺的门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门。

枪声仍然零零星星。杨虎城部队纪律较为松懈，其所属的一伙士兵，

先后洗劫了几条街道。另一伙人冲进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几百名蓝衣社

人员后，甚至顺手把史沫特莱的钱物劫掠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逮捕？没有人能够知

道。但也有侥幸者。

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

民房潜伏了下来。他收买了户主，一直胆战心惊地躲藏，次日，搜捕结束

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

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电话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

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

天宫、鸡鹅巷53 号。

2、

拍发密电到南京的，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满洲土生土长的子弟，

早已被原调查课收买。是这封电报，使朝天宫比整个南京要早7 个小时获

知兵变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

12 日下午四时，邓文仪、戴笠同时收到蒋斌密电。一接收电报，邓文

仪即以书记长身份，拍发两份半是命令、半是协商的电报。一是给驻扎在

陕西汉中的王耀武51 师，要求其急速调动部队，开赴咸阳，围攻西安；另

一份要求驻扎潼关和洛阳之间的董钊28 师，迅速占领潼关，扼守天险，以

“应付变乱”。

随即，邓文仪召集蓝衣社的紧急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混乱不堪

的朝天宫整整耗费了几个小时，才通知到30 余名魁首。当夜8时或9 时，

会议在明瓦廊举行。

邓文仪简洁扼要地通报了事变。随后，已有一年半和朝天宫不相通气

的戴笠，也通报了西安消息。会议确定了三个主题，“营救领袖”、“稳定局

面”和“敉平叛乱”。

关于“营救领袖”的方略，邓文仪知会了给王耀武、董钊的两电后，

博得一片彩声，武力解决立即成为压倒性意见。桂永清、潘佑强更主张西

安周边的一切精锐部队，星夜进发，包围西安，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

叛军”。

干国勋后来写到，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接下来是“稳定局面”。这是一个后来使南京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

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了在全

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这么做，是防止各地军阀

的连锁反应。但在座30 余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

石死于西安。也就是说，“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所谓的“南京区”，含长江下游江苏、安徽两省。

这个检讨极其简单，贺衷寒一锤定音：对其它派系，蓝衣社在南京区有着

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永清精锐的教导总队，吉简章的宪兵团，

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

比起南京区，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却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

武汉区“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武汉以西，是军阀割据的四川、西康，以

南是反蒋最激的桂系。它是南京屏障。

更要命的是，当时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中的大哥黄绍

宏。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

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的主力，是俞济时36 师、丁炳权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

达3 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此外，武汉绥靖主任何成睿的部队，在政训处、

调查课的多年经营下，已“皆属可靠”。三镇以外，蓝衣社在宜昌、沙市、

鄂东武穴、鄂北的襄阳和老河口等战略要地，也都被认为“有相当力量”。

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睿”以稳定武汉区。但是，

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在贺衷寒的提议下，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

寒用了春秋笔法，他谈到何成睿“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

床，他担心何在“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因此，“为策

安全”，在何成睿“不能负责”时，应“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

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只有干国勋。贺衷寒语气严峻深冷

地对他说，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这个无视政学、CC 两系存在，后来被认为“包藏祸心”的说法，得

到的是一片赞叹。同时，干国勋也被命令，10 小时后即坐早班飞机到武汉，

向俞济时、丁炳权等通报会议决定，并向何成睿转交一封由邓文仪、贺衷

寒共同具名的信。

这封信把干国勋明确为朝天宫的“驻汉代表”。也就是说，被拟定为总

指挥的“皇亲国戚”俞济时，掌握的只是军事，不能调度蓝衣社的湖北人

马。

对上海、北平两区的讨论相对简洁。上海区含浙江、江西，复兴社与

别动队势力均极为庞大，“万无一失”。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应付

巨变，因此，要务是派出特使，以“安抚”宋哲元、万福麟两部。

至于开封区，开封区的势力，一是肖作霖、萧洒负责的河南分社，另

一是蓝衣社完全控制的洛阳空军学校和洛阳机场。由于当夜，河南分社无

人与会，而能够最迅速对西安形成威胁的，就是空军。于是，开封区的讨

论，围绕着在洛阳的那十几架飞机。

蒋坚忍受命于次日，亲自驾驶飞机前往洛阳，一是调动洛阳飞机“监

视”西安，再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紧接着，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敉平叛乱”。在武力解决的方针确定以后，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军队调度的问题。会议先是决定派出几十人作为蓝衣

