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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家园 这个要从韩愈说起了 实际上宋儒推崇孟子可以认为是继承了韩愈的思路。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后经历了很长的低潮期，比如魏晋时期流行的是佛老思想，士人们喜欢“谈玄说道”。是韩愈通过确立“道统论”，明确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重新梳理了儒家思想，才引领了儒家的复兴。宋儒基本上都是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儒学的。而汉儒的尊孔子为“素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谶纬学说”则被抛弃了（比起后世，汉儒有些“原教旨”的味道）。同时孟子在宋代得以配享文庙，取代颜回成为“亚圣”，而孟子这条线上的曾参和子思后来也分别成圣人（“宗圣”和“述圣”），这三人与颜回一起配享文庙，称为“四配”。孔子为“至圣”，这样儒家道统就成了“至圣”传“宗圣”，“宗圣”传“述圣”，“述圣”传“亚圣”，而“复圣”颜回则完全成了孔子的“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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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量的单一版本，在程朱理学兴起之后，竟然被焚毁得一本不剩！这种焚书的程度，是秦始皇远远不及的！！如果王安石思想和程朱理学都是源于孟子，会是这样的结果吗？
首先即使是同一宗教中，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别也很难弥补，甚至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西方三大宗教都信上帝，但仗打到现在还没结束。中世纪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都是在天主教内部发生的，美国的建立也和清教在英国被打压有很大关系。而美苏争霸也可以看成天主教和东正教斗争的延续。
儒家内部的斗争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也说不上和气。孔颖达、郑玄甚至遭到刺杀。
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补太学助教。隋乱，避地虎牢。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而北宋儒家，除了表面上的学派之争外，更根本的是利益之争，王安石变法前已经是当世大儒，和很多名人（如司马光等）都是好友。可变法开始后这些人纷纷和他决裂（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本质上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旧党”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是损害自己利益的法不可变，如果是有利自己的那就是“可劲儿变”了。文彦博甚至赤裸裸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对比其他政治斗争，旧党胜利后只是烧了《三经新义》而王安石本人仅仅是罢相已经是宋儒很客气的表现了。到了明朝张居正，刚死几天就被定罪，剥夺一切荣誉，差点被开棺鞭尸，家里还被抄了，全家被断水断食饿死十几人，长子被严刑拷打最后自杀。
家园 白银，科举，程朱理学，东林党 过去书籍文章中，白银、科举、程朱理学、东林党都作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件事，在大跨度的历史视角里，出现了联系：
白银：现在开始研究明白了，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科举，是与丝绸、茶叶、瓷器等集散地区，有着高度相关的关系。而丝绸、茶叶、瓷器等集散地区，这些大宗贸易需要不受割据政权、朝代信用影响，能够流通塞北、海外的通用货币——白银。因此这些丝绸、茶叶、瓷器的集散地，也是白银的密集地区，由此推出宋元明清的科举，与白银分布，是高度相关的。
事实上，白银成为货币，初于五代，宋代给辽、西夏、金、蒙的岁币，约一半是银两。而这些游牧王廷，显而易见不会用这些银两全部做成首饰、随葬品，而是大量用来购买茶叶、布匹、瓷器、铁器（兵器）等，重新回流进入上述汉地商业发达的地区。明代中期开始，日本、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至清朝中期，白银一直是净输入。而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之后的庚子赔款等，中国的白银通过战争赔款、不平等贸易、毒品走私等，大量外流。一般认为，中国在清末民初以前，流出的白银基本与明清两代流入的白银相等量。
