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3015年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吗？ -- 万年看客

汹涌的人潮涌进了什么地方？在我这一代人少年时的梦想中，我们应该去现代化的城市享受精彩人生。但实际上，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的角度说。我们来到的地方都是都市的边缘，或者说梦想的边缘。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大多数的工薪阶层都会首先考虑城市的外围。即便我们每天走在漂亮的马路上，穿过繁华的商业区，但90%的生活依然是公司到合租房的两点一线，以及周末早上一个长长的懒觉。每到年节，我们的首选不是在城市参与欢庆，而是穿越地平线回到家乡看望父母，和旧友重聚，然后再匆匆道别回去上班。我们向老朋友聊都市怪谈，向新朋友吹嘘家乡的美好，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和两者都没有关系。我们想去的地方，无论是被记忆美化的故乡还是远方的美景，往往只存在于电脑或手机的图片夹里。

再过几十年，如果有人让我画出这个时代的典型生活，以我有限的美术水平，我会用三个图形来总结我和朋友们过去的十五年：高楼林立的都市、地平线上的田野、一部普通的台式电脑。如果让我拍一张照片来代替绘画，我觉得陈行公路上的夜景就很合适——左边是灯火辉煌的都市，右边的夜色遮住了工业区和田野，中间是寒风中的网吧霓虹灯招牌。

用这样的形象来描述21世纪的前15年，我并不是打算描绘一个黯淡的年代，相反，我认为这15年是中国有史以来年轻人最精彩的15年。之所以我们在都市的边缘觉得失落，只是因为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被卷入了动荡的工业社会，开始思考自己的梦想，发现梦想和现实的差距——根据我的回忆，这个资格在上一代人中还是一种特权。

比如说：每逢年节就在工作地点和家乡之间辗转，频频向朋友抱怨生活压力大、上升空间小……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不是到了21世纪才熟悉的。十几岁的时候我生活在矿区，矿工大多是周围几个县的农村出身。每逢年节，离开矿区的汽车上总是满载，就连货车的车厢上也都是人。“一票难求”的情况比今天的春运还要严重。

父母坚持要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我这种在矿区长大的孩子希望留在矿区和同龄人度过假期，但从来拗不过父母。最近几年我也屡屡看到打工者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不适应农村环境，不愿回老家过年的新闻。今天许多城市夫妻年年都要讨论的“过年回谁家”问题，80年代我就在邻居中有所耳闻。那时偶尔在饭桌上听父辈和同事聊天，言语中抱怨的话题，如生活单调、文娱活动少、和学历更高的年轻人竞争提干机会、羡慕美国人过的多么潇洒等等，换一个生活背景就可以直接发到今天的网络社区，还会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再往前说，民国年间在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苦恼。1919年鲁迅打算从北京回绍兴老家过年，一路上打（人力）车四次，雇轿一次，换四趟火车，轮渡过长江一次，坐船一天，在旅馆等车两次共三天，前后一周才到达家乡。几十年后的中学课本上，我们还能读到鲁迅在“春运”路上的心情：【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1924）】

1919年的鲁迅毕竟已经是个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相对社会地位接近于现在的院士）。同期的上海白领，此时还在担心如何用每月十块大洋租一间七八平米的亭子间。以至于30年代的上海45%的女性只生一个孩子或者干脆绝育，上海因此成为全国唯一生育率低于死亡率的城市——没房子就养不起孩子。这和几十年后的《蜗居》何其相似。可见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化社会，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夹缝就是件烦恼事。

所以我在陈行公路的灯火中“嗅到”了熟悉的生活气氛。100年多来的中国，摆脱传统社会的年轻人大多生活在类似的环境，无论是旧上海的弄堂、老国企的家属院，还是21世纪的长三角工业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很悲惨。相反，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是他们在现实中能找到最能安放自己青春的位置。民国的底层小知识分子宁愿冒死投共也不回家务农，70年代农村一个招工名额可以引发比奥运会更激烈的竞争。至于21世纪的打工者，无论把回忆中的故乡修饰的多么美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在都市边缘坚持下去。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年轻人争到了比原来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还牢骚满腹，为什么还要怀旧？因为他们的梦想比现实更大。就在现代化社会在中国扩张的同时，现代生活的梦想伴随着教育普及，扩张的比现代化社会更快。尤其是新中国65年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扩招”的历史。

1951年到1956年，小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57年到1968年，初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1971年到1976年，高中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2001年到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

2015年，预计将有749万大学毕业生，50万人获得硕士学位，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

每个从学校走出来的年轻人都抱着一步跨入现代社会的梦想。但“现代生活”的标准也始终在不断提高，像驴子前面挂着的胡萝卜那样，驱使每个年轻人拼命奔跑。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强劲的动力。

理想总是远远超出现实。“溢出”的那部分理想只能到文艺作品中去实现。所以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总是在这些“边缘地带”产生。当年的上海如此、80-90年代的知青群体如此，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没理由会例外。考虑到人口总量和互联网这个新型传播工具的助力，我可以预计今后一代人会出现一个空前的文化繁荣时期，会迅速出现一批能和《梁祝》相提并论的作品，以及和鲁迅并肩走进历史的大师。至于目前上海等城市想打造的那种稳定中产阶级社区，无论成功与否，我估计都不会在文化史上留下什么痕迹。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中产阶级社会缺乏内聚力和创造力，非常容易被经济转型或产业升级击溃，像80年代-90年代中期的国企社区那样，成为昙花一现的漂亮泡沫。

