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继续讨论：如果不能取消高考，那如何改革高考？ -- 晨枫

当然不满意的人肯定很多，但不能解决的问题非要逼着它解决，就会是这么个结局，呵呵

考试是否能准确衡量学生这几门课的的能力不谈，如果一个学生发明了把太湖蓝藻转化为生物柴油的方法，或者一手组建了本社区的青少年敬老养老服务组，但高考成绩一般，除了特事特办，几乎没有可能得到承认，而作为优秀学生录取。中国学生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部分考不考？”高考是整个中国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中国基础教育成了这个样子，高考难道没有责任吗？更糟的是，现在这个趋势有向大学蔓延的苗头，考研成了大学生的高考。如果就职也有考试的话，还会继续蔓延。到头来，除了擅长考试，这些学生还能做什么？我们的教育就是培养考试机器吗？考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需要改变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尽管已经大大改变）。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如何公平的分配资源(过程的公平性，而非结果的公平性，因为后者，严格来说是做不到的)，不能量化的指标注定招致广泛的非议。高考的现状，千不好万不好，毕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关于学生发明创造能力，社会活动的例子。恐怕有人要反过来说：我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学习了，没时间研究蓝藻，他有本事跟我考一样的分，再把蓝藻研究明白了~

如果量化公益活动，大约学生们会一窝蜂的发着牢骚攒够公益活动小时数吧。无非是，高考指挥棒稍微改变方向而已。不过这么改恐怕还不如考几道“偏题怪题”合适。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人情”这个东西，在中国，制度上不能给他任何机会，否则肯定惨死。你说，研究蓝藻，值100分还是50分？如何证明是该学生自己研究的，不是父母亲友代办，孩子坐享其成？

教育/就业资源不充分供给，在考试制度自身上，无法寻求最优解。无论如何精心设计考试，都被竞争挤成“类高考状态”。看看外国引进的托福，雅思等等，都无法改变我国学生考试机器的形态，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需要做两个事情。

第一，严格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消灭“野鸡大学”，要说绝对的招生数，现在可也不算少了，就是算不得“正经”大学生的那部分太多。

第二，加强职业教育，制定更加详细的最低工资标准，包括抬高高学位者最低工资，以改善高级技术工人的待遇，减少“高学历当低学历用”的不正常就业压力，进而改变“上大学是唯一出路”的传统观念。

是啊．

独木桥的问题应该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对于一般认为“合格”的考生，上大学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上“好”大学才是问题。这和国外的情况没有本质的不同，在这里人人能上的是社区学院，正规大学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通常高中毕业班中不超过30%能上正规大学。

量化公益劳动肯定也有它的问题，但比完全忽略育人的问题还是一个进步。

蓝藻问题比较麻烦，如果是别人代研的，这有一个学术道德的问题，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更需要在育人的方面抓紧。否则只要抓不住，或者有心存侥幸的机会，就作弊，这样的高分生还是不要的好。换句话说，如果高考分数过线了，但没有到顶级录取线，但真家伙的独立研究能力通过蓝藻研究体现出来了，这样的考生究竟应该优先录取呢，还是为更高分数但只会把书上的答案搬到考卷上的搬运工让路呢？

教育、就业资源永远不可能充分供给的，世界上现在没有这样的地方，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人们的胃口永远是在不断提高的。这不是不改革考试机器的理由。

消灭野鸡大学，这个事情很难。什么是野鸡大学？翻开电话本，我这个小地方的周围都有好几个“大学”，Alberta省一共300多万人，自称大学或学院的至少20个。谁是野鸡，谁是不野鸡？中国也一样。这个东西是市场供需，只有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上大学也和买东西一样，要看清了货才买。不看就买，上当了怨谁呢？

加强职业教育是绝对应该的，中国缺乏大量的有中级技能的技工（包括农业技工）。但最低工资标准不是为他们定的，更不是为高级技术人员或大学毕业生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保障所有人最低生活水平的措施，清洁工、饭店跑堂、体力劳工，这些在工资上容易受到盘剥的人才是保护的对象。高学历的人找不到高工资的工作，要么你学的东西社会不需要，要么你的实际能力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应了一句话：点背不能怨政府。