社特使，分赴各省，与各部队长官“联络”，不能使他们支持的话，也要力

求“中立”；然后，决定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三天内出发，以教导总队、关麟

征师、胡宗南一部为主力，进击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11 点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了烟雾腾腾的会议

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南京，引发恐慌。南京各首要人物将召

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列席，随时通报情况。

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与蓝衣社召集疲塌、却论调鲜明的会议相反，在丁家桥的联席会议，

进行得极为迅速，不过半个小时后，一百多人都匆忙赶到会场，但这个大

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家族等贵戚力主“设法安抚”，

并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唯一生机；而更有影响的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军政

部长何应钦等，主张“立即派兵”。

这一夜，丁家桥的混乱达到了顶点，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沉

默的人群”。争吵中，甚至所有派系、背景、政见和利益的异同，都完全被

打乱了。政学系内部、CC团内部，都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意见。

民国深层次的疲软、脆弱，衣冠顶戴底下的市侩本色，在会场的发言

里也充分暴露了出来。这一夜，无数军人政要都出言讽刺孔宋贵戚“只为

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这种刺耳的轻蔑，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

倒的猢狲。戴季陶更当众说出了“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的话。

争吵到次日凌晨二时许，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此时，“元老”戴传

贤再也忍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席位上站起，一下子压倒了全部嘈杂的声音。

戴传贤的话语既慷慨又有节制，他认为，大变已生，倘若会议进行如

此之久，却拿不出一个决定，国民党将被视为毫无应变能力的党，中华民

国将留下一个笑柄。因此，“政府不能失去立场，明日报纸必须刊登中央处

置”。

这番言辞平息了会场的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喋喋不休。但紧跟着出

笼的，不过是一个四平八稳、内容空洞的“剿抚兼施”的决议。决议先是

罢免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奉军也由南京直接指挥。

在兵变已生、奉军的机枪和工事冷冰冰地对峙南京的时候，这个罢免

不过是空话一句。接着，是按照南京惯有的讨价还价、平衡妥协，进行人

事安排。主和最力的孔祥熙负责行政院，而主战最力的何应钦负责军委会。

这个安排，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主和派都是文官，他们虽然接

管了行政院，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能够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吗？

反过来，临时产生的新的军委会，则反映了主战派的主动地位。

这一夜，经过颇费心思的“推选”，军委会的常委由5 人改为7 人。除

蒋介石依然挂名、何应钦是实力派外，其余5 人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

如李烈钧、陈绍宽等。他们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不可能干涉任何决策。

更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到，“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决议，要战还是和，就是何应钦的一句话。列席

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于是，决议几乎刚刚形成，他就匆忙赶

到明瓦廊，向贺衷寒、邓文仪汇报说，会议的结果是赞成“何应钦出来与

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当夜，30余人继续计议，一直到天色大亮。他

们把先前的讨论又细化为五项决定后，才匆忙散会。几十年后，贺衷寒夫

人许克黄在台湾回忆到，贺衷寒回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

明瓦廊后半夜的“五项决定”，在事变解决后被蒋介石视为蓝衣社试图

让他丧命西安、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其第一项

的八字方针，“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字不过是欲盖弥彰。

方针之后是行动。第二项是在上报军政部之前、蓝衣社就决定自行动

手的，“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不久后，

蒋介石以一种深受欺辱的口吻质问：西安附近，密布近百万大军，真是要

“营救领袖”的话，何必舍近求远？这么做与其说是要敉平奉军，不如说

蓝衣社想一举控制西北。

第三项，是命令蓝衣社各级组织进行“全体动员”。动员起来做什么？

是“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和“发动舆论”。但，掩盖在字面

下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这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要进行一连串的、遍地