以此为尺度，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级，以及他们取得政治权利的科举制度，与这条白银曲线，有着高度的相关：同起同涨，同时高潮，同时衰落，最后是同时消亡！
这里要注意到：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贸易‘江山依旧在’，但是白银不在了，科举和士大夫也就不再了！
士大夫阶层与商人密切相关，这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区别这个阶层与更普遍的地主阶级的尺度。
程朱理学，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也是与这条白银曲线，有高度重合。宋、明两朝的东林党，都是在白银峰值波段，成为士大夫阶级争夺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组织。
这也像大陆漂移说，是大视角看到问题，具体细节还需要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
比如，明代白银是怎么从洪武、永乐时期的非法货币，逐步拱卒拱成了“合法货币”？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少，学界能看到的只有社科院的万明、人大的何平等很少几个有所研究。明代史料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以白银为储备，重新建立大明宝钞的信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代文官也不停地建议皇帝“采用”白银。只是，这两方面的资料都很支离破碎。可能和黄宗羲们“编撰”明史有关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大思想家”，都甩锅白银，这和他们推卸明代灭亡的责任是同一个工作。
不过，有一个很有趣的史料，就是成化年间，一个叫丘濬的内阁大臣，给皇帝上了一本他写的书《大学衍义补》，建议给白银合法的地位。《大学衍义补》是对宋代《大学衍义》的补，而宋代的《大学衍义》则是朱熹的徒孙真德秀写的程朱理学“政治哲学类著作”。这就把程朱理学和白银之间，连上了一条有趣、值得研究的连线。
简单直观地看，在程朱理学家眼里，白银可能非常符合他们心中的“天理”：用纯度、重量等自然属性标注“价值”，不依赖于各个朝代的“专制皇帝”，“童叟无欺”，（质地）千秋不变，又少而精——正像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或许黄金可以代表皇家、铜钱可以代表老百姓，而白银在黄金和铜钱之间，可以孤芳自赏。
通宝推：空中吴钩,家园 续：白银，科举，程朱理学，东林党 一、视频留言：关于张居正，千户（专解明朝疑难杂症）应该再深入一些，不宜这么轻易的下结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后来顾宪成版的东林党，主要目的有二：除了打击泰州心学、重塑程朱理学，就是通过党争，防止内阁再出任何类似张居正的权相，其主要目的应该是阻止朝廷以白银储备为基础，恢复大明宝钞的信用。
张居正有些类似严嵩严世蕃（上位前看起来是铁杆士大夫阶级一分子，上位后却成了嘉靖的执政助理），张上位前看起来是铁杆的东林党，他曾经罢海瑞以保徐阶、以及拱白银的货币合法化。但是他上位后，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控制提高了文官集团的执政统一度，并且借白银计价“一条鞭”法，两者结合，就把大明的土地重新做了一遍清丈统计。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明朝中央首次掌握了600-700万两库存的白银，这样就对明朝的东林党人带来两大威胁：一是他继续执政，就可能搞钞法“改革”，以白银作为准备金，重塑大明宝钞的信用——即重新夺回国家的货币主权。二是他可能会对各个卫所的所辖土地，其中被各个官绅侵占的情况进行调查整顿。因此，徐阶集团才会痛下杀手，直接让徐的私人医生借痔疮手术搞死了张居正。并且通过对张居正实施前所未有的抄家，毁灭了谋杀的证据，并销毁了一切张居正关于下一步改革的设计方案。
在东林党背后的利益集团看来，像张居正这样的“叛变”者，必须要彻底铲除，并借机把支持张居正的泰州学派如李贽等，从肉体上消灭。千户应该看到张居正是东林党利益集团的“变节者”这一点。
二、现在看来，网络上社会大众对东林党的认识，还没有到位：
