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3015年会有中学生记得上海吗？ -- 万年看客

必须承认，古代上层文化中对“无用”或者说“浪费”的崇尚并非全无价值。在全民受教育，大多数工薪阶层都比父辈更“有闲”的时代。我们的确需要思考一些和现实生活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东西，比如历史知识，比如天文学，比如其他民族的艺术和文化。如果一味地强调“源于生活”和“贴近生活”，新时代的大众文娱会很快被黄色小报和枯燥的流水账塞满。只有引入“高于（平民日常）生活”和“貌似无用”的成分，目光被日常生活所局限的平民才能从更高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这就是当代平民要继承古代上层社会一部分文化遗产的理由。

我们身边也的确不乏底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比如说随着工薪阶层的稳定化，旅游从上层人士的消遣变成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60年代的大串连尽管条件艰苦，但的确充分发掘了新中国运输系统的潜力，为一代平民年轻人提供了传统上贵族和官宦子弟才享有的 “毕业旅行”和“游学”，大大促进了统一的现代社会的形成。90年代开始，工薪阶层逐渐开始成为旅行社的顾客，虽然这个开始往往是“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但还是让几亿中国人看到了小学课本里讲述的那个中国。到了今天，年青一代县城居民已经不再对都市和边疆有不切实际的想象，新婚旅行逐渐成为普通人的选择，对子女去远方发展的容忍度也远超前代。这都是旅游业的新成就。

博物馆也是个例子。收藏古玩文物本来是贵族文人的私家爱好，近代的中国博物学家也主要在私人圈子展示收藏品，把研究自然当做有格调的娱乐。直到20世纪，中国政府主导建立了一批以科普为目的的大型博物馆，展示文物和各种科技成果、自然标本，鼓励平民去了解这个世界，科研功效反而退为其次。1959年集中有限国力建成的“十大建筑”，有3个是博物馆。互联网普及之前，这些博物馆是大城市重要的旅游景点，让几千万中国人花上几角钱就能体会到自然之美、历史之博大、科技的力量。

1959年落成的农业展览馆

类似地，藏书也曾经是少数富庶官宦人家的“雅趣”，以秘不示人为荣耀。现代社会普遍开设的公立图书馆、图书室则把文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受教育权利和“读汉书下酒”的享受普及到每个家庭。现在回忆起来，我童年和少年时期见过最了不得的奇迹，就是一个破旧的工人图书馆。

甚至烹调艺术也是下层向上层积极学习的结果。在农业社会大多数时间里，平民缺乏肉、油脂、水产品、盐，更缺乏合适的炒锅和强火力的炉灶，对来自远方的蔗糖与香料闻所未闻。所以农民就算在年节大吃一顿，饭菜也以简单的煮、烤、蒸为主，不会对食物做过多的处理，和上层社会的精美菜品完全是两个世界。到了70年代，化肥、良种、水利提高了粮食产量，进而逐渐改善肉食供应；钢铁产量和质量提升了厨具水平；发达的交通为县城带来了鲜活水产品和香料；煤炭产量增加为大多数家庭提供了可靠的热源。平民才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了选择多种菜品、多种烹调方式的可能性。

1983年，中国举办了首届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田纪云副总理讲话：【饮食业的经营方针必须是大众食品与名吃、名点相结合，要适应各种不同消费习惯、消费水平的需要，对于大众饭菜的经营，要做到价廉物美，同时要考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恢复和发展风味名菜名吃，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的烹饪技艺……饮食服务业要加速人材的培养，当前要重点抓好青壮年职工的文化补课和技术培训，帮助老厨师、老专家总结经验……】。自此以后，中国饭店里大多数日常菜品才有稳定的菜谱和相对标准化的操作方式，烹饪从几千种私家手艺变成了现代标准工艺，古代上层社会总结的烹调技术变成了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这些成功案例说明，正确的新文化建设思路应该是对各种古代文化进行批判吸收，融合其长处，而不是简单地继承其中一种。比如说前面博物馆的例子，光是建立公共博物馆并不意味着新的文化模式，必须通过教育和科普，让平民意识到即便逛博物馆不能帮他赚钱，不能直接刺激感官，仍然值得去；让过去的博物学家认识到博物馆要为大众科普服务，要发挥对技能教育的辅助作用，支援现实的经济建设。这才能诱导新文化进入良性的循环。