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三项都可归咎于蓝衣社组织的话，那么，第四项就可以看

作是贺衷寒个人“狼子野心”的明证。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军校毕业生，

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将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黄埔的原“政治领

袖”贺衷寒。

为什么通电不发动以前的教育长、教官，如张治中、程潜，甚至也一

力主战的何应钦呢？谁能说，贺衷寒不是想以此捞足政治资本呢？至于最

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

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五项决定，最先执行的是第四项。几乎刚刚散会，贺衷寒就布置人手

草拟通电文稿。他极重视这个仅寥寥200 余字的文稿，先是让宣传处的一

个组长、留法博士张隆延起草，继而由白瑜修改，最后是自己字斟句酌、

校稿修改，到13 日中午才告定稿。

当日中午，贺衷寒惊人的活动能力再次显示。短短一个多小时，176

名青年将军即在电稿上签名。当日午后，通电发往西安。它虽然也勒令张

学良“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但即使几十年后，蓝衣社首脑自己也都认为，

通电倾于“讨伐”，它的不留余地、措辞强硬，使内战几乎一触即发。

当夜，在无数报童“号外”的招摇叫卖声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即

使平日丝毫不关心国事的，也纷纷驻足，掏钱购买报纸。他们都在各大报

刊的显要位置，看到了这份通电文稿。

也是这一天，按邓文仪、贺衷寒的命令，桂永清率1 万2 千余人，沿

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前头横冲直撞的，是一批装甲战车。与此同时，

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虽然这一批飞机仅仅意在“侦察”、散发传单，但

它呼啸过西安上空、投下无数恫吓时，“轰炸西安”的阴霾，就重重地压抑

在叛军的心头上。

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但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贵族的

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几乎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

样被众说纷纭的女人。她就是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要这个基督徒、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

对抗丁家桥那无数叵测的居心、各自的如意算盘，并去融合西安的数万叛

军、陕北那数万已获得命运启示的长征子弟。

而她也终于改写了蒋的命运。

3、

事变当夜，宋美龄逗留在上海。惊悉事变后，她匆忙搭乘夜车，于13

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一下车，她就到孔祥熙公馆询问联席会议情景。随

后，她也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

13 日晚的会议，因为这个女人的在场，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贯穿始终

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女人进行的彻底羞辱。宋美龄后来在《西安事变

半月记》里写到，当夜会场，“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

许多人悄声责骂蒋介石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

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她忍气吞声，回避了那不屑的口气，然而她随即声明，她是“以一普

通国民”的身份与会，虽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当部分的人心民

意。

紧接着有人责难，蒋介石如果不去西安，则“可免躬蹈危机者”。对此，

宋美龄态度平和，却机锋暗藏。她回答到，这是蒋介石“为国家大计”的

“冒险犯难”。况且考虑安全并非蒋介石的分内之事，这是蒋介石的部下、

左右，包括在座这一百余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个回答把球踢回到那帮官僚的手上。而后，比较核心的观点拿出来

了，戴季陶谈到，“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则

抛出了更实质、思谋更深远的观点，来提醒与会者：“……今日国难至此，

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

国者乎？”

这个观点捅到了与会者的心病。于是，群情激昂，主张纷杂。一些人

确信蒋介石已经被杀，一些人说“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

人，更说到“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会场态度对宋美龄极其不利。

嘈杂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宋美龄进行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明确

了“兵临城下”、但要“不战促和”的解决主张：“……诸公今日，一面尽

可作阵地之配备，威慑张、杨，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另一面

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

争，亦未为晚……”（宋美龄，《西安事变半月记》）。

这个讲话，既是多种观点、多个选择的折中，又为和平解决争取了时

间。最后宋美龄以沉静、略略忧伤，然而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她的朋友、

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她的兄长、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先后以私

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她也将亲飞西安，救丈夫脱险。

“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此语一出，会场哗然。它先是征服了会场里“沉默的多数”，继而征服