满清取代明朝，有三大结果，在以往的史书中被有意无意的忽略：1、朝廷不再试图发行纸币，而是以白银为主要（贵重）货币，以铜币为辅币。这就是满清的统治者，放着宋、元、明的历史经验不用，完全放弃了主要货币的主权。2、明朝各个卫所辖下的土地，被各级官绅侵占，到了清朝就合法化了，只要你纳粮纳税。也就是说，18%左右到明代国有土地，被合法私有化了。3、彻底消灭了心学流派，特别是泰州学派在中国社会的延续。清廷借口禁止东林党讲学，实际上程朱理学在各县各地大行私授，而真正被禁止是王门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老残游记》记载在清末还有对泰州学派余脉的灭绝性屠杀。
顾宪成版的东林党，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其实是借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完全实现了他们的“建党”目标。”三大思想家“顾黄王其实都是出卖汉族大多数人民利益、换取自己士大夫阶级利益的东林党利益集团的”漂白粉“”除臭剂“。
通宝推：空中吴钩,
家园 外一篇：郑和下西洋 我们在河里，曾经畅想过中国的教育改革：学文科的必须先修一门理工。在讨论明代财政、海贸的过程中，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畅想：学历史的除了理工外，还必须学一门经济。
郑和下西洋，已经是中国历史教育的热点，但是翻前阅后，还是没有讲到位：明代文官废除下西洋的理由，就是“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面子工程”。现在呢？尽管不再像明代士大夫那样“彻底否定”，也还是惋惜“没有像西人那样获得巨额利润，因此不可持续”。
另一方面，如果有公知吐槽中国现在建立远洋海军、南海建礁、巡航印度洋是“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面子工程”，他们自己也知道只能招骂而不能说服大众特别是年轻人。
没有海军力量的保驾护航，没有一定的贸易秩序，没有通用的国际贸易货币，所谓自由海贸，可能有吗？今天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有到这一步吗？
其实，永乐大帝派郑和下西洋，首先正是建立海上贸易商路的海军力量，2万八千随郑和下西洋的人员，军人占比极高。不用说，旧港宣慰司、安南布政使等机构，军人也在其中有很高的比例。
不过，明朝建立海军，不像陆军。遭到了士大夫文官阶层从一开始就全力反对的局面。明代陆军起自江南士大夫阶层完全不同的底层，建立过程也基本完全不受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朱元璋建立的军户卫所制度，因为包含有土地，成为独立于文官及其所属士大夫阶级的一种政治力量。胡惟庸案就是典型的朱元璋制止文官集团掌控军队的例子。
在有明一代，文官是用尽了各种下作的手段，特别是设计了土木堡之变，树立了于谦这么一个典型，最终达成了文官对武官的绝对掌控。
永乐建立海军，通过朝贡确立贸易线的秩序，并且通过郑和船队确立大明宝钞在这条商路上的国际贸易货币地位。这不是怎么看怎么对从事海贸有好处吗？怎么还遭到文官对破坏和反对呢？以至于传出兵部刘大夏毁掉郑和航海资料的弱智传说呢？——说一个国家国防部长会把设计国防的全部资料毁掉，绝对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在文官执政的情况下居然啥事没有还得到了赞誉——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对明清两代程朱理学君子大人是些什么东西！
所以明代文官集团对郑和下西洋的否定和破坏，是着眼于剪除国家海军集团（皇帝直接用郑和等宦官就是未了在文官集团之外建立海军）对于文官集团有可能形成新的制约力量的角度。郑和生前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在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特意自斟酌句地留下了两块石碑，记载了前六次下西洋的事迹和伙伴的名字，然后就默默地在历史中消失了，在文官的历史记录中，既没有他在哪里去世，也没有在何时去世的记载！
力主四战麓川，保住了云南以及缅甸等地主权的王振，直接死于土木堡。开拓黑龙江流域，创设奴儿干都司的亦失哈，也在土木堡之役后，被于谦们清除了。安南布政使司的丧失，也被文官推到太监、武官的头上。
为什么要彻底揭露批判程朱理学？因为有明一代，文官集团对国家主权做了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但他们就是用程朱理学——即满口的仁义道德，来掩盖他们的下作无耻。
今天余毒还在各种教材书籍里钉着，这是我们和年轻人面临的现实情况。
