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3015年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吗？ -- 万年看客

30年后的今天，我来到了我童年对着杂志封面遥望的大上海，从事文化传媒工作。每个月在北京上海之间往返数次，和无数“北漂”、“沪飘”交往，我发现“北漂”的绝对数量明显高于“沪飘”，而其中从事文化、学术、艺术、传媒等职业的比例更远远高于上海。这对应的是上海文化产业相对衰落的事实。长江口的这座大城早已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无法让整个中国的“文艺青年”趋之若鹜。

仅对比京沪两地，1983年，反应老北京风情的《城南旧事》要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还一举夺得当年的金鸡奖。2012年，上海本土票房过千万的国产电影中，北京制作占8部，上海制作仅2部，上海在主场被全面压制。考虑到上海电影的历史地位，这是比北京国安9:1狂灌上海申花更严重的败仗。到了2014年，虽然国产电影已经走出了被引进大片压制的低谷，开始动辄获取上亿的票房，但其中依然没有上海电影的位置。其实只要到电影厂门外看一下就知道，北影厂、横店门外候选的群众演员上百上千，上海车墩镇影视城外稀稀朗朗。现在上海电影业的主营业务与其说是拍电影，不如说是建博物馆，怀念上海电影旧日的辉煌。

城南旧事海报

除了电影，其他文化产业也一样。上海出版业曾经相当于其他省区之和，建国几十年后也占有中国三成左右的比例。到了今天，全国实体书码洋在电子出版冲击下保持在500亿左右，但上海只占40亿。2014年中国出版协会主办北京图书订货会，一次销售额34.5亿元，其中沪版图书仅1.8亿元。上海在出版业已经快变成一个普通省区的水平了。

我相对熟悉的媒体行业更是如此。忽略已经必死无疑的纸媒行业，上海几家有活力的网络媒体的办公室还停留在篮球场大小、装下几十上百员工的水平；北京已经有十余家网络媒体要使用足球场级别的办公室，而且一般不止一处集中办公区。很多看了几年观察者网的读者都默认它是一个北京网站，听说编辑部在上海的时候会表示惊奇。

这说明什么？说明“海派文化”本身的脆弱性？说明“上海文化”先天不足，注定夭折？显然不是。文化繁盛与否，从长时段来看和文化自身的特性，甚至和文化界关系不大。80-90年代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台球文化曾经达到极盛，每个数百人的小村都有好几张台球案子，旁边挤满了青年。等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经济翻了几番，吸纳了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农村的台球文化骤然衰落。这显然和台球运动自身没有关系。上海文化的相对衰落，也必须在文化之外找原因。

物质基础从来是第一位的文化因素。我们说上海曾经是中国文化中心，实际上我们的意思是中国现代文化中心。因为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海城意味着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半或者更多。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会第一时间进入上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几乎只能在上海和上海周边萌发。当传统社会的没落成为中国普遍共识的时候，上海引领中国文化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共产党占领上海这个工业中心，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国家都变成类似的工业化、现代化地区，而不是为了继续让上海工业社会维持唯我独尊的位置。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0.54亿，1978年1.73亿，增长率超过220%。1949年上海市区550万人口，到了1978年，计入郊县不过1100万人，增长率100%，只考虑市区人口还不到80%。2015年的今天，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8亿，上海虽然还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但人口只有两三千万。即便不考虑内地小城市从纯粹的农业集镇向现代城市的转化的质变，仅从现代工业人口的数字看，上海占中国工业社会的总比例也在急剧下降。生产文化产品的比例自然也会大大降低。

从传播能力来说，1949年，全国铅印书刊50万令纸（印刷单位，相当于500张标准纸），其中20万令纸的铅印能力在上海。而上海另有66万令纸的胶印能力，还是中国唯一生产铸字机的城市。即全国的文化产品要想传播，都必须依赖上海。到了1980年，上海铅字印刷能力提高到154.7万令，胶印能力357.1万令，但相对的印刷比例却下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沪版图书不再是决定性的现代文明来源了。类似地，上海的知识分子数量、新闻媒体规模虽然也一直在增长，但最终抵不过整个内地十亿人口的全面工业化，逐渐地从主流变成支流。

