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3015年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吗？ -- 万年看客

汹涌的人潮涌进了什么地方？在我这一代人少年时的梦想中，我们应该去现代化的城市享受精彩人生。但实际上，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的角度说。我们来到的地方都是都市的边缘，或者说梦想的边缘。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大多数的工薪阶层都会首先考虑城市的外围。即便我们每天走在漂亮的马路上，穿过繁华的商业区，但90%的生活依然是公司到合租房的两点一线，以及周末早上一个长长的懒觉。每到年节，我们的首选不是在城市参与欢庆，而是穿越地平线回到家乡看望父母，和旧友重聚，然后再匆匆道别回去上班。我们向老朋友聊都市怪谈，向新朋友吹嘘家乡的美好，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和两者都没有关系。我们想去的地方，无论是被记忆美化的故乡还是远方的美景，往往只存在于电脑或手机的图片夹里。

再过几十年，如果有人让我画出这个时代的典型生活，以我有限的美术水平，我会用三个图形来总结我和朋友们过去的十五年：高楼林立的都市、地平线上的田野、一部普通的台式电脑。如果让我拍一张照片来代替绘画，我觉得陈行公路上的夜景就很合适——左边是灯火辉煌的都市，右边的夜色遮住了工业区和田野，中间是寒风中的网吧霓虹灯招牌。

用这样的形象来描述21世纪的前15年，我并不是打算描绘一个黯淡的年代，相反，我认为这15年是中国有史以来年轻人最精彩的15年。之所以我们在都市的边缘觉得失落，只是因为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被卷入了动荡的工业社会，开始思考自己的梦想，发现梦想和现实的差距——根据我的回忆，这个资格在上一代人中还是一种特权。

比如说：每逢年节就在工作地点和家乡之间辗转，频频向朋友抱怨生活压力大、上升空间小……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不是到了21世纪才熟悉的。十几岁的时候我生活在矿区，矿工大多是周围几个县的农村出身。每逢年节，离开矿区的汽车上总是满载，就连货车的车厢上也都是人。“一票难求”的情况比今天的春运还要严重。

父母坚持要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我这种在矿区长大的孩子希望留在矿区和同龄人度过假期，但从来拗不过父母。最近几年我也屡屡看到打工者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不适应农村环境，不愿回老家过年的新闻。今天许多城市夫妻年年都要讨论的“过年回谁家”问题，80年代我就在邻居中有所耳闻。那时偶尔在饭桌上听父辈和同事聊天，言语中抱怨的话题，如生活单调、文娱活动少、和学历更高的年轻人竞争提干机会、羡慕美国人过的多么潇洒等等，换一个生活背景就可以直接发到今天的网络社区，还会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再往前说，民国年间在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苦恼。1919年鲁迅打算从北京回绍兴老家过年，一路上打（人力）车四次，雇轿一次，换四趟火车，轮渡过长江一次，坐船一天，在旅馆等车两次共三天，前后一周才到达家乡。几十年后的中学课本上，我们还能读到鲁迅在“春运”路上的心情：【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1924）】

1919年的鲁迅毕竟已经是个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相对社会地位接近于现在的院士）。同期的上海白领，此时还在担心如何用每月十块大洋租一间七八平米的亭子间。以至于30年代的上海45%的女性只生一个孩子或者干脆绝育，上海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生育率低于死亡率的城市——没房子就养不起孩子。这和几十年后的《蜗居》何其相似。可见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化社会，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夹缝就是件烦恼事。

所以我在陈行公路的灯火中“嗅到”了熟悉的生活气氛。100年多来的中国，摆脱传统社会的年轻人大多生活在类似的环境，无论是旧上海的弄堂、老国企的家属院，还是21世纪的长三角工业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很悲惨。相反，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是他们在现实中能找到最能安放自己青春的位置。民国的底层小知识分子宁愿冒死投共也不回家务农，70年代农村一个招工名额可以引发比奥运会更激烈的竞争。至于21世纪的打工者，无论把回忆中的故乡修饰的多么美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在都市边缘坚持下去。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年轻人争到了比原来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还牢骚满腹，为什么还要怀旧？因为他们的梦想比现实更大。就在现代化社会在中国扩张的同时，现代生活的梦想伴随着教育普及，扩张的比现代化社会更快。尤其是新中国65年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扩招”的历史。

1951年到1956年，小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57年到1968年，初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71年到1976年，高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2001年到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2015年，预计将有749万大学毕业生，50万人获得硕士学位，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

每个从学校走出来的年轻人都抱着一步跨入现代社会的梦想。但“现代生活”的标准也始终在不断提高，像驴子前面挂着的胡萝卜那样，驱使每个年轻人拼命奔跑。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强劲的动力。

理想总是远远超出现实。“溢出”的那部分理想只能到文艺作品中去实现。所以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总是在这些“边缘地带”产生。当年的上海如此、80-90年代的知青群体如此，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没理由会例外。考虑到人口总量和互联网这个新型传播工具的助力，我可以预计今后一代人会出现一个空前的文化繁荣时期，会迅速出现一批能和《梁祝》相提并论的作品，以及和鲁迅并肩走进历史的大师。至于目前上海等城市想打造的那种稳定中产阶级社区，无论成功与否，我估计都不会在文化史上留下什么痕迹。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中产阶级社会缺乏内聚力和创造力，非常容易被经济转型或产业升级击溃，像80年代-90年代中期的国企社区那样，成为昙花一现的漂亮泡沫。

那么问题来了，我预言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数亿年轻人将在今后一代人创造伟大文化。那么这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在哪呢？

我想，这个序幕应该就是今天的互联网文化。正如前面的讨论，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社会文化繁荣的特征是大众文化和原来的高雅文化结合。对于互联网适合“大众”这一点，一般没什么异议。但对于互联网继承传统，发扬高雅文化这个特征，恐怕很多人会不认同。因为在一般的概念中，互联网就是一个俚俗之地，从来和高雅文化、严肃学术讨论不挨边。

没错，互联网中谣言、垃圾内容、纯打发时间的游戏、低俗文化产品的数量超过历史上所有时代之和。这和它的低传播成本和无政府主义结构有关系，如果在一个无秩序的大厅里给每个人一个扩音器，大厅很快也会陷入一片无意义的嘈杂。但反过来说，每个人都有资格发言，每个人也都能看到第三方的发言，这意味着互联网筛选内容的能力也是世界最强的。一旦有效地引入交互性，而不仅仅是利用互联网的低传播成本，互联网很快就能以神一样的速度完成大海捞针的任务，从无数垃圾中筛选优秀内容。