了一群态度最强硬的军人。何应钦终于表示：愿意等待消息，在20 日之前，

不进攻西安。

这样，宋美龄争取到了一周时间。然而短暂的一夜后，她就看到了一

个潜伏的，却更加强硬、更具社会基础的主战势力：朝天宫。

12 月14 日，星期一。按惯例，这一天各地党部都要进行“总理纪念

周”仪式。在风雨飘摇的事变背景下，不仅中央党部的数百名工作人员，

而且大批军人、普通党员、从外地赶赴南京的各界人士，都聚集在丁家桥。

纪念周进行过后，许多党政要人纷纷上台，对事变发表看法。“元老”居正

发言时，神态悲怆，会堂鸦雀无声。

“……必须以最迅速的方法，敉平事变。……尤其是黄埔与其它军事

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听你们

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此时，坐在台下的贺衷寒，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蓦

然挺身。他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

在台上的居正，声音嘎然而止。这个城府森严的老人似乎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整个人象失去牵引的木偶那样定格了一小会。而台下，整个会

堂都被这一句话搅动起来，一些蓝衣社军人也效仿贺衷寒，纷纷起身。更

多的人对这个举动窃窃私语。许多人以或不屑、或似笑非笑的表情，把目

光投向了贺衷寒。

对这个举动，后来有许多或理解、或同情、或市侩、或官僚的阐述。

作为贺衷寒的密友，当时被囚禁在西安的肖赞育，几十年后转述时，意味

深长地说到，这“充分表现了他那时情绪的激动”。

这种情绪的不能自治，何止是在会堂？当日午后，宋美龄来到朝天宫，

她先找到邓文仪，随后又让邓文仪召集在南京的所有蓝衣社干事，试图平

息蓝衣社的战争叫嚣。白瑜回忆到，宋美龄对这几十个军人，苦口婆心，

反复强调“不能以大军围攻”的理由，“时孔祥熙、贺衷寒在她左右”。

从武汉刚刚赶回南京的康泽，也聆听到宋美龄温和、沉勇的劝解。后

来他在《自述》里写到，这番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

但一直坐在宋美龄身侧的贺衷寒，却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眼压制了

邓文仪等人的附和。随即，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就旁若无人地

开始亲手起草再一份文稿，这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著名的《敬告

民众书》。

这个公开信，先是赤裸裸地把蒋介石当作一个死人、“烈士”，随后声

明要把张、杨二人粉身碎骨。“……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誓死以

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

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接着，他开始羞辱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

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完全失控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蒋介石往死路上将了

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

生命……”。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

国”的懦夫。

他洋洋洒洒，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他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

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这一次签名的人更多，达275 人。

公开信在次日，以比通电更大的规模，在海内外发表。印制着它的传

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同时，这一天洛阳飞机已开

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275 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

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

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

论”的指令开始显示力量。在他们的策动下，全国的“赴难讨逆”浪潮，

象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4 日，在干国勋的推动下，武汉警备司令部发表戒严令。与此同时，

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这些傀儡团体，纷纷或以集会

请愿、或以拍发电报的方式，要求南京即刻讨伐西安。武汉的十余个复兴

社学生小组，立即煽动组织“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

如云。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极度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

时。

当日，湖北28 名将军，也联名电告南京，“枕戈待命”。但哪里是什么

待命？驻鄂军队一部，已向襄阳方向进发。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

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都在他们的策动下，变成了民

众呼吁“讨伐”的声音。……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8 所，师

生数千人，但14 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据参与者回忆，“在朔风烈烈中

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3 小时之久”。次日，广州也有5 千余人集会，

声称代表广东千万民众，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

16 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

开始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 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

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

217 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接着，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

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

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准备在下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召开这个大

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丁家桥的

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

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蒋

介石也“在所不惜”！

于是，这一天，也就是12 月16 日的午后，丁家桥终于单方面地撕毁

了对宋美龄的许诺。他们推选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

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

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

局局长的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17 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违

者，新闻单位从社长、总编到撰稿人，均可以“异党疑犯”的名义，逮捕

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

几十年后，已被历史抛弃在台湾的那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还不无得意地

谈到，“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

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

顶峰。

4、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2，000 名蓝衣社军官，都以

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与出席大多数正规场合一样，他

们都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黄埔建军以来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