然而，“批判”和“融合”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载体，具体说来就是生活空间完全不同的阶级。让下层平民在获得更高工资的同时接受不非常“实用”的高雅文化，让依附于旧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认同为大众服务、贴近日常生活的原则，这只有在物质和肉体上打破旧的阶级隔离才有可行性。但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在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牛津-剑桥学生花名册证明：800年来不同姓氏或者说不同家族的社会地位始终保持稳定。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因为工业化需要巨大的投资，出资人往往就是旧贵族、旧官僚，或是兼职资金掮客的旧文人。从古代阶级社会切换到现代阶级社会，统治集团在经济上的转型虽然痛苦，但总比底层更有优势。所以，在经济模式迅速转变的同时，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的文化鸿沟会长久地保持。在20世纪90年代足球商业化浪潮之前，英国贵族几乎从不看足球，因为那是蓝领运动，底层社会也对猎狐和马术敬而远之。上下割裂的文化进一步固化了阶层封闭，最终导致了英国的衰落与停滞。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显而易见——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打破旧的阶级分化，用阶层变动推进经济现代化，把全社会抛入新的平民文化圈。不过，文化模式绑定在经济利益身上，靠劝说和诱导显然没法实现如此重大的转变，只有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治革命能做到这一点。

和旧时代相比，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相对富足、闲暇、充满变化和机遇，而这在古代是少数富人和贵族垄断的生活方式。工业化进程先是为一部分平民带来了富足生活，继而向全社会开放了新生活模式的可能性。

鉴于日常生活“硬件”对娱乐方式“软件”的决定性影响，新的生活意味着巨大的新型文化娱乐需求。但工业化进程很快，文化从无到有的创造相对要慢得多，所以进入现代社会后，新有闲阶层甚至是工薪阶层反而会出现暂时的“复古”倾向。仿效古代的上层社会生活，并不在乎是否真的实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化潮流，只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真的“复古”，或是“倒退”。总不见得古代富人享受过的东西，我们不能在更高层次上享受一遍。只要注意和客观条件结合就好。

我身边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厅”这个概念“提前”走进平民百姓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房子是贵重、稀缺的财产，有限的房间首先要保证居住、做饭和存储日用品。所以，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普通人家是不会专门拨出一个房间作“厅”的。旧式的北方农村住房，进门左右两边分别一个大灶，灶台各靠着一堵墙，灶台侧面的墙上有门通向一个卧室。每个卧室里都有一个土炕，透过墙由厨房的大灶加热。这样，一栋完整的房屋主要有3个房间，两卧一厨，根本没有考虑过“厅”的概念。日常待客一般就是在卧室，来客“盘腿上炕”，还省了一把椅子当家具。

城市也没有好多少。平房和农村住房区别不大，都是尽可能地增加卧室，为此厨房不妨放到露天或者半开放空间。新建的楼房也基本遵循同样的规律，以“两室户”、“一室户”为单位——即以卧室而不是厅的数量去衡量房屋的使用价值。

90年代初，平民住宅开始出现了厅的概念，尤其是农村新建住房，中厅一般修的很大，纯用来待客、起居，为此往往不惜专门修一个附加建筑，把厨房挪到传统的结构之外。这就是仿效原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典型案例。不过，一般来说，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农民虽然盖得起新房子，但在绝对经济水平提升的同时，社会关系和社交网络并没有随着同步扩张到中产阶级的水平。相反，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和家庭规模缩小，社交和家庭团聚的需求反而下降了。所以，新出现的“厅”在闲置一段时间后，往往重新变成卧室兼准库房，用来存放舍不得丢弃的上一代家具，或是已经不再使用的农具。这个现象我在江南农村和一部分城市家庭也发现过。直到2005年以后，随着新一代受教育人口成年，也随着住房压力进一步下降，平民家庭的“厅”才逐渐重新发挥当初的设计作用，算是给这一轮仿效提供了乐观的结局。

古代上层社会留给当代人的文化遗产还有很多。比如靠文人清客阶层才流传的围棋、被八旗寄生集团捧出来的京剧、欧洲贵族供养的交响乐等等，现在都是平民日常享用的娱乐产品。不过，在学习古代贵族生活方式的同时，务必要记住，这些上层文化能够在历史中生长，前提是存在一个可以公开宣扬不平等的社会。以现代人的标准看，这种社会结构是邪恶、变态的。一味仿效古代上层社会，结果必然是把不平等的文化和对不平等社会的畸形崇拜引入现代精神生活。

不平等的文化，首先炫耀的就是“不平等”的生活方式本身。农业社会的统治阶层纵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但比起现代的权贵来终究是缺了一样东西——现代媒体。媒体可以让一张普普通通的脸——无论它属于马云还是奥巴马，变成万众瞩目的中心，以至于他不需要任何特殊服饰就可以宣示自己的贵重身份。农业社会的统治者没有媒体，只能靠物质标签来证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因此养成了许多现在看来属于恶俗的习惯：