通宝推：秦波仁者,家园 外一篇：岁币 怎么看人类历史上，在农业文明时期，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农业社会地区呢？总的来说还是气候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草原游牧（包括渔猎+部分农耕部落）一是受大自然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农业耕作地带。农耕文明5000年来就通过历法、水利、积肥等，与大自然做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大自然对农业种植的影响。但是游牧地区则不然，风调雨顺则水草丰茂，人畜兴旺。干旱冰雪则草原荒漠，人畜饿死。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要依赖农耕地区的粮食、以及铁制品等生活物资，才能生存下去。获得这些物资，一是通过战争抢，二是通过贸易交换。然而对于交换来说，草原的产出，对农耕社会来说，其实是少得很多，因此要能维持平衡，农耕社会就必须给予补偿，才能维持贸易的持续。
在工业革命之前，在人类可以利用草原游牧/渔猎民族的矿产资源之前，农业社会的人对获得草原地带的土地是没有兴趣的。因此一般不会把游牧民族视为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国家政策上也不会对草原地带的民族进行补贴。因此战争总是不断。
在柏杨和黄仁宇等看来，北宋给辽的岁币，是一种贸易补偿，用于贸易平衡，因此带来了近百年的和平。这大概可以算是最典型的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关系平衡。
满清王朝对蒙古和自身八旗的经济补助，也是一种平衡草原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国家政策措施。
在有补偿的情况下，农耕地区的商人是可以长期从事这种贸易，并从中获取大量利润的。在战争情况下，商人尚且要通过走私来获利，如果能够实现议和，农耕国家对游牧民族给予“岁币“，那么商人就可以通过合法的贸易把这些”岁币“都挣回来，且不再冒叛国、违法的风险。因此商人是欢迎的。
士大夫阶级为什么欢迎议和呢？不是可以通过”辽餉“等题目来盘剥百姓、或以供”岁币“的支出吗？士大夫欢迎议和，主要是制约皇权。战争过程中，武人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上升，这就会威胁士大夫阶级的文官地位。战争也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真刀真枪的场合，程朱理学就屁用也没有不说，还十分有害。因此通过议和，降低皇帝对军队的掌控，降低武人的可能上升，是士大夫阶级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徒的利益最大化。
那么，对后金的叛乱，明朝是否该打到底呢？是否该对满清整个部落进行灭绝呢？抑或应该和黄台吉议和，与之像北宋一样的岁币呢？我认为应该消灭努尔哈赤家族的男性成员以及白甲兵的主体，然后恢复原来的叶赫、乌拉、辉发、哈达等部落，给予贸易补贴，通过贸易来平衡东北地区等农业社会与渔猎部落之间的平衡。
这就类似抗倭战争，对于当时活动的倭寇各支，要坚决剿灭。但是战争一结束，就应该开海禁、建立海关税收管理。
家园 关于明代货币历史的一些学习心得 在过去的有关明代货币的历史书籍中，一般立论观点，都把朱元璋朱棣时期创立的大明宝钞，给予比较负面的评价。对于明末危机，多归因于白银“货币紧缩”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
这些立论观点中，一是批评明朝发行大明宝钞，没有‘硬通货’（黄金白银）做准备金，或者叫货币发行之锚。二是批评大明宝钞不能和白银做‘自由兑换’。三是批评明初有一段时间，朝廷收税放弃了大明宝钞，改收白银。这是“掠夺民间”。四是批评大明王朝‘重农抑商’，还搞过‘海禁’。不过又说郑和下西洋，是‘劳民伤财’。
提第四点，是因为有明一代，中国从海外贸易中输入了估计至少6亿两白银，而同期通过矿产增加的白银约8千万两。由此可见明代白银增加，主要是靠海外贸易。另一方面，近300年中，明代朝廷从海外贸易中收了多少税？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似乎也木有一个专家撰文说收税超过百万两的。
郑和下西洋，推进大明宝钞在其航路上的使用，自中国至东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途各国商人使用大明宝钞，可以购买到中国以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以往的书籍仅仅强调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朝贡贸易”，以示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远洋贸易的区别。很少研究、明确指出明朝的中国通过大明宝钞和‘西洋’（亚非）各国的贸易，是一种平等的、非西方殖民掠夺型的贸易。明朝的中国在下西洋的沿途各国，既没有建立殖民地政权，也没有通过海军武力来掠夺西洋各国的货物。