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

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那

样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蒋介石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

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了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两颗金星、一

条四等云麾勋章，对应着他满脸的疲惫、眼中的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

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这个动员，在数以百计的回忆资料里都没有详细记录。一些与会者都

只简单地记载，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就领着与会者

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

出校长”！

2，000 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

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 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

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

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接着是第二个安排。这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

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将携带300 余人的联

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其中的数十名军官为指挥，以刚刚从南京

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 个甲等师的讨逆军，

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他显

得既悲痛沉重、又踌躇满志。

所谓“白衣誓师”，是早已腐败不堪、异常涣散的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

际，说不清是正剧、悲剧还是闹剧的一场大戏。这的确只是一出戏，与其

说这出戏是给西安看的，不如说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

以达到或“不战屈人之兵”、或火中取栗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

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

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晚年邓文仪曾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在丁家桥的一个

小会议室里，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

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要“坐地分赃”、要部队，这些举动的明目张胆，大大

超出了南京的意料。当夜，南京官场就开始窃窃私议，众口一声地认为贺

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

不仅是这些冷眼旁观者。它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此时南京最显赫

的人物------何应钦------的头上。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他能妄想依靠这

些人，来取代蒋介石吗？

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

上，事实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而认识到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

的，又何止是何应钦、南京官场？它也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几个月后，

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

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籍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

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

这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

邓将军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

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

一同毁灭的决心。……”

贺衷寒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苦心制造的咄咄声势，却适得其反。“白衣

誓师”不仅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虽然在

对CC、何应钦两度无功后，他已孤注一掷，严令洛阳空军、教导总队立

即进军西安，以制造人力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天违人意，紧接着浸濡它的，

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 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在当天曾给西安带来巨大

恐慌。史沫特莱通过“红军朋友”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

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更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

官醉醺醺地冲进张学良的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

的境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

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

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

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象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

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即使张学良在城内的区区400

人的卫队，也相信大战立即就要爆发，南京的飞机、重炮、装甲车，将把

西安化为齑粉。一些人已悄悄准备便装，打算溜之大吉。……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17 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

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500 镑重的炸

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特别是那些高大的建筑。刚满50 岁的蒋介石，

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终于阻止住了战争。17 日清晨，当一

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

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 日依然大雪。大雪也阻止了桂永清部队的步伐。他们炮衣已卸、子

弹上膛，但却被大雪强留在了渭河南岸。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极

端隐秘的“患得患失”心态，终于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第一

个当然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丁家桥的会议里，已经

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再非议蒋介石了。事变已经一周，那些善于象老

鼠一般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已经都在嘀咕了：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

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蒋介石的“威望”，又

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这一点，立即被宋美龄把握住了。

宋美龄由此把握住了蒋介石的性命。同时，“患得患失”的神经，何止

贯穿于南京？它更贯穿着无比沉闷、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贯穿着担心“死

无葬身之地”、几近歇斯底里的西安数万军人。这一点，也被一个于17 日

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他利用自己举世无双的对权力平衡、人

物心态的把握，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

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还帮助2 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未来的历史。

19 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都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

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

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机场。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蒋介

石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是张学良，以及宋美龄先后派遣往西安的两个私人特使，

宋子文和端纳，对蒋介石艰难游说的结果。它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

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

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一改沉默、观望的姿态，

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南京的主战力量，只剩下了孤单、且已心生悔意的何应钦，与更孤零

零的蓝衣社。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

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蒋介石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字。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

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

也即是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邓元忠，《邓文仪访问》，1972 年7

月19 日）。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其事地用来四处动

员，乃至几十年后，还被用作他们无数居心叵测的举动的辩解。20 日，在

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

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歼敌数百、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

与此同时，洛阳空军对蒋介石、贺衷寒截然相反的命令，做了投机处理。

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 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