比如说他们会留长长的指甲，证明自己不需要体力劳动；比如说穿长袍和繁复的衣物，证明自己既不需要体力劳动也不缺珍贵的纺织品。近代欧洲宫廷，尤其是法国是夸张的现代时装的发源地，而且主要角色是男人，其中主要的原因不是美观，而是法国国王要夸耀新兴的王权，炫耀国王和贵族可以穿着夸张而不实用的衣服。中国女孩要裹小脚，男权社会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中上层社会企图炫耀自己的女儿不需要耕作也是重要的诱因。至于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舒适便捷，是否增加了真正的美感，那就是另一个次要问题了。

有身份的人要留长指甲

最终极的炫耀是浪费人力。因为农业社会富庶的时候，平民也可能买得起长衫，让女儿裹起小脚。但社会变的富庶了，人力成本也会同比例上升，平民还是不可能雇得起太多仆人，也肯定买不起耗费太多人力的商品。所以，统治阶级显示身份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商品和服务浪费劳动力。旧时的官袍、礼服大多有精细的纹绣，这倒不是绣花图样有格外的威严，而是官员炫耀自己有资格“消费”这么多劳动力。家具、房屋装修要雕复杂的花纹，既证明主人雇得起很多木匠，也说明雇得起很多仆人来擦洗凹凸不平的表面。门房本来一两个就够，但就算在太平世道，富贵人家也要雇上【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红楼梦第六回）】，炫耀的就是这份“没用”。更有甚者，宦官虽然已经丧失了性别，但富贵之后也要娶媳妇、娶小妾，无非是在心理上求一个面子。

当浪费人力都无法满足统治阶级的面子时，他们会直接出台法律，限制部分被统治阶层使用消费品，凭空制造出差别，保证少数人的心理满足感。历代史书都有《舆服志》，记载各朝不同的规定，比如这样的法律：【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絁，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用蓝绢布。女子在室者，作三小髻，金钗，珠头閟窄袖褙子。凡婢使，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双髻，长袖短衣，长裙。（明史）】

这些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显然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风格。在社会分工精细、产业升级需要大量受教育人力的年代，公开鄙视劳动、鼓励浪费和繁复的工艺，这是亡国之兆。在一个法律上人人平等、不存在贵族也不存在贱民的社会，雇佣过多的私人仆役，必然会带来激烈的社会矛盾。现代社会在经济上消灭了古代社会，绝不能再被古代社会的文化所吞噬。

不过，随着经济水平的上升，现代社会往往来不及为新的有闲阶级打造合适的生活方式，他们会下意识地盲目照搬旧时代的腐朽文化。中学课本里有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女主角作为工业革命时期法国中层公务员的妻子，本来已经有了一个做家务的女仆，但还是天天梦想：【……那些优雅的厅堂，装饰着东方的帷幕，点着高脚青铜灯，还有两个穿短裤的仆人，躺在宽大的椅子里被暖炉的热气哄得打盹儿……】。很显然，她在乎的不是仆人带来的便利，而是单纯地以支配、浪费别人的劳动时间为荣耀。这就是典型的向旧时代投降。

莫泊桑生于1850年，他的时代毕竟离农业时代很近，有人学习农业时代的消费方式情有可原。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许多商家会宣传自己的商品有“贵族气质”，用“限量版”的噱头来刺激消费者掏钱。“私房菜”和“纯手工制作”的广告往往做的理直气壮，完全不觉得与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有什么违和。至于完全脱离了使用价值，只为炫耀“稀缺”的钻石行业，更是上千万白领婚姻的必需品。太仓有个富裕村落，当代风俗是（像上一代的富人那样）吃生鲜水产品才有面子，吃一般肉类是卖力气的穷人所为。结果全村不吃肉食，造成普遍的营养不良和贫血。简直是新时代的邯郸学步。

自古以来，中国、或者说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都同时存在两种文化产品：大众文化和上层高雅文化。贵族高官曲水流觞、投壶赋诗、赏鉴古玩；普通民众逛庙会、看二人转、听相声、赌钱。两者并存几千年。写《全球通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是个外人，但也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割裂：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不应分成儒、佛、道三家，更确切地说，应当分成两个等级。即：普通百姓为一个等级，学者为一个等级。

普通百姓崇拜古代的、佛教的、道教的及其他来源的诸神和自然物。……学者们却只信奉上帝和祖宗，有时也敬奉孔子、佛陀、老子和几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从不信奉其他神灵。……普通百姓相信占星术、历书、释梦、泥土占卜、巫术、骨相学、手相术、招魂术、各式算命、符咒、魔术以及各种迷信；学者们很少相信这些玩艺。普通百姓经常出入各类庙宇和神殿；学者们则回避这些地方，只光顾圣堂、孔庙和词堂，有时也去历史伟人的庙地。无知的人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秘的；学者们认为纯属形式而已。无知的人多是宿命论者，认为祸福均由神灵直接支配；学者们却不相信命运。……无知的人们敬神，主要是为了求神赐福，尤其是为了求神保佑他们的子女平安，保佑他们生活富裕，长命百岁；学者们的崇拜，并不企求神灵恩赐，只是为了表示敬意。】