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人类的精神需求远不止于消费低俗文化和听八卦谣言，一旦人们在互联网上发现有意思且能满足高级精神需求的区域，全世界或至少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会迅速汇集起来，在特定的区域内消灭无政府主义，像现实世界那样制造文化产品。而且无论互联网多么商业化，总会有大量的义务用户来添加内容。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一个两个爱好者也许敌不过专业人员，但千百万人爱好者的力量汇聚起来，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洪流。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网络百科全书和搜索引擎，比如维基百科、谷歌、百度。我全家5口人，上至我63岁的母亲，下至我8岁的儿子，几乎所有人在遇到未知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重要选项——“让我上网搜一搜”。而在30年前，我家的这个任务是由一本缩印本《辞海》来承担的。这本辞海是上海文化辉煌期的产物，自1915年起由上海中华书局聘请名家主编，建国后又由中央点名，由陈望道、夏征农等人主持，动员数千名专家不断更新版本，这才有了几百万字的基本百科全书，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书架上最重要的典籍。然而，整本《辞海》不过是维基百科不到一周的新增内容而已。考虑到图像、动画包含的信息量，恐怕一本《辞海》只相当于维基百科一两天的更新。这就是互联网的威力。

除了维基百科这样的重要信息中心，互联网上还有无数的信息节点，把各种另类的爱好组合成各种你想得到或者想不到的文化产品。断代史、战争史、第三世界国家研究这些小众人文科目，原本每年全靠几十个毕业生续命，随便研究一个方向就能自称专家。现在信手一搜，几乎每天都有严肃的互联网讨论出现，每隔几周就会有认真的爱好者发掘出新的亮点，淘汰那些为了混饭吃的职业“研究者”是迟早的事情。

就算是大众产品，互联网产品也早已超越了原来的主流文化产业。大多数新一代中国人熟悉的“字幕组”，翻译的信达雅程度绝不输于当年的上海译制片厂，创意和幽默感还有所过之。它的活力也在于开放性和义务劳动。各个网络书站的排行榜上，拥有数十万忠实读者的作家比比皆是，以至于作协里那些垂死的老汉拒绝相信这种书籍的存在。至于互联网上每天都产生的无数笑话段子、视频弹幕里每天都出现的创意吐槽，不仅仅养活了几万个营销账号和段子手，甚至还延伸到现实娱乐界。上至春节晚会，下至郭德纲、周立波，如果不去抄袭网络语言和网络笑话，几乎都已经丧失了取悦观众的能力。如果这样的文化创作能力还算不得文化繁荣，那现在的互联网之外只能算是文化沙漠了。

当然，不可否认互联网文化还没有打动所有的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定互联网的标志就是混乱和低俗。这种人一般年纪较大，是互联网的新用户，微信可能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交互性媒体。他们和年龄相似的朋友们笨手笨脚地使用互联网，像得到一个喇叭的孩童那样玩弄它，转载自己看到任何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结果就是他们会在朋友圈里看到无数的垃圾内容，只能放下手机，回到互联网之外去欣赏“主流”文化产品。这就是典型的只看到互联网的传播作用，无法有效利用互联网交互作用的案例。

但人类终究是要转向互联网的。我和我的父辈们只能算是互联网世界的“移民”。95后一代才是互联网世界的“土著”——他们从会说话起就生活在一个被互联网改变的世界。等到移民慢慢适应互联网世界，土著渐渐增多，互联网世界的嘈杂声必然会逐渐放低，基于网络社区的文化生产效率则会有十倍百倍的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年轻人拥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太快，以至于100年来从未出现过稳定的阶层分隔，也从未给年轻人提供过稳定的精神家园，这种不安定感既驱赶着中国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也迫使中国年轻人尽快转向互联网世界创建精神世界。

我曾经请编辑部里各个语种的翻译去寻找各国的网络社区，希望能找到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世界的“天涯社区”的精华内容。结果发现，海外网络社区的内容创作能力明显低于中国。在类似的时政事件讨论中，许多外国社区的讨论让我恍如回到了2003年之前的早期中文bbs。即便考虑到中国网民数量多于任何单一国家，我依然能感受到中国网民领先世界的讨论热情和资料搜集能力。这就是中国快速工业化阶段社会结构的文化副产品，也是我对下一代中国文化的信心所在。陈行公路的廉价网吧里或许有95%的人都在玩游戏，但在几十年内，我们一定会见到一大批从网吧得到文化启蒙的艺术大师走进全人类的史书。

一个文明城市的“衰落”总是让人感伤的。拥有古代世界最大图书馆的亚历山大城被基督徒和穆斯林反复交替破坏，让看不懂纸草书的我也觉得万分可惜。但在某些情况下，文明的衰亡反而会带来更大范围的进步。

比如说随着赫梯帝国的崩溃，世界上第一个在法典中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文明消亡了，对西亚部分地区来说不是好消息。但对于其他文明来说，这意味着冶铁技术不再由赫梯王室垄断，青欧亚大陆居民得到了更廉价、矿藏分布更广泛的新金属。很快，每个地区都能开发自己的铁矿，每个村子都能修理自己的农具。即便贵族不开放珍贵的铜矿山，不提供长途贸易而来的锡和铅，农民也能维持基本的耕作。从此，青铜贵族城邦的时代开始消逝，平民的时代逐渐到来。虽然这个“平民”时代仅仅意味着在王权下种地纳税的新选择，但和依附于贵族当部曲相比，显然是了不起的时代进步。从不列颠岛到中国东海，每个自耕农都应该庆幸赫梯帝国灭亡的如此之速。

赫梯帝国灭亡和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文明要素的传播性。亚历山大图书馆毁灭的时候，世上还没有U盘、扫描仪，甚至连活字印刷术都没有，所以图书像垃圾一样被丢出门是文化成果的永久性损失。赫梯帝国灭亡，但世界上到处都有铁矿，冶铁工匠有脚有口，跑到任何一个文明地区都可以批量制造铁器，所以这是文明的进步。

上海文化的“衰落”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上海文化领跑全国，原因其一是是率先出现的现代工业社会，二是在政治、经济和生活空间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平民化、平民知识分子化，成功地结合了大众文化和高雅艺术。上海文化“衰落”后，这两个条件是否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消失了呢？

显然没有。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其他地方以更快的速度工业化，上海才失去了垄断工业化社会的资格；正是因为整个长三角变成发达工业化地区，上海才有资格在工业外移的同时重建东部中心城市地位。

在上海文化开始引领全国的时候，地平线上一片混凝土建筑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无法想象的奇迹。在外地人看来，上海1951年兴建的曹杨新村（中国第一个楼房化工人新村）与1959年落成的“闵行一条街”（中国第一个工业卫星城的核心建筑群）代表的生活方式一度是共产主义或是天堂的代名词。但是，仅仅一代人之后，中国已经有无数个乡村可以遥望田垄尽头的本地“奇迹”了。

60年代初的“闵行一条街”

80年代的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大山里的矿区小镇，总觉得自己住在被遗忘的角落。有一天，矿区的小广场上出现了一辆手推车。一个中年农民推着一个小脚老妇来晒太阳。有人问来意，农民说家在山那边更偏僻的村子里，母亲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山谷。现在老了，快走不动了，听说这边的山沟里出现了一个“大地方”，让儿子带自己来“开开眼”，死而无憾。这时我才发现，对于许多同时代的中国人和几乎全部的上一代人来说，我身边这百十座水泥建筑、几十辆汽车原来是人间的奇迹。周围的农民第一次踏上矿区马路的时候，心中的敬畏和向往恐怕要远远超过我第一次到上海外滩的心情。

