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十三章朝天宫

1、

霉雨季节到来了。

河湾、港道密布的田野间，遍地流淌着雨水。正是“钟山风雨起苍黄”

的时节，孤零在一大片平原中的几个城市，南京，上海、镇江等，也只是

偶尔晴朗。大多时候都飘零在烟雨里。

人流、车流、雨伞一片熙囊的明瓦廊大街，在这样的背景中，显得更

加隐晦。几十年后，它渐渐变成了一个老人对1934 年春天的回忆背景。

这个老人，就是原力行社最年轻的成员林培琛。

自陈启昆去世、腾杰远走后，19 岁的林培琛依旧繁忙于文档、联络等

事务。他还“官升一级”，从助理员变成了书记处的助理干事。但比起两年

前，他似乎沉默多了。

在阴雨连绵的一个个午后，林培琛看着渐渐冷清的院落、到处滋长的

青苔，他的心头不时掠过一种怅惘的感觉。似乎，随着他所亲近的腾杰和

陈启坤的消失，原来洋溢在整个院子的清新、热腾、活泼，也就消失了。

但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离去吗？或者，仅仅是因为许多人的驻留外地，

明瓦廊的渐渐冷清吗？

超过200 元的月薪开始收不上来了，为失业人员提供的救济也就谈不

上；一度下属有农场、商店的自足机关“厚生合作社”开始出现亏损，再

也无法安置伤残军人了；随着一个个干事职务的上升，出门不得坐头等舱、

减少用车的规定，不知道哪一天起已形同虚设；打麻将、赌博、跳舞，乃

至悄悄地包养姨太太，渐渐弥漫在明瓦廊内。

《生活限制条例》完了。那么，力行社原本规定的每周一次小组会、

每月一次的干事会呢？

“（民国）二十一年起，各干事因公务常不在南京，干事会渐渐废弛”

（邓元忠，《林培琛访问》）。如果说这还是一条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

只有区区300 人的力行社，要根据区域重新编组，继续小组会惯例，本来

是很容易的事。但在无声无息中，一个个小组也已经事实上地瓦解了。

缺少了会议的力行社，靠《司令塔》维系它的运行。但《司令塔》也

开始充斥着种种官场套话，被认为“空洞浅薄”。

力行社对同志会的控制开始松弛。此时，同志会已有成员一万余人，

按规定每季度应进行一次成员考评，并发展优秀会员升入力行社。但1932

年年底力行社成员就达到了300 人左右，14个月以后，它还保留着这个数

字。另外考评也废止了。

组织处除了接受一叠一叠的花名单，事实上已无事可做。总务处除了

下发经费外就是打杂；宣传处是邓文仪的，或者说是文化学会的；军事处

就是教导总队；特务处更是戴笠的私家地盘。最后，书记处这寥寥几个人，

除了为贺衷寒跑腿、起草文件外，已经丝毫不能过问各处各地的工作了。

力行社“渐渐等于零”（《康泽自述》）了。而与此同时，它却有了另外

一种气息。

它端起了架子。

这14 个月以来，最时常进入林培琛视野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

寒。对这个冷峻、威严、出口成章、威望极高的魁首，他既感陌生，又打

心眼里敬重。但贺衷寒那不苟言笑的面容，怎么都不能叠合上往日明瓦廊

的近乎亲情的感觉。

陌生造就神秘，神秘奠定权力，这是一切谙熟权力的人都貌似必须选

择的形象。在明瓦廊，贺衷寒总是衣冠笔挺，云麾勋带、中正剑、皮靴以

及耀眼的将军金星，烘托出他总政训处长的身份。但这或者也是此刻明瓦

廊的象征。

原本没有“兼职”的干事、助理干事、助理员，纷纷投门子找路子，

进入了政训处等公开机关，以至于一度出现过办公人员紧缺的问题。留在

明瓦廊的百十号人，也抱怨起了低薪水、少机会、当的是“无名英雄”，一

时牢骚一片。

从“投门子找路子”开始，同学、同乡、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小团体”

出现了。反过来，效率越来越低，官僚气味越来越重，有时为一个临时事

件进行联络，也要一转几手。于是，一边是处在荒废状态，另一边则是层

层的审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大量的案牍公文……这就是此时的明瓦廊。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团体”，它的青年色彩开始消退。它渐渐象征起了