高等教育学而无用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这里有高中阶段的升学指导问题，有大学的专业设置问题，也有“只要上了大学就行”的跳龙门问题，说到底是学生本人的期望和社会的需要脱节的问题，不能挂到高考改革上来。

这样岂不河南的300分不等于江西的300分了吗？

教育资源充分供给，不是简单的入学率达到XXX。如果不入大学没有好前途，入了三流大学同样没有好前途，不考研仍然没有合适的工作，那么本科招生再多也不能称之为充分。所以后边我跟了职业教育这个问题。没有这一块保证，单纯扩招扩招再扩招，终究只是暂时掩盖问题。表现就是本科生无用化，考研高考化。

题外话：扩招，决策者那边给我的感觉是，"时下矛盾掩盖过去，是我的“政绩”，等他们毕业找不着工作，我都退休了，管他身后洪水滔天"

中国本科生教育，最近几年质量下滑很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举例子说，原来20个学生，4台仪器，实验课5人一台大家轮流动手。现在60个学生，年久失修还坏了一台仪器，实验课20人一台，于是改为老师演示一下大家看看就好了。再比如说，如今大学生的毕业设计经费，比十年前的师兄，能差2个数量级，这大概说出去都没人敢信了！但，这是事实。

很多原来的大专，并入大学，三流学校并入一流学校，都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和毕业证的含金量。试问，一夜之间，那么多的学校，办学条件都能明显改观吗？更加可怕的是，最近几年民办高校非法招生，招生欺诈，毕业了拿不到国家承认的学位，学生造反……这类事件已经不新鲜了。

很多大学，包括国家重点大学，新建院系专业，都挑热门的建立，以利于招生。就因为顶着好名头，首次招生人数就数倍于有数十年历史的老牌“冷”专业。说实话，那些学生的前提是令人担忧的。

如果教育部真的想做点工作，我想，在大学的评定，教育质量的底线上下点功夫，远比推进什么“集体舞”有意义。

关于素质教育，我认为，拿高考指挥棒逼学生公益劳动，只能使学生对公益劳动产生抵触情绪

现在头脑不太清醒，想到哪说到哪，没条理，见谅

一流大学和三流大学是一个难题，但这好比红花和绿叶，除了完全国家控制和精英教育的情况，只有一流大学而没有三流大学的事情是没有的。在市场经济、容许私人或机构自办学校的情况下，不让三流大学出现也是不现实的。在北美，所谓recognized universities不是教育部制定的，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中国现在涌现出很多新的大学，质量肯定参差不齐，只能希望大浪淘沙，出来一些真正好的。但大浪哪里来？从社会来。那些新院校、新专业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质量，时间会淘汰他们。对于“上当”的学生，这比较残酷，他们也成了牺牲品，但他们不是被逼进这些学校的，进去之前不做调查研究，对风险和前景一无所知，他们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

一流大学的教学质量下降，这是令人担忧的事情。恐怕这里面不仅有教育经费的问题，还有教育体制的问题。比如中国大学养了那么多实验室工作人员，那么多专职助教带实验、批作业，是不是可以考虑像西方一样，部分由“廉价劳动力”研究生来做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岗位替换问题。专职的实验室人员不可能永远在实验室做下去，他们也要升职称，加工资，但实际上未必有这样的位置给他们升上去，也未必有这个经费给他们加工资，于是扩大招生成了解决内部就业、晋升的途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有研究生担负相当部分的这种“没有晋升前景”的工作，一方面为研究生提供一些实际工作经验，同时也有一些按劳而获的收入（现在还有“研究生工资”这一说吗？，20多年前硕士“工资”和大学毕业生第一年工资相当），同时避免了晋升和加工资的负担。国外公司“低档”工作大量外包也是这个意思。中国是不是可以考虑呢？