这几千个类似的“奇迹”中，工厂在生产改变农业社会的财富，学校努力培养视野远远超出“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年轻人。贫困绝望的中国农业社会从此知道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几亿中国人开始产生了创造和消费新文化的能力。前几天我开车带全家出门，偶然把收音机拧到了中央广播电台，收音机传出纤细的童音：“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母亲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感慨万千：“快60年了，这节目还在播啊……小时候在农村，这一整天就等着孙敬修讲故事”。除了我母亲，相信中国还有几亿人对广播走进农村的时刻记忆犹新。五六十年代，当有线喇叭里传出的音乐第一次在乡村回荡，对于听众来说是和1923年上海市民收听本地第一个无线电台同样重大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内地文化现代化、“上海化”的开端。

工业化的进程并不是全国齐头并进，而是几千个城市、工矿区、国有农场率先采用了先进生产方式，实现了工业化的生产效率，有能力向劳动者支付远高于农民收入的报酬，提供比农村丰富十倍的文化生活，以此吸引最优秀的青年去从事工业。很快，工业城市就招到了足够的人手，后知后觉的农村青年只能等待每年新增的位置，工业化社会出现了新的的阶层差别。

几千个工矿区就意味着至少几千条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的边界，每天都有无数中国人在边界上来来往往。上千万农民被招工进城，几百万城市过剩人口去支援农业生产，上亿的年轻人进入解放军这个“大熔炉、大学校”，去离家几千里的地方服役再带回自己的见闻。在在城乡之间、在工人和干部身份之间、在县城和大城市之间，在退伍和提干之间，新一代年轻人努力寻找自己的未来。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不仅仅是理想，还有掩饰不住的野心，但对于新兴的工业化社会来说，这两者的区别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

不过，教育的扩张远超过体面职位的扩张。1957年的中学毕业生刚刚达到100万，1972年中学毕业生就超过了1000万。15年间，城市扩容的速度显然不会扩大10倍。对于这些受过新式教育，在广播里了解了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说，看到地平线上那个“奇迹”很容易，走进去也不算难，但真要让它属于自己，分享它代表的现代化生活，就必须和所有同龄人进行激烈的竞争，争夺有限的名额。不难想象，30年代闯上海的青年学生、60年代内地农村的中学生，思考未来时的心态会非常相似。这样的社会结构能够激发大上海文艺界的创造力，也能给中国内地带来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年代。

而最高领导人似乎觉得社会结构的动荡还不够，随时有阶层固化、失去活力的可能性，于是各种增加“混乱”的政策不断推出。比如知青下乡，直接否认了第一代工业社会人口“世袭”这一身份的合法性，把几千万城市中学生派到农村，和接近一亿农村中学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工业化社会职位。比如大串连，全国中学生都得到了最廉价旅游的机会，无论你来自农村还是牧区，现在都可以沿着铁路线去看看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体会最先进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国家级大三线建设、省级小三线建设、全国组建12个生产建设兵团、上百万干部到五七干校轮训……工业化社会和农业社会之间本来还算清晰的几千条“边界”因此变成几万、几十万条，让越来越多的青年觉得自己有机会得到更接近现代生活的位置。中国年轻人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因此东奔西走，获得了远远超出家乡生活和自身阶层的阅历和耐性。中国内地的工业社会文化就在这一片喧嚣中缓缓升起。

等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上海等地的知青涌回大城市，生产建设兵团大多解散，工人子女接班上岗，企业可以自主发奖金，分房子，内迁工程师纷纷回到东部养老。社会阶层似乎暂时“安定”了下来，但中国已经不再是50年代那个田园风光的中国了。回城知青书写伤痕文学，却没意识到文笔和阅历都源于自己痛恨的年代。许多记者开始有能力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其中优秀的作品甚至能改变国家政策，看一下作者简历，可以发现这些记者理解社会的能力多半和当年当基层宣传干事的履历相关。路遥从农村走到城市再回到农村，习近平从城市走到农村再回到城市，中国当代的上层建筑正是这些“折腾过”的年轻人打造的。几十年后，十八大召开，七名中央常委竟包含四名下乡知青和一个下乡锻炼过的宣传干事。作为从文盲社会里走出来的第一代中国知识青年，这些人的成绩相当不错。上海的相对“衰落”足以佐证他们的成功。

八十年代，已形成的工业社区进入了暂时平静时期。但中国没有停下来。化肥、水利和电泵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继续增加农业劳动力已经不会带来明显的效益，而年轻人已经都读过书，都知道在乡村之外还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应该抓住一切机会走出去。于是中国出现了空前惨烈的高考竞争、打工潮和春运。又过了十几年，那些“平静”的国企社区终于耗尽了活力，轰然解体，打工潮中又多了几千万下岗工人和国企子弟，和农民工、大学生一起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就在那几年，我听过了一首被广为传唱的“城市民谣”。歌词到今天还记得：

【春天就匆匆的奔向北，秋天又慢慢走向南。

快也是千山和万水，慢也是万水和千山。

沿着一条乡村到城市的路，看到一片光明和飞扬的土。

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出了很远，回头再也不见家的炊烟。】

【清晨出现在大道边，黄昏又消失在汽车站。

看着那些忙碌的人们，我不知他们要不要指引。

见惯了我这样的年轻人，走啊走啊听下来那么伤心。

这个曾是他们想要改变的世界，成了他们不可缺的一部分。】

【每座山的每个水的每条路上，又是哭又是笑的每个地方。

人们挤在心爱的每个城市，牛也肥，花也香，每个村庄。

每座山的每个水的每条路上，又是哭又是笑的每个地方。

人们挤在心爱的每个城市，牛也肥，花也香，每个村庄。】

【一朝河西的春夜短，一朝河东的泪人欢。

千辛万苦的进了城，才知道住城的艰难。

男人的手里握住女人的手，孤单单的脚印变成两串。

渐渐悟出很微妙的感情的事，不是爱和不爱那么简单。】

【水泊梁山的梦已醒，笑傲江湖的曲未终。

再来一个春天一个冬，再来一片笑语和欢声。

走不完这乡村到城市的路，离不开这思乡的人和路。

我该属于故乡还是前面的灯光，为何这条路会是那么那么长。】

【每座山的每个水的每条路上，又是哭又是笑的每个地方。

人们挤在心爱的每个城市，牛也肥，花也香，每个村庄。

每座山的每个水的每条路上，又是哭又是笑的每个地方。

人们挤在心爱的每个城市，牛也肥，花也香，每个村庄。】

——黄群、黄众兄弟 1994年

2012年再返回上海工作。我发现上海的市容在十年内有了明显提升。灰色的老城区不是被改建就是修饰一新，至少也能包装上“经典里弄”的外壳等高价拆迁。曾经蒸汽火车轰鸣、杂草丛生的衰败工厂变成了工业遗产公园或是大学，和高档楼盘隔着绿地遥遥相对。外围的工人新村原本环绕着“粗犷”的下水道和人行道，时不时还会露出泥地，雨天见到公交车开来就要赶快把伞放平，阻挡飞溅的泥水。现在这些住宅区也和徐汇、静安的老租界街区一样拥有了精致的街道和绿化，比北京的类似地区要整洁的多，人少时竟然能看出幽静的气氛。郊区的几个副中心的确缺乏特色，但每一个都足以抵过内地中等城市的核心城区。外地人来到上海，虽然不会像几十年前有赞叹乃至“朝圣”之感，但只要体会到到上海核心区的面积和基础设施质量，往往还会感慨：“大上海就是大上海”或者“一线城市就是不一样”。