权力，渐渐和黄埔路官邸、丁家桥党部大楼等不再有什么区别。

它开始成为一个“衙门”。而小小的林培琛，只是这个衙门的一个零件，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于是他那活泼的面容，开始有些僵硬了。在贺衷寒担任书记的14 个月

里，不知道哪一天起，他开始显得小心翼翼、少年老成。短短的一年多里，

他从一个热情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开始熟识人世、官场的大人。

不仅是他，所有办公人员都如此。那么，这样的从一个“灵童”到一

个纯粹办事人员的转变过程，是人为呢，还是一种必然？

一直到晚年，林培琛都还认为它是“人为”的。在接受一次访问时，

他谨慎地谈到：贺衷寒虽然性格鲜明、博学多才，“观点深入宏大”。但这

也是一个刚愎自用、有着深重而恶劣的湖南习气的人。

2、

贺衷寒担任书记的14 个月，明瓦廊几乎就是一个湖南人的天下。

作为一个一生毁誉参半、而且毁多于誉的人，明瓦廊里的贺衷寒面貌，

也似乎既模糊又鲜明。就个人气质来说，他坚定的社会理想、执着的个性

特点，几乎就写在他的脸上。但与这样热烈、鲜明、执着的气质成正比的，

却是这个人悲剧、灰色、狭隘的性情。

几乎所有认识贺衷寒的人都说，他文人气息很重，“有浓烈的情感”。

因此，对那些湖南籍首脑如潘佑强、肖赞育、杜心如、刘咏尧等，他极其

亲近照抚。这种同乡之间近乎亲情的交往本来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他

动辄以曾国藩自居，以为自己连同黄埔的湖南势力，将是国家的“中兴重

臣”。这自然要引发江浙官僚、乃至蓝衣社外省同僚的侧目。

“湖南小团体”的流言就因此长盛不衰。此外更要命的是，他具有强

烈的领导欲。于是地位高于自己、或他认为不易控制的人等，一概不许进

入明瓦廊。

几乎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后来台湾的“国防部长”、蒋介石的远

亲俞大维，就多次表示要加入蓝衣社，但都被他轻蔑地拒绝。这一点使众

多明瓦廊人物纷纷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满。但不久后，他变本加厉，渐渐疏

远、放逐了蒋介石的妻侄，温厚的、对蓝衣社事务一贯热心的毛邦初。

与隔绝、疏远浙江籍同僚相对应，他大量任用私人。短短一年里，湖

南人接管了蓝衣社政训、宣传、财务、民间军训、童子军组织等要津。翻

开1934 年蓝衣社的首脑名单，几乎就是一个“湖南小团体”的名册。

如果说这些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创始成员的任职，尽管有明显的拉

帮结派的痕迹，但也貌似“合乎情理”，因此只让人猜测、度量的话；那么，

1933 年年底，他的胞兄贺醒汉以一介平民身份，出任蓝衣社湖南书记，则

让人笑话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老调重弹。……

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并在力行社内，被普遍认为“气量不够”（邓

元忠，《林培琛访问》）。1933 年的大部分时间，他虽然以自己的理论功底、

个性魅力，推进了蓝衣社的“复兴狂飙”和民国的“第二期革命”，使成员

从万余人一跃而为十余万人，但首先是与他“交情甚笃”的腾杰，质疑起

了他的用意。

一直把贺衷寒当作自己亲近兄长的腾杰，在自己丧妻、失意的潦倒时

光里，曾屡次以面谈、书信的方式规劝贺衷寒。当初的澡堂“组织四点”

之外，还有“小组会还是要开的”、“生活还是要限制的”等话语。但贺衷

寒一直当作耳边风。

腾杰渐渐疏远了他。几十年后，腾杰更不无复杂、不无痛心地谈到，

“……当时贺氏的政治地位很高，对外影响力也大。……但因其性情，对

内建设性少而破坏性大”。

还不仅于此。据说，这个疏远和蒋介石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1933 年10 月，腾杰行将出访德国前夕，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的中央