攻击。是役，奉军刘多荃、缪徵流两师据险列阵，并以七寸五口径重炮轰

击教导总队。但教导总队以18 辆轻装甲车为先锋，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

军胶作一团。

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大批三寸榴弹炮、迫击炮、平射炮的掩护下，

猛烈进攻。一万余人在东西赤水之间，往来冲突，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

大部。

至下午四时，10 小时的激战后，奉军终于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

导总队歼敌近3 千，损失仅死34 人、伤28人。

当日，教导总队占领东西赤水，并以每小时30 公里的速度，猛扑渭南。

坐在一部道奇吉普里的桂永清，口气铿锵地下令：21 日驻扎渭南县城，23

日之内，攻陷西安！

渭南果然在21 日被一举占领。36 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四城，西安

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

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

人物在活动里。

这种感觉可能是来自混乱一团的西安，其脉搏、心灵，在短短四天内

就被那个身影不时出没、语言爽朗、态度灵活的“红色黄埔”领袖，周恩

来，给把握住了。也可能是因为即将抵达西安的另一架飞机。

这一天，宋子文、端纳飞回南京，接宋美龄同往西安。后来宋美龄说，

“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

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于是，她不顾劝阻，在第二天、充满希望的

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

和她一样满是信心的女性，还有一个。那就是蒋鼎文夫人。宋美龄后

来说她“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

之安全，即其一例”。

在宋美龄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那就是戴笠。一直到登

机以前，宋美龄还不愿让戴笠同行，但此时他出示了张学良的一封短信。

短信是张学良委托宋子文转交的，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

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此时，教导总队还在陕南

的沃野上，沿着铁路向西安推进。一本英文的关于端纳的传记，写到这些

进攻的军人：“……不过，他们受到他们自己的炸弹炸坏了的铁轨和山上滚

下来的雪堆的阻碍。”

飞机经过洛阳。宋美龄在上空俯视洛阳机场，看到轰炸机罗列待发，

她“心坎突增阴影，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在洛阳，宋美

龄温和里带着不容违抗的强硬：不得委员长命令，不得有任何飞机逼近西

安。

再后，飞机飞过华山，飞到一个平原的上空。宋美龄说，离开洛阳后，

她就产生了前途渺茫的“悬悬”感。而在临近西安的此时，那本关于端纳

的传记写到：

“……蒋夫人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紧张了。就在飞机滑行停下

之前，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里。

“她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他（端纳）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

“请答应我吧。她说道。……”

最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张学良。见到了她的丈

夫蒋介石。在见到蒋介石后，蒋介石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

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5、

在被俘的10 天里，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

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很少的话语，不

是“你们杀了我吧”，就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

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

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

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

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 年开始，

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

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

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都不能说清楚他。仿佛，这个人就和那50 年的历史一样，断裂而

复杂。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

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

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

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

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直面着伦理、

宗族的虚伪和脆弱。与那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

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

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

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

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

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又

何况，他有那么良好的军事背景，他的导师是孙中山。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

省。不过是40 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

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

“大染缸”一般的党，一种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

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1932年到1933

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

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在这里，他开始了

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他以“第二期革命”为名义，追逐

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及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

“新江西模式”。他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 年，统

一的车轮，在西安嘎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

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几乎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

头蛇尾的命运。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

满50 岁的人，在1936年10 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潮的所

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 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

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

难以置信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于是开始了，而一生最重

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

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

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 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

渡日子。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蒋介石的妻侄毛庆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多次谈到，“（西安）事变后，

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此时，

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

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 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

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

“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

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

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此时，

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

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

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

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

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

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

谋求得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

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

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

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

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

于有了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一天。

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他已经30 岁出头了，他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

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小几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

芥一般的中尉。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

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

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

的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

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

怜的区区145 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

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

息……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

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

中未尽职者”（邓元忠，《白瑜访问》）。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

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不管以后是是谁的天

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

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蒋介石。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

蒋介石是他更根本、更要命的背景……

23 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

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

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

心。戴笠绝笔。”

23 日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当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

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

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

退可守、“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

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10 年后朱毛的纵横万里，也正

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这一天，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

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

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心领神会。他旋即回到开封，甚至不和河南主席刘恃商量，就大