上海能重新巩固超一线城市的地位。原因在于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的全面工业化。80年代珠江流域得到优惠政策又得到发展先机，从消费品工业开始，发展了一批外向型工业，所以能抢了上海的“风头”，把珠江口的广东深圳推进了准一线城市的地位。但中国最“踏实”的工业基础和最低廉的水陆联运物流网仍在长三角地区，这个格局依然没有改变。等到90年代后期长三角流域得到同等竞争的机会，上海和周边城市迅速打造了一片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未出现过的发达工业区。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1/3工业集中在长江三角洲。2014年，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就创造了10万亿GDP，相当于2001全国总产值。

长三角核心区示意图

在长三角的这一轮工业爆发中，上海虽然依然是最大的工业（增加值）城市，但已经不复当年“比你们加起来都强”的垄断地位。实际上，紧靠上海的苏州工业增加值已经即将超过上海。但工业社会不能只有工厂和居民区，还需要发达的商业区、可靠的金融中心、水陆空联运的国际交通枢纽、高端的研发、培训机构。这些设施由市县级的地方政府来配套，未免有点勉为其难。于是，在工业区遍布长三角的同时，上海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这个世界最大工业区的核心。或者说，在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的支持下，整个长三角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古未有的超级城市，除了南京、杭州之外，其他原来的“市”只是为工业区配套的副中心，上海则是整个长三角的“真”市中心。

这个转变直接影响了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风貌。1999年的时候，从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俯瞰上海，浦江两岸除了外滩一段，都是塔吊林立，码头连绵不断，沿着黄浦江伸向天际线。码头和塔吊后面是无数的工厂。21世纪的最初几年，我在杨浦区市政单位实习，工作时经常会听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那是上钢集团的各个钢铁厂在拆除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大烟囱，把工厂改为商业区。现在再到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上往下看，稀稀拉拉几处颜色鲜艳的塔吊都是工业遗址公园的景点。要想再看到大片的重工业厂区，没有一幅好望远镜是做不到了。

与之对应，2007年之前我一直在苏州修路，眼看着这个江南小城从鱼米之乡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但是，就在苏州GDP和财政收入已经和中西部的省级单位相当的同时，苏州并没有出现省会级的商业区，甚至不比内地比较发达的地级市强多少。走遍整个市区，也就是石路和观前街两处从清朝留下来的购物街，步行20分钟就能穿越整个苏州的繁华商圈。市区两侧还有人均GDP数万美元的工业园区和高新开发区，成片商业区也只存在于几个十字路口。这些“缺失”的商业和高端服务业去哪了？显然是近在咫尺的上海。

长三角的全面工业化造就了上海的新一轮繁荣。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事实。上海并未因此复兴自己的文化地位，在影视、出版、音乐等方面无法创作出全国风行的文化产品，全面被北京压制，甚至无法对普通的东部省会城市构成明显优势。这说明，上海的文化“衰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当年的上海为何成为全国文化旗手？除了工商业发达之外，同等重要的原因是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走出自己的阶层与生活空间，和来自整个中国的平民生活、平民文化结合，所以能创造出兼顾艺术性和大众传播的伟大作品。今天的上海，把工业区抛到了远郊和整个长三角，用数万元一平米的房价区分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空间，用学区房的溢价从小学就开始划分社会集团，自然不复当年的创造力，无法和行政中心北京再比文化。

当然，也不是整个上海完成了生活空间与阶层的划分。城区外围的工业区既雇佣外地廉价劳动力，也要雇佣白领工程师。这些地方往往还没出现现代化住宅小区，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很不清晰，不同阶层不得不混居在私造的建筑群里。在这种地方——比如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陈行公路——我还能看到儿童在现代化大厦与菜地之间奔跑，看到不同阶层的人走进同样的杂货铺和理发店。这正是当年上海文化辉煌期的气氛，所以我前面说陈行公路的灯火“很熟悉”。

把当年的大上海和今天的城郊结合部相提并论，很多人可能觉得辱没了当年的上海文化。但从城市面貌来说，说当年的上海是今天的城郊结合部，还真是很客观的评价。程乃珊女士在《上海先生》书中记述：【1950年初，上海市区范围远比今日小得多，浦东一片空白，虹口公园以北、中山公园定西路以西已渐冷落；今宛平南路那时叫谨记路，只是一条两车道的煤屑路，中间东西横贯一条也是煤屑铺就的斜土路，及目四顾一片蔬菜地，一眼可以望到徐家汇；大木桥、小木桥一带小河浜纵横，夏日夜晚蛙声咯咯，萤火点点；南市民居和今日朱家角、周庄老街所见并无二致……】

文中提到的定西路、宛平路、大木桥路，如今都是房价四五万元的核心市区。当时的景象说是城乡结合部都勉强。现在上海房价超过七八万元的街道，如华山路、衡山路，很多在七十年代还有机械厂日夜轰鸣。复旦、同济、交大等学校的本部校区，要么出门就是菜地，要么步行十几分钟就能走到尘土飞扬的乡间公路上。外滩景区是上海都市文化的标志，但直到80年代，游客还经常能看到烧煤的蒸汽船甚至帆船缓缓驶过。当然，我描述这些景象，不是想鄙视当年的的上海很“土”，而是中国最近十几年的建设力度实在太大，即便在最大的城市上海，最新一轮的市政改造和工业化外迁也大大提升了“市区”的标准，让旧上海的规模和市容相形见绌。

80年代黄浦江上的帆船

如果说红色工业化年代的上海是共产党政权重新规划的结果，那么租界-民国时代的上海街区也绝非今天意义上的都市风貌。1912年方液仙创建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时候，“亭子间工厂”的厂址就在今天的圆明园路——公共租界核心区，距外滩和上海标志性建筑外白渡桥300米左右。后来生产扩大，化工厂搬到法租界区的重庆路，与共产党一大、二大会址、孙中山两处故居、法租界公共董事局都不过是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再后来外迁到安远路，还是在公共租界核心区内。这和六七十年代的街道工厂相比也不见得更整齐，倒是更像今天陈行公路上铁工厂和“高级公寓”交错的场面。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必然记一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易守难攻，也是因为仓库这个大型工业建筑紧贴繁华的租界商住区，尚未和英美翻脸的日军不敢放手用重炮攻击。至于今天用来怀念旧上海文化、频频举办新车发布会的“1933老场坊”，当初根本就是工部局在市区边缘建设的大型屠宰场。