军校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他们的谈话长达几个小时，而且充满了温馨

的气息。蒋介石首先以一种长辈的态度，对腾杰丧妻进行抚慰，随后，对

腾杰行将开始的德国之行说了很多勉励的话。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他才

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从点评蓝衣社的工作、人事开始，话题渐渐转

移到了贺衷寒身上。

这一夜，蒋介石评点贺衷寒的话，很多，很琐碎，也很婉转。但腾杰

终于捕捉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他……有代表湖南人，做领袖的野心”。

这个评点，一字千钧。虽然14 个月里，一直有两个湖南人，肖赞育和

李一民，象“消防队员”那样试图为贺衷寒消解、融合他所“得罪”的人。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当蒋介石，这个在根本上裁决着蓝衣社的军人，屡次

以憎恶的表情斥驳、放逐贺衷寒时，圆滑、世故、习惯“墙倒众人推”的

南京官场，早已对他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

他早已成了南京的一个“孤家寡人”，只留下湖南同乡这一亩三分地。

即使湖南同乡也不见得都那么牢靠，已结束驻柏林武官职务的丰悌，早已

疏远了他。

而这一天，淫雨还漫天飘洒，林培琛略显落寞地在院子里办公。此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了。电话的那一头，是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迅速召集各在京干事。……领袖今夜将主持会议，对团体宣布一项

重大决定！”

3、

这个“重大决定”就是免去贺衷寒的书记职务。但一直到入夜时分，

奉令赶到明瓦廊的几十个党魁，都还没有丝毫预感。

只有忙着准备茶水、收拾会场的林培琛，意外地看到，不知道什么时

候，贺衷寒已经进入会议室了。他呆呆地、若有所思地坐在长方形会议桌

的一角，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但烟的一头已经被碾碎了。金黄色的烟丝，

洒落在桌面上。

林培琛不敢惊动他。接着，在风雨声中，一片接一片的寒暄问好声，

在会议室外响着，杂沓的脚步，渐渐连成了一片。但贺衷寒似乎没有知觉，

一动不动。

人群鱼贯而入会议室后，许多人都觉察到了贺衷寒的异常。他们面面

相觑，会议室的声音又一下子暗哑下来。

“领袖到！立正！……”

随着这个声音的响起，几十双眼睛都看到了，在漫天的夜雨里，蒋介

石以一种军人的沉静步伐，走过天井。他的身侧，有一个人努力地用伞替

蒋介石遮挡着雨水，他自己的半个身子却完全湿了。

这个人，是明瓦廊久违了的刘健群。

会议绕了一个大弯子。示意那些蓝衣社党魁坐下后，蒋介石面无表情

地开始了他的长篇讲话。他的声音似乎是从一个幽远的山谷里飘出来的：

“……民国二十一年，你们要‘拿出正大的主张’，要‘严密地组织起

来’。当时，我就说你们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要闹小团体，就要闹矛盾。……

时过两年，现在这个团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样质问后，他开始历数明瓦廊的幼稚、冒失、文牍习气、官僚做派、

倾轧苗头。他公务繁忙，但明瓦廊丝毫不予体衅，反而动辄上《万言书》。

这些《万言书》下笔千言，实无一物，执笔人却不以为耻，“而引以自豪”。

他从不自居国家领袖、黄埔师长，更忽略了自己的身兼蓝衣社社长，仅仅

是“我比你们年长20岁，经验上要丰富”，因此，他才善意规劝社员，“但

一再规劝，你们只当耳边风”。

这些规劝是什么呢？他简略地回顾：早在1932 年9 月，他就曾严令腾

杰、康泽，“社会（民间）所荐之人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妄招摇求借等

恶习，……应切实负责考核”（《蒋公日记》）。但明瓦廊还是贪功求大，盲

目发展人员。

因为没有听从他的规劝，贪污、腐化已经在基层渐渐滋生。何止基层？

何止贪污腐败？力行社几个月前惊爆的“李安定案”，在蒋介石看来，已足

以说明力行社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李安定是蓝衣社的福建书记。戴笠秘密瓦解“闽变”时，他得到李安

定与广东陈济棠方面有相当勾结的证据。1933 年底，李安定被扣以私贩鸦

片的罪名，在南京处决。

“一个李安定死了，又来了一个余洒度！”蒋介石的声音蓦然抬高，他

当场出示了北平蒋孝先的一份电报：“余洒度身为前共匪分子，本以为已昭

然自新，并期以华北中央化厚望。塾料贼性难改，在华北走私吗啡，牟取

暴利。已电令蒋孝先将其枪决正法！”

