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诚然，我们的确无法在美国重现一个像本卡拉那样欢迎聋人下一代的接纳世界，但是像艾普丽尔与拉吉.朝翰这样的父母确实成功地建立了相当接近本卡拉的当地社区。尽管聋人文化对于他们两个抱有戒心，他们还是凭借小心翼翼的态度与灵活的手腕成功笼络了聋人文化。艾普丽尔出生于一个社会地位颇高的黑人家庭，从小与艺术家为伍。自我表达对于她来说可谓得心应手。她的周身上下都散发着决心、使命感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气质。拉吉是印巴混血，相貌英俊，举止文雅。你完全可以想象他即便到了老年依然能维持一副年轻帅气的样貌。他从事互联网营销行业，谈吐自信而随和。我见过很多焦虑不安的聋人儿童的父母。但是朝翰夫妇看上去却十分放松。其他父母往往觉得聋人世界令人生畏，而朝翰夫妇内心固有的热情好客却不动声色地解除了聋人世界的武装。

2000年扎拉.朝翰降生的时候，艾普丽尔与拉吉还都很年轻，都在为了事业而打拼，也都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的女儿出生在洛杉矶医院，这家医院并不对新生儿进行听力检查。扎拉三个月大的时候，朝翰夫妇居住的公寓发生了火情，刺耳的警报声响彻了整栋大楼。艾普丽尔冲到婴儿房，却发现扎拉睡的正香。儿科医生安慰艾普丽尔说，新生儿只要睡着了就吵不醒。可是等到其他孩子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扎拉却始终小嘴紧闭。于是艾普丽尔与拉吉决定测试一下，趁她转身的时候在她身后拍手。“有时候她有反应，有时候没有。”艾普丽尔说道，“现在回想一下，她有反应的时候大概是用眼角余光看见了我们。”到了二十个月的时候，扎拉终于开始喊妈妈爸爸了，至少听起来有那么点意思了。可是除此之外别的单词她一个都没说过。不过儿科医生还是宽慰夫妻俩说很多孩子都要等到三岁才会说话。

扎拉两岁那年，艾普丽尔带着她去体检，恰好平时的儿科医生请了病假。顶班的医生立刻提出应当进行听力测试。“就这样我们损失了两年的时间。我们原本可以用这两年时间教育自己，让扎拉接触手语，以及为她购买助听器。”艾普丽尔遗憾地说道。确诊之后艾普丽尔一度非常难过，但是拉吉却并不这么想。他解释道：“艾普丽尔打算将空虚、恐惧、悲伤与迷茫的分阶段流程从头到尾经历一遍，我可没这个闲工夫。归根结底不过就是我们必须应付的事情又多了一件而已。”

在洛杉矶，零到三岁的聋人幼儿都可以获得早期干预项目的帮助。因此扎拉还能享受一年的免费服务。“为了了解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必须尽快教育自己。”艾普丽尔说。听力专家认为扎拉在低音域部分还保有一定的残余听力，因此未必非得接受耳蜗植入不可。艾普丽尔认为，“我希望她能对自己是谁而感到自信。假如日后她决定接受耳蜗植入，那固然很好。但是我不能替她做决定。”最后扎拉获得了一套变调助听器，这种助听器能够将所有高音域的声音全都降到她还能用残余听力接收到的低音域。但是艾普丽尔很清楚助听器并不能使得扎拉成为一个有听力的人。“我们整整损失了两年与女儿交流的时间。起初我们先是重复简单的单词，‘苹果，苹果’。别人告诉我们一个单词要重复一千遍才能让聋人儿童记住。因此我们日复一日地操练着。‘水，水。书，书。鞋，鞋。’偶尔她也会跟着我一起重复。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感到‘这可不够好’。于是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决定改学手语。我能感到大脑当中的不同部位活跃了起来，因为我一用手语就头痛欲裂。”拉吉此前就是个多语人才，他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印地语与意大利语，还能说一点西班牙语。“我总是说使用手语就好像进行谷歌搜索一样：你要将‘迈锐宝，想要，商店，动力’等单词一起输入进去。”一开始艾普丽尔与拉吉学习手语的速度比扎拉更快，因此他们还可以担任扎拉的老师。但是扎拉很快就赶上了他们。

尽管美式手语是扎拉的首要语言，艾普丽尔与拉吉还是希望扎拉的言语能在合理范围内尽量流利一些。直到五岁那年她都没什么进步。于是夫妻俩另找了一位治疗师。此人询问扎拉平时都爱吃什么。艾普丽尔答道扎拉平时主要吃四种食物：麦片、花生酱、面包与燕麦粥。治疗师说这些食物全都太软了。“她有口腔运动的问题。她的舌头缺乏控制声音的力量。”于是艾普丽尔和拉吉开始让扎拉锻炼舌头。锻炼舌头的过程与锻炼其他肌肉差不多——不过舌头其实本来就是全身最强壮的肌肉。假如舌头的尺寸与肱二头肌一样大，你完全有力量抬起一辆汽车。锻炼舌头的主要方式是用压舌板四处拨弄舌头，从而增进肌肉生长。此外治疗师还建议扎拉尽可能多嚼口香糖。这些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此前扎拉一直拒绝吃肉。但是自从她强化了舌头并且习惯了咀嚼之后，很快就成了一个无肉不欢的丫头。她的发音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当然这一切进步都伴随着不容小视的付出。艾普丽尔成为了一位全职母亲，从而能够全身心地照顾扎拉。“就算她只是想告诉我们‘我想上厕所’，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吸引我们的注意。这是一门需要借助整个身体来表达的语言。我们经常让她接触各种声音。假如有鸟飞过，拉吉就会问她，‘你听见鸟叫了吗？’如果是飞机或者直升机飞过去，我们也照此办理。有时她能凭借助听器分辨出特定的乐器——号角、长笛、钢琴等等。照理说她根本不该听到这么多声音，但她就是听得到。”

我在加州遇到的每一个聋人似乎都参加过艾普丽尔与拉吉家里举行的派对。“相对而言，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聋人活动的请柬。”艾普丽尔说道。“我听说有一位了不起的聋人科学家在NASA工作，于是我就请他到家里做客。聋人群体的成员几乎总是很乐意与有听力的父母们打交道。但是你必须主动联系他们，因为他们不会主动来找你。”我见过很多害怕成年聋人的有听力父母，因此很想知道艾普丽尔与拉吉从哪里获得了闯入聋人世界的勇气。拉吉解释道自己成长在乔治亚州的一个小镇，3K党每到周末都会上街游行。学校餐厅里的白人孩子与黑人孩子从不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聋人文化也好，黑人文化也罢，还有印度文化——见的多了之后你自然就灵活了。”艾普丽尔的母亲是一位具有强烈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意识的女性，所以她从小就养成了活动家的性格。“我有好几个同性恋朋友，因此还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成立了同性恋权益组织。生下一个聋人孩子对于我来说无非意味着又要与另一个边缘群体扯上关系而已。”她摊开双手说道，“此前我的整个人生为我步入聋人世界做好了铺垫。如今我正在让她做好准备，从而在非聋人世界也能舒适地生活。公民身份的界定在我们家宽泛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