当然，文化“硬件”转化为软件需要时间，至少需要等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上千个县城在70年代修起了剧场，但自主的戏剧、歌舞创作、表演人才还待磨练，剧团只能翻版上海等大城市提供的样板戏和音乐作品。全国建起了几万个图书馆，但阅览室里还是要靠上海等大城市提供的画报和科普书籍来填充。所以，从1949年到80年代初，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上海依然是现代文明的领跑者，是文化革命的中心，足以和北京这个因行政地位而兴起的全国文化中心分庭抗礼。即便在最偏僻的县城，上海的服装、杂志和大白兔奶糖也还是“时髦”的代名词。

80年代中期以后，完全由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阶层步入中年，积攒了足够的阅历，开始充当各个地区的文化骨干。内地的县市级单位开始获得正规文化艺术教育培养的大学生，大多数省区已经拥有足够的受教育阶层，能够支撑销量以十万计的省级严肃文学杂志。电视、录音机等新技术的普及则给内地省级城市提供了“弯道超车”，追赶上海文化硬件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亲西方思潮一度主导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新型传媒技术的帮助下，各个地区可以跳过上海等发达城市，直接临摹欧、美、日、港、台等在物质上更发达的工业社会。就连上海本地受教育阶层也出现了去日本的“扒分”风潮，每年有数万上海青年以“自费留学”的名义飞向日本，充当廉价劳动力。80-90年代最推崇西方价值观和文明细节的全国性杂志《读者文摘》出现在兰州这个西北城市，足以证明上海可以从西方文化“二传手”的职位上下岗了。

在这个大趋势中，尽管上海电影译制厂佳作迭出，也只能算是上海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点最后的辉煌。在全面西化的思潮下，香港、新加坡等华语城市显然更“国际化”。而且由于缺乏文化深度，港台新加坡等地更敢于赤裸裸“山寨”美日文化产品，成了“透明”、更刺激的中国对外“窗口”，完全压倒了还企图进行中外文化融合的上海。所以，经常抄袭上海红色音乐的港片取代上海电影，成了录像厅里年轻人的新宠，和我年龄相仿的70后、80后大多能说上几句奇奇怪怪的粤语。《上海滩》这部为上亿中国人确立老上海形象的电视剧居然是一部港片，在80年代的文化气氛下一点也不奇怪。

与其同时，作为国有工业的要塞，作为一个财政上解中央数额一度超出广东省十倍的城市。上海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硬件建设也明显放缓。1998年，面对闸北区大片灰黑色的旧城区，第一次走出上海火车站北广场的我大吃一惊，觉得比内地那些萧条的县城还要差些——起码县城人口密度低，不会显得如此肮脏压抑。2000年火车站北面落成了虹口足球场和三号高架轨交线，在周围无数二三层砖木旧建筑的衬托下，这两个白光闪闪的工程如同外星建筑一般。2000年元旦前夕我去上海外滩，儿童在离外滩几百米的老巷子里踢球，背后就是全家十几平米的住宅和公共厕所。同年夏天我在上海郊区实习，挑着剃头担子的浦东老汉用长刀给我刮光头，连同敲背收费2元。

当然同期的中国大城市都有大片缺乏基础设施的旧城区和许多低收入人口，不独上海如此，只是在我这个自幼憧憬“大上海”的年轻人眼中，这样的见闻未免太“现实”了一些，完全配不起那个引领中国文化、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社会做榜样的大上海形象。甚至比我家那个褪色人造革皮包上的“上海”二字更黯淡。

客观地说，即便在经济-文化的双重“低谷”中。上海依然维持着远远高于内地城市的经济-文化水平。90年代后期的大下岗时代，上海虽然也出现了众多下岗阶层，但至少能为每个下岗工人提供每月四五百元的生活保障——内地县城的多数年轻人通过全职工作还赚不到这个报酬。就在绝大多数内地书店还未实现开架售书的时候，上海福州路上已经有了起码六七家“图书超市”。我第一次看到读者带笔记本进书店奋笔疾书的场面，就是在我每周末必去的上海书城。甲A联赛的最后阶段，上海率先达成了一城双顶级球队（申花、中远）的成就。这都是内地省城乃至西安、沈阳等区域中心必须仰视的城市成就。

如果说上海这个阶段出现了“衰落”，那也是相对之前引领全国经济文化的“超一线城市”地位而言——上海在进步，但相对落后的中国内地进步更快，以至于平均水平踩到了上海的脚后跟。我能理解一部分上海人因此而生的怀旧情绪，能理解王安忆那部阴郁的《长恨歌》被推出来代表90年代的上海文化。但无论如何，这是工业化从点到面、抹平经济-文化落差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化中绕不过的阶段。中国人应该对此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