与吃里爬外、走私毒品相比，“党同伐异”虽然不是什么罪名，但更是

明瓦廊一直的顽疾！说到这里，蒋介石继续加重了语气。他带着一种“恨

铁不成钢”的腔调，回顾了1933 年他的多次告诫，“不要打小报告”、“不

要闹小组织”。回顾了几个月前，他甚至有些无可奈何地告诫的，“不要党

同伐异，眼光要远，要知晓水涨船高的道理”。

“……但你们幼稚、狂妄、不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剩下的，都

是脑后长反骨的，要自己当领袖的。都是昏聩的，忘记了日本是怎样欺负

我们，赤匪是怎样处心积虑要打垮我们的！……”蒋介石掷地有声地总结，

回音嗡嗡作响，甚至使会议室里的电灯不时明灭。

会议室一片寂静。蒋介石的眼睛，却似乎有些冷漠了。他环顾了一圈

屏声静息，或面如土色、或一脸深思的听众。

这个眼神震慑了会场。于是，他的声音低了下来，缓缓说到：

“几月之内，接连发生两案，君山是不适宜再当这个书记了。新的书

记人选，也不要再是同学了。是同学，就会窝里斗。……我提议由健群来

替君山。……或者，党同伐异的恶习，腐化安逸的恶习，能就此消弭？”

他似乎是自问自答。但他的眼光，已经和会议室里的几十双眼睛，一

起转移到了在角落里的刘健群身上。刘健群略显拘谨、不安，他站了起来。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刘健群做了简短的就职讲话。这个就职讲话大约