市区里的化工厂

在这种混杂的城市环境里，“过剩”的知识青年要和四方汇聚的无产阶级比邻而居，疲惫的“白领”和体力工人家庭会走进同样的酒馆，靠同一个“老虎灶”（热水店）供应开水。再加上左翼力量鼓动，新政权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20世纪的上海因此占领了中国的文化制高点。

和当年的上海相比。21世纪的上海的确更繁华、更现代化了，陈行公路这样的社区不是被推到了城市边缘，就是被标准化的城区“赶到”其他城市。房价越来越高，房租在蔬果零售价、餐饮成本中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新的迁入者必须按照自己的经济水平选择居住区。本地居民也越来越有动力卖掉高价的房子，搬到更适合自己居住的郊区地段。再加上私家车、打车软件、校车和大学自主招生的共同作用，21世纪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空间正在快速地相互分离。如果今后几年房产税在大城市推行，穷人将更快地搬出税负水平较高的地段，富裕阶层则会向市政开支充足的城区转移。在这个可预见的未来中，上海的阶层分离运动还将持续。

对文艺创作来说，更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改成了对“成功人士”的崇拜，以及对“和谐社会”的赞美。市委书记公开宣称：【新上海人，他们是一种能够闯荡世界的人，是世界人，中华人。上海就要有容纳世界最优秀人才的海量】。这体现在社会政策上，就是完全量化的上海落户标准：本科90分、硕士100分、博士110分，社保缴费基数低于平均工资的算25分……超过平均工资两倍的积100分！

在宣传上，官方鼓励不同阶层各安其位。宣传部门年年评选一批“身边好人”，鼓励底层人口在拿低工资的同时能主动维护社会秩序。2012年《武训传》公开发行，上海东方网发表社论《为更多的"武训"立传》，称今人应该“接续上海文化史的光彩一页”。

与其同时，统战部门安排一批律师、金融精英进政府挂职锻炼，在区级司法局等地担任行政副职，以代表 “400万上海新阶层人士”（上海统战部党外干部处长李霞语）。中央统战部首批建设三处“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第一个就落在了上海。

这些举动表明，今天的上海管理者企图构造一个以中产阶级为轴心的稳定主流社会结构。在整个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的工业发展支撑下，此计划在经济上或许有可行性；但对于文化发展来说，这绝不是好消息，甚至可以算得上自我阉割。

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近代，文艺名作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集团在工业化大潮中的对抗，以及普通人如何在激荡的时代里寻找梦想，如何努力打破社会对自己的限制。所谓 “赋到沧桑句便工”，不仅《红与黑》、《平凡的世界》等严肃的名著符合这个规律；就连貌似描写古代的金庸小说，也必须造出“门派”、“江湖”这两个概念，以唤起现代人对校园文化和职场斗争的共鸣。过去100年上海引领中国文化，过去20年，上海还能拍出激起全国观众共鸣的《孽债》、《蜗居》，正是上海文艺人勇于面对历史、挖掘现实、尊重文艺规律的结果。不过，那都是过去的成就了。现在的上海打算忘掉《小刀会》、《白毛女》和《阿Q正传》，和过去100年的阶层交替、社会革命挥手告别，重新在核心区打造一套精致的中产阶级文化，结果会如何呢？

我估计，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这套玩意连感动上海中产阶级自己都很难，就更别指望感动全国人民，重塑海派文化的辉煌了。相比之下，我更看好在陈行公路两侧长大的孩子，看好他们在几十年后写下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

30年后的今天，我来到了我童年对着杂志封面遥望的大上海，从事文化传媒工作。每个月在北京上海之间往返数次，和无数“北漂”、“沪飘”交往，我发现“北漂”的绝对数量明显高于“沪飘”，而其中从事文化、学术、艺术、传媒等职业的比例更远远高于上海。这对应的是上海文化产业相对衰落的事实。长江口的这座大城早已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无法让整个中国的“文艺青年”趋之若鹜。

仅对比京沪两地，1983年，反应老北京风情的《城南旧事》要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还一举夺得当年的金鸡奖。2012年，上海本土票房过千万的国产电影中，北京制作占8部，上海制作仅2部，上海在主场被全面压制。考虑到上海电影的历史地位，这是比北京国安9:1狂灌上海申花更严重的败仗。到了2014年，虽然国产电影已经走出了被引进大片压制的低谷，开始动辄获取上亿的票房，但其中依然没有上海电影的位置。其实只要到电影厂门外看一下就知道，北影厂、横店门外候选的群众演员上百上千，上海车墩镇影视城外稀稀朗朗。现在上海电影业的主营业务与其说是拍电影，不如说是建博物馆，怀念上海电影旧日的辉煌。

城南旧事海报

除了电影，其他文化产业也一样。上海出版业曾经相当于其他省区之和，建国几十年后也占有中国三成左右的比例。到了今天，全国实体书码洋在电子出版冲击下保持在500亿左右，但上海只占40亿。2014年中国出版协会主办北京图书订货会，一次销售额34.5亿元，其中沪版图书仅1.8亿元。上海在出版业已经快变成一个普通省区的水平了。

我相对熟悉的媒体行业更是如此。忽略已经必死无疑的纸媒行业，上海几家有活力的网络媒体的办公室还停留在篮球场大小、装下几十上百员工的水平；北京已经有十余家网络媒体要使用足球场级别的办公室，而且一般不止一处集中办公区。很多看了几年观察者网的读者都默认它是一个北京网站，听说编辑部在上海的时候会表示惊奇。

这说明什么？说明“海派文化”本身的脆弱性？说明“上海文化”先天不足，注定夭折？显然不是。文化繁盛与否，从长时段来看和文化自身的特性，甚至和文化界关系不大。80-90年代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台球文化曾经达到极盛，每个数百人的小村都有好几张台球案子，旁边挤满了青年。等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经济翻了几番，吸纳了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农村的台球文化骤然衰落。这显然和台球运动自身没有关系。上海文化的相对衰落，也必须在文化之外找原因。

物质基础从来是第一位的文化因素。我们说上海曾经是中国文化中心，实际上我们的意思是中国现代文化中心。因为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海城意味着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半或者更多。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会第一时间进入上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几乎只能在上海和上海周边萌发。当传统社会的没落成为中国普遍共识的时候，上海引领中国文化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共产党占领上海这个工业中心，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国家都变成类似的工业化、现代化地区，而不是为了继续让上海工业社会维持唯我独尊的位置。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0.54亿，1978年1.73亿，增长率超过220%。1949年上海市区550万人口，到了1978年，计入郊县不过1100万人，增长率100%，只考虑市区人口还不到80%。2015年的今天，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8亿，上海虽然还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但人口只有两三千万。即便不考虑内地小城市从纯粹的农业集镇向现代城市的转化的质变，仅从现代工业人口的数字看，上海占中国工业社会的总比例也在急剧下降。生产文化产品的比例自然也会大大降低。

