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3015年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吗？ -- 万年看客

曾经和朋友谈起一个话题：1000年后的普通人回望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会记得什么文化事件？一开始，我颇为乐观，列举了许多著名的电影、歌曲、小说、球队……然后我反应过来，1000年意味着30多代人的传承，已经不能用最近几十年才形成的传播学来衡量了。1000年前的中国文化成就，我们时代的普通人还记得多少？

从现在向前数1000年是北宋年间。翻开人教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宋朝平民娱乐只在《宋代社会风貌》一节有寥寥几句介绍【东京城内就有许多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叫做“瓦子”。 瓦子中圈出许多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 。许多穷苦艺人在这里卖艺谋生，有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表演踢球的，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至于勾栏瓦子之间流行哪些曲目，讲过多少火爆评书，教科书一字未提。

后面还有一节《灿烂的宋元文化》，介绍了宋代上层社会的文明成就，只说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作为宋代词人代表。连皇帝赵佶都没有资格留下一幅瘦金体书画。其中有资格把作品内容留在历史教科书的，苏轼一人而已，而且仅有《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上半阙。在同一本教科书里，唐代诗人唯李白杜甫白居易得以留名。

人教版历史教科书

如此看来，“青史留名”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类的大脑没有根本性变革，人的寿命也没有明显变化（这两者的确有很大可能在几十年内发生显著转变），1000年后，我们这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大多数事物都将在平民记忆中消失。99%的名著、奥斯卡奖电影、诺贝文学奖小说都将成为生僻的词语。只有最最知名，可以跨越时代背景、超越古今文字差别去感动大多数人的文化产品才能从历史学者的工具书中走出来，在新时代的平民文化中占一席之地。

依照这个标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制造的千年文化遗产并不太多，具体到上海这个城市就更少。周璇的歌声尽管婉转动听，但既然今天我们在李师师之外很难数出第二个宋朝歌妓，那她显然不配走进千年之后的历史书。海派画家的花鸟的确生动，但比起《溪山行旅图》的地位恐怕差距不小，江寒汀尽管把作品挂进了人民大会堂，但恐怕还不能和如今已没什么名气的范宽相比吧……

从形式来说，能让千年之后的普通人和我一起欣赏的当代艺术，我首先想到的是器乐。因为音乐不需要用文字来表达，即便将来没人使用汉语，没人读得懂它的名字，也不影响它的感染力。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有了录音机和数码音乐，可以超越乐器和个人演奏技巧的限制，和后世分享同一段旋律。算来算去，我最有把握让3015年的子孙欣赏的当代艺术应该是一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几个在校大学生的课程设计。

——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提供主旋律、陈刚编曲配器、俞丽拿修订并演奏的小提琴曲《梁祝》，是我从记事起就熟悉的曲调。当时买磁带不像今天下载音乐那样容易，一盘磁带要能翻来覆去的听才能对得起它的价值，包括梁祝在内的一盘小提琴曲就是我家少数百听不厌、物超所值的磁带之一。

不过，在中学毕业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部历史久远的音乐作品，至少也是古曲改编，完全没想到《梁祝》的年龄只比我这个八零后大20多岁，更没想到磁带上的三个名字居然到2015年都健在，都在工作。完全可以说梁祝是一部和新中国、和我们同时代的作品。再长大一些，对历史又了进一步了解，我意识到：一个普通矿工子弟有幸和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处于同一时代，并不是简单的巧合。或者说，上海红色年代特定的时空环境为《梁祝》的出现提供了必然性。

《梁祝》是一部少见的多人合作曲目。其中提供旋律的何占豪是典型的音乐“土著”。何占豪之父是一个底层绍兴土戏演员，完全不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所以何占豪的音乐启蒙又“土”又业余，跟着奶奶“蹭”戏听，从哥哥姐姐那里听“洋学堂”的歌曲。17岁那年杭州解放，他考入浙江文工团，随后转入越剧团。为了给剧团配上现代乐器，他又去上海寻找能教小提琴的老师，最终在2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此时距离梁祝的诞生只有一年。可以想象，在他迈入正规音乐院校大门的时候，源于越剧曲调的梁祝主旋律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很久。