那么问题来了，我预言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数亿年轻人将在今后一代人创造伟大文化。那么这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在哪呢？

我想，这个序幕应该就是今天的互联网文化。正如前面的讨论，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社会文化繁荣的特征是大众文化和原来的高雅文化结合。对于互联网适合“大众”这一点，一般没什么异议。但对于互联网继承传统，发扬高雅文化这个特征，恐怕很多人会不认同。因为在一般的概念中，互联网就是一个俚俗之地，从来和高雅文化、严肃学术讨论不挨边。

没错，互联网中谣言、垃圾内容、纯打发时间的游戏、低俗文化产品的数量超过历史上所有时代之和。这和它的低传播成本和无政府主义结构有关系，如果在一个无秩序的大厅里给每个人一个扩音器，大厅很快也会陷入一片无意义的嘈杂。但反过来说，每个人都有资格发言，每个人也都能看到第三方的发言，这意味着互联网筛选内容的能力也是世界最强的。一旦有效地引入交互性，而不仅仅是利用互联网的低传播成本，互联网很快就能以神一样的速度完成大海捞针的任务，从无数垃圾中筛选优秀内容。

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人类的精神需求远不止于消费低俗文化和听八卦谣言，一旦人们在互联网上发现有意思且能满足高级精神需求的区域，全世界或至少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会迅速汇集起来，在特定的区域内消灭无政府主义，像现实世界那样制造文化产品。而且无论互联网多么商业化，总会有大量的义务用户来添加内容。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一个两个爱好者也许敌不过专业人员，但千百万人爱好者的力量汇聚起来，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洪流。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网络百科全书和搜索引擎，比如维基百科、谷歌、百度。我全家5口人，上至我63岁的母亲，下至我8岁的儿子，几乎所有人在遇到未知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重要选项——“让我上网搜一搜”。而在30年前，我家的这个任务是由一本缩印本《辞海》来承担的。这本辞海是上海文化辉煌期的产物，自1915年起由上海中华书局聘请名家主编，建国后又由中央点名，由陈望道、夏征农等人主持，动员数千名专家不断更新版本，这才有了几百万字的基本百科全书，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书架上最重要的典籍。然而，整本《辞海》不过是维基百科不到一周的新增内容而已。考虑到图像、动画包含的信息量，恐怕一本《辞海》只相当于维基百科一两天的更新。这就是互联网的威力。

除了维基百科这样的重要信息中心，互联网上还有无数的信息节点，把各种另类的爱好组合成各种你想得到或者想不到的文化产品。断代史、战争史、第三世界国家研究这些小众人文科目，原本每年全靠几十个毕业生续命，随便研究一个方向就能自称专家。现在信手一搜，几乎每天都有严肃的互联网讨论出现，每隔几周就会有认真的爱好者发掘出新的亮点，淘汰那些为了混饭吃的职业“研究者”是迟早的事情。

就算是大众产品，互联网产品也早已超越了原来的主流文化产业。大多数新一代中国人熟悉的“字幕组”，翻译的信达雅程度绝不输于当年的上海译制片厂，创意和幽默感还有所过之。它的活力也在于开放性和义务劳动。各个网络书站的排行榜上，拥有数十万忠实读者的作家比比皆是，以至于作协里那些垂死的老汉拒绝相信这种书籍的存在。至于互联网上每天都产生的无数笑话段子、视频弹幕里每天都出现的创意吐槽，不仅仅养活了几万个营销账号和段子手，甚至还延伸到现实娱乐界。上至春节晚会，下至郭德纲、周立波，如果不去抄袭网络语言和网络笑话，几乎都已经丧失了取悦观众的能力。如果这样的文化创作能力还算不得文化繁荣，那现在的互联网之外只能算是文化沙漠了。

当然，不可否认互联网文化还没有打动所有的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定互联网的标志就是混乱和低俗。这种人一般年纪较大，是互联网的新用户，微信可能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交互性媒体。他们和年龄相似的朋友们笨手笨脚地使用互联网，像得到一个喇叭的孩童那样玩弄它，转载自己看到任何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结果就是他们会在朋友圈里看到无数的垃圾内容，只能放下手机，回到互联网之外去欣赏“主流”文化产品。这就是典型的只看到互联网的传播作用，无法有效利用互联网交互作用的案例。

但人类终究是要转向互联网的。我和我的父辈们只能算是互联网世界的“移民”。95后一代才是互联网世界的“土著”——他们从会说话起就生活在一个被互联网改变的世界。等到移民慢慢适应互联网世界，土著渐渐增多，互联网世界的嘈杂声必然会逐渐放低，基于网络社区的文化生产效率则会有十倍百倍的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年轻人拥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太快，以至于100年来从未出现过稳定的阶层分隔，也从未给年轻人提供过稳定的精神家园，这种不安定感既驱赶着中国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也迫使中国年轻人尽快转向互联网世界创建精神世界。

我曾经请编辑部里各个语种的翻译去寻找各国的网络社区，希望能找到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世界的“天涯社区”的精华内容。结果发现，海外网络社区的内容创作能力明显低于中国。在类似的时政事件讨论中，许多外国社区的讨论让我恍如回到了2003年之前的早期中文bbs。即便考虑到中国网民数量多于任何单一国家，我依然能感受到中国网民领先世界的讨论热情和资料搜集能力。这就是中国快速工业化阶段社会结构的文化副产品，也是我对下一代中国文化的信心所在。陈行公路的廉价网吧里或许有95%的人都在玩游戏，但在几十年内，我们一定会见到一大批从网吧得到文化启蒙的艺术大师走进全人类的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