这两种文化都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产物，按照21世纪的标准谈不上什么高下之分，从后人的角度来说，也没必要分个优劣，只存在批判性继承的问题。不过，既然要取其精华为后人所用，从现在的价值观出发，还是可以对两种传统文化的具体特征做一番分析。

今天是一个大众的时代，平等、普遍参与算是普世价值中不可置疑的部分。在这个时代，一种文化要称得上“伟大”，首先一个条件就是有足够的承载人口，能为相当数量的人口提供认同感和娱乐。门槛高，只能让少数人自得其乐的文化，比如马术和小剧种，就算再精妙、再神奇，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

从这个角度说，古代大众文化比较符合当代社会的娱乐要求，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给最多的人带来精神生活。自宋朝以来，中国平民就习惯在大街上听三国、听孙猴子，而不是去买一本精装的三国志研读。直到今天，普通人打开电视机，首先想看的也不是历史考据，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种神话和历史夹杂的作品。水浒传片尾的《好汉歌》，旋律和节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传唱数百年的小曲《王大娘钉缸》。可见农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影响之深远。

大众文化之所以传播广泛，首先当然是因为便宜，穷人享受不起太贵的精神生活。但便宜并非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农业社会的大多数平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方圆几十公里的农村、市镇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空间。他能理解、能接受的东西，必须和他简单的阅历相符。鲁迅曾讲过他家乡的故事：

【“人话”之中，又有各种的“人话”：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再说下去，就要引起阶级文学的麻烦来了】

这个笑话或许不是真事，但豫剧《关公辞曹》的台词现在已经是网上著名的段子：

【曹孟德骑驴上了八里桥，尊一声关贤弟请你听了：

在许昌俺待你哪点儿不好？顿顿饭四个碟儿两个火烧，

绿豆面拌疙瘩你嫌俗套，灶火里忙坏了你曹大嫂。

摊煎饼调榛椒香油来拌，还给你包了些马齿菜包，

芝麻叶杂面条顿顿都有，又蒸了一锅榆钱菜把蒜汁来浇】

总之，大众文化产品必须要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做有限的发挥，否则就不可能广泛传播。前面说太平天国以“军师”为最权威的官职，另一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基层社区奇缺知识分子，普通儒生也没有搞平民教育的兴趣。只有半巫半医、见多识广的道士（或其他宗教人物）成了极少数能带来外界信息，掌握地理、历史知识（未必正确，但聊胜于无）的人。所以，乡民们相信这种呼风唤雨、料事如神的军师是“干大事”的必备条件。为了迎合普通人的想象，诸葛亮、刘伯温、吴用等形象一步步地被修正，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儒道佛妖兼修的半神形象。所谓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太贴近生活，意味着对生活中不美好的一面也要照单全收。或者说，农业社会平民贫困的生活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美好可发掘。为了填充内容，博观众一笑，旧时代的大多数平民艺术都充斥着黄色笑话、暴力和恶毒的互相挖苦。“原生态”的二人转、山歌被称为淫词艳曲毫不冤枉。旧日北京天桥卖艺的相声演员，开场之前往往会向围观的妇女预警：“姑奶奶，您别听我们这玩艺，我们不说人话”。事后还要给刚才挖苦的人（比如亲友、残疾人）道歉。任何正规剧场都明令禁止说相声的入内。这种粗俗化反映的是旧时代平民生活的穷困、单调、停滞。只有恶俗化才能维持那一点“艺术”的生存空间。“源于生活”走到极致，是一条令人绝望的死胡同。

客观地说，今人对上海错误的印象也不能仅仅归咎于对文化产品的误读。当时尽管有了现代化的印刷厂，有了大量记录日常生活的文件和摄影，但多数用于传播的文艺作品还是作者刻意设计出来的。即我们看到的小说、电影、摄影、绘画，更多地反应了作者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真实生活的剪影。

70-80年代，著名景区往往在开阔处摆放一两辆轿车，供游客合影用。游客排队等着和汽车合影的场面我见过好多次。如此拍摄的照片会被挂在许多家庭的墙壁上，留给后代做纪念。但显然不能用这些照片体现中国家用轿车的普及率，只能说明当时的游客见过高干和新富阶层的轿车，把轿车当做富裕生活的标志，用照片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同样，当年旧上海的文艺创作者，也往往在作品里描绘自己可望不可及的现代化生活。他们描写的角色，往往比自己的实际经济水平要高好几个层次。