郑太监领导下的远洋船队被废止后，大明宝钞随即就失去了在‘西洋’贸易沿线的国际贸易通行货币的地位，这个角度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之后，经过杨士奇士大夫文官内阁，特别是土木堡之变后，在景泰年间，大明宝钞也失去了在中国本土的货币地位，比如土地买卖中使用的货币就从大明宝钞变成了白银。
但是直到天启年间，皇帝还在用宝钞对文臣武将作为赏赐，可见有明一朝，并没有官方确定声明：大明宝钞已经被废除。所以明代中后期，货币是“双轨制”。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农业税改革，使得明朝朝廷收集到大量的白银。很明显，这些白银的积累、储备，本可以用于重建大明宝钞的信誉/地位。但是张居正在50岁的盛年，莫名其妙死于一场痔疮手术，其改革也就骤然中断了。
关于张居正改革，使国家掌握了大量白银储备，可以用于重建国家法定货币（纸币）这一事实，自《明史》、清代、民国乃至现在的学术届，都是闭口不谈的。
“货币发行只能以贵金属为锚”，这种观点不仅是经济方面专家学者的“常识、通识”，也浸透进入了史学届对大明宝钞的研究分析、主流观点。
但是，新中国/革命历史，以实践证明了货币发行/管控并不依赖贵金属。也因此招致‘西方经济学/金融学/银行学“的非议。历史方面的’主流观点‘也通过批判大明宝钞，暗戳戳指向现在人民币——类似公知们通过骂明朝的皇帝专制独裁来指向教员和TG。
明代中国社会中，增加了六亿八千万两白银，然而海关关税不过百万，户部+内库白银最多时也不过600-700万两，可以说99%的白银都在”民间“，这也是明代士大夫日夜与皇帝叫板、搞党争的经济基础。明代’民间‘白银究竟是怎样’存‘在’民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一片白茫茫大地‘。就常理推论，它们应该是有一定组织性存在的，这就是东林党的背后，或者叫明朝的Deep State。（待续）
通宝推：李根,家园 读史不轻松啊 文字，考证，逻辑类先放一放。
普通人真的没有几天好日子，上层的和气也是表面文章。
典籍数字时间上下纵横，合卷之时，观现实，每每感觉无能为力，还是需要劳动才能平衡。
值此“盛世”，尚且如此。
想先烈诸事皆明，在低谷处，不思能否看到明日的阳光，依旧默默耕耘。。。
家园 读书偶得：东林党与天主教的关系 最近关注了“生民无疆”的微博/网络文章，这个公众号特点是主张“西方伪史论”，近期又增加了“耶稣会搞垮明朝”这样一个观点（有点儿类似河友北大张老兄的那楼观点）。
在今年四月的头条文章《耶稣会士是如何搞垮明朝的》的文章里，有个观点引起我的兴趣：说首辅叶向高是天主教徒——叶是公认的东林党，但是说他还是天主教徒，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晚明政坛上有泰山北斗地位的叶向高，正式身份是万历、天启两朝的宰相，江湖身份是东林党成员，而真实身份却是耶稣党成员。在他彻底退休回到老家后，他才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天主教徒身份，担当起了耶稣会士的吹鼓手和守护神，在《三山论学记》中他宣称：天主之教，如日月中天，照人心目”。
于是我搜索《三山论学记》，又发现了一篇文章《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作者李天纲。在这篇文章中，李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惊人的事实：东林书院北京分院，名叫首善书院，是与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紧紧挨在一起，并且在明清交替之际，两块地盘合在了一起：
“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迤东顺城街，用五百两购置房地产，建“南堂”，首善书院（1620年邹元标设立）就在隔壁。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京官经常到教堂去。当时东林党把首善书院建在宣武门内东街，恐非偶然。
首善书院碑文是叶向高撰，董其昌书。其中提到：“书院在大时雍坊十四铺，贸易自民间，为资一百八十两，皆五厅十三道所输。经纪其事者，司务吕君克孝，御使周君宗建。以天启二年月日开讲。”徐光启对首善书院很熟悉。书院废除后，他“请改为西洋历局，后屡请复，不报”。崇祯二年被允准。书院是用南方民间捐来的钱买的，徐光启参与财产的善后处理，可能是他们有产权在其中。到清代时，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故明首善书院，今为西洋天主堂矣。””
