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在绝大多数社会，耳聋所导致的最主要问题都是语言隔离。因此我很想知道，假如手语在某个社会得到了普遍应用会是怎样的情况。巴厘岛北部有一个名叫本卡拉（Bengkala）的小村子，过去二百五十年来，某种遗传性耳聋一直在这里代代相传。村里的聋人比例始终占到总人口的2%左右。村里的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接触过聋人，每个人也都会使用当地特有的手语。因此在这个村子里，聋人与有听力者之间的鸿沟或许要比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狭窄。

当地人也将本卡拉称作“德沙克洛克”，意为“聋人村”。2008年我访问当地的时候，全村大约有两千名居民，其中有五十六人是聋人。因为耳聋的原因是隐性基因，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家里也会出生一位聋人。我在村里见到了有听力父母与聋人子女，聋人父母与有听力子女，聋人父母与聋人子女，以及有听力父母与有听力子女和聋人子女。这个村子很穷，教育水平比较低下，聋人的受教育水平更低。村里有一位有听力的教师名叫坎塔，此人在2007年向村里引入了一套教育项目，旨在教授本卡拉的聋人学习他们自己的手语“卡塔克洛克”；第一次开班招收的学生年龄从七岁到十四岁不等，因为这些孩子此前全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巴厘岛北部的村庄生活以氏族为基础。聋人不仅是所属氏族各项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能参与所属氏族以外的活动。比方说一对聋人夫妇的孩子过生日，夫妻俩不仅会邀请本氏族的亲友，也会邀请其他氏族的聋人。有听力父母则只会邀请本氏族的成员。聋人会从事特定的传统工作，比方说埋葬死者与维护治安，尽管村子里几乎并没有犯罪活动。聋人还负责维修经常失灵的自来水管道系统。绝大多数聋人还是农夫，种植木薯、芋头以及用来喂牛的甜象草。本卡拉有一位传统村长，他要负责主持宗教仪式；有一位巴厘岛中央政府指派的行政村长，负责办理政府事宜；最后还有一位聋人村长，根据传统由村里最年长的聋人担任。

陪同我一起来到本卡拉的随行人员是巴厘语言学家艾.格德.马萨佳，他出生在临近的村庄里，并且深入地研究过卡塔克洛克。我们两个爬进了一道峡谷，足有两百英尺深，两侧都是光秃秃的石壁，底部奔涌着一条激流。河岸边上有五六个聋人村民正等着迎接我们。他们在河边有一块农田，其中栽种了一丛红毛丹果树，几片甜象草，还有好几种特别带劲的辣椒。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本卡拉的其他聋人居民也陆续抵达了这里。地面上铺开了一张很大的油布，我坐在油布一头的红毯子上，其他聋人则围坐在油布边缘。所有人都在对我使用手语，并且想当然地认为我能理解。格德担任了我的翻译，当地学校校长坎塔则提供了进一步的协助。但是令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的手语在我看来还算容易理解，而且很快就学会了好几个他们使用的手语词汇。每当我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他们全都会报以微笑。他们似乎拥有好几种不同层次的手语，因为当他们与我交流的时候，动作就像哑剧演员一样，我能很清晰地跟上他们的叙述，但是当他们相互交流的时候，我就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当他们与格德交流的时候，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

“悲伤”在卡塔克洛克手语当中要用食指与中指放在眼角内侧，然后将指尖划落下来，模仿流泪的样子。“父亲”是将食指横于上嘴唇上方模仿胡子。“母亲”则是手心向上置于胸前，托举起想象当中的乳房。“耳聋”是将食指插入耳道并且旋转。“有听力”是在耳边攥拳，然后张开五指同时将手从头部附近移开，就像颅骨内部喷出了一团爆炸气浪。在卡塔克洛克当中，正面词汇一般包含着向上指的动作，负面词汇则包含着向下指的动作。有一位曾经四方游历的聋人村民曾经告诉其他人，竖起中指在西方世界有着很强的负面涵义。因此他们就在自己的手语当中添加了中指指向地面的动作用来表示“很糟糕的”。他们的手语词汇一直在不断进化，而语法则基本没什么变化。

第二代的语言总会比第一代的语言更复杂且更有序，传承了许多代人的语言自然会获得清晰的结构。巴厘岛北部农民使用的口语词汇量并不大，卡塔克洛克也不例外。目前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大约一千个手语词汇，但是本卡拉的聋人显然还知道更多词汇，并且还能通过组合现有的手语动作来表达新的意思。对于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养成亲密关系，就需要语言来揭露两颗心灵各自的秘密，从而获得彼此知悉的知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表达自我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一日三餐的烹饪，情欲的流露与满足，以及共同劳作的经历。 镶嵌在词语当中的意义对于这些人来说无非是爱情的点缀，而不是传递爱情的渠道。在这个社会，无论你是有听力者还是聋人，语言都不是你与世界互动的首要媒介。

