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接受植入的人们才能体味威尔第歌剧的精妙之处，或者在一座充满乌鸦的森林里分辨出一只斑鸠的叫声。但是植入设备的研发人员正在逐步接近目标。总有一天，植入设备将能够接收到足够清晰详尽的听觉信息，足以确保言语流畅性的持续发展。目前的主要障碍存在于理念方面。正如菲利克斯.费尔德曼闷闷不乐地指出的那样，许多聋人活动家都声称耳蜗植入是企图摧毁根除聋人群体的种族灭绝的组成部分。有些人将儿科植入手术与其他侵入性手术相提并论，例如用来“矫正”双性人，并且遭到许多成年双性人严正抗议的手术。英国聋人活动家帕蒂.拉德将耳蜗植入比作“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帕特里克.伯德洛特则将其称之为文化与语言学层面的灭绝运动。荷兰的哈兰.雷恩写道：“如果有人说‘再过几年我们要根除黑人文化’，你会怎么想呢？”他认为植入技术就体现了这样的攻击。“如果有听力者能够将聋人群体视为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的少数族裔群体，而不是一帮残疾人，那么你就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解了。”植入技术究竟是解放了潜藏的有听力者还是抹杀了正宗的聋人呢？父母在决定让聋人子女接受植入手术之前会见其他成年聋人并且听取建议确实有益无害。不幸的是，听力专家与医疗诊所往往极少支持这方面的社会活动。许多医生并不会为父母推荐聋人联系人，许多主动寻求联系人的父母也往往徒劳无功。目前全世界只有瑞典立法要求聋人子女的父母在为子女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之前必须会见聋人群体的代表并且了解他们的生活。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一百年前，子女实质上就是父母的财产。只要不出人命。父母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如今儿童权益得到了增强，但是父母依然决定着子女应当穿什么，吃什么，晚上几点睡觉，等等。涉及身体完整与健全的决定是否同样属于父母的合理权限范围呢？有些植入技术的反对者们主张，子女们到了十八岁那年尽管可以自行做出是否接受植入的决定。由于神经学方面的问题，这一主张并不实际。但是即便将神经学姑且放在一边，这项主张依然大有问题。因为这个决定并非单纯仅仅是选择继续做聋人还是获取听力，而是要在你所熟知的文化与你从未体验过的生活之间进行选择。到了成人之际，你对于世界的体验已经遭到了聋人身份的界定，此时放弃聋人身份也就等于否定你自己的为人。

接受植入的儿童经常遭遇社交障碍。如果说植入手术的目的在于改善聋人儿童的自我感觉，那么目前的结果可谓有好有坏。用加州大学威廉.伊凡斯的话来说，有些接受手术的孩子沦为了“文化层面的流浪儿”，既不算有听力者也不算聋人。大多数人都是二分法的拥护者，很不愿意看到二分法受到威胁；恐同、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还有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持续冲动，这一切全都受到了二分法的驱使。可是如今一系列科技手段正在破除有听力者与聋人之间的分界：助听器与植入耳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类别，某些活动家们将其称之为“生化人”，这些人的肉身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

尽管有些接受植入的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确会选择断开植入耳蜗的线路，但是绝大多数人的确觉得植入耳蜗非常有用。2002年的异象研究显示，三分之二的聋人子女家长报告称自己的孩子从不拒绝使用植入耳蜗。相比之下，青少年对于安全带的抗拒程度似乎还要更强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