为什么东林党和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斗士们走的近？李天纲给予了这样的解释：“东林党，笼统的讲是整个东林运动，和传教士接近是因为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大家赞扬的勇敢精神、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严格性，这些既是东林党人所希望的善行，又是优秀基督徒们的行为。但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他们都与宦官、佛僧及其盟友们为敌。他们对于佛教一直向文人界发展而感到恼火，都反对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空头哲学讨论（心学？），支持与他们有关绅士们的社会责任观相吻合的实用儒家，关心帝国的防务及其财政状况等。东林党人只会感到与传教士们意气相投。”
“天主教徒掌握了“西学”。东林党人对天主教“西学”中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但对其道德伦理和热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阴兄、月兄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通宝推：空中吴钩,家园 东林党与天主教的关系 之三 还有一个身兼东林党和天主教徒的著名人物：翟式耜。
翟式耜的叔叔，就是给利玛窦出主意的著名人渣翟太素。这件事在各种书籍和网络搜索中都没有说，要从翟式耜的爷爷和翟太素的爹是同一个，才能看出端倪。
翟式耜钱谦益是同乡，比‘水太凉’小几岁，一起在东林书院‘学习’，但不知怎滴，翟称钱为师。崇祯初年，翟与其他东林党力推钱谦益入阁，被温体仁搅黄了。最后翟式耜跟着钱谦益一起罢官回家，一起风流快活，又一起被温体仁“拟旨将钱、瞿于三月逮入北京刑部严讯。途中，钱、瞿二人一路拖沓流连，谋划对策、寻求关系”，最后据说通过太监曹化淳将温体仁扳倒，于是转危为安，回家继续风流快活。钱娶柳如是即在此期间。
直到崇祯上吊，东林党人齐聚南京，钱谦益出山做了礼部尚书，翟式耜也做了广西巡抚。然而弘光朝庭迅速被东林党和多铎搞垮，翟式耜后来又投入唐王、桂王旗下，最后参与拥立永历，做了吏部侍郎等重要职务。后来孔有德攻入桂林，翟式耜被俘被杀。
翟一直与钱谦益通信往来，因此其事迹首先得到了钱谦益和黄宗羲的“大力宣传”。乾隆最后敲定明史时，将翟式耜列在袁崇焕、史可法之后，定位其为“忠臣”而不是“贰臣”。
翟是何时受洗入教的？目前找不到资料，从他在天启年间掩护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在其家乡违法传教，以及他在崇祯初年大力推举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来看，他受洗应该是在天启甚至更早之前。
翟式耜在到广西做官之前，在家闲居了十几年，他家很有钱，黄宗羲说“式耜在乡颇治园林，以诗酒自遣“，还“妻妾众多”，但是毕方济等教会似乎没有对其斥责的记录。维基/百度对翟式耜的介绍，也不寻常地没有对其家庭、配偶、子孙进行介绍。估计是一介绍就麻烦了。
自1645年到1650年，翟式耜做官的业绩：一是出卖了一个监国的亲王，一个是拥立了永历称帝，一个“桂林保卫战”，最后就是自己被孔有德抓住，写了很多诗文后被杀。顾诚的《南明史》，对翟式耜的行政能力评价极低，认为他的被杀，实际和刘宗周一样，是殉名而不是殉国。顾诚认为翟式耜和其他士大夫南明大臣一起，始终破坏永历朝廷和大顺军、大西军等农民起义军余部的合作，破坏了可能的对湖南等地区的战略反攻，造成了南明丧失了对长江地带的反攻机会。
至于被大吹特吹“桂林保卫战”，顾诚认为第一次保卫战，李成栋根本就没有进攻桂林的计划，可能只几百前锋试探着“探”了一下桂林。同年五月的第二次“保卫战”，对阵的还只是清朝湖南的地方小股部队，根本不是有些网文说的是孔有德的部队，孔的部队要两年后才从东北来到湖南。“桂林大捷”也是没有斩首数字的“大捷”，看起来和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的贵州反击“大捷”一样，是几万国军“打”跑了几十上百日本兵的“大捷”。
顾诚在《南明史》中没有提的一件事，倒是可能是翟式耜的“最大功劳”——永历的太后、王后等宫廷内眷受洗天主教。这件事现在看起来很是扑簌迷离：时间不清楚，相关人物也不清楚。据台湾黄一农考证，永历内眷受洗，应该是在永历二年（1648年）3-4月，地点是南宁，永历不在的期间。主持受洗的是德国人耶稣会教士瞿安德。永历自己没有受洗，三皇子也并非一出生就受洗，而是出生三个多月后才受洗的。据说促成王皇后等内眷受洗的是太监庞天寿。
庞天寿早在天启年间，就被汤若望在北京“洗”了，看起来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南堂与东林书院背靠背”有关联。但是庞天寿在1644年，先是任职于南京的弘光帝，再受职于福建的隆武帝，只是在隆武被杀后，才从澳门投奔的永历朝，之前没有和永历及其内眷有任何交集。因此永历的内眷不可能对庞太监有很大的信任，乃至被其说服信教。瞿安德看起来也就是个主持牧师，因为网络上查不到这个耶稣会成员除此之外在中国教区有其他的活动记录。