教育部做大学评定，想法是好的，实施中必定出问题。是评名次呢，还是评及格线？评名次的问题就不多说了，就是评及格线，按什么标准呢？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要求，那还不得弄出一本1000页的“高校评比标准”？

教育部倒是可以公布统计数字，比如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新生录取分数线，毕业生在第一年内找到工作的比率，等等，定期公布，供全国人民自己比较。民间的自由度大一点，全国性的杂志、报纸可以在每年高考前夕公布更纤细的数字。加拿大的McLean和美国的USA Today都作这事，有很多争议，但也有很多参考价值。中国的事情比较敏感，《人民日报》做这个事太敏感，但《中国青年报》之类的自由度就大一点，或者由《南风窗》之类前卫一点刊物出面。

至于公益劳动，如果学生有抵触情绪，那更要做，一直做到他们没了脾气。学生难到喜欢高考？

高考就是一种排序方法，校方/政府在通过各种方法想要获得考生的真实信息/或者最接近的信息。

诚然，道德比知识来说，更为重要，但是从现在的体制来说，社会公益的评分更加容易作假，给老师送礼，给学校赞助，给居委会通路子，不一而足。

如果大学录取就是以此为参考标准，肯定又会有新的舞弊行为出现。现今的高考控制的那么严，都有作弊的行为，实在难以想像如果以道德/社会公益活动为标准之后的可能产生的情况。

下次谈谈如何面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如果这是一条必走之路，那就要想出对付的办法。高考分数舞弊的处理是怎样的？那社会公益舞弊同样处理。仅仅因为有可能出现舞弊就不做，那中国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信用卡、支票、商务合同，这些东西舞弊没有可能吗？后果不严重吗？是不是就因此不做了呢？当然不能。

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晨大的想法是好的，但一切的一切在中国都会变味，用一句韩少功的话说，龙种总是在中国收获现实的跳蚤。

高考是有弊端，但是当前情况下，没有高考，很难无法保证公平。即使在如此严格的高考招生政策下，尚还有各种招生内幕时有发生。如果赋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不知道会黑到那种地步。在我看来，高分低能至少比背景和关系更公平。

实际上，这完全是资源不足造成的。西方国家，即使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基本上也能找个体力劳动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收入也不低)买个小房子(或者)租房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在中国，上大学和高中毕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差异太大(指都是给人打工那种，不比较有自己Business那种，因为那与学历没有太大联系)。

现在的大学，宽进严出都很难实现：大学里每学期的考试之后，说情的人是络绎不绝啊。除了严格的量化指标，还有什么办法保证招生的公平？

各省分别出题的目的不是保证省际机会均等，而是取消统一标准，让你没得比较。采用不同的标准，各省没有机会直接比较，从而减少面上的机会不均等。

我上大学时，全国统一高考，所以很容易比较各地的高考分数。北京同学的分数在我省连省专科线都上不了。青海同学却说，那年青海的高考成绩首次超过300分。那时，各学校在各省的招生指标都是预先定好的，怎么定不知道，学校可以自行调配(当年我校在广东的指标不少，结果只招来一个，大二时就退学回广东经商去了)。那个时候，经常有学生上高中，把户口迁到新疆，青海等地参加高考，考好大学。现在更绝，前两天看文学城的新闻，有人甚至买泰国的国籍(当然是在内地上学)，作为华侨回国参加高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好学校(国家对华侨也有照顾)。所以，以前是考生只在省内竞争，现在各省自己命题后，还是省内竞争，实质一样。听说，山东更厉害，招生指标都细分配到县一级。

如果没有适应，就没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没有改革，就没有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今天“中国崛起”的话题。过于强调一个而忽略另一个，恐怕都不是好事。像山西的黑窑，这是现实，要改很难，但不改行吗？不行，有多大困难都得改！这不是杀几个杀鸡儆猴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但也是一个必须改的问题。高考也是一样，事关国运，长此以往，国运堪忧。

好像不是按该省占全国人口比例定的，要这样的话，北大、清华就没有几个北京学生了。如果不是按人口比例，那还是有天然的不公平问题，还是有“xx省的前1%才相当于北京的前1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