只持续了三五分钟。讲过几句“惶恐”、“精诚团结”等场面话后，他宣布

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总社“书记”一职从此改称“书记长”，以有别各分社、

支社、区社书记。力行社书记长也是同志会、复兴社的书记长，以“统制

事权”。

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接着，他宣布社址从

明瓦廊搬迁至朝天宫，各会、社、处合并办公。

朝天宫是一个恢弘大气、极其著名的明代建筑。600 年前，它是明太

祖的祭天宫殿，后来先后是过江宁学府、孔庙、南京市博物馆。力行社的

上百名工作人员，第二天就开始了搬迁工作。搬迁进行了整整一周，一个

车队被征集，一卡车一卡车地转移着桌椅、橱柜、书籍以及几万份文件档

案。一个排的宪兵被调拨到这里负责警卫。

第三个也是比较实质的一个决定，是曾扩情接替他本人，赴北平出任

华北军分会政训处主任、华北蓝衣社书记。这个决定让多数的与会者既感

到意外、又多少有些不满：娶有姨太太、且私生活有那么多“污点”的曾

扩情，怎么能担此重责呢？

但没有人发言反对，更没有人提醒刘健群这并非社务，刘健群也并不

是总政训处长。

讲话结束后，蒋介石径直起身，戴上军帽，而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

室。刘健群紧随其后，迅速又撑起了雨伞。这两个人消失后，其他人也悄

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从孤零零的贺衷寒身边走出。

不一会，会议室里又只剩下了一个贺衷寒，一个不知道如何劝慰他的

林培琛。

3、

作为“倒贺”会议的参加者之一，易德明走出明瓦廊后，一再地感到

震惊、意外。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蓝衣社一个特殊的、命运式的时刻要到

来了。至于这个时刻是什么，此时的他却不敢多想。

几十年后，在台北，他以一种冷静、超脱的态度进行总结，说这是“黄

埔毕业生在力行社的争斗所致”。

这句话仍然有“为尊者讳”的古老痕迹。但大体上却是不错的。1934

年春天淫雨连绵，贺衷寒也日渐消瘦、日渐失意。而在他孤零身影后面的，

不仅有一个日渐瘫痪的力行社，还有一个四分五裂之象终于显著的蓝衣社。

“西南派”的半独立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别动队革新江西、威

震民国后，“别动队------西南青年社------淞沪基层”这三轴力量终于成形。

它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湖南派早已有了分庭抗礼之势。

但令易德明深感震惊的，是康泽的转变。

一直以来，如同四川丰饶而苦寒的土地，康泽一直有着四川人卑微但

执拗的性情。是这个扎实刻苦、然而不显山不露水的风格，使他渐渐获得

在蓝衣社、民国的特殊地位。但随着权位的上升，康泽性情里被压抑了许

久的另一面，终于显露出来了。

此时蒋介石不过48 岁，但“蒋后接班人”的话题在力行社内早已显得

时髦。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最早是“螟蛉子”刘健群，接着

是“政治领袖”贺衷寒，但此时，许多人却把目光对准了康泽。

康泽也有志于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这个苦寒青年的这种“志气”，

过去是潜伏的，此时却以一种极端狂妄、极端草率的方式来表达。一次，

他对易德明毫不掩饰地宣称，蒋介石的能力“与我们相差不多”。

那么，蒋为什么能始终掌握权力呢？他更进一步地分析，“……但（蒋）

指导人工作的方法，非常高明；蒋氏用人，一件工作上一定要用两个，因

不放心也”。换而言之，蒋善于“分而治之”。

在康泽看来，这是蒋介石唯一比他强的地方。不如他自己的，却是“蒋

氏的头脑一天到晚都在想事，故时刻‘下条子’。但缺点在下条子后，缺乏

继续跟踪的能力。”就是说，蒋不善“抓落实”。

最让易德明目瞪口呆的还不是这些。这样没有忌惮地评价“领袖”、师

长，在力行社虽然罕见，毕竟也不是绝无仅有。但康泽紧接着公然宣称，

他自己有志于“做中国的斯大林”！

就是这次和康泽对话后，易德明感到，明瓦廊“沸腾高涨之革命精神”，

已经“渐次下降，而私人派别关系渐次发生”。

但离明瓦廊越来越远的，又何止是康泽与他的“西南派”？在易德明

的视线之外，更有另一个“小团体”，此时还相当隐秘的“浙江派”。1933

年的漫长日子，是一个刻苦、廉洁、小个子的“大将军”，人为地、接近恶

意地制造了一个“浙江派”。

“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是黄埔流传9 年的口头禅。但这个“大

将军”真的象此时蒋介石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本色的军人吗？

与贺衷寒一样，胡宗南是一个身后褒贬不一、评价纷纭的人物。围绕

他的为人、为事、为功，各种说法泾渭分明。比如，民国或官办或民办的

大小报刊，曾连篇累牍，视他为民国罕见的“清官”、能吏，其廉洁刻苦的

名声，民国无出其右。但同时，民间也悄悄地流传着他“逼父”、“害妻”

的故事，勾勒出来的，是一个天性凉薄、毫无人寰的形象。

他被称“治军严整”，凡事亲历亲行，与士卒同甘苦，有古代名将遗风；

但另一方面，除河口一役，他毕生败绩累累，被称“草包将军”、“败北将

军”。

最后，对其功业，誉者，视他为民国干城、基石，毁者，则视他为乱

国的何进、杨国忠一流……

潜伏在这样纷纭说法底下的，是贯穿胡宗南一生的勃勃野心，他的“王

霸雄图”。

早在1930 年，胡宗南的第1 师驻防开封期间，他就与冷欣、萧洒、王

天木等人，秘密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三民主义大侠团”。“大侠团”的成员

没有超过10 人，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但，它正是后来蓝衣社“浙江派”

的种子。

这颗种子缓慢但执拗地生长着。它并扭结、连带起另一颗卑微的种子，

那就是次年形成的戴笠“十人团”。唐枞、梁干乔等“自新分子”，连同“大

侠团”成员王天木都身在此列。正是在胡宗南的游说、带动下，这个大约

十五六人的，天性里都夹带着沉默、狡黠、汗水、伺机而动等官场本能的

浙江小集团，集体地投入了蓝衣社。

1932 年在励志社大会上，胡宗南没有入选蓝衣社干事会，这给他带来

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一个深谙官场黑幕的军人，他首先效法韩信、司

马懿等古代名将，扼守秦岭要地，待机而动。天水、陇东南一地，兵法记

载“据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但对胡宗南来说，这不仅是军事的“扼远近”，

也是权力的、政治的。他将身影淡出纷乱、危机四伏的南京，但他也需要

在明瓦廊找到一个政治的代言人。

选择贺衷寒还是选择戴笠？一直到1933 年，戴笠的特务处还仅仅有特

工100 余人，只是潜伏在淞沪的一个微弱力量。他要把砝码压在哪里呢？

是贺衷寒的“声望”，还是戴笠对人心世事的深刻了解，他本人的天才？

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但戴笠却极其主动地靠拢着他。“浙江派”