翟式耜则完全不一样：首先他和王皇后是“老乡”，王皇后是苏州人，王皇后的父亲王略曾任广东知府。翟式耜是常熟人，常熟隶属苏州府，因此推断翟式耜与王略有多年交往、王家早就知道翟式耜是天主教徒，是非常有可能也非常合理。其次，翟式耜是推永历称帝的首功大臣，这点也让永历的内眷对之有非常大的信任，这是庞太监瞿牧师完全不能相比的。第三，在黄一农考证的1648年3-4月，翟式耜不在皇帝身边，也不在桂林，据说他跑到了樟木港，一个离南宁很近、离桂林很远的地方。
因此有理由怀疑永历内眷“受洗”，就是多默（Thomas）翟的”功劳“。
通宝推：空中吴钩,家园 一、基本问题 之前因为解释和引用变得麻烦，其实就几句话：
本体论等于认识论，定义不同就是对象不同。不存在认识之外的客观对象（某物），定义决定了客观对象是什么，而不是客观对象决定了定义是什么。
就这么几句。
因为有人把所谓客观对象（某物、概念），当作独立自存的绝对实在。觉得我们的定义都是它的不同方面，进而无论发现多少新东西，都还是这个客观对象……意识不到它已经变了。
而真正的「客观对象」，是整个外部世界。某物其实是祂的部分描述（性质、谓述）。
对历史而言，我们在用定义框史实、用已知框未知、用价值框事实，然后发现新的史实。但是我们的定义不能等于史实本身，因为史实无限而人有限。我们只是发现了我们能发现的。
比如心学、东林党，并不存在一个独立自存的心学或东林党，而是由我们选择的定义，定义所能对应的史实组成的。就像我们都在做杂烩，但是挑的菜不一样，是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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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具体问题则是：
由于某物（心学、东林党）并未明确规定，你说的那些方面（思想、行动、地主、运营）放到同一个材料上会起冲突，导致无法论证。这源于你事先就认为那些方面是冲突的，比如思想。或者就是那种定义，比如程朱、利益集团。可考察史实可以发现，这些说法想要成立，就必须抛弃从这些方面论证。比如不能再从思想交际判断了，也得把附和政见的扔掉。
这是执于未观之先。容易固执己见。
全面批评也是如此。因为只有从他们的定义出发才有所谓好坏半参，可他们的态度本身就值得考量。比如往往不分主次。就像前面的例子，你说某人坏是因为他干了什么，他非得去讨论他的高矮，然后把高矮和干坏事当作同一等级的事情考量，结果自然是有好有坏。
这是以外物求知者。容易多元虚无。
但是对心学来说，我们要找到能分出主次的更高价值才行。对于那些人来说，必然是不全面的。可是全面本来就不存在。而分出主次，有些定义必然要搁置（有些性质必然是无用）。
因为以上两点，我才觉得你没看懂心学，因为都是心学讲过的。至于态度上的，比如坚持批判、务实，还有抗击坏的思想，不用心学也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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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以上还是可以用心学、理学、现象学等解释。除了体用不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以外，还有月映万川。你是月，史实是万川。是你决定了历史被照亮的部分。或者，理是月，世界是万川。至全的理（知、道、超验主体）就是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全部客观世界。反过来讲，客观世界是由道理，是由你所生成的。这样即是主客二分，也是主客不分。所以觉得心学、理学唯心的，是误把西方实体观念带进去了。人家的某物，是谓词而非实体（是描述界定而非独立自存），从未有过唯心。除非说的这个心是指纯粹意识或者人的信念。
家园 东林党与天主教的关系 之二 通过谈论东林党北京分部与天主教堂“背靠背”这个事实，昨天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很让我吃惊的事实：迫害死李贽的两个东林党党棍都加入了天主教！
最早知道李贽，是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引起了兴趣。按照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介绍，李贽是心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的传统观念特别是程朱理学进行过猛烈的批判，对政治改革家张居正则大力褒扬。因此受到了“保守士大夫、官僚地主”的迫害，流离失所，最终被抓进监狱，以自杀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迫害李贽最著名的两个人物，一个叫冯应京，一个叫张问达，都是东林党。冯“在湖北以“维护风化”为名弹劾泉州思想家李卓吾，又指使歹徒焚毁李卓吾所居之龙湖芝佛院，毁坏李预为藏骨的灵骨塔。后因案入狱，以利玛窦劝告，归依天主教。”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抓捕了李贽），说李贽刻《藏书》《焚书》等作品，“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张问达指责李贽“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