从传播能力来说，1949年，全国铅印书刊50万令纸（印刷单位，相当于500张标准纸），其中20万令纸的铅印能力在上海。而上海另有66万令纸的胶印能力，还是中国唯一生产铸字机的城市。即全国的文化产品要想传播，都必须依赖上海。到了1980年，上海铅字印刷能力提高到154.7万令，胶印能力357.1万令，但相对的印刷比例却下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沪版图书不再是决定性的现代文明来源了。类似地，上海的知识分子数量、新闻媒体规模虽然也一直在增长，但最终抵不过整个内地十亿人口的全面工业化，逐渐地从主流变成支流。

当然，文化“硬件”转化为软件需要时间，至少需要等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上千个县城在70年代修起了剧场，但自主的戏剧、歌舞创作、表演人才还待磨练，剧团只能翻版上海等大城市提供的样板戏和音乐作品。全国建起了几万个图书馆，但阅览室里还是要靠上海等大城市提供的画报和科普书籍来填充。所以，从1949年到80年代初，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上海依然是现代文明的领跑者，是文化革命的中心，足以和北京这个因行政地位而兴起的全国文化中心分庭抗礼。即便在最偏僻的县城，上海的服装、杂志和大白兔奶糖也还是“时髦”的代名词。

80年代中期以后，完全由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阶层步入中年，积攒了足够的阅历，开始充当各个地区的文化骨干。内地的县市级单位开始获得正规文化艺术教育培养的大学生，大多数省区已经拥有足够的受教育阶层，能够支撑销量以十万计的省级严肃文学杂志。电视、录音机等新技术的普及则给内地省级城市提供了“弯道超车”，追赶上海文化硬件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亲西方思潮一度主导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新型传媒技术的帮助下，各个地区可以跳过上海等发达城市，直接临摹欧、美、日、港、台等在物质上更发达的工业社会。就连上海本地受教育阶层也出现了去日本的“扒分”风潮，每年有数万上海青年以“自费留学”的名义飞向日本，充当廉价劳动力。80-90年代最推崇西方价值观和文明细节的全国性杂志《读者文摘》出现在兰州这个西北城市，足以证明上海可以从西方文化“二传手”的职位上下岗了。

在这个大趋势中，尽管上海电影译制厂佳作迭出，也只能算是上海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点最后的辉煌。在全面西化的思潮下，香港、新加坡等华语城市显然更“国际化”。而且由于缺乏文化深度，港台新加坡等地更敢于赤裸裸“山寨”美日文化产品，成了“透明”、更刺激的中国对外“窗口”，完全压倒了还企图进行中外文化融合的上海。所以，经常抄袭上海红色音乐的港片取代上海电影，成了录像厅里年轻人的新宠，和我年龄相仿的70后、80后大多能说上几句奇奇怪怪的粤语。《上海滩》这部为上亿中国人确立老上海形象的电视剧居然是一部港片，在80年代的文化气氛下一点也不奇怪。

与其同时，作为国有工业的要塞，作为一个财政上解中央数额一度超出广东省十倍的城市。上海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硬件建设也明显放缓。1998年，面对闸北区大片灰黑色的旧城区，第一次走出上海火车站北广场的我大吃一惊，觉得比内地那些萧条的县城还要差些——起码县城人口密度低，不会显得如此肮脏压抑。2000年火车站北面落成了虹口足球场和三号高架轨交线，在周围无数二三层砖木旧建筑的衬托下，这两个白光闪闪的工程如同外星建筑一般。2000年元旦前夕我去上海外滩，儿童在离外滩几百米的老巷子里踢球，背后就是全家十几平米的住宅和公共厕所。同年夏天我在上海郊区实习，挑着剃头担子的浦东老汉用长刀给我刮光头，连同敲背收费2元。

当然同期的中国大城市都有大片缺乏基础设施的旧城区和许多低收入人口，不独上海如此，只是在我这个自幼憧憬“大上海”的年轻人眼中，这样的见闻未免太“现实”了一些，完全配不起那个引领中国文化、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社会做榜样的大上海形象。甚至比我家那个褪色人造革皮包上的“上海”二字更黯淡。

客观地说，即便在经济-文化的双重“低谷”中。上海依然维持着远远高于内地城市的经济-文化水平。90年代后期的大下岗时代，上海虽然也出现了众多下岗阶层，但至少能为每个下岗工人提供每月四五百元的生活保障——内地县城的多数年轻人通过全职工作还赚不到这个报酬。就在绝大多数内地书店还未实现开架售书的时候，上海福州路上已经有了起码六七家“图书超市”。我第一次看到读者带笔记本进书店奋笔疾书的场面，就是在我每周末必去的上海书城。甲A联赛的最后阶段，上海率先达成了一城双顶级球队（申花、中远）的成就。这都是内地省城乃至西安、沈阳等区域中心必须仰视的城市成就。

如果说上海这个阶段出现了“衰落”，那也是相对之前引领全国经济文化的“超一线城市”地位而言——上海在进步，但相对落后的中国内地进步更快，以至于平均水平踩到了上海的脚后跟。我能理解一部分上海人因此而生的怀旧情绪，能理解王安忆那部阴郁的《长恨歌》被推出来代表90年代的上海文化。但无论如何，这是工业化从点到面、抹平经济-文化落差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化中绕不过的阶段。中国人应该对此感到欣慰。

梁祝的基本旋律来自于“本土”的越剧。但越剧这个中国第二大剧种，也不是“纯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越剧的历史非常短，鸦片战争之后才在浙江萌芽，20年代才开始有女演员，九十年前的1925年才在上海得名“越剧”。30年代，越剧界受左翼思潮影响，转而发展《雷雨》等现代剧目，以上海和长三角的现代市民作为主要市场，学习电影、话剧等西方表演技巧，引入导演制，得到了迅猛发展。

1946年，雪声剧团主动排演鲁迅作品《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袁雪芬邀请共产党文化机关参与编剧，彻底站到了新社会一边。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陈毅支持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大获成功，之后又陆续地把《红楼梦》、《西厢记》、《聊斋》、《李娃传》等文学作品排成剧目，摄制为电影，促使越剧出现新的发展高峰，成为全国性剧种。2006年，越剧被第一批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左翼思潮、政治革命和上海的现代工业社会是越剧成功最直接的原因。《梁祝》的音乐旋律在被何占豪、陈刚发掘之前，已经在现代都市的越剧文化市场上进化了20多年，是无可置疑的“左翼海派艺术”。

1949年，共产党接管了上海，随即按照自己的文化政策对上海文化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1950年5月，上海解放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点名批评上海最典型的现代文化标志——电影工业。（1985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为《武训传》平反）。表明了要把政治革命发展为到文化革命的决心。1951年3月，新政权对上海电影业进行军管。