比如张恨水写《啼笑因缘》，主角樊家树是在上海租界有豪宅的富家公子，娶的是财政部长的女儿；《金粉世家》的主角则干脆有个内阁总理当爹。只有故事性不强的《春明外史》，主角才是一个中产记者，和作者自己差不多，但主要角色也尽是民国的高官显贵。后来的海派作品，虽然作者往往高调标榜自己在描写平民生活，但一般来说，“平民”的身份最多下探到都市殷实人家，绝不会进入“滚地龙”街区。小说中高官显贵、才子佳人的比例恐怕要百倍、千倍于现实生活。这才是“上海范”和“民国范”的来源。

旧上海蕃瓜弄，距人民广场和外滩均为3公里

现实从来比文艺要残酷的多。熟悉上海掌故的郑逸梅回忆，“海上人士穿西装的，约占十分之四五”。刻薄的鲁迅则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显然穿西装只意味着一颗向往现代社会的心，不一定意味着体面的工作和生活。

许多电视剧里，旧上海的大学生一毕业，往往就是居有别墅（洋房），出有汽车。但实际上，据文物部门统计，上海“老洋房”住宅总共不到3000处；如果摆放到一起，差不多就是边长50栋房子的一个正方形，三四个街区，步行半小时就能绕一圈。交通部门的数据则表明，1949年时，包括货车、电车、摩托车在内，上海总共只有2万辆汽车，其中私人使用的轿车几千辆，今天稍大一点的小区地下车库就能全部装下。这些汽车、洋房，首先要由高官显贵、半个中国的内地土豪及各国洋商分享， 留给“文化人”和职员的轿车能有多少，可想而知。所以大多数年轻职员的梦想只能退而求其次，期望能离开贫民区，在公用厨卫的“公寓”里租一个独立房间。大多数当年的“公寓”在1949年后换了一个土气的名称：“筒子楼”。

那时的上海，作为唯一的现代工商业中心和文化产业中心，的确为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提供了中国最多的机会，和停滞、破败的内地有天壤之别。不过，正因为上海是受过西式教育的青年的唯一“正途”，全国的受教育青年都希望能闯一闯“上海滩”。许文强从燕京大学肄业，第一选择就是去上海混前程，因为放眼整个30年代的中国江湖，只有上海黑社会才用得上本科学历（好吧，这不是历史）。千万个“许文强”拥向上海，结果就是大大压低了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的“白领”薪资。底层职员和“文化人”的收入水平几乎和产业工人不相上下，稳定程度可能还尚有不如。中国的受教育人口越多，上海滩底层知识分子的日子越难过。1909年，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不到1年就升任上校团长，1912年，周作人本科留学回国到浙江省当督学（相当于今天的副局级干部）。而30年代的大学生，往往连份中学教职都谋不到。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可以看郁达夫的半自传体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以译书、投稿为生的主角被生计逼到工人的廉租房，和卷烟厂女工合租陋室，彻底放弃了依靠学识向上爬的打算。闲聊之后，女工大发感慨： “唉！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我可以想象这句话是原汁原味从生活中搬来的。否则作者也不会写出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海派文艺由此出现了分裂。徐志摩这样的巨富子弟继续浪漫到死，但更多的读书人不得不正视现实，描写现实，从而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巨大断裂。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富人生活和穷人在空间上近乎完全隔离。鲁迅笔下的乡民和孔乙己，对几十里外的“举人老爷”已经敬如神明，完全想象不出更高层次的权贵会怎样生活。太平天国造反，最高级的官职不是丞相，而是“军师”；最荣耀的封号是“九千岁”，这显然是从街头评书学来的“贵族范”。看来“皇帝用金斧头砍柴”的笑话并没有过分夸大普通人和上层社会的隔膜。