复旦教授李天纲说“冯应京被视为东林运动的先驱（惜乎没有上东林点将录），通过利玛窦《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西方式的道德哲学，坚定了他政治态度，并差最后一步而没有加入教会，成为教徒。相似的情景发生在后来的叶向高、邹元标、张问达、冯琦等东林人物身上。”而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都说“入镇抚司狱，拷讯关押，利玛窦多次去狱中探视，狱中皈依天主教“。冯应京入狱，是因为他煽动、破坏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和税监，所以被收拾。
至于张问达，李天纲的意思也是说他只差最后一步没有加入教会。但是李天纲回避了张问达的儿子张敬一，是明确记载为汤若望在陕西发展的第一批教徒，教名保罗。因此张问达极可能和叶向高一样，是隐瞒的天主教徒。
看起来很有必要继续深挖一下东林党和天主教这种带路党的关系。
家园 二、谈论这里 简单部分
一、正如之前所说，江南教区出身的官员有没有考虑过？尤其是是谁推动天主教传播的？
二、张居正打击心学是为什么？他打击的是我们所说的心学吗？为什么他欣赏还要打击？
三、邹元标是江右王门，算是心学门下的。这种双重属性的不少，我们该怎么判断身份?
四、徐光启、邹元标等人的观点是补儒易佛，儒学为核心，那么他们是儒家还是天主教？
五、李贽对利玛窦有什么评价？王门名士邀请利讲学，援助传教、进京，出于什么目的？
六、李贽皈依佛教、大讲禅学。为什么还算王门？被忌惮的是心学部分，还是禅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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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部分
一、东林党（政治）的核心在于江南利益集团。
二、江南是明代佛教中心，和魏忠贤什么关系？
三、浙中、江右、南中三大王门均为江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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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部分
一、四教主要功能是提供秩序或者说合法性的来源。
二、作为党同伐异的江南利益集团的东林党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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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部分
一、这算不算江南内部斗争？
二、有没有多面间谍？
三、谁的利益？
四、如何保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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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一句，你说的还是成立的，或者想要成立也是可以的。就像程朱东林人士迫害心学人士，这当然是成立的。但这是从人倒推，和其他属性比如思想、地域的关系需要另外证明。你的问题在于，同样的论证方式，心学不会比东林好到哪去，尤其是和佛教、耶稣会的关系。我也觉得心学是好的，东林是坏的。所以邀请、援助是良好动机、士人风范。这没有问题。问题是又是如何判断东林不是的？如果后来是，当时怎么不是？如果结果是（耶稣会得逞），王门怎么不算？
所以这就是双标。不是说你的观点有问题，而是你的方法无法分辨出事实到底如何。完全凭借先于事实的一个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其实也是某种事实分析的结果。
所以可以看到，你用的材料不是百科就是简介，意思并不清晰，就像电费那贴“媒体的表达都是简略的”，容易忽略具体事实。
最后还是重复两句：我可不反对心学，在河里为心学辩护过好多次了。同样的，东林是垃圾我也说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