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

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司令”满天飞。到23 日，河南民军已扩张

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与戴笠不同，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

识到“释蒋在即”。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蒋介石不会有任何疑心吗？

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释蒋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

是由戴笠来进行。同党本是同林鸟，但大难来时各自飞，或者，他是第一

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拂的“小老弟”

了。

这一天，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

与蒋介石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以保住自

己这个“车”。

与蒋介石、戴笠乃至胡宗南相比，这一天乃至接下去依然风雷激荡的

一两天，最闲适的莫过于康泽。

事变期间的康泽行踪，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各种说法相互矛盾。《康

泽自述》谈到，在接到逃出西安的别动队唐汝昌电话后，他立即赶赴南京，

先造访戴季陶、顾祝同，对戴季陶的主战“深以为然”。随后，是14 日午

后宋美龄的讲话，以及《敬告民众书》的火药味，才唤醒他近乎本能的一

丝不安，一种警觉。

他由此远离着朝天宫危机四伏的风头浪尖，到武汉开始“静默观察时

局”。但当时在武汉的邱开基、干国勋，都说“他不曾赴南京”，干国勋更

言语确凿地声称，13 日他“在九江水上机场”换乘飞机时，“康泽登机，

同往汉口”。

不管康泽是不是曾到南京，他对蒋介石生死的漠然，却痕迹处处。这

个33 岁的务实而自负的青年，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已毫不掩饰自己对蒋介

石的疏远。如果说，这个被认为“做事负责、从不苟且、亦无嗜好”的人，

这个“生活严肃、并重然诺”的人，在两三年前，曾经头脑发热地以为自

己有望成为“蒋氏接班人”、而显得极其热衷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只是

以一种“当差”的市井态度，来“以不变应万变”地眺望西安。

这种极其复杂的心路，转折点是一张窄窄的、只有两指宽的电报纸。

他对别动队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因此，这一年春天，当戴笠和邱开基为缉

私处这个肥缺争夺得不可开交时，蒋介石让他接替邱开基，以平衡人事。

他先是婉言拒绝，说“缉私处是和烟贩、流氓打交道，与我本性不符”，后

来又以“功臣”、门生的私人姿态，几次抗拒到任。蒋介石一怒之下，要他

三日到武汉，“违则军法处置”。

这纸电文犹如一瓢凉水，激醒了康泽。伴君如伴虎，千古不易。他有

才干，他自负，然而在蒋介石的心中，一个小小的康泽又算得了什么？“接

班人”，看似和他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哪里是他这个既非浙江出身、

又无兵权的人所能迈过去的？

他是朝天宫的“实力派”，但他却不是民国的实力派。他只有别动队，

就连别动队大权的予夺，还不就是蒋介石的一句话？

蒋介石是生是死，乃至“蒋后”是何应钦、贺衷寒还是陈立夫？都和

他没有干系。他不会再有朝天宫、“湖南派”那书生气十足的张扬和野心了，

更不会象戴笠这个政治赌徒那样，以自己的肉体、身躯，去做孤注一掷的

赌注。

于是，他拒绝在《敬告民众书》上签名，更没有参加“白衣誓师”。炮

标礼堂喧哗一片时，邓文仪曾措辞客气地在电话里，要求他“派遣别动队

一部，到南京警卫”，他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

康泽，是这个巨变时刻一个罕见的“独行侠”。

各怀心思的23 日，在西安无数活跃的身影中，两个都有着绝代风华的

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是宋美龄。对这

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

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日，宋

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学良表示，倘若25 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

安“同归于尽”。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对这个女人来说，

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当晚，四个人，包括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她

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

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在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中，长期有一个约定，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

叫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1936 年的圣诞节，在

西安，是蒋介石赢了。

6、

史沫特莱的文稿，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

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

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

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英文版的端纳传记，描写了飞机起飞后的情景：

“……过一会儿，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飞机回到南京的飞行员罗亚

尔?伦纳德观察了他的乘客的神情。少帅的脸绷得紧紧的。蒋介石面容憔

悴，正睡在飞机的单人舱里。蒋夫人望着窗外，唇边略带幸福的微笑。端

纳则独自在那儿发笑。宋子文偶尔看看报纸。”