红色年代的上海依然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制作中心。在大多数省还在努力建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同时（往往是上海援建，为此解散了江南电影厂），上海已经成立了七八个制片厂，以每年上百部（包括科教片、译制片）的速度制作新片，精品如云。比如刚刚批完《武训传》，上海就拍出了《南征北战》和《宋景诗》，从重现战争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战争史诗电影的顶峰；后者是中国古代战争电影的顶峰，至今无人超越。之后的《女篮五号》、《十五贯》、《红色娘子军》、《渡江侦察记》、《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家》、《护士日记》、《春苗》、《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城南旧事》……红色上海的几百部电影名作，每一部或是给几十万家KTV留下一首主题曲，或是给当代汉语留下几句台词作为成语。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儿童还会传唱“小燕子穿花衣”的儿歌，同学之间还会相互拍着肩膀说：“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这都是红色上海电影引领当代大众文化的证据。

拉兄弟一把

除了故事片，上海一度还拥有中国独一无二的美术电影制片厂，在90年代之前制造中国80%的美术片。八零后熟悉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天书奇谭》、《神笔马良》、《大盗贼》、木偶戏《阿凡提》、《没头脑和不高兴》、《雪孩子》、《小蝌蚪找妈妈》都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提供了《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以及解说词走进了中学课本的《泥石流》。90年代之前，电影正片之前没有广告，而是科教电影厂的短片，上海出产的科教片是当年最有效的科普工具。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产品就更著名了：《佐罗》、《追捕》、《虎口脱险》、《斯巴达克斯》、《真实的谎言》、《尼罗河上的惨案》、《野鹅敢死队》、《 加里森敢死队》。创下单期950万印数记录的《大众电影》，创刊地也是上海。

上海主导的另一种全国性文化产品是小人书。小人书虽小，但传播广泛，制作廉价，图文并茂，适合建国初期刚刚开始脱盲的中国人阅读，所以被视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和文娱产品。解放前上海就有钱笑呆（三打白骨精）、徐正平（三国演义）、张乐平（三毛）等连环画名手。50年代北京和上海各自成立了人民美术出版社，选派顶尖的一流画家参与连环画创作。上海因为美术人才丰富和印刷工业发达，在连环画出版中起引领作用。海派花鸟名家程十发以上海画院院长的身份创作连环画《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的故事》，画门神出身的学徒华三川则把《白毛女》、《青年近卫军》、《刘胡兰》等故事搬上小人书。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10册《铁道游击队》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证明了新上海文化产品的质量，也显示了现代出版业的威力。

最好的宣传会让读者意识不到宣传的存在。而最棒的城市文化成就，会让欣赏者默认那是全国的文明遗产。比如说1964年10月上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几乎囊括了此前所有的红色音乐精品，至今也是红色文化的代表作。这部歌舞剧最初却并非出自文艺“国家队”，而是改编自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重头作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组织策划者是曾经的新四军抗敌剧团团长、前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正是他要求“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以“梁祝”为主题创作建国十周年献礼曲目。孟波把这场表演推荐给了陈毅，又推荐给了周恩来，终于在建国15周年把《东方红》送进了人民大会堂。

北京有列入“十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承载《东方红》，上海当时只能在改建的文化广场来排演歌舞剧。文化广场是旧上海的“跑狗场”，即法租界赛狗赌博的地方。改建中为了尽量扩大内部空间，保留了许多立柱，许多观众只能闻声而不能观剧。1969年，文化广场遇火灾，1970年重建时，要求内部没有立柱，同济大学采用计算机校核数据，设计了当时罕见的大型网架屋顶。施工时整体吊装屋顶，也采用了计算机整体控制。最终建成的观众厅有1.25万个座位，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室内文化场馆，还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影院。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工业城展现了支撑文化“软件”的强大“硬件”实力。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经典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大合唱《长征组歌》也是在复建后的新文化广场首演的。

就在上海工业展示计算机施工设计之70年代“神迹”的同时。在上海前演员李云鹤的支持下，一大批日后成为整个国家文化遗产的剧作从上海的文化工业“流水线”上滚滚涌出。比如上海京剧团改编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上海沪剧院发掘了《红灯记》和《沙家浜》的前身《芦荡火种》，上海青年艺术剧院发掘了《杜鹃山》，上海舞蹈学院排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红色娘子军》……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样板戏”的主要剧目。京剧这个未老先腐的旧剧种能在21世纪的今天保持生存，样板戏时代的现代化改造功不可没。直到今天，我心里烦闷的时候，依然会自己吼几句“临行喝妈一碗酒”、“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然后就能心情舒畅。如果到ktv和朋友一起吼，效果更佳。孔子说文艺的作用应该包括：兴（抒发情怀）、观（认识社会）、群（寻找志同道合者）、怨（发泄不满）。钢琴伴唱的京剧《红灯记》通过中西文化汇流、高雅文化和大众娱乐结合，完美地满足了孔子的要求。

红色上海文化的影响力不止覆盖了中国大陆。《智取威虎山》第一次在深圳上映，香港渔民就远远地在海上叫好。70年代，一个叫陈港生的香港龙套演员为样板戏描写的英雄传说所倾倒，于是就有了后来的《A计划》和《3d智取威虎山》。而如果不能从上海歌剧舞剧院的《小刀会》舞剧中抄袭音乐，整个港台电影界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给武侠片伴奏。台湾人在“解除戒严”后，也飞速地引入了样板戏演出，回顾当年在“敌台”中听到的唱腔。向他们阔别已久的“纯正”上海文化致敬。

上海是中国历史最短的大都市之一。但作为工业文明进入中国的窗口，作为从1865年到2015年的中国第一大工业中心，上海是传统与现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战场, 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寄予希望最大、收获失望最多的地方，更是财富最密集、左翼思潮最汹涌的城市。在从未来过上海的黄霑的想象中，温和平缓的黄浦江被描写为【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这应该代表了20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对上海文化的认识——文化激荡之地、中国文明的领跑者。直到我这个80后记事的时候，红色上海耀眼的文化成就依然辐射着我家乡那个大山里的小镇。如果没有华丽的上海译制片，没有浪漫的《少年文艺》，没有紧跟世界前沿的《科学画报》，我简直没法想象童年会多么无趣，没法想象今天的我会缺失多少宝贵的精神资产。

曾经和朋友谈起一个话题：1000年后的普通人回望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会记得什么文化事件？一开始，我颇为乐观，列举了许多著名的电影、歌曲、小说、球队……然后我反应过来，1000年意味着30多代人的传承，已经不能用最近几十年才形成的传播学来衡量了。1000年前的中国文化成就，我们时代的普通人还记得多少？

从现在向前数1000年是北宋年间。翻开人教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宋朝平民娱乐只在《宋代社会风貌》一节有寥寥几句介绍【东京城内就有许多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叫做“瓦子”。 瓦子中圈出许多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 。许多穷苦艺人在这里卖艺谋生，有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表演踢球的，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至于勾栏瓦子之间流行哪些曲目，讲过多少火爆评书，教科书一字未提。

后面还有一节《灿烂的宋元文化》，介绍了宋代上层社会的文明成就，只说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作为宋代词人代表。连皇帝赵佶都没有资格留下一幅瘦金体书画。其中有资格把作品内容留在历史教科书的，苏轼一人而已，而且仅有《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上半阙。在同一本教科书里，唐代诗人唯李白杜甫白居易得以留名。