但在新型的现代化都市里，虽然富人有豪宅，穷人住棚户。但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文化上，富人和穷人完全混杂在一起。富豪的汽车、豪宅、游艇没法在穷人面前隐形，报纸副刊则把上层社会的八卦新闻做成了生意。底层知识分子的信息源和社交网更是远超城市贫民。这些读书人最初进入都市的动力是对现代化社会的憧憬，当他们意识到新兴工商阶层的精彩生活不仅仅意味着“现代化”，更意味着“阶级”的时候。海派文化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鸳鸯蝴蝶派到现实主义文学、再到革命文学，海派艺术逐渐左倾化。教育越是进步，文化越是发达，下层知识分子对旧秩序的抵触就越大。有类似都市生活经历的王蒙，晚年虽然高声“反思革命”，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对革命的向往：“我相信衣食无着的读书人都特别容易痛感到吃得饱穿得暖的人是多么庸俗低下……后来我认定这一切都是反动政府造成的”。注意这段话的核心主语是“读书人”。即下层知识分子比普通的民众更容易走向革命道路。14岁的王蒙因此提前入党，随时准备配合解放军攻城。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以阶级斗争立党的共产党会在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上海建党，并长期将中央设在接近对手统治中心的上海市区。民国年间，共产党骨干多是底层知识分子出身，每新到一地，共产党最擅长也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组织学运、造舆论，开夜校、建识字班——既然下层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组织学运就是给这些读书人政治启蒙，提前向他们展示无产阶级生活的残酷；搞教育则是让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化，让穷人看到联合起来改造世界的可能。两个方案都是试图在落后国家制造有利于左翼思想发展的环境。上海天然地提供这两种环境。共产党自然希望在上海得到发展，借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影响整个中国。

顺便说一句，按电视剧《上海滩》的设定，和主角许文强最相似的真实历史人物就是共产党四大代表、留苏归来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又名何今亮）。两人都是善用手枪的摆酷青年，同样心高气傲，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同样是因参加学运而被迫闯上海滩，同样舍生忘死杀入帮会。除汪寿华外，其他帮会头领要么没受过现代教育，要么成气候的时候已入中老年，要么依附政府或洋人借半官方身份狐假虎威，都和许文强潇洒的江湖形象格格不入。从照片看，汪寿华也是惯戴礼帽的矮个帅哥，神似周润发版许文强。

按剧情，许文强控制上海滩最大的黑社会生意。汪寿华常与帮会大佬交际谈判，得到青帮通字辈名号，让杜月笙自认师侄，似乎地位还要更高一些。从结局来说，许文强死因是政治矛盾，在事业的顶峰被帮会同道暗杀。汪寿华则先与周恩来携手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上海，然后被投靠蒋介石的杜月笙骗入家中，受张啸林等人偷袭而死。汪许二人如果有机会坐下来喝杯茶，免不了惺惺相惜。

青帮大佬兼共产党员汪寿华

上海滩传奇的原型居然是个共产党，这并不是偶然事件。在影视创作中，新一代文艺青年把自己的梦想代入了当年的上海滩传说，设定主角是是一个参与爱国运动的学生。在史实中，以这个身份去混上海滩的人，本来就十有八九会与左翼运动发生关系。而洋学生单枪匹马在血腥的帮会斗争中杀出一个大佬位置，若没有革命工运力量支持，也是绝无可能发生的神话。所以，有工会几十万会员做后盾、有纠察队上千条枪撑腰，26岁的共产党员兼青帮大佬汪寿华来竞争上海滩传奇的青年形象代言人，当然可以说一句：“舍我其谁？”

不过，上海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和知识分子聚集地，更是世界列强在东亚乃至西太平洋的统治据点。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本钱弱小的共产党不可能主动去找帝国主义死磕。所以，尽管共产党在上海发展了大批知识分子入党，拉出了一批又一批干部，但直到三大战役完胜，渡江战役打跑了英国军舰，解放军才开始考虑解放上海，并把接管上海当做一个里程碑事件。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说，解放上海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共产党的胜利；从经济角度说，共产党第一次拿到了未被战争破坏过的工业城市。但常被忽视的一点是：解放上海同时也是一个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文化事件。这一点说来话长。

今天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不过，在1949年之前，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可不能仅仅用一句“最大”来形容。1949年的上海550万人，沥青或水泥街道几百公里；同期的首都南京只有100万人，另一个有租界+海港的大城市天津170万人；前任首都北京160万人，下雨天没有泥坑的街道只有20公里。至于西安、汉口，这些辐射周围数省的区域中心不过几十万市民，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区。在中国任选一个地点，只要这个点不在上海市中心，你都可以通过一小时的步行甩开一切现代化标志，走到和康熙年间毫无差别的地方。换句话说，上海是唯一可以用现代化建筑覆盖一个人日常行动范围的都市，是唯一可以让人感受到和旧时代割裂的地方。

四十年代上海街景

上海老地图

然而上海的地位还不仅仅在于繁盛的人口和优良的基础设施。1949年，上海人口是中国的1%，工业产值占中国36%，而且是最有活力，技术水平最高的36%。作为西方技术进入中国的窗口。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工业还是手工作坊的时候，上海不仅有了现代化工厂，甚至还有能制造工厂的小型工厂——机器厂。上海《申报》登出第一张出售车床的广告，是光绪3年——那年左宗棠率领西征军团在新疆连战连捷，威胁着要进军中亚横扫英俄附庸，大清朝还颇有中兴迹象。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有十几家小型工厂生产机床。1936年，中国除了日本控制的企业（主要在失陷的东北）外，钢产量只有几千吨，上海却已经开始制造电力机床，算是中国踏上二次工业革命门槛的第一只脚趾。