当夜，蒋介石留宿洛阳。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

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

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蒋介石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

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

报道，“场内外拧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 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

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

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

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几十年来，许多魁首一直纷纷猜测停办《中国日报》的原因。一些魁

首认为，这纯粹是报纸本身的问题。自康泽离任宣传处后，这份报纸每况

愈下，以至于蓝衣社干事会曾专门草拟报告，要求蒋介石拨专款十万元，

以“改组报纸”。

报告被蒋介石粗鲁地否决了。一个叫王大中的魁首回忆，蒋介石认为

“该报办得不好、费用太高”，甚至要追究“是谁提出该建议”。这样，脱

险后，蒋介石是借题发挥地停办这份报纸来出气。

这个说法太过牵强。另一个说法是，当年蒋介石50 岁寿辰时，《中国

日报》曾出一期特刊。此举让蒋介石极为不悦，曾说到他的学生“不应歌

颂他的寿日”。这是远因。近因则是26 日这一天，该报以“脱险回京”的

标题，惹怒了蒋介石，认为“有失对领袖的崇敬之意”。

但果真是因为这样的鸡毛蒜皮的细节吗？拿这样的细节来解释，只是

朝天宫此时大厦将倾、惶惶不可终日的一个明证。事实上，它是一个象征、

一种姿态，表白的是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

还不仅于此。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

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

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蒋介石带着3 名外国基

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

镇，开始8 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就在这8 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

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

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

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 年秋天，这两

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

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

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

束手就擒；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学良发表过广播讲话。这两人都令蒋介石

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于是，处

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

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

静过于招摇，被蒋介石认为“必有异心”。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

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

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

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戴笠奉命调查的罪名

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1936 年，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

洋房，以他9 年的每月区区400 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

的一大笔钱。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蒋介石

曾在溪口召见过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

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

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当时，朝天宫共有

经费20 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

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家

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

可以被判处死刑。但出于复杂动机，蒋介石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

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

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

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

一直到1937 年2 月，蒋介石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

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

到，“委员长老了许多”。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 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

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3 个常务干事。最先接见的，是

腾杰。在蓝衣社经受了5 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

32 岁的青年，似乎已经无复当年的热情、自信、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

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

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还显示着他身体里，依然潜伏着的、只要有

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蒋介石面前，似乎也拘谨了，

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蒋介石。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的

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让陈布雷草拟任命书。腾杰出任南京特别

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对康泽，蒋介石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

他此时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

道了”来打断康泽。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由顾祝同代表军方，

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周恩来等

人谈判红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蒋介石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

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他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

划。

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整军的结果，是四川一省在

早期抗战中，一举出动兵员30 万、民夫500 万。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蒋介石召见了贺衷寒。这次

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

人，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

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是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

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蒋介石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

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蒋介石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

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 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

在黄埔的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

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这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在将要把贺衷寒打发出去以前，他终于也

让贺衷寒与陈立夫、康泽等人一起，去参加与周恩来的谈判。但贺衷寒此

后10 余年的郁郁不得志，还是从这个午后开始了。三个多月后，他被派出

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

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也在西安被俘特务处人物王新衡，几十年后更信誓旦旦地说，贺衷寒

在出国以前，“曾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不过对此，与贺衷寒私交极好的肖

赞育、袁守谦，一直坚持“绝无此事”。

1937 年3、4 月间，蒋介石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

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

动”。

谢谢楼主！

一：到底是西安军要杀的是陈诚还是陈继承？这里说的是

后者，以前看到的却是前者。

二：贺衷寒叫陈诚辞修是把陈诚当晚辈么？觉得那时候这

么叫是表示亲热。当然叫何应钦敬之是有些没大没小。

三：传说当年陈诚在黄埔晨读三民主义而得宠于蒋，觉此

说不对，陈诚在黄埔不可能还是学生，然则即使苦读

也不当让人觉得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