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解放运动质疑了精神疾病的根本概念。米歇尔.福柯发动了一场系统性的攻势，认为所谓的疯狂无非是自封神智健全的人们玩弄出来的权术游戏 。欧文.戈夫曼则声称精神病院使人疯狂。R.D.莱因更是认为“被人称为精神分裂症的‘病症’并不存在，这个词仅仅是贴在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上的标签。”他还进一步声称，“疯狂未必仅仅意味着崩溃，也可以意味着突破。疯狂并不仅仅使人遭受奴役与存在主义层面上的死亡，而且也具有解放与革新的潜力。”此外还有首屈一指的辩护士托马斯.萨兹，他大力主张精神分裂症从来都是虚构的产物。

我们的上一代人目睹了一场大规模社会实验，名为去收容体制化，具体内容包括将重度精神疾病患者从大型公立收容机构当中转移出来，并且将美国国内需要长期护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数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超过五十万削减到如今的四万左右。 这场运动的动力令人侧目地混合了可靠的乐观主义，经济层面的权宜决策，以及意识形态的僵硬死板。从前对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方式的确不够人道，不过如今的方式却又往往走向了忽视轻慢的方向。公立收容机构关闭之后，原本应当转移到社区机构的人力财力却始终没有到位，联邦政府的指导政策十分含糊，监管机制基本不存在。

将精神病治疗视为社会控制机制的观点深深地激怒了那些试图推进全面治疗政策的人们。说到围绕在精神分裂症周围的社会现实，最著名的一位批评家恐怕算是E.福乐.托利。他曾经说过，“发疯的自由只是虚幻的自由，是由一群不愿清楚思考的人们施加在另一群无法清楚思考的人们头上的残酷骗局。”1990年，费城法官巴瑞尔.西泽愤懑地写道：“接受治疗的权利已经变成了不接受治疗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听任许多病患生活在无声无息的绝望当中，危害了深爱着他们并且一直照料他们的亲人的心智与情感健康，还瓦解了无数个家庭——致使病患们遭受了最彻底的摧残甚至毁灭。”

《逃离疯狂：去收容体制化的真相》（Out of Bedlam: The Truth About Deinstitutionalization）一书的作者安.布拉登.约翰逊是一位治疗师。在她看来，“认为精神疾病仅仅是个迷思的迷思”十分有害。她还辩称，随着关于异常与反常的看法发生变化，新的政治理念也随之浮现，而去收容体制化正是这一理念的产物。关于异常与反常的看法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则是因为生物精神病学的问世，根据生物精神病学的理论，将心智健康医疗经费花在监护护理之外的其他方面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作法。一刀切的收容体制固然毁人不倦，但是一刀切的去收容体制同样糟糕。精神分裂症研究员南希.安德烈森指出，公立医院“自身就是小型社区，病人们像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医院的农场、厨房与洗衣房为病患们提供了积极从事生产活动的机会。”新体制的缺陷之一在于野心太大。“我见过的病人并不适宜绝大多数现存治疗体系，而且真正适应他们的治疗体系目前尚且不存在。”约翰逊写道，“设计治疗体系的官僚往往从没见过哪怕一位病人，更不用说亲自治疗过多少病人了。”许多治疗体系都会将尚未准备好在社群内部生活的病患推回尚未准备好应对病患的社群，任何一套体制当中都存在着毫无同理心的真空。外部支持的缺乏与药物供应的断档往往会导致病人的病情迅速恶化，但是试图阻挡病情恶化的患者家属却往往会遭到法院的阻挠。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老父亲这样写道：“当局声称他们有权利并且可以选择像街头的流浪猫狗那样生活。为什么法律不允许迅速的自杀，却又将逐步进行的自杀视为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