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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 复 谢铁手兄意见。
家园 的确如此 拉美白银在明末大量输入中国，主要滞留于在江浙沿海这些既生产茶叶丝绸又能做海上贸易的地区。因此在江浙地区产生了拥有大量白银的大商人、大地主。他们形成的政治集团就是东林党。由于白银大量输入并集中于江南，导致全国通货膨胀，尤以北方这些不生产丝绸茶叶瓷器的地方受害最为严重。财富分化导致北方人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而江南商人则坐拥白银对北方漠不关心。
江南商人的盘算是，架空北京，坐实南京，把政治中心转移到南京来。
北京陷落后，东林党自以为得计，迅速建立南京弘光政权。奈何缺乏军事实力，被满清吊打，嘉定三屠扬州十日。
这些东林党人（吴伟业、严绳孙等人），又按照朱耷提供的明朝官史，以隐语私修明史，是为《红楼梦》。堪称伤痕文学的老祖宗。
- 复 的确如此
家园 问题的实质在于货币主权（铸造、发行）的矛盾斗争 而这，又是国内国外研究东林党、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学者、文章普遍避而不谈的。实在躲不过去、被问到了，往往就用一句”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皇权，搞宝钞就是要盘剥人民“。因此士大夫们与皇权的斗争（包括白银货币化），就刷上了一层”正义“的色彩。
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能铸造铜钱、但是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铸造银币呢？既然大家（主要是商人、士大夫，农民工匠士兵用铜钱足矣）喜欢白银，铸造起银币，岂不是既国家（朝廷、皇帝）保有了货币铸造发行等主权，又照顾了士大夫、商人对白银的偏爱吗？沿海商人对于从美洲流过来的”墨西哥鹰洋“是完全接受的，同理可以推断出中国商品出口线上的日本、朝鲜、越南、马六甲、阿拉伯、欧洲等商人完全可以接受中国自己铸造的银元银币。这也包括亚洲内陆游牧民族（满、蒙、回、藏）、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商人，他们都没有理由拒绝接受中国的银元银币。
为什么不呢？
显然这个并不能简单地用”市场选择“这个社科界惯用的‘法宝’来解释。
因此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喜爱“白银的社会阶层，推断在士大夫阶级、东林党组织里，对此有战略上的考量——与皇帝争夺货币主权。这符合研究思考的逻辑。
按照最新的研究，明朝的货币白银化，时间早于从日本、美洲吸入白银。朱元璋收云南为省，重要原因也在于云南是中国最主要的白银产地，产量在全国采银的六成左右。知名学者全汉昇根据史料中收集的银矿税额，对明清云南的银产量作了估计，他估计在明代中叶云南每年的银产量约在34万两左右。但史料中记载朝廷收到的白银，只有区区2-5万两。万历皇帝派矿监去云南，能被直接打死，成为无头案。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估计，明代从美洲、海外吸入的白银，保守估计有9亿两左右。而张居正改革后，明朝户部最多持有过400-600万两白银，估计只占明朝社会上白银总量的千分之五，即使加上铜钱的总量，估计户部能掌握的货币也不会超过货币总量的1%。
有朋友会问：明朝皇帝不是还有内帑吗？对，最近的研究，将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初年，为平定努尔哈赤叛乱而支出的内帑，总计大约2000万两左右。虽然估计万历皇帝收入内帑的矿银榷银，不是张居正改革后的户部存银高峰同期。但即使如此，加上内帑，国家手里的通货总量最多也只占通货总量的3%。
想想，如果现在一个国家政府只掌握总通货量的3%，是一种什么情况？
最后，上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惊奇地发现：万历皇帝真的铸造过银币！——矿银背四钱（或者叫”万历通宝背矿银四钱“）
看来还有故事可以挖掘
通宝推：俺是老胡,生产队的小鸭子,
家园 明朝的学术争论 我自己只大致了解心学。一位朋友推荐《明儒学案》，认为是明朝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味道。
《明儒学案》是清代黄宗羲创作的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
东林党是利益和思想的松散结合，和思想学术争鸣还是不太一样。
- 复 明朝的学术争论
家园 其实和学术没有关系 在某些文人那，干什么都可以在经典上找到理由。就算没有，也能造一个出来。😄 Z兄总觉得某个人可能是思想导致了问题，但实际情况可能反过来，是他有问题才选择了某一个思想，不管是理解有问题，还是作为包装。
甚至可能是因为这一定义（思想）才让他出现的，从而忽略了更多的人或者原因。
- 复 明朝的学术争论
家园 你是否知道楼主以黄宗羲为东林党 《明儒学案》是为东林党张目的著作。
- 复 明朝的学术争论
家园 涉及利益和思想，得看规模多大 规模大了，利益或思想的结合就不可能松散。
家园 还未发展到组织的程度 有纲领，精神领袖，有资本支持，但未形成组织。
农民有庞大的利益和人口，也很松散，没有形成组织。组织是很难的事，列宁能居革命领袖，我认为最大贡献就是搞了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很强的政党。
东林党是文官集团中的激进派。他们总的主张跟文官集团是一致的，但是要极端得多。
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以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思想为指导，强调理学思想是唯一真理，主张建立理学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强烈要求由士大夫而不是皇帝来统治国家，把包括心学在内的明末各种社会新思潮视为异端加以严厉打击；
在经济上，他们由官僚集团控制的大土地和大工商业资本提供支持，要求政府大规模减税，削减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政府开支，尤其仇恨张居正逼着全国官员完成税收任务的改革措施。东林党就是被张居正改革给逼出来的。东林大佬顾宪成和邹元标在张居正执政期间，都跟张居正发生过冲突；
在政治上，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控朝政。万历时期，其成员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的中下级位置上。相当于激进派在野党，一方面雄心勃勃的想要夺取执政权，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没有实际掌握政权，不太了解“当家”的难处，一味的强调其理学极端主张，而不考虑这些极端主张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军费不够了怎么打仗、钱粮不够了怎么救灾这种问题。
在对抗皇权方面，他们又主动充当文官集团的急先锋。一旦大臣们中间有谁想向皇帝妥协让步，他们就一拥而上对其进行攻击，以达到清理门户，保证内部纯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