人教版历史教科书

如此看来，“青史留名”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类的大脑没有根本性变革，人的寿命也没有明显变化（这两者的确有很大可能在几十年内发生显著转变），1000年后，我们这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大多数事物都将在平民记忆中消失。99%的名著、奥斯卡奖电影、诺贝文学奖小说都将成为生僻的词语。只有最最知名，可以跨越时代背景、超越古今文字差别去感动大多数人的文化产品才能从历史学者的工具书中走出来，在新时代的平民文化中占一席之地。

依照这个标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制造的千年文化遗产并不太多，具体到上海这个城市就更少。周璇的歌声尽管婉转动听，但既然今天我们在李师师之外很难数出第二个宋朝歌妓，那她显然不配走进千年之后的历史书。海派画家的花鸟的确生动，但比起《溪山行旅图》的地位恐怕差距不小，江寒汀尽管把作品挂进了人民大会堂，但恐怕还不能和如今已没什么名气的范宽相比吧……

从形式来说，能让千年之后的普通人和我一起欣赏的当代艺术，我首先想到的是器乐。因为音乐不需要用文字来表达，即便将来没人使用汉语，没人读得懂它的名字，也不影响它的感染力。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有了录音机和数码音乐，可以超越乐器和个人演奏技巧的限制，和后世分享同一段旋律。算来算去，我最有把握让3015年的子孙欣赏的当代艺术应该是一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几个在校大学生的课程设计。

——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提供主旋律、陈刚编曲配器、俞丽拿修订并演奏的小提琴曲《梁祝》，是我从记事起就熟悉的曲调。当时买磁带不像今天下载音乐那样容易，一盘磁带要能翻来覆去的听才能对得起它的价值，包括梁祝在内的一盘小提琴曲就是我家少数百听不厌、物超所值的磁带之一。

不过，在中学毕业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部历史久远的音乐作品，至少也是古曲改编，完全没想到《梁祝》的年龄只比我这个八零后大20多岁，更没想到磁带上的三个名字居然到2015年都健在，都在工作。完全可以说梁祝是一部和新中国、和我们同时代的作品。再长大一些，对历史又了进一步了解，我意识到：一个普通矿工子弟有幸和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处于同一时代，并不是简单的巧合。或者说，上海红色年代特定的时空环境为《梁祝》的出现提供了必然性。

《梁祝》是一部少见的多人合作曲目。其中提供旋律的何占豪是典型的音乐“土著”。何占豪之父是一个底层绍兴土戏演员，完全不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所以何占豪的音乐启蒙又“土”又业余，跟着奶奶“蹭”戏听，从哥哥姐姐那里听“洋学堂”的歌曲。17岁那年杭州解放，他考入浙江文工团，随后转入越剧团。为了给剧团配上现代乐器，他又去上海寻找能教小提琴的老师，最终在2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此时距离梁祝的诞生只有一年。可以想象，在他迈入正规音乐院校大门的时候，源于越剧曲调的梁祝主旋律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很久。

但是，如果何占豪没有在正规院校学到如何精确地分析音乐的美感，如果没有专业的作曲人才整理只存在于个人心中的旋律，如果没有完美的和声、配器，梁祝的旋律将永远是何占豪自己课余的习作，绝不会成为跨越阶层和地域感动几亿人的名曲。实际上，在《梁祝》一举成名之前，何占豪已经自己根据越剧曲调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梁祝》，但只在学校内部引起了一定反响。直到来自音乐世家的学长陈刚参与创作，情况才出现了转折。

陈刚的父亲陈歌辛是中印混血的西洋音乐名家，自幼在上海受西式教育，师从欧洲音乐家，此后一直从事作曲和音乐教育工作，无论在民国的音乐学校还是在日伪文化机关，他都是主力创作人员。周璇等上海歌女赖以成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都是陈歌辛作曲。他自幼对陈刚进行严格的音乐教育，也为他聘请了欧洲名师，对儿子的期望就是复制自己的人生道路。陈歌辛同时也非常善于判断时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夜，他重新开始写作抗日歌曲。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立刻把14岁的陈刚送去参加解放军“洗清出身”。毫不意外，新中国刚刚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高等音乐教育体系，陈刚就在20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成了比自己大两岁的何占豪的学长。

本来陈刚并不看好何占豪组织的“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认为这个小组的口气太大，实力不足，觉得“我专业作曲马上毕业了，我同你们业余的搞这些算什么呢”。担心与何占豪合作影响自己的毕业设计。但接触到梁祝旋律后，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座源于民间艺术的“超级富矿”，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另一名以演奏闻名的参与者俞丽拿，也是音乐世家出身，自幼学西洋乐器，虽然未曾在作者名单上署名，也为梁祝的编曲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1959年5月4日，从确定主题开始不到半年，梁祝的创作即告结束。

5月27日，俞丽拿为首的演奏团队公开演奏这部民族交响乐，一举征服所有观众，不得不全曲返场，当日就成为重大新闻。1960年，中国在莫斯科举行国庆11周年音乐会，也是我国首次海外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专场，《梁祝》是重头曲目。诞生仅一年，《梁祝》就确立了中国文化代表作的地位。时至今日，《梁祝》已经全方位覆盖了中国社会，上至国家级音乐会、下到小学生音乐课，乃至音乐贺卡和街头宣传车的背景伴奏，《梁祝》的旋律几乎无所不在，覆盖了所有阶层和地区。所以我相信1000年后的中国文化后继者依然会熟悉它的声音。

俞丽拿（左）、陈钢（中）、何占豪（右）合影

《梁祝》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交织、高雅艺术和民间戏曲共生、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当时红色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社会在上海、唯一有深厚现代音乐传统的城市也是上海，所以，尽管中国内地广阔，以上因素最佳的结合地点却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回顾它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传统戏曲锤炼多年的旋律、现代音乐的表现方式、来自底层的艺人和现代城市的音乐世家，四个创作条件都是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5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四个条件紧密结合——无论当事人主动还是被动地投身于这种结合。

除了梁祝外，50年代被当代音乐人整理出来的民间名曲，最知名的是《二泉映月》，同样是杨荫浏、曹安和两个曾长居上海、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音乐人从底层社会发掘的曲目。若非新社会积极鼓励、支持知识分子向民间挖掘音乐素材，这段伟大的旋律也会像无数民间佳作一样，在道观妓院之间辗转几次就此泯灭。而《二泉映月》从单纯地民族器乐转为现代音乐，最早的改编者和演奏者，正是 “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的何占豪和丁芷诺。如此看来，梁祝这部伟大爱情作品出现在50年代的上海，以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身份亮相绝非偶然。就算没有《梁祝》，这个打碎阶级藩篱，鼓吹新文化的红色年代也会诞生其他名作。正如何占豪的自述：

【《梁祝》诞生的过程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我们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当年“蚂蚁啃骨头”的《梁祝》工程中，不过是“三只小蚂蚁”而已……旋律的原创者是越剧界的老前辈和江南的劳动大众。《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梁祝》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