大将之一，曾在戴笠之后任军统局局长的唐枞，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们的谋

划：“……晚上与雨农谈话到一点钟。我对他说，第一期争领导的人太多了，

各不相上下，结果力量是不会集中的。……”

就是在这个深夜，唐枞为戴笠勾勒了一个“胡---戴联盟”的蓝图。在

蒋介石的态度表明了“湖南小团体”的大厦将倾后，联盟终于成形了。

几十年后，邓文仪谈到，“……二十二年，任蒋中正侍从秘书时，……

曾听到胡氏亲向蒋报告说社内有湖南人小组织。……”

“胡---戴联盟”形成后，胡宗南在蓝衣社内，依旧“不负实际责任”，

并且他“从不轻易与人谈到或提及复兴社这个名称，好象他并不热衷于任

何政治活动……”（肖作霖，《复兴社述略》）。但正是这种貌似的淡泊超脱，

“本色”的军人形象，使几个小团体都不戒备他，反过来拉拢他。他上下

其手，游刃有余，成了“太保中的太保”。

湖南人、“西南派”、“浙江派”之外，还有刘健群的势力。

刘健群及其“嫡系”，一贯被力行社的大部分人都视为“旁支”，但这

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抗日宣传总队”挺进华北不久，就演变为华北各军的政训主力，所

谓“安抚华北”博得了南京的一片赞誉。与此同时，北平的一个区社书记

李荷曾谈到，刘健群频繁出入在各高校，“一为吸收成员，重质不重量”，

其次是宣传抗日，“他在北大文学院大礼堂演讲过好几次，开始听讲人数很

少，但愈来愈多，后来拥挤到有人需站在窗沿上听讲”。

这些工作使刘健群在华北的学界、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名望。此外，刘

健群与张学良的众多幕僚、将领，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宋哲元，建立了极好

的私交。一些人甚至认为，正因此刘健群才得以出任书记长。

自然，这个“旁支”不能略略染指力行社，于是也就谈不上会成为分

裂的因素。要命的却是，按蒋介石的说法，刘健群出任第三任书记长，是

为了杜绝党同伐异。但他能重新凝聚力行社吗？

那些内部都倾轧不已的黄埔生会听命于这个“外来户”吗？

4、

与一年前相比，重新回到南京的刘健群，似乎老练、超脱了。他变得

非常“识趣”，以淡泊的、“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去面对纷乱的朝天宫。

他丝毫没有介入几个小团体的纷争。但这“淡泊”又未免过了头。几十年

后，肖赞育谈到，“刘氏任书记长时，甚至未告诉干事会他在南京的住处”。

《康泽自述》也写到，刘健群任职期间，频繁“往来于南京、北平之

间，以拉拢宋哲元为己任”。

于是，从明瓦廊到朝天宫，原本是为便利协调的“各会、社、处合并

办公”，一下子形同虚设了。从刘健群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朝天宫就处在

瘫痪、无人主事的状态。

是这种乱纷纷的涣散局面，才使轰动一时的民国“火并”闹剧变得不

可收拾。据说，3、4月间的一天，就是蓝衣社总社刚刚搬入朝天宫不过几

天后，任觉五就去了一趟上海。在环龙路的一个办公室里，他对自己所赏

识的肖作霖，对十年来和自己一起不断闹事、不断被学校开除、“焦不离孟”

的叶维，以及白瑜、刘炳黎等文宣学运大将，挑明了一个胆大妄为的算盘：

拿CC下手。

他以自己浓重的四川口音，不伦不类地说：

“……我们也要吃饭咯。这伙龟儿子，以为自己是秦始皇，圈一个城

墙就是自家的地盘了。……我们是校长的嫡子，这些杂种不过是私生子，

不说私生子，也是他娘的吃祖宗饭的。南京轮不上他们说话。……管他什

么家、什么党，犯着这里的，就统统要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