甚至工业比例也不能描述上海在旧中国的地位。当时的中国，日占区之外没有交织的铁路网，长江上没有大桥，城市之外没有沥青或者水泥的公路，只有水路交通最可靠。上海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点，在长江航运网的总路口。无论是中国内部商业，还是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品，上海都是最无可回避的交通枢纽。所以商业-金融业才是上海最大的经济优势。1950年2月军管会统计，上海集中了全国84%的航运业和超过2/3的进出口额，70%的国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也发生在上海。旧中国十几亿亩耕地的地租，几百万平方公里山林的出产，在农业时代本应分散在几十个省会和几千个县城，现在随着地主、官僚的消费，增量大多数也流到了这座城市。

文化兴盛从来是经济繁荣的伴生品。这些数据说明，虽然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穷困的农业社会，但上海——也只有上海——已经有资格供养一种覆盖众多人口的准现代文化。与欧美发达工业社会相比，或许这种现代文化氛围只是一种山寨品，但的确已在稳定发展。而在中国其他城市，现代文化还只能算是浮在传统社会上的泡沫。1936年，上海核心区几百平方公里内的中小学教师和新闻记者——新文艺的创作和消费主力——已经有3万人，远超内地数个省份之和，和21世纪中国普通地级市不相上下。与之对应，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家就出版了4938种图书，占全中国的52%，另外两家上海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加起来又占了19%。

这还没考虑到上海和内地印书效率的差距。上海一本书往往以现代机器印刷几千上万册，内地许多图书还是石印乃至油印，出版几百甚至几十册也不稀奇。许多外国小说和科技书刊只有在上海才卖得动。说当时的上海出产中国8成的文化产品毫不夸张，就连年画、黄历这种最“土”的文化产业也是如此——直到1958年，全国3/4年画依然出自上海。

人类的记忆会随着死亡而湮灭，超过几十年的记忆主要靠文化产品来承载。上海制作了如此之多的文化产品，自然会影响到后人对晚清——民国时代整个国家的回忆。穷困落后的旧中国因此被涂抹上一层“现代化”的面纱。如果泛泛地找一些民国文化产品，用于重建回忆。我们或许会认为那时候满街走着西服革履的职员和旗袍裹身的淑女，每个地方都有整洁无尘的马路，年轻人读了书可以很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不读书也可以闯荡江湖，追求财富和梦想。我们会以为那时候的官员儒雅清廉，以为那时候的军人个个热血豪胆，志愿从军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为那时的上海滩充满上升机会，连黑社会也风度翩翩——这正是今天许多重新创作的小说、电影、文艺作品的默认背景。

晚上8点，我在灯火辉煌的上海浦东迷路了。手机没电，查不了地图。问路，热心的路人总是把手指向地铁站。可惜我没法带着自行车搭地铁，只能捡起一万年前的导航方式，把天边将落的新月定为西方，在楼群中轮流用月球和金星当方向标前进。希望找到一个没停航的轮渡站回浦西，好结束这次已经接近体力极限的骑行。

经过一条又一条喧闹的街道，穿越重型卡车滚滚向前的林海公路，刚停下来喘口气，我发现身边的环境很不寻常——夜晚居然是黑色的！这不是我熟悉的21世纪上海。

在今天的京沪广几个一线城市，衡量市政建成区面积的单位不是亩，不是公顷，甚至平方公里都嫌太小，“千平方公里”才比较合适。从静安寺、故宫这样的市中心出发，不管往哪个方向走，30公里内的道路几乎都已经街道化。闪亮的建筑和路灯沿街道排列，飞机起降时常常望不到城市的边缘。阴天的时候，可以在云层上看到城市灯火的反射；晴天的时候，近百公里外就能看到地平线上的泛光。住在这样史无前例的超级建筑群里，想靠自行车深入相对黑暗的社区，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而我的确身处黑暗之中，虽然陆家嘴的金茂大厦闪闪发亮、似乎触手可及，另一个方向也是高楼林立，不像房价低于2万5的样子。但那个时候，我的确站在一条黑暗的公路——不是街道——边上。身边既没有路灯，也没有不怕费电的景观灯，甚至没有连绵不绝的车流，每一间房子的灯光都只能照亮门前十几米。偶尔开过来一辆汽车，灯光在上百米外就显得刺眼。如果没有汽车经过，我甚至看不清路边水沟——而不是城市下水道——的边缘。汽车转弯的时候，灯柱扫过黑暗的田野，一片片随意搭建的建筑围绕着高大的厂房，只有门卫室亮着灯光。这是离上海繁华区最近的近郊工业区——虽然我还不知道身处何地。