但是，如果何占豪没有在正规院校学到如何精确地分析音乐的美感，如果没有专业的作曲人才整理只存在于个人心中的旋律，如果没有完美的和声、配器，梁祝的旋律将永远是何占豪自己课余的习作，绝不会成为跨越阶层和地域感动几亿人的名曲。实际上，在《梁祝》一举成名之前，何占豪已经自己根据越剧曲调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梁祝》，但只在学校内部引起了一定反响。直到来自音乐世家的学长陈刚参与创作，情况才出现了转折。

陈刚的父亲陈歌辛是中印混血的西洋音乐名家，自幼在上海受西式教育，师从欧洲音乐家，此后一直从事作曲和音乐教育工作，无论在民国的音乐学校还是在日伪文化机关，他都是主力创作人员。周璇等上海歌女赖以成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都是陈歌辛作曲。他自幼对陈刚进行严格的音乐教育，也为他聘请了欧洲名师，对儿子的期望就是复制自己的人生道路。陈歌辛同时也非常善于判断时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夜，他重新开始写作抗日歌曲。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立刻把14岁的陈刚送去参加解放军“洗清出身”。毫不意外，新中国刚刚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高等音乐教育体系，陈刚就在20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成了比自己大两岁的何占豪的学长。

本来陈刚并不看好何占豪组织的“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认为这个小组的口气太大，实力不足，觉得“我专业作曲马上毕业了，我同你们业余的搞这些算什么呢”。担心与何占豪合作影响自己的毕业设计。但接触到梁祝旋律后，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座源于民间艺术的“超级富矿”，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另一名以演奏闻名的参与者俞丽拿，也是音乐世家出身，自幼学西洋乐器，虽然未曾在作者名单上署名，也为梁祝的编曲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1959年5月4日，从确定主题开始不到半年，梁祝的创作即告结束。

5月27日，俞丽拿为首的演奏团队公开演奏这部民族交响乐，一举征服所有观众，不得不全曲返场，当日就成为重大新闻。1960年，中国在莫斯科举行国庆11周年音乐会，也是我国首次海外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专场，《梁祝》是重头曲目。诞生仅一年，《梁祝》就确立了中国文化代表作的地位。时至今日，《梁祝》已经全方位覆盖了中国社会，上至国家级音乐会、下到小学生音乐课，乃至音乐贺卡和街头宣传车的背景伴奏，《梁祝》的旋律几乎无所不在，覆盖了所有阶层和地区。所以我相信1000年后的中国文化后继者依然会熟悉它的声音。

俞丽拿（左）、陈钢（中）、何占豪（右）合影

《梁祝》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交织、高雅艺术和民间戏曲共生、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当时红色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社会在上海、唯一有深厚现代音乐传统的城市也是上海，所以，尽管中国内地广阔，以上因素最佳的结合地点却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回顾它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传统戏曲锤炼多年的旋律、现代音乐的表现方式、来自底层的艺人和现代城市的音乐世家，四个创作条件都是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5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四个条件紧密结合——无论当事人主动还是被动地投身于这种结合。

除了梁祝外，50年代被当代音乐人整理出来的民间名曲，最知名的是《二泉映月》，同样是杨荫浏、曹安和两个曾长居上海、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音乐人从底层社会发掘的曲目。若非新社会积极鼓励、支持知识分子向民间挖掘音乐素材，这段伟大的旋律也会像无数民间佳作一样，在道观妓院之间辗转几次就此泯灭。而《二泉映月》从单纯地民族器乐转为现代音乐，最早的改编者和演奏者，正是 “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的何占豪和丁芷诺。如此看来，梁祝这部伟大爱情作品出现在50年代的上海，以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身份亮相绝非偶然。就算没有《梁祝》，这个打碎阶级藩篱，鼓吹新文化的红色年代也会诞生其他名作。正如何占豪的自述：

【《梁祝》诞生的过程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我们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当年“蚂蚁啃骨头”的《梁祝》工程中，不过是“三只小蚂蚁”而已……旋律的原创者是越剧界的老前辈和江南的劳动大众。《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梁祝》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