吃过午饭之后，十四名男性穿上了纱笼布裙，两名女性穿上了蕾丝边的尼龙衬衫。就像绝大多数聋人一样，他们也能感知鼓皮的震动。他们的舞姿看上去与手语动作一脉相承。村子里的保安还向我展示了他们自创的武术套路。武术就是将手脚化为兵器。令我大感兴趣的是，眼前这套武术还与手语动作糅合在了一起。有一位名叫苏拉亚沙的年轻人一开始不好意思参加展示，后来在母亲的再三怂恿之下才亮出了拳脚。他一边展示着自己的能耐，一边反复用手语示意道：“看着我！”这套拳术不仅招式凌厉，而且还玩心十足。接下来女性舞者们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罐雪碧。男人们则提议去河里游泳。于是我们全都脱光衣服跳进了河里。我们的上方是挂蔓藤蔓的高耸山崖，有几位聋人顺势抓住藤蔓荡起了秋千。我在河里翻了好几个筋斗，岸上有人玩起了倒立。我们趁着游泳的工夫在河里布下了捕捉鳗鱼的鱼饵。有人在水下悄悄潜游到我身边，然后突然一猛子冒了出来。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用手语与我交流，交流当中洋溢着生机勃勃甚至兴高采烈的气息。尽管这些村民生活穷困并且身负残疾，但是此时此地的气氛却颇有田园风情。

第二天，坎塔将卡塔克洛克翻译成巴厘语，偶尔也会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跟我解释几句。格德将坎塔的巴厘语翻译成英语，偶尔也会用磕磕绊绊的卡塔克洛克向当地人解释几句。本卡拉的聋人村民们则会手舞足蹈地直接用手语与我交流。在这片语言丛林当中，只有依靠全体参与者的共同意志才能将交流推进下去。可以问的问题是有限的，因为许多语法结构都翻译不出来。比方说卡塔克洛克并没有条件时态，也没有表示种类的名词（例如“动物”或者“名字”之类的词），只有表示特定事物的名词（例如“奶牛”或者某个人的名字）。此外卡塔克洛克的使用者也无法询问“为什么”。

我见到了桑提亚一家。他本人是聋人，他的父母都有听力。他的妻子瑟宁.苏科斯蒂同样是聋人，她的父母也都是聋人。两人从小就青梅竹马。桑提亚的反应稍微慢一些，苏科斯蒂则是个聪颖活泼的人。当初苏科斯蒂之所以决定嫁给另一位聋人，是因为婆家人拥有足够夫妻俩耕作的土地。“我从来没有嫉妒过有听力的人，因为他们的日子并不会更好过。只要我们勤劳工作，也能像别人一样挣钱。我每天都要照看奶牛，撒种子，煮木薯。我能和村里的所有人交流。如果我住在其他村子里，我或许会希望自己有听力。但是我喜欢这里。”

桑提亚与苏科斯蒂一共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是聋人。他们的儿子苏阿拉.普特拉九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父母的有听力朋友们发现他也有听力。等到他十一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手语，如今已经很熟练了，尽管他觉得还是说话更流畅一些。二十出头的苏阿拉.普特拉经常为父母担任翻译。他从未想过放弃听力。“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只会一种语言，而我会两种。”但是他同样认为自己就算是聋人也会很快乐。话虽如此，接下来他又说：“我觉得我的父母想要一个有听力的孩子。倒不是说他们因为我有听力而更爱我，不过与我的兄弟相比我的确喝酒喝得更少，而且也不会总是向家里要钱。尽管如此，假如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聋人，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还能再融洽一些。”根据苏科斯蒂的说法，苏阿拉.普特拉的手语水平甚至还要超过他的聋人兄弟，因为口语使得他能够更轻松地表达复杂理念。

另一对夫妻桑迪与柯布雅与他们的两个聋人儿子纳加达以及苏达玛生活在一起。纳加达的妻子莫萨米有听力，她来自临近的村庄。纳加达也很高兴自己的四个孩子都有听力。“我们这里的聋人已经够多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家人全是聋人可算不上什么好事。”相比之下，苏达玛则坚持自己绝不会迎娶一个有听力的女人。“聋人必须团结在一起，”他说。“我希望与其他聋人一起生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是聋人。”

在这个村子里，人们谈论耳聋与听力的口吻就像我们所更熟悉的社会谈论身高或者种族一样。耳聋也好，有听力也罢，都是各有利弊的个人特征。他们既没有贬低耳聋的重要性，也没有遮掩耳聋在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是聋人还是有听力者，也不指望别人忘记这一点。本卡拉村的聋人们仅仅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除此之外在一切方面都非常自由。这份自由的先决条件是仅仅存在于这个村庄当中的语言流畅性。我来到这个村庄的目的是调查关于残疾的社会建构模型。后来我却意识到，只要耳聋不影响交流，就不会被视为残疾。