骑着骑着，人烟开始稠密，路两侧出现了连续的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看得出，房主最初往往想让房子具有连排洋房的外立面，但房子很快就适应了廉租房的本份，被分隔成许多小空间使用。院子角落里堆满了杂物，楼前往往要搭建一层裙房，用来开小饭铺或杂货铺。小店里摆着城区淘汰下来的木货架，货品摆放还是前超市时代的风格。饭店没有下水道和天然气管，烧煤的炉子火光闪烁，在食客的脸上照出红光。

小店的顾客和店主大都是外地人，相互往往用方言交谈。老板娘在炉子边上忙活，孩子用布兜背在背上。路边走过几个妇女，和老板娘互相打招呼，背孩子的方式和老板娘一样，应该是同一个地区结伙来的。路过一家纺织厂，从江西开来的大巴停在门口，几十个乘客已经下车，正在吃力地搬行李。看来移民小规模聚居点的形成和产业工人们喜欢拉同乡有关。

再往前走，路边还有一些独特的店铺，要么独立的小房子，要么是在主楼山墙外搭建的半独立建筑，门前收拾的很干净，粉红色的灯光清楚地表明了小店的业务。许多地方的类似店铺虽然也用粉红色灯光，但一般用半透明的玻璃来传达暧昧的含义，同时也维护私密性。这里却有好几家店主似乎更重视广告效应，在临街的窗户上选用大块透明玻璃，店员或者说商品就摆在准落地窗里面，打扮时尚。站在黑暗的公路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们的活动。凡是用了大块玻璃窗的店铺，房间收拾的都很整洁，有闺房气氛。好几家的姑娘们在看电视，也有的低头玩手机，但没有发现电脑或平板电脑。还有几位姑娘在看杂志，看封面至少包括《读者》和《外滩画报》。

一路上看见好几家网吧，发光二极管在招牌上闪烁着寒冷的光芒，说明网吧还在营业。这在手机上网普及、宽带费用低廉的今天倒是少见。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多数打工者的宿舍并不适合放个人电脑和装宽带网；同时他们还对上网看电影，用网游打发时间、交友的廉价娱乐有强劲需求。所以网吧在上海市区已经渐渐消失，却还能在这一片生存。粉红色灯光的店铺和网吧，顾客应该有很高的重合度。

这里的居民和市区不太一样，晚上不太喜欢出门，公路上没什么人走动。大概也因为是晚上，光线不好，服装店基本都打烊了。不过，五金作坊、家具店基本都开着门。反正老板也要完成白天的订单。一般是是在门口的空地上挂一盏大灯，在灯下摆开电锯、焊机等工具，干起活来火星四溅、叮叮当当好不热闹。但邻居似乎也不甚介意。

就在一家五金店的对门，有座建筑的霓虹灯招牌和这条马路的整体气氛颇不协调：【高级白领公寓】。似乎《格调》的作者曾经尖酸地说过：印着“高级”的商品必定是低档货。这里厨卫齐全的单间，即便对门没有电锯轰鸣，月租最高也不过1000元。所以，“高级”两个字只是和周围的简陋住宅对比的结果。

挂牌招租的“高级公寓”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产业工人住宿舍、管理层也不会带着家室住这样的房子，附近必定有一批收入略高、但还不足以在市区买房的年轻人群体。果然，路边出现了几个XX产业园，夜色中除了列队换班的保安，还有年轻技术员、编程工夹着电脑包、行色匆匆。考虑到周围商品房的价格，他们就算买得起房也是三十几岁的事情。眼下他们还没成家，千把块的“高级公寓”是他们最优的选择。

黑暗的旅途并不是一直连续。就在路程的中间，也时不时有绿化齐整、灯光明亮的横向街道插进来。提醒我距离一亩地价几千万的市中心只有半小时车程。这些新建的街道还不算繁华，路侧建筑还没有连起来，但已经有不少现代化的大厦。即将开业的家乐福大型超市横在路边，看来投资方认定了这里即将出现繁荣的现代化住宅区——发达城区即将取代我刚经过的这片黑暗。超市墙面上有一面六七米高的大屏幕，循环放映着广告。借着大屏幕变幻的光照，我终于看清了暗淡的路牌：陈行公路。回望黑暗中的点点灯火，看看依稀可见的“高级公寓”和火光四射的电锯，看着粉红色灯光和行色匆匆的程序猿。我忽然觉得这个场景很熟悉。许多小说、电影乃至我